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非遗传承保护论文发表

非物质型的文化遗产属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重要结晶，属于人类生活紧密联系的一种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包括：民间传统知识、手工技艺等，发展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

最近几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非物质型文化遗产让高科技型的产物逐渐替代，反映出历史发展当中，人类慢慢淡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原生态化文化遗产整体保护与传承造成了一定阻碍。

为发扬中华民族的重要智慧结晶，我国对非物质型文化遗产的重点保护愈发重视，相继颁布各种规范与条约，进而明确提到非物质型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以及传承工作的关键。所以，本文主要阐述非物质型文化遗产基本概念，探讨保护与传承的价值，以期提供相应参考与借鉴，给非物质型文化遗产良性发展提供助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滋养了纳西族多元的传统文化

纳西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在深远的文化意义。它不仅是纳西方文明的起点，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它又不断地与各种文化交流而逐渐丰满。纳西族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是其文化多样性的生动体现。它像永不干涸的河床承载着纳西文明，使之得以薪火相传。

“它犹如民族文化的基因库，人文学科、自然学科都源于其中，文学艺术更是以非物质文化作为其生长的肥沃土壤。像诗歌艺术根植民歌民谣，小说创作的母胎是民间故事的口头传承一样。”

而今无论是大型实景演出《映像雪山》、民族歌舞汇演《丽水金沙》还是闻名遐迩的纳西古乐、东巴歌舞，其原初形态都是当地民族民间的音乐与舞蹈。

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范文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正式提出经过了漫长的过程。相对于有形的物质类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容易受到破坏甚至消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迫在眉睫，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鼓励在保护中利用，以利用促进保护。下面我们来看一篇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希望对你有帮助。

题目：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策略研究

【内容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誉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在当今信息化高速发展，互联网无处不在的时代，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性发展，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介绍了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经验，我国可以借鉴日本的先进做法，从互联网背景、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培训计划、少年儿童走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海外传播四个方面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策略。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互联网；活态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作为文化的一种存在方式和表现形态，一直与人们的生活、习惯、风俗等融为一体，是一种无形的文化记忆。

近些年来，“非遗”一直是个热词，非遗的保护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

在传统村庄减少、农耕方式替代的时代背景下，非遗的保护和传承也要与时俱进，创造出具有时代意义的、符合当代人审美和精神文化需求的非遗，使非遗融入现代生活，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

一、非遗活态传承的意义

非遗的活态传承是指非遗的产生、发展在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环境中进行传承与发展，其最终目的是保护非遗。

非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活态呈现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血脉和情感的主要体现。

非遗不是文物，不是凝固的。非遗历经千百年的文化流变，是动态的、可变化的，在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各时代的传承人群在与历史、自然等环境的互动中不断对非遗进行再创造。

一方面，非遗项目需要在创新和传承相结合的良性互动中，为当代人理解和认同，真正实现活态传承。

另一方面，非遗的活态传承也要杜绝过度商业化的倾向。

例如，在一些旅游景点，“泼水节”“火把节”天天上演，那只是“表演”,而非“过节”;带有恶搞甚至低俗性质的婚庆习俗强拉游客参与，目的就是让游客为名目繁多的消费项目买单，早已失去了展示非遗项目、让游客了解认识非遗的初衷。

这种纯粹为了赚钱、改变非遗性质的所谓创新，实则是对非遗的严重破坏，在非遗的活态传承中是要坚决摒弃的。尊重非遗，保护和传承非遗，核心是保护传承人，尊重传承人群的主体地位，保护传承人群获得收益的权利，在保护和传承中实现非遗的创新性发展。

二、日本非遗活态传承的经验

日本是世界上文化遗产保护走在前列的国家，重视非遗的活态保护，他们的许多做法都值得借鉴和学习。

（一）创新求变的传承之路。

以传统手工技艺为例，早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的传统金属工艺、漆艺和陶艺制作时使用天然材料和传统技法，对器物形制、色泽、纹样进行改良创新以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和人们审美取向的改变。

1974年日本颁布了《传统工艺品产业振兴法》，1992年国会进一步修正该法律，加大了扶持力度。日本的传统手工艺坚持创新求变，因此多年来发展良好。

（二）“人间国宝”的认定和保护。

非遗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是“活”

的动态文化，其声音、形象和技艺存在于从事它们的人身上，传承人是确保非遗“活态性”的核心因素。

日本在非遗的保护中非常重视传承主体，强调对传统文化持有人的保护。

非遗保护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对传承人的认定。日本将那些具有高超技能，能够传承某项文化的“身怀绝技者”,称为“人间国宝”.

