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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册，共3543000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罗尔纲，王庆成编。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二、三册为太平天国文书，包括从海外新发现的不少资料。第四—八册为清方记载，包括专著，自述，记录，日记，文书等几个部分。第九、十册为外文资料。太平天国研究在近代史研究中比较繁荣，研究资料和著作汗牛充栋。比较重要的有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26册，罗尔纲：《天平天国史料汇编》3册。王庆成《太平天国史译丛》3册等。通俗读物有罗尔纲《太平天国史》4册，崔之清《太平天国战争全史》4册等。 5册（不全），目前共3141000字，中华书局，最晚一册出版于2006年，张振鹍编辑。本编按照前言，应该有8册，不知何故只出版了5册。唯先生已经耄耋，不知何日可窥全豹。本编第一、二册收入中文资料，基本都是国家所藏清朝档案资料，只在第二册结尾有三种零散资料。第三，四，五册为法文资料，均从法国外交部，海军部，陆军部等所藏原件翻译辑录的。另本书主编有《中法战争史》一书，可看。 12册，中华书局 2002年出齐，戚其章编辑。第一，二，三册为清朝档案，均为原件辑入。第四册为辽东档。第五册为朝鲜档。第六册为中文，日文零散资料（中文居多）。第七——十册为日文资料选译。第十一册为英国外交文书。第十二册为台湾资料。本书主编有甲午战争著作多种如：《中日甲午威海之战》《北洋舰队》《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书》《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甲午战争史》《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晚清海军兴衰史》《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等。不幸先生作古，华夏又少一痴心之人。 6册，中华书局 2006年出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共3762000字。第一、二、三册为中文档案，起自1842年终于1911年，共2049件，均为第一历史档案馆原件辑录，共包括3类，第1类为清政府官方文书，包括上谕、奏折、咨文、禀文、函稿、电报、教案合同与清单等。第2类为清方保存的外交文书，主要系清政府与各国驻华使领馆员间的照会、函电、会谈节略等。第3类为馆藏档案中所附的各地反洋教揭帖、告白、公启，檄文等。第四册为法文资料选译，共分2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法国外交部的《外交文书》（俗称“黄皮书”），主要选译了1894到1899年间的相关档案。第二部分是法国里昂年鉴出版社出版的《传信年鉴》中的《耶稣会士书简集》中有关中国的部分。第五册为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选译，文件均从美国外交部公布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原件译出，起自1870终于1899。第六册为英国议会文件选译，文件均从英国议会公布的《英国议会文件》原件译出，起自1868，终于1892。本编所辑录的均为档案史料，其对清末历史的研究自然功不可没。但总体来说，研究教案的人才较少，至今也没有一部综合性较好的章节体作品出版。本编的优势不言而喻，但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一是档案资料本身就存在佚失等不完整的情况，加上篇幅有限，能出版给读者的资料自然就更有限了。二是外文资料只有英美法的，而其他的俄，日，德，奥等也有相当的教案资料还没有发掘。三是不论中文，还是外文，等缺乏第三方的叙述资料，如民间态度，传教士和清朝官僚勾结等等。本编第六册附录附有参考资料，其中中文123种，外文也有100余种。就中文而言，没有一种辑入本编 8册，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版，章开沅主编。本编与1957年出版的《辛亥革命》（资料丛刊本）体例有所不同。前书“为使读者容易掌握材料，决定以历史事件为主，按时代先后为序，每一事件，选择一些主要的或基本的材料，集中在一起，以便说明问题”。这种编排方法的好处是问题明确，资料集中，条理井然，对于初涉辛亥革命研究者诚然颇为方便。但其不足之处，则是原始材料在剪裁中易于割裂，往往损害其前后连续性与完整全貌，而同时又难以避免前后叙事的交叉重叠。所谓原始史料或第一手历史资料，最需注意的就是尽可能保持其原生态，不宜过多加以剪裁并重新组合。因此，本编，特别注意保持史料自身的完整与本来面目，以免渗入编辑者自觉或不自觉的预设判断，影响读者对史事的客观解读。本书大体上按文献类别结集，然后尽可能依时间前后循序编排，这样庶几可以避免将原始史料削足适履纳入既定认知框架的弊病。辛亥革命在近代史研究中是比较繁荣的，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 有《辛亥革命史事长编（套装全10册）》，金冲及等有《辛亥革命史稿》4册，章开沅有《辛亥革命史》3册等。《续编》原本拟撰《立宪运动》，不知何故，未能实现，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有《筹备立宪档案史料》可参考。以上共18部（《北洋军阀》用章伯锋版），126册。不过是近代史的冰山一角罢了。台湾文海出版社 出版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100辑，收录资料870余种，订为1181册。
学术论文的话《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月刊》《中国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清史研究》《抗日战争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史学集刊》《史学史研究》《史林》这些都是国内顶级的史学刊物哦，当然门槛非常高啊。你可以根据自己要写得论文的分类来选择投稿的单位哦。另外《历史教学》（分高校版和中学版）虽然没有上述的权威，但是和教学方面相关的投这里会比较合适吧。如果你的论文不太正式，可以到一些大众一点的杂志上尝试，比如：《文史春秋》《文史月刊》《文史杂志》《文史天地》《文史博览》《文博》《民国春秋》
我也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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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方面的期刊分为三个档次好像！好像只有一本是核心期刊，叫什么来着我忘了！不过有很多地方性的杂志像《西夏研究》等等这些杂志一般好投，对于那些核心期刊一般是很难的！
杂志：《史林》《历史教学》《文史春秋》《文史月刊》《文史杂志》《文史天地》《文史博览》《文博》网站：趣历史：学史博客：历史春秋：
不容易发文。《近代史研究》杂志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正式批准公开发行的优秀学术期刊，近代史研究杂志是具有正规的双刊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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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杂志，是权威杂志
