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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城市发展的论文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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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城市发展的论文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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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化、人均教育投资对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从纵向看越来越显著,从横向看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针对不同时期的城市化水平及经济水平,结合地区差异,宜采取不同的政策。城市化水平对城乡差距影响的区域差异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人均教育投资对城乡差距影响的区域差异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国家在各区域的投资规模和结构不同。 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引起了大量学者的研究兴趣,国内外学者发表了大量有关论文和著作,从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政治学等学科以及交叉学科的角度,对中国收入差距问题进行了探讨,成果极为丰富。 与收入差距相关的研究包括若干个方面,因而研究者们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框架。主要的研究领域有:收入分配问题,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以三类地区划分或以省、县划分的地区差距问题等。研究方法上也从定性为主的价值讨论,逐渐深入到以大规模调查和使用国家统计局有关调查的大样本数据为依据进行的定量研究。比较著名的研究项目,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收入分配课题组,迄今已经进行了三期抽样调查,形成了具有国际影响的成果。世界银行也进行了一系列包括大规模数据分析内容的贫困研究项目。联合国大学国际发展经济学研究院和美国国家研究局都出版了与中国收入分配和贫困问题相关的大量著作和工作论文。 研究者对各种造成不平等因素进行分解,尝试从构成收入差距指标的不同成分中寻找造成不平等和贫困的重要因素。例如,有的研究分解了反映地区差距的泰尔指数,发现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对中国改革以来出现的地区城乡差距扩大做出了主要的贡献(林毅夫等,1998)[1]。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框架来看,这种现象反映了一种俱乐部趋同(蔡昉、都阳,2000) [2]。古斯塔夫森和李实等人(Gustafsson and Li,2001;李实和岳希明,2004) [3]的经验研究,也支持了这种判断。 对城乡差距影响因素的分析,魏尚进等用中国100个左右的城市数据考察了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数据显示经济对外开放是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章奇等利用各省1978—1998年的数据,对中国各省的银行信贷和城乡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控制其他因素后,以全部国有及国有控股银行信贷水平所衡量的金融中介发展显著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4]。 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有什么影响?陆铭认为,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正负双向作用。一方面,只要存在着城乡期望收入的差距,就会引起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将减少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数量,提高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和农民的收入水平。因此城市化对于提高农民收入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着重大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城市化进程中往往是较富裕的农民首先转变成了城市居民,那么,城市化进程就可能在不改变所有居民的收入的情况下扩大统计上的城乡收入差距。陆铭、陈钊对1987—2001年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估计,结果显示城市化对降低统计上的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作用,而地区间人口户籍转换、经济开放、非国有化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都是拉开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也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影响。总的来说,近年来的研究更多着眼于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并没有被充分地加以研究,而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区域间差异的比较研究尚不多见。 二、数据采集、处理和模型的建立 (一)数据采集和变量选取 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可用性和可得性,选取的时间序列比较短,仅选取2000—2004年的面板数据,包括31个省、市、自治区的城乡收入差异系数、城市化水平、人均教育投资。其中城乡收入差异系数用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两个收入指标之比来度量,城市化水平则用当年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代表,教育投资则用包括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社会捐资及其他教育经费在内的经费代替。以上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在变量选取方面,本文选取城乡收入差异系数(JNXS)为因变量,而城市化率(SCHL)、人均教育投资(RJJYTZ)作为自变量。 (二)模型的建立 本文为探析城市化水平及人均教育投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水平,并比较三大区域该影响水平的差异,主要是用个体时点双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对城乡收入差距与城市化率、人均教育投资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 JNXSit =αi +γt +β1SCHL+β2RJJYTZ+εit 其中变量下标i表示不同省市自治区,下标t表示不同年份;αi是随机变量,表示对于不同的省份有i个不同的截距项,且其变化与城市化率和人均教育投资有关系;�γt是随机变量,表示对于t个截面(时点)有t个不同的截距项,且其变化与城市化率和人均教育投资有关系;εit为残差项。上式中参数β1 、β2最为重要,若β1、β2为负,就说明随着城市化率的增加促进了城乡差距的下降,人均教育投资的增加也促进了城乡差距的下降。 三、模型估计和实证结果 首先对面板数据做序列协整关系检验。考虑到单位根、协整检验在时间趋势显著时的功效降低,本文中应用时间序列的去势技术(OLS去势)剔除各个序列存在的确定性趋势。对去势后的面板数据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和面板协整关系检验。经检验,城市化率、人均教育投资与城乡收入差异系数存在协整关系。 从东、中、西三大区域内各省及三大区域之间来比较分析城市化率和人均教育投资对城乡收入差异系数的影响,得到的结果分别见表1、表2。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R�2�达到80%左右,表明方程的解释能力较强。D-W值大多数在2左右,表明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另外,F统计量均通过检验,说明模型可靠性比较强。 分析表1可看出,31个省、市、自治区中的大部分城市化水平的上升都能起到降低城乡差距的作用,尤其像东部的北京、天津、广东、黑龙江和中部河南、安徽以及西部云南、西藏、新疆等省市,城市化水平提高对降低城乡差距起了极大作用;而东部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和中部江西、湖北以及西部内蒙古、重庆、陕西等省市,则似乎存在过度城市化现象,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没有起到降低城乡差距的作用,反而使其扩大。笔者认为这些省市的城市化进程中往往是较富裕的农民首先转变成了城市居民,那么,城市化进程就可能在不改变所有居民的收入的情况下扩大统计上的城乡收入差距。所建模型的回归结果(表2)表明:城市化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可以使东部城乡差距降低个百分点、中部降低个百分点、西部降低个百分点;人均教育投资每增加1个单位,可以使东部城乡差距降低个单位、中部降低个单位、西部降低个单位。显然,东、中、西三大区域城市化率和人均教育投资在影响城乡差距的效果上存在差异,东部区域城市化率、人均教育投资的效应最为显著,中部次之,西部影响最小。 四、区域差异产生的原因 (一)城市化水平对城乡差距影响效应的区域差异产生原因 目前城市化研究理论中,一般根据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性特征,将城乡一体化实现程度分为三个阶段,而各阶段城市化的作用是有差别的(表3)。而我国城市化进程在东、中、西部存在较大差异,三大区域城市化水平处在不同阶段,这可进一步解释以上现象。当然,城市化阶段不同只是众多影响因素中的一个方面,除此还有很多其他因素,诸如各地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都有影响,在此对这些因素不一一分析。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区域差异的进一步强化。 (二)人均教育投资对城乡差距影响效应的区域差异产生原因 1.国家在各区域投资规模的不同。国家对各区域的不同投资水平进一步加大了区域差距。以2004年教育投资为例,在东部地区的投入占总量的,在中部地区的投入占总量的,西部地区的投入仅占总量的。无论在总量和人均占有量上教育投资区域间都存在着相当大差距。各区域教育投资规模的不同,对各区域的教育投资效益产生不同的影响,最终影响教育投资降低城乡差距的效应。 2.国家在各区域投资结构的不同。以2004年为例,东部地区高等学校、中学、小学的教育经费比为∶∶1,在校人数比为∶∶1,其人均教育经费支出结构比为∶∶1;中部地区高等学校、中学、小学的教育经费比为∶∶1,在校人数比为∶∶1,其人均教育经费支出结构比为∶∶1;西部地区高等学校、中学、小学的教育经费比为∶∶1,在校人数比为∶∶1,其人均教育经费支出结构比为∶∶1。《1998年世界发展指标》中指出,高等、中等、初等三级学生人均教育经费支出结构比,世界平均水平为∶∶1,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1。 五、结论 本文运用个体时点双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利用2000—2004年全国各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定量研究城市化、人均教育投资对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并分析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从纵向看,城市化、教育投资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从横向看,城市化、教育投资作用在不同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针对不同时期的城市化水平及经济水平,结合地区差异,宜采取不同的政策。 参考文献: [1]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地区差异分析[J].经济研究,1998(6). [2] 蔡昉,都阳.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与差异——对西部开发的战略启示[J].经济研究,2000(10). [3] 古斯塔夫森,李实.中国变得更加不均等吗?[J].经济研究,2001(8). [4] 章奇.中国的金融中介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2004(5). [5] 陆铭,陈钊.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2004(6):58-66. [6] 蔡增正.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分析[J].经济研究,1999(2). [7] 李玲.中国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低贡献水平的成因分析[J].财经研究,2004,(8). [8] 张松松.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特点及对策[J].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6). [9] 黄祖辉,等.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7). [10] 王宝海,王翠琴.我国人均收入指标的辨析[J].统计与咨询,2005,(4). [11] 陈光.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与政府政策选择[J].管理研究,2004(5). [12] 王培刚,周长城.当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实证分析与动态研究[J].管理世界,2005(11). [13] 刘文勇.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程度、原因与政策调整[J].农业经济问题,2004(3). [14] 李民江.城乡差距的现状、根源及解决对策[J].理论探索,2004(3). [15] 蔡昉.城乡收入差距与制度变革的临界点,中国社会科学[J],2003(5) [16] 陆根尧,朱省娥.中国教育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1). [17] 孙彩虹.区域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证分析[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经济论坛),2003(5):42-43.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的出现以社会生产力除能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要外,尚有剩余产品为其基本条件。下面是由我整理的关于城市规划的论文范文,谢谢你的阅读。

浅论城市规划

摘要:在当今世界,城市是现代文明的集中体现,城市的发展对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城市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各种生产要素的集聚。并在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合作协作的催化作用下,各种经济迅速发展,从而带动了城市经济的迅猛发展。可以看出,做好城市的规划对发展经济有很大的帮助。

关键词:城市规划园林景观生态环境

Abstract: In today's world, the city is a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plays a vital role in promot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a region. The city is like a giant magnet, attracting a variety of factors in production agglomeration.

Keywords: urban planning; landscap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起源的原因和时间及其作用,学术界尚无定论。一般认为,城市的出现以社会生产力除能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要外,尚有剩余产品为其基本条件。城市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的形成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飞跃。

一、城市规划的任务

我国城市规划的任务是:根据国家城市发展和建设方针、经济技术政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长远计划、区域规划,以及城市所在地区的自然条件、历史情况、现状特点和建设条件,布置城市体系;确定城市性质、规模和布局;统一规划、合理利用城市土地;综合部署城市经济、文化、基础设施等各项建设,保证城市有秩序地、协调地发展,使城市的发展建设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各国城市规划的共同和基本任务:通过空间发展的合理组织,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需要。从城市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合理有序地配置城市空间资源;通过空间资源配置,提高城市的运作效率,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确保城市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相协调,增强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建立各种引导机制和控制规则,确保各项建设活动与城市发展目标相一致;通过信息提供,促进城市房地产市场的有序和健康的运作。

二、城市规划的发展

城市的发展是人类居住环境不断演变的过程,也是人类自觉和不自觉地对居住环境进行规划安排的过程。在中国陕西省临潼县城北的新石器时代聚落姜寨遗址,我们的先人就在村寨选址、土地利用、建筑布局和朝向安排、公共空间的开辟以及防御设施的营建等方面运用原始的技术条件,巧妙经营,建成了适合于当时社会结构的居住环境。可以认为,这是居住环境规划的萌芽。要实行规划区范围内全覆盖规划,统筹城乡发展,规划在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基础上,重点突出中心城区职能、空间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合理确定和强化各组团产业依托,切实改善城镇生产、生活环境,推进村屯用地结构性调整。规划期内,逐步实现退宅还耕、退宅还林,促进农村人口向中心村、城镇集中;逐步缩小城镇与中心城区的差距,促进小城镇由数量型向质量性转变;逐步发展壮大组团,与中心城区形成联系紧密、资源互补的城市空间。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协调共生的城市发展格局。突出社会公益设施建设,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健全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建立合理的级配体系;发挥公共投资导向性作用,促进规划区空间结构的形成和发展;进一步完善中心城区省会服务职能,加强现有城市中心的商业、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职能;努力促进以信息、金融等现代服务业为主的南部新中心的形成;结合市级文化、会展、体育等专项服务中心的设置,带动分区级中心形成与发展;以建设文化名城为目标,促进公益性文化事业繁荣兴旺,推动经营性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全面提高社会文化生活质量。

