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嫡长子继承制度的发展和演变 摘要:嫡长子继承制度是我国古代皇位继承的重要方法是我国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古代政治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浅析嫡长子继承制度在其漫长的统治时期所发生的变化和作用。 关键词:嫡长子继承制、皇位继承、昭穆制度、专权乱政 皇位继承制度是历代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这是因为把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宝座万世一系的传给自己的子孙以“奉宗庙之重统无穷之祚”乃是各朝各代最高统治者的共同心愿。“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震动”二千多年来封建统治者把预立太子看作是国家大事天子传子宰相传贤传子为求政局安定传贤是求国家的治理天子之子并非一人而诸子又无不觊觎最高的权位于是为求政局安定在诸子中难以继承皇位必须有确立的法制不然祸起萧墙政局必难安定这便是历代册封太子的原因。自汉代以来封建法律就确立嫡长子继承皇位的制度。 一、嫡长子继承制的发展。 中国古代皇位的嫡长子继承制确立于西周时期,是周公“制礼作乐”的重要内容。皇位的嫡长子继承制是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才确立起来的。是古代最主要的皇位继承制度 自先秦至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皇位的继承结合宗法制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即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皇位应由正后所生的长子为法定的第一继承人如长子早殇有子则立其子无子再由嫡次子顺序继承只有在正后无子的情况下才考虑册立庶生之长子。皇帝无子再依据昭穆亲疏的顺序选立继位之人。嫡长子继承皇位意在求得政局安定但嫡长子并非个个贤能因而诸皇子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又成为不可避免。如果在建立太子的问题上再加以君王的亲疏爱憎以及后宫、宦官、外戚的干政则斗争更加激烈由此而酿成祸乱者从秦二世诈立为帝到清世宗阴谋夺位可谓不绝于书诚如唐初大臣刘泊所说“太子宗兆是系善恶之习兴亡在焉” 封建制度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历朝历代的皇位继承虽起于嫡长子继承但是却少有真正将嫡长子继承执行的且看下列数据秦朝,是中国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而始皇嬴政、二世胡亥、末帝子婴的即位都不是依嫡长子继承制。两汉时期,皇位继承有些复杂。西汉210年间共11位皇帝。“据《汉书》帝纪统计,除高帝为创业之主,平帝为王莽傀儡外,惠、景、元、成4帝皆以嫡长子继承皇位,文、宣、哀3帝为外藩入继大统,武、昭2帝则是因嫡长子被废而得继位。”东汉王朝195年间共有12位皇帝。“根据《后汉书》帝纪部分统计:其中除光武、献帝外,明、和、殇3帝均是因废长立幼而即位,安、质、桓、灵4帝都为外藩入继皇位,只有章、顺、冲3帝勉强算是嫡长子继承。”可见,两汉的皇位继承制度相当混乱,嫡长子继承制也没有得到较好地执行。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以嫡长子身份继位的皇帝仅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例如, “曹丕的继位并不是由于他居长,而是由于他的谋略和实力更胜曹植一筹。司马昭以兄弟的身份继承司马师之位。司马炎的继位也是由于他谋略高且有大臣贾充等的支持所致。”隋朝时,隋文帝杨坚废长立幼,隋炀帝杨广继承皇位,成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使隋朝仅两代就灭亡了。唐朝,包括武则天在内,有21位皇帝,只有德宗和顺宗是按嫡长子继承制度即位的。宋朝18个皇帝中只有3人是嫡长子即位。元朝由于蒙古旧俗的影响,皇位继承制在汉制和旧俗之间摇摆,从而未能确立起相对固定的嫡长子继承制,导致争夺皇位的战乱频频发生。明朝的16个皇帝中也仅有5人是嫡出。清朝皇帝无一人是以嫡长子身份继承皇位的,采取的是秘密建储的继承制度。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 “在中国从秦至清二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只有2/5的皇帝是依靠嫡长子继位制登上皇位的。 这其中我们重点探讨一下唐朝。有唐一代包括武则天在内凡二十一君这二十一君得继大统的情形大致是一按制度而即位者只二君即德宗和顺宗二以权臣而立者有五帝三为宦官所立者有代、宪、穆、文、武、宣、懿、僖、昭九帝四因特殊事变而立者为高祖、太宗、肃宗五因稳定政权而立者为玄宗六为大臣争立者有高宗、敬宗七因母后干政立而废废而立者有中宗、睿宗八因皇帝宠幸阴谋而立者为武后。