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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必虎，1962年生，江苏阜宁县人。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理学博士，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旅游规划出站博士后，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美国普渡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系杰出访问教授，香港理工大学酒店与旅游业管理学院访问教授。曾主持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发表论文200余篇。独著或合著10部学术专著，其中《区域旅游规划原理》受到国内外广泛好评。独立翻译、主译8种旅游学术著作。曾经中标担任全国若干重要国际旅游城市的旅游总体规划专家组组长，包括北京、杭州、西安、成都、威阳、敦煌、延安、井冈山等。兼任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旅游规划咨询专家、国家旅游局《中国最佳旅游城市标准及实施细则》中方专家组组长、国际旅游学会（Intemational Tourism Studies Associatiorl）秘书长、中国区域旅游开发研究会会长、第四届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北京旅游学会副会长等职。同时，还担任全球10种旅游学术期刊的编委。俞曦，1983年生，浙江遂昌县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理学硕士，美国内华达大学拉斯韦加斯分校哈拉酒店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发表中文论文5篇，英文论文1篇。
主要课题编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主持人：国内旅游者流动模式的系统研究，1993－1995，批准号：492010062. 主持人：滇东黔西旅游地域结构与资源持续利用途径研究，1998－2000。批准号：49771037。3. 主持人：中国城市居民环城游憩行为与吸引物空间模式研究，2004-2006，项目批准号：40371036。4. 第二负责人：中国旅游业持续发展支持系统与宏观布局理论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球科学部“九五”第二批重点项目，1997－1999。批准号：49631030国际机构课题5. 联合国人居中心UMP亚洲合作项目，四川省乐山市城市管理项目旅游发展咨询研究，2001。6.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委托项目，安徽两山一湖旅游规划研究，20017. 世界旅游组织、国家旅游局委托项目，中国最佳旅游城市标准研究。2001－2002。8. 世界银行委托项目，北京大栅栏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研究，2003国家部委课题9. 国务院六部委（国家旅游局、长江三峡委员会等），长江三峡区域旅游发展规划，200310. 国家旅游局，中国最佳旅游城市标准实施细则，200711. 国家旅游局，旅游标准化体系表研究，2008重点旅游城市12.北京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199913.杭州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杭州市旅游委员会，2003-200514.西安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西安市旅游局，200515.成都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成都市人民政府，200616.济南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济南市人民政府，200117.延安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延安市旅游局，200618.敦煌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敦煌市人民政府，200419. 北京市休闲农业发展政策与战略研究，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200520.中国旅游产业发展与产业选择研究，天津泰达旅游集团，2005重点旅游区规划研究21.杭州大运河国际旅游区详细规划与城市设计，杭州市运河集团公司，200422.内蒙古成吉思汗陵旅游区总体规划与详细规划，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旅游局、东联集团，2000-20065学术交流编辑国际学术团体：ITSA -International Tourism Studies Association 国际旅游学会，创会会员，秘书长；PATA –Pacific Asia Travel Association亚太旅游协会，人力资源委员会理事；ISTTE -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Travel and Tourism Educators 国际旅游教育学会，会员；ATLAS - Association for Tourism and Leisure Education 旅游与休闲教育协会，会员；APTA –Asian Pacific Tourism Association 亚太旅游学会，会员；Regional Tourism Development Research Association of China 中国区域旅游开发研究会，会长；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China中国地理学会旅游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Tourism Studies Association of Beijing北京旅游学会，副会长
旅游管理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一段充实而忙碌的大学生活即将结束，我们都知道毕业前要通过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是一种有准备、有计划、比较正规的、比较重要的检验学生学习成果的形式，那么问题来了，毕业论文应该怎么写？下面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旅游管理毕业论文参考文献，欢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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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图腾》节选
姜戎
两年前陈阵从北京到达这个边境牧场插队的时候，正是十一月下旬，额仑草原早已是一片白雪皑皑。陈阵被安排住在毕利格老人家里，分配当了羊倌。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他随老人去八十多里外的场部领取学习文件，顺便采购了一些日用品。临回家时，老人作为牧场革委会委员，突然被留下开会，可是场部指示那些文件必须立即送往大队，不得延误。陈阵只好一人骑马回队。临走时，老人将自己那匹又快又认家的大青马，换给了陈阵，并再三叮嘱他，千万别抄近道，一定要顺大车道走。
刚登上一道山梁，遥望大队驻地的查干窝拉山头，他一下子就把老人的叮嘱扔在脑后，率性地放弃了绕行二十多里地走大车道的那条路线，改而径直抄近路插向大队。
天越来越冷，大约走了一半路程，太阳被冻得瑟瑟颤抖，缩到地平线下面去了。陈阵忽然一阵颤栗，心里有些莫名的紧张——他怕大青马迷路，怕变天，怕暴风雪，怕冻死在冰雪荒原上，但就是忘记了害怕狼。
快到一个山谷口，一路上大青马活跃乱动、四处侦听的耳朵突然停住了，并且直直地朝向谷口的后方，开始抬头喷气，步伐错乱。
当陈阵猛地转头向山谷望去时，他几乎吓得栽下马背。距他不到四十米的雪坡上，在晚霞的天光下，竟然出现了一大群金毛灿灿、杀气腾腾的蒙古狼。全部正面或侧头瞪着他，一片锥子般的目光飕飕飞来，几乎把他射成了刺猬。后来，陈阵跟毕利格详细讲起狼群当时的阵势，老人用食指刮了一下额上的冷汗说，狼群八成正在开会，山那边正好有一群马，狼王正给手下布置袭击马群的计划呢。幸亏这不是群饥狼，毛色发亮的狼就不是饿狼。
陈阵强撑着身架，端坐马鞍，只用眼角的余光紧张地感觉着近在侧旁的狼群。他知道蒙古草原狼的速度，这几十米距离的目标，对蒙古狼来说只消几秒钟便可一蹴而就。人马与侧面的狼群越来越近，陈阵深知自己绝对不能露出丝毫的怯懦，必须像唱空城计的诸葛孔明那样，摆出一副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身后跟随铁骑万千的架势。只有这样才能镇住凶残多疑的草原杀手——蒙古草原狼。
他感到狼王正在伸长脖子向他身后的山坡望，群狼都把尖碗形的长耳，像雷达一样朝着狼王张望的方向。所有的杀手都在静候狼王下令。但是，这个无枪无杆的单人单马，竟敢如此大胆招摇地路过狼群，却令狼王和所有的大狼生疑。
晚霞渐渐消失。人马离狼群更近了。这几十步可以说是陈阵一生中最凶险、最漫长的路途之一。大青马又走了几步，陈阵突然感到有一条狼向他身后的雪坡跑去，他意识到那一定是狼王派出的探子，想查看他身后有无伏兵。
大青马的步伐似乎也不那么镇定了。陈阵的双腿和马身都在发抖，并迅速发生可怕的共振，继而传染放大了人马共同的恐惧。
突然，老阿爸的一句话从天而降，像疾雷一样地轰进他的鼓膜:狼最怕枪、套马杆和铁器。枪和套马杆，他没有。铁器他有没有呢?他脚底一热，有!他脚下蹬着的就是一副硕大的钢镫。他的脚狂喜地颤抖起来。
毕利格阿爸把自己的大青马换给他，但马鞍未换。难怪当初老人给他挑了这么大的一副钢蹬，似乎老人早就料到了有用得着它的这一天。
狼群正在等待探子，人马已走到狼群的正面。陈阵迅速将双脚退出钢镫，又弯身将镫带拽上来，双手各抓住一只钢镫——生死存亡在此一举。陈阵憋足了劲，猛地转过身，朝密集的狼群大吼一声，然后将沉重的钢镫举到胸前，狠狠地对砸起来。
“当、当……”
钢镫击出钢锤敲砸钢轨的声响，清脆高频，震耳欲聋，在肃杀静寂的草原上，像刺耳刺胆的利剑刺向狼群。对于狼来说，这种非自然的钢铁声响，要比自然中的惊雷声更可怕，也比草原狼最畏惧的捕兽钢夹所发出的声音更具恐吓力。陈阵敲出第一声，就把整个狼群吓得集体一哆嗦。他再猛击几下，狼群在狼王的率领下，全体大回转，倒背耳朵，缩起脖子像一阵黄风一样，呼地向山里奔逃而去。
但狼群撤得井然有序，急奔中的狼群仍然保持着草原狼军团的古老建制和队形，猛狼冲锋，狼王靠前，巨狼断后，完全没有鸟兽散的混乱。陈阵看呆了。
狼群一眨眼的工夫就跑没影了，山谷里留下一大片雪雾雪砂。
(节选自《狼图腾》，有删改)
19．小说第—段中毕利格老人把大青马换给陈阵并再三叮嘱这一细节有何作用?
20．赏析文中两个句子。
(1)太阳被冻得瑟瑟颤抖，缩到地平线下面去了。
(2)一片锥子般的目光飕飕飞来，几乎把他射成了刺猬。
21．简要概述文中蒙古草原狼的特点。
22．作者是怎样描写陈阵与狼群遭遇后的心理变化的?这样写有什么好处?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
参考答案：
19．(1)表现老人经验丰富，处事周全，关爱年轻人的特点。
(2)为下文陈阵“遭遇狼群、吓退狼群”等情节的展开做了铺垫。
20．(1)运用比拟手法(或拟人手法)。“太阳被冻得瑟瑟颤抖”生动形象地表现天气寒冷，“缩到地平线下面”形象地交代太阳落山天色己晚。
(2)运用了比喻(夸张)等手法。“一片锥子般”‘几乎把他射成了刺猬”形象地写出群狼目光的锐利和凶残，此句从侧面表现出陈阵的恐惧心理。
21．(1)金毛灿灿、杀气腾腾的外形；
(2)动作灵敏，速度极快；
(3)凶残多疑，草原杀手；
(4)纪律严明，团队意识强；
(5)狼害怕枪、套马杆和铁器。
22．(1)作者用“几乎吓得栽下马背”等细节描写和“他知道蒙古草原狼的速度……”等心理描写写出了他的慌乱和恐惧(或紧张、镇定等)。生动地表现了人物的内心活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2)用“铁器他有没有呢?他脚底一热，有”等心理描写和“大吼一声”“举到胸前”“狠狠对砸起来”等动作描写写出了他的狂喜和兴奋。人物形象鲜活，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增长读者的生活知识。
【作品简介】：
