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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定就是指物权的设立和变动要有符合法律的规定才能受到公权力的 保护。我国的体现是，不动产转让要以登记为有效要件，用益物权的设立也要有法律的规定才行。
合同法 内容摘要：这篇论文主要论述了通过讲述实际例子所联系的关于合同法基本知识，从而让我认识到学习合同法对我们生活中起到的不可代替的作用。关键字：合同解释，契约自由，意思自治引言：短暂的合同法学习结束了，起初只是知道合同法是和“法”有关的，通过短暂的学习使进一步的了解了合同法。学习中主要学习了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和合同的效力等。为了能让我们更加的认识合同法，老师讲的例子更加让我记忆深刻，生活中难免也会遇见类似的事情，这样我们便可以用我们所学的知识正确的渠道来解决问题。一,债权物权化 债权物权化，指法律规定是债权具有对抗一般人之效力[1]。传统民法观念认为，债是请求相对人为一定行为，具有严格的相对性。债权人仅能向特定的债务人请求给付。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债的相对性逐渐被突破，具有了一定的绝对性，具体表现为如下几种情况： （一） 租赁权物权化 该效力集中表现为"买卖不击破租赁"原则，即房屋承租人得在出租人转让房屋时继续享有承租权，该租赁权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除此之外，租赁权物权化还包含如下几方面内容：承租人可基于对不动产的合法占有，对第三人侵害租赁物和租赁权的行为，可请求其停止妨害和赔偿损失。在一定条件下，承租人可为转租或租赁权让与之行为[2]。 但也有学者对租赁权是否为债权提出了质疑[3]。认为正确的理解应该是根据买卖合同而取得的所有权不得对抗此前存在的承租人对租赁物进行使用收益的权利，进而认为这种权利的性质也是一种物权。因此"买卖不破租赁"完全符合民法相关法理，并非属于"债权物权化"情形。笔者认为，依据"物权法定"原则，在法律尚未明确规定租赁权为物权时，不宜认定租赁权因具有物权性质而就此认定为物权，而只能做边缘化的理解，即其被物权化。这一过程考虑到了人的基本权利居住权，使得房屋管理体制从注重保护所有权人利益向注重保护使用人利益转变，保障了承租人生活的稳定。体现了促进资源合理利用的价值取向，使得房屋的利用价值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同时也保护了房屋租赁交易安全。 （二） 债权的公示 债权的设立，本无须公示，因为债权是相对权。但特定情况下为维护债权人的利益，当事人可通过一定的方式明示其权利的存在并取得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例如，在不动产物权的变动过程中，作为其原因行为的债权行为可由当事人自行约定附条件或者附期限，故而债权行为往往先于不动产的变动登记，二者在时间上多存在差距，商品房预售便是典型。而在此期间内不动产权利人的其他处分足以危害债权人请求权的实现。基于发生特定物权变动为内容的债权，虽然原不动产物权人负有于将来移转物权的义务，权利人也获得要求对方移转物权的请求权，但该请求权毕竟属于债权，由于债权相互之间一般固有的平等原则，无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一旦原不动产物权人违约，将该物权移转于第三人并办理登记，则在同一物权之上既有债权又有物权，依据物权优于债权的法理，第三人将获得物权。债权人仅得要求债务人承担违约责任，不得要求债务人完成原约定的物权行为。这势必不利于债权人的保护。相反，建立了债权物权化的不动产预告登记制度及其他债权公示制度，则不动产物权人所为的处分行为，若妨害已公示登记的债权，则为无效行为，这样可以使不动产请求权得到切实的保护，债权人能切实地实现债权，也能有效地平衡不动产变动对方当事人的利益关系。 （三） 债权的优先力 传统债权理论认为债权是一个相对权，其权利的对象直接指向的是人而非物，是债权人请求债务人为给付行为。在权利实现的安排顺序上并没有如同物权般规定有先后，因其在权利的效力上都是平等的，所以得平等受偿。然而在债权物权化的进程中，出现了在特定情况下，某些债权较之于其他权利具有特定的优先效力。譬如破产法上的工人工资优先权；海商法上的船舶优先权；民用航空法上的民用航空器优先权；合同法上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等规定。 该规定是为适应社会生活之需要，为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出于特殊的政策性考虑因素而做出的特别规定，其作用在于破除债权人平等原则以强化对某些特殊权利的保护。虽然被法律赋予优先权效力的特殊债权其基本性质虽不发生根本的改变，但却在权利的实现上具有了物权的某些特征。 （四） 债权成为物权客体 现代社会,随着商品交易规模的扩大和交易手段的多样化,使得债权不仅是种交换的权利，而且其自身也被作为可交换的物，即债权本身就是一种物权客体。 就债权本身作为权利客体而言，权利人在处分该债权或处于债权被侵害的情形时，往往会表现出为一定物权行为的特征。例如在债权人处分其债权时,有类似所有权人的地位。现代法上,债权也具有让与性，即债权人可以依法处分其债权，而处分行为则又是典型的行使物权的表现。从这一现象上看，债权人对其债权具有支配权，故债权人让与、处分其债权时，其地位与所有权人并无本质的区别[4]。又如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即如果债的关系以外的第三人对债权债务关系予以故意破坏，债权人可以据此要求其赔偿。我国现行立法尚未规定侵害债权制度，不过实践中类似的纠纷已经大量出现。确立第三人侵害债权的责任，可充分保障债权人利益和维护交易安全。但是，从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可以看到，债权人的相对义务人不再仅仅是债务人，已扩大到其他第三人。第三人侵害债权时债权人对他也产生了权利，即债权具有了物权的效力[5]。 二、 物权债权化 物权债权化表现在所有权等物权由归属向利用转变，将物权的权能转让与他人，即将占有、使用、收益变成一种权利转让。并且，物权债权化更多的表现为利用所有物的交换价值，来设定担保，获得贷款和融资。物权人对物的现实支配更多地表现为收取价值，获得融资，所有人只需在观念上对物有支配行为，而无需现实的支配行为[6]。在物权债权化的情况下，债权成为了目的，物权成为了手段。 (一) 物权的证券化 物权的证券化主要体现在不动产的证券化上。所谓不动产证券化，即是将不动产上的财产权变成证券型态，更具体地说，是将对土地及建筑物之财产权，由直接支配之物权关系，转变为具有债权特性的证券型态，使原来流通性不强的土地及建筑物财产权转化为流通性较强的证券。物权的证券化主要有以下几种形态[7]： 1. 将不动产的价值形态分成若干份额，以证券的形式对外出售。 2. 美国的土地信托的典型操作模式。开发业者购买一块生地，租给一家由该开发业者组成的公司，并将该土地的所有权信托移转给一位受托人，依据信托契约，受托人发行土地信托受益凭证，而由委托人(开发业者)销售该受益凭证，受益凭证代表对土地所有权(信托财产)的受益权，销售受益凭证所得的资金，用来改良土地。受托人收取租金，负有给付受益凭证持有人固定报酬的义务，并将剩余租金用来买回受益凭证，使开发业者的实质所有权(对信托财产的受益权)的负担解除。 3. 抵押权以证券化的形式转让，在抵押权设定以后，因为抵押权常常由银行所有，银行可以将抵押权转移给一家投资公司，投资公司以抵押权所具有的权益发行证券。 其次，诸如仓单、提单、商品券等的出现，也使这些证券所代表的物权之绝对权性质淡化。物权的证券化使物权和债权的关系更为密切，这就是说，物权不仅是权利人对物所享有的独占的支配权，而且物权可以作为一项可交易的财产，以具有债权特点的证券形式在社会上流通当然，证券化使得对物的利用更有效率。 (二) 所有权的期限化 在物权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了所有权的期限化。所有权的期限化，又称为有期产权，它是通过有期共享购买定式合同产生的一种不动产产权形式。这种定式合同赋予购买人在事先确定的期限排他性地使用特定不动产的权能，通常是由许多人长期或短期相继和轮换使用同不动产，且这种权利可以在生前或死后转让[8]。例如，某人需要固定在夏天使用该市的某个别墅，他可以购买该别墅1月至5月的所有权。从而形成所谓的有期限的所有权。在该期限内，他享有对其产权的绝对的支配权，任何人占用其财产，他都可以以所有人的身份请求排除侵害。在这种制度下，时间对权利的享用起到了限制作用。也就是说，每个权利人只是在既定的时间内享有独占的支配权。生活是复杂、多变和发展的，而法律规范具有相对稳定性，法律技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二者之间总存在一定的差距和矛盾，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物权与债权区分的相对性问题。债权的固有性质侵入物权和物权的固有性质侵入债权，以及二者在特定情况下发生性质上的模糊乃至二权混融、竞合的现象，这只是物权法与债权法在局部领域或某些具体制度上存在的问题，反映的是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活和法律规范中存在的特殊现象。我们不能就此否定物权与债权存在基本的区别。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面对两权融合渗透的问题，理论上仍然存在分歧，法律上依旧留有真空，这也导致了实践中法院裁判的两难。所以，在我们制定物权法及完善债法制度时，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对处理物权与债权发生渗透、融合问题要深思熟虑，在立法技术上要作缜密的处理，妥善的处理好物权债权化和债权物权化的问题。[1] 王泽鉴：《债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17页。 [2] 史尚宽：《债法各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148页。 [3] 章杰超：《对所谓"债权物权化"的质疑》，《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4] 刘保玉秦伟：《物权与债权的区分及相对性问题论纲》，《法学论坛》[5] 李锡鹤：《对债权不可侵性和债权物权化的思考》，《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6] 参考尹田教授在物权法课上的有关论述。 [7] 董万程：《论物权与债权的发展趋势》，《中国法学》，2004年，第期。 [8] 高富平：《物权法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物权法定原则是物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必要性和客观依据。物权法定主义源于罗马法，是指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统一规定，而不允许当事人自由改变。