二十一君以嫡长子而立者唯穆宗一人以长子而立者有代宗、德宗、顺宗、宪宗、敬宗、文宗、懿宗七帝。唐代是我国封建时代繁荣昌盛的朝代统治近三百年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进步远远走在世界前列而它的皇位继承制度却是如此混乱实在令人惊异。于此相比其实唐朝的立储制度已经是相当完善了。太子位为储君是皇位的法定继承者因此立储便成为封建政治中的一项大事统治者为此煞费苦心隋唐制定了隆重的册立太子的礼仪设置了规模庞大的东宫官署机构经常使太子监国、佐理军国大事并随军出征以期太子在继位前就对全国政治有所历练和全面的了解。这一切本来都是为了稳定政权和顺利接替然而事与愿违不但如上述相继发生过隋炀帝夺位唐太宗杀兄夺储等事而且即使是号称一代明君的唐太宗李世民本人也不免陷入立嗣的深重烦恼中他一废太子李承乾再黜魏王李泰三立晋王李治四欲立吴王李恪。面对诸子弟争夺储位的极为激烈的纷争他自叹“我心诚无聊赖”竟“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 二、嫡长子继承制度的演变 按照儒家的理论皇权既然是由天授予当然是终生的世袭的皇统是不能随便更改的即所谓的万世一系。为稳定皇室内部的继承秩序又结合宗法制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如果这样的规定完全被遵守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争吵纠纷也不存在因此而引起的骨肉相残、宫廷喋血了。但是历史往往并不按照任何人主观规定的轨道发展正因为皇位意味着最高的权威最大的荣华富贵它从来都是独占的、绝对排他的。所有礼教的宗法规定都无法真正遏制住对此的觊觎之念无法真正限制住各种夺位阴谋政变的相继发生。究其历代嫡长子继承大致演变为两种形式兄终弟及制以皇帝弟弟的身份做为皇位继承人即“皇太弟”也是储君具有继承皇位的权力是合法的继承人。在皇位传承史上影响最大的兄终弟及事件是宋太宗赵光义继承其兄宋太祖赵匡胤而为皇帝。其实诸如此类皇位继承制度可以说是嫡长子继承制的某种变化大部分是在嫡长子继承制没能得到执行的情况下衍生出的一系列情况密建皇储制是清朝统治者在皇位继承制度上的一大创造。皇帝生前秘密确定皇储写下遗昭秘而不宣驾崩后由大臣当众宣昭被立为皇储者即刻登基被选的人不分嫡、庶、长、幼唯以具有统治才能能胜任皇帝之任最符合根本的统治利益为准。 三、嫡长子继承制没能得到完善执行的原因 第一,由于封建社会是“君天下”的社会,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因此即便是宗法制度或是宗法观念,也约束不了皇帝们在选择接班人中的主观随意性。例如,唐太宗李世民就因为不喜欢太子承乾而想废掉太子改立魏王泰,最终导致了一场流血冲突。“另外,皇帝对于太子生母的感情变化,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变数。”因为嫡长子的身份是根据其母亲的身份确定的,一旦其母亲的后位不保,太子也就不是名正言顺的嫡长子了,他的地位肯定也会受到威胁。历史上由于其母亲失宠而丢掉太子位的人也比比皆是。 第二,皇室权利争斗的因素十分复杂,诸如后妃干政、宦官弄权、官僚集团的影响、以及皇帝与嫡长子性格、志趣不合或互相猜疑等均可导致嫡长子继承制形同虚设。这些因素都可以从唐朝的皇位继承中体现出来。 第三,正皇后无子或皇帝无后代的情况也会造成嫡长子继承制不能得到正常地施行。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往往会采取嫡长子继承制的一些变通的方法来传递皇位,如立皇长孙;兄弟相继;立子之贵者或长者;选择宗室子弟入继等。其实,就皇位嫡长子继承制本身来说,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传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同时他也肩负着使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繁荣安定的责任,这就对他的德行、才能等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嫡长子继承是一种只重视继承人先天的继承资格而不顾继承人才能的制度,因此它并不能保证产生一位能够胜任的皇帝,“从而在君主所拥有的制度化权力与其实际的政治能力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或不对称问题”,出现了合法性与合理性不一致的问题。而历史上出现的一些昏君、白痴皇帝、儿皇帝等,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 皇位继承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政治制度对古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但这种政治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使子孙可以万世永享对百姓的专制统治。直到清朝宣统皇帝退位封建王朝解体皇位继承制度才真正宜告结束。 参考文献【1】《中国政治制度史》韦庆远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 【2】《中国政治制度史》张晋藩、王超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2月 【3】《资治通鉴》卷193《唐纪》贞观三年 【4】《汉书》卷43《叔孙通传》 【5】《唐会要》卷四《储君·杂录
