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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意愿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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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意愿研究论文

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家庭经济因素分析论文

问题的提出

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公报显示,全国总人口接近亿,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增加7390万人,增长,年平均增长,比1990年到200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下降个百分点。数据表明,十年来我国人口增长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生育率长期低于人口更替水平必定导向人口负增长,学术界通常以总和生育率(TFR为的参照来判断生育率是否低于更替水平。据郭志刚对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数据的分析,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十年间中国的TFR大体都在以下[1],表明我国已经跨入低生育国家行列。过去人们常常认为是计划生育主导了中国生育率的下降,但是现在的TFR水平甚至低于生育政策要求,可见,我国的低生育水平固然离不开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实施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不能够解释为什么最近十几年中人口生育率呈加速度下降的趋势并且低于生育政策的要求。对于这一现象,显然还存在计划生育政策之外的解释空间。国内对低生育水平的研究大致可分几类:从生育政策角度解释(包蕾萍,2009);从人口统计学角度分析(郭志刚,2008;陈卫、吴丽丽,2006>;从经济学角度做实证研究(罗艳丽,2003;徐安琪,2004;叶文振,1998;徐安琪、张亮,2005>。经济学视角的研究大都以实证资料对中国孩子的成本和效用进行基本描述和分析,有的样本还较大,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局限是没有引入收入变量。本文从家庭需求理论的角度,分析家庭收入、子女价格、子女效用等变量及其对我国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影响,以期对这一现象作更全面的解释。

相关变量: 一个分析框架

1.收入

从消费角度而言,子女作为一种耐用消费品可以为父母提供“效用”,并通过无差异曲线同其它商品提供的效用进行比较。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线相切决定的消费者均衡点表示消费者在这个点的价格与数量达到了均衡,即消费者在预算条件下达到了最大效用。预算线受收入约束,随收入变化而左右移动,从而消费均衡点也相应移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收入增加时预算线向右平移,与水平更高的无差异曲线相切达到新的均衡;反之预算线左移与水平更低的无差异曲线相切。无数种收入水平可以得到无数个消费均衡点,连起来得到一条斜率为正的收入-消费曲线,它表明在消费者偏好和商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消费需求量与收入呈正方向变化。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我国居民的收入稳步增长。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例,最近十年间翻了番以上,年均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期年均增幅超过农村,2010年达到19109元。收入增长理应引起子女需求量的相应上升,然而,收入影响子女需求数量的同时也影响子女质量,只有结合数量和质量才能更全面理解收入对子女需求的影响。这里有必要引入两个弹性概念:子女需求的数量收入弹性和子女需求的质量收入弹性。前者指家庭收入变化一个百分比所引起生育子女数量的变化比率,后者指家庭收入变化一个百分比所引起的单位子女的支出额变化比率。收入的增加必定增加一般产品(劣质产品除外')的支出额,从长期来看收入的增加会增加用于子女的支出额。但通常子女需求的数量收入弹性小于质量收入弹性,即增加的子女支出额中大部分用于提高子女质量,如增加教育投入、改善生活条件等。这好比家庭收入提高后,人们更加在意商品质量而非消费数量。虽然至今还没有直接关于子女需求的质量收入弹性大于数量收入弹性的实证研究,笔者在这里用与教育有关的两个指标作为间接佐证。因为众所周知,教育是提高子女质量最重要的途径,在我国现阶段,家庭教育投入也成为提高子女质量的最重要的支出之一。

第一个有关指标是每十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它揭示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比率。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揭示,至2010年底,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由2000年的3611人上升为8930人,增幅达147%。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高等教育收费制度使家庭在每位子女高等教育上的支出急剧攀升,然而在此背景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所占比率却大幅上升,说明家庭的教育消费在以相当快的速度增长;

第二个指标是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是家庭的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之比,揭示家庭教育支出给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水平。2009年王远伟以对中国11个城市2000多个大、中、小学生家庭的教育投入情况调查数据为基础计算得出,有在学人口的城镇居民家庭每年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约为。考虑到这次人口普查发布的家庭规模是平均每户人口为人,城镇家庭规模可能更小,因此可以大致认为的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反映的是每个家庭一个子女的情况。如此高的教育支出负担率条件下,如果家庭增加子女数量就意味着家庭将要举债保证子女接受现有的教育,这进一步说明子女的质量收入弹性高于其数量收入弹性。

然而,子女需求的质量收入弹性大于数量收入弹性在我国并没有绝对的普遍性。对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调查显示,被试对子女质量的追求并不强于对其数量的追求。在较高的子女需求数量收入弹性下,“逆向”选择存在可能。在特定经济资源条件约束下,村民仍然可能选择数量对质量的替代。吕昭河等对海南五指山福关村黎族妇女的调查显示,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被试还是愿意多生。在收入水平低到只能维持生活必需品的条件下,强烈的生育愿望会导致对非生存必需品支出的挤压,比如教育投入尤其是对女孩的教育投入。村民往往以减少子女教育支出来维持增加生育数量的基本抚养开支[3]。

因此,考虑到存在多元的生育文化、生育政策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子女需求的数量收入弹性虽然较小,但仍然为正。

2.价格

消费者均衡不仅随收入变化而变化,也会随商品价格变化而变动。假设其它商品价格和收入不变,消费者均衡点随子女价格的变化而变化。价格上涨意味着实际收入下降,从而预算线左移与更低水平的无差异曲线相切得到新的均衡;反之预算线右移与更高水平的无差异曲线相切。每一个价格水平将对应一个均衡点,连接所有均衡点得到一条价格-消费曲线。由价格-消费曲线推导出一条斜率为负的消费者需求曲线,需求曲线表明商品价格与需求量呈反方向变化。

子女价格指生养子女的成本,包括显成本和隐成本两个方面。显成本指从怀孕到抚养子女成人的整个过程的全部经济支出,主要包括子女出生前的相关费用、生活费用、教育费用、医疗保健费用以及结婚成家的相关费用等;隐成本主要指父母因抚养子女而付出的时间和精力。经济学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本概念:机会成本。由于经济资源的稀缺性前提,当一个经济单位用一定的经济资源投入于某产品时,同样这些经济资源就不能同时被用到其它方面。换句话说,这个经济单位所获得的特定收益是以放弃用同样的经济资源来用作其它物品时所能获得的收益为代价的。简单地说,机会成本就是指作一种选择而放弃其它选择时可能得到的最大收益。子女的机会成本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指父母用在子女生养上的经济费用,因投入到子女身上而放弃投入其它领域时可能获得的最大收益;另一部分指父母付出时间生养子女所放弃的同样这些时间投入到其它方面可能获得的最大收益。

由于经济的发展以及家庭追求子女质量的动机,子女的各项显成本明显增加。尤其是教育支出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较大。王远伟调查研究显示,大学生1年生均学校支出(主要包括学杂费、住宿费等为元,校外支出(主要包括考证、培训、购买电脑等用品)为元,两项相加接近万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农村家庭1年的纯收入,相当于城镇家庭年可支配收入的30%(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结合第六次人口普查家庭规模测算)。此外子女结婚成家的相关费用在城镇家庭子女支出中也逐渐凸显,由于城镇住房的商品化、市场化,成年子女特别是儿子的结婚住房支出成为不少城镇家庭的沉重负担。徐安琪的调查显示,除了子女年幼尚未考虑此事的之外,三分之一以上有儿子的父母认为应尽全力帮助儿子解决结婚住房问题。有女儿的父母也有15%认为应尽能力承担女儿的结婚住房费用,部分家庭已为待婚子女的结婚住房支付了3-50万元的费用。显然,子女显成本存在城乡差别,农村地区低于城市地区。正如贝克尔认为,人们经常认为由于偏好上的差别,农村的家庭规模大于城市的家庭规模,然而,即使没有偏好上的差异,由于农户在子女养育上存在相对成本优势,他们也可能倾向于更多地生育。鉴于城乡子女养育成本的差别,就子女的显成本方面,本文认为有两个不能忽视的因素:城镇化和流动人口。这次人口普查显示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万人,占总人口的,比10年前上升个百分点,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5万人,占。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城镇化率提高很快。1990年到2000年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2000年至2010年平均每年上升个百分点,说明最近10年城镇化率在加快,城镇人口在加速增加。由于城镇子女成本高于农村,不断增加的城镇人口比重从宏观上增加了子女养育成本,而减少了子女数量的需求。这次人口普查还显示,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地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6个月以上的人口为26139万人,比10年前增加11700万人,增长,表明流动人口大量增加。我国现阶段流动人口的主体是青壮年,由于流动而导致的婚姻生育推迟或由于更多的机会和新的追求而导致的竞争效应等因素都可能导致青壮年流动人口较低的生育水平。陈卫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迁移与生育率的关系,结果表明流动迁移对生育率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城市流动人口的生育率不仅低于农村本地人口,也低于城市本地人口。可见,快速提高的城镇化率和不断增加的城市流动人口对全国人口生育率有负向贡献。

上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家庭子女数较多以及传统的居住社区,父母直接花在子女照看方面的时间和精力较少,有人形象地称这种养育方式为“放养”。相比之下现在的父母花在子女身上的直接时间和精力较多,子女成长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方面都需要父母关注,可见现代子女的隐成本增加了。

随着经济发展,投资渠道更多,资本投资回报率更高,时间的边际回报率也提高了,所以无论是养育子女的经济资源还是时间,其机会成本都有提高。

拓展分析子女成本还包括母亲的生理成本和心理成本。前者指母亲为生育孩子所付出生理代价,包括怀孕期间的不便及不适感,生产时的痛苦和相关的健康风险,照料孩子的疲劳等;后者指母亲因生养子女而必须放弃参与社会经济生活及自我发展的机会所产生的心理无奈甚至痛苦。由于医疗技术的提高,妇女怀孕、分娩的痛苦以及有关的健康风险呈下降之势,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收入水平的提高,使用更方便的家庭设备和雇佣保姆可以帮助减轻妇女照料子女的疲劳。可见,现代社会母亲生育的.生理成本下降了。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妇女的教育背景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她们有比以往更多的机会参与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有比以往更强烈的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由于时间资源的有限性,生育子女与追求自我价值实现二者之间的矛盾更加难以调和,给妇女带来更大的心理痛苦。因此,现代社会母亲生育的心理成本在提高。

以上分析说明子女的价格性养成本呈上涨趋势,从而子女的需求数量呈下降趋势。

3.效用

需求理论中,效用指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时所感受到的满足程度,是消费者对商品满足自己欲望的能力的一种主观心理评价。子女效用的变化会导致子女需求数量的变化。根据基数效用论的分析,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是:PA+P2X2=I;MUi/Pi=MU2/P2=X。其中朽表示子女的价格,为子女的数量,P2表示其它商品的价格,X2为其它商品的数量,I是收入,MR、MU2分别表示子女和其它商品的边际效用,X是不变的货币的边际效用。如果MU1/P!MU2/P2消费者则做相反方向的调整,直至MUi/Pi=MU2/P2。

子女的效用包括:

(1)心理效用或愉悦效用,即子女给父母带来的心理满足和快乐;

(2)劳动-经济效用,即子女作为劳动力给家庭提供劳务或货币等经济收益;

(3)保险效用,即子女给父母提供潜在养老保障的效用,即人们常说的“养儿防老”效用;

(4)经济风险效用,即子女承担家庭经济风险的效用,如“父债子还”;(5)长期维持家庭地位的效用,即在某些特定社会环境中,子女能够提高父母及家庭的社会地位;

(5)对扩展型家庭作贡献的效用,即子女延续家族的姓氏和香火、“传宗接代”的作用。

莱宾斯坦认为从动态角度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收入的增加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子女的后五项效用即与经济有关的效用呈现出一种递减的趋势,而心理效用的变化难以确定?。本文认为子女给父母带来的效用水平在子女成长的不同阶段有所不同并随社会的变迁而变化。具体来说,心理效用在子女未成年阶段比较高,子女成年和独立后,家庭空巢化,子女给父母情感上的满足也趋于下降。劳动-经济效用在经济紧缺、生活水平不高的年代较为突出,在这样的环境中子女很小就给父母分担家庭责任,与当时较低的抚养成本相比,子女提供的劳务和货币更突出,此时子女表现为一种生产品,家庭对子女的需求有较强的刚性。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子女的劳动-经济效用已经明显下降,父母对子女的主观预期经济效用和实际经济帮助都下降了。从主观预期来看,只有的家长很希望子女为家庭挣钱,表示“一般”和“不希望”的分别占和。从实际经济帮助来看,据2000年对湖北松兹千余名已婚男女的调查,每年给予不同住父母的经济净帮助合计为87元。保险效用和经济风险效用由于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以及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也日益下降。有研究表明父母对子女工作后和自己年老体弱时的经济帮助和赡养企盼很低,的研究对象认为抚养子女的经济成本肯定比得到的多得多?。长期维持家庭地位的效用和对扩展型家庭作贡献的效用在传统社会比较突出。近几十年来,由于社会变迁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家庭结构和家庭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基本的变化,尤其在城市地区独生子女家庭、核心家庭占主导,子女的这两类效用日渐式微。北京市民对子女继嗣效用期待明显较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只有15%认同生育目的是传宗接代,高学历者则无人持这一看法。对上海市的调查表明,父母把“传宗接代”作为生养子女的最大期待的仅占。总之,当代子女的效用已经下降,从需求理论而言,这将导致子女的需求数量相应减少。

综上所述,收入的增加可能导致子女需求数量的增加,但由于数量收入弹性小于质量收入弹性,增加的收入大部分用于提高子女质量的支出,子女需求的增量被缩小。同时,受价格上升和效用下降的影响,子女需求增量进一步减少,从而形成人口出生率下降的态势。

均衡人口发展的进一步思考

我国多年来的低生育水平导致了人口年龄结构的深刻变化。分析历次人口普查年龄结构图发现,1963年的是典型金字塔型,塔基的少儿人数多,塔尖的老年人口少。2010年的年龄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突出表现是老年人口比重加大而少儿比重大幅减少。众所周知,这样的年龄结构至少会导致两个后果,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前者在我国已经出现。这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0年前上升。全国老龄委《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显示,至2020年老年化水平将为,表明老龄化进程很快。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虽然还未普遍显现,但近年来在东部发达地区某些时段或区域出现的缺工现象可能是这个问题某种程度的体现。从人口发展规律出发,改善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合理选择是要抑制过低的生育率。虽然我国依然是人口大国而且还未达到人口总量高峰,但由于人口政策的惯性大,应该未雨绸缪抑制过低的生育率。除有步骤、有条件地放开胎数外,还应考虑以经济福利和社会保障为主要手段的鼓励型人口控制代替经济、行政处罚的限制型控制,以引导和鼓励的柔性方式对家庭生育意愿及行为进行理性约束。比如给予响应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以社会保障、税收、公共事业费等方面的政策倾斜。此外,从更宽泛的层面考虑,稳定房价以降低城镇居民住房成本,改善城市流动人口的生存状况,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负担都是抑制过低生育水平,同时提高人口质量的相关举措。

当然有可能,只要国家有需求,人民一定会好好的履行职责的。

在刚过去的周末,“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首次跌破1%”上了各大平台的热搜。 根据最新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在过去的一年中,全国人口出生率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出生率。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原新教授向八点健康解释,“2020年出生人口1202万,死亡人口998万,净增长204万,而在14亿的人口基数面前,204万是一个很微小的数字,几乎相当于没有。

