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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中日间的关系一直是个敏感话题，主要是因为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而历史问题一直是我们很关注的一个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两国之间的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是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却一代又一代传了下来。现今政治问题人处于一个严峻的形式，对于政治问题（涉及到的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等），我们应坚持领土完整，理性的分析问题，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只有维护我们国家的领土完整，才能在现代世界中捍卫我们的尊严，才能在强国之重站住脚。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了，侵犯我们中国，我们的政府是不会允许的，中国的十四亿人民也绝不会答应的。中日两国应坚持“消除政治障碍”的共识，提升安全对话与军事交流的档次，缓解乃至解决领土与海域问题，开展大型经济项目合作。另外，中日还应共同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在朝核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坚持劝和促谈的立场，推动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强化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在解决环境、贫困等问题加强双边与多边合作，在更广泛的国际问题上加强政策协调。我们当下大学生，应该客观的看待中日关系，理性看待中日关系。我们青年一代需要的是理智的是非辨别能力,知道什么是威胁，什么是安全；什么是可取，什么是不可取。爱国不一定要徴战沙场，不一定要血染大地,抵制日货是爱国，学习日文也是爱国，其实每个为自己理想奋斗的中国人都在爱国，因为爱国最起码的就是让自己对我的国家有作用,不让自己成为国家社会的负担。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我们应该重视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政治问题，从而推动两国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这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日两国的友好持续发展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都希望都过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这次的日本之行让我受益匪浅，让我对中日关系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一旦涉及到领土问题，我们绝不会让步，这是一个国家的尊严，作为大学生应该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尊严，我们要在坚持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友好发展中日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合作，愿中日关系能够有所缓和，中日好友好发展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摘 要：中日邦交正常化30多年以来，特别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两国的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合作领域日益扩大，彼此的依赖关系越来越紧密。但挑战与机遇并存，两国也经历了诸多曲折与摩擦。理性分析并全力推动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促进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必将给中日两国带来“双赢”局面，对整个亚洲的经济腾飞同样意义深远。本文对现阶段中日贸易状况及相关要素进行全面考察与系统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中日经贸，贸易摩擦，直接投资，贸易收支 一、中日经贸关系的总体状况及主要特点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日双边贸易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按中国海关统计，1972年恢复邦交时双边贸易额仅有亿美元，2005年达到亿美元，34年中增长倍，占中国当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的13%，而2006年第一季度达到亿美元，同比增长，其增长之迅速可见一斑。随着中日经贸关系的不断深化，两国已相互成为对方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1993~2003年的连续11年间，日本一直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04年，受欧盟东扩等因素的影响，日本下降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但两年以来双边贸易额仍继续着快速增长的势头。另一方面，2001年以来，中国是日本的第二大出口市场；2002年起，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总体上作为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不可动摇。通过对最近几年中日贸易发展状况及相关要素的全面考察与分析，中日经贸关系主要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中日贸易的商品结构由“垂直互补型”向“水平竞争型”方向发展 中日贸易赖以发展的分工基础是以垂直型国际分工为基本特征的,这是由两国生产要素禀赋差异产生不同的比较优势所决定的。这一特征反映在双边贸易的商品结构上,就是日本对华出口以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为主,而中国对日出口则以技术和附加值含量较低的劳动资源密集型的低端产品为主。这也意味着中日双边贸易的商品结构以垂直互补型为主、水平竞争型为辅。 从动态变化看,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中日贸易赖以发展的分工基础逐渐向水平型国际分工转化,在中国对日出口的商品结构中,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所占的比重正在逐步提高,中日贸易的商品结构越来越显现出“水平竞争型”特点。中国从日本进口最大的变化是钢铁比重逐渐下降，同时一般机械和电器机械迅速上升；中国向日本出口最显著的变化是原料性产品和纺织品比重下降，同时机电产品的比重大幅度上升。 当然，目前在中国对日出口的高端产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日本在华投资企业提供的。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增长带来的产业内、企业内贸易迅速扩大，直接推动了中日贸易的商品结构向“水平竞争型”转化。 (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经历剧烈波动后稳步增长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始于1979年，当时投资额仅为1400万美元，一直呈增长趋势,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于1997年达到最高点，此后开始出现剧烈波动,项目数到1999年减少至1167件,合同金额减少至亿美元,而实际使用金额到2000年减少至29. 2亿美元。最近几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又开始显现出迅速增长的势头,按照中方统计,项目数在2003年、2004年和2005年分别增长、和,实际使用金额分别达到亿美元、亿美元和亿美元。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对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日本企业不断将主要的生产和经营基地向中国转移，带动其生产和经营活动所需机器设备和主要零部件大规模向中国出口，从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诱发出口效果”；另一方面，日本企业不断将主要的生产和经营基地向中国转移，导致日本国内市场所需的大量产品要通过从中国进口来满足，产生了越来越大的“逆进口效果”。中日双边贸易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形成了中日贸易与投资的良性互动。 (三)中日贸易依赖关系发生变化 近年来，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日本经济停滞的背景下，中日贸易的依赖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具体表现为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的提高和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对华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1990年的扩大到2005年，而同期对日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下降为。还可以从贸易密集度角度分析，贸易密集度是反映两国贸易依赖关系强弱的一个最重要指标。贸易密集度又可以分为出口密集度与进口密集度。其公式为： 出口密集度=(A国对B国的出口额/A国的出口总额)/(B国进口总额/世界贸易中进口总额) 进口密集度=(A国从B国的进口额/A国的进口总额)/(B国出口总额/世界贸易中出口总额) 如果贸易密集度大于1，则表明两国的双边贸易关系比较紧密，两国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如果贸易密集度小于1，则表明两国的贸易关系还比较弱。贸易 密集度的绝对数值表明，中日双边的贸易关系一直处于极为密切的状态，两国的贸易依存关系非常强。表1贸易密集度的数值变化则表明，中日两国的相互依赖程度在不断加强，特别是近些年日本对中国出口贸易密集度和中国对日本进口贸易密集度一直呈上升的态势。这实质上意味着中日双边贸易的相互依存关系在迅速扩张的过程中发生着明显变化,日本对华贸易依存度相对提高,而中国对日贸易依存度相对下降，日本对中国出口的增长已经成为其恢复经济景气的重要引擎之一。 (四)中日贸易收支向中方逆差型转变 按照中方统计口径,在中日双边贸易收支关系中早已呈现出双方在不同年份交互出现逆差的特点,而近年则形成中方逆差(日方顺差)不断扩大的特征。在2001年的中日贸易中，中方尚有顺差亿美元,2002年则转为逆差亿美元，2003、2004和2005年逆差扩大，分别为亿美元、亿美元及亿美元。据中国海关最新统计,2006年1—2月中国对日出口亿美元,由日进口亿美元,逆差已达亿美元，同比增长。步入新阶段的中日贸易在收支关系上之所以朝着中方逆差型发展,主要是基于两大背景:一是中国加入WTO后,正在逐步履行市场开放承诺,而日本早已按照WTO的要求达到了较高的市场开放度,进一步开放市场的潜力明显小于中国；二是中日双方经济增长差异导致了明显的进口扩张能力差异。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中国进口增长率也大大高于日本，这势必导致双方在吸纳对方进口商品的能力上也存有很大差距。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经济增长态势差别导致的进口扩张能力的差异在未来还会持续下去,由此势必导致中日双边贸易收支关系继续朝着“中方逆差,日方顺差”的方向发展。
摘 要 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关键字 人民 关系 历史 合作 日本一、 中日关系的现状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二、中日关系的症结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三、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推动中日关系的进展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东亚地区合作是中日化解历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机、克服安全困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一方面地区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的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地区合作也有利于两国问题的解决，因为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在双边层次上难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参与地区合作，这就为两国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除了有利于两国建立信任之外，地区合作机制也可以成为减轻国内压力的积极因素，为领导人做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合作的成功也离不开中国和日本。中国的人口占东亚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60％以上。东亚联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如果日本与中国最终走向对立，将会改变整个东亚的战略形势，并使这种形势向着有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日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无法在政治层面上获得突破，那么中日经济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经济合作"。事实上，这样的动向已经显现了。日本开始寻找下一个替代中国的市场。日本技术和投资转向印度、俄罗斯可能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首先，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其次，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日本和中国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虽然它们争相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其实中国从未欲与日本争夺主导权,而且这也并非仅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
第一章 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历史沿革本章将以史实与数据为依据，考察中日经济关系在过去50多年的发展历程。重新考察这段历史，就是要从这段“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中理清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脉络，考证两国经济往来在各自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以及经济关系对两国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从而为进一步考证两国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相互影响奠定基础。第一节 复交前的中日经济关系中日复交之前，经济往来比较简单，主要是贸易往来，而且此一时期的贸易往来受到了政治限制。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对于没有外交关系的中日来说，贸易往来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主要是为政治需要服务的，其象征意义也更大。一、50年代的两次贸易协议与两次贸易协定1、第一次贸易协议。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占领下的日本当局曾与新中国有着相当规模的贸易往来，然而由于冷战的需要以及朝鲜战争爆发，日本追随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了禁运限制了两国贸易的发展。1952年6月，由日本绕道西欧经过苏联访问新中国的三位日本国会议员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代表日方贸易团体与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并代表中方贸易团体的南汉宸签订了《中日贸易协议》，这是一个以物易物的简要民间协议。协议规定双方到该年底各出口3000万英镑。随后的11月，根据第一次贸易协议日本“巴商事”株式会社与中国进出口公司在北京签订了第一个38万英镑的进出口合同，然而日本当局不予批准，第一个合同最终未能履约。由于日方执行美欧的“封锁禁运”，导致了两国贸易迟迟没有进展，中方两次同意展延协议。尽管如此，第一次中日贸易协议也仅仅执行了协议总金额的5%。2、第二次贸易协议。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后，在“日中议联” 的推动下，日本国会通过了《促进中日贸易决议》，日本的贸促运动逐渐兴起。同年9月，“日中议联”接受中国贸促会邀请，组团参观访华。访华期间，双方经过20多天的谈判，于10月29日签订了第二次中日贸易协议。这次协议仍然是同类物资交换的易货贸易协议，协议金额仍然是各方出口3 000万英镑。本次协议在14个月期间，完成了总额的，比第一次协议的执行情况已经大大改善。3、第一次贸易协定。