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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索引粗略统计，1996——1997年发表的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论文大约有670篇左右，涉及了诗赋、散文、小说、文论等各个方面。兹择要予以概述。 一、总论 这两年发表从宏观角度研究该时期文学的论文约35篇。钱志熙《论中古文学生命主题的盛衰之变及其社会意识背景》论述了中古各时期社会意识中生命观念的交替变化对文学中生命主题的影响，认为中古汉魏六朝时代经历了三种文化类型，即两汉型、魏晋型和南朝型。由两汉社会的以非理性生命观为主流倾向转为魏晋社会的以理性生命观为主流的倾向，促使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引发体验自身生命境界的矛盾和激情，使魏晋成为“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南朝时，佛教的非理性生命思想全面地被释放出来，并被文人群体普遍接受之后，魏晋式的生命情结被解开，文学中的生命情调因而淡化，甚至消失。〔1〕傅刚《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梳理了从汉到南朝文体辨析的历史发展，认为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出自《七略》、《汉志》，汉人已有文体辨析的意识，魏晋时期文体辨析更为明晰而自觉了，南朝时期对纯文学文体辨析的认识更加深刻，更接受了文学的本质。〔2〕何新文《从〈诗赋略〉到〈文集录〉——论两汉魏晋南北朝目录的发展》，论述此期古代文学目录形成、发展状况，指出文学目录形式多样，成就突出，是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主要形式〔3〕“文学的自觉”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长期讨论的一个话题，此期围绕该论题发表了一组文章。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不同意鲁迅的看法，认为从文学观念的发展演进、专业文人创作的出现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多种文学体裁在汉代的发展和成熟，汉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特点等方面看，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它从战国后期开始初露端倪，到西汉中期已经相当明确。〔4〕刘晟、〔韩〕金良美也撰文对“魏初文学自觉”说提出质疑，认为鲁迅的论说不足为据，张少康的看法也不确切，争论文学的自觉始于何时亦大可不必，“对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描述应回到体的范畴上进行”。〔5〕李文初则连续撰文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鲁迅的论述并未过时。〔6〕此外，孙明君的《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对这一问题的滥觞和嬗变作了简略的回溯和描述，并认为建安时代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之情势异常复杂，它固然有与魏晋大系统的一致之处，但更有其属于自己的独特内涵与价值。〔7〕 二、魏晋诗歌研究 这两年关于魏晋诗歌研究的论文有250篇以上，主要集中在建安诗歌研究和陶渊明研究两个热点上。宏观研究方面，李建中《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解读魏晋文学，试图展示魏晋文学的心路历程。〔8〕王力坚《西晋文学与建安文学承传关系论》认为这两个时期的文学有一脉相承关系，“不仅是相似的时代特征与社会风尚等因素对文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晋文人继承并发展了建安以来的文学观念与审美意识。”〔9〕钱志熙《魏晋“杂诗”》对魏晋时期的“杂诗”一类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认为“杂诗”在魏晋时期是一个独立的诗歌种类，它是魏晋文人抒情诗的代表性作品，比较充分地实现了自觉的抒情，虽名为“杂”，却体现了纯诗的精神。〔10〕 关于建安文学，刘刚《论建安诗风的时代性转换》从时代、政局及文化环境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方面论述了建安前后期诗风的转变情况〔11〕；汪春泓《颍川区域风习与建安文学》则从地域风习的角度探讨了建安文学形成的原因，认为颍川之士荀或、锺繇等代表的新思维对于建安文学有很大的影响。〔12〕孙明君《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认为曹操的诗歌第一次把原始儒学的天下意识与忧患意识注入诗的创作，开创了悲壮雄健的诗风和阔大雄奇的意境，从而使标志着中华民族理性觉醒的原始儒学精神转化为具有动天地、感鬼神之艺术魅力的诗篇，为中国诗史开一坦途。〔13〕缪军《走向心灵——曹植〈杂诗〉小议》指出，由于曹植生活环境、思想及感情变化，其诗表达方式由外向表现走向内心展示，由群体走向孤独，其作品充溢着内在的热情，富有生气和力度；曹植的悲剧是门阀制度严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悲剧，因此杂诗所表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心声，也成为后代诗人的共同主题。〔14〕 这两年对于正始名士的研究，重在从思想、文化和人格的角度进行论述，没有大的突破。西晋文学也是研究的薄弱环节，但曹道衡《陆机的思想及其诗歌》对陆机的思想品格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论述，认为陆机在入晋之后，心理上与晋室的隔阂是次要的，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政局的稳定面前，他能够放弃成见，顾全大局，为晋朝效忠；陆机为司马颖尽力虽有过失，但不能说他是“倾仄”或“犯顺”。陆机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大抵自晋迄隋，多数人持赞扬态度，但宋以后，批评意见占了上风，这有其时代原因，不能因而忽视陆机诗歌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5〕柏松《潘岳：在超越与沉沦之间》对潘岳的人生轨迹作了描述，认为他在超脱与沉沦中的挣扎带有一种毁灭性的意味，而他的所作所为却被烙上了深深的时代的印痕。〔16〕张晓林《由自卑到超越的心灵历程——论左思的创作》认为仅从社会学去分析左思，难以真正理解他的创作，更难以探出其杰出艺术成就的原因，文章试图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去探明形成左思的性格和对世界的感受方式，他的审美趣味和文学成就，以及他对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独特领悟的直接原因。〔17〕 对于东晋文学的研究，(陶渊明之外)有三篇文章较为突出，一是曹道衡《试论东晋文学的几个问题》，作者在文章中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们不想割断历史而是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文学的演化过程，那么，对于东晋这样一个历史阶级的文学，也应该适当予以注意。”文章征引大量的材料，说明“东晋不仅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和南北分裂的时代，也是一个各民族和南北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南北士族之间由矛盾而日趋溶合”，深深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东晋文学的变迁“不光表现在形式方面，更主要的应该说是在内容方面。文学内容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思想界的变化。”文中还指出，东晋一代的山水散文已很盛行，而东晋的道教诗“和玄言诗一样，都是山水诗出现的先河”。〔18〕二是胡大雷《玄言诗的魅力及魅力的失落》，文章认为，“玄理与论辩玄理而产生的玄远超迈和面对美好自然心中的感发，此二者的相互融合构成了玄言诗的魅力”，玄言诗作者为了从诗中概括出哲理来，就不能让自然景物有太多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如何在不违背普遍性的同时而突出某方面的特殊性，就成为玄言诗实现魅力的关键”。但是，“在玄言诗中，主人公摆脱了‘情’的束缚而进入‘理’的领域翱翔”，“把人生各种各样的情感全以淡泊中和、逍遥自在的玄理内容来矫正”，这种“消失了人生道路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而达到淡泊中和境地的诗”，就必然地流于“淡乎寡味”，失落其魅力了。〔19〕三是王力坚《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文章认为“东晋人玄览山水以悟道，虽然有理性思辨的意义，却要通过‘流目四瞩’的感性直观手段才能实现”，“诗人对山水之形’的直观描摹以及‘媚’的感性表现，确实使清新秀丽的景物描写，构成了诗中独立自足的美感意象。”东晋诗坛对山水声色描写的倾向日益显著，而个人情感的抒发，则相对地较为淡薄， “在这个意义上说，刘宋山水诗的‘性情渐隐’在东晋诗中已表现得相当突出；东晋诗重山水之形与景物之色的描写，则肇始了文贵形似、声色大开的南朝山水诗创作；而谢灵运的山水诗，更是在对‘山水以形媚道’传统的直接继承与革新中，得到发展与繁盛。”〔20〕这三篇文章都从宏观把握的角度对东晋诗的特色和文学史地位作了深刻阐述。 陶渊明研究历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重头戏，这两年发表的有关陶渊明研究的文章在125篇以上，涉及到渊明其人其文及陶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以下几篇文章尤为突出。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对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陶渊明享年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辨，文章首先指出，对于这一问题应有严谨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于相关的资料作通盘考察，不以偏盖全；并进行分级，不以次易主；对于陶渊明的作品以各宋本为主，并以准确理解为基础。文章由这一思想方法入手，对于内外资料详按细察，结论曰：“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出发，对其重要性加以区别，结合版本校勘，进行通盘考察，所得出的最为圆满通达的结论就是陶渊明享年76岁，生于晋穆帝永和八年壬子(352)，卒子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21〕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论述了陶渊明文艺思想的特色及其文学史地位。