君道，即封建帝王治国的基本理念与统治权术，其核心内容是儒家所倡导的"仁政"、"仁义"原则。
这个问题为历代帝王所重视，因为它关联着国家的安定与王朝的巩固。
在中国历史上，对君道发挥最好的当属唐代贞观君臣。
他们同心协力，共同开创了辉煌的"贞观之治"。
一、健全完善、居安思危的贞观君道贞观时期的君道集中表现为：屈已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它基本上可以反映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主要方面，是君道思想发展的最高峰与最繁荣阶段。
（一）屈已纳谏 任贤使能
君道不只是由君主来完成与发展执行，而是在君臣共理的情况下，由君主为代表而施行的统治理念与权术，它是整个统治阶级最高层的使命。
在唐太宗时期，中国正处于贵族政治的最高峰，贵族是社会的精英，垄断一切统治权力。
为了更好地统治与治理好国家，他们必须认真纳谏与任贤使能，这是社会与时代对统治集团的精英们的要求。
在这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君臣关系，这是进谏与纳谏的基础，也是任贤与使能的关键。
反过来，帝王的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无疑又促进了君臣关系，从而巩固了统治基础。
太宗朝的君臣关系总体来说是相当融洽与亲密的。
太宗非常注意发展君臣关系。
他虚心求谏，认真纳谏，并正式开启了"君相议事，谏臣与之"的局面，这在当时是极为开明与有利的，它直接促进了贵族政治的大繁荣。
至于后来出现的谏臣无远见，廷议不能决等欠缺，则只是帝王具体操作过程中由多种复杂原因引起的，而在贞观朝，虽然存在其局限性，但却由于唐太宗坚强的个性、英雄的风度与自觉的精神，反而能使群臣避其疏漏以纠其见识寡浅。
加之唐初金谏魏征等都是刚正不阿、远见卓识的大臣，往往有敏锐而独到的见解，有利于问题的圆满解决。
这也是任贤使能的君道和良好的君臣关系在发挥作用。
太宗认识到任贤是重要的，而使能则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帝王统治国家的重中之重。
太宗这种治国理念使他能驱策英雄、网罗贤才而游刃有余，他网罗的皆为"贤臣"而非"忠臣"。
群臣文化素质很高，贞观宫廷盛况空前，大臣皆是文惊八方、政辉朝野之辈。
他们君臣关系之良好，大大推动了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发展。
唐初沿用与发展的自隋以来的科举制，太宗培育的垂范后世的良好政风"贞观风"，也都使得他能笼络中下层有才之士，在他周围形成一个高智慧的人才群体，这保证了他们君臣能共图唐王朝繁荣大业。
另外，太宗朝的省官开辟与发展了"无为而治"的新局面，其精兵简政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与群臣能力的发挥，也使得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观察唐初社会，以从更深层次提出建议与意见，从而更有效的推动社会的稳步发展和政治统治的成熟，这也是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得以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推动条件。
这些都为大唐的兴盛打下了坚实基础。
正如乾隆皇帝所言："盖自三代以下，能用贤纳谏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焉。
"①
（二）恭俭节用 宽厚爱民
这两方面是贞观君道的关键方面，也是唐代繁荣的重要前提。
中国的贵族政治发展到唐初已达鼎盛，由于社会基础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动以及科举制度的发展等原因，贵族政治盛极而衰的迹象开始出现。
为了更好地实现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换，以维护隋末以来乱极而治的大好政治局面，贞观之初，太宗曾对侍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②"若损百姓以奉自身，犹割股而啖腹，腹饱而身毙。
"③太宗身体力行，公卿俭约为先，整个社会兴起了一股俭约之风与宽厚习惯。
他们又大力推行轻徭薄赋、舒缓刑罚、偃革兴文，与民休息等温和政策，这些都为唐初经济的恢复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太宗君臣虽在贞观十七年前后日趋奢侈（这是历史和人性的悲哀，也是王朝历史发展的毒瘤。