第二次贸易协议签订后，中日民间友好运动升温，鸠山、石桥两届内阁也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在这种政治氛围下，第一次贸易协定于1955年5月4日在东京签订。与以往不同，此次协定是中国具有民间和政府双重性质的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东京期间签订的；而且在日本一方，以鸠山为首的日本内阁首次对协定表示了支持和协助，此次贸易得以由两国国家银行支付清算。称为协定而不称为协议，正是因为已经与官方发生了联系。协定的贸易额仍然是3 000万英镑，依然是甲乙丙类物资同类易货原则，为期一年并在一年届满之后因协定中的双方互设商务机构问题没有进展再延长了一年。第一年完成贸易协定总额的，第二年完成。4、第二次贸易协定。岸信介上台后，采取了敌视大陆的政策。谈判第二次贸易协定的日本通商使节团迟至1957年9月才到达北京开始谈判，由于双方在中国在日商务代表机构的问题上迟迟难以达成一致，直到1958年3月日本通商使节团再次访华才签订了第二次中日贸易协定。此次协定仍然采取同类物资易货的原则，协定金额发生了变化，即一年内各方出口3 500万英镑。然而，由于1958年5月长崎国旗事件 的发生与日本政府的错误态度，该协定仅履行了一小部分。随后，中日贸易完全中断。二、60年代的友好贸易和备忘录贸易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三届内阁的对华政策，基本上都是“政经分离”——政治上承认台湾，不承认大陆，经济上同大陆进行一定程度的贸易。不过三届内阁的掌握程度不同，因此三届内阁期间中日贸易情况也有变化。1960年，对华持敌视态度的岸信介因为在国会强行通过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招致人民的反对，被迫下台。其继任者池田勇人对华采取了较为友好的政策，中日民间贸易开始恢复。1962年11月，中日双方代表廖承志和高崎达之助签订了《备忘录》，其中规定：双方开展长期综合的易货贸易，自1963年到1967年的第一个五年内，列出双方有计划长期供应的主要商品货单，平均每年进出口交易总额约为3 600万英镑。此外，双方还同意互设常驻机构、互派记者。1963年6月，中日间第一个成套设备合同签订，并使用了日本输出入银行贷款。随后又签订了两项大型合同，但由于日本受到台湾和美国的压力，不再使用日本输出入银行的贷款；而最后这两笔合同也因“吉田书简” 事件而失效。佐藤上台后，对华政策再次转向，中日间贸易受到影响，因而未能在1967年备忘录第一个五年结束后续签贸易。尽管佐藤上台前后，中日关系处于低谷，但是直到中日复交日本中小贸易商社仍然同中方有相当数额的贸易往来。从表一来看，中日贸易额在1960年代初期之前一直都是相当小的，但是1960年代中期以后中日贸易额却有很大的增长，尽管1964年佐藤上台后对华采取了较为敌视的政策。之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对华政策较为友好的池田内阁同中方签订了长期贸易合同，这些合同的相当部分得到了执行；另一方面，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在1960年代初期严重恶化，使得中苏贸易受到了极大影响。此时中国需要的进口的大部分物资和产品都转向从日本获得，因而中日贸易额较大。表一、复交前的中日贸易历年统计 （单位：百万美元）历 年 中国经贸部统计 日本通关统计中方出口 中方进口 合计 日方出口 日方进口 合计1950 21 26 47 19 39 581951 11 12 5 21 271952 3 1 4 14 151953 6 3 9 4 29 341954 20 14 35 19 40 591955 58 25 83 28 80 1091956 64 63 128 67 83 1501957 59 55 114 60 80 1401958 32 48 80 50 54 1051959 — — — 3 18 221960 — 2 20 231961 21 14 36 16 30 471962 31 42 73 38 46 841963 64 64 129 62 74 1371964 141 160 302 152 157 3201965 192 261 454 245 224 4691966 269 333 603 315 306 6211967 233 304 537 288 269 5571968 204 334 539 325 224 5491969 222 381 582 390 234 6251970 223 582 806 568 253 8221971 281 592 873 578 323 901（资料来源：转引自林连德：《当代中日贸易关系史》，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年2月，第188页，189页）第二节 复交后的中日经济关系20世纪70年代初期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尼克松总统上台后美国的对华战略也因而发生了变化。1971年10月25日，在联大第26届大会上，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随后不久，1972年2月21日至2月27日，尼克松一行终于实现了北京之行，中美双方于27日发表了“上海公报”。这两件大事，震动了整个世界。而日本所受到的冲击又是比其他任何国家更为巨大的。多年以来，日本一直追随美国“遏制”中国，但是日本在尼克松正式发表将访问中国的讲话之前几分钟才最终得知美国与中国的接触。美国的“越顶外交”给日本带来的所谓“尼克松冲击”震撼了日本朝野，同时也正因为美中关系的改善，日本才得以获得了美国的允许而与中国建交。田中组阁之后，迅速与中国接触，并于1972年9月29日发表联合声明，中日邦交正常化终于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去除了中日发展经济关系的一系列政治障碍，从此中日经济关系也进入了一个突飞猛进的新时代。复交之后的中日经济关系也可以大体上分为两个时期，中日复交到90年代初期，两国发展经济关系，同时也考虑中日友好的大局；90年代中后期至今，两国间被初期的友好所暂时掩盖的问题以及两国发展之中产生的新问题均浮出水面，经济关系中“友好”的因素越来越少，逐渐走上常轨。另一方面，尽管复交之后中日经济关系发展迎来了新的高潮，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从复交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中日经济关系复交初期，双方的友好关系在从官方到民间的各个层次上迅速发展，两国人民对彼此的好感日益加深，双方往来频繁。良好的政治氛围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理想的大环境，双方经济合作大大发展。（一）、贸易关系。1、政府间贸易协定、长期贸易协议的签署和贸易混合委员会的成立。复交之后，两国政府立即根据联合声明着手进行两国政府间一系列协定的谈判，在经过多次磋商之后，中日政府间贸易协定终于在1974年1月签订。这一贸易协定是中日间第一个正式的“政府间”贸易协定，周恩来总理在1960年提出的三原则中的“政府协定”终于实现，两国贸易关系走上了正常的轨道。在这一协定的基础上，在中日两国政府和经济界的共同努力下，中日贸易大幅度增长。中日两国贸易协定的签订揭开了中日贸易的新篇章，为了巩固两国间的贸易联系同时也是实现日本经济界人士就长期贸易协议问题提出的设想和建议，1978年2月14日，稻山嘉宽和土光敏夫率领日中长期贸易访华团到达北京，并最终于16日中日双方签订了长期贸易协议。该长期协议“期限为1978年至1985年共8年，规模为各方出口金额累计100亿美元。日方在头五年以延期付款方式出口技术设备70亿美元至80亿美元，建设器材20亿美元到30亿美元；中方在头五年逐年增加原油、炼焦油、动力煤出口，原油从700万吨逐渐增加至1500万吨，煤炭从50万吨逐渐增加至370万吨，后三年的数量另订。” 1979年3月，长期协议委员会双方负责人举行定期会晤，签订了会谈纪要，一致同意将协议的期限延至1990年，在协议13年期间，将原定目标金额再增加一至二倍，即各方出口200—300亿美元。后来，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双方也对协议的内容做适当调整。根据中日贸易协定，中日双方政府还组建了贸易混合委员会，自1975年开始委员会召开了多次会议。通过接触、协商，更好的解决了双方贸易过程中出现的如贸易平衡问题、产权问题、关税问题等等摩擦，起到了十分有益的作用；另一方面，该委员会通过定期协商、及时解决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有助于两国贸易更加健康的进行，推动了两国的贸易往来。2、贸易规模和贸易结构复交以来，在良好的氛围下，在中日两国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中日两国贸易关系迅速发展，贸易规模逐年扩大；在贸易结构上，由于双方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主要还是垂直分布。1972年中日贸易额仅10亿多美元，1975年达到了近40亿美元，1981年几乎达到了100亿美元，是1972年的10倍，1991年又迅速跃升至200多亿美元。中日贸易在双方的贸易总额中也占有较大的比重，对于中国来说尤其如此。以1985年为例，按照中国外贸部的统计，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约亿美元，中日贸易占中国外贸总额的左右，占中国外贸对象国首位；按日本海关通关统计，1985年日本外贸总额亿美元日中贸易占日本外贸总额的6%，为日本外贸对象国中第二位。从表二中可以看到，中日贸易规模扩张的速度非常快。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友好的政治氛围为经济往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政府间各项协定的签署也极大地便利了经济交往。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自70年代逐渐走上正轨，尤其是1970年代末之后，中国大力发展经济，经济建设需要进口大批物资。早在60年代中苏交恶以后，中国失去了东欧的技术和设备来源，日本就开始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进口来源。在1979年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又一次形成进口浪潮，日本仍然是最主要的来源。80年代以来，中国轻工业开始加快发展，日本在此期间向中国大量出口消费品和工业原料，1983年中国从日本的进口只有55亿美元，1985年就达到了150亿美元。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自从1966年直到80年代中期，日本近20年都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是中国最重要的进口来源。在双方的进出口结构中，中方出口的主要是原材料、初级产品：石油、煤炭及其他矿产品、服装和农产品。其中石油和煤炭是中方出口的最主要产品，1978年石油和煤炭的对日出口占到了对日贸易的40%还多，1987年比重下降了，但是也仍达近30%。日方主要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钢铁、化工和机电产品，以重工业制品为主。从中日贸易长期协议中也能清楚地看到这种贸易结构，原因主要是因为在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下，中国能出口的产品不多，主要也就是自然资源、初级产品，而这些能源正是缺少资源却十分需要资源的日本想要的；同样，日本对华出口以钢铁及设备为主也正是由于中国要进行各方面的建设。两国的贸易交往给双方都带来了好处。表二 复交后初期的中日贸易历年统计 （单位：百万美元）年 份 中国经贸部统计 日本通关统计中方出口 中方进 口 合计 日方出 口 日方进口 合计1972 608 491 11001973 1039 974 20131974 1984 1304 32891975 2258 1531 37891976 1662 1370 30331977 1938 1546 34851978 3048 2030 50791979 3698 2954 66531980 5078 4323 94011981 5095 5291 103871982 3510 5352 88631983 4912 5087 99991984 7216 5957 131741985 5610 70830 16440 12477 6482 189601986 4364 9499 13863 9857 5678 155351987 5016 7243 13159 8248 7396 156451988 7133 7300 14433 9475 9852 19328（资料来源：转引自林连德：《当代中日贸易关系史》，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年2月，第189页）（二）、投资关系日本对华投资始于1979年，自1979年至80年代末这一段时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也在逐步增长，但是总体看来，投资件数比较少，项目规模也比较少。在1984年和1988年日本对华投资出现了两次小高潮，但是这两次均属于小规模的试验阶段，投资量不大，而且投资主要集中在饭店、旅馆等投资易于短期收回的的行业和领域，而这两次小高潮也随着中国经济的调整很快衰落了。1979至1990年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件数仅1404件，合同金额总共亿美元，实际执行了亿美元。这一投资规模不仅在同期日本对外投资所占微乎其微，即使在日本对东亚和东南亚投资中也无足轻重。8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远远少于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等单个国家所吸收的日资。日本对华投资不热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建设刚刚起步，投资的硬件条件不够完善，而且初期也将投资的主导对象定位于港澳和海外华侨；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走向也有很多不同看法，日方对直接投资也仍然有或多或少的顾虑。（三）、政府开发援助及其他资金合作1、政府开发援助。日本政府自1979年开始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1979至1984年日本向中国提供第一批日元贷款3 300亿日元，年利率3%，偿还期包含10年宽限期共30年。1984年3月，中曾根康弘首相访华期间表明日本政府决定从1984年至1990年的7年期间，向中国继续提供第二批日元贷款，总额4 740亿日元。2、其他资金合作。除了两批低息日元贷款外，日本政府还向中国提供了一些临时政府贷款和少量无偿援助，而且在两国金融业和民间财团中也有广泛的合作。其中主要是日本输出入银行的能源开发贷款和中方在日本发行债券。能源开发贷款是日本政府为了鼓励成套设备出口设立的信贷资金，由专门设立的日本输出入银行管理。1979年5月和1984年12月日本输出入银行两次与中国银行签订备忘录，两次共向中方提供了10 000亿日元的贷款，这两次贷款用于中方采购中方为开发石油和煤炭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和器材。此外，为了开辟筹措资金的新途径，在日本四大证券公司和有关银行的协助下，中国自1982年开始在日本发行债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福建投资企业公司首次在日本发行了私募债，后来中国银行、中信、福建投资、上海国际信托投资等公司陆续在日本发行公募债券。“1982年1月至1987年8月，中方在日发行债券19次，合计金额达3650亿日元和亿美元。” 这些资金合作扩大了中国的资金来源，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二、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的经济关系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在各个方面高速发展，取得了十分巨大的成绩。（一）、贸易关系1、贸易规模。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在短暂的“平成景气”之后，经历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1996年以后，日本经过一系列调整改革，经济刚刚有了起色，但是却在不久后遭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寒流，日元大大贬值，国内经济再度萧条。在这些情况下，国内需求减少，进口增长停滞不前，有的时候甚至出现减少。日本从中国进口却较小地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有较大幅度上升，中日贸易增长速度远远大于日本外贸增长速度。拿2001年来说，日本对全球贸易出口减少，进口也减少，但是惟有对华贸易总额比上年增长4%。 据中国海关统计，1991—1996年，中日贸易年增长幅度均在20%以上，而1990年至今中日贸易也以年均15%左右的速度增长，高于同期中国对外贸易的年均增速。从贸易额来看，1991年中日双边贸易额为亿美元，1995年达到578亿美元，2002年就突破了1 000亿美元大关, 2004年中日双边贸易额则迅速突破了1 500亿美元。1993——2003年，连续11年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也早已超过韩国和台湾地区，自1995年以后连续多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贸易伙伴，2004年最终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从图一和图二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日贸易、美日贸易的变化情况。很明显，中日贸易在不断上升，美日贸易在下降，中日贸易对日本来说越来越重要。图一（(1)）日本对中美出口情况图二 ((2) )日本从中美进口情况（表格资料来源：日本贸易振兴会网站）另一方面，中日双边贸易在两国各自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都很大。“1990年,对华贸易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出口仅占,进口占,而1999年分别上升到和。” 2000年对华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首次达到10%，2003年则超过了15%。对日贸易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也一度逐年上升,1990年,出口占,进口仅占,而2000年分别上升到和。2001年以来，出现了新情况。尽管中日贸易额在不断增加，中日贸易在日本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加（如表四所示），但是在中国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却在降低（如表三所示）。