新研究发现,上网越久人们越不想生孩子。那么,互联网究竟是怎样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亿,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为个小时,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近期,有研究指出,不断扩展的互联网应用可能带来生育水平下降的问题,这为理解我国低生育率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今年5月,北大核心期刊《人口研究》同期刊发了两篇有关互联网与生育意愿关系的研究文章,题目分别为《互联网使用会影响居民生育意愿吗?》、《上网为什么会影响个人生育意愿?》。前文作者为邱磊菊、冯宜强、史宇鹏、孙宝文,来自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信息学院、经济学院。后文作者为陈卫民、万佳乐、李超伟,来自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这两份研究都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上网会降低居民的生育意愿。如,《互联网使用会影响居民生育意愿吗?》一文分析表明:上网时间每增加1%,个体的生育意愿降低。那么,上网究竟是如何在潜移默化之中影响居民生育意愿的?增加生育焦虑;改变生育观念;刺激消费,挤压生育养育预算;网络社交和娱乐部分替代生儿育女的效用满足……这些影响机制被一一揭示。上网的人比不上网的人生育意愿降低约《互联网使用会影响居民生育意愿吗?》一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以及相匹配的城市统计数据,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该文使用的微观个体数据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公布的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2018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8)。根据女性生育年龄的合理性,研究剔除了小于20岁与大于45岁的女性样本,由于男性的生育年龄可以延续至更大岁数,研究保留全部男性样本,成人问卷数据匹配家庭与少儿问卷后得到样本量为10342个。该研究使用“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两个指标刻画被解释变量,该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是“个体互联网使用情况”,同时,研究纳入了一系列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作为控制变量。研究使用Poisson回归模型进行估计。研究显示,控制了影响生育意愿的其他因素和内生性问题后,分析结果表明,使用互联网的居民比不使用者的生育意愿降低了约。同时,考虑到个体之间存在差异,该研究将互联网使用与一系列虚拟变量(学历、收入、经济水平等)的交互项放入回归,研究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居住在经济发达城市、低学历、低收入的互联网使用者生育意愿降幅更加明显。对此,研究者分析道,造成以上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经济发达城市的互联网使用人群更容易接受新兴观念冲击,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因自身认知水平限制更有可能受到互联网上非主流文化的影响并改变自己的生育观念。此外,研究还利用2015年10月出台的全面两孩政策这个外生冲击构成的准自然实验来检验互联网使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将2014年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匹配成面板数据,将2014年视为“政策实施之前”,2018年视为“政策实施之后”。其中,2014年使用互联网的个体为实验组,不使用互联网的个体为控制组,利用双重差分方法(DID)对因变量生育意愿进行估计。结果显示,全面两孩政策显著提高了居民的生育意愿,但使用互联网的个体比不使用互联网的个体受全面两孩政策的影响较小,即互联网使用削弱了全面两孩政策对生育意愿的提升作用。研究进一步探究了互联网使用与实际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匹配2016年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的样本构建面板数据,使用2016年“个体互联网使用情况”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生育行为”进行回归。结果表明,给定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使用互联网的个体生孩子的概率比不使用互联网的个体低;在使用互联网的群体中,每周上网时间每增加1%,生孩子的概率降低。“恐育”信息影响生育互联网中较为常见的“生育焦虑”信息引发了研究者的关注。《互联网使用会影响居民生育意愿吗?》一文用“搜索指标”来代理互联网上相关信息的传播热度,通过爬虫技术获取了相应年份城市层面关于“丁克”“堕胎”“避孕”“人工流产”4个关键词的百度搜索指数。考虑到不同城市网民规模的不同,研究将获取的搜索指数除以城市互联网用户数以校正搜索指标,并分别用互联网使用对这4个搜索指数进行回归,再用各搜索指数对生育意愿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对4个搜索指数具有正向作用,可见个体的互联网使用促进了他们对丁克、堕胎、避孕和人工流产等生育负面话题的关注。各搜索指数对生育意愿都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说明互联网使用者会受到互联网上负面信息的影响而降低生育意愿。《上网为什么会影响个人生育意愿?》一文则将互联网与各类传统媒体进行了横向对比,以考察互联网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是否具有特殊性。该文数据来自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7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17)数据库,该调查开始于2003年,样本覆盖了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样本量大,涉及内容多,是公认的权威数据库。该文结合研究需求,最终保留7226个样本。研究选择报纸、杂志、电视、手机定制消息4种传统媒介与互联网进行比较,回归结果显示,使用报纸、杂志、电视、手机定制消息4种传统媒介对个人生育意 愿的影响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只有上网的影响是显著为负的;即使把各种媒介都放在一起观察,也只有上网的影响显著。究其原因,作者分析道,上网在信息功能方面与传统媒介有根本的区别,那就是互联网具有开放性和相对较弱的约束性,匿名发布的信息较多,并常常带有较强的个人情绪,各类观点鱼龙混杂,不乏前卫和时尚。互联网上的观点和信息常常传播快、流行广,对上网者产生不自觉的影响。这些特点使互联网传播能放大负面信息的影响力,比如在生育问题上,强化生育的成本和负担意识,进而对个人生育意愿产生消极影响。该文作者提出,要加强对互联网信息的合理监管,包括降低网络上充斥的生育焦虑信息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多提供科学、权威的生育知识和相关信息,引导公民树立积极正确的生育观念;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构建新型婚育文化,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完善和落实各项生育支持政策,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从根本上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消费诱惑挤压生育两项研究还构建起了“网络消费”与“生育”的关系。《上网为什么会影响个人生育意愿?》一文中,作者提出了“消费替代机制”的假设,以探究上网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对于“消费替代机制”,该文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定性方面,研究用受访者对CGSS2017问卷中“关于网上购物,您是否同意互联网可以随时随地购物,购物更加疯狂”的回答情况来反映其网络购物消费习惯;定量方面,用CGSS2017问卷中的“文化休闲娱乐支出(含旅游)占个人收入的比例”来反映消费状况。分析结果显示,用上述两个指标衡量,上网都产生了激发个人消费欲望、增加消费的作用。作者分析道,消费带来的满足一方面直接替代孩子的效用;另一方面加剧经济预算紧张,挤压可用于生育的资源,进而降低个人生育意愿。“消费替代机制”得到了验证。该研究还进一步对比了不同目的的上网行为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由于该文CGSS2017数据中缺乏上网目的的指标,因此这一部分研究改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 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8)数据进行实证检验。CFPS2018数据中将上网目的分为 5 种:学习、工作、社交、娱乐、商业活动(使用网银、网上购物等)。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目的的上网行为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为学习、工作、社交目的上网对个人生育意愿没有显著影响,而为娱乐、商业活动目的上网则对个人生育意愿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具有负向影响。对此,作者分析道,互联网娱乐具体内容很多,上网冲浪是主要形式之一。人们在上网冲浪中接受五花八门的信息,观念和行为不自觉地受到影响,生育观念的改变也在其中。购物、支付类上网行为标示着消费活动。互联网在方便购物的同时,也刺激消费欲望,增加消费支出,挤压生育预算,从而降低个人生育意愿。对于“消费替代机制”,《互联网使用会影响居民生育意愿吗?》一文给出了类似结论,并更具体地提出了“效用替代机制”。该文分析结果表明,业余生活上网时间越长,生育意愿就越低。上网时间每增加1%,个体的生育意愿降低;同时,上网社交与娱乐对生育意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对此,作者提出,互联网通过提供低成本的网上社交和娱乐活动,部分替代了生儿育女所带来的效用满足,进而对居民生育意愿造成影响,此即“效用替代机制”。基于研究结果,作者写道,我们认为政府应加强对居民的引导,使之不将精神世界和情感需求过多寄托于互联网、沉迷于虚拟世界的娱乐与社交,而将更多业余时间用于陪伴家人。传统生育观念被削弱网络是如何影响“传统生育观念”的?两篇论文均对此进行了研究分析。《互联网使用会影响居民生育意愿吗?》一文作者提出,如果互联网使用者经常接触一些“前卫信息”,可能会削弱他们的传统生育观念,进而降低生育意愿。为验证此种机制,研究运用CFPS2018问卷中的两个问题“你认为传宗接代的重要程度”和“希望要几个男孩”来构建两个被解释变量“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以反映传统的生育观念,并分别用“互联网使用”对其进行回归,检验互联网使用是否影响传统生育观念。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者的“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的观念更加薄弱,降低了其生育意愿。《上网为什么会影响个人生育意愿?》则用受访者对CGSS2017问卷中“为了传宗接代,至少要生一个儿子”观点的认可程度来衡量“传宗接代”的传统生育观念,对CGSS2017问卷中“您是否同意家庭的幸福应该优先于个人的利益的说法”的认可程度来衡量“重视个人价值”的现代生育观念。分析结果显示与上篇文章类似:上网显著削弱了个人“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上网也显著降低了个人对“家庭的幸福应该优先于个人的利益”的认可程度。研究者写道,上网频率越高,个人越不认可为了传宗接代而多生育孩子的观点。互联网冲击了传宗接代的传统生育文化,降低了个人生育意愿。上网让个人更多关注自身发展和需求,将更多的时间与资源用于满足自身而非家庭的效用,更多基于自身幸福和内心感受来考虑生育,进而降低个人生育意愿。由此可见,促进生育观念的改变是上网影响个人生育意愿的作用机制之一。近年来,我国大力实施“宽带中国”战略,加快落实提速降费等政策,有力地促进了信息技术发展和互联网普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亿,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为个小时,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上网为什么会影响个人生育意愿?》一文作者提出,互联网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提高了信息搜寻效率,正在悄然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包括对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对此需要高度重视。

大学生生育意愿研究论文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近30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使得我国人口数量得到了较好的控制。但是由于长期的低生育率,医疗卫生等条件的改善,以及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完善,使得中国人口结构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我国老龄化情况越来越严重,男女比例不协调。中国正是通过对人们生育行为的控制,实现了对人口发展的影响。但是对于生育行为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们的生育观念。而作为高学历层次的大学生即将进入婚育时期,他们的生育观念将预示着未来人口的发展趋势,将对未来 社会人口结构产生重大影响,然而当前对大学生生育观念的研究非常缺乏。 在校大学生(本文所指在校大学生均为本科阶段在校学生)作为潜在的较大生育群体,他们的生育观念必将影响到他们的生育行为,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人口发展。回顾以往对生育观念的调查研究发现,研究者比较重视考察女性对象、特别是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研究对象通常是各个年龄段的城镇和农村普通居民或者是社会特定群体,例如农村人口或者流动人口,研究内容多为对生育观念现状的测量和描述,以及生育观念的特点和变化过程等有关情况,而相对忽视探讨与生育观念相关的各种因素。而对在校大学生生育观念的调查研究是各种生育观念研究中较为薄弱的,而当代高校本科生是一个重要的人口群体,他们的生育观不仅会直接影响他们的生育行为,而且还能部分折射出整个社会未来的生育观状况,并影响到中国社会未来的人口发展方向,因而研究其生育观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次科创将会以在校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了解他们的生育意愿,以此分析其生育观念。 在我国,生育观的理论研究的学者主要有: 周长洪,主要代表性文章有:《育龄妇女理想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社》;《 我国农民生育观念转变的重要标志》;《农村独女户生育意愿与生育动机的变化——宜昌市调查报告》;《生育观念的概念逻辑模型》等,其中在《生育观念的概念逻辑模型》一文中指出:生育观念在逻辑上包含生育意愿、生育动机和生育需求。生育观念借助文化力传播,可形成驱动群体主动生育行为的主流生育观念,而主流的生育观念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延续性。。。。。。。。。。。。。。。。。。。。。私聊

新研究发现,上网越久人们越不想生孩子。那么,互联网究竟是怎样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亿,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为个小时,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近期,有研究指出,不断扩展的互联网应用可能带来生育水平下降的问题,这为理解我国低生育率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今年5月,北大核心期刊《人口研究》同期刊发了两篇有关互联网与生育意愿关系的研究文章,题目分别为《互联网使用会影响居民生育意愿吗?》、《上网为什么会影响个人生育意愿?》。前文作者为邱磊菊、冯宜强、史宇鹏、孙宝文,来自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信息学院、经济学院。后文作者为陈卫民、万佳乐、李超伟,来自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这两份研究都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上网会降低居民的生育意愿。如,《互联网使用会影响居民生育意愿吗?》一文分析表明:上网时间每增加1%,个体的生育意愿降低。那么,上网究竟是如何在潜移默化之中影响居民生育意愿的?增加生育焦虑;改变生育观念;刺激消费,挤压生育养育预算;网络社交和娱乐部分替代生儿育女的效用满足……这些影响机制被一一揭示。上网的人比不上网的人生育意愿降低约《互联网使用会影响居民生育意愿吗?》一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以及相匹配的城市统计数据,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该文使用的微观个体数据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公布的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2018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8)。根据女性生育年龄的合理性,研究剔除了小于20岁与大于45岁的女性样本,由于男性的生育年龄可以延续至更大岁数,研究保留全部男性样本,成人问卷数据匹配家庭与少儿问卷后得到样本量为10342个。该研究使用“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两个指标刻画被解释变量,该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是“个体互联网使用情况”,同时,研究纳入了一系列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作为控制变量。研究使用Poisson回归模型进行估计。研究显示,控制了影响生育意愿的其他因素和内生性问题后,分析结果表明,使用互联网的居民比不使用者的生育意愿降低了约。同时,考虑到个体之间存在差异,该研究将互联网使用与一系列虚拟变量(学历、收入、经济水平等)的交互项放入回归,研究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居住在经济发达城市、低学历、低收入的互联网使用者生育意愿降幅更加明显。对此,研究者分析道,造成以上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经济发达城市的互联网使用人群更容易接受新兴观念冲击,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因自身认知水平限制更有可能受到互联网上非主流文化的影响并改变自己的生育观念。此外,研究还利用2015年10月出台的全面两孩政策这个外生冲击构成的准自然实验来检验互联网使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将2014年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匹配成面板数据,将2014年视为“政策实施之前”,2018年视为“政策实施之后”。其中,2014年使用互联网的个体为实验组,不使用互联网的个体为控制组,利用双重差分方法(DID)对因变量生育意愿进行估计。结果显示,全面两孩政策显著提高了居民的生育意愿,但使用互联网的个体比不使用互联网的个体受全面两孩政策的影响较小,即互联网使用削弱了全面两孩政策对生育意愿的提升作用。研究进一步探究了互联网使用与实际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匹配2016年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的样本构建面板数据,使用2016年“个体互联网使用情况”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生育行为”进行回归。结果表明,给定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使用互联网的个体生孩子的概率比不使用互联网的个体低;在使用互联网的群体中,每周上网时间每增加1%,生孩子的概率降低。“恐育”信息影响生育互联网中较为常见的“生育焦虑”信息引发了研究者的关注。《互联网使用会影响居民生育意愿吗?》一文用“搜索指标”来代理互联网上相关信息的传播热度,通过爬虫技术获取了相应年份城市层面关于“丁克”“堕胎”“避孕”“人工流产”4个关键词的百度搜索指数。考虑到不同城市网民规模的不同,研究将获取的搜索指数除以城市互联网用户数以校正搜索指标,并分别用互联网使用对这4个搜索指数进行回归,再用各搜索指数对生育意愿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对4个搜索指数具有正向作用,可见个体的互联网使用促进了他们对丁克、堕胎、避孕和人工流产等生育负面话题的关注。各搜索指数对生育意愿都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说明互联网使用者会受到互联网上负面信息的影响而降低生育意愿。《上网为什么会影响个人生育意愿?》一文则将互联网与各类传统媒体进行了横向对比,以考察互联网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是否具有特殊性。该文数据来自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7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17)数据库,该调查开始于2003年,样本覆盖了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样本量大,涉及内容多,是公认的权威数据库。该文结合研究需求,最终保留7226个样本。研究选择报纸、杂志、电视、手机定制消息4种传统媒介与互联网进行比较,回归结果显示,使用报纸、杂志、电视、手机定制消息4种传统媒介对个人生育意 愿的影响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只有上网的影响是显著为负的;即使把各种媒介都放在一起观察,也只有上网的影响显著。究其原因,作者分析道,上网在信息功能方面与传统媒介有根本的区别,那就是互联网具有开放性和相对较弱的约束性,匿名发布的信息较多,并常常带有较强的个人情绪,各类观点鱼龙混杂,不乏前卫和时尚。互联网上的观点和信息常常传播快、流行广,对上网者产生不自觉的影响。这些特点使互联网传播能放大负面信息的影响力,比如在生育问题上,强化生育的成本和负担意识,进而对个人生育意愿产生消极影响。该文作者提出,要加强对互联网信息的合理监管,包括降低网络上充斥的生育焦虑信息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多提供科学、权威的生育知识和相关信息,引导公民树立积极正确的生育观念;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构建新型婚育文化,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完善和落实各项生育支持政策,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从根本上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消费诱惑挤压生育两项研究还构建起了“网络消费”与“生育”的关系。《上网为什么会影响个人生育意愿?》一文中,作者提出了“消费替代机制”的假设,以探究上网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对于“消费替代机制”,该文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定性方面,研究用受访者对CGSS2017问卷中“关于网上购物,您是否同意互联网可以随时随地购物,购物更加疯狂”的回答情况来反映其网络购物消费习惯;定量方面,用CGSS2017问卷中的“文化休闲娱乐支出(含旅游)占个人收入的比例”来反映消费状况。分析结果显示,用上述两个指标衡量,上网都产生了激发个人消费欲望、增加消费的作用。作者分析道,消费带来的满足一方面直接替代孩子的效用;另一方面加剧经济预算紧张,挤压可用于生育的资源,进而降低个人生育意愿。“消费替代机制”得到了验证。该研究还进一步对比了不同目的的上网行为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由于该文CGSS2017数据中缺乏上网目的的指标,因此这一部分研究改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 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8)数据进行实证检验。CFPS2018数据中将上网目的分为 5 种:学习、工作、社交、娱乐、商业活动(使用网银、网上购物等)。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目的的上网行为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为学习、工作、社交目的上网对个人生育意愿没有显著影响,而为娱乐、商业活动目的上网则对个人生育意愿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具有负向影响。对此,作者分析道,互联网娱乐具体内容很多,上网冲浪是主要形式之一。人们在上网冲浪中接受五花八门的信息,观念和行为不自觉地受到影响,生育观念的改变也在其中。购物、支付类上网行为标示着消费活动。互联网在方便购物的同时,也刺激消费欲望,增加消费支出,挤压生育预算,从而降低个人生育意愿。对于“消费替代机制”,《互联网使用会影响居民生育意愿吗?》一文给出了类似结论,并更具体地提出了“效用替代机制”。该文分析结果表明,业余生活上网时间越长,生育意愿就越低。上网时间每增加1%,个体的生育意愿降低;同时,上网社交与娱乐对生育意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对此,作者提出,互联网通过提供低成本的网上社交和娱乐活动,部分替代了生儿育女所带来的效用满足,进而对居民生育意愿造成影响,此即“效用替代机制”。基于研究结果,作者写道,我们认为政府应加强对居民的引导,使之不将精神世界和情感需求过多寄托于互联网、沉迷于虚拟世界的娱乐与社交,而将更多业余时间用于陪伴家人。传统生育观念被削弱网络是如何影响“传统生育观念”的?两篇论文均对此进行了研究分析。《互联网使用会影响居民生育意愿吗?》一文作者提出,如果互联网使用者经常接触一些“前卫信息”,可能会削弱他们的传统生育观念,进而降低生育意愿。为验证此种机制,研究运用CFPS2018问卷中的两个问题“你认为传宗接代的重要程度”和“希望要几个男孩”来构建两个被解释变量“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以反映传统的生育观念,并分别用“互联网使用”对其进行回归,检验互联网使用是否影响传统生育观念。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者的“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的观念更加薄弱,降低了其生育意愿。《上网为什么会影响个人生育意愿?》则用受访者对CGSS2017问卷中“为了传宗接代,至少要生一个儿子”观点的认可程度来衡量“传宗接代”的传统生育观念,对CGSS2017问卷中“您是否同意家庭的幸福应该优先于个人的利益的说法”的认可程度来衡量“重视个人价值”的现代生育观念。分析结果显示与上篇文章类似:上网显著削弱了个人“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上网也显著降低了个人对“家庭的幸福应该优先于个人的利益”的认可程度。研究者写道,上网频率越高,个人越不认可为了传宗接代而多生育孩子的观点。互联网冲击了传宗接代的传统生育文化,降低了个人生育意愿。上网让个人更多关注自身发展和需求,将更多的时间与资源用于满足自身而非家庭的效用,更多基于自身幸福和内心感受来考虑生育,进而降低个人生育意愿。由此可见,促进生育观念的改变是上网影响个人生育意愿的作用机制之一。近年来,我国大力实施“宽带中国”战略,加快落实提速降费等政策,有力地促进了信息技术发展和互联网普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亿,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为个小时,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上网为什么会影响个人生育意愿?》一文作者提出,互联网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提高了信息搜寻效率,正在悄然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包括对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对此需要高度重视。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填:近年来,劳动力资源逐步下降,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我国面临人口结构比例失调、人口红利消失、老年抚养比上升、医疗和养老保障负担加重等巨大挑战。劳动力不足也将给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带来多方面的影响,同时产生诸如住房、养老、医疗等亟待政府解决的问题。

