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找篇文章自己改..
党史论文的选题与写作 谢荫明 为什么写党史论文 党史工作者的责任是要通过历史资料，发现历史的真相，总结历史的经验，丰富人类的知识。 (一)重视党史论文的写作 (1)写党史论文是党史研究工作性质决定的。党史研究是一种思想的、理论的分析工作，党史工作者的研究成果需要有效地向社会传递表述，使新的发现、历史的真相为广大群众所知，就有必要通过合适的文体和文字表达论述，因此党史论文的撰写便成了党史研究工作最后和最重要的一步。当然，这些研究的结果、论文的发表最终还要起到资政育人的作用。 (2)写党史论文是现实工作的需要。我们在编辑彭真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区县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纪略等书稿时，选用的大都是论文。北京市党史工作者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20年来共撰写文章4871篇，2800多万字，其中大部分是党史论文，很好地配合了宣传教育工作。
思路：可以从学习党史国史教育的优势展开，并结合自己的感悟、理解加以说明。
我认为在学习党史、国史与中国梦的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告诉我们这条路是如何形成的。学习党史和国史，就是实事求是地告诉我们，党是如何过五关斩六将、建立起新中国的，同时也告诉人们，我们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也有过错误。
既要实事求是地讲出我们犯过错误，也要讲出我们为什么犯错误，并且要讲明我们又是如何纠正这些错误的。要分清哪些是主流，哪些是支流；要明白成绩是主流，错误是支流。党史和国史都有丰富的内容，是最好的教科书。
同时，将学习党史与开辟未来联系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党有很多理论创造是与总结历史经验结合在一起的，而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是与开辟未来联系在一起的。
再者，学习党史和国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再造功能。中国古代一直很注意历史的教化作用。在当前的形势下，党史和国史更要发挥文化再造功能，要展现何为共产党人的时代精神，何为历史上名流千古的国史英雄。
他们不仅包括为“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还包括那些耳熟能详的民族英雄，以及那些默默无闻、平凡工作在自己岗位上的奉献者。在党史和国史的撰写中，我们要为这些为中国崛起而做出努力的人们留下历史的印记。
这样的书写不仅是在做历史的记载，也是在做文化的传承，我们将用丰富的历史来传承中华民族的精神、正气。
史学的繁荣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还承载着文化功能。认真学习党史和国史，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了解新中国的历史，不仅仅是为了用历史去达到资政育人的效果，更重要的是要发挥其文化功能，起到弘扬社会正气的作用。这样，我们就能从文化上进一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
这种文章在党的网站到处都有呢
党，一直在身边2011年，是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满90周岁的一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走过了这90年的风雨历程，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我们中华民族渐渐走向了富强、繁荣。而今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是否应该怀着一颗赤诚而感恩的心向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致敬呢？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行动指南，是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是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进一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党。自建党90年来，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领导着我们中国人民冲破重重难关，取得了革命斗争跟经济建设的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领导者全国人民改革开放、奋斗进取，全面推进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综合国力明显地增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可以这么说吧，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从胜利中不断走向胜利的历史。这90年，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飞速发展，这90年，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而不断追求真理、开拓创新的90年，是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不断艰苦奋斗、发奋图强的90年，是为完成肩负的历史使命而不断经受考验、发展壮大的90年。党的种种成就并非只是空谈而已，因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时刻都出现在我们身边，它跟我们并不遥远，时刻能让我们感受它的关怀和温暖。说起我的家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说远的，就我读初中那时，我家乡的环境是比较差的，无论是交通还是住房，给人的感觉就是个乡下地方一样，但是这几年来的不断发展使我的家乡面目焕然一新。即使它仍旧只是个小镇，但是现在无论是交通还是住房都可以跟市区媲美了。这2年我出来广州读大学，虽然是很少回家乡，但今年回家过年的时候看到家乡的新容貌——平坦的大公路，精美的别墅区，豪华的高楼套房。真的是让我大吃一惊，当然也出现了一些负面影响，就是到处都是好厚的一层灰尘弥漫在大气中。不过这始终是一种发展，一种进步，那是什么使得我家乡有如此的转变呢？是国家的政策，是政府的方针，难道这不是我们造福人民的中国共产党所引导的吗？我们是否应该为此而感到骄傲呢？而今身为一名预备党员的我，即使是生活在学校之中，可是我时刻都不忘向我伟大的党组织学习，向我们伟大的党组织靠拢。自从进入大学，争取加入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就是我大学生活的目标之一。因为我不仅要学好我所学的专业技能，也希望可以通过对党知识的学习来丰富我自己的脑袋，从而使得我全面综合素质的提高。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觉得无论是从党的发展目标来讲，又或者是从我个人的人生发展目标来讲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甚至是相互依存的。所以我会积极的去争取加入我们伟大的党组织，希望早日可以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员。即使我们尚未踏出社会，但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在我们大学的校园中也是得到了给力的发扬还有传播。我们学校有着中国共产党的分支部，在校园中队我们大学生进行党精神的教育和熏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学生党员，树立了一个又一个的优秀学生模范。为了庆祝我们伟大的中果共产党90周岁的诞辰，我们学院各个学生党支部都准备了一系列的活动，如征文比赛，大合唱比赛，红色旅游区实践活动等来为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大喝彩加油！除此，我们大学校园的团总支学生会也是跟着党的脚步走，配合着党支部的发展，举行了一系列的宣传活动来响应党支部的工作。党的精神是无处不在的，为了更好的培养我们大学生，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教育还有全面素质，我们学院还开展了党章学习班，让更多的同学来学习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知识，继承和发扬我们党的精神，使我们的党的精神可以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扬。中国共产党是指引我们全民族前进的明灯，是带领我们社会走向富强的坚强后盾，是领导我们中华人民走向幸福生活的强大支柱。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让我们中华民族不断地战胜挫折，不断地走向胜利。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它的领导下不断地提升我们自己，肩负起历史的使命，共同努力向我们共产党的最高目标迈进。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的家乡就在美丽的“人间天堂”——杭州。杭州有闻名中外的西湖，西湖上有一座又坚固又古老的拱形独孔环洞石拱桥——断桥。断桥是西湖“三大情桥”之一，也是西湖古今诸多大小桥梁中最有名气一座桥。断桥一年四季景色非常诱人，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春天，随着春风的吹拂，站在断桥上看着天空中飞舞着大大小小的风筝，看看远处的柳枝已经吐出嫩黄色的叶芽儿，真是一种妙不可言的感受呀！夏天，远处的柳枝已经长满了翠绿色的柳叶。这时，你走上断桥，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荷花有的含苞欲放，有的开了一半好像小姑娘害羞的脸，有的已经盛开了。而荷叶挨挨挤挤的，好像一个个碧绿的大圆盘。真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啊！秋天，远处的柳叶和梧桐叶都纷纷飘落，金黄的落叶铺满大地，真是“满城尽带黄金甲”，引得游客们络绎不绝地来到断桥。冬天的断桥可有名了，一场大雪过后，太阳晒到断桥中间，使桥中央积雪融化，从不远处看到中间黑两旁白好好像桥断了似的。这就是闻名中外的西湖十景之一——断桥残雪。每次大雪后，游客们都会纷纷来到断桥上合影留念。相传，白娘子与许仙就相聚在此桥。真可谓是“西湖美景甲天下，断桥美景甲西湖”！这就是我家乡那美丽西湖的景色之一——断桥。
..
