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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文艺学学科是安徽省重点学科，有着深厚的历史积累，现已形成以方锡球教授为核心的学科队伍，凝练成四个稳定而富有特色的研究方向。一、发展历史1、历史悠久：早在20世纪20年代省立安徽大学时期，中国文学系就开展了文学批评的教学与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在汪长辉教授、顾祖钊教授等的带领下，逐步建构了文艺学学科基础。2、四次跨越：世纪之交，文艺理论教研室抓住机遇，迅猛发展，8年实现了4次跨越。2001年文艺学学科组建，形成了以方锡球教授为核心的学科队伍；2002年，文艺学学科被遴选为校级重点扶持学科；2006年被批准为安庆师范学院重点学科；2008年获批为安徽省级重点学科。二、学科带头人安徽省重点学科文艺学学科带头人方锡球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安徽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安徽省高等学校学科拔尖人才，安徽省教学名师，省级教学团队汉语言文学团队负责人，省精品课程《文学概论》负责人，省重点研究基地皖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带头人，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基地“双研部”部长，国家级教学团队人文教育团队主要成员，黄梅戏研究所所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方锡球教授长期致力于明清诗学研究，其中许学夷诗学理论、方以智诗学思想研究和从前七子到叶燮的“诗变论”研究，起点高，成果多，学术水平在国内居领先位置，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方锡球教授现主持2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诗学与‘诗变’论——从前七子到叶燮”（07BZW041）、 “黄梅戏改革与传承研究”（07BB19），主持省部级项目2项；本学科组建以来，方锡球教授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权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3部，参编教材1部；获各级各类成果奖18项，其中省社科优秀成果奖4项。三、科研成果近年来学科组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4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项目3项，教育厅项目4项。四、研究方向文艺学重点学科凝练为4个颇具特色的研究方向，分别是文学基本原理、古代文论、文艺美学、西方文论。 本学科融汇最新理论成果，以有目的、有意义的言语运用作为研究对象，探索言语行为与人类历史、社会活动、民族文化、社会习俗、生存环境、生存状态、主体心理之间的关系，揭示言语行为、言语运用的基本原则与基本规律，考察探析应用语言学的覆盖领域和理论规律。从教师忌语、行政用语、礼貌语言、戏曲语言等角度和领域入手，提炼多层次汉语言交际原则、话语隐性意图理解规则、骂詈语言构成原则、汉语话语构建的文化模式等语用模式与规则，分析概括戏曲语言的种种特征和一般规律，为应用语言学的深入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学科带头人江结宝教授现主持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黄梅戏语言及文化研究”等科研项目3项；近五年在《语言文字应用》、《修辞学习》等期刊发表论文17篇，出版《骂詈语言研究》、《言语交际论稿》等学术专著。近年来，本学科组成员在《语言文字应用》、《古汉语研究》《戏曲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3部；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4项，主持厅级科研项目4项。 本学科立足皖江文化语境，借鉴中西方语言学研究最新成果，探索修辞学与语用学跨学科发展的途径。运用西方语用学、言语行为学和文化语言学等理论，探索黄梅戏语言的音韵特色与文化意蕴，研究安徽安庆方言的语言学及文化语言学特点，凸现汉语语用研究的地域性特色。学科组成员还借鉴敦煌学研究方法，充分利用现存文献资料，开展徽州契约文书及方俗难词研究，发掘其中丰富的语言文化信息，以个案考察和特定的语用学资源推进本学科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学科带头人鲍红教授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安徽安庆方言的语言学及文化语言学研究”和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安庆方言中的虚词研究”。储小旵博士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元以来契约文书俗字研究”。近年来，本学科组成员在《中国语文》、《方言》、《古汉语研究》、《语言文字应用》等期刊发表论文90余篇，出版专著6部；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参加1项，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5项、参加3项，主持厅级科研项目8项；获各级各类科研奖2项。 本学科组成员以古典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科学运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的理论和方法，充分发挥电子文献便于检索的优长，博古通今，订讹辨误，开展扎实的文献整理与史料学研究以及学术史研究，形成了3个稳定的研究方向：语言学文献研究、文学文献与文化研究、史学文献与文化研究。学科带头人刘敬林教授为安徽省精品课程“古代汉语”主持人，近年来在《中国语文》、《方言》、《古汉语研究》、《红楼梦学刊》等期刊发表论文28篇，出版《〈汉语大词典〉释义论稿》、《北京方言词谐音语理据研究》、《〈金瓶梅〉方俗难词辨释》等学术专著；其他成员整理出版康熙六十年《安庆府志》、《马其昶著作三种》等重要文献。近年来，本学科组成员在《中国语文》、《方言》、《古汉语研究》、《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7部；主持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项目“桐城派名家文集”、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项目“《杜荀鹤文集》校注”等省部级科研项目5项，厅级科研项目7项；获各级各类科研奖3项。 本学科组成员将接受美学、文学阐释学等西方理论与中国传统解读方法相结合，考察重要诗歌经典在历代文学批评中的接受情况和文学创作中的审美改写与化用情况，注重对选本类文学总集特别是明清时代文学选本的评点进行研究；以中西比较的宏阔视野、扎实的文献考辨和深邃的理论分析相结合的论证操作，探讨中国诗学、词学史上重大问题和薄弱环节，不断推进中国诗学、词学研究的发展；深入发掘明清以来的皖江地区的丰富的文学文化资源，着力彰显学科的地域文化特色。本学科经过多年的建设与积淀，拥有先秦文学、唐宋诗词与诗学、明清文学与文论、近代文学与安徽文化等四个成熟的研究方向，是安庆师范学院第一批获得硕士学位授予点的学科。学科带头人汪祚民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诗经》文学阐释史（明清卷）”、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诗经》文学阐释史（宋元明清）”；在《文献》、《光明日报》、《东方丛刊》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诗经文学阐释史（先秦—隋唐）》荣获安徽省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出版奖著作二等奖，负责校点的康熙六十年《安庆府志》荣获全国古籍优秀图书二等奖。近年来，本学科组成员在《文史》、《文献》、《光明日报》、《东方丛刊》等报刊发表论文80余篇，出版专著2部；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参加2项，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3项，厅级科研项目6项；获安徽省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出版奖等科研奖2项。 本学科组成员运用宏观纵览与微观透视相结合的方法，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与流变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现象与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尤其是在近现代文学传承改造、全球化语境中中西文学的影响互动、新时期小说理论的生发与沉淀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可。本学科经过长期的发展积累，形成了4个稳定的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社团与流派研究、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中国现当代戏剧与影视文学研究、中国现当代诗歌散文研究。