文章认为，陶渊明文艺思想的主要倾向属于“非功利说”，他强调文艺以示志抒情，重视文艺的娱乐作用，把自然作为文艺理想；他“对外在的景物，往往是持有一种既留心又无心的超然态度。在陶渊明那里，作为主观的情志和作为客观的景物，不是简单的单向流动，而是双向感触，互相交融”；“陶渊明在认识上对言志抒情的重视和在创作实践上的表现，突出的是‘示己志’，是抒个人之情，表现的是他自己的鲜明的个性”；他“在思想上对文艺的娱乐作用的重视，特别是他的文艺实践，第一次打破了以悲慷伤感为基调的格局，使文艺的娱乐作用第一次比较完美地得到了显现，也使娱乐的主题，在文坛艺苑上开始占有一席之地”。〔22〕李建中《试论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认为，陶渊明的独特的魅力，是他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以及在此追问中所建构的新的人格范型；而正是南山的自然、真率与冲淡、虚静，铸成陶潜诗歌永远的神韵。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采菊东篱，躬耕南山”的生存方式，与“质性自然，任真自得”的人格理想，在诗性与神美的层面，达到了完满的契合；二是借“形、影、神”之间的人格对话消释人格主体“营营以惜生”之苦，将大钧之力、大化之功融入南山人格；三是兼用儒道之生死观，建构“乘化以归尽”的生命意识，使人格在生死之思中得到升华。〔23〕顾农《前期陶渊明的双重人格》则从陶渊明的诗文和生活经历出发。指出陶渊明有他“真”和“拙”的一面，“但他同时还有不真不拙的一面，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陶渊明自正式归隐后思想上进入了新的境界，人格趋于成熟单一，虽有若干内在的矛盾，但与他先前那种相当典型的双重人格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4〕这几篇文章或以考辨精细见长，或发人之未发，是此间陶渊明研究的有力文章。 三、南北朝诗歌研究 这两年发表有关南北朝诗歌的文章约85篇，以论述山水诗和宫体诗者为多。 关于山水诗，木公《山水诗兴起原因新探》从道教对山水诗影响的角度，探讨了山水诗兴起的原因，文章指出道教徒最早自觉进入山林并赋予山水以新的意义，道士的山林活动引起了文人对山水的重视；文章考察了当时许多著名文人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及其各种各样的山林生活经历，认为这引起了山水文学的产生，而山水诗中养生游仙的“道味”也反证了山7k诗兴起与道教的关系。〔25〕李炳海《庐山净土法门与晋宋之际的山水诗画》和《慧远的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则从谢灵运与慧远关系入手，把南朝的山水诗和庐山净土法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揭示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前文认为，从东晋后期，影响名士们游览山水的思潮已经发生变化，玄学不再居于支配地位，它被正在兴起的中土佛教所取代，谢灵运不仅是以名士的身份写山水诗，而且还用庐山净土法门的观念、理想及思维模式来审视自己的观照对象，并用诗歌加以表现。其文章还指出，“东晋刘宋之际主要有四类诗值得注意，它们是玄言诗、田园诗、佛理诗、山水诗”，“从思想倾向上看，玄言诗、田园诗是同类，属于道家；佛理诗、山水诗归入另一类，属于佛家。从作品风格看，玄言诗和佛理诗相近，都是大谈玄理，淡乎寡味；田园诗和山水诗类似，多写自然风光，饶有情趣。”后文具体考察了谢灵运的山水诗与慧远的净土信仰的关系，认为谢灵运山水诗中表现的“赏心感受”、“大顿悟境界”和“定慧观”等都受了慧远净土信仰的影响。〔26〕朱起予《论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将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放在六朝田园山水诗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通过与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等人诗作的对比，揭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意蕴特色，认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风格是“萧散清新”，这表现在其山水诗闲雅旷远的风致上。谢(左月右兆)多写“望”里的山水，从静止的一点摄入山水风景，在写景时也将思乡念友的柔情注入其中，忧郁的感情与清亮的山水相融合，构成一种欣悲交加的温润意境。〔27〕 关于宫体诗，傅刚《永明文学至宫体文学的嬗变与梁代前期文学状态》详细考察了永明文学和宫体文学的诗人诗作状况，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嬗变规律，认为二者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又有必然的发展联系，后者是前者逻辑顺序的演绎结果。〔28〕许云和《欲色异相与梁代宫体诗》抓住萧梁君臣父子对荒淫社会风气表示强烈批判态度并有切实整齐措施和行动与其时宫体诗中看似荒淫的追情逐声的描写之间的矛盾，逐层分析了宫体诗内容对佛教内容的模仿，认为宫体诗极写女色与男女性爱乃是实施教化的一种手段，“宫体诗在内容上总的特征就应该是极写女性的淫欲姿态和妒性”，“为了充分展示女性的丑恶，就得要不遗余力地体味女性的客观美。所以，宫体诗的大肆铺写欲色从根上来说是承袭了佛经的这种极写之、力破之的写法。”该文为观察宫体诗内容特色及其产生的背景提供另一视角。〔29〕此外，詹福瑞《梁代宫体诗人略考》〔30〕和樊荣《梁陈宫体诗的发展和界说》〔31〕分别对梁代宫体诗人和梁陈宫体诗题材予以考证和清理。 山水诗和宫体诗之外，另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李宗长《江淹诗歌的题材选择及其文化意义》，文章认为江淹的拟古、游历和赠和之作均有丰厚的文化意义：其拟古诗发扬光大了拟古这一特殊题材，形象阐明了五言古诗的流变，并奠定了江淹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游历之作在反映其个人部分生活经历、感情变化的同时，也从侧面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貌；赠和之什则反映了由元嘉诗风向永明诗风过渡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抒情的清婉和语言的清丽。〔32〕二是许云和《梵呗、转读、伎乐供养与南朝诗歌关系试论》，该文认为，梵呗对南朝诗歌最重要的影响是其声音的哀亮特征，二者因共同追求哀怨境界而互为推助；用汉语转读汉译佛经这一模式所分别之三声为中国声韵中固有的平上去三声，永明说的发明是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来；伎乐供养作为佛所特许的通向天国最为方便的途径，供养者趋之若鹜是显然的，供养既多，遂也就演化成了佛门礼佛的仪式之一，南朝文学声色大开不能说与释子的“行方便”毫无关系。〔33〕 四、魏晋南北朝辞赋、散文、小说研究 此间发表关于辞赋的文章30多篇，关于散文的文章10多篇，关于小说的文章30多篇，计80多篇。 辞赋方面，亦多就单篇作品进行阐释、赏析和考辨，如王粲《登楼赋》、曹植《洛神赋》、陶渊明《闲情赋》、鲍照《芜城赋》和庾信的赋作均被纷纷论及。其中傅正谷《〈洛神赋〉的梦幻辞赋史地位及当代论辩》将曹植《洛神赋》作为梦幻辞赋名作进行考察，并据以评述了论者对《洛神赋》本意的三种看法。文章认为《洛神赋》的创作方法是梦幻主义，其艺术结构依据梦幻主义作品一般具有的梦前、梦中、梦后的结构形式，也可分为入梦、告梦、思梦三部分；《洛神赋》本意的三种说法，即“感甄”说、“君臣大义”说和“赞美女神”说各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够圆满，《洛神赋》作为一篇梦幻主义的爱情名作，其“艺术结构与描写，是不应等同于一般现实主义作品的，更不同于结构严密的论著，而是具有忽然性、跳跃性、不确定性、不规则性、主观随意性、不能自控性和非理性、非逻辑性的特点”。〔34〕此外，还有一些从宏观角度立论的文章，如许结《声律与情境——中古辞赋诗化论》将中古辞赋的诗化归结为四个阶段和五大重要特性〔35〕；郭建勋则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魏晋南北朝骚体诗赋进行系统的探讨，是这方面用力最勤者。〔36〕 散文亦是此期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莫砺锋《南朝山水文初探》对南朝的山水文从兴起过程、繁盛原因和演变轨迹等三个方面作了较全面的探讨。文章认为，南朝山水文不逊于山水诗，足以在古代山水文学中占一席之地；以其篇幅上从冗长夸饰向短小精悍演变、字句上从密丽新巧向清新疏朗演变、意境上从单纯写景向情景交融演变而论，南朝山水文的艺术成就远远超过北朝。〔37〕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认为，杨街之《洛阳伽蓝记》由正文与注文合体构成的撰写体例，虽说直接受到六朝时“合本子注”佛书体例的影响，其实，它更是那个时代流行“合本子注”体式风气的产物，进一步追溯，渊源所自，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史官文化和经学训诂。六朝时名僧盛行“格义”之风，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本子注”现象步入佛学廊庑，并在其中不断升华，进而为如杨街之等杰出作家和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模式。〔38〕 小说方面，关于志怪小说的文章不多，其中欧阳健《东晋的志怪小说家群考论》对曹毗、祖台之、孔约等东晋几位志怪作家进行了考证，并且指出志怪小说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东方式思想，而且它在描绘人与自然的融合之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非毫无文采与波澜可言。〔39〕钟林赋《论魏晋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小说》对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作了专题研究，认为这类小说大体可分为四类，其产生与古老的灵魂不灭观念有密切关系，佛教的影响甚微；魏晋六朝特殊的历史环境是其滋生的沃土；它的怪诞之美，独具魅力，对后来的小说戏曲创作影响至深。〔40〕关于志人小说的文章，全部围绕《世说新语》进行讨论。《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是讨论的一个热点，张海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及与清谈的关系》用一般小说应具有的基本要素进行比照分析，认为《世说新语》在人物、情节、结构上均不类小说，又不能归于历史，“从小说文体的形成过程看，《世说新语》处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萌芽阶段，只能说具有一些小说因子，而不得与成熟后的小说等量齐观；从史传文学向小说文体的过渡来看，《世说新语》处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它兼有两种文体的部分特征，因此很难说究竟属于哪一种。”