），但却仍具有较长远的的眼光和较强的自制力，他们能将已欲与人欲密切联系起来，其贵族血统的开放心态使他们能保持一种理性思维。
他们君臣身上仍很大程度上带着的雄武之气与流淌着的野性的血液，刚创建唐王朝的喜悦与 *** 尚未得以完全发泄，这些转移到这方面，也使他们比较容易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投身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大发展中。
另外，唐朝宰相制度的发展与唐初宰相权势的相对扩大，尤其是贞观君臣论政和宰相封驳权等有利于制约皇帝的随心所欲，有力地减缓了帝王的不良发展倾向，也有利于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实现。
乾隆皇帝曾归纳良好的君道在于知人和安民。
这是千古帝王治世之要道。
贞观君臣不仅做到了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而且还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所以贞观君道能呈空前绝后之繁盛，为历代帝王君道之冠。
二、错综复杂、参差不齐的帝王君道中国封建帝王君道在大发展的同时，又呈现错综复杂、参差不齐之势。
有的开传统而又与传统君道相对立，有的总体上合乎传统君道，有的又在特定条件下部分调整。
在这其中，时代的影响，尤其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发展演化和统治集团的变化对帝王君道的发挥有着重大影响 。
在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早期，君道呈现出不稳定发展状态。
由于政治、经济的发展尚未成熟，德治与法治两种统治方式轮流出现，到汉武帝时基本定型，此后随着中国封建政治、经济的发展，各朝统治者奉行的基本上都属于德治范畴。
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对帝王的君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与文化制度的发展对君道的影响则相对处于次要地位。
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最关键的就是由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与发展。
在贵族政治阶段，军人、贵族在政治上占有支配性地位，而他们当权的时期，也就是中国封建政治由产生、发展到成熟、繁荣的时期。
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的社会与政治是开放性的，这有利于君道的完善与成熟，是君道在总体上发挥比较好的阶段，在屈已纳谏、任贤使能两方面尤为突出。
贵族政治带来的贵族的高贵与开放心态、较为丰富与娴熟的政治阅历，使得他们有信心、有气魄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
当社会发展演进到唐朝，由于经济与文化基础的发展成熟和变迁，贵族政治发展到顶峰并开始衰落，逐渐向官僚政治发展，而官僚政治的严谨性与出身阶层的下层性，使得他们在总体上较为注重后二者：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
由于这两大阶层的相持与融合，他们彼此互相冲突与妥协，过渡时期的唐朝君道在总体上就既注重屈己纳谏、任贤使能，又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
无疑，唐中期以前在这方面做得最好。
此后，进入宋元明清时期，官僚政治已比较成熟，对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强调更为突出，而对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者虽然也时有要求，但却相对忽略。
宋明理学既由此而生，又在此中起了重要而不可替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它是君道理念侧重点发生重要转折的理论基础的顶点。
由此可见，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就对帝王君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与文化制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着与促进了帝王君道的发挥。
总体上来说，屈已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四者均是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重要组成方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而呈现出错综复杂与参差不齐的景象。
