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韩琦 ，男，1958年生，山东省栖霞市人。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1997年晋升为教授。2001年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研究所访学一年。现为拉美研究中心教授，世界史专业博士生导师，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副主任。兼任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外国经济史学会副理事长。主要从事拉丁美洲历史和经济的教学与研究。现主持承担教育部基地重大课题《拉美主要国家现代化道路》的研究任务。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其中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的论文达20余篇），出版专著2部，合著和编著多部，曾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三等奖3项。现开设《拉丁美洲通史专题研究》、《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发展经济学》等课程。
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起始于20世纪40年代，最早明确使用“魔幻现实主义”这个概念的作家是委内瑞拉的乌斯拉尔·彼特里，他在短篇小说《雨》（1948）发表后明确指出，作品中老农在玉米地看到的裸体小孩就是雨的化身；在老农心目中这是百分之百的“真实”，是隐藏在日常现象后面更加真实的“现实”。他说，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概念加以界定，就先借用德国文艺评论家佛朗茨·罗关于魔幻现实主义的提法吧。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创作手法出现在拉丁美洲，是拉美作家长期探索本民族文学特色的结果。他们一方面在古老的印第安文化遗产中寻根，一方面借鉴欧美现代派作家的一些创作手法，探索表现拉美现实生活新的手段。欧洲超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无疑给了他们以灵感，但他们发现，美洲作家不必像欧洲超现实主义作家那样，要刻意在小说中去营造神秘和梦幻般的气氛，因为拉丁美洲的日常现实和自然环境本身，就充满了神奇和魔幻般的因素，作家只需把它们如实地反映出来就行了。1949年，古巴著名作家卡彭铁尔在长篇小说《这个世界的王国》的序言里，指出了“神奇的现实”的重要性，认为拉丁美洲日常现实本身所具有的“神奇性”，对于文学创作具有重要意义。危地马拉著名作家阿斯图里亚斯的长篇小说《玉米人》，更把印第安人中大量存在的传说、神话故事、民族观念和习俗等，当作社会现实的重要部分加以描写，该作品问世后引起强烈反响。1955年墨西哥著名作家胡安·鲁尔福发表了中篇小说《佩德罗·帕拉莫》，他借助墨西哥农民的传统观念，在作品里打破了人和鬼魂之间、阳间和阴间的界限。这种生死无界的写法，使得人物可以自由往来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三维空间里，把人们的信仰、观念和神话传说当作不可或缺的“深层真实”加以描写。1967年哥伦比亚著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出版，作品中除采用大量历史事件的资料之外，还虚构了小镇马孔多及布恩迪亚家族，并运用丰富的神话和民间传说，着力描述离奇怪诞、充满象征意味的人物情节和自然现象。作者强调这些“都是真实的，是现实生活的组成部分”。到了1982年，智利女作家伊萨贝尔·阿连德出版长篇小说《幽灵之家》，这是一部家族史，讲述了三个家族四代人的兴衰荣辱和恩怨纠葛，作家非常重视人物观念中的魔幻因素，认为魔幻因素可以更深刻地揭示心灵的变化和奥秘。西语文学评论界认为，这是又一部魔幻现实主义的力作，称作者是“穿裙子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从上述发展过程可以看出，这一批拉美作家，把观念、想像、神话、传说当中种种魔幻因素，很巧妙地嫁接到丰富的现实生活中去，形成了一个有鲜明特色的文学流派，开启了拉美文坛的一次重大变革，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国广泛翻译和介绍拉丁美洲文学，是从1978年以后开始的，魔幻现实主义就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个流派。1979年，沈国正在当年成立的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上，做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生平与创作情况的报告，随后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戴际安等人，织织出版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1982年8月在西拉美文学研究会第一届年会上，赵德明的《拉美新小说初探》，孙家堃的《〈百年孤独〉艺术手法的分析》，以及丁文林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三篇论文，分别从文艺思潮、艺术手法和拉美新小说的总体情况，对魔幻现实主义做了较全面的分析，对于拉美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1983年由沈国正、黄锦炎、陈泉翻译出版的《百年孤独》更在读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读者对魔幻现实主义的热情，又进一步激发了西语翻译家们更多地译介魔幻现实主义的积极性。1984年在西安召开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暨魔幻现实主义研讨会，从1984年到1994年，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品，如盛力夫妇翻译的《这个世界的王国》，黄志良翻译的《总统先生》，刘习良翻译的《玉米人》和《幽灵之家》，吴名棋翻译的《百年孤独》全译本，屠孟超翻译的《佩德罗·帕拉莫》等，都有了中译本。在出版译作的同时，对魔幻现实主义的研究也十分活跃。1982年8月朱景冬主编和翻译的《拉丁美洲名作家短篇小说选》中，就专门开辟了“魔幻现实主义”部分，强调该流派的特点是“揭示存在于现实中的神秘。这神秘不是来自所表现的世界，而是隐藏和活动在其中”；1995年他又发表了专著《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巨匠》。已故段若川教授，以及陈光孚、林一安、陈众议等学者，或者开设魔幻现实主义专题课，或者撰文分析魔幻现实主义的理论及艺术特色，都产生了较大影响。社科院外文所及相关高校，还多次组织魔幻现实主义学术讨论会。所有这些，对帮助中国作家及读者认识魔幻现实主义，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包括魔幻现实主义在内的当代拉美文学在我国的传播，不仅使人们见识了一种新的文学理念和带有神秘感的作品，而且他们独具特色的创作手法，也引起了许多中国作家的关注和研究。莫言、阎连科、格非、邱华栋、范稳等人，都认为对于拉美文学应持认真学习的态度。北京作家李陀曾呼吁“要重视拉美文学的发展模式”。他说：“把拉丁美洲当代文学介绍到中国来，恐怕是（译界）近几年中最大的一件事了。”“拉美文学已经并将继续对中国文学发生重大的影响。”“我们有理由寄希望于那些研究、译介拉美文学的专家们，因为在过去不多的日子里，他们已经取得了那样大的成绩——为了这，中国文学史应该记下他们的劳作。人们永远不会忘记，正是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关键年代里，他们曾经怎样以自己的辛勤和诚实推动了文学的进步。”
对外经贸大学西班牙语专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西班牙语专业始创于1954年，是全国范围内最早建立的西语专业点之一。现有7名教师，其中教授3名，副教授2名，在读博士1名。赵雪梅教授目前担任中国西班牙语教学研究会理事。杨仲林教授担任中国拉美学会常务理事。近五十年来，西班牙语专业为我国经贸战线培养了许多高级西语人材，在全国目前的十三所设有西语专业的高校中具有一定的影响。本专业现有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本科学生主要学习西班牙语语言、经贸基础知识以及政治、经济、外交、商务、文学、社会文化等万面的基础理论和知识。要求学生毕业时具备较高的。听、说、读、写、译的能力以及较高的业务素质;达到英语公外六级水平;掌握计算机基础知识,并能够熟练进行一般的应用性操件。目前己设立硕士研究生的专业方向有经贸和跨文化比较。经贸方向以研究西班牙语国家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和现状以及经贸西班牙语为主要内容；跨文化比较主要研究中国与西语国家在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异同以及文化对经贸发展的影响等。西语专业研究生主要培养在西班牙语以及西语国家经济、贸易研究方面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能够从事本专业的教学、科研，并能胜任在国家有关部门和涉外企业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名师介绍杨仲林，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中国拉美学会常务理事。1969年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后留校进修至1973年初；1979-1981年墨西哥学院进修。长期从事拉美、特别是墨西哥研究，1990-1991年受美国福特基金会赞助赴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智利首都师范大学和厄瓜多尔天主教大学进行学术访问。1993年起从教，主讲《拉美经济研究》、《拉美政治研究》、《拉美社会研究》、《高级口译》、《西班牙语经贸文选》等硕士研究生课程，以及《谈判与口译》、《西语国家概况》、《基础西语》等本科生课程。1996-1999年在我驻墨西哥大使馆经商处从事调研工作，其间撰写了大量调研报告，部分公开发表在同时期的《国际商报》、《首都经贸信息》等报。参与多部大型辞书的撰写，如《拉丁美洲历史词典》、《世界政党词典》、《世界议会词典》等；合著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南北经济一体化的尝试》、《拉美三国议会》、《西班牙语——全国国际商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参考书》、《西班牙语动词600+10000》等；译著和译文有《古巴雄师卡斯特罗的青少年时代》、《一体化：西半球区域经济合作》、《拉丁美洲的农村社会学》、《跨入21世纪的拉丁美洲》等；公开发表的论文有：《墨西哥的贸易开放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墨西哥的政治改革及其对联邦议会的影响》、《墨西哥的扶贫政策》、《墨西哥的无证件移民》、《墨西哥的人口问题》、《墨西哥外交政策的调整》等。赵雪梅，女，1955年7月生。1982年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原北京对外贸易学院）西班牙语专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6—1988在墨西哥经济教学研究中心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3—1994在中国驻智利大使馆经商处工作，任二等秘书；1994—1996在中国驻多米尼加代表处工作，任副代表。1997年晋升为副教授，2004年晋升为教授。现任外语学院副院长，中国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教学研究会理事。编写《西班牙语经贸文章选读》、《西班牙语经贸应用文》（获2005年北京市优秀教材)等教材；发表论文近20篇。目前从事西班牙及拉美经济和贸易研究，经贸西班牙语教学。郭德琳，女。1955年生。1981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专业。1998年任副教授。曾先后在中国驻墨西哥，委内瑞拉和智利使馆经商处工作，任一等秘书。曾参与《走向21世纪的拉美市场》一书的撰文以及《汉西经贸金融词典》的编写工作。曾合作出版《西班牙语经贸文章选读》。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00/2001》作者之一。在国内学术刊物发展文章十余篇。吴飒，女，1970年生。1992年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专业，2002年获北京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曾在西班牙马德里大学进修。2005年晋升副教授。现任外语学院西班牙语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西班牙－拉美政治与文化研究。发表论文多篇，主要有：“浅析查维斯的民众主义思想”，“智利—美国自由贸易协定对智利经济的影响”，“巴斯克(VASCO)民族主义的成因与埃塔(ETA)的演变”，“评述阿索林散文集中‘时间与存在’的主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西班牙语语言文学专业(经贸西班牙语方向)课程研修班1、学制二年，共384学时，学习(不脱产)，周日全天上课。2、授课教师：本课程班课程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资深教授、外教或博士承担，部分课程将邀请国内外高校的知名专家学者集中授课。考研政策不清晰？同等学力在职申硕有困惑？院校专业不好选？点击底部官网，有专业老师为你答疑解惑，211/985名校研究生硕士/博士开放网申报名中：