莫言，1981年开始创作生涯。迄今有长篇小说11部，中篇小说25部，短篇小说75篇。1981年秋，在河北保定市的双月刊《莲池》第5期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1982年，在《莲池》第二期发表短篇小说《丑兵》、第五期发表短篇小说《为了孩子》。1983年春，在《莲池》二期发表短篇小说《售棉大路》并被 《小说月报》转载。秋，在《莲池》五期发表短篇小说《民间音乐》，此文得到老作家孙犁赏识。1984年春，在《长城》双月刊二期发表小说《岛上的风》、五期发表《雨中的河》。1985年春，在《中国作家》二期上发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引起反响，《中国作家》组织在京的作家与评论家在华侨大厦举行讨论会讨论该作。是年，在多家刊物上同时推出中篇小说《球状闪电》（收获）、《金发婴儿》（钟山）、《爆炸》（人民文学）、及短篇小说《枯河》（北京文学）、《老枪》（昆仑）、《白狗秋千架》（中国作家）、《秋水》（奔流）等。1986年春，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在《人民文学》第三期发表中篇小说《红高粱》。随即发表系列中篇《高粱酒》（解放军文艺）、《高粱殡》（北京文学）、《狗道》（十月）、《奇死》（昆仑），同时还发表中篇《筑路》（中国作家），短篇小说《草鞋窨子》（青年文学）等。1987年春，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由解放军文艺社出版。中篇小说《欢乐》在《人民文学》一、二期合刊发表，受到批评，事过多年，始有作家和评论家对该作得新评价。秋天，中篇小说《红蝗》发表（[收获]三期），该作因强烈的个性风格和大胆和亵渎精神，连号称新潮的评论家也不能接受，纷纷著文批评。莫言作品莫言作品(6张)1988年，在《十月》杂志发表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同年四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青年文学》第十发表《复仇记》、《马驹横穿沼泽》（这两篇收入《食草家族》）。秋天，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在故乡高密联合召开“莫言创作研讨会”，有关论文汇编成《莫言研究资料》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九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创作研究生班。小说集《爆炸》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1988年秋，长篇小说《十三步》首发（文学四季）随 即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89年4月，中短篇小说集《欢乐十三章》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六月，在《人民文学》发表中篇小说《你的行为使我恐惧》。冬天，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酒国》。1990年，中篇小说《父亲在民夫连里》在《花城》发表，继续创作《酒国》。1991年春，在高密家中创作中篇小说《白棉花》（花城）、《战友重逢》（长城）、《怀抱鲜花的女人》（人民文学）、《红耳朵》（小说林），夏天，创作《神嫖》、《夜渔》、《鱼市》、《翱翔》等短篇小说十二篇。秋，中短篇小说集《白棉花》由华艺出版社出版。1992年，创作中篇小说《幽默与趣味》（天津小说家）、《模式与原形》、《梦境与杂种》（钟山）。1993年，二月，长篇小说《酒国》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三月，中篇小说集《怀抱鲜花的女人》由社科出版社出版。十二月，长篇小说《食草家族》由华艺出版社出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短篇小说集《神聊》。1995年春节，在高密创作长篇小说《丰乳肥臀》。秋，五卷本《莫言文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冬，《丰乳肥臀》在《大家》连载。单行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97年创作话剧《霸王别姬》（与人合作）。1998年，发表中篇小说《牛》（[东海]六期，[小说月报]九期、[小说选刊]九期转载）、《三十年前的一场长跑比赛》（《收获》六期，短篇小说《拇指铐》（[钟山]一期，[小说选刊]转协）、《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钟山]五期）、《白杨林里的战斗》（[北京文学]七期）、《一匹倒挂在杏树上的狼》（[北京文学]十期 ）、《蝗虫奇谈》（山花，小说选刊五期选载）。十二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散文集《会唱歌的墙》。1999年，发表中篇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收获]二期）。《我们的七叔》（[花城]一期），短篇小说《祖母的门牙》（[作家]一期），另有中篇小说《野骡子》、《司令的女人》[收获]、 《藏宝图》[钟山]发表，短篇小说《儿子的敌人》[天涯]、《沈园》[长城]发表。三月，海天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红树林》。十二月小说集《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由海天出版社出版。 莫言笔下作品莫言笔下作品(20张)2001年，长篇《檀香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出版后引起了文学界的再度热议，后获得台湾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文学类最佳图书奖。在《山花》第一期发表短篇《倒立》。2002年他与阎连科合作长篇《良心作证》，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中篇《扫帚星》在《布老虎中篇小说春之卷》发表。长篇小说集、小说、散文集《红高粱家族》、《酒园》、《拇指拷》、《清醒的说梦者》、《罪过》、《师父愈来愈幽默》、《透明的红萝卜》在山东出版社出版，散文集《清醒的说梦者》，《什么气味最美好》分别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和海南出版社出版。2003年，长篇《四十一炮》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在《收获》第五期发表短篇《木匠与狗》。散文集《小说的气味》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散文集《写给父亲的信》、小说集《藏宝图》也出版与此。2006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长篇《生死疲劳》。散文集《北海道随笔》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2007年，散文全集《说吧，莫言》在海天出版社出版。2009年10月，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自传体小说《变》，单行本在2010年由海豚出版社出版。2009年12月，出版长篇小说《蛙》。2012年10月，出版剧本《我们的荆轲》。2013年4月19日，作家莫言携新书《盛典——诺奖之行》亮相第23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现场，讲述自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趣味点滴，揭秘其诺贝尔文学奖领奖之行。
最近两天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莫过于“北京某野生动物园内老虎伤人”事件了。目前园方和车主哪方担责尚无定论，但这次社交媒体出奇的一致的指责伤者，说你成为老虎的食物，就是因为你不守规则。也有网友这样为虎发声，只求放过这只老虎，毕竟它没有任何过错。回想起今年五月份，美国的一家动物园内一只大猩猩因一名4岁男童误入大猩猩园区而被射杀的新闻。当时舆论也是一阵哗然，有人为被射杀的猩猩喊冤，有人则说人命大于天。在这里我们不评价谁是谁非，也不深究责任到底归在哪方。在人类和动物共同生存的这么多年里，特别是用一把锁把它们关进动物园里的那刻起，人们似乎有理由说，这些在我们眼皮底下的家伙，我们已经足够了解他们了吧。而实际上，我们对他们所知甚少，我们恐怕不知道它们也会情绪低落甚至抑郁成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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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声乐艺术的情感表现更新时间：2009-12-16 14:32:56 作者：樊凤龙 来源：校园论文网 点击数：9 打印本页 加入收藏【论文摘要】民族声乐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非物质重要遗产之一。在本文中,笔者讨论了深入研究表演作品、借助戏曲表演抒发情感这两条提高民族声乐艺术情感表现的有效途径。【论文关键词】民族声乐;情感表现民族声乐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非物质重要遗产之一。民族声乐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时至今日,已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1)启蒙时期——远古到隋唐;2)发展时期——宋元明清;3)成熟时期——民国至现代,将中西两种演唱方式融合,形式了较为系统的演唱方法。经过漫长的发展,民族声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魅力,这其中包括民族声乐的审美特征与审美标准、演唱的理论技法、演唱的情感表现等等,中国音乐学院著名的金铁霖教授,曾把声乐艺术归结为七个字:“声、情、字、味、表、养、象”[2],对这些问题进行有序梳理对我国民族声乐的进一步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声乐艺术是通过优美动听的旋律,歌者婉转悦耳的音色来表达思想感情的一门艺术,民族声乐更是如此。千百年来,有很多人都研究了声与情之间的关系,例如汉代刘安的《淮南子》中就曾记载:“韩娥、秦青、薛谭之讴,愤子志,积于内,盈而发音。”[3]《乐记》中也记载:“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4]由此进一步说明了,音乐是情感表达的一门艺术,声乐艺术需声情并茂,以声传情,寄情于声,声请融合。那么,如何正确地、恰如其分地通过声乐表现情感呢? 笔者认为,有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尝试:1.深入研究表演作品著名声乐理论家凯萨利曾说:“如果歌者献出足够的时间和思想来分析他的歌曲,并充分发挥他的想象力……他将及时发展出一种敏锐的机能,从而他将能够进入与作家创作某特定作品时的、多少有些相似的心理状态。”[5] 熟悉、了解并真正理解作品是诠释好民族歌曲的重要前提。首先,歌者应该熟悉并认真研读作品。由于业界受到“声乐技术第一”观念的长期误导,很多歌者都把重心放在了一味追求声乐技巧,只注意声音的练习,而忽略了“声乐作品”这一演唱所要依托的根本,结果演唱时吐字不规范、音乐不准确等现象频频发生,严重歪曲了作品的真实面貌,作品应有的艺术价值也一落千丈。[6]这也就致使许多歌者演唱时,表情做作,眼神里、形体上都不能得到应有的表现,演唱没有真情实感,更不用说细腻地表达作品内涵,也就打动不了观众。歌词是歌曲的情感内涵表达的重要依据和途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体现,人物、事物、景物的种种表现,抒情、叙事、咏叹的种种变化,喜怒哀乐的种种表情等等,无不都是通过语言表达的结果。”[7]因此熟悉掌握歌词的具体内容,加深对歌词的理解和感受,是歌者所必须进行的功课,也唯有对歌词有了深入的理解,才能恰如其分的诠释民族声乐艺术的情感内涵,真正做到声乐艺术的传情达意。例如云南民歌《小河淌水》最初的元素是青年女子思恋远方恋人的山歌小调。表现女青年对爱情的执着追求。这首歌曲的歌词很口语化,这是民歌的普遍特征。各地口语的区别同时显示出该口语所在地的环境及内涵。“月亮出来‘亮汪汪’”,是很南方口语化的语言,同样的语句在南方,特别是云南地区口语中是很常见的,不但忠实记录了山歌抒情歌唱的自然环境,而且成为了加强情感表达的特殊调式。同时成就了《小河淌水》艺术表达的特殊魅力。第二,必须谙熟作品的旋律变化。音乐是听觉的艺术,是美的展现,而旋律是音乐作品的灵魂,音乐作品通过旋律来使人听者感受其中的意境与情感,通过对旋律、节奏和力度的体会来展开想象。旋律是歌曲中词的抒情基础,是词的深化和发展。故此,歌者需要重视歌曲旋律的重要性,要深刻理解旋律的起伏与变化,关注曲谱的每一个结构和每一个细节,从宏观上全面把握作品的风格和特征,从微观上细腻地了解每一处变化,反复琢磨研究,从而真正领悟作品的情感变化,激发内心的真实情感。只有先感动自己,才能去感动别人。