根据三个相关论文删减组合而成，仅供参考。####################论述物权法定原则物权法定原则是物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必要性和客观依据。物权法定主义源于罗马法，是指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统一规定，而不允许当事人自由改变。物权法定被视为物权法的首要原则，在整个物权法结构体系中处于枢纽的地位。物权法定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物权种类法定、物权内容法定、物权效力法定和物权公示方法法定。1、物权种类法定是指物权类型除法律明确规定的外，不得刨设。当事人不得创设没有规定的新的物权类型，称为“类型强制”。法律规定了几种物权类型，就承认这几种物权类型，如果当事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创设了新类型物权，那么这新的物权将得不到法律的承认，这种创设也是自始无效的，不具有物权法上的效力。物权种类主要规定在民法典物权篇中，但也有的在矿产法、海商法、担保法等特别法中规定—些具体的物权类型。我国《民法通则》没有采用物权的概念，而使用了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的概念，其规定既不全面，也不科学。因此，建立完善的物权法体系，尤以物权种类的选择为重要。2、物权内容法定，即物权权能的法定，是指物权主体的权利义务的内容由法律明确规定。当事人不得创设与物权的法定内容相悖的物权，即“内容固定”，物权法定规定了此种物权具体应含有哪些内容，例如所有权，其内容表现为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这四项权能，当事人设定的所有权最多可包含这四项内容，如果另外又增设了其他内容，那这种增设也是无效的。法律对这新的内容不予承认。要求物权人在行使其物权时，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的物权权利的范围，超出或违反法律对物权权能的规定，为权利滥用，为法律所不许。3、物权效力法定是指物权的法律效力由法律明确规定，不得由当事人创设。当事人为物权变动时，其行为若违反了法律的规定，那么就是无效的，物权变动中当事人的行为若想具有物权法上的效力，就必须符合法律对物权变动的各项要求，此为“效力法定”。物权效力就是物权所具有的法律强力，为物权权能在法律上的合理延伸。物权因法律赋予直接支配排他性，产生了不同的效力。各物权既有共同的效力，也分别有其自身特有的效力，但均以法律规定为限。4、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法定，就是法律明确规定物权变动时应当采用的公示方法，非以法定方法公示，物权变动行为无效或不得对抗第三人。当事人之间进行的物权变动，必须进行公示，且公示的方法必须符合物权法的规定，例如，动产的公示为交付（占有），不动产的公示为登记。只有如此，才能获得法律所赋予的物权变动的公信力，否则就将承担物权变动不生效或被撤销或不能对抗第三人的不利的法律效果，此为“公示方法固定”。物权变动直接影响相对人及第三人利益，关涉到社会经济秩序和交易安全，客观上要求物权变动应当采取一定方式公布于众，使外人能清楚地认识物权变动的内容。各国法律正基于上述原因，大多明确规定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严格物权变动形式。物权法定原则不足之处主要有：种类和内容的限制和固定已经使物权法失去了本身所具有的灵活性，抑制了新类型物权的出现，从而压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使他们不敢也不愿去创造新的东西，因为这是法律所严格不允许的。这就将权利源泉更多地视为来源于国家权力，而不是来自市民社会的自发运动。很容易使物权僵化。长此以往，使现行物权法出现了几种不利情况：1、由于不能对新型物权的及时承认，导致了物权法一定程度上与社会实际的脱节，物权法体系陷于一种有缺陷、不完全的状态。2、由于体系上的缺陷，使现行法应有的功能——规范、调整、保护、处理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使得物权法的实际作用大打了折扣。3、使现行物权法的运行违背立法意图，违反了立法者希望通过制定法来调整社会的目的，即现行法欠缺了当前事态所必须的规范或规范不完全，这就需要进行必要的补充。
一、 合同法基本原则的确立(一)合同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及内涵法律原则指包括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在内的整个法制活动的总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法律准则。它是储存于法律规定中的价值准则，不是法律规定本身，不直接涵摄案件事实，须被法律规定或法条承载。但这种承载并非明白无误地直接宣示。直接宣示只是部份法律原则的确定方式，但多数法律原则必须从法律规定中借助整体类推或回归立法理由的办法推求出来。那些贯穿于某一类法中的最高层次的共同性价值准则，可称为该类法律的基本原则。具体到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整个合同法制度和规范中的价值准则，是合同法的主旨和基本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制定、解释、执行和研究合同法的出发点。（二）合同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合同法基本原则既然是合同法的最高层次的价值准则，就应该能与整个合同法的内容和功能结合起来，既要适用于整个合同法规范，又能体现出合同法的基本价值；既不能将其他法律、特别是其上位法民法的基本原则当作合同法的基本原则，那样便体现不出其特殊性，同时，也不能将适用于某一合同制度的具体法律原则作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如此便丧失了其价值承载功能。为此，我认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应为合同自由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鼓励交易原则。1、合同自由也称契约自由，其作为一种思想早在罗马法时期就已经产生了。《法学阶梯》中有关诺成契约的规定已经基本包含了现代合同自由的思想。但其还只是一种思想，并且只反映在诺成契约一种形式中，并未形成罗马契约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 从15世纪开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形成，个人逐渐从封建的、地域的、专制的直接羁绊下解脱出来而成为自由、平等的商品生产者，从而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合同自由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同时特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背景为合同自由原则在十九世纪的确立提供了条件，这时，合同自由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才被各国法律陆续确立下来。从该原则产生的历史来看，合同自由原则是商品经济及至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市场主体之间的经济活动越频繁，整个市场经济就越繁荣。而市场主体之间的经济活动，实质上是一个接一个的合同的产生、履行、消灭的过程，市场主体间的交易就是一个个的合同连接。故合同法在英美法上又被称为交易法。交易自由必然要求合同自由。2、诚实信用原则最早也是起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中就有“善意”的概念，规定了“诚信契约”，根据“诚信契约”债务人不仅要承担契约规定的义务，而且要承担诚实善意的补充义务。诚实信用原则本为民法的基本原则，之所以将其确立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乃在于：（1）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最集中的体现是在合同法中，从合同的订立、成立、履行、履行完毕后的义务，到违约责任的承担，皆有诚实信用原则的体现；（2）合同法对诚实信用原则有进一步的要求和内涵。（3）许多合同法上的制度是据该原则创造出来的，例如，合同当事人各方的协力义务，相互保护对方利益的义务，提供信息和呈示帐目的义务，情势变更，权利滥用规制，后合同义务等。随着社会的发展，可能还会衍生出其他制度。3、合同法以调整交易关系为对象，各种交易关系都要表现为合同关系并借助合同法律规范进行调整，合同法规则就是规范交易过程并维护交易秩序的基本规则。鼓励交易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合同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鼓励交易应是其根本目标，应成为其根本原则之一。
“民法”一词源于罗马法中的市民法（jus civile）。罗马法中有市民法、万民法（jus gentium）与自然法（jus naturale）之区分。市民法调整具有罗马市民资格者的各种法律关系，万民法调整罗马市民与异邦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自公元3世纪起，市民法与万民法的对立逐渐淡化。罗马法中完备的平权主体法律规范，经过罗马法复兴运动复苏。在欧洲法典化运动中，先后产生了《法国民法典》（又名拿破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两部具有划时代意义法典。在对《法国民法典》的引进中，日本学者津田真道错误地将“市民法”一词翻译为「民法」。清末变法，由中国学者直接抄自日本，译作今称。但也有学者认为，民法一词并非来自日本，而是中国自己创造的，在中国古代典籍《尚书》中就已有“民法”一词。《尚书·孔氏传》：“咎单，臣名，主土地之官，做明居民法一篇亡”中的“民法”一词被有些学者认为是我国民法的起源（实际上，中国真正开始出现成文的民法法典，是在1929年五月，由当时的国民政府颁布）。近代以后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中使用的民法一词，如法语中的droit civil，德语中的Bürgerliches Recht，荷兰语中的Burgerlyk Regt等都由市民法转译而来。而民法依法源不同，分为直接与间接法源。在台湾地区，民法第一条便规定：「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即是对民法的法源规范。当中的法律、习惯、法理即为直接法源，此外尚有所谓的间接法源，指学说与判例而言。现今大陆法系民法在内容分为物权法、债法、亲属法、继承法等等。英美法系民法在内容上包括契约法、财产法、家庭法、侵权行为法、信托法等等。普遍认为，知识产权法、商法也属于民法范畴。关於如何规律司法上的关系，立法上有采「民商分立」制度，即除规律个人关系的民法法典外，另立规律商事交易的「商法法典」。如德国、法国、二战前的日本，在中国，自二十世纪初国民政府立法之际，决定仿照瑞士「民商合一」制度，即於民法法典外，不另立商法法典。现今中国广义的民法，除民法法典外，另外还有其他関於私法事项的法律，称为特别民法。除公司法等商法外，另外尚包括合同法、侵权行为法、知识产权法、婚姻法、继承法等。狭义的民法仅指调整一定范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止於成文的民法法典。不包括婚姻法和属于传统商法内容的法律、法规。民法典是按一定的体例、系统地将民法的各项制度编纂在一起的立法文件。新中国自建国以来，尚未颁行一部系统完整的民法典。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完善民事立法，民事活动急需要规定一些基本行为准则，在这种条件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於1986年制定并颁布了一部《民法通则》。从中国民法通则的内容来看，尽管其条款较之于各国民法典的条文要简略得多，但是民法通则基本上概括了商品经济活动的一般行为准则，它不仅包括了一些民法总则的规范，而且也包括了民法分则的部分内容。由於近代市民社会是以平等契约为基础，而与封建社会的阶级身分关系为基础者大为不同，因此司法上乃以「自由平等」为理念，基於此一理念演变成三大原则：契约自由原则、过失责任原则、所有权绝对原则 契约自由原则（freedom of contract）主条目：契约自由原则它是近代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近代意义上的“契约自由原则”，可以追溯到1804年颁布的《法国民法典》。其意义为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应根据契约当事人的自由意思决定，而不得受到国家的干涉。契约自由原则的内容包括：是否缔结契约的自由（缔约的自由），与谁缔结契约的自由（对象选择的自由），订立什么内容的契约的自由（内容的自由），以何种方式订立契约的自由（方式的自由）。又不仅契约如此，即使单独行为，如遗嘱，亦是如此。因而此一原则遂发展为「私法自治」原则。过失责任原则主条目：过失责任原则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若非出自故意或过失，纵使有损害他人，亦不负赔偿责任。换言之，即唯有对自己故意或过失行为，始负赔偿责任。至於对他人之侵权行为，则绝对不负责任。故亦称「自己责任」原则。