这表明中日贸易关系中持续了几十年的中方对日的依赖——在相当的时期内是严重依赖——出现了变化，日本对中国的依赖性大大增加，而中方对日方的依赖性逐渐降低。表三 日本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中的地位 单位：亿美元，%年度 中国进出口总额A 对日贸易额B 比重B/A 位次2001 12002 12003 1表四 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地位 单位：亿日元，%年度 日本进出口总额A 对华贸易额B 比重B/A 位次2001 913947 107903 32002 943364 127074 32003 989241 153689 2转引自薛敬孝：《1980年以来中日经济关系的演变》，载《现代日本经济》，2005年第一期90年代以来中日双边贸易强劲发展的原因其一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扩大了自身的出口能力,同时也增加了对日本产品和资金的需求量;其二是日元升值和日本经济战略的转变。由于日元升值,使日本国内资金相对过剩,也使日本国内企业生产成本增加,从而促使日本企业向海外转移。为了减少与美国、欧洲的经济摩擦,日本企业转移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又逐步从欧美转向东亚地区。中国及时地抓住机遇,提供优惠政策,吸引日商来华投资设厂。由于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增加,带动了日本的机械设备、生产原料及零部件的对华出口。同时日资企业的产品大量反销日本,也促进了中国纺织品、服装家电等制成品的对日出口;其三是双边政府间资金合作的加强。日本政府对华ODA的扩大,对开拓中国市场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促进了民间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和双边经济交流。2、贸易结构。90年代以来，中国对日出口产品中初级产品的绝对数量还保持在原来的水平，但是在整体出口中的地位已经大大下降。中国对日出口增长的主力是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中国服装占据着压倒多数的日本服装市场份额。其他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玩具及游戏用具的出口也迅速增长。档次较高的机械、机器类产品如复印机、照相机、精密仪器类产品的零部件的出口也持续旺盛。中国对日出口产品中工业制品比重的上升，行业间分工向部门内部分工的转化，甚至部门内生产程序分工的出现，都标志着双边贸易正在向水平方向发展，这种趋势及促进了中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也促进了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但是，尽管中国对日出口中工业制品的比重在增加，但是纺织、服装及轻工等初级产品和钢性产品居多，而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机电仪器产品、弹性产品较少，中日双边贸易结构优化的潜力仍然很大。此外，日本对华技术贸易在中国的技术引进中占重要地位。70年代以来中国从日本引进了大量的技术设备,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90年代以来,又有了新的发展。1990—1999年,中国从日本引进技术设备共5280项,总金额达亿美元。日本在中国技术引进国别中,始终居前4位,其中1993年居第一位,1994—1996年连续3年居第二位。90年代从日本技术设备的大量引进更进一步促进了我国产业装备的现代化和技术进步,特别是在家电、石油化工及钢铁等行业体现得尤为突出。表五 1990年以来的中日贸易历年统计 （单位：亿美元）年份 中方统计 日方统计中方出口 中方进口 合计 日方出口 日方进口 合计1989 中国对外贸易年鉴各年版（二）、投资关系。1991年以后，在中国吸引的外资大幅度增加的同时，日本再次形成了对华投资的高潮。1992—1995年，日本对华投资达到了第三次高潮。“1992年中国批准的日本对华投资项目数相当于前13年的总和，当年批准项目数为1 805个，协议日资金额为亿美元，实际投入金额亿美元；1993年批准项目数为3488个，协议日资金额为亿美元，实际投入金额亿美元，分别比1992年增长、和。1994年，日本对中国的投资项目为3 018个，协议金额为亿美元，实际投入亿美元，协议金额和实际投入分别比上年增长和，居中国引进直接投资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第四位。” 到1995年，日本对华投资出现第一个高峰，达到了亿美元。1996年，日本的对华直接投资项目数量和协议额虽然比上年分别下降了和，但是实际投资额也达到了亿美元，占中国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额的。主要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此后对华投资放缓甚至有所下降。然而，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逐渐消除以及中国经济的良好发展势头，到新世纪之初投资再次出现高峰。2001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达到了4301亿美元；据中国外贸部统计，2002年日本对华投资项目2745个，合同金额53亿美元，实际利用金额亿美元。2003年实际使用金额则达到了亿美元，2004年前10个月的直接投资使用金额就接近了这个水平，达到了亿美元。根据日本的对华直接投资统计也可以看出同样的增长趋势。据日本大藏省的对外直接投资申报额统计（大藏省只统计一亿日元以上的申报项目），1995年度，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项目达到了770件，投资额达4320亿日元（亿美元），均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分别比上年度增加了和，约占日本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和对亚洲地区直接投资总额的。首次超过对东盟地区的投资总额，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日本第二大投资国。截至1997年3月底，日本对华直接投资4066件，金额达到亿美元。此后呈现下降趋势，1999年度为761件、838亿日元，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下降到。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经过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下降，2000年和2001年合同额分别比上年增长40%多。 尽管日本对华投资有起有落，但在对华投资国别和地区中始终处于重要要地位。截至2005年2月底，日本累计对华直接投资
中日经贸关系，可从历史，到现在，再展望未来。作为全球化经济的今天，中日经贸已经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化经济，希望能够从这里入手去写。不用写空泛的东西，只要自己有一个理论，然后根据这个理论去寻找可以支撑你论点的证据，再加上你个人的思考，出来的东西，就不会只是通篇都是别人影子的文章了。
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 一、 中日关系的现状 1、不断发展的两国经贸关系。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 2、陷入迟滞的中日政治关系。这一点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近几年中日之间一直没实现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互访，这对于两个近在咫尺的国家来说是不正常的。两国间最大的政治障碍是历史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两国之间的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是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却一代又一代传了下来，长期的战争状态粉碎了中日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相互师从、相互仰慕的美好感情与和平氛围，民族情绪开始发生历史逆转。这种逆转对后来中日关系造成的影响，其程度之深刻，时间之持久，范围之广泛，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为过分。与历史问题相伴而来的还有两国在台湾问题、领土问题以及日美安保问题等分歧。这一系列原则分歧的存在，再加上近年数起具体事件的发生，如参拜靖 国 神社问题。二、中日关系的症结 1、两强并起。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 2、中日两国间政治磨擦因素和大众传媒的片面报道，不仅阻碍着两国增进相互理解，而且不断制造出新的相互误解乃至相互敌对的情绪。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西方文化影响的不对称性也将对中日共同文化基础产生抵消作用。近年来中日两国国民之间出现了所谓"感情摩擦"，以致围绕对华政策的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十分微妙，甚至连经济界也不便将希望发展日中经济关系的"心里话"痛快地说出来。这种为政治的、情绪的因素而牺牲两国利益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合作利益的倾向是十分可悲的。 3、日本的认识问题。日本目前的心理是复杂的，昔日煌达的经济如今深陷低迷，日本应该坦然承认和接受地区国家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竞争与合作的事实。日本要摆脱以下观念：（1）追求全球自由贸易，不参加地区歧视性经贸组织；（2）继续追求在东亚领头羊角色，维护东亚的垂直分工体系；（3）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为保选票，不敢开放国内某些脆弱领域；（4）回避历史，认为如果认罪有损日本形象。日本要勇敢于面对历史和现实，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大国首先要以一个正常大国的姿态和度量行事，无论遇到什么阻障和困难，依然故我。只有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周边国家才能对你这种身份认同。 三、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推动中日关系的进展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般来说，外部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的效果往往大于中日两国的直接互动的效果，这可能是中日关系中一个比较特殊的规律，我们沿着这个规律探讨中日关系的未来，关键可能还得从外部的整合入手，才能有效地解决中日关系的矛盾与问题。换言之，中日矛盾的解决并不在中日关系本身，而是在于双方是否具有战略眼光，首先致力于亚洲的整合，第一步当然是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 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东亚地区合作是中日化解历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机、克服安全困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一方面地区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的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地区合作也有利于两国问题的解决，因为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在双边层次上难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参与地区合作，这就为两国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除了有利于两国建立信任之外，地区合作机制也可以成为减轻国内压力的积极因素，为领导人做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合作的成功也离不开中国和日本。中国的人口占东亚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60％以上。东亚联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如果日本与中国最终走向对立，将会改变整个东亚的战略形势，并使这种形势向着有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日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无法在政治层面上获得突破，那么中日经济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经济合作"。事实上，这样的动向已经显现了。日本开始寻找下一个替代中国的市场。日本技术和投资转向印度、俄罗斯可能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首先，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其次，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日本和中国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虽然它们争相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在东亚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中日两国要极力摆脱争夺领导权的思维，而以东盟为主导先建立合作机制。领导权并不是拼命争来的，而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领导权的争夺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未来的亚洲不可能是中国的亚洲或日本的亚洲，只能是联合的亚洲，亚洲的中国和亚洲的日本。中日的和解与合作又将大大推动东亚联合的事业。其实中国从未欲与日本争夺主导权,而且这也并非仅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
摘 要：中日邦交正常化30多年以来，特别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两国的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合作领域日益扩大，彼此的依赖关系越来越紧密。但挑战与机遇并存，两国也经历了诸多曲折与摩擦。理性分析并全力推动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促进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必将给中日两国带来“双赢”局面，对整个亚洲的经济腾飞同样意义深远。本文对现阶段中日贸易状况及相关要素进行全面考察与系统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中日经贸，贸易摩擦，直接投资，贸易收支 一、中日经贸关系的总体状况及主要特点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日双边贸易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按中国海关统计，1972年恢复邦交时双边贸易额仅有亿美元，2005年达到亿美元，34年中增长倍，占中国当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的13%，而2006年第一季度达到亿美元，同比增长，其增长之迅速可见一斑。随着中日经贸关系的不断深化，两国已相互成为对方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1993~2003年的连续11年间，日本一直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04年，受欧盟东扩等因素的影响，日本下降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但两年以来双边贸易额仍继续着快速增长的势头。另一方面，2001年以来，中国是日本的第二大出口市场；2002年起，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总体上作为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不可动摇。通过对最近几年中日贸易发展状况及相关要素的全面考察与分析，中日经贸关系主要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中日贸易的商品结构由“垂直互补型”向“水平竞争型”方向发展 中日贸易赖以发展的分工基础是以垂直型国际分工为基本特征的,这是由两国生产要素禀赋差异产生不同的比较优势所决定的。这一特征反映在双边贸易的商品结构上,就是日本对华出口以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为主,而中国对日出口则以技术和附加值含量较低的劳动资源密集型的低端产品为主。这也意味着中日双边贸易的商品结构以垂直互补型为主、水平竞争型为辅。 从动态变化看,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中日贸易赖以发展的分工基础逐渐向水平型国际分工转化,在中国对日出口的商品结构中,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所占的比重正在逐步提高,中日贸易的商品结构越来越显现出“水平竞争型”特点。中国从日本进口最大的变化是钢铁比重逐渐下降，同时一般机械和电器机械迅速上升；中国向日本出口最显著的变化是原料性产品和纺织品比重下降，同时机电产品的比重大幅度上升。 当然，目前在中国对日出口的高端产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日本在华投资企业提供的。