拉丁美洲的现代化历程作者：杨雪冬"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实体，拉丁美洲的历史是从'发现的历史'开始的"。（沃尔夫·格雷贝道多夫：拉丁美洲向何处去，齐楚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从16世纪初开始，欧洲文明借助先进的技术和制度开始在世界范围扩张势力。在这一地区缓慢演进的印第安文明首先成为欧洲文明的牺牲品，而该地区也成为正在形成的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开始了其漫长的边缘化历史。这段边缘化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从16世纪到19世纪初期，是持续了300余年的殖民地历史；后一个阶段是从19世纪独立运动结束后开始的依附历史，已经持续了150余年了，至今仍未结束。从狭义上讲，拉丁美洲的现代化历史就是后一段历史，因为在这一时期中，拉美诸国陆续取得政治独立，开始了以建设民族国家和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从广义上讲，拉丁美洲的现代化历史则是这两段历史的总和，因为殖民地历史的开始标志着该地区已经被纳入了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进程。漫长而独特的殖民地历史直接决定了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的独特性，使之成为世界现代史中被世界体系牢牢锁住同时又无时不在摆脱束缚的典型。拉丁美洲的现代化之路集中体现了几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无法摆脱的两难困难：依附与自主。本文将从广义的角度，描绘一下拉丁美洲现代化的宏观进程。一、 哥伦布之前的拉丁美洲：缓慢演进的印第安文明印第安人是拉丁美洲的最早居民。大约在10万年之前，他们就来到美洲，并且陆续分散到各地，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部落文化。人类学家把这一地区的文化分为三类：位于中美洲（墨西哥中部和南部、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安第斯高原地区（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智利北部）的高级农耕文化；处于其毗邻地区的中级农耕文化；以及处于南美洲南部的渔猎采集文化。正是在最高级的农耕文化地区，印第安人建立起强大的帝国和高度的文明。位于今天的尤卡坦、危地马拉和伯利兹地区的玛雅文明，位于今天墨西哥地区的阿兹特克文明以及囊括从厄瓜多尔中部至智利中部3000英里地区的印加文明构成了美洲印第安人的三大文明。印第安人创造的文明成就举世公认。它们包括：培育出包括玉米、倭瓜、土豆、蔷匣、胡椒、烟草、棉花和豆类等作物，今天世界上近一半的食物发源于此；发达的天体知识；以太阳金字塔为代表的建筑技术；发达的水利灌溉系统等等。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讲，印第安文明相对于其他大陆上的文明来说，数千年的孤立隔绝使其演进速度非常缓慢的，在演进阶段上也落后于这些文明。印第安人的技术水平只相当于公元前1500年的西欧人和公元前3500年的中东人的技术水平。虽然他们在培育植物方面成就辉煌，但除了仅能最低限度地保证人口食物需求外，没有发展出耕作技术。他们仅有石制、木制、骨制的工具，不能熔炼矿石，更没有刀剑和火器。而在制度方面，美洲印第安人还停留在氏族部落阶段。各种各样的部落虽然一度被纳入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之国之中，但是彼此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从语言一直到崇拜对象。这些差别使全体印第安人之间无法形成严密的组织结构和协调一致的行为。即使是组织最完善的两大帝国，其内部也多有权力争夺的冲突，无法在资源动员和发挥个人创造力等方面与新兴的民族国家抗衡。所以说，在世界范围内的文明交往稀少的时代中，印第安人在不受外来干扰的情况下，创造了自己富有特色的文明。如果文明间的隔绝能够维持下去，印第安文明也许会平安地向前演进。但是一旦文明间的隔绝被打破，文明间的交往扩大，那么演进缓慢的印第安文明肯定会失去生存的空间，何况这次与之遭遇的是武装到牙齿，有着对财富疯狂的渴求以及宏大的征服世界愿望的欧洲文明。印第安文明被逼向了绝路。二、 殖民地历史和进入世界体系的开始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的成功引起了欧洲王室和一些社会阶层的重视。作为当时欧洲两大霸权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虽然国力已经呈现出衰落之势，但是依然倾力支持在新大陆的探险活动，因为空虚的国库无力支持王室奢糜的生活和庞大的军费开支，迫切需要获得新的财富源泉。另一方面，怀有高涨的商业热情的资产阶级希望获得更大的市场，没落的贵族，生活无所着落的农民和城市无产者，把航海和殖民冒险看作是摆脱困境的重要手段。这些阶层成了欧洲扩张的热情支持者和实践者。然而，两个王国在如何瓜分新大陆的问题上争论不止，只能求助于教皇的裁决。1493年5月3日，教皇亚力山大六世在同两国政府商量后，颁布洲渝，就双方的领海和海外领土划分了界线。但是里斯本政府对此不满，胡安二世要求双方国王重新谈判，以划定一条更加合理的界线。西班牙同意后于1494年6月7日，双方签订了托尔德西亚斯条约。然而，托尔德西亚斯条约从来就不是划定西、葡在美洲领土的令人满意的条约。事实很快证明，真正的界线是由征服者和黄金攫取者的实际占领确定的。16世纪的头20年是冒险家的时代，来自欧洲的数以千计的冒险家沿着哥伦布的路线来到加勒比海上的岛屿上。然而，绝大多数人都失望而归。其中两个西班人成了真正的幸运者。1519年，埃尔南多·科尔蒂斯在短时期内占领了拥有上百万人口的富庶帝国——阿兹特克帝国。另一位更为大胆猖獗的弗朗西斯科·皮萨罗于1531年征服了秘鲁具有高度社会组织的印加帝国。从此以后，欧洲人对拉丁美洲的殖民占领开始全面展开，并向大陆内部深入，在秘鲁被征服后，厄瓜多尔和波利维亚也接着被征服。西班牙人阿尔马格罗在30年代征服智利，把殖民范围推进到马乌莱河。随后巴拉圭、阿根廷、巴西也逐渐被纳入殖民地范围。在不断的征服过程中，印第安文明被无情地摧毁了。为什么辉煌的印第安文明会被一小撮西班牙征服者轻而易举的摧毁？其中的原因是多样的，但最根本的是长期的隔绝使其不仅在技术和制度层面上远远落后于欧洲，而且在生理和心理上无法适应欧洲人带来的一切。我们在这里不再详述印第安人在技术和制度上的落后，只想强调后面两点。欧洲人带来印第安人的疾病比欧洲人野蛮的剥削还要残忍。印第安人在天花、麻疹、伤寒等疾病面前毫无抵抗能力，只能成群成群地死去。据估计，在17世纪征服时期，西属美洲的人口从5000万锐减到400万。孤立隔绝还造成了美洲印第安人心理上的脆弱。他们虔诚而又热情地迎接外来者，毫无防备心理。而一旦发现这些外来者要的只是金钱，并不惜为此大动武力时，他们变得不知所措，在新式的武器和作战技术面前惊魂不已，毫无还手能力。欧洲人采取的矿山管理制度使被逼迫劳动的印第安人难以接受，他们精神空虚，风纪破败，常常烂醉如泥，趋于绝望。西班牙和葡萄牙在不断扩大其殖民地的同时，也在建立着自己的统治机制，力图把美洲纳为帝国的组成部分。殖民者是通过三种方式来加强其统治的。首先是政治上的"纵向主义"管理和严格的等级制。西班牙政府把殖民地分为四个总督辖区和一些都督辖区。辖区内宗主国直接纵向统治，禁止各殖民地之间任何横向交往。辖区内的官职都由来自宗主国的西班牙人担任，而不是由出生在拉美的征服者的后裔，即土生白人担任。土生白人参政的途径极为有限，他们只能管理城市、市议会和市民联合会。而且宗主国为了加强统治，不断地提高集权程度，其颁布的三十多万条法令对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生活中最锁碎的细节都作了规定，限制了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尤为重要的是这些辖区式管理不处于国家意识的形成，为日后的分裂以及各国之间的不和谐关系埋下了祸根。其次是在经济上实行分封土地的监护区制，强迫印第安人劳动，严格控制殖民地的产品结构，使之为宗主国经济服务。监护区制是一种把土地瓜分给征服者，以把印第安劳动力动员起来为矿山和大庄园服务的制度。它意味着监护人有权要求他所"监护"的印第安人缴纳贡物和提供劳役。同时，监护人有责任在印第安暴乱时为国王提供军事义务，并教化他所监护的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虽然原则上监护人的监护期有限，但后来这种期限被破坏了，监护区变成可以遗赠的私有财产。监护区制是欧洲中世纪庄园制在新大陆上的再版，直接承担着为宗主国聚敛财富的任务。热衷于重商主义政策的西、葡两国最初只关心作为财富代表的金银。按照重商主义的逻辑，一国的财富是恒定的，国家间的贸易往来会使出口国财富增加，进口国财富损减，因此，谁占有金银越多，谁就越富足。在重商主义政策的鼓励下，采矿业逐渐兴盛起来，与之相伴发展起来的是向矿区提供生活用品、食物等的大庄园。17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白银产量的减少，大庄园的经济意义也相应减小，于是种植园经济开始兴盛起来。种植园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以从非洲洲贩卖来的奴隶为主要劳动力，经营的方向是满足西欧市场的单一作物如蔗糖、烟草、棉花，后来又有橡胶、咖啡和香蕉。种植园和矿业，大庄园一样都是一种大地产制，都受到宗主国政府的严格限制，一方面殖民地不得擅自种植其他产品，另一方面宗主国控制着殖民地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交换。显然，对殖民地经济的严格控制给宗主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据估计，在殖民统治期间，西班牙从拉丁美洲攫取的黄金达250万公斤，白银达1亿公斤，金银的总价值是它出口到殖民地商品价值的4倍。拉丁美洲经济在为宗主国提供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一步步地沦为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体系的依附。之所以这样讲，主要原因在于，西班牙、葡萄牙在剥夺殖民地的同时，也正在成为西欧的附庸。由于受落后的经济结构和中世纪思想意识的限制，西、葡两国不善于利用美洲的资源和市场发展自己。它们不能大规模把殖民地生产的丰富的原材料转换成符合殖民地市场需要的制成品。所以向拉丁美洲出口的制成品90％来自工业较发达的北欧 。同时本国经济结构也没有完备起来，需要从西欧和北欧进口纺织品、小五金、谷物等产品，出口的则是羊毛、酒类、铁矿石以及黄金。这样，西、葡两国虽然从地理大发现中首先获益，但没有通过大发现打开世界市场，反而成了随后崛起的北欧与西欧经济的附庸，把从拉丁美洲攫取的金银拱手交给了掌握着市场主动权的北欧和西欧。宗主国推行的单一产品政策，使拉丁美洲在世界市场中失去了自主权和主动性。由于这些产品只提供给宗主国和中心国，受这些国家国内市场价格的支配，所以其生存和发展完全依赖于海外市场。对海外市场的过度依赖造成了这种单一产品经济的脆弱性和低度适应能力。一旦海外市场萎缩，国际市场价格下跌，或者出现政治力量的干扰，单一产品经济就会陷于被动，甚至走向崩溃。单一产品经济在本地区经济中没有横向和纵向的关联度，纯属"飞地经济"，无法带动其他经济部门的共同发展，充分利用本地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因此单一经营意味着每年的大部分时间有人失业。这种单一产品的经济也许会带来经济的增长，但无法实现经济的发展，即本地经济的全面进步。最后，在文化方面，殖民统治者在摧毁了印第安文化的同时，又力图把宗主国的文化移植过来，以求使印第安人皈依自己的文化和信仰，实现对殖民地的文化控制。武力图杀、疾病以及残酷的剥削使印第安文化丧失殆尽。对于存活下来的印第安人，殖民统治者内部虽然存在争论，一派认为土著是"高尚的印第安人"；则一派则蔑视他们为"脏狗"，但是最终后者成为了殖民政策的指导思想。印第安人被排斥在社会之外。虽然来自旧大陆的天主教士们曾经为印第安人的利益辩护过，并力图改掉他们的一些落后习惯，使之皈依天主，但是成效微弱。而且教士们并不认为印第安人和他们在精神上是平等的，他们对印第安人的保护不过是把他们当作年幼无知的孩子监护起来。随着教会力量的壮大，许多教士成为了大庄园主，残酷地剥削印第安人，并与殖民当局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大力协助推行拉美文化中特有的家长式统治和独裁。排挤掉并取代了印第安文化的宗主国文化对于拉丁美洲来说并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从本质上讲，宗主国文化是一种推崇等级制、独裁和家长制的封建文化，并没有为拉丁美洲带来新鲜的活力，反而和印第安文化中的一些顽固势力结合在一起，更加强烈地扼杀个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同时，宗主国推行的政治和经济措施助长了这种文化的顽固势力的强化。权力操纵在一个小的社会阶层手中的政治和大庄园制的经济不仅形成了个人独裁和一撮人控制国家和经济的传统，而且阻碍了"民族意识"的形成。因为拉美国家内部分裂为若干个大庄园，这些庄园是"封闭的社会"，培养的是个人对庄园主的绝对服从，而不是对国家与民族的忠诚与认同。这样的政治经济传统为诠释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独裁不断，社会各阶层间缺乏团结和解，以及对国家利益缺少共识提供了很好的答案。总之，从某种角度讲，西班牙、葡萄牙进入美洲，是欧洲漫长的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这个进程实质上就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这两个国家没有全面经历这个革命进程，尤其是西班牙还保留了中世纪的结构。因而，它强加给美洲殖民地的是一种前资本主义的、等级的社会制度，其标志是教条主义和令人窒息的专制主义，这与英国在北美建立的半自由的、能够适应和发展的制度形成了对照。三、 全面纳入世界体系的19世纪18世纪末，西班牙殖民帝国开始呈江河日下之势。殖民地内部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包括土生白人、混血种人、印第安人和黑人在内的各阶层人民把斗争的矛头直指殖民统治者。另外，来自欧美的先进思想，如自由主义、理性主义、法国共济会思想等，和法美革命的成功为殖民地人民的斗争注入了思想动力，提供了武装革命成功的例子。1790年海地爆发争取独立的革命运动，使拉丁美洲的内部危机露出冰川的一角。1806年米兰达在委内瑞拉组织起解放祖国的志愿军，掀开了南美独立战争的序幕。而拿破仑占领西班牙和西班牙人民起义反对这位篡权者成了殖民地起义的直接导火线，并为其提供了有利条件。1810年在加拉加斯、基多、波哥大、布宜诺斯艾利斯等许多城市先后爆发了起义。革命者拒绝承认法国派到殖民地的代理人，纷纷建立起"洪达"（委员会）来管理国家。玻利瓦尔、圣马丁、奥希金斯、伊达尔多等人纷纷在本国举起起义的旗帜，建立起独立的共和国。1815年后，各地的革命斗争向纵深发展，战火在整个大陆蔓延。南美大陆伟大的解放者圣马丁和玻利瓦尔认识到只有拉美人民联合起来才能把西班牙统治者彻底赶走，保证各国的独立。于是，两位解放者率军从南北夹击西班牙统治的巢穴——秘鲁。1825年取得了阿亚库乔大捷，全歼殖民军主力部队。1826年1月23日，西班牙驻卡亚俄港的残军向玻利瓦尔投降，拉美独立战争取得了最终胜利。拉丁美洲独立战争前后进行了20多年，遍及整个大陆和海岛，波及的人口达2000万，推翻了300年的殖民统治，建立了18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但是独立运动取得的成就更多的是政治意义上，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拉美社会内部结构，切断同西方列强的经济联系，摆脱经济上的依附地位。独立战争后的拉美以新的形式被新殖民主义全面纳入了世界体系，同时其社会政治结构的畸形也有所加重。正如斯塔夫里亚诺斯所说，"跟随政治独立而来的，并不是经济独立，而是新殖民主义。"（《全球分裂》上册，迟越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78页。）独立战争胜利后，传统的大地产制和严格的等级制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不断发展、扩大。通过对印第安人土地的掠夺，通过对教会地产及国有土地的占有，绝大多数克里奥尔人（土生白人）地主的大地产不仅原封未动，而且他们还取代了西、葡殖民者的地位，霸占了绝大多数原来属于殖民者的土地。另外，通过对在独立战争中立有战功的将军、军官以及行政长官进行的土地分封，大地产的数量大大增加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如以往一样牢牢地控制着经济资源。在政治方面，这些大有产者虽然自称"自由派"，但不肯放弃既得的权力。因此由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组成的中产阶级，以及一大批无产者仍然被排斥在政治体制之外。这些在新独立的国家中掌握权力的大有产阶层同国际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其生产的绝大部分产品都要拿到国际市场销售。另外，由于在独立战争中英国支持了拉美各国反对西班牙的斗争，其发展的模式和取得的成就给这些受过欧洲教育或者熟悉欧洲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英国的迅速发展与商业优势地位被认为是同自由放任主义相联系的。所以这个阶层中的许多人认为自由贸易应当同刚刚取得的政治独立齐头并进。但是这些人看到的只是表象，没有看到英国的优势来自于其强大的工业基地，商船队以及船坚炮利的后盾，他们更不理解，一项错误的政策，不仅会造成破坏，而且会产生全面的混乱。哥伦比亚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它在独立后废除了所有关税，使拥有价格优势的英国商品大规模涌入国内，结果是国内手工业者在短时期失去了竞争的能力。因此，从发展战略选择上，拉美国家的领导人显得比美国独立后的领导人更加幼稚天真，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斯密和李嘉图理论的最早牺牲品，丧失了加强自身实力的机会。实行自由贸易具体体现对进、出口的重视。实践证明脱离社会政治现实的自由贸易政策并不会从李嘉图所描述的比较优势中获益，相反却带来了灾难性影响。