“民族声乐作品的抒情性和旋律性都很强,极富表现力和感染力,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和民族风格,对旋律的把握是反映作品体现情感的重要手段。”[8]例如陕西民歌《走西口》曲调高亢、悲怆,情感真挚、缠绵,表现了就社会陕西、山西一带贫苦劳动人民迫于生计,背井离乡,外出谋生,春去秋回,甚至有去无回的悲惨景象,鲜明的曲调个性,蕴含了丰富的情感表现力和艺术张力。第三,深刻地理解作品,进行角色设计。一首演唱作品的思想内涵,角色把握都需歌者进行深入的研究,需要根据作品的时代背景、环境背景、人物背景进行一定的场景设计和角色设计。浙江民歌《采茶舞曲》保持了民间采茶歌舞的基本风格,采用民族的五声徵调式,又有调式交替的素材,旋律优美流畅,曲调欢快、跳跃,表现了种茶、采茶的欢乐情绪。歌者在演唱的时候可以想象自己置身于茶园之中,与众多采茶姑娘一起欢乐采茶,快乐聊天,歌曲中逗趣性的乐句,如一问一答,似年轻人在相互嬉戏,像老年人对丰收的赞美,再现采茶姑娘青春焕发的风貌。2. 借助戏曲表演抒发情感“情动于中而形于外,适当的形体动作有助于情感的表达,这对歌唱者是必要的。”[9] 著名音乐家舒曼也说:“只能够发出空洞的音响,而没有适当的手段来表达内心情绪的艺术乃是渺小的艺术。”中国音乐学院教师吴碧霞曾说:“我的表情与身体会不自觉地随着心中感情而动作。俄罗斯艺术歌曲《夜莺》我已演唱过多次,随着演唱技巧的提高,在许多公开演出中,我试图在花腔部分配合眼神的动作来表现夜莺的灵巧轻盈……一般说来,好像外国作品不主张有过多的外在动作参与,但是台上的我却收到了极佳的效果……”[10] 著名指挥家的托卡尼尼也说过:“一个学音乐的人,不管演唱技巧是如何高明,如果缺乏情感的表达,他不是艺术家,而是艺术匠人,匠人满街都是,而艺术家却在百人中难找一个人。”[11]由此可见,表演对歌曲的诠释非常重要。而戏曲表演则是歌曲演唱表演的基础之一,除了声音以外,演员还要精确、鲜明地刻画人物的外形和神韵,以形传神、以形传情。戏曲表演中十分注重眼神的运用,《梨园原》中清代著名艺人黄幡绰写道:“凡作各种状态,必须作眼先引”,并进一步指出只有运用灵动闪亮而又有力度的“眼神”,才能把深藏在内心的各种不同情感,使其外化展现,从而生发出干变万幻的面部神态来。[12]动作在歌唱表演中同样重要,要灵活运用各种肢体语汇,以突出人物的性格、思想情感,举手投足时间将内涵与表象交融于一体,创造出鲜活的艺术形象和独特的意境,提高表演的艺术感染力,达到完美的艺术效果。民族声乐受到民族文化与生活的深刻影响,因此,更加追求艺术表演的真实性与贴近性,也就更加重视表演的作用。眼神的恰到表现,可以使歌者的情感,作品的思想从中反映出来,加之适当的形体动作,整个民族声乐表演才能声情并茂、扣人心弦、深入人心。例如,四川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曲调优美,歌词朗朗上口,是我国各民族优秀民歌代表作之一,在跳跃俏皮的旋律中感恩太阳为人类带来了能量、歌唱太阳为世界送来了光明。在演唱这首歌曲时,歌者不仅需要有高亢、激昂的歌声,眼神要充满喜悦希望,充分表现出勇往直前的乐观风貌和欢乐喜庆的氛围。此外,歌者也要充分运用咬字吐字等演唱技巧来表现音乐作品的内涵,体现音乐作品的情感特色。歌唱是以歌声为媒体,以各种样式的题材为内容,以传达歌曲作者以及歌唱者思想与感情为目的的艺术活动。演唱者必须尽力调动自己能够掌握的一切艺术技巧,力求达到艺术作品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声乐演唱如果不能凭借艺术家娴熟的技术达到形式上的完美,任何好的作品都会黯然失色。尤其是民族歌曲,民族唱法十分强调语言的音乐的关系,讲究根据演唱语言的发音规律来处理发声、共鸣、行腔,讲究字音的五音、四呼、出声、归韵、收声,民族唱法具有浓郁的中华民族气质、个性、风格。[13]当然,歌者还要不断加强自身的文化理论修养,丰富自身的社会体验,提高自身的舞台经验,只是如此,才能将演唱作品内容用技术性、艺术性相结合,才能真正做到声情结合,以声动人,以情感人,从而获得良好的艺术效果。 【参考文献】[1]胡红.论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中的情感表达[J].美与时代,2008,(9).[2]“金氏唱法”的秘诀[N]. 中国文化报,2008-12-30.[3]刘安.淮南子[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4]蔡仲德.《乐记》论辩[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5] [7]宋天宇.浅谈民族声乐演唱中的艺术表现[J].世界华商经济年鉴,2008,(4).[6]唐明务.声乐演唱不能忘“本”[ J].人民音乐,2007,(11).[8]朱婕平.声乐表演艺术的再创作———民族声乐作品的感情处理与表现[J].科教文汇,2006,(3).[9]刘朗主编.声乐教育手册[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10]吴碧霞.“鱼”与“熊掌”能否“得兼”[J].《怎样提高声乐演唱水平》(二)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编缉部编,北京:华乐出版社[M],2005.[11]吕云路.意大利发声方法几项重点问题[J].刘朗编《声乐教育手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1995,第94页。[12]张鸿雁.论戏曲表演的“眼神”[J].黄梅戏艺术,2008,(2).[13]韦惠.浅析教学中民族声乐的演唱技巧[J].科教创新,2008,(7).作者简介:樊凤龙(1975--),女,江西财经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音乐系讲师
吴碧霞是湖南常德人。
吴碧霞，抒情花腔女高音歌唱家，中国音乐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民进会员 、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三届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第十一届中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全国青联委员。
吴碧霞通过多年来系统的声乐训练和对大量声乐作品的学习与探索，使她同时掌握了演唱中国声乐作品与外国声乐作品两种不同风格的声乐演唱方法，是中国首位将中国民族唱法和西洋美声唱法集于一身并获得了最高国际奖项的歌唱家。
扩展资料
吴碧霞现任教于中国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北京市人大代表。12岁正式登台演出，1993年获中国音乐家协会和文化部联合举办的全国声乐比赛银奖。同年录制个人首张专集《中国妞妞》。
1996年获文化部主办的全国声乐比赛民族唱法一等奖，1997年获“国际青年艺术节”金奖，2000年获第一届“中国国际声乐比赛”第一名和最佳中国作品演唱奖，同年获第八届“西班牙比尔巴鄂国际声乐比赛”第一名。
2001年获第四届波兰玛纽什科国际声乐比赛第二名并同时获得最佳女高音和最受观众欢迎两项特别奖，2002年获第十二届“柴科夫斯基国际声乐比赛”第二名。还曾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及北京市德艺双馨艺术家称号。
先后师从邹文琴、金铁霖和郭淑珍教授，获硕士学位。通过多年来系统的声乐训练和对大量声乐作品的学习与探索，加之她过人的天赋和特别的勤奋与刻苦，使她同时掌握了演唱中国声乐作品 与外国声乐作品两种不同风格的声乐演唱方法，并在两类声乐作品演唱中做到游刃有余。
吴碧霞自2000年起在北京、辽宁、湖南、新加坡等地举办8场个人独唱音乐会，出版6张个人专辑，并与国际上著名作曲家、指挥家、演奏家共同参与多项国际性演出活动，如2001年5月受国际声乐组委会和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邀请赴马德里参加向全欧洲转播的Gala Lirica音乐节。
2001年12月应国际声乐组委会和西班牙ARRIAGA歌剧院的邀请成功出演了威尔第的歌剧《弄臣》中女主角吉尔达。2002年受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邀请出演大型清唱剧《马可波罗与布鲁汗公主》中的布鲁汗公主，并赴德国、法国、荷兰、卢森堡等国出演多部清唱剧及现代歌剧，均获成功。
吴碧霞还经常参加中国内地、台湾、香港等地及欧洲、东南亚等国家的重大演出交流活动。2003年4月开始进行中国及亚洲地区个人独唱音乐会巡回演出。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吴碧霞
参考资料来源：央视网-吴碧霞
电影译名中的文化交流翻译是一种语言转换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交融的过程。貌似对等的两个词汇，可能会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激活不同的意象，若对这种貌合神离不加注意，往往会造成错译、误译，甚至成为笑柄。片名翻译归根到底仍是从一种文字到另一种文字的信息传递，它要忠实地传递与原片名和原片内容的相关信息，即实现信息价值的等值。在这一点上，如果能达到译名与原片名和原片内容三方面的和谐统一当然最好，若必须抛弃一个，笔者认为应该是舍弃原片名。例如迪斯尼影片The Incredibles若遵照原片名就应译为《难以置信的人》，相比较而言，根据内容而来的译名《超人总动员》就贴切得多了。但这里有一个问题，用词太泛，也容易导致信息失真，如这里的“总动员”一词，还见于诸如《魔鬼总动员》（Total Recall）、《海底总动员》（Finding Nemo）、《玩具总动员》（Toy Story）、《怪兽总动员》（Monster）等等译名，其恐难完成信息传递的任务。所以对The Incredibles一片，笔者心目中的最佳译名为《超人一族》。由于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风俗习惯、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等各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当把一部电影从一种文化介绍到另一种文化时，电影译名还承载着准确传递原片名所负载的文化信息和情感的任务。让我们来看看1995年的一部著名惊悚片Seven�该片描述了一个极富宗教色彩的犯罪故事：一个变态杀人狂自认是上帝，并围绕天主教七大死罪的戒条来逐条杀人。七条罪分别指代七项世人常犯的过错：酗食（gluttony）、贪婪（greed）、懒惰（sloth）、淫欲（lust）、骄横（pride）、嫉妒（envy）和暴怒（wrath）。Seven是一个在宗教上极为神秘的数字（上帝用七天创世，用亚当的第七根肋骨造夏娃），在影片Seven中数字“七”也是无处不在，七罪七罚，故事发生在七天之中，下了七次雨，结局也发生在第七天下午的七点，这是一种宿命的暗示，也是一种宗教的突显。对于并不怎么了解天主教的中国观众来说，仅仅一个“七”字是不可能使其产生与天主教传统影响下的人们同样的文化意象（cultural image）和认同感的，所以影片被译为《七宗罪》，既点明了故事的主线又突显了宗教寓意，实为文化价值传递的典范。除了信息和文化的等值传递，片名翻译还要考虑到商业因素。电影译名需尽可能的引发观众的心理认同和观看欲望，这就要求译者充分把握译入语文化背景，以创造出观众喜闻乐见的标题。在这一点上一个突出的表现手法即使用能制造悬念、渲染气氛的词汇，如“疯狂”、“惊魂”、“夺命”、“绝地”等。例如惊险片Speed在国内上映时的最初译名为《速度》，观众多不买账，因为不知所云。后来看到港译的《生死时速》，不禁为我们的译者汗颜。好的片名翻译往往妙趣横生而给人以启迪，它能用深邃的文化内涵和生动的语言符号获得观众的青睐和关注。近几年来，国人对好莱坞大片的认可度越来越高，这固然因为它们场面宏大，制作精良，但是，也要部分地归功于影片名称的翻译很好的起到了文化传递的作用。我们耳熟能详的电影《乱世佳人》，其英文原名gong with the wind 若直译为《随风飘逝》对中国观众的吸引力必将大减，而《乱世佳人》之所以成为译名中的经典，正因为它符合中国的文化背景，不论是“乱世”还是“佳人”，都能在观众脑海中激活众多的文化元素，诸如“乱世出英雄”、“二八佳人”、“美酒佳人”等。而片名翻译若不注意译入语文化中的文化意象的变化，不仅无法准确表达原名所要表达的信息，甚至会令观众产生误解，继而使影片失去其应有的吸引力。我国电影一直无法在国际市场占领一席之地，糟糕的电影译名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还是让我们看看我们的一组译名吧：龙虎门（Dragon Tiger Gate）、双龙会（Twin Dragons）、卧虎藏龙（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瘦虎肥龙（Skinny Tiger and fatty Dragon）、龙的心（Heart of Dragon）、龙在天涯（Dragon Fight）。这是笔者随便收集的一组有关“龙”这个字眼的电影名，中文电影名中的龙都毫无例外地指代影片中的正面英雄人物。而在西方神话和传说中�龙代表纵横混沌中的邪恶力量，象征充满野性的自然界。