从民法的基本原则来认识公法与私法的划分 关键词] 公法;私法;法律规范体系 [摘要] 很长一段时间来,我国法学界不承认在我国法律规范体系中有公法和私法的划分,过多 强调民事关系的国家意志性,忽视对公民和法人意志的尊重。近年来,随着我国法制的不断健全完善,我 们不得不修正原有的观点,承认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本文主要从民法的平等、自愿、公平等基本原则的角 度来讨论公法与私法的划分。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与经济高度一体化格局开始分解,民事方面和商事方面的立法 逐渐增多,我国法学理论中的否认公法与私法划分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和要求。我国的 法学家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和修正原有的观点,接受公法与私法相对独立的事实以及私法优先的观点。 一般认为,公法主要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由此而形成的权利称为公权。公法通常包括宪法、 行政法、诉讼法、刑法、税收法和军事法等。私法主要调整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由此而形成的权利称为 私权。私法通常特指民法。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立法中明文规定“公法”或“私法”概念。最早提出公法与 私法的划分是古罗马的法学家马尔比安。他认为,有关罗马国家的法为公法;有关罗马人的法为私法[1]。 而最初的划分意义只在于使研习法律的人们便于认识法律、了解法律规范体系,后来法学家们认识到, 更重要的是这种划分有利于研究法律的价值导向。由于《罗马法》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商品经济的法律 ——《拿破仑法典》的基础,因而,它的很多原理又为后世的许多民法系国家所普遍效法。 为什么从罗马法学家开始,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学家们都十分推崇公法与私法的划分?笔 者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为了防止体现每一个法律部门的固有本质或它的相对独立性“异化”;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体现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公权关系的法律对体现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私权关系的法 律侵扰,以便建立起泾渭分明的部门法体系。那么,为什么公有制国家建立后,要极力摒弃公法与私法的 划分呢?究其原因,正像列宁所说是为了扩大国家干预私权关系的范围,包括国家拥有废除私人合同的 权力,以便形成苏维埃国家赖以存在的公有制基础。从客观上看,列宁不承认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与布尔 什维克党消灭私有制,实行土地、银行、矿产、运输等企业逐渐国有化的纲领和实践是一致的。因为不这 样,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难以在没有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萌芽的空地上建立起来。而我国法学理论在相当 长时期内也否认公法与私法的划分,这与两个原因不可分:其一,马列主义经典之理论对我国约束太深; 其二,列宁的这一理论恰恰符合我国长期以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需要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全面 干预的法律要求。其实,恩格斯早就有公法与私法的观点,在论述法律产生时就指出:“在社会发展某个 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 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 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2]这一体现历史和逻辑统一 的论述,不仅充分说明了在法律的进程中私法先于公法,更蕴含着一个深刻的观点,即公法、公共权力是 为私法而设立的。而我们过去却恰恰忽略了这一论述对法律分类的意义。 在现代法律体系中,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现代法秩序的基础,是建立法治国家的前提,在现代国家 一切法律规范,无不属于公法或私法的一方,而且因其所属不同而各有不同的效果。如何确立公法和私 法的划分标准,大致有三种学说,其一为利益说,即以规定国家利益者为公法,以规定私人利益者为私 法;其二为意思说,即规定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力服从关系的意思为公法,规定有关公民相互间平等关 系的意思为私法(这也是以法律关系的内容和性质为区分标准的法律关系说);其三为主体说,即公法主 体至少有一方为国家或国家授予公权者,私法主体法律地位平等。其中第三种学说为法学家们普遍认 同。要正确认识公法和私法的划分,笔者认为还得从民法的有关基本原则上加以考证。 一、民事主体地位平等原则。平等是一个具有多种不同含义的概念。我们在此讨论的是私法主体所 涉及的法律地位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3条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平 等原则是指民事主体享有独立的法律人格,能够独立地表达自己的意志。作为民事主体当事人,是财产 在静态中的所有者,在动态中的交换者,而不是国家行政管理关系中的上级下级。即使是国家作为民事 主体,也必须受民事规范的约束,与其他民事主体保持平等地位。民事主体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在受到侵 害时,平等地位受到法律保护。自然人生而平等;法人不论行业、性质、财产状况,人格也一律平等(法人 的人格平等是法人地位平等的依据)。从平等原则中就能让我们领悟到,私法的法律关系是法律地位平 等的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它与公法的法律关系即国家凭藉公共权力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关系是截然不 同的。 不过,民事主体在人格上的平等,不等于在实际的民事法律关系中,每个当事人所享有的具体民事 权利和民事义务都是一样的。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各个当事人根据法律和自身的意志享有不同有 权利,承担不同的义务,尤其是对法人而言,在权利的享有和义务的承担上,还要受法人本身性质、法律 和行政命令以及法人的目的范围等限制。 二、自愿原则。《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它是指民事主体在从民事活动 时,应当充分表达自己的真实意志,根据自己的意愿设立、变更和终止某种民事关系。该原则的确立就是 要赋予民事主体在法定范围内享有广泛的行为自由,实际上也是私法所奉行的意思自治原则的充分体 现。通过对传统法学理论的学习和认识,可以概括出意思自治在三个层面上的内涵:第一,从法哲学和 法律社会学的角度看[3],意思自治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哲学思潮的直接产物,这大致可定义为,每个社 会成员依自己的理性判断,管理自己的事务,自主地选择,自主地参与。黑格尔曾在《权利哲学》里指出, 国家应当赋予其公民以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的同时给予个人以自由缔结契约的权利[4]。第二,从公法与 私法划分角度来看,意思自治是私法自治,其基本含义是私法主体有权自主实施私法行为,他人不得非 法干预;私法主体仅对基于自由表达的真实意思而实施的私法行为负责;在不违反强行法的前提下,私 法主体自愿达到的协议优先于私法的适用,即私人间协议中变通私法。意思自治是罗马法时期公法与私 法划分理论的直接产物,它以承认民法是私法为理论前提,成为民法的精髓。随着现代民法的发展,私法 自治分演为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过失责任三大民法基本原则。第三,从冲突法角度来看[5],意思自治 是指为当事人协商选择处理纠纷所适用的准据法的权利。意思自治原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商品经 济的客观要求在民法上的必然反映,由于该原则恰恰符合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个人本位和自由主义 的思想,所以被《拿破仑法典》以来的近现代民法始终奉为一项神圣的法律准则。但随着现代国家干预主 义的兴起,哲学上个人主义和经济上自由主义的衰落,也必然导致意思自治原则的削弱。从本世纪开始, 民法上的契约自由原则受到冲击,民事主体之间的交易自由不得与公共利益、道德规范和占支配地位的 公共政策相矛盾、相抵触,许多国家的法律对以损害或侵扰社会其他成员的方式使用私人财产的行为作 出较为严厉的处罚规定,按照被其他商人或整个社会认为是完全不公正的惯例而进行的商业活动则受 到法律的限制。这样,就使得意思自治原则因注入新的内容而所改变。 三、公平、等价有偿原则。法律的一个理念是追求正义的实现。正义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平等等价 值内涵,是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私法自然也将公平和正义作为其最终的理想。 