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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可以，但是没那么容易，因为这种病毒很容易发生突变，所以需要一定时间来研究。
英国剑桥大学及德国学者本周发表了一篇探讨新冠病毒传播溯源的研究报告，探讨新冠病毒从武汉到欧洲和北美的传播轨迹。研究发现，病毒毒株可分为A、B、C三种类型，而较为原始的版本"A型"虽然出现在武汉，但在武汉样本中更多的是变异的"B型"毒株，A型毒株在美国和澳洲研究样本上更为常见。题为"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谱系分析"（Phylogenetic network analysis of SARS-CoV-2 genomes）的研究报告是由英国及德国学者共同撰写，于4月8日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研究人员通过基因网络技术绘制出新型冠状病毒在人体的早期"进化途径"。该研究分析了从病患身上取得的前160份完整病毒基因组，得出新冠状病毒通过突变产生的不同病毒谱系。 "A、B、C"的全球分布 剑桥大学遗传学家、报告主要撰写人彼得·福斯特（Peter Forster）介绍，由于病毒发生了太多快速突变，研究人员无法完整追踪病毒的家族谱系，所以采用数学网络算法，同时找出所有可能的谱系。福斯特表示，这项技术最为人所知的用法是通过DNA追踪史前人类的动向。 研究团队从"全球共享流感数据倡议组织"（GISAID）的数据库中提取了2019年12月24日至2020年3月4日之间收集的160个样本，发现三种拥有密切遗传谱系的的新冠病毒类型，将其分成A、B、C三种类型。其中较为原始的毒株A型与在蝙蝠身上发现的毒株最接近。A型虽然也出现在武汉，但并非武汉最常见的毒株。 研究指出，曾经生活在武汉的美国人身上也找到此类毒株。研究发现A型更常出现在美国和澳洲感染者身上，而在武汉更常见的是从A型突变的B型毒株。总体而言，B型在东亚更为普遍，而且较少在未变异的情况下传播至其它地区。研究人员分析，原因可能是武汉出现了遗传学上的"奠基者效应"，或是东亚以外的人群更能"抵抗"这一型的毒株。 由B型变异而来的C型主要出现在欧洲，在早期的法国、意大利、瑞典和英国患者身上能找到。虽然在研究中的中国患者样本上没有出现C型，但见于新加坡、香港和韩国。 基本上，在疫情暴发的第一阶段，欧洲、美国和澳洲等东亚以外地区最常见的是A型和C型。B型则是在东亚最为常见。C型早期时出现在新加坡，这也是欧洲第一批感染者身上常见的毒株类型。 这一研究报告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起广泛讨论，认为这份报告可以成为新冠肺炎不是起源于武汉的佐证。报告主笔之一Peter Forster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鉴于中美之间的政治纠纷，他明白病毒起源的议题是"烫手山芋"，但这份报告以及他们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并不能给出明确解释。 至于为何A型病毒没有在武汉大范围感染，福斯特分析可能是"A型无法适应当地人的免疫系统"因此变异成B型，另一方面A型病株则适应了美国和澳洲人的免疫系统。 该研究团队目前正将其研究样本扩大至1001个病毒基因组。虽然研究结果尚未出炉，但福斯特表示，第一批感染以及病毒传播发生在去年9月中旬至12月初之间。研究人员认为，采用基因网络技术的分析方式将有助于预测下一个疫情暴发的地点。以意大利为例，意大利的"一号病人"起初被认为是曾与前往武汉的熟人接触而感染，但后者身上并未验出病毒，寻找"零号病人"的过程最终陷入死胡同。福斯特的研究则发现，意大利最早的感染案例或可追溯至1月27日被通报感染的一名德国患者，另一名初期的意大利感染病例则与"新加坡感染群"有关。
应该是无从找到病毒根源了，因为变异也是算蛮多次了，让病毒都改变了基因了。
港大研究团队使用他米巴罗汀干粉制剂分别给小鼠和仓鼠做实验，以验证该制剂对不同的病毒都有治疗效果。当中小鼠用于流感病毒，仓鼠用于新冠病毒。步骤一：共三组仓鼠，在病毒感染前分别通过气管内给予同等剂量的安慰剂（盐水）、瑞德西韦、他米巴罗汀干粉制剂。步骤二：给药后两小时，通过鼻内滴注的方式令仓鼠感染新冠病毒。步骤三：四天后，将仓鼠进行安乐死后，通过检测其肺病毒载量、检查肺组织病理变化，发现他米巴罗汀干粉制剂的抗新冠病毒活性与瑞德西韦相当。