学科带头人梅向东教授为省级精品课程“中国文学批评史”主持人，主持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朱光潜与中国二十世纪的美学”等科研项目2项；近年来在《文学遗产》、《文艺理论与批评》、《文学评论丛刊》等刊物发表论文10余篇。王海燕教授为省级教学名师、省级精品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主持人，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中国小说发展史论”，主持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对立与和谐：新时期30年小说的发展论阐释”。王永兵副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欧美先锋文学与中国当代先锋小说关系研究”。近年来，本学科组成员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理论与批评》、《文学评论丛刊》、《光明日报》、《鲁迅研究月刊》等报刊发表论文8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6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参加2项，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2项，厅级科研项目8项；获各级各类科研奖5项。 本学科组成员将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等比较文学基本方法与中国诗学研究、现当代文学研究相结合，对中西重要文学观念进行了双向阐发，重点考察了明清时期中西文学与文化间的复杂联系，对二十世纪中西文学的基本面貌、重点作家与思潮进行了深入的思索。学科带头人为方锡球教授。本学科研究方向明确，注重比较视野与具体文学现象的融合，既对中西文学中事实性的联系做出了实证性的考察，也对中西文学间精神性的呼应进行了探求，形成了3个成熟的研究方向：比较诗学、二十世纪中西文学比较、明清中西比较文化与文学。
郭杰，男，1960年出生，江苏徐州人。现任广东技术师范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曾任上海空军政治学院副营职教员，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被评为广东省高校“千百十工程”省级学术带头人。 曾就读于江苏师范大学（原“徐州师范学院”）、东北师范大学。曾师从著名文学史家杨公骥先生，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199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曾任著名诗人、学者张松如（公木）先生学术助手。专业为中国古代文学，主要方向是中国古代诗歌艺术与诗学理论。在中国上古诗歌（特别是《诗经》、《楚辞》）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其专著《屈原新论》，从历史、文化、艺术的三维视野中考察伟大诗人屈原及其作品，被认为是楚辞研究的重要突破。另著有《古代思想与诗的世界》、《先秦诗歌史论》、《白居易诗歌选注》、《元好问》等多部专著，担任十卷本《中国文学史话》主编、五卷本《文学大教室》主编。出版诗集《故乡的歌》。在《文艺研究》、《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等转载。在《人民日报》、《中华读书报》等报纸发表短论数十篇。 先后获广东省第一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政府奖）三等奖（2005）、深圳市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2006）、2000-2001年度《文学遗产》优秀论文奖。参与主持的国家重点社科项目《中国诗歌史论》获第一届国家社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第三届吉林省优秀图书一等奖等。
1、《一捧雪》本事与“一捧雪”玉杯辨 《文献》，1988年第2期。2、戏曲起源与中国文化的特质 《戏剧艺术》，1989年第1期。3、近代传奇杂剧对传统戏曲形式的维护与背离 《文学遗产》，1991年第2期。4、孟姜女故事与上古祓禊风俗 《戏剧艺术》，1992年第1期。5、潮州出土《刘希必金钗记》考述 《文献》，1992年第3期。6、《唐书》未必抄《外传》 贵妃何曾到东瀛——读《考证杨贵妃两项新发现》 日本九州大学《文学研究》第93辑，1996年。7、说“青鸟飞去衔红巾” 《文学遗产》，1996年第5期。8 、元杂剧呼妻为“大嫂”与兄弟共妻古俗 《扬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9、中国戏神初考 《文艺研究》，1998年第2期。10、杨贵妃的被误解与杨贵妃形象的被理解 《文学遗产》，1998年第4期。11、孤本明传奇《盐梅记》述略 《文献》，1999年第1期。12、二郎神信仰及其周边考察 《文艺研究》，1999年第1期。13、 “瓦舍”、“勾栏”新解 《文学遗产》，1999年第5期。14、试论戏剧的本质与中国戏曲的特色 《古代文学研究集刊》，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年12月。15、关于《惊鸿记》作者的新材料 《文学遗产》，2000年第5期。16、 “竹竿子”再探 《文艺研究》，2001年第4期。17、戏曲术语“科”、“介”与北剧、南戏之仪式渊源 《文学遗产》，2001年第2期。18、 从《文学研究》到《文学评论》──对一段文学学术史的回顾 《东方文化》，2001年第6期。19、“竹竿子”考补 台北《民俗曲艺》第132期，2001年9月。20、古剧脚色“捷讥”来源考 《文史》，2002年第4期。21、《踏谣娘》考源 《国学研究》第十辑，2002年11月。22、元杂剧的“宾白”与“表白” 《学术研究》，2002年第11期。23、元杂剧“题目”、“正名”的来源与性质 《文史》，2003年第4期。24、《骷髅格》的真伪与渊源新探 《文学遗产》，2003年第2期。25、佛教与中国皮影戏的发展 《文艺研究》，2003年第5期26、元杂剧中的“次本” 《文学评论》，2003年第6期27、试论陶渊明的“四皓”情结 《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第1期（春季号）。28、从敷演佛经到敷演戏曲 《国学研究》，第十二辑，2004年6月。29、 “务头”新说 《文学遗产》，2004年第4期30、 酒令与元曲的传播 《文艺研究》，2005年8期31、 如何面对窦娥的悲剧 《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32、 后戏剧时代的中国古代戏剧形态研究 《文艺研究》，2008年第1期。33、 灯节与佛教关系新探 《民俗研究》，2008年第3期。34、 先秦的散乐与夷乐 《文化遗产》，2008年第3期。35、 五十年的追问：什么是戏剧？什么是中国戏剧史？ 《文艺研究》，2009年第5期。36、《燕子笺》传奇的被罢演与被上演——兼说文学的“测不准”原理 《学术研究》，2009年第8期。37、陕西韩城宋墓壁画考释 《文艺研究》，2009年第11期。38、佛经中的“谤佛”故事与大足“谤佛不孝”石刻——兼说变文、变相与戏剧之关系 《文史》，2010年第2期。39、19世纪西方人扮演的中国戏剧——晚清华人海外观剧研究之一 《文学遗产》，2010年第4期。40、清末广东戏剧演出图像说略——以《时事画报》、《赏奇画报》为对象 《学术研究》，2011年第2期。41、 “佘太君”与“折太君”考 《文史》2011年第3期。
木斋，曾用名王洪。现任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陶渊明研究会(筹)副会长，中国词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理事，中国欧阳修（筹）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研究员，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系访问教授，韩国国立全南大学邀请教授。代表作有学术专著《宋词体演变史》（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吉林省2009年年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走出古典——唐宋词体与宋诗的演进》《中国古代诗人的仕隐情结》《苏东坡研究》《宋诗流变》《唐宋词流变》《与中国作家对话》，自传《历史的化石——知青十五年》，并在《文学遗产》、《学术月刊》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五代声诗曲词发生史》。
郭杰，男，1960年出生，江苏徐州人。现任广东技术师范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曾任上海空军政治学院副营职教员，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被评为广东省高校“千百十工程”省级学术带头人。 曾就读于江苏师范大学（原“徐州师范学院”）、东北师范大学。曾师从著名文学史家杨公骥先生，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199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曾任著名诗人、学者张松如（公木）先生学术助手。专业为中国古代文学，主要方向是中国古代诗歌艺术与诗学理论。在中国上古诗歌（特别是《诗经》、《楚辞》）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其专著《屈原新论》，从历史、文化、艺术的三维视野中考察伟大诗人屈原及其作品，被认为是楚辞研究的重要突破。另著有《古代思想与诗的世界》、《先秦诗歌史论》、《白居易诗歌选注》、《元好问》等多部专著，担任十卷本《中国文学史话》主编、五卷本《文学大教室》主编。出版诗集《故乡的歌》。在《文艺研究》、《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等转载。在《人民日报》、《中华读书报》等报纸发表短论数十篇。 先后获广东省第一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政府奖）三等奖（2005）、深圳市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2006）、2000-2001年度《文学遗产》优秀论文奖。参与主持的国家重点社科项目《中国诗歌史论》获第一届国家社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第三届吉林省优秀图书一等奖等。