在出口方面，大部分拉美国家领导人强调农产品，因为欧洲对热带农产品和欧洲时令以外的农产品需求很大。但是只依赖农业的作法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其中最突出的有三个：一是加重了原有的两极分化趋势，并削弱了国内市场购买力的培养。因为农产品生产依然由大土地所有者控制着，其产生的利润很难扩散到众多生产者身上，占人口大多数的贫困者无法给国产品提供强大的购买支持，从而阻碍了国内工业合理的发展。二是农业生产结构向单一化畸形化发展。由于过份偏重某种作物，所以忽视了其他作物的种植。而且在国际市场上原料价格波动很大，因此使整个农业部门以及在此基础形成的依靠单一产品的加工业极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冲击。三是为外资的进入打开了方便之门。在西班牙统治时期，帝国的贸易体制限制了殖民地进出口货物的来源和性质，并且禁止外国人在殖民地拥有财产或建立商业企业。在独立战争期间和独立战争以后，这些限制失去了效力。处于欧洲国家前列的法国和英国乘机占领了拉美市场，成为主要的商品供应国。刚刚获得独立的国家并不愿意成为纯粹的进口国，它们希望投资开发本国资源。但是这种强烈的投资愿望并没有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因为拉美各国银行制度不健全，融资渠道不通畅，而拥有大量资本的教会和商人们不愿在国内投资。恰恰在这个时候，发达国家的资本突然增加。加利福尼亚黄金的发现，使传统的金融市场饱和了。为了取得高额利润，资本开始向包括拉美在内的有利润潜力的地区转移。外国资本进入拉美大致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世纪20年代，外国投资（首先是英国资本，其次是法国和西欧其他地区的资本，还有少量美国的投资）开始在拉丁美洲出现，主要用于原料和基础产品的开采和输出。大部分投到今天阿根廷的领土范围之内，第二个时期出现在50年代之后。高速钢制汽船、卓有成效的冷冻装置、新的采矿技术以及其他技术进步激发了西方资本在拉丁美洲的大规模投资。这一时期资本的主要用途是发展必要的交通线路（铁路、公路和港口），以确保产品的运输和经销。后来，投资转向发展各种服务设施。与此同时，欧洲银行给拉美政府的贷款成倍增加。到1914年时拉丁美洲的外国投资总额达到85亿美元，占全世界长期外国总投资的五分之一。资金的来源如下：联合王国，37亿；美国，17亿；法国，12亿；德国，9亿；其他国家，10亿。外资的大规模进入，并没有给拉丁美洲各国带来经济福音，相反使拉美经济的依附地位进一步加重。这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外国投资创造的"飞地经济"，并没有推动国内市场的整合和经济的发展，相反却加强了同宗主国间的纵向经济联系。以巴西为例，在1848年至1849年间从里约热内卢港出口的货物价格为2732．9万克鲁塞罗（巴西货币单位），而运往国内各地的只值71．7万克鲁塞罗。英国在巴西出资修建的铁路有几种不同的规格，车辆的转换迄今还是一大问题。因为当时唯一关心的是怎样从内地向各港口运送货物，而不是把巴西的各个地区联成一体。二是形成了面向海外市场的单一产品结构，并且外国资本逐渐控制了这种生产结构，从而控制了拉美各国的经济命脉，为这些资本的母国干涉东道国内政提供了便利条件和渠道。除了经济依附程度加深外，独立后的拉美各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因为独立战争的领导者们代表的是大地产阶级和大资本家阶级，其目的是摆脱宗主国的控制，而不是打破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有利于这些既得利益者的社会政治结构。在社会结构上，除了长期存在的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外，种族主义也开始强大起来。印第安人和非洲人被视为劣等种族，认为其需要的是控制和管理，而不是教育与机会。等级制和种族主义阻碍了社会的流动性，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和贫富差距。同时也限制了教育的普及。例如在巴西，适龄儿童入学率1872年为5．29％，1889年是5．8％，1907年是9．19％。此外，拉美的教育方式也无益于民族发展。本地学校只培养下层办事员，而技术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则是从欧洲引进的。同许多依附地区一样，在拉丁美洲落后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支撑着奢华的、模仿欧洲生活的消费文化。本地的上层人物对于宗主国的价值观念、社会风尚和物质产品、社会服务等亦步亦趋，把大量的钱财用在这些方面，同时极端蔑视体力劳动。上层人士对于消费的崇尚和劳动的蔑视影响了全社会的价值理念和文化时尚。甚至穷人也在竭力模仿这种高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把微薄的收入用于购买进口毛料服装、有边帽子、苏格兰威士忌等奢侈品上。结果，消耗了本可投放在本地企业中的资金，减少了本地经济发展的机会。另外对劳动的蔑视追求奢华的风气，同新格兰的清教伦理观相比，显然十分不利于经济发展。独立后的政权并没有实现对全国的统一，相反被众多的"考迪罗"瓜分了，使"考迪罗主义"成为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拉美政治的主要特点。"考迪罗"是指一个军人或一个地主，凭借他个人的威信和受他统治的人的绝对忠诚，在一个地方或地区称王称霸。被他统治的人的忠诚是绝对的，因为一方面考迪罗对他们进行剥削压迫，另一方面也保护他们不受其他考迪罗的侵犯并向他们提供最低的经济保障。随着新殖民主义的扩张，考迪罗成了其合适的代理对象。因为新殖民主义中有一种引导着殖民国家与特权集团结盟，以此稳定其对殖民地的控制的内在要求。"考迪罗主义"的存在对于拉美政治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阻碍了拉美政治现代化、制度化和民主化的进程。其影响表现为：首先，造成了政局的涣散，中央政权控制的乏力和政令执行的不畅。其次，军人干预政治。在整个19世纪中，政权的原有支柱——天主教会的影响逐渐下降，地主贵族与军队的联盟成为政权的真正基础。军队由于拥有组织，资源以及垄断武器成了拉美最强有力的"政党"。军人对政治的干预限制了政党的发展和民主选举制度的实施，使得军人独裁替代了民选总统，军人管理替代了文官管理。而且军队长期干预政治在某些国家被宪法等法律合法化，被认为是维护"国内秩序"的保障。再次，腐败和政治上的任人唯亲成了拉美政治的基本特征。殖民统治时期的封建传统和大地产制的维持成了腐败和任人唯亲滋生的良好土壤。考迪罗们的出现使这种现象更加明显，因为它们要获得政权，必须获得一些特殊的社会集团的支持，而回报的则是政治恩惠。由于没有制度化的民主机制，所以这种政治互惠就变得公开化、被制度默认了。最后，个人魅力成了政治动员的根本性力量。独立后的拉美各国政治并没有摆脱封建传统的影响，控制资源的个人继续控制着政权。由于缺乏制度化的民主机制和正式的参与渠道，所以民众表达意愿的机会受到了限制，更多的是依赖和寄希望于某些个人。这无疑扩大了个人的影响力。虽然个人魅力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全国政治动员，但在缺乏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却容易沦为个人独裁。拉美人常常抱怨说："可怜的拉丁美洲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的确，拉美在独立战争快结束时就感觉到来自北方的觊觎之心。虽然几乎同时成为殖民地，但是北美却由于自身特殊性而逐渐发展起来。尤其是独立之后，美国完全摆脱了欧洲宗主国的政治、经济控制。随着其经济实力的提高，它不仅在北美地区基本上清除了欧洲势力，而且也成为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国一员。作为新兴强国，它想扩大自己在美洲的影响，彻底排挤掉欧洲在美洲大陆的势力，以确保自己的战略安全和本地区霸主地位。1823年12月美国总统门罗递交给国会的报告最早完整地表达了这种野心，其体现的门罗主义成为美国日后干预拉美事务的基本准则。门罗主义的基本精神是"美洲大陆……从现在起不应该成为任何欧洲国家实行殖民化的对象……我们不能允许任何欧洲国家任何以压迫为目的的干预，否则将被看作是对美国的不友好的表示。"门罗主义的出现，引起拉美一些有识之士的警惕，例如西蒙·博利瓦尔，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对拉丁美洲人民来说不是朋友和盟国，而是潜在的威胁。但是相对于南北战争后不断强大的北方邻国来说，拉美各
韩琦 ，男，1958年生，山东省栖霞市人。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1997年晋升为教授。2001年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研究所访学一年。现为拉美研究中心教授，世界史专业博士生导师，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副主任。兼任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外国经济史学会副理事长。主要从事拉丁美洲历史和经济的教学与研究。现主持承担教育部基地重大课题《拉美主要国家现代化道路》的研究任务。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其中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的论文达20余篇），出版专著2部，合著和编著多部，曾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三等奖3项。现开设《拉丁美洲通史专题研究》、《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发展经济学》等课程。
韩琦 ，男，1958年生，山东省栖霞市人。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1997年晋升为教授。2001年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研究所访学一年。现为拉美研究中心教授，世界史专业博士生导师，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副主任。兼任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外国经济史学会副理事长。主要从事拉丁美洲历史和经济的教学与研究。现主持承担教育部基地重大课题《拉美主要国家现代化道路》的研究任务。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其中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的论文达20余篇），出版专著2部，合著和编著多部，曾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三等奖3项。现开设《拉丁美洲通史专题研究》、《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发展经济学》等课程。主要学术成果： 一 专著： 1，《拉丁美洲经济制度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2，《跨国公司与墨西哥的经济发展（20世纪40—80年代）》，人民出版社，2011年2月出版。 二 主编： 《拉美国家现代化模式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二 论文： 1，《论拉丁美洲殖民制度的遗产》，《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2，《墨西哥大庄园制的形成及其经济结构》，《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3，《智利硝石业的发展与早期现代化》（合作），《世界历史》，2010年第1期4，《拉美结构主义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2008年第2期5，《秘鲁现代化迟缓原因探析》，《世界历史》2003年4期6，《试探拉美经济发展落后于北美的根源》，《世界历史》1997年第3期7，《1870—1930年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8，《一致性和多样性——拉美现代化研究中的两种视角》，《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2期9，《拉美古代文明史中几个有争议的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10，《论拉丁美洲的封建主义》，《史学理论研究》2000第4期11，《辨证评析拉美的百年经济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8期12，《对东亚和拉美经济发展成败原因的分析与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年第7期13，《发展中拉关系与拉美史学科建设》（合作），《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增刊14，《拉美的新结构主义理论》，《拉丁美洲研究》2008年第1期15，《塞尔索·富尔塔多及其经济发展思想》，《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3期，16，《智利经济—社会转型的特点和经验》《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4期 17，《简论拉美新自由主义的演变》《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2期18，《拉丁美洲的早期工业化》，《拉丁美洲研究》（上）2002年第6期19，《拉丁美洲的早期工业化》，《拉丁美洲研究》（下）2003年第1期20，《独立后至20世纪初拉美南锥体国家土地结构的变化——兼论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6期21，《简论拉丁美洲的一致性和多样性》，《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3期22，《拉丁美洲殖民地时期的海盗和走私》，《拉丁美洲研究》1999年第5期23，《拉丁美洲的城市发展和城市化问题》，《拉丁美洲研究》1999年第2期24，《墨西哥和秘鲁民族整合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拉丁美洲研究》1995年第4期25，《哥伦布的殖民政策与分配制》，《拉丁美洲研究》1988年第6期26，《西属拉美历史上的委托监护制》，《史学月刊》1991年第1期27，《唯真求实，不断突破史学研究的“禁区”——王春良先生和世界史研究》《历史教学问题》2008年第5期28，《墨西哥埃切维利亚政府化解社会危机的对策与启示》（合作），《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4期。29，《独立后的西属美洲缘何未建成统一的联邦国家？》