《世说新语》的文体意义即在于此，它从中呈现的独自个性有：(一)内容的纪实性；(二)篇幅短小；(三)清通简要、空灵玄远的文体风格。文章进一步探讨了《世说新语》文体特征形成的深层原因，即与玄学思潮、清谈风气相伴而来的名士意识，指出名士意识之于《世说新语》文体特征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对人的关注，对个体的关注，从而突出了人的个性；二是著述动机、旨趣的转变，从先前的记事明理以资劝戒，变为叙写刻画人之才情风致以资赏鉴。〔41〕此外，李雁《〈世说新语〉叙事艺术个案分析》〔42〕、美国学者Richard B·Mather(马瑞志)《〈世说新语〉的世界》〔43〕也都讨论了类似的问题。刘仁树《论〈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论述了《世说新语》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语言成就。作者认为该书的艺术风格是“玄远冷峻，高简瑰奇”，其形成源于魏晋时代的社会生活，与它记写的对象密不可分；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成功地运用了多种文学表现手法；它的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富于表现力；同时，它又将口语熔铸成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学语言，从而增加了表现力和概括力。〔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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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关于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发展，比如文学昭明文选，还有玄学，史学的造诣，还有经济发展。政治的运作，改朝换代，派系宗室之争。还有北方孝文帝改革和北方太武帝的统一战争，以及北魏的分裂，北齐和北周的建立，北周的军事制度对隋唐的影响，内容选择性不少，我是这方面专家，希望可以帮你
反义词在词汇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能使人们能更好的把握客观事物的对立与统一原则，更加准确、鲜明遣词造句，对于阅读和语言运用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就反义词的研究做整体的综述。 中国论文网 【关键词】反义词；判定标准；研究状况；反义词的同一 反义词，简而言之就是语言中意义相反或相对的词。 一、分类 反义词分为两类：相对反义词、绝对反义词。 相对反义词是指反义词A和反义词B并不互相排斥，两次存在中间状态，是A不一定是B，是B不一定是A，如上下、雅俗；绝对反义词指反义词A和反义词B互相排斥，两者不存在中间状态，是A就非B，是B就非A，如正反、生死。
研究英语反义词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通过在线工具或词典查找反义词。有许多在线工具和词典提供反义词功能，可以直接输入单词查找其反义词。利用前缀、后缀、词根和词缀推测反义词。有些单词的反义词和其词根、前缀、后缀、词缀等相关，可以通过这些关联关系推测其反义词。通过上下文和语境推断反义词。有些单词的反义词不是固定的，需要根据上下文和语境推断其反义词。以上方法各有优缺点，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方法。通过在线工具或词典查找反义词比较方便，但不够准确或全面。利用前缀、后缀、词根和词缀推测反义词需要一定的语言基础和技巧，但有时可以得到更准确的结果。通过上下文和语境推断反义词需要较高的语言理解能力和语境感知能力，但可以获得更精准的反义词。因此，可以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提高研究反义词的准确性和效率。
研究反义词：臆断研究 [ yán jiū ] 基本释义1.钻研;探索 2.考虑或商讨[意见、问题]近义词接头 商榷 磋议 协商 辩论 商量 接洽探究 商酌 研商 商议 咨询 斟酌 讨论商讨 酌量 摸索 探索 议论 琢磨 磋商查究 钻探 研讨 探求 思考 思索 切磋探讨 争论 筹商 钻研 考虑 筹议 咨议推敲反义词臆断
研究的反义词——应付、臆断、草率研究：【拼音】：[yánjiū]【释义】：1.钻研；探索。2.商讨；考虑。3.仔细询问。4.特指审讯。
论文——从词的同一性分析古代汉语字与词的关系词的同一性问题是由于词义的演变孶生而产生的。词义演变孶生的主要途径是词义引申，而词义引申是一种很复杂的运动。词由本义可以派生出引申义，由引申义又可以派生出更远的引申义。这些有联系的意义是同一个词的不同意义呢?还是不同的词的词义呢?“词的同一性问题就是确定两个词汇形式是不是同一个词的问题。例如《礼记•大学》的‘如恶恶臭，如好好色’一句，前一个恶与后一个恶，前一个好与后一个好，是一个词的不同用法昵？还是两个不同的词？”“研究词的同一性，目的在于确定不同的词的界限”，具体一点说，就是确定在什么条件下同一语音形式同一书写形式所表示的几个有联系的意义是同一个词的几个义项，或者是不同的词各自的词义。研究的任务主要是研究确定两个相同的词汇形式是否具有同一性的条件，即根据什么条件判断某些语言形式是同一个词还是不同的词，标准是什么。由于几乎所有的《现代汉语》教材和多数《古代汉语》教材都把同一语音形式，同一书写形式所表示的相互联系的几个不同的意义的现象看做一个词即多义词，所以一般人对词的同一性问题感到很陌生。近年来，这个问题已逐渐引起专家学者们的重视，他们各抒己见，见仁见智，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逐渐引向深入。
★论文还是自己写最好，下面有关资料不错，仅供参考：摘要：词的同一性问题是由于词义的演变孶生而产生的。在确定词的“为二为一”时，形式有重要作用，内容起决定作用，词的概念意义的同一又是词的内容同一的决定性因素。“同音同义”，作为确定词的同一性原则，应该是对立的同一，历史的同一。中心思想：词的同一性的含义关键词：词法多功能；同音同义；对立同一；历史同一；词的同一性 词的同一性问题是由于词义的演变孶生而产生的。词义演变孶生的主要途径是词义引申，而词义引申是一种很复杂的运动。词由本义可以派生出引申义，由引申义又可以派生出更远的引申义。这些有联系的意义是同一个词的不同意义呢?还是不同的词的词义呢?“词的同一性问题就是确定两个词汇形式是不是同一个词的问题。例如《礼记•大学》的‘如恶恶臭，如好好色’一句，前一个恶与后一个恶，前一个好与后一个好，是一个词的不同用法昵？还是两个不同的词？” “研究词的同一性，目的在于确定不同的词的界限”，具体一点说，就是确定在什么条件下同一语音形式同一书写形式所表示的几个有联系的意义是同一个词的几个义项，或者是不同的词各自的词义。研究的任务主要是研究确定两个相同的词汇形式是否具有同一性的条件，即根据什么条件判断某些语言形式是同一个词还是不同的词，标准是什么。由于几乎所有的《现代汉语》教材和多数《古代汉语》教材都把同一语音形式，同一书写形式所表示的相互联系的几个不同的意义的现象看做一个词即多义词，所以一般人对词的同一性问题感到很陌生。近年来，这个问题已逐渐引起专家学者们的重视，他们各抒己见，见仁见智，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逐渐引向深入。 在现代汉语词法教学与研究中，最难处理、争论最多的是所谓兼类问题。例如“锁”一类词，有人认为是名词兼动词，有人认为是两个词，分别为名词和动词，还有人说“这是真正的一词多类”，但看作两个词“也不为过分，也许更好”，“似乎没有一条严格的界限”。对所谓兼类问题的种种不同意见，大多与人们对词的同一性有不同的认识有关。朱德熙先生说:“从理论上说，划分词类只能在确定了词的同一性问题的基础上进行。”所以，陆俭明先生把词的同一性作为处理兼类问题的首要原则，他特别强调指出：“同一个词才有兼类问题，不同的词就根本是两类词，不存在兼类问题。”词汇中多义词与同音词的区分，多义词分解为同音词以及同音词融合为多义词，也都与词的同一性问题有关。因此，如何确定词的同一性，不论是在语法分析中还是在词汇分析中都是一个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一、词的同一性的含义 词的同一性是指词的“为一为二”的问题。赵元任先生在谈语素的同一性时曾说：“语素为一为二的问题，有组合和聚合两个方面。前者是大小的问题，后者是异同的问题。吕叔湘先生进一步指出：“这两个问题都可以说是‘一个还是两个?’的问题，不过前一个是一根绳子切不切成两段的问题，后一个是一根绳子解不解成两股的问题。”对词的同一性，朱德熙先生曾下过一个定义：词的同一性“指的是在不同的句法环境里出现的几个词到底应该算同一个词，还是算不同的词的问题。”“几个词”“词”是指尚未被证实为同一性的“个体词”，但已从组合的角度把它与语素和短语分开;后面的“同一个词”和“不同的词”中的“词”，则是指已被证实为具有同一性的“概括词”。朱先生的定义主要是从聚合方面讲的。根据赵元任先生和吕叔湘先生的意见，词的同一性应该是指在不同的言语材料中复现的语音形式和书写形式相同的某一个语言形式是不是词、是同一个词还是不同的词的问题、这个定义中的“语言形式”是词还是语素或短语是有待确定的。这样就包含了组合和聚合两个方面，因而更全面些。二、词的内容和形式与词的同一性 每一个词都有一定的词义内容和一定的语音形式、书写形式。谈词的同一性，必须对词的内容和形式的各个方面及在确定词的同一性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从词义内容方面看，一般所说的实词，既有概念意义、色彩意义，又有语法意义，人们的认识一致;一般所说的虚词具有语法意义，大家的认识也相同。但对虚词是否有概念意义，认识并不同一;对虚词的色彩意义则较少谈到。列宁说:“任何的词(语言)都已经有综合感觉指出现实;思想和词却是一般的。语言中的词都是用来指称客观存在的事物、现象和关系的，都具有一定的概念意义，虚词也不例外。葛本仪先生曾对虚词的概念意义作过概括:“虚词的词汇意义(按:指概念意义)大多数是客观世界中所存在的某种关系的反映。也有的虚词表示了客观存在中的人们的某种感情和态度”，“人们对这种感情和态度进行认识的结果也能形成概念。”虚词也有色彩意义，只不过由于虚词所表示的概念意义的特殊性，其色彩意义与实词有所不同罢了。例如，“和、跟、同、与”四个连词表示相同的关系概念，都没有形象色彩，都是中性词，但语体色彩有别，“和、跟”一般用于口头，“同、与”一般用于书面。 一个词的概念意义、色彩意义和语法意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意义系统，充当该词的内容。概念意义与色彩意义一般合称为词汇意义。词汇意义即使在同类成员之间，也表现出各自的个性特征。语法意义是具有同一语法功能的一类词的共有意义的抽象概括，在同类成员之间，不能体现词的个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概念意义、色彩意义和语法意义在词的意义系统中的地位不是平等并列的，其中概念意义是最主要的。色彩意义有的是伴随着概念意义产生的(如形象色彩)，有的是人们在运用概念意义进行交际的过程中产生的(如感情色彩、语体色彩)，它的存在总要以概念意义的存在为前提。语法意义的存在也要以概念意义的存在为前提。