郭杰，男，1960年出生，江苏徐州人。现任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曾就读于徐州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曾任教于中国矿业大学、上海空军政治学院。师从著名文学史家杨公骥先生，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199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曾任著名诗人、学者张松如（公木）先生学术助手，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美国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系访问学者，深圳大学党委办公室主任。兼任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中国诗经学会理事，广东省中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被评为深圳市优秀教师，广东省高校“千百十工程”省级学术带头人。专业为中国古代文学，主要方向是中国古代诗歌艺术与诗学理论。在中国上古诗歌（特别是《诗经》、《楚辞》）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专著《屈原新论》，从历史、文化、艺术的三维视野中考察伟大诗人屈原及其作品，被认为是楚辞研究的重要突破。另著有《古代思想与诗的世界》、《先秦诗歌史论》、《周族史诗研究》、《元白诗传》、《元好问》等多部专著，担任十卷本《中国文学史话》主编、五卷本《文学大教室》主编、九卷本《中国诗歌史论》副主编、《中国文化大百科全书·综合卷》副主编。在《文艺研究》、《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承担国家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基金项目《比较文学视野里的中国诗学》、广东省社科规划项目《风骚传统：中国诗歌艺术精神研究》、广东省高教厅社科项目《易、道、玄、禅与中国古典诗歌》等多项课题。先后获广东省第一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政府奖）三等奖（2005）、2000-2001年度《文学遗产》优秀论文奖、深圳市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2006）。参与主持的国家重点社科项目《中国诗歌史论》获第一届国家社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第三届吉林省优秀图书一等奖等。
1 、论李纨判词之谜，《社会科学家》 1986 年第 2 期2 、论荣府的管理机构与制度，《红楼梦学刊》 1986 年第 3 期3 、人物性格的数学抽象与定量分析，《当代文艺思潮》 1986 年第 4 期4 、从数理语言学看后四十回的作者，《红楼梦学刊》 1987 年第 1 期5 、论长篇小说结构形态的演变，《社会科学家》 1987 年第 4 期6 、《红楼梦》“成书新说”难以成立，《华东师大学报》 1988 年第 1 期，《高校文科学报文摘》 1988 年第 2 期摘要刊登7 、“有是理乃有是数，有是数即有是理”，《红楼梦学刊》 1988 年第 1 期8 、“眼前无路想回头”，《红楼梦学刊》 1988 年第 4 期9 、文学、数学与电子计算机，《自然杂志》 1988 年第 12 期10 、论明代通俗小说的发展，《明清小说研究》 1989 年第 1 期11 、《红楼梦》不是飞来峰，《红楼梦学刊》 1989 年第 3 期12 、《樵史演义》作者非陆应暘，《明清小说研究》 1989 年第 4 期13 、汤显祖、虞淳熙序《西湖一集》考，《华东师大学报》 1989 年第 5 期14 、论贾府经济体系的崩溃，《红楼梦学刊》 1990 年第 3 期15 、明代通俗小说理论的发展脉络，《文艺理论研究》 1990 年第 3 期，人大复印资料 ( 古代文学 )1990 年第 12 期转载16 、论小说史上的二百年空白，《华东师大学报》 1990 年第 5 期，《文汇报》（ 1990 ? 12 ? 2 ）发表此文论点摘要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1991年第2 期转载，《中国语言文学资料信息》 1991 年第 1 期发表论点摘要17 、拟话本二论，《文学遗产》 1991 年第 2 期18 、漫谈小说“识语”，《明清小说研究》 1991 年第 2 期19 、关于熊大木字、名的辨正及其他，《明清小说研究》 1991 年第 3 期20 、论通俗小说的双重品格，《上海文论》 1991 年第 4 期，《新华文摘》 1992 年第 1 期发表论点摘要，人大复印资料（古代文学） 1992 年第 1 期转载21 、论明清之际的时事小说，《华东师大学报》 1991 年第 4 期 ，人大复印资料（古代文学）转载22 、宝珠?死珠?鱼眼睛，──论赵姨娘兼谈贾府婢女归宿 ，《红楼梦学刊》 1992 年第 2 期23 、唐寅与“庚黄”，《红楼梦学刊》 1992 年第 2 期24 、论《金瓶梅》作者考证热，《华东师大学报》 1992 年第 3 期 ，人大复印资料（古代文学） 1992 年第 9 期转载25 、也是一首《临江仙》，《红楼梦学刊》 1992 年第 3 期26 、鲁迅关于历史遗产的理论和实践，载《扬弃与发展》，湖南出版社 1993 年 1 月版27 、从繁荣到萧条，──论清初小说创作的发展，《学术季刊》 1993 年第 3 期 ，人大复印资料（古代文学） 1994 年第 1 期转载28 、宋教仁与《石头记》，《红楼梦学刊》 1993 年第 3 期29 、论明清小说的宏观研究，台湾《中国文化月刊》 169 期30 、书生的困惑、愤懑与堕落，──从小说笔记看明代儒贾关系之演变 ，《华东师大学报》 1994 年第 1 期 ，人大复印资料（古代历史） 1994 年第 5 期转载31 、王晫与他的《今世说》，《明清小说研究》 1994 年第 1 期32 、论古代小说研究中的纷争及其意义，《明清小说研究》 1994 年第 3 期33 、明代的商贾与书生，《书城杂志》 1994 年第 3 期34 、明代的商贾与官僚，《书城杂志》 1994 年第 5 期35 、关于明清小说研究格局的思考，《明清小说研究》 1995 年第 1 期36 、应当重视古代小说的史学价值，《中外作品研究》 1995 年第 1 期37 、读李延昰《南吴旧话录》，《书城杂志》 1995 年第 3 期38 、许筠与中国明代小说（合作），《明清小说研究》 1995 年第 4 期39 、四部明代小说成书年代之辨正，《社会科学》 1995 年第 6 期40 、论古代小说的史学价值，《华东师大学报》 1995 年第 5 期41 、刘烈女本事等六则，《明清小说研究》 1996 年第 1 期42 、《金瓶梅》传入朝鲜李朝时间考（合作），《延边大学学报》 1996 年第 2 期43 、中国古代小说在朝鲜李朝（合作），《华东师大学报》 1996 年第 4 期44 、《剪灯新话句解》明嘉靖刻本辨（合作），──兼谈该书在朝鲜李朝的流传与影响 ，《文学遗产》 1996 年第 5 期45 、“文学史”的评判及其他，《文汇报》 1996 年 9 月 4 日 学林版46 、洪楩嫁女等四则，《明清小说研究》 1996 年第 4 期47 、从比较看研究体系的演进，《复旦学报》 1997 年第 1 期 ，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 1997 年第 5 期转载48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在异国的再现（合作），《文艺理论研究》 1997 年第 1 期49 、明清小说研究对象窄空白多，《文汇报》 1997 年 6 月 23 日50 、异域的反响，──朝鲜李朝士人论《三国演义》摘评 ，《明清小说研究》 1997 年第 3 期51 、论元明中篇传奇小说，《文学遗产》 1998 年第 3 期 ，人大复印资料（古代文学） 1998 年第 9 期转载52 、明代小说史导言，《明清小说研究》 1998 年第 2 期刊于首篇位置 ， 97 ' 武夷山中国小说史国际研讨会宣读，53 、论朝鲜李朝的小说理论，载《东亚文化论坛》，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年54 、从《热河日记》看清代通俗文学的传播（合作） ，载《中韩人文精神》，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11 月版55 、论明中叶文言小说创作的复苏，韩国《中国语文论译丛刊》第二卷， 1998 年 12 月56 、《樵史演义》作者考证杂谈，《学林漫录》第十四集，中华书局 1999 年 4 月57 、《热河日记》与中国明清小说戏曲，《明清小说研究》 1999 年第 2 期 ，人大复印资料 ( 古代文学 )1999 年第 12 期转载58 、论明初的文言小说创作，《华东师大学报》 1999 年第 2 期 ，人大复印资料 ( 古代文学 )1999 年第 7 期转载59 