《民法通则》第4条还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公平原则是道德规范的法律化。该原则要求民 事主体应以公平的观念从事民事活动,正当地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在民事活动中兼顾他人利益和社会 公共利益,同时,司法机关在处理民事纠纷时,应根据公平原则,使案件的处理既符合法律又公平合理。 公平正义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但就从事民事活动的主体来说,公平正义理念的要求体现在:第 一,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必须为其每个成员的自由发展提供公平平等的机会,为其每个成员利益的获取 和合理分配提供手段及程序规则,并且在利益分配和公平的实现出现不均衡时能够予以有效补正及救 济;第二,社会关系主体即社会成员的交易活动应当遵循普遍公认的行为准则,主体实现经济目的的手 段应当是正当的、合理的,必须充分考虑社会利益并且自觉接受社会义务的约束。 根据《民法通则》第4条的规定,民事活动还应当遵循等价有偿的原则。该原则在要求民事主体在从 事移转财产等民事活动中要实行等价交换。任何一方不得无偿占有、剥夺他方的财产和侵害他方的权 益,如果构成对他方的损害,应负损害赔偿的责任。笔者认为,该原则已涉及到交换对等之平等领域的有 关问题。例如在交换的交易中,人的正义感在某些情形下要求在允诺与对应允诺之间、在履行与对应履 行之间达到某种程度的平等。一般说来,合同当事人是通过行使其私人自治权来确定他们各自履行行为 的价值的,这与公法通过行使国家权力来确定公民行为价值是显然不同的。 虽然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以其不同的性质、内容来进行的,但从以上所讨论到的民法有关原则上考 证,法律确实有公与私之分。不能把公法领域的强制性原则适用于平等、自愿、互利的私法领域,换言之, 要收缩行政权力在私人或民间领域不适当的延伸和干预。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强调公法与私法的分 离,有利于明确私人的独立地位,私人权利义务的协商性以及民事权利不可侵犯性,尊重公民和法人在 民事交往中的意志;也有利于树立私法是公法及整个法治的法律基础的观念。 [参考文献 ] [1] 潘念之.法学总论——国外法学知识译外[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2.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8卷[C].第538-539页. [3] 姚辉.民法的精神[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6. [4] 〔德〕黑格尔.权利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5] 江平,张礼洪.市场与意思自治[J].载法学研究,1993,(6)
对大学生党员在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心得体会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关系到她的生命力所在，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执政能力的提高。而党的先进性要具体地体现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的普通党员的所作所为与具体言行之中。对于每位共产党员来说，应当怎样通过学习和实践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和提高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做出应有的贡献。作为在党和人民的多年培育下掌握了较多的科学文化知识的一名青年学生党员，应该怎样更加积极地对保持和提高共产党员先进性这一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进行深入地思考。通过暑假这一阶段对《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和胡锦涛同志今年1月14日讲话精神的学习，我认为青年大学生党员在这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应该关注并弄清以下三个关系：1． 先进、落后与平凡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不仅要由各级党组织来体现，而且要由每位共产党员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来体现。思想上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努力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成为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和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并在行动和各项工作之中切实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就是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基本要求。践行之就是先进的，反之就是落后的。一般而言，青年学生通常对未来充满着憧憬和希望，但这些希望不见得就一定切合实际，甚至有可能对什么是先进、什么是平凡和什么是落后认识不清，产生模糊认识。平凡并不等于落后。无数先进的、有觉悟的共产党员大都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工作着与奉献着。而造势做作，经常发出惊人之语，不见得就是“先进”。2．共产党员先进性与党的先进性的关系共产党员和党之间是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党作为一个整体必然具有个体所没有的属性和功能。党的理论、路线、纲领，党的组织结构、党的制度和普通党员等等，都是构成党的先进性的要素。而党员的先进性则主要由党员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来体现。党的先进性不仅必然要求党员具有先进性，而且党的先进性必须通过党员的先进性体现出来，才能被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人民群众是最讲究实际的。他们看一个党是否先进，不只是要看这个党的理论、纲领和路线，更重要的是要看这个党的党员的具体言行，要看这些言行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党员先进性是党的先进性的重要载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是实现党的先进性的必要途径。我们这些学生党员一定要认真学习科学文化，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用党章规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原则来严格要求自己，在学习中不断保持和经常提高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做出自己的应有贡献。3．科学先进性与人文先进性的关系这里涉及的是一个与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之间是何种关系相近似的命题，就是党的科学先进性和人文先进性之间的关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本身就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高度概括和统一：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然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大发扬；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理所当然体现了是科学的人文关怀精神。由此我想到科大的校训：“勤奋学习，红专并进，理实交融”，同样是对我们青年学生把科学先进性和人文先进性高度统一起来的殷切期望。我认为做一个适应时代潮流、具备现代人格的青年学子，就应把科学的先进性和人文的先进性高度统一和结合起来，而大学生党员更要是把科学先进性和人文先进性高度结合和统一起来的先锋与表率。唯有这样，才能真正保持和提高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嗯，制度治党的重要意义论文，因为党是需要我们共同来呵护的，只有维护好的制度才是可以越来越好。
党必须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一、认真领会内涵，牢固树立以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统揽基层党建工作的理念对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理解，至少应从三个方面进行思考。一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各种经济主体、社会管理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大量的“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而且随着建设服务型政府和基层民主自治实践的不断推进，基层党组织不再像过去那样直接行使行政权力和资源调配权力，权力影响相对弱化，再使用权力手段，既没有足够的条件，也不适应新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基层同志也深刻地体会到“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在陈旧的思想观念支配下搞的一些工作和活动，与党员、群众的实际需求不对路。二是从基层党组织的职责来讲，基层党组织处于改革发展稳定的第一线，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其主要任务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更好地为群众服务，这既是党的宗旨的体现，也是加强党的执政基础的需要。三是服务型党组织的构成要素，除了“服务”二字，还有一个“型”字，就是要以服务为核心形成系统、稳定、长效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当前，基层党建工作中普遍存在载体过多、提法较散，有些做法难以坚持下去。因此，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加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举措，也是适应发展形势和群众需求的必然要求，必须要牢固树立以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统揽基层党建工作的理念，使服务成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鲜明主题。