因此上述英文译名都跌入了东西方文化差异的陷阱里，因而也就无法准确传递原片名所要传递的信息了。这种误差不仅表现在中译英的过程中，也同样出现在英译中的翻译上面，李连杰到好莱坞后拍过一部影片Kiss Of The Dragon�其中Kiss Of The Dragon在片中是一种非常残忍的杀人技巧（类似于中国的点穴手法），然而其汉语译名《龙之吻》给人的却是一种温馨甚至浪漫的意象，与原名相差何止万里。笔者倾向于将其译为《死神之吻》，这也符合我们前面提到的翻译的特点，译名应尽可能地向原片内容靠拢，当原片名和原片内容只能二选其一时，应取后者而弃前者。在把中国电影引向国际的过程中，也不乏片名佳译，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由张国荣、巩莉、张丰毅等主演的国产片《霸王别姬》曾获第46届法国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该片讲述的是京剧《霸王别姬》的演员半个世纪的爱与恨，信赖与背叛，还有真挚的爱情和同性恋，以及“文革”对艺人的摧残与迫害。演员高超的演技和影片情节的曲折离奇无疑是该片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但片名的成功翻译也起到了一些宣传作用。其英文译名Farewell to My Concubine突出了故事的爱情题材与悲剧气氛，从而成功地将该片推上了国际舞台。作为一种文化传播媒介，电影在当今世界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翻译界对影视翻译的重视程度却远不如文学翻译。目前我国电影正处于一个低潮期，这一方面是因为入世后遭到越来越多的好莱坞大片的冲击，另一方面我们在有些环节上还有不足。电影译名如果不能将原电影名的文化内涵准确传递，势必大大降低影片的吸引力。出处：《博览群书》电影译名中的文化交流：劲爆：最让人意想不到的电影译名大家都会注意到，很多外语片有很多中文译名，比如拿到第80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和最佳摄影等奖项的《There will be blood》就有《未血绸缪》、《血色黑金》、《血色将至》等几个译名。今天在中央六台看到了《The Other Boleyn Girl》的预告片，本来已经看过，但是还是被吸引，确切的说是被它的译名吸引：《雀占鸠巢》。了解一点点剧情，果然很形象。这让我想起了一直默认的另外两个译名：《另一个波林家的女孩》和《皇室双姝》，感觉前者是英文名的直译，而后者则是暗示了两个女主角的关系。我想到了原来还有好多影片的不同译名，最喜欢的一部是《Hilary and Jackie》的译名：《她比烟花寂寞》，不过这部片子还有其他的翻译，比如《狂恋大提琴》，《无情荒地有琴天》，但是都没有那个引用亦舒的书名《她比烟花寂寞》的翻译传神。后来发现这些意译的名字多来自港台，而大陆这边一般是直译，这也反映了一定的文化差异吧？一般在不了解电影背景的时候，好名字会比较吸引我，在这里先列举几个：Brave Heart 勇敢的心 惊世未了缘Legends of The Fall 秋日传奇 燃情岁月Good Will Hunting 骄阳似我 心灵捕手Emma 艾玛 艾玛姑娘要出嫁 芳心爱漫游The English Patient 英国病人 英伦情人Pulp Fiction 低俗小说 黑色追缉令Se7en 七宗罪 火线追缉令A Walk in the Clouds 云中漫步 漫步在云端The Rock 石破天惊 绝地任务 勇闯夺命岛比较有趣的是意大利导演朱塞佩·托纳托雷三部风格迥异的影片变成了孪生姐妹：《星光伴我心》(《天堂电影院》)、《声光伴我飞》(《海上钢琴师》)、《真爱伴我行》(《玛莲娜》)Julyjuly：Hilary and Jackie翻译成狂恋大提琴真叫不动脑筋了，剧情里面女主角明明是很恨大提琴的。别的经典译名么……Lolita 《一树梨花压海棠》很有深度，很有典故……这是一绝啊~~大陆方面通常是直译倒也不一定，比方Moulin Rough就翻译成了《梦断花都》，这是继《魂断蓝桥》之后的“X断XX”系列之一，老实说用多了就挺俗的。最有代表性的“意译”就是XX总动员系列，可怜的皮克斯啊……招谁惹谁了，我就没看出来《蔬菜杂烩》里头怎么就“美食总动员”了，老鼠总动员还比较符合剧情……最近(才)引进的Becoming Jane是被官方翻译成了《傲慢与偏见——简·奥斯丁版》，真是叫人哭笑不得。先前两个版本的译名中，《成为简·奥斯丁》比较直白；而《初恋成珍》则一语双关，有点小巧妙。说起来想到前不久蛮红的Once这部片子，译名版本很多，包括“情难独奏/曾经/一生的唯一/一次(咳，这是我私底下乱叫的)”，个人喜欢“一生的唯一”；然后觉得套用徐志摩《偶然》那首诗的诗名也挺合适，因为意境比较符合：“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当初翻译成布拉格之恋也是不错的，因为考虑到国人当时可能还不知道《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含义……直译可能会让人觉得挺玄。rococos：还想到一个音译和意译都比较好的 库布里克的the shinning， 翻译成《闪灵》，看那张海报还挺有感觉的weiluotuo:印象最深的还是《这个杀手不太冷》，电影名字其实叫Professional(职业杀手)。全名是:还有一个我至今愤愤不平的，SHAWSHANK 翻成《肖申克的救赎》挺好的，意译和音译结合。不知道谁给弄出一个说法叫《刺激1995》，我真没晕了。估计就是这名儿直接导致当年奥斯卡没拼过阿甘。不过阿甘也确实优秀确实经典。这俩真不应该出现在同一年。更晕的是，后来居然看到了《刺激1997》……一直都觉得，越精炼的素材翻译越见功底，电影片名的翻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翻译的好会让人拍案叫绝；翻的不好会连累片子的。不过放眼看去，现在好翻译越来越少了。《High school musical》被翻译成《歌舞青春》我就怎么都找不着青春的感觉。如果08年迪斯尼和皮克斯将要出品的动画(看预告)真的被翻译成《机器总动员》或者《垃圾总动员》了，那就太悲哀了。(补充一下，发现这部片子已经被叫做《机器人总动员》了，我很想大叫救命总动员！)电影译名中的文化交流：电影译名十宗罪我一直觉得，翻译名称，如果你自信绕过直译之后，能得到意外惊艳，那不妨试试，若不是，还是老老实实按照原意直译最保险。像以前翻译的法国城市“丹枫白露”，实在是美极了，如果直接音译，则完全达不到这种效果，将跟那些如“托斯卡纳”之流混在一块无法辨认。还有像COCACOLA，可口可乐，很形象，按硬译的话，大概会变成科克科勒，一点意思都没有。世界知名弹簧床品牌Simmons，译为“席梦思”，名如其义，堪称经典。说到电影片名的译法，却是越看越不顺眼，不得不说几句。现在外来影片的译名，顺意性太大，太过于自由发挥，把很多本来美妙的名称糟蹋得一塌糊涂，其中以台湾、香港两地的电影翻译工作者们“贡献”最大。粗粗归纳，大概有以下十种情况：1、四字情结看多了影片，会发现四字译名最多，估计感觉叫起来好听，容易上口，但大量的译名都是四字，未免过于单调吧。像：莎翁情史、烈火悍将、死亡诗社、夺面双雄、帝国骄雄、木马屠城、金刚屠龙、狂蟒之灾、越战忠魂……莎翁情史，不如直译为“恋爱中的莎士比亚”（原名：Shakespeare in Love），情史，按我的理解是整个感情历史；而“恋爱中的莎士比亚”仅仅是一种状态。死亡诗社，原片名是Dead Poets Society，正确的译法应该是“死亡诗人俱乐部”，死亡修饰诗人，而非诗社，而且片中，“死亡诗人”确是一个群体的称呼。上面两个例子都是“硬压缩”的典型。Mystic River神秘河，意境很好，译成“悬河杀机”，完全破坏掉了。《钢琴家》译为“钢琴战曲”、“战地琴人”，特别是后一个，笑破肚皮，什么玩意儿呢？有叫琴人的吗？奇怪的是，《杀死比尔》好好四个字，却非要弄成“标杀令”，简单问题复杂化。2、寻亲情结还有喜欢把本土的一些片名直接改用于外来影片的译名。像梅尔.吉布逊的《勇敢的心》，被译为《英雄本色》，跟吴宇森导演、周润发主演的黑帮片同名，甚至连一个字都懒得改，“英雄本色”这个叫法倒是有气势，但吴导演已用过，再次拿出来套在别人头上，就逊色很多了。还有《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下面将说到），显然，可怜的灵感来源于《满清最后一个太监》。3、片面追求气势，装神弄鬼还有喜欢片面追求名称的气势，故弄玄虚，却不知强奸了多少原意。《独立日》，译为“天煞：地球反击战”，什么叫天煞啊？恐怕大多数人不知所云吧。好好的名字非要装神弄鬼一番。奇幻电影《伊拉贡》（Eragon，也有译成龙骑士，倒说得去）拍得臭哄哄，本不值一提，但因为另一个译名实在太恶心了，不得不说，听好：《侠影魔龙》就是港译法的最新贡献！把正义的龙变成魔，估计导演知道后会吐血吧。《最后的苏格兰王》，原名“The Last King of Scotland”，这个名称本来是乌干达独裁者阿敏给自己的称号，因为他一直仇视英国，亲近苏格兰，还曾经狂妄地宣称将组织解放军去把苏格兰从英国统治下解放出来，在片中最后有记者也问起这个问题。另外，片中另一个男主角，来自苏格兰的青年医生尼古拉斯，从一个毕业生直接变为备受宠爱的总统私人医生，享受荣华富贵，甚至坐在总统车中，乌干达老百姓以为是总统本人，欢叫着追捧着，让他享受片刻的帝王待遇，片名也对此暗中有所映射，所以直译为“最后的苏格兰王”可谓非常切题。港译为《末代独裁》或《末世独裁》，就离题了，独裁未必末代吧。港译中，凡有LAST都喜欢译为“末代”、“末世”、“末日”，所以另一部小成本影片《The Last legion》（最后的兵团）又被翻译成“末日兵团”就不奇怪了。当然，也有例外，比如《The Last of the Mohicans》（最后的莫希干人），不译为“末代”啦，译成“最后一个莫希干人”，初一看觉得不错，仔细一瞧，不对，Mohicans是复数，而且片中讲的绝对不仅仅是最后一个莫希干人，而是三个（尽管其中男主角拥有白人血统），港译的来源估计是受到港片《最后一个太监》的影响，可是不动脑子，直接套用。4、缺乏常识港台弱智翻译的最高境界莫过于尼古拉斯主演的《8MM》（8毫米），稍读过数学的人都知道，MM是毫米的简称，港译偏要译成“8厘米”，厘米的简称应该是CM。而且8毫米，是一种胶片的规格。对于这个最基本的译名错误，很多人却舍不得花点精力去求证纠正，而是直接引用，于是错误越来用越广，人心的浮躁可见一斑。Contact《接触》讲的是跟外星人的接触，译成“接触未来”，我怀疑翻译工作者根本就没有看完全片，因为整片似乎没有涉及到“未来”，都是讲当前的接触。《风语者》是人们对二战中用民族语言为情报作贡献的纳瓦霍族人的称呼，翻译成“追风战士”，太搞笑了，初一看以为是青春偶像剧。NaDa电影译名中的文化交流：谈名片误译中的文化因素随着人们对外交往的日益增多，外事活动中使用名片也日趋频繁。目前我国许多涉外人员使用英文名片或在汉语名片上加印英文翻译，形成汉英对照式名片。一些外国朋友来华也常常请一些翻译公司把他们的名片翻译成相应的汉语。然而就笔者所见，很多这类双语对照式名片的翻译极不规范，存在着诸如名称翻译混乱，职务、职称表意不清、人名书写中名姓不分，地名、地址不合译入语行文习惯等问题，甚至还有些信息错译或干脆不译，这造成人们交际中许多不应有的误解。本文就名片的主要组成部分“四名”，即“姓名、单位名、职务或职称名、地名”分别讨论，分析一些名片的误译进行并指出影响这些翻译背后的文化因素。1. 姓名的翻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姓名在交际中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但有不少名片上的姓名翻译就存在一些瑕疵，如下面中译英例：（1）刘云西：Liu Yun Xi（2）章少泉：Shaoquan Zhang（3）田淑琴：SHUQIN TIAN（4）鲍琛明：BAO CHENMING（5）王小昕：H. Y Wang（6）王幸村：Hamlet Wang以上各例译法多样，造成这种种差异根源何在？众所周知，中国人的姓名是姓在前、名在后，并且大部分人的名是两个汉字组成，如上例都是双字名；而英语国家姓名的一般结构为 ：教名、自取名（中名）、姓，中名在很多场合往往省略或以首字母缩写。如：George W. Bush或George Bush。这种姓名排列上的差异有着深厚的宗教、社会制度、价值观等方面的原因。按照陈立（2000 ：57）的统计，汉语姓名与英语民族的姓名相比，在数量上是名多姓少，在功能上汉语的姓最初是用以“明世系、别婚姻”、同姓不通婚 ；而英语民族的姓只是家庭、家族的代号，仅有社会交际功能无区别婚姻的作用。所以汉民族中姓氏代表祖宗、家族和群体，远比名字重要得多，排在首位；而英语民族深受宗教的影响，小孩出生一周左右要到教堂接受洗礼并为孩子取名，所以名排在第一位。不懂这种差异就造成误译。例1名片是完全的字字对照式的拼写，且每个音节的首字母都大写，这是不合乎规范的，规范的英译文本中是“Liu Yunxi”。例2、3、4、5、6情况各异：既有名在前、姓在后的，也有直接用了英文名或中英合用的。对于符合拼写规则但姓名位置调整的情况，虽然照顾到了英语民族的文化特征，但也容易造成误解。如李白（Li Bai）如拼写成Bai Li就会容易与“白莉”等姓名的英语拼写混淆，并且也不适合我国民族文化特点，中国人在与他人争论中就经常用“把我的名字倒过来念”来指示不愉快的、不可能做的事。对于洋名加中国姓的情况，越来越多的涉外人员都喜欢采用，但也会令有些外国人知道中西姓名的差异后可能会问“你的中国名字”等问题。