、沈万三秀的命运，《解放日报》 1999 年 7 月 3 日60 、松江明清四五七进士，《文汇读书周报》 1999 年 12 月 11 日61 、漫谈陆士谔，《文汇读书周报》 1999 年 12 月 18 日62 、何良俊的牢骚，《文汇读书周报》 2000 年 1 月 22 日63 、“破靴阵”与“打行”，《文汇读书周报》 2000 年 2 月 19 日64 、清租界查禁《红楼梦》，《文汇读书周报》 2000 年 3 月 18 日65 、《说郛》与陶宗仪、郁文博，《文汇读书周报》 2000 年 3 月 25 日66 、宋懋澄与他的《九龠集》，《文汇读书周报》 2000 年 4 月 8 日67 、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文学遗产》 2000 年第 2 期 ，人大复印资料 ( 古代文学 )2000 年第 8 期转载获 2000 － 2001 年《文学遗产》优秀论文奖68 、屠隆与两起悬案，《文汇读书周报》 2000 年 5 月 20 日69 、张文虎留下一部日记，《文汇读书周报》 2000 年 7 月 29 日70 、何日得睹《云间人物志》，《解放日报》 2001 年 1 月 12 日71 、突破小说史研究的传统模式，《文学报》 2001 年 2 月 15 日72 、关于近代小说研究的一些思考，《明清小说研究》 2001 年第 1 期73 、《近代翻译小说编年》及提交说明载《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 5 月版74 、近代小说及其研究的数理描述，《华东师大学报》 2002 年第 4 期75 、一部“红楼”，半壁江山，《文汇读书周报》 2002 年 9 月 6 日76 、研究格局严重失衡与高密度重复，《文汇读书周报》 2002 年 9 月 6 日77 、关于《明清上海地区稀见文献五种》，《华东师大学报》 2003 年第 6 期78 、关于古典文学研究中一些现象的思考，《文学遗产》 2004 年第 1 期79 、《金瓶梅》作者如何考证，《文汇读书周报》 2004 年 2 月 6 日《新华文摘》 2004 年第 9 期转载80 、关于《西游记》的两次争辩，《文汇报》 2004 年 2 月 29 日人大复印资料 (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2004 年第 5 期转载81 、关于晚清小说的“标示”，《明清小说研究》 2004 年第 2 期人大复印资料 (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2004 年第 11 期转载82 、“小说史”的体例与重写，《解放日报》 2004 年 11 月 7 日《新华文摘》 2005 年第 1 期转载人大复印资料 (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2005 年第 2 期转载83 、我与小说研究的书目书，《明清小说研究》 2004 年第 3 期84 、论晚清小说书价，《华东师大学报》 2005 年第 4 期人大复印资料 (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2005 年第 12 期转载Frontiers ， of ， Literary ， Studies ， in ， China2007 年第 1 期转载85 、明代通俗小说概述，载《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5 月版86 、明代文言小说概述，载《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5 月版87 、明代小说文献，载《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5 月版88 、报刊文学与商业交换法则――以《瀛寰琐记》的出版史为分析个案《学术月刊》 2006 年 5 月号人大复印资料 (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2006 年第 11 期转载89 、重建文学史的基础，《华东师大学报》 2006 年第 3 期90 、关于鲁迅文学活动的最早报道，《文汇报》 2006 年 7 月 16 日91 、历史上的小说盗版案，《文汇报》 2006 年 9 月 24 日92 、晚清《新闻报》有关小说编年（ 1893 － 1895 ），《明清小说研究》 2006 年第 3 期93 、中国近代小说研究史的价值，《华东师大学报》 2007 年第 1 期94 、晚清《新闻报》有关小说编年（ 1896 － 1902 ），《明清小说研究》 2007 年第 1 期95 、 The ， price ， of ， novels ， in ， the ， Qing ， Dynasty《 Frontiers ， of ， Literary ， Studies ， in ， China 》 2007 年第 1 期96 、晚清《新闻报》有关小说编年（ 1903 － 1905 ），《明清小说研究》 2007 年第 3 期97 、晚清《新闻报》有关小说编年（ 1906 － 1908 ），《明清小说研究》 2007 年第 4 期98 、“小说界革命”的预前准备，《华东师大学报》 2007 年第 6 期人大复印资料 (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2008 年第 2 期转载99 、《西游记》里的挑担问题，《文汇读书周报》 2008 年 1 月 18 日·
优秀的民间文化艺术是群众文化创新发展的母体，站在民间文化这个巨人肩上的群众文化，其创造性恰恰来自前辈文化传统的禀赋。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给了我们烛照传统文化的慧眼，使我们看到了传统的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与保护是繁荣群众文化的基础，是发展群众文化的起点，是群众文化与时俱进的特征。传承是为了保护，传承是为了创新，创新是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是群众文化发展方向的本质特征，在民间文学艺术中排沙拣金，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关键词】民间文化；民族遗产；传承；保护；创新当前，民间文学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已成为群众文化工作的重要内容。我市将民间文学遗产的挖掘整理工作当作群众文化发展的重要部分。其久远的历史可溯源商周时期的肃慎。这里留下了丰富的民间文学遗产，我市的民间文学遗产浩如烟海，俯拾即是，许多艺术珍品尚未被挖掘整理。仅从已经整理出来的作品中，人们便可以窥测出女真及其后裔所形成的民风、习俗、文学艺术为载体的民间文化，蕴藉厚重。数百年来，流传在海伦的民间故事，虽不是历史的直叙，但却始终保持着这一段历史投影。它由生存在蚂蚁河流域的人们世代相传而得以保留下来，成为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认真搜集整理民间文学遗产，不但可以将千百年来在群众中流传的民间文艺作品保存下来，丰富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而且对于了解民间文化，研究民间文化的历史是不可缺少的。民间文学虽然不能等同于历史的真实，但却可以激发人们回顾历史，从中填补思古幽情的想像 空白，藉以思考与评断发生在这里的历史与人物。这也是 “民间文学” 流传的根脉所在。民间文学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结晶，及时地搜集，认真地整理可以使优秀的作品得到推广。例如《蚂蚁河的故事》等脍炙人品的篇章，都是从民间产生，在民间流传后经文人墨客整理加工而成的。事实证明，搜集整理民间文学遗产，不但可以指导民间文艺得以健康发展，还可以使作家、艺术家得到创作的借鉴；同时，认真搜集民间当前流传的作品，还可以为我市文化建设的发展做贡献。民间文学是人类的精神植被，是传统文化中的精粹珍品。人类创造了文化又被文化造就着，女真族因其所处的自然与社会生态环境的不同而积淀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因而它蕴涵着深层次的历史，凝聚着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女真族是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它历经多少人的完善才能传到今天，这是何等的不易。众所周知，民间文学是以口头创作和口头讲述的方式在民间产生和流传的。而那些能说善讲“瞎话”的“故事大王”、“民间故事家” ，大多数都是年愈古稀的老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和正在陆续地谢世而去，随着这些老人的相继作古，许多宝贵的风俗资料，民间传说在一夜之间竟成了绝响。仅从我市《民间文学故事集》的编辑工作来看，大量作品的搜集者、整理们还没有来得及见到自己搜集、整理的故事付梓成书就离开了我们。这些民间文学艺术家为民间文学遗产做了大量的抢救工作，他们对这一事业的执著追求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我 们这一代人学习，他们为此耗尽了自己毕生的心血。而且还有一批肚里有许多老故事的老者尚未被发现。这些老者对自己记忆中的那些 “嗑儿” 和 “瞎话” 误以为是老辈人那听来的 “闲篇儿”。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把他们知道的 “老故事”讲给他们的子孙后代，使其流传下去。因此，许多极为珍贵的民间文学遗产就这样相继失传了。我认为对于民间文学遗产说搜集也罢，说挖掘也罢，均不如说抢救来得准确。事实正在不断地证明着这项工作的迫切性，否则，留给我们的将是无济于事的遗憾。因此，抢救民间流传的文化遗产迫在眉捷。我们这一代人可能都听过老人们讲的流传于口头的民间故事，那些故事异常美丽而动听，有些故事伴随我们一生也不会忘记。