浙江财经大学会计学院100多名师生党员积极响应学院党委号召，在寒假里纷纷回到家乡，走访家乡老党员，探访家乡红色遗址，足迹踏遍浙江、江苏、安徽、山东等10个省，走访了70余名党员，40余个红色遗址。同学们深入走访家乡老党员，听他们讲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以来的光辉事迹；探访家乡红色遗迹，感受建党百年的峥嵘岁月；记录家乡美好变化，用影像献礼建党百年。“学党史最好的地方一定是蕴含前辈先人意志、熔炼党的精神、留有中共变迁遗迹的故土，‘家乡+党史’这个主题让学党史的意义更为深刻。”浙江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党委书记张虹说道，“当我们真正立于故土，就更如临其境地感悟那些共产党前辈的心血。”听党员故事，感悟百年党史“今年的走访与往年大不相同，往年和这些老同志的谈话往往是家长里短，唠唠嗑。今年的话题全部聚焦到了百年华诞上了，听听他们说说自己的故事。”浙江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学生第一党支部的奚同学这样说道，“老党员们栉风沐雨才有我们今天的成就，他们的终点是我们的起点，薪火相传的接力棒就是我们党员的使命”。寒假里她走访了参加过中印边境战争的上虞老兵蔡爷爷，老人已退休三十余年，身体还十分硬朗，当和这位耄耋老人聊到党员责任时他说道：“当我真正走上战场，才知道党员的担当和使命不是简简单单一句空话，我们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第一次上战场时我还是0391部队的一名普通炮兵，当时年纪还小，无知无畏地往前冲，当时我唯一的想法就是把敌人打倒，保家卫国。”寻家乡红色足迹，悟建党百年历史——浙江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百名师生党员沿着家乡红色足迹学党史寻红色足迹，重温革命精神在烈士陵园前、在战争遗址中、在红色博物馆里都留下了浙财大会计学院百名师生党员的身影，他们分赴山东、江苏、安徽、新疆等地，足迹遍布20多个城市，通过学鲜活的党史，重温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光荣历程，感受中共百年的艰辛、苦难、卓绝、辉煌。学院研究生第二党支部的黄同学在杭州萧山衙前，看到了浙江的“星星之火”——党领导的全国最早的农民运动；学生第六党支部的韩同学在宁波慈溪革命烈士陵园，看到了千余党员先烈在这抛头颅洒热血守国土，展现了三北人民“抗外侮、求解放”的爱国主义思想和革命斗争精神；学生第九党支部的赵同学在浙江丽水，感受到了“忠诚使命、求是挺进、植根人民”的“浙西南革命精神”；学生第七党支部王同学在三门亭旁红色基地，聆听了浙江省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的故事，传承“浙江红旗第一飘”精神；学生第一支部程同学在安徽绩溪，重走徽杭古道，回顾了当年红十军团第十九师英勇北上抗击日寇的英雄故事……寻家乡红色足迹，悟建党百年历史——浙江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百名师生党员沿着家乡红色足迹学党史看家乡发展，祝福建党百年“我是会计学院学生第一党支部陈欣琰，我在台州路桥十里长街...”；“我是第二党支部李晨心，我在浙江余姚梁弄古镇...”；“我是第八党支部刘诗怡，我在杭州京杭大运河杭州段...”，会计学院百名师生从祖国各地通过视频的形式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发声，送出自己的祝福。会计学院100多名师生党员他们寻着家乡发展的足迹，从家乡的发展中学党史、践使命、悟成长，他们在家乡具有代表性的地标建筑前，用镜头记录下在党领导下的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红色遗址前，用镜头记录下曾经的共产党员们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抛头颅、洒热血；在家乡新建的历史街区里，用镜头记录下历史和现代交融的发展。同时，他们拍摄了通过300多分钟的视频，为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送上自己的祝福。
思路：可以从学习党史国史教育的优势展开，并结合自己的感悟、理解加以说明。
我认为在学习党史、国史与中国梦的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告诉我们这条路是如何形成的。学习党史和国史，就是实事求是地告诉我们，党是如何过五关斩六将、建立起新中国的，同时也告诉人们，我们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也有过错误。
既要实事求是地讲出我们犯过错误，也要讲出我们为什么犯错误，并且要讲明我们又是如何纠正这些错误的。要分清哪些是主流，哪些是支流；要明白成绩是主流，错误是支流。党史和国史都有丰富的内容，是最好的教科书。
同时，将学习党史与开辟未来联系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党有很多理论创造是与总结历史经验结合在一起的，而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是与开辟未来联系在一起的。
再者，学习党史和国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再造功能。中国古代一直很注意历史的教化作用。在当前的形势下，党史和国史更要发挥文化再造功能，要展现何为共产党人的时代精神，何为历史上名流千古的国史英雄。
他们不仅包括为“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还包括那些耳熟能详的民族英雄，以及那些默默无闻、平凡工作在自己岗位上的奉献者。在党史和国史的撰写中，我们要为这些为中国崛起而做出努力的人们留下历史的印记。
这样的书写不仅是在做历史的记载，也是在做文化的传承，我们将用丰富的历史来传承中华民族的精神、正气。
史学的繁荣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还承载着文化功能。认真学习党史和国史，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了解新中国的历史，不仅仅是为了用历史去达到资政育人的效果，更重要的是要发挥其文化功能，起到弘扬社会正气的作用。这样，我们就能从文化上进一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
1、 永远跟着党
2、 那永远都是一面旗帜
3、 寻找心中的亮点
4、 党在我心中
5、 永远的时尚
6、 成长中的党
7、 党在我心中
8、 我的入党情结
9、 我心中的党
10、以实际行动向党交上一份完满的答卷
11、我身边的共产党员
12、党在我心中
13、红色的信念
14、党旗飘飘
在寒假里，我认识了一位大朋友，他叫黄志芳，他是中国共产党七千多万名党员之一。 这位有着37年党龄的大朋友是我爷爷的好朋友，他曾经当过军人，还当过一家工厂的厂长，退休后做过居委会主任，因为年纪大了，从居委会的岗位上退下来后一直热心于社区建设，做了很多有益于居民的事。比如说：他带领社区老年人参加无锡老年人自行车队，在提高老年人身体素质的前提下，还能多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他经常来爷爷家下棋，抽空还常常给我讲一些党的故事。 有一天早晨，我刚起床，黄爷爷就来对我说：“小马，跟我走，我们去当美容师”。我心里一阵纳闷，跟着黄爷爷来到一条胡同口。黄爷爷递给我一把跟我人差不多长的扫帚，说：“动手吧”。我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黄爷爷说的当“美容师”。很快，我们就把地上到处乱扔的瓜皮纸屑，空瓶子等都扫到一处，胡同干净了，我的心情也愉快了。 下午，黄爷爷又来了，手上拿着一张纸，看到我就拉着我说：“来，小马，爷爷教你唱歌”。我心里又是一阵好笑，流行歌曲我可会唱很多，我还要你来教吗？这时候，黄爷爷唱起来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照抄照搬本本主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反对独断专行软弱涣散；坚持党的纪律，反对自由主义；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八个坚持八个反对，我们时刻要牢记”。黄爷爷反复教了我好几遍，我总算记住了，黄爷爷接着说：：这首歌叫《八个坚持八个反对》，是我们的党为了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反腐倡廉的良好氛围，唱响的反腐倡廉正气歌。你要好好练习，明天黄爷爷还要来检查。 第二天黄爷爷真的来了，叫我唱《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听我唱得不错，黄爷爷奖给我一枚红星章，对我说：“这枚红星章爷爷珍藏了几十年，是当年爷爷参加对越反击战的纪念章，现在送给你，在送给你之前，爷爷先要给你讲个故事”。这下可把我乐坏了，我绕着黄爷爷的手臂说：“好啊，好啊！我就喜欢听故事”。接着黄爷爷不紧不慢地给我讲了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生日的由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召开，而党的诞辰纪念日是7月1日。为什么两者的时间不一致呢？为什么7月1日成了党的诞辰纪念日呢？“七一”作为党的生日，最早是毛泽东同志于1938年5月提出来的。1941年6月，当时，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指示说：“今年七一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这是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的把“七一”作为党的生日进行纪念的第一个文件。此后，全党开始大规模地举行纪念党的生日的活动。而“七一”就作为党的生日固定下来。从此它成为人们每年进行纪念的一个重要节日，也成为中国节日文化的一个部分。 故事讲完了，黄爷爷把红星章送给了我，并且在我的笔记本上给我写下这么一段话：“马陶城同学，我们中国共产党员是有信仰的特殊材料制成的。希望你好好学习，经常参加有益的活动，长大以后做个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
1.我与时代同成长
2.亲爱的党，腾飞吧
3.爱党爱国爱未来
例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那时起中共便开始了艰辛的斗争，走上了探索之路。那些革命家并不知道未来是怎样的，可是他们不断探索与创造，最终成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来之不易的，是多少革命先烈用鲜血与智慧换来的，所以我们要爱党爱国。