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增长带来的产业内、企业内贸易迅速扩大，直接推动了中日贸易的商品结构向“水平竞争型”转化。 (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经历剧烈波动后稳步增长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始于1979年，当时投资额仅为1400万美元，一直呈增长趋势,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于1997年达到最高点，此后开始出现剧烈波动,项目数到1999年减少至1167件,合同金额减少至亿美元,而实际使用金额到2000年减少至29. 2亿美元。最近几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又开始显现出迅速增长的势头,按照中方统计,项目数在2003年、2004年和2005年分别增长、和,实际使用金额分别达到亿美元、亿美元和亿美元。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对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日本企业不断将主要的生产和经营基地向中国转移，带动其生产和经营活动所需机器设备和主要零部件大规模向中国出口，从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诱发出口效果”；另一方面，日本企业不断将主要的生产和经营基地向中国转移，导致日本国内市场所需的大量产品要通过从中国进口来满足，产生了越来越大的“逆进口效果”。中日双边贸易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形成了中日贸易与投资的良性互动。 (三)中日贸易依赖关系发生变化 近年来，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日本经济停滞的背景下，中日贸易的依赖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具体表现为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的提高和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对华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1990年的扩大到2005年，而同期对日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下降为。还可以从贸易密集度角度分析，贸易密集度是反映两国贸易依赖关系强弱的一个最重要指标。贸易密集度又可以分为出口密集度与进口密集度。其公式为： 出口密集度=(A国对B国的出口额/A国的出口总额)/(B国进口总额/世界贸易中进口总额) 进口密集度=(A国从B国的进口额/A国的进口总额)/(B国出口总额/世界贸易中出口总额) 如果贸易密集度大于1，则表明两国的双边贸易关系比较紧密，两国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如果贸易密集度小于1，则表明两国的贸易关系还比较弱。贸易 密集度的绝对数值表明，中日双边的贸易关系一直处于极为密切的状态，两国的贸易依存关系非常强。表1贸易密集度的数值变化则表明，中日两国的相互依赖程度在不断加强，特别是近些年日本对中国出口贸易密集度和中国对日本进口贸易密集度一直呈上升的态势。这实质上意味着中日双边贸易的相互依存关系在迅速扩张的过程中发生着明显变化,日本对华贸易依存度相对提高,而中国对日贸易依存度相对下降，日本对中国出口的增长已经成为其恢复经济景气的重要引擎之一。 (四)中日贸易收支向中方逆差型转变 按照中方统计口径,在中日双边贸易收支关系中早已呈现出双方在不同年份交互出现逆差的特点,而近年则形成中方逆差(日方顺差)不断扩大的特征。在2001年的中日贸易中，中方尚有顺差亿美元,2002年则转为逆差亿美元，2003、2004和2005年逆差扩大，分别为亿美元、亿美元及亿美元。据中国海关最新统计,2006年1—2月中国对日出口亿美元,由日进口亿美元,逆差已达亿美元，同比增长。步入新阶段的中日贸易在收支关系上之所以朝着中方逆差型发展,主要是基于两大背景:一是中国加入WTO后,正在逐步履行市场开放承诺,而日本早已按照WTO的要求达到了较高的市场开放度,进一步开放市场的潜力明显小于中国；二是中日双方经济增长差异导致了明显的进口扩张能力差异。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中国进口增长率也大大高于日本，这势必导致双方在吸纳对方进口商品的能力上也存有很大差距。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经济增长态势差别导致的进口扩张能力的差异在未来还会持续下去,由此势必导致中日双边贸易收支关系继续朝着“中方逆差,日方顺差”的方向发展。
你说的很好，，：中日经贸关系 现状 问题 对策。要注意根源，现时是不能很好的解决的。比如说人员的交流要加大（青年的）文化的交流也很重要。思想不同想法就不同想法不同做事就不同做事不同就有分歧。有分歧就不和，，，如发展下去就会加深二国的人民不和不知能帮到你吧，这是我的想法和现时要做的。。
中日经贸关系的现状与问题中日经贸合作是中日两国利益的最大交汇点，是密切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经贸关系向着互惠互利的方向发展，总体上保持了良好态势.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实践证明，努力实现中日经贸的互利合作、共同发展，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加强中日经贸合作，是两国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客观需要。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要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必须保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积极推进同各国发展经济等方面的友好合作。日本是当今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拥有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是我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第三大外资来源地和我国引进技术的主要来源地，在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中居于重要的地位。中国巨大的市场和活跃的商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智力资源，又是日本经济发展所特别借重的。近年来日本对我国出口大幅上升，中国已成为日本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双边贸易总额继2002年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后，2004年达到了1600多亿美元。中日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拉动了两国经济的增长，促进了在科技、教育、旅游等各个领域的广泛合作。但是近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日本在历史等一系列问题上的错误言行，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因此，社会上有人提出“抵制日货”，这在感情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这样做是完全不妥的。在国际经济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下，盲目抵制日货，就会损害双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既不利于双方取长补短、优势互补，也不利于我们很好地实施“引进来”、“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战略，最终会损害我国的整体利益，影响我国的发展大局。我们应当立足于维护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战略高度出发，积极促进中日两国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加强中日经贸合作，有利于促进中日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互惠互利的经贸合作是发展两国政治关系的重要基础，而稳定健康的政治关系又是推进两国经贸合作的重要条件。在新的形势下，中日经贸合作优势互补的特点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加突出；中日两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利益交汇点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加强中日经贸合作，对于发展长期稳定的中日友好合作关系，今天比过去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令人遗憾的是，日本在历史、台湾等问题上的一些做法违背了自己的承诺，背离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使当前中日关系陷入困难局面。如果这种不和谐的政治关系持续下去，必然有伤于两国经贸合作的发展。日本应当以严肃慎重的态度处理好影响中日关系顺利发展的矛盾和问题，将自己的承诺落实到实际行动上，为促进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营造必要的条件和良好的氛围。加强中日经贸合作，符合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合作的时代潮流。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明显加快，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在经济领域的相互影响、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中日经贸合作已逐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达到了彼此利益交融密不可分的程度。21世纪的亚太地区又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区，随着亚太各国经济快速发展，建立经济共同体的呼声日益高涨。中日两国作为世界和亚洲的两个重要国家，应当深刻认识加强两国经贸合作的重大意义，努力协调和解决相互间的矛盾和问题，为区域经济合作的实现，为世界经济的繁荣发展作出应有的努力。“风物长宜放眼量”。中日经贸关系的良好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倍加珍惜和精心维护。中日两国都应该登高望远，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未来高度负责的态度，从维护中日友好、维护亚洲的稳定和发展大局出发，采取切实措施，尽快扭转目前中日关系面临的困难局面，积极推进中日两国的经贸合作与交流，努力促进中日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地向前发展关于中日关系的现状：【2008年】1月5日至6日，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1月27日至28日，新一届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双方委员围绕落实福田首相访华成果、确保胡锦涛主席访日成功这一主题广泛深入交换了意见。2月19日，全国人大与日本参议院定期交流机制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吴邦国委员长会见来华出席会议的日参议院代表团，就中日关系等交换意见。2月20 日至24日，国务委员唐家璇应邀访问日本。期间，分别会见福田康夫首相、外相高村正彦、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参议院议长江田五月、前首相安倍晋三以及各政党党首等，出席日本各界人士招待会。结束东京日程后，国务委员唐家璇赴大阪和奈良参观访问。2月26日至3月1日，日本自卫队联合参谋长斋藤隆访华。3月15日,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中方开幕式在北京举行，胡锦涛主席出席开幕系列活动，与两国青少年进行了交流。3月31日，中日第八次防务部门安全磋商举行。4月15日至16日，日本执政两党干事长伊吹文明和北侧一雄访华，胡锦涛主席会见。4月17日至20日，杨洁篪外长访日，为胡主席访日做最后阶段的政治准备。5月6日至10日，胡锦涛主席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被称为“暖春之旅”。访问取得丰硕成果。双方发表《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双方还发表了《中日两国政府关于加强交流与合作的联合新闻公报》，确定了当前落实联合声明的70项具体举措。双方就增进政治互信，促进人文交流，深化互利合作，共同致力于振兴亚洲及应对全球性挑战达成广泛共识。5月8日，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日方开幕式在东京举行，胡锦涛主席、福田首相出席。二、 经贸关系（一）中日贸易日本是中国主要贸易伙伴。截至2003年，日本连续11年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04年被欧盟、美国超过，退居第三。2007年中日贸易保持较快增长势头，进出口总额为亿美元，同比增长。其中我对日出口亿美元，同比增长；我自日进口亿美元，同比增长。中方逆差亿美元。（二） 日本对华投资日本是我第二大外资来源地。2007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项目数为1914个，同比下降，实际到位金额亿美元，同比下降。截至2007年底，日本对华投资累计项目数为39628个，实际到位金额亿美元。（三） 日本对华资金合作1、日元贷款日本对华日元贷款始于1979年，双方商定2008年前结束对华日元贷款。2007年12月，两国外长签署日本对华最后一批日元贷款换文，至此，日本政府累计向中国政府承诺提供日元贷款约亿日元（约合33 0亿美元）。截至2007年9月，我实际利用日元贷款约亿日元，用于255个项目的建设。日本对华日元贷款占我国利用外国政府贷款的50%左右。2、无偿援助截至2007年底，中国共接受日本无偿援助累计亿日元，用于141个项目的建设，涉及环保、教育、扶贫、医疗等领域。2008年5月双方签署2008年援助协议，日方将于本年度内向中方提供亿日元援助。3、“黑字还流”贷款1988年和1994年日本进出口银行两次向中方提供“黑字还流”贷款，共计1400亿日元。三、文化交流与合作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一直保持民间文化交流。主要形式有文艺演出、艺术和文物展览、学术和人员往来等。其中，1972年上海舞剧院访日演出等一系列重要文化交流活动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积极贡献。1979年12月，两国签署《中日文化交流协定》，确定了发展两国文化、教育、学术、体育等方面交流的目标。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日文化交流与合作全面发展，呈现出官民并举和多渠道、多形式的新局面，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数量之多、活动之频繁、内容之丰富，在与中国有文化交流的国家当中处于领先地位。中日文化交流呈现以下特点： 一、共同文化渊源深厚，文物、书法、诗歌、水墨画、戏剧（京剧、歌舞伎）等传统东方文化的交流独树一帜。 二、民间交流占据主体。据统计，目前民间文化交流约占文化交流总量的95％以上。近年来，双方在商业展演、音乐影视、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蓬勃发展。目前，日本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文化贸易伙伴之一。近年来，中日两国举办了众多大型文化交流活动。1999年我在日本举办“99东瀛行”活动，日方在华举办“日中文化友好年”活动；200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中日两国共同举办了“中日文化年”活动。2007年为“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全年共举办300多场活动，取得良好社会效果。2008年为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2008年5月，双方签署中日关于互设文化中心的协定。四、科技交流与合作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双方于1980年签署《中日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建立起政府间科技合作关系。此后，两国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了多形式、多渠道、官民并举的局面。特别是在应用技术合作方面成绩显著，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科技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现在中日政府间的科技合作主要包括：根据《中日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开展的合作，在政府科技合作协定框架下两国政府部门的对口合作（包括部门间签署的合作协议等），通过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渠道的技术合作以及《中日核能合作协定》等。此外，双方许多部门、地方、研究院所、大学都开展各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对促进两国科研人员的交流、开展合作研究等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近年来，伴随中国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双方节能环保领域技术合作发展迅速。2007年底福田康夫首相访华时双方签署了《中日两国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气候变化科学技术合作的联合声明》。