我们是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这种民间文学的滋养而成长起来的。可以说，是因为这些口碑流传的民间文学使我们最早知道了人应该善良，而且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相信正义最终有战胜邪恶，相信有情人最终能成为眷属；知道了人类因为有爱世界才美好，我们活着才会感到温暖，同时，民间文学的流传也使我们感到来自这方水土，来自祖辈先人们感情链条的代代传递，我们必须把这条美丽的情感链传递下去。出版《海伦民间故事集》做的正是这样一件事。我们所做的仅仅是民间文学艺海里的一部分，还有很多民间的故事没被发现，有待于我们保护与传承。民间文学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是全社会的责任，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必须有广大社区群众的积极参与。作为上层建筑，民间文学具有突出的社会属性，要确保民间文化得到有效的保护传承和弘扬，就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和指导作用，民间文学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是我们群众文化工作者重要的本职工作，是繁荣群众文化活动的迫切需要，是责无旁贷的事。要做好这项工作，我们就必须走出办公室，离开书案，迈开双脚，深入社区、深入基层、深入农村、深入街巷胡同，甚至要把工作细化到老百姓的大杂院里、小炕桌上，只有这样才能使工作很快地开展起来。民间文学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民族性和民间性。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鲜明地体现着这一点， 传承它保护它不是单纯的怀旧复古，也不是为保护而保护，为传承而传承，而是要接过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接力棒，在保护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为社会主义精神建设服务，为贯彻党的 “二为”方向、“双百”方针服务，为丰富、创新和发展人民群众迫切需要的文化生活充实新的内容。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必将要求精神生活的丰富与之相适应。群众文化活动不能总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停止了就没有生命力，所以必须不断发展创新，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而民间文学正是群众喜爱的有着深厚基础的表现形式。我们要通过不懈努力，让我们的民间故事充实到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中来，为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所认知、 所接受、所热爱，使之成为传承和保护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生力军，从而达到弘扬民族精神，振兴民族文化的目的。为此，应从以下几方面做起：首先，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正确看待民间文学遗产，认真做好挖掘整理，加工提高以及发表推广工作，运用多种手段和方法，抓紧发掘抢救濒临失传的民间故事。其次，正确处理民间文学遗产的艺术继承、创新和发展的关系，把丰富群众文化活动当成传承与保护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有效途径，把民间文学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看成是群众文化活动发展创新的广阔舞台，从而激发人民群众保护民间文学遗产的积极性。再者，要大力研究和实践民间文学遗产的改革与创新，使民间文学与现代传媒有机结合而实现与时俱进，在发展中继承，既保护原汁原味，又适合现代生活节奏，为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年一代所易于接受、推广、普及，让充满泥土芳香和生活气息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焕发出时代的光彩，显示出勃勃生机。近年来，我市继承传统文化弘扬民间文化，努力发挥自身优势，致力于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传承保护和群众文化的创新，群策群力、密切协同，总之， 民间文学研究与传统文化的课题巨大而精深。现在出版这本《海伦民间故事集》仅仅是大课题的开端。研究、开掘这个课题是我们文化工作者的职责，在海伦这块有着历史独特的文化底蕴的土地上，更加适合民间文学的生长和流传。这里有着太多的传奇与故事。在这块 土地上生长出的民间文学真诚粗犷、热情奔放，与这片黑土地融为一体，显得越发博大、凝重。就文化而言，任何一种传统文化的形成，都有它的合理性，正是这些合理性才是它得以生长、流传、延续的前提，这些合理性具体说也就是民众的喜闻乐见，这就是它存在流传的基础。民间文学会从自己的角度对宏观的传统文化提供独特的启示，以证明它不仅促使传统文化更加瑰丽多彩，而且也证明它还是诸多文化的根系，民间文学由大家共同分享它的思想、情感、知识、信仰，如果缺少了民间文学这一环节，民间文学的思想意识就无法在人们中间代代相传，民间文学升华了文化，又丰富了文化，所以应充分尊重民间文学，进而挖掘其内涵 ，发现其中蕴含的生机与活力，从中寻找出有利于文化建设的转换方式。水有源，树有根。优秀的民间文学艺术是群众文化创新发展的母体，站在民间文学这个巨人肩上的群众文化，其创造性恰恰来自前辈文化传统的禀赋。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给了我们烛照传统文化的慧眼，使我们看到了传统的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与保护是繁荣群众文化的基础，是发展群众文化的起点，是群众文化与时俱进的特征。千年风物千年情怀，民间文学艺术弥足珍贵。新时期群众文化发展的方向决定了我们的传承与保护，也决定了我们的创新。传承是为了保护，传承是为了创新，创新是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是群众文化发展方向的本质特征，在民间文学艺术中排沙拣金，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我们要动员全社会都加入到这项工作中，持之以恒，才能够见实效，民间文学的传承与保护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要让传统的民间文学遗产在新时代的传承与保护中发扬光大。在群众文化的发展中创造辉煌
中国的文化深邃而精深，源远而流长，人们要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让子孙后代享受这些文化遗产。以下是我整理分享的保护文化遗产议论文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保护文化遗产议论文篇一 在海湾战争中，美国每个官兵都在读中国的《孙子兵法》。或许，有人疑惑，一个科技如此强大的军队，为何需要《孙子兵法》呢?其实不然，这正体现了《孙子兵法》的价值。美国人接受了《孙子兵法》的价值，并懂得引进和运用，而作为中国人自己是否更应该去了解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接受古人的熏陶，传承中国的优秀文化呢? 唐朝时期的中国可以称得上是历史的鼎盛时期，其中重要的便是中西文化的交流。而清朝时期中国闭关自守，使中国与西方先进社会的差距越来越大，并最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令中国人引以为荣的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是用来测风水和做鞭炮、爆竹;而西方人却用指南针确定航向周游世界甚至侵略中国，用**做**、子弹击垮清朝政府自认为坚不可破的城墙，并盗取中国珍贵文化遗产。于是，变出现了现在，圆明园兽首在海外拍卖的事件。因此，对本国文化过分自信是不可取的。一个小偷，竟然可以这样公开拍卖他曾犯下的罪行，这不得不让我们深思。 现代的青年人对本国的传统文化抱以鄙视的态度，很多人对外来文化盲目推崇，热衷于美国大片，盲目追赶时髦，追求外国名牌，总认为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也许外国的一些东西确实好，一些科技确实比我们先进，如果是好的东西，我们就应该学习，而不是盲目的追崇。俞敏洪说：“你是一只猪，不要因为贴了一只时髦的标签就以为自己不是猪了”。因此，盲目的推崇外国文化也是不可取的。很多年轻人痴迷于日剧.韩剧，而韩国却将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申请成他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连小学生都知道，端午节是为了纪念中国的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难道说，以后我们吃粽子的时候，要告诉我们的后代，这是韩国的节日吗? 中国的文化深邃而精深，源远而流长。儒、道、墨、法、兵……虽然立场不同，却不曾相互诋毁和排斥，每个学派各抒己见。《诗经》对美好爱情的向往：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论语》告诉我们如何待人处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中国的文化对世界有着深远的影响，从郑和七次下西洋到现在遍布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想要孤立的存在于这个世界，这将是不可能实现的。 