三、城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的城市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盲目争建国际化大都市;盲目争建中心商务区;盲目追求高层建筑;盲目建设大量城市雕塑等,以上盲目的做法其实是城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成熟的表现。明确城区发展方向,促进分区发展,为加快经济发展,促进城区、开发区和县域经济发展,在开展大量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各城区、开发区的发展方向和功能定位。进一步调整能源消费结构,提高使用清洁能源的比重,发展集中供热,加强对汽车尾气的治理,综合整治大气污染。加快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和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的建设。大力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要保护好已有植被和各组团之间生态防护绿化带,进一步提高城市绿化覆盖率。要加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四、城市景观规划的具体做法

城市景观规划是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环节,根据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地理环境和人文历史。所以,城市景观规划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设计和计划。要有选择,有目地,有侧重点的进行建设。具体的做法有以下几点:

1、确定景观的活跃元素

在分析了景观的基础上,寻找此景观的特色,最具历史意义的景观风貌,作为此景观的主角。这也是创造文明城市的根本所在。

2、划分特色景观区

要根据城市景观的特色和地理位置的功能进行建设,并渐渐的强化它的特色,从而继承和发扬城市的历史文化。

3、组织轴线景观

这要通过城市的主要干道来决定。

4、控制景观视廓

景观视廓就是为了使各个景观处于通透的状态,在各个方向都能欣赏到,而建立起来的景观走廊。

5、勾勒城市天际线

城市天际线是指自然景观和人工建筑物等形成的轮廓线。天际线轮廓应和景观视廓相配合,相协调。

五、城市景观要素

城市景观要素包括人工景观要素和自然景观要素。其中人工景观要素包括广场、建筑物、集贸市场、园林绿化、艺术小品、文化遗址。那么,自然景观有,大小山丘,石头、湖泊、海洋、古木名树。这些景观为文明城市做了重要的贡献,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陶冶了人们的情操。

六、经济发展与环境建设的关系

要处理好城市经济发展和环境建设的辩证关系。注意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加强城市绿化建设和市容环境卫生建设,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城市传统风貌、地方特色和自然景观;不能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以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影响城市发展为代价,避免重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要使城市的经济发展与环境建设同步进行。人与环境是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保持人与自然相互协调,既是当代人类的共同责任,也是城市规划工作的基本原则。

七、结语

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快,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城市规划成了社会的追求。城市研究任务艰巨而纷繁,这也说明它丰富的活力。城市永远在发展,城市问题也总是相伴而生,但人类必将更为自觉地运用广泛的知识与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发展城市环境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规划工作从最初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研究起,最终要落实到物质建设上,形成供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形体环境。

城市规划是建筑和园林建设的前提,并为所需的空间准备条件,城市规划研究的进展也为建筑学和园林学的开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规划师与建筑师、园林设计师的工作目标是一致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这三学科的有机结合和协同创造,势必将形体环境的建设推向更高的境界。

参考文献:

俞孔坚《景观、文化、生态与感知》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8

陈易《自然之韵――生态居住社区设计》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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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城市发展研究的有关论文