五、军事交流与合作中日两国于1974年互设武官处，70年代末开始军事交流，关系发展良好。1989年后两国军事交流一度中断。1995年日本防卫厅参联会主席西元彻也访华，中日军方高层交往得以恢复。1998年实现国防部长互访。2000年实现两军总参谋长互访。2007年8月，国防部长曹刚川访日。11月，中国军舰在二战后首次访日。1997年至2008年，中日防务部门举行了8次安全磋商。中日双方还在防卫医学、院校和学术研究等领域开展交流。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访日时，双方同意加强防务交流，日防卫大臣将于年内访华。中日关系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现在中日关系总的来说还是冷的 ， 虽然近来两国高层交流不断，，但是在一些敏感问题上还是有很大分歧的 ，组最典型的 钓鱼岛 问题 ，另外还有台海问题，历史遗留问题等等。 在以后的发展中，中日还会有更多的问题，，日本是岛国，资源全部依赖进口，与实施运输 就是大问题，而日本运输船都是从台湾海峡通过 ，日本怕中国统一台湾以后会切断他们的海路，素以他们会百般阻挠， 所以预计 2020年中日还将一战。。。中日关系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发展历史上中日之间从未同时强盛，所以两国谁强盛，另一个就是附庸或者被侵略，被压迫。现在两国同时强盛，必然出现对立与分歧，可能要互相僵持数十年以上。未来我想大家都会明白和则两利，战则皆亡的道理两国的关系可能像英国和法国，总的来说都属于同一个东亚联盟之中，然后在内部会在理性的规则中争夺联盟主导权，这一联盟应包括东亚，东南亚以及太平洋一些国家，这一联盟的首领之争中，统一后的朝鲜，印尼，越南以及澳大利亚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力。中日关系集中体现和浓缩了国家关系的复杂性，它既是邻国关系，又是大国关系；既是“东西”关系，又是“南北”关系；既有历史上和平与对立的双重关系，又有现实中依存和竞争的双重关系。中日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关键时期，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两国人民，特别是两国政治家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问题，主要就是从历史、全局、未来角度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一、要善于从历史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中日关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中日关系的历史相关，“以史为鉴”就成为处理中日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就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作为指导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史为鉴”的“史”，即中日关系的历史，如何理解和看待中日关系史，并从中找到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将是两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课题和现实任务。提到中日关系史，历史上的中日甲午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就历历在目，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刻骨铭心。难怪人们在中日关系上一提到“以史为鉴”，就会自然想到这一段历史，并把这一段历史上升到民族尊严和国家荣辱的战略高度。这样理解中日关系史并不算错，但不能算全面和正确。周恩来总理当年曾用十个字说明中日关系历史，即“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这是中日关系历史最全面最准确的说明和表达。中日关系，从历史的角度讲，友好是长期的，对立是短暂的；友好是历史主流，对立是历史主流中的“艰难和辛酸”的一页。只看见“五十年对立”而无视“两千年友好”，或只看见“两千年友好”而无视“五十年对立”都是不全面的，都会得出错误，甚至有害的结论。“两千年友好”使中日长期和平，并共同发展。中日两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唐朝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高峰期，既有日本使者云集长安，又有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中国的文化得以传播，日本的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在一衣带水的地理关系上，慢慢地形成了具有许多相同因素的东方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就是到了近代，两国也不约而同地开始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充分说明了两国在社会自身发展周期和韵律上的“近似性”。“两千年友好”，使两国人民长期享受和平邦交环境，长期享受彼此文化营养，长期享受社会文明成果。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仍然有孙中山、鲁迅、郭沫若、周恩来等人为了革命及两国友谊的需要，来往于中日之间。“两千年友好”的历史证明，“和则两利”，和处才能共生，和谐就会共赢。“五十年对立”使中日关系破裂，社会停滞不前。日本“明治维新”后，在其迅速强大的国力支持下，忘记了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扩张野心膨胀，悍然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耻辱。几十年后的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未愈的伤口上，日本军国主义又犯下滔天罪行。两场战争在半个世纪中发生，使两国人民祖祖辈辈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瞬间破坏殆尽，使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突然断裂，使两国人民失去了和平稳定，饱受着战争的煎熬和战争创伤的折磨。两场战争使中国社会倒退、国家分裂，使日本的繁荣瞬间变成废墟，国家主权受到限制。“五十年对立”的历史证明，“斗则两伤”，对立必然同输，战争一定同败。如果说“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的中日关系历史，仅仅证明了“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文明智慧显然是不全面的。“两千年友好”的关键是什么，“五十年对立”的关键是什么，今人必须认真总结。“两千年友好”的关键在中国。在“两千年友好”历史中，中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并没有利用领先地位向日本扩张，更没有发动战争，而是信守睦邻友好的民族传统，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利。“五十年对立”的关键在日本，在“五十年对立”历史前后，日本发展快于和强于中国，日本在发展领先后有恃无恐，野心膨胀，向外扩张，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害。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领先地位，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大国地位，正确的做法是：领先而不称霸，强盛而不扩张；领先不忘睦邻，强盛更要友邦。二、要善于从大局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中日关系正处于关键的敏感时期，处理不当，就会对大局造成不利影响。从大局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最为重要。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把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作为判断国际事务和国家关系的根本标准。何为大局？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大局。和平和发展就是我们的国家利益，就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中日关系中的共同利益。顾全大局，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的神圣使命。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当今世界的大局。在饱受20世纪前半期的战争蹂躏和中期的冷战恐吓后的21世纪，人类最需要的就是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此大背景下，中日关系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局。中日关系既是重要的双边关系，又是重要的国际关系，既影响着双方，又影响着世界，必须慎重处理。进入21世纪后，中日两国都进入重要的历史时期。日本经过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经济上已经成为世界强国，由于二战原因，日本的政治军事国际地位受到限制，现在正积极推动从经济强国向政治经济强国的转变；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正在实现从传统的政治大国向经济政治大国的转变。中日两个国家都处于向更高的国际地位、更重要的国际角色转变过程中，两国的经济总和对世界经济影响很大。中日两国都处于亚洲，又是近邻，又有历史遗留问题，必然产生各种各样的摩擦。如果对两国摩擦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势必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成为世界和平发展大局中的消极因素。中日两国应从世界和平发展大局出发，正确对待和处理两国在向重要的国际角色、国际地位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摩擦。为了使中日关系处理中具有大局意识，至少有两点需要重点加以解决：一是正确认识世界大国应当承担和履行的国际责任。中日都是世界性大国，主观和客观上都在向综合性世界强国迈进，但在成为世界强国之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这个心理准备就是对世界和平发展大局有深刻认识，对历史问题有深刻反思，愿意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对日本来讲，首先就是对历史上给世界和平发展造成的破坏进行真正反省，对其侵略行径对亚洲各国造成的伤害进行忏悔和道歉，并用其和平发展道路及对世界，特别是对周边国家的睦邻富邻实践，取得相关国家和人民的信任，真正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推动者和建设者。对中国来讲，首先要以世界和中日大局为重，正确认识和处理中日关系中的摩擦，不以暂时的关系紧张而牺牲未来，不以局部的不和谐影响两国的全面关系。多作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努力，不作激化矛盾扩大紧张的举动，是中日两国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也是大国形象的基本要求。二是中日两个世界大国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过程中，必须做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中日同属亚洲，又都处于东北亚，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中不可能没有竞争关系，不可能不产生摩擦，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处理这种竞争关系及摩擦。从世界格局演变的历史看，区域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既有以美国为单一核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有以法德为双核心的欧洲国家联盟，还有多核心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中日两国在亚洲，特别是在东北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未来的亚洲一体化，特别是东北亚一体化过程中，中日应当成为双发动机，共同推动包括东北亚在内的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国在21世纪的大局及国家利益很清楚，那就是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保持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的周边环境，是当前中国的重要国家利益，这是因为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是保持国内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前提。没有和平的环境，什么都谈不上。中日关系是周边环境和周边关系的重要因素。保持国内稳定是当代中国的根本利益，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又是人民和谐生活的保证，更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周边关系摩擦会影响国内稳定，国内人们情绪不稳更会威胁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是当今中国的核心利益。“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后列。日本是一个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前列，发展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远远比对日本更重要。发展问题解决不好，中国就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国，日本与美国、欧盟一起成为中国的前三大贸易国，经济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中日关系直接关系到维护和平国际环境、保持国内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在此大局面前，人人必须清醒，处处必须理性，一切爱国情感和行为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有利于大局和国家利益的感情和行为，就是爱国，否则就会走向爱国的反面。三、要善于从未来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其中“以史为鉴”是前提，是基础，“面向未来”是目的，是根本。中日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应该对亚洲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作出贡献。必须以未来目标和未来要求引导过程行为、制约过程行为。对于中国来讲，从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就显得极端重要。未来的世界应当是和平发展的世界，未来的国际秩序应当是公正合理的新秩序。中国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应当为建立国际新秩序作出努力、作出贡献。用理性和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关系和国家争端，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实践。亚洲，特别是东亚的持续发展，必将在未来国际秩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努力理应从亚洲开始，东北亚新秩序的建立定将首当其冲。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在处理东北亚国家关系和新秩序建立中接受着考验。不以现在代表未来，不以当前牺牲长远，不以情感代替理智，不以对抗牺牲合作，就是我们应当具备的正确态度。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年学生，应当理解、支持国家和政府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方面所作的任何努力，决不能因为一时冲动作出的过激行为使我国建立国际新秩序和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努力遭受挫折，甚至成为他国误解和攻击的理由。一体化是亚洲，也是东北亚未来的基本走向，东亚各国在这个问题上存有共识，并且在作着各种努力和实践。中国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亚洲一体化，东北亚一体化符合中国、符合地区各国的根本利益。中国和日本是亚洲有重要影响的大国，是东北亚的核心国家，两国关系直接关系到亚洲未来一体化，东北亚未来一体化的建设。中国和日本都是“10+3”的成员，都是未来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主体国家，都是自由贸易区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中日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一体化的进程。从亚洲未来和东北亚的未来着眼，中国和日本应当彻底解决历史问题，放下包袱，共同融入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在一体化进程中发展，在一体化进程中强大。区域一体化对中国更为重要，它既可以保证中国和平的周边环境，又可以改变世界不合理的经济政治格局；既可以促进中国的发展，又有利于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树立，更有利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基于此，我国应当妥善看待和处理当前的中日关系，善于用大智慧看待问题，善于用大勇气处理问题。大智大勇的核心就是以地区和平稳定、地区一体化的未来大势巧妙解决中日摩擦和化解各种消极因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都是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些未来核心利益的实现，都依赖于从现在起“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任何松懈、怠慢或者被其他因素干扰，都将严重影响或阻碍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的实现。邓小平曾明确指出，除非发生了大规模的外来入侵，否则我们都应当牢牢抓住发展生产力不放。现在，实现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恰遇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抓住机遇，促进发展就是我们的当务之急。邓小平讲，我们曾经丧失过大的机遇，现在再也不能失去机遇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机遇期，我们没有抓住，日本则抓住了，当我们“噩梦”醒来的时候，我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日本则在战争废墟之上，发展成了世界经济强国。21世纪初，世界又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于中国来讲，真是千载难逢，只能抓住，不能放弃，也不能受干扰。当前中国正处于实现未来民族核心利益的关键时期，任何局部的暂时的不和谐因素都要关注和重视，决不能使不和谐因素影响到未来中国核心的实现。“小不忍则乱大谋”。中日关系虽然复杂，虽然责任在于日方，但处理不好，对中国影响更大。我们要善于从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从暂时看，问题很大、麻烦很多，但从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看，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中日关系必须妥善处理，从战略高度，即从历史、大局和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当是理性选择和最佳方式。