彼得·福斯特。新冠最早的论文是来自德国和英国的研究团队共同撰写，第一作者为英国剑桥大学的彼得·福斯特(Peter Forster)博士。福斯特介绍，此次研究目的是为了确定“原始病毒类型”。
目前流行的奥密克戎变异BA.2毒株已成为主要流行新冠毒株，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无症状感染者增高。资料显示大约有95%的感染者为无症状感染或轻型病例，那么是不是说，风险已经降低了呢？根据权威研究显示，有两类人的风险仍然很高。 近期英国剑桥大学Tommy Nyberg教授团队发表于《柳叶刀》杂志的一项大型全国性研究，收集了英国本土超过100万新冠患者的数据，从研究数据可以明确以下几点： 1、可以再感染。新冠患者痊愈后，可以再感染新冠病毒，其感染奥密克戎的概率接近10%。这些再感染患者一般都是在3个月前感染过新冠病毒。说明新冠病毒抗体的滴度并不能长期存在，而且抗体对变异的病毒作用也会减弱，和新冠疫苗注射的效果类似。 2、病情减轻。奥密克戎感染症状较轻，与德尔塔相比，住院风险下降59%，死亡风险下降69%。研究还指出，奥密克戎感染的患者，整体就诊的风险比感染德尔塔病毒降低44%。从目前国内奥密克戎感染的情况看，整体上无症状患者居多，其次大多数是轻症患者，极少出现重症感染。 3、低龄人群风险高。研究显示，0~9岁的儿童，奥密克戎感染的住院风险仍然高于德尔塔毒株。 4、高龄人群风险高。70岁以上年龄风险下降少，但较德尔塔病毒仍然有所下降，下降率达到50%以上。 5、疫苗保护能力下降。这比较好理解，因为现有的疫苗主要针对德尔塔病毒研发，奥密克戎的变异较明显，因此存在较明显的免疫逃逸现象。但对于接种第三针加强针的人，仍然能提供70%的保护效果。 疫苗保护效果减弱，而患者症状减轻，住院风险减少，进一步说明奥密克戎的毒力在减弱。 本次奥密克戎主要感染的是上呼吸道，由于儿童的气道较短，症状可能会更加明显。另外，这两类人群疫苗的接种率可能没有成人高，由于年龄的特点，本身存在免疫力低下的问题，加上老年人存在较多基础性疾病，所以，这2类人的住院风险需要高度重视。 结合目前国内疫情传播情况，建议在疫情防控方面，针对风险较高的低龄儿童和老年群体，继续加强疫苗注射，提供切实可行的防护措施，有利于减少住院风险。
很难，根据他们的研究结果来看，在新冠变成三种毒株上，很难找到病毒的根源，只是给我们指向了一个病毒，可能的出处让我们对病毒的起源有新的认识。
我觉得可以，但是没那么容易，因为这种病毒很容易发生突变，所以需要一定时间来研究。
彼得·福斯特。新冠最早的论文是来自德国和英国的研究团队共同撰写，第一作者为英国剑桥大学的彼得·福斯特(Peter Forster)博士。福斯特介绍，此次研究目的是为了确定“原始病毒类型”。
2020年以来，对于新冠病毒的传播力度和影响力我相信不少人也看到了。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北京时间4月11日06时30分，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168万例，共计1681964例，然而在新冠病毒蔓延之际，我们又迎来了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那就是“新冠病毒基因突变”。
这意味着我们对新冠病毒的控制力度可以说又更加的困难一点，并且在突变之后的新冠病毒已经非常适应在人体内生存。
新冠病毒基因突变发展到什么状态？
在最新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报告之中，我们也看到了在全球已经变异成了“3种毒株”，所以这已经算是“正在快速突变”。当然接下来是否会演变更多的毒株暂时无法确定，这3种毒株只是我们暂时的一个观察。
并且在4月10日的时候，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也发表了对这个突变的说法，那就是“传播力比较大，比起流感，它有高20倍以上的死亡率，这个问题值得重视。”
英国科学家表示，对于这变异成的3种不同的毒株，它们也是以适应不同人群中的免疫系统抵抗力，而对于这些病毒变体，还有一个问题被“挖掘”出来，那就是在一些美国人身上发现的病毒变体与蝙蝠中发现的病毒关系最密切。
所以说这个问题再次又指向了蝙蝠身上，在病毒的初期，不少的研究就将病毒指向了蝙蝠，最后还有研究说可能是穿山甲等等，但是结果都没有一个准确答案去说明，到底是不是在这些动物身上出现的，所以具体还要等待新的研究结论才行。
3种毒株是如何被发现的？