历史类核心期刊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单位 通讯地址 1 历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2 中国史研究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3 近代史研究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4 世界历史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5 史学理论研究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6 史学史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史研究所 7 中共党史研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8 文博 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等 9 清史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10 中国经济史研究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国内的历史学核心期刊目录 1.中国社会科学 2.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社会科学战线 4.学术月刊 5.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6.天津社会科学 7.学术研究 8.江海学刊 9.江汉论坛 10.江苏社会科学 11.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2.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3.文史哲 14.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15.浙江学刊 16.浙江社会科学 17.社会科学研究 18.求是学刊 19.社会科学(上海)(吸收: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20.社会科学辑刊 21.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2.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3.中州学刊 24.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5.人文杂志 26.求索 27.思想战线 28.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9.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30.国外社会科学 31.南京社会科学 32.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3.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34.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5.齐鲁学刊 36.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改：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37.学海 38.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39.江西社会科学 40.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1.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2.河北学刊 43.学术界 44.东岳论丛 45.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46.东南学术 47.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8.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49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并入:社会科学) 50.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1.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52.北京社会科学 53.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54.学术论坛 55.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56.广东社会科学 57.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8.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9.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60.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1.山东社会科学 62.探索 63.学术交流 64.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65.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6.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67.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8.北方论丛 69.山东师大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70.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71.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72.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73.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74.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75.宁夏社会科学 76.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77.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78.云南社会科学 79.长白学刊 80.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81.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82.江淮论坛 83.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84.河南社会科学 85.内蒙古社会科学 86.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87.甘肃社会科学 88.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89.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90.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91.晋阳学刊 92.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93.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94.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95.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96.