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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庄词媚这一点上入手吧唐诗的盛起是什么时候，宋的词起又是什么时候唐灭时安史之乱，唐起时有玄武之变，几乎注定了诗的兵伐之气浓郁而宋时渐腐，程朱理学的当道，文人眠花宿柳自认风流……另，后人受这四个字影响，做诗便做得庄严，做曲则香浓艳丽，就好比现在网上，一人持正调发贴，一面又弄个马甲持反对意见，当然，古代文人是没什么马甲穿的，我们知道，词最初都是拿来唱的，由谁唱？伎者歌女这一派居多，是故这也是词媚的一个因素，即使有辛弃疾苏轼等做的豪迈战歌，也不过渺渺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一家之言，笑笑无妨——————————————参考一下，网上找到的东西————词,从它诞生之日起,便因其独具的文化因子而呈现出特有的柔媚香艳的风格特征。所谓"词为艳科","诗庄词媚","诗之境大,词之境狭"等等,都是在强调"词别是一家",与传统的诗歌不同,婉约派也因此而被视为词坛之正宗。虽然在艳情诗中同样也存在着"浓艳香软"的内容,但"诗庄词媚"的事实却依然存在。可见问题不在于诗歌是否能写媚艳的内容,而在于诗歌是否具有如同词一样的能够充分展现那种特有的媚艳情趣的"功能"。结构是功能的积淀。通过对结构的分析来把握诗词的表现功能,并进而阐释"诗庄词媚"的成因,应是一条有效的途径。一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以整齐的五七言为代表的"齐言"是最典型的形式。因为它是以整齐规范的外观与灵活多变的内在结构相结合而建构起的既具有稳定的形态又具有活泼的生命的艺术形式。稳定的形态与活泼的生命构成的对立统一正与"中庸"的人生宗旨相一致。因而它也就成为最能表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心态的艺术形式。在诗歌中,每押一次韵便意味着一个独立的语言单位的获得。但在中国古代的大部分古体诗歌中,只有四个诗句,即两个韵脚,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诗歌结构单位,并在诗歌的整体背景上被"凸现"出来。这是因为:第一,自诗经时代开始,大部分民歌便是以四句歌词为一个独立的结构单位的。因为这种结构形式最易于被民间歌手掌握。过短,难以表述一个相对完整的内容;过长,则难以驾驭。文人诗歌从一开始便自觉地继承了这种传统。第二,在远古,歌乐本是一体。演唱四句歌词的长度正应该是乐曲的基本长度。因而诗歌又必然地要受到乐曲长度的限制,维护从四个诗句为一个结构单位的传统。第三,通过对比来说明抽象的情感与事物,是远古时期最常见的语言表述形式之一。表现在诗歌中便形成了前二句比兴,后二句叙事或抒情的基本模式。古代诗大都是以四个诗句为一个单位来结构作品的,而四个诗句往往又能完整地表述一个相对独立的内容,这不仅使得诗歌的内容变得丰厚,而且也使得诗歌的过渡只能在各结构单位之间进行,因而在内容上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如李白《关山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形式的规范与内涵的丰厚使得古体诗的风格浑厚典雅,境界阔大。结构上的鲜明的阶段性又使其难以象散文一样细细地描述事件发展的每一个细节,而只能使抒情成为基本内容。在格律诗中,绝句本身只有四句,前两句写景或叙事,后两句抒情,或颠倒过来,前两句抒情,后两句写景或叙事,是其基本结构方式。这正是远古时期通过对比来表述事理与情感的艺术手法的翻版。律诗则因有对仗的要求而使结构有了变化。对仗不仅要求上下两句的平仄、词性相对,还要求内容相对,既要能表现一个对象的两个方面或两种特征。这种通过两个方面或两种特征的对举来表现对象的本质的做法,必然会大大增加诗句的容量。因而律诗可以打破传统的结构方式而以两个诗句为一个结构单位来结构作品,并在起承转合之间,存有明显的阶段性。二词诞生于民间,香艳俚俗是其早期特征,后经文人染指,步入艺术殿堂,经历了由俗向雅的转化。但与南朝、唐代的艳情诗相比,艳情词"俗"的特征仍很明显。艳情诗受传统诗风的影响,写男女之情重在"雅",表现的是一种"情趣"和对女性情感的"品味"。作者与表现对象之间具有一定的距离,近似一种"欣赏"。艳情词则具有很强的世俗色彩,写男女之情重在"俗",表现的是爱恋的"过程"和对女性体态的"观赏"。作者与表现对象之间的距离较近,近似一种"把玩"。当然,这只是就整体而言,因为在雅俗之间,往往很难划出一个明确的界限。雅的情趣是一种心理感受,所以艳情诗可以成功地使用传统的抒情手法来表现其内容。但传统诗歌的结构模式和对仗要求却使得诗风趋于典雅、厚重。可以用它来写刻骨的相思,却难以用它来表现细腻的爱恋过程与女性体态的婉转流动。即使是南朝的宫体诗也比不上温柳词的婉曲细腻,便是一个证明。俗的把玩则重在感官感受,所以艳情词追求的是过程与细节的逼真、生动,是对女性体态(包括心灵感受)的细细描摹与层层铺叙。诗歌结构中存在的以四个诗句或一联对仗句为一个结构单位的较为固定的承转模式,对于表现词所追求的内容与风格显然具有较明显的局限性。因为词的描摹与铺叙非常细密婉曲,很难用一种固定的模式去限定,加上乐曲的限制,词便只能根据内容的需要来重新结构作品。其结构单位因此而变得不再确定。以贺铸的《薄幸》为例:淡妆多态,更的的、频回眄睐。便认得、琴心先许,欲绾合欢双带。记画堂、风月逢迎,轻颦浅笑娇无奈。向睡鸭炉边,翔鸾屏里,羞把香罗暗解。 自过了,烧灯后,都不见、踏青挑菜。几回凭双燕,丁宁深意,往来却恨重帘碍。约何时再?正春浓酒困,人闲昼永无聊赖。厌厌睡起,犹有花梢日在。此词为怀人之作。上片写往事,下片写相思。写往事细腻媚艳,工笔描摹,重在人的形态与事的过程。写相思曲折婉转,通过种种行为来表现自己的情感。这正是对事与物的观赏与把玩。如将其变为诗的结构形式,七言为:淡妆多态频回睐,琴心欲绾合欢带。风月逢迎轻浅笑,翔鸾屏里解罗带。烧灯不见人踏青,双燕丁宁何时再?春浓酒困闲昼永,睡起花梢日犹在。五言则为:淡妆偏多态,的的频回睐。认得琴心许,欲绾合欢带。画堂风月迎,轻笑娇无奈。炉边鸾屏里,羞解香罗带。过了烧灯后,不见踏青来。双燕丁宁意,往来重帘碍。春浓酒困时,昼永无聊赖。厌厌懒睡起,花梢日犹在。写同样的艳情,风格却大不一样。第一,文字减了许多,不能如词那样曲曲描摹。第二,形式规整,情感也就显得较为典雅,对事与物的"观赏"与"把玩"明显减弱。很明显,整齐的五七言与以四个诗句为一个结构单位的结构形式是难以形成艳情词的那种媚艳婉转的风格的。其实,文人词从一开始便在音乐的影响下努力摆脱着以四个诗句为一个结构单位的传统模式,并因此而呈现出与传统诗歌不同的韵味。如《浣溪沙》上下片各三句,《临江仙》、《蝶恋花》上下片各五句,《望江南》共有五句,它们都是以三句或五句为一个结构单位的。这些词牌,不仅为晚唐五代文人所喜爱,也为后人所喜爱。而《竹枝词》、《生查子》、《菩萨蛮》《浪淘沙》、《虞美人》等词牌,虽然在早期也曾被广泛使用着,但因其在结构上与诗歌并无太大的差异,所以在词牌渐渐增多之后便不大被使用了。从整体形式上看,诗词最明显的不同便是词分片而诗不分片。因为词分片,所以只要是"过片不断了曲意",作者便可在各片之中放开手脚去尽力描摹铺陈,而不用担心失去了内在的一致与含蓄的韵味,便可以不再担心过渡的困难而在各片内部普遍地表现出不受拘束的层层翻进,有如剥蕉,并由此而形成与诗歌不同的另一特征。仍以前述贺词为例。上片由初见、倾心再写到言笑、合欢,完全是直叙其事,却写十分地婉转曲折。下片则写眼前,以不见伊人写起,再由阻隔归到相思之苦。虽是在写相思,却由自身行为写出,整个过程亦写得非常曲折婉转。这种一事接一事,一句连一句,细细描摹,层层翻进的写法,正是前人所评之"有如剥蕉",也是词重视"过程"的具体体现。而这正是诗歌的结构模式难以完成的。三自古诗十九首开始,经过魏晋南北朝诗人们的共同努力,五七言便成为中国古代诗歌语言的基本形式。因为五七言是奇字句,音节上的不平衡便是必然的。格式塔心理学指出,在人的心理中存在着一种简化外界事物,使之趋于简洁、对称、平衡的倾向。五七言诗句在音节上的不平衡,使得读者在阅读,尤其是在吟诵诗句时具有了一种心理上的紧张感。读者只能通过延长某一音节的阅读或吟诵时间,才能获得一种新的心理平衡,即动态的平衡。其结果,表现在语言结构上,便是"三字尾"的形成。三字尾是构成五七言诗句音乐美的关键,也是五七言诗句在语法结构上最明显的标志。即使是在杂言体诗歌中也不例外。五七言诗句也因此而只能随着音乐的节奏与固定的结构去融铸合于节拍的内容,而难以象散文语言那样因较少形式的束缚可以去自由地描摹与陈述。平衡协调的音乐节奏最利于表现温柔敦厚的情感,再加上描写性与陈述性的减弱,便使得抒情而不是叙事,成为以五七言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诗歌的最基本内容。因为艳情词非常注重对女性体态与爱恋过程的描摹与陈述,描写性大于抒情性,因而它必然地要去寻求一种能更为自由、逼真地描述男欢女爱的过程与女性体态的婉转流动的语言形式。只有这种语言写出来的词,才称得上是"词人之词",否则便依然是"诗客曲子词"。在柳永之后,这种语言便得以形成。其特征,首先是以口语、俗语入词。一方面,因为口语俗语比文人诗歌语言更为自由灵活,具有更强的陈述性与描写性,所以它们既可以更有效地表现"俗"的内容,又可以更形象生动地描摹男欢女爱的"过程"。另一方面,因为词是要演唱的,只有通俗易懂的语言才能在演唱中被人们轻易地理解并获得人们的喜爱。"有井水处皆可歌柳词"正是因为柳词的浅近通俗。其次,是以大量的"骈体语言"入词。骈文虽然亦重音律,但远不如格律诗那么严格。它更注重语意、语气的连贯性、陈述性,而不是跳跃性。这正是它能够成为古代公文基本格式的重要原因之一。以骈体语言入词,既可改变诗歌单一的音乐节奏,也可在"美文"的基础上强化词的陈述与描写功能。第三,在词中仍保留着大量的诗歌语言,因而亦能如诗一样抒情,亦可获得与传统诗歌同样的抒情效果。这种在结构与形式上更加灵活的语言,配合着词的整体结构的更新,便使得词人们能更为成功地捕捉、描写事物与情感的细微变化,真实地展现恋情的"过程",同时也能更有效地叙事、写景、抒情。因而能给读者展示出一种全新的艺术境界。择其片段,柳永的《平蝴蝶》:望处雨收云断,凭栏悄悄,目送秋光。晚景萧疏,堪动宋玉悲凉。如将其改为诗句,则为:雨收云断处,凭栏送秋光。晚景渐萧疏,宋玉动悲凉。明显地失去了原作中的铺叙与婉曲,而表现出特有的典雅与厚重。再如李清照的《永遇乐》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此段可分三层,铺叙描摹层层翻进,却无法改为整齐的五七言诗句。若硬改,只能将三个层次变为两个,大失原作意蕴。虽然词的语言的结构方式的形成亦是因为音乐的限制,但因为这种语言能够更准确、更精彩地表现曲折复杂、委婉含蓄的情感与心理特征,描摹铺叙各种景物、事件与复杂的过程所以一经形成,便获得了人们普遍的喜爱并成为词人们刻意追求的形式。也正是在这种语言和音乐的共同作用下,词律才得以形成。豪放词人们固然可以"以诗入词",也就是以诗的语言来写词,因为诗句表现的境界较为阔大,甚至可以构成如李白歌行体诗歌一样的风格,但因为有词律的限制,豪放词人们只能使用有限的词牌,因而也只能提供有限的词作而不能在词坛上与婉约词人展开全面的较量与竞争。后世欲为豪放词"翻案"者代有其人,最终都草草收兵。究其原因,我认为最主要的还在于诗词结构的不同。不同的结构具有不同的功能,而不同的功能又要求着不同的表现内容。反过来说,词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了特定的表现内容,特定的表现内容需要特定的表现功能,特定的表现功能又来自特定的结构(词体结构与语言结构)。词的语言结构一经形成,便成为词律的基础,豪放词人欲改变其内容而不改变其语言结构便处处感到困难,只能听任婉约词居于正宗。四在诗歌中,每押一次韵便意味着一个独立的内容的获得。通常所说的诗歌的跳跃、意义空白也大都是在韵脚之后出现或存在的。因此,在阅读或吟诵时,每一个读者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等待下一个韵脚出现。只有在下一个韵脚出现时,读者才会舒一口气,才会有一种心理上的归宿感,才会充分审视全句的内容。在传统诗歌中,隔句押韵是常格。韵位排列均匀,节奏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也以较为舒缓的平声为主。一般来说,隔句押平声韵的诗歌宜于表达那种舒缓大度、平稳庄重、典雅正统的内容与情感,宜于表达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句句押韵给人造成的则是一种急迫感,因为每一个诗句都是一个表述内容的获得,故尔显得语气急迫,利于表达那种激昂不平或凄怨悲楚的情感。骈文则可以根据内容与表述的需要自由地安排韵脚的位置,还可以引入散文句式来调解语气,因而能够较为自由地对"事与物"进行详切的描述与说明。词的押韵充分吸取了诗与骈文的长处,构成了一种既有严整的规范,又有极大的自由度的押韵模式。在每一具体的词牌之下,韵位都有严格的规定,其程度不亚于格律诗。但因为各个词牌都有自己特定的韵位规定,所以在众多的词牌之下又呈现出极为多样的押韵模式。作者完全可以根据内容与写作的需要选定自己所需的词牌。以周邦彦《忆旧游》为例:记愁横浅黛,泪洗红铅,门掩楼宵。坠叶惊离思,听寒蛩夜泣,乱雨萧萧。凤钗半脱云鬓,窗影烛花摇,渐暗竹敲凉,疏萤照晓,两地魂消。 迢迢,问音信,道径底花阴,时认鸣镳。也拟临朱户,叹因郎憔悴,羞见郎招。