只有当语音形式、书写形式和一定的概念内容相结合的时候，才能成为表示客观存在的符号，才能成为语言中的词，才能用干表达思想，才能进一步在运用中获得语法意义)显然，只有概念意义才是词义内容的本质，而色彩意义、语法意义都不过是词义的一部分或一方面，但不是代表词义本质的一部分或一方面语音形式和书写形式相同的一个语言形式，不论从组合方面判断它是词还是语素或短语，还是从聚合方面确定它是一个词还是两个词，概念意义都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从组合上看，作为哲学术语的“白板”之所以是一个词，“白色的板子”的“白板”之所以是两个词，显然与色彩意义无关一般用“扩展法”区别它们，好象语法意义(体现在功能上)在起作用，实际上仍然是概念意义在起决定作用。前一个“白板”表示同一个概念，没有概念之间的关系，所以不能扩展;后一个“白板”中的“白”和“板”分别表示两个不同的概念，存在着概念之间的关系，所以能够扩展，成语等固定短语结构上的相对凝固性，也根源于它们所表示的概念意义的相对同一性，与典型的词没有质的差别，与自由短语存在着质的差别，所以一般也不能扩展“扩展法”在一定范围内管用，是有其深刻的逻辑基础的。表示关系概念的虚词必须依附于实词，是因为它表示的关系概念必须依附于由实词表示的能构成关系项的实体概念表示动态概念的动态助词，一般要依附于动词形容词，是因为动态总要伴随着动作或性状的出现才能出现。所以，一般虚词在语法上的依附性也是有深刻的逻辑基础的。当然，词与语素或词与自由短语之间存在着过渡状态对这种过渡状态，如果从概念意义上不好区分，也必然难以用语法手段截然分开;如果在语法意义上(体现在功能上)能够区分，也必然在概念意义的表达上(表示不表示概念或者是否表示同一个概念)有了明显差别:总之，不论怎样，从组合上看，词的概念意义，在确定一个语言形式是一个词还是两个词时，总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从聚合上看，作为鸟名的“杜鹃”为花名的“杜鹃”，用语法意义显然不能把它们区分为两个不同的词。在具体的言语材料中，人们能把它们区分为两个词(同音词)，是因为它们表示了两个不同而又无任何联系的概念意义，并从而联想到两个不同事物的具体形象。“一朵花”的“花”和“花了一元钱”的“花”，人们之所以把它们看成两个词(同音词)，也是因为它们表示了两个不同而又无任何联系的概念意义，这又决定了两个不同的语法意义无任何联系，不属于同一个语法意义系统。而“一朵花”的“花”和“眼花了”的“花”，尽管语法意义不同，但是因为它们表示的概念意义有现实的联系，能成为同一个概念意义系统，从而决定了语法意义虽不同也能因有联系而形成同一个语法意义系统，所以人们就把它们看成同一个词(多义词)。同音词和多义词的质的差别告诉我们:从聚合上看，在确定一个语言形式是一个词还是两个词时，词的概念意义的同异和有无联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从形式方面看，词的语音形式和书写形式也体现着词的本质。语言中不存在只有意义而没有物质形式的词，因为作为人的思维的产物的概念—词义的核心，必须有一种物质外壳把它固定下来，才能用于交际从这个意义上说，“形式是本质的。本质是具有形式的。”由于大多数词都是异词异音异形(字形)的，所以词的形式也是不同词的重要区别性特征。由于汉字的表意特点，汉语词的书写形式比语音形式的区别作用更大一些。“骄气”与“娇气”在口语中易造成误解，在书面语中就不会。但是，同一个字形，读音不同，也可能是不同的词，如“好hao”和“好hao”等。词的形式的同一应当是指语音形式和书写形式都相同。 词的形式虽然也是不同词的重要区别特征，但是，“不论怎样，形式都还是以本质为转移的。众多不同的词义系统要求用不同的形式来表现，才形成众多的异义异音异形(字形)词。语音形式和书写形式相同的某一个语言形式，是一个词还是两个词，如前所述，不论从组合方面还是从聚合方面看，也是由词义内容特别是概念意义所决定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确定词的“为一为二”时，词的形式有重要作用，词的内容起决定作用。如果用语音形式代表词的形式的两个方面，词的同一性的原则可以概括为“同音同义”，而“同义”的决定性因素又是概念意义的同一。三、“同音同义”是对立的同一，历史的同一 “同音同义”不是没有任何矛盾和差别的简单的等同，而是存在着矛盾和差别的对立同一。词的语音形式和书写形式往往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变体，例如“血xie”和“血xue”是同一个词，“学习”与“ ”是同一个词。词的形式的同一，是承认内部差别的同一。 词的意义系统内部更可能存在着种种复杂的矛盾。例如“骄傲”有“自以为了不起”和“自豪”两个对立的概念意义并伴随着“贬义”和“褒义”两个对立的色彩意义，但由于对立的概念意义和色彩意义之间存在着现实的联系，并不妨碍它们成为同一个词汇意义系统。由于词的词汇意义体现着词的个性特征，语法意义体现着同类词的一般特点，个别与一般之间也必然会产生对立。一个词的不同乃至对立的概念意义、色彩意义可以抽象为同一个语法意义，多义而不兼类，如前面举到的“骄傲”一词;同一个概念意义、色彩意义也可以在运用中形成不同的语法意义，单义却兼类，如后面将谈到的“正式”一词。显然，这种词汇意义与语法意义之间的矛盾对立也不妨碍它们共同构成同一个词的词义系统。因为“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陆俭明先生曾经指出:“词或语素的同一性指的是‘实质(音和义两方面)的同一’，不是指‘语法功能的同一’”，“就‘同一’说，语法单位的语音形式和词汇意义是决定性的因素，功能不必考虑”。如“正式”这个词，词典中只列一个义项：“合乎一般公认的标准的；合乎一定手续的”，但有两种不同的用法：他是正式代表。我正式提出申请。分别为区别词和副词。陆先生就把两个“正式”确定为同一个词。可见，一个词的语法意义系统的同一也是承认其内部有差别的对立同一，而概念意义(词汇意义的核心)的同一又是语法意义同一的基础。 从对立同一的观点看，即使“正式”这个单义词，同一的概念意义内部也孕育着对立。“正式代表”中的“正式”可以解释为既合乎一定的手续(产生“代表”的某种程序等)，又合乎一般公认的标准(“代表”的条件);“正式提出申请”中的“正式”则重在“合乎一定的手续”，似乎谈不上合不合什么标准。“正式”一词似乎正在向多义的方向发展，其语法意义系统内部的对立显示着这种发展的趋势。 总之，同一个词的语音形式和书写形式与词义系统内部，往往存在着种种差别和对立。同一中有对立，对立因有联系而同一。“同音同义”只能是对立的同一。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多义词词义系统内部的对立(如“骄傲”和多义词的“花”等)与单义词词义系统内部的对立(如“正式”一类的词)尽管存在着程度的差别，但没有质的不同。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对立的双方之间存在着现实的联系。因为有现实的联系和概念意义的决定作用，各种不同的乃至对立的概念意义、色彩意义、语法意义能够共同构成同一个词义系统，从而与同一个语音形式相结合形成同一个词。而同音词词义系统之间的对立与“正式”一类单义词和各种多义词词义系统内部的对立却存在着质的不同。同音词不同的概念意义之间没有现实的联系，从而决定了它们对立的甚至相同的色彩意义和语法意义之间也没有现实的联系，因而不能形成同一个词义系统，只能形成两个(或几个)不同的词义系统。由于形式是为内容所决定的，不同的词义系统只能分别与相同的语音形式相结合，形成不同的两个(或几个)词。“同音同义”又是历史的同一，是在承认历史发展变化的条件下的同一。因为现代汉语中的每个词都是在汉语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现在也还在发展变化之中。词的同音、多义、同义，多义词分裂为同音词，同音词融合为多义词，多音词，异体词以及词的异类、同类、兼类、活用等种种复杂的词汇现象和语法现象，都是在汉语词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只有用历史的发展变化的观点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正确的共时描写只能是客观反映语言历史发展变化的现实结果的描写，而不是相反。例如，“多义性在极其纷繁的各种语言中是大多数词的一个特征”，少数同音词的存在也是各种语言的共性，这是大家都承认的。现代汉语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多义词和少量的同音词。而多义词词义系统内部的有现实联系的对立和同音词词义系统之间的对立，如前所述，又存在着质的差别。这是汉语发展的现实结果。不论进行词汇描写还是语法描写，绝不能把多义词和同音词等同看待，而必须把它们区别开来。当然二者之间存在着过渡状态，对这种过渡的状态，只有用历史发展变化的观点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 综上所述：“同音同义”，既是对立的同一，也是历史的同一。正如布达哥夫所指出的那样：词乃是物质（声音、形式）思想（意义）最简约而独立的、复杂的辩证统一与历史的统一。朱德熙先生曾将“一把刀”和“把着门”中的多义词“把”确定为两个词，认为这样可以使“这两个词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固定的意义”，不致于“随环境而变。”陆俭明先生也把分别以“锁”、“代表”、“报告”、“死”、“白”为代表的具有不同语法功能的五类多义词，都确定为两个词，他认为“同义不是指‘两种意义之间有联系’，更不是指二者在历史上有联系，而是指在现代汉语这个共时平面上二者意义是否相同。两位先生都对确立“同音同义”的原则作出过巨大贡献，但他们对“同义”的处理原则，我们认为是不恰当的。把“同义”看成词义“固定”不变，或者不承认“两种意义之间有联系”可以形成同一个意义系统，必然会在概念意义上遇到差别或对立就把它们分开。这样归纳概括词，势必会把数量众多的多义词肢解为一个个单义词，就会大大增加同音词的数量，既否定了多义词的存在，也否定了多义词与同音词之间质的差别;这是不符合汉语历史发展的实际的，因而从人们的心理上也是难以接受的。根据我们对“同义”的认识，多义词“把”和分别以“锁”、“代表”、“报告”、“死”、“白”为代表的五类多义词，因为内部不同的义项之间有现实的联系，都应概括为同一个词；又有不同的语法功能，所以也是兼类词。四、词的同一性与汉语词的词法多功能特点 高更生先生指出：汉语的词有“词法多功能现象”，“主要是一般所说的兼类现象，即多义同形异类词”。匆限于篇幅，其具体论证不再引述。这种“词法多功能现象”是古今汉语词共有的特征(有量的不同)，是汉语词民族特点的表现。对这一特点，高名凯先生也强调过：“和有单一词类作用的其他语言的词不同，汉语的同一个词在不同的一言语中可以出现不同的词类作用。因为词类属干语法范畴的间题，同一个词的不同的词类作用不能使它成为不同的词。……”高更生先生还进一步指出:这种词法多功能现象的存在“是由于汉语不象印欧语那样有丰富的形态”，“形态变化发达的语言，不同的词性有不同的词形”，“汉语缺少严格意义的形态，不同的词性可以是相同的词形”。高更生先生是从“词形”相同的角度着眼的，所以也把“不同词性的同形同音词，即异义同形异类词”列入“词法多功能现象”。从“同音同义”的原则来看，因为它们是两个(或几个)词，就不属于一个词多功能。另外，高更生先生在处理兼类词的同一性问题时，采用了双重标准一—词汇标准和语法标准，提出“语法词的确定以语法功能是否一致为标准把兼类词分成两个(或几个)语法词。这样处理，从“词形”相同的角度看，可以把“一般所说的兼类现象”看作“词法多功能现象”的主要表现；但如果从每一个“语法词”的角度看，由于其功能单一，就不是多功能词了。而且用“语法功能是否一致”作标准来确定语法词的“为一为二”也不能贯彻到底，因为这个标准毕竟是词的语法分类的标准：例如“这是三个词”中的“词”和“有两首词、三首诗”中的“词”，高更生先生就不是根据语法功能而只能根据“意义没有联系”把它们确定为两个语法词。就是说，为了说明功能相同的同音词的“为一为二”，还要求助于意义。用前面我们所说的“同音同义”的原则确定词的同一性，则适合所有的词，能够一以贯之。根据这个原则，单义的和多义的兼类词都是一个词。这样处理，也能体现两位高先生所指出的汉语词词法多功能的特点，似乎没有必要提出“词汇词”和“语法词”的概念，并分别用不同的标准来确定词的同一性。从“同音同义”的原则来看，汉语词的词法多功能现象就只包括一般所说的兼类现象和词类活用两种情况。 词的同一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也只能借鉴前人的观点加以简单的论述，也许有很多不妥之处，还望各位专家老师加以批评指正。