根据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的论文作者剑桥大学遗传学家彼得·福斯特（Peter Forster）博士表示，通过分析“从患者身上发现的第一批160个完整的病毒基因组序列发现，与在蝙蝠身上发现的最接近的变异主要在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患者身上”，而不是在中国武汉患者身上。”
他们使用的是2019年12月24日至2020年3月4日期间从世界各地采集的样本数据。在研究之中，科学研究人员们将三个截然不同但密切相关的变体，被称之为A、B和C。
而在A、B、C之中，A型是与在蝙蝠中发现中最接近的冠状病毒类型，即原始的人类病毒基因组。该病毒基因组存在于武汉，但不是武汉地区的主要病毒类型。反而是在国外人的身上发现可能较多。根据科学报告指出，研究人员们在居住于武汉的美国人身上发现了突变的A型病毒，在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患者中也发现了大量的A型病毒，所以说变异的问题可能在他们身上最为明显。
而武汉患者主要是B型，并在东亚各地的患者中存在，C型病毒是主要的欧洲类型，在本次的研究之中，我国大陆是没有这种病毒类型，但在新加坡、中国香港和韩国都有发现。
所以说综合这个情况来看，研究结果认为A型病毒与蝙蝠和穿山甲中发现的病毒关系最密切，研究人员将其描述为疫情暴发的根源。B型病毒由A型衍生而来，被两个突变分开，然后C型反过来又是B型的“女儿”。
通过A型能否找到病毒根源？
当然，从这个研究的情况来看，A型是如今的一个重点，因为它是与蝙蝠和穿山甲中发现的病毒关系最密切，这也是我们一直指向病毒可能的一个出处，而刚最接近的A型病毒在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患者中的发现最为明确，所以说这可能会再次改变我们对病毒的一个起源新认识。
根据科学研究者福斯特表示“病毒有太多的快速突变，无法完整地追踪Covid-19家谱”，所以需要找到根源，还是比较困难。
但是从如今的病毒变异群体的一个研究来看，该病毒确实可能出现一个转变，如果能够从大量具有A型的患者身上缓慢的找到根源，那么对我们未来的疫苗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帮助，如今这篇论文报告直接说明了A型病毒是关系最大的，其他都是分别衍生出来的。
所以赶快去看看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患者中，发现大量的A型病毒的人，是如何出现这种情况的，也许能够找到真正的答案
整体上来说，这项研究的变异问题确实指向到了国外的某些群体，但是我们也只能作为参考，毕竟如今我们还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至于最终病毒到底是如何出现的，我们就等待权威科学结论，如今我们是要全球努力进行控制才行，不要在指责了。
彼得·福斯特。新冠最早的论文是来自德国和英国的研究团队共同撰写，第一作者为英国剑桥大学的彼得·福斯特(Peter Forster)博士。福斯特介绍，此次研究目的是为了确定“原始病毒类型”。
用“某度学术”，搜A Structure for Deoxyribose Nucleic Acid ，J. D. Watson and F. H. C. Crick。这是他俩那篇著名的论文。
沃森Watson, James Dewey美国生物学家克里克Crick, Francis Harry Compton英国生物物理学家20世纪50年代初，英国科学家威尔金斯等用X射线衍射技术对DNA结构潜心研究了3年，意识到DNA是一种螺旋结构。女物理学家富兰克林在1951年底拍到了一张十分清晰的DNA的X射线衍射照片。1952年，美国化学家鲍林发表了关于DNA三链模型的研究报告，这种模型被称为α螺旋。沃森与威尔金斯、富兰克林等讨论了鲍林的模型。威尔金斯出示了富兰克林在一年前拍下的DNAX射线衍射照片，沃森看出了DNA的内部是一种螺旋形的结构，他立即产生了一种新概念：DNA不是三链结构而应该是双链结构。他们继续循着这个思路深入探讨，极力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集中起来。根据各方面对DNA研究的信息和自己的研究和分析，沃森和克里克得出一个共识：DNA是一种双链螺旋结构。这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发现！沃森和克里克立即行动，马上在实验室中联手开始搭建DNA双螺旋模型。