一、重庆的城市化现状 (一)大城市、大农村并存,城市化水平低 重庆幅员面积万平方公里,既有广大的农村地区,又有特大型城市,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重庆现辖40个区县(自治县、市),近3/4的区县属于农业区县。1998年末全市总人口为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只有万人,而重庆主城六个区的非农业人口就有万人,是全国有名的特大城市。 由于我国长期城乡劳动生产率低下和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农村居民的入城。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工业化开始了轻工业优先发展的“补课”,城市建设明确了补历史“欠帐”的任务,城市化的抑制因素出现松动。1978年以来,重庆的非农业人口呈持续增加态势,但增长速度较慢,以1985-1991年的最慢。 1978年至今,重庆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城市化率)增长十分缓慢,1998年也只达到%,年均增长%,而全国为%,同期年均增长%。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百分比与城市化水平密切相关。据计算,城市化率与第三产业百分率的合理比值范围是-,比较发现,重庆非农业人口的增长速度慢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百分比的增长速度。1998年重庆城市化率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值仅为。1998年重庆的非农业人口比率与工业化率的比值只有,远低于国际公认的-的合理范围。说明重庆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极不协调。 目前,重庆城市化水平尚处于准备阶段(城市化在30%以前的发展阶段)。按城市化发展的“逻辑斯蒂”曲线来判断,今后重庆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将加快,特别是城市化水平达到30%以后,将进入30-70%的国际公认的加速发展期。从日本和韩国的经验来看,其城市化高潮时期的发展速度曾经达到每年分别增长和个百分点。 (二)城镇体系不合理 重庆现有7个建制市,645个建制镇。其中,特大城市一个,即重庆(城)市;20-50万人的中等城市两个,即万州区和涪陵区,不仅数量少,而且规模小;10万人以上的小城市6个,江津市、合川市、永川市、南川市等;其余多为人口在5万人以下的城镇。第一大城市重庆城市人口为250万,而第二大城市万州城市人口仅为30万,首位度达88。目前还空缺人口规模5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可见,重庆特大城市孤悬,大中城市发展极为滞后,小城镇发育十分缓慢,城镇规模等级结构极不平衡。重庆特大城市与中小城市间的断层极大地抑制了各城市间、各城市与周边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和梯度扩散。 重庆城市的地域分布差异明显,西部地区城镇发育较完善,特别是小城市和有一定规模的乡镇密度较高,城市化水平为%,而东部地区经济落后,很多属于“老、少、边、贫”地区,城镇数量少、规模小、质量差,城市化水平只有%。另外,三峡库区淹没城镇迁建规划、设计、“五通一平”等前期工程滞后,进一步影响了该地区城镇的发展。重庆城镇空间布局还具有典型的线形分布特点。90%左右的城镇是沿境内江河密集分布,这与重庆的交通网络分布和工业布局直接相关。这种布局结构无疑将进一步加大重庆东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差距,造成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失衡。 目前,等级最高的特大城市重庆主城区尚未完全形成“三、二、一”的产业分布的合理格局,对周边中小城市的辐射能力不强,而且人口密度过大,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严重。“三线”建设以来的新兴工矿城镇产业结构单一、基础设施不配套、自我发展能力弱。中小城市间缺乏合理的分工和特色,产业结构趋同,工业领域重复建设普遍。 二、加速重庆城市化的基本思路 (一)重庆的城市化模式选择 城市化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城市所具有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而这两种效应发挥的程度就是城市功能和城市竞争力的具体体现。从重庆的现状来看,母城所承担的经济聚集功能、辐射功能和带动功能无疑是很强的,但母城与第二级城市之间的首位度太大,造成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关联度较小,从而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母城与原万、涪、黔地区虽属同一行政区域,而其间的经济流向、经济联系可能还不如母城与四川省的泸州―内江―自贡―宜宾一带密切,原因一方面是交通不畅,另一方面还在于我市区域内部城市级差太大,没有形成完善的大、中、小相结合的合理的城镇体系。 从我市目前的情况来看,强化中心城市的功能是增强我市区域经济辐射力,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必然选择。而城市扩张受到了土地、环境等条件的限制;且全市地域十分广阔,加上有突出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对中心城市经济辐射功能的发挥产生了很大的制约,客观上要求有一批次级中心城市来承接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和产业带动,形成产业梯度发展的格局。而发展小城镇,又将受到小城镇经济总量太小的制约。因此单纯发展特大城市和发展小城镇对我市加快城市化步伐都是不现实的。 按照区域经济增长极理论,经济增长不可能在各地同时出现,只能以不同程度地发生在有限的区域极点内,然后以不同速度扩散到周围地区。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中于少数几个城市,能比分散状态更快、更有效。因此,重庆的城市化也应选择重点突破的方式,充分依托重大线性基础设施,发挥产业的集聚与扩散效应,选择特大、大、中、小分层推进的城市化模式。重点培育大城市、中等城市,加快发展小城镇。形成由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镇组成的规模适度的城镇体系,缩小城市的首位度,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布局。但是,按核心――边缘增长理论,母城作为核心区存在,可能会对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相当于边缘地区)的发展产生抑制作用,造成母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而周边地区发展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为防止这种状态出现,在培育大城市和中等城市时,除了强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外,更重要的是要培育一批特色产业群,使之成为启动区域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的助推器。 (二)重庆城市化的目标 ――2005年,全市城市化水平达到30%。主城区功能进一步增强,万州初具大城市雏形,一批地域性中心城市成为中等城市;连接主城区与大、中城市之间的快速交通网络、信息网络初步形成。 ――2015年,全市城市化水平达到45%。形成长江上游地区以都市圈为核心,层次分明,功能合理,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有机结合、组团式、网络化发展的城市群:主城区中心城市功能已相当完善,完成城市现代化进程,城市竞争力大为增强;万州大城市的城市功能渐趋完善;中、小城市在城市规模扩展的基础上,以各具特色的产业为依托,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众多极核点。 ――2020年,全市城市化水平达到50%。形成长江上游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城市(镇)群,各城市间由快捷通畅、各种运输方式有机衔接的区域交通网络连接;城市空间布局合理有序,城市规模适度,城市环境大为改善;城市的发展为农村经济发展腾出更广阔的空间,城乡差别大大缩小。 (三)都市圈功能定位 1.都市圈的范围。都市圈由主城区和主城区的外围组团组成,包括渝中区、九龙坡区、江北区、沙坪坝区、南岸区、大渡口区、渝北区、巴南区、北碚区所辖区域,共2500平方公里。主城区的范围:东起铜锣山,西至中梁山,北起井口、人和、唐家沱,南至小南海、钓鱼咀、道角,面积约600平方公里,是城市化水平较高、城市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除主城区之外,都市圈还包括鱼嘴、长生、界生、一品、北碚、西永、白市驿、西彭、两路、蔡家、鱼洞等11个外围组团。外围组团是与主城密切联系的独立城市,也是主城用地结构的延伸和发展。 2.都市圈的功能。都市圈也就是市域中心城市,是全市城镇体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区域。重庆的都市圈不仅要带动市域经济发展,更要定位于为西部地区发展服务,力争成为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极核。今后5-20年要进一步发挥“窗口”和“龙头”作用,带动西部地区经济加快发展。强化都市圈的中心城市功能,重点是建成“三中心、两枢纽、一基地”,即建成辐射长江上游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商贸中心、金融中心、科教信息服务中心,交通枢纽、通信枢纽,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形成与成都、武汉、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相互呼应的现代化城市群格局,城市间产业关联度大大增强。 ――强化交通通信枢纽地位。交通通信基础设施是城市功能的载体。“十五”期间我市要继续强化骨干交通网和信息网的建设,构建起内外通畅、方便快捷、各种方式有机衔接的综合交通通信体系。重庆是西部唯一集水、陆、空交通运输为一体的综合交通枢纽:待渝怀铁路、遂渝铁路建成之后,重庆铁路枢纽将是五条铁路的交汇点,成为西部地区最大的铁路枢纽;重庆港是西部地区最大的内河港口,有条件建成西部地区最大的集装箱运输和滚装运输中心;到“十五”末,以重庆主城为中心的放射状公路交通网络已比较完善;随着江北机场二期、三期工程的完工,重庆的航空运输枢纽功能将日趋健全。通信方面重点则是建设区域信息传输骨架网络,提升重庆通信交换平台的级次,由三级交换平台上升到二级;开发信息资源,提高信息交换的频率和交换质量。 ――强化商贸中心、金融中心、科教信息服务中心功能。依托都市圈与外部完备的交通、通信网络体系,进一步强化都市圈对物质流、资金流、信息流及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集散功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培育市场体系,特别要加快要素市场的发展,营造商业氛围。发展各种市场中介组织,建成西部最大的商品交易中心和货运流通中心;发展博展业和传媒业,使重庆都市圈成为区域性商品展示的窗口和信息交换最活跃的地区;发挥科教资源优势,发展教育产业和高层次的科技服务业,建成区域性人才培训交流基地和科技服务贸易中心;创造条件争取国家支持重庆培育和发展区域性的资本市场,加速资金流的集散和循环。 ――构建以高技术产业为领航的产业体系。都市圈必须有高素质的产业体系为支撑,否则极可能出现城市发展的“空心化”,最终丧失发展的基础。充分利用都市圈智力资源密集和产业基础较好的优势,将科教资源与产业基础和较高素质的劳动力相结合,以跳跃式的发展思路,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占领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力争成为区域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先导,发挥产业的辐射带动效应。 (四)把万州和涪陵建成大城市 重庆市城镇体系的首位度较高,特大城市城市体量很大,缺乏大城市,中等城市数量也较少。目前特大城市孤悬、且位置偏西,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联系缺乏必要的枢纽点来传输的现状迫切要求在重庆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各建立一个大城市,发挥承东启西的衔接功能。从地理区位上看,万州和涪陵具有建成大城市的可能。万州作为原万县市的行政中心,历来是川东地区的物贸基地、交通枢纽,工业基础也相对较好。随移民迁建步伐的加快,该区的城市基础设施改观很大,交通枢纽地位日益强化,达万铁路、梁万高速公路、五桥机场陆续开工并将在“十五”建成。三峡成库以后水位上升,港口条件改善,万州将建成联系长江中上游地区的一大深水良港。因此,无论是从经济基础、地理区位,还是从市场腹地来看,万州都具备建成大城市的条件。涪陵是原涪陵市的行政中心,是长江与乌江交汇处的港口城市,乌江流域的物资集散地。近几年来经济发展态势较好,形成了较好的产业基础。长涪高速公路、渝怀铁路建成之后,该区的交通区位优势将日益凸现,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带动作用也将更加突出。着眼于指导万州建成重庆市第二大都市,到2020年,城市规模达到70万人。以重庆-万州-武汉高速公路和长江为纽带,万州要定位于建成辐射渝东、川东和鄂西地区的商贸流通中心、中级人才培训中心、交通通信枢纽及三峡旅游服务基地。考虑到环境承载能力,在产业构造上,重点发展服务业和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逐渐培植起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群,不断提高产业素质。近期要以移民迁建为契机,引进外来资金、技术、品牌,重组原有的产业、产品结构。 涪陵要定位于建成辐射重庆中部地区的经济中心,乌江流域的物资集散地。到2020年,城市人口规模达到50万人,跨入大城市的行列。在产业发展上,除了考虑现有基础外,更要着眼于如何同西边的特大城市和东边的大城市相配套,与主城区、万州相呼应,发挥区域内承东启西的功能。重点发展生物医药、建材、农产品加工、交通储运等产业。 (五)建设一批地域性中心城市 除母城及万州之外,要在今后5-20年之内,将市域内其他具有一定城市规模和跨行政区域经济带动功能、交通便利的卫星城市培育为中等城市,主要包括合川、江津、永川、长寿、荣昌、南川、开县、奉节、黔江等地域性中心城市。其中合川、江津、永川、长寿要在2005年左右初具中等城市规模,开县、南川、奉节、黔江力争到2010年建成中等城市;到2020年,合川、江津、永川要建成人口在60-80万的大城市。 1.合川:定位于建成辐射重庆东北部和四川广安、南充地区的经济中心,重点发展旅游业、商贸流通业、轻纺工业。 2.江津:定位于建成辐射重庆西南部的物资集散基地、服务于母城的休闲度假基地,重点发展旅游、建材、食品等产业。 3.永川:定位于建成辐射渝西及川南的商贸流通中心,重点发展商贸流通业、生物技术产业。 4.长寿:定位于建成服务于重庆中部地区和四川广安地区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重点发展交通运输和天然气化工产业。 5.荣昌:定位于辐射川东、渝西的经济中心,要建成成渝经济走廊的重要窗口,重点发展生物技术产业、商贸流通业、房地产业。 6.南川:定位于建成辐射渝南及黔北地区的经济中心,重点发展旅游业、山林产品集散和加工业。 7.开县:定位于建成辐射渝东北山区的经济中心,重点发展林产品及农产品加工业、食品工业、商贸流通业。 8.奉节:定位于建成辐射渝东、鄂西的物资集散地,重点发展旅游业、商贸流通业。 9.黔江:定位于建成武陵山区的经济中心,渝、鄂、湘、黔四省市边区的商贸流通中心,重点发展绿色食品加工业、轻工业。 (六)建设一批县域中心城市 除上述地域性中心城市之外的县城,也要加快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县城客观上既是各县的行政中心,也是经济中心,“十五”和到2020年要进一步强化县域中心城市的功能,努力将其中有条件的城镇发展为10-20万人的小城市,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群。 (七)加快小城镇发展 全市共有600余个建制镇,这些小城镇是联系城乡最直接的结合点,也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目标的最基本的单元。要通过实行户籍制度改革,促使农民加快由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的步伐,减轻土地承载压力。提高农产品精、深加工度,加快农村工业化进程;引导乡镇企业、农村个体私营企业适当集中布局,向小城镇靠近,扩大小城镇的产业规模和人口规模。结合重大线性基础设施建设,调整小城镇布局结构,以充分发挥基础设施的效益。 三、加速重庆城市化进程的政策措施 1.统一规划。城市规划应用具权威性、前瞻性、合理性,并具有适度的弹性,为城市建设和发展留有自由空间,实现城市发展的动态化。城市发展中,坚持把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放到重要位置,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不断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设施建设,逐步改善城市居民工作和学习环境,提高生活品质。城镇建设规划要与土地利用规划相结合,合理布局。在产业类型选择、产业配置、人口分布、交通网络建设、教育、卫生、通信、商业网等方面有明确的发展指向。 2.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是城市入户电网线路的改造、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城市交通及通信枢纽、城市水源及能源设施、城市污水及垃圾处理设施、城市绿化美化系统。 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要尽可能实行商品化、市场化,形成投资、运营、收益的良性循环机制。政府则只对那些具有社会效益、难以获得直接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及社会公益设施进行投资与管理。 建立健全基础设施投入多元化机制,以政府为主导,更多地吸收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介入;对有效益的基础设施进行出售、转让、租赁,以盘活存量、调整增量,投入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一些具有自然垄断特性的领域,也要加大改革力度,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逐步开放城市生活基础设施的服务价格,充分发挥市场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促进城市化按市场规律健康快速地发展。 3.切实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的改革,牵涉面广、影响很大、政策性强,需精心设计、先易后难、有序操作,要与社会结构转型相一致,也要与新的社会管理体制的创立及实施相衔接。 户籍制度改革要与城镇规模、布局的远景规划相结合,首先在经济较发达的县城镇以及据规划符合重点发展条件的小城镇允许农民的迁入或迁出,然后向大中城市扩展。 4.着力培育和发展中小城镇市场。要充分利用、改造和创建商业设施和商业渠道,在重要商品的产地、销地或集散地形成规模适度的商品批发市场,培育和发展现代化的流通组织和商业网络。规范和完善土地市场,在加强国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制度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土地有偿使用范围。 培育、规范和发展各类市场中介组织,逐步减少“官办”和“垄断”色彩。努力培育和发展面向中小企业服务的中介组织,消除在中介服务领域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歧视现象;加强对中介机构的法律监督。 健全市场规则,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分割,反对垄断,制止不正当竞争,尽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并完善维护市场正常运行的信用制度,加强对商业欺诈和随意违约行为的道德惩戒。 5.小城镇相对集中发展乡镇企业。小城镇发展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和矛盾,很大程度上是由布局过度散乱所致,而乡镇企业的相对集中是小城镇适度集中的前提,唯此,才可能解决土地浪费、环境污染、企业经济效益低下、基础设施不经济等问题,进而推动乡镇企业和小城镇走上健康发展轨道。乡镇企业的相对集中发展,要分区域制定科学合理的乡镇企业空间布局规划,打破行政区域界限。实行土地的有偿使用制度、土地使用区域差别制度和有差别的财税金融制度。乡镇企业发展的重点是内涵扩大再生产,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市场调节,优胜劣汰,进行兼并、联合,提高其与城市企业的竞争能力。 大力发展外向型乡镇企业。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乡镇企业也要逐步与国际经济接轨。政府要有选择、有重点地给予直接投资,利用税收、土地费等经济杠杆,制定优惠政策,完善激励机制,支持和促进外向型乡镇企业发展。 6.多元化推进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中长期任务,城市化进程既遵循着共同的一般规律,也有其自身特点和与其实情相适应的具体模式。重庆的市情是人口多、素质低,人均资源少,经济实力弱,地区差异、城乡差距悬殊,市场化程度低,尚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期。这就要求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注意节约稀缺的经济资源,特别是耕地和水资源。为此,重庆的城市化发展应多元化推进,大中小城市并举,即完善重庆主城区功能,适当发展大城市;大力发展中等城市;积极推进小城市、小城镇的大发展。