1、一词多义是多义词，几个意义之间往往有联系。 2、多义词大多是一些和生活关系最密切的常用词，以动词与形容词居多，以单音词居多。 3、常见的一词多义： 度：度(dù姓)；老师宽宏大度(dù名词)；一向度(duó动词)德量力；从不以己度(duó动词)人； 刨：我刨(bào推刮)平木头，再去刨(páo挖掘)花生； 蕃：吐蕃(bō藏族的前身)族在青藏高原生活，蕃(fán茂盛、繁多)衍了几千年。
古汉语中词的兼类与活用的联系和区别古代汉语中的词类转换情况多而复杂，而现在语法界对词的转换的处理方法不统一。例如：在“（诸葛）亮身率军攻祁山”句中，“军”充当宾语，是“军队”的意思，具有名词的语法特点，属名词类；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句中，“军”带补语“细柳”，是“驻扎”的意思，具有动词的语法特点，又属动词类，对此有人认为“‘军’兼属名词、动词两类”，应把它作“兼类”讲，不应作“活用词”讲；有人认为“‘军细柳’的‘军’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不属兼类”。这个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兼类”和“活用”两个概念的理解。前者认为一个词只要兼属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类，就属“兼类”，不要有“活用”的说法；后者认为一个词只要改变了本身的意义，作别类词用，起别类词的作用，就是“活用”，不需要有“兼类”的说法。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说法都比较片面，都没有对“兼类”和“活用”作出科学的解释。我主张古汉语中词的“兼类”和“活用”应二者兼而有之。为什么要“兼类”和“活用”二者兼而有之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是词的“活用”，什么是词的“兼类”的问题。什么样是词的活用呢？从语法角度讲，汉语中的每个词，都属于一定的类别。按本类的语法属性去用词叫本用，反之，叫活用。张世禄教授给“活用”这样定义：“有些词往往在实际的语法结构中临时充当别的成分，和它们经常的用法不合的，这叫‘词的活用’。”（《古代汉语》）廖序东教授给“活用”是这样定义的：“如果一个词偶尔改变本身的意义，作别类词用，起别类词所起的作用，这就叫词的活用。”（《文言语法分析》）这两位教授对词的活用下的定义都强调“临时”或“偶尔”。这就说明词类的活用实际是词在语法结构中的临时运用，一离开结构，那种用法就不存在。词类的活用，属于语法学的范围，不能算是兼类。例如：名词，其语法特点是：可以自由用作主语、宾语；可以用作名词谓语，但不能用作叙述句的谓语，不带宾语；它的前面可加名词、数量词、形容词，但不能加副词。“人”这个词，被用作主语、宾语、定语，是它的经常“职务”，因此它是名词； 至于“人”在“有狼当道，人立而啼。（《中山狼传》）”，这句中的“人”，不是作主语，也不是用作宾语、定语，而是作“立”的状语，意思是“像人似的”。这是它的临时“职务”。这个作用和意义 ，离开了这个具体的句子，就没有了。因此，我们只能说这个“人”是名词作状语，这是它临时取得了作状语的作用，是词的活用，而不能说“人”是兼类词。什么叫词的兼类呢？“如果一个词经常具备两类词的语法特点，那就是词的兼类。”（《中学语文教师手册•古代汉语》243页）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词的兼类和活用不同，活用属临时用为某类，兼类属经常用为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的兼类和活用有着很大的联系，当一种活用经常化，约定俗成，就变成了兼类了。吕叔湘先生说：“语义的变化比较特殊，只是偶尔这样用，没有经常化，这算是临时‘活用’，不同于永久性的词类转变……这种活用如果经常化了，就成了词类转变了。”(《汉语语法分析问题》46至47页)兼类的词由于在实际语法结构中多次“活用”，以至经常化而把它们的“变性”固定下来，这往往就是词义的引申转变，但是词义的引申转变和“词类活用”毕竟不是一回事，词义的引申转变，是使语言中形成“同词异义”的现象，产生大量的“多义词”，这属于词汇学、词义学范围。“词性活用”则是实际语法结构中的临时运用，一离开结构，那种用法就不存在，所以是属于语法学的范围。活用可以发展为兼类，而兼类词，当其中某一类用法在历史中消亡了，这样兼类词就变成了单类词。例如“衣”现在属名词，而在先秦，它兼属名词和动词两类。“衣”在《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四部书中使用的情况如下表：书 名 名 词 动 词 合 计《论 语》 8 5 13《孟 子》 4 9 13《荀 子》 40 9 49《韩非子》 50 22 72合 计 102 45 147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例如“友”，在《论语》中出现19次，其中作名词用7次，作动词用12次。“军”，在《左传》中出现42次，其中作名词22次，作动词20次。由于这些词在现代汉语里都是名词，所以当看到“乘肥马，衣轻裘”(《论语》)，“友直友谅友多闻”(《论语》)，“晋军函陵，春军汜南”(《左传》)，就自然而然将它们看作词类活用；而古代它们本属兼类。我们读秦汉时的代的古籍，深感词类活用的情况很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古代词类活用的确较现代为多，而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古代属兼类词，发展到后来成了单类词。而古代汉语语法书大部分将其视为词活用。中学语文教材，在注释时将兼类词全部注释为活用，这就使学生感到古代词类活用很多，形成古代汉语“词无定类”感觉。对于那些本属兼类的词，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属活用的临时义，而在古代它们属常用义，“像夏雨雨人”的“雨”，往往容易看成是活用，其实在古代“雨”是兼类词，名词义、动词义都是常用义。而教材编写者是以今度古，这显然是不合适的。综上所述，兼类和活用两种提法并存的理由：一、只取“活用”或只取“兼类”的提法，不符合汉语语言发展的实际和规律。“兼类”不仅古代汉语中有，现代汉语中也有。只不过古代汉语中的“兼类”比现代汉语更多罢了。而我们承认现代汉语中的“兼类”，却不承认古代汉语中的“兼类”，显然是主观臆断，忽视了语言源和流的关系。二、只取“活用”或只取“兼类”的提法，混淆了词汇学和词义学与语法学的概念，因为兼类属于词汇学和词义学的范畴，词的活用属于语法学的范畴。三、“活用”和“兼类”是互不包含的两个定义，如果只取其一，均有不能涵盖的部分。四、只取一种提法不利于文言文的教学。因为词类转换是古汉语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如果只取“活用”的提法，那么活用的词就太多了，学生会望而生畏；如果只取“兼类”的提法，似乎造成词无定类的感觉。既然如此，那么怎么样区分词的“活用”和“兼类”呢？一、 看其出现的频率高不高。词的兼类和活用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偶尔”转类，后者是“经常”转类。因此，兼类的词已被人们约定俗成，有社会性，在古代汉语书面语言中，它的出现频率是比较高的。如“目”字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20次，其中用作动词的6次；“名”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37次，其中用作动词的15次；近二分之一；“轻” 字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9次，其中用作动词的就有6次。活用的词，从整体上来说，是常见的现象，但就某一具体的词来说，只是偶尔用作别类词。例如“臣”本是名词，在“夫破人之与破于人也，臣人之与臣于人也，岂可同日而语哉!”(《史记•苏秦列传》)句中的两个“臣”不属本用，也不是兼类，而属活用。“臣人”，“臣”后带有宾语“人”“臣人”是名词用为使动，使人来臣；“臣于人”，有介词结构作补语，是被人所臣的意思。所以在古汉语中词的转类出现频率的高低是区别兼类和活用的重要条件。二、看辞书义项收没收。兼类词由于它们经常用作几类词，因此它们所兼类的几个词类的义项，大都被辞书列为义项。例如：“雨”“亲”“枕”等兼类词的几个义项，在辞典中都可以查到。而活用的词，它活用的这个义项，因其是临时赋予的，其意思主要根据语境来确定，辞典一般都不作为一个义项列出。所以辞典中是否查到这个词作别类词的义项可以作为区别兼类和活用词的主要依据和简便方法。三、 看是否读破。前人把用本义、按本音读出的字，叫如字；用改变一个字的读音表示其他意义或词性的转变的读音，叫读破。古代汉语中读破，绝大多数是把原来读为平声或上声的字变为去声。由于有些词，尤其是名词，经常转类为动词，也就经常要读破，因此兼类词，尤其是名词兼属动词，多数是多音词，辞书中大都把它们列为多音多义词。例如“语”，本来是名词，读“yǔ”，但有时用作动词，读“yù”。如《鸿门宴》中“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中的“语”就是一例。“王”当名词用时读wáng,当动词用时读wàng。名词活用动词，尽管也有人主张在朗读时采用破读的方法，但由于它们是“偶然”转类，这类词，字词典都不会列为多音多义词。因此，在转类的词中，凡是辞书中列为多音多义词，都是兼类词；但不能说，在转类的词中，凡是辞书中没有列为多音多义词，都不是兼类词。因为有许多古书中注明的“读破”词由于诸种原因并没有保留下来，辞书也无法将其注为多音多义词。四、 看有没有派生词义的能力。兼类词往往有固定的词义，因此，它就具有按词义引申规律派生新义的能力。如“履”以“踩踏”为基本义，又派生出“实行”、“执行”等义，如“处其位而不履其事”(《礼记•表记》)中的“履”就是“实行”的意思。而活用的名词的临时义则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派生新义的能力。综上所述，古代汉语中词的“兼类”和“活用”并存，不但有这个必要，也有这个可能.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论文引言心理动词是动词里很有特点的一个小类。吕叔湘明确地把心理动词列为动词的小类。此后，学者对心理动词进行的研究主要围绕心理动词的判定、分类和句法功能等几个方面展开。相对其他的动词小类，心理动词研究仍显薄弱。古代汉语心理动词研究落后于现代汉语，且研究方法滞后。笔者不揣鄙陋，就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的一些想法求教于方家。二、心理动词的判定及分类心理动词判定问题是汉语研究的一个难点，很多学者提出自己的判定标准，概括来说可分为三种：(1)意义标准，如黄伯荣、廖序东等；(2)形式标准，如周有斌、邵敬敏等；(3)形式与意义相结合标准，如王红斌等。