现在的中国梦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中华儿女都坚信这个中国梦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实现，中国将早日复兴，国家将更加繁荣，民族将更加昌盛。我认为实现这一梦想的关键是“创造”二字，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那么一个美好的未来就在不远处等着我们了。
从前，有人幻想着有一双鸟儿一样的翅膀，能飞上天去。自从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以后，这原本遥不可及的梦想便变成了现实。因为创造往往是一个通向理想的阶梯，打开未来大门的钥匙。这便是创造的魅力，未来因为创造的魅力而美丽。我们应该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我们要爱创造爱未来。
在这里，我要说“爱党爱国爱未来，早日实现中国梦！”
提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这些年轻人不禁想起在校时枯燥的政治课：老师在前面高谈阔论，我们就趴在桌子上睡觉，通常大家都把它的乏味度提的比高数还高，数学题至少还有几个“书生”（也就是“呆子”）啃的津津有味，而马列主义NOWAY，NOONE！当然，在校园的中惬意、浪漫了几年的我们，终究会走出象牙塔，跌进这个复杂、快节奏的社会，每天在这个充满金钱、利益的“江湖”中面对各种矛盾、处理各种关系。工作、学习、生活的各种问题接踵而至，疲于应付的大脑如果不能将它们完全搞定，就会引发更多的问题出现，于是，恶性循环产生了。此时，我们是多么希望有一双洞穿一切的慧眼呀！透过虚假的外在现象直见本质，或是持一柄降妖除魔的利剑，一切困难迎刃而解。其实，我们最最需要的那双慧眼、那柄利剑就在我们身边——那就是哲学——确切的说就是我们一直认为最没实际应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下面我就将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体会的几个知识点在生活中的应用作以简单论述：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方式：有人说哲学就是在你不知向左拐还是向右拐的时候，告诉你左有左的好处、右有右好处、左有左的坏处、右有右的坏处。是的，哲学并没有为我们指明向哪个方向拐，却全面分析了利弊，以便权衡得失，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方式。在你选择了任意一个方向后，如果特别顺利，你就应居安思危，提醒自己不能麻痹大意，要注意阳光大路上也可能有坑坑洼洼；如果道路比较泥泞，就要相信条条大路通罗马，而且自己得到的锻炼必然要多一些，可能路边的风景也要漂亮些；倘若没有哲学的全面分析，我们这些急功近利的年轻人很可能会在遇到挫折后就匆匆折回，如果顺利也罢，如果前途还不明朗那？是不是再返回，大好的青春便被这些或多或少的反复磨去了不少；而且，我们在选择了一条路后，往往会怀着“这山望着那山高”的浮躁，被那些本可以被我们绕过的坑洼、砖头绊了一跤又一跤，大大影响了我们前进的速度。同样一件事情，你可以从消极方面的方面去看，也可以从积极的方面去看，关键是怎样调整心态：例如，我们这些年轻人刚参加工作，不管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会多做一些工作，许多人便只是被动的抱怨，消极怠工；而另一些人则把它看作是一些学习的机会，主动积极的去做，或是把它看作增加对单位、同事了解的渠道，或是展现自己能力的机会，试想：人的一生有多少机会去做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哪，你的才华和能力恰恰是在这些小事中体现出来的。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无处不在，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辨证法的分析对象、辩证思维方法应用对象。成语中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及英文中的“likeacoin!”（像个硬币，暗指什么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都是这个意思。任何事、任何人都要辩证的去看，这个道理谁都能理解，关键是自己身在其中时要清醒：顺境时要冷静、别浮躁，逆境中要自信、要积极的等待（也就是一边充电一边等待），而且要从积极的方面看待人或事物。二、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矛盾”可以泛指为“问题”、“困难”。诗有云：“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可见我们在人生道路上是最怕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了，可正是这些坎坷让我们一天天长大、成熟。所以我们首先应该正确面对他们，承认“矛盾”的积极作用，既然“问题”在所难免，为什么我们不把这看作一次提高能力的机会哪？反正我对电脑硬件的知识的了解，都是从解决家里电脑的问题学来的。在与同事、朋友交往中同样难免出现一些矛盾，我们也不要千方百计掩饰或一次次的仅仅通过自己的让步来避免矛盾的激化。我们应该明白，这些矛盾可能会反而促使我们彼此加深了解，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关系，“不打不相识”吗！实际上矛盾的发展只有三种结果：一方压倒另一方；双方同归于尽；一种新的对立统一关系产生。所以我们既不能一再的谦让，也不要拼个你死我活，而是不卑不亢的寻求建立一种新的平衡关系。三、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处理各种问题要分清主次、考虑轻重缓急，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一大堆问题扑面而来，到底哪个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影响最大的，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集中起来，别的问题到要让路，解决了这个关键问题是不是其他的就迎刃而解了哪！或者一些小问题办不好就算了，人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要没什么大的原则性的错误就行了，完美主义者是最累的。而一个问题、一个矛盾又有一方起着决定性的，或是一方比较重要，只要把握好解决问题的关键也会事倍功半。比如我们通常会遇到的“工作与学习的矛盾”，而且大家都觉得“越到考试工作越忙！”，分析起来，我们不可能从工作中拿出太多的时间，所以关键就是怎样在业余时间上做文章，少睡一会儿、少玩会儿、提高点效率、平时紧张点不就行了吗？关键之关键有成了平时要控制自己多学一点儿。另外，办事要有计划、合理安排时间就能提高效率。四、矛盾的双方总是处在不断的转化中；这点大家很容易由市场上的供求关系理解，想想VCD刚出现时，“求”大于“供”，利润很大，大量厂家一窝蜂的生产之后，矛盾就转化了。而对于我们中有些总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的“金子们”，很多情况下，是在抱怨中虚度了时光，等机会真正来临，又没有能力把握了，变成了“用武之地无英雄”了。所以正在郁闷的我们更要打牢基础，要知道“学业才识，不日进，则日退！”五、量变与质变的关系；我对这点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这也是来自钢琴的学习，因为我这个人兴趣比较广泛，音乐、美术、英语、乒乓球、摄影样样喜欢，但因为小时候没有机会接触，总想找个什么机会弥补，后来终于知道了青年宫有这样的钢琴成人班，便欢天喜地的报了名，开始还挺新鲜，可每天最少得练一个小时，真是没办法坚持，而且老师说至少的弹两年才能像点样子——还得聪颖好学，后来没俩月我就退学了。之后我就琢磨：学点什么才能又省力见效又快哪？钢琴得弹两年；素描、色彩什么的没两年也差的多吧；英语就更别说了，这都学了十多年了不还那样吗？想来想去终于明白了：什么都得慢慢积累，别太急于求成，人的时间是很有限的，踏下心来认认真真的做好一件事情已经很不容易了。你如果想在“台上”风光十分钟，还就的能耐得住那十年的辛苦。这其实也是我们为人处世种的“度”的道理。节俭是一种美德——过分了就是吝啬；忍让是大度——太甚了就是软弱。在生活中，就要特别注意这个“度”：对人别太苛刻，那样会让人无法与你相处——也不能太软弱、没主见，这样大家总是充当保护的角色，在困难的时候又没法得到你应有的支持，当然也不愿和你呆在一起；对自己别太苛刻，那样活着会很累，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是逼着自己比别人强，最后赢了别人输了自己——也不能太放纵，人都有惰性，谁都知道呆着轻松，可还得逼着自己尽量克服这种惰性，在年轻的时候多学一点东西。六、必然和偶然的关系；我们总是抱怨机会太偶然，再轮到自己头上可能性就更小了，却没有想到偶然中又蕴藏着必然。汪国真说过：“实力就是机会！”的确，只要你有实力，在你的言谈举止中，在你处理的任何小事中，群众雪亮的眼睛当然能够辨别出你的与众不同，领导自然也会将难度一件大于一件的事情交给你处理，机会自然多了，得到的锻炼也多了，成功的必然性也就大多了！七、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实践是认识的源泉，而认识则可以指导实践，这可以引申到我们面临的“学习”与“应用”的关系，通常我们在业余时间学习，都比较辛苦。也许是因为书本上学到的东西真的与实际相差太大，或认为有些科目如“马克思主义哲学”、“高数”、“管理学”一类的根本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总之是没什么兴趣，我们基本上都是被逼学习，单单为了“考”而学。其实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辨证法的逻辑观点，研究事物的深度和广度本来就是一对矛盾体，正因为哲学是科学的科学、具有指导一切的普遍性，我们才不可能期望它在某个具体问题上给出明确的答案。而其他那些看起来没什么实际应用的科目，恰恰也是普遍应用在工作生活之中的。“高数”最主要的是锻炼了人的逻辑思维能力，解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处理各种问题的过程，先对题目进行分析、弄清题意，然后考虑属于哪些知识点，找出关键问题，再搜索一下大脑中有几种方案可以解题，判断一下那种方案最简便，之后便是具体解题过程，最后再检查一下就ok了。在生活中我们也应注意说话办事的逻辑性、条理性。而像“管理学”，虽然我们不是高层管理者，却仍处在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中，知道如何“管理”也就知道了如何“被管理”，比如管理学中有个“例外原则“：即领导一般只抓最好的和最差的，所以你要想拥有更多机会，就要努力做的最好。