旧巢更有新燕,杨柳拂河桥。但满目京尘,东风竟日吹露桃。上片写往事,凄凉而深沉。前二句为"记"字领起的两个四字句,写女主人公的相思模样。但韵脚并没有被安排在这里,使语气未足。在诗歌应押韵的地方没有押韵,读者只能憋着劲再往下读,从而增加心理紧张力。另外,前二句写人,后一句写景,前二对后一,内容的对映与结构的不平衡也在强化着读者的心理紧张力。直到第三句的末尾,韵脚出现,心理紧张力才得以释放,从而获得更大的美感。很明显,这种感受是在阅读隔句押韵的工稳格式时无法获得的。第四、五、六句也同样是三句一韵,在内容上却是前一对后二。这种前二对后一和前一对后二的交替变更使作品充满了变化,也更富于表现力,这正是作者所追求的艺术效果。七、八两句隔句押韵,使心理紧张得以舒缓,最后又是三句一韵,再次造成读者的心理紧张。这种利用韵脚的不同间隔而造成的心理上的起伏与缓急变化,非常符合苦苦相思而又自惭形秽的女性的曲折复杂的心理感受。下片由回忆转到眼前,情感更加激烈。开首便是四句押一韵,造成极大的心理紧张,接着三句一韵,心理紧张略有缓解,最后四句皆为隔句押韵,恢复到心理的平稳状态,极出色地表现出那种苦苦相思后的无奈。再看李清照的《一剪梅》：红藉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漂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清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上片第一句即入韵,然后是隔一句押韵,再次是隔两句押韵。下片结构完全相同。韵脚的每一次出现都在时间上得到一定的延缓,同时也提示着内容的转折。这种节奏,不仅非常符合处于低沉的情绪中的人的心理的起伏变化,而且也使读者的心情步步紧迫,从而更真切地体味出作者的闲愁与无奈。张炎在《词源》中曾说:"作慢词,看是甚题目,先择曲名,然后命意。"所谓"先择曲名"便是根据题目,即要表现的内容选择词牌。各个词牌的成熟与格律的建立是词人们经过长期艺术实践的结果,是艺术规律的结晶。一方面,严格的格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作者创作的自由,但另一方面,在最能表现特定情感与内容的词牌下,作者又可借着这种特定的艺术形式获得最佳的艺术效果,关键是要选择得当。"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在数以百计的词牌中进行选择,其间的自由度还是很大的。综上所述,造成"诗庄词媚"的原因,除了人们通常所说的诸种因素之外,诗词在结构上的不同也在功能上保证着这种差异。正是因为此,词才在脱离了音乐与市民阶层之后仍然保持着与诗歌的距离。因为这一点很少有人提及,故撰此文,以期引起同行们的注意。(作者单位:甘肃教育学院)——————————————引用完———————————————
读《宋词》 思念疯长的杨柳岸边，暮色蔼蔼的烟波中，晓风残月浅斟的醉意里，柳永乘一叶扁舟自烟水迷离中驶来，浅诉着万种风情。执手相凝的泪眼，满心渴望的相逢，一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成为传颂千古的爱情盟誓。 盛满苦楚的黄滕酒，泪眼浸湿的鲛绡，一阕《钗头凤》暴露了全部的心思。“瞒、瞒、瞒”，却再也瞒不住，泪眼涟涟的眸子，错综交织的心绪，早已化作沈园墙上的墨迹，凝固成永远抹不去的印痕。 听那龙吟般的剑鸣声，不能横戈跃马，只能深夜里醉意中挑灯看剑。任那剑气再利，亦无法疆场饮血，可怜一位原拥万军的将军，只能鬓如白霜之际在梦里“沙场点秋兵”。 那欲乘风归去的明月间，纵是琼楼玉宇灿然，怎比得上月下跳舞，清影随人的人间生活，只是舞动长袖的潇洒比不过被离愁别绪束缚的落寞。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 缓缓合上书卷，脑海依然被宋词里的风景充满。这自词人们指尖流出的光影流往了天幕，化作了烁烁的星，不知疲倦地照耀着大地万载千年。 ——山东省沾化县二中 于佳婧 小编点评1：四段文字串联四段经典，最后点睛，作者的文字驾驭能力比较强。 小编点评2：品味唐诗宋词，探寻作者内心，可以陶冶情操啊！ 累死人了！不过很高兴帮助了你！我是“儿文”粉丝！
格式手法时间
1. 前言在《中国文学史》上，袁行霈已经明确提出，“稼轩词所创造的战争和军事活动的意象，又使词的意象群出现了一次大的转换。”[1]（162）即已经认识到辛弃疾词的军事意象的存在，并且明确提到弃词中含有“刀、枪、剑、戟、弓、箭、戈、甲、铁马、旌旗、将军、奇兵等军事意象”。[1]（162）但是书中并没有深入探究这些军事意象所要表达的含义，只是说到“密集的军事意象群，连续成雄豪壮阔的审美境界，更能体现辛词的个性特色”，那究竟这些意象体现了词人什么个性特色呢？词人大量运用这些意象词语究竟是要表现他一种怎样的思想呢？鉴于这些疑问，本文就对辛弃疾词中的军事意象词语进行一些探讨，希望能了解到其中的含义。2 军事意象的内涵 刘宗朝在《试论辛弃疾词中意象的运用》[2]中也有对辛弃疾词中的军事意象做了分析研究，其文章中提到“辛词中仅‘剑’这一意象就有十八处”，然后列举了其中的一些句子，最后得出“这里的‘剑’是作者壮志难酬的象征”的结论。这种运用统计学的分析方法是科学的，但是但是通过列举了统计出来的句子就直接下结论，未免过于牵强。因此，笔者把统计学的数据分析方法和传统的具体词作内容分析法结合起来，最后才给辛弃疾词中的军事意象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下一个总体的结论。 数据分析 笔者以“唐诗宋词网”下载的《辛弃疾词全集》电子版[3] 作为蓝本，运用计算机统计工具，对一些宋词中描写战争普遍出现的词语做了统计。具体数据是：“剑”字在辛词中出现过4处，“醉里挑灯看剑”，“剑气已横秋”，“想剑指三秦”，“倚天万里须长剑”；
你好，很高兴为你解答：宋词：是古代诗歌发展的一个阶段，从诗歌的角度去理解，从先秦两汉找它的形态，从唐五代论述它的起源，从宋词本身各流派论述它的丰富形态和内容，从明清显示它的衰落，宏观把握它的脉络、特征、从近现代诗词论述它的影响，从文学史上的显著地位演绎出论文的结论。很好写的。望采纳~~~~~~
A
唐宋文化比较与分析
公元907年，梁王朱温篡位灭亡，到公元960年陈桥驿赵匡胤“黄袍加身”，中国经历了唐宋的王朝更迭，仅仅近60年，中国文化也从所谓的“唐型文化”逐步向“宋型文化”变革，这种变革为什么会变革的如此彻底，一改“唐型文化”的雍容华贵，如此彻底？1910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次提出“唐宋变革论”，率先对唐宋时期思想文化巨大差异性进行了深刻的解释与剖析。近百年来，随着对这一话题的深入分析，史学界普遍对唐宋文化思想显著差异性有了一些共同的认识。
所谓“唐型文化”，是一种相对开放、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型，无论是“诗仙”李白的诗歌、张旭的狂草、吴道子的画，无不喷涌着奔腾着昂扬着的生命活力；无论是昭陵古雕中雄壮建伟的、神采飞扬的“昭陵八骏”，还是气势磅礴的古长安城，无不透露出大气盘旋的民族自信。
所谓“宋型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内敛、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自古多情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阐释出宋文化的细腻丰满，“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揭示了宋文化孤芳自赏、远离尘嚣、遗世独立的人格魅力。形象的说：如果“唐型文化”存在于沙场之上、朝堂之上，那么，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宋型文化”更多的存在于市井之间、闺房之内、青楼之上。
唐人爱花，尤爱牡丹，牡丹，富贵之花，为花中之王，唐人喜爱牡丹，更喜欢牡丹的色彩绚丽、富丽堂皇与王者之气；宋人爱梅，梅，花中君子，凌寒独自开，象征着不屈不挠的坚强品质。在宋人看来，梅，淡妆素雅，清瘦典型，品质高洁，是君子的象征，可以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审美观念在深层次的角度上体现出了唐宋文化内在的差异性。
而作为两个时代文学艺术最高成就代表，唐诗与宋词则能更清楚地展现两者文化的巨大差异性。
从诗词内容上看，唐诗更多地反映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正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这些内容无不直接向人们展示了帝王将相乃至布衣百姓的日常生活起居，这是一种自由、开放、大气的心态，毫无小女儿家的忸怩作态。
相比之下，宋词则更多的将视角收缩到狭窄的闺房之中，低吟男女的爱恨情仇，抒发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感情。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一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抒发了自己的离愁别恨，一个“愁”更添几分撩人的心思。两宋时期，虽有苏轼、辛弃疾等为代表的“豪放派”词风，但“婉约”词风始终占据宋朝文化主流。
从诗词的形式上看，从大的方面来说，唐诗更加倾向于感性抒发。李白的一首《梦游天姥吟留别》，以恢弘大气的想象描绘山岳的壮美之色，满天诸仙众佛皆在诗人胸怀聚拢，如此波澜壮阔的场面皆在诗人脑海孕育，天下万物，唯我独尊，这是何等的大气。
与之不同的是，宋词则更趋于理性，更具有说理性、思辨性。苏轼的《赤壁赋》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向世人阐释作者心目中关于生与死之间微妙的关系。“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可见，宋朝时期的文学作品，开始更多的阐释理性与思辨，这与唐代时期单纯刻画外在环境有了很大的不同。
那么，两个只相差近60年两个朝代，为何会产生如此之大的差异性？接下来，我们将从政治环境、经济基础、文化环境三个方面来分析：
政治环境：国家的强弱兴衰与国民的心态精神 唐宋文化是由人来创造出来的，而人的精神状态也势必会对整个文化氛围产生影响。从大体上看，唐朝昌盛，宋朝积弱，这是显而易见的，而处在这两个时代的人来说，当国家统一强盛，四方来朝，国泰民安，自然会增强国民的民族自信心，而在整体上自然气势雍容豪迈，而当国家从一开始就处在外敌入侵，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环境下，无论君臣百姓自然会产生一种悲观失望，哀伤自怜的情绪。
唐朝的强盛是建立在隋朝大一统的基础上，经过二十多年的“开皇之治”，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都为唐朝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当时唐朝面临的外敌主要是吐蕃、匈奴等少数民族政权，而从严格意义上来看，这些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政权组织，只不过是势力较大的松散的部落联盟。他们居无定所，行踪飘忽不定，唐王朝只需寻其主力，打赢几场战役，便可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说，唐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外部环境相当的安定，国家富强，这是一个真正的盛世时代。反观宋朝，宋朝继承的后周只不过是当时最大的割据政权而已，它建立国家的过程不是像唐朝那样接受了一个大帝国的遗产，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天下大乱，地方割据势力经营已久，已形成了互不统属的独立国家实体。而且宋朝的面临的敌人不再是吐蕃、匈奴，而是契丹、党项这些已被儒化的民族。拿辽来说，宋国建国时，辽已存在了五十年之久，契丹人不仅学习中原文化，仿照中原王朝建立起严密强化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实体，而且逐步开始由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转化，在民风与军事上依旧保持者相当强悍的战斗力。宋辽之间的战争，不仅仅是统一于反统一之间的冲突，更是相互争夺生存空间与生存资源的战争，且这种矛盾绝不会仅凭一两场战争可以决定胜负的，而必然是相当残酷、持久、且难分胜负的。公元979年，高粱河之役惨败，宋由此开始转入被动局面，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山河破碎，国破家亡，此后，契丹、党项、羌、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势力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轮番轰炸，产生了悲观的文化效应，宋朝人因被动挨打而产生的忧患，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方面。