一方面，由于单一依据意义标准或形式标准在语法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因为心理动词自身的复杂性，它不仅牵涉语法问题，而且和心理学、认知科学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原则在心理动词研究中尤为重要。因此，我们认为心理动词表示情感、意向、认知、感觉、思维等方面的活动或状态，心理动词原则上都是及物的。心理动词内部的分类也是相当复杂的问题。结合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心理动词，分为状态和动作两个大类。状态心理动词表示心理情绪状态，如“哀”、“患”、“妒”等，该类动词一般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行为心理动词表示心理动作行为，如“猜”、“测”、“悉”等，该类动词一般不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依据情绪的特点，状态心理动词分为负面和正面两个次类，如“怜”、“怨”、“厌”、“惋惜”等为负面心理动词，表达心理负担意义；如“爱”、“喜”、“敬重”等为正面心理动词，表达积极的心理意义。动作心理动词可分为思维和感知两类。三、心理动词的研究方法古汉语心理动词的研究成果并不太多，目前所见主要有李启文、陈克炯、刘青等几篇，与其重要的词类地位并不相称。现在的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研究方法陈旧，还停留在心理动词所带宾语、状语、补语等的描写上；研究内容狭窄，主要是专书、专题的描写和统计上。鉴于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存在的问题，结合现代语言学理论，古汉语心理动词的研究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拓展：(一)心理动词及物性研究汉语中的一些词的组合功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发生一些变化，心理动词也是这样。及物性是施事通过行为对受事的影响，及物性事件的典型形态句法是“施事+受事”。及物动词作为动词的一个小类，其内部也不是匀质的，有的及物性高，有的及物性低。从抽象层面看，及物性是一个语法原型，构成一个及物性的连续统。越靠近原型，及物性越强，反之及物性就越弱。将及物性理论运用于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可以加强我们对心理动词的认识。心理动词及物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心理动词能否带宾语。如“怒”、“悲”在上古汉语中是动词，可以带宾语，如：(1)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中忠也。(《荀子·臣道》)(2)我悲人之自丧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后而日远矣。(《庄子·徐无鬼》)而现代汉语里，“怒”、“悲”变成形容词，不可以带宾语。“怒”、“悲”从上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发展过程中，动词的及物性逐渐减弱，情态特征逐渐增强，最终从动词转变为形容词。二是心理动词带宾语能力的强弱。有些心理动词以带宾语为常，宾语类型丰富；有些心理动词常不带宾语，且宾语类型较单一。以《世说新语》“知”、“安”为例，“知”作心理动词共99见，其中带宾语85见，带宾语比重占86％；“安”6见，带宾语只有2例，带宾语比重占33％，如：(3)由是知之。(《世说新语·文学》)(4)顾劭尝与庞士元宿语，问曰：“闻子名知人，吾与Y,-T孰愈?”(《世说新语·品藻》)(5)班彪识刘氏之复兴，马援知汉光之可辅。(《世说新语·言语》)(6)岳于是始知必不免。(《世说新语·仇隙》)(7)不知有功德与无也。(《世说新语·德行》)(8)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世说新语·德行》)(9)一坐成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世说新语·文学》)(10)劭亦安其言。(《世说新语·品藻》)“知”的宾语类型有体词性宾语，如名词(3)、代词(4)、偏正l生名词词组(5)；谓诃性宾语，如偏正性动词词组(6)、并列词组(7)；小句宾语，如(8)。“安”所带宾语类型简单，只有名词—类，如(9)、(10)。(二)语义场理论语义场是指若干个彼此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义位聚合而成的系统。将分散、零星的个案研究纳入相应的聚合群中，加以系统地考察，能更好地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发现一些语言规律。陈克炯将“怜”系、“怨”系、“厌”系、“忧”系和“惧”系均看作同义义场。陈先生发现各系心理动词的述谓功能存在不匀质的现象，除了与各系词义所反映的心理负担轻重的不同有某种关系之外，最主要的是各系对不同宾语的选择性上存在差别。为此，我们调查了《世说新语》里12个表“忧怕”义的心理动词带宾语的情况，统计情况见表l。一方面，“忧怕”类动词内部的使用频率也不平衡。使用频率最高的3个分别是“忧”、“患”和“恐”，共43例，次之是“惧”、“畏”和“惮”3个，共18例，这6个动词共占“忧怕”类动词91％，即《世说新语》“忧怕”义主要由“忧”、“患”、“恐”、“惧”、“畏”和“惮”这6个动词承担。另一方面，心理动词的使用频率与所带宾语的比例不一定成正相关关系。如“忧”使用次数最多，带宾语比例为53％，而“恐”少于“忧”，带宾语比例却为86％，使用频率与带宾语的能力并不是正相关的。据此可以认为表“忧怕”义的动词在组合功能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语义场内部并不是匀质的。这一研究方法可运用到其他义的心理动词语义场的研究之中。(三)心理动词的量级问题受程度副词修饰是心理动词的一个重要特征，心理动词受程度副词修饰有量级的差别。如《世说新语》心理动词所带的程度副词共有15个，它们分别是：甚、大、了无、深、殊、雅相、绝、至、雅、弥、横、殊自、深相、真、奇。这些词内部也存在级的差别，大致可分为“极”类和“甚”类。“极”类有殊、殊自、绝、至、横、奇共6个，表示程度达到极点；“甚”类有甚、大、了无、深、雅相、雅、弥、深相、真共9个，表示程度超过一般但未达到极点。同一心理动词用表1不同程度的副词修饰，其表达的程度量自然不同。“极”类副词的程度量要高于“甚”类副词，如：(11)a.向雄为河内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刘淮横怒，遂与杖遣之。(《世说新语·方正》)b．族人大怒，便举棵掷其面。(《世说新语·雅量》)(12)a．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藏否人物。(《世说新语·德行》)b．左右宜深慎此!(《世说新语·假谲》)上面各组a句均使用的是“极”类程度副词．b句使用的是“甚”类程度副词。每组的a句的情绪量要高于b句。(四)心理动词的过程结构表达动词的过程结构与许多语言现象，特别是与语言的“体”表达有密切关系。郭锐系统分析了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认为动词的过程结构就是起点、终点和续段三要素的组织。根据三要素的有无和强弱的差异，他把汉语动词过程结构分为无限结构、前限结构、双限结构、后限结构和点结构五类。郭先生认为前限结构的动词多为心理动词。这一观点正确地揭示了汉语心理动词的一个重要特征，颇有见地。古汉语与现代汉语存在较大的差别，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代汉语动词过程表达使用的助词“着”、“了”和“过”在上古和中古汉语还没出现；二是古代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主要是由置于谓语动词之前的“已”、“既”、“方”、“正”等副词或置于谓语动词之后的“毕”、“竞”、“讫”、“已”、“罢”等半虚化动词来表达。(13)吾以君为垦知之矣，故入；犹未知之也，又将出矣。(《国语·晋语四》)(14)君子垦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礼记·学记》)(15)想芏，仍往潇湘馆来，偏黛玉尚未回来。(《红楼梦·第七十八回》)(16)暗自想罢，不觉大喜，因此就有些不甚防备。(《七剑十三侠·第七十七回》)上举(13)、(14)例分别为副词“已”、“既”用于心理动词之前表时态，(15)、(16)例分别为半虚化动词“毕”和“罢”用于心理动词之后表时态。(五)心理动词的认知研究认知与心理动词密切相关，心理动词的认知研究是一种新的研究思路。李明从“叙实性”角度分析了言说动词向认知动词的引申问题，引申路线是：言说—认为—以为。在这个过程中，词义一步步打上主观性的烙印，预设义逐步融入词汇的理眭意义，最终成为词语的常用意义。心理动词的语法化也是主观化的过程，高增霞认为“怕”的语法化历程是：害怕—担心—担心—认识情态—认识情态。我们认为，除了“怕”以外，其他“害怕”类心理动词也具有类似的语法化过程。如“恐怕”最初只是一个心理动词，在使用过程中主观性增强，逐渐成为副词。根据调查发现，“恐怕”较早出现在文献里的时代是唐代，为“害怕”意义，明清时期逐渐演化出表情态的副词用法。其语法化过程是：心理动词一心理动词／副词—副词。在这个过程中，“恐怕”的动词义逐渐减弱，主观义逐渐增强，主观义最终基本取代动词义，“恐怕”的词性就由动词转变为副词。
在《古汉语研究》《古文字研究》《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社会科学战线》《社会科学辑刊》《北方论丛》《学术交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东北师大学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古籍研究》《长江学术》《长安学术》《中国古典文献学丛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燕赵学术》《华夏文化论坛》等刊物上发表过学术论文。著名语言学家许嘉璐、郭锡良、江蓝生、竺家宁、沈培等都曾或引用或给予较高的评价。发表的学术论文被全文转载、摘评、引用为参考文献近四百次。2001年以来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汉语史、金文等方面的）1．《<五灯会元>中的是非问句与选择问句》，《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1年1期2．《副词“也”的产生与发展》，《吉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3期3．《副词“都”的产生和发展》，《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5期4．《<太平广记>中的范围副词“都、全、了”试探》，《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3期 5．《“应该”类助动词的发展》，《学术交流》2002年4期6．《魏晋六朝汉译佛经中的同义连用总括范围副词初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4期7．《<儿女英雄传>中的程度副词述评》，《绥化师专学报》2003年4期8．《从程度副词的来源看汉民族的文化心理》，《中国与中国学》（韩国岭南大学）2003年2期9．