爱国的，维护中国的
摘 要：中日邦交正常化30多年以来，特别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两国的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合作领域日益扩大，彼此的依赖关系越来越紧密。但挑战与机遇并存，两国也经历了诸多曲折与摩擦。理性分析并全力推动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促进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必将给中日两国带来“双赢”局面，对整个亚洲的经济腾飞同样意义深远。本文对现阶段中日贸易状况及相关要素进行全面考察与系统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中日经贸，贸易摩擦，直接投资，贸易收支 一、中日经贸关系的总体状况及主要特点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日双边贸易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按中国海关统计，1972年恢复邦交时双边贸易额仅有亿美元，2005年达到亿美元，34年中增长倍，占中国当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的13%，而2006年第一季度达到亿美元，同比增长，其增长之迅速可见一斑。随着中日经贸关系的不断深化，两国已相互成为对方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1993~2003年的连续11年间，日本一直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04年，受欧盟东扩等因素的影响，日本下降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但两年以来双边贸易额仍继续着快速增长的势头。另一方面，2001年以来，中国是日本的第二大出口市场；2002年起，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总体上作为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不可动摇。通过对最近几年中日贸易发展状况及相关要素的全面考察与分析，中日经贸关系主要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中日贸易的商品结构由“垂直互补型”向“水平竞争型”方向发展 中日贸易赖以发展的分工基础是以垂直型国际分工为基本特征的,这是由两国生产要素禀赋差异产生不同的比较优势所决定的。这一特征反映在双边贸易的商品结构上,就是日本对华出口以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为主,而中国对日出口则以技术和附加值含量较低的劳动资源密集型的低端产品为主。这也意味着中日双边贸易的商品结构以垂直互补型为主、水平竞争型为辅。 从动态变化看,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中日贸易赖以发展的分工基础逐渐向水平型国际分工转化,在中国对日出口的商品结构中,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所占的比重正在逐步提高,中日贸易的商品结构越来越显现出“水平竞争型”特点。中国从日本进口最大的变化是钢铁比重逐渐下降，同时一般机械和电器机械迅速上升；中国向日本出口最显著的变化是原料性产品和纺织品比重下降，同时机电产品的比重大幅度上升。 当然，目前在中国对日出口的高端产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日本在华投资企业提供的。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增长带来的产业内、企业内贸易迅速扩大，直接推动了中日贸易的商品结构向“水平竞争型”转化。 (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经历剧烈波动后稳步增长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始于1979年，当时投资额仅为1400万美元，一直呈增长趋势,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于1997年达到最高点，此后开始出现剧烈波动,项目数到1999年减少至1167件,合同金额减少至亿美元,而实际使用金额到2000年减少至29. 2亿美元。最近几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又开始显现出迅速增长的势头,按照中方统计,项目数在2003年、2004年和2005年分别增长、和,实际使用金额分别达到亿美元、亿美元和亿美元。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对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日本企业不断将主要的生产和经营基地向中国转移，带动其生产和经营活动所需机器设备和主要零部件大规模向中国出口，从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诱发出口效果”；另一方面，日本企业不断将主要的生产和经营基地向中国转移，导致日本国内市场所需的大量产品要通过从中国进口来满足，产生了越来越大的“逆进口效果”。中日双边贸易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形成了中日贸易与投资的良性互动。 (三)中日贸易依赖关系发生变化 近年来，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日本经济停滞的背景下，中日贸易的依赖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具体表现为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的提高和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对华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1990年的扩大到2005年，而同期对日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下降为。还可以从贸易密集度角度分析，贸易密集度是反映两国贸易依赖关系强弱的一个最重要指标。贸易密集度又可以分为出口密集度与进口密集度。其公式为： 出口密集度=(A国对B国的出口额/A国的出口总额)/(B国进口总额/世界贸易中进口总额) 进口密集度=(A国从B国的进口额/A国的进口总额)/(B国出口总额/世界贸易中出口总额) 如果贸易密集度大于1，则表明两国的双边贸易关系比较紧密，两国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如果贸易密集度小于1，则表明两国的贸易关系还比较弱。贸易 密集度的绝对数值表明，中日双边的贸易关系一直处于极为密切的状态，两国的贸易依存关系非常强。表1贸易密集度的数值变化则表明，中日两国的相互依赖程度在不断加强，特别是近些年日本对中国出口贸易密集度和中国对日本进口贸易密集度一直呈上升的态势。这实质上意味着中日双边贸易的相互依存关系在迅速扩张的过程中发生着明显变化,日本对华贸易依存度相对提高,而中国对日贸易依存度相对下降，日本对中国出口的增长已经成为其恢复经济景气的重要引擎之一。 (四)中日贸易收支向中方逆差型转变 按照中方统计口径,在中日双边贸易收支关系中早已呈现出双方在不同年份交互出现逆差的特点,而近年则形成中方逆差(日方顺差)不断扩大的特征。在2001年的中日贸易中，中方尚有顺差亿美元,2002年则转为逆差亿美元，2003、2004和2005年逆差扩大，分别为亿美元、亿美元及亿美元。据中国海关最新统计,2006年1—2月中国对日出口亿美元,由日进口亿美元,逆差已达亿美元，同比增长。步入新阶段的中日贸易在收支关系上之所以朝着中方逆差型发展,主要是基于两大背景:一是中国加入WTO后,正在逐步履行市场开放承诺,而日本早已按照WTO的要求达到了较高的市场开放度,进一步开放市场的潜力明显小于中国；二是中日双方经济增长差异导致了明显的进口扩张能力差异。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中国进口增长率也大大高于日本，这势必导致双方在吸纳对方进口商品的能力上也存有很大差距。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经济增长态势差别导致的进口扩张能力的差异在未来还会持续下去,由此势必导致中日双边贸易收支关系继续朝着“中方逆差,日方顺差”的方向发展。
中日经贸关系，可从历史，到现在，再展望未来。作为全球化经济的今天，中日经贸已经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化经济，希望能够从这里入手去写。不用写空泛的东西，只要自己有一个理论，然后根据这个理论去寻找可以支撑你论点的证据，再加上你个人的思考，出来的东西，就不会只是通篇都是别人影子的文章了。
你说的很好，，：中日经贸关系 现状 问题 对策。要注意根源，现时是不能很好的解决的。比如说人员的交流要加大（青年的）文化的交流也很重要。思想不同想法就不同想法不同做事就不同做事不同就有分歧。有分歧就不和，，，如发展下去就会加深二国的人民不和不知能帮到你吧，这是我的想法和现时要做的。。
论中日关系发展 在21世纪，对世界各国来说，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问题。没有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就谈不上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日本是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两国承担着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重要责任。中日两国关系如何，不仅对中日两国至关重要，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局势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一、70年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回顾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国签署《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为标志，中日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二十六年来，中日两国之间虽出现过冲突，但从总体上看，两国关系还是以友好与合作为主的。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82年，中国总理访问日本，提出了发展中日关系“三原则”； 1987年9月日本众参两院通过《进一步增进日中友好关系的决议案》。当然，80年代中日之间也存在摩擦：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教科书时，把“侵略”改成“进入”，中国政府曾对此提出强烈抗议；198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其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激起了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不满；1996年，日本自民党还把“实现首相和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和“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写入该党众议院选举公约。80年代以来，中日之间的摩擦与冲突有所增多，但两国政府为了两国的长远利益，多次表示重视发展中日关系。 二、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几个问题 1.历史认识问题是处理中日关系的一个原则性问题。战后日本对历史问题认识的不足, 导致中日政治关系的反复, 不利于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 2. 日本在历史上曾经对台湾实行过近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至今仍有着浓重的“台湾情结”。随着世界局势的发展和日美同盟的巩固，日本出于战略现实利益的考虑，对台湾问题越来越关切，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中有日益突出之势。台湾问题成为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不稳定因素。 3.近几年，在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上，中日两国存在争执。去年，两国因钓鱼岛归属问题产生了一定的军事矛盾，双方互不相让，也引起两国以及世界人民的关注。中国境内频繁出现抵制日货的行为，两国关系也仿佛到了冰点。 以上三个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除此之外，还有经贸摩擦问题、经援政治化问题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要解决好这些问题的关键在日本自身。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真正放弃否认和歪曲历史的企图，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扫清障碍。 三、对中日关系展望 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为了维护长期以来历经艰难形成的中日关系大局，我们应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方针，以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为构筑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而共同努力。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彼此间有着充分的利益交融，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友好相处，合作双赢，是符合中日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继续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实现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中日两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要以正确和发展的眼光看待日本，忘记怨恨，相互宽容。不要受一些媒体片面报道的影响，盲目爱国，更不要盲目反日，不要总以“历史的眼光”看待今天的日本。历史应该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不应该成为我们前进的阻碍。中日友好关系是长远的，不能因为一时的波动而否定两国长远的友好系。中日也应是友好的、稳定的邻居关系。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事业，任何一方的政府都不应忽视它，更不能破坏它，任何忽视、破坏中日友好的行为归根到底是违背了中日人民的长远利益。
一、中日两国经贸关系谁更加依赖谁?二、中日经贸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呵呵,是要参加毕业答辩了吗?表紧张么,好好熟悉你自己的论文就行了,答辩很简单的,只问你有关你写的论文的问题,老师是边看你的论文边学边问,如果你熟悉自己的文章,那你在这个问题上可就比你的答辩老师专业多了,自信的跟他胡宰吧!!!(除非你遇到专门研究中日经济问题的老师给你答辩,不可能那么倒霉吧^_^)就算是遇到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能回答出论文中最基本的知识,证明论文是写的,或是down后认真学习了的,老师就不太会为难你的! 祝:顺利通过论文答辩!!!