作为中国文化的传承者，有义务好好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于那些并未了解的文化，应丢弃戒备之心，尝试接纳和吸收其中的精华，将中国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让我们的子孙享受祖先留给他们的文化财富。 保护文化遗产议论文篇二 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至今却冰消瓦解。那烟笼寒水月笼纱的秦淮河凝结了太多的惆怅和忧伤。漫天卷着风尘的年代已经过去了，站在历史的彼岸，透过迷蒙的云烟，我试图回望远逝的年代里的点点滴滴。 沧海的变幻，桑田的轮回，我心情激荡。曾几何时，曾在何处，久违了的沧桑?这儿，一千多年前，曾经验证过人生的壮美，艺术情怀的弘广。 记忆中的秦淮是：一册《板桥杂志》——满纸水流花静，道尽秦淮旧事;一篇《影梅庵忆语》，一字一泪哭成，终结成才子佳人风月情怀;一曲《哀江南》，吊秣陵，吊旧院，吊秦淮，歌别大明王朝! 记忆中的秦淮是：倾国名姬陈圆圆，风流女侠寇白门，长斋绣佛卞玉京，艳艳风尘董小宛，风骨嶙峋柳如是…… 记忆中的秦淮是：病眼看花愁思深，幽窗独坐抚瑶琴，黄鹂亦似知人意，柳处时时弄好音! …… 滚滚秦淮河水载着泪水来到今朝——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浓妆艳抹的时髦女郎，川流不息的长龙车队……挤在人群之间，我闻到的只是沾满铜臭的气息，听到的只是聒噪烂俗的解说词。秦淮水中的烟头和纸巾，我不知道这是现代人给它的见面礼，还是秦淮文化的伤逝。 当文化在灵魂与金钱之间游离，当古物在岁月和现代中徘徊，当艺术在天堂与地狱间涅槃——我无法面对所谓的“保护利用”，它是对秦淮另一番摧残，另一种折磨。大量的旅游者，大量的孔方兄，纸醉金迷的世界让世人迷失了本性。高楼耸立下，灯红酒绿中，火树银花丛，我能触摸到繁荣下有无法掩饰的苍白，我能感受到喧嚣里有深深的无奈。 秦淮，想依偎在你身边，为你抹去因霓虹灯刺眼而流出的泪;秦淮，想靠在你身后，为你擦去因人来人往而染上的尘;秦淮，那如梦般美好，如少女般羞涩的秦淮，你能告诉我，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真怕有一天，我只能对着记忆的秦淮默默哭泣。 所有人都停下来吧，让秦淮静一静! 但愿有一天，能让飘荡在都市喧嚣间的惆怅和无奈都收伏在无数清雅的镇邑间，而秦淮河水又重新在文化意义上走向充实，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能在文化方位和地理方位上实现双重独立!到那时，风景旅游和人物访谒会融为一体，烟雨秦淮的动人景象又会经常出现，整个秦淮文化也就会铺展出文化坐标上的重峦叠嶂。 不禁一叹：让秦淮静一静吧! 保护文化遗产议论文篇三 一座古老的木桥，有着“人迹板桥霜”的萧索苍凉，有着“小桥流水”的茫然怅惘，它承载了无数游子的乡愁，更代表一种深厚动人的文化。 一条古老的街道，有着江南女子温柔的思念，有着诗人一生的寄托，它是无数人心灵的故乡，散发着千年文化动人的芬芳。 在很多地方，我们流连的，不仅仅是风景;我们欣赏的，不仅仅是风光;我们感叹的，是这风景中蕴涵的深情。它镂刻在风雨中，它镶嵌在枝头花间，它甚至弥漫在空气里，让每一个经过的人驻足，让每一个遥望的人感动……这些蕴涵千年灿烂的古老遗址，留给我们太多的怀念与思考。 但当有一天，古老的板桥穿戴一新，古老的街道换了新颜;但当有一天，在板桥上看不到游子的思念，古老的街道上也消失了江南女子惆怅的身影，我们还剩下多少感动，多少怀念?在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应该留下一些真实的声音和真实的面貌，因为我们需要一面镜子，能让我们心存感动与感激，能让我们反顾自己和我们生活的年代。 想起前不久看到的一部关于庞贝古城的记录片。那种寂静，那种肃穆，让人感到的除了震撼，更多的是对人们面对死亡而表现出高尚品格的感动。老人为了保护孩子，用自己的身躯挡住岩浆;艺术家为了保护作品，将自己毕生的心血放入怀中……一场灾难，一个繁华的城市变成了一座废墟，而几百年后，我们在废墟中感叹人性的光辉，这使我不禁想向那些挖掘庞贝城遗址，并将其保存原貌的考苦工作人员表示敬意。因为他们的深谋远虑，让我们幸运地目睹了这座伟大的废墟以及废墟中的深情。怀念是一种情感，但更多时候是一种智慧，一种对文化保护的智慧。面对古老的废墟，我们所要做的不仅仅只是怀念，而是要用智慧去保护。 曾在旅途中，蓦然望见一座板桥就那么静静地横在流水上，横在两岸无边的寂寥中，恍如一个梦的影象，充满忧伤;又仿佛一位游子，眺望故乡，满怀思念。古桥虽然已破败不堪，虽已摇摇欲坠，但当其战胜时间，横在一片寂静中，它就成了一个恒久的人生场景，一种阔大深远的文化遗存。所谓文化遗产，它可以是黄河长江，可以是古老楼阁，可以是流水人家，也可以是一径古桥。它们隐没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声无息，需要我们的细心关注。遗产的保护，不仅要靠专家们的努力工作，更多的是需要我们在平常生活中去关心、去珍惜。 当消散的记忆在废墟中陈列，当漫漶的辉煌在废墟中寂寞，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将记忆收集，将辉煌收集，以最虔诚的心态去保护它们。此时，我们所要保护的，不仅仅是一座座废墟，一座座古桥;我们所要保护的，是这沧桑背后的深情，我们所要珍惜的，是这寂寥背后的智慧。
中华民族不仅有灿烂的文化，更有令人瞩目的遗产。遗产，《辞海》上解释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而冠以文化二字，则说明与文化相关。而前面又修饰以民族、民间四字，更加明确其意思是指散落在民间，流传在民间，而又被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民间舞蹈、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节日、民族服饰、少数民族英雄史诗、话本等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形态（状态）。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的特质。既向世界宣告其曾经的辉煌，也向世界证明其精神之本。中华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众多的，有许许多多已经进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诸如莫高窟、都江堰、黄山等等，随着辽宁一宫两陵、牛河梁文化遗址、五女山古城等一批文化古迹相继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进一步展开，在辽宁乃至全国兴起了一股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①学者保护。②政府保护。③世界保护。
世界遗产与当代生活 （2230字）内容摘要：本文就世界遗产的文化基石、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的统一、遗产扩展项目的范围和意义与当代人的生活、遗产公约的权威性等几个问题展开思考，提出诸如“世界遗产事业应以巩固和发扬世界共性的进步文化为依归”、“非物质遗产应当作为物质遗产的必然延伸而加以默认或自然扩展”、“遗产扩展项目应有时空的限定和更明确的界定”、“如何提升遗产公约的权性和‘反人类共同遗产罪’的国际法上的意义”等若干看法，以期抛砖引玉。世界遗产正日益成为一个广泛而热门的话题，世界遗产数量的多少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尺码之一，各国政府也为申报世界遗产而不惜动用外交、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影响力，由此不难看出世界遗产在当今社会的价值和积极意义。世界遗产同时又是个十分宽泛的课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有这一切对于推动人们对世界遗产更加深入的认识是很有益处的。本文想就世界遗产的文化基石、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的统一、遗产拓展项目的范围和意义、遗产公约的权威性等几个问题展开思考，以期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同仁。一、世界遗产的文化基石人类社会的文明起源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多元化的色彩，这就决定了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也必然是多元的，所以即使在资讯发达、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今天，世界的文化依然是多元性的。然而无论怎样的多元，始终有鲜明的共性，这同样从文明的起源开始就一直是人类文明的一大特点。比如，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类朴素的唯物思想、对美的追求、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探寻、对祖先的崇拜、对人类自身生存模式的幻想、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都反应出人类文明的共性。随着文明的进步，这种共性已经成了或者正在成为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相互连接相互包容的理性内核。