所以，在汉语姓名的翻译中，应该符合中国人姓名书写中姓在前、名在后的文化传统习惯；按照国家规定用汉语拼音拼写；姓与名之间要留空格；名字之间不留空格，也不用连字符‘-’连接，但第一个字母须大写等，但不主张全部用大写字母拼写，很少有外国人士把自己的名字全部用大写字母拼写的。再看下面英语姓名汉译的例子：（7）Steve Wallis施蒂夫·沃勒斯（8）Elizabeth Lister郦斯特（9）Zbynek Zee Kubes斯宾克这三种翻译分别是姓名全部对译，只译姓和只译名。例7姓名对译，遵循原姓名的顺序，且在名和姓间用“·”隔开，符合习惯的表达方式。其它两例的翻译则不完整。名片的使用一般是在比较正式的交际场合，并且要符合一定礼仪，翻译时姓名应当完整。在英文姓名汉译中，如有外国人士常常在原有英文姓名的基础上取个中文名。如，Yip Wailim（叶维廉）；Gladys Yang（戴乃迭）等。在港台地区人们对一些外国人士也常常是按目的语重新命名，如John Major（约翰·梅杰）就称为“马卓安”。一般地说，香港地区受西方文化影响比内地大，翻译时受西方的文化因素影响相对也就较多了，可却经常出现这种地道的中文译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对当今译坛上的“归化异化”之争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译者虽然在主观上可以对原语名称进行译写，但人名翻译毕竟是跨语种跨文化的行为，原语和目的语及它们承载的文化体系必然对这种自由有所制约，并且考虑到目的语规范化的需要也不提倡这种重新命名的做法。所以译者在翻译中碰到这些情况首先要考虑客户的要求，看其是需要音译还是取其已有的中文名。其次，则是约定俗成的结果，已经通用的为大家熟知的译名就采用原译。但最常用的方法还是按照国家出版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音译。2. 职务职称名的翻译名片中体现个人资历和社会地位的职称职务名称的翻译非常重要，且由于汉语称谓的丰富多样，要做到准确再现原称谓名的含义也是十分困难的。在实际翻译过程中，主要是参照英语国家既有的名称进行对照翻译，采用大部分国内已有普遍认同的定译，如省长：Governor、总经理：General Manager ；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机构繁多，各类机构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的称谓也纷繁复杂，各类职称、职务名称具有特定内涵，体现出具体级别，在名片翻译中又不能机械照搬国外名称。在职称方面，我国现有的29个系列专业技术职称主要分为高、中、低三个级别。有些系列在高级中又分为正高、副高两个层次，初级中也区分为二至三个不同等级。在职务方面，因各自工作岗位千差万别更是数不胜数。汉语表达职务与职称通常很简洁，对不同职务职称在等级上的区分往往是在前面加上相同的修饰成分，如“高级、副、总”等，英语则选用不同的词语表示等级区分以及职务和职称方面的不同，如以下译例：（1）副市长：vice mayor（2）副教授：vice professor（3）副经理：vice manager（4）副书记：vice secretary这四个译例都把汉语的“副”译成vice，这说明译者没有明白同一个“副”字在汉语中既可表示职务上的等级高低，也可用于说明各行业内技术职称上的差异，而在英语中则有不同的固定搭配和习惯表达方式，如vice通常修饰职务方面的名称却很少用之于职称方面的词语，不说vice-professor，与director表示的副职则常用deputy等修饰，所以就“vice”到底。这种差异也体现在汉语中具体的职务名称方面。比如，我们把学校的负责人统称为“校长”，但在英语中，不同层次的学校，对校长的称呼就不一样。大学校长是“president”而中小学校校长是“principal”或“headmaster”。虽然从这种差异里，我们不能简单地推导出，汉民族对于行业及其社会分工的划分没有英语国家细致，但也可以部分看出这种现象存在于某些行业中。因为一个民族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生活肯定会影响到其语言的表达上，同是对“雨”的描述，居住在经常干旱的沙漠地区的人就绝对没有在海洋地区的人区分得详细
色彩艺术在电影表现技巧中的审美价值 [摘要]本文从单色在电影视觉艺术中给人的直接感受，色彩在对比中赋予电影视觉艺术的强烈感染力以及在夸张的色彩设计中创造独特的作品寓意，进而充分体现色彩在影视艺术中的审美价值。 [关键词]色彩；视觉艺术；审美价值；和谐 [注：该文章转自[中国论文服务网 ] 原文链接：电影《赤壁》的审美价值类别及民族精神 摘要 吴宇森的《赤壁》在延续其“暴力美学”基础上，传递了丰富的审美价值类型，并在追求艺术效果的同时，颠覆了过去对历史人物的善美评判。电影《赤壁》在艺术表现上的审美价值类型，主要体现在：场景的壮美与声效的优美，男性的阳刚与女性的阴柔，叙事的冲淡与情感的纤浓，进而指出影片颠覆过去对历史人物的善美评判，暗合了民族精神——团结。 关键词 审美价值；类型，民族精神；《赤壁》 [注：该文章转自[中国论文服务网 ] 原文链接：
从第一束光照耀混沌世界的那一刻起，色彩的历史即已展开。 尽管近代以来的人们被告知：色彩只是眼睛玩弄的魔术，物体是没有色彩的，当日光照射到一个物体的表面上时，这个物体按照其分子结构吸收某些波长而反射出另一些波长，这些被反射出来的波长在人的眼睛里就被感知为某种色彩。但是人们更愿意相信，色彩最深层的奥秘甚至连肉眼也看不见，而只能为心灵所感受。 爱因汉姆在论及色彩时说："说到表情作用，色彩又胜过形状一筹，那落日的余晖以及地中海碧蓝色彩所传达的表情，恐怕是任何确定的形状也都望尘莫及的?quot; "人们在传统上把形状比作富有气魄的男性，把色彩比作富有诱惑力的女性，实在是并不奇怪的。……形状和色彩结合对于创造绘画是必需的，正如男人和女人的结合对于繁殖人类是必需的一样。 色彩赋予形体以灵魂，正如声音赋予语言以情感。自远古开始，在很多领域里，色彩被编码以后成为通讯工具，这是色彩象征意义的开始。在人的视觉世界里，色彩是情感的象征。色彩的作用是强烈的，因为它在现实主义--真实地再现自然之外，还承担着将现实纯化和强化的功能，它能传达着人的情绪与心理状态，是人的内心世界外化的表现，是指涉精神世界的无形之物的符号。色彩本身不能脱离形体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但却是所有作用于视觉的艺术中的重要元素。在回溯色彩的历史时，我们能看到那些业已消逝的感情倾向。 第一批在色彩上使人类形象具有个性特色的画家产生于文艺复兴初期，他们已经认识到色彩能带给造型艺术更多的可能性。从乔托、扬o凡o爱克、弗兰西斯卡到提香、格列柯和伦勃朗，画家们从再现人与物的固有色逐步走向用不同的色域进行抽象和概括，以适应表现主题的需要。在巴洛克时代，静止的空间被归结于带有运动节奏的空间，色彩也不仅仅是表现客现世界，而成为韵律连接的抽象手段。因为说到底，色彩是用来创造深度幻觉的。从十九世纪开始，色彩迎来了它的另一个高潮，首先是歌德、龙格、叔本华和谢弗勒尔等人的色彩理论相继出炉，在此基础上敏感的画家们对大自然的充分研究导致了印象派的产生，色彩达到一个全新的表现阶段，留下了《日出印象》、《大碗岛上的星期日下午》等惊世的杰作。而此后的野兽派和表现主义对色彩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相对于绘画来说，色彩进入电影的时间只有短短几十年，因为电影艺术手段的丰富与技术的进步紧密相连。而正如马赛尔o马尔丹所说："电影色彩的真正发明应该从导演们懂得了下列事实的那一天算起，即色彩并不一定要真实（即同现实完全一致），必须首先根据不同色调的价值（如黑与白）和心理与戏剧含义（冷色和暖色）去运用色彩?quot; 一． 彩本身在电影中存在的合理性问题 最初毕加索想用彩色绘制他的名画《格尔尼卡》，但最后只是用了黑白两色。在美术史中，图形与色彩的争论古已有之，这种争论无疑也延续到了电影创作中。人们担心色彩只是一种着色手段，徒有其表，或者太过重视这种形式而脱离了叙事。这在色彩进入电影的二十年中一直是理论界和创作界争论的话题。 在六十年代，一些电影家毫不怀疑地把色彩看作是运动的对立物，费里尼曾称?quot;色彩即静止。"马赛尔o马尔丹也曾说："所有生理和心理方面的试验都证明，我们更多感受的是色彩的价值，而不是色彩本身，……何况在许多情况下，强烈和刺眼的色彩（先不谈其虚假性）是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感到不快的。简而言之，观众的眼睛是会真正盯视各种颜色的。我们不难看到观众自发地鼓掌赞美迸射出绯红、青蓝和紫红等色的日落景象；黑白片在美学上的威望要远远超过蹩脚的彩色片。总之，色彩是加重了影片的绘画感（使电影向绘画靠拢），但是，也因此而加重了影片的静态感。因为由于色彩魅力与感觉，影片显得缓重了，而这就必然会使故事产生一种呆板感，这同色彩吸走了注意力这一现象是不可避免地相联系的，但是导演又不敢去破坏色彩的魅力?quot;他还认为，彩色在音乐片、喜剧片、惊险片、西部片和一些非现实主义影片中的运用是成功的，但是另外一些影片则不宜使用彩色，如战争、死亡、暴力、恐怖及心理题材的影片。 在波布克的《电影的元素》一书中，他只用了短短的四段文字谈论色彩问题，并且总是与光和照明问题混淆在一起："所有的光都有自己的彩色，彩色情调照明的潜力只是在近年来才被认为堪与黑白相媲美，如果不是更丰富的话。在运用彩色情调照明时必须加以准确控制，因为彩色本身即能引起情绪反应?quot; 他们所表达的是其它电影家们共有的忧虑，即色彩以漂亮的影像抑制叙述。这与现代绘画的倾向刚好相反，当时的画家们都在试图运用色彩摆脱叙述性的再现。如果说色彩会吸引注意力、吸走叙事，那么我们不应该忘记，吸收与反射恰恰是界定色彩的唯一根据，被色彩吸走而留下的那一部分恰好构成影片的区别性特征。正如人们所说，任何形而上学都是隐喻的物理学。二． 色彩的句法 人们都知道，黑色、白色、红色、黄色、蓝色的感觉是无法加以约简的。在色彩的心理试验中证实了，有某些基本的色彩，如红、黄、蓝，在凡是能知觉到色彩的场合都会出现。这样一些基本色彩互相之间不发生关系，即它们不会统一在由一个共同的单一色相所组成的等级序列中，它们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性质，把它们并置在一起也不会产生张力，因为它们既不会相互吸引也不会相互排斥。然而在任意两个基本色，如红色和黄色之间却可以组成一个色彩等级序列。那些微妙的混合色彩，看上去就象从基本的色彩组成的等级序列中派生出来?quot;变调"或"变体"。这此基本色永远只能独立地出现在某个位置上，位于一个色彩序列的开端或结尾，因此在构图中永远不可能用它们作为过渡色，它们只能作为静止点和基调为各种混合色提供一个坚实稳定的参照架构，而那些不固定的紫色、绿色、橙色看上去似乎处在一种永不停歇的流动之中。 法国化学家谢弗勒尔曾提出一部关于色彩的语法，将光谱中的七种色彩当作字母，从这些色彩的关系中区分出三种对比类型：同性性对比、连续性对比和混合性对比。令人惊奇的是，他的竟然与后来的索绪尔研究语言的方法如此近似。同时性对比涉及人们在同时看到两种或多种颜色时所产生的变化，这对一些画家产生过重大影响，它主要不是一种和谐规律，而是一种结构或拓朴学，其重点在于并置的色彩所具有的关系。连续性对比则包含了眼睛对一个或数个色彩物体相继停止注视时，眼睛显现出其各种颜色的互补色的现象。混合性对比在某种程度上是前两者的综合：视网膜在看到一种颜色后，会在下一时?quot;看到"这种颜色的互补色，如果这一时刻外界又有新的颜色呈现，那么眼睛所感受到的将是上一种颜色的互补色与新颜色混合的结果。谢弗勒尔举例说：如果布商连续向买主展示十四块同样的红布，那么后面的六七块会被认为不如前面的好看，因为眼睛在连续看了七八块红布后，会自动呈现其补色绿色，这种绿色会影响对后面的那些红布的色彩体验。因此，最好的方法是，在看了七八块红布后，给他们看一些绿布，让眼睛恢复到正常状态。 实际上，同时性对比在绘画与电影中也常常被体验为后两种对比，因为眼睛在接触一幅画面时，总是从画面的一处移动到另一处，色彩依次出现在视网膜上，相互融合或抵消，这仍然是一种历时的体验。可见，连续性对比和混合性对比可以为电影家们提供从时间上配置色彩的规则，也构成一种色彩融合的生理模式。经验证明，最美的色彩乃是运动中的色彩，因为视觉场中一个运动的物体更明亮、色彩更鲜艳。这一切都在电影中有所体现：美术师如何选择色彩来构成节奏，摄影师如何掌控摄影机运动的方向和速度，直至剪辑师如何来结构一场场的戏。 在电影中，单一色彩的表意功能并不完整。色彩只有进入到结构层面才具有审美价值，只有在各个局部色调的相互关系（或者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语境）中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它的意义。爱森斯坦说：除非我们能够感觉出贯穿整个影片的色彩运动的’线索’，否则我们就很难对电影中的色彩有所作为。 三． 电影作品中的色彩感受 著名摄影师斯托拉罗曾说："色彩是电影语言的一部分，我们使用色彩表达不同的情感和感受，就像运用光与影象征生与死的冲突一样。我相信不同色彩的意味是不同的，而且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色彩的理解也是不同的。 约翰内斯o伊顿在他的《色彩艺术》中指出，色彩美学可以从印象（视觉上）、表现（情感上）和结构（象征上）三个方面进行研究。色彩作为一种视觉元素进入电影之初，只是为了满足人们在银幕上复制物质现实的愿望，正所?quot;百分之百的天然色彩"。