低碳经济 摘要：当前，中国正处于把握经济增长机遇和进行低碳转型的两难选择之中。我们必须 既遵循经济社会发展与气候保护的一般规律，顺应发展低碳经济的潮流和趋势，同时还要根 据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国家利益，寻找一条协调长期与短期利益、权衡各类政策目标、谋求双 赢的低碳发展路径。本文通过对低碳经济的概述及发展要求的分析，最终得出中国发展低碳 经济的几点策略。 一、 低碳经济概述 1.低碳经济概念 所谓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 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 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发展低碳经济，一方面是积极承担 环境保护责任，完成国家节能降耗指标的要求；另一方面是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 益，发展新兴工业，建设生态文明。这是摒弃以往先污染后治理、先低端后高端、先粗放后 集约的发展模式的现实途径，是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双赢的必然选择。 2.低碳经济提出背景 “低碳经济”提出的大背景，是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峻挑战。随着全球人 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能源使用带来的环境问题及其诱因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不止是 烟雾、光化学烟雾和酸雨等的危害，大气中二氧化碳（CO2）浓度升高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 也已被确认为不争的事实。 在此背景下，“碳足迹”、“低碳经济”、“低碳技术”、“低碳发展”、“低碳生活方式”、“低 碳社会”、“低碳城市”、“低碳世界”等一系列新概念、新政策应运而生。而能源与经济以至价 值观实行大变革的结果，可能将为逐步迈向生态文明走出一条新路，即：摈弃 20 世纪的传统 增长模式，直接应用新世纪的创新技术与创新机制，通过低碳经济模式与低碳生活方式，实 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二、 发展低碳经济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我们不能再以资源、能源高消耗和环境重污染来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了。如果还把GD P作为发展的全部，还以廉价资源或出口退税换取GDP；如果口袋里的钱多了，但生存的 环境恶化了，空气变脏了，水变黑了，就与发展的本意背离了，就与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相悖了。发展低碳经济更多的是转变发展方式，减轻单位GDP的资源和环境代价，通过向 自然资源投资来恢复和扩大资源存量， 运用生态学原理设计工艺与产业流程来提高资源效率， 使发展的成果更好地为人民所共享。 1. 发展低碳经济，是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途径。有一种误解认为，要发展低碳经济就要 抛弃钢铁、建材等高耗能的产业，因而不能发展低碳经济。但我国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 阶段，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钢材(4358,)、水泥、电力等的供应保证，这些 “高碳”产业是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带动产业，也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满足国内的巨大需求，这 些产业的发展有其合理性。要通过发展低碳经济，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经济的 碳强度，促进我国经济结构和工业结构优化升级。 2. 发展低碳经济，是我国优化能源结构的可行措施。煤多油少气不足的资源条件，决定 了我国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煤炭仍将是主要一次性能源。煤炭属于“高碳”能源，我 国也没有廉价利用国际油气等“低碳”能源的条件。发展低碳经济，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 可以有效地降低一次性能源消费的碳排放。 三、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之路 近几年来，随着环境的破坏，气候变化将人类面临的资源与环境困局凸显得淋漓尽致， 目前所有国家都认为发展低碳经济是突破这一瓶颈的最终出路 纵观世界各国应对低碳经济发展所采取的行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关键因素，政府 主导和企业参与是实施的主要形式。对中国来说，发展低碳经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构建低碳发展产业。要按照党的十七大要求，努力实现经济 发展方式的三个转变，并将其作为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推进产业结 构的战略性调整，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服务贸易，进一步强化抑 制高耗能和高排放产品的出口政策，努力开发和生产高附加值、低能耗产品，实现整个产业 结构的低碳化。 2. 用低碳理念规划和建设，开展低碳经济试点 建设低碳城市和基础设施。将低碳理念引入设计规范，合理规划城市功能区布局；在 建筑物的建设中，推广利用太阳能，尽可能利用自然通风采光，选用节能型取暖和制冷系统； 选用保温材料，倡导适宜装饰，杜绝毛坯房；在家庭推广使用节能灯和节能电器；在不影响 生活质量的同时，有效降低日常生活中的碳排放量。 重视低碳交通的发展方向。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建设形成机动车、自行车和行人 和谐的道路体系；建设现代物流信息系统，减少运输工具空驶率；加强智能管理系统建设， 实行现代化、智能化、科学化管理；研发混合燃料汽车、电动汽车等新能源汽车，使用柴油、 氢燃料等清洁能源，减轻交通运输对环境的压力。 总之，中国应该积极应对低碳经济，建立与低碳发展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和鼓 励低碳发展的国际国内政策、法律体系和市场机制，最终实现由“高碳”时代到“低碳”时 代的跨越 减少电力消耗能源成本 勾勒完美碳足迹随着于 2009 年 12 月 19 日召开的长达 13 天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的 结束，清晰地预示着低碳时代已经来临，所有的国家和企业都将很快地卷入到这 股低碳趋势的大潮中。而在 3 月份的两会上，低碳，环保也成为与会代表热议 的话题之一。 低碳经济可谓是这几年最热门的词汇之一，就在几年前，可能很多人根本都 没有听说过低碳经济这个名词， 可是到现在， 这个词汇却已经无处不在， 甚至 连 街坊邻居大妈的口中都会说出这个词汇。所谓低碳经济，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 为基础的绿色经济。其核心是推动提高能效技术、节约能源技术、可再生能源技 术 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的开发和运用，促进整个社会经济朝向高能效、低能耗 和低碳排放的模式转型。 目前包括中国在内，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在积极开展低碳经济，掀起一场 低碳经济的革命。 以我国为例， 不但在大力对能源行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加 增 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核能发电等新兴能源的比重、降低火力发电比重，将能 源产业向低碳化、无碳化方向发展，而且还在积极地发展低碳的新材料、生命科 学、生物医药、信息网络、空间海洋开发和地质勘探等新兴行业，以实现 2020 年单位 GDP 碳排放比 2005 年减少 40%至 45%的重要承诺。 勾勒完美碳足迹 在低碳经济中，企业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因为企业和个人相比，无 疑具有更大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 同时作为个人， 一天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在 企 业中度过，其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大小也同所在企业具有很大的关联性。因此， 为了积极参与到低碳经济，企业要从我做起，尽到企业的公民责任，从企业的各 个 方面都注意节能环保，描绘清晰的碳足迹。 最容易做到的，是企业可以按照国家要求控制好空调温度（夏天别太低，冬 天别太高） 以及多采用节能灯具等措施， 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 更进一步， 是 则 加强对 IT 产品的碳足迹监控。随着企业办公自动化以及信息化的不断完善，企 业对 IT 产品的依赖性越来越强， 所拥有的 IT 设备也越来越多。 如果我们观察一 下就不难发现， 企业员工在单位中， 几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利用各种 IT 设备 （如 电脑、打印机、网络等产品），企业也必须重点关注这些 IT 产品在节能减排中 的 重要作用。 实际上，随着电脑等产品在企业中的广泛普及，这些产品的碳排放在整个碳 排放的比重中也不断上升——数据显示，ICT 行业（信息通信技术行业，包 括 IT 行业和通信行业） 的碳排放在 2002 年是 亿吨的当量， 这个数字在 2020 年将很快攀升到 亿吨当量，占据整体碳排放的 4%。这无疑是个 庞大的 数字。作为企业，就必须选择那些绿色节能的 IT 产品、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来 降低能源消耗。 例如，企业可以选择机器整体的性能功耗比很高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降低整 体功耗。 同时多考虑类似电源转换效率超过 90%的电脑和服务器产品， 这样 能 完美有效地降低电能消耗。或者，企业也可以用笔记本电脑代替台式机，从而降 低整体功耗。 而在企业网络环境的搭建上，企业也可以通过多种策略使其更绿色。例如， 企业可以多用无线局域网代替有线局域网， 这可以减少线缆， 降低能耗和环境 污 染。 更重要的是， 企业在网络设备的选择上要注意选择绿色产品——与 PC 相比， 交换机、路由器等网络设备多数需要 24 小时全天候运行，这就更要关注产品的 绿色节能特点。因此，采用能源效率高、热耗散低，极大减少能源消耗和电力成 本的惠普 ProCurve 系列网络产品，将能够极大提高投资回报，描绘出完美的 碳足迹。例如，惠普 ProCurve 网络产品带有可变速度的冷却风扇，这种节能设 计 可以实现高效冷却；分布式计算结构可根据交换机的部署规模进行调整，从 而优化电力消耗；而支持按每个端口进行远程管理，也能够减少电力消耗和能源 成本；针 对高达 55?C 左右的环境所采用的创新设计，可以减少外部冷却的需 要，从而大幅减少空调投放。 也正因为这些优异的节能减排特性，惠普 ProCurve 系列网络产品获得了 是业界最著名的网络产品评测机构：美国 Miercom 的“绿色认证”。该评测实验 室以极为苛刻的评测要求以及专业的评 测水平，在业界享有盛誉。 根据 Miercom 的评测结果，与行业平均水平相比，ProCurve 固定端口交 换机能源节省达 38%，而模块化交换机能源节省可高达 45%。 也许从数字上 看单一交换机所节省的能源是不引起注意的， 但如果以一个简单的企业网 （2300 个局域网接入端口和 3800 个数据中心交换机端口）为 例：ProCurve 能在 5 年内为客户节省近 46,000 美金的能源费用！ 这还仅仅是能源消耗部分， 如果将 ProCurve 业界领先的终身保修服务所带来 的收益计算在内，企业所节省的费 用将是相当可观的。 低碳，更进一步 需要指出的是，产品本身的绿色节能只是削减碳足迹的一个环节，因为产品 在生产、 包装以及运输过程当中都会伴随着二氧化碳排放的产生。 因此， 做一 个 合乎要求的绿色企业公民，同样需要在产品的生产制造、运输交付等环节考虑环 保因素。例如，在英国的一些超市已经开始试行“碳标签”，将各种商品在生产制 造当中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总量进行测算并标识在商品上， 供消费者在选购时进行 参考。显然，这对产品供应商提出了更苛刻的要求。 在这个领域，已经有很多知名厂商开始行动起来，并在着力实施。仍旧以惠 普 ProCurve 为例，惠普在生产环节就要求采用低污染、可回收利用的材质； 在交付环节，则施了高效的包装和物流流程，旨在降低成本、燃料消耗和环境影 响。例如，ProCurve 产品的运输流程采用泡沫塑料托盘，而非木制托盘。这大 大降低了木材的用量，保护了森林资源，并降低了 80%的运输重量。ProCurve 还利用其全球回收 再利用设施重新使用这些托盘。 另外，惠普 ProCurve 交换机还能“模块化”地升级，并将电源、风扇托盘、 收发器等备件采用通用化设计，这使得企业客户不用淘汰原来的产品及备件，这 将大幅减少 电子垃圾的产生。而惠普 ProCurve 交换机还享有独一无二的终身 维修政策，这也可以延长设备使用寿命，间接地削减电子垃圾的产生。 值得一提的是，企业还应充分利用 IT 信息技术实现节能减排。比如企业可 以利用视频会议系统，和异地的分支或者商业伙伴进行重要事情的商议或会议 探讨， 这样不仅能避免因乘坐飞机、 火车等交通工具所带来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而且还能更及时地进行沟通，并大幅节约人员出差成本；企业也可以考虑虚拟化 技 术，减少企业服务器的采购量，从而降低能耗和废气排放。
低碳经济与低碳生活摘要：本文阐述了低碳经济与低碳生活的概念和两者之间的关系。“低碳经济”是国际社会应对人类大量消耗化石能源、大量排放二氧化碳引起全球气候灾害性变化而提出的新概念。“低碳经济”不仅意味着制造业要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生产能力，而且意味着引导公众反思那些浪费能源、增排污染的不良嗜好，从而充分发掘消费和生活领域节能减排的巨大潜力。指出“低碳经济”仅有先进技术的支撑是不够的，必须依托于“低碳生活”才能实现减排的目的。而“低碳生活”是一种简单、简约、俭朴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要实现“低碳生活”，宣传引导和制度保障是缺一不可的。关键词：环境科学；低碳经济；低碳生活；可持续消费1低碳经济的概念及形成背景今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的主题定为：“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Kick the Habit!Towards a Low Carbon Economy”）。“低碳经济”，是近年来国际社会应对人类大量消耗化石能源、大量排放二氧化碳引起全球气候灾害性变化而提出的新概念。它的核心是在市场机制基础上，通过制度框架和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创新，形成明确、稳定和长期的引导和鼓励，推动提高能效技术、节约能源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的开发和运用，并促进整个社会经济朝向高能效、低能耗和低碳排放的模式转变进入21世纪，全球油气资源不断趋紧，保障能源安全压力逐渐增大，全球环境容量瓶颈凸现，同时气候变化问题也成为有史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的“市场失灵”问题。在此背景下，英国率先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并于2003年颁布了《能源白皮书》(英国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现在，欧美发达国家大力推进以高能效、低排放为核心的“低碳革命”，着力发展“低碳技术”，并对产业、能源、技术、贸易等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以抢占先机和产业制高点。日本作为推动“低碳经济”的急先锋，投入巨资致力于发展“低碳技术”；美国参议院2007年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美国政府制定了低碳技术开发计划。这一切对我国而言，已形成压力和挑战。我国现在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加快推进的阶段，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庞大，能源需求快速增长。“高碳经济”特征突出的现实，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一大制约。