日本的这些“人间国宝”对所传承的技艺予以记录、保存并公开。

日本 *** 每年给这些“人间国宝”200万日元补助金，用来培养和传承继承人。因此， *** 监督该笔款项的使用情况，“人间国宝”

每年要向 *** 报告该笔款项的用途。日本对“人间国宝”的认定和扶持有力推动了日本非遗的传承发展，“能乐”、“歌舞伎”、“狂言”这些日本传统的艺术表演由此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三）非遗保护中的儿童意识。

非遗的活态传承不仅是少数核心传承人的保护，还关系着培养传承群体，特别是传承群体中的少年儿童。

日本非常重视对传承群体中少年儿童的培养，为中小学生提供体验传统艺能的机会。

例如“歌舞伎”,2001年开始举办以中学生为对象的“歌舞伎讲习会”,从2002年起，“歌舞伎讲习会”拓展到小学生，并且每年都予以实施。

日本中小学在课程设置上也非常重视日本传统文化的学习，设立了传统工艺品课程，加深中小学生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感性和理性认识，培养他们从小对传统文化的喜爱和亲近之情。

三、我国非遗活态传承的策略

（一）互联网背景下非遗活态传承。

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借助互联网技术，让非遗走进现代生活，更加贴近年轻人、更加符合时代发展要求，被当代人特别是年轻一代接受与选择，拓展其生长空间，以真正实现非遗的价值。

微信推送、淘宝开店、视频课程，是许多非遗项目都在尝试的互联网背景下活态传承的新途径。

以桐乡竹编的传承之路为例，竹编传承人钱利淮和他的团队开创了竹芸工坊，让竹编从小众作坊走向大众传承。

他们根据受众的年龄和基础编写了生动直观的竹编网络课件，开设竹编私房课的网络直播教学，并在“竹芸”微店上推出竹编DIY商品。钱利淮开创的“互联网+竹编”的传承形式受到了人们的欢迎。

普通大众可以根据需要在网上选购竹编材料，按照网络课程自己在家学习竹编。

浙江桐乡推出了非遗项目专题传习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剪纸、桃核雕刻、蓝印花布印染技艺、木雕、麦秆画，最大程度地满足公众对非遗以及传统文化的需求。

非遗项目通过互联网汇聚人气，扩大影响，吸引更多的人到非遗项目实体店；通过非遗项目实体店的展览、展示，创造一种审美的情感体验，以及对于传统、对于历史的敬畏，形成互联网与实体店的良性互动发展。

社交媒体公众账号、移动终端应用程序这些途径让非遗越来越进入普通公众的视野。

例如，浙江象山的非遗订阅号“象山非遗”,信息发布频率很高，阐释质朴而到位，策划很接地气。

中央美术学院发布的《中国古典家具》APP大受欢迎，这个APP运用游戏的手法，实现明代榫卯家具的完成过程，在带给人们娱乐游戏的同时，使人们了解到中国传统木作的“灵魂”---榫卯的技艺。

这个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明代榫卯家具APP,是数字化背景下将现代新技术与非遗中的传统文化元素相结合的成功典范。

这个明代榫卯家具APP,使用户短时间内能够直观的认知榫卯家具的结构和组合，让非遗真正走进现代生活，实现了非遗的活态传承。此外，通过开发非遗游戏软件来扩大非遗在儿童、青年人中的传播。

例如：南通蓝印花布的游戏软件收录了近千种蓝印布典型图案，该软件还可用在苏绣、云锦等非遗项目中。

（二）实施非遗传承人群的支持和培训计划。

人是非物质文化的载体，传承人是确保非遗活态传承的核心问题。

除建立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制度之外，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第29条规定了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

目前，文化部已命名了4批共1986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国家自2008年起，补助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每人每年8000元，2016年起提高为每人每年2万元。

非遗的传承仅靠为数不多的代表性传承人作用甚微，还需要积极培养非遗持有者、从业者等非遗传承人群，通过非遗传承人群来推动非遗的活态传承。2015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以下简称“研培计划”

）正式启动，该研培计划是文化部联合教育部专门针对非遗保护发起的。

研培计划有助于提高非遗传承人群的技艺能力，有助于非遗传承人群深入领会传承项目的文化内涵，从而增强非遗活态传承的持久动力。

（三）非遗走进少年儿童。

非遗的活态传承要在少年儿童中扎根。聘请民间艺术家走进课堂为中小学生常年授课，教授传统手工艺课程，为学校里的少年儿童讲好民族文化的每一课。

在符合条件的中小学建立传统文化基地，将非遗烙印在少年儿童心中，鼓励中小学生从小就树立保护传承非遗的意识。

充分利用民俗、节日，让少年儿童在非遗实践环节参与技艺体验，在体验中培养少年儿童对非遗的兴趣爱好。

建立非遗博物馆，展示非遗项目的图文及实物，举办非遗项目展示展演互动活动，点燃少年儿童非遗教育的火种。通过深入认知和参与非遗项目，使少年儿童成为非遗活态传承的后备力量。