另外，也许一些科目没有明显的作用，或是目前没有作用，但“书到用时方恨少”的遗憾却告诉我们：既然学了就应该努力掌握。所以我们应该树立“学而有用”的思想，相信“艺多不压身”，而且要想办法多应用，在应用中你就会有进一步的认识，在应用中学东西也比较快。八、现象与本质的关系现象必然与本质有一定的联系，哪怕是假象也只是本质的一种特殊表现；所以观察一个人的言谈举止，必然能够了解它的部分内心活动。而我们在认知事物或是了解一个人时，应该全面分析各种现象，因此与一个人交往要注意别过分相信“第一印象”，那只是某时某地某种环境下给你留下的某个印象。我们在工作时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自己辛苦工作了大半天，刚闭会儿眼睛，领导偏偏这时候来找你了，俗话说“不打馋的、不打懒的、只打不长眼的！”，我们是不是应该多做些表面文章哪？领导同事在眼前时多干活，桌子上什么时候都摆一大堆文件。我认为工作的确需要别人认可，但没必要太刻意，你只要平和心态、干净利索的把手头的活干好，别人也会通过你表现出来的多种现象了解你的本质的。九、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矛盾体，既是一系列对立统一关系的集合，事物之间便可能存在相同的矛盾，也可能有自己独特的矛盾，这便是矛盾的共性与个性，因此也就形成了事物的不同特点、人的不同个性。这里我想强调一下“个性”，因为我们受“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影响较深，不太鼓励个性的张扬。实际上，我认为有“个性”到也不一定非穿奇装异服，或是处处不屑与人相同，他更反映在你与他人相同之处的特殊上，比如对同一件事物有自己独特的看法，看一同件事情有自己的独特眼光，做同一件事情由自己独特的创意，特别是“创造力”最能体现出你的与众不同。十、发展的本质是新事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明白了这个本质，也就清楚了我们要想发展，就要不断的学习新的知识、掌握新的技能。有用武之地的“英雄”们，在放电的同时别忘充电；没机会放电的同志们更应该抓紧机会充电。有人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可要紧的只有那么几步，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这句话说得真是太好了，我们发展的黄金时间，或者说为我们以后发展打牢基础的黄金时间就是现在——为数不多的几年。年轻朋友们，让我们向着远方的理想，拚搏奋斗吧，世界是属于我们的！
一、著作1．《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万字）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年 3月出版，1995年 8月重印；《读书》杂志1994年9期刊登何祚榕的长篇书评文章；《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2期刊登丁守和的长篇书评文章，此篇书评《新华文摘》1995年9期作为要文转载；《文史哲》1994年4期刊登孟祥才的书评文章；《历史学年鉴·1995》专门介绍、评价此书；《文汇读书周报》刊登本书出版消息。2．《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万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1998年6月重印,2000年第二版第三次重印；《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2期刊登长篇书评；《20世纪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在正文中三处介绍评价此书；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0期载文认为此书对一些问题的“探讨极为精湛”；中山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博士点将此书列为论述20世纪学术史的五本必读书之一；《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在封二介绍此书；《学术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新书集锦”栏目介绍此书；《历史学年鉴·1997》专门介绍、评价此书；众多学者在他们的专著、论文中称引此书。3．《史学概论教学大纲》（原国家教委高教司编，主要撰稿人之一）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4．《〈隋书〉选译》（20万字）济南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5．《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万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2月出版。6．《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万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2000年9月重印。中华书局2011年1月出增订本；《全国新书目》杂志2000年10期在“特别推荐”栏目中推荐此书，并给予高度评价； 《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12月9日刊发专文评论此书；《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12月16日刊发专文评论此书；《中国图书商报》2000年10月17日刊发专文评论此书；《书摘》杂志2000年12期对此书作了长篇摘录；《作家文摘》杂志2001年1月19日对此书作了专版摘录；《文汇报》2001年4月2日对此书作了专版摘录；《文摘报》2001年4月6日对此书作了专版摘录；《两本关于顾颉刚的新书》，《书品》2001年第3期对此书作了评介；《好书告诉你》（罗志田），《中华读书报》2001年11月21日向读者推荐此书；《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2期刊发长篇书评；《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1期刊发长篇书评。7．《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32万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中华读书报》2002年8月7日刊发专文评论此书，此篇书评又被人民网、学术批评网等各大学术网站转载；《中国学术》2003年3期发表专门评论文章。8.《述往知来——历史学的过去、现状与前瞻》（30万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9．《史学引论》（主编，41万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此书出版后立即被全国20多家大学历史系采用为史学理论课教材。10．《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思想史上的新启蒙时代》，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12．《唯物史观与伦理史观的冲突》合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13、《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论》，编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4.《新史学与新汉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15、《良史的命运》，三联书店，2013年 16.《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商务印书馆，2014 二、论文1. Jian Bozan’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to China’Historical Scienc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June . Historiography Trends in New Perio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Spring .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in the Last Fifty Year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Autumn ．《新时期史学思潮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2期；《新华文摘》1994年6期全文转载；《历史学》1994年6期转载；《历史学年鉴·1995》摘要评价；《文摘报》1994年4月10日摘要报道。5．《翦伯赞与中国历史科学的理论建设》《历史研究》1990年3期。《中国现代史》1990年7期转载。6.《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1期（纪念《历史研究》创刊50周年专号）；《新华文摘》2004年8期主体转载；《历史研究》2004年4期发表《对〈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一文的几点看法》的文章，回应此文；《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3期节要转载此文。7．《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文史哲》1988年1期《人民日报》1988年2月22日摘要介绍；《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2月26日摘要介绍；《解放军报》1988年3月18日摘要介绍；《文汇报》1988年3月6日摘要介绍；《文摘报》1988年2月11日摘要介绍；《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88年3期摘要介绍；《历史学》1988年3期转载；《文史哲》1988年 3期发表黎澍的回应文章；《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黎澍著）一书收录此文。《世纪回望》（20世纪重要论文选编，张岱年主编）一书收录此文。8.《阶级观点再认识》《史学理论》1988年2期。