重庆以“山城夜景”闻名于世。选临江的宾馆落脚,小住几晚,观万家灯火与粼粼波光、满天星斗交相辉映,那感觉该是如何惬意?重庆的住宿价格、服务水平差距非常大。从经验来看,市区从20元/床的普通招待所,到上千元一间的五星级客房都有,一般的一星、二星宾馆标准间就在100~150元/间。那基于大数据的分析当是怎样的情况呢?接下来,小编将会把拼命挖掘出的大数据信息告诉你,让你更加全面的了解重庆酒店的相关信息:1、主城九区的酒店数量有多少?2、 各星级酒店数量分别有多少?3、各区酒店的价格消费水平如何?4、消费者对酒店的评价如何?1酒店数量大PK某旅游类网站Q上的数据显示,重庆主城九区大大小小的酒店数量高达5918个,小编已被这个数字吓了一跳,加上未被收录的酒店,看来重庆酒店行业竞争很是激烈!尽管有存在即有价值的道理,但酒店的数量、分布情况及定位是否都有其合理性小编可不好说。重庆主城九区每平方公里酒店数量图由上图可以直观的看出,重庆九个主城区每平方公里所占酒店数量(各区酒店总数量除以该区面积),渝中区、江北区的酒店分布很密集,巴南区的酒店分布则比较稀疏。渝北区、渝中区的酒店数量分别为1449个、978个,其总和占据了酒店总量的,而九龙坡区,北碚区,大渡口区,巴南区的酒店数量仅占重庆市主城区酒店总数的19%。我们还可以发现,巴南区的酒店数量相对比较少,而渝中区、江北区的酒店数量较多,在重庆商圈格局里面,这两区是举足轻重的,其中位于渝中区的解放碑是重庆CBD的核心,其附近的洪崖洞、朝天门、重庆科技馆等景点在重庆远近闻名,位于江北区观音桥商圈面积达42公顷,有望建成西南地区最大的生态商圈。2星级统计概要酒店星级的划分以酒店的建筑、设施设备、功能及管理、服务水平为依据,下面小编将带您了解星级分布的那些事儿。上图表明,二星级酒店撑起了整个重庆酒店行业市场的大壁江山,其占比高达90%。一份关于酒店行业市场评估及投资前景评估报告(2016中国连锁发展于投资报告暨50 强排行榜)提到,未来的3-5年,一定是中端酒店的市场。在过去的几年中,经济型酒店价格战的惨烈以及消费需求的升级,让当初的酒店从业者开始寻找中端酒店的盈利空间,于是诞生了一个个中端酒店品牌,整个中端酒店行业正在崛起。3价格大PK就上图而言,重庆主城区酒店的平均消费水平为151元/晚。渝北区的酒店消费水平为人均164元,为九个区中最高,因为渝北区是过往人流较为庞大的区域,重庆火车北站和唯一的国际国内机场建立在此;大渡口区以前被称为重庆的“钢城“,相对于其他主城区工业较为发达,更偏向于郊区,而且周边过往旅游休闲人流基数较少,因此酒店平均消费水平为138元,低于重庆主城九区酒店综合平均价格,并为九个区最低。但是总体来说,最高平均价格和最低平均价格仅仅只有26元的差价,因此重庆各区之间酒店消费水平基本相当。由上图观察得出,重庆主城区酒店综合平均消费价格为151元。一星级酒店平均消费价格115元,二星酒店平均价格142元,由此看出一星级和二星级酒店消费均价低于综合平均消费价格。然而二星级酒店数量庞大,性价比较高,更适合普通人群。三星级酒店平均价格187元;四星级酒店平均价格311元;五星级酒店平均价格653元。由于三星级及三星级以上的酒店设施更加完善,除了酒店装修豪华外,酒店服务设施齐全,多数高星级的酒店备有各样餐厅,较大规模的宴会厅、会议厅,综合服务比较齐全。是社交、会议、娱乐、购物、消遣、保健等活动中心。所以三星级和三星级以上的酒店平均消费价格都高于综合平均消费价格。4评分大PK对于这个结果,你是否感到满意呢?瞧,基本都在4分以上,要是这是一场考试,就能达到优秀水平了,而且各均值的水平差异不明显,要是中国居民的贫富差距也能达到这个结果就完美了。渝北区和沙坪坝区 酒店评分相对于其他区酒店评分较高,原因是重庆主城区著名旅游景点都基本位于渝北区和沙坪坝区,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入住,在酒店建设方面会投入更多的资金,重庆有名的五星级酒店如希尔顿酒店,威斯汀酒店,万豪酒店等就建于这两区。值得一提的是,据统计,五星级酒店的人均消费水平达653元,远远高于综合水平,但其平均评分达分/5分。说明现代人越来越注重生活质量,高端酒店的崛起似乎指日可待。然而奇怪的是二星级的酒店评分最低,仅只有分/5分,经小编查看二星级酒店入住评论,发现部分二星酒店空有其名,住客反应其地理位置不好,周围坏境较差,房间卫生不到位,酒店服务不好;一星级酒店平均评分为分/5分,比二星级和三星级酒店的评分要高,是因为一些有名的连锁酒店(如7天酒店,如家酒店,IU酒店,速8酒店等)都为一星酒店,其价格便宜,住房舒适,地理位置良好,集体的企业管理让酒店服务更加完善。可见中端酒店则应向更深的平台构建转型,除了要在设施设备等硬件上进行优化,也要提升文化、理念、服务和营销管理水平。此外,酒店要充分运用移动互联网技术与新媒体开展网络营销,大数据挖掘处理、客户关系管理与订制化服务,注重酒店文化、品牌的建设与叠加。5总结总的来说,重庆主城区酒店的基数是相当庞大的,而且还在逐渐增多,但大多是适合普通消费者入住的舒适类的二星级酒店。重庆主城区酒店的平均消费水平维持在100-200元之间,符合大众的需求;另一方面,重庆主城区的酒店评分还是蛮高的,酒店服务业正以一种逐渐上升的趋势呈服务于广大的消费者。酒店数量的逐渐增多,酒店服务的越来越好,或许代表着重庆旅游O2O 时代的到来。编后语1.本来小编想给大家推荐几家性价比很高的酒店,我们是专业的第三方大数据分析机构,怕有广告嫌疑。当然也欢迎酒店业相关从业者与我们联系,获取你们需要的数据。2.酒店业在每个城市都在蓬勃发展。此资讯报告仅仅对重庆市的酒店摸了一下底。一个区域的酒店数量、酒店层次通常来说与地方的经济、文化等因素有很大的关联性。因此,在后续的资讯报告中,互联网研究院联合芝诺大数据,将从更全面、更科学的角度基于大数据分析,科学地告诉您:在酒店业主的角度:1) 在哪个地方开酒店,酒店的定位如何与区域经济、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等因素相契合?2) 可以在哪些地方可以开什么层次的酒店?3) 现在的消费者的酒店消费偏好是什么?4) 如果在一个地方开了酒店,自己的定位是否准确?如何去提升品牌和精准营销?在消费者的角度:1) 这么多酒店中,每个酒店的特色是什么?2) 根据消费者的兴趣爱好或目的,推荐适合居住的性价比高的酒店。

当前形势,以我曾经在省级工业经济管理部门工作的体会,中国固然遇到一些经济难题,核心问题是产能过剩。但要须知产能过剩是发达国家的标签而不是落后国家的标签。大量的甚至过剩的制造能力,是要花费巨额资金采购购置到大量的设备,还要建造大量的配套厂房以及水电气等公用工程设施才能形成生产能力的,形成了一种巨大的经济基础积累!为未来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全球任何一个贫穷国家是不可能具有如此强大的投资力量的,贫穷国家几乎无一例外是商品短缺,更谈不上什么“产能过剩”问题。因此,应该自豪地意识到中国已经成功迈过了发达国家的门槛,积累了雄厚的未来发展实力,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能经得起金融动荡和生存能力。先不说74万亿元的经济总量,仅每年15万亿元的财政收入,就足以证明国家实力,加上已经打开了的国际市场的基础,中国只会越来越好,无非是增长率从7%降低到5%甚至更低一点而已。相比美国的3%、日本的1%,他们都没有什么大的经济问题,我们自然不会更糟,所以,别看每年倒闭上万企业,但新增的企业也有上万家,比较全球经济,中国总的经济形势是相对稳定的。

2021 年末,重庆市星级旅游饭店 150 家,其中:五星级 28 家,四星级 47 家,三星级 63 家,二星级 12 家。重庆有28家五星级酒店,国际品牌五星级酒店有6家:重庆喜来登大酒店、重庆大足华美达广场酒店、重庆万达艾美酒店、重庆解放碑凯悦酒店、重庆悦来温德姆酒店、重庆洲际皇冠假日酒店。分布在重庆中心城区有5家,重庆主城区有1家。大足区是重庆中心城区外,重庆主城新区及区县唯一的1家国际品牌五星级酒店。五星级酒店作为最高评级,重庆全市28家五星级酒店,具体位置分布于13个区县中,其中有7个区县都只有1家,分别是:大足区、北碚区、合川区、江津区、长寿区、黔江区、云阳县。五星级酒店集中在重庆中心城区和主城区,渝北区7家,九龙坡区4家,渝中区3家,永川区3家,南岸区2家和江北区2家。重庆中心城区的沙坪坝区、大渡口区、巴南区没有对应的五星级酒店,同为重庆主城新区的涪陵区、南川区、綦江区、璧山区、铜梁区、潼南区、荣昌区都没有1家五星级酒店。从整体上来看,重庆的五星级酒店数量并不少,但是相对集中在重庆中心城区和主城区,也显得有些分布不均。重庆的五星级酒店数量,与上海72家、北京64家、重庆28家、深圳23家、广州20家、成都17家,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相比,重庆全国排名前三。重庆五星级旅游饭店名录(截至2021年末)国际五星级饭店名称(6家)重庆喜来登大酒店重庆大足美达广场酒店重庆万达艾美酒店重庆解放碑凯悦酒店重庆悦来温德姆酒店重庆洲际皇冠假日酒店国内五星级饭店名称(22家)重庆欧瑞锦江大酒店重庆维景国际大酒店重庆世纪金源时代大饭店重庆南方君临酒店重庆君豪大饭店重庆市金科大酒店重庆天来酒店重庆国贸格兰维大酒店重庆雅诗特大酒店重庆江鸿国际大饭店重庆贝迪颐园温泉度假酒店重庆海宇温泉度假酒店重庆上邦温泉度假酒店重庆市乐和乐都两江酒店重庆隆鑫玫瑰酒店重庆长寿碧桂园凤凰酒店重庆恒大酒店重庆名豪国际大酒重庆合川华地王朝酒店重庆华辰国际大酒店重庆澳维酒店云阳两江假日酒店

城市发展论文

城市规划与土地规划虽然是两个不同领域的规划,但是,在国民经济发展大背景下,二者却是统一的,土地的合理规划是城市规划的重大前提,城市的合理规划为土地的优化设定了格局。因此,在城市经济的发展中,应该将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统筹起来,从发展思路、发展途径、制度创新等方面统筹两个规划,实现双赢。 在现行的国民经济发展体系中,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分别由不同的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编制。两大主管部门在行政级别上旗鼓相当,有各自独立的行政管理体制,这样的分管体制造成两个主管部门缺乏有效的沟通,各行其是,这使得两种规划相互间不协调、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产生严重的脱节现象。一方面,有的地方偏重于城市规划忽略土地规划,导致城市用地不合理,城市用地吃紧,土地价格波动,城市出现畸形发展。另一方面,有的地方特别注重土地规划看轻城市规划,从城市发展局部出发,惜土如金,该发展住宅用地的都用来发展商业,无视城市发展的总体布局,使得土地的规划脱离城市规划,相互间格格不入的困境。所以,要实现城市的现代化发展,必须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统筹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形成互补协调、互利共赢的格局。 一、 统筹两种规划的整体思路。 区域规划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深化,而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又是区域规划必不可少的两个方面。在时间上,两个规划要统筹编制,城市规划的编制要兼顾土地规划,因为土地规划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到城市总体发展,土地规划是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土地规划也要兼顾城市规划,城市的土地规划是否有效要看是否符合城市发展的总体标准。在空间上,两个规划要互补互利,在城市区域的发展中,必须要坚持城市规划指导与土地规划,必须要坚持土地规划服务于城市规划,即前者的发展是为后者的发展做铺垫,后者的发展是为了前者的更进一步发展。为此必须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做到弹性规划。无论是城市规划,抑或土地规划都要具有可量化性,要留有一定的空间。而弹性规划能够有效适应变化的市场环境,根据不同地点、不同时期做出适时调整,避免规划失灵以及出现重复规划。第二,做到协调规划。在整个城市区域规划中,不能片面强调城市规划,也不能一贯重视城市规划。两个规划不是彼此独立的,城市规划必须要做好土地规划,土地规划的好坏又取决于城市规划大局,在城市发展中必须注重二者的协调关系,实现互助发展。第三,做到多元规划。规划的目标不是单一的,在两个规划的具体编制中,对规划的目标要明确,不能只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还要注重环境效应和社会效应,最终实现多重效应叠加,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第四,做到效益规划。没有价值的规划是没有意义的规划,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效益高低决定市场成败,为此,在两个规划的编制中,一定要注重规划的效益性,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大一统。第五,做到整体规划。在两个规划的实施中必须从国民经济发展大局出发,从城市区域经济发展大局出发,做好整体布局,既要搞好物质方面的规划,也要搞好非物质方面的规划,既要做好整体规划,又要做好局部规划。第六,做到实用规划。任何规划都是用来指导发展实践的,所以在两个规划的编制过程中,要注重规划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使得制定的规划能够落实到城市经济发展中去,为城市的发展搞好理论铺垫。 二、 统筹两个规划的发展途径 两个规划受制于不同行政主管部门,这种分离的管理体制使得两个规划的侧重点、标准、目标往往出现较大差距,两个主管部门不能及时进行相关信息的交流,以及在规划过程中相互借鉴、相互吸收、共同发展。这对这一现状,要统筹两个规划,必须将两个部门进行合并,制定统一的规划,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规划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能够充分体现城市体系规划是一种基于整体利益的协调规划的实质,能够较好地统一行政指令,加强规划的实施效果;也能够充分考虑地方区域发展实际,立足于区域发展的具体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广泛征求各利益主体意见后的综合协调;也有利于规划管理体制从上级的集权制转化为公平合理的民主制。这样制定出的规划更能适应城市发展实际,更能为解决规划问题献计献策,这样的规划透明度高、可信度强、可满足全社会的发展愿望。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结合有以下优势:首先,从国民经济发展总体出发,统筹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避免在两个规划的编制过程中相互脱节、各自为战的现象。其次,这样的结合既能够满足上级规划实施的执行力,加快城市建设和土地利用,也能充分发挥地方优势,利用特色资源。再次,这种结合对于在规划的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问题可以进行及时纠正和处理,避免出现重复建设造成资源的浪费。最后,这种结合途径既兼顾了城市经济发展的大局,有考虑了局部土地的优化利用,提高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三、 统筹两个规划,做到制度创新。 从法律制度上讲,就目前的法律体系而言,城市规划已有相关领域的法规——《城市规划法》作保障,而我国到现在都还没有为土地规划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这就导致在规划的实施进程中城市规划比土地规划更加严肃、更加科学、更有可操作性。而从管理角度看,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分别由两个行政级别对等的管理部门加以编制,这必然导致两个部门各行其是,缺乏有效的沟通,行政指令措施无法进行统一,效率低下、浪费资源。另外,我国已经是市场经济国家,规划的行政属性 还相当浓厚,在规划的编制和实施中 常常忽略市场经济规律,不考虑客观的供求状况,主观行事,造成规划与经济规律不服,与市场经济脱轨的严重后果。基于以上的种种制度诟病,要统筹两个规划必须进行制度创新。一、要创新法律制度,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特别是要尽快制定《土地规划法》来为土地的实际规划保驾护航,使得两个规划都有相关法律制度的庇护,为统筹战略提供法律保障。二、要创新管理制度,将两个制定规划的部门合二为一,统一政令,增强规划的执行力度和社会经济效应,为统筹战略提供管理保障。三、要创新环境制度,要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行政主导,市场为次的管理方法,坚持市场运行为基础行政干预为辅助的管理,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尊重市场规律,为统筹战略提供环境保障。 综上所述,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虽然在概念上各不相同,但是,站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局上,而这却是可以统筹的,它们是相互弥补、相互促进的,城市规划离不开土地规划,后者是前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规划也离不开城市规划,前者需要以后者作为坐标,为其前进明确方向。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为了更好地统筹两个规划,不论是在发展思路上,还是在发展途径、制度创新上,都要进行行之有效的改革,将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共同纳入城市经济的发展中,城市规划兼顾土地规划,土地规划参照城市规划。统筹两种规划才能提高经济效益,才能提高社会效益,才能提高环境效益。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的出现以社会生产力除能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要外,尚有剩余产品为其基本条件。下面是由我整理的关于城市规划的论文范文,谢谢你的阅读。