从1953年2月22日起开始奋战，他们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终于在3月7日，将他们想像中的美丽无比的DNA模型搭建成功了。沃森、克里克的这个模型正确地反映出DNA的分子结构。此后，遗传学的历史和生物学的历史都从细胞阶段进入了分子阶段。由于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在DNA分子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他们分享1962年的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詹姆斯·沃森沃森（出生于1928年）美国生物学家.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在DNA被确认为遗传物质之后，生物学家们不得不面临着一个难题：DNA应该有什么样的结构，才能担当遗传的重任？它必须能够携带遗传信息，能够自我复制传递遗传信息，能够让遗传信息得到表达以控制细胞活动，并且能够突变并保留突变。这4点，缺一不可，如何建构一个DNA分子模型解释这一切？当时主要有三个实验室几乎同时在研究DNA分子模型。第一个实验室是伦敦国王学院的威尔金斯、弗兰克林实验室，他们用X射线衍射法研究DNA的晶体结构。当X射线照射到生物大分子的晶体时，晶格中的原子或分子会使射线发生偏转，根据得到的衍射图像，可以推测分子大致的结构和形状。第二个实验室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大化学家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实验室。在此之前，鲍林已发现了蛋白质的a螺旋结构。第三个则是个非正式的研究小组，事实上他们可说是不务正业。23岁的年轻的遗传学家沃森于1951年从美国到剑桥大学做博士后时，虽然其真实意图是要研究DNA分子结构，挂着的课题项目却是研究烟草花叶病毒。比他年长12岁的克里克当时正在做博士论文，论文题目是“多肽和蛋白质：X射线研究”。沃森说服与他分享同一个办公室的克里克一起研究DNA分子模型，他需要克里克在X射线晶体衍射学方面的知识。他们从1951年10月开始拼凑模型，几经尝试，终于在1953年3月获得了正确的模型。关于这三个实验室如何明争暗斗，互相竞争，由于沃森一本风靡全球的自传《双螺旋》而广为人知。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沃森和克里克既不像威尔金斯和弗兰克林那样拥有第一手的实验资料，又不像鲍林那样有建构分子模型的丰富经验（他们两个人都是第一次建构分子模型），却能在这场竞赛中获胜？这些人中，除了沃森，都不是遗传学家，而是物理学家或化学家。威尔金斯虽然在1950年最早研究DNA的晶体结构，当时却对DNA究竟在细胞中干什么一无所知，在1951年才觉得DNA可能参与了核蛋白所控制的遗传。弗兰克林也不了解DNA在生物细胞中的重要性。鲍林研究DNA分子，则纯属偶然。他在1951年11月的《美国化学学会杂志》上看到一篇核酸结构的论文，觉得荒唐可笑，为了反驳这篇论文，才着手建立DNA分子模型。他是把DNA分子当作化合物，而不是遗传物质来研究的。这两个研究小组完全根据晶体衍射图建构模型，鲍林甚至根据的是30年代拍摄的模糊不清的衍射照片。不理解DNA的生物学功能，单纯根据晶体衍射图，有太多的可能性供选择，是很难得出正确的模型的。沃森在1951年到剑桥之前，曾经做过用同位素标记追踪噬菌体DNA的实验，坚信DNA就是遗传物质。据他的回忆，他到剑桥后发现克里克也是“知道DNA比蛋白质更为重要的人”。但是按克里克本人的说法，他当时对DNA所知不多，并未觉得它在遗传上比蛋白质更重要，只是认为DNA作为与核蛋白结合的物质，值得研究。对一名研究生来说，确定一种未知分子的结构，就是一个值得一试的课题。在确信了DNA是遗传物质之后，还必须理解遗传物质需要什么样的性质才能发挥基因的功能。像克里克和威尔金斯，沃森后来也强调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一书对他的重要影响，他甚至说他在芝加哥大学时读了这本书之后，就立志要破解基因的奥秘。如果这是真的，我们就很难明白，为什么沃森向印第安那大学申请研究生时，申请的是鸟类学。由于印第安那大学动物系没有鸟类学专业，在系主任的建议下，沃森才转而从事遗传学研究。当时大遗传学家赫尔曼·缪勒（Hermann Muller）恰好正在印第安那大学任教授，沃森不仅上过缪勒关于“突变和基因”的课（分数得A），而且考虑过要当他的研究生。