，《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1期30，《美洲白银与早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2期31，《一个昔日民众社会的毁灭》，《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3期32，《国外学者论阿根廷经济发展由盛转衰的原因》，《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6期33，《殖民地时期秘鲁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12期34，《国外对拉美农业资本主义的研究》，《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8期35，《国外对殖民地时期拉美大庄园制的研究》，《世界史研究动态》1988年第12期36，《应该辩证地看待“拉美化”问题》， 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主办《国际借鉴》2005年第7期37，《“拉美化”和中国“拉美化之忧”》，《江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38，《独立后至20世纪初拉丁美洲的大地产制》，《山东师大学报》1992年第5期39，《论墨西哥的债役农制》，《山东师大学报》1989年第5期40，《墨西哥、玻利维亚革命影响之比较》，（合作）《山东师大学报》1988年增刊41，《从委托监护制与大庄园制的延续性看拉美大地产的起源》，《山东师大学报》1988年第5期42，《委托监护制不是授予土地的制度》，《山东师大学报》1987年第5期43，《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秘鲁的经济制度》，《聊城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44，《论拉美古代印第安文明及其遗产》，《聊城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45，《拉美历史上的劳役分派制》，《烟台师院学报》1989年第4期46，《20世纪拉丁美洲的变革与发展》，载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七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47，《从“奇迹”到危机——墨西哥现代化转型的经验教训》，载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六辑，中国社科出版社2009年11月出版48，《论拉丁美洲的现代化道路》载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五辑，中国社科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49，《跨国公司与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载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四辑，2007年出版50，《拉美现代化进程的阶段论——吉诺·赫尔马尼和他对拉美现代化的研究》，载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三辑，2006年出版51，《20世纪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特点》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二辑，2005年出版52，《论自由主义对19世纪拉丁美洲的影响》，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一辑，2004年出版53，《中国与拉美非建交国家的关系》，（ 合作），载苏振兴、蔡同昌主编：《2005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No.5（中国与拉美关系的回顾和展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3月。54，《阿兹特克文明与印卡文明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北京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院编：《亚太研究论丛》，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 三 书评： 1，《一本研究拉美国家利用外资的力作——读<外国资本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世界历史》2001年第1期2，《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评介》，《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3期3，《现代化、全球化与印第安人——读<玛雅人的后裔>》（合作），《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第6期4，《南北美洲发展道路的巨大反差——读<西半球的裂变—近代拉美与美国发展模式比较研究>》（合作）,《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2期5，《从拉美现代化的历史中寻求智慧与启迪——读<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拉丁美洲研究》，2006年第5期6，《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一个案例剖析——读《墨西哥政治经济改革及模式转换》，《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5期7，《巴西现代化研究的新进展——<巴西现代化进程透视><巴西历史和现代化><巴西现代化研究>评介》，《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1期8，《拉美经济发展理论最杰出的先驱者——读〈劳尔·普雷维什经济思想研究〉》，《拉丁美洲研究》2003年第5期9，《解读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评介》，《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6期10，《用心灵和情感撰写的拉丁美洲历史——读<丰饶的苦难：拉美笔记>》，《拉丁美洲研究》1999年第1期11，《一本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力作——读<拉美发展模式研究>》，《拉丁美洲研究》1998年第4期12，《秘鲁黑市和经济不发达的根源——评索托的<另一条道路>》，《拉丁美洲研究》1995年第6期13，《现代化的负效应：文化冲突、依附、贫困——评<19世纪拉美进步的贫困>》，《拉丁美洲研究》1993年第3期
拉丁美洲的现代化历程作者：杨雪冬"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实体，拉丁美洲的历史是从'发现的历史'开始的"。（沃尔夫·格雷贝道多夫：拉丁美洲向何处去，齐楚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从16世纪初开始，欧洲文明借助先进的技术和制度开始在世界范围扩张势力。在这一地区缓慢演进的印第安文明首先成为欧洲文明的牺牲品，而该地区也成为正在形成的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开始了其漫长的边缘化历史。这段边缘化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从16世纪到19世纪初期，是持续了300余年的殖民地历史；后一个阶段是从19世纪独立运动结束后开始的依附历史，已经持续了150余年了，至今仍未结束。从狭义上讲，拉丁美洲的现代化历史就是后一段历史，因为在这一时期中，拉美诸国陆续取得政治独立，开始了以建设民族国家和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从广义上讲，拉丁美洲的现代化历史则是这两段历史的总和，因为殖民地历史的开始标志着该地区已经被纳入了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进程。漫长而独特的殖民地历史直接决定了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的独特性，使之成为世界现代史中被世界体系牢牢锁住同时又无时不在摆脱束缚的典型。拉丁美洲的现代化之路集中体现了几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无法摆脱的两难困难：依附与自主。本文将从广义的角度，描绘一下拉丁美洲现代化的宏观进程。一、 哥伦布之前的拉丁美洲：缓慢演进的印第安文明印第安人是拉丁美洲的最早居民。大约在10万年之前，他们就来到美洲，并且陆续分散到各地，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部落文化。人类学家把这一地区的文化分为三类：位于中美洲（墨西哥中部和南部、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安第斯高原地区（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智利北部）的高级农耕文化；处于其毗邻地区的中级农耕文化；以及处于南美洲南部的渔猎采集文化。正是在最高级的农耕文化地区，印第安人建立起强大的帝国和高度的文明。位于今天的尤卡坦、危地马拉和伯利兹地区的玛雅文明，位于今天墨西哥地区的阿兹特克文明以及囊括从厄瓜多尔中部至智利中部3000英里地区的印加文明构成了美洲印第安人的三大文明。印第安人创造的文明成就举世公认。它们包括：培育出包括玉米、倭瓜、土豆、蔷匣、胡椒、烟草、棉花和豆类等作物，今天世界上近一半的食物发源于此；发达的天体知识；以太阳金字塔为代表的建筑技术；发达的水利灌溉系统等等。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讲，印第安文明相对于其他大陆上的文明来说，数千年的孤立隔绝使其演进速度非常缓慢的，在演进阶段上也落后于这些文明。印第安人的技术水平只相当于公元前1500年的西欧人和公元前3500年的中东人的技术水平。虽然他们在培育植物方面成就辉煌，但除了仅能最低限度地保证人口食物需求外，没有发展出耕作技术。他们仅有石制、木制、骨制的工具，不能熔炼矿石，更没有刀剑和火器。而在制度方面，美洲印第安人还停留在氏族部落阶段。各种各样的部落虽然一度被纳入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之国之中，但是彼此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从语言一直到崇拜对象。这些差别使全体印第安人之间无法形成严密的组织结构和协调一致的行为。即使是组织最完善的两大帝国，其内部也多有权力争夺的冲突，无法在资源动员和发挥个人创造力等方面与新兴的民族国家抗衡。所以说，在世界范围内的文明交往稀少的时代中，印第安人在不受外来干扰的情况下，创造了自己富有特色的文明。如果文明间的隔绝能够维持下去，印第安文明也许会平安地向前演进。但是一旦文明间的隔绝被打破，文明间的交往扩大，那么演进缓慢的印第安文明肯定会失去生存的空间，何况这次与之遭遇的是武装到牙齿，有着对财富疯狂的渴求以及宏大的征服世界愿望的欧洲文明。印第安文明被逼向了绝路。二、 殖民地历史和进入世界体系的开始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的成功引起了欧洲王室和一些社会阶层的重视。作为当时欧洲两大霸权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虽然国力已经呈现出衰落之势，但是依然倾力支持在新大陆的探险活动，因为空虚的国库无力支持王室奢糜的生活和庞大的军费开支，迫切需要获得新的财富源泉。另一方面，怀有高涨的商业热情的资产阶级希望获得更大的市场，没落的贵族，生活无所着落的农民和城市无产者，把航海和殖民冒险看作是摆脱困境的重要手段。这些阶层成了欧洲扩张的热情支持者和实践者。然而，两个王国在如何瓜分新大陆的问题上争论不止，只能求助于教皇的裁决。1493年5月3日，教皇亚力山大六世在同两国政府商量后，颁布洲渝，就双方的领海和海外领土划分了界线。但是里斯本政府对此不满，胡安二世要求双方国王重新谈判，以划定一条更加合理的界线。西班牙同意后于1494年6月7日，双方签订了托尔德西亚斯条约。然而，托尔德西亚斯条约从来就不是划定西、葡在美洲领土的令人满意的条约。事实很快证明，真正的界线是由征服者和黄金攫取者的实际占领确定的。16世纪的头20年是冒险家的时代，来自欧洲的数以千计的冒险家沿着哥伦布的路线来到加勒比海上的岛屿上。然而，绝大多数人都失望而归。其中两个西班人成了真正的幸运者。1519年，埃尔南多·科尔蒂斯在短时期内占领了拥有上百万人口的富庶帝国——阿兹特克帝国。另一位更为大胆猖獗的弗朗西斯科·皮萨罗于1531年征服了秘鲁具有高度社会组织的印加帝国。从此以后，欧洲人对拉丁美洲的殖民占领开始全面展开，并向大陆内部深入，在秘鲁被征服后，厄瓜多尔和波利维亚也接着被征服。西班牙人阿尔马格罗在30年代征服智利，把殖民范围推进到马乌莱河。随后巴拉圭、阿根廷、巴西也逐渐被纳入殖民地范围。在不断的征服过程中，印第安文明被无情地摧毁了。为什么辉煌的印第安文明会被一小撮西班牙征服者轻而易举的摧毁？其中的原因是多样的，但最根本的是长期的隔绝使其不仅在技术和制度层面上远远落后于欧洲，而且在生理和心理上无法适应欧洲人带来的一切。我们在这里不再详述印第安人在技术和制度上的落后，只想强调后面两点。欧洲人带来印第安人的疾病比欧洲人野蛮的剥削还要残忍。印第安人在天花、麻疹、伤寒等疾病面前毫无抵抗能力，只能成群成群地死去。据估计，在17世纪征服时期，西属美洲的人口从5000万锐减到400万。孤立隔绝还造成了美洲印第安人心理上的脆弱。他们虔诚而又热情地迎接外来者，毫无防备心理。而一旦发现这些外来者要的只是金钱，并不惜为此大动武力时，他们变得不知所措，在新式的武器和作战技术面前惊魂不已，毫无还手能力。欧洲人采取的矿山管理制度使被逼迫劳动的印第安人难以接受，他们精神空虚，风纪破败，常常烂醉如泥，趋于绝望。西班牙和葡萄牙在不断扩大其殖民地的同时，也在建立着自己的统治机制，力图把美洲纳为帝国的组成部分。殖民者是通过三种方式来加强其统治的。首先是政治上的"纵向主义"管理和严格的等级制。西班牙政府把殖民地分为四个总督辖区和一些都督辖区。辖区内宗主国直接纵向统治，禁止各殖民地之间任何横向交往。辖区内的官职都由来自宗主国的西班牙人担任，而不是由出生在拉美的征服者的后裔，即土生白人担任。土生白人参政的途径极为有限，他们只能管理城市、市议会和市民联合会。而且宗主国为了加强统治，不断地提高集权程度，其颁布的三十多万条法令对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生活中最锁碎的细节都作了规定，限制了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尤为重要的是这些辖区式管理不处于国家意识的形成，为日后的分裂以及各国之间的不和谐关系埋下了祸根。其次是在经济上实行分封土地的监护区制，强迫印第安人劳动，严格控制殖民地的产品结构，使之为宗主国经济服务。监护区制是一种把土地瓜分给征服者，以把印第安劳动力动员起来为矿山和大庄园服务的制度。它意味着监护人有权要求他所"监护"的印第安人缴纳贡物和提供劳役。同时，监护人有责任在印第安暴乱时为国王提供军事义务，并教化他所监护的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虽然原则上监护人的监护期有限，但后来这种期限被破坏了，监护区变成可以遗赠的私有财产。监护区制是欧洲中世纪庄园制在新大陆上的再版，直接承担着为宗主国聚敛财富的任务。热衷于重商主义政策的西、葡两国最初只关心作为财富代表的金银。按照重商主义的逻辑，一国的财富是恒定的，国家间的贸易往来会使出口国财富增加，进口国财富损减，因此，谁占有金银越多，谁就越富足。在重商主义政策的鼓励下，采矿业逐渐兴盛起来，与之相伴发展起来的是向矿区提供生活用品、食物等的大庄园。17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白银产量的减少，大庄园的经济意义也相应减小，于是种植园经济开始兴盛起来。种植园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以从非洲洲贩卖来的奴隶为主要劳动力，经营的方向是满足西欧市场的单一作物如蔗糖、烟草、棉花，后来又有橡胶、咖啡和香蕉。种植园和矿业，大庄园一样都是一种大地产制，都受到宗主国政府的严格限制，一方面殖民地不得擅自种植其他产品，另一方面宗主国控制着殖民地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交换。显然，对殖民地经济的严格控制给宗主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据估计，在殖民统治期间，西班牙从拉丁美洲攫取的黄金达250万公斤，白银达1亿公斤，金银的总价值是它出口到殖民地商品价值的4倍。拉丁美洲经济在为宗主国提供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一步步地沦为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体系的依附。之所以这样讲，主要原因在于，西班牙、葡萄牙在剥夺殖民地的同时，也正在成为西欧的附庸。由于受落后的经济结构和中世纪思想意识的限制，西、葡两国不善于利用美洲的资源和市场发展自己。