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97.贵州社会科学 98.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99.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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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顺序为：学科类别、级别、刊名、出版地、主办单位历史学国家级重点期刊北大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北大历史系历史学国家级重点期刊当代中国史研究北京当代中国史研究所，国史学会历史学国家级重点期刊档案学通讯《档案学通讯》杂志社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国家级重点期刊近代史研究北京·近代史研究杂志社中国社科院近代史年历史学国家级重点期刊考古北京·科学出版社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历史学国家级重点期刊抗日战争研究北京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历史学国家级重点期刊历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历史学国家级重点期刊清史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历史学国家级重点期刊史学理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历史学国家级重点期刊史学史研究北师大史学所北师大历史学国家级重点期刊世界历史北京·世界历史杂志社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历史学国家级重点期刊文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北京图书馆社历史学国家级重点期刊中国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历史学国家级重点期刊中国农史南京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中国农科院，南京农业大学历史学国家级重点期刊中国科技史料北京中科院自然学史研究所中国自然科学史学会，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历史学国家级重点期刊中国党史研究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历史学国家级期刊百年潮北京中共党史学会历史学国家级期刊出版发行研究出版发行杂志社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历史学国家级期刊档案学研究北京·该刊编辑部中国档案学会历史学国家级期刊东南文化南京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历史学国家级期刊敦煌研究甘肃敦煌敦煌研究院历史学国家级期刊故宫博物院院刊北京·紫禁城出版社故宫博物院历史学国家级期刊胡适研究丛刊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历史学国家级期刊考古学报北京·科学出版社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历史学国家级期刊考古与文物西安·该刊编辑部陕西考古所历史学国家级期刊历史档案北京·历史档案杂志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历史学国家级期刊历史地理历史学国家级期刊民国档案南京·民国档案杂志社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历史学国家级期刊明史研究合肥·黄山书社中国明史学会历史学国家级期刊农业考古江西中国农业博物馆历史学国家级期刊史学月刊开封·河南人民出版社河南史学会，河南大学历史学国家级期刊史学集刊长春·吉林大学该刊编委会吉林大学历史学国家级期刊史林上海·该刊编辑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国家级期刊苏联历史问题西安陕西师大历史学国家级期刊文博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陕西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博物馆历史学国家级期刊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文物编辑委员会历史学国家级期刊西北史地兰州·该刊编辑部兰州大学研究所历史学国家级期刊中国地方志北京·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历史学国家级期刊中国史研究动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历史学国家级期刊中国档案北京国家档案局历史学国家级期刊中国经济史研究北京·经济研究杂志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历史学国家级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国家级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北京·该刊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国家级期刊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北京·文物出版社中国历史博物馆历史学国家级期刊中国党史研究资料历史学国家级期刊自然科学史研究科学出版社中国科学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
1840年，英国人的大炮打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国市场，中国的大刀长矛在外国火器面前不堪一击。中国人民饱受本国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直以来，为了实现中国的独立富强，各个阶级都尽可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完成这一任务，例如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洋务派主办的洋务运动；维新派领导的“百日维新”；孙中山，黄兴等领导的辛亥革命；陈独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每个阶级都存在本身的局限性。历史的进程终究证明，使中国独立富强这个任务最终还是要由中国共产党来完成。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了在中国共产党之前的各个阶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努力，因为不管如何他们的阶级属性如何，本质上都是为了实现中国独立富强。这一点上，只有方法的区别，没有本质的区别。 鸦片战争后，地主加紧了对农民的盘剥，土地兼并更为严重。清政府的捐税，年年增加，使农民不堪重负。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率众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这场由农民阶级领导的意义迅速蔓延，使得在1853年就在南京建立起与清政府针锋相对的政权。为什么这场起义不发生在内陆，而发生在东南沿海呢？1842年的《南京条约》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集中在东南沿海。