（四）非遗的海外传播。

将中国的非遗向世界传播推广，是进行国际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

以非遗项目剪纸为例，剪纸在中国多地广泛存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也有剪纸。

以剪纸为媒介，可以很好地起到文化交流沟通的作用。

在中国剪纸推向世界的过程中，中央美术学院通过剪纸与世界进行沟通交流，十多年间与不同国家进行以剪纸非遗为主题的创作合作，将剪纸作为国际间交流共有的文化背景。

这既推动了中国剪纸走出去在海外的传承，也促进了世界对中国剪纸艺术的认同与接纳。

从营销策略来看，将非遗产品上传到网络平台，除供应国内市场外，还远销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为非遗的传播提供了极为宽广的领域。

【参考文献】

[1]王英杰。浅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J].理论界，2013（4）：67

[2]陈又林。从日本经验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J].神州民俗（学术版），2012（3）：10~12

[3]徐继宏，薛帅，郑蕾。“走进非遗第一线”振兴传统工艺浙江行纪实[N].中国文化报，2017-06-08

[4]郑海鸥。专家学者共同探讨：让非遗活起来传下去[N].人民日报，2017-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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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保护论文发表

中国的文化深邃而精深，源远而流长，人们要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让子孙后代享受这些文化遗产。以下是我整理分享的保护文化遗产议论文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保护文化遗产议论文篇一在海湾战争中，美国每个官兵都在读中国的《孙子兵法》。或许，有人疑惑，一个科技如此强大的军队，为何需要《孙子兵法》呢?其实不然，这正体现了《孙子兵法》的价值。美国人接受了《孙子兵法》的价值，并懂得引进和运用，而作为中国人自己是否更应该去了解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接受古人的熏陶，传承中国的优秀文化呢? 唐朝时期的中国可以称得上是历史的鼎盛时期，其中重要的便是中西文化的交流。而清朝时期中国闭关自守，使中国与西方先进社会的差距越来越大，并最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令中国人引以为荣的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是用来测风水和做鞭炮、爆竹;而西方人却用指南针确定航向周游世界甚至侵略中国，用**做**、子弹击垮清朝政府自认为坚不可破的城墙，并盗取中国珍贵文化遗产。于是，变出现了现在，圆明园兽首在海外拍卖的事件。因此，对本国文化过分自信是不可取的。一个小偷，竟然可以这样公开拍卖他曾犯下的罪行，这不得不让我们深思。现代的青年人对本国的传统文化抱以鄙视的态度，很多人对外来文化盲目推崇，热衷于美国大片，盲目追赶时髦，追求外国名牌，总认为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也许外国的一些东西确实好，一些科技确实比我们先进，如果是好的东西，我们就应该学习，而不是盲目的追崇。俞敏洪说：“你是一只猪，不要因为贴了一只时髦的标签就以为自己不是猪了”。因此，盲目的推崇外国文化也是不可取的。很多年轻人痴迷于日剧.韩剧，而韩国却将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申请成他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连小学生都知道，端午节是为了纪念中国的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难道说，以后我们吃粽子的时候，要告诉我们的后代，这是韩国的节日吗? 中国的文化深邃而精深，源远而流长。儒、道、墨、法、兵……虽然立场不同，却不曾相互诋毁和排斥，每个学派各抒己见。《诗经》对美好爱情的向往：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论语》告诉我们如何待人处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中国的文化对世界有着深远的影响，从郑和七次下西洋到现在遍布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想要孤立的存在于这个世界，这将是不可能实现的。作为中国文化的传承者，有义务好好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于那些并未了解的文化，应丢弃戒备之心，尝试接纳和吸收其中的精华，将中国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让我们的子孙享受祖先留给他们的文化财富。