新一代城乡流动人口生育意愿探析论文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方法。

第五次人口普査的结果显示,xx%的流动人口集中在15——49岁年龄组,这说明育龄人口特别是年轻的育龄人口构成了我国城市流动人口的主体。我国当前的流动人口,其群体特征、城市生活环境、制度环境已与以往的流动人口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可称为“新一代乡—城流动人口如此大规模的青年育龄人口的乡—城流动,其生育意愿、生育需求和生育行为必将对我国人口的生育率和增长率带来重大影响。因此,新一代乡—城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及其特点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

在此背景下,我们开展了针对新一代乡—城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査与半结构式个案访谈研究。20xx年xx月,我们分别在xx——xx岁居住和停留半年以上的非本地农业户籍人口,进行了关于生育意愿的抽样问卷调査,有效样本xx个,回收率为xx%,其中男性占xx%,女性占xx%。问卷调査的基本结论如下:

第一,针对生育数量意愿,平均生育意愿为xx。有xx%的人希望生一个孩子,xx%的人希望生两个孩子,希望生育xx个及以上的比例为xx%,xx%左右的人不想生孩子。

第二,针对生育性别意愿,多数流动人口对孩子没有性别偏好,xx%的人认为应该“顺其自然”,xx%的人希望儿女双全。相对而言,在男性流动人口中,男孩偏好多于女孩偏好;在女性流动人口中,女孩偏好多于男孩偏好。

第三,成本约束、为了孩子成长和情感需要已经成为主导新一代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最主要因素。以上结论说明了新一代乡一城流动人口的生育观念呈现出理性的趋势,新型的生育观已经形成。

通过调査问卷的数据结果,我们对新一代乡一城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有了更为客观的判断。但是,由于生育意愿属于人们的主观认知和自我判断,因此,要深入了解人们关于生育和计划生育问题的真实想法,仅靠问卷调査是不够的。因此,在20xx年xx月至20xx年xx月期间,我们在xx和苏州对xx名18——31岁居住和停留半年以上的非本地农业户籍人口,进行了半结构式深度个案访谈,其中男性xx人,女性xx人;未婚者xx人,已婚者xx人。

本研究通过个案访谈,以期深入了解我国新一代乡一城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现状、主要特点及其对生育孩子数量和性别的预期,掌握他们生育意愿改变的程度和方式,深入探究影响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及其改变的主要因素,尤其是城市的社会支持体系和制度安排对流动人口实际生育行为的影响。同时,本研究还试图通过调査流动人口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及其满足程度,来验证以孩子质量替代孩子数量这一趋势的实现程度,以及制度供给和社会环境能否支持流动人口新型生育观念和意愿的实现。

二、新一代城乡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现状。

流动人口一般想生育几个孩子,他们依然恪守传统生育文化的规定而呈现出显著的男孩偏好,还是已经发生了改变?目前的城市生活与社会环境对他们的生育意愿产生了什么影响?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实现基础是什么?在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差距?本文将分别从生育数量意愿、生育性别意愿、外出务工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以及生育意愿的实现基础四个方面,对新一代乡一城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现状做出判断和分析。

(—)生育数量意愿

通过访谈,我们发现绝大多数访谈对象对于孩子数量的选择倾向取决于其目前的经济状况。无论是否有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当访谈者被问到对孩子数量的预期时,大多会以经济负担和经济压力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因此,很多访谈对象都表达了在目前的生活环境里,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愿望。随着社会转型、经济发展和居住环境的变化,流动人口的生活压力大幅度增加,其中孩子的抚养成本(经济成本、心理成本和机会成本)和城市生活支出(住房、饮食、日常生活物品、教育等)是最为突出的两个方面。所以,在经济收入普遍不高的约束条件下,许多访谈对象认为如果只生育一个孩子,教育资源、物质资源和时间资源都可以集中投入于一个孩子,这不仅有助于孩子的成长、教育和今后的发展,而且也能减轻自己的经济压力与负担。我们可以从以下访谈内容中明显感受到这种认知倾向。

1、要一个,一个就好了,经济负担太重。(访谈对象:SMUC1,男,21岁,未婚)

只想要一个孩子。现在的经济条件嘛,社会现实、养育、教育一个孩子都非常难。

2、经济上开支很大,还有教育投入非常大,如果两个的话更麻烦。(访谈对象:SMMI,男,24岁,已婚未育)

虽然被问及如果在计划生育政策放开的情况下是否会改变对生育孩子的数量意愿,有的访谈对象希望可以增至为两个,但是经济压力依然是他们首要担忧的问题,因此在实际的生育行为过程中,他们仍然会根据其经济状况来进行生育决策:

3、计划生育不管,也不要了,负担太大,没精力也没钱。(访谈对象:TMMCC1,男,26岁,已婚,育有一男)

4、富裕的话我会生两个,穷的话我就只生一个。(访谈对象:SFMCO5,女,29岁,已婚,育有一女)

还有一些访谈对象认为精力投入也是决定生育孩子数量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女性访谈对象认为养育孩子需要大量的精力投入,使得她们无暇顾及更多的孩子。

5、—个就够了,多了太累了,照顾不过来。孩子太多就忙不过来了,照顾不好,还影响工作。(访谈对象:SFMCI5,女,27岁,已婚,怀孕)

也有少数访谈对象在面临生育孩子还是职业发展机会的选择时,会明确选择优先发展职业。这表明在城市里生活的流动人口,受到城市社会情境与文化的渗透和影响,也逐渐呈现出城市居民的特点,不仅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随着经济条件变化而逐渐提高,同时,他们也更加强调自我的主体性,关注自我的空间与发展。

6、有机会发展的话我要先发展,不要孩子,比如说有个机会在我面前,那肯定要发展,不选择孩子(访谈对象:TMUC4,男,19岁,未婚)

综合以上访谈对象对于孩子数量的预期,我们发现在孩子抚养成本和城市生活支出不断提高的约束条件下,孩子的质量成为流动人口的首要选择。这说明城市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已经呈现出以孩子质量替代孩子数量的趋势,计划生育政策不再是决定流动人口生育数量决策的主要约束条件。同时,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的增加、自我发展需要也成为许多流动人口在生育决策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这反映出在城市社会环境的影响下,流动人口对自我发展的关注程度,以及对生活质量水平的预期都比以往有所提升。

(二)生育性别意愿。

流动人口对孩子的性别预期呈现多元化的特点。访谈结果表明,没有性别偏好、男孩偏好、女孩偏好或儿女双全等其他一些不同性别组合偏好的现象都存在。但是针对性别偏好的访谈调查结果显示,与传统农村生育文化中普遍的男孩偏好明显不同的是,流动人口中女孩偏好大幅度地增加了。

1、性别无偏好。

少数访谈对象表达了对性别没有特别的偏好,他们对女孩和男孩的价值评价没有差别。

现在在农村里,男孩不孝顺的也有的是,女孩孝顺的也很多,其实要个男孩不孝顺的话还赶不上要个女的好,我要男孩女孩都无所谓。(访谈对象:SMUI1,男,21岁,未婚)

2、儿女双全。

希望儿女双全的访谈对象也不乏其人,同时获得男孩和女孩的收益(经济收益和心理收益),满足家庭和自己的不同需求,这十分符合中国人普遍希望两全其美的心理特征。

最多要两个,一男一女最好,能够儿女双全。(访谈对象:TMMS,男,25岁,已婚未育)

3、男孩偏好。

—些访谈对象认为农村里男孩偏好的`传统观念对自己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虽然居住在城市社区,但是由于与农村社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性别偏好取向依然存在于在城市里工作的流动人口中。但是,就整体而言,男孩偏好观念的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明显有所降低。

农村都这样,你要是都是女孩,别人会瞧不起你。(访谈对象:TMUS1,男,23岁,未婚)

我喜欢男孩子,女孩子长大了就结个婚,带个孩子,伺候公公婆婆。没什么出息。(访谈对象:TMMC,男,24岁,已婚未育)

4、女孩偏好。

很多访谈对象都表达了倾向于生育女孩的意愿,这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出发点:一是相对于男孩,养育女孩的经济成本更低,例如不需要给女孩准备房子、养女孩更为省心等等;二是在某些方面,女孩的收益高于男孩,如女孩更为孝顺、体贴,女孩子更容易找到工作等等。在未婚、已婚未育和已婚已育的访谈对象中都有人具有显著的女孩偏好。

我想要女孩,女孩不用给她买房,我要生个男孩还得给他准备房子。(访谈对象:SFU02,女,19岁,未婚)

想要女孩。女孩贴心,而且女孩吧,也省心一点,男孩太调皮了。(访谈对象:SFUI3,女,25岁,未婚)

根据访谈调査结果,与生育数量期望明显受到经济状况影响相比,生育的性别偏好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主导决定因素。换言之,影响流动人口生育性别的认知取向与行为结果的因素是非常复杂和多维的。一方面是传统的男孩偏好观念,另一方面是伴随着社会转型,女孩价值的普遍提升,尤其是城市社会中女孩价值实现途径明显增多等因素,共同作用于流动人口的认知与决策过程,使其在生育性别选择中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总之,虽然各种因素的多重影响造成了性别偏好组合的多样化,但是在访谈中我们发现,城市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已经呈现出更为理性的一面,他们对女孩的价值判断(资本收益和心理收益)已经更为客观和理性。

(三)外出务工经历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访谈结果表明,虽然流动人口仍保有传统的生育文化特征,但通过与那些没有进入城市务工的农村居民进行比较,我们发现外出务工经历对流动人口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已经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现代生育文化正在逐渐改变流动人口的认知与生育行为模式。他们已经不再单纯的追求孩子数量,也不再一味地只想生育男孩,而是更加趋于理性地结合自己经济收入和发展状况,通过对男孩和女孩在人力资本投资、价值实现及实现途径等方面的客观比较,来做出生育决策。

我家乡还是比较重视男孩,我感觉我的思想方面改变了,打工经历改变了一些想法。如果你没有到外面看看的话,就会听家里的安排生个男孩。但是你出来仔细一看,你就会改变一些想法。(访谈对象:SMUC1,男,21岁,未婚)

同时,相对于农村社区,城市社区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松散,个人生活空间相对扩大,隐私权能够得到一定的尊重,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流动人口的生育压力(如生男孩家庭才有面子)得以缓解的现实基础。正是基于城市社区居住环境的特点,才使得流动人口在进行生育决策时,能够更多地关注经济状况而非生育文化的制约。

在家乡一定最好有个男孩,那边生男孩感觉名声上会好一点,生个女孩好像会被人笑话似的,在城市这边生活就无所谓了。(访谈对象:SFMCO8,女,29岁,已婚,育有一男)

总之,城市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对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产生了影响。城市融入过程不仅让他们改善了物质生活水平,也改变了他们所秉承的传统生育文化,为生育意愿的转变构建了良好的支持环境。

(四)生育意愿实现的现实基础。

生育决策受到一系列直接因素(生育成本、孩子的教育成本、父母的机会成本等)和间接因素(包括住房、看病等在内的城市生活支出)的影响。因此,如果流动人口的城市社会融入程度不高,制度供给缺乏或政府角色缺位都会直接作用于这些因素,使得流动人口以质量为取向的生育意愿难以实现。本文从以下三方面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现实基础进行分析。

1、农村社区对流动人口依然具有很强的影响。

虽然居住在城市,但是流动人口与迁出地的农村社区仍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传统的农村生育文化对流动人口的压力依然存在。我们发现不少调査对象都处在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两种不同生育文化的双重影响中,有时候,他们必须在两种文化所产生作用力的夹缝中进行决策。以下访谈记录就能够准确地反映出这一困境。

我自己不怎么特别想要男孩。但是怎么说,我百分之六七十想要男孩,主要是想到我老公家的情况嘛,要传宗接代,……主要是老人给的压力。(访谈对象:SFMCO8,女,29岁,已婚,育有一男)

通过以上访谈,我们可以推断由于受到长辈、以及与农村社区之间的各种联系等外界因素的影响,那些具有现代生育观念的流动人口中的未婚者和已婚未育者,其目前的生育意愿和以后的实际生育决策及行为之间可能会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2、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对于孩子的成长和教育问题,访谈对象大都希望孩子能留在城市里接受教育,并希望孩子今后能立足于城市得以发展。城市的教育体制、教育环境、教育资源与机会要远远优于农村已经成为流动人口的普遍共识。

带过来把孩子放在城里抚养,我感觉对孩子的前途比较有希望。(访谈对象:SMMCS1’男,已婚已育者)

除了考虑教育环境和教育体制等因素之外,也有不少访谈对象意识到,如果将孩子留在家乡,隔代教育会产生很多弊端,同时也会造成孩子的一些心理问题。这说明新一代的流动人口不仅关注孩子的学习,也逐渐认识到孩子在教育和成长过程中应该运用适当的教育方法,并且开始注重孩子的心理健康,以及建立融洽的亲子关系。这表明流动人口已经具备了一些较为先进的教育理念,重视孩子身心的全面发展。

老人带小孩不是很好的。我们的父母嘛,文化程度比我们还要低啊。他们带孩子的话,有些时候也不是那么文明。(访谈对象:SMMCI1,男,27岁,已婚,育有一男)

尽管访谈对象大都希望孩子在城市上学和接受教育,但是他们普遍认为在城市里孩子的教育成本很高,远远超出他们的承受能力。同时,工作繁忙、无暇照顾孩子也是流动人口难以将孩子留在城市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

孩子读书一个月要很多钱,有时买衣服,吃东西,还有用的啊,还有其他什么的都加在一起,—个月800—1000吧(访谈对象:SFMO1,女。30岁,已婚,育有一男)

总之,虽然流动人口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需求很强,但由于教育成本和抚养成本过高,以孩子质量替代孩子数量的生育意愿缺乏实现的现实基础。一方面,流动人口迫切希望将孩子留在城市里接受教育;另一方面,教育成本压力过大的现实,使其愿望难以达成。

3、生育意愿实现的社会支持薄弱。

抚养成本和教育成本是影响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直接因素,但是生育意愿的现实基础不仅仅取决于这两个方面,还受制于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的状况。因为,对于流动人口而言,他们所处的城市生活环境、可获取资源的满足状况,以及遇到的主要困难,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他们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决策。同时,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在城市生活的融入程度,进而影响他们对城市生育文化观念的接纳程度。

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由于制度供给的短缺和政府角色的缺位,他们往往要承受巨大的生存压力,面临许多发展困境。他们在就业、住房、看病、日常生活物品支出等方面都会遇到各种困难。同时,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的社会融入过程,也会受到来自城市居民的歧视,社会排斥和歧视又会进一步恶化流动人口的生活困境。因此,对于流动人口生活现状及所面临困境的客观呈现,能够进一步探求他们生育意愿形成、以及今后实际生育行为实现的社会机制。至于政府对流动人口的支持,很多流动人口并不愿意对政府做出评价,就那些做出评价的访谈对象而言,他们普遍认为政府在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络中是缺位的,流动人口缺乏来自政府的制度供给和社会支持。

政府啊,我感觉政府好像离我蛮远的。(访谈对象:SMUS2,男,21岁,未婚)

从来没有听说过政府对我们有优惠政策,政府出台的政策都是对本市户口,外地是不可能的。我从来没听说过,也从来没享受过。我从来没有听说政府对外来务工人员有帮助,除非是特别困难的有帮助。(访谈对象:SFMCR3,女,24岁,已婚,育有一男)

总之,城市生活的拉力和压力共同作用于流动人口,使流动人口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城市的居住环境、生活方式、生活内容、收入和教育等都吸引着流动人口奔向城市;但是另—方面,城市生活支出的压力、制度供给的缺乏以及社会歧视的存在,又使得流动人口处于城市生活的最底层,难以实现有尊严的生活。这种困境对流动人口生育观念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使他们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预期出现一种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此,由于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社会支持系统还非常缺乏,因此,在流动人口较为理性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三、结论与反思。