他们虽然大多都较重视这些方面，但可惜大都未能将之贯彻始终，反而使之割裂，故不能充分发挥威力。
他们顺应的大多只是各王朝的现实利益和统治集团的切身利益，却未能充分注意到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的类似点与共通点，仅试图用其中一部分来发挥君道的作用，岂有不偏之理？唐朝尤其是其中期以前，之所以能将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结合起来，并且使帝王在注重现实利益的同时，不自觉地综合运用了这四者，从而有了君道的大发展与繁荣，这四者的结合是极其重要的。
屈已纳谏可以使帝王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
谏臣着眼于细微之处，能给予及时的补救，而这就必然要任贤而使能，也只有更好地任贤使能，才会真正做到屈己而纳谏。
这样，在贤臣与谏臣辅佐下，帝王往往会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这又使得他有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前提与保证。
四方面相结合，帝国又怎么会不强盛壮大，帝王君道又怎会得不到良好发挥呢？ 注释：① 吴兢著：《贞观政要·清高宗序》第2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
②③ 吴兢著：《贞观政要·君道》第2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
唐朝 中外交往在大秦景教与匈奴通婚
经济方面;贞观之治时期，采取“静以抚民”的政策，减轻农民的赋税，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使得社会的生产力的得到提高。取得一定社会效益。对外交往方面：一面和草原的“突厥部落和谈，一方面聚集力量实行征服拓疆的准备。
方领 圆袖是汉族服饰的特代， 代表天圆地方，
中国古代服饰的总体特点是：以长、整、宽为主，重视神韵而略形体，有等级制度和礼仪性，体现儒家及天人合一等思想的影响。秦汉两朝服装凝重，唐代由于中原地区与外来民族文化经济的交流，服饰丰满华丽，（出现喜穿胡服），宋代服装理性，元代服装粗犷豪放，明代敦厚繁丽，清代服装细腻纤小。
由隋入唐，中国古代服装发展到全盛时期，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达，生产和纺织技术的进步，对外交往的频繁等促使服饰空前繁荣，服装款式、色彩、图案等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而这一时期的女子服饰，可谓中国服装中最为精彩的篇章，其冠服之丰美华丽，妆饰之奇异纷繁，都令人目不暇接。大唐二百余年的女子服饰形象，可主要分为襦裙服、男装、胡服三种配套服饰。下面借助古籍诗画，分而述之。一、襦裙服 系指唐代女子上穿短襦或衫，下着长裙，佩披帛，加半臂（即短袖）的传统装束。唐女襦裙装在接受外来服饰影响下，取其神而保留了自我的原形，于是襦裙装成为唐代乃至整个中国服装史中最为精彩而，又动人的一种配套装束了。襦，一般只长到腰，很短，是唐代女服的特点。与此相近的衫，却长至胯或更长。唐女的襦、衫等上衣是各个阶层的常服。元稹诗句“藕丝衫子藕丝裙”，张佑诗句“鸳鸯绣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欧阳炯诗句“红袖女郎相引去”。从这些诗句看，唐代女子着襦、衫已非常普遍，而且喜欢红，浅红或淡赭，浅绿等色，并加上“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的金银彩绣为饰，外观更是美不可言。襦的领口常有变化，襦衫领型有：圆领、方领、直领和鸡心领等。盛唐时代有袒领，即领口开得很低，早期只在宫廷嫔妃、歌舞伎者间流行，后来连豪门贵妇也予以。垂青，从唐墓门石刻画和大量陶制女俑来看，袒领流行开来，或许已经遍及黎庶，因而当时艺术形象中出现的袒领女装形象为数实在不少。裙，唐代妇女下裳为裙。这是当时女子非常重视的下裳形式。制裙面料多为丝织品，但用料有多少之别，通常以多幅为佳。裙腰上提高度，有些可以掩胸，下身仅着抹胸，外披纱罗衫，致使上身肌肤隐隐显露。如周昉《簪花仕女图》，以及周濆“惯束罗衫半露胸”等诗、画即描绘这种装束，这是中国古代女装中最大胆的一种，足以想见当时思想开放的程度。唐代裙的质料、色彩和样式均大大超过前代，可谓群芳争艳，瑰丽多姿。如唐诗中所涉及的诸多裙式有：“上仙初着翠霞裙”，“荷叶罗裙一色裁两人抬起隐花裙”、“竹叶裙”、“碧纱裙”、“新换霓裳月色裙”等。唐代裙色多彩，可以尽如人所好，多为深红、杏黄、绛紫、月青、青绿。其中尤以石榴色流行时间最长。李白有“眉欺杨柳叶，裙妒石榴花。”万楚五有“眉黛夺得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其流行范围之广，从《燕京五月歌》中可见，“石榴花开街欲焚，蟠枝屈朵皆崩云，千门万户买不尽，剩将女儿染红裙。”石榴裙最大的特点，是裙束较高，上披短小襦衣，两者宽窄长短形成鲜明对比。