《文摘报》1998年8月3日摘要介绍；《中国史研究动态》1988年10期摘要介绍；《中国历史学年鉴·1989》摘要介绍；《新华文摘》1988年10期作为要文转载；《历史学》1988年8期转载；《史学理论》1988年4期发表学者沈立邦的回应文章；《东岳论丛》1990年1期发表学者孟庆仁的回应文章；《中国改革备忘录》一书认为此文的基本论点“是1988年史学界理论研究的一大突破”。9．《实证追求与阐释取向之间的百年史学》《文史哲》1997年6期；《新华文摘》1998年3期作为要文转载。10．《翦伯赞：整合两大学术谱系的史坛巨子》《北京大学学报·北大百年校庆纪念特刊》1998年2期。11.《从偏重方法到史论并重——四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历史科学的变动之一》《文史哲》1991年3期；《历史学》1991年9期转载。12．《历史研究的致用寓于求真之中》《文史哲》1993年6期；《历史学》1994年3期转载。13．《关于建立“史学社会学”的初步设想》《文史哲》1995年3期；《新华文摘》1995年9期摘要刊载。14．《中国当代史学思想基本走向：就〈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答客问》《文史哲》》1996年6期。15．《德才学识兼具的一代良史翦伯赞》《文史哲》1997年1期。16．《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在天津召开》《文史哲》1986年6期。《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转载。17.《“历史”与“科学”》《文史哲》2000年3期；《新华文摘》2000年9期全文转载。18.《80年代的“新启蒙”与黎澍》《文史哲》2002年2期。19.《探索中国当代史学思潮的变迁——王学典教授访谈录》（邓京力采访）《文史哲》2001年3期。20.《人文前沿·特约评论人语》《文史哲》2004年4期。21.《人文前沿·特约评论人语》《文史哲》2004年6期。22.《放逐“现实” 回避“问题”：90年代学风的致命伤》《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8期；《新华文摘》2004年21期作为要文转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5期转载。23.《〈“历史与现实”关系问题的再检讨（笔谈）〉编者按》《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8期；《新华文摘》2004年21期转载。24.《“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知识论命题》《史学月刊》2003年11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1期转载；《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110周年论文集》一书收录此文。25．《历史科学的基本观念在变动》《近代史研究》1993年1期。26．《翦伯赞与中国当代史学界的历史主义思潮》《史学理论》1987年2期。《史学情报》l988年1期摘要介绍；《历史学》1987年5期转载。27．《史学，危机何在》《史学理论》1988年3期。28．《从强调一般到注重特殊——四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历史科学的变动之一》《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4期；《历史学》1993年2期转载。29．《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一部“掘井”之作》《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2期。30．《历史研究的民间取向值得倡导》《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3期《史学新书评·1999年》一书收录此文；《1997——1999年史学评论状况评析》（《史学月刊》2001年2期）重点评析了此文。31．《向内转：市场经济背景下历史的应有选择》《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2期32.《从追求致用到向往求真——四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历史科学的动向之一》《史学月刊》1999年1期。33．《史学界的思想解放应向纵深发展》（合作）《回顾与展望》国家教委社科中心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34．《新时期十年史学思潮演变》（香港）《法言》1989年3期。35．《五十年代初期的史界传统学人》《读书》1995年5期。《流年岁影》（张中行著）一书充分肯定此文的学术价值；《中国现代学术文化随笔》一书收录此文；《重读大师》一书收录此文。何兆武在《读书》1995年10期著《若干回忆》回应此文。36．《良史的命运：翦伯赞之死的文化意味》《读书》1998年12期；美国《华夏文摘》（“全球首家中文电脑期刊”）全文转载；《精神的光芒：一代人的心灵历史》一书收录此文。37．《斯大林地理环境观评析》《山东大学学报》1988年4期；《马克思主义研究》1989年3期转载。38．《发掘乡村：21世纪初叶中国历史知识的增长点》《山东大学学报》1999年3期。《历史学》1999年11期转载。39．《征服与同化是既定历史条件下民族交往的基本形式》《东岳论丛》1989年1期；《文摘报》1989年2月25日摘要介绍；《历史学》1990年3期转载。40．《偶然性、可能性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东岳论丛》1992年4期；《历史学》1992年11期转载。41．《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学派论略》《东岳论丛》1995年1期；《新华文摘》1995年5期摘要刊载；《历史学》1995年3期转载。42.《〈中国历史学反思专栏〉编者按》《山东社会科学》1988年3期。43．《建国后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反思》《山东社会科学》1988年3期；《光明日报》1988年8月报道。44．《在反封建的文化背景下更深入地研究胡适》《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 1期。45．《新时期十年的历史学评估》（合作）《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 1期；《历史学》1989年3期转载。46．《〈毛泽东的历史理论再认识专栏〉编者按》《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3期。47．《毛泽东关于农民战争论述的理论意义》《山东社会科学》1990年2期。48．《评〈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撰〉》（合作）《山东社会科学》1992年1期；《历史学》1992年3期转载。49．《史学的新世纪：走学科整合之路》《山东社会科学》1993年1期。50．《论翦伯赞关于历史学社会作用的理论》《历史教学问题》1989年5期；《历史学》1989年 12期转载。51．《为创造历史而研究历史》《历史教学问题》1991年1期。52．《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评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总7期）。53.《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合法性危机及其克服》《山东大学报》1999年1月6日。54．《从“五四”到“抗战”：唯物史观派历史观念的重要变动》《齐鲁学刊》2000年3期。55．《“假问题”与“真学术”：中国社会形态问题讨论的一点思考》《东岳论丛》2000年4期。56.《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史学月刊》2001年3期；《中国近代史》2001年7期转载；《义和团研究一百年》一书收录此文。57.《历史是怎样被叙述的——论历史知识的人文主义属性》《我的人文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学者心目中的科学与人文（人文卷）》，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58．《五朵金花：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学术论战》《文史知识》2002年1期；《北京日报》理论版2002年6月3日转载；《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1月25日摘要推荐此文。59．《思想史上的“80年代”：新时期黎澍侧记》《学术界》2002年1期。60．《近20年间中国大陆史学的几种主要趋势》《山东社会科学》2002年1期。61．《20世纪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史意义》（合作）《东岳论丛》2002年2期；《新华文摘》2002年8期摘要刊载。62.《华岗与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传统的形成》，《光明日报》2003年6月3日A3版。63.《论历史研究的客观性问题》《东岳论丛》2004年1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学术文摘》2004年2期转载。64.《〈名家主持：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编者按》《东岳论丛》2004年1期65.《十九世纪的自然科学与历史学：塑造、同化与区别》《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2期；《科学技术哲学》2004年4期转载。66.《现代学术史上的唯物史观——论作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11期。67.《中国智慧与西方文明的对话与交流是可能的——卫礼贤〈中国心灵〉及其〈中国经济心理〉读后》，《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6期《东西方之间——中外学者论卫礼贤》一书收录此文； 《卫礼贤：两个世界的使者》（德文版，2003年，主编克劳斯·黑尔舍）收录此文。68.《从排斥政治到兼容政治——评〈中国政治通史〉》《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4期。69.《大学校史与学术史的关联——读〈青岛海洋大学大事记〉》《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4年6期。