英国想在这些地方倾销他们的商品来获取白银，可是他们大大低估了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势力，以及高估了农民的购买力。在开放这些口岸后并没有取得他们所要取得的结果，反过来，这些洋纱洋布却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在东南沿海的确的一些小农经济趋向解体，使得“耕”“织”分离，许多破产的手工业者沦为自由劳动力。而城市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难以吸纳这些劳动力。许多人便成为了社会的不稳定因子。而这正是可以利用之处。而在内陆小农经济仍然根深蒂固，难以撼动，虽然或多或少发生过许多起义，但取得什么成就。洪秀全正是利用了这一有利形势，加上颁布了一部历代农民都奢求的革命纲领《天朝天亩制度》，农民于是纷纷投靠。但是这场由农民阶级领导的革命最终还是归于失败，其客观原因自然是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其失败也有其必然性。最重要的一点是：这场起义是反封建阶级不是反对封建制度。就算是成功推翻清王朝，也只是建立另一个封建王朝而已。另外，太平天国运动具有宗教色彩，神权与王权相结合，建立起一套甚为完备的封建官制，麻痹着人民的思维。当一个人处在较为和平的环境中往往会滋生不思进取的消极思想，洪秀全便是如此，定都天京后，纵情声色，与昏君无异。种种自身的原因，使得太平天国渐渐失去民心。历史告诉我们，一旦失去民心，任何政权都难以存在，终于在1864年天京陷落，历时13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失败，其失败，我并不报以任何惋惜。后期提出的《资政新篇》，只是一堆空头文章，可能里面有着种种类似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但是并不能挽救太平天国的衰亡，终究只有象征意义。在太平天国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封建统治者内部的一些大臣面对内忧外患已经着手研究如何让风雨飘摇的清王朝重新焕发生机。这时候分化为两派，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而以恭亲王奕忻为代表的“开明派”则主张学习在维护基本的封建纲常明教前提下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则是其行动准则。其实两者并无本质区别，分歧只是是否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实际执政的慈禧太后在权衡利弊之后，倾向于奕忻等的见解。于是，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以奕忻，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前期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口号创办了一批军事工业，后期为解决军事企业中财政上的困难，又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口号发展了一批民用企业。这个过程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史称“洋务运动”。主流观点认为甲午中日战争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书上则认为：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他们只在器物上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忽视了变革封建制度。这样的看法似乎有苛求古人之嫌，但本人难以驳斥。本人认为，不应轻易判断一场运动的失败与否。洋务运动固然没有使中国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然而，这场运动是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以这点来判定它是否成功。就这点来说，恐怕没有人会反对这场运动的确使得清王朝能苟延残喘一段时间。我们不应该要求他们来做出例如孙中山能做出的事。所以本人觉得，不能说洋务运动是成功的。但是至少也不是失败的。 洋务运动虽然能使清政府继续执政一段时间，但是中国尖锐的社会矛盾并未解决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的签订更加证明了清政府的无能。人民的生活无法改善，甚至家破人亡。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社会矛盾达到前所未有的尖锐化，一些先进份子认为中华民族危在旦夕。这个时候，中国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康有为，梁启超等先进资产阶级份子主张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观点比洋务运动只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又提升了一个层次，涉及到了制度层面。但可惜的事，当时资本主义发展并未充分，资产阶级力量极度弱小，关键时刻还需靠袁世凯的武装行事，并依靠一个并无实权的傀儡皇帝，其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我们在这里需要学习的是他们这种为了中国独立富强而付出的努力精神。在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失败后，中国大地继续沉沦，《辛丑条约》的签订更是让清政府正式沦为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统治工具，其反动行为日益彰现。公然帮助外国镇压爱国运动“义和团”，已经将其反动特制表露无疑，人民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丝毫没有改变，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清政府在19世纪末实行“预备立宪”。但“皇族内阁”的出现证明这只是一场。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然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外国商品，资本的输出都使得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举步维艰。若要使资本主义发展成参天大树就必须建立一个拥有实权的资本主义国家。此时，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出登上了历史舞台，虽然在前几次武装起义中都失败了，但是他们没有灰心，终于在1911年的武昌起义成功推翻了清王朝，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可惜的是，孙中山纵然有着美好的蓝图却难以实施，种种的法令似乎难以有人愿意执行。这次革命并没有改变当时的社会状况，人民生活依旧苦难，自然难以去追求什么政治权利。本身的软弱性使其不得不依赖外国势力，这就是其不能成功的根源之所在。须知道，中国这种畸形的社会正是由于外国势力造成，而孙中山却承认外国在华的利益，主要的压迫势力仍然存在，社会难以有根本性的转变。至于民主共和思想，至少在当时中国人头脑里是不可理喻的一种思想，自然谈不上深入人心。辛亥革命的果实最终落入了袁世凯手中。他做了总统后野心极度膨胀，于是准备登基复辟。最终只是一场丑剧，自己也悲剧收场。随后虽然有张勋两度复辟，也不过是两场短暂的闹剧罢了。随后中国进入北洋军阀时代，此时的中国四分五裂，难以形成一个有力的整体。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只有在思想上根除封建纲常名教才能是国人真正醒过来。于是陈独秀等人发动了“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落后愚昧。“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力度是极大的，也是广泛的，乃至于一些优秀文化都被当以糟拍给予无情打击，存在着片面性。