但觉得缪勒研究的果蝇在遗传学上已过了辉煌时期，才改拜研究噬菌体遗传的萨尔瓦多·卢里亚（Salvador Luria）为师。但是，缪勒关于遗传物质必须具有自催化、异催化和突变三重性的观念，想必对沃森有深刻的影响。正是因为沃森和克里克坚信DNA是遗传物质，并且理解遗传物质应该有什么样的特性，才能根据如此少的数据，做出如此重大的发现。他们根据的数据仅有三条：第一条是当时已广为人知的，即DNA由6种小分子组成：脱氧核糖，磷酸和4种碱基（A、G、T、C），由这些小分子组成了4种核苷酸，这4种核苷酸组成了DNA.第二条证据是最新的，弗兰克林得到的衍射照片表明，DNA是由两条长链组成的双螺旋，宽度为20埃。第三条证据是最为关键的。美国生物化学家埃尔文·查戈夫（Erwin Chargaff）测定DNA的分子组成，发现DNA中的4种碱基的含量并不是传统认为的等量的，虽然在不同物种中4种碱基的含量不同，但是A和T的含量总是相等，G和C的含量也相等。查加夫早在1950年就已发布了这个重要结果，但奇怪的是，研究DNA分子结构的这三个实验室都将它忽略了。甚至在查加夫1951年春天亲访剑桥，与沃森和克里克见面后，沃森和克里克对他的结果也不加重视。在沃森和克里克终于意识到查加夫比值的重要性，并请剑桥的青年数学家约翰·格里菲斯（John Griffith）计算出A吸引T，G吸引C，A＋T的宽度与G＋C的宽度相等之后，很快就拼凑出了DNA分子的正确模型。沃森和克里克在1953年4月25日的《自然》杂志上以1000多字和一幅插图的短文公布了他们的发现。在论文中，沃森和克里克以谦逊的笔调，暗示了这个结构模型在遗传上的重要性：“我们并非没有注意到，我们所推测的特殊配对立即暗示了遗传物质的复制机理。”在随后发表的论文中，沃森和克里克详细地说明了DNA双螺旋模型对遗传学研究的重大意义：一、它能够说明遗传物质的自我复制。这个“半保留复制”的设想后来被马修·麦赛尔逊（Matthew Meselson）和富兰克林·斯塔勒（Franklin W.Stahl）用同位素追踪实验证实。二、它能够说明遗传物质是如何携带遗传信息的。三、它能够说明基因是如何突变的。基因突变是由于碱基序列发生了变化，这样的变化可以通过复制而得到保留。但是遗传物质的第四个特征，即遗传信息怎样得到表达以控制细胞活动呢？这个模型无法解释，沃森和克里克当时也公开承认他们不知道DNA如何能“对细胞有高度特殊的作用”。不过，这时，基因的主要功能是控制蛋白质的合成，这种观点已成为一个共识。那么基因又是如何控制蛋白质的合成呢？有没有可能以DNA为模板，直接在DNA上面将氨基酸连接成蛋白质？在沃森和克里克提出DNA双螺旋模型后的一段时间内，即有人如此假设，认为DNA结构中，在不同的碱基对之间形成形状不同的“窟窿”，不同的氨基酸插在这些窟窿中，就能连成特定序列的蛋白质。但是这个假说，面临着一大难题：染色体DNA存在于细胞核中，而绝大多数蛋白质都在细胞质中，细胞核和细胞质由大分子无法通过的核膜隔离开，如果由DNA直接合成蛋白质，蛋白质无法跑到细胞质。另一类核酸RNA倒是主要存在于细胞质中。RNA和DNA的成分很相似，只有两点不同，它有核糖而没有脱氧核糖，有尿嘧啶（U）而没有胸腺嘧啶（T）。早在1952年，在提出DNA双螺旋模型之前，沃森就已设想遗传信息的传递途径是由DNA传到RNA，再由RNA传到蛋白质。在1953～1954年间，沃森进一步思考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基因表达时，DNA从细胞核转移到了细胞质，其脱氧核糖转变成核糖，变成了双链RNA，然后再以碱基对之间的窟窿为模板合成蛋白质。这个过于离奇的设想在提交发表之前被克里克否决了。克里克指出，DNA和RNA本身都不可能直接充当连接氨基酸的模板。遗传信息仅仅体现在DNA的碱基序列上，还需要一种连接物将碱基序列和氨基酸连接起来。这个“连接物假说”，很快就被实验证实了。1958年，克里克提出了两个学说，奠定了分子遗传学的理论基础。第一个学说是“序列假说”，它认为一段核酸的特殊性完全由它的碱基序列所决定，碱基序列编码一个特定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决定了蛋白质的三维结构。第二个学说是“中心法则”，遗传信息只能从核酸传递给核酸，或核酸传递给蛋白质，而不能从蛋白质传递给蛋白质，或从蛋白质传回核酸。沃森后来把中心法则更明确地表示为遗传信息只能从DNA传到RNA，再由RNA传到蛋白质，以致在1970年发现了病毒中存在由RNA合成DNA的反转录现象后，人们都说中心法则需要修正，要加一条遗传信息也能从RNA传到DNA.事实上，根据克里克原来的说法，中心法则并无修正的必要。