浅论城市规划

摘要:在当今世界,城市是现代文明的集中体现,城市的发展对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城市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各种生产要素的集聚。并在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合作协作的催化作用下,各种经济迅速发展,从而带动了城市经济的迅猛发展。可以看出,做好城市的规划对发展经济有很大的帮助。

关键词:城市规划园林景观生态环境

Abstract: In today's world, the city is a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plays a vital role in promot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a region. The city is like a giant magnet, attracting a variety of factors in production agglomeration.

Keywords: urban planning; landscap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起源的原因和时间及其作用,学术界尚无定论。一般认为,城市的出现以社会生产力除能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要外,尚有剩余产品为其基本条件。城市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的形成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飞跃。

一、城市规划的任务

我国城市规划的任务是:根据国家城市发展和建设方针、经济技术政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长远计划、区域规划,以及城市所在地区的自然条件、历史情况、现状特点和建设条件,布置城市体系;确定城市性质、规模和布局;统一规划、合理利用城市土地;综合部署城市经济、文化、基础设施等各项建设,保证城市有秩序地、协调地发展,使城市的发展建设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各国城市规划的共同和基本任务:通过空间发展的合理组织,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需要。从城市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合理有序地配置城市空间资源;通过空间资源配置,提高城市的运作效率,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确保城市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相协调,增强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建立各种引导机制和控制规则,确保各项建设活动与城市发展目标相一致;通过信息提供,促进城市房地产市场的有序和健康的运作。

二、城市规划的发展

城市的发展是人类居住环境不断演变的过程,也是人类自觉和不自觉地对居住环境进行规划安排的过程。在中国陕西省临潼县城北的新石器时代聚落姜寨遗址,我们的先人就在村寨选址、土地利用、建筑布局和朝向安排、公共空间的开辟以及防御设施的营建等方面运用原始的技术条件,巧妙经营,建成了适合于当时社会结构的居住环境。可以认为,这是居住环境规划的萌芽。要实行规划区范围内全覆盖规划,统筹城乡发展,规划在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基础上,重点突出中心城区职能、空间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合理确定和强化各组团产业依托,切实改善城镇生产、生活环境,推进村屯用地结构性调整。规划期内,逐步实现退宅还耕、退宅还林,促进农村人口向中心村、城镇集中;逐步缩小城镇与中心城区的差距,促进小城镇由数量型向质量性转变;逐步发展壮大组团,与中心城区形成联系紧密、资源互补的城市空间。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协调共生的城市发展格局。突出社会公益设施建设,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健全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建立合理的级配体系;发挥公共投资导向性作用,促进规划区空间结构的形成和发展;进一步完善中心城区省会服务职能,加强现有城市中心的商业、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职能;努力促进以信息、金融等现代服务业为主的南部新中心的形成;结合市级文化、会展、体育等专项服务中心的设置,带动分区级中心形成与发展;以建设文化名城为目标,促进公益性文化事业繁荣兴旺,推动经营性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全面提高社会文化生活质量。

三、城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的城市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盲目争建国际化大都市;盲目争建中心商务区;盲目追求高层建筑;盲目建设大量城市雕塑等,以上盲目的做法其实是城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成熟的表现。明确城区发展方向,促进分区发展,为加快经济发展,促进城区、开发区和县域经济发展,在开展大量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各城区、开发区的发展方向和功能定位。进一步调整能源消费结构,提高使用清洁能源的比重,发展集中供热,加强对汽车尾气的治理,综合整治大气污染。加快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和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的建设。大力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要保护好已有植被和各组团之间生态防护绿化带,进一步提高城市绿化覆盖率。要加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四、城市景观规划的具体做法

城市景观规划是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环节,根据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地理环境和人文历史。所以,城市景观规划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设计和计划。要有选择,有目地,有侧重点的进行建设。具体的做法有以下几点:

1、确定景观的活跃元素

在分析了景观的基础上,寻找此景观的特色,最具历史意义的景观风貌,作为此景观的主角。这也是创造文明城市的根本所在。

2、划分特色景观区

要根据城市景观的特色和地理位置的功能进行建设,并渐渐的强化它的特色,从而继承和发扬城市的历史文化。

3、组织轴线景观

这要通过城市的主要干道来决定。

4、控制景观视廓

景观视廓就是为了使各个景观处于通透的状态,在各个方向都能欣赏到,而建立起来的景观走廊。

5、勾勒城市天际线

城市天际线是指自然景观和人工建筑物等形成的轮廓线。天际线轮廓应和景观视廓相配合,相协调。

五、城市景观要素

城市景观要素包括人工景观要素和自然景观要素。其中人工景观要素包括广场、建筑物、集贸市场、园林绿化、艺术小品、文化遗址。那么,自然景观有,大小山丘,石头、湖泊、海洋、古木名树。这些景观为文明城市做了重要的贡献,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陶冶了人们的情操。

六、经济发展与环境建设的关系

要处理好城市经济发展和环境建设的辩证关系。注意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加强城市绿化建设和市容环境卫生建设,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城市传统风貌、地方特色和自然景观;不能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以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影响城市发展为代价,避免重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要使城市的经济发展与环境建设同步进行。人与环境是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保持人与自然相互协调,既是当代人类的共同责任,也是城市规划工作的基本原则。

七、结语

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快,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城市规划成了社会的追求。城市研究任务艰巨而纷繁,这也说明它丰富的活力。城市永远在发展,城市问题也总是相伴而生,但人类必将更为自觉地运用广泛的知识与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发展城市环境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规划工作从最初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研究起,最终要落实到物质建设上,形成供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形体环境。

城市规划是建筑和园林建设的前提,并为所需的空间准备条件,城市规划研究的进展也为建筑学和园林学的开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规划师与建筑师、园林设计师的工作目标是一致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这三学科的有机结合和协同创造,势必将形体环境的建设推向更高的境界。

参考文献:

俞孔坚《景观、文化、生态与感知》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8

陈易《自然之韵――生态居住社区设计》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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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研究的论文

北京是中国著名的古代都城,自金代营建中都于此,经元、明、清三朝北京已经有八百多年的都城史了。八百多年中北京城不但有着自己的城市风貌和社会文化,而且形成了独特的城市建筑、都邑景观。针对这些,中国学者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探讨了北京城市的发展脉络、城市结构、城市文化以及城市地理特征.在这些研究成果中,以北京城市历史地理为内容的研究占有突出地位。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北京城发展过程中的空间变化特征,对于认识北京城市历史与发展进程有着重要意义。北京城的发展历程虽然可以上溯至辽,并经金、元、明、清各代,但明清时期作为封建王朝的最后阶段,有着不同于一般的意义。明清时期不但确定了北京城的空间格局,而且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都城发展、演变以及社会风貌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本文即以明清时期为基点,介绍以北京城市历史地理为主的研究成果。中国学术界对明清时期北京城市的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以侯仁之先生为代表,主要侧重于明清北京城市格局的研究;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以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等为代表,开始转向明清北京城市人口、商业布局等问题的研究;进入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北京城市研究的关注点逐渐增多,其中居民分布格局、贵族宅院选址以及寺庙等宗教建筑的分布等,均成为重要研究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对于明清北京城市社会给以全方位关注。当然,从时段上中国学术界对于明清北京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但每个阶段的研究重点中,又不乏介入其他内容的研究。因此,本文仍然采取分类陈述的形式对相关成果进行介绍。

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的出现以社会生产力除能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要外,尚有剩余产品为其基本条件。下面是由我整理的关于城市规划的论文范文,谢谢你的阅读。

浅论城市规划

摘要:在当今世界,城市是现代文明的集中体现,城市的发展对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城市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各种生产要素的集聚。并在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合作协作的催化作用下,各种经济迅速发展,从而带动了城市经济的迅猛发展。可以看出,做好城市的规划对发展经济有很大的帮助。

关键词:城市规划园林景观生态环境

Abstract: In today's world, the city is a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plays a vital role in promot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a region. The city is like a giant magnet, attracting a variety of factors in production agglomeration.

Keywords: urban planning; landscap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起源的原因和时间及其作用,学术界尚无定论。一般认为,城市的出现以社会生产力除能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要外,尚有剩余产品为其基本条件。城市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的形成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飞跃。

一、城市规划的任务

我国城市规划的任务是:根据国家城市发展和建设方针、经济技术政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长远计划、区域规划,以及城市所在地区的自然条件、历史情况、现状特点和建设条件,布置城市体系;确定城市性质、规模和布局;统一规划、合理利用城市土地;综合部署城市经济、文化、基础设施等各项建设,保证城市有秩序地、协调地发展,使城市的发展建设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各国城市规划的共同和基本任务:通过空间发展的合理组织,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需要。从城市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合理有序地配置城市空间资源;通过空间资源配置,提高城市的运作效率,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确保城市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相协调,增强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建立各种引导机制和控制规则,确保各项建设活动与城市发展目标相一致;通过信息提供,促进城市房地产市场的有序和健康的运作。

二、城市规划的发展

城市的发展是人类居住环境不断演变的过程,也是人类自觉和不自觉地对居住环境进行规划安排的过程。在中国陕西省临潼县城北的新石器时代聚落姜寨遗址,我们的先人就在村寨选址、土地利用、建筑布局和朝向安排、公共空间的开辟以及防御设施的营建等方面运用原始的技术条件,巧妙经营,建成了适合于当时社会结构的居住环境。可以认为,这是居住环境规划的萌芽。要实行规划区范围内全覆盖规划,统筹城乡发展,规划在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基础上,重点突出中心城区职能、空间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合理确定和强化各组团产业依托,切实改善城镇生产、生活环境,推进村屯用地结构性调整。规划期内,逐步实现退宅还耕、退宅还林,促进农村人口向中心村、城镇集中;逐步缩小城镇与中心城区的差距,促进小城镇由数量型向质量性转变;逐步发展壮大组团,与中心城区形成联系紧密、资源互补的城市空间。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协调共生的城市发展格局。突出社会公益设施建设,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健全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建立合理的级配体系;发挥公共投资导向性作用,促进规划区空间结构的形成和发展;进一步完善中心城区省会服务职能,加强现有城市中心的商业、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职能;努力促进以信息、金融等现代服务业为主的南部新中心的形成;结合市级文化、会展、体育等专项服务中心的设置,带动分区级中心形成与发展;以建设文化名城为目标,促进公益性文化事业繁荣兴旺,推动经营性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全面提高社会文化生活质量。