经济基础：唐朝均田制与宋代的市民阶层的崛起
均田制，即古代帝王将无主土地按人头划给小农耕作，耕作一定年限后归其所有，实质上是一种封建土地国有制，一切土地归国家所有，而在唐德宗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之后，均田制终于废弛。此时，随着均田制的瓦解，附着在农民身上的国家的控制也就相对减弱，宋代时期，国家土地所有制已经不在土地所有制中占据主要的地位，相反的庶族地主经济与小自耕农经济的不断壮大，并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体地位，一方面为国家与政府提供了充足的税赋来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家对农民的控制，社会经济更加灵活，社会各行业能够得到更充足的劳动力与资金的流入，这也是宋代商业如此发达的一个原因。
宋代城市的规划已经打破了唐代时期市与坊的严格界限，居住区与商业区也不再分开，贸易时间也不再被限制，据考证，宋代时期已经出现早市与夜市，商品交易时间甚至是通宵达旦。种种变化，最大的受益者自然是商业。宋代，城市商业发展蓬勃，不仅有交易场所，更存在瓦子等娱乐场所，如此一来，自然会导致宋代市民阶层的兴起，市民阶层的兴起也自然会带动市民文化的兴起。
精致细腻的宋代文化的发展自然发源于一定的土壤，而这种土壤也就是宋代发达的商品经济。
文化环境：唐代三教并行与宋代理学的兴起
恢宏壮阔的唐王朝以一种开放自由的心怀接纳四方文化，终唐王朝几百年的时间，大多奉行儒释道共尊的策略，面对外来文化，唐朝统治者始终保持接纳的态度，这不仅和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本身就存在少数民族血统有关，而且和唐王朝在当时世界的地位也有莫大的关系，作为东方最大的国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通畅的两条丝绸之路，沟通了大唐王朝与世界的交流。在外，国家的强盛，对外通道的畅通，对内，君臣百姓对外来文化虚心接纳的心态，这两个方面决定了大唐王朝是一个开放自由的国度。而宋国始终处在少数民族的威胁的夹缝之中，客观条件下，宋国也无法做到与世界的交流，宋国自然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
宋代的文化属性与宋代诞生的一种特殊的产物有关，那就是理学。
理学作为在宋代儒家吸收佛道两家的部分精华，形成的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理学作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的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对宋代人民的影响之深，乃至对中国后来的一两千年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两宋理学，不仅将伦理纲常确定为万事万物之所当然和所以然，即为“天理”，而且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认识。理学家将“天理”“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受到强大的约束。与理学着意于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之际的趋向相一致，两宋时期的文化也表现出精致、内趋的性格。刘方《宋型文化：概念、分期与类型特征》（2005）一文指出：“宋型文化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时代文化的符号，而且是一个具有新的文化特质的文化范型。以追求内圣、精神的圆满自足为目标的宋学，构成了宋型文化的基本内核的重要方面。成熟的科举制度、文官官僚系统、中央专制集权、台谏制度等则构成了宋型文化的制度层面。而宋代农业革命、消费性的城市经济、士大夫阶层的形成等方面，则构成了形成宋型文化的物质基础。”
宋代文化成就中最突出的要数宋代理学的诞生，一个追求内圣、精神上满足自足的理学决定了宋代文化精致、内省的特点。
唐宋文化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类型，是一种彻底的变革还是一种继承上的发展呢？或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唐诗有其自有的宏伟霸气宋词有其独特的婉转婀娜二者无可比较既然无可比较如果要我写我就以“各自都很美，不必强求差异”为主题区展开论述。如果你喜欢抒情散文的话，就更好办了，什么“驾着想象的翅膀，梦回唐宋那个纸醉金迷的年代。”然后填充一些诗词展露文采，最后整个主题思想 要么向往当年的文化气息 要么迷恋上了哪个诗人作者啥的。挺好写的。给你一篇我的文章估计和你要的不一样 仅供参考了烟花巷里的词魂名落金榜一朝狂，抛浮名，浅低唱。奉旨填词，三变做情郎。自是穿行烟柳巷，寻佳人，访娇娘。三秋桂子弄荷塘，楚天阔，浸斜阳。心高气傲，谁人解轻狂？终生徘徊风月场，结知己，合金葬。归结你的一生，送你一首江城子。那是怎样的一种落寞，让满腹才情的你愤然选择了舍弃功名？那是怎样的一种情怀，让年少志高的你甘心放弃执着追求？那又是怎样的一种风流，让无数歌姬为你所倾倒。无法想像，就如同谜一样的，你悄然登上了宋词之巅，又轰轰烈烈地留名而去。纸醉金迷里的风花雪月夜，烟柳巷深却难以遮盖你横溢的真情。长亭外，是你与伊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惜别之情；危楼上，是你独自醉酒“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相思之苦；寒风中，是你空惆怅“临风想佳丽，别后愁颜。”的想念之意。你的词是盛开在温柔的北宋园里的一朵奇葩，独树一帜地开创了婉约的篇章；你的词是生长在江南水乡畔的少妇，字里行间总是结着幽怨惆怅；你的词是漂泊在湛蓝的天边的半片浮云，优哉游哉间道出没的享受。偶失龙头望，岂不是机缘？不然怎生使你安心写词。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那该是怎样的脍炙人口？莺愁蝶倦，最是离人恨，当一曲满是别离的《雨霖铃》悄然升起在宋词的东方之时，又有多少人不为之怅然？心约无声，却满载不舍。那是怎样细腻的情感，岂是追名逐利之辈能领会得来的？恃才傲物，不会伪装的你就是这样直白地演绎着生活的乐趣。宋朝的男儿，骨子里是叛逆，眼睛里是忧郁，脸上却是温德。这样的虚伪永远不会属于你，敢爱敢恨的你敢于直言：“无憀恨，相思意，尽分付征鸿。”你将满腔的情愁洋洋洒洒地留在纸上，留在苍茫天地间。词啊，就是那狂妄不羁的灵魂的归宿吧。终生徘徊在风月场的你啊，是否早已看透？功名利禄，终归尘土，过眼烟云，到头来只是南柯一梦罢了。于是乎，花前月下赏不尽才子佳人；春宵一醉道不完千种风情呵！人生在世，于茫茫人海中寻一二知己，既得，尔命尔幸！如飞凤凰，显尽风流。倾千金以换佳人一笑的你，早已是家徒四壁。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一片哀声，半城缟素，"群妓合金葬柳七"。青冢旁合葬了那对你一往情深的谢玉英吗？笑着的，你离开了，你的一生能按着你的意愿走完全程，夫复何求啊？轰轰烈烈地，你走了。就这样走了，烟花巷里，却留下了千古传颂的词魂，你会觉得遗憾吗？
究性论文只写一首诗，有点不够吧？而且这样很容易就变成抄袭了，很难有一家之言，所以后者显然更上档次。这个要求相对高些，需要你先粗读大部分的唐诗宋词，然后求同存异，找出部分供研究的细细读，写出自己的真实感受，独特见解。用心+创新=出彩
我读唐诗宋词不知怎么了一向不喜欢文学的我，被同学们刮起的文学风感染了。从此，我逐渐的迷上了唐诗宋词。唐诗宋词有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历史，它代表着中国历史文化的源远流长。唐诗宋词是中国“皇帝世袭制''的光辉侧面体现，唐诗宋词是我们的骄傲，是中国文化的“特产”是世界历史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比起唐诗，我更喜欢的是宋词。宋代的诗词分为两派，一个是豪放派，一个是婉约派。豪放派的作品大多是气势豪放，雄伟壮观，意境雄浑，充满诗人的豪情壮志，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婉约的词汇更是情感交替，词语清晰含蓄，让人眼帘湿润不可忘怀。婉转的情绪在词调中深深表达了当时时期的无力抗争的一种有力武器！如范成大写的宋词《西江月》十月谁云春小十月谁云春小，一年两见风娇。云英此夕度蓝桥，人意花枝都好。百媚朝天淡粉，六锐步月生销。人间双叶满庭皋，别有东风不老！多么美妙的词句，我好喜欢！我好爱读！唐代现实主义爱国诗人杜甫世称诗圣，世界文化诗人，杜甫生活在由胜转衰的历史时期他的诗被誉为“史诗”在政治黑暗人们饱受疾苦的当时，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意精湛的杜甫在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独自去投靠肃宗中途被安史叛军俘获，他面对凌乱的长安面对国难当头的残酷事变不顾全家个人利益的得失,在安史之乱仍未平息，唐王朝扔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家事国事事事忧心苦闷彷徨，在这种窖迫的形势下，奋笔疾书写下了:《蜀相》一首诗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宫城外柏森森。映街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落满襟！此诗写下了杜甫当时的心情，写下了在长安所见到的荒凉悲景，悲愤爱国之情贯穿全诗。向古代诗人学习！学习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做为一名中国的中学生应该有的就是爱国精神，国家兴衰匹夫有责！我们要力争上游，为国家的强大贡献力量！学好科学，为国家！
“唐诗宋词”塑造民族精神 中国文学中博大深厚、富于文化底蕴，其中既有高度成就又易于大众接受的，是代表中国韵文最高成就的唐诗宋词。“唐诗宋词”由于其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和民族文化底蕴，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我们在此无意夸大“唐诗宋词”的内涵外延，但它对培养民族的文化素质，确实是十分重要和直接的。唐诗宋词的情感意蕴，最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并使人们在接受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陶冶了情操，提高了素质。首先，要了解唐诗宋词的一些基本知识，如什么是古体诗、近体诗、平仄、押韵、对仗、词牌等。这些内容大致了解即可，不必深究。同时要知道所读唐诗或宋词的字面意思。 其次，了解作者的生平思想及该诗或词的写作背景。这一点看似简单，却十分重要而又容易被忽略。因为只有了解了作者的生平经历、思想倾向，以及该诗的创作背景，才能深入地理解其思想情感内函，从而进入较深层次的理解。 如读杜甫的《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如果你不了解杜甫的经历思想，不知道他对国家和人民强烈热爱的情感，不理解人民的喜怒哀乐时刻牵挂着他心魂的话，就很容易把这首诗理解成一般性喜爱春雨的作品。在本诗中，杜甫对春雨的喜爱，是出于他对人民生活的关心，因为好的春雨能滋润禾苗生长，能带来好的收成，让百姓吃饱饭，过好日子。因此诗人一开篇就以喜爱的口吻赞之为“好雨”，说其“知时节”而下。他的心、他的情、他对事物的喜怒哀乐都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前提的。由此可见，如果我们了解了杜甫的生平思想，不但能透过字面意思，理解作品的深层意蕴，而且能在感受其对祖国和人民热血情怀的同时受到感染和熏陶，渐渐地萌生爱国爱民的情感，并融化为一种更高层次的素质。 又如李白的诗歌，在充分表现自己“奋其智能，愿为辅弼”的积极进取精神的同时，洋溢着对祖国大好山河无限热爱的情怀：“天生我材必有用”（《将进酒》），“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等等。每当我们读起这些诗句，无不热血沸腾，深受感染。如果能再了解一些李白的生平思想，那就更好了。再如读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只有了解了北南宋时期国家破败、家园沦丧、爱国志士满怀爱国情怀壮志，却报国无门的特定历史状况，以及岳飞的生平思想后，才能真正理解一位爱国将领内心深处那种“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民族情怀，进而受到感染和启迪，并转化为自己的民族情操和民族文化素养。 再次，感悟诗词情感意蕴，吟诵使之融为素质。在完成了上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后，还要“感其然，悟其所以然”，深入到对作品“情”的感受和“蕴”的感悟中，由学习知识进化到培养素质。那么怎样才能感受其“情”、感悟其“蕴”呢？方法只有一个：读→ 朗读 → 朗诵 → 吟诵。一定要出声地读，而且由一般的“读”逐渐进入到“吟诵”。这样才能感受到作品中那犹如人体内流淌着的血液一样的“情”，感悟到如人的灵魂般的“蕴”。在经常地、多篇目地、反复吟诵“唐诗宋词”的过程中，陶冶了情操，也培养了素质。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自己真的“雅”了点，“和”了点，“儒”了些。 随着“唐诗宋词”的感受、感染、感悟及民族情感蕴蓄的加深，特别是更高层次的民族情感素质就渐渐地培养出来了。随之而来的是，所培养出来的文化素质将释放为我们前面所提及的能量，获得意想不到的人文效应和经济效益。尤其是具有民族情感、爱国情感，更会在获得成功快乐的同时，享受着身为华夏子孙为国献力的一种特殊的精神愉悦和幸福，那是生命的最高意义和价值！