它们不能大规模把殖民地生产的丰富的原材料转换成符合殖民地市场需要的制成品。所以向拉丁美洲出口的制成品90％来自工业较发达的北欧 。同时本国经济结构也没有完备起来，需要从西欧和北欧进口纺织品、小五金、谷物等产品，出口的则是羊毛、酒类、铁矿石以及黄金。这样，西、葡两国虽然从地理大发现中首先获益，但没有通过大发现打开世界市场，反而成了随后崛起的北欧与西欧经济的附庸，把从拉丁美洲攫取的金银拱手交给了掌握着市场主动权的北欧和西欧。宗主国推行的单一产品政策，使拉丁美洲在世界市场中失去了自主权和主动性。由于这些产品只提供给宗主国和中心国，受这些国家国内市场价格的支配，所以其生存和发展完全依赖于海外市场。对海外市场的过度依赖造成了这种单一产品经济的脆弱性和低度适应能力。一旦海外市场萎缩，国际市场价格下跌，或者出现政治力量的干扰，单一产品经济就会陷于被动，甚至走向崩溃。单一产品经济在本地区经济中没有横向和纵向的关联度，纯属"飞地经济"，无法带动其他经济部门的共同发展，充分利用本地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因此单一经营意味着每年的大部分时间有人失业。这种单一产品的经济也许会带来经济的增长，但无法实现经济的发展，即本地经济的全面进步。最后，在文化方面，殖民统治者在摧毁了印第安文化的同时，又力图把宗主国的文化移植过来，以求使印第安人皈依自己的文化和信仰，实现对殖民地的文化控制。武力图杀、疾病以及残酷的剥削使印第安文化丧失殆尽。对于存活下来的印第安人，殖民统治者内部虽然存在争论，一派认为土著是"高尚的印第安人"；则一派则蔑视他们为"脏狗"，但是最终后者成为了殖民政策的指导思想。印第安人被排斥在社会之外。虽然来自旧大陆的天主教士们曾经为印第安人的利益辩护过，并力图改掉他们的一些落后习惯，使之皈依天主，但是成效微弱。而且教士们并不认为印第安人和他们在精神上是平等的，他们对印第安人的保护不过是把他们当作年幼无知的孩子监护起来。随着教会力量的壮大，许多教士成为了大庄园主，残酷地剥削印第安人，并与殖民当局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大力协助推行拉美文化中特有的家长式统治和独裁。排挤掉并取代了印第安文化的宗主国文化对于拉丁美洲来说并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从本质上讲，宗主国文化是一种推崇等级制、独裁和家长制的封建文化，并没有为拉丁美洲带来新鲜的活力，反而和印第安文化中的一些顽固势力结合在一起，更加强烈地扼杀个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同时，宗主国推行的政治和经济措施助长了这种文化的顽固势力的强化。权力操纵在一个小的社会阶层手中的政治和大庄园制的经济不仅形成了个人独裁和一撮人控制国家和经济的传统，而且阻碍了"民族意识"的形成。因为拉美国家内部分裂为若干个大庄园，这些庄园是"封闭的社会"，培养的是个人对庄园主的绝对服从，而不是对国家与民族的忠诚与认同。这样的政治经济传统为诠释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独裁不断，社会各阶层间缺乏团结和解，以及对国家利益缺少共识提供了很好的答案。总之，从某种角度讲，西班牙、葡萄牙进入美洲，是欧洲漫长的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这个进程实质上就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这两个国家没有全面经历这个革命进程，尤其是西班牙还保留了中世纪的结构。因而，它强加给美洲殖民地的是一种前资本主义的、等级的社会制度，其标志是教条主义和令人窒息的专制主义，这与英国在北美建立的半自由的、能够适应和发展的制度形成了对照。三、 全面纳入世界体系的19世纪18世纪末，西班牙殖民帝国开始呈江河日下之势。殖民地内部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包括土生白人、混血种人、印第安人和黑人在内的各阶层人民把斗争的矛头直指殖民统治者。另外，来自欧美的先进思想，如自由主义、理性主义、法国共济会思想等，和法美革命的成功为殖民地人民的斗争注入了思想动力，提供了武装革命成功的例子。1790年海地爆发争取独立的革命运动，使拉丁美洲的内部危机露出冰川的一角。1806年米兰达在委内瑞拉组织起解放祖国的志愿军，掀开了南美独立战争的序幕。而拿破仑占领西班牙和西班牙人民起义反对这位篡权者成了殖民地起义的直接导火线，并为其提供了有利条件。1810年在加拉加斯、基多、波哥大、布宜诺斯艾利斯等许多城市先后爆发了起义。革命者拒绝承认法国派到殖民地的代理人，纷纷建立起"洪达"（委员会）来管理国家。玻利瓦尔、圣马丁、奥希金斯、伊达尔多等人纷纷在本国举起起义的旗帜，建立起独立的共和国。1815年后，各地的革命斗争向纵深发展，战火在整个大陆蔓延。南美大陆伟大的解放者圣马丁和玻利瓦尔认识到只有拉美人民联合起来才能把西班牙统治者彻底赶走，保证各国的独立。于是，两位解放者率军从南北夹击西班牙统治的巢穴——秘鲁。1825年取得了阿亚库乔大捷，全歼殖民军主力部队。1826年1月23日，西班牙驻卡亚俄港的残军向玻利瓦尔投降，拉美独立战争取得了最终胜利。拉丁美洲独立战争前后进行了20多年，遍及整个大陆和海岛，波及的人口达2000万，推翻了300年的殖民统治，建立了18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但是独立运动取得的成就更多的是政治意义上，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拉美社会内部结构，切断同西方列强的经济联系，摆脱经济上的依附地位。独立战争后的拉美以新的形式被新殖民主义全面纳入了世界体系，同时其社会政治结构的畸形也有所加重。正如斯塔夫里亚诺斯所说，"跟随政治独立而来的，并不是经济独立，而是新殖民主义。"（《全球分裂》上册，迟越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78页。）独立战争胜利后，传统的大地产制和严格的等级制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不断发展、扩大。通过对印第安人土地的掠夺，通过对教会地产及国有土地的占有，绝大多数克里奥尔人（土生白人）地主的大地产不仅原封未动，而且他们还取代了西、葡殖民者的地位，霸占了绝大多数原来属于殖民者的土地。另外，通过对在独立战争中立有战功的将军、军官以及行政长官进行的土地分封，大地产的数量大大增加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如以往一样牢牢地控制着经济资源。在政治方面，这些大有产者虽然自称"自由派"，但不肯放弃既得的权力。因此由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组成的中产阶级，以及一大批无产者仍然被排斥在政治体制之外。这些在新独立的国家中掌握权力的大有产阶层同国际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其生产的绝大部分产品都要拿到国际市场销售。另外，由于在独立战争中英国支持了拉美各国反对西班牙的斗争，其发展的模式和取得的成就给这些受过欧洲教育或者熟悉欧洲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英国的迅速发展与商业优势地位被认为是同自由放任主义相联系的。所以这个阶层中的许多人认为自由贸易应当同刚刚取得的政治独立齐头并进。但是这些人看到的只是表象，没有看到英国的优势来自于其强大的工业基地，商船队以及船坚炮利的后盾，他们更不理解，一项错误的政策，不仅会造成破坏，而且会产生全面的混乱。哥伦比亚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它在独立后废除了所有关税，使拥有价格优势的英国商品大规模涌入国内，结果是国内手工业者在短时期失去了竞争的能力。因此，从发展战略选择上，拉美国家的领导人显得比美国独立后的领导人更加幼稚天真，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斯密和李嘉图理论的最早牺牲品，丧失了加强自身实力的机会。实行自由贸易具体体现对进、出口的重视。实践证明脱离社会政治现实的自由贸易政策并不会从李嘉图所描述的比较优势中获益，相反却带来了灾难性影响。在出口方面，大部分拉美国家领导人强调农产品，因为欧洲对热带农产品和欧洲时令以外的农产品需求很大。但是只依赖农业的作法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其中最突出的有三个：一是加重了原有的两极分化趋势，并削弱了国内市场购买力的培养。因为农产品生产依然由大土地所有者控制着，其产生的利润很难扩散到众多生产者身上，占人口大多数的贫困者无法给国产品提供强大的购买支持，从而阻碍了国内工业合理的发展。二是农业生产结构向单一化畸形化发展。由于过份偏重某种作物，所以忽视了其他作物的种植。而且在国际市场上原料价格波动很大，因此使整个农业部门以及在此基础形成的依靠单一产品的加工业极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冲击。三是为外资的进入打开了方便之门。在西班牙统治时期，帝国的贸易体制限制了殖民地进出口货物的来源和性质，并且禁止外国人在殖民地拥有财产或建立商业企业。在独立战争期间和独立战争以后，这些限制失去了效力。处于欧洲国家前列的法国和英国乘机占领了拉美市场，成为主要的商品供应国。刚刚获得独立的国家并不愿意成为纯粹的进口国，它们希望投资开发本国资源。但是这种强烈的投资愿望并没有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因为拉美各国银行制度不健全，融资渠道不通畅，而拥有大量资本的教会和商人们不愿在国内投资。恰恰在这个时候，发达国家的资本突然增加。加利福尼亚黄金的发现，使传统的金融市场饱和了。为了取得高额利润，资本开始向包括拉美在内的有利润潜力的地区转移。外国资本进入拉美大致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世纪20年代，外国投资（首先是英国资本，其次是法国和西欧其他地区的资本，还有少量美国的投资）开始在拉丁美洲出现，主要用于原料和基础产品的开采和输出。大部分投到今天阿根廷的领土范围之内，第二个时期出现在50年代之后。高速钢制汽船、卓有成效的冷冻装置、新的采矿技术以及其他技术进步激发了西方资本在拉丁美洲的大规模投资。这一时期资本的主要用途是发展必要的交通线路（铁路、公路和港口），以确保产品的运输和经销。后来，投资转向发展各种服务设施。与此同时，欧洲银行给拉美政府的贷款成倍增加。到1914年时拉丁美洲的外国投资总额达到85亿美元，占全世界长期外国总投资的五分之一。资金的来源如下：联合王国，37亿；美国，17亿；法国，12亿；德国，9亿；其他国家，10亿。外资的大规模进入，并没有给拉丁美洲各国带来经济福音，相反使拉美经济的依附地位进一步加重。这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外国投资创造的"飞地经济"，并没有推动国内市场的整合和经济的发展，相反却加强了同宗主国间的纵向经济联系。以巴西为例，在1848年至1849年间从里约热内卢港出口的货物价格为2732．9万克鲁塞罗（巴西货币单位），而运往国内各地的只值71．7万克鲁塞罗。英国在巴西出资修建的铁路有几种不同的规格，车辆的转换迄今还是一大问题。因为当时唯一关心的是怎样从内地向各港口运送货物，而不是把巴西的各个地区联成一体。二是形成了面向海外市场的单一产品结构，并且外国资本逐渐控制了这种生产结构，从而控制了拉美各国的经济命脉，为这些资本的母国干涉东道国内政提供了便利条件和渠道。除了经济依附程度加深外，独立后的拉美各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因为独立战争的领导者们代表的是大地产阶级和大资本家阶级，其目的是摆脱宗主国的控制，而不是打破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有利于这些既得利益者的社会政治结构。在社会结构上，除了长期存在的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外，种族主义也开始强大起来。印第安人和非洲人被视为劣等种族，认为其需要的是控制和管理，而不是教育与机会。等级制和种族主义阻碍了社会的流动性，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和贫富差距。同时也限制了教育的普及。例如在巴西，适龄儿童入学率1872年为5．29％，1889年是5．8％，1907年是9．19％。此外，拉美的教育方式也无益于民族发展。本地学校只培养下层办事员，而技术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则是从欧洲引进的。同许多依附地区一样，在拉丁美洲落后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支撑着奢华的、模仿欧洲生活的消费文化。本地的上层人物对于宗主国的价值观念、社会风尚和物质产品、社会服务等亦步亦趋，把大量的钱财用在这些方面，同时极端蔑视体力劳动。上层人士对于消费的崇尚和劳动的蔑视影响了全社会的价值理念和文化时尚。甚至穷人也在竭力模仿这种高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把微薄的收入用于购买进口毛料服装、有边帽子、苏格兰威士忌等奢侈品上。结果，消耗了本可投放在本地企业中的资金，减少了本地经济发展的机会。另外对劳动的蔑视追求奢华的风气，同新格兰的清教伦理观相比，显然十分不利于经济发展。独立后的政权并没有实现对全国的统一，相反被众多的"考迪罗"瓜分了，使"考迪罗主义"成为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拉美政治的主要特点。"考迪罗"是指一个军人或一个地主，凭借他个人的威信和受他统治的人的绝对忠诚，在一个地方或地区称王称霸。被他统治的人的忠诚是绝对的，因为一方面考迪罗对他们进行剥削压迫，另一方面也保护他们不受其他考迪罗的侵犯并向他们提供最低的经济保障。随着新殖民主义的扩张，考迪罗成了其合适的代理对象。因为新殖民主义中有一种引导着殖民国家与特权集团结盟，以此稳定其对殖民地的控制的内在要求。"考迪罗主义"的存在对于拉美政治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阻碍了拉美政治现代化、制度化和民主化的进程。其影响表现为：首先，造成了政局的涣散，中央政权控制的乏力和政令执行的不畅。其次，军人干预政治。在整个19世纪中，政权的原有支柱——天主教会的影响逐渐下降，地主贵族与军队的联盟成为政权的真正基础。军队由于拥有组织，资源以及垄断武器成了拉美最强有力的"政党"。军人对政治的干预限制了政党的发展和民主选举制度的实施，使得军人独裁替代了民选总统，军人管理替代了文官管理。而且军队长期干预政治在某些国家被宪法等法律合法化，被认为是维护"国内秩序"的保障。再次，腐败和政治上的任人唯亲成了拉美政治的基本特征。殖民统治时期的封建传统和大地产制的维持成了腐败和任人唯亲滋生的良好土壤。考迪罗们的出现使这种现象更加明显，因为它们要获得政权，必须获得一些特殊的社会集团的支持，而回报的则是政治恩惠。由于没有制度化的民主机制，所以这种政治互惠就变得公开化、被制度默认了。最后，个人魅力成了政治动员的根本性力量。独立后的拉美各国政治并没有摆脱封建传统的影响，控制资源的个人继续控制着政权。由于缺乏制度化的民主机制和正式的参与渠道，所以民众表达意愿的机会受到了限制，更多的是依赖和寄希望于某些个人。这无疑扩大了个人的影响力。虽然个人魅力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全国政治动员，但在缺乏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却容易沦为个人独裁。拉美人常常抱怨说："可怜的拉丁美洲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的确，拉美在独立战争快结束时就感觉到来自北方的觊觎之心。虽然几乎同时成为殖民地，但是北美却由于自身特殊性而逐渐发展起来。尤其是独立之后，美国完全摆脱了欧洲宗主国的政治、经济控制。随着其经济实力的提高，它不仅在北美地区基本上清除了欧洲势力，而且也成为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国一员。作为新兴强国，它想扩大自己在美洲的影响，彻底排挤掉欧洲在美洲大陆的势力，以确保自己的战略安全和本地区霸主地位。1823年12月美国总统门罗递交给国会的报告最早完整地表达了这种野心，其体现的门罗主义成为美国日后干预拉美事务的基本准则。门罗主义的基本精神是"美洲大陆……从现在起不应该成为任何欧洲国家实行殖民化的对象……我们不能允许任何欧洲国家任何以压迫为目的的干预，否则将被看作是对美国的不友好的表示。"门罗主义的出现，引起拉美一些有识之士的警惕，例如西蒙·博利瓦尔，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对拉丁美洲人民来说不是朋友和盟国，而是潜在的威胁。但是相对于南北战争后不断强大的北方邻国来说，拉美各