《程度副词“好”的产生与发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2期10．《程度副词“非常、异常”的产生与发展》，《古汉语研究》2004年2期11．《<朱子语类>中的“十分”》，《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2期12．《<红楼梦>中“尤最”副词探讨》，《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2期 13．《程度副词“十分”的产生与发展》，《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6期14．《试论<三言二拍>中的双音程度副词》，《延边大学学报》2005年2期15．《试论副词“全”的产生与发展》，《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期16．《古代汉语中双音程度副词的产生与发展》，《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3期17．《金文“以”字用法初探》，《北方论丛》2005年3期18．《试论副词“总”的产生与发展》，《中国古典文献学丛刊》（第四卷），香港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5年19．《金文“于”字用法初探》，《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3期 20．《金文“于”并列连词用法辨正》，《长春大学学报》2005年5期21．《试论“既”字在金文中的用法》，《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4期22．《金文中的连词“而”》，《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10期23．《两周金文中否定副词“毋”的特殊用法》，《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1期24．《两周金文中的无指代词》，《长江学术》2006年3期25．《两周金文“亡”字用法初论》，《古籍研究》（2006·卷上），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 26．《西周金文中“休”字的一种特殊用法》，《华夏文化论坛》（第一辑），吉林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27．《两周金文指代词“是”“兹”“之”用法之别》，《长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1期28．《两周金文中连词“则”的用法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2期29．《两周金文“及”字用法试论》，《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3期30．《两周金文中“乃”字的词性和用法》，《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3期31．《李白诗歌中“何”字的运用特点》，《华夏文化论坛》（第二辑），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年32．《金文“在”字词性初探》，《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6期33．《殷周金文中“咸”的特殊用法》，《古汉语研究》2008年1期34．《两周金文中的“偕同”义介词》，《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2期35．《两周金文中的祈求义动词》，《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4期36．《两周金文宾语前置句简论》，《华夏文化论坛》（第三辑），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37．《两周金文“暨”字用法释论》，《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辑，中华书局2008年38．《两周金文助动词释论》，《殷都学刊》2008年4期39．《两周金文介词“以”、“用”用法比较》，《绥化学院学报》2008年5期40．《杜诗中“一”字的运用特点》，《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6期41．《两周金文中“雩”的词性和用法》，《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9年1期42．据金文补正《古代汉语》的若干注释，《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2期43．《殷周金文中的特殊句型》，《燕赵学术》2009年春之卷，四川辞书出版社2009年44．《先秦时期的“赏”、“赐”之别》，《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3期45．《殷周金文中的征战类动词》，《北方论丛》2009年4期46．《殷周金文中的运动类动词》，《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年4期47．《两周金文中“休”的词性和用法》，《长春大学学报》2009年7期48．《两周金文心理动词试论》，《华夏文化论坛》第四辑，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年49．《先秦汉语叹词试论》，《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5期50．《两周金文语法札记（四则）》，《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6期51．《两周金文叹词初论》，《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6期52. 《两周金文中“用”的词性和用法》，《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6期53. 《两周金文并列连词初探》，《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1期54. 《殷周金文范围副词释论》，《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1期55. 《殷周金文词汇研究综述》，《西华大学学报》2010年2期56. 《殷周金文中的赐予义动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3期57. 《殷周金文动词类释》，《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辑，中华书局2010年58. 《两周金文“承继”类动词试论》，《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6期59..《殷周金文虚词研究述要》，《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七辑，商务印书馆2010年12月。60.《两周金文第一人称代词述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1年1期61.《两周金文中的“奉事”类动词》，《长安学术》（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2月。62.《殷周金文语法研究综述》，《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 期。
佩服老兄在这里照论文，要原创吗，来不及了，哈哈郭本《古代汉语》“通论”部分商兑 由郭锡良等五位专家编写的《古代汉语》（简称郭本）是广大任课教师乐意采用，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一部教材。这部教材继承了王力先生首创的文选、通论、常用词三结合的体例，而又有所创新，特别是“词义分析举例”六个单元的编写体现出明显的进步。我认为，这部教材是适合教学的一部高质量的教科书。当然，“高质量”并不意味着完美无缺。多年来，我一直使用该教材作为教本，在历年的教学中陆续发现一些问题。对文选注释部分若干问题的讨论发表在山东省语言学会编辑的《语海新探》第四辑（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这里对“通论”中的若干问题谈谈个人看法。如果我的认识当中有错误，欢迎编者和广大同行批评指正。我个人的意愿是希望这部教材更臻完善，在古汉语的教学中进一步发挥它的作用。� 本文所指版本是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版的上下册修订本。为了便于查对，本文行文次第依照教材页码的顺序，1－597页在上册，599－1126页在下册。� 一、举例不合� 1、97页第三段－98页：“在考察词的本义与引申义的关系时，还要注意语音、字体的变化，这种变化容易掩盖本义和引申义之间的关系，使人误以为是毫无联系的两个词。……字形的变化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代表本义的字形变了。如《诗经·曹凤·候人》：‘何戈与�’。这个‘何’字的本义是‘儋’的意思，因为假借作疑问代词，后来，用‘荷’字表示‘儋’的意义，‘何’字反而失去了本义。” 按：既然讲的是词的本义、引申义和由引申而产生的语音、字体的变化，那就不应该把“何荷”这种“因为假借”而造成的字形变化拿来作例子，因为“假借”是不存在引申关系的（是“假借”就不是“引申”，有“引申”就不能说是“假借”，二者是不相容概念），“假借”与“被假借”正是“毫无联系的两个词”。这个例子应换“原源”、“内纳”之类。� 2、285页，名词作状语例：“河渭不足，北饮大泽”。（山海经·夸父逐日）� 按：“北”是方位名词活用作动词，作谓语，“北”和“饮”是连谓结构。理由如下：（1）方位名词作状语的翻译只在前面加上介词就可以了（大江东去——向东流去，“东”前面加上介词“向”，谓语已经有了“去”），作谓语则还要补出适当的谓语（江水又东——向东流去，前添加介词“向”，后补出谓语“流去”），第7页注［3］对“北饮大泽”的翻译是“到北边去喝大湖的水”，“到北边去”也就是“向北走”。（2）后文有“未至”，可见夸父在“道渴而死”之前的确“北”（“到北方去”）了，只是“未至”而已。（3）“北”后可点断，“饮”前可加上能愿动词“欲”，变成“北，欲饮大泽”；如果“北”作状语，是不能点断和加上“欲”的。（4）《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对“连动句”下的定义是“相连的两个动词短语之间有目的、方式、先后等关系”，此例中的“北”与“饮”正具有这些关系。 3、281页对“名词的使动用法”下的定义是“使宾语所代表的人或事物成为这个名词所代表的人或事物”，例二举了“生死而肉骨”（左传·襄公二十二年）为例，解析说“例二是更典型的例子，……‘生死’相当于递系结构‘使死生’，即‘使死者复生’；‘肉骨’相当于递系结构‘使骨肉’，即‘使白骨生肉’，也就是‘使死者复生’的意思”。�〖HT〗按：例二恰恰是不典型的例子。“生死”应该是动词的使动用法，这里只是附带讲解；“肉骨”是名词的使动用发中比较复杂的例子，“使骨肉”的“肉”又活用作动词，是“生长出肉”的意思，这并不是定义中的“成为”所能概括的。