保护文化遗产议论文篇二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至今却冰消瓦解。那烟笼寒水月笼纱的秦淮河凝结了太多的惆怅和忧伤。漫天卷着风尘的年代已经过去了，站在历史的彼岸，透过迷蒙的云烟，我试图回望远逝的年代里的点点滴滴。沧海的变幻，桑田的轮回，我心情激荡。曾几何时，曾在何处，久违了的沧桑?这儿，一千多年前，曾经验证过人生的壮美，艺术情怀的弘广。记忆中的秦淮是：一册《板桥杂志》——满纸水流花静，道尽秦淮旧事;一篇《影梅庵忆语》，一字一泪哭成，终结成才子佳人风月情怀;一曲《哀江南》，吊秣陵，吊旧院，吊秦淮，歌别大明王朝! 记忆中的秦淮是：倾国名姬陈圆圆，风流女侠寇白门，长斋绣佛卞玉京，艳艳风尘董小宛，风骨嶙峋柳如是…… 记忆中的秦淮是：病眼看花愁思深，幽窗独坐抚瑶琴，黄鹂亦似知人意，柳处时时弄好音! …… 滚滚秦淮河水载着泪水来到今朝——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浓妆艳抹的时髦女郎，川流不息的长龙车队……挤在人群之间，我闻到的只是沾满铜臭的气息，听到的只是聒噪烂俗的解说词。秦淮水中的烟头和纸巾，我不知道这是现代人给它的见面礼，还是秦淮文化的伤逝。当文化在灵魂与金钱之间游离，当古物在岁月和现代中徘徊，当艺术在天堂与地狱间涅槃——我无法面对所谓的“保护利用”，它是对秦淮另一番摧残，另一种折磨。大量的旅游者，大量的孔方兄，纸醉金迷的世界让世人迷失了本性。高楼耸立下，灯红酒绿中，火树银花丛，我能触摸到繁荣下有无法掩饰的苍白，我能感受到喧嚣里有深深的无奈。秦淮，想依偎在你身边，为你抹去因霓虹灯刺眼而流出的泪;秦淮，想靠在你身后，为你擦去因人来人往而染上的尘;秦淮，那如梦般美好，如少女般羞涩的秦淮，你能告诉我，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真怕有一天，我只能对着记忆的秦淮默默哭泣。所有人都停下来吧，让秦淮静一静! 但愿有一天，能让飘荡在都市喧嚣间的惆怅和无奈都收伏在无数清雅的镇邑间，而秦淮河水又重新在文化意义上走向充实，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能在文化方位和地理方位上实现双重独立!到那时，风景旅游和人物访谒会融为一体，烟雨秦淮的动人景象又会经常出现，整个秦淮文化也就会铺展出文化坐标上的重峦叠嶂。不禁一叹：让秦淮静一静吧! 保护文化遗产议论文篇三一座古老的木桥，有着“人迹板桥霜”的萧索苍凉，有着“小桥流水”的茫然怅惘，它承载了无数游子的乡愁，更代表一种深厚动人的文化。一条古老的街道，有着江南女子温柔的思念，有着诗人一生的寄托，它是无数人心灵的故乡，散发着千年文化动人的芬芳。在很多地方，我们流连的，不仅仅是风景;我们欣赏的，不仅仅是风光;我们感叹的，是这风景中蕴涵的深情。它镂刻在风雨中，它镶嵌在枝头花间，它甚至弥漫在空气里，让每一个经过的人驻足，让每一个遥望的人感动……这些蕴涵千年灿烂的古老遗址，留给我们太多的怀念与思考。但当有一天，古老的板桥穿戴一新，古老的街道换了新颜;但当有一天，在板桥上看不到游子的思念，古老的街道上也消失了江南女子惆怅的身影，我们还剩下多少感动，多少怀念?在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应该留下一些真实的声音和真实的面貌，因为我们需要一面镜子，能让我们心存感动与感激，能让我们反顾自己和我们生活的年代。想起前不久看到的一部关于庞贝古城的记录片。那种寂静，那种肃穆，让人感到的除了震撼，更多的是对人们面对死亡而表现出高尚品格的感动。老人为了保护孩子，用自己的身躯挡住岩浆;艺术家为了保护作品，将自己毕生的心血放入怀中……一场灾难，一个繁华的城市变成了一座废墟，而几百年后，我们在废墟中感叹人性的光辉，这使我不禁想向那些挖掘庞贝城遗址，并将其保存原貌的考苦工作人员表示敬意。因为他们的深谋远虑，让我们幸运地目睹了这座伟大的废墟以及废墟中的深情。怀念是一种情感，但更多时候是一种智慧，一种对文化保护的智慧。面对古老的废墟，我们所要做的不仅仅只是怀念，而是要用智慧去保护。曾在旅途中，蓦然望见一座板桥就那么静静地横在流水上，横在两岸无边的寂寥中，恍如一个梦的影象，充满忧伤;又仿佛一位游子，眺望故乡，满怀思念。古桥虽然已破败不堪，虽已摇摇欲坠，但当其战胜时间，横在一片寂静中，它就成了一个恒久的人生场景，一种阔大深远的文化遗存。所谓文化遗产，它可以是黄河长江，可以是古老楼阁，可以是流水人家，也可以是一径古桥。它们隐没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声无息，需要我们的细心关注。遗产的保护，不仅要靠专家们的努力工作，更多的是需要我们在平常生活中去关心、去珍惜。当消散的记忆在废墟中陈列，当漫漶的辉煌在废墟中寂寞，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将记忆收集，将辉煌收集，以最虔诚的心态去保护它们。此时，我们所要保护的，不仅仅是一座座废墟，一座座古桥;我们所要保护的，是这沧桑背后的深情，我们所要珍惜的，是这寂寥背后的智慧。

保护历史文化传统本质，保护城市的历史信息修复受损、破旧、危塌的部分，整旧如旧、修旧如初，环境如初。以下是我整理分享的关于保护世界文化遗产论文的相关文章，欢迎阅读!