碱基序列是如何编码氨基酸的呢？克里克在这个破译这个遗传密码的问题上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有20种，而碱基只有4种，显然，不可能由1个碱基编码1个氨基酸。如果由2个碱基编码1个氨基酸，只有16种（4的2次方）组合，也还不够。因此，至少由3个碱基编码1个氨基酸，共有64种组合，才能满足需要。1961年，克里克等人在噬菌体T4中用遗传学方法证明了蛋白质中1个氨基酸的顺序是由3个碱基编码的（称为1个密码子）。同一年，两位美国分子遗传学家马歇尔·尼伦伯格（Marshall Nirenberg）和约翰·马特哈伊（John Matthaei）破解了第一个密码子。到1966年，全部64个密码子（包括3个合成终止信号）被鉴定出来。作为所有生物来自同一个祖先的证据之一，密码子在所有生物中都是基本相同的。人类从此有了一张破解遗传奥秘的密码表。DNA双螺旋模型（包括中心法则）的发现，是20世纪最为重大的科学发现之一，也是生物学历史上惟一可与达尔文进化论相比的最重大的发现，它与自然选择一起，统一了生物学的大概念，标志着分子遗传学的诞生。这门综合了遗传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和信息学，主宰了生物学所有学科研究的新生学科的诞生，是许多人共同奋斗的结果，而克里克、威尔金斯、弗兰克林和沃森，特别是克里克，就是其中最为杰出的英雄。克里克弗朗西斯·哈里·康普顿·克里克（Francis Harry Compton Crick 1916.6.8——2004.7.28）生于英格兰中南部一个郡的首府北安普敦。小时酷爱物理学。1934年中学毕业后，他考入伦敦大学物理系，3年后大学毕业，随即攻读博士学位。然而，1939年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断了他的学业，他进入海军部门研究鱼雷，也没有什么成就。待战争结束，步入"而立之年"的克里克在事业上仍一事无成。1950年，也就是他34岁时考入剑桥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学位，想在著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研究基本粒子。这时，克里克读到著名物理学家薛定谔的一本书《生命是什么》，书中预言一个生物学研究的新纪元即将开始，并指出生物问题最终要靠物理学和化学去说明，而且很可能从生物学研究中发现新的物理学定律。克里克深信自己的物理学知识有助于生物学的研究，但化学知识缺乏，于是开始发愤攻读有机化学、X射线衍射理论和技术，准备探索蛋白质结构问题。1951年，美国一位23岁的生物学博士沃森来到卡文迪什实验室，他也受到薛定谔《生命是什么》的影响。克里克同他一见如故，开始了对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DNA分子结构的合作研究。他们虽然性格相左，但在事业上志同道合。沃森生物学基础扎实，训练有素；克里克则凭借物理学优势，又不受传统生物学观念束缚，常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思考问题。他们二人优势互补，取长补短，并善予吸收和借鉴当时也在研究DNA分子结构的鲍林、威尔金斯和弗兰克林等人的成果，结果经不足两年时间的努力便完成了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模型。而且，克里克以其深邃的科学洞察力，不顾沃森的犹豫态度，坚持在他们合作的第一篇论文中加上“DNA的特定配对原则，立即使人联想到遗传物质可能有的复制机制”这句话，使他们不仅发现了DNA的分子结构，而且丛结构与功能的角度作出了解释。1962年，46岁的克里克同沃森、威尔金斯一道荣获诺贝尔生物学或医学奖。后来，克里克又单独首次提出蛋白质合成的中心法则，即遗传密码的走向是：DNA→RNA→蛋白质。他在遗传密码的比例和翻译机制的研究方面也做出了贡献。1977年，克里克离开了剑桥，前往加州圣地亚哥的索尔克研究院担任教授。2004年7月28日深夜，弗朗西斯·克里克在与结肠癌进行了长时间的搏斗之后，在加州圣地亚哥的桑顿医院里逝世，享年88岁。