三、城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的城市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盲目争建国际化大都市;盲目争建中心商务区;盲目追求高层建筑;盲目建设大量城市雕塑等,以上盲目的做法其实是城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成熟的表现。明确城区发展方向,促进分区发展,为加快经济发展,促进城区、开发区和县域经济发展,在开展大量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各城区、开发区的发展方向和功能定位。进一步调整能源消费结构,提高使用清洁能源的比重,发展集中供热,加强对汽车尾气的治理,综合整治大气污染。加快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和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的建设。大力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要保护好已有植被和各组团之间生态防护绿化带,进一步提高城市绿化覆盖率。要加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四、城市景观规划的具体做法

城市景观规划是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环节,根据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地理环境和人文历史。所以,城市景观规划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设计和计划。要有选择,有目地,有侧重点的进行建设。具体的做法有以下几点:

1、确定景观的活跃元素

在分析了景观的基础上,寻找此景观的特色,最具历史意义的景观风貌,作为此景观的主角。这也是创造文明城市的根本所在。

2、划分特色景观区

要根据城市景观的特色和地理位置的功能进行建设,并渐渐的强化它的特色,从而继承和发扬城市的历史文化。

3、组织轴线景观

这要通过城市的主要干道来决定。

4、控制景观视廓

景观视廓就是为了使各个景观处于通透的状态,在各个方向都能欣赏到,而建立起来的景观走廊。

5、勾勒城市天际线

城市天际线是指自然景观和人工建筑物等形成的轮廓线。天际线轮廓应和景观视廓相配合,相协调。

五、城市景观要素

城市景观要素包括人工景观要素和自然景观要素。其中人工景观要素包括广场、建筑物、集贸市场、园林绿化、艺术小品、文化遗址。那么,自然景观有,大小山丘,石头、湖泊、海洋、古木名树。这些景观为文明城市做了重要的贡献,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陶冶了人们的情操。

六、经济发展与环境建设的关系

要处理好城市经济发展和环境建设的辩证关系。注意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加强城市绿化建设和市容环境卫生建设,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城市传统风貌、地方特色和自然景观;不能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以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影响城市发展为代价,避免重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要使城市的经济发展与环境建设同步进行。人与环境是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保持人与自然相互协调,既是当代人类的共同责任,也是城市规划工作的基本原则。

七、结语

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快,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城市规划成了社会的追求。城市研究任务艰巨而纷繁,这也说明它丰富的活力。城市永远在发展,城市问题也总是相伴而生,但人类必将更为自觉地运用广泛的知识与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发展城市环境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规划工作从最初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研究起,最终要落实到物质建设上,形成供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形体环境。

城市规划是建筑和园林建设的前提,并为所需的空间准备条件,城市规划研究的进展也为建筑学和园林学的开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规划师与建筑师、园林设计师的工作目标是一致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这三学科的有机结合和协同创造,势必将形体环境的建设推向更高的境界。

参考文献:

俞孔坚《景观、文化、生态与感知》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8

陈易《自然之韵――生态居住社区设计》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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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研究论文

摘要:

本文在总结国内外先进城市地域文化继承与发展基础上,从整体空间环境、空间布局、独特品质、城市文化等四个方面,分析了济南地域文化特色的构成要素,对济南近年来地域文化特色的继承与发展进行了评价,指出了存在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地域文化、继承、发展、济南

“世界名都大邑之所以能成功地支配了各国的历史,那只是因为这些城市始终能够代表它们的民族和文明,并把绝大部分流传给后代。”[1]著名规划建筑大师刘易斯?芒福德的这句话蕴含着丰富的哲理,带给城市规划工作者以深刻的启示。城市发展继承并延续地域文化特征是城市良性发展的前提。在规划建设中,做好地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非常重要。本文试以济南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1、地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地域文化是指在一个辽阔广大的地域上,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和人群构成的不同所存在的区域性的文化,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长期形成的历史遗存、文化形态、社会习俗、生产生活方式等。构成地域文化的因素有:自然环境,地理条件的特殊或得天独厚,特定区域的人群有明确的区域意识并与其它区域的人群形成竞争关系,典范人物潜移默化的影响。[2]

2、济南地域文化特征分析

山、水、城交融的整体空间环境

济南南依泰山,北临黄河,总揽齐鲁,地处鲁中低山丘陵与华北冲积平原的交接地带,地势南高北低,山湖遥遥相望,形成山水相依的城市地理形态和独特的城市空间特色。济南的城市空间特色是山、泉、湖、河、城有机结合、浑然一体,南部是恢廓苍翠的自然山体,中部名泉荟萃、湖光山色,北部是蜿蜒曲折的黄河以及鹊山、华山等众多平地凸起的小山头。

这种山、水、城交融的独特自然景观与济南几千年的文化内涵相互融合,形成了济南独特的城市风貌和空间特色。总体来讲,济南大气厚重,具有北方城市粗放的性格;济南独特的泉水文化,又赋予了这座城市另一面的景致,城市总是因为有了水而显得清灵俊秀,济南因了浸润在城市肌理中的泉群水系而比普通的北方城市多生出了一股轻盈,有了几分“烟雨江南”的柔美。

悠久的历史文化与景观资源

济南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目前,济南历史文化街区、特色街区共有8处。拥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处,包括四门塔、灵岩寺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6处;省级历史优秀建筑58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74处;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95处;区、县级依法登记保护的`文物328处;普查登记在册文物约1000余处。

“古城商埠,双星闪耀”的空间布局

济南古城是在明府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古城池四周由护城河围合,面积3。26平方公里。平面布局以其形状不甚规整、四门不对称为特色,加之有天然的泉水和依山建城的独特地理位置,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济南商埠开辟于上世纪初,商埠区的规划和建设是中国城建史上中西合壁的典范。1904年,德国修筑的胶济铁路全线通车,标志着振兴民族实业的“自开商埠”便应运而生。百年以来,商埠区的空间格局一直延续下来,揭示了济南近代城市规划的序幕。东西并列的古城和商埠,形成济南城市空间演变历史上“古城商埠,双星闪耀”的格局。

“泉水文化”的独特品质

泉水是济南独具特色的自然景观。独特的地质构造使得济南自古以来就以泉水丰沛而闻名于世,城市因此有了一个别称“泉城”。甘纯的泉水给城市注入了灵气与活力,赋予了济南独具特色的城市魅力。广义讲,泉城文化景观资源应包括“泉水”、“泉城”、“泉村”、“泉文化”等四泉文化景观资源。泉水是四泉文化的核心。济南独特的地质结构,造就了众多泉水的形成。济南泉水的独特性还体现在数量众多、形态优美、水质优良、文人诗韵等诸多方面。

“包容厚重”的城市文化

长期以来,作为中国东部地区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济南,具有各种文化的兼容性。济南处在西陆东海之间,古文化与今文化之间,城市不大也不小,处于“中庸之道”的状态,这是它典型的文化特征。这样的文化特征就形成了济南厚重朴实,温婉宽容的城市气质。[5]

3、济南地域文化继承与发展工作进展

济南地域文化继承与发展工作情况概述

近年来,济南市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坚持高起点高水平规划。近年来,《泉城特色风貌带规划》、《泉城特色标志区规划》、《济南商埠区历史文化城区保护策略研究》等20多项规划研究相继编制完成,大明湖东扩等精品工程相继实施,济南古城区及商埠区保护初见成效。二是完善管理体制机制。成立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定期开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历史建筑保护专项检查,体制机制基本完善。三是注重提取并形成文化特征符号。例如策划了“天下泉城”、 “守望泉城”等专题片,进一步强化了地域文化特征符号。在规划设计、建筑设计方面,着力塑造地域文化特征,例如,在第十一届全运会主会场“东荷西柳“的设计中,就以市花荷花、市树柳树为母题,进一步强化了地域文化特色。四是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通过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使地域文化特色深入人心。例如,如自2013年起每年8月举办“泉水文化节”活动,至今已成功举办两届,活动期间,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进一步强化了济南泉水之城的地域文化特色。

济南地域文化特色继承与发展工作的不足

与国内先进城市相比,与济南独特的文化特色资源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历史文化资源有待梳理,在新城区、郊区或者大都市区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方面做得还不够,例如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城子崖遗址等的宣传推介不够。二是保护与发展实施机制有待创新,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统筹协调。三是市政、交通、财政等专项有待优化。在古城区、商埠区,普遍存在交通拥堵、市政基础设施不完善等问题。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等方面,存在资金不足的问题。四是区域文化发展战略不够明确,对大区域文化发展战略重视不够,区域文化的认同感有待进一步强化。 3。3济南地域文化特色保护与发展的对策措施

基于对济南地域文化特色继承与发展的进展及不足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济南地域文化特色继承与发展需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开展历史文化资源的梳理,对历史古迹、文物进行全面排查,做好深入挖掘历史遗存、搜集相关资料,从龙山文化、舜文化、孝文化等方面进行深入挖掘和提炼,对龙山黑陶、舜耕山、郭氏孝堂山、灵岩寺、齐长城、鹊华秋色图等文化遗产等方面进行深入剖析,努力塑造含蓄内敛、格调清新的新型文明城市。[6]二是创新地域文化特色继承与发展实施机制。亟需在市财政、市级相关职能部门和投融资平台大量投入的基础上,争取上级部门的资金支持,同时创建社会融资渠道,引导市场化运作,采用多元化的方式,共同推动保护改造工作的实施。三是调整优化区域文化发展战略。延续地域文化传统,深入挖掘文化优势,营造宜居环境氛围,积极推动文化创新,增强区域文化认同感。四是积极倡导公众参与。人民是城市的主人,地域文化特色的继承与发展应充分考虑群众的发展愿望和利益诉求,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其规划、建设工作应在适宜的阶段组织公众进行参与,科学合理决策,选择部分有责任心的企业或个人参与规划实施。

4、结语

伊利尔?沙里宁指出:“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它的抱负。”地域文化特色是城市发展之魂,是城市个性的集中体现。从济南的案例可以看出,城市地域文化特色的继承与发展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需要各个部门和社会各界在前期研究、体制机制、法规建设、规划实施等方面做出艰苦的努力。地域文化特色资源绝对是块宝,而且越来越受到城市管理者和研究者的重视。在城市地域文化特色的继承与发展方面,应坚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在知己知彼、摸清家底的基础上,重视地域文化符号的提取,采取科学的区域文化发展战略,形成鲜明的城市个性品牌,切实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和竞争力。