文化遗产与保护

摘要:保护历史文化传统本质，保护城市的历史信息修复受损、破旧、危塌的部分，整旧如旧、修旧如初，环境如初。尊重历史是第一位的，还要深刻认识古旧建筑是城市的真正财富，哪怕只是一段墙体都要认真对待。

关键词：整旧如旧;修旧如初;环境如初。

早在六十多年前，梁思成先生就对“西化”风潮中我国古旧历史建筑的颓萎凋零忧心忡忡。他曾叹道，研究和保护历史建筑，是一种“逆时代的工作”。[1]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现代建筑再利用风潮，这是因为战后许多都市的重建工作更加迫不及待，当时在现代主义笼罩下，许多开发商与建筑师采取破坏、重建为首选，以求得快速发展追求城市效果。而不愿意改善那些有着良好的状态、有着历史意义的旧建筑更好适应新时期要求来满足人们的需要。许多古旧建筑在隆隆声中被夷为平地。

国内对古旧建筑的态度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20世纪60年代““””为了破四旧，一批有价值的历史建筑被平为正负零点零。

80年代古旧建筑常常被视为是某些基地利益开发的阻碍，毁掉了一批有价值的古旧建筑。

90年代一些城市对于古旧建筑以与整体环境不符、年老多病等为理由毁坏了一些有价值的古旧建筑。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地方的建筑遗产处境陷恶，要么在改造后面目全非，要么在保护地段中苟延残喘，而市场则在历史地段巨大的地产潜值驱动下对之“虎视眈眈”。翻开到2003年为止的世界遗产目录，被认为代表中国的世界遗产有29项，除了其中的4项为自然遗产和为数可怜的反映人民生活历史的文化景观外，绝大多数是封建帝王和士大夫们的宫苑和死后的坟墓，及其为维护其统治的宗教庙宇建筑。我们当然要万分珍惜历史遗产，保护和善待它们是文明程度的标志。

比起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几大文明古国，法国的历史和文物不能说是非常悠久非常众多的，但现在的法国和法国人，却总是以文化大国的姿态出现，并以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而自豪。这种自豪，来源于他们文化遗产保护观念之深入人心。在现代法国，“遗产”一词使用得是如此广泛，人们听到它的第一个反应并不涉及财产，而是全民共有的“文化遗产”，以及一系列与此有关的词汇：文化遗产日、文化遗产学校、文化遗产基金会、文化遗产百科全书…那巍峨而辉煌的宫殿，斑驳而高耸的哥特式教堂，闪着金光的古典家具，以及价值连城的名画，所有这些，都为法兰西增光添彩。事实上，法国以其卓越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成果，已经成为骄人的世界第一旅游大国。为何做的如此之好呢?让我们来看以下。

1887年法国制定出了世界第一部文物建筑保护法。

1913年12月31日，现代世界第一部文物保护法《保护历史古迹法》在法国诞生。

法国的文物保护法规定全面而细致，例如，在被列入保护名单的古建筑内，哪怕在墙上钉一个钉子，也要经过许可;在一间被特别保护的17世纪的建筑物内部，家具摆设的位置都不能随便变动。任何破坏规定的做法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特别是由于文物保护的观念深入人心，公众都自觉自愿的做文物保护的“监督人”一个破坏文物、不尊重古人的家伙，在普通法国人眼里会被视同强盗、窃贼。利用名胜古迹举办文化和大型欢庆活动是近年国际上的潮流，但这些活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他们说，在这些金碧辉煌的大厅内活动，“除了这里的空气，我们什么也不能碰;除了声音，我们什么也不能留下!”

1964年，法国对文化遗产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点，经国家登记的历史建筑即达4万处，而这个数字现在还在增加。这些情况表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们担心民族特性的丧失，渴望寻求民族文化的身份认同，凡是能够加强这种认同感的遗产都受到加倍的珍视。[2]

但是，在我们中国，情况却不容乐观。那种部分青红皂白，借口发展任意破坏遗产的行为，在今天并没有绝迹。目前，报纸上报道，长城被国外的青年随意践踏。长城是我国统一的象征，是伟大的文化遗产，而国人竟然为了利益，不顾国家形象以每人60元的价格“出售”给外国人狂欢。相对而言，法国人绝对不会这样做。

就在2000年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云南省建水古城几十座珍贵的百年以上保存完好的传统民居，包括建水人耳熟能详的五官府、进士府及翰林第，被拆的片瓦无存了。按照拆除计划，606米长的建新街临街一百多座传统民居也都被夷为平地。

然而，据建水县副县长李国才说，拆除这些遗产的理由只是要“把这条街建成集观光、休闲、娱乐、度假为一体的步行商业街”――要把它成一条清式仿古街。记者问道：“一边是真实的历史遗迹，一边是钢筋混水泥的假古董，究竟哪一个更有价值，应该十分清楚。

这种破坏文化遗产的情况经常发生。在一本艺术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关于旧火车站客运楼毁坏的文章，叙述了在本世纪初由德国人设计修建的一坐标志性建筑，无论是年代，还是建筑艺术价值，从多角度来说都应该无条件的保留着，只可惜最终结局还是被大方的拆掉了，原因是在那个时期对旧建筑的历史性及艺术价值建议，只有少数人发出了无力的呼声。事情非常清楚，城乡中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已经在随着建筑遗产的无存而濒临消失。而刻意保护所导致的各种利益矛盾，引发了一个又一个激烈的社会冲突。面对这样复杂的状况，我们能做些什么?应该怎么做?