通过访谈调査,我们发现随着生活区域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已经呈现出—些新的特征。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质量替代数量的趋势已初步形成。目前,孩子的抚养成本成为流动人口进行生育决策时首要考虑的因素。当经济条件允许和照料资源充足时,流动人口倾向于将孩子放在教育环境更好的城市中养育。所以,相对于农村,城市的教育成本大幅上升,使得很多访谈对象认为,为了保证孩子成长过程中获得充足的资源和机会,目前的经济收入难以支持两个孩子的生育决策。这反映出了在流动人口中,已呈现出以质量替代数量的趋势。但是,由于城市生活支出和教育成本的大幅增加,使得流动人口愿意用质量替代数量选择的可实现程度降低,在孩子质量的需求和供给之间出现了较大的缺口。

第二,性别选择呈现出理性的一面。虽然有一些访谈对象仍然具有明显的男孩偏好,但是大多数流动人口已开始更为理性地反思这种偏好的实际收益。许多访谈对象通过直接经验或间接经验,能够理性地认识到相对于男孩而言,女孩的成本支出(不需要为女儿准备房子)低,而收益(女孩子更容易找工作,女儿会更孝顺)却更高,因此,女孩偏好,或者没有性别偏好的生育意愿逐渐增多。

第三,个人发展的机会成本和时间成本也逐渐成为生育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一些访谈对象在进行生育预期时,会考虑自己的职业发展,或者个人的精力投入与时间成本。虽然这并非普遍现象,但是可以看出,流动人口的生活理念,以及对自我生活空间的需求与城市社区文化更加契合。相对于孩子的抚养成本而言,个人的机会成本和发展成本虽然还不是生育意愿形成的首要影响因素,但其重要性已经显现出来。

第四,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双重性特征非常显著。一方面,工作和居住环境的改变,使他们受到城市生育文化耳濡目染的影响,远离了农村社区所传承的习俗和文化,尤其是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与农村社区之间依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还受到根深蒂固的农村生育文化的牵制。这种双重性特征,使流动人口呈现边缘性特征,他们一边接受着现代城市生育观念,一边仍受农村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流动人口能否很好地融入城市社会,对未来的预期是否以城市为生活重心的判断,都会直接决定他们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决策之间存在差异的程度。所以,对未来生活预期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实际生育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背离生育意愿。

第五,流动人口以质量为取向的生育意愿缺乏相应的现实基础。在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社会支持体系中,制度供给和政府角色的缺位不仅加剧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困难,也会延缓流动人口生育观念从传统到现代的现实转变过程。生育决策受到一系列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的影响,而制度供给的缺乏和政府角色的缺位会直接作用于这些因素,使得流动人口以质量为取向的生育意愿缺乏实现的现实基础。

住房对城镇生育意愿的研究论文

新一代城乡流动人口生育意愿探析论文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方法。

第五次人口普査的结果显示,xx%的流动人口集中在15——49岁年龄组,这说明育龄人口特别是年轻的育龄人口构成了我国城市流动人口的主体。我国当前的流动人口,其群体特征、城市生活环境、制度环境已与以往的流动人口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可称为“新一代乡—城流动人口如此大规模的青年育龄人口的乡—城流动,其生育意愿、生育需求和生育行为必将对我国人口的生育率和增长率带来重大影响。因此,新一代乡—城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及其特点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

在此背景下,我们开展了针对新一代乡—城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査与半结构式个案访谈研究。20xx年xx月,我们分别在xx——xx岁居住和停留半年以上的非本地农业户籍人口,进行了关于生育意愿的抽样问卷调査,有效样本xx个,回收率为xx%,其中男性占xx%,女性占xx%。问卷调査的基本结论如下:

第一,针对生育数量意愿,平均生育意愿为xx。有xx%的人希望生一个孩子,xx%的人希望生两个孩子,希望生育xx个及以上的比例为xx%,xx%左右的人不想生孩子。

第二,针对生育性别意愿,多数流动人口对孩子没有性别偏好,xx%的人认为应该“顺其自然”,xx%的人希望儿女双全。相对而言,在男性流动人口中,男孩偏好多于女孩偏好;在女性流动人口中,女孩偏好多于男孩偏好。

第三,成本约束、为了孩子成长和情感需要已经成为主导新一代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最主要因素。以上结论说明了新一代乡一城流动人口的生育观念呈现出理性的趋势,新型的生育观已经形成。

通过调査问卷的数据结果,我们对新一代乡一城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有了更为客观的判断。但是,由于生育意愿属于人们的主观认知和自我判断,因此,要深入了解人们关于生育和计划生育问题的真实想法,仅靠问卷调査是不够的。因此,在20xx年xx月至20xx年xx月期间,我们在xx和苏州对xx名18——31岁居住和停留半年以上的非本地农业户籍人口,进行了半结构式深度个案访谈,其中男性xx人,女性xx人;未婚者xx人,已婚者xx人。

本研究通过个案访谈,以期深入了解我国新一代乡一城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现状、主要特点及其对生育孩子数量和性别的预期,掌握他们生育意愿改变的程度和方式,深入探究影响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及其改变的主要因素,尤其是城市的社会支持体系和制度安排对流动人口实际生育行为的影响。同时,本研究还试图通过调査流动人口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及其满足程度,来验证以孩子质量替代孩子数量这一趋势的实现程度,以及制度供给和社会环境能否支持流动人口新型生育观念和意愿的实现。

二、新一代城乡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现状。

流动人口一般想生育几个孩子,他们依然恪守传统生育文化的规定而呈现出显著的男孩偏好,还是已经发生了改变?目前的城市生活与社会环境对他们的生育意愿产生了什么影响?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实现基础是什么?在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差距?本文将分别从生育数量意愿、生育性别意愿、外出务工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以及生育意愿的实现基础四个方面,对新一代乡一城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现状做出判断和分析。

(—)生育数量意愿

通过访谈,我们发现绝大多数访谈对象对于孩子数量的选择倾向取决于其目前的经济状况。无论是否有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当访谈者被问到对孩子数量的预期时,大多会以经济负担和经济压力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因此,很多访谈对象都表达了在目前的生活环境里,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愿望。随着社会转型、经济发展和居住环境的变化,流动人口的生活压力大幅度增加,其中孩子的抚养成本(经济成本、心理成本和机会成本)和城市生活支出(住房、饮食、日常生活物品、教育等)是最为突出的两个方面。所以,在经济收入普遍不高的约束条件下,许多访谈对象认为如果只生育一个孩子,教育资源、物质资源和时间资源都可以集中投入于一个孩子,这不仅有助于孩子的成长、教育和今后的发展,而且也能减轻自己的经济压力与负担。我们可以从以下访谈内容中明显感受到这种认知倾向。

1、要一个,一个就好了,经济负担太重。(访谈对象:SMUC1,男,21岁,未婚)

只想要一个孩子。现在的经济条件嘛,社会现实、养育、教育一个孩子都非常难。

2、经济上开支很大,还有教育投入非常大,如果两个的话更麻烦。(访谈对象:SMMI,男,24岁,已婚未育)

虽然被问及如果在计划生育政策放开的情况下是否会改变对生育孩子的数量意愿,有的访谈对象希望可以增至为两个,但是经济压力依然是他们首要担忧的问题,因此在实际的生育行为过程中,他们仍然会根据其经济状况来进行生育决策:

3、计划生育不管,也不要了,负担太大,没精力也没钱。(访谈对象:TMMCC1,男,26岁,已婚,育有一男)

4、富裕的话我会生两个,穷的话我就只生一个。(访谈对象:SFMCO5,女,29岁,已婚,育有一女)

还有一些访谈对象认为精力投入也是决定生育孩子数量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女性访谈对象认为养育孩子需要大量的精力投入,使得她们无暇顾及更多的孩子。

5、—个就够了,多了太累了,照顾不过来。孩子太多就忙不过来了,照顾不好,还影响工作。(访谈对象:SFMCI5,女,27岁,已婚,怀孕)

也有少数访谈对象在面临生育孩子还是职业发展机会的选择时,会明确选择优先发展职业。这表明在城市里生活的流动人口,受到城市社会情境与文化的渗透和影响,也逐渐呈现出城市居民的特点,不仅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随着经济条件变化而逐渐提高,同时,他们也更加强调自我的主体性,关注自我的空间与发展。

6、有机会发展的话我要先发展,不要孩子,比如说有个机会在我面前,那肯定要发展,不选择孩子(访谈对象:TMUC4,男,19岁,未婚)

综合以上访谈对象对于孩子数量的预期,我们发现在孩子抚养成本和城市生活支出不断提高的约束条件下,孩子的质量成为流动人口的首要选择。这说明城市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已经呈现出以孩子质量替代孩子数量的趋势,计划生育政策不再是决定流动人口生育数量决策的主要约束条件。同时,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的增加、自我发展需要也成为许多流动人口在生育决策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这反映出在城市社会环境的影响下,流动人口对自我发展的关注程度,以及对生活质量水平的预期都比以往有所提升。

(二)生育性别意愿。

流动人口对孩子的性别预期呈现多元化的特点。访谈结果表明,没有性别偏好、男孩偏好、女孩偏好或儿女双全等其他一些不同性别组合偏好的现象都存在。但是针对性别偏好的访谈调查结果显示,与传统农村生育文化中普遍的男孩偏好明显不同的是,流动人口中女孩偏好大幅度地增加了。

1、性别无偏好。

少数访谈对象表达了对性别没有特别的偏好,他们对女孩和男孩的价值评价没有差别。

现在在农村里,男孩不孝顺的也有的是,女孩孝顺的也很多,其实要个男孩不孝顺的话还赶不上要个女的好,我要男孩女孩都无所谓。(访谈对象:SMUI1,男,21岁,未婚)

2、儿女双全。

希望儿女双全的访谈对象也不乏其人,同时获得男孩和女孩的收益(经济收益和心理收益),满足家庭和自己的不同需求,这十分符合中国人普遍希望两全其美的心理特征。

最多要两个,一男一女最好,能够儿女双全。(访谈对象:TMMS,男,25岁,已婚未育)

3、男孩偏好。

—些访谈对象认为农村里男孩偏好的`传统观念对自己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虽然居住在城市社区,但是由于与农村社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性别偏好取向依然存在于在城市里工作的流动人口中。但是,就整体而言,男孩偏好观念的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明显有所降低。

农村都这样,你要是都是女孩,别人会瞧不起你。(访谈对象:TMUS1,男,23岁,未婚)

我喜欢男孩子,女孩子长大了就结个婚,带个孩子,伺候公公婆婆。没什么出息。(访谈对象:TMMC,男,24岁,已婚未育)

4、女孩偏好。

很多访谈对象都表达了倾向于生育女孩的意愿,这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出发点:一是相对于男孩,养育女孩的经济成本更低,例如不需要给女孩准备房子、养女孩更为省心等等;二是在某些方面,女孩的收益高于男孩,如女孩更为孝顺、体贴,女孩子更容易找到工作等等。在未婚、已婚未育和已婚已育的访谈对象中都有人具有显著的女孩偏好。

我想要女孩,女孩不用给她买房,我要生个男孩还得给他准备房子。(访谈对象:SFU02,女,19岁,未婚)

想要女孩。女孩贴心,而且女孩吧,也省心一点,男孩太调皮了。(访谈对象:SFUI3,女,25岁,未婚)

根据访谈调査结果,与生育数量期望明显受到经济状况影响相比,生育的性别偏好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主导决定因素。换言之,影响流动人口生育性别的认知取向与行为结果的因素是非常复杂和多维的。一方面是传统的男孩偏好观念,另一方面是伴随着社会转型,女孩价值的普遍提升,尤其是城市社会中女孩价值实现途径明显增多等因素,共同作用于流动人口的认知与决策过程,使其在生育性别选择中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总之,虽然各种因素的多重影响造成了性别偏好组合的多样化,但是在访谈中我们发现,城市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已经呈现出更为理性的一面,他们对女孩的价值判断(资本收益和心理收益)已经更为客观和理性。

(三)外出务工经历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访谈结果表明,虽然流动人口仍保有传统的生育文化特征,但通过与那些没有进入城市务工的农村居民进行比较,我们发现外出务工经历对流动人口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已经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现代生育文化正在逐渐改变流动人口的认知与生育行为模式。他们已经不再单纯的追求孩子数量,也不再一味地只想生育男孩,而是更加趋于理性地结合自己经济收入和发展状况,通过对男孩和女孩在人力资本投资、价值实现及实现途径等方面的客观比较,来做出生育决策。

我家乡还是比较重视男孩,我感觉我的思想方面改变了,打工经历改变了一些想法。如果你没有到外面看看的话,就会听家里的安排生个男孩。但是你出来仔细一看,你就会改变一些想法。(访谈对象:SMUC1,男,21岁,未婚)

同时,相对于农村社区,城市社区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松散,个人生活空间相对扩大,隐私权能够得到一定的尊重,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流动人口的生育压力(如生男孩家庭才有面子)得以缓解的现实基础。正是基于城市社区居住环境的特点,才使得流动人口在进行生育决策时,能够更多地关注经济状况而非生育文化的制约。

在家乡一定最好有个男孩,那边生男孩感觉名声上会好一点,生个女孩好像会被人笑话似的,在城市这边生活就无所谓了。(访谈对象:SFMCO8,女,29岁,已婚,育有一男)

总之,城市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对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产生了影响。城市融入过程不仅让他们改善了物质生活水平,也改变了他们所秉承的传统生育文化,为生育意愿的转变构建了良好的支持环境。

(四)生育意愿实现的现实基础。

生育决策受到一系列直接因素(生育成本、孩子的教育成本、父母的机会成本等)和间接因素(包括住房、看病等在内的城市生活支出)的影响。因此,如果流动人口的城市社会融入程度不高,制度供给缺乏或政府角色缺位都会直接作用于这些因素,使得流动人口以质量为取向的生育意愿难以实现。本文从以下三方面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现实基础进行分析。

1、农村社区对流动人口依然具有很强的影响。

虽然居住在城市,但是流动人口与迁出地的农村社区仍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传统的农村生育文化对流动人口的压力依然存在。我们发现不少调査对象都处在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两种不同生育文化的双重影响中,有时候,他们必须在两种文化所产生作用力的夹缝中进行决策。以下访谈记录就能够准确地反映出这一困境。

我自己不怎么特别想要男孩。但是怎么说,我百分之六七十想要男孩,主要是想到我老公家的情况嘛,要传宗接代,……主要是老人给的压力。(访谈对象:SFMCO8,女,29岁,已婚,育有一男)

通过以上访谈,我们可以推断由于受到长辈、以及与农村社区之间的各种联系等外界因素的影响,那些具有现代生育观念的流动人口中的未婚者和已婚未育者,其目前的生育意愿和以后的实际生育决策及行为之间可能会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2、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对于孩子的成长和教育问题,访谈对象大都希望孩子能留在城市里接受教育,并希望孩子今后能立足于城市得以发展。城市的教育体制、教育环境、教育资源与机会要远远优于农村已经成为流动人口的普遍共识。

带过来把孩子放在城里抚养,我感觉对孩子的前途比较有希望。(访谈对象:SMMCS1’男,已婚已育者)

除了考虑教育环境和教育体制等因素之外,也有不少访谈对象意识到,如果将孩子留在家乡,隔代教育会产生很多弊端,同时也会造成孩子的一些心理问题。这说明新一代的流动人口不仅关注孩子的学习,也逐渐认识到孩子在教育和成长过程中应该运用适当的教育方法,并且开始注重孩子的心理健康,以及建立融洽的亲子关系。这表明流动人口已经具备了一些较为先进的教育理念,重视孩子身心的全面发展。

老人带小孩不是很好的。我们的父母嘛,文化程度比我们还要低啊。他们带孩子的话,有些时候也不是那么文明。(访谈对象:SMMCI1,男,27岁,已婚,育有一男)

尽管访谈对象大都希望孩子在城市上学和接受教育,但是他们普遍认为在城市里孩子的教育成本很高,远远超出他们的承受能力。同时,工作繁忙、无暇照顾孩子也是流动人口难以将孩子留在城市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

孩子读书一个月要很多钱,有时买衣服,吃东西,还有用的啊,还有其他什么的都加在一起,—个月800—1000吧(访谈对象:SFMO1,女。30岁,已婚,育有一男)

总之,虽然流动人口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需求很强,但由于教育成本和抚养成本过高,以孩子质量替代孩子数量的生育意愿缺乏实现的现实基础。一方面,流动人口迫切希望将孩子留在城市里接受教育;另一方面,教育成本压力过大的现实,使其愿望难以达成。

3、生育意愿实现的社会支持薄弱。

抚养成本和教育成本是影响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直接因素,但是生育意愿的现实基础不仅仅取决于这两个方面,还受制于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的状况。因为,对于流动人口而言,他们所处的城市生活环境、可获取资源的满足状况,以及遇到的主要困难,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他们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决策。同时,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在城市生活的融入程度,进而影响他们对城市生育文化观念的接纳程度。

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由于制度供给的短缺和政府角色的缺位,他们往往要承受巨大的生存压力,面临许多发展困境。他们在就业、住房、看病、日常生活物品支出等方面都会遇到各种困难。同时,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的社会融入过程,也会受到来自城市居民的歧视,社会排斥和歧视又会进一步恶化流动人口的生活困境。因此,对于流动人口生活现状及所面临困境的客观呈现,能够进一步探求他们生育意愿形成、以及今后实际生育行为实现的社会机制。至于政府对流动人口的支持,很多流动人口并不愿意对政府做出评价,就那些做出评价的访谈对象而言,他们普遍认为政府在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络中是缺位的,流动人口缺乏来自政府的制度供给和社会支持。