英国剑桥大学及德国学者本周发表了一篇探讨新冠病毒传播溯源的研究报告，探讨新冠病毒从武汉到欧洲和北美的传播轨迹。研究发现，病毒毒株可分为A、B、C三种类型，而较为原始的版本"A型"虽然出现在武汉，但在武汉样本中更多的是变异的"B型"毒株，A型毒株在美国和澳洲研究样本上更为常见。题为"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谱系分析"（Phylogenetic network analysis of SARS-CoV-2 genomes）的研究报告是由英国及德国学者共同撰写，于4月8日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研究人员通过基因网络技术绘制出新型冠状病毒在人体的早期"进化途径"。该研究分析了从病患身上取得的前160份完整病毒基因组，得出新冠状病毒通过突变产生的不同病毒谱系。 "A、B、C"的全球分布 剑桥大学遗传学家、报告主要撰写人彼得·福斯特（Peter Forster）介绍，由于病毒发生了太多快速突变，研究人员无法完整追踪病毒的家族谱系，所以采用数学网络算法，同时找出所有可能的谱系。福斯特表示，这项技术最为人所知的用法是通过DNA追踪史前人类的动向。 研究团队从"全球共享流感数据倡议组织"（GISAID）的数据库中提取了2019年12月24日至2020年3月4日之间收集的160个样本，发现三种拥有密切遗传谱系的的新冠病毒类型，将其分成A、B、C三种类型。其中较为原始的毒株A型与在蝙蝠身上发现的毒株最接近。A型虽然也出现在武汉，但并非武汉最常见的毒株。 研究指出，曾经生活在武汉的美国人身上也找到此类毒株。研究发现A型更常出现在美国和澳洲感染者身上，而在武汉更常见的是从A型突变的B型毒株。总体而言，B型在东亚更为普遍，而且较少在未变异的情况下传播至其它地区。研究人员分析，原因可能是武汉出现了遗传学上的"奠基者效应"，或是东亚以外的人群更能"抵抗"这一型的毒株。 由B型变异而来的C型主要出现在欧洲，在早期的法国、意大利、瑞典和英国患者身上能找到。虽然在研究中的中国患者样本上没有出现C型，但见于新加坡、香港和韩国。 基本上，在疫情暴发的第一阶段，欧洲、美国和澳洲等东亚以外地区最常见的是A型和C型。B型则是在东亚最为常见。C型早期时出现在新加坡，这也是欧洲第一批感染者身上常见的毒株类型。 这一研究报告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起广泛讨论，认为这份报告可以成为新冠肺炎不是起源于武汉的佐证。报告主笔之一Peter Forster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鉴于中美之间的政治纠纷，他明白病毒起源的议题是"烫手山芋"，但这份报告以及他们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并不能给出明确解释。 至于为何A型病毒没有在武汉大范围感染，福斯特分析可能是"A型无法适应当地人的免疫系统"因此变异成B型，另一方面A型病株则适应了美国和澳洲人的免疫系统。 该研究团队目前正将其研究样本扩大至1001个病毒基因组。虽然研究结果尚未出炉，但福斯特表示，第一批感染以及病毒传播发生在去年9月中旬至12月初之间。研究人员认为，采用基因网络技术的分析方式将有助于预测下一个疫情暴发的地点。以意大利为例，意大利的"一号病人"起初被认为是曾与前往武汉的熟人接触而感染，但后者身上并未验出病毒，寻找"零号病人"的过程最终陷入死胡同。福斯特的研究则发现，意大利最早的感染案例或可追溯至1月27日被通报感染的一名德国患者，另一名初期的意大利感染病例则与"新加坡感染群"有关。
日前，CGTN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采访了彼得·福斯特（Peter Forster）博士，就研究内容进行了解答。↓↓↓ 福斯特介绍，此次研究目的是为了确定“原始病毒类型”。 因为有太多的快速突变，传统手段很难清晰地追踪COVID-19家族树，研究人员专门使用了一种“数学网络算法”技术。此前，该技术主要用于分析DNA以绘制史前人类种群活动图。这是其第一次被用来追踪冠状病毒的感染途径。 研究人员分析了自2019年12月24日至2020年3月4日期间从世界各地采集的160个新冠病毒（SARS-Cov-2）基因组的数据，发现了三个主要SARS-Cov-2变体，并根据氨基酸变化不同将其命名为A、B和C型。 其中A型病毒与蝙蝠及穿山甲体内发现的冠状病毒最为接近，为原始病毒类型，B型衍生自A型，C型衍生自B型。此外，三类变体在全球的分布范围不同，差异极大。A和C型多发现于欧洲人和美国人中，B型是东亚最常见的类型。 福斯特说，在武汉疫情明显时首先被发现的一个基因组是B型病毒。研究人员当时误以为B型是原始病毒，但事实并非如此，A型才是原始病毒，当时在武汉只是少数，不过B型之后成了武汉疫情暴发期间的主要病毒类，并且进一步突变为C型。 