二、坚持问题导向，找准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突破口基层党建工作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一个关键核心就是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工作，必须要突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这个主体，必须要把基层党建工作与改革发展稳定，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群众需求结合起来。怎么结合，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从经济发展、社会管理、民生改善中的问题及群众诉求中，反思倒推基层党组织应该有哪些服务职能，怎样履行服务职能、发挥作用。比如：在农村土地经营管理制度改革工作中，就要从土地确权矛盾纠纷多、农民与新型经营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农民务工和创业组织化程度低、农村留守老人妇女儿童缺乏关爱等问题中，反思基层党组织应该承担哪些责任，应该做什么、怎么做；从征地拆迁等容易引发突出矛盾和群体性上访及群众来信来访比较集中的案件中，反思党组织在说服教育群众、疏导群众情绪、排查化解矛盾等方面是否做到位，应该建立怎样的应对机制；从一些群众中反映的基层干部和执法、服务窗口部门服务意识淡薄、作风漂浮，村（居）务不公开，反思党组织怎么去规范干部行为，需要为群众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机制；从一些非公企业职工工作不稳定、“雇佣”思想严重等问题中，反思党组织怎么去沟通协调好业主与党员和职工的关系，怎么促成企业发展与企业党建同步推进、怎么促成企业与职工共同发展的机制，等等。问题找准了，才能牵住“牛鼻子”，找到突破口。三、坚持务实创新，用项目化操作方式推动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工作既要务实又要创新，二者必须兼得而且重在务实、贵在创新。务实就是要做一些实在、具体、可操作性强、有效益的事；创新就是要打破一些基层党组织、重工作任务轻人性化关怀，对下级党组织和党员要求尽义务多、保障权力少、服务少等定势思维，推动基层党组织的组织方式、领导方式、工作方式、工作内容向服务转型。实践证明，实行项目化操作是体现务实创新，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有效载体和途径，但在实施中要注重方式、方法。一是要区分基层党建项目与经济工作的不同点。经济工作项目更多侧重于“硬件”投入和建设，基层党建项目进行“硬件”建设也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探索出项目怎么组织、怎么运行、怎么管理的制度机制，通过项目建设起到强化组织、带动队伍的作用，也就是要拿出“硬件”背后的“软件”，把结果落脚到提升党组织和党员的服务能力和水平上来。二是要着眼于提升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服务能力选项目。要紧扣强化党组织服务能力、服务实力选项目做方案，力求做到上一个项目解决一个或几个实际问题，做几件让党员、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好事，形成一套简便易行、有效管用的方式、方法，带动一批服务组织和服务队伍，搭建一个能让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平台，培树一批先进典型和典型事例，最终强化一项或几项党组织服务功能。三是要注重设计好操作程序和配套制度建设。项目定下来，要围绕强化服务功能这个目标设计好清晰的路线图和流程图。要把开展试点工作的有利条件、所具备的资源和存在的问题想清楚，人、财、物怎么匹配要考虑好，方法、步骤、时限、要求、责任要安排好，配合操作程序需要制定哪些制度要谋划好，不能笼而统之、图热闹、赶形式。积极发动和组织有关单位、各类组织和党员、群众参与。强化服务功能，仅靠基层党组织和几个基层干部是干不好的。要善于借助联系领导、联系部门、辖区单位和各类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的力量共同推动。
1.依据性
论文选题应该有其背景支撑、理论支撑，一方面题目更贴近当下研究实际，另一方面有不少前人研究成果可以借鉴，文献综述的梳理也可以事半功倍。
2.意义性
论文的选题一定要具有实践意义和学术意义，即研究成果对于实际生活和学术研究有意义。例如，“为什么xxx不用微信治国”这个题目即使研究出来也毫无价值，但是“微信的国际化推广问题与对策研究”就可以研究微信的运作模式与国外传统和同质产品有何不同，以便更好指导国内社交软件国际化。
3.创新性
许多同学为了确保所做研究资料“充足”，往往选择已经研究颇深的“老话题”，这种选题往往已经被研究透彻，仅仅是更换一些数据可能做出来的成果也毫无意义。只有聚焦新热点，找到新方向，才能有新成果，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才是真正开创性的研究。
4.落地性
选题创新不是完全天马行空，许多同学在选题时过分追求新颖，忽略了实验的可操作性或者数据的可获取性，导致选题悬于上空。例如，“新冠对国际学生网购(防护用品)的影响研究”首先，国际学生是一个很大的群体，无法精准定位，其次如果不是留学生，很难有如此庞大的国际学生圈，很难通过调查获取准确数据。相比较而言，研究国内学生的网购行为更为靠谱。
5.聚焦性
本科生的能力有限，选题建议不要过大，尽量聚焦到一个很小的点进行研究。例如，“公司内部控制的问题与创新”对于本科生就过难，一是“公司”不明确，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国企还是私企?二是“问题”范围过大，是内控环境问题还是信息传递问题?相比较而言，“A公司内部控制的信息传递问题与创新研究”就更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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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证自己的论文选题切实可行，且值得做，那么它至少要符合以下四个原则：一、有价值 价值是我们选择一个论文题目的首要依据，也是论文指导老师衡量你的论文选题能否通过的一个重要指标。一个有价值的选题能够满足社会需要，对实践起积极的推动作用，或者解决学科中的一些问题，促进学科发展。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短期或是长期，只要我们的论文选题能够实现上述作用，它就是有价值的。要保证论文选题的价值，在定题之前应该查阅相关文献，与指导老师进行充分沟通，切勿将过多的时间与精力浪费在空想这类没有意义的事情上。 二、感兴趣 一个好的选题，至少要对于研究者来说是有趣的。因为兴趣将是支撑你克服苦难险阻，完成研究的最大动力。完成论文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和挫折，因此，必须具有足够的热情和耐心。只有当你对选题感兴趣时，你才会有足够的热情和耐心去坚持研究，并且对研究的过程和结果充满好奇心。强烈的好奇心反过来也会驱使你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反复研究资料，不断验证观点，努力克服研究和写作过程中的重重困难，使论文撰写工作顺利进行。除此之外，论文研究和写作过程中的热情也会体现于论文的字里行间，并感染读者。因此，感兴趣，或者说有趣，是我们论文选题的一个重要标准。三、可操作可操作是指应该根据自己实际具备的条件和经过努力可以具备的条件来选题，以便相关研究能够顺利进行下去。可操作原则一方面要求我们了解自己的能力特长、知识结构、兴趣爱好等；另一方面要求立足于具备的客观条件，如资料、设备、经费和时间等，做到扬长避短，主动创造条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具体来说，选题的可操作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题目不宜过大应该尽量选择小问题，以便深入研究。一般来说，把题目做大不如做小。研究范围缩得越小，就越容易进入正题，思路就越清晰，研究工作就越容易进行。即使选题很小，但只要能挖掘出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或是提出自己独到的观点，有理有据，那么，你的论文就算是成功的。（2）所需资源是可以获得的在论文选题的时候，要考虑到你的研究在现有条件下是否可行，所需的材料是否可以获得。（3）资源和方法是可以驾驭的你计划使用的资源和方法最好属于你的知识范围之内，是你可以理解并能加工、处理的。如果你研究使用的方法或资源是你完全没有接触过的，那么在完成论文之前，你可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学习新的知识，这必然会分散你做毕业论文的精力和时间，甚至可能影响论文的完成进度。四、有创新创新是论文是否值得一做的关键标准之一，也是你选题能力的重要体现，如果你所选的题目具有创新性，能够展示你独到的见解，或者在研究方法上与别人不同，那么，无疑对你的论文有很大的加分作用。你的论文创新至少应该体现在以下某一个方面：（1）理论创新在传统理论知识基础上的提高和发展，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构建新体系。（2）应用创新将已有的理论、方法、原理应用于新的实践领域，解释新问题，揭示新规律，探索理论应用的具体实施策略。（3）方法创新方法上的创新通常是科学新发现的先驱，指使用新的研究方法，或者研究方法体系来研究既有问题或新问题。
论文选题的原则 在日常学习和工作生活中，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接触过论文吧，论文是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你知道论文怎样才能写的好吗？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论文选题的原则，欢迎阅读与收藏。论文选题的原则1 毕业论文选题一般要求满足以下原则： ①开拓性:前人没有专门研究过或虽已研究但尚无理想的结果，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或是学术界有分歧，有必要深入研究探讨的问题； ②先进性:硕士毕业论文要有新的见解，博士毕业论文要做出创造性成果； ③成果的必要性:所选课题应有需要背景，针对实际的和科学发展的需要，即应有实际效益或学术价值； ④成果的可能性:课题的内容要有科学性，难易程度和工作量要适当，充分考虑到在一定时间内获得成果的可能性。 以上要求说明，毕业论文题目不是给定的，而是研究出来的，只有在对所研究领域的过去、现在的研究资料等信息进行全面把握、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才能够确立满足以上“四性”要求的选题，从而为完成高质量的毕业论文奠定坚实的基础。无论是结合导师已有科研任务的选题，还是自选课题，选题之前的“信息积累”与“发现问题”均是研究生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尽管导师已完成了以上过程，但导师并不能替代研究生，这就是研究生学习、研究的独立性要求。 