政府啊,我感觉政府好像离我蛮远的。(访谈对象:SMUS2,男,21岁,未婚)

从来没有听说过政府对我们有优惠政策,政府出台的政策都是对本市户口,外地是不可能的。我从来没听说过,也从来没享受过。我从来没有听说政府对外来务工人员有帮助,除非是特别困难的有帮助。(访谈对象:SFMCR3,女,24岁,已婚,育有一男)

总之,城市生活的拉力和压力共同作用于流动人口,使流动人口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城市的居住环境、生活方式、生活内容、收入和教育等都吸引着流动人口奔向城市;但是另—方面,城市生活支出的压力、制度供给的缺乏以及社会歧视的存在,又使得流动人口处于城市生活的最底层,难以实现有尊严的生活。这种困境对流动人口生育观念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使他们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预期出现一种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此,由于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社会支持系统还非常缺乏,因此,在流动人口较为理性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三、结论与反思。

通过访谈调査,我们发现随着生活区域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已经呈现出—些新的特征。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质量替代数量的趋势已初步形成。目前,孩子的抚养成本成为流动人口进行生育决策时首要考虑的因素。当经济条件允许和照料资源充足时,流动人口倾向于将孩子放在教育环境更好的城市中养育。所以,相对于农村,城市的教育成本大幅上升,使得很多访谈对象认为,为了保证孩子成长过程中获得充足的资源和机会,目前的经济收入难以支持两个孩子的生育决策。这反映出了在流动人口中,已呈现出以质量替代数量的趋势。但是,由于城市生活支出和教育成本的大幅增加,使得流动人口愿意用质量替代数量选择的可实现程度降低,在孩子质量的需求和供给之间出现了较大的缺口。

第二,性别选择呈现出理性的一面。虽然有一些访谈对象仍然具有明显的男孩偏好,但是大多数流动人口已开始更为理性地反思这种偏好的实际收益。许多访谈对象通过直接经验或间接经验,能够理性地认识到相对于男孩而言,女孩的成本支出(不需要为女儿准备房子)低,而收益(女孩子更容易找工作,女儿会更孝顺)却更高,因此,女孩偏好,或者没有性别偏好的生育意愿逐渐增多。

第三,个人发展的机会成本和时间成本也逐渐成为生育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一些访谈对象在进行生育预期时,会考虑自己的职业发展,或者个人的精力投入与时间成本。虽然这并非普遍现象,但是可以看出,流动人口的生活理念,以及对自我生活空间的需求与城市社区文化更加契合。相对于孩子的抚养成本而言,个人的机会成本和发展成本虽然还不是生育意愿形成的首要影响因素,但其重要性已经显现出来。

第四,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双重性特征非常显著。一方面,工作和居住环境的改变,使他们受到城市生育文化耳濡目染的影响,远离了农村社区所传承的习俗和文化,尤其是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与农村社区之间依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还受到根深蒂固的农村生育文化的牵制。这种双重性特征,使流动人口呈现边缘性特征,他们一边接受着现代城市生育观念,一边仍受农村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流动人口能否很好地融入城市社会,对未来的预期是否以城市为生活重心的判断,都会直接决定他们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决策之间存在差异的程度。所以,对未来生活预期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实际生育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背离生育意愿。

第五,流动人口以质量为取向的生育意愿缺乏相应的现实基础。在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社会支持体系中,制度供给和政府角色的缺位不仅加剧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困难,也会延缓流动人口生育观念从传统到现代的现实转变过程。生育决策受到一系列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的影响,而制度供给的缺乏和政府角色的缺位会直接作用于这些因素,使得流动人口以质量为取向的生育意愿缺乏实现的现实基础。

在刚过去的周末,“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首次跌破1%”上了各大平台的热搜。 根据最新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在过去的一年中,全国人口出生率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出生率。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原新教授向八点健康解释,“2020年出生人口1202万,死亡人口998万,净增长204万,而在14亿的人口基数面前,204万是一个很微小的数字,几乎相当于没有。

住房政策向多子女家庭倾斜,会提高我国的生育率,其实人们不愿多生孩子的原因主要是经济负担不起。

在刚过去的周末,“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首次跌破1%”上了各大平台的热搜。根据最新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在过去的一年中,全国人口出生率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出生率。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原新教授向八点健康解释,“2020年出生人口1202万,死亡人口998万,净增长204万,而在14亿的人口基数面前,204万是一个很微小的数字,几乎相当于没有。”“按照这样一个数字判断,相对而言,基本上可以认为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了人口零增长的阶段,出生和死亡几乎抵消了。”“根据国际组织和中国科研机构的多个人口预测方案,之前是预估2027~2032年才进入人口负增长,但现在看来,随着人口出生率的进一步下跌,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推进导致死亡率逐渐上升,基本上可以判断,中国人口绝对意义上的零增长,也就是近一两年的事儿,在那之后,中国人口就会转成负增长。”有意思的是,这个结果,早在今年5月份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时也曾公布过。不过在当时,出生率并没有引起大家过多的关注,更多的关注集中于生育率——202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低至,是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出生率是新生儿数量在平均人口中的占比,而生育率则是出生人口与育龄女性的比率。如果说生育率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生育意愿和状态,出生率则可以体现人口增长情形。在2020年,这两个创下新低的指标,都昭示着中国的人口问题越来越不容乐观。消失30年的生育潮自2011年始,中国的生育政策开始掉头,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全面放开二孩,放开三孩……从限制生育到鼓励生育,然而,女性的生育意愿一去不复返,预期中的生育潮一次又一次落空。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为‰,总和生育率是。一位育龄女性,平均生育个小孩,也就是总和生育率保持在,才能保证正常的人口更替水平——也就是下一代的人口总数不增不减。1963年,在新中国的第二次出生人口高峰期间,中国的生育率高达。在50-60年代的多数年份里(除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的生育率都保持在6以上,出生率都保持在30‰以上。新中国72年的历史上,这样的出生人口高峰有过三次。第一次出生人口高峰出现在新中国刚成立后1949-1958年,10年间累计出生人口亿,根据《统计年鉴》,1952年的人口出生率达到了30‰,几乎有2020年出生率的4倍还多;第二次出生人口高峰从1962年开始,那一年,人口出生率又一次跃升至37%以上,年出生人口超过2000万人的状态持续到了1975年,14年间为中国带来了亿的出生人口;这两次生育潮,让中国的人口总量从建国时的亿人口直接跳涨到亿,创造1964年到1974年期间,平均每5年净增加1亿人的人口高速增加的奇迹,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全世界只有中国、印度、美国和前苏联四个国家的总人口在1亿人以上,我国十年间净增加了2亿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济近40年的强劲增长和韧性,都受惠于这两次人口高峰带来的人口红利。不过在当时,生育潮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趋势。全社会的舆论风向和政策风向,都认为出生高峰是“严峻挑战”和“考验”,是需要被“平缓”的。于是在第二次人口高峰的末尾,中国开始了影响深远的计划生育政策。1973年,中国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成立。整个70年代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晚,稀,少”为主——“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拉长生育间隔,两胎要间隔3-4年左右;“少”是指三个多了,两个正好。严格的生育政策,开始抑制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到中国的第三次人口高峰期,实际上是第一个和第二个生育高峰出生人口进入了生育期,育龄人群快速增加,虽然出生率水平赶不上前两个生育高峰,但是年出生人口超高2000万人却持续了17年,从1981年延续到1997年,累计出生人口达到亿人。但这一次的出生人口高峰,并不是由于女性的高生育率带来的,而是当时育龄女性的庞大数量带来的。实际上,中国的生育率和女性的生育意愿自80年代开始大幅下降——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期,中国的生育率的已经在1991年降至更替水平,并从1992年至今一直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上,跨入了低生育率水平时代且保持了30年。和迅速下降的生育率和生育意愿相比,中国的生育政策越发严格。到8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一对夫妻生育超过一个孩子,被定义为超生,并受到经济和行政处罚。这一政策延续了30多年,直到2016年废止。在2007年的时候,原国家人口计生委预计,中国将迎来为期五年的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必须下最大力气做好稳定低生育水平工作”。然而,中国的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迟迟没有到来。实际上,自第三次生育高峰1991年结束至今,已经整整30年,中国再没有出现过一个出生人口高峰期。年轻人为什么不想生了?房价高,育儿成本高,工作内卷,加班严重……在社交媒体上,这些都被认为是影响生育意愿的原因。而早在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田丰在一篇关于生育意愿的研究论文中便曾指出:衡量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生育成本。这些成本中,有直接成本,“子女的养育费用及子女将来的婚嫁费用”;也有间接成本,“即生育和照料子女给家庭带来的机会成本和时间成本”。而因生育造成的机会成本降低,在女性身上的表现尤为明显。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靳永爱提到:“现代社会,女性在外部(职场)与男性的差距越来越小,地位越来越高,但在家庭中,女性仍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照料的主要承担者,面临工作家庭平衡的巨大挑战。多生孩子,就意味着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在孩子身上,这对女性的生育意愿有很大的压抑作用,而且现代社会的生育行为,女性的自主决策权还是很高的,低生育率也就不可避免了。”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上海市妇幼保健中心等机构的数位学者访谈了多名育龄女性和相关工作人员,于2021年4月发表了论文《上海地区生育决策决定因素的定性研究》,其中提到:住房和养育经济成本高、教育竞争激烈、工作时间长、因工作和观念导致的父亲缺席、女性职业生涯受影响等,是当前中国许多女性不愿生育或少生育的理由。而间接成本之外,生育的直接成本同样惊人。生育需要结婚,而结婚往往需要有房子。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住房支出在居民所有的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最高。从2012年年底全部金融机构消费信贷情况来看,个人住房贷款占全部消费信贷余额的比重约为,信用卡贷款占,汽车贷款余额占比约为,其他各类消费信贷占比约为10%。影响生育意愿最为重要的两大经济因素,除了住房,还有教育,“双减”更曾被认为是为了减轻育儿负担,提升生育意愿而祭出的大杀招。在生育友好型社会,鼓励生育的政策框架已较为完善,包括:经济支持政策(津贴或减税)、时间政策(产假或育儿假、弹性工作时间等)、托育服务供给和职场权益保障(保留工作岗位、提供培训等)。此外,“生育友好”还应当对男女两性都友好,不把生养责任推给一方独自承担。而在目前的中国,大部分地区产假仍只有3-4个月。产假结束后,年轻母亲就面临着孩子谁来带的问题。中国的学前托育、教育资源仍然供给不足。0~3岁儿童主要由母亲或祖辈照顾,2019 年全国0~3 岁儿童入托率仅为 ,现有资源远远无法充分满足家庭的需求。此外,许多女性“不生、少生”的原因是担心影响职业发展、遭遇“母职惩罚”。生育后的女性晋升机会减少、地位被边缘化等情况,并不罕见。还有研究者计算出,中国女性每生育一个子女,工资收入就减少7%。而同时,男性法定陪产假只有15天,育儿责任仍然更多在女性身上。打造一个职业友好的环境对提升生育率非常重要,靳永爱提到,“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北欧很多国家在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越高的时候,生育率是越高的。劳动参与度与生育率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而不是一个负相关的关系。”要想生育政策的政策效用充分释放,全社会必须转变生育的价值理念,明确生育不仅是女性自己的事,也是一个家庭的事,同时也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事。中国何以未富先“少”?与上一代人想生而不能生不同,当下社会的年轻人是“发自内心地不想生了”,人口学上将这种由生育观念引起的生育行为的变化,叫做内生性因素引起的低生育,与之相对的,由生育政策限制引起的叫做“外生性低生育”。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内生性低生育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经济的发展,收入、教育、就业状况的改善,社会竞争的加剧,以及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都会使得人们的倾向于为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而主动限制生育,这是人们自发的少生,是内生性因素变化的结果”。“不只中国,全世界都是这样子的,发达国家就这么走过来的”, 原新教授认为,中国唯一的特殊之处在于,人口生育率的转变发生得太快了,“给我们预留的认识和应对人口问题的时间都非常急促。与中国经济奇迹相伴而生的,是中国的社会奇迹,原新向八点健闻解释,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中国社会的加速演化,“社会发展太快了,而且在开放的这样一个政策下,我们接受接纳了许多新思想,接受得非常快,而且也非常彻底”,在其中,中国传统的家庭-生育观念在潜移默化中被彻底改变了。原新举例,现代化过程中,人才竞争激烈,教育周期越来越长,这不仅压缩了个人生命周期当中的生育空间,高昂的抚育成本也会让人们逐渐形成了少生孩子、不生孩子以降低生存成本的价值观。越来越多的科技产品、万物互联、虚拟生活、数字化和智能化时代,部分替代了生育孩子的需要和乐趣。而且高昂的养育成本也是发展的题中之义,“创造更好的条件让下一代去生存发展,这也是发展的结果,是文明的标志”。原本由传统家庭提供的赡养、生育、感情等职能有了更多替代选择,如福利政策的建立,使得中国传统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体系”逐渐瓦解。当家庭、生育不再是必选项,不婚不育、低出生率低生育率便成为了社会问题。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种外生性的力量,无疑与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生育率下降相向而行,“加速了中国的生育率的下降或者说是稳定了中国的低生育率水平”。在中国,外生政策和内生因素同向而行,都指向了“少生”,二者还会产生加速度,政策也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生育观念,这就使得中国快速步入了人口零增长阶段。“从生6个孩子左右减少到生2个孩子,发达国家大概用了80年以上的时间,而中国只用了20年”。这样多重因素作用下的彻底改变,往往也带着巨大的惯性,外生性的政策易改,但很难拉住不断下滑的生育意愿。2013 年,我国开始启动“单独两孩”政策。2016 年,我国开始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政策放开的第一年,人口出生率出现了大幅增长并达到了近十年来的最高点,但是,接下来的 3 年却连续下跌。在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出生率的下跌带来的劳动力流失及老龄化问题短时间内或许不足为惧,原新反对将少子化与老龄化过度捆绑,“现在多生,十年、二十年以后是劳动力,但是60年以后又是老龄化,老龄化是另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结果,它更多地关乎越来越长寿的人们如何死去”。任何一个社会公共政策和社会现象,都应该坚持利弊分析,事实上,它们本身就客观存在利与弊。但“过低生育率维持的时间过长,就关乎人口安全”,原新告诉八点健闻,“如果我们一直维持的适度生育率,300年后中国人口只剩5亿人,超低生育率维持的时间过长,就是人类的慢性自杀,这是人类社会问题”。“生育率低,这不是问题,关键是不能让他在低或者超低阶段的时间过长,千万不要陷在低生育率、尤其是超低生育率的泥潭当中,要扭转这个趋势,才是问题的关键”。错过的20年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院茅倬彦201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人口问题一旦出现,意味着解决人口问题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了”。“船大难掉头!”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告诉八点健闻,早在2000年五普时期就应该有所警觉,至晚到2010年六普时就应该全面放开了。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到这一阶段,总和生育率已经从人口出生高峰期(世纪70年代)的降到了2以下。

大学生返乡发展意愿研究论文

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强调经济发展,还须重视农民思想道德教育,重视法治建设,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深化村民自治实践等。下面是我给大家带来的乡村振兴正当时征文范文5篇,以供大家参考!