写论文时可以先稍微提一下李清照词的风格婉约中又有几种，然后找到你想论述的观点进行展开，然后找一首李清照经典的词（如《声声慢》）进行赏析，并对个别词句进行鉴赏，同时也可以找一些婉约词派的词与之进行对比，比如柳永，晏殊，秦观，李煜等。通过对比论证的方式，让李清照的词更别有一番风味。
落花之下的独立人 ——从宋词中的落花意象浅析宋代文人的命运观 【关键词】 落花 命运偶然性 文人的个人际遇 家国忧患意识 【内容摘要】宋词中的意象浩如烟海，本文将选取“落花”这一意象，从士大夫阶层、失意文人以及女性词人，三个层面，结合具体作品，和词人写作时的背景和心态，试分析“落花”意象在宋词中的特殊意蕴和内涵，及其中所表达的宋代文人的命运观和家国意识。 花在一个春天完成从盛开到凋落的生命周期，提示着四季循环，暗示着时光流逝。落花凋零，飘摇随流水，太多的人看到这样的一幕，都会觉得一种不可自制的悲伤。这是因为，花之迅速凋落，乃是“人之生死、事之成败、物之盛衰”的缩写。叶嘉莹先生在《迦陵论诗从稿》中也曾这样写道：“枝头上憔悴暗淡的花朵，较之被狂风吹落的满地繁红更加使人觉得难堪。后者虽使人对其夭亡深怀惋惜，而前者则使人清清楚楚地认识到生命由盛而衰，由衰而灭的残酷的事实。后者属可避免之偶然的意外，前者则是不可逃避的一切生物之终结的定命。” 看落花的人，由落花生命的逝去，而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就如同飘忽不定的落花一样偶然,毫无定则。从而，产生了一种，命运无常的悲戚心理。落花便由一种单纯的自然事物，转变成为了一种富有丰富的艺术内涵的意象。 其实，最早提出这种落花意象中所蕴含的人类命运偶然观的是南朝的范缜。在《南史范缜传》中，这样写道：“竟陵王子良精言佛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缜答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开藩篱落于粪溷之中。” 这段话是他与竟陵王萧子良就关于因果报应说所作的辩论。范缜说，“人生好象落在地上的花朵，有些花朵被风吹落到厅堂里，飘落到席子上，坐垫上，正如你一样出身高门，享受富贵；而有些花瓣被吹到粪坑里，就像我，一生不幸。”这即是说，人的富贵、贫贱，只不过是偶然的遭遇不同罢了。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富贵贫贱完全是自然的偶然现象。它包含了一种不可知论的前提，即人们无法掌握自己命运，只能听其自然安排，个人是无能为力的。 综观宋词史，在宋代诗人的词作中，落花意象比比皆是，有约六百多首。写花开的少，写花落的多。因为宋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具有纤巧细致的特点，更容易表现优美、悠闲或忧愁的情绪。故而，落花这种美丽、短暂、动态的意象，以忧伤之美，给词人留下的印象必然更为深刻。飘零的落花中，弥漫着春光不再、青春不再、美人迟暮的感慨与恐惧。缤纷的落花是宋词中伤春主题的核心意象。在词中，落花意象染上更多个人境化、女性化的色彩。同时，又由于作者的地位、身份、所处情境的不同，落花意象中所包含的思想内蕴也不尽相同。但是，我认为，采用落花意象中的词人，通常是借落花来感时伤物的，表达那种生命易逝、命运难料的情怀。在描写落花的时候，大多处于一个抑郁不得志的状态。对“落花”意象的表述，是一个由外在意象对内心世界进行表述的过程。 从历史上看，首先，宋代是一个重文抑武，优渥文人的时代。为了适应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化，科举成为了入仕的主要途径，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从而形成了读书办学和研究学术的社会风气。学校教育的蓬勃发展，提高了民众的文化素质。明朝徐有贞在《重建文正书院记》中说：“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盛过之。”宋代统治者，鉴于前朝之教训，对文化没有实行专制，使学术思想得以活跃。宋代知识分子吸取了佛、道理论，与儒学相结合，形成了与“汉学”相对立的“理学”，以及对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境遇的探寻。但是，他们可以论政，却仍然是统治者手中的筹码。 其次，在经济方面，宋代基本做到了长治久安，商业繁荣。这也使宋代文学的发展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但是，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宋朝的发展是一个从北方向南方的迁移过程。北宋前期境内比较安定，但是，在逐渐迁移的过程中，国势渐微，尤其是到了南宋，国力已大不如前。这也造成了南渡之前后词人词作的不同。 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文化土壤,才有助于宋代词人心态和价值取向的孕育和形成。而价值取向和处世心态一旦确立和稳固，宋代词人才会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支配下，随心而动，去实现冶游、饮酒、隐逸、谪居、参禅等多彩的人生体验。 我大体上将宋代的知识分子分为三类，将从三个类别分述之。 第一类是士大夫阶层。他们多沉浮于宦海，有报国之心，却难以为统治阶级所真正接纳，从而产生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这一类型，在宋代词人中占了较大的比重。以晏殊、欧阳修为例。 提起落花词，不得不提晏殊。晏殊以一寒门士子而至于位极人臣，但是，检索晏殊长达五十年的仕宦生涯，其于政治历史却无足以彪炳史册的突出建树。晏殊的性格，中庸之气稍重，不是那种不避风险，敢于斗争的人。经多年宦海风波的历练,他养成了处事圆通的习惯。这种性格，以及他的家世背景，必然导致了他虽身居高位，但却无法很好的施展抱负的状况。落花的意象，可以自然为他表达对个人际遇的无奈和悲哀。 在耳熟能详的《浣溪沙》中，他这样写道：“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其中，“ 怜取眼前人”一句，语出自元稹《会真记》中的崔莺莺诗：“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这是宴会上即兴之作。下片首两句虽然仍是念远伤春，但气度较大，从放眼河山到风雨惜别，引出眼前人，并与上片别宴离歌前后呼应。唐圭璋在《唐宋词简释》中，定义此首为伤别之作。起句，叹浮生有限；次句，伤离别可哀；第三句，说出借酒自遣，及时行乐之意。换头，承别离说，嘹亮入云。意亦从李峤“山川满目泪沾衣”句化出。“落花”句就眼前景物，说明怀念之深。末句，用唐诗意，忽作转语，亦极沉痛。通过“落花”这两个富有生命流逝色彩 的意象，明确地集中和体现了 “伤逝”之情。而因为春和美好生命的明显关联，对 “伤春”主题的揭示就等于展示了抒情主人公对美好年华的留恋，而时间性作为规定此在之 “在世”的基本性质，就在这种特殊的、在本质上是对生存本身的 “留恋”中被揭示出来。可以设想，假若没有这两个负载着主人公万千情思的生命化意象，此在又如何能从 “生命”自身中直观地感受到生命流逝的痕迹呢？ 晏殊需要以“落花”中所蕴涵的这种哲学人生观作为化解痛苦的灵药，其中包含着的无理性,不公平,可以,使他聊以平息底里矛盾的声音,得到短暂的心灵超脱。 而欧阳修与晏殊又有着很大同。虽欧阳修词作不多，但仍多次出现了“落花”的意象。如《蝶恋花》中：“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里所谓“乱红”即是落花。此词写暮春闺怨，
我读唐诗宋词不知怎么了一向不喜欢文学的我，被同学们刮起的文学风感染了。从此，我逐渐的迷上了唐诗宋词。唐诗宋词有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历史，它代表着中国历史文化的源远流长。唐诗宋词是中国“皇帝世袭制''的光辉侧面体现，唐诗宋词是我们的骄傲，是中国文化的“特产”是世界历史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比起唐诗，我更喜欢的是宋词。宋代的诗词分为两派，一个是豪放派，一个是婉约派。豪放派的作品大多是气势豪放，雄伟壮观，意境雄浑，充满诗人的豪情壮志，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婉约的词汇更是情感交替，词语清晰含蓄，让人眼帘湿润不可忘怀。婉转的情绪在词调中深深表达了当时时期的无力抗争的一种有力武器！如范成大写的宋词《西江月》十月谁云春小十月谁云春小，一年两见风娇。云英此夕度蓝桥，人意花枝都好。百媚朝天淡粉，六锐步月生销。人间双叶满庭皋，别有东风不老！多么美妙的词句，我好喜欢！我好爱读！唐代现实主义爱国诗人杜甫世称诗圣，世界文化诗人，杜甫生活在由胜转衰的历史时期他的诗被誉为“史诗”在政治黑暗人们饱受疾苦的当时，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意精湛的杜甫在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独自去投靠肃宗中途被安史叛军俘获，他面对凌乱的长安面对国难当头的残酷事变不顾全家个人利益的得失,在安史之乱仍未平息，唐王朝扔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家事国事事事忧心苦闷彷徨，在这种窖迫的形势下，奋笔疾书写下了:《蜀相》一首诗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宫城外柏森森。映街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落满襟！此诗写下了杜甫当时的心情，写下了在长安所见到的荒凉悲景，悲愤爱国之情贯穿全诗。向古代诗人学习！学习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做为一名中国的中学生应该有的就是爱国精神，国家兴衰匹夫有责！我们要力争上游，为国家的强大贡献力量！学好科学，为国家！
究性论文只写一首诗，有点不够吧？而且这样很容易就变成抄袭了，很难有一家之言，所以后者显然更上档次。这个要求相对高些，需要你先粗读大部分的唐诗宋词，然后求同存异，找出部分供研究的细细读，写出自己的真实感受，独特见解。用心+创新=出彩
写论文时可以先稍微提一下李清照词的风格婉约中又有几种，然后找到你想论述的观点进行展开，然后找一首李清照经典的词（如《声声慢》）进行赏析，并对个别词句进行鉴赏，同时也可以找一些婉约词派的词与之进行对比，比如柳永，晏殊，秦观，李煜等。通过对比论证的方式，让李清照的词更别有一番风味。
自己查资料吧幸亏是浅谈，谈谈表面就行，不用太深