请继续阅读相关推荐： 毕业论文 应届生求职 毕业论文范文查看下载 查看的论文开题报告 查阅参考论文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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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研究生论文篇2 浅析刑法理论中的洗钱罪 摘要：洗钱，是在现代经济高速发展，毒品、走私、黑社会等有组织犯罪猖獗泛滥的背景下产生的犯罪行为，其本质是掩饰、隐藏犯罪所得及非法收益。从犯罪构成上讲，洗钱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其主观方面是故意，表现在行为人“明知”其行为是掩饰、隐瞒赃款赃物的性质及其来源，洗钱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侵害的是国家的正常金融管理秩序和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 关键词：洗钱;犯罪构成;洗钱罪;《刑法》第191条 洗钱，是在现代经济高速发展，毒品、走私、黑社会等有组织犯罪猖獗泛滥的背景下产生的犯罪行为，其本质是掩饰、隐藏犯罪所得及非法收益。它不仅破坏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环境，损害金融机构的声誉，威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而且洗钱活动与贩毒、走私、恐怖活动，极大地助长了这些严重犯罪行为，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经济安全乃至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安全都构成严重威胁。近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洗钱犯罪在我国也日趋猖獗，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安全、社会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然而，由于我国对洗钱罪及其法理的研究起步较晚，不管是学界还是司法实务界，对洗钱罪的研究和认知都有待进一步深化。为此，本文拟就我国刑法理论中洗钱罪的相关理论及认定问题作粗浅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前辈。 一、洗钱及反洗钱 现代意义上的洗钱行为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黑帮犯罪集团[1]3。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司法官员查处“水门丑闻”案中，“洗钱”这一概念才第一次被作为正式法律术语来使用，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毒品交易的蔓延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2]5。第一个把洗钱行为规定为犯罪的国家是意大利，该国于1978年3月21日颁布法令，在刑法第648条第2款中增设了洗钱这一犯罪行为，只不过当时的洗钱罪仅针对武装抢劫罪、勒索罪和劫持人质罪这三类上游犯罪[3]。 后来，随着毒品、走私、贪污贿赂等犯罪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泛滥成灾，国际社会认识到打击这些犯罪及后续犯罪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于是洗钱罪陆续出现在各大国际性法律文件之中。从《巴塞尔原则声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条约中我们可以看到，洗钱犯罪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惩治洗钱犯罪也成了各国刑事司法协作的共同目标。除了国际性法律文件以外，国际社会还设立了一个专注于打击洗钱和恐怖融资犯罪的永久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该组织在打击洗钱犯罪方面取得的最为突出的成绩就是发布了《反洗钱40项建议》。2013年5月13日，中国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六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标志着我国已经从国家战略层面开展反洗钱工作。 二、洗钱罪的构成要件 在我国，洗钱罪是指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与性质，将其转换为其他类型的资金形式，协助资金转移，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将其收益合法化的行为。洗钱罪本质上不同于传统的犯罪，其犯罪手段众多，没有典型的受害人，犯罪构成较为复杂。洗钱罪罪名的成立不一定要有相应的危害结果，而只要实施的行为特征符合其构成要件，就可定罪处罚。因此，洗钱罪是行为犯。根据犯罪构成理论，洗钱罪的构成要件如下。 (一)犯罪主体 根据2011年《刑法修正案(六)》的规定，洗钱罪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自然人是指年满16周岁并且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法人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以及团体。所以说，该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这里重点讨论的是，洗钱罪上游犯罪的实行犯或其共犯(即上游犯罪的本犯)实施洗钱的行为(即“自洗钱”)能否定罪、能否实施数罪并罚的问题。在传统刑法理论中，洗钱罪上游犯罪的本犯不应再判罚洗钱罪，理由是：上游犯罪本犯的洗钱行为是对其犯罪行为的后续，这种事后行为不具备可罚性，其先行实施的上游犯罪行为吸收了后续的洗钱行为，因而只能按照先行的犯罪定罪处罚[3]。而且，从法律解释的角度去看，刑法第191条规定的“明知”也只能是针对本犯以外的其他犯罪人而言的。 另外，张明楷教授认为：“否认上游犯罪者可以成为洗钱罪的行为主体，并不是因为洗钱行为是不可罚的事后行为，而是因为否定说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从立法论上来说，将自洗钱规定为洗钱罪或许更合适，但在解释论上，只能在刑法条文规定的范围内确定行为主体范围。刑法第191条的规定明显采取了否定说。”[4]700因此，我国有学者提出把洗钱罪的主体进行扩大，将其上游犯罪中的本犯也纳入进来，这种做法适应立法的趋势，反映了与洗钱行为做斗争的必要性。至于扩充洗钱罪犯罪主体的理由，则各种各样。有的学者认为，传统的刑法理论已经过时，理论应是对实践的概括与升华，而不是实践的羁绊和束缚。有的学者认为，将自洗钱行为规定为犯罪，实行数罪并罚，并不当然违反“不可罚的事后行为”理论。 因为“不可罚的事后行为”并不是理论上说的“不可罚”，而是“共罚的事后行为”。现代洗钱行为已呈专业化、规模化态势，因此，洗钱罪作为独立的犯罪，而不再依附于其上游犯罪而存在。因而，我国应真正从价值层面上将洗钱罪从传统赃物罪中分离出来。换言之，上游犯罪的本犯实施洗钱行为之所以不构成不可罚的事后行为，是因为洗钱行为不同于赃物罪中的行为，它对金融管理秩序的危害，是不能评价于其上游犯罪之中的，它必将不可避免地侵害“新的法益”[5]。因此，上游犯罪本犯的洗钱行为是可以处罚的[6]。 也有学者认为，自洗钱可以单独成罪，理由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第一，洗钱罪与传统赃物罪相比，具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它除了给司法机关造成阻碍，还对国家金融和市场经济秩序造成影响，从罪刑均衡原则考虑，本犯犯洗钱罪应当与上游犯罪数罪并罚。第二，洗钱罪的行为方式不同于传统的赃物罪，已经是独立于上游犯罪的另外一个完全独立的犯罪过程。第三，其侵犯的法益不同于其他犯罪侵犯的法益。第四，对本犯可以单独定罪，有利于我国行使司法管辖权，这是因为洗钱犯罪往往都是跨国性的，试想如果犯罪分子是在国外实施上游犯罪行为，而在我国实施洗钱犯罪的，那么因为我国否认本犯可以单独处罚，而对发生在国外的上游犯罪又缺乏管辖依据，这就使我国的司法管辖权处在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1]101。根据上述不同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上游犯罪的本犯可以单独成立洗钱罪，理由是：现代洗钱犯罪因其巨大的社会危害性，已然独立成罪，我们不能将目光局限于“本犯”的危害上，而应将其与传统赃物罪剥离开来;因为洗钱罪独特的行为方式，导致了本犯在实施洗钱行为时侵犯了新的法益，从而不构成不可罚的事后行为。 (二)犯罪主观方面 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表现在行为人必须“明知”其行为是掩饰、隐瞒赃款赃物的性质及其来源，“明知”的对象是其上游犯罪所产生的收益。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将其收益当作合法财产，只是客观上实施了隐匿等行为，那就不能认定为洗钱罪。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第一，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那么包不包含间接故意?故意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行为人以直接故意的主观心态实施洗钱行为成立洗钱罪自然不在话下，关键是间接故意能否成立洗钱犯罪。对于这一问题，意见分歧就在于如何理解《刑法》第191条中所规定的“掩饰、隐瞒”的含义。 一种观点认为，为“掩饰、隐瞒”而实施洗钱的行为，就表明行为人主观上存在犯罪目的，在我国《刑法》条文中已经排除了本罪可由间接故意构成，所以洗钱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另一种观点认为，间接故意也可以构成洗钱罪，其理由是：“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是构成要件的基本内容，是洗钱行为的基本特征，而不是关于犯罪目的的规定，亦即行为人实施洗钱行为时，认识到其隐匿等行为的客体是洗钱罪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4]702。因此，洗钱罪不能作为目的犯，其罪过自然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 第二，明知的对象是什么?上文已经提及，行为人“明知”的对象是法条规定的七种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但学界对于“七种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理解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即“具体的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说”和“概括的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说”。“具体的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说”是指，行为人要“明确知道”是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才能构成洗钱罪中的“明知”。