世界遗产之所以在短短三十年时间里能引起全世界的普遍关注且势头正兴，显然人类的文明共性是非常重要的指导理念，从这里，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在世界范围内，作为世界遗产的文化基石主要是哪些，这将有助于人们从宏观的理性的角度更加深入地认识什么是世界遗产，世界遗产在人类文化领域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笔者认为，以下几点也许是世界遗产文化基石的重要组成部分：1、未来世界的憧憬与追求我们有趣地发现，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白色人种还是黄色人种，在人类的早期文明中都普遍存在着对未来世界的憧憬与追求的文化现象，这一文化现象一直持续到今天而不衰。孔子的“大同世界”、柏拉图的“理想国”、释迦牟尼的“极乐世界”、耶稣基督的“天堂”等等，虽然名称各异，却是殊途同归。正所谓“天同此理，人同此心”。2、对天灾人祸的恐惧与防范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时刻面临着来自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双重挑战，对天灾人祸的恐惧和防范贯穿了整个人类的发展过程。防天灾避人祸，可以说是一切文化的共有的价值取向之一。3、全球意识和可持续发展全球意识的产生是随着工业革命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而越来越强烈的，可以说，全球意识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最重要的意识之一。与此相关联的是全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温室效应、臭氧层的破坏、大气污染、海洋污染、传染病等等，不可能也不再仅仅是一个地区或某个国度的问题，而是与全人类密切相关的全球性问题。4、对人类自身的认识进入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强烈地去认识自己，生命科学的发展，克隆技术的诞生，生命密码的解破等等，促使人类不断地重新认识自己。以上四点，正是人类走向共同文明进步的文化基石，正是有了这样共同的文化基石，人们才会对世界遗产达成共识，世界遗产事业也只有在这样的文化基石上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而优秀和珍贵的遗产又能反过来为巩固和丰富这些文化基石而发挥积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人类文明的自觉和认同感，使世界遗产的保护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的呼声和需要。诚如《世界遗产公约》的前言指出的：“ 注意到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越来越受到破坏的威胁，一方面因年久腐变所致，同时变化中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使情况恶化，造成更加难以对付的损害或破坏现象，考虑到任何文化或自然遗产的坏变或丢失都有使全世界遗产枯竭的有害影响， 考虑到国家一级保护这类遗产的工作往往不很完善，原因在于这项工作需要大量手段而列为保护对象的财产的所在国却不具备充足的经济、科学和技术力量，回顾本组织《组织法》规定，本组织将通过保存和维护世界遗产和建议有关国家订立必要的国际公约来维护、增进和传播知识，考虑到现有关于文化和自然财产的国际公约、建议和决议表明，保护不论属于哪国人民的这类罕见且无法替代的财产，对全世界人民都很重要，考虑到部分文化或自然遗产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因而需作为全人类世界遗产的一部分加以保护，考虑到鉴于威胁这类遗产的新危险的规模和严重性，整个国际社会有责任通过提供集体性援助来参与保护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这种援助尽管不能代替有关国家采取的行动，但将成为它的有效补充，考虑到为此有必要通过采用公约形式的新规定，以便为集体保护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建立一个根据现代科学方法制定的永久性的有效制度”。由此可见，世界遗产事业是真正的全人类自己的事业，是切切实实为全人类的共同的文明进步服务的伟大的事业。和平共处、天人合一、地球家园等文明意识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将因此而深入。世界遗产事业也必须有利于巩固和丰富人类共同的文化基石才能成为有本之木、有源之水。所以，世界遗产事业的发展壮大，不能仅仅局限在遗产本身的保护上，而是应该与一切违背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行为做斗争，去倡导健康的文明。 8 回答者： 东方旭起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百废俱兴，伴随著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科学文化事业也提上了日程，古典文学研究呈现出一派生机。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54年，经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以及何其芳、冯雪峰、聂绀弩等人倡议、组织，由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主办，在《光明日报》以周刊的形式创办了一个学术副刊——《文学遗产》，它和当时《光明日报》的《史学》、《哲学》等副刊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新开辟的第一批学术园地。1954年3月1目，《文学遗产》第一期出版，在《发刊词》中明确指出：“运用科学的观点与方法，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对我们的文学遗产作出正确的评价，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同时也指出：“容许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并不要求每一篇文章都成为最后的结论。我们希望有些重要的问题，能够在这个刊物上展开活泼的自由论辩。”陈翔鹤先生出任第一任主编，创刊的筹备工作由他一人全力承担。1956年9月，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撤消，《文学遗产》改由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主办，陈翔鹤继续担任主编。以后文学研究所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文学遗产》自此隶属学部文学研究所领导，仍以《光明日报》副刊的形式出版。除主编陈翔鹤以外，《文学遗产》最初只有金玲、白鸿两名编辑及秘书曹道衡，后来才增加了张白山、劳洪、卢兴基等人，成立了编辑部。为了保证刊物的学术质量。组建了编委会。第一任编委有：陈翔鹤、余冠英、陈友琴(以上文学研究所)、谭丕模、钟敬文(以上北京师大学)、吴组缃、浦江清、季镇淮、游国恩(以上北京大学)等。后来又陆续增朴了林庚(北京大学)、刘盼遂、郭预衡(以上北京师范大学)、王任叔(巴人)、赵其文(以上人民文学出版社)、范宁、吴晓铃(以上文学研究所)等人为编委。为了加强与全国各地学者的联系，《文学遗产》在各地重点高等院校中征聘了通讯员，这些人后来成为我国古典文学教学与科研的骨干力量，如陈贻惞(北京大学)、聂石樵、牛仰山(以上北京师范大学)、冯其庸(中国人民大学)、王运熙(复旦大学)、郭维森(南京大学)、袁世硕(山东大学)、宁宗一(南开大学)、黄天骥(中山大学)、胡国瑞(武汉大学)等。通讯员的任务是提供学术信息，推荐论文稿件，反映各地对刊物的意见和建议。《文学遗产》副刊每周日出刊，每期近一万字，由于当时稿件多，而报纸的篇幅有限，一些较长的论文和以资料、考据为主的文章，就另编入《文学遗产增刊》出版。自创刊到1963年，《文学遗产》共发表了近两千篇文章。其中一些有影响的文章又辑入《文学遗产选刊》。此外，还开展了一系列专题讨论，如关于文学理论研究方面的：“如何辩证统一地批判和继承文学遗产?”“文学遗产是不是上层建筑?”“新的文学史如何编写?”“关于‘中间作品’的评价及古代作品的社会意义”；作家作品研究方面有关于《红楼梦》，关于王维、孟浩然的田园山水诗，关于陶渊明的诗文，关于李贺、李商隐、杜牧的诗歌，关于李煜、李清照、姜夔的词，关于《长恨歌》、《琵琶记》、《胡笳十八拍》的讨论。这些讨论所产生的文章后来大多结集出版，如：《陶渊明讨论集》、《李煜词讨论集》、《胡笳十八拍讨论集》等。从1954年3月1日创刊到1963年6月停止出刊，《文学遗产》副刊共出刊463期。一年后从464期开始，《文学遗产》改由《光明日报》主办，文学研究所不再参与编刊事务，内容也从古典文学研究变为包括中外文学研究的综合性文学研究。通过《文学遗产》这块园地，许多研究人才被注意并得到了积极的扶植和鼓励。直至今天，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工作着的骨干力量，大多曾与《文学遗产》有过程度不同的文字交往关系。《文学遗产》这样一个在广大读者中享有盛誉，并有着广泛影响的刊物，“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即被迫停刊。“文革”十年中，中国的学术园地备受摧残，大批学者蒙受了屈辱和折磨。陈翔鹤先生在1969年春含恨逝世。“文革”以后，学术再度复兴，经过多方筹备，《文学遗产》于1980年正式复刊(《光明日报》在“文革”后，应读者强烈要求亦曾一度恢复《文学遗产》副刊，双周出版，1981年出刊，1984年停刊)。复刊后的《文学遗产》实现了当初创办者的愿望，不再是报纸的副刊，而成为一份定期出版的学术杂志。自1980年夏季起，《文学遗产》以季刊的形式由中华书局出版，在全国发行。《文学遗产增刊》也同时恢复编辑、出版。