诗歌进入唐代，文质彬彬，蔚为大观。三百年间，诗家辈出，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辉耀千古的巨星之外，还有“初唐四杰”、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刘长卿、韦应物、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等数不清的璀璨的星星。可以说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子僧尼。三百年间，名篇浩瀚，据不完全统计，有五万五千多首。诗歌反映生活面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情感之饱满，技巧之纯熟，音律之严整和谐，达到前所未有，后人也难以攀越的高度。诗在唐代，是一个鼎盛的时代！一个黄金的时代！ 然而，关于唐诗兴盛的原因，却没有一致的见解，虽争论不断，然难归于统一，其观点主要有下列数种。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 诗人地位的转移。认为唐诗的内容之所以丰富，涉及到各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诗人的地位有了变化。唐以前的诗坛大部分掌握在君主贵族手中，而唐代诗人大多出自民间，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并对现实社会有深切的体验。譬如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等等，大都是从穷困或是从流浪中奋斗出来的。“唐代用科举考试，打破了过去几百年的门阀制度，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考试，可以登上政治舞台。这不仅在政治上反映出进步性，同时在文学上也反映出进步性，这是一个文化普及的解放的新时代。从此被压迫的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文化上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于是文学的创作，就冲破了六朝贵族文学的束缚，深刻广泛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与感情，丰富和提高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从君主贵族掌握的诗坛，转移到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手里，实在是使唐诗发达起来光辉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 二、 统治阶级的提倡。刘大杰先生举太宗、高宗、武后、中宗及玄宗为例，说明唐统治者无不爱好文艺音乐，提倡风雅，尤其是在科举中，把诗歌的创作作为一项考试的内容，使诗歌一门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终南捷径”和“青年的必修科目”。这种大力的提倡，使诗歌的兴盛发达与普及成为“必然的现象”。 三、 诗体进化的规律所致。六朝开始形成七言古诗和律、绝新体诗，在形式、音律和词藻各方面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代诗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大显身手，“来完成诗歌本身尚未完成的生命”，从而造成光辉灿烂的成就的。另外，南北文风的融合与民族的创造力量也是唐诗繁荣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南北朝时，两个政权虽然相互对立，但文化与血液交流的激荡，一刻也不曾停止。到了唐代统一，南北文风，得到进一步的融合，形成新的风格，表现出民族强大的创造力量。 北京大学中文系专业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从多方面分析了唐诗兴盛的原因，然最为强调的是唐代的经济繁荣与阶级斗争。书中说： 如前所述，国家的富强昌盛，社会的和平安定，生活的富裕安乐，不仅使诗人们能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丰富了生活经历，扩大了眼界，而且培养了诗人乐观的精神以及为祖国建立功业的理想，激发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而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以及诗人个人政治上的失意，又直接或间接地使诗人接触现实，正视现实，从而孕育了他们对现实的叛逆精神，或批判现实的精神。 这种分析问题的“视角”显然带着时代的政治特点，但不无道理。北京大学1955级的《中国文学史》所揭示的其它原因约略同于刘大杰先生的。 吉林大学中文系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稿》更加重视从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上寻找原因，他们认为的原因主要有：一、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对农民采取一些让步政策，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使生产力得以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相对繁荣，文化艺术亦随之欣欣向荣；二、唐王朝不断巩固边防，并扩张疆土，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三、商业城市的兴起和市民阶层的形成；四、由于实行科举制度，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成为统治的基本依靠力量。这四个方面都对唐代文学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所述的原因中有一个原因是之前学术界未提到的，即“文禁松弛”。书中说： 就整个唐代来说，是封建社会中的繁荣上升时期，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力量还具有一定的信心，在文禁方面也比较松弛，不像以后的宋、元、明、清的统治者那样在文禁上一代比一代更加严密而残酷。 该书认为，这一个原因对于文学的发展相当的重要。 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所揭示的原因与他人略有不同，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说唐代诗人对文学遗产采取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态度，他们既不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能虚心地向古人学习。二是诗歌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这固然是唐诗繁荣的结果，但反过来又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发展。 马茂元在《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中也探讨了唐诗繁荣的原因，他主要讲了三点：一是唐代诗人继承和发扬了过去诗歌的优秀传统，二是对民间文学高度重视，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三是“诗不言法”，“他们没有被任何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所束缚，被嵌在一个模子里，而是每个诗人，都能以自己独有的面貌与我们相见。”马氏因为没能从社会基础——政治经济的视角去分析，还遭到了时人的批评。 1979年之后，文学批评的禁区被打破，唐诗繁荣原因的讨论又活跃了起来。《文学评论》于该年第1期刊登了梁超然的文章，对之前的看法提出了商榷。认为将诗歌的繁荣与经济的繁荣直接联系起来是一种“庸俗化倾向”，亦与唐诗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符。例如唐太宗贞观时期的经济高涨就并没有带来诗歌的高潮。再者，作者也不同意把庶族地主阶级视为唐代诗坛的主要阶级基础和唐诗繁荣的决定力量，认为那种说法夸大了世、庶斗争的意义，夸大了庶族地主的进步性。实际上，“庶族地主”是个极其复杂的概念，是否是一个统一的阶层以及能不能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都值得怀疑。同一期的《文学评论》上，还发表了皇甫煃的《唐代以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一文，该文对于把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视为“促成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原因”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科举制度只是一种考试制度，庶族地主可以利用它，世族地主也可以利用它。”“笼统地说唐代以诗赋取士因而促成了唐诗的繁荣，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初唐这一百年间，不用说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连律诗的最后定型也要到沈佺期、宋之问那时候，更不用说像后来那样用五言排律来考试进士了。然而初唐时期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而诗歌已相当繁荣，这说明唐诗繁荣还有其它更重要的原因。” 之后，许多专家仍坚持经济繁荣与唐诗兴盛有直接的关系。王水照《再谈唐诗繁荣的原因》（《文学评论丛刊》第7辑）一文，分析了其关系的具体内容：① 经济的繁荣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创作环境。② 经济繁荣造成的国力强大，直接影响到唐诗的创作精神，那就是“蓬勃向上、奋发有为的理想”、“表现于不同题材、体裁中的开阔境界和昂扬的气象”。③ 经济繁荣所造成之交通、旅游和商业的发达，促进了诗歌内容的丰富和题材范围的扩大。④ 经济繁荣为诗歌的发表和流传提供了物质手段（“发表和流传”指驿寄、投赠、“温卷”、题壁等）。 最近出版的章培恒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强调了多种思想并存的局面对唐诗繁荣的积极影响。该书说：显然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认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是士人必读的书籍，在进士科和明经科的科举考试中，也都要考经书。而且，自唐立国以后，一些文人要求重兴儒学的呼声时起时伏，从未停止。这些都证明，儒学的地位在唐代较之魏晋和南朝有所提高。但是，儒学却并没有获得统治性的地位。道教和佛教，无论在统治集团还是在整个社会中，受重视的程度都不低于它。这种思想多元化的状况，使得思想界较为自由活跃，文学创作也很少禁区。 仁智之见，都不无道理。但是独取哪一家之说都显得不够全面，可否将上述各点全部列上，都算作兴盛之原因呢？（朱恒夫，见《中国文学史疑案录·诗赋词曲编》）
浅论唐代送别诗的特点论文
摘要: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 千百年来，故国乡土之思，骨肉亲人之念，挚友离别之感，牵动了多少人的心弦，“离别”也就自然成为我国古典诗歌中歌咏的重要内容。从先秦《诗经》到两汉的乐府，从唐代诗歌到宋元词曲以至明清的诗文，离别之情唱之不尽，犹如长江之水源远流长。特别是唐代，由于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由于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更使得“送别诗”成为唐代诗歌中的重头戏。本文从诗歌类型、抒情方法、艺术特色等来浅论唐代送别诗的特点。
关键词 ：唐代 送别诗 类型 抒情手法 艺术特色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自从有了人类，有了社会，便有了分离，许多本该是天长地久的，却不得不天隔一方。唐代自然也是如此。这个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繁荣，疆域广大，国内和国际交流频繁，所以人们的活动场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人口的流动性增强，上至达官贵人下到黎民百姓，都有机会主动或被动地离开自己的家。所以，送别的种类很多，涉及领域广泛，而且又都是一往情深。而特殊的社会背景，特别的人格追求等，又使得唐人的送别诗有了自己独特的特点。
一、送别诗的类型之多，情感之深
孟郊的《古别离》、杜甫的《新婚别》写的是夫妻间的离别，那份别离的幽怨与痛苦，自是感人至深的。李益的《喜见外弟又言别》和柳宗元的《别舍弟宗一》则是兄弟间的骨肉分离，难舍之情溢于言表。而孟郊的《古怨别》、杜牧的《赠别》则极写情人间的缠绵悱恻。这些可算是亲人间的、情人间的离别，而在唐人的送别诗中，抒写更多的则是同僚间的、朋友间的离别之情。
（一）友人的离别，直接抒写离别之情的送别诗
友情是世上最真挚，最复杂的情感之一。诗仙李白的一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以水深比情深，形象地道出了这段友情真实质朴，“不及”二字更形象的说明彼此的友情深厚。可见诗仙的神来之笔是多么的精妙，化无形的思念之情为有形的流水，诗中毫无悲伤之情。而卢纶的诗虽是直接抒写离别之情，却多了一层浓郁的悲情色彩。“故关衰草遍，离别自堪悲”，在这一萧瑟，冷清的景象中，离别的悲情格调格外沉重。
他们有的是写送好友到外地去做官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和《送梓州 李使君》、李白的《送友人入蜀》等，好友外出做官，诗人摆酒相送，其间充满了殷殷的叮嘱和深深的情谊。