“弱国无外交”，当巴黎和会的消息传来，北京的学生已经展现出他们的血性。他们的正义的要求使得政府不得不依照他们的意见行事。这天是五月四号，史称“五四运动”。在这期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经过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极力宣传，马克思主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也被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认为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的革命事业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段时间，各个阶级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然而都归于失败。太平天国的运动失败不值得人们的同情；洋务运动让人民眼前一亮；维新变法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辛亥革命让人们感到惋惜；新文化运动纵然使得人民思想得以开放，但是其后遗症直到今天都贻害无穷，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的缺失盖由此出。这段历史里，资产阶级表现甚为活跃，认识的深度也不断加深。除了太平天国运动以外，洋务运动以及资产阶级的各种变法革命实质上都是在向西方学习，从开始的只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到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再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传播西方思想，可以说，这个过程是历史的必然，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方式之一，纵然新文化运动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是弊大于利，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中国优秀知识分子走向这条全面否定古代文化的道路是正确的。在评价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往往在苛求古人，这点，洋务运动如是，辛亥革命亦然。 百年沉思 ——学习“洋务运动”的一点体会 经过短短一个学期的近代史学习，我对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的近代化改革——“洋务运动”产生了兴趣。想借此机会谈一下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和体会。洋务运动发轫于1861年初。当时留守北京议和的钦差大臣恭亲王奕欣，领衔上奏《统筹全局折》，经过王公大臣会商同意和咸丰批准，正式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此，洋务运动便正式开场。1894年9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洋务派苦心经营十余载的新式陆军和北洋舰队一败涂地，清政府被迫于次年4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洋务运动从此而宣告失败。这场历时35年的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一直受到许多争论。洋务运动可谓中国近代化的第一炮，可是这第一炮并没有放响，基本上是失败了，没有把中国改变成为独立的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对于这场运动一直是褒贬不一的。我只是一个大一学生，而且是学工科的，所以不可能又很深刻的见解。就我个人的看法而言，我认为应先从洋务运动开始的前一段时期开始阅读这段不长不短的历史，只有这样才能更为全面的看待。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鸦片战争可说是洋务运动产生的间接因素。因为正是这两场战争使得一向懦弱无能的清政府种出现了比原来的腐朽之臣更懂得反抗的“洋务派”。所谓洋务派就是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的一种势力，与之相对的是“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的工商业的手段来维护清的封建统治。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改良运动「洋务运动」。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他们攻击洋务派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是“陈甚高，持论甚正”，然而“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洋力派与顽固派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慈禧明白，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所以她暂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在中央，不久前成立的总理衙门办事大臣，恭亲王奕欣成为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势力。而地方上的代表人物中，多数与曾国藩有关：曾国藩（汉族，道光十八年进士，湘军领导人） 李鸿章（曾国藩的门生，汉族，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淮军领导人，清朝后期的实力派）张之洞（汉族，同治二年进士，号称「香帅」）左宗棠（曾国藩的属下，汉族地主，率领军队收复新疆）。都是在洋务运动中又过卓越表现的大臣。 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1861年，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军械所，任用中国工匠，仿制西式枪炮，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军事工业。从1862年起，用三年时间研制成功的我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为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诸如：天津机器制造局、上海轮船招商局等等。其中北洋海军实力最为雄厚。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组成，拥有军舰25艘，官兵4000多人，由淮军将领丁汝昌任海军提督。与此同时，旅顺口和威海卫两个海军基地竣工，整个北洋海防体系的建设宣告完成。李鸿章得意地说：北洋海军“声势已壮……入可以驻守辽渤，出可以援应他处，辅以各炮台陆军驻守，良足拱卫京畿。”（可以想象当时的风光，只可惜这批声势浩大的舰队在日后的甲午战争中依然敌不过他国的小舰队，这其中的缘由也是很值得深思的。）更值得赞赏的是，在增强战力的同时，洋务派还注意到了人才的培养。这一点从举办了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等一些新式学堂，培养翻译人材、军事人材和科技人材；又先派几批留学生出国深造中可以看出。综上几点，“洋务派”的产生与发展都是十分具有意义与实际作用的，它不仅增强了清政府当下的国力，也同样做到了今天所说的“可持续发展”。但为什么还会是以失败告终的结局呢？我大概地总结了几个原因：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阻挠，通过各种渠道破坏洋务运动。这是不可避免的因素。