70.《一份正在崛起的学术期刊:评〈山东社会科学〉》《光明日报》2004年10月28日C1版。71、《学术著作是活历史》《中国青年报》2004年10月9日《青春中华首届中国青少年读书周特刊》。72、《特约评论人语》，《文史哲》2005年4期73、《从“历史理论”到“史学理论”——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6期陈启能等主编《消解历史的秩序》（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收录此文74、《意识形态与历史:近50年来农战史研究之检讨》，《史学月刊》2005年7期75、《特约评论人语》，《文史哲》2006年2期76、《从“战士”到“学者”——访老辈史学家赵俪生先生》，《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3期77、《在创造历史中研究历史》，《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4期78、《选择一种更符合学术本性的论文注释体例》，《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 6期79、《欧洲汉学与美国中国学对峙下的民国史学界》，《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 5期80、《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重塑》，《历史研究》2007年 1期81、《治学的功力与见识》,《文史知识》2007年6期82、《“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是如何被叙述的——对学术史书写客观性的一种探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年2期。83、《新史学和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史学月刊》2008年6期84．《当代史研究的开展刻不容缓》，《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85．《“80年代”是怎样被“重构”的?》，《开放时代》2009年第6期86．《六十年来中国史学之变迁》，《文史知识》2009年第8期87．《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顾颉刚——写在《顾颉刚全集》出版之际》，《光明日报》2011年1月11日第13版88．《华岗: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范式的构建者》,《文史哲》2011年第5期89.《“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揭秘——两个“小人物”致函〈文艺报〉的事是否存在？》，《中华读书报》2011年9月21日第5版90．《学术与意识形态的高度绾合——山东大学1950年代文科辉煌的由来》，《山东大学报》“110周年校庆特刊”2011年10月11日。91．《〈尚书〉学：从顾颉刚到刘起釪》，《文汇报》2011年4月4日第7版
做“红学”研究，大概是绕不过李希凡这个名字的。李希凡因“小人物”而闻名，而“小人物”的称谓是毛泽东赋予的。“小人物”的成长得益于山东大学的滋养。1947年，读完中学不久的李希凡，经姐夫赵纪彬（时任山大文史系教授、校委会委员）的引荐，来到山大文史系做旁听生。这期间，他亲身感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教诲，如杨向奎先生的《通史》，王仲荦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萧涤非先生的《魏晋南北朝乐府诗歌》，冯沅君先生、陆侃如先生的《文学史》……这些学者名流的学术真传为其治学道路一开始就奠定了一个不低的起点。同时，这期间他还受进步势力影响，悄悄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如《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等马、恩、列、斯与毛泽东、鲁迅的著作，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读书期间，李希凡偏爱文艺理论和中国古典文学，对几部著名的中国古典小说都有过深入研究。大二时就写了论文《典型人物的创造》。当时，中文系主任吕荧先生看到后感觉写得不错，便推荐给华岗校长，华校长又推荐给《文史哲》，成为《文史哲》发表的第一篇学生文章。在有关《红楼梦》的文章发表之前，首先发表的是有关《水浒》的评论《略谈水浒评价问题———评〈宋江考〉》，与著名历史学家张政?先生商讨。主要分歧在于：李希凡认为，不能用考证的方法来评价小说，不能用历史人物的宋江来衡量《水浒》中的宋江。同后来的评《红楼梦》一样，“评《宋江考》”也与郭沫若、翦伯赞等大历史学家的学术观点相左。当时只有30岁出头的李希凡，并未因某些观点出自权威就回避退让，甚至也没有在意为曹操翻案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就否定《三国演义》中曹操“奸雄”性格创造的成功性。他依据自己的分析判断，认为正确的就那样写了，坚持了，没有任何功利色彩。或许这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吧。在不断的研究探索中，李希凡的理论修养日见功力，观点也日趋明晰。大学毕业后在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时，针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与蓝翎合作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这时是1954年的5月4日。文章写成后与多家报刊商量，问可不可用，未被理睬，后来寄给母校寻找支持。当时只知学兄葛懋春在《文史哲》做执行编辑，后来才知道不仅是葛，包括华岗校长也都是极力支持的。于是，文章被发表在《文史哲》1954年第9期上。当时的学术刊物并不多，《文史哲》是毛泽东案头常备的读物之一。于是，毛泽东读到了这篇文章。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敢于向权威挑战，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热切关注。于是，就有了后来关于“小人物”的故事。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李希凡先生潜心研究鲁迅，完成了他的两本专著——《〈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和《一个伟大寻求者的心声》，终于实现了他把在“读鲁迅”的长期学习中积累的感受、体会与看法写出来的宿愿。专著以鲁迅的五种文学创作为分析重点，论述了鲁迅思想的发展轨迹与杰出文学成就。在现代文艺评论领域的丰硕成果：从1955年至1986年，李希凡先生一直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做编辑，经常接触和探讨的是当代文艺作品与文艺理论问题。在“文革”前17年的多次文艺论争中，先生作为一方论点的主要代表参与其间，如阿Q问题、《琵琶记》与封建道德问题、历史剧问题、戏曲的推陈出新问题等。他对“文革”前出版的优秀长篇小说几乎都做过有影响力的评论，如《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创业史》、《在和平的日子里》、《红岩》、《苦菜花》、《欧阳海之歌》等均发表过热情洋溢的评论文章，还撰写了一些研究有文学成就的著名作家的力透纸背的专论，如评论康濯、杜鹏程、梁斌、柳青、曲波、蒋子龙等作家的长篇或系列研究论文。1986年后，李希凡先生调往中国艺术研究院任职，虽有行政事务缠身，仍怀着浓厚的理论兴趣参加了一些重要的文艺问题的论争，特别是关于如何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文艺思想问题，在90年代初他连续发表了多篇长篇论文，并以它们为核心，在纪念毛泽东百年诞辰之际，出版了他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贡献》文集。在几十年的写作生涯中，他先后出版的当代文艺评论集还有：《弦外集》（1957年）、《论“人”和“现实”》（1958年）、《管见集》（1959年）、《寸心集》（1962年）、《题材、思想、艺术》（1964年）、《京门剧谈》（1984年）、《文艺漫笔》（1985年）、《文艺漫笔续编》（1990年）、《艺文絮语》（2001年）等。近十几年来，先生一直辛勤耕耘在艺术科学领导岗位上。他与冯其庸先生一起主编着《红楼梦学刊》，并主编了红学工具书《红楼梦大辞典》；还担任了大型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系列电影《红楼梦》的创作顾问；主编了颇受青少年欢迎的《中华文化集粹丛书·艺苑篇》和《红楼梦选萃》。他担任主编的六卷本的《图说中国艺术史》于2000年出版后，大受读者欢迎。该丛书以通俗形象、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为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精神和普及艺术知识，做了很好的开创性的工作。2000年，李希凡先生受聘为“全国干部学习读本”历史与文学艺术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并主编了该教材的《中国艺术》（上、下）读本，这套教材的十二种读本，已于2002年初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80多岁高龄的李先生正承担着艺术科学类国家“九·五”重大课题《中华艺术通史》总主编的任务，带领国内30余位各艺术门类的专家学者，完成着这项填补我国艺术科学研究空白的巨著的编撰，这部14卷本的艺术史历时四年多，现已面世。 国家级重大研究课题《中华艺术通史》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国内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此书的编写工作，从筹备、论证、立项到编撰、编审、校勘，历时十年。《中华艺术通史》全书文字700余万，图片3000余幅，按照中国历史发展顺序列卷，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具体卷次为：原始卷、夏商周卷、秦汉卷、三国两晋南北朝卷、隋唐卷（上、下编）、五代两宋辽西夏金卷（上、下编）、元代卷、明代卷（上、下编）、清代卷（上、下编），加上年表索引卷共14卷，宛如徐徐展开的一幅壮丽、流动的巨型画卷，把中华艺术的博大与精深显见于世人。这部艺术通史的编撰体例以前从未有过。不仅中国没有，世界上也没有过这样综合体例的艺术史典。我们所接触到的西方艺术史，如《剑桥艺术史》等，实际上只是美术史及造型艺术史。中国艺术的特点不在于再现，而是将对客体的感受、认识，化为主体的精神、生命意兴并融入到艺术创造中去。现代化高楼的建筑风格本就是从西方传入的，但我以为最起码要让人感到和谐，要看着顺眼。一个民族的艺术为世界所欣赏，这并不难；但一个民族具有深远文化底蕴的精品能为世界所透彻了解，却非短时间能达到的。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中华艺术都具有走向世界的强大的生命力。