江汉大学人文学院是在原江汉大学中文系、政法系历史学专业，原武汉教育学院中文系、政史系历史学专业，原华中理工大学汉口分校社科部的基础上于2000年组建而成。学院设有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新闻传播学3个系，并设有党政综合、教学管理、学生工作三个办公室和《学语文报》报社和普通话测评中心等五个机构。学院有教职工95人，其中专任教师71人。人文学院有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影视文化）、历史学、公共事业管理（文化产业经营管理）、广告学五个专业及专业方向，并有新闻学、广告学两个专科专业。人文学院形成了以下特色：1.科研力量雄厚，学术梯队合理。人文学院教师的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年龄结构、学术水平等在江汉大学处于领先地位。学院有教授4人、副教授36人，高级职称者占到教师总人数的58%。学院还拥有一批有相当知名度的专家、学者，他们的科研实力强，并获得包括各类政府津贴在内的多项奖励与肯定。其中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2人，武汉市管优秀专家3人，武汉市政府专项津贴获得者4人，曾宪梓教育基金奖获得者4人，武汉市“213人才”1人等等。他们的科研水平和学术地位已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广泛认同。人文学院积极鼓励中青年教师的进修学习，并提供相应的物质与精神支持，年轻教师迅速成长，拥有较为合理的学术和学科梯队。学院40岁以下的年轻副教授已占学院副教授总数的三分之二。学院有博士后1人，博士4人，硕士30人，中青年教师中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占绝大多数，学院的科研后劲足。2.学科优势明显，科研成果丰硕。人文学院的传统专业办学历史悠久，经过长期的积淀，已形成一批在国内具有一定学术地位的学科和专业。中文系教授多，各学科都有其独到之处。其中汉语言文学为武汉市品牌专业立项建设专业，文艺学为武汉市重点学科、湖北省硕士学位点建设立项学科，语言学为校重点学科、省硕士学位点建设立项学科。历史系和新闻系则以教师年轻、博士和硕士多而具有强劲的发展势头。学院还设置有生态文艺学研究所、社会语言学研究所、黄兴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学院主办的《学语文报》是全省发行量最大的专业性报纸。人文学院以科研立项多、论著多、获奖多、质量高而著称。学院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科研项目1项，文化部科研项目1项，省级科研项目15项，市、校级科研项目21项；出版专著、教材6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500多篇。已有成果中，有7项获得省部级奖励，有16项获得市级奖励。《新华文摘》、《语言文字应用》、《文学评论》、《鲁迅研究月刊》、《史学理论研究》、《拉丁美洲研究》等国家级刊物经常可以见到人文学院教师发表的论文。3.教研风气浓厚，教师学有所长。“九五”期间，人文学院教师人均发表论文在5篇以上。学院的教学科研奖励机制促进了教师教学科研的积极性，积极性的普遍调动提高了学院教学科研的整体氛围。学院教师竞相使用多媒体教学和双语教学，积极申报各类科研立项。目前，学院的“现代汉语”为湖北省优质课程、精品课程建设立项课程，“中国文化概论”、“世界现代化进程”、“文艺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广告学概论”为学校精品课程建设立项课程。学院教师在长期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各自的科研方向，构造了独特而出色的研究领域。如中文系周建民教授的广告语言学研究、皇甫积庆教授的鲁迅研究、王立教授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刘超班教授的中国敬语研究、王仁铭教授的《红楼梦》后四十回研究、吴艳副教授的文学评论、吕幼安副教授的文学创作、彭松乔副教授的生态文艺学研究等在学术界都有较大影响；历史系邓正兵教授的民国时期地方主义研究、宋传银博士的历史地理研究、程洪副教授的拉美史研究、赵炎才副教授的中国近代伦理研究、张克兰副教授的史学理论研究等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新闻系阮卫副教授等人的广告艺术研究还吸引了传媒的注意。4.学生思维活跃，素质及成材率高。人文学院着力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不断进行教学课程体系和授课模式的改革。汉语言文学和历史专业实行3+1模式，即前3学年学习本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第4学年根据社会需求和个人志愿，再分流设置师范专业培养方向，学习高等师范教育必备的专业课程。各专业注重实践环节，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学院还开办了“人文大讲堂”等第二课堂，定期举办丰富多彩的学术和文体活动。学院在校生思维敏捷，勤奋好学，勇于开拓，积极参与校内外各项活动，并获多种奖项。人文学院有学生近1200人，不断有韩国、泰国留学生前来就学。多年来，人文学院的学生以知识面广、理论性强、敬业奉献等素质而受到用人单位的普遍好评。学院毕业生一次就业率在学校居于前列。新闻系毕业生一次就业率在90%以上。5.教师奋发努力，前景更为光明。学院现有在读博士18人，在读硕士6人，教师均在积极为提高学历、职称层次和学术水平而努力。学院也在大力加强学科和专业建设，大力加强本科教育，巩固优势专业，积极申办新兴专业，不断寻找新的专业增长点。同时，积极申报硕士学位点。
硕士论文辅导机构排名如下：
1、艾思云课堂毕业论文辅导中心
艾思云课堂（v.ais.cn）是国内专业的学术在线教育平台，汇聚国内外优秀学者为科研人员提供科研课堂、科研辅导、成果分享、科研问答等服务，帮助科研人员全方位提升科研能力。
艾思云课堂论文辅导一对一，由来自国内外知名高校的导师带领学员探索科研的乐趣、提升科研能力与学术经验，项目根据学生研究领域匹配专属导师，制定个性化专属课程，培养学生科研能力、论文写作能力，帮助学员顺利完成论文，助力成功发表，助力国内外名校申请/硕博毕业/职位晋升。
2、埃德特论文写作辅导中心
埃德特论文指导中心一家正规的论文辅导机构，开设有专科论文辅导，硕士论文辅导，博士论文辅导，毕业论文辅导，为来自不同国家、各专业的客户提供服务。
3、中大保研论文指导中心
中大保研成立至今现已汇聚数千位双一流院校的硕博士、高校在职老师、国内外杂志社编辑、专利代理人等各领域的杰出青年才俊，为广大学员（国内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高校老师、科研机构工作人员）提供服务。主要有保研教育方面的服务、论文辅导服务、专利申请服务、软著申请服务等。
4、思客论文辅导发表中心
起源于2014年，专注为准留学生提供高质量背景提升规划与综合素质培养服务，针对14-25岁学生提供一系列项目制学术产品：美国奥林匹克，留学，论文，丘成桐，名企实习，高中生创业大赛，HiMCM，保研，科研背景提升，学术项目等等，帮助学生增强上学竞争力，实现世界好学校申请梦想。
5、集思论文辅导中心
集思留学背景提升中心，Academics是由北京集思互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运营世界好大学教授、行业导师和国际教育专家共同创立的中外学术项目。不仅是一家专业的留学背景提升机构，也是一家专业的研究生论文辅导机构。
硕士论文：
硕士论文是硕士研究生所撰写的学术论文，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更高的学术水平，更加强调作者思想观点的独创性，以及研究成果应具备更强的实用价值和更高的科学价值。共分为12大类。
硕士论文是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所撰写的论文。它应能反映出作者广泛而深入地掌握专业基础知识，具有独立进行科研的能力，对所研究的题目有新的独立见解，论文具有一定的深度和较好的科学价值，对本专业学术水平的提高有积极作用。
优秀的硕士论文能够反映出作者对所学习专业的理论知识掌握的程度和水平，能够帮助作者构建起良好的完整的知识体系，还能够反映作者独立的科研能力和学术理论的应用水平，对研究的课题的思考和独立见解。
韩琦 ，男，1958年生，山东省栖霞市人。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1997年晋升为教授。2001年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研究所访学一年。现为拉美研究中心教授，世界史专业博士生导师，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副主任。兼任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外国经济史学会副理事长。主要从事拉丁美洲历史和经济的教学与研究。现主持承担教育部基地重大课题《拉美主要国家现代化道路》的研究任务。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其中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的论文达20余篇），出版专著2部，合著和编著多部，曾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三等奖3项。现开设《拉丁美洲通史专题研究》、《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发展经济学》等课程。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该书强调“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以区别于严谨的天衣无缝的历史叙述，各位历史学家在分析历史的时候是让古人的思想在自己心中重演，所谓“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重视历史叙述中思想史的重构确实是当代西方史学主潮中的一大趋势，在这种史学理论的指导下，历史叙述不可避免地要带上叙述者的时代，甚至其个人性格的烙印。这也许与学术的严谨态度是不和谐的，但是就历史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来说，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上我们还可以存疑。这段文字的争议性让不同的历史观有了一个碰撞交流的机会，也很好地体现了本书编者在叙述历史时所秉持的哲学原则，这是与我国史学论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的取向所风格迥异的。《世界史纲》：这本书作为第一本世界通史著作，居然由一个非历史学家来完成，这也并非偶然。西方近代历史当时专业化分工已经相当严重了，没有几个专业历史学家能让自己的名声放在这样的一本谈不上学术的著作来考验，而作者Wells 免于这种名声上的忧虑。全书没有一个明显的理论支撑，没有任何「现代化」或者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这样的理论框架，只是粗略地提出了一个「意愿的共同体」和「服从的共同体」这样的大概理论，但是你会发现即使拿掉对全书的结构也不产生太多的影响。而且，这也恰恰是这个书生命力顽强的一个原因，因为如钱钟书论述，理论的大厦常常倒塌，再也住不得人，唬不得人了，但是其中的零砖碎瓦却依然可以为后人可用。 世界各文明在本书中分布不均匀，对西方的历史介绍得太多。对一个中国读者来说，最不能满意的是，中国的东西太少了，简直让人怀疑他是西方中心主义。但是作者对他知晓不多的东西说的不多，也不会如他的前人那样胡说八套一通。有人可能对他书中对中国汉字的歪论而不满，不过那个是傅斯年的观点，而作为五四领军人物的傅斯年，思想之激进可想而知。而且，作者 有着世界公民的观念，有着一个世界国家的理想，他由衷地欣赏中古基督教世界一家的理念，并且对十九世纪以来兴起的民族国家的概念表示十足的敌对。
1970年出生于河北抚宁，199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法语语言文学专业，获学士学位；1997年和2000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院研究生院外国文学系法语语言文学专业，分别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92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评论》杂志担任编辑，目前在南欧拉美文学研究室从事法国文学研究，研究方向为法国现代文学理论。1982年9月－1988年7月在河北抚宁第一中学学习1988年9月－1992年7月在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学习1992年7月－1994年4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保卫局工作1994年4月－2004年5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评论杂志》工作1994年9月－2000年7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国文学系学习2004年5月至今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南欧拉美文学研究室工作2005年10月－2006年3月 在法国人文之家和高等社会科学院做博士后研究翻译出版[ 1 ] 《艺术的法则》，布尔迪厄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2 ] 《男性统治》，布尔迪厄著，海天出版社，2002年[ 3 ] 《色情史》，巴塔耶著，商务印书馆，2003年[ 4 ] 《言语意味着什么》（合译），布尔迪厄著，商务印书馆，2005年[ 5 ] 《帕斯卡尔式的沉思》，布尔迪厄著，三联书店，即出[ 6 ] 《神话布尔迪厄》，《人籁论辨月刊》，2006年2月，台湾[ 7 ] 中篇小说《发烧》（《世界文学》2009年第2期）