乡村振兴正当时征文1

人才是社会干事创业的第一资源。大学生则是人才当中最主要的力量。大学生都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其素质和能力还是值得信赖的。近年来,不少地方对于大学生越来越重视。很多农村地区,长年难以摆脱贫困。关键还是在于人才方面出了不少问题。近日,一篇名为《让大学生成为乡村振兴生力军》的文章更是旗帜鲜明表达了大学生应该不断为乡村振兴助力,促进早日实现乡村振兴的发展战略。

很多贫困地区,贫穷和落后与人才的匮乏和短缺不无关系。贫困地区,受限于诸多的客观条件,人才,特别是大学生难以在一些贫困的农村施展才能。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贫穷,导致对于很多乡村在人才的政策和引入上也很缺乏甚至没有底气和勇气。对于大学生的引才工作政策上的缺失,直接就造成了很多偏远农村人才缺乏,而大城市往往有显得人才过剩甚至饱和。这就是长期以来困扰很多偏远农村发展的重要障碍。因此,加强人才工作,让大学生不断在乡村振兴上助力,往往就能-很多乡村振兴发展的问题。

新时代,是知识经济时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早已深入人心。很多经济发达的地区,之所以能够保持快速、持久地高质量发展,人才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没有大量具有能力和高素质的大学生不断助力当地发展,经济想要实现突飞猛进难以为继。因此,-偏远农村发展的瓶颈,就要不断发挥大学生的作用,让大学生助力实现乡村振兴。

让大学生助力实现乡村振兴,要积极打造可以让大学生施展才能够的事业平台。很多农村地区,产业都比较落后甚至很缺乏,加上基础设施也比较落后,导致很多大学生即使去了很多农村也难以有所作为。很多大学生到了这些地方甚至有种被埋没、甚至最终被荒废的情况。这样的情况如果不解决,往往就会导致农村地区与城市的差距会越来越大,人才的匮乏问题必将长存。在一些农村地区,大学生来到这些地区,往往也留不住。因此,真正要-农村地区人才的问题,还是要不断发展事业平台,让大学生来到农村不会觉得是“游一游”。

大学生,是社会改革发展的财富,更是社会精英人才的重要组织部分。干事创业,需要人才的不懈奋斗,更是需要大学生不断在干事创业中不断努力。乡村振兴,这是十九大国家的战略部署,是保证广大农村人民群众实现脱贫致富的关键。作为这一重大战略的实施,就需要大学生的不断助力,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乡村振兴正当时征文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党管农村工作,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乡村全面振兴,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重在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农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大学生在农村和乡村振兴浪潮中必然会有发展。无论是发展原始种植型农业,还是发展新型创新型农业,农村的人才严重缺失都是值得关注的重点。农村政府应创造条件,让从农村走出的大学生回到农村,为他们的未来发展提供良好的平台,对其落户农村、发展农村给予政策支持、资金扶持;农村大学生回到农村发展比城市人才到农村发展,有事半功倍之效。他们知道农村最需要什么,也知道农村的真正问题,与村民沟通起来也更有亲近感,更容易扬长避短,在乡村振兴中做出贡献。

为了农村和乡村振兴,重在真心实意地把有志于农村发展的大学生推到更有发展前途的岗位上,不能因为他们年轻,因为他们只能到农村,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就热一阵冷一阵,或者有小家子气,害怕大学生走在自己前头,影响了自己的仕途。

善于从农村能人中发现和挖掘人才。农村大学生生于、长于农村,并在农村摸滚打爬了多年,对农村情况和农村需求了如指掌。加强对这些人进行定向培训,并根据他们的发展及所作出的贡献,为他们提供晋升、发展的更优通道,必然有助于乡村振兴加速提质,有助于他们在乡村振兴中不断成长。

乡村振兴正当时征文3

推进乡村振兴,人才是基本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关键。致天下之治者才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人才振兴实施正确方向是实现乡村稳、农业兴的要因素,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关键目标指向,拥有一支深刻了解农村生产生活的多元化、高素质“三农”工作保障队伍尤为关键。

留助乡村人才,助力乡村振兴好发展。人兴则乡村兴,人旺则乡村旺。选拔培优乡村振兴的人才要着力从眼下的本土去挖掘“千里马”,首先,鼓励本土人才积极投身乡村建设的同时,要制定并完善好本土人才成长发展机制,充分激发乡村人才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乡村人才的技术优势,进而带动产各个业快速发展,带动致富。其次,从教育、就业、医疗、基础设施、居住环境等条件入手,不断改善和优化本土乡村人才的成长发展环境。通过健全的保障机制的投入,乡村基础设施的完善,相信本土乡村人才能更好地助推乡村振兴。

培养新时代人才,共建乡村振兴好发展。新时代的乡村需要更多新时代的人才来点燃,大学生村官计划是想乡村提供人才振兴支撑的重要途径,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三农”工作干部队伍提供源头活水。大学生村官计划自实施以来,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了扎实的人才支援,在工作中,他们发挥着积极作用,一批又一批有文化、会经营、善管理、懂技术的大学生村官为乡村振兴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是乡村振兴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人才队伍。要建立引导并鼓励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的长效机制,鼓励更多年轻有志青年扎根基层、服务乡村振兴。

要筑巢引凤,以人才振兴助力乡村振兴。要多方引导返现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科技人员、退役军人等等返乡做“创客”,鼓励支持并引导乡村精英群体返乡投身到乡村振兴,不仅仅要靠当地政府部门创造便利条件、政策支持,也要同步改善乡村基础建设,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更好解决返乡精英群体的后顾之忧。栽好梧桐树,吸引凤凰来。营造“靠环境引人才,用服务留人才”的良好氛围,制定人才、财税等优惠政策,为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吸引更多的人才返乡创业,推动乡村振兴全面发展升级,谱写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人才振兴是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的核心灵魂,乡村振兴必须人才为先。人才是创新创业的支柱,只有人才支柱稳固,才能筑起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大厦,打开乡村振兴新局面。

乡村振兴正当时征文4

乡村振兴战略侧重于从顶层设计角度为农村发展指明方向,意在促进农村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的全面发展和整体提升。脱贫攻坚从致贫的因素出发,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扶贫措施,帮助每个贫困户脱贫,侧重于微观政策。作为各级干部,需要在实际工作中研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问题,重点唱好“三部曲”。

唱好“政策转型曲”。围绕精准扶贫,各级都制定了一系列到村到户的扶持政策,对保障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和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乡村振兴阶段,各级干部应在此基础上扩大扶贫范围,实现扶贫资金逐步向非贫困户开放,激发农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精准扶贫政策的民主监督制度和考核制度,实现其与乡村振兴的有机结合;坚持乡村振兴建设总目标与乡村自身的特色结合,制定差别化的扶持政策。

唱好“城乡融合曲”。城大乡小的格局凸显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工作中城乡何以融、如何融的双面性。各级干部在此项工作中要做到空间规划有序,以距离城镇中心和实住人口为参考,将乡村进行特大乡村、大乡村、中等乡村、小乡村分类,采取城乡融合归类,实施壮大、合并、融入的指导策略,做到城乡机理有别,对于承载独特地域文化的建筑及其它样式给予保护,避免在拆建中导致文化流失。

唱好“技术互补曲”。乡村振兴战略与脱贫攻坚政策的有效衔接需要技术上的相互补充,各级干部应将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的技术发展纳入农业信息化发展计划,形成纵向相连、横向相通的技术体系。乡村振兴方面,要加快乡村地区的网络建设,引进信息技术人才,通过大数据分析农业发展市场需求,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并鼓励互联网企业建立产销衔接的农业服务平台。脱贫攻坚方面,通过建档立卡和扶贫开发信息化建设,推进信息进村入户,完善精准扶贫数据库,为建档立卡户精准退出提供数据支持和技术保障。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是一个大课题,各级干部要以产业发展为推动,以教育和医疗为保障,以环境改善和乡村治理为基础,打造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围绕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确保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也不掉队。

乡村振兴正当时征文5

实践出真知,为响应国家鼓励青年到实践中去,-于-年8月5日抵达-市--县--镇进行社会实践。在深入了解当地经济政策以及国家对乡村振兴颁发的政策后,实践队开始了对--镇的实践活动。

受疫情影响实践活动采取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实践开始,--成员来到了--镇政府,在党政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了解到了--镇近十年所发生的变化,副镇长朱吉文接待了我们实践队成员,通过更深入的了解,实践队成员发现现在的--镇村民的经济收入不仅仅依靠传统的方式,在农业发展中越来越多的现代科技被运用,食品也会通过电商,网红促销等方式进行更全面的推广。我们更深的感受到了科技发展带来的便利,以及科技发展的重要性。

下午我们走进了--镇集市,通过对--镇当地的地摊,农业以及食品的调研,实践队成员对国家政策在乡村振兴方面有了新的认知,也感受到了在国家的扶持下乡村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实践过程中我们也接触到了一些当地的公司企业,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公司,作为一个天然植物有限公司,质量是排在第一位的。该公司生产的即食燕麦原材料就取自--县黄河小麦,不仅保证了食品的质量,更节省了运费等一系列的花销。同时随着新兴产业的发展,直播带货的兴起,--公司也非常重视电商的发展,经公司经理介绍疫情期间曾与快手网红合作进行直播带货,正因为该公司主动适应网络新环境才使得该公司食品的销售走在当地其它公司之前。只有优质的食品和新科技才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该企业才会办得越来越好。

我们还进行了线上的调研,就--县本地大学生返乡就业意愿展开调研,据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人都是想要返乡就业但当地的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制度成了这些青壮年在家乡就业的一大困扰。在这次的调研过程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当地的青壮年真的不多,大部分都是带着孩子的老年人,因此要想助力当地的发展就要留住人才,留住那些青壮年。“劳动是财富的源泉”,“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只有这样才能使乡村发展的越来越好。

这次的实践活动短短几天就过去了,通过这次社会实践活动让我们本不熟悉的社会实践团的成员们变得熟络起来,让我们掌握了多种调查调研的方法,剪辑视频、写新闻的能力,我们也学会了团结一心分工合作将原本繁重的工作在短时间内优质优良的完成。除此之外也让我们在活动过程中真正的看到了社会最真实的一面,也让我们意识到了自己本身应有的责任和使命和进行这次社会实践真正的意义所在。

实践的过程很累但也很快乐很充实,这应该会成为我们整个大学生活中最值得怀念的经历,实践完成后会让自己收获满满的成就感,社会实践就像是在学校和社会之间搭起的一座桥梁,引导我们认识社会接触社会从校园走向社会,当我们真正完成学业走向社会时也不会不知所措。社会实践可以说是一个加油站,能让我们以更积极的心态来面对接下来的学习,找到自己努力的方向。

身为一名大学生,新时代的青年,我们就应该运用我们所学的知识为国家做贡献,为乡村发展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助力乡村发展。乡村富裕,国家强盛!

农民工返乡创业对策研究摘要:农民工返乡创业为解决“三农”、失业和剩余劳动力转移等经济社会问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开拓了一条新路,但由于当前国家财政扶持力度不够等原因,农民工返乡创业比较优势不明显,在取得了一定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重重困难。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对农民工返多创业的现状和原因等做了详细地分析,找出了目前农民工返乡创业存在的主要困境,并从政府和农民等两方面提出了引导和扶助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民工;返乡创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政策扶持 1农民工返乡创业特点分析 (1)投资方向主要是发展工商经济。 目前返乡创业的农民以第一、二代农民工为主,这些农民工大多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务工。因此,他们回到家乡后在政府的支持下,同时利用打工期间获得的见识、本领、资金、信息、社会资本等,发展工商服务业,投资商品性的农业经营,主要是兴办规模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兴办二、三产业。 (2)大多数人选择在小城镇居住。 农民工回乡创业不是单纯的回农村原户籍所在地创业,大多数创业者把企业办在了家乡的集镇和县城,近70%是在小城镇居住。 (3)部分农民工被充实到农村基层组织。 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利用亦工亦农亦商的特点,积极参加合作组织和中介组织,成为经纪人或创办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带头人,也有部分人担任村干部或参加村民议事会及村民理财小组。 由于农民工与农村、农业的天然联系,农民工回乡创业正在以其特有的方式,在带动农民就地就近转移、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加快不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推动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必须切实转变观念,从战略高度对待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在全社会营造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氛围。 2农民工返乡创业原因分析 返乡创业是劳务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劳务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作为特有的经济和社会现象,我国的“民工潮”和劳务经济已经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民工跳出农门到大中城市、发达地区去务工或经商。解决温饱问题;第二阶段在务工或经商的过程中,一些农民工变成了管理者或者老板;第三阶段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开始返乡创业,大量地从“打工者”嬗变为“创业者”。 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沿海经济特区的开放,农民工形成了单向性的“外向”型流动,进一步拉大了原本就存在的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市民和农民之间形成了一个无形的壁垒,既体现在经济制度和政策上,也体现在精神和心理上,增加了农民工在城市稳定落脚的成本。在城里农民工不能获得稳定就业,加上城市人对乡下人的歧视和排斥,以及经济待遇的不公平,而使农民工选择返乡发展。 返乡创业投资环境的改善 2004年、2005年中央连续二年下发的两个“一号文件,为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政策依据,创造了有利的大环境,尤其是出台的许多“惠农”硬措施,使农村的创业环境更稳定、更优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小城镇建设步伐的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各项具体措施的落实,各级政府招商引资条件的优惠,再加上外面投资风险和创业成本的增加,使相当一部分有创业意愿的农民工,也愿意选择返乡创业。 乡土观念和“根”文化的需要 大量农民工有故土情结和情系家乡的情感需要。大量创业人员愿意为家乡的发展和荣誉去打拼、去贡献,主动捐资公益事业,并响应家乡政府的号召,在家乡投资办企业,带领乡亲们致富,并就近吸纳了当地农民工就业。这些农民工对自己家乡的资源情况、人事关系和投资环境比较熟悉。也掌握了家乡内外的市场信息,有助于其成功创业。 农民工自身创业条件的具备 经过几年的外出务工。一般农民工每年都能挣到上万元甚至几万元收入,再加上在外结交的朋友多了,见的世面大了,学到了一技之长,思想观念上就自然地会发生变化,创业意识就会增强。这些农民工通过“打工大学”接受到了先进的科技文化,有了发展现代产业的冲动和信念,经济基础和人力资本的提升都是促成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基础。 3农民工返乡创业面临的困境 创业资源的短缺 首先是资金短缺,融资难是不少返乡创业人员反映的首要问题。现在的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门槛高,而且贷款手续非常复杂,周期很长,难以解决返乡创业者的融资之渴。其次是土地制约。随着这几年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增多,有些地方供地指标也开始捉襟见肘,对很多想进一步扩大规模的企业而言用地成了一大制约。最后是人才短缺,不少返乡创业者是初高中毕业,办企业存在盲目性,自身经营管理知识也比较薄弱,又很难吸引人才,迫切需要指导。另外由于内陆欠发达地区生活与人文环境较差,服务业不发达,即使是在同等的工资待遇下,很多年轻劳动力也更趋向于外出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打工。 政府扶持政策的缺失 有的返乡创业者反映政府效能不高,虽然很多地方领导给予高度重视,但在落实过程中一些部门和个人执行政策有偏差,服务意识不到位,甚至还存在吃拿卡要、推诿拖延办事的情况,不利于企业更好创业。如创办企业中是税费减免优惠不明显,甚至当前大部分内陆地区还没有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实施税费减免政策。见了“世面”的农民工回到当地,可能会与当地官僚习气、无视市场规律的做法产生冲突。但冲突矛盾解决的过程,其实也推动了当地投资环境的优化。返乡创业农民工呼吁,今后国家能农民工创业中农遇到的问题。出台相关政策给予农民工创业更多政策支持。 创业投资成本高 我国内陆欠发达地区普遍存在基础设施建设差的问题,尤其是县、乡(镇)两级,基本上都存在路、水、电、通信、交通和能源等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企业发展需求的问题。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在企业用地、用水、用电和证件办理等方面设置障碍,使有的投资项目迟迟难以落实。直接导致农民工返乡创业额外投资成本增加、交通运输成本升高和产品交易周期拉长等问题。 4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建议 为返乡创业提供融资优惠政策 要加快信贷改革与创新步伐。首先,鼓励和引导发展乡村和城镇社区中小金融机构等,并把农村中小企业作为其主要目标客户,提供贷款服务。其次,坚持支持其它商业银行到农村地区设立营业网点或巩固其已有营业网点为返乡创业提供信贷服务。再次,考虑设立行业协会基金担保公司。 政府要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信贷担保和信贷补贴。设立农民工返乡创业专项扶助基金,为返乡创业提供信贷担保。同时协同金融机构为返乡创业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利息差额由国家财政予以补贴。 为返乡创业提供资源使用优惠政策 国家可以参照农业反补贴的办法,加大对返乡创业的财政补贴力度。对于返乡创业,特别是创办为解决当地就业、“留守儿童”、“留守媳妇”问题做出重大贡献的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和科技效能型经济实体和农业产业化企业,政府要在用地、用水和用电等问题上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例如,可以考虑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低于市场价的土地资源和用水、用电等创业便利,其差价由国家财政予以补贴。 为返乡创业充实人才等资源 由国家财政拨款为返乡创业业主及其员工提供免费培训,加强培训基地建设,拓宽培训领域,进一步充实和提高培训师资队伍。另外可积极采取外联式发展模式。主要可以通过与大学社会实践合作吸收大学生进企业实践,并积极吸收人才指导企业更好的发展。如可通过政府部门与各个大学协调,以大学生下基层挂职锻炼的合作方式,实现学生得到实践锻炼机会和企业获得人才资源的双赢,同时还应该与社会各界合作利用外方所拥有的资源来弥补自身急需同时又紧缺的资源。 为返乡创业提供税费减免优惠政策 农民工返乡创业处于起步阶段的,政府必须实施一定期限的税收减免政策,立足现实、着眼长远,先引导和扶助尽可能多的农民工返乡创办尽可能多的经济实体,支持与鼓励其中发展潜力大,前景看好的企业做大做强,坚持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做多做小”与“做大做强”两条腿走路。等这些经济实体发展到一定阶段有承担税负的能力时,再按国家标准对其进行税收征缴,使其纳税能力与收入水平相适应。 为返乡创业创建良好硬件环境 国家要加大对内陆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力度,突出抓好交通运输设施建设,小城镇道路、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及其配套设施建设,如积极创建“工业园”、“返乡创业园”和“返乡创业一条街”等创业基地,不断增强小城镇的创业项目承载能力,减轻返乡创业者的额外投资压力,同时降低人居园区的门槛。 根据相关部门统计,全国农民工总量中有7%~10%基本完成资本原始积累,1400万~2000万人具有了创办企业的能力。可见未来吸引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创业的潜力巨大,建立吸引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发展的制度有助于实现新农村建设的持续发展。全方位探索吸引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发展的制度,深化对劳务经济战略思想的认识,变“输出劳务挣钱”为“引回人才发展”。另外我国应出台《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创业促进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从法律层面上引导和规范,逐步建立“政策吸引、市场运作、政府引导和法律保障”相结合的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发展的机制,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探索制度选择。