直至安东尼奥尼的《红色沙漠》的出现，这部电影被称为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彩色电影，因为"安东尼奥尼象一个画家那样处理色彩，他使用了不同技巧来分离与构成色彩，以期创造出一种特殊的现实，一种与主要人物朱丽娅娜的心理状态一致的现实。"黄色的浓烟、蓝色的海、红色的巨型钢铁机械和房间，绿色的田野显示出安东尼奥尼对工业文明的理性思考。他对色彩的处理恰如冷抽象画家蒙德里安。 这种用色彩来表现人物心理世界的方法被一些电影家们屡次成功地使用。如文德斯的《柏林苍穹下》，影片一开始是摄影机在柏林上空的一个大俯拍，这是天使的视角，用黑白影像来表现这个巨大的工业都市，同时也表现出天使与凡人在感觉上的隔阂，直到天使爱上马戏团里表演空中飞人的女郎，决心放弃天使的身份成为一个凡人，周围的世界突然有了色彩。 斯托拉罗曾花了很长时间研究色彩对人的视觉和心理产生的影响，他研究如何用色彩把人物的情绪和情感形象化，他认为当人处在黑暗或蓝色中时就需要休息，而处在光线或黄色中时就有了活力。他在《巴黎最后的探戈》中对色调的处理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整个影片弥漫在扑朔迷离的黄色中，这是热情、欲望和疯狂的象征。在《旧爱新欢》中，斯托拉罗为每一个场景都设计了明确的色彩倾向，男主角的房间是绿色，女主角的房间是粉红色，客厅是白色，当两人吵架时，可以看到画面中绿色和粉红色呈现出强烈的对比。在《末代皇帝》中他用明亮的红与黄拍出了中国皇宫的金碧辉煌，给人以华丽隆重的视觉感受。此后在贝尔托鲁奇的《遮蔽的天空》和绍拉的《探戈》中，他延续了这种华美浓郁而异域情调的视觉风格，让人想起象征主义的大师莫罗。 象征无疑是表达影片意义的高度凝练而富有潜在的方式，在伯格曼的《呼喊与细语》里，那房间的红色令人印象深刻，仿佛是人的心脏，穿白袍的女人像来往于心室心房之间。正是在这内心般的空间里，艾格尼斯和她的姊妹们同受煎熬。 基耶斯洛夫斯基同样是一位善长象征地运用色彩的导演，他注重用不同色的光投射在人脸上以产生层次丰富的变化。《三色》之中数《蓝色》对影片的基调色最强调，蓝色的游泳池，蓝色的棒棒糖纸，缀着蓝色水晶珠子的灯饰，能一施笔墨的地方都不放过。然而漆成蓝色的房间显然最惹眼，并且他也多次渲染不同的光映在朱丽叶特·比诺什脸上的效果，表达她深陷于失去丈夫和女儿的悲痛中无法自拔的内心。《红色》中亮丽的女大学生瓦伦婷出现在红色的大幅广告牌上，基斯洛夫斯基按排了一位法律系的学生的重复出现，他住在瓦伦婷对街，但他们并不相识。每次他出场总会有一片红色在画面一角显露，一辆红色的轿车，一扇红色的门面，抑或一角红色的屋檐。我们通常是通过瓦伦婷的视角看到他匆匆进出的身影，他们周围的红色仿佛在暗示一份机缘近在咫尺。《薇罗尼卡的双重生命》整个运用了金黄色影调，光影斑驳，象征着一个女孩的细腻敏感的心理空间，影片整体都用了金黄色的滤色镜，所以看起来整个影调很温暖，是一种很平和的温暖，虽然它讲述的是一个忧伤的故事。法国的薇罗尼卡在屋子里被对面房子小男孩反射的耀目的红色光影唤醒，红光投射在她脸上，美伦美奂。克拉科夫的薇罗尼卡在雨中跑过水洼，逆光的镜头渲染出她出尘的美丽。晕黄的影子里薇罗尼卡在空灵的歌声中姗姗走来，她的书散落满地，正是那个两人相遇的经典场面。薇罗尼卡主观视点的镜头述尽了存在主义的意蕴。急速运动、旋转，时空的面具开始模糊，她们默默对视，人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人此在的荒诞，都在广场上薇罗尼卡茫然无助的表情和仓皇奔跑的人们身上散溢出来。 大卫·林奇的电影常常带有魔幻的成分，《蓝丝绒》里杰弗里偷窥多萝茜，她穿着蓝色的丝绒睡袍，涂着蓝色的眼影，红唇熠熠，显得神秘而诡异，那只被割下来的爬着蚂蚁的耳朵，与死人久久地身处一室……在大卫·林奇之前也许没有导演曾那样冷酷地表现过受虐和畸形的情欲。 象这样执迷地用色彩来表达象征意义的作品还有黑泽明的《梦》，库布里克的《发条桔子》和《闪灵》等。然而近年来也有作者不满足于仅仅在象征的层面上使用色彩，他们直接尝试用色彩来编码。 在格林纳威的影片《厨师、窃贼，他的妻子和她的情人》中色彩是被编码了的，这种符码化通常包含一种整体性：蓝色--停车场，绿色--厨房，红色--餐厅，白色--卫生间，黄色--医院，金色--藏书间。在一些访谈中格林那威已谈到了这些颜色的隐喻意义。可是色彩在运作时整个跟误察错看有关。例如，影片开始时艾伯特骂乔治娜穿什么黑衣服，她说穿着蓝衣服。事实上在餐厅里她穿的是红的，而在白色的卫生间她的衣服又变白了，还带着黑色的羽饰（她看起来象是《去年在马里安巴》里的德尔芬o塞丽）。这种"运作"跟雷奈另一部片子《天命》里的色彩编码相反，在《天命》里克劳德和索尼亚的厨房是黑白相间的，而卧室、床单、酒以及跟写东西的克利夫o朗安（吉尔居饰）有关的所有东西都是红的。在格林那威这里玩笑是迈克尔在餐厅是棕褐色，在卫生间也一样。而且在影片最后，里夏尔说了一大通话，为东西是黑色要价较高，说是因为"吃黑的食物就象是消费死亡"，而被煮熟的迈克尔依然是棕褐一片。在格林那威的《一个Z和两个O》里，动物园里的各种外来动物以表示色彩编码和隐喻色彩斑澜的巨嘴鸟和极乐鸟，代表被肯定的生活，而黑白条条的斑马，代表死亡和不可思议之物；在《画师的合同》里，奈维尔的黑白色的素描，相对于被画物的华丽色彩，其功能意义亦是一样的。可是在《厨师、窃贼，他的妻子和她的情人》中，格林那威仿佛是自言自语：很好，我将把色彩予以编码，这会把懒惰的观众过来让他们轻易地混入叙事，然后我会破坏这种编码，开个把玩笑，和他们逗逗乐子。塔伦蒂诺的《落水狗》显然也有这种倾向，一伙"职业的贼"策划了一起抢劫，彼此之间不知道对方的姓名、来自何处，他们所在的仓库和车内都被刻意地涂成了白色，他们之间互相的称呼是"褐先生"、"蓝先生"、"金先生"、"白先生"、"橙先生"和"粉红先生"。 如果有足够的视觉积累，或许我们应该专门研习电影中色彩运用的风格史，而在这里我只能用斯托拉罗的话作为结束："打从原始洞穴的第一幅壁画、埃及人的第一幅画，或弗兰西斯卡开始，人们就借由特殊的风格以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带有情感的故事工图像。我深信，无论何时，当你做一项设计，拍一张照片，或拍一部电影时，不管你有意无意，它都代表着两千年的历史累积?
吴宇森电影的特色： 他通常被称为“暴力美学大师”，实际上他的电影在暴力这层外衣下，着重的是描写人物之间的情谊，以及人与时代关系，对现实社会的一种迷茫，但是最好还是积极的，他善于借物抒情，寓情于物，像在他电影里经常出现的“白鸽”，“教堂”都是美好的象征。★在吴宇森的影片中，大多数主角都是杀手或江湖人物，但是他们一般都有着侠义的英雄气概。在片中，吴宇森会用很多的特写镜头来拍摄他们，而且在拍这些特写时一般都采用慢镜连接。 ★吴宇森的影片的情节一般都是警匪相斗、警探卧底或杀手对决，突出的主题一般是人的尊严、朋友的忠诚以及对手之间的仇恨。 ★在吴宇森的影片中一定会有以下场面：枪手横向腾空跃起，手持双枪于空中射击，在落地之前打倒几个对手，用慢镜来表现主角在枪林弹雨中闪避，同时配以主角脸上愤怒的表情；两人持枪对峙或三人交替用枪指着对方的头。 ★影片中的反角一般都是穷凶极恶，甚至连自己的手下也看不顺眼，但他往往有着极立体的性格。 ★在吴宇森影片中，会出现大段汽车（汽艇）追逐和枪战的场面，而且大多都发生在码头、港口或是废旧仓库中。 吴宇森电影档案 影响最深的电影导演：皮埃尔·迈尔维勒、山姆·派金帕、马丁·斯科西斯、黑泽明、楚浮、张彻影响最深的电影：《午后七点零七分》、《日落黄沙》、《独行杀手》、《七武士》
吴伟业诗史的文化背景论文
论文摘要：吴伟业“诗史”在明清之际诗坛上的出现，有其深刻的文化意义，它是中国数千年来所积淀的文化传统（包括诗学传统）与明清之际社会背景相互作用下的产物。既体现了诗史相通的文化底蕴和传统，又体现了明末清初的社会普遍心理，反映出当时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潮的变化。
论文关键词：吴伟业诗史文化背景
明清之际的诗人吴伟业有近一千二百余首诗作留存于世，其中以时事为题材的作品历来最为人所称道，人多以“诗史”目之。与吴伟业同时的作家尤侗曾评价道：“梅村身遇鼎革，触目兴亡，其所作……皆可备一代诗史”（《艮斋杂说》），最早为吴诗作笺注的程穆衡也认为吴诗“征词传事，篇无虚咏”，可以“诗史”目之，并称其为“少陵后一人”（程穆衡《肇悦卮谈》，见《吴梅村全集》附录四）；陆云士更是把他司马迁相提并论（见《吴诗集览》卷六），评价颇不菲，都揭示出了吴伟业诗歌的“诗史”特征。
吴伟业“诗史”在明清之际诗坛上的出现，绝非偶然的现象，它与中国数千年来所积淀的文化传统（包括诗学传统）和诗人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密切相关，是中国文化传统与明清之际社会背景相互影响下的必然产物。
一、诗、史相通的文化背景
从中国源远流长的诗歌发展史上，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中国诗歌自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始终传承着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注重现实性，面向社会人生，关注社会人生的命运，着重表达社会群体意识，诗人总是围绕着人生与自然、人生与社会关系的主题来抒写自己的社会愿望和人生理想。这无论是从草创时期的诗歌，如葛天氏之乐、甲骨卜辞和《周易》中那些具有原始歌谣意味的祷辞，还是从孔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诗说，自居易“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的新乐府诗，以及明清之际吴伟业的“有关时运升降、时政得失”（《且朴斋诗稿序》）的自觉创作上，都可以得到映证。诚然，在中国诗歌史上也曾出现过一些浪漫主义作家和为数不多的浪漫主义作品，但也应看到，其浪漫主义的背后，实际上蕴含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如李白，作为浪漫主义的大诗人，其创作从根本上讲也没有脱离现实主义，其创作精神、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恰恰同现实主义大诗人杜甫是相近的。清代刘熙载就看出了这一点，尝评论道：
太白与少陵同一志在经世，而太白诗中多出世语者，有为言之也。
太白云“日为苍生忧”，即少陵“穷年忧黎元”之志也；“天地至广大，何惜遂物情”，即少陵“盘飧老夫食，分减及溪鱼”之志也。（《艺概·诗概》）
总之，中国诗歌始终与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诗歌中社会人生的反映、现实情感的'发抒、现实理想的寄托无疑都呈现出各个时代具体的历史面貌，从外在的时代治乱兴替，到内在的人的心理状态、时代精神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内容都展现在诗歌中，从而使诗歌显示出特定时代的总体特征和气象。因此，从根本上说，诗人心目中的创作意识是一种与史家相近的历史意识，自觉或不自觉地，使诗歌与历史保持着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这种现象正说明了诗、史相通。
在吴伟业生活的时代，诗、史相通的观点已被人们普遍接受而形成了一股诗坛思潮，像黄宗羲在《万履安先生诗序》中就曾提出“以诗证史”、“以诗补史之阙”之说，杜浚在《程子穆倩放歌序》中还指出诗可“正史之讹”，钱谦益尝把《诗经》看作是国史，把孔子删诗视为“定史”（《胡致果诗序》），以及吴伟业在《且朴斋诗稿序》中明确提出“诗与史通”的观点，等等。这些都是基于当时文学家们对诗、史关系的认识和主张。
诗史相通的文化背景为“诗史”创作提供了先决的条件，使诗与史、文学与史学的结合和统一成为一种可能。而在吴伟业之前，已有司马迁、杜甫等人把这可能性变成了现实，为吴伟业“诗史”创作树立了榜样。从渊源上讲，吴伟业“诗史”是对司马迁、杜甫传统的继承。
司马迁之《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无疑达到了文学与史学的有机结合与高度统一，其创作精神，不仅体现在注重实录的唯物史观上，而且还体现在“发愤抒情”的写作态度上，毫无疑问，这对于张扬创作的主体性和凸显主体情感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可以说，“发愤抒情”的创作精神，使《史记》在对现实批判的基础上完成了史学与文学的结合，而成为“无韵之离骚”。
吴伟业则直接继承了司马迁的“发愤抒情”观来进行“诗史”创作。诚然“发愤抒情”一说由屈原在《惜诵》中提出，并非司马迁独创，但吴伟业所持的“发愤抒情”观，显然直接源于司马迁。他在《北词广正谱》的序言中说：“盖士之不遇者，郁积其无聊不平之慨于胸中，无所发抒，因借古人之歌呼笑骂以陶写我之抑郁牢骚……”在此，吴伟业显然沿用了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说法而加以发挥。他以“发愤抒情”来创作，无疑使他情感勃发，借诗歌以寄托他于故国沦亡之后的“无聊不平之慨”，使作品呈现出浓郁的抒情性。
继司马迁之后，再次将文学与史学结合在一起的是杜甫。其作品，“如太史公纪传”，为“古今绝唱”，被后人誉为“诗史”。杜甫诗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出现，其意义不仅在于它充分体现了《风》《雅》以及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而且还在于它是首次将诗与史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典范，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与史之征实、实录精神的汇流。他的创作，无论是述怀，还是咏物、叙事、怀古，都极力融人自己的忧乱伤时之志，鲜明地表达出社会愿望和理想，把他所处的唐王朝那种由盛及衰、万方多难的时代风貌囊括进自己的诗篇之中。