文化遗产保护、修缮有诸多内外因素，在改造修缮中“寻根”是设计师的追求，对一座古旧建筑改建的成功将会迎来不同寻常的称誉。为此，尊重历史是第一位的，同时还要深刻认识古旧建筑是城市的真正财富，哪怕只是一段墙体都要认真对待。这一方面北京元大都城遗址公园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在抢修、修旧如旧的基础上战士给人的是昔日文化、文明。它的成功之处在于保留旧有遗迹，实行重点整修，解决新功能对古遗址的要求。

保护历史文化传统本质，保护城市的历史信息修复受损、破旧、危塌的部分，整旧如旧、修旧如初，环境如初。

在“整旧如旧”这一术语中，存在隐藏的含义，是说在修缮古建筑的时候，其中的某些部分，在有充分依据的时候，仍应尽可能的恢复到它建造之初的那个样子。一个比较著名的例子，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大教堂的修缮。这座建筑原为____教堂，在改为伊斯兰清真寺以后，原来6世纪绘制的早期基督____被覆盖在伊斯兰式的装饰之下了。现代文物修复者小心的剥除了表面的后世装饰，将早期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墙面绘饰重新显露出来。

只有那些拥有充足的考古依据，如长时间的调研、测绘、解读、论辩和方案探讨等，充分了解其原始状况，因种种原因已遭破坏的对象，在十分必要的时候，经过缜密详细的复原研究和论证，将之恢复到原有的样子，“再现”它的历史与艺术信息，才是能够接受的，甚至是有意义的。

毋庸质疑的是，建筑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将是21世纪建筑学的重要议程。从时下的全国范围看，城乡改造更新已是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但盲目的“大拆大建”和“拆真造假”正甚嚣尘上，而对木结构为主体的我国大量性建筑遗产究竟如何进行有效保护及合理利用，在保护原则与实际操作之间仍存在着一定弹性空间，而我们要如何具有针对性的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是需要提出一个较为妥当的方法。

参考文献：

[1]梁思成，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七卷第一期。

[2]参见人民网驻法国记者郑园园文章《法国：视文化遗产如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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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保护省级期刊

创刊于2004年12月，由中华书局主办，协办：中国国家文物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中国第一份全面关注自然、文化和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的权威杂志刊宗旨：透析文明遗存，彰显人文关怀。地球是个巨大的生命体，它并不完全属于人类，而人类只是整个地球的一部分。在21世纪，人类的关注重点也许会转向自然和环境，因为我们在地球上所生存的空间将会越来越小，环境越来越坏。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遗产》杂志愿与同道一起，以关注遗产为起点，将目光投向更远的将来。《中华遗产》杂志是中国遗产地和将要申请成为世界遗产的地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沟通的重要通道。 ●权威出版社中华书局主办：中华书局成立于1912年，1958年被指定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办事机构，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在继承民族文化遗产方面成绩卓著，出版了数以千计的研究和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遗产方面的最基本的典籍和文献。●权威组织协办和支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国家文物局、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协办，并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代表处的支持。●权威人士出任顾问和学术委员：全国人大许嘉璐、彭佩云、费孝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陈奎元副主席、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同志、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章新胜同志、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同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代表处代表青岛泰之先生等出任顾问；王蒙、启功、冯其庸、罗哲文、傅熹年、谢辰生、谢凝高、郑孝燮、冯骥才、郭旃等著名专家学者出任学术委员。●权威专家学者撰文供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章新胜同志撰写了发刊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主任班德林先生为创刊号题写了贺辞；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同志、国家文物局巡视员兼世界遗产处处长郭旃同志、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先生、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等都发表了相关文章，确保了杂志内容的权威性。