在当时那种情局之下，面对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势必会百般阻扰。其二问题就在于洋务运动它本身不完善的思想路线。就像之前提到过的，这运动主要还是用来稳固封建统治的。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可见这些“洋务派”们与“顽固派”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只是他们的发放更为进步罢了，其根本的利益目标还是十分落后的，这就在最初奠定了洋务运动会失败的基调。其三是在于这些“洋务派“自身的素质条件。整个洋务运动缺乏一个健全、有力的领导核心，力量分散且有限。洋务派官员自身的近代化修养不足，没有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建设对其经济发展所起到的关键作用。相反，洋务派企图靠单纯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而不彻底变革封建剥削制度，试图在中国搞所谓的“中体西用”，即用中国的封建制度作容器，去盛载西方的先进技术，对两者的内在矛盾认识不足，因此必然导致失败。所以看似先进的背后，还是不可避免的腐朽，使得这场洋洋洒洒的运动终究成为流星一现。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同样证明了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是，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总之，一个落后了几十年的民族是不可能单靠一两次的运动儿改变其悲惨命运轨迹的。而洋务运动本身以及这段心酸的历史却可以作为一本教材，教授我们以教训并且汲取其中的先进性、避免其中的糟粕之处。只有这样扎扎实实地走下去，一个伟大的民族才能真正崛起！
重看洋务运动的成败 这是一场发生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运动。他在中国饱受凌辱，开明地主想挽救国家危机时开始，失败于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 这是场注定失败的运动，就像好多书上所说的那样。1、倡导洋务的几个大臣都是满清高官，代表的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目的是维护清朝的统治。2、洋务派搞此运动的方法是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而不是学习外国先进的思想和体制。3、 仅靠地方上几个积极的大臣搞，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机构，造成了活动的涣散，难成大器。这就是现代史学界给洋务运动失败定下的三大失败理由。 我的对这三大理由感到不满。 第一，些史学家们首先就提出了阶级问题。“阶级”是一个令人反感的词，这是人由人划出的。本来一个国家的人很团结的，非要划出三六九等，分化穷人，富人，中产阶级。评价历史事件也是，封建大地主大官僚，明显是贬义词，让人一看就感觉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左中棠是坏蛋。洋务派的人确实为当时中国作了不少贡献，左中棠亲自出征收复新疆，他们在各地办新式工业厂局，新式学校，这些功劳是很容易被忽视的，就是因为阶级这两个字。比如，评价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通常是说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失败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软弱性。但是，对于工人阶级运动失败的评价，却说成是反动势力的强大，为什么不说成工人阶级的XX性呢？ “阶级”确实是一个很迷惑人的词，如果看了一些评价性论文，很容易被这个词给套住思维。所以，我认为，评价洋务运动的成败要先撇开什么阶级原因。我认为着第一条失败理由应该是这样：由于李曾等人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局限性，比如保守，封闭，导致思想肯定会有一定的局限性，造成了洋务派行动上不同。我想这只是时代的局限。 第二，按一些史学家的话来说，应该直接学习外国先进的思想和政治体制，而不是搞什么技术。试想，这样可能吗？如果让他们向原始人来传授资本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不相信原始人会接受的了。试想，在原始人中间实行资本主义，这可能吗？？这肯定不可能！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知道这个原理的话，就很容易来理解洋务派学习先进技术的原因：当时清政府正致力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通过与外国军队的合作中，李曾等人认识到洋人先进的兵器的威力，认识到洋人机械的先进，这样他们自然，而然萌发出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引进西方先进设备的念头。这在当时是适应历史潮流的，大多数中国人接触西方肯定不是像极少数的留学生那样，从接触西方的思想文化体制开始的，大多数的中国人接触西方还是要从接触其先进神奇的机器设备，技术开始。我觉得正是洋务运动的开始才为以后的资产阶级革命带来出现的可能。 很多人都忽视了洋务派关于培养新式人才的做法。比如送一些儿童出国留学，开办新式学堂，新式图书馆，给当时中国大众的思想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有了洋务派引进新机器，技术作铺垫，人们接受西方先进思想也就自然一点。所以我认为洋务派之所以失败是由于没有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而是“器物”上的学习，这点理由有点牵强。有力证明就是之后的戊戌变法运动，这次运动是学习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是标准的学习西方先进制度，可结果还是失败了。 第三，洋务派搞的洋务运动，对清政府来说，是一次合法的运动。我想一次合法的运动是有必要在中央搞一个指挥机构。但清政府又不是李鸿章曾国藩家的，建立一个什么机构不是那么随便的，搞不好还会被安个犯上欺君的杀头罪。况且李张等人又是位高权重，我想，搞一个中央性的，特别是能指挥得了李曾等人的机构，实在不好成立。再以前后史实为例，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都是有一个中央指挥机构，但最后还是失败了。 关于对洋务运动“难成大器”的评价，我更不苟同。洋务运动为近代中国带来了多大的影响，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这次运动引进许多先进的机器，设备，可以说为中国的近代化工业开辟了先河；又是戊戌变法甚至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物质基础，如果这样还是没有成“大器”的话，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是所谓的“大器”。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不可忽视的运动，也是中国试图解救民族危机，振兴民族的一种尝试，虽然它失败了，可是却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单凭这点就应该向这次运动致敬。所以，我认为应该把这点的原因变一下。此次运动清政府的态度仅仅是中立，而洋务派当时的做法在民间看来简直是劳民损财，这样洋务运动虽然兴起了，但是却没人响应，使洋务积极分子热情减退，致使洋务运动后期都没有什么新的作为。 洋务运动在当时的中国，其失败命运是不可避免的。