研究发现，感染A型的样本将近一半来自东亚以外地区，主要位于美国和澳大利亚，且三分之二美国样本感染的是A型。此外，A型虽然最早出现在武汉，但武汉只有极少的感染病例。有些曾在武汉生活过的美国人被发现携带A型病毒基因组。而B型主要分布于中国及东亚地区，亚洲以外的B型基因组都发生了突变。 C型是在欧洲传播的主要病毒类型，在美国和巴西也都有发现；但在中国大陆的感染样本中未被发现，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皆有分布。 福斯特表示，研究表明新冠肺炎的首例感染病例可能是由蝙蝠传到人，并发生在2019年9月13日到12月7日之间。因此2019年12月24日从武汉采样的病毒基因组根本不能准确地告诉我们疾病的起源
英剑桥大学确认，全球三种不同毒株，美中都有！谁才是源头？
英国剑桥大学分析了从去年12月到3月份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的发展史，发现了三种不同的密切相关的毒株，对这些类型毒株分析表明，最原始A型病毒可能来自穿山甲和蝙蝠向人类传染，研究人员发现，A型病毒最大的流行地是美国和澳大利亚，总共有超过40万例的COVID-19病例！
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的流行发展地图
剑桥大学的彼得·福斯特（Peter Forster）博士及其团队发现，英国和瑞士以及法国、比利时与德国和荷兰的病毒以B型为主，C型这是B型的另一种变异病毒，因此团队认为，SARS-COV-2正在以快速变异而适应全球不同人群的免疫系统！
新型冠状病毒全球蔓延地图
英国的四分之三样本中都是B型病毒，欧洲极大部分都是型为主！从2019年12月份24日到3月4日的样本中确认，A、B、C三种病毒的关系是A为最原始的毒株，B为A的变异，C则为B的变异！福斯特博士团队发现，在中国流行的病毒中，主要是A和B，C是B的变种却没有在中国流行，这表明C型是在独立产生变异后传播的！
三个变种之间的关系
福斯特博士团队发现，B型病毒的大量样本中，在中国发现的一直没有变异，他认为这种病毒已经非常适应这个区域的人体环境！而在A毒株在中国流行规模并不大，但福斯特博士发现在美国西海岸仍然被大量传播！而且和东海岸流行的B型毒株都早已在一月份就已经发现，但研究人员获得的样本太少，无法进一步做分析！
不同冠状病毒基因组的分解图
早先的样本表明，C类是欧洲常见的类型，但最近的数据表明B类也在快速传播，从瑞士患者身上采集的31个SARS-CoV-2样本中，除了一个样本，其余全部属于B类。而当前正在快速爆发中的纽约市采集的样本表明，这种感染是在2月底从欧洲传入纽约的！
西奈山伊坎医学院和纽约大学的科学家研究了数千个冠状病毒患者样本后得出结论美东如纽约州的患者病毒来自欧洲，属于B类。
病毒源头到底来自哪里？
剑桥大学的研究团队经过分析获得的样本后，认为现在全球正在爆发新冠疫情病毒源头来自中国武汉，而从这些样本的分析上却是证实了这一点，福斯特博士称原来认为在中国爆发的病毒可能都是最原始的A类，但B类也被发现，这有些处于福斯特博士的预料。
而追踪病毒基因的发展则可以了解到，纽约的爆发主要是欧洲的影响，时间是在2月底，过了潜伏期后在3月份开始了大爆发！自西奈山纽约大学伊坎医学院和格罗斯曼医学院的科学家研究了数千种冠状病毒患者样本的DNA后，得出的结论是，首批将病毒带入城市的旅行者来自欧洲，而不是亚洲。（纽约时报报道）
冠状病毒DNA“迁徙”路线
但种花家必须要提醒一下的是这些样本提供的先后和有保留提供的这些信息非常关键，比如在中国和美国都有最原始的A类病毒，而在一月底由于福斯特博士获得的样本太少，并没有作出结论，而早先在美国流感期患者的样本是否也请加入检测，以免福斯特博士得出有失偏颇的结论。
从这一点看，至少美国甩锅已经失败了
剑桥大学的福斯特博士团队提供了详细的追踪记录，表示在美国的爆发的疫情是二月底开始潜伏在三月初爆发的，这表示中国的预警给了他们足够的时间，因为早在一月中下旬中国就发出警告了，而美国“第一例”输入性新冠肺炎患者确诊是在1月31日，如果此时美国加强管控，完全不会有“现在”爆发的后果，而马首是瞻的西方国家，估计也不会搞到现在人仰马翻了！
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福斯特博士判断的源头在中国的假设性结论上，但到现在为止福斯特手中的样本仅仅是部分数据，我们不确定博士的团队是否有美国去年流感疫情中疑似疫情的病例样本，在判断疫情真正源头的结论上，还需要更多的详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