有的是送好友到外地做官的，但际遇不同，与前者相比，他们的友人或同僚却都是被贬的，这类诗歌，在唐人的送别诗中占了很大的份量，如王勃的《别薛华》、宋之问的《送别杜审言》、刘长卿的《送裴郎中贬吉州》、柳宗元的《重别梦得》等，诗人在送别好友的同时，或表达政治上的失意，或渲泄对朝廷的不满，或表明对友人遭遇的同情与宽慰，感情深切而感受人。
还有一类，也与做官有关，那就是送友人去远征的，如陈子昂的《送魏大从军》、岑参的《送李副使碛西行军》等，这些多是边塞诗人的作品，充满豪情壮志，感情慷慨激昂。
相比之下，下面的这类送别诗，可能会让人的心情轻松一些，那就是送友人去远游的，也可能是诗人多半不愿把“柴米油盐”放在诗中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读不到多少他们为生计而四处奔忙的句子，更多的倒是游山玩水的闲情逸致。如杜荀鹤的《送友人游吴越》、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刘长卿的《饯别王十一南游》等，这些诗毫无悲酸之态，也不故作豪放语，意境高远，情深意浓。
（二）借诗吐心中的激愤或借诗明志的送别诗
我们学过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是这类诗，其中最典型的句子“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一句是全诗感情高潮的句子，表明了作者对权贵的蔑视，诗人以诗歌明志，也是全诗的主旨所在。诗仙不愧是诗仙，神来之笔一扫官场的压抑之情，向往名山仙境，是出于对当权者的抗争，这一句道出了多少怀才不遇的仁人志士的心声。在这一类送别诗中，往往穿插意愿与现实，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诗中掺杂着诗人对世事的愤懑，对人生失意的抑郁不平，因此，激愤的色彩十分明显，但是这些诗人不愿沉沦，仍想建功立业。王昌龄的《别刘婿》“身在云海上，云连京国深，行当务功业，策马何锓锓”，虽然未被君王任用，屡遭贬谪，但仍胸怀大志，一心想建功立业，这类诗人的情感是复杂的。
在送别诗中，若是两人一贬再贬，其心境更是别有一番滋味。柳宗元和刘禹锡是患乱之交，二人因在改革中力革时弊，二人同时遭难，远谪边地。去国十年之后，又召回京，未料二人再次遭贬，柳宗元贬为柳州刺史，刘禹锡贬为连州刺史，他们一同赴任在中途离别。在这样的背景下，柳宗元作了《重别梦得》这首诗“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各西东”。皇恩若许归田里，晚岁当为邻舍翁。复杂的感情寄寓在朴实无华的语言中表现出来，不言悲情而自有悲情，不言激愤而自有激愤。这一类诗往往清新自然，读来明白晓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三）重在劝勉，安慰，鼓励的送别诗
俗话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漫漫人生路，正是因为有了好友的鼓励，安慰，才使我们有信心去迎接挑战。在这一类送别诗歌中，被后人誉为“诗家天子”的王昌龄，不仅以边塞诗著称，其笔下的送别诗不论对自己，还是对友人都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对待。那首脍炙人口的《送柴仕御》“流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离别之即，劝慰友人，对离别之事轻描淡写，以化远为近的诗句缩短自己与朋友之间的距离，以其情深意长而熨帖人心。语言明快自然，一洗哀伤之气。一句明月何曾是两乡，表明了诗人之间心心相应的感情，同时也反映了委婉的劝说之意。在这一类送别诗之中，王唯《送元二使安西》和高适《别董大》则是千古绝唱。
（四）抒发一种复杂的思想感情的送别诗
这一类送别诗，情感比较复杂，既有离别的伤感，又有自己的身世命运之感，意境宏大，基调慷慨。其代表是享有边塞诗派代表美誉的岑参。他笔下的送别诗，豪气冲天，构思奇妙，将边塞景观化入诗中。为代表的这一类送别诗意境宏大，往往有一种独特的神韵。他这类送别诗将边地风光写入诗中，为送别诗开拓了一片新的领域。代表作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这首诗抒写塞外送别、客中送客之情，但并不令人感到伤感，充满奇思异想，浪漫的理想和壮逸的情怀使人觉得塞外风雪变成了可玩味欣赏的对象。“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壮美的画面，使人宛如回到了南方，见到了梨花盛开的繁荣壮丽之景，心中的喜悦可想而知。“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帐外那以白雪为背景的鲜红一点，更与雪景相映成趣。那是冷色调的画面上的一点暖色，一股温情，也使画面更加灵动。全诗内涵丰富，意境鲜明独特，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二、运用多种手法，表达深情真挚的感情
送别诗首先是抒情诗，诗人们在抒发心中的情感时，有的直抒胸臆，有的借景抒情，有的使用比喻......那么，在唐代的送别诗中，表现出来的手法也是多种多样的。
（一）直抒胸臆
好友分别，离情别绪自是深重，深情厚谊不吐不快，所以，在唐人的送别诗中，有很多是直抒胸臆的作品。如高适的《别董大》：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前两句直写落日之景，后两句直写真诚情谊，全是肺腑之言而毫无保留阻碍，慷慨悲歌，一吐为快。
（二）借景抒情
直抒胸臆是一种坦诚，是深情厚谊的最直接的体现，但是，深挚的情感又往往是说不尽道不完的，所以有很多诗人不愿去仰声长呼，而是借助别的方式表达出来，于是他们找到了借景抒情这一法宝。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 的确，景物在有情人的眼中是会变的，它会因人的情绪的不同而不同。所以，在送别诗中，诗人们在送别时眼前的景物也都往往附上了浓重的情感色彩。唐代的诗本就重情趣，重意趣，他们在表现“情”与“意”的时候，往往都要借助“景”或“境”，这一点在唐代的'送别诗中也有深刻的体现，是唐代送别诗的一个相当显著的特点。
如李白的《送友人》：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从兹去，萧萧班马鸣。首联写送别的地点在郊外，青山白水，景色如画，但一“横”一“绕”就把不愿分离的惜别之情借助山水表达出来。中间两联更写离别的深情，颔联想象别后友人的行程，表达了对友人的殷切关怀，颈联“浮云”象征友人行踪不定，“落日”隐喻诗人依依惜别的深情，情景交融，扣人心弦。尾联情意更切，马犹如此人何以堪。整首诗借景抒情，新颖别致不落俗套，感情真挚而感人。
（三）融情寓景、情景交融
借景抒情这种艺术手法，自从产生以来，一直都是最常用的抒情手法之一，用在诗歌中的更是俯拾即是，因为离开了景而纯粹去谈情，仿佛这情便没有了着落。所以，在唐代的送别诗中，几乎每首诗都有借景抒情的例子。但借景抒情的最高境界则是：融情入景，把一段浓浓的深情，深婉含蓄地藏在简淡的、似乎是不经意间得来的景中，只留下若隐若现的一截丝头，让读者去发现、去抽取，越抽越多，牵出一腔心事，跌宕起伏，意味深远，一如醇酒，虽清洌而味厚，时愈久而愈香。
如：刘长卿的《送灵澈上人》：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荷笠带夕阳，青山独远归。这首诗即景抒情，情在景中，写景有一种淡淡的意境，精美如画，竹林寺远，钟声触动思绪，归影勾起诗人的归意，但诗人形象隐于诗外，在闲淡的意境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不遇而闲适，失意而淡泊的情怀。但这种情怀全在意境之中，诗人一句也没有说，却深得融情入景之三味。
三、健朗高昂的格调
“多情自古伤离别”，这是柳永式的、带着浓重伤感情绪的离别，也是和他有着相同感触的许多人的离别。唐代的送别诗中，这类诗不在少数。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与柳永的这句诗在格调上迥然不同，一洗送别的悲酸之态，意境开阔而音调爽朗。
如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场深情的离别，我们看不到有丝毫黯然销魂的样子，诗人借送别的时间、地点，巧妙地布置环境，使得景色色调清新、明朗，轻快而富于情调。
如李白的《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此诗以醉别开始，以干杯结束，首尾呼应，一气呵成，充满豪迈不羁和开朗乐观的感情，格调爽朗，毫无缠绵哀伤的情调，且诗中自然美与人情美相互映衬，充满诗情画意，特别是结尾两句，干脆有力，言有尽而意无穷。
这些在分别时唱出的豪放旷达的诗句，正体现了唐代诗人那种豁达的胸襟和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一扫悲情哀语，而成为送别诗中的一道风景。
四、造句精审、言浅情深
真正的文学是纯粹的，真挚的情感也是纯粹的。古往今来，朋友之情不断被人们歌之咏之，颂之赞之，正是因为朋友之间那种心与心交融的真挚的情感让人们激动不已。那是一种醇正地人情美，真正的友情美，而真正的美从来都是不用雕琢的，“豪华落尽见真淳”，在送别友人的时候，诗人们往往把自己的一颗真心，用最朴素的语言捧出，化成千古绝唱。
如孟浩然的《留别王维》：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全诗既没有优美的画面，也没有华丽的词藻，语句平淡近乎口语，对偶不工，语出天然，但深挚动人的感情却挥之不去，言浅情深，余味悠长。
再如柳宗元的《重别梦得》：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各西东。皇恩若许归田里，晚岁当为邻舍翁。寓复杂的情绪和深沉的感慨于朴实无华的语言之中，语似质直而意蕴深婉。
送别自是有情人的事，是有真情的人的事，所以每一首送别诗都是发乎真情的至真至纯之语，语出天然，不用修饰，我们自会被那份深挚的友谊感动了。
作为唐代诗歌大观园中的一朵奇葩，唐人的送别诗在其思想内容上，大大丰富了唐代诗歌的题材和内容；在艺术表现上，格调或豪放或含蓄，或旷达或深婉，抒情或直露或蕴籍，或借景或托物，用语浅近，不事雕琢，真正体现了“境近意远，词浅情深”的艺术特点。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 原因如下: 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 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先讲宋词的成就。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歌唱。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课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与陆游的词作风格及其成就。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代表。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作品多表现城市的繁华和男女的悲欢离合之情，尤长于抒写羁旅的孤寂与乡愁。他的词作，多采用俚俗口语，通俗生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因而流传很广。他的词作，还大量融入铺叙的成分，不仅扩大词的境界，也为元曲的发展开启了门径。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词作题材十分广泛，大大拓展了词的内容，并以豪迈奔放的感情，为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是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善于用白描手法、浅白词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南宋的辛弃疾和诗人陆游，主张积极抗金，作品都以豪放为主，深刻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词作家，教材还在“历史纵横”小栏目和图注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必须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为主，但也写出一些非常动人的婉约词，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 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宋词、曲子词、诗余、长短句。