农村籍大学生返乡创业对于大学生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导致农村籍大学生返乡创业的意愿不足。对此,本文将针对农村籍大学生返乡创业问题进行探讨。一、影响农村籍大学生返乡创业意愿的因素学生的个人因素是影响其返乡创业的原因之一。而学生的个人因素中包括学生的学历、性别等。社会因素也是影响农村籍大学生返乡创业意愿的关键因素。社会环境严重影响学生的返乡创业意愿,尤其是现在的大学生都是通过新闻信息获取社会信息,从中提取有效、有价值的信息,此时媒体和社会舆论对农村籍大学生返乡创业的宣传以及评价将会成为影响学生返乡创业的关键因素;同时,受到创业资金的影响,很多农村籍大学生虽然有返乡创业的意愿,但由于资金不足,也没有获取资金的渠道,从而放弃返乡创业。因此,如果能够合理的解决以上问题,则可以增强农村籍大学生返乡创业的意愿。二、强化农村籍大学生返乡创业意愿的主要措施(一)加强政府部门对农村籍大学生返乡创业的支持政府部门应完善关于农村籍大学生返乡创业的相关政策。主要是针对现有的大学生群体情况,加强各项政策和制度的实用性,在知识产权保护、核心技术转让以及成果转化等方面加强对大学生创业的保护工作,为大学生营造良好的法律法规保护环境。各地应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放宽政策,使大学生能够享受创业的优惠政策。同时,还应为农村籍大学生返乡创业搭建资金平台。资金是创业的关键因素,尤其农村籍大学生返乡创业最为关键的就是解决资金问题。因此,政府在为大学生提供创业支持时,应注意搭建资金平台,帮助大学生解决资金问题。此外,可以从银行贷款方面降低农村籍大学生返乡创业的贷款要求,改善农村籍大学生返乡创业的资金环境,并建立相应的风险补偿机制,提高农村籍大学生返乡创业的积极性。(二)学校应增加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创业教育1.学校应完善创业教学体系学校应在创业的大环境下改变教学理念,根据不同专业、不同地域的实际条件,建立一个“立体”的教学体系,利用专业的创业课程以及实践教学课程提高学生创业意识,强化农村籍大学生返乡创业意愿。具体可以采取课堂理论教学、基地实践教学、模拟商业实训等方式,对大学生进行创业教育。创业教育中应包含金融、市场营销、财务、设计以及贸易等课程,按照未来企业家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全方位培养。2.学校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建立创业实训平台学生在创业实训平台接受专业教师、或是创业成功人士的指导,并使大学生体验企业的运用模式、管理模式,帮助学生在创业过程中走的更加顺利。此外,学校还需要针对学生创业做好相应的指导工作。大学生创业由于缺少经验,需要学校方面加强与创业有关知识、法律等内容的指导、辅导,尤其是农村籍大学生返乡创业,此时不仅需要政府部门为大学生提供便利条件,还需要地方高校指导学生创业,使其熟悉农村现有的环境,从中发现良好的创业机会,并建立社会关系背景;同时,学校应成立农村籍大学生返乡创业的教师指导队伍,保证创业指导的专业性和科学性,并加强技术指导、业务咨询等,从而帮助农村籍大学生解决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三)优化农村籍大学生返乡创业的社会环境全社会都应为创业人员提供良好的环境,尤其是对于农村籍大学生返乡创业更应该提供更多的支持,优化其创业环境。媒体应通过自己特有的方式和途径,宣传政府部门关于创业的政策,尤其是对农村籍大学生返乡创业提供的便利条件,从而激发大学生返乡创业的意愿。农村当地政府更应该为大学生返乡创业提供条件,积极利用本地的优势促使大学生返乡创业。此外,媒体还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加强对农村籍大学生的引导,使其树立正确且积极的信念,从而发挥出社会舆论的作用,引导农村籍大学生积极返乡创业。优化农村籍大学生返乡创业的社会环境,才能提高大学生的积极性,进而解决大学生就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问题,使大学生和农村经济都能够得到较好的发展机会。三、总结总之,针对农村籍大学生返乡创业意愿受到影响的问题,可以通过加强政府部门对农村籍大学生返乡创业的支持、学校增加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创业教育、优化农村籍大学生返乡创业的社会环境等途径,强化农村籍大学生返乡创业意愿,从而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并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减少城市和农村的距离,使更多的大学生愿意加入农村经济发展工作中。

大学生英语的交际意愿研究论文

答案1:硪要写一篇论文 题目就是[如何提高英语交际能力] 但是参考文献找不到 知道的朋友请帮帮忙 谢谢^_^答案2:1/68 题名:培养大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对策分析 作者:高东晓 刊名:科教文汇.2007(08S): 42-42 2/68 题名:培养英语交际策略意识,提高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董国英 刊名:科教文汇.2007(08S): 43-43 3/68 题名:英语交际能力与英语口语教学 作者:倪斐 陈洁 刊名:中国科学教育.2007(15): 47-48 4/68 题名:培养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邓毅光 刊名:广东教育:教研版.2007(7): 107-108 5/68 题名:高职高专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作者:沙红芳 刊名: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7,13(4): 90-91 6/68 题名:在课堂上提高开放教育英语本科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洪朝晖 刊名: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5(2): 84-86 7/68 题名:基础阶段英语交际能力培养模式初探——浅谈“6R”互动语言教学法 作者:王怡 刊名: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7,24(2): 85-87 8/68 题名:英语交际能力与英语口语教学 作者:王晶波 刊名:教书育人:高教论坛.2007(6): 86-87 9/68 题名:提高高职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对策 作者:任玉伟 刊名:辽宁高职学报.2007,9(6): 89-89,112 10/68 题名:素质教育与英语交际能力培养 作者:何红 刊名: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2): 113-115 11/68 题名:教育观念与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以非英语****博士研究生为例 作者:张沉香 刊名:高校教育管理.2007,1(3): 82-85 12/68 题名:企业商务活动中管理者的英语交际能力应注重文化差异 作者:孙凌 刊名:集团经济研究.2007(05S): 275-275 13/68 题名:激发学习兴趣 提高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耿阳 刊名: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7,24(4): 119-120 14/68 题名: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培养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胡少如 刊名:教育信息技术.2007(4): 14-15 15/68 题名:浅谈大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现状与策略 作者:邱坚娜 刊名:发展.2007(5): 133-134 16/68 题名:从制约因素谈如何提高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陈学凯 刊名:甘肃教育.2007(04X): 44-44 17/68 题名:营造轻松和谐教学氛围 充分体现学生主体地位——从外教的口语课看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作者:张娟 刊名: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8(2): 94-96 18/68 题名:如何利用网络教学培养和提高学生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刘丽军 刊名: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27(2): 138-139 19/68 题名:充分利用教学资源 提高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李淑君 刊名:教育实践与研究.2007(04B): 40-41 20/68 题名:论语篇教学对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作者:陈卫东 刊名:宁德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 75-78 21/68 题名:改革专科英语教学培养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顾春红 刊名:武汉冶金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15(3): 39-40 22/68 题名:简论提高成人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刘增美 刊名:中国成人教育.2005(9): 78-79 23/68 题名:大学生英语交际能力培养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作者:计道宏 刊名:唐山学院学报.2005,18(3): 35-39 24/68 题名:图式理论在培养英语交际能力中的应用 作者:刘姁 刊名:职业教育研究.2005(10): 53-54 25/68 题名:非英语****大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作者:杨海庆[1] 刊名:太原教育学院学报.2005,23(3): 54-56 26/68 题名:教师支持下的小学生英语交际能力发展 作者:熊金菊 刊名:现代中小学教育.2005(9): 40-42 27/68 题名:教师支持下的小学生英语交际能力发展 作者:熊金菊 刊名:教育实践与研究.2005(07S): 112-113 28/68 题名:加强英语口语教学 提高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毕跃忠 刊名:卫生职业教育.2005,23(10): 56-58 29/68 题名:课堂教学中提高英语交际能力的探索 作者:王春金 刊名:教学与管理:理论版.2005(5): 85-85 30/68 题名:浅谈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作者:王玉华 刊名: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100-100,109 31/68 题名:了解英汉文化差异 提高学生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孙正虎 刊名: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05,7(2): 42-44 32/68 题名:以景激趣 培养小学生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佟洁 刊名:黑龙江教育:中学版.2005(5): 45-45 33/68 题名:语篇与交际——论高职英语交际能力的提高 作者:谢媛媛 刊名: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4(3): 91-93,100 34/68 题名:论大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作者:俎媛媛 刊名:高等教育研究(成都).2005,21(2): 66-68 35/68 题名:大学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策略 作者:王彩琴 刊名: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13(2): 101-102 36/68 题名:从语体出发,提高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潘丽萍 刊名:中学文科:教研论坛.2005(1): 22-22 37/68 题名:两种模式一体化培养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曾庆敏 刊名: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6(2): 87-89,95 38/68 题名:提高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三个环节 作者:司雅琳 刊名:教育科研论坛:教师版.2005,4(3): 71-71 39/68 题名:略论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作者:石兴波 刊名:湖南教育.2005(1): 36-37 40/68 题名:浅论中学英语教学与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作者:魏微 刊名: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9(5): 106-106 41/68 题名:英语交际能力及课堂教学 作者:何贵芬 刊名:云南教育.2004(23): 46-46 42/68 题名:如何提高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乔春颖 刊名:河南教育:基教版.2004(5): 35-35 43/68 题名:探讨英语教学后发优势与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可持续提高 作者:申洪军 刊名:成都信息工程学院学报.2004,19(1): 131-134 44/68 题名:高职生英语交际能力培养中教师的作用 作者:王素莉 刊名:北方经贸.2004(4): 124-124,126 45/68 题名:浅谈中学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作者:张琦 刊名:江西教育:管理版.2004(5): 30-30 46/68 题名:恰当运用电教媒体,培养小学生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王慧玲 刊名:教育信息化.2004(1): 52-52,51 47/68 题名:拓展学习空间 讲究教学策略 培养学生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李晓梅 刊名: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4(34): 19-20 48/68 题名:《新世纪初中英语》教材:以培养学生英语交际能力为目标 作者:叶露怡 李立基 刊名:计算机教与学.现代教学.2004(12): 45-47 49/68 题名:如何提高中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罗彬彬 刊名:南昌教育.2004(5): 17-17 50/68 题名:“全英式教学”与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作者:唐美华 刊名:零陵学院学报:教育科学版.2004,2(3): 77-78 51/68 题名:英语交际能力及其培养策略 作者:张小曼 刊名:巢湖学院学报.2004,6(6): 113-115 52/68 题名:在培养英语交际能力的教学活动中扬功能意念法之长 作者:林冰虹 刊名:南昌航空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4): 78-80 53/68 题名:如何培养初中生的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侯卷娥 刊名:西藏教育.2004(11): 43-43 54/68 题名:浅谈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作者:梁松林 张建平 刊名:江西教育科研.2004(8): 39-40 55/68 题名:雅思考试与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策略 作者:张作功 刊名:黑龙江高教研究.2004(11): 133-135 56/68 题名:培养学员英语交际能力的“三法” 作者:宫娇 刊名:黑龙江教育:综合版.2004(7): 91-91 57/68 题名:放飞英语教学思维,培养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江丽琴 涂翔 刊名: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4): 85-87 58/68 题名:试析交际法与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作者:李治 刊名: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4): 91-93 59/68 题名:高校学生英语交际能力培养的现实意义与教学原则 作者:张庆芳 刊名:洛阳大学学报.2004,19(3): 61-63 60/68 题名:体育****大学生英语交际能力提高的对策 作者:刘丽军 刊名: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4,38(5): 143-145 61/68 题名:提高医学院校大学生英语交际能力探略 作者:王梅 刊名:遵义医学院学报.2004,27(3): 316-317 62/68 题名:注重双向交流 提高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禄颖 刊名: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 130-131 63/68 题名:朗读对英语交际能力的促进作用 作者:董振周 刊名:教育实践与研究.2004(7): 34-34 64/68 题名:对比文化差异 提高学生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廖成英 刊名:胜利油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18(2): 39-40 65/68 题名:英语交际能力培养浅谈 作者:夏盛昭 邹锦 刊名:现代教育科学:考试专参初中篇.2004(6): 53-53 66/68 题名:浅析英语交际能力训练方法 作者:阿春林 刊名: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 131-132 67/68 题名:文化认知与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作者:刘宏 刊名:河西学院学报.2004,20(4): 72-76 68/68 题名:了解请求方略 提高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李艳玲 刊名:活力.2004(6): 53-53 〖检索时间〗2008-01-23 13:35:30 1/100 题名:浅谈对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作者:刘蓉 刊名: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5(4): 67-68,89 2/100 题名:在情境教学中提高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陶小洁 刊名:今日教育.2004(6): 40-41 3/100 题名:浅谈培养学生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姚景丽 刊名:教育实践与研究.2004(6): 16-16 4/100 题名:略论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作者:胡龙娇 刊名:景德镇高专学报.2004,19(1): 92-93 5/100 题名:论英语交际能力与中外文化差异 作者:郑超萍 刊名:茂名学院学报.2004,14(2): 28-30 6/100 题名:关于非英语****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调查报告 作者:李旭东 李灏 刊名:江苏外语教学研究.2004(1): 20-24 7/100 题名:培养英语交际能力 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作者:吴书标 张桂兰 刊名:安徽教育论坛.2004(1): 37-38 8/100 题名:文化因素对英语交际能力的影响 作者:蒋宇红[1] 孟冬[2] 刊名: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4(2): 35-38 9/100 题名:大学生英语交际能力培养探究 作者:李丽红 刊名:淮阴工学院学报.2003,12(4): 58-59 10/100 题名: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作者:郭海泉 刊名:现代教育.2003(14): 60-60 11/100 题名:试论如何培养初中生的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覃建宁 刊名:河池师专学报.2003,23(B12): 47-49 12/100 题名:加强朗诵,提高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张居设 刊名:广西粮食经济.2003(6): 40-42 13/100 题名:交际教学法与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王迎晖 刊名: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3,16(4): 86-87 14/100 题名:在交往互动中培养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孙潋 刊名:中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2003(10): 6-8 15/100 题名:如何加强中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作者:邱佳岭[1] 于颖南[2] 刊名:天津教育.2003(12): 40-41 16/100 题名:大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作者:唐竹 刊名: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6): 107-108 17/100 题名:改革英语教学模式 提高医学生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蒋郑宏[1] 刘宁南[1] 曾兆令[2] 刊名:中华医学写作杂志.2003,10(21): 1967-1969 18/100 题名:如何培养中学生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山成才 刊名:青海教育.2003(5): 25-26 19/100 题名:浅谈提高英语交际能力的教学实践 作者:王岩 何英 刊名: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3): 242-243 20/100 题名:研究生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作者:唐承贤 刊名:江苏高教.2003(6): 134-134 21/100 题名: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作者:刘国荣 刊名:江西教育:管理版.2003(1): 37-37 22/100 题名: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作者:王群芳 刊名:广东教育.2003(6): 26-26 23/100 题名:影响英语交际能力发展的相关因素及对策 作者:连益芝 刊名:龙岩师专学报.2003,21(4): 72-73 24/100 题名:中国文化因素对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影响 作者:赵洋 刊名:教育家.2003(4): 52-53 25/100 题名:浅谈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作者:徐晓红 刊名: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14(5): 77-78 26/100 题名:一石激起千层浪-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作者:李晓 刊名: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3,17(5): 70-70,77 27/100 题名:“听”“说”结合,培养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黄芳 刊名: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03,3(4): 37-39 28/100 题名: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作者:孔凌 刊名:山西教育.2003(16): 48-48 29/100 题名:从语用学维度审视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作者:张勇 刊名: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1): 70-73 30/100 题名:运用情景教学法提高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李晓坤 刊名:辽宁高职学报.2003,5(3): 123-124 31/100 题名:提高大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思考 作者:王丽峰 刊名:焦作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1): 74-75 32/100 题名:语言的交际功能与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柳静 刊名: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16(1): 50-52 33/100 题名: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作者:张福珍 刊名:现代中小学教育.2003(5): 34-35 34/100 题名:浅论英语教学中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作者:雷术海 刊名:教育实践与研究.2003(3): 49-50 35/100 题名:浅析如何培养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尹洪佳 刊名:教育探索.2003(8): 89-90 36/100 题名:怎样提高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胡杨朋 刊名:英语辅导:初二年级.2002(5): 16-16 37/100 题名:如何培养中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张志国 刊名:教书育人:普教版.2002(11): 19-19 38/100 题名:创设情景 培养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郝翠平 郝翠华 刊名:甘肃教育.2002(12): 30-30 39/100 题名:由“单向”到“互动”——英语交际能力培养的关键 作者:郭整风 刊名: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6): 22-24,F003 40/100 题名:论大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作者:陈俊媛 刊名: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2,21(6): 104-105 41/100 题名:克服母语干扰,提高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卜绛雯 刊名:太原科技.2002(4): 50-50,52 42/100 题名:提高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策略思考 作者:赵若英 刊名:基础教育研究.2002(10): 38-40 43/100 题名:开设实践课 提高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沈艺 刊名:中医教育.2002,21(2): 27-29 44/100 题名:学生英语交际能力培养初探 作者:王冬青 刊名:卫生职业教育.2002,20(2): 55-56 45/100 题名:激发兴趣培养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高莲芹 杞秀玉 刊名:黑龙江科技信息.2002(6): 61-61 46/100 题名: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加强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作者:唐德斌 刊名: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2,18(3): 57-59 47/100 题名:交际法教学与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提高 作者:邵静 刊名: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0(3): 84-86 48/100 题名: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与拓展 作者:武守群 刊名:高考.2002(5): 39-41 49/100 题名:谈如何提高学生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张雁生 刊名:镇江高专学报.2002,15(3): 94-96 50/100 题名:浅谈中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作者:王卫红 刊名: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5(4): 48-49 51/100 题名:浅谈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作者:王传香 刊名:济南教育学院学报.2002(2): 48-49 52/100 题名:浅谈初中英语交际能力的训练 作者:王志玉 刊名:陕西教育科研.2002(3): 57-57 53/100 题名:浅谈中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作者:胡昱 刊名: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2,16(3): 48-49 54/100 题名:英语交际能力与高考 作者:刘斌 刊名: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2,16(2): 47-47,52 55/100 题名:社会语言学与大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作者:唐小云 刊名:高等教育研究(成都).2002,18(3): 39-41 56/100 题名:交际教学法与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作者:文芳 刊名:教学研究(河北).2002,25(2): 130-132 57/100 题名:高职英语文化负迁移现象与英语交际能力的探讨 作者:耿民 刊名:辽宁高职学报.2002,4(1): 119-120,125 58/100 题名:合作学习与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作者:陈玉玲 刊名: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15(1): 78-80,82 59/100 题名:交际法和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作者:古莉 刊名:第一军医大学分校学报.2002,25(1): 25-26 60/100 题名:关于非英语****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调查 作者:关剑 刊名:煤炭高等教育.2002(5): 94-96 61/100 题名:文化教学与培养高校学生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杨跃 李红梅 刊名:煤炭高等教育.2002(3): 68-69 62/100 题名:如何培养学生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沈进 刊名:德阳教育学院学报.2002,16(4): 45-45 63/100 题名:浅谈如何提高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孔艳波 刊名: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1): 60-62 64/100 题名:掌握中西文化差异提高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白红梅 刊名: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2,4(4): 64-65 65/100 题名:浅谈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作者:张行文[1] 乐清平[2] 刊名:芜湖师专学报.2002(2): 123-124 66/100 题名:关于英语交际能力的调查与分析 作者:关剑 刊名:华北科技学院学报.2002,4(1): 114-116 67/100 题名:电影语言情景教学与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作者:王朝英 刊名: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1(2): 62-66 68/100 题名:互动式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模式——培养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有效途径 作者:徐玉娟 刊名: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3): 194-196 69/100 题名:精读课教学与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作者:孙志红 刊名:山东外语教学.2001(2): 72-74 70/100 题名:谈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作者:余琴 刊名:山东教育.2001(7): 93-93 71/100 题名:谈英语交际能力与文化背景教学 作者:李盈光 曾祥玲 刊名:中国成人教育.2001(12): 56-56 72/100 题名:论中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作者:李红英 刊名: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1(5): 72-76,71 73/100 题名:关注文化差异,培养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巴岩 李寒冰 刊名:枣庄师专学报.2001,18(3): 80-81 74/100 题名:了解英语交际策略 提高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杨晓红 刊名:呼兰师专学报.2001,17(2): 57-58 75/100 题名:论大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作者:魏俊轩 刊名:吉林教育科学:普教研究.2001(5): 54-55 76/100 题名:如何培养非英语****大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潘向阳 刊名:煤炭高等教育.2001(4): 66-67 77/100 题名:在师范院校培养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作者:惠克宁 刊名:集宁师专学报.2001,23(3): 47-50 78/100 题名:中学生英语交际能力培养浅谈 作者:周幼明 刊名: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7(3): 122-123 79/100 题名:谈如何提高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王晗 刊名: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19(1): 107-109 80/100 题名:如何提高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周梅艳 刊名:华北矿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3(3): 97-98 81/100 题名:提高英语交际能力ABC 作者:萧民 刊名:初中生学习技巧.2001(8): 12-12 82/100 题名:英语交际能力与中考试题 作者:颜新祥 刊名:英语辅导:初三年级.2001(3): 22-23 83/100 题名:英语交际能力培养在英语课中的尝试 作者:孙晓秋 刊名: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0,14(2): 48-48 84/100 题名:提高英语交际能力ABC 作者:萧民 刊名:英语辅导:初一年级.2000(1): 20-20 85/100 题名:英语交际能力强化训练(Units1-4) 作者:萧民 刊名:中学课程辅导:初一版.2000(7): 27-27 86/100 题名:大学英语交际能力教学初探 作者:何玉敏 刊名: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0,12(3): 64-65 87/100 题名:初中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作者:牟金环 刊名:新疆教育学院学报.2000,16(1): 68-70 88/100 题名:从素质教育出发发展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英语角”功能初探 作者:陈文 刊名:教学月刊:中学文科版.2000(12): 27-29 89/100 题名:谈中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作者:徐秋菊 刊名:许昌师专学报.2000,19(4): 127-128 90/100 题名:搞好短剧表演活动 培养学生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李培 黄玉兰 刊名:重庆石油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2(1): 53-54 91/100 题名:课棠讨论与提高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方碧姬 刊名:莆田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7(1): 51-54 92/100 题名:课堂教学中提高英语交际能力的探索 作者:王国凤 刊名: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0,13(2): 76-78,32 93/100 题名:怎样培养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李文强 刊名:农村成人教育.2000(1): 17-18 94/100 题名:研究中英文化差异 提高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孙海燕 刊名: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6): 123-124 95/100 题名:论大学生英语交际能力培养的意义与途径 作者:陈金荣 刊名:许昌师专学报.1999,18(2): 127-128 96/100 题名:英语交际能力培养概说 作者:秦莉 刊名:洛阳师专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18(6): 122-122,134 97/100 题名:注重听力训练 提高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蔡晓斌 刊名:泉州师专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17(3): 78-79 98/100 题名:谈大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作者:陈海燕 刊名: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3): 74-76 99/100 题名:谈培养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 作者:王建平 刊名:牡丹江医学院学报.1999,20(2): 105-105 100/100 题名:培养英语交际能力的三个方面 作者:许爱侬 刊名:韩山师范学院学报.1998,19(1): 111-114,120相关知识:如何提高英语交际能力如何提高英语口语交际能力!如何提高英语交际能力论文摘要如何提高大学生英语交际能力怎样才能迅速提高英语口语交际能力?更多