而“概括的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说”是指，行为人对属于七类犯罪的所得及其收益具有概括性认识即可，无须知道是具体哪一个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就可成立“明知”。笔者赞同“概括的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说”，因为“具体的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说”过于机械地理解了《刑法》条文，而不利于司法实践对“明知”的认定，它还违背了刑法关于主观认识错误的理论。 (三)犯罪客体 “一般认为，洗钱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的正常金融管理秩序和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7]349所以，学界通常认为，洗钱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不过，有学者提出要对这种复杂客体进行分类[8]。这种观点与立法机关对于洗钱罪立法宗旨的理解似乎达成某种契合。笔者认为，从法律解释的角度来看，通说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如果从犯罪的本质属性和立法活动的逻辑周延性角度出发，恐怕就不一定说得通了。其实，这里涉及的主要是洗钱罪在刑法典中的位置问题。我国现行刑法未将洗钱罪归入妨害司法罪，是应该进行考量的。笔者认为，洗钱罪应该归入妨害司法罪一节中，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第一，洗钱罪更加符合妨害司法罪特征;第二，洗钱罪归入妨害司法罪更符合立法逻辑的周延性。 三、洗钱罪的认定 (一)罪与非罪的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明知”是一个关系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关键问题。对此，上文已经提到，这里不再过多阐述。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有学者提出，尽管《解释》解决了“明知”客观推定的程序性技术难题，但与美国刑事立法对于“明知”的规定仍然存在差距，我国洗钱罪的主观范围仍然存在实体面过窄的问题[9]。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毕竟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明知”的认定问题一直都是一个难题。 (二)对本罪以及上游犯罪中共同犯罪的认定 区别洗钱罪与上游犯罪构成共犯的分界线，主要看行为人与七种上游犯罪的犯罪分子事前有无通谋：如果行为人事前通谋，事后再次实施洗钱行为，则应构成共同犯罪;行为人事前如果没有通谋，只是实施了洗钱行为，则应只构成洗钱罪。 (三)此罪与彼罪的认定 这里要对《刑法》第191条、第312条、第349条的互相认定问题进行讨论。上文已经提到，我国赃物罪与洗钱罪已经越来越趋同，其最主要的区别就是上游犯罪的不同。而洗钱罪与窝藏毒赃罪的界限，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上游犯罪不同，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由7类犯罪构成，而窝藏毒赃罪只能由毒品犯罪构成。(2)客观行为不同，洗钱罪是掩饰、隐瞒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的行为，就是将赃物合法化;而窝藏毒赃罪是转移、窝藏、隐瞒毒品犯罪所得的财物，财物的非法性质没有改变。(3)主体不同，洗钱罪主体为一般主体;而窝藏毒赃罪的主体只是个人。 参考文献： [1]何萍.洗钱与反洗钱动态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2]何萍.中国洗钱犯罪的立法和司法——兼与欧盟反洗钱制度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钊作俊.洗钱犯罪研究[J].法律科学，1997(5). [4]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5]马克昌.完善我国关于洗钱罪的刑事立法——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依据[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7(6). [6]赵军.论洗钱罪上游犯罪的相关问题——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相协调[J].法学评论，2004(4). [7]马克昌.经济犯罪新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8]陈明华.洗钱罪的认定及处罚[J].法律科学，1997(6). [9]李云飞.中美洗钱罪主观要素界定的比较[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猜你喜欢： 1. 有关刑法研究生毕业论文 2. 刑法论文 3. 浅谈刑法学硕士毕业论文 4. 刑法硕士毕业论文 5. 刑法硕士论文
刑法有广义与狭义刑法之分。广义刑法是一切刑事法律规范的总称，狭义刑法仅指刑法典，在我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刑法的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刑法的论文篇1 浅析刑法中正当化行为初 刑法中正当化行为，一直都是一个歧义众多的法律术语，一如“一张普罗透斯似的面孔，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 逻辑学认为，要想深化研究某一理论，明确基本概念必不可少。所以，面对这个有着众多歧义，且至今还未形成统一的刑法概念——“正当化行为”，首先要做的，便是厘清其内涵外延，明确其类型划分，而这无疑对“深化刑法理论研究，完善正当化行为的刑事立法，推动正当化行为的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 1 正当化行为的理论界定 一般认为，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体系中，对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正当化的行为，统称为违法阻却(性)事由，但日本有学者称其为“正当化事由”，或注括号“阻却违法事由”;德国有“阻却违法性”和“合法化事由”等词语;意大利多用“正当化原因”一词;俄罗斯以“排除行为有罪性质的情节”来予以表述。而“合法抗辩事由”则是其在英美双阶层刑法理论体系中的指称。我国大陆对于正当化行为的称谓就更多了，学者们对此莫衷一是。 在诸多称谓中，最具典型的便是以下五种：违法阻却事由、合法抗辩事由、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犯罪构成的非犯罪化、正当化事由。 2 两种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的正当化行为 要在众多称谓中厘清正当化行为的确切内涵，我认为，首先至少必须要研究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并进行概念对比。 两种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宏观说明 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是“构成要件该当性(核心)、(事实的评价)—违法性(法律的评价)—有责性(责任的评价)”这样的三阶层评价系统。它将一个整体的行为，以不同的意义划分为不同的犯罪成立要件。而我国大陆地区的犯罪构成系统则是犯罪构成四要件，即“犯罪主体要件、犯罪主观要件、犯罪客观要件、犯罪客体要件”。四要件以“社会危害性为内容出发点，以要件齐合填充为构造形式”，意图从整体上综合宏观的评定犯罪行为。 两种犯罪构成理论在实质内容上的对应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中“构成要件”的要素的种类： 行为主体(只含“自然人与法人”及“特定身份”之内容，无责任能力评价) 行为客体(结果犯/行为犯，“法益”—社会秩序的想象价值) 行为(核心.符合构成要件的犯罪事实，包括行为时间、地点、实施方法或手段) 行为状况(行为时的特别情状) 行为结果 构成要件的故意与过失 对应性： “该当性”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我国大陆地区犯罪构成理论 行为主体特定身份要素——犯罪主体的特殊身份 行为客体——犯罪对象 行为、行为状况、犯罪结果——犯罪客观要件 故意和过失——属于主观要件罪过的内容 “违法性”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我国大陆地区犯罪构成理论 形式的违法性判断中阻却违法事由(消极违法性因素，但在犯罪构成理论本身内进行考察)——排除犯罪性行为(不在犯罪构成理论本身内，但在对行为作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审查时，又必须考虑是否具有这种阻却犯罪性的行为情形) 实质的违法性判断——犯罪客体要件 区别： 大陆法系国家：违法性判断存在着超法规性，即合法化事由的合法存在;实质违法性只是‘yes’ or ‘no’的问题，并无程度上的差别。 我国：罪刑法定要求，排除犯罪性的行为、客观要件都由刑法规定;犯罪客体要件与犯罪概念中的社会危害性紧密相连，它体现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 “有责性”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的“责任”要素包括： 责任能力：行为人的负罪能力(刑事责任年龄以及精神状态) 责任故意：仅为对违法性的认识，不包括对犯罪构成事实的认识 责任过失：判断是否具有阻却主观注意义务的违反性 期待可能性：期待行为人在彼时彼景下作出其他适法情形 对比： 责任能力要素——犯罪主体要件下的责任能力 责任的故意和过失——归于犯罪主观要件的罪过因素中 期待可能性，暂时并无与之相对应的完整部分 3 结语 形式上的侵害性、实质上的正当化、法律后果上的阻却事由，以及不受法律否定评价的性质，正是正当防卫的经典表述。当今世界各国无论法系都对正当防卫进行不懈的研究，正说明了刑法谦益性是现代刑法的大势所趋，刑法体现人权保障是当今刑法的人心所向。所以，为法秩序所容忍、为保护法益所必需、法益衡量的重要标准——即是正当化行为合理存在的依据。正当化行为，既是对不必要的自我牺牲精神的反抗，更是一种公民权利的自我保护手段，我期待在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可以将正当防卫纳入，从而具体贯彻程序高于实体、保护重于打击、预防先于惩罚的现代刑法理念! 刑法的论文篇2 论刑法运行中的重刑思维 犯罪是严重危害社会的病态现象，然而只要人类社会存续，犯罪必然如影随形，“刑期于无刑”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景。