第一，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第三，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在得出上述结论的同时，也必须承认洋务运动的目的虽说是维护清朝统治，它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未能挽救在对外战争中失败的命运和阻止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但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器工业，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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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3. 征引书目编写方式: (1)中日文部分依作者姓名笔划排列 A.专书 B.期刊论文 C.博、硕士论文 (2)西文部分依作者姓名字母排列 A.专书 B.期刊论文 C.博、硕士论文 14. 不可使用“同上”、“同前引书”、“同前书”、“同前揭书”、“同注几引书”等。 15. 引用专书或论文，请依序注明作者、书名(或篇名)、出版项。 A.中日文专书：作者—书名—出版地点—出版公司—出版年分。 注文： 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38-45。 再引： 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38-45。 书目： 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 B.中日文论文：作者—篇名—期刊卷期—出版项—年月—页码。 注文： 彭明辉，〈由神明配置图看台湾民间信仰——以中和地区八座寺庙为中心〉，《新史学》，6. 4(台北，1995. 12): 45-87。 再引： 彭明辉，〈由神明配置图看台湾民间信仰——以中和地区八座寺庙为中心〉，《新史学》，6. 4: 45-53。 书目： 彭明辉，〈由神明配置图看台湾民间信仰——以中和地区八座寺庙为中心〉，《新史学》，6. 4 (台北，1995. 12): 45-87。 C.西文专书：作者—书名—出版地点—出版公司—出版年分。例： 注文：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102-103. 再引：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102-103. 书目： Huntington, Samuel P.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D.西文论文：作者—篇名—期刊卷期—出版项—年月—页码。例： 注文： Hoyt Tillman, “A New Direction in Confucian Scholarship: Approaches to Examin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eo-Confucianism and Tao-hseh,”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2. 3 (New York, July, 1992): 455-474. 再引： Hoyt Tillman, “A New Direction in Confucian Scholarship: Approaches to Examin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eo-Confucianism and Tao-hseh,”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2. 3: 455- 474. 书目： Tillman, Hoyt. “A New Direction in Confucian Scholarship: Approaches to Examin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eo-Confucianism and Tao-hseh,”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2. 3 (New York, July, 1992): 455-474. 附注及引用文献 第一类型 历史 引用一本书 一位作者/两位作者/三位作者 3.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香港：南国出版社，1954），11。 范文澜， 《中国通史简编》，香港：南国出版社，1954。 4.戴国辉、叶芸芸，《爱憎228—神话与史实》（台北：远流出版社，1992），11-20。 戴国辉、叶芸芸，《爱憎228—神话与史实》，台北：远流出版社，1992。 5.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6. David Lowenthal,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23-25. Lowenthal, David.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7. James Fentress & Chris Wickham, Social Memor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2), 24-26. Fentress, James & Chris Wickham. Social Memor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2. 多于三位作者/编者 8.周大城等，《台湾自然地理》（台北：立人出版社，1994），21-40。 周大城等，《台湾自然地理》，台北：立人出版社，1994。 9. Elizabeth Tonkin et al, History and Ethnicity (London: Routledge, 1989), 30-40. Tonkin, Elizabeth et al. History and Ethnicity. London: Routledge, 1989.作者为一机构/多机构 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二二八事件专号》，3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11-1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二二八事件专号》，3，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2.吉林省文物工作队、榆树县博物馆，《吉林榆树县老河深鲜卑墓群》（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11-20。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榆树县博物馆，《吉林榆树县老河深鲜卑墓群》，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作者为编者 3.赵松侨编，《中国自然地理》（台北：地图出版社，1984），21-30。 赵松侨编，《中国自然地理》，台北：地图出版社，1984。 4.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1-15. Hobsbawm, Eric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被翻译著作 5.韦伯(Max Weber)，《宗教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131-32。 韦伯(Max Weber)，《宗教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 6.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ed. & trans. by Lewis A. Cos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101-22. Halbwachs, Maurice. On Collective Memory. Ed. & trans. by Lewis A. Cos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多作者丛书中的一本 3.