利用两部或多部文学作品之间的比较研究,例如人物形象,写作手法等都可以. 给个例子你看： 《红楼梦》与《百年孤独》之比较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百年孤独》是拉美文坛的杰作。它们都以描写了一个大家族数代人从发迹、鼎盛到衰败的百余年漫长的过程，表达出整个社会的滞重。在创作手法上也各具特色：《红楼梦》是一个由社会——贾府——大观园——怡红院组成的空间向心环状结构，《百年孤独》则是从第一代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分成阿卡迪奥与奥协良诺两个系统直至第七代长猪尾巴的奥雷良诺，是一个按时间顺序的链状结构。 由于长篇小说本质上不受任何既定的形式所限，因此无论在中国在外国它都能自如发展，常具规模。而小说家仿佛要用大量精密的细节来替代那些较难把握的思想和知识上的集成。中西传统对结构概念的不同，但在努力将大堆材料作系统的组织时，却都找出相似的方法来。即以几代人为基础建立循环式的小说结构，极力把各种纵横交错的母题组成一个协调的整体。 长篇小说的主要成就就在于它能以批评的态度来重建一个新的世界观。它根基于现实，却要越进一个假想的“非现实”层次里去。小说家（至少是其中最伟大者）在力求忠实地表现一个满布可信的细节深具说服力的完整世界时，必然要面临现实世界一些比较深入的本质上的难题。小说家一开始去追求客观现实的世界，则早晚上要陷入自相矛盾的局面。他会发现，客观事物之存在实际已假定了有一双外在格物的眼睛，因而也早不确定了一个主观而相对的视点。“长篇小说不若史诗般拥有一颗天真灿烂的童心，它乃一门雄浑老成的艺术。“（卢卡契） 《红楼梦》与《百年孤独》的作者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们创造了一个发自内心的世界，它不是确实世界的重复，而是要谴责它的丑恶和虚假，因此他们探求，他们重建，他们发明。对这个世和这个时代，他们既不进行复制又不使其理想化，也不简单地加以歪曲。他们从中截取的不是偶然性，而是深刻的规律。他们还证明了按其它规律创造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他们使现实之树长出了新枝。他们创造了一些种类陌生的事物，也有一些魔鬼，但是他们都具有有机的统一性，这些生机勃勃的生物是由一种巨大的发问和挑战和赋予活力的。可能的和幻想的绘画是现实和日常的绘画的延续。 “真正的艺术就是使人想起它的一种方式”。艺术作品的使命不再是再现世界，而是表达人的愿望。“作家的使命是把孤独的和必死的一切引向无限的生活，把偶然的东西变成符合法的东西。他的使命是带有预言性的。”（雅奴赫《卡夫卡谈话录》P162） 《红楼梦》并卷就勾勒了一个女娲补天的创世神话，因而引出了“无材可去补苍天”的宝玉，以及灵河岸边的绛珠仙子。加以“还泪说”，真是神而又奇。这个“朱兰白石绿树清溪、人迹罕逢飞尘不至”的理想世界就是与《红楼梦》中描写的丑恶肮脏的现实世界形成鲜明对比的“太虚幻境”。它是全书的基石，给整部红楼罩上了梦幻飘渺的气氛。 《红楼梦》中的现实世界是龌龊不堪之至了，如柳湘莲的名言：“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让我们先从贾赦说起。贾赦在《红楼梦》里可算是最肮脏的人物这一。《红楼梦》中有条无形的章法，即凡是比宝玉长一辈的人，对其不堪之处，描写都多少有相当保留，这也可以说是“为尊者讳”吧。尽管如此，作者对贾赦仍不肯轻易放过。所以第四十六回专章声讨，详写强纳鸳鸯为妾的丑事。曹雪芹借袭人之口写出他的史家定评：“真真——这话论理不该我们说——这个大老爷太好色了。略平头正脸的他就不放手了。”《红楼梦》中对贾琏淫行最多特写镜头，恐怕是表达“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名古谚吧。东府自然更为肮脏：秦可卿淫丧天香楼，贾珍诸人整日聚赌玩娈童，以致曾跟老太爷打天下的焦大痛骂：“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鸡戏狗，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当然如鲁迅指出：“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为贾府好，不过是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伪自由书?言论自由的界限》） 应当指出的是大观园的归属问题。大观园是曹雪芹着力最深的地方，是作者的希望所在。在庚辰本脂批有这样一条： 大观园系玉史与十二钗之太虚玄（幻）境，岂可草率？ 根据脂砚斋的看法，所谓“天上人间诸景备，未许凡人到此来”的大观园便是理想世界太虚幻境的人间投影。这两个世界是融合的。我们虽然不能过于相信指批，可是在内证充分的情况下脂批却是最有力的旁证。让我们看看《红楼梦》中的直接证据，第五回宝玉随秦可卿游太虚幻境： ．．．．．．至一所在。但是朱栏白石绿树清溪，真是人迹罕逢飞尘不到。宝玉在梦中欢喜，相到：“这个去处有趣。我就在这里过一生，纵然失了家，也愿意。” 第十七回宝玉随贾政入大观园，行至沁芳亭一带，书中所描写的正是“朱栏白石绿树清溪”这八个字的充实和放大。就心情而言，宝玉初进大观园时（第二十三回）作家写道：“且说宝玉自进园来，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岂是偶然？更为明显的是宝玉和贾政一行人离了蘅芜院，来到一座玉石牌坊之前： 宝玉见了这个所在，心中忽有所动，寻思起来倒是哪里见过一般，却一时想不起来哪年月日的事了。 宝玉自己也许忘了，可是读者一定还记得第五回宝玉梦游至一所在，有一石碑坊上书有“太虚幻境“，所以脂批于此点明：“仍归于葫芦一梦之太虚幻境。”贾政说：“这是要紧之处”，是的，《红楼梦》中还有比太虚幻境更要紧的所在吗？作者一再再而三地点明：大观园不在人间，而在天上；不是现实，而是理想。更准确地说，大观园就是太虚幻境。1972年宋淇发表《论大观园》提出： 大观园是一个女儿们和外面世界隔绝的一所园子，希望女儿在里面，过无忧无虑的逍遥日子，以免染上男子的龌龊气味。最好女儿们永远保持她的青春，不要嫁出去。大观园在这个意义上说来，可以说是保护女儿们的保垒，只存在于理想之中，并没有现实的依据。 这段话说得既平实又中肯。大观园是一片理想的净土，它与外面的现实世界是“清与浊”、“情与淫”、“假与真”风月宝鉴的反面与正面。这两个世界是贯穿全书的一条最主要线索。清道光年间王香雪评曰： 《石头记》一书，全部最要关键是真假二字。读者须知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真中有假，假在有真，假不是假，真不是真。明此数意，则甄宝玉贾宝玉是一是二便心目了然，不为作者冷齿，亦知作者匠心。 可是令我们痛心更令曹雪芹痛心的是大观园这个理想世界是建筑在最肮脏的现实世界基础上，第十六回对大观园建造有很清楚的叙述： 从东府一带借着东府花园起，转至北起，一共丈量准了三里半大。．．．．．．先后令人拆宁府含芳园墙垣楼阁，直接入荣府东大院中。．．．．．．会芳园本是从北拐角墙下引来的一段活水，今也无须再引。其山石树木虽不敷用，贾赦住的乃是荣府旧园，其中竹树山石以及亭榭栏 杆等物，皆可挪就前来。 我们知道东府诸公及荣府的贾赦是最为淫滥之人。它让我们不能忘记最干净的其实也是从最肮脏的里面出来的。最干净的最后仍旧要回到最肮脏中去的。“欲洁保曾洁，云空未必空”这两句诗不但是妙玉的归宿，同时也是大观园的归宿。曹雪芹一方面全力创造了一个理想世界，在主观企求上他又无情地写出了一个与此对比的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的一切力量则不断地在摧残理想世界，直到完全毁灭为止。“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也构建了一片神奇的土地，那就是马孔多。由于两位作者文化传统与历史的背景不同。《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是曹雪芹根据中国传统佛道思想虚构的，其在人间的投影大观园则是建立在旧势力的阴影里，是人为的退缩，是有院墙的具体的封闭。《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虽然在人间，但又是无处寻觅的。马尔克斯对其环境的描写也似伊甸园般美好。 马孔多是一个只有二十户人家的村庄，座落在水流清彻的河边；这些水流沿着洁白而巨大的像史前时期的化石蛋一样的光滑的石床向下流。这块天地是如此之新，许多东西都尚未有名字，提起来还得用手指指点点。 在许多村庄中，马孔多是最有秩序最勤劳的一个。那是一个幸福的村庄，那里没有一个人超过三十岁，也从未死过人。 但“因为这个村子隐没在辽阔的沼泽地里”。环境险恶闭塞，它是布恩地亚第一代及二十多户亲友怀着冒险精神背井离乡开拓创建的，是人们的逃避，是无形的空间的隔绝。 马尔克斯曾有段文字描述一艘搁浅的西班牙大帆船： 整个船身处于孤寂的地方，被子人忘却了，没有遭到时光的侵蚀，也没有受到飞到飞禽的骚扰。．．．．．．里面除了一大簇花卉，没有任何东西。 这充满象征性的语言就是马孔多初期的写照。在没被殖民者发现之前，它闭塞、贫困、没有任何嵌有物质文明的东西，它有的仅是一簇花卉，它代表着和平、宁静、纯洁、美好，是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世外桃源般的理想世界。 如果说曹雪芹是极力想保护大观园这块理想之地不受外界侵袭，结果“历史的必然与现实世界的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导致大观园的破产；那么马尔克斯则是有意安排一个世外桃园马孔多，把这个“有价值的东西当面摔给人看。” 悲剧同工，却有异曲。前面我们说过大观园是建立在旧的园子基础上，虽然它处处小心严加防范，不惜以封闭来求得保护自己，但毕竟它的“干净”是建立在包围之中。大观园里的人物对这两个世界的看法是清醒的。我们不妨检讨一下“黛玉葬花”的意义。“黛玉葬花”发生在第二十三回，宝玉和诸钗刚刚在大观园里开始他们的理想生活，所以这个故事的安排富有深意。 宝玉一回头，却是林黛玉来了，肩上担着花锄，上挂着纱囊，手中拿着花帚。宝玉笑道：“好，好，来把这个花扫起业，撂在水里。我才撂了好些在哪里呢。”林黛玉道：“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仍旧把花糟塌了，那畸角上我有一个花冢。如今把她扫了，装在这绢袋里，拿土埋上，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 黛玉葬花一节正是作者开宗明义地点明《红楼梦》中两个世界的她。黛玉的意思很明显，大观园里面是干净的，但是出了大观园就是脏的臭的了。把花葬在园子里让她们日久随土而化，这才能永远保持清洁。花在这里自然是园中女孩子的象征。她们若想保持干净纯洁，唯一的途径便是永驻理想之城而不到外面的现实世界去。从主观愿望上说，宝玉和大观园中的女孩子们所企求的是理想世界的永恒，是精神生命的清澈；但在客观认识上，他们对外在世界不是茫无所知，他们虽然天真烂漫，却并非幼稚糊涂。事实上她们一方面把两个世界区别得泾渭分明，而另一方面又深刻地意识到现实世界对理想世界的高度危害性。“黛玉葬花”这正是通过形象化的方式把这两层意思巧妙地表达了出来。 曹雪芹有时也用明确而尖锐的语言点出外面世界的险恶。第四十九回史湘云警告宝琴道：“你除了在老太太跟前，就在园子里，来这两处，只管玩笑吃喝。到了太太屋里，若太太在屋里只管和太太说笑，多坐一会无防。老太太不在屋里你别进去，那屋里的人多心坏，都是要害咱们的。”到底湘云是直率人。 绣香囊出现于大观园里中是一个信号（七十三回）被夏志清比之于伊甸园中蛇的出现，因为蛇一出现，亚当和夏娃就从天堂坠落到人间。黛玉一句“冷月葬花魂”标志大观园的气数是真的要尽了。抄检大观园，晴雯被逐，迎春误嫁，通灵走失，黛玉夭亡，探春远嫁，妙玉遭动，巧姐被卖，惜春独守青灯，真是“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正应了“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红楼梦》作者就是这样将两个世界于强烈的对比中写出，以显示肮脏丑恶的现实世界（淫）无时无刻不在对理想世界（情）进行围困侵害。 宝玉是一个有情有欲的人，所不同是他的欲永远是为情服务的，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第六回作者安排宝玉与袭人偷演警幻所训之事是有深意的，表明此后宝玉在大观园中和那些清静的女孩各不相扰，乃由于不为而非不能。可见宝玉情淫具备，清浊兼资，他属于“泥做的骨肉”，却终日混在“水做的骨肉”中。只有这样宝玉才构成了大观园与外面世界之间的接榫。 我们知道宝玉出生时嘴里含着通灵宝玉，也就是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的那块“顽石”。粗通红楼的人也会知道贾宝玉与那块“顽石”是一而二，二而一，即假作真时真亦假，它的具体而统一的表现形式就是作为护身符的通灵宝玉。 清同治年间人解庵居士，《石头臆说》云：“通灵宝玉兼体用论，论体为作者之心，论用为作者之文。夫从胎里带来，口中吐出，非即作者之心与文乎！何以言石上所记即通灵所说？观夫青埂峰下鲜莹明洁之石倏尔缩如扇坠，幻形入世，迨取本还原，将一生所历情事尽记在石，意欲问世传奇，非即以通灵之心作此通灵之文乎！” 此言得之。通灵宝玉作为现实与虚幻想的融合点在全书中如草蛇灰线，经历了几番大纠葛。 首先通灵宝玉就被外部势力利用，以金玉良缘为借口，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拿联姻作交易，把魔爪伸进在观园，强行拆散了宝黛以纯洁爱情为基础并且是在太虚幻境灵河岸边就已命定的“木石前缘。”通灵宝玉成为宝黛有情的主要障碍，也是他们经常呕气的肇因。 在第二十五回，通灵宝玉第一次显示作为希世奇珍能除邪崇的功能。宝玉因受贾环充满妒意的母亲赵姨娘的巫法而身染重疾里来了一个癞头和尚与一个跛足道人，把玉擎在掌上，长叹一声道：“青埂峰一别，展眼已过十三载矣！”然后借助于恢复玉石因与尘世声色相刃相靡而被玷污的奇迹力量，治愈了宝玉。这里已再明白不过指出能灵宝玉就是青埂峰下自怨自叹日夜悲号的顽石。 通灵宝玉是贾宝玉的化身，贾宝玉则是它在尘世的幻形。正如袭人说道：“进业的谁不知道这玉是性命似的东西呢，真要丢了这个，比丢了宝二爷还利害呢。”（第九十四回） 通灵宝玉的丢失实际上就是宝玉自我的迷失，是他耽地尘世声色犬马，在日常生活的表面布景里上演了一场本体论的悲剧。失却了理想世界理性之物的宝石陷入了痴呆状态，这恰恰相反恰恰给金玉良缘的实现以可乘之机，苦降珠也终于魂归离恨天了。 还玉一场（第一百零六回）是两个世界对通灵宝玉同时也是对贾宝玉拯救与毁灭展开的 最为激烈的正面冲突： “．．．．．．弟子请问，师父可是从太虚幻境地而来？”那和尚道：“什么幻境，不过是业处来去处去罢了！我是送还你的玉来的，我且问你，那玉是从哪里来的？”宝玉本来颖悟，又经点化，早把红尘看破，只是自己的底里未知；一闻那僧问起玉来，好像当头一棒，便说道：“你也不用银子了，我把那玉还你罢。”那僧笑道：“也该还我了。” 袭人闻知，“两只手绕着宝玉的带子不放松，”紫鹃也“抱住宝玉”，宝玉难以脱身，叹道：“为一块玉这样死命不放，若是我一个人走了，又待怎样呢？”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当宝玉答应不还玉了，只要见见和尚，宝钗明快地说：“放了手由他去就是了。” 宝玉怎不顿悟！笑道：“你们这些人原来得重玉不重人哪。你们即放了我，我便跟着他走了，看你们就守着那块玉怎么样！” 那块玉米面被尘世玷污的“假”宝玉留了下来，而由此顿悟的“真”宝玉则决计抛弃红尘，由肮脏邪恶的此岸奔向干净纯情的彼岸。这个没有流放的流放者，这个到处都是异乡的人，这样的抉择对于他将是一种奇妙的解脱和真正的生活。 通灵宝玉，作为仙境中的一块石头，它的存在具有本体意义上的先行统一。而在红尘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虚伪玄学所理解的青春韶华。他体验着主体与客体的分化，自我与他人的对峙，实际情况与沉沦的冲突。王夫人道： “古往今来，你们听见过这么第二个么。．．．．．．病也是这块玉，好也是这块玉，生也是这块玉，．．．．．．”（第一百零六回） 宝玉生命的给定部分乃是他自身与石头关系的辨认。他的存在虚空既不能以黛玉的存在关系来充填，也不可能以他的这种尘世的自我来充填。 以上我们谈了《红楼梦》中现中现实与理想的鲜明对比、冲突及作为交叉点通灵宝玉的作用。下面我们再来探讨《百年孤独》中的两个世界。 与《红楼梦》不同的是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只明确描述出了马孔多这个理想世界。而那丑恶的外部世界隐藏在幕后，虽然看不见，却时刻能感受到其对马孔多的压榨、操纵和侵蚀，仿佛“全世界的蚂蚁一起出动，正沿着花园的石子小路费力地把他拖到蚁穴中去。“ 最早敲开马孔多这个世个桃源和平与幸福的是以黑尔基阿德斯为首的吉卜赛人，马尔克斯以形象神奇的笔触描写殖民者的掠夺： 吉卜赛人拖着两块磁铁挨家挨户地走着．．．．．．铁锅、铁盆、铁钳、小铁炉纷纷从原地倒下，木板因铁钉和螺丝没命地挣脱出来而嘎嘎作响．．．．．．跟在那两块魔铁后面乱滚。就是这两块小小的磁铁,霍·阿·布恩地亚用一头大骡子和一群山羊换了下来,后来两块磁铁再加上三枚金币成为换取放大镜的代价.为了看一下马孔多从未见过的冰块,他们每个需付给吉卜赛人五个里亚尔,摸一下价钱还要加倍!这里殖民者贪得无厌的嘴脸不是活灵活现地勾勒出来了吗?马孔多作为一个乌托邦式的村庄,其初期是“但有父子无君臣”,在此桃花源中无政治秩序，只有伦理秩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马孔多居民以为翻过几座山梁就可以逃避殖民者的魔爪是多么幼稚。贪婪是他们的动机，残忍是他们的本性。党派纷争，内战频仍，接着被称为绿色地狱的美国香蕉公司登陆了。火车的出现则完全摧毁了空是上隔绝的这个小镇。“这列样子好看的黄色的火车注定要给马孔多带来那么多的变化、灾难和忧愁。“美国人的到来更使这儿闹得天翻地覆。“他们造成的乱混大大超过从前吉卜塞人造成的混乱，而且这种混乱根本不是短时间的，容易理解 。”随这而来的是所谓的外部世界的物质文明：妓女、赌博、醉汉、斗殴和死亡，以及大白天就在吊床上当众乱搞的丑恶现象。“在短时间里发生了那么多的变化，以致．．．．．．马尔多的居民已经认不得自己的市镇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工人们自发走向了破坏工厂反对工贼的斗争，大罢工则把它推向了顶点。这是不可调和的斗争，剥削阶级是不可能善心的，他们的回答只能是屠杀。结果是倒下了三千多工人、妇女和儿童，他们不得不用“有两节车厢，前中后各有三个车头牵引”的火车装运这些尸体给扔进海里。 不错，马孔多曾经拥有过幸福，是一座用“晶莹夺目的材料砌成”的纯洁的冰城。但从吉卜赛人带来了望远镜，“科学缩短了距离，”马孔多就已经进入了殖民者掠夺的视野，再也别想有安静的生活。 当霍·阿·布恩地亚第一次看见吉卜赛人的冰块并认为“这是世界上最老的钻石，”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表明马孔我居民是把他们的家园（冰城）看得象钻石般美好。