怎样走出一条既确保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又不重复西方发达国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求发展的老路，同时又不盲目让西方国家牵着鼻子走，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2从技术角度看低碳经济保障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无疑是“低碳经济”要实现的最重要的两个目标。英国所倡导的“低碳经济”，是通过制定和实施工业生产、建筑和交通等领域的产品和服务的能效标准和相关政策措施，通过一系列制度框架和激励机制促进能源形式、能源来源、运输渠道的多元化，尤其是对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实现低能源消耗和低碳排放的目标。最终实现以更少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支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新能源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不确定性从技术创新的角度看，“低碳经济”的理想形态是充分发展太阳能光伏发电、风力发电、氢能以及生物质能技术。一般把太阳能光伏发电、风力发电、氢能等称为新能源或替代能源，生物质能认为是替代能源中的可再生能源。风力发电虽然近年来发展很快，技术有一定程度的突破，但目前它的成本也还是高于煤电、水电。此外，人们认为风力发电在发电过程中不排放二氧化碳，而火力发电过程要排出大量二氧化碳，因此说风电不排放二氧化碳，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与火力发电相比，风力发电在发电过程中是不排放或很少排放二氧化碳，但在制造风力发电设备及其维修、维护过程中是一定要排放二氧化碳的，我们不能光比较发电过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而应当比较火力发电和风力发电发出单位电量的全程二氧化碳排放量。所以说，认为风力发电、电动汽车不污染环境，不排放二氧化碳的观念首先是不科学的。再比如现阶段太阳能发电的成本是煤电、水电的5-10倍，[1]作为二次能源的氢能，目前离商业化目标还很远，技术还很不成熟。目前新能源开发的高成本一方面说明技术不过关，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所谓新能源并不是无污染，也不见得二氧化碳排放量就低，在没有进行全程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比较之前，不能轻言新能源是低二氧化碳排放的能源。生物质能技术的实施结果生物能源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生物质能技术，看似“一石两鸟”，既解决化石能源紧张的替代和缓解问题又改善环境。但从目前实施的结果看，它带来的问题似乎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美国发展生物质能的新政策出台后，美国的粮农们纷纷扩大玉米的种植面积，或将种植其他作物的土地也改种为玉米。据统计，2007年美国玉米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创下1944年来最高纪录，产出的玉米中多达五分之一被用来生产乙醇汽油。如此旺盛的需求当然也带来了价格的上扬，仅2007年一年，美国国内的玉米价格就上涨了50％。[2]此外，由于被玉米挤占了种植空间，大豆的供应量减少，价格也开始上涨。因此布什的新能源政策招致了不少人的批评。联合国粮农组织专家琼·齐格勒警告说，一些国家将粮食转化为燃油的做法是一种“反人类罪”，这种做法将加剧全球范围内的粮食短缺，抬高粮食价格，让更多贫困人口难以承受。利用粮食作物转换成生物燃料的政策对于日益严峻的全球粮食短缺问题无疑雪上加霜，必将给世界造成更大规模饥荒。在中国，2007年猪肉和食用油价格的一路飙升，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饲料价格的上涨，而且粮食价格飞涨波及的不仅仅是中国。美国的一项能源政策对世界范围内的食品价格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可谓美国的生物燃料政策的实施客观上已经形成了全球8亿有车一族与20亿最贫困人口之间针对粮食展开的较量。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开发生物质能的计划并未带来化石能源紧张问题丝毫的缓解，倒是使新旧问题相互交织，给人类带来了更多的困扰。但这并不意味着技术创新和新能源的发展对于“低碳经济”不重要，而是我们在推行“低碳经济”的同时要倡导“低碳生活”，或者说，“低碳生活”应当是“低碳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3.低碳经济应与低碳生活相依托“低碳经济”的重要含义之一，不仅意味着制造业要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生产能力，而且意味着引导公众反思那些浪费能源、增排污染的不良嗜好，从而充分发掘消费和生活领域节能减排的巨大潜力。在市场经济体制和观念下，“低碳经济”高能效、低能耗技术状态下的生产仍然是追逐最大利润，因此大量生产就是不可避免的，所生产的产品最终一定要想办法卖出去的，而且是卖的越多越好。大量生产必然会产生大量污染、大量排碳。单位能耗降低了，但总量大大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是不会减少多少的。举例来说，通过几十年的努力小汽车行驶一百千米的耗油量下降了约50%，但小汽车的总量却增加了几十倍，显而易见的是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增加了许多倍。因此说，“低碳经济”仅有先进技术的支撑是不够的，必须依托于“低碳生活”才能实现减排的目的。“低碳生活”是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是一种简单、简约和俭朴的生活方式。我们的衣食住行都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乃至于气候变化有关，比如一张A4纸的能源含量接近度电，[3]由此也可算出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如果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能够采取低排碳的适度消费的方式，那么“低碳经济”的实现是有可能的，有怎样的生活方式就有怎样的经济。“低碳生活”不只是制造业、建筑业中许多节能技术改进的细节，它包括日常生活习惯中许多节能细节。对于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来说，每个人生活习惯中浪费能源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数量看似微小，一旦以众多人口乘数计算，就是巨大的数量。如今在发达国家，很多人已经接受了由低碳经济带来的低碳生活方式，为了过上低碳生活，他们愿意做出自我牺牲，从关掉暖气到放弃驾车去上班。今天欧洲人越来越喜欢乘坐火车出行，一个主要原因是乘高速列车带来的人均碳排放只有飞机的1/10。简约生活，也正成为更多中国人家奉行的生活准则。一些收入早已进人中产阶级的市民，也会穿着旧衣服去早市买便宜青菜，骑自行车出行，使用最老款的手机。煮鸡蛋早关一分钟煤气、用洗衣服的水冲厕所、随手关灯，打印用双面纸等习惯早已深入到那些最有教养的阶层中去，带来心灵的宁静。然而，能够自觉地在可持续消费价值观指导下做到适度消费的人是不多的，大量消费依然是社会生活的主旋律。低碳经济绝大部分时刻还只是一个概念，低碳生活也只是处在令人尴尬的纸上谈兵阶段。在实际生活中，以大量消耗能源、大量排放温室气体为代价的“面子消费”、“奢侈消费”的比例太高。一方面在努力实现“低碳经济”，一方面又不停地挥霍。这些都是消费主义文化使然。消费主义文化总是不断刺激你去换最新款的手机、电视、衣服、鞋子；轰炸般的商业广告煽动着公众一浪高过一浪的消费欲望，把人变成商业利润的工具。不少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用一个月的收入买一款新式手机或一个名牌皮包眼睛都不眨。中国现在每年平均淘汰近7000多万部手机，产生着大量的电子垃圾。[4]不少年轻女性家里堆满了各种款式的鞋子和皮包，但还是要去买更新的款式。在提倡“低碳生活”的今天，“能挣会花”的口号不再象征着现代化理念，而象征着一种浪费资源的野蛮消费方式。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活方式，正走向人类文明的反面，严重制约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不但污染了生态环境，而且污染了人们的心灵。正是这种无限膨胀的消费欲望造成了世界能源、资源的紧张。“低碳生活”要有制度保障今年6月13日，湖北省首次公示部分省直机关办公建筑能源审计结果，包括省建设厅、交通厅、发改委在内的20个省直机关办公楼，每年每平方米的平均耗电量为80度，是普通民宅的3～4倍。[5]而在这之前，国务院办公厅以及湖北省政府都发布了节能降耗建设加以型机关的通知，并且也有一些具体的要求。不能取得明显成效的根本原因在于，公务人员的节能纯粹是个人道德、认识的体现，即使有一些具体的要求，也只是柔性的，没有一种刚性的制度约束，来催逼他节能。如果政府节能有制度保证，那么公务人员一旦不节能，就会受到组织、经济等方面的惩戒，将会极大地推进节能在政府层面的落实。6月16日《解放日报》报道，上海市将办公节能措施具体化，如制定了“夏季着清凉装上班，除外事礼仪需要外不穿西装不系领带”、“办公楼四楼以下不乘用电梯”、“公务出行拼车、乘用公交车”等规定，正在将办公节能措施具体化，并率先在公务人员中推行，这在大方向上应该看作是走向了制度化。如果这些制度再辅之以惩戒措施，将会更现实化，也便于操作。全民的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宣传教育开展以多年，公众的环保意识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除了道德层面的教育引导外，还必须有制度的约束。6月1日之前，许多人怀疑“限塑令”的可操作性，但颁布后，还是得到了广大市民的理解，并且取得了实效。总之，“低碳生活”的广泛实施，，将扼制“高碳经济”的蔓延，促进“低碳经济”发展。而实现这一目标，“低碳生活”的宣传引导和制度保障是缺一不可的。参考文献[1]吴晓江.戒除嗜好！面向低碳经济[N].文汇报：2008年6月5日[2]赖华夏.石油涨价的蝴蝶效应[J].世界环境，2008(2):10[3]田晨.低碳生活是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J].世界环境，2008(2):31[4]陈晓凤.简约生活[Ｊ].自然之友通讯,2008(3):48[5]毛建国.惟有通过法制催逼政府节能[N].中国青年报,2008年6月17日
所谓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烟台是山东省的一个下辖市，地处山东半岛中部，东连威海，西接潍坊，西南与青岛毗邻，北濒渤海、黄海，与辽东半岛对峙，并与大连隔海相望，海岸线曲长千米，海岛曲长千米。烟台市是我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是环渤海经济圈内以及东亚地区国际性港城、商城。 烟台是中国近代工业发祥地之一，经济水平一直处于全省前列，烟台市主要经济指标为全省第二，2009年12月30日下午，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公布“第八届（2009）中国城市竞争力排行榜”，新闻发布会在香港举行。烟台市综合竞争力居全国22位，居全省第二，省内的青岛排在12，济南则排在27位。当前，从中央到地方，低碳经济正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并已成为广大民众高度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如何顺应时代低碳之势、坚定低碳之路，果断地将低碳经济作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应当成为烟台开发区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一项新的战略部署。烟台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提出了烟台市2010年的城市发展目标便是，强调低碳经济 重点改善民生。在“积极转方式、精心调结构”进程中，烟台市在不断巩固扩大传统支柱产业优势地位的同时，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今年前5个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389亿元，增长，利税亿元，利润亿元，分别增长和，三项指标绝对额均居全省前两位。在人类经济史中，重大技术创新的出现和经济转型无不获得金融业的支持。自从低碳经济概念被提出以来，很多金融企业开始涉足低碳技术开发研究，由此产生了“绿色贷款”和“社会责任基金”等新的概念。一些金融企业开始明确提出节能减排的企业责任，同时积极参与到绿色环保项目的贷款和投资当中，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另外，与排放权交易相关的金融创新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低碳经济亟须发展“低碳金融”。所谓的“低碳金融”是指与低碳经济相关的投融资活动，即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等技术和项目的直接投融资、碳权交易和银行贷款等金融活动。为了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金融企业必须树立低碳金融意识。面对低碳经济时代的要求,我们必须尽快构建与低碳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低碳金融制度,打造包括银行贷款、直接投融资、碳指标交易、碳期权期货等一系列金融工具组合而成的碳金融体系。低碳经济的发展或将成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轨道的重要支撑，也将为金融体系提供全新的发展空间。然而，尽管国内与低碳经济相关的金融创新已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其发展仍处于相对初级阶段，有许多方面需进一步完善。例如，金融企业对低碳金融的认知程度有待提高，低碳金融的社会效益与金融机构的利润追求存在矛盾，并且相关中介市场发育不完善，政策法律存在风险等。在过去的一年里，“低碳经济”这4个字在中国远比全球变暖升温更快。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它独占10%的提案；将它敲入搜索引擎，会在秒的时间里蹦出3600万个搜索结果。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至少有100个城市提出了打造“低碳经济”的口号，没有一个省份缺席。最新的成员是西藏自治区的首府拉萨，计划成为以应用太阳能为主的“太阳城”。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的研究员姜克隽在接受中国青年报独家专访时表示：“我国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低碳城市。”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是以消费大量能源，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当前，低碳经济在我国发展面临着许多问题。低碳经济发展困难缓慢。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低，能源主要靠煤、矿产资源的消耗，温室气体排放量高于其他国家，经济发展与减排目标双重压力矛盾突出，我国当前处于高能耗阶段，同时也是高碳经济时期。由于国际分工，发展中国家成为能源消耗大国。为了经济快速发展，我国的高碳经济仍将继续保持下去。低碳技术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应用在低碳经济的低碳技术的特点是涉及面广、难度大，一些低碳技术难以实现，严重制约低碳经济的发展。比如煤炭发电行业，我国高碳的火力发电仍是主体地位，但煤电的整体气化联合循环技术满足不了低碳发电要求。交通运输部门限制汽车CO2的排放，但是缺少新能源动力的配合，太阳能、氢能利用技术处于进一步研究阶段。出口贸易结构向低碳转型从2008年1月到2009年5月我国出口隐含碳的变化情况（见图1）。可以看出，2008年8月我国出口碳增长率开始放缓，而到2008年11月出现负增长，同比下降了。到2009年5月，我国出口碳同比下降了。结果表明：规模效应是中国贸易出口隐含碳排放降低的主要原因。随着出口增长，从2008年1月的降到2009年5月的，规模效应的影响也从2008年1月的降到2008年11月的，到2009年5月规模效应对出口碳排放降幅的影响竟高达。2009年1月结构效应使得出口碳同比下降，2009年5月这一数据扩大到，由此可见我国出口贸易结构在逐步向低碳转型。当前，低碳经济正如滚滚大潮向我们奔腾而来。我们必须以改革的精神、开放的思路、高远的眼界、务实的态度、科学的管理，坚定不移地应对挑战，争取全面夺取这场“绿色革命”的新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