基于犯罪所具有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对犯罪行为人处以重刑是一种可以理解的世界性偏好，即使在公认的法治程度高的西方国家，废除死刑的民意调查也是难以得到超过半数的支持，由此可见一斑。具体到我国来讲，重刑思维就不仅仅是偏好，而是一种汹涌澎湃的狂热了，“刑， 从刀 ，井声， 刭也。”刑的本意就是一把刀，用来割人脖子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是镇压犯罪分子嚣张气焰的武器。从古至今，这一思想得到了极好的继承及发扬。然而正是这种可以理解且极具弥散性的重刑思维，深刻影响了我国刑法从器物到制度，到思想的各个方面，其正面效应趋向递减，而日益成为横亘在我国法治建设道路上的重大阻碍。本文拟对我国刑法运行中的重刑思维的渊源、表现、危害性进行分析，提出改善重刑思维可能的努力方向。 一、重刑思维的渊源及传统 夏商周三代是我国刑罚严酷而苛杂的开端，“夏刑三千，周刑二千五百”，“夏刑则大辟二百，髌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殷因于夏，盖有损益。”(《尚书大传》)春秋战国以至秦国的强大到最后统一六国，历经商鞅、慎到、韩非子等人的不断发扬，重刑主义思想达到顶峰。其认为由于人性是趋利避害的，“人君(生)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好恶者，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夫民力尽而爵随之，功立而赏随之，人君能使其民信于此如明日月，则兵无大敌矣。”(《 商君书·错法》)，因此民众是可治理的，治理的工具就是赏和罚，而且在法家的眼中，这两种驱驰民众的方法并非同等重要，罚的力度远远大于赏，即“治国刑多而赏少，乱国赏多而刑少。 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特别在社会动荡不安、利益纷争加剧的时代，刑罚轻缓是无法治理国家的，“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韩非子·显学)而根据社会现实加重刑罚则会收到“ 藉刑以去刑”(《 商君书·开塞》)的目的，即“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故无刑也”(《 商君书·说民》)，“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而且重刑主义被包装为爱民举措，民众畏惧重刑，就不会以身试法，反而对其是一种爱护。 “夫火烈 ，民望而畏之 ，故鲜死焉，水懦弱 ， 民押而玩之 ，则多死焉 ，故宽难”(《左传，昭公二十年》)。其后虽历经汉代学者反思及批判，抛弃绝对追逐重刑的做法，但因这一思想契合封建帝国中央集权的需要而被隐蔽地保留下来，即董仲舒儒法合一，外儒内法的改造方式，剔除了绝对重刑主义过分暴虐残酷的内容，吸纳其对于君主专制集权有益的观念做法。在其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重刑思维的面目虽然大体上趋于温和，但其内核却历经王朝更迭而未曾变异，如同远古的幽灵般一直盘踞在上到执政者，下到普通民众的观念之中。 二、重刑思维的表现形式 1、复仇思想根深蒂固，重刑观念挥之不去 作为一个从封建时代到现代文明社会之间缺乏过渡时期的国家，没有经历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启蒙运动的思想洗礼，旧有观念从未被彻底抛弃，而西方舶来的人道、自由、法治等进步观念未彻底扎根于国人心中，反映在刑法领域，就是复仇思想和重刑观念的根深蒂固。我国自古就有“父之仇， 弗与共戴天; 兄弟之仇，不反兵; 交游之仇，不同国。” (《礼记·曲礼上》)的说法，从官方到民间都对复仇思想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同情及宽容，而这种态度反过来又鼓励着复仇思想和行为的持续存在。在现代社会，追诉犯罪的权力原则性地属于特定的国家机关所有，不允许公民个人进行复仇。但是复仇观念并未因此无用武之地，只是变换了存在并起作用的领域而已，它仍然广泛存在于公共舆论空间。审视来今年来的社会热点，被公众及学界高度关注的刑事案件，除了少数的案件，因为脱离大众朴素正义观而被认为量刑过重以外(许霆案，“天价葡萄案”、“天价手机案”)，其余案件中，公众主导的舆论均一边倒地呈现要求对被告人处以重刑乃至死刑严惩，如张明宝案，药家鑫案，李昌奎案。 2、对立法中新增罪名及加重刑罚的强烈诉求 纵观近期的刑法修正案，对民众意见广泛听取，增设了危险驾驶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组织考试作弊罪、替考罪等一系列罪名，立法的民主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此外，相对于已经被立法机关吸纳而成为刑法条文的建议，因此公众强烈呼吁刑法中增设见危不救罪，许多学者也积极为增设该罪论证。但是将扶危济困的道德义务上升到刑法中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不仅存在是否符合刑法理论自洽性的问题，而且对公民课以过高的义务，过分限制公民行为自由。 三、重刑思维的危害 1、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恶化刑事被告人的处遇。 重刑思维在严惩被告人的同时更加追求“杀一儆百”的威慑效果，相信重刑乃至死刑在整个刑罚体系甚至整个社会治理手段中具有最大的效用，“禁奸止恶，莫若重刑，禁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这种观念与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论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不能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反而出现“失期当斩、举大义亦死”的尴尬局面，逼迫民众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在司法机关的追诉惯性和民众的舆论压力下，刑事案件的被告人的正当权利被忽视和牺牲了。 2、阻碍现代法治的推进，蚕食司法改革的空间。 当代刑事法治建设具有一些普世公认的价值追求或者说评价标准，例如刑罚轻缓化、人道化、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以未决犯不羁押为原则、严格限制死刑乃至最终废除死刑等。虽然各国因为国情不同而对刑事法治存在不同的理解，从而形成形态各异的法治建设道路，但是这些基本原则和方向是毋庸置疑的，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法治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我国传统的有罪推定、重刑思维具有深厚的民众基础，现实的刑法运行过程各方面都或深或浅地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 “我们的极刑主要是针对那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行为，这就是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突出打击重点、少杀慎杀综合起来得出的判决”，但是因为该案被告人李昌奎奸杀少女、摔死男童的恶劣的手段和及严重的犯罪结果，相比药家鑫案有过之而无不及，公众在对比之后自然对李昌奎案的死缓判决表示抗议，终审法院不得不做出“李昌奎案不存在任何黑幕，或法官徇私枉法的问题”、“该案判决结果是经过审判委员会表决的”的声明。此前“为中国死刑判决立下创新型的标杆”的期许也显得过于乐观，这种尴尬结果准确地说并不是该案判决过轻，而是药家鑫案判决过重，在可以判处死缓的时候在强烈的死刑立即执行舆论下对后者作出了妥协，导致此后类似案件只可重不可轻的结果。这种案件恶劣的社会效应及其不利于我国限制死刑、最终废除死刑的目标实现。 3、影响国际刑事司法协作和国家形象 从具体层面来说，我国在重刑思维影响下的刑事立法及司法实践影响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广泛开展，因我国在贪污等犯罪中规定有死刑罪名，依据“死刑犯不引渡”的国际惯例，这些犯罪嫌疑人一旦潜逃境外即难以被遣送回国。我国每年实际执行死刑数一直讳莫如深，不但国际社会无从得知，国内学者对此也有“囿于缺乏司法信息等第一手研究材料而无法做到具体深入和理论联系实际，从而缺乏针对性和说服力”〔2〕的困惑。在经历共九个刑法修正案，特别是刑法修正案八、九大幅度削减死刑罪名的情况下，我国现行刑法存留的46个最高刑保有死刑的罪名中，仍然有很大的削减空间。 四、改善重刑思维的努力方向 1、增加对犯罪的宽容度 犯罪，是孤立的个人挑战社会最极端的方式。它理所当然受到社会中所有良善公民的憎恶，这种憎恶对于威慑犯罪、捕获犯罪人、对受害方给予心灵慰藉都是非常有益的。“人们对犯罪的愤恨影响与引导着社会对犯罪所作的反应，这种愤恨对社会的正义来说是不可缺少的。”〔3〕特别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深厚侠义精神的国家来说，嫉恶如仇、“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都是支撑社会良好运行的动力。如同菲利的犯罪饱和理论，每个社会因其独有的政治、经济形态，必然具有与之相匹配的犯罪数量。如今的人类依旧对犯罪现象深恶痛绝，正是因为人类更加意识到人本身的价值，意识到犯罪并不是个人绝对意志自由选择的结果，意识到最好的社会政策才是最好的犯罪政策，才让我们对于犯罪人给予更多的宽容和谅解，而不是寻求用对其课以超过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的重刑来抗制犯罪。 2、承认刑罚的作用的有限性 与道德、舆论、行政措施等现存的对抗犯罪的方法相比较，刑罚确实是最具强制力且威慑力的措施。一种意识上拟制的愿景。另外，刑法的运行所存在的副作用越来越被认识到，其报应犯罪的同时也刺激犯罪，预防犯罪的同时也滋生犯罪。如耶林所说“刑法如双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因此，在心理上抛弃刑法万能的思想，接受刑罚作用的有限性，宽容不仅是对犯罪行为而言，对刑法本身也需要宽容的保护，它是刑法得以良性运行的必须空间。 3、积极引导民意，创造民意与司法之间相对独立的空间 民意与司法是一个亘古常新的话题，尤其在刑法领域，民意与刑法的交互影响始终是刑法运行中不能忽视的重大课题。刑法与道德关联密切，又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在各部门法之中独得公众恩宠，备受媒体瞩目，特别在重大案件中想低调而不可得。在许多情况下，公众的密切关注与刑法运行呈良性互动的关系，公众与刑法的距离拉近，增加了认同与理解，刑法的价值理念与具体规范也得以传播与遵行。但重刑思维几乎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具有十分广泛的民意基础，稳定性极强，如果要对其予以改善，在刑事立法与司法运行中不能一味的妥协与屈从，刑法不应只是被动的反映社会，在社会变革与进步中也应有所担当，成为引领社会心理的力量。另外，刑事司法办案毕竟是极具专业性的活动，其有自身的话语体系，应当与民意保持一定的隔离，减少它对案件审理的负面影响，从前文对药家和李昌奎案的分析中，司法机关对民意的态度如草上之风，对于刑法的权威和公信力也是极大的损害。 猜你喜欢： 1. 刑法方面毕业论文3000字 2. 刑法毕业论文范文 3. 刑法毕业论文 4. 刑法方面毕业论文参考范本 5. 刑法毕业论文参考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