要使定义与举例协调，要么修改定义，要么更换例句。� ４、２９7页讲“……者，……也”式的判断句，例二是“吾所欲者，土地也”（韩非子·五蠹）。� 按：331页讲“所……者”的格式和“所……”相同，“所食者”等于“所食”；那么，“所欲者”显然是“所”字短语的一种格式，是一个整体，指“想要的东西”，这个“者”字跟例一“南冥者”、例三“陈胜者”中“者”的语法性质是不一样的。� ５、３０9页：古代汉语“但”则主要是表示范围的副词，和现代的“只”意思相当。例二：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三国志·华佗传） 按：此例中的“但”是“只是”、“不过”之义，表示轻微的转折，应归连词。杨伯峻《古代汉语虚词》，还有其他工具书都把这种用法的“但”归入连词。“但”的“只是”“不过”义是从“只”义向“但是”义发展的过渡状态。这个例子不典型。�〖HTK〗 ６、３２3页讲“谦称和尊称都是名词，不是代词”，例五“愚谓大计不如迎之”（三国志周瑜传） 按：“愚”表示自谦，但不是名词，性质与前四例中的“寡人”、“臣”、“妾”、“仆”不一样，而与３１9页上的“窃”等一样，同属表敬副词。“愚”在句中作状语，前面省掉了主语“臣”。 ７、３３6页讲介词“与”表示处所和时间，其中表示时间例三是“有志乎古者希矣”（答李翊书），讲解说“这种表示处所和时间的‘于’，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介词‘在’、‘到’、‘从’等”。�〖HT〗 按：此例中的“与”不能用“在”、“到”、“从”来替换，它相当于“对”、“对于，应该入第二种用法“介绍涉及的对象”（“有志乎古者”——“对古代的学问有兴趣”）。 ８、３４2页讲“而”用在偏正结构里，连接状语和谓语动词，例五是“为坛而盟，祭以尉首”（史记·陈涉起义）。� 按：“为坛而盟”是两种行为（教材１９9页注［１８］：筑起高台，在上面宣誓订约），两种行为之间有先后、目的等关系，这是连动句，而不是状谓式，“而”表示“两种行为的联系”。� 9、341页“则”的用法：第一，表示两事在时间上相承。例三：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论贵粟疏）� 按：此例当入第二种用法，“表示因果或情理上的联系”。� 10、350页：“用‘矣’表示将然，在表示假设和条件的复句中看得最清楚。”例二：“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马今至矣。”（战国策·燕昭王求士）例三：“向吾不为斯役，则久已病矣。”（捕蛇者说）� 按：例二的前后两个分句之间并无“假设”和“条件”的关系，而应该是“顺承”的关系。例三中的“矣”不表将然，句中的“向”、“久”和“已”已经把“过去”说得明明白白。 11、351页“祈使句也可以用‘矣’字”，例一：“善哉，吾请无攻宋矣”。（墨子·公输）按:祈使句是用来要求对方或禁止对方行动的句子。此例中的“无攻宋”是楚王自己放弃自己计划的行为，“请”也不是表示“请求”的动词，而和319页“臣请完璧归赵”的“请”一样，是表敬副词。因此，这一例句应该属于陈述句，它表达了楚王自己的意愿。� （待续）
12、1078页假借例六：“内”假借为“纳”，读nà。�〖HT〗 按：187页注［6］为“距关，毋内诸侯”（史记·陈涉起义）作注：“距：同‘拒’，抵御，挡住。内（nà）:‘纳’的本字，接纳，放进。”“内”字既是“纳”的本字，又怎么能假借为“纳”？王力《同源字典》收“内纳”，可知“内纳”是一组同源词，它们的意义间有引申关系。 二、措辞不当� 1、88页讲解“暂”：在表示时间范畴这一点上，古今义有联系，但是具体的范围却发生了转移。“暂”在汉以前是突然、一下子的意思。……大概在许慎的时候，“暂”字的意义已经开始转移，由一下子、突然转为“不久也”，这是“暂”字在中古时代的常用意义。……中古以后，“暂”的意义又发生了新的转移，即现在“暂时的”意义。“暂时的”不仅与“突然”、“一下子”有明显的区别，与“短时的”也不同。“暂时的”是对将来而言，如“暂时出去，将来还回来”，而“短时的”只表示时间短暂，并不包含将来要做的意思。� 按：把“暂”的“暂时”义与“短时”义作这样辨析的除郭本以外，还有王力先生主编本。王力本常用词（十二）第874字是“暂”字，义项（三）为“短暂的时间”，引用书证后说：“注意：现代汉语的暂字由此发展而来，但是意义不完全相同。现代所谓‘暂’，指暂时 这样，将来不这样。古代所谓‘暂’，是指时间很短，没有与将来对比的意思。例如今人‘暂停’是指以后还要继续；古人说‘暂停’，是指停一个短暂的时间，不意味着今后还要继续。”商务印书馆《古汉语常用字典》“暂”条下特地加了个“［注意］”提醒人们注意“暂”的古今差别。然而郭本文选节录《三国志·华佗传》，其中有华佗向曹操请假的语句：“当得家书，方欲暂还耳”，教材251页注［6］把“暂”正注为“暂时”。这就产生了矛盾：文选注释和通论讲解不一致。是文选注释了，还是通论讲解错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看“暂”有没有“与将来对比”的意思。� 从这一段语境看，华佗请假是必须含有“将来回到曹操左右”的意思，否则，“得病笃重”的曹操决不会批给他假期；而后来华佗“到家，辞以妻病，数乞期不反”，“太祖累书呼，又敕郡县发遣”，以至于“太祖大怒，使人往检”，“传付许狱”。这些都说明，文选注释是正确的，应该是通论的讲解错了。也就是说，“暂”的现代汉语意义在《三国志》中就有了。这个例子也说明了汉语史研究的艰巨性。� 2、296页讲解“公输般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把“九设”译成“设了九回，“九距”译成“抵挡了九回。”� 按：这样翻译大概是便于讲解古今汉语动量表示法的差别，但最好在“九回”后面用括号加上“多次”，以免误把表虚数的“九”当成实数。� 3、297页：“判断句中的‘是’叫做判断词（也叫系词）。它是联系主语和谓语的，也帮助表示判断。”� 按：“是”联系主语和谓语，那么“是”自身作什么句子成分？还是不作句子成份？按照50年代的“暂拟系统”，“是”与后面名词（或名词性词组）构成判断合成谓语，“是”是谓语的一部分；按照80年代的《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北京是我国的首都”，“北京”是主语，“是”是判断动词作谓语，“……首都”作宾语。编者可能是受古汉语语法的影响太深了，因为把这个例句翻译为文言，是“北京，吾邦之京师也”，“吾邦之京师”正是谓语。这样，在分析“北京是我国的首都”时，用古汉语的句法分析模式来分析现代汉语的句子，就出现了古今汉语语法杂糅的表述。（郭锡良先生信示：教材采用的是王力先生的语法体系。笔者以为，这个问题也说明了建立古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4、311－312页：“古代汉语的‘再’是数量词，一般专指两次。到了唐代，‘再’可以专指‘第二次’”。� 按：这段表述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再”是一个词还是两个词，还是一身二任的兼词（“数量词”：数词和量词）。从所举例子“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田忌一不胜而再胜”来看，“再”与“一”“三”并列使用，在词汇意义（都表示数目，“量”的意义是译为现代汉语补出来的）和句法功能（都作状语）上没有什么差别，似作数词为宜；如果考虑到它只修饰动词，不修饰名词，也可称作“特殊的数词”。王力先生主编本常用词（二）第109字“再”条：“注意：古人表示动作的量，于‘一次’到‘十次’，都用一般数目字，如‘一鼓作气’，‘三思而后行’，‘六出祁山’，‘九伐中原’等等，唯独‘两’不用‘二’，而用‘再’。”但是王力本把“再”的词性定为副词，我们不赞成，因为状语不是副词的“专利”，把数词置于动词前作状语表示动量，是文言语法的常规。� 第二个问题，是不是到了唐代，“再”才有表示“第二次”的用法，唐代以前就没有？还从所举“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来看，“一”“再”“三”显示是用基数的形式表达序数的内容，意思是“第一（二、三）次”。《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商务印书馆）释“再”为“第二次”，书证正是“一鼓作气，……”而“两次”义前加上“又”字（“凡例”说“‘又’表示相近而又并列的意义”）。再举一例，《国语·齐语》：“一再则宥，三则不赦。”（第一次、第二次犯罪还可以原谅，第三次就不能饶恕。）� 5、333页：在“所谓”这类凝固格式的后面，也可以另带宾语。例如：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孟子·梁惠王下）此所谓战胜于朝廷。（战国策·齐策）� 按：“所谓”是定语，“故国者”和“战胜于朝廷”是中心语。“所谓”等于“所说的”。两个例句都是判断句，“所谓故国者”是名词性短语作“非谓……”的主语，“所谓战胜于朝廷”是名词性短语作“此”的谓语。� 6、334页：古代汉语的“所以”是不能解释成现代汉语的“因此”的。（教材用“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为例）即使像前面所举的“君不此问而为问舜冠，所以不对也”，其中的“所以”也不能理解为“因此”，而应理解为“导致我不对答的原因。”� 按：上引的第一个命题只适合于“所”的“表所用”的用法，并不适合于“表所因”的用法。“所以不对”属于“表所因”，译为“我因此不回答您”或“因此我不回答您”都不错。因为“因此”虽说是一个连词，但它是从短语“因为这个”虚化而来；作为“词”，它的构成语素也是“因为这个”；实际上，是词还是短语，其间也不容易划出确定的界限。上溯上去，“因为这个”＝“因此”＝“所以”（以＝因，所＝此）。因此，“所以不对”并不一定非得理解为“导致我不对答的原因”。至于说补出一个主语“我”，只能放在“所以”的前面，而不能放在“所以”的后面，那是文言的“所以”和白话的“所以”在句法功能上的差异，并不是词汇意义上有什么不同。在现代汉语中，“所以”在主语前面还是在主语后，位置是灵活的，“所以我不回答”也可以说成“我所以不回答”。“所以不对”正反映了“所以”在发展过程中的过渡状态。� 7、886页：例一至例五都是对皇帝“死”的委婉说法。� 按：例一是“放勋乃徂落”（孟子·万章上），例二是“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例一的“放勋”是的尧的号，例二省略的主语是赵太后。虽然新版《辞源》“皇帝”条下有“（二）尊称前代的帝王”、“（三）指三皇五帝”，但是在当代中国人的心目中提到“皇帝”都是指从秦始皇开始的封建王朝的君主。这句解说语中的“对皇帝”以改为“对帝王（”天子“）、王后”更为准确。� 8、1086页：事实上唐朝人做诗也不完全按照一百九十三韵或二百零六韵。� 按：这一句的前面刚刚讲过“北宋陈彭年编纂的《广韵》，在《切韵》基础上又细分为二百零六韵”，那么，“唐朝人做诗”哪有按照不按照“北宋……二百零六韵”的问题？这是求语句精炼而顾此失彼。尽管《唐韵》的两种本子之一——天宝本（残卷）增加到204或205韵，但课本并不涉及《唐韵》，解释起来也颇费事。这句话应该改成“唐朝人做诗也不完全按照一百九十三韵，宋朝人做诗也不完全按照二百零六韵”；后面“当时就有‘同用’的规定”一句，“当时”指代不明，应该明确点明是“唐朝”。
自己写，谢谢。
介词是标记动作相关的语义角色，和名词短语一起合成介词短语，比如在昨天，用这个，跟他，为了母亲，里面的在，用，跟，为了都是介词连词是用来连接词和句子的，比如我和你，痛并快乐着，真实而伟大，这里的和，并以及而是连接词的；因为努力，所以成功，这里的因为和所以是连接句子的除了忌八九行的行文外，“大头作文”也要不得。建议考生在写作文的时候，开头结尾占两行半，顶多不能超过三行半。视觉会有瞬间的疲劳，也会影响阅卷老师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