昆明市城市发展研究相关论文

滇池污染治理工作若干问题的思考 摘要:介绍了滇池污染治理工作的现状和国外治理富营养化湖泊的 先进经验,提出了治理滇池污染的对策:只要政府重视,提高全民环保意识,措施得力,方 法对头,加大环境治理的投入,滇池治理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性改观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关键词:富营养化;污染治理;水环境 滇池位于昆明市西南,属金沙江水系,总容水量×108m3,流域面积2 855 km2,接纳盘龙江、宝象河、马料河、落龙河、捞鱼河等20多条河流,年来水量约7×108m3,最大水深8 m,平均水深5m。 改革开放20年来,昆明市的国民经济、城市规模、人口数量、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和发展,经济的高速发展伴随着水环境质量状况不断恶化的情况也表现得十分突出。经济发展初期,人们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对经济快速发展给水环境造成的影响和破坏虽有所认识,但限于资金短缺,加之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不能集中较大的力量对污水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1990年以前,昆明市甚至没有一座城市污水处理厂,工业废水有的没有经过任何处理 就直接排放水体,有的虽有处理设施,但运转不正常,形同虚设。 昆明市西南的滇池位于城市下游地带,整个城市地形呈南高北低态势,城市污水和雨水 排入滇池后通过海口流入普渡河,汇入金沙江。滇池在生态系统相对稳定时期,水质呈黄色、淡黄色,透明度约为1~。过去,昆明市受城市规模、工业生产、人口数量及生活水平的限制,排放的污染负荷没有超过滇池水体的自净能力,滇池得以维持生态平衡。随着生产和生活用水量的迅猛增加,城市排出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污染负荷大幅度增加,这种生态平衡关系已经被严重破坏,这是造成滇池水质严重污染和恶化的根本原因。 1 治理滇池污染的对策 近年来滇池水体中的氮、磷严重超标,水体富营养化严重,油绿色的湖面上水葫芦横生,汇入滇池支流的水质已经发黑变臭,滇池已达Ⅴ类水体。目前,排入水体的总污染量还没有得 到根本控制,排放量大于治理量,滇池及其水系的生态平衡没有根本好转。要使滇池水体在 短期内恢复至Ⅱ类水质标准,难度相当大。滇池已被国务院列入全国重点治理的湖泊,省、市政府高度重视滇池的治理工作,已经投入50多亿元巨额资金,采取包括打通 西园隧洞及疏挖草海底泥、投药杀藻等一系列措施根治滇池。经过多年的努力,昆明市已建 成四座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能力达到×104m3/d,城市污水处理率达6 0%以上,滇池流域内的工业废水在1999年5月1日实现了达标排放,滇池综合治理工作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 但是,滇池治理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使滇池水质得到根本好转,水质得以变清,还需大量的工作,任务相当艰巨。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标本兼治,先治本后治标, 同时采取各种处理措施和办法,加大管理监督和执法力度,各项工作多管齐下,才能够 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使滇池水质得到根本性的改观,恢复滇池的生态平衡。 ①首先要截断污染滇池的根源。从滇池及其流域的生态和环境考虑,所有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必须经过处理达标后再排放。工业废水污染物质成分非常复杂,难于用单一的处理工艺进行处理,必须分门别类,有针对性地进行专门工艺处理。各种工业废水不能混合后再处理,污水应在出厂前进行达标处理后再进入城市排水系统。 ②加紧进行城市排水系统的建设。昆明市的城市污水处理厂设计规模已达全市污水量的80%,这在全国是比较高的。但城市排水管渠的总长度数量有限,城市排水设施普及率还不高,许多污水经过化粪池的简单处理后就近排入河道。目前,昆明市城市排水管渠多数为合流制,雨季污水和雨水混为一体,污水处理厂难以将混合污水全部进行处理,造成部分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水体,形成污染。为了保护水体,必须有计划地逐步将合流制改建为分流制,实现清污分流。因此,城市排水系统的 新建和现有排水系统的改进与扩建工作,以及污水厂的建设任务等都是极其繁重的。 ③加强现有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管理,提高污水处理效率和运行管理水平,始终保证污水厂满负荷运行,是当前做好滇池保护工作的重要措施之一。由于长期以来人们重生产、轻环保, 许多工业废水处理设施虽然已经建成投产,但多数运行不正常,废水处理设施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加强现有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管理,充分发挥现有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能力,建立考核、监督管理机制,将现在按污水厂设计规模拨付运行管理费用改为按实际处理污水量拨付经费,考核单位处理成本费用,以提高污水处理效率和处理能力。建立水质水量监测统计报告等一系列的工作制度都是保护滇池切实可行的措施办法。 ④在保证滇池水体总量平稳的前提下,应充分发挥滇池北岸截污工程和西园隧洞工程的作用,及时将排入滇池草海的污水短路排放,减少对滇池的污染。 ⑤滇池湖面的蓝藻和漂浮污染物质可采用机械方法进行表面抽吸、排出,有利于空气中的氧转移到水中,加快水体的自然净化过程,同时滇池湖面的外观也将有较大改善。 /'P ⑥为加快滇池恢复生态平衡的速度,可采用气浮工艺对滇池水进行循环处理,即将滇池水 提升到处理厂,投加混凝剂后,通过气浮工艺处理后,又排入滇池。处理厂设在滇池边,水泵 扬程短,常年运行费用较低。现阶段可利用昆明市自来水总公司三水厂现闲置的气浮设备 进行处理,只需对气浮池后的管道工艺和出水管道进行局部改造后就能运行,既现实又可行 。 g_$?:*"\`wfy*3=LO-t{b[5SToM= )5lk毕业论文范文XLZ#F]4 IZ '=N_7=yWq$C$H� ⑦在滇池北岸的局部区域设置生物防护带,利用微生物降解水中的有机物,达到净化水 的作用。在这方面,昆明市自来水总公司已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取得了一些经验,值得借 鉴。 ⑧认真做好滇池流域面源污染的综合治理工作。这项工作涉及面广、难度大、周期长。但 面源污染的治理工作关系到整个滇池流域环境生态的恢复,关系流域内水源地的取水卫生安全 。根据昆明市环境科研所的调查结果,滇池面源污染占入湖总污染的负荷比重较大,主要污染因子的入湖量:总氮为2 955T/A,总磷为417T/A,分别占滇池总污染负荷的33%和41%。 面源的发生过程包含三个子过程:产流、汇流过程,土壤侵蚀过程和营养盐流失过程。根据现 有的研究成果,按滇池流域的地质和水利条件,可将流域内的营养盐发生量分为三大区域 :①湖滨平坝区。这一区域一般是粮食、蔬菜、果品比较集中的农业区,其氮、磷的发生量占到全流域的6%和7%,大都弥漫性进入滇池水域。采取以控制蔬菜地和村落污水为主,用沉淀池工程和湿地工程技术,在田间排水;在有空地的村落可用新型稳定塘处理工艺,其中湿地技术去除污染物高达80%以上。②台地、岗地、丘陵区。该区域水土流失最为严重,也是面 源营养盐发生量的主要地区,氮、磷发生量分别占全流域发生量的49%和43%。解决的办法是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技术,如采用生物工程和土石工程相结合,除磷效果达40%至60%。 ③各入湖河上游分水岭山区。这一区域农田较少,森林覆盖较好,氮、磷发生量分别占全 流域总量的46%至52%,一般经上游水库的降解净水,剩余部分进入滇池的比例不大。水系上游山区重点在保护现有植被、大力营造水源涵养林,要特别重视滇池附近山地森林、植被的恢复工作。 论文滇池污染治理工作若干问题的思考来自免费论文网 2 国外治理富营养化湖泊经验介绍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 1991—1993年,全州共发生162次水华(水体富营养化造成藻类大面积繁殖的现象),其中84次对水的用途造成不良影响,尤其是1991年底在达令河系发生世界上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 的蓝绿藻水体,绵延1000KM以上。 治理措施: ①减少进入水体营养物的数量,加强水污染防治和管理对策的研究。 A.控制城市和农村点源污染的工程和管理措施有:提高污水处理水平(排水系统清、污分流 ,改扩建以提高现有污水厂除氮、磷效率及扩大处理规模);鼓励使用无磷或低磷洗涤剂; 污水(经处理)灌溉;生活污水和河水的除磷处理;污水停留(氧化)池的改造等。 B.控制面源污染的对策:保护流域内植被;城区多种草植树,帮助滤去地表径流污染物;根据气候、土壤特点和作物需求,确定适宜的化肥使用时间、方法和数量;利用河边的绿化带作 为土地利用和水系间的缓冲和过滤带;改变和改善化粪池的位置、设计和作用。 C.营养物污染管理规划,确定水体营养物的环境负荷和减少营养物排放量方案。 D.建立流域污染控制示范工程。示范工程中有人工湿池、河岸绿化缓冲带和高效污水处理厂。 ②水华的控制和管理对策 A.对水量进行调节和分配。 B.其他物理措施:水库管理,采用机械搅动和曝气破坏水体分层,增加水体流动性;机械收获蓝绿藻(但效果不大)。 C.化学措施:采用杀藻剂、除藻剂仅作为应急措施,因不能有效地控制水质富营养化可能会造成新的公害。 D.生物措施:人们认为大麦杆腐烂分解过程产生的有机物质能杀灭或抑制蓝绿藻,但实验 结果表明效果不大;另外,日本科学家发现一种学名叫“水网藻”的网片状或网袋形绿藻,据说繁殖很快,大量吸收水中氮和磷,从而抑制了其他藻的生长,达到以藻治藻的目的。水网藻收获后可加工成优质饲料,深圳东深供水工程管理局与暨南大学水生生物研究所合作开展“水网藻去氮、磷实验”,并在深圳水库进行了中试,结果表明该方案对净化水质是可行的。 日本琵琶湖的水源保护和治理 琵琶湖是日本最大的湖泊,也是日本近畿地区的主要饮用水源。50、60年代日本经济高 速发展,污水排入琵琶湖,导致富营养化,严重威胁着当地人民的身体健康。当地政府经多年努力,终于使琵琶湖水质得到了改善,让当地群众喝上了放心水。他们的做法主要是通过研究、立法、宣教、规划、资金补助、改造制水设备等措施,恢复了琵琶湖的良性循环 污染源防治对策 工业废水 主要以1979年10月制订的《富营养化防治条例》为依据,其中“废水排放规则”一章中规定:企、事业单位向公共水域排放的废水中氮、磷的含量必须遵守,并填写责任书。若废水不 符合排放标准,可以下达禁令。这样做大幅度地削减了工厂排放的污染负荷。 生活污水 《条例》中规定:“任何人不得再使用含磷洗涤剂”,并“严禁赠送、擅自销售含磷洗涤剂”。在1990年7月制订的《滋贺县生活污水对策推行纲要》中对生活污水的治理提出三项保证措施: ①健全下水道等设施 推广粪便和生活污水合并处理的方法。这种处理方法与粪便单独处理、生活污水直接排放的 方法相比,其排放的BOD量可降低8倍。 ②着力减少生活污水中的污染物质 普通家庭在洗水池的流水口处镶进粗网滤器或使用三角过滤器皿,截留菜屑及剩菜、剩饭 ,回收后作为有效的肥料。 ③建设清洁美丽的人工小溪。 农业污水 主要依据水质污染防治及滋贺县制订的条例对畜牧业、水产业、农业施肥方式及田间管理制 定了具体的措施。 琵琶湖的综合开发 综合开发以“保护”、“养育”、“活用”为基础,水质保护是其中最主要的目标。 湖泊水质保护计划 日本政府于1984年制订了湖泊水质保护特别措施法,于1987年3月又制订并实施了《琵琶湖 的水质保护计划》,1992年3月对此计划再次修订。该计划把防污、治污同综合开发有机地 结合起来,突出水保护这个最高目标。 3 结语 应当强调指出,在发展经济的时候,必须注意环境保护,否则,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后再来抓 环境保护,不仅人民遭受损失,而且要花费更多的财力、物力,这是一些西方工业发达国家 已经产生过的经验教训。同时也应看到,只要注意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控制和解决环境 污染问题是不难实现的。例如,日本在1955—1970年只追求工业发展,忽视环境保护,终于造成了全国性的难以控制的“爆炸性公害”。日本政府从1970年开始决心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用了5~7年的时间,使环境污染基本得到治理和控制,环境状况有了显著改善,的水域已达到了保护人民健康的水质标准。从国内外环境治理的经验来看,只要政府重视,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措施得力,方法对头,加大环境治理的投入,滇池治理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性改 观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作者单位:昆明市自来水总公司。求采纳