吴伟业则是继杜甫之后全力创作“诗史”的作家，在“诗史”创作史上其创作是第二个里程碑。吴伟业学习继承杜甫开创的“诗史”传统，除了明清之际板荡不安的社会与杜甫所处的“安史之乱”时代相似以外，还有一个文化上的重要原因，即吴伟业意在继承“明七子”的复古传统，其文学思想和创作都有直接秉承七子派的痕迹④。而“明七子”在诗歌创作上，主张古体学汉魏、近体宗盛唐，在创作中又都自觉地把杜诗作为主要学习目标之一。他们对杜诗的态度，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诗缘情”的角度出发，对杜诗中大量的以诗言理叙事的作法大为不满（何景明《明月篇序》），二是自觉地学习杜诗的现实主义传统和艺术手法，“即事名篇”，用诗笔来反映现实，褒善扬忠，斥奸骂谗。
而吴伟业则全然以创作实践来表明他对杜甫诗歌的态度。他对杜诗的学习，同“七子”一样，也体现在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和“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乐府创作手法上，如《直溪吏》、《临顿儿》、《芦洲行》、《捉船行》诸诗，赵翼谓“可与少陵《兵车行》、《石壕吏》、《花卿》等相表里”（《瓯北诗话》）。靳荣藩评吴伟业的《堇山儿》时说它“全仿古乐府而得其神似”（见《吴梅村全集》卷三诗前集三）。与“七子”学杜所不同的是，吴伟业则直接将现实主义精神自觉地运用到“诗史”创作中，全力结撰“诗史”作品。可以说“七子”的理论和实践是吴伟业学杜的一个铺垫，是杜甫到吴伟业之间的中介和过渡。
二、吴伟业“诗史”创作的契机——明清之际的沧桑剧变
前人论及吴伟业的“诗史”创作，都能认识到时代环境同他“诗史”创作的直接关系，如尤侗说他“身遇鼎革，触目兴亡，其所作……皆可备一代诗史”，《四库提要》言其“及乎遭逢丧乱，阅历兴亡，激楚苍凉，风骨弥为遒上”，等等，就点明了这种关系。我们考察他的创作，不能不着眼于这种关系去进一步探讨：时代环境为什么能对其创作产生影响并且产生了哪些影响？
“万古痛心事，崇祯之甲申”，公元十七世纪中叶，正是中原定居农业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两大不同类型的文化激烈冲突的时期，对故明王朝统治区的人民而言，甲申之变带来的不仅是战争的激烈震荡，而且是深重的民族压迫以及汉族士人难以接受的文化观念。当时民族压迫之巨、民族意识与斗争之烈亘古未有，汉族士人中抗清殉节者有之，甘居林下、耻食周粟者有之，屈节降清、出仕新朝者有之。而大多数人，故国旧君之思仍萦绕脑际，忠孝节义如芒刺在背，礼义廉耻似骨鲠喉，民族意识难以消除。即使在仕清贰臣中，“以降臣之手，写贞士之文”（缪荃孙《（有学集）跋》）者大有人在。
如龚鼎孳，仕清为官，犹“冀后世原心”，其《初返居巢感怀》诗云：“失路人归故国秋，飘零不敢吊巢由。”许多诗都深挚地表达了这种故国之思以及仕清后的痛悔，说明贰臣所怀有的“肠热之念，知耻之心，交圉于中”（《（有学集）跋》）的心态。明清之际民族意识之强烈，以至影响数代，且不说洪、孔尚任在剧作中极力张扬民族意识，连深荷清廷殊遇的王士祯、生于康熙年间的屈复等人也在诗文中不时流露故国之思。
作为故明官员，尝受崇祯帝厚恩，吴伟业本人也有相当强烈的民族意识，如崇祯十二年正月，身居翰林院编修之职的吴伟业有见于清兵大举入侵、明军节节败退时事，向崇祯帝上疏言退敌御清方略（见谈迁《国榷》卷九十七）。而在诗歌作品中，表达民族意识的例子则更多。如大致写于崇祯十一年的《再忆杨机部》诗：
国事艰难倚数公，登城遥望客征东。朝家议论安危外，兄弟关河风雪中。夜月带刀随破口，清秋摇笔赋从戎。书生表饵非无算，谁立军前跳荡功。
这首诗为佚诗，收入魏耕等人编的《吴越诗选》卷十二。诗中所缺很可能是“虏”字，因时忌而缺。它表现了诗人对抗清名将卢象异和投笔从戎的杨廷鳞等人的钦佩、崇敬，全诗充溢了极强的民族意识，这很可能就是诸诗集不敢收载的原因。又如写于顺治十年的《新蒲绿》，诗云：“甲申龙去可悲哉！几度春风长绿苔。扰扰十年陵谷变，寥寥七日道场开。剖肝义士沉沧海，尝胆王孙葬劫灰。谁助老僧清夜哭，只应猿鹤与同哀。”此亦佚诗，作于三月十九日崇祯帝忌日，当时明遗民私祭先帝于江苏太仓钟楼，吴伟业作此诗为迎神送神之曲（见冯其庸、叶君远《吴梅村年谱》“顺治十年”条）。而九月吴伟业即取道运河北上仕清，此诗足可说明他仕清时的心态。 “感时独抱忧千种，叹世常流两泪痕”，由于时代环境的因素，人们难以逃避严酷的现实，思想感情尤为强烈深挚，许多人不得不发而为歌诗，以抒其愤激不平之慨。钱谦益尝说：“兵兴以来，海内之诗弥盛，要皆角声多，宫声寡，阴律多，阳律寡，噍杀恚怒之声多、顺成缓之声寡”（《（施愚山诗集）序》），准确地道出了这段历史时期诗文的总体特色。而明清之际的诗文理论中，也有一个突出倾向，即强调“真”，大多要求诗人的感情要真挚内容要真实，风格要真诚，这无疑就是强调诗文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如吴伟业、钱谦益、顾炎武、黄宗羲等人都持有类似的主张。这种求“真”的潮流正是时代环境在诗坛上的反。
在这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学术领域出现了颇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史学著作的大量涌现，如查继佐之《罪惟录》、谈迁之《国榷》、朱国桢之《皇明史概》、黄宗羲之《明夷待访录》、夏允彝之《幸存录》，等等，不胜枚举。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无疑是人们历史意识的增强。而历史意识的增强，首先应归因于：明朝的灭亡，民族矛盾异常地尖锐化，再加上战乱不断，致使许多人痛感历史真相的湮没无闻，他们遂多以总结明亡教训出发，借史书载一代兴亡之迹，表达自己的历史见解，以示不忘故国旧君之意。如明史学家谈迁，于明亡后尤“注心于明朝典故”，以期完成崇祯一朝之史。他说：
史之所凭者，实录耳，实录见其表，其在里者已不可见，况革除之事，杨文贞未免失实；泰陵之盛，焦泌阳又多丑正；神熹之载笔者，皆逆阉之舍人。至于思陵十七年之忧勤惕厉，而太史遁荒，皇烈焰，国灭而史亦随灭，普天心痛，莫甚于此！（《清史稿》本传）
于是他“汰十五朝实录，正其是非，访崇祯十七年邸报，补其缺文，成书名目《国榷》”（《清史稿》本传）。
另如吴伟业编《绥寇纪略》、黄宗羲作《汰存录》，等等，都能体现这种心态。
其次，历史意识的增强也归因于：明清易代，非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顾炎武尝痛切地称为“亡天下”，满汉两种文化在此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汉族衣冠文化的存亡绝续受到极大的挑战。而广大的汉族士人并未因深重的民族压迫而消泯心中的民族意识，因而寓民族反抗情绪、存汉族衣冠文化传统成了不少遗民修史著述的衷曲。如黄宗羲，在明亡后起兵抗清，于桂王失败后，“知天下事无可为，乃作《明夷待访录》以见志”（《清诗纪事初编》卷二前编下“黄宗羲”条）。不仅如此，其所作《隆武纪年》、《赣州失事记》、《鲁纪年》等都是深有寄托之作，“皆所以庀史也“（同上）。又如明遗民查继佐作《罪惟录》，极力为明朝张本、为汉族立论之意十分明显。他将史可法、卢象异、杨廷麟、瞿式耜、张煌言等民族英雄列入《抗运诸臣列传》，又在《帝纪总论》中言：“明兴不介尺土，等汉之高祖。顾祓除之义，尤为卓绝。”查氏采用了《春秋》微言大义的传统修史方式来表明自己的汉民族立场和尊汉排满情绪。《庄子·天下》云“《春秋》以道名分”，《孟子》亦言：“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日：‘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查氏《罪惟录》之名即源于孔子之言，由此可见查氏之作深有寄托。
由于修史之风大盛，历史意识增强，影响到了诗文创作特色的诸多变化，许多作家在创作和理论上也不同程度地流露出向史学靠拢的倾向。首先，在理论上，如黄宗羲提出“以诗证史”、“以诗补史之阙”，钱谦益与吴伟业等人认为诗、史相通，不仅是有感于诗的特征，也是一种文学主张；其次，在创作上许多作家努力努力去反映现实，借诗文保存具有史料价值的事件，记载自己的真情实感。如汤燕生，作《赭山怀古》四章，诗中抒发亡国之悲以及对故国旧君的缅怀，被吴伟业目为“诗史”而大加赞誉（《清诗纪事初编》卷一前编上“汤燕生”条）。再如吴嘉纪，著名的遗民诗人，其《陋轩诗》中许多作品亦堪称“诗史”。
而屈节诗人钱谦益，编《列朝诗集》，以史为纲，以诗为目，记述有明一代诗人，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存诗，更重要的是借此寄寓故国之思，他自己就把它看成一部“心史”，黄宗羲和李慈铭、金堡都把它看作是一部与金遗民元好问《中州集》一样深有寄托的史学著作④。如黄宗羲在《姚江逸诗序》中说：“孟子日：‘《诗》亡，然后《春秋》作。’是诗之与史相为表里者也。故元遗山《中州集》窃取此意，以史为纲，以诗为目，而一代人物赖以不坠，钱牧斋仿之为明诗选，处士纤介之长、单联之工，亦必震而矜之。”陈寅恪先生尝引述金堡之言：“牧斋编《列朝诗集》，其主旨在修史，并暗寓复明之意，而论诗乃属次要者。”（见《柳如是别传》第五章“复明运动”）钱谦益在创作中，也常以诗存史，如其大型组诗《后秋兴》，步杜甫《秋兴》之韵，诗从郑成功进军长江写起，直至永历桂王殉难，被陈寅恪先生誉为“明清之诗史”。
修史的时代风气盛行一时，使吴伟业不能不受到极大影响。他身为故明翰林院编修，掌修国史，熟悉各朝各代故实及本朝典故，于社会事件有着特别的敏感，对明亡教训深有体会，社会中发生的风云变幻他也多所闻见，在修史这一点上，其好友也曾期许于他。谈迁于顺治十一年致书，期望吴伟业能据其闻见，将易代之际的人物行迹缀辑成帙，“如陈同父之《中兴遗传》、程篁墩之《宋遗民录》，则衮开幽籍，光回蠹简”（见《北游录·纪文》之《上吴骏公太史书》之二）；挚友彭燕又也曾赠诗于他，以修史期之@。这一切因素无疑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史官意识，使他在存史方面有所作为。他修史目的，在于总结明亡教训，寓哀愤与兴亡之感。抱着这样的目的，他终于修成了《绥寇纪略》十二卷，专记易代之际的人物行迹与社会风云。吴伟业的弟子兼好友黄翼圣之孙黄侃在《绥寇纪略》的序文中说：“呜呼！此书何为而作乎？盖悯明室之沦丧，叹神州之陆沉……其于人材邪正之关军国安危之际，未尝不三致意也。”尤可证其修史动机。
“诗史”，在很大程度上与史相通，其创作必然会受到存史意识的支配和影响，因此明清之际修史之风大盛，存史意识增强，必然会影响到吴伟业“诗史”的创作。然而，这种影响终究是外在的因素。对他本人而言，他于国变后的曲折经历与思想感情的重大变化，这才是他“诗史”创作的直接动力。他“身遇鼎革，触目兴亡”，正如他在《临淮老妓行》诗中借老妓冬儿之口说：“老妇今年头总白，凄凉阅尽兴亡迹”。故国之倾覆、中州之陆沉加上他本人的身世荣辱，终使他满怀哀愤之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使他自觉地在创作中坚持写实的原则，自觉地以诗存史，努力地把整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广大民众的普遍心态及诗人自己的哀愤之情载入诗作，以成一代“诗史”、心史。因此可以说，明清之际的沧桑巨变是吴伟业自觉将诗与史、文学与史学结合在一起的契机。
吴伟业被考证为《红楼梦》的作者一说来源于抚顺市社科院院长、研究员傅波和抚顺市地方史研究会常务理事钟长山。历经6年研究，抛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红楼梦》的真正（原创）作者叫吴梅村，即吴伟业，曹雪芹只是《红楼梦》前80回的重要增删、编修者。
傅波和钟长山认为，《红楼梦》中，“悼红轩”、“怡红院”、“红楼梦”等一些名词不是凭空而来。只有清初的明朝遗老才能写得出来，事实上明朝遗老在清初也写过大量的反清复明诗词文章。曹雪芹身处文纲森严的雍乾王朝，不会有如此气魄。
通过仔细研究《红楼梦》发现，较早版本的《红楼梦》中记载：“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
“《风月宝鉴》一书，乃其弟棠村序也”，把上述几个人名进行了一番组合，结果出现了“吴梅村”3个字。更为重要的是，相对于曹雪芹难以维持生活的窘境来看，曾经隐居10年的吴梅村具有写作这样一部鸿篇巨著的时间。
在他们之前，红学界早有人提出《红楼梦》的作者另有其人，但是一直没有定论。而傅波告诉记者，就算不追究真实的作者，曹雪芹只是《红楼梦》的整理者这是毋庸置疑的。
傅波表示，从他们目前研究的结果来看，《红楼梦》从开始流传时起，都不曾说曹雪芹为《红楼梦》作者。直到近代，专家们的一番考证，才最终形成《红楼梦》作者就是曹雪芹。
对于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真正作者的依据，傅波和钟长山找了很多：曹雪芹如果是《红楼梦》的真正作者，不会通过焦大、柳湘莲之口，当面辱骂曹家列祖列宗，也不会通过尤三姐托梦来诋毁他的列祖列宗。
并且，清代到了曹雪芹生活的雍正乾隆时期，文字狱严酷，这一部反朝廷的小说，曹雪芹怎敢轻易署自己的真名？