编辑部仍由文学研究所领导，余冠英先生出任第二任主编。原先的编辑人员也都回来继续工作，又增加了张展、王学泰等人。重新组建的编委会包括：余冠英、张白山、曹道衡、范宁(以上文学研究所)、陈贻焮、费振刚(以上北京大学)、郭预衡(北京师范大学)、冯其庸(中国人民大学)、程毅中(中华书局)、廖仲安(北京师范学院)等人。通讯员网络也得到恢复。《文学遗产》期刊面世以后，以全国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业刊物受到瞩目，大量的研究成果和学界新人通过《文学遗产》被介绍给海内外学术界。1985年，徐公持接任主编，编委会也有所增补。为了适应学术发展的需要，增加信息量，刊物于1987年改为双月刊，还增加了“论文摘编”、“博士新人谱”、“学者研究”、“雪鸿录”、“海外学术信息”等栏目。为了加强与各地学者的联系，编辑部除编辑期刊外，还与一些院校联合主办了多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如：1982年在开封(河南师大)召开的“近代文学研讨会”、1983年在苏州(江苏师范学院)召开的“清诗讨论会”、1985年在成都召开的“宋代文学学术研讨会”、1987年在杭州大学召开的“宏观文学研究会”、1989年在信阳召开的“四十年古典文学研究回顾反思研讨会”、1990年在桂林召开的“文学史观研讨会”，以及1989、1991年间召开的一系列古典文学专题研究回顾与反思研讨会、1994年在曲阜召开的“儒学与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些会议活跃了学术空气，交流了研究方法，提高了文学研究的理论层次，也加强了学者间的联系，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自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由于物价不断上涨而经费又不断紧缩等各种经济原因，《文学遗产》和其它学术刊物一样面临着财政上的困境，乃至一度濒于停刊，为此不得不在出版、发行方面做了多次改变，先后由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经理出版事务和山西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了《文学遗产增刊》十八期等。1992年与江苏古籍出版社签约并合作出版至今。但《文学遗产增刊》终于停止出版。四十年来，《文学遗产》得到广大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的关心和支持。自首任主编陈翔鹤先生起，本刊编者与作者关系向来十分密切，这已成为传统。四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界的一流专家，几乎都在本刊发表过文章，其中包括郭沫若、茅盾、郑振铎、何其芳、李一氓、郭绍虞、罗根泽、夏承焘、唐圭璋、俞平伯、沈从文、游国恩、陆侃如、冯沅君、冯至、余冠英、吕叔湘、姜亮夫、刘大杰等一批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即已成名的古典文学研究权威，他们的支持，使刊物从一开始就站在了高起点上，并始终保持高水准。《文学遗产》编辑部自创建初始，即在陈翔鹤同志的领导下建立并逐步完善了一整套工作制度，文革后也仍能继续保持和发扬。作者的来稿，无论长短、无论是否熟人或熟人推荐的，首先进行严格的登记编号，并随即将编号通知作者，以便查询。每份稿件都要经过责编的仔细审读。不能利用的都有退稿信通知投稿者本人；如通过一审认为有可能利用的稿件，还要送二审阅定，有时提出修改意见，责编即会提供给作者商讨；最后，通过二审的稿子还要由主编三审定夺。有些稿件，还要请编委多次阅定。总之，每一篇刊用的稿件，都倾注了编辑的心血，都是对作者完全负责的。作为《文学遗产》的编辑人员，必须一贯保持严谨细致的态度，丝毫不敢掉以轻心。同时，还须经常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与专家学者保持紧密的联系，多方收集学术信息和注视学界和学人的动态，加强自身的修养。因此，《文学遗产》在学界建立了良好的声誉，获得了学者们的信任。《文学遗产》通过四十年所做的各种工作，对我国的古典文学研究起了推动和促进作用，成为学术界公认的一份具有权威性的刊物。国内学人以能够在《文学遗产》上登载论文为荣，不少大专院校及研究机构也以在《文学遗产》刊登文章作为考核中青年学者科研成果的重要标准以及晋升学术职称的依据。国外学界，更以《文学遗产》作为了解中国大陆古典文学研究现状的主要窗口。总之，由四十年的历史及在当前学术界的地位所决定，《文学遗产》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核心刊物。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事业过去的兴衰荣辱与《文学遗产》联系在一起，今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事业将来的繁荣和发展也将与《文学遗产》这一份刊物的存在密切相关，不可分离 。
郭杰，男，1960年出生，江苏徐州人。现任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曾就读于徐州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曾任教于中国矿业大学、上海空军政治学院。师从著名文学史家杨公骥先生，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199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曾任著名诗人、学者张松如（公木）先生学术助手，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美国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系访问学者，深圳大学党委办公室主任。兼任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中国诗经学会理事，广东省中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被评为深圳市优秀教师，广东省高校“千百十工程”省级学术带头人。专业为中国古代文学，主要方向是中国古代诗歌艺术与诗学理论。在中国上古诗歌（特别是《诗经》、《楚辞》）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专著《屈原新论》，从历史、文化、艺术的三维视野中考察伟大诗人屈原及其作品，被认为是楚辞研究的重要突破。另著有《古代思想与诗的世界》、《先秦诗歌史论》、《周族史诗研究》、《元白诗传》、《元好问》等多部专著，担任十卷本《中国文学史话》主编、五卷本《文学大教室》主编、九卷本《中国诗歌史论》副主编、《中国文化大百科全书·综合卷》副主编。在《文艺研究》、《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承担国家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基金项目《比较文学视野里的中国诗学》、广东省社科规划项目《风骚传统：中国诗歌艺术精神研究》、广东省高教厅社科项目《易、道、玄、禅与中国古典诗歌》等多项课题。先后获广东省第一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政府奖）三等奖（2005）、2000-2001年度《文学遗产》优秀论文奖、深圳市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2006）。参与主持的国家重点社科项目《中国诗歌史论》获第一届国家社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第三届吉林省优秀图书一等奖等。
郭杰，男，1960年出生，江苏徐州人。现任广东技术师范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曾任上海空军政治学院副营职教员，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被评为广东省高校“千百十工程”省级学术带头人。 曾就读于江苏师范大学（原“徐州师范学院”）、东北师范大学。曾师从著名文学史家杨公骥先生，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199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曾任著名诗人、学者张松如（公木）先生学术助手。专业为中国古代文学，主要方向是中国古代诗歌艺术与诗学理论。在中国上古诗歌（特别是《诗经》、《楚辞》）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其专著《屈原新论》，从历史、文化、艺术的三维视野中考察伟大诗人屈原及其作品，被认为是楚辞研究的重要突破。另著有《古代思想与诗的世界》、《先秦诗歌史论》、《白居易诗歌选注》、《元好问》等多部专著，担任十卷本《中国文学史话》主编、五卷本《文学大教室》主编。出版诗集《故乡的歌》。在《文艺研究》、《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等转载。在《人民日报》、《中华读书报》等报纸发表短论数十篇。 先后获广东省第一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政府奖）三等奖（2005）、深圳市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2006）、2000-2001年度《文学遗产》优秀论文奖。参与主持的国家重点社科项目《中国诗歌史论》获第一届国家社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第三届吉林省优秀图书一等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