冰块总归是冰块，虽然象钻石但毕竟脆弱多了。当能够借太阳光使干草燃着的放大镜出现，冰块就要融化了，用冰块砌成的冰城也将要慢慢解体了。马孔多在世纪末的恐惧中颤栗了。一场下了四年十一个月两天暴雨“掀开了屋顶，刮倒了墙垣，连根拔起种植园最后剩下的几棵香蕉树，紧接着一场飓风将弱小的马孔多人从地面上一扫而光。”这个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忍受了百年孤独的世外桃源马孔多，“将从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抹掉，”“注定不会在大地上第二次出现了。” 墨尔基阿德斯是一个重要人物，他是吉卜赛人，来自充满疾病灾难的丑恶外部现实世界。他在波斯患过癞病，在马来亚群岛患过坏血病，在亚历山大患过麻疯病，在日本患过脚气病，在马达加斯加患过淋巴腺鼠疫，在西西里岛碰到过地震，在麦哲伦海峡遭到过牺牲惨重的轮船失事。 就是这个“坎肩布满了多年绿霉”的老头率先踏上了马孔多这块没有疾病没死亡的净土。虽然非墨氏初衷所愿，但事实却是现代文明带来了现代罪恶，羊皮书以预言般的力量将现代文明的罪恶深深地烙进了马孔多古老的土壤中。 羊皮书出于墨尔基阿德斯之手绝非偶然，表明脆弱的马孔多一经被现实发现注定要走向崩溃，理想的破灭史是由现实来撰写的。 因为理想的破灭是像冰一样逐渐融化的，现实的渗透也如阳光一样是悄没声息的。尽管黑氏的幽灵时常出现在布恩地亚家族后代面前提醒他们外界文明的危害性，但在短期内殖民者以“科学进步”为幌子进行掠夺所造成的后果是看不见的，因此在良诺上校等人眼里羊皮书不过是一堆垃圾，发出难以忍受的腐烂的气味。直到第四代孪生兄弟看出了马孔多正在逐渐走向世界末日，为了摆脱恐惧拯救马孔多的未来，他们开始钻研羊皮书，懂得“必须解开预言之谜，这样他们就不会完蛋。”经过几代人前赴后继的努力，终于明白了马孔多的历史悲剧，但为时已晚。世外桃源马孔多已经走到历史的尽头，被现实世界的文明罪恶无情的击碎了。 现实世界满布疑惑，而小说即拴于现实的模拟世界，故此人类的本质根本不容有一种最终解决问题的可能存在。伟大的艺术家不是模仿现实的形象，而是模仿它的能动性；不是提供事物人物的仿制品和复制品，而是参加一个正在形成的世界的行动，发现它们内在节奏。他不仅担负着报道战斗的任务，而且也是一个战士，有他的历史主动性和责任。对他和对任何所有人一样，问题不在于说明世界，而在于参于对世界的改造。以现实主义的名义要求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表现其基本的运动和未来的前景。这是一种哲学的而且是美学的要求。对一个既定时代里的人和世界的关系，一部作品也许是很不完整甚至极为主观的见证，而这个见证却可能是真实而伟大的。艺术特有的道德不在于训诫人，而在于提醒人。 曹雪芹不是一个绝望者，而是一个见证者。 马尔克斯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个启发者。 它暗示世界的缺陷并呼吁超越这个世界。] 因为“有”的世界拒绝度量，“存在”的世界不用度量。 因为人不能自己拯救。 艺术是把目前现实变成神话，变成尚未存在的东西的“密码”的艺术。像一切神话的伟大创造者一样，曹雪芹与马尔克斯在作品中创造了形象和象征的世界，察觉并暗示事物之间的联系，把经历、梦想、虚构、甚至巫术合成一个看不见的整体，而且在感觉的重复印象或重叠中，使我们每个人感到日常事物的轮廓，隐瞒的梦想、哲学或宗教的概念，以及超越它们的愿望。人们不会听任自己对作品中比喻的细节作一种犹太教法典的注释。在象征的具体发挥和它抽象的意义之间没有一种从字眼到字眼的对应是可以理解的。在象征总范围里活动的是活生生的人，有个怀的人，细节的现实主义并不与象征主义背道而驰，而是给了它生命力。 《红楼梦》和《百年孤独》并不是一种被隐喻弄得怪里怪气的抽象观念。它们是一种揭示性的神话，一幅使天上人间成为一统世界的生活景象。对它们的作者来说，现存的一切只是习惯，伟大就在于拒绝社会。 他们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是统一的。 他们生活过的世界和他们创造的世界是统一的。
比较文学是文学界的热点研究课题,在写作比较文学论文时,一个好的选题非常重要,这关系到大家文学修养素质、以及投稿时期刊杂志编辑的选择,毕竟题目作为第一印象太重要了,学术堂整理了二十个比较文学论文题目,供大家参考:1、文本文学与文化: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动力2、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3、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4、关于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的若干问题5、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对当代国际比较文学研究趋势的思考6、关于比较文学的对象与方法7、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辩证观念8、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美国比较文学研究趋势9、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 : 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10、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之现状与未来11、比较文学在当代中国的复兴与发展12、比较文学的学科定位及元-泛比较文学论13、比较文学的课程设置探讨14、比较文学的课程设置探讨15、跨文明研究:21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16、诠释学与比较文学的发展17、论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关系18、比较文学视野中文学传播模式的历史嬗变与当下态势19、比较文学研究的现状和前瞻20、比较文学"危机说"辨
1.“加拿大新社会史学的崛起和成长”，《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2期；2.“加拿大与美国关于酸雨的环境外交”，《南开学报》2002年第3期；3. “美国和加拿大对加美关系的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2期；4.“加拿大、美国与日本关系初探”，米庆余编：《近现代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5.“加美对古巴政策的分歧”，《史学月刊》2000年第5期；6.“加拿大、美国与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4期；7.“枫叶国旗话古今”和“OXFAM-CANADA是何组织”，《生活在双语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8.“越南战争中的加拿大与美国”，《历史教学》1999年第8期；9.“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加拿大与美国”，《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成立20周年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10.“冷战期间加拿大与美国关系”，秦明利编：《加拿大研究文集：加拿大与加拿大人》，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99年；11.“加拿大与泛美组织”，《南开学报》1998年第2期；12.“加拿大魁北克省分离运动的历史渊源”，《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13. “加拿大史学史初探”，《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1期；14. “魁北克与法兰西”，《历史教学》1996年第12期；15. “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加美关系”，《历史教学》1995年第4期；16.“19世纪后期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南开学报》，1995年第2期；17.“1814-1865年间的加美关系”，《历史教学》1994年第6期；18.“试论加拿大与美国的初期关系”，《加拿大掠影》1993年第1期；19.“由美、英、加三角关系进入美加双边关系的加拿大”，《南开学报》1992年第6期；20.“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党史资料与研究》1993年第3期；21.“漫谈美国总统图书馆”，《津图学刊》1992年第3期；22.“美国远西部早期淘金华工活动状况”，《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23.“中国对美国农业的贡献”，《历史教学》1990年第10期；24.“美国南部的早期中国移民”，《历史教学》1989年第8期；25.“美国与中国的早期交往”，《历史教学》1988年第8期。26.“加拿大新史学的兴起与发展”， 《南开学报》2002年增刊;27.“论加拿大多元文化教育”，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28.“历史学”，陈启能等主编：《加拿大的人文社会科学》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主要论著当代拉丁美洲政治研究（专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9年巴拿马（列国志，与尼加拉瓜合刊）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9年拉丁美洲民主化与可治理性问题分析 《拉丁美洲研究》2008年第4期欧洲联盟和拉丁美洲的对话 《欧洲研究》2007年第5期拉美国家政治演变对社会和谐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3/29发展中大国国际战略初探：巴西个案 《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1期巴西政党和政党制度剖析 《拉丁美洲研究》2006年第6期当前拉美政党政治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拉美调研》2005/2/17中国与欧盟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合作 《共性与差异-中欧伙伴关系评析》中国社科出版社 2004年反体系运动（译著，与《自由主义的终结》合刊）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2年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2年发展进程与政府作用：阿根廷实例研究 《拉丁美洲研究》2001年第6期巴西政治体制的特点与改革进程 《拉丁美洲研究》2001年第4期关于拉美国家政府干预及其演变问题的思考提纲 《拉丁美洲研究》2001年第3期东亚危机与拉美的调整 《拉丁美洲研究》2001年第2期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思想的演变 《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4期古巴的改革开放 《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8年拉丁美洲走出“失去十年”的经济阴霾 《发展中国家跨世纪的发展》中国社科出版社 1997年略谈拉丁美洲的移民问题 《拉丁美洲研究》1997年第6期90年代美拉关系的几个问题 《拉丁美洲研究》1997年第3期巴西经济发展中的地区差别问题 《拉丁美洲研究》1997年第2期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多样性 《学习》1994年第3期80年代以来拉美工会运动的特点 《拉丁美洲研究》1992年第6期个人文集当代拉丁美洲政治研究的主要问题与方法，学术论文，《拉丁美洲研究》/5，双月刊，2009-10-109拉丁美洲：政治发展与社会凝聚，学术论文，《拉丁美洲研究》/增刊，双月刊，2009-2-108古巴—美国关系50年四题，学术论文，《拉丁美洲研究》/1，双月刊，2009-2-10拉丁美洲民主化与可治理性问题分析，论文，《拉丁美洲研究》/4，双月刊，2008-8-106巴西可治理性问题分析，论文，《拉丁美洲研究》/3，双月刊，2008-6-125巴西劳工党制度建设和组织发展述评，学术论文，《拉丁美洲研究》/5，双月刊，2007-10-12巴西大选与大选年的政治，学术论文，2006-2007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No.6/学术报告，2007-3-123巴西劳工党的发展历程，学术论文，2006-2007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No.6/学术报告，2007-3-122发展中大国国际战略初探：巴西个案，学术论文，《拉丁美洲研究》/1，双月刊，2007-2-121巴西政党和政党制度剖析，学术论文，《拉丁美洲研究》/6，双月刊，2006-12-11
“ Ultimate Control and Expropriation of Minority Shareholders: New Evidence from China ” presented at the Symposium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hina and India, held on Oct 24-25, 2008 in Virginia Beach, Virginia, USA 。“ 全流通纠正终极控制着利益取向有效性 ” 《经济研究》 2008.8“ 基于亚式期权的贷款定价研究 —— 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和理论模型 ” 《金融研究》 2009.5“ 家族企业技术水平与盈利能力的相关性研究 —— 基于浙江六地市民营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 《科研管理》 2009.6“ 银行监管与中国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研究 ” 《金融研究》 2005.10“ 两种典型贸易模式下的环境成本研究 ” 《国际贸易问题》 2008.1“ 中国典型旅游上市公司业绩与区域经济关系 ” 《地理学报》 2005.6“ 公司控制权研究新进展 ”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5.8“ 贸易开放、 FDI 优惠与中国地区经济增长 —— 基于大国经济的视角 ” 《国际贸易问题》 2006.12“ FDI 对国有工业企业技术外溢效应实证研究 ” 《国际贸易问题》 2006.4“ 进口关税水平对中国区域经济影响差异的实证研究 ” 《税务研究》 2006.1“ 经济自由与非传统安全 ” 《拉丁美洲研究》 2006.12“ 中国地区特色贸易模式对环境的影响 ”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2007.11“ 技术资本化的意义和途径 ”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2.9“ 股票期权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2002.6Working Paper ： “Determinants and features of voluntary disclosure in Chinese stock markets” with Yang LAN, Li LIAO, Lili WANG“Firm Location and Stock Returns—Evidence from China” with Li LIAO, Donghui LI, Yuanhang L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