四川文物期刊是中文核心期刊。

《四川文物》杂志社（双月刊）是四川省文化厅主管，四川省文物局主办，《四川文物》编辑部编辑出版的学术刊物。《四川文物》立足西南，面向全国，坚持学术性为主，知识性和资料性兼顾的办刊宗旨。自 1984 年创刊以来，已出版 170 期，现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在学术界享有较高的声誉。《四川文物》杂志社现有“调查与发掘”、“研究与探索”、“科技考古”、“文保技术”、“文博论坛” 等常设栏目，从 2012 年第 1 期新增“古建保护与研究”、“线性文化遗产研究”等栏目。为更好地促进学术交流，提升刊物质量，特向广大专家、学者征求以上方面的佳作，期望不吝赐稿。主要栏目研究与探索、调查与发掘、考古简报、文物鉴赏、文保单位、文博论坛、文保技术、文物研究期刊信息主管单位：四川省文化厅主办单位：四川省文物局主编：高大伦ISSN：1003-6962CN：51-1040/K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4段5号邮政编码：61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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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传统文化保护的历史性进步北京作为有3000多年建城史和850多年建都史的六朝古都，拥有极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好古都北京的文化遗产是北京对国家、对人类所承担的历史责任。从1978年到2008年，改革开放走过了30年的历程。30年来，北京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就，而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无疑是不可忽略的进步和成果之一。30年来，北京市对传统文化的保护经历了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进入21世纪以来，民族民间文化保护进一步推进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阶段，继承文化传统、传承文化血脉得到越来越多国人的关注和响应，成为中华民族的基本共识。加紧抢救和保护北京的优秀文化遗产，对确保北京政治、文化中心和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对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积极而特殊的意义。一、传统文化保护在“文革”的废墟上开始起步“文化大革命”使北京市的文化遗产资源遭到空前的破坏，尤以“破四旧”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最为严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北京市开始全面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并在当时思想禁锢的情况下，大胆解放思想，逐步打破了传统文化的禁区，使人们对保护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认识不断加强。标志一：传统文化活动恢复举办“文革”结束后，具有北京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艺术活动恢复举办，其中在改革开放之初举办的一些活动对当时打破“文革”的禁锢、彰显传统文化的魅力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一是北京京剧团1977年5月为纪念《讲话》发表35周年演出的京剧历史剧《逼上梁山》，这是“文革”后北京乃至全国第一次上演的古装戏。二是北京丰台、顺义等郊区县在1978年2月春节期间举办的民间花会演出，这是“文革”中被禁止的北京民间花会首次公开表演。三是文化部1978年9月在北京举办的部分省、市、自治区民族民间唱法会演，这是文革后民族传统音乐的第一次大规模展示。四是北京市文化局1982年7月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中日两国民间艺术交流活动，这是北京市组织的第一次国际间的民间文化交流活动。这些活动标志着民族民间文化在经历了文革劫难之后的全面恢复，并且为后来进行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北京的庙会、灯会曾是京城最具特色的传统民俗活动，每到春节，人们举家逛庙会、灯会成为节日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标志。文革期间，庙会全部销声匿迹。1985年春节，东城区借传统庙会的模式率先举办了北京地坛春节文化庙会，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此后，龙潭庙会、白云观庙会、东岳庙庙会、厂甸庙会以及燕山元宵节灯会、龙庆峡冰灯艺术节等陆续举办，并逐步成为北京市春节文化活动的重要品牌。标志二：传统文化保护得到推进改革开放30年来，传统文化保护工作越来越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各级文化部门对民族民间文化进行了大量的挖掘、整理工作，收集了一大批具有珍贵历史文化价值的宝贵资料。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进行的、被称为“中国民族文化万里长城”的“十大集成志书”的编纂工作。1979年，由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文联等单位联合发起，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织的“十大集成志书” 编纂工作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北京市于1981年8月率先启动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北京卷》和《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北京卷》两部集成的编写工作，其他集成志书的编纂工作也在其后陆续展开。在此后的十几年间，数以千计的文化工作者深入到农村地头田间，搜集整理和录制了一大批录音录像资料，成为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留存下来的最为珍贵的原始资料，为传统文化的保护和抢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标志三传统文化艺术得到发扬光大保护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使这些古老的民族民间文化获得新的生命，焕发时代光彩。北京市文化局从2000年起就开始投入力量对传统民间花会的项目进行科研改造，昌平的“花钹大鼓”、门头沟的“太平鼓”、延庆的“旱船”、房山的“小跑跷”、怀柔的“竹马”等项目都先后被列为科研项目，由市文化局组织专家对这些民间舞蹈项目从表演、服装、道具、音响等各方面进行改造创新。其中“花钹大鼓”和 “太平鼓”参加了2001年在北京举行的“居庸关长城杯”中华民间鼓舞大赛，“花钹大鼓”获得了中国民间文艺的最高奖——山花奖。秧歌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表演形式，但由于在表演风格、表现形式、服装化妆等方面都缺乏时代感和美感，为此，北京市文化局和北京群众艺术馆从2001年起组织民舞专家进行创编，完成了“彩带秧歌”、“扇花秧歌”、“拍打秧歌”等8个创新秧歌，并通过出版光盘、盒带、举办培训班以及媒体宣传等形式向全市普及推广，使古老的民间秧歌得到了传承和发展。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使传统文化保护登上新的台阶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以前都定位为“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从2005年起，这项工作的名称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法概念逐步替代了“民族民间文化”的提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为“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继续，并且保护力度更加深化、社会反响更加强烈。应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使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是对传统文化保护的历史性进步。2003年3月，文化部在全国启动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这是一项全国性的政府工程。为此，文化部、财政部下发了《关于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通知》等文件，并于2003年11月、2004年10月两次召开全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专门会议，相继确定了40个保护工程的试点项目。北京门头沟区的“京西幡乐”、北京民俗博物馆的“老北京商业民俗”2个项目入选其中。北京市文化局也于2004年和2005年先后确定并公布了北京市的2个综合性试点区、1个综合性试点乡和21个试点项目。这些试点项目积极探索保护方式，为以后进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2005年6月，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6年12月，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自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从2005年起，北京市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也进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阶段。2006年1月，北京市召开“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将围绕普查、传承、文献等三项工程全面展开，以不断促进全市保护工作的开展。2005年7月，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在全市18个区县展开，至2007年上半年基本完成。