黄清连，《黑金与黄金：基隆河上游地区矿业的发展与聚落的变迁》，「北县乡土与社会大系」之一（板桥：台北县立文化中心，1995），21-25。 黄清连，《黑金与黄金：基隆河上游地区矿业的发展与聚落的变迁》，「北县乡土与社会大系」之一，板桥：台北县立文化中心，1995。 单一作者丛书中的一本 4.王国维，《观堂别集》，《海宁王忠悫公遗书》，第九册（无出版处，1927），23-25。 王国维，《观堂别集》，《海宁王忠悫公遗书》，第九册，无出版处，1927。 不同的版本 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重印增订殷虚书契考释本（台北：艺文印书馆，1969），23-25。 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重印增订殷虚书契考释本，台北：艺文印书馆，1969。 7.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v. edition (London: Verso Press, 1991), 121-25.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v. edition. London: Verso Press, 1991. 老书重印 5.刘师培，《中国民族志》（台北：中国民族学会，1962），25-28。 刘师培，《中国民族志》，台北：中国民族学会，1962（1934）。 6.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40; rep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9. Lattimore, Owen.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40. Rep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转引自其它的书 5.拉克伯里，《支那太古文明公元论》（Western Origin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1894）。转引自蒋智由，《中国人种考》（上海：华通书局，1929），26-33。 拉克伯里，《支那太古文明公元论》（Western Origin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1894）。转引自蒋智由，《中国人种考》，上海：华通书局，1929。 6. Thomas Torrance, China’s First Missionaires (London, 1937), 21; queted in David Crockett Graham, The Customs and Religion of the Ch’iang, 96-101 (City of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e, 1958), 25-27. Torrance, Thomas. China’s First Missionaires. London, 1937. Queted in David Crockett Graham. The Customs and Religion of the Ch’iang, 96-101. City of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e, 1958. 论文与文章 期刊中论文 1 张永年，〈关于湖熟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 1 （1962）：35。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149-53。 3 曾昭谲、尹焕章，〈试论湖熟文化〉，《考古学报》 4 (1959)：47-50。 4 镇江市博物馆、丹徒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丹阳出土的西周青铜 器〉，《文物》 8（1980）：3-6。 已出版会议论文 王明珂，〈汉代中国的边疆民族意象与民族政策〉，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蒙藏委员会编，《中国边疆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5），23-25。 未出版会议论文 多作者论文集中论文 3. David Middleton and Derek Edwards, “Introduction,” in Collective Remembering, ed. by David Middleton and Derek Edwards (Londen: Sage Publications, 1990), 1-22. Middleton, David and Derek Edwards. Introduction. In Collective Remembering, ed. by David Middleton and Derek Edwards. Londen: Sage Publications, 1990. 单一作者论文集中论文 多作者论文集中论文 5.许倬云，〈周人的兴起及周文化的基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上古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上古史待定稿第三本．两周篇之一．史实与演变》（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9-10。 许倬云，〈周人的兴起及周文化的基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上古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上古史待定稿第三本．两周篇之一．史实与演变》，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 期刊中的书评 学位论文 5. Ming-ke Wang, “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 Ecological Frontiers and Ethnic Boundaries” (Ph. 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2), 106. Wang, Ming-ke. “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 Ecological Frontiers and Ethnic Boundaries”. Ph. 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2. 报纸文章 转引自他处的论文 5.张筱衡，〈散盘考释〉，《人文杂志》2-4（1958）；转引自，刘启益，〈西周大国铜器的新发现与有关的历史地理问题〉，《考古与文物》 2 （1982），43-44。 张筱衡，〈散盘考释〉，《人文杂志》2-4（1958）；转引自，刘启益，〈西周大国铜器的新发现与有关的历史地理问题〉，43-44。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
例如：[1]何龄修.读南明史[J].中国史研究,1998,(3):167-173。
[2]OU J P,SOONG T T,et al.Recent advance in research on applications of passive energy dissipation systems[J].Earthquack Eng,1997,38(3):358-361。
参考文献类型及文献类型，根据GB3469-83《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代码》规定，以单字母方式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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