截至2012年1月,学校共获批建成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1个,省级科研平台2个,建立了校级高层次研究平台4个,以及校级研究所(中心)14个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滇池(湖泊)流域生态文化研究基地省级科研平台:云南省高校有机光电子材料与器件重点实验室,云南省高校都市型现代农业工程研究中心昆明学院科研平台:昆明滇池(湖泊)污防治合作研究中心办公室,昆明科学发展研究院办公室,滇池泛亚合作战略研究院办公室,昆明市物联网及泛在工程技术中心办公室校级研究所(中心):昆明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所,昆明学院西南跨境合作发展研究所,昆明教师教育研究所,昆明儿童发展研究中心,昆明学院民族儿童文学研究所,昆明学院西南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昆明学院历史研究所,昆明群体艺术研究所,昆明智能系统研究所,昆明分子医学研究中心,昆明学院滇菜研究中心,昆明旅游研究所,昆明学院非线性分析研究所,昆明学院生物质高分子材料应用技术研究所,昆明学院生物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所 截至2014年底,学校共获得国家级科研项目50项,总经费1455万,省部级项目111项,总经费万;国家级、省部级科研奖励18项,发表核心期刊论文900余篇,SCI、EI、ISTP论文200余篇,专著、编著60余部 .2008年至2012年1月份,学校共取得科研成果1035项,三大检索成果58项,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上的论文78篇,发表在国内一级期刊论文10篇,获得专利15项 。 馆藏资源 截至2012年底,共有纸质图书178万册,中、外文电子图书112万册,各类数据库13个。现有中文期刊923种,外文期刊24种,报纸62种 。 学术期刊 《昆明学院学报》是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本科大学学报,是云南省教育厅主管的高校优秀学报,省级学术刊物;曾获全国优秀学报一等奖、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全国高校优秀学报、云南省优秀社科学报等奖项和称号。在最近两年中,《昆明学院学报》于2009年9月获得了云南省新闻出版局云南优秀期刊奖,10月获全国高校科技期刊“优秀编辑质量奖”;2010年10月被评为“全国高校优秀社科期刊”,同时学报专栏《儿童文学研究》获得全国高校社科期刊“特色栏目奖”。 《旅游研究》为云南省教育厅主管、昆明学院主办的学术刊物。主要刊登反映旅游学科最新研究成果,旅游学与相邻学科的综合研究进展,旅游学各分支学科研究的前沿理论,特别是与云南旅游发展密切相关并有较大应用价值的旅游学科论文。 《西南学刊》由云南省昆明学院主管,云南省昆明学院人文学院与云南省昆明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每年出版两期,于六、十二月出版。《西南学刊》以西南地区的文学和文化为研究对象。开设的栏目有:文化昆明、西南视角、西南文化研究、西南文学研究、西南艺术研究、西南历史研究、西南语言研究、昆明作家影响力研究等 。 截至2013年3月,学校共有在职教职工1681人,其中,专任教师1100余人,博士和在读博士170人,正高级职称人员106人(二级教授4人),副高级职称人员450人 。2014年左右,学校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其以上职称的比例达到,博士和硕士的比例达到56%。现有省级教学团队5个,省级名师工作室8个,省级教学名师11名,以及一批省市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和学术技术带头人 。 省级重点建设(培育)学科:机械电子工程,应用化学校级重点学科 :应用数学,教师教育学,旅游管理,资源植物学,区域经济学,文艺学校级扶持学科:结构工程“十二五”省级立项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建设学科:教育学,应用经济学,环境科学与工程,数学,中国语言文学“十二五”省级优势特色重点建设学科:控制科学与工程,生态学 截至2013年3月,学校主校区占地1800余亩,规划建筑面积60多万平米,体育中心已建成,有游泳馆、篮球馆、羽毛球馆等等。观物山正在建设中。学校内的24栋学生公寓,设有4人间和6人间,均有独立卫生间、洗浴设施,网络、电视、电话信息端口,晚间自习室及电视收看活动室等。4人间每人每学年收费1200元,6人间每人每学年收费800元。学校学生公寓区有邮政中心、中国移动一卡通综合服务中心、美发店、复印店、甜品店、超市等,有多家银行的ATM机,生活方便。截至2013年6月,学校有4个汉族食堂、2个回族食堂及1个教工餐厅,主要是为全院师生提供物美价廉的大众食品;1个风味城和一个风味小吃,为师生提供特色鲜明的各式小吃;一个接待餐厅为师生提供接待用餐等中、高端服务。食堂、餐厅分布在:澄明苑有二个汉族食堂、一个回族食堂、一个风味城及一个接待餐厅;润泽苑有二个汉族食堂、一个回族食堂、一个教工餐厅和一个风味小吃。截至2012年底,昆明学院图书馆总建筑面积达40093平方米,主体建筑8层(地下2层、地上6层),坐落于新校园的中心位置。图书馆分为上下5层阅览大厅、1个学生自修室、2个电子阅览室,阅览座位总计4100余个,每周开馆时间可达98小时,并提供网络24小时全天候的不间断服务 。 质量工程 截至2013年3月,学校有国家级特色专业1个、省级特色专业4个,省级重点建设专业3个;国家级、省级精品课程14门,省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1门;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4个,省级教学团队3个,省级教学名师8人,省级名师工作室3个;省级人才培养创新模式新实验区3个,省级大学生创新性试验计划1项。在2010年新增的“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和“十二五规划教材”项目中,学校申报的6个项目全部获得批准。2011年共有经济学院等10个学院(系、中心)的17个省级项目获得审批立项。2009年11月,学校出台了《昆明学院教学改革及教学质量工程创新项目建设实施方案》,开展了第一批“教学质量工程”校级项目建设申报工作,经过专家评审,33个项目被评为校级建设项目。第二批“教学质量工程”校级项目建设申报工作中,经过专家评审,21个项目被评为校级建设项目,6个项目被评为校级扶持建设项目 。 2005-2011年省级以上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项目类别部门项目名称层次级别时间特色专业(共5个)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国家级 2010 自动控制与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本科 省级 2009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省级 2010 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本科 省级 2011 经济学院 财务管理 本科 省级 2011 精品课程(共14门) 人文学院 写作 专科 国家级 2006 旅游学院 模拟导游 专科 国家级 2010 模拟导游 专科 省级 2005 人文学院 写作 专科 省级 2006 旅游学院 酒水服务与酒吧管理 专科 省级 2007 人文学院 儿童文学 专科 省级 2007 旅游学院 前厅管理 专科 省级 2008 人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 本科 省级 2008 教师教育学院 教育学(公共课) 本科 省级 2009 经济学院 连锁物流 本科 省级 2010 城乡建设与工程管理学院 工程测量 本科 省级 2010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大学计算机基础 本科 省级 2011 城乡建设与工程管理学院 混凝土结构设计及原理 本科 省级 2011 教师教育学院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本科 省级 2011 双语教学示范课程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学 本科 省级 2010 教学团队(共3个) 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酒店管理方向)教学团队 本科 省级 2009 教师教育学院 师范类专业公共教育学科课程教学团队 本科 省级 2010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团队 本科 省级 2011 名师工作室(共3个) 人文学院 尹相如名师工作室 \ 省级 2009 旅游学院 窦志萍名师工作室 \ 省级 2010 自机学院 孙学强名师工作室 \ 省级 2011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共3个) 旅游学院 旅游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本科 省级 2009 教务处 新建本科院校“整合连贯型”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本科 省级 2010 化学科与技术系 食品与药品检验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本科 省级 2011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共4个) 化学科学与技术系 基础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本科 省级 2009 自动控制与机械工程学院 先进制造技术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本科 省级 2010 经济学院 经济管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本科 省级 2011 城乡建设与工程管理学院 土木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本科 省级 2011 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 教务处 大学生创新实验计划 \ 省级 2010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共3项) 教务处 新型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研究 本科 省级 2010 经济学院 应用型财务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研究 本科 省级 2010 城乡建设与工程管理学院 土木工程专业人才分类培养模式研究 本科 省级 2010 小语种人才培养(共3人) 旅游学院 小语种教师培养 \ 省级 2009 小语种教师培养 \ 省级 2010 小语种教师培养 \ 省级 2010 云南省重点建设示范专业(共3个) 自动控制与机械工程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专科 省级 2005 经济学院 房地产经营与估价 专科 省级 2007 旅游学院 酒店管理 专科 省级 2007 人才培养 截至2012年2月,共有专业实验室48个,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195个。在检验应用型人才培养成效的国家级和省级专业技能竞赛中,学校2008年—2010年共有40多人次获得国家级奖项,50多人次获得省级奖项。学校多次获得国家级和省级各类比赛优秀组织奖 。 昆明学院实验室名单所在院系实验室名称经济学院 经济管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财务ERP综合模拟实验室、国际贸易综合实验室、证券投资仿真实验室、物流管理实验室 社会管理学院 社会保障综合实验中心、人力资源管理综合实验室 教师教育学院 心理学实验室、学前技能实验室、0—3岁婴幼儿早教实验室、师范生教学技能微格实验室 体育学院 体育基础实验室 人文学院 语音听说训练实验室、新闻传媒实验室 外国语学院 大学英语网络化多功能教学中心、英语专业听说教学实验室 音乐学院 音乐实践中心 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 艺术设计实验室、现代艺术创新实验室 信息技术学院 信息技术学院实验中心 自动控制与机械工程学院 自动化实验室、通信技术实验室、机械基础工程实验室、现代汽车工程实验室、轨道交通工程实验室、云南省先进制造技术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城乡建设与工程管理学院 土木工程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筑工程实验室、建筑施工技术与管理实验室 农学院 植物生产实验室、动物生产实验室、环境资源与农业文化实验室 医学院 临床技能实验室、形态学实验室、机能学实验室、病原学实验室 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综合实验室、烹饪营养实验室 数学系 数学建模实验室 物理科学与技术系 大学物理实验中心、物理专业实验中心、教育技术学实验中心 化学科学与技术系 基础化学实验教学中心 生命科学与技术系 生物科学基础实验室、生物科学综合实验室、恢复生态学实验室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网络技术运行维修实验室、多媒体技术运行维修实验室 交流合作 1996年到2013年,昆明学院与泰国吞府皇家大学、泰国普吉皇家大学,泰国武里喃皇家大学及泰国南邦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合作交流项目。泰方派出累计达450余人次的留学生到昆明学院学习汉语、中国文化和酒店管理知识;泰方教师200余人次陆续来我院交流、学习和访问。昆明学院派往泰国交流、学习和访问的留学生累计达 250余人次,教师达200余人次 。为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学院结合专业建设,一直聘请各种学历层次、不同专业的外籍教教百余人次,极大地提高了我院外语、旅游和经济等专业的教学水平和质量。外教分别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 。

城市规划方面的 论文在 轻风论文网 很 多的哦,之前我就找上面的老师帮忙 指导的。相对于网上很多个人和小机 构要好很多,我之前 找的王老 师咨询的,非常专业的说这里还有 些资料,你看看昆明城市(镇)体系与次级城市建设的思考在当今世界,城市是 现代文明的集中体现,城市发 展对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城市犹如一块具有魔力的巨大磁石,吸引着各种生产要素从空间上集聚,并在集聚效应、规模效应、乘数效应、合作、协作效应的催化 作用下,各种经济能量产生裂 变,爆发出比它们简单相加大得多的扩张力,从而使城市成了现代 经济社会运行的火车头。 从 云南省看,由于城市化程度低,中、小城市不多,大城 市更是阙加,特大城市的昆明城市 首 位度极高,是全省的“排头兵”。于是昆明市城市发展将幅射全省,担负起促进云南城市化进程、推动其他中小城市兴起的艰巨历史使命,本文在对世界城市发展趋 势及我国城市目前的现状,以及昆明城市发展面临的机遇、国际环境与存在的问题 进行分析之后,从宏观体系和具体运作机 制方面提出了按一座主城、三座次 级城市、县城和20座卫星小 城镇的城镇体系布局,构建网络城市,重点规划发展安宁、宜良、嵩明三座次级城市,并疏散部分主城的产业和分解城市功能。本文基于对城市、城市(镇)体系与次级城市的概念、特点、发展动力因素 等基本框架的研究,提出了适合昆明次级城市 发展的模式选择与运作方式 。 结合昆明与次级城 市的实际情况与相互关系,本文对次级城市发展 的总体思路、指导原则和实施步骤进行了构想 ,并对安宁、宜良、嵩明次级城市的职能与性质定位、产业发展战略、现状情况分别进行了分析 研究,提出了“三步走”战略不懂的你上轻风 论文网自己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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