这种文章在党的网站到处都有呢
引用党的报告参考文献格式为：序号主要责任者.电子文献题名电子文献及载体类型标识，电子文献的出版或获得地址，发表更新日期或引用日期。在文档中需要多次引用同一文献时，在第一次引用此文献时需要制作尾注，再次引用此文献时点插入交叉引用，引用类型选尾注，引用内容为尾注编号（带格式），然后选择相应的文献，插入即可。
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古籍作为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认识水平、管理漏洞以及有些不法分子的破坏行为等诸多原因，使许多珍贵的古籍被破坏、散佚甚至卖到国外，这是国家与民族的重大损失，针对当时的情况党和政府在1949-1957年间曾采取了多种积极保护措施。1、党和国家对古籍保护的政策指导建国初期，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部、军政委员会、地方人民委员会等部门都曾发布政令、通告、指示，制定条例、办法等为古籍保护提供政策支持和方向指导。、保护古籍图书，避免古籍散佚、毁坏的政策、规定古籍的范围，并要求对古籍进行认真保护、保管1951年5月5日，川南人民行政公署下达保护文物的补充指示，其中第五点：“图书：古版及各种珍贵版本、孤本、绝本、抄本、金石拓本与不常见书籍、碑版、图书版片、简牍、档案、志书、年检、佛经、名人书法、墨迹等应负责征集，妥为保护与保管[1]。”1951年8月西南区制定《西南区土地改革期间保护民族文物暂行条例》，将报刊、杂志、图书档案均列入必须严密加以保护的范围[1]。1950年5月，政务院公布《关于古籍、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方法》[1]。1951年9月10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向各地发出《关于健全各级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加强保护历史文物图书手迹的通知》[1]。1951年11月1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发布通告，指出：“历史文物包括古代金石、碑帖、书籍、字画……应很好地收集保管。”1951年，川西人民行政公署第17次行政会议通过《川西区保护历代古籍文物暂行办法》第四条指出：“各种珍贵版、孤本、绝本、抄本与不常见之书籍……近代具有价值之中外图书、仪器、报章、杂志、图表，均应妥为保管，不得毁损[1]。”1956年，四川省文化局指示各地“注意保护古旧图书资料”(以文社〈56〉第210号文件发出)。
靳靖【摘 要】建国后在解放区继续开展的土改运动与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大有不同，它继承了先前的经验教训使土改开展的更加具体化、科学化。【关键词】建国初期；土地改革；研究我们研究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具有长远的历史意义，如今学者们对土地改革的研究也越来越多，范围也越来越广，本综述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汇总分析：一、文献史料汇编的参考价值土地改革结束后陆续出版了相关的史料汇编，其中包括全国性史料及各地区性史料，全国性土改史料汇编有《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本书收录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三个时期有关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的政策、法令、条例、指示、决议、总结等文献史料463件”[1]，其中建国初期共计100余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会议文件汇编 第1册 1949年10月至12月 第一次至第十三次会议》[2]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会议文件汇编 第5册 1951年7月至12月 第九十二次至第一百一十七次会议》[3]汇集政府会议文件百篇。《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 1949-1957 上》[4]收录了1949年至1957年农业相关文件。除此之外，华东、西南、中南、西北各解放地区的资料汇编也有不少，但主要是省级文件较多，本论文研究的赣南土改所属区域是中南区，就中南区来看史料有《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经验汇编 上》[5]、《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经验汇编 下》[6]，本书分上下两册，收录了中南各省的政策、法令、方针等，集中性较强。《法令汇编1951》[7]汇集中南区民政、土改、司法、检察、人事、财政、粮食、税务、工业、农林、水利交通、文化、卫生的相关法令。《江西省土地改革方案》[8]收集了江西省土地改革的方针、要领、程序、机构等。《江西党史资料 第31辑 江西土地改革》[9]，收录了江西土改相关政策同时把江西的土地改革过程描写的比较详细，值得借鉴。这些珍贵的史料汇编为本论文的研究提供了宏观上的参考价值。二、从传统范式角度看土改对于土改研究最多的就是对中国土地改革的全国性、总体性评价，基于传统革命性和政治性研究范式，内容主要包括土改过程、土地政策、经验总结等。例如：胡伊默《土地改革论》[10]共分为十五章讲述了不同国家特殊时期的土地改革历程，例如英国圈地运动、法国大革命的土地改革等等，同时提出土地改革与农民间的问题以及中国目前的土地改革问题与基本任务。张永泉、赵泉钧《中国土地改革史》[11]阐述了旧中国的农村现状、土地改革的历程和基本经验。杜润生《中国的土地改革》[12]分为四大部分，探讨了中国土地改革的社会依据，对建国前期和建国后期分别各用一大章节详细的阐述了相关政策、方针、问题及成就，以及中国土改的基本经验。罗平汉《土地改革运动史》[13]先后对中国土改前后进行论述，其中对土地改革老解放区论述的较为详细，建国后期的论述较为简单。董志凯、陈延煊《土地改革史话》[14]对中国建党到建国初期各阶段的土地改革分章节阐述，宏观把握了土地改革的全局。陈榕甫《土地改革后的中国农村》[15]用12个部分描绘了土改后中国农村从政策制度、生产、生活、思想、教育等方面的新气象新面貌。迟文《浅论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16]通过阐述阶级的划分及土地法的变更，给农村经济带来了扭转，提供了机遇。李良玉《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17]阐述了建国初期土地改革运动的新政策调整，特别关注富农政策、财产分配政策等的实行及遇到的阻碍如何顺利排除，大大提升了劳动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上都是对中国土改的宏观把握，重点阐述中国土地改革的历史进程，都较细致的描绘了建国初期的土改改革运动，强调土改的政治性以及土改对中国未来发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三、从区域性研究角度看土改有不少学者把研究土地改革的目光转移到某个省、某个县甚至于某个乡，在书籍、期刊和论文中都有不少相关研究。马英庆《土地改革与解放战争》[18]以恒台县抗日战争胜利后至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斗争作为历史背景，通过描绘恒台各镇土改运动中的人物事件反映出土改制度给人们带来的成果和经济发展。沈彭主《广东农村土地改革实践与理论》探讨广东农村土地改革如何实践的以及相关论文集。“前半部分讨论了当前广东各地农村宅基地管理现状、存在问题和应对对策；后半部分主要讨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现状、对策。从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中，读者可以看到广东农村土改的历史轨迹和出路。” [19]杜景川、邵文臣、徐波《山东的土地改革》一书中“清晰的梳理了山东省从土改到彻底完成的历史进程，并对土地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进行了介绍。” [20]赵增延《建国初期侨乡的土地改革》[21]通过对其土地占有关系的研究及阶级划分、总结历史经验，有益于深入研究华侨史及制定侨务政策。美国作家写的《翻身 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22]一书中描绘了华北某个村庄的土地改革历程及乡村变迁。除此之外，还有张学强《乡村变迁与农民记忆 山东老区莒南县土地改革研究：1941-1951》[23]，洪鉴、徐学初《建国初期四川的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变动——当代四川农村现代化变革之个案分析》[24]，吴健《建国初期合肥农村地区土地改革述论》[25]，范连生《建国初期土地改革中党的民族政策的推行——以西南民族地区为中心》[26]，杨峻岭、刘剑《基于建国初黔东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改革研究》[27]，王洁、张舵《台湾土地改革及其经济绩效》[28]，以及研讨城市郊区的区域性文章冯绍霆《解放初期上海郊区土地改革实证研究》[29]，罗忠敏《北京郊区土改运动纪略》[30]等等。总结以上区域性研究文章，大部分学者乐于研究较发达的省市区，大多集中在河南、湖北、广东、福建、北京、上海、台湾等地。而研究欠发达地区如江西省的文章屈指可数，研究赣南区域土地改革论文就更少了。目前研究赣南地区的只有万婷婷《瑞金沙洲坝土地改革研究》[31]，探讨了以沙洲坝县为研究对象的土改历程，分为土改前、土改中及改革后期的一系列内容及影响。研究中南区及江西的有尤国珍《新中国土地改革中中南区保存富农经济政策法执行情况解析》“以中南区为典型，从中南区农村的客观情况和地方领导人主观思想两个方面，具体分析中南区保存富农经济的执行情况。”[32]还有江光亮《抗美援朝运动对建国初期土地改革影响初探--以江西省为例》，刘诗古《国家、农民、与“工商业兼地主”—南昌县土改中的“清算”斗争》，程莎莎《解放初期南昌市郊区土地改革研究》，黄伟英《社会动员与乡村变迁：1927-1953年的赣南社会》，刘诗古《征粮、“春荒”与减租退租：对土地改革的再认识——以1949-1951年中南区为中心》。