始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 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其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宋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 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 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 一、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唐诗宋词”一语，宋词与唐诗并称，不唯标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宋词是庶几可与唐诗媲美的一大诗体。宋季承唐，然而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确乎很难。但是，唐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宋人也并不有白白浪费，而是将它们更多更灵活运用在“词”这一诗歌体式上，使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 我们在论宋词与唐诗的关系时，往往更多的注意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差别的确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书的宋词部分，笔者也主要着眼于宋词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当然也是与唐诗的不同之处）来展开论述。但在此绪论中，就像我们在论述唐诗的艺术特性前必须先说明唐诗对前代的继承关系一样，我们也必须先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宋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诗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纯熟的技巧之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从后来挖掘出来的敦煌曲子词来看，词在进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长短参差不齐外，与此前的民间歌谣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主要是采用那种简单、质朴、直率的表现方法。到中晚唐文人开始实验填词以后，就像一切民间文学向文人的文学的转变一样，词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渐渐地带有了文人的因而也是更艺术化的色彩（当然，也会有负面影响，例如少了质朴和直率，但这比竟是次要的）。最早实验词的创作的白居易、刘禹锡，尤其是后来大量进行词的创作的温庭筠、韦庄等，他们本就是唐的重要诗人，他们的加入，必然地会把他们在诗歌创作中的种种技巧，带到词的创作中来。另外，五代、宋的词作者，也几乎都是诗人，他们一面作诗、一面填词，唐诗的各种技巧自然就会融汇、渗入到词的创作中去，使词的创作更加精美。实际上，我们只要对宋词的艺术稍稍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宋词在意象、写景抒情手法的运用方面，在词的境界营造方面，甚至在语言的锤炼、借代、典故等手法的运用方面，与唐诗都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倒如下面秦观的名词《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 春风十里柔情,怎奈何、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 蒙蒙细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相对于诗，这是一首地道的词，它的情韵、它的色泽、它的意境，都是地道的词味儿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一品味，却发现它在很多方面，与唐诗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首句的“倚危亭”，看似是诗人的独创，但实际上，登高抒怀、寄愁正是唐诗人常用的写法，此类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例如杜甫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杜牧的“楼倚霜树外，镜天玩一毫”（《长安望秋》）、李商隐的“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安定城楼》）、许浑的“一上高楼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咸阳城东楼）；甚至是“危”字的用法，也找得出唐诗的渊源，如杜甫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李商隐的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赠刘司户贲》）至于接下来的以“芳草”比喻“恨”，以“萋萋”形容“芳草”，那更是唐诗中常见的意象和写法；甚到 “铲尽还生”一语，也并非完全没有借鉴，例如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孟浩然的“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下面的“柳外”、“青骢”也一样，单纯的“柳”的意象就不用说了，就是以“柳外青骢”来暗示恋情、离别的写法，也不是完全无所本的，如李商隐的《无题》中就有“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储光羲的《钓鱼弯》中就有“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虽然它们之间有较大的区别，但也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联系。至于“青骢”代车马、“红袂”代女性的写法，也是唐诗中庞大的借代体系中所有的。至于下片中“夜月、春风、飞花、细雨、黄鹂”的意象，以及用大量的类似意象来渲染愁绪的写法，以及它所创造的迷朦的意境，与唐诗都有着直接的借鉴关系。例如下面韦应物的《寒食寄京师诸弟》：“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把酒着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也运用了大量的这类意象来渲染愁绪，其意境也有些相似。就是“娉婷、一帘、十里柔情”这些词语及其组合，应该说与唐诗也是有关系的，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其一）中，几乎就包含了所有这些意象和句式，其诗如下：“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笔者选择秦观这片词来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它与唐诗有特别多的雷同处、借鉴得特别多，这实在是宋词创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并不足怪，下如唐诗是在前代巨大遗产的基础上创新、 发展一样，宋词亦是在唐诗丰富的遗产的基地上进行创造的。 论到这种继承性，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宋诗与宋词都继承了唐诗这一遗产，那么，为什么宋诗的成就远在唐诗之下，亦不及宋词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诗与词不同的体式是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说是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打一个也许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唐诗的创作艺术好比是一种专利，宋诗人把这种专利拿来制作同一种东西，尽管他们并非完全没有创造、没有革新、没有增补，但是他们制作的毕竟是诗，是同一种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一上市，就会被人窥见雷同处、摹仿处、剽窃处，被人控告侵犯了唐人的专利。正国为此（当然还会有别的原因），宋诗就希望有一点自己的东西，例如诗的议论化和散文化等，但不幸的是，这些东西新则新矣，但却或多或少地违背了诗的艺术规律。但宋代的词人则不同，虽然他们也继承了唐诗的创作艺术，但是，他们制作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是长短句的词，尽管明眼人也能窥见它们之间的某种继承关系，但这却不会被人视为侵犯了专利。有一种也许较为极端的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宋词中也有很多摹仿、点化、甚至照搬唐人的诗句的，这种情总如果出现在宋诗中，是万万逃不掉蠹鱼之讥的。但它出现在宋词里，情况却大不一样，由于词的长短句式的不同框架、不同的韵味，却仿佛给唐人原句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晏几道的《蝶恋花》： 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 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在这首精彩的词中，不要说意象、写景抒情、比喻等技巧的运用上继承了唐诗的艺术技巧，就是在字面上也有几处与唐人的诗句有些关系的，最末两句，几乎就是杜牧的成句。杜牧《赠别》诗：“多情却总似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若单以个别的句子来对照，晏几道是万万逃脱不掉书袋之名的。但若从词的整体来衡量，杜牧的这两句诗被稍加变化，放在一首结构、韵味全新的词中，却并不给人以多少摹仿、陈旧之感。如果借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现象，就一点也不奇怪：词对于诗而言，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即使同样的诗句进入词中，它也会获得新的系统质。对于这种现象，前人实际也有所认识，例如明王世贞说：“‘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隋阳帝诗也。‘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少游词也。语虽蹈袭，然入词尤是当家。”又如清胡薇元也说：“晏元献《珠玉词》集中《浣溪沙?春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本公七言律中腹联，一入词即成妙句，在诗中即不为工。此诗词之别，学者须于此参之，则他词亦可由此会悟矣。”为什么“语虽蹈袭”的句子，“然入词家尤是当家”呢？为什么“在诗中即不为工”，“一入词即成妙句”呢？这便是因为词是一不同于诗的新的系统，同样的诗句一进入词，就获得了新的系统质。至于更巧妙无痕迹的化用，那更可以视为一种全新的创造。如此词中的“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可以说是化用了白居易的《花非花》中的“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秋云无觅处”。但晏词化用后，不仅更凝炼，更由于句式的变化，使它比原诗获得了更深长的韵味。这种现象在宋词中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 当然，我们说宋词继承了唐诗的遗产，也并不是说宋词就没有自己的创造。前面我们说宋词继承唐诗的创作艺术生产了一种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之“新”，当然就是唐诗中所没有的。它最大的新，就是它长短交错、变化多端的句式，这种句式，打破了唐诗（也打破中国古诗）齐言的传统，为更自由、委婉、更有韵味的抒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它的“言长”的艺术特性，就主要是由其句式、韵律及其所带来的其他艺术技巧所造成的。其次，它之“新”还表现在它的“诗余”功能上、它的“诗余”题材的选择上。这种新的功能与新的题材选择，与它特定的体式、句式相结合，又带来了宋词一系列新的东西，例如它委婉、倾诉式的抒情韵味、细腻而多层折的描写、对内心生活更细腻而深入的把握、装饰设色的艺术、轻丽婉约的风格等。