傅波和钟长山观点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到曹雪芹时，曹家早已败落，凭他的生活经历，不可能写出宛如帝王的生活场景，大量的细节如果不是生活在其中，是很难靠想像描写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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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明末清初诗人。先世居昆山，祖父始迁太仓。少时"笃好《史》、《汉》，受张溥赏识，收为学生。
崇祯四年(1631)中进士，授翰林编修，后任东宫讲读官、南京国子监司业等职。南明福王时,拜少詹事,因与马士英、阮大铖不合，仅任职两月便辞官归里。清朝顺治十年(1653)，被迫赴京出仕。初授秘书院侍讲，后升国子监祭酒。
三年后奔母丧南归，从此隐居故里直至去世。吴伟业生活在明清易代之际,仇视农民起义军,对清统治者也无好感。他屈节仕清，一直认为是"误尽平生"的憾事，在诗文中多有表露。
吴伟业是清初有影响的诗人，史推“江左三大家”——钱谦益、吴伟业和龚鼎孳，而真正有资格与“才名满天下”的诗坛领袖钱谦益并列的，只有吴伟业。钱氏兼宗唐宋，吴氏学唐，此后清代的各种诗派，大抵不出这二人的门户，足见二人对清代诗歌影响之深远。
钱谦益极口赞誉吴伟业的诗才，曾用“以锦绣为肝肠，以珠玉为咳唾”（《梅村诗集》钱谦益序）来形容吴伟业诗歌之风华绮丽。
康熙帝亲制御诗《题〈吴梅村集〉》：“梅村一卷足风流，往复搜寻未肯休。秋水精神香雪句，西昆幽思杜陵愁。裁成蜀锦应惭丽，细比春蚕好更抽。寒夜短檠相对处，几多诗兴为君收。”对吴伟业诗歌给予恰当中肯的高度评价，肯定了吴伟业诗歌地位。
吴伟业著有《梅村家藏稿》五十八卷，《梅村诗馀》，传奇《秣陵春》，杂剧《通天台》、《临春阁》，史乘《绥寇纪略》，《春秋地理志》等。大都是古代诗歌百花园中的佳作。
参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吴伟业
“长庆体”之称始于宋人,是对唐代白居易、元稹诗的泛称,所指较为宽泛。清以后,其内涵所指逐渐确定下来,成了以《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为代表的那种叙事风情宛转、语言摇荡多姿、平仄转韵的七言长篇歌行之专名。 就写作时间而言,《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皆作于宪宗元和年间,而不是穆宗长庆 821—824 年间;所以“长庆体”不是由创作的时代而得名。白居易《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诗中有云 “制从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作者在“制从”句下注云 “微之长庆初知制诰,文格高古,始变俗体,继者效之也。”白氏在为元稹所作《墓志铭并序》中亦云 “制诰,王言也。近代相沿,多失于巧俗。自公 指元稹 下笔,俗一变至于雅,三变至于典谟,时谓得人。”在“诗到”句下白氏则注云 “众谓元、白为千字律诗,或号元和格。”可见在白居易的笔下,与“长庆”年号相对应的是“制诰”,与“元和”年号相对应的才是“诗歌”。 “长庆体”之称,是缘于白居易、元稹的文集名。长庆四年十二月,元稹将白居易的诗文编定为五十卷,命名为《白氏长庆集》;元稹自己的文集,亦题名《元氏长庆集》。尽管“长庆”仅四年时间,在元、白的创作中只是很短的一个阶段,但是作者本人表示认同,《新唐书·艺文志》载录作“《白氏长庆集》七十五卷”、“《元氏长庆集》一百卷”。宋人目录流传于今者,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亦均作《白氏长庆集》、《元氏长庆集》。可知宋代时,元稹、白居易的诗文均以《长庆集》之名行世,当时人们也习惯于如此称呼他们的文集。由此可以推定,“长庆体”即元白体之别名。 南宋戴复古《望江南》词上阕曰 “壶山好,文字满胸中。诗律变成长庆体,歌词犹有稼轩风。最会说穷通 ”此段意谓 宋壶山 宋自逊,号壶山 的诗歌有元、白之体格,其词则有辛稼轩的风味。刘克庄《后村诗话》评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曰 “余谓此篇与《琵琶行》,一如壮士轩昂赴敌场,一如儿女恩怨相尔汝。杜有建安、黄初气骨,白未脱长庆体尔。”这里的“长庆体”,实际代指元、白风格。宋释智圆《读白乐天集》有云 “龌龊无识徒,鄙之元白体……须知百世下,自有知音者。所以《长庆集》,于今满朝野。”宋人所说的“长庆体”,实际就是“元白体”。 由于元白诗中有律体、有古体、有歌行,所以它们也曾经都被目为“长庆体”。《瀛奎律髓汇评》载纪昀评白居易七律《余杭形胜》曰 “此所谓长庆体也,学之易入浅滑。”这是七言律诗可以称为长庆体的例证。纪昀又评李商隐《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诗曰 “直作长庆体,接落平钝处,未脱元白习径。中间沉郁顿挫处,则元白不能为也。”这是歌行可以称为长庆体的例证。《四库全书总目·<石湖诗集>提要》在评宋代诗人范成大的五言古诗《西江有单鹄行》、《河豚叹》时,说它“杂长庆之体”。这是五言古诗亦可以称作长庆体的例证。在上述场合所说的“长庆体”,就是泛指白居易、元稹诗歌的体式与风格,而不论它们是古诗、是律诗、还是歌行,也不论它们是短制、还是长篇。 这种情况后来发生了变化,“长庆体”成为了叙事长篇七言歌行的专名。明末清初之际,著名诗人吴伟业以七言长篇歌行的体式,表现王朝兴废的历史巨变,抒写诗人内心深沉的创痛。作品如《永和宫词》、《圆圆曲》等,脍炙人口,被诗家视作“长庆体”。其实吴伟业在继承元、白传统的同时,也汲取、熔铸了其他诗人的歌行创作经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曰 “ 吴伟业 暮年萧瑟,论者以庾信方之。其中歌行一体,尤所擅长。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韵协宫商,感均顽艳,一时尤称绝调。”这是说吴伟业对于初唐四杰的歌行创作有所借鉴,从中汲取了营养。朱庭珍《筱园诗话》 卷二 评曰 “吴梅村祭酒诗……七古最有名于世,大半以《琵琶》、《长恨》之体裁,兼温、李之词藻风韵,故述词比事,浓艳哀婉,沁入肝脾。”这是说吴梅村对于李商隐、温庭筠诗歌浓艳的词藻与哀婉抒情的技巧,有所借鉴。从这一意义说,吴伟业不仅继承了“长庆体”的诗歌体式,而且丰富了“长庆体”的诗歌艺术,从而将这种诗体的艺术成就推向了高峰。 在唐代,“长庆体”的创作固然以白居易、元稹为标志,然而这种转韵的七言歌行体式在元、白之前实际早已存在。骆宾王、卢照邻、刘希夷、张若虚、王维、李白、杜甫、高适、崔颢等,都有这种转韵的七言歌行体诗。所以胡应麟《诗薮》评曰 “李、杜外,盛唐歌行无赡于此,而情致委婉,真切如见。后来《连昌》、《长恨》,皆此兆端。”白居易、元稹正是在初、盛唐众多诗人歌行创作成就的基础上,开创了“长庆体”。 作为长篇歌行的“长庆体”,在内外两方面均有着显明的特色。从诗歌体式上说,它是一种“半律半古”的诗体。它不像排律之不能换韵,必须遵照平仄的规定。又不像一般的七古追求古直,尽量避免律句。对比七排而言,它显得活泼灵动、摇曳多姿;对比七古而言,它显得青春俊秀、精丽雅致。诗语或属对、或散行,如同行云夷犹、流水宛转,跌宕回旋,无不如意。而用韵则平仄互换,更生发出一种特殊的音响效果。在内容上,它具有“诗体小说”的特征,多讲述具体的人生遭遇、或描述帝京宫苑的兴废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时空跨越之久远辽阔，内容之丰富繁杂为学人所共知，但孔子评之，则“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举重若轻，以简举繁，一言穷理，以少总多，将非常繁杂的文学现象浓缩为三言两语、一句话、一个词甚或一个字，话语不多，却一字千金、境界全出。这是中国古代文论思维及言说方式的重要特征之一——整体浓缩性。 古代文论思维方式的整体浓缩具体表现在文体论、作家作品论和时序论等方面。曹丕《典论·论文》首开文体论，用“雅、理、实、丽”四个字分别概括“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八类文体的艺术特质。陆机《文赋》直承《典论·论文》的言说方式，用并列词组形式描述10种文体的特质。刘勰的文体论，多一言以蔽之。如《文心雕龙·定式》：“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丽”。其中“典雅”、“清丽”、“明断”、“核要”、“弘深”、“巧丽”等是对相应文体的最精要的表达。在作家作品论中，古代文论也时常运用整体浓缩性的表述，虽为片言只语，却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精妙传神地把握住了作家作品的艺术神髓。试举数例以说明之。评阮籍、嵇康文学风格的异同，《文心雕龙·明诗》有“嵇志清峻，阮旨遥深”。一清峻，一遥深，勿须多言，读者对两位作家的人格魅力、作品风貌就心领神会。李、杜才学风格迥异，前人评述汗牛充栋，我们以为都不及严羽《沧浪诗话》的一句话：“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李杜双星，光照千古，着“飘逸”、“沉郁”而风神足俱，他言已显多余。郊岛并称，同为苦吟，苏轼《祭柳子玉文》有“郊寒岛瘦”，堪称妙评。如果说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一言以蔽之尚且不是太难，那么对一个时期、一个朝代的文风作高度浓缩性的表述则确非易事。古代批评家往往有俯瞰宇宙、弥纶百代的眼光和胸襟。他们以这种眼光和胸襟“统百代而论诗”（叶燮《原诗·内篇下》），雄视上下几千年，往往会有许多独到的体会和领悟。如“建安风骨”、“盛唐气象”，非常允当地抓住了一个时代的风神气貌，以至于后代文学史家言建安必言风骨，论盛唐必论气象，离开了风骨、气象似乎无话可说。《沧浪诗话》云“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理”和“意兴”都是极为精当的表述。后代论唐论宋有多少著述，表述不尽相同，但似乎都未能超出严沧浪的审美视角。作为一种思想方式，整体浓缩性渗透到中国文学的方方面面，可以说中国文论家们在表述整个文学流程时都尽力用浓缩精妙的语言。这是对文学的印象式的整体把握，妙在直入主题，把握住了对象特质的主要方面，而对其枝叶细末则去之不顾，即一言道破天机。古人所谓“立片言以居要”（《文赋》）、“简言以达旨”（《文心雕龙·征圣》）、“一言穷理”（《文心雕龙·物色》）等，都说明了这层意思。 古代文论整体浓缩性特征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从文化传承来说，中国文化善于以简治繁，举重若轻。世间万象，千变万化，其运转之规则理应纷繁复杂，中国的哲人却一言以蔽之“一阴一阳”。以阴、阳两字来统观世间万象，是何等高度浓缩的表达。这一思维方式直接启示了后代的文论表达。姚鼐提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受《周易》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复鲁絜非书》以阴、阳论文学，生动地说明古代文论思维方式的高度浓缩性特征。中国文论浓缩性特征还受文化经典的启示。在我们早期的典籍中，整体浓缩是一重要特征。《尚书·尧典》的“诗言志”，作为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朱自清《诗言志辨·序》），把诗歌广博丰赡的内容浓缩为一个“志”字。《老子》试图用“道”去把握天地人生，去领会世间万物。道家的整个思想也可以用一个“道”字来概括。儒家的经典《春秋》，内容上“微言大义”，语言上“一字褒贬”。对中国文论更具意义的是，《春秋》的这一特色被文论家们所关注并反复称引。《文心雕龙·宗经》说：“《春秋》辨理，一字见义。”儒道文化是古代文论思想智慧的基石，其思维方式是中国文论浓缩性特征的滥觞。后来的玄学主张“言不尽意”，禅宗主张“以心传心，不立文字，”虽有“重意轻言”之意，却从另一方面促使文论家们用最精要的语言去把握文学的真谛。 ,并且从一人之离合透视政治的弊端,从一地之兴废考察一代的盛衰,以寄寓故国之思、兴亡之感。从细微处落笔用墨,构思贴近常人,形象宛转,以小见大,在铺叙中表现深沉的时代与人生的重大主题,这是“长庆体”诗歌的显著特征,也是它的文学魅力之所在。 “长庆体”相对固定的题材类型有二 一是通过铺陈某一人的遭遇,以见朝廷政治的得失。有写帝王后妃的,有写歌女舞妓的,也有写平常百姓的,重要的是其生平经历皆足以折射一个时代的脉动。此类型由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开其端绪,晚唐韦庄有《秦妇吟》、吴伟业有《圆圆曲》、樊增祥有前后《彩云曲》等,都是这一类的作品。二是通过描写某一宫廷苑囿的变迁,以见国运的兴衰,从中寄托对于朝政的殷忧。此类型由元稹《连昌宫词》开其端绪,吴伟业《永和宫词》、王闿运《圆明园词》、王国维《颐和园词》等,都是这一类的作品。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参考资料：
既然你说“不可能写出宛如帝王的生活场景，大量的细节如果不是生活在其中，是很难靠想像描写出来的。”为什么不能是明朝灭亡时，幸存活在民间的明朝皇室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