2006年12月和2007年6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了两批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全市各区县也先后建立了本区（县）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使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基本建立。根据国务院的通知精神，2006年—2008年，北京市连续举办3届“文化遗产日”活动。2006年6月10日，北京市文物局和文化局联合在首都博物馆新馆举行庆祝第一个“文化遗产日”大型活动开幕仪式，全市各区县、各相关单位共举办各类宣传展示活动73项；2007年“文化遗产日”期间，北京市举办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身边——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资源展览”、“咱老北京的玩意儿——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演”等活动。除了文化遗产日的宣传展示活动外，北京市还利用春节、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民俗节日以及二十四节气等各种文化载体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使市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了解。为了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人员的业务理论水平，北京市文化局自2004年起先后举办了5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题培训班，全市各区县及相关部门的人员300余人次参加学习。2006年4月至2007年1月，北京市文化局社文处、北京群众艺术馆与西城区文化馆等单位联合举办“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高级研讨班”，邀请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赵书、刘锡诚，群众文化专家刘波，著名学者沈望舒等前来授课，29名学员获得北京市人事局颁发的《高级研修班结业证书》，撰写30余篇论文由民族出版社结集出版《非物质文化遗产纵横谈》一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如同吹响了对传统文化加强保护的号角，使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都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也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赢得了一个超过以往的大好机遇。这项工作的继续进行，对推进我国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提高全民族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都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三、北京市民族民间文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累累改革开放30年来，北京市民族民间文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为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1、建立了一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机制自2003年以来，北京市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等文件，对今后一个时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了任务、明确了责任。2006年6月，北京市成立了由文化局牵头，市发改委、建委、民委等十余个市委办局参加的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联席会议以及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负责对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领导和指导。自2005年起，北京市每年均投入大量专项资金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至2008年已达2000多万元。2006年底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成立，2008年北京市文化局非遗保护处成立，各区县也都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这些都为今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创造了条件。2、编辑出版了十大文艺集成志书（北京卷）截至2007年底，北京市“十大集成志书”的编纂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其中，《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北京卷》、《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北京卷》、《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北京卷》、《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北京卷》、《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北京卷》、《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北京卷》、《中国戏曲志•北京卷》和《中国曲艺志•北京卷》等8部已完成出版工作。《中国歌谣集成•北京卷》于2007年通过终审，现已付梓印刷；《中国民间谚语集成•北京卷》已完成编辑工作，现正在终审中。此外，全市各区县也同时组织编辑出版了民间艺术分卷以及相关的成果汇编。门头沟区2001—2006年整理编辑出版了《门头沟文化丛书》3套20余本，朝阳区编辑出版了《温榆水经》、《武士春剪纸集》，西城区编辑出版了《西城民间艺术丛书》一套4本等，北京市民协先后组织出版了《北京风物传说》、《香山传说》等民间文学丛书10余种。3、初步完成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按照文化部的部署，北京市于2005年7月开始至2007年6月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普查。其间，全市18个区县组织培训了近2000名普查员，深入全市社区和村落等最基层单位进行深入走访调研，初步摸清了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底数。据统计，全市共完成普查项目6000余项，经过甄别和合并，有近3000个项目进入《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项目汇编》（区县分卷本），共21卷。此次普查，不仅培养了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干部队伍，同时抢救保护了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资料和珍贵实物，为今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4、建立完善了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按照国务院关于“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的要求，国务院于2006年5月、2008年6月公布了两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北京市第一批有13个项目入选，第二批有61个项目（含扩展项目16项）入选，使北京市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达到74项。2006年12月和2007年6月，经申报、论证、评审、审批等程序，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了两批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第一批为48项，第二批为105项，共153项。此外，2006年9月至2007年6月，全市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已经初步建立，全市18个区县共公布区县级名录315项。5、组织评选了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2007年，文化部在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公布的基础上，组织进行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评选，并于2007年6月和2008年1月先后公布两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共777名，北京市共有26人入选。2008年5月，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正式公布，共有94人入选。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走过的历程，充分展示了改革开放30年来北京市在传统文化保护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相信，今后中国定将无愧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东方文明古国的赞誉，北京也将无愧于有着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六朝古都的称谓。参考文献：1、宋海波主编：《北京志.文化艺术卷.群众文化志》，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2、周一兴主编：《当代北京简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3、潘德千主编：《北京文化艺术大事记》（资料），北京，20034、周述曾主编：《全国十部文艺集成志书北京卷编纂纪事》，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