这种种之新，就造成了宋词与唐诗很不相同的面目。对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王国维有一段虽然简约而不失精当的论述，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段评述，可以说包含了笔者以上所言宋词之“新”，包括了它的体制、它的功能、它的题材特点等。在本书中我们探讨宋词的艺术，主要就抓住这些新的方面来进行研究。当然，对于它对唐诗艺术的继承，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关注。 （二）、宋词的艺术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宋词不同于一般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善于将抒情与写景完美结合。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础上，宋代演为许多中调和长调，在曲折动宕、开阖变化中，使情景紧密交融，其细致、具体、微妙处，有的甚至胜过唐诗。其次，宋词又长于比兴，多以微妙而又细致的比兴手法，藉景物表达内心复杂而隐幽的感情，常以香草美人的传统来寄托政治上的感慨，感人至深。再次，宋词形成了众多的艺术风格。宋词虽沿袭着唐五代的传统以抒发感情、性灵为主，形成“诗庄词媚”的分野，以婉约为宗，但后来由于时代生活的变化，题材的扩大，艺术个性得到重视，艺术手法渐趋多样，所以使宋词风格在婉约和豪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高旷清雄、典雅精工、骚雅清劲、密丽险涩等多种风格。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见存世唐诗五万四千余首。这不过是唐诗的一部分，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大略窥见当时诗歌繁荣的面貌。 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较为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出现，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他们无论写边塞，还是写行旅、送别，都有着这样的情思风貌。在诗的体式上，这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律诗属于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古体分四、五、七言和杂言，平仄没有限制，也不求对偶。近体诗平仄和押韵有一定的体式，也要求对偶。律体的定型，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 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但他写得最好的诗是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写不遇的悲怆，但其中蕴含的是自信和抱负，情怀壮伟，有一种得风气之先而不被理解的伟大孤独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陈子昂和张若虚艺术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信息。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此时诗坛群星辉映。王维和孟浩然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着蓬勃生机。《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雨后的松林间月色斑驳，流泉琮 。浣纱女踏着月色从竹林间喧闹着归来；渔人正分开荷叶摇舟远去。山村之夜，如诗如画。他还有一些诗，宁静中带几分禅意。在唐代的重要诗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诗人，有些诗写得慷慨激昂，有的诗表现出浓烈的人间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于写出了人们深情惜别时的普遍感受，后来被编入乐府，成为离筵上反复吟唱的歌曲《阳关三叠》。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过故人庄》写做客田家的喜悦，恬静的农舍，真挚的友情，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春晓》写春日那种明媚静美舒畅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个字，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暮烟笼罩中的一抹树林，一轮水中月影。在这朦胧而明净、深远而静谧的境界中，弥漫着一缕淡淡的乡愁。孟浩然的许多诗，都这样以极俭省的文字，表现多重境界和情思。这时和王维、孟浩然的诗歌风格相近的还有常建、储光曦等人。 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他们大都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壮丽景色，向往边塞立功。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写了二十几首边塞诗，最有名的是《出塞》《从军行》。他的边塞诗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其他题材的诗他也写得很好，七言绝句有极高的艺术成就。高适的诗风趋于雄壮慷慨：“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侠气质。边塞诗人的代表，还有岑参。他写边塞风物的雄奇瑰丽，写军人的豪雄奔放。荒漠与艰苦，在他笔下都成了充满豪情的壮丽图画。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便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得意扬扬。不久被权臣毁谤，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春风得意，“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直骂那些奸佞之徒“董龙更是何鸡狗!”即使处在失意的境况中，他也不忘报国。安史乱起之后，他前后两次从军就是证明。他的诗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处。前人评他的诗，说是“发想无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带着夸张的成分，写愁生白发，说是“白发三千丈”；写庐山的五老峰，说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写黄河，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诗人，他的诗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他纯然是一位天才的诗人。 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人的深厚友情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舜”的抱负，而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民生疾苦的诗作。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深有感触，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写法上采用叙事和细节描写，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律诗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诗的成就，主要是拓宽了表现范围，尽力发挥律诗这一体式的表现力，既严格遵守格律规则，又打破格律的束缚。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入化。像《春望》诗，都是例子。有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一个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组诗的形式。用组诗写时事，是杜甫的创造。律诗，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诗，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杜甫与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喷涌而出，杜是反复咏叹；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写实；李是奔放飘逸，杜是沉郁顿挫。一般认为，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出现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韩愈、孟郊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在盛唐诗歌那样高的成就面前，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观，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在这一派的诗人里，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只活了27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他的诗，想像怪奇而丰富，意象色彩斑斓，而且组合密集。在这个诗派里，他的诗有着特别鲜明的风格特征。这时的另一个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主。他们主张诗应有为而发，应有益于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白都写有新题乐府，表示了对于国家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于生民疾苦的同情。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有写得好的，如《卖炭翁》等。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要写得通俗易懂，趣味与韩、孟诗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写有大量的讽喻诗，也写了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成功的，是长篇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艺术趣味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着自己的特点。 晚唐诗歌又一变。中唐的那种改革锐气消失了，诗人们走向自我。这时出现了大量写得非常好的咏史诗，杜牧、许浑是代表。杜牧是写咏史诗的大手笔，对于历史的思索其实是对于现实的感慨，历史感和现实感在流丽自然的形象和感慨苍茫的叹息中融为一体，《江南春》都是咏史佳作。晚唐艺术成就最高的一位诗人是李商隐。唐诗的发展，到盛唐的意境创造，达到了意象玲珑、无迹可寻的纯美境界，是一个高峰。杜甫由写实而走向集大成，是又一个高峰。中唐诗人在盛极难继的情况下，另辟蹊径，或追求怪奇，或追求平易，别开天地，又是一个高峰。诗发展至此，大有山穷水尽之势。李商隐出来，以其深厚的文化素养、惊人的才华，开拓出一个充满朦胧、幽约的美，让人咀嚼回味的诗的境界，达到了新的高峰。他是一位善于表现心灵历程的诗人，感情浓烈而细腻。他的爱情诗深情绵邈，隐约迷离，刻骨铭心而又不易索解。他的不少诗(特别是无题诗)情思流动是跳跃式的，意象组合是非逻辑的，意旨朦胧而情思可感，往往可作多种解释。他的艺术技巧，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极大地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