人们的日常交际分为言语交际和非言语交际,一直以来人们往往重视言语交际而忽略非言语交际。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有一些学者对非语言交际进行了一些系统的研究。时至今日,非语言交际以取得了一些成果并以发展成为了一门边缘性学科。体态语是非语言交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Birdwhistell对同一文化的人在对话中语言行为和非语言行为做了一个量的估计,认为语言交际最多只占整个交际行为中的30%左右而非语言行为(主要是身势语)所传达的信息高达65%。80年代以来 ,国内相继开展了对体态语的研究 ,出版了一些体态语研究方面的著作。国内最早以专著形式出版的非语言交际的研究成果是耿二岭的《体态语概说》差不多就设这样吧,我当年写的也是这个题目,我记得我写的大概就是这些~~~你再找点别的什么,加点东西~~

随着科技地不断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有更多的机会与来自他国的人们进行交流。当下,这种跨文化交际已经变得不可避免甚至是频繁。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跨文化交际英语的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在跨文化交际中关注中西方差异

论文摘 要:由于中西方文化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传统和风俗习惯,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价值观念,语言习惯等都有很大差别,很多日常行为在日常的交际活动中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中西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冲突的事屡见不鲜,这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和交往的顺利进行,并使交往双方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人们在这种跨文化环境中相互交际之前,必须对对方的文化习俗和历史背景有所了解,才能避免在跨文化交际中产生尴尬的局面。因此,我们很有必要找出其深层次的原因,并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培养跨文化交际的能力,避免文化冲突现象的发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融合是势不可挡,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及其文化冲突是进行跨文化交际和提高跨文化交际的基础,有助于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有助于世界文化的发展。

论文关键词:跨文化交际文化冲突中西方文化差异

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各种交流活动越来越频繁。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文化影响力的日益加强,与英语国家之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更是日益频繁与广泛。文化交流、旅游业蓬勃发展,外国独资、合资企业数量增多,与国际人员的经济文化交往日益增多。同时,中国学生出国交流、深造的机会也日益增多。随着国际间的文化交往越来越频繁,英语,作为国际世界的通用语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渐深入,西方社会的人和事物越来越多的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在这种情况下,跨国界,跨民族,跨文化的经济和社会交往与日俱增,这就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与西方人接触和交往的机会,这对于加深中国对西方的了解是一件好事,然而,这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来自陌生的文化和国家,由于历史、政治、地理位置、宗教信仰等因素的不同,导致了各国、各地区的文化的不同,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会具体体现在各个方面,我们应意识到中西文化上的差异是不可忽视和改变的,应该接受这种差异,尊重和理解这种差异。在跨文化交流和处理实际问题过程中,避免出现文化上的冲突,从而顺利地进行跨文化交流。西方国家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与我们迥然不同,在与之交往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文化冲突的现象,在跨文化交际中,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则会引起各种各样的文化冲突,因此,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的文化群体中的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风俗习惯以及道德标准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在英语的使用上,文化背景也起着相当大的影响作用,由于缺乏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很多中国人在与西方国家的人交流时运用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观念,思维模式,因而常常使得中西方交流时陷入尴尬的境地。总之,忽视中西文化差异的相关知识,在跨文化交际中往往会走入陷阱,而导致交际失败和尴尬。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在我国进入WTO时代以后,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开放,中国人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西方的文化,达到中西方之间的交流。因此,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对于与西方人进行跨文化交际是很有必要的,也可以避免尽量避免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文化的差异导致文化冲突的发生。

(二)

关注中西文化差异的意义,首先,有助于学生更深入地理解英语语言的内涵,更好地掌握英语这门广泛运用的语言,更深入了解西方国家,更好地接受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建设祖国服务。第二,关注中西文化差异有助于解决和避免文化差异所引起的冲突,从而更好地融入世界,让外界更多地了解我们的国家,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更大地发挥我国在国际上的作用。第三,关注中西文化差异有利于本国语言的学习。在学习中,通过对中英文化差异的比较,有助于学生更精准地理解和掌握汉语语言,加深对汉语文化的理解,这反过来又会促进我们对英语文化的理解。

面对越来越开放的社会,我们当代大学生在加深自身文化理解的同时,还必须积极参与跨文化交流,尽可能多地主动理解对方的文化特性,努力把自己锻炼成具有多重文化能力、善于跨文化交际的现代人,在保持自身优良传统的同时,积极吸收外国文化中好的一面,使自己能够顺利进行双向有效的跨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1] 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

[2] 杜学增:《中英文化习俗比较》,北京:外语教学究出版社,1999年.

[3] 闫传海,张梅娟:《英汉词汇文化对比研究》,陕西: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

[4] 聂淼.英语教学与跨文化意识的培养[J].考试周刊,2009.

[5]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语文出版社,1989.

[6] 陈建民.语言文化社会新探[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

跨文化交际视角下英语阅读教学

摘要:作为一种应用最为广泛的国际通用性语言,英语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同时也是各个学府培养综合性人才的一门必要课程。英语是一门工具性语言,其教学的最终目标就是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而英语阅读教学则是英语跨文化交际的重要形式之一。该文首先论述了跨文化意识在英语阅读中的必要性,其次对英语阅读中存在的跨文化障碍进行了详细分析,最后提出了跨文化交际视角下的英语阅读教学策略,望对相关工作者带来帮助。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视角;英语阅读;教学英语

阅读涉及的材料知识面广,信息含量大,并且包含了大量的源语言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价值观念等内容。英语阅读的实质是阅读者通过语言与作者进行的一种书面形式的跨文化交流,因此受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各种形式的阻碍,对文化交流产生了一定的制约性,所以在英语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是非常有必要的。

1跨文化意识在英语阅读中的必要性

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际的一个过程。语言因素中的跨文化交际表现在词汇、句法、篇章等;非语言因素的跨文化交际表现在价值观、思维方式以及社会习俗等多个方面。英语教学是我国素质教育和各个教育阶段中的重要教学学科,而绝大部分的英语学习者缺少直接跨文化交际的机会,所以英语阅读成为跨文化外语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英语阅读教学中,教师和学生都认为若要提高阅读水平,就必须掌握丰富的词汇量以及语法知识,然而大部分学生在实际阅读中都会出现下述问题:学生将文章中的生词和语法知识通过工具书查清楚后进行阅读,而阅读完文章之后仍然不知所云,这便是缺少跨文化知识作为阅读支撑的直接体现,词汇、语法知识可以通过工具用书查明解释,而跨文化知识则需要长时间潜移默化的培养。

2英语阅读中跨文化障碍分析

语言因素

1)词汇

词汇是英语阅读中最能直接体现文化与语言的关系的主要因素,语法为第二影响因素。英语中有些词汇不仅具有其表面意思,且将其放到不同的语言环境中会产生不同的意义。例如,中国文化中将孔雀作为吉祥的象征,而英语中peacock则为炫耀、骄傲的意思。如果学生不清楚类似词汇在源语言中的具体涵义,则会在阅读中形成一定的障碍。除过一些简单的名词,英语阅读中的专有名词也会使学生产生困惑,例如UncleSam指代美国政府而不是一个名为山姆大叔的人。

2)俗语

俗语是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文化精华所在,并且正宗的英语文章中往往会包含大量的俗语,对这些俗语没有清楚的认识就会产生曲解。英语中有一句谚语为“Speakofdevilanddev⁃ildothappear”。这句话在汉语中可用“说曹操曹操到”表示。如果学习者无法理解这些俗语,则会直接影响到阅读效果。

3)语篇

英语阅读往往是以语篇的形式展现出来的,因此学习者在进行阅读英语文章时应该了解整个文章的文化背景。众所周知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模式有着较大的区别,因此西方作品的文章结构会使阅读者无法找到文章的主要主旨。

非语言因素

跨文化交际的核心是价值观,学习者理解自身文化与源语言文化在价值观方面的差异是提升英语阅读效率的基本要求。学习者在阅读时往往会带着自己的价值观去理解文章,从而导致其无法真正理解作者的真是思想,影响了阅读效果;西方人在写作时通常会应用演绎模式法,而中国人在写作的时候往往会应用归纳模式法,这两种不良思维方式主导下的写作、阅读思路会使中国学习者在进行英语阅读时难以把握文章的中心思想;学习者在进行阅读时经常会用刻板印象理解文章。例如,亚洲人认为美国人比较开放,美国人认为亚洲人比较节俭,所以应用刻板印象进行阅读会对文章产生误解。

3跨文化交际视角下的英语阅读教学分析

在英语阅读课堂中导入文化知识英语文化知识导入应该遵循系统性、紧密性、实用性的原则,因此教师在设计教学计划时应该严格按照这一原则进行。

1)阅读教学前应介绍相关文化背景

阅读文章的相关背景一般包括社会制度、年代背景、历史地理以及宗教信仰等内容,因此要求英语阅读教师自身拥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其次具有跨文化的敏感性。在介绍相关文化背景时教师可以应用对比法将中西文化差异进行对比,并且以不同形式将文化素材向学生直观的展现出现出来,以提高学生的阅读效果。

2)阅读教学时导入词汇、俗语、语篇等文化知识

一般情况下词汇的文化导入主要应用比较法,即比较同一词汇在中西方文化中的具体内涵,帮助学生理解并记忆词汇。可以应用讲故事或者视频的形式向学生导入俗语,这种直观的形式能加深学生的理解程度[3]。篇章结构文化导入可以应用分组讨论的方法让学生分享不同思维模式下的不同理解,从而让学生逐渐养成英语阅读思维。

3)阅读教学后的跨文化知识巩固

知识巩固是加深理解和记忆的必要步骤,因此教师可在阅读后指导学生进行一些实践性较强的训练对知识进行巩固。具体的实践性训练包括口头训练进而书面训练两种形式。口头训练有角色扮演、口头复述等多种形式,让学生在理解文章的基础上增加其非语言行为,从而有效提升其跨文化交际能力;书面实践内容包括应用所学文化知识进行造句、翻译或者写作等,这种锻炼形式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还能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学生是进行英语阅读教学的主体,因此教师应当指导学生认识到阅读中存在的跨文化因素,并且培养学生积极主动解决跨文化障碍的意识和能力。

1)不断提升其语言知识范围

一篇阅读文章中涉及的语言知识非常多,因此阅读者具备扎实的语言知识是提高其英语阅读能力的必然要求。学生应该在阅读课前积极主动的对文章进行通读,并且把不理解的词汇、语法标注出来并一一查阅相关资料。其次还应该掌握一定的阅读策略和阅读技巧,这样才可以在进行英语阅读时快速地了解文章主旨。

2)树立跨文化意识

树立跨文化意识是提升学生英语阅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基本前提,只有具有较高的跨文化敏感性时才能在阅读文章时意识到跨文化现象的存在,并且用客观、了解的心理取理解文章涵义。在进行阅读时,阅读者应尽量避免应用中式思维理解文章,从而不断提升其英语阅读效率和跨文化理解能力。

3)提升自主学习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是学生提升其英语阅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持续性动力。若要增加英语文化知识的广度,提升自己的英语阅读能力,只简单地依靠教师课堂讲解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学生应该在课后不断阅读相关文化知识,做好知识的巩固与拓展,从而为其提升英语阅读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打下夯实的基础。

4结束语

英语阅读能力的提升是提高学生英语能力的关键部分。也是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英语阅读教师应该在教学中不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做好英语文化导入工作,增加学生的英语文化知识和学习能力,从而不断提升英语阅读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参考文献:

[1]姚伊忱.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文化渗透的教学设计案例分析[D].天津师范大学,2015.

[2]孟巧玲.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培养[D].西北师范大学,2014.

[3]杨桂华.在英语阅读教学中培养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跨文化能力[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

[4]朱怡.五年制高职护生跨文化交际能力英语阅读课教学实践研究[J].英语广场,2015,12:80-81.

[5]蒋珏璟.跨文化交际能力在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培养策略分析[J].英语广场,2016,4: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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