[33]四、从多元化角度看土地研究近几年出现了不少多元化角度的土改论文，突破了以往的革命及政治范式，而侧重现代化范式下的社会史、经济史、历史学、传播学等角度进行剖析，涉及主要人物、民众心理、思想教育、知识分子、群众动员等不同视角探讨。如尹进的《建国初期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从社会史角度出发阐述了桂林地区因土改给乡村社会带来的政治、经济、教育等的变化。佘君《建国初期土地改革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试从现代化的角度重新解读建国初土地改革运动，指出土地改革运动史是中国百年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土地改革的完成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由土改到合作化是中国现代化模式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样是现代化范式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作者是美国作家弗里曼，“该书考察了1935年至1960年华北平原农民的生活。研究了华北平原的社会状况，重点放在一些家庭、村民和当地干部是如何置身于带来生存机遇的、新产生的社会主义之中的。”[34]以相关重要人物为研究对象的土改论文有秦宏毅的《论邓子恢的土地改革思想》评论了邓子恢的土地改革思想具有一定的正确性，为其农村发展意义重大。郑群、刘子健的《叶剑英在土改中保护华侨》阐述了在土改斗争中叶剑英坚持“团结广大人民”的思想如何来保护华侨。何薇、马先睿的《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的思想主张及其历史作用》分析了他的思想主张及“这些思想主张为中国共产党完成土改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理论。”任芳葳《论建国初期土改运动对现代新儒家的影响——以冯友兰、梁漱溟、贺麟为例》通过对三位新儒家重要任务的分张阐述，表明“土改是现代新儒家思想转变的重要原因，是思想改造的实践平台”，探讨的角度比较新颖，较少人涉及此内容。张鸣《动员结构与动员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的政治运作（1946-1949）》从群众动员角度强调了土改的动员机制。王懿凡《道义经济与理性小农视角下的土地改革》“从道义经济与理性小农的视角探讨了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土地改革期间农民们对当前形势的判断与行为选择，并分别在村庄共同体的意义上、以及生存伦理与理性计算的基础上分析了土地改革时期出现的生存小农与理性小农的选择差异”。角度比较新颖。崔晓麟《土地改革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论述了土地改革与知识分子间的密切关系及相互作用，角度比较新颖。刘一帆《传播学视阈下的东北土地改革舆论动员》“基于传播学的视角，发现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农民所进行的舆论动员工作途径包括通过启蒙阶级意识实现农民政治身份符号的构建，通过诉苦斗争谋求翻身的形式达到情感上的动员，通过吸纳积极分子入党并成立基层党组织的方式完成组织上的高度整合等。”马润凡《1947-1949年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政治社会学分析》“借助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透视这一特定时段的土地改革问题的新特质，从而更真实地揭示出中国共产党成功获得农民认同的历史轨迹。”李金铮《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揭示了“农民大众的心态、行为及其与土地改革的互动关系。”综合上述，国内学者对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研究内容比较丰富，研究范围越来越广，但是对于区域性的土改研究一直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的范围，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史料挖掘有待学者继续考究，特别是江西县市区的土改也是相当有研究价值的。国外学者未真正经历过中国的土改阶段，对当时的现状未能完全阐述透彻，也存在一些缺陷。这些成果为笔者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参考。对于赣南土地改革的相关书籍和论文不多，只能通过上级文件史料汇编及当地档案馆和图书馆的卷宗材料、地方志及相关年份的报纸来还原当时土地改革的原貌，通过这些珍贵原始档案来丰富赣南地区的土改历史。【参考文献】[1] 《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及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2]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会议文件汇编 第1册 1949年10月至12月 第一次至第十三次会议》[M].北京：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1954.[3]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会议文件汇编 第5册 1951年7月至12月 第九十二次至第一百一十七次会议》[M].北京：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1953.[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 1949-1957 上》[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5] 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经验汇编 上》[M].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1.[6] 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经验汇编 下》[M].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1.[7] 中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法令汇编1951》[M]. 中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1951.[8] 江西省政府.《江西省土地改革方案》[M]. 江西省政府，1949.[9]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党史资料 第31辑 江西土地改革》[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10] 胡伊默.《土地改革论》[M]. 中华大学经济学会，1949.[11] 张永泉、赵泉钧.《中国土地改革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12] 杜润生.《中国的土地改革》[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13] 罗平汉.《土地改革运动史》[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14] 董志凯、陈延煊.《土地改革史话》[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5] 陈榕甫《土地改革后的农村》[M]. 文化出版社，1950.[16] 迟文.《浅论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J].当代旅游，2017（21）.[17] 李良玉.《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18] 马英庆. 《土地改革与解放战争》[M].淄博县新闻出版局，1996.[19] 沈彭主. 《广东农村土地改革实践与理论》[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20] 杜景川、邵文臣、徐波. 《山东的土地改革》[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21] 赵增延.《建国初期侨乡的土地改革》[J]. 中共党史研究，1990（4）.[22] . 《翻身 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23] 张学强.《乡村变迁与农民记忆 山东老区莒南县土地改革研究：1941-1951》[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4] 洪鉴、徐学初.《建国初期四川的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变动——当代四川农村现代化变革之个案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12）.[25] 吴健.《建国初期合肥农村地区土地改革述论》[J].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26] 范连生《建国初期土地改革中党的民族政策的推行——以西南民族地区为中心》[J].怀化学院学报，2016（6）.[27] 杨峻岭、刘剑《基于建国初黔东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改革研究》[J].长江丛刊，2018（15）.[28] 王洁、张舵.《台湾土地改革及其经济绩效》[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7（19）.[29] 冯绍霆.《解放初期上海郊区土地改革实证研究》[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0（2）.[30] 罗忠敏.《北京郊区土改运动纪略》[J].党校教学，1988（2）.[31] 万婷婷.《瑞金沙洲坝土地改革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10.[32] 尤国珍.《新中国土地改革中中南区保存富农经济政策法执行情况解析》[J].兰州学刊，2009（6）.[33] 刘诗古《征粮、“春荒”与减租退租：对土地改革的再认识——以1949-1951年中南区为中心》[J].学术界，2013（6）.[34] 弗里曼.《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