这种上衣下裙的“唐装”，是对前代服装的继承、发展和完善。从整体效果看，上衣短小而裙长曳地，使体态显得苗条和 修长。二、女着男装 女着男装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是较为罕见的现象。《礼记内则》曾规定，“男女不通衣服。”尽管事实上不可能这么绝对，但是女子着男装，常会被认为是不守妇道。唐以前虽然在汉魏时也有男女服式差异较小的现象，但那不属于女着男装，只有在气氛非常宽松的唐代，女着男装才有可能蔚然成风，即使这样，还应将一部分起因归于游牧民族的影响。当时影响中原的外来服饰，绝大多数都是马上民族的服饰。那些粗犷的身架、英武的装束，以及矫健的马匹，对唐女着装意识产生一种渗透式的影响，同时创造出一种适合女着男装的气氛。《旧唐书 舆服志》载，“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已明确记录下女着男装的情景。《新唐书 五行志》记，“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帝与后笑曰‘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虽说这太平公主此举有些恃宠撒娇，但也说明了唐初已经出现女着男装的倾向。女着男装的风气尤在大唐开元、天宝年间盛行。《中华古今注》记，“至天宝年中，士人之妻，著丈夫靴衫鞭帽，内外一体也。”《新唐书 李石传》记，“吾闻禁中有金鸟锦袍二，昔玄宗幸温泉与杨贵妃衣之。”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女子仿制男装，穿着男装，相当普遍。[if !supportLists]三、[endif]胡服 初唐到盛唐间，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契丹、回鹘与中原交往甚多，加之丝绸之路的骆驼商队络绎不绝，对唐代服饰影响极大。所谓胡人，是汉族人对北方民族的一种贬称，我们这里讲史，权且保留当时的称呼。随胡人而来的文化，特别是胡服---这种包含印度、波斯等很多民族成分在内的民族装束，令唐代妇女耳目一新。于是，一阵狂风般胡服热席卷中原诸城，其中尤以长安及洛阳等地为盛，其饰品也最具异邦色彩。元稹诗：“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地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唐玄宗酷爱胡舞胡乐，杨贵妃、安禄山均为胡舞能手，白居易《长恨歌》中的“霓裳羽衣舞”即是胡舞的一种。另有浑脱舞，枯枝舞，胡旋舞等对汉族音乐、舞蹈、服饰等艺术门类都有较大影响。所记当时“臣妾人人学团转”的激动人心的场面也是可以想象到的。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记，“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帽，妇人则簪步摇，衣服之制度衿袖窄小。”关于女子着胡服的形象或见于石刻线画等古迹。较典型者，即为上戴浑脱帽，身着窄袖紧身翻领长袍，下着长裤，足登高腰靴。《舆服志》云，“中宗后有衣男子而靴如奚、契丹之服”当为此种装束。四、小结 唐代服饰之所以绚丽多彩，有诸多因素，首先是在隋代奠定了基础。隋王朝统治年代随短，但丝织业有长足的发展。文献中记隋炀帝“盛冠服以饰其奸”，他不仅使臣下嫔妃着华丽衣冠，甚至连出游运河时大船纤绳均传为丝绸所制，两岸树木以绿丝饰其柳，以彩丝绸扎其花，足以见丝绸产量之惊人。至唐代，丝织品产地遍及全国，无论产量、质量均超过前代，从而为唐代服饰的新颖富丽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加之与各国各族人民广泛交往，对各国文化采取广收博采的态度，使之与本国服装融会贯通，因而得以推出无数新奇美妙的冠服。唐代服饰，特别是女子装束，不光为当时人们所崇尚，甚至于今日人们观赏唐代服饰，亦觉兴奋异常。这里没有矫柔造作之态，也没有扭捏矜持之姿。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充满朝气，令人振奋又使人心醉的服饰。其色彩也非浓艳不取，各种鲜丽的颜色争相媲美，不甘疏落寂寞，再加上金银杂之，愈显炫人眼目。
旗袍当然不能代表中国，旗袍是满清服饰，而满清入主中原是侵略。就像日本侵华，所以我们不能把和服当成中国服饰，跟不把旗袍马褂当成华夏衣冠是一样的道理。汉服是汉民族的传统服饰，跟满服有同等地位。是从三皇五帝时期到明末清初汉民族所穿的服装。特点主要是：交领、右衽、束腰、系带。
《唐诗三百首》应该有要找到的东西
从唐诗中的“月”浅析唐代诗人的忧患意识和感伤色彩论文关键词：唐诗；月；意象；忧患意识；感伤色彩论文摘要：月亮，向来是诗人的宠儿，与中国文学生而有缘，作为一种意象源远流长。唐诗中的月意象是古典诗词中最具魅力的形象之一。唐代的诗人或借月造境，或以月融情，将自己独特的人文、宗教体验寄予其中，展示了难以言表的情感流程，尤其是孤寂、凄凉、相思等感伤情愫。自古至今，人们描写月亮，赞美月亮，借月抒怀的诗歌比比皆是。这类作品尤以唐诗为甚，而唐诗中的月亮又经常与人们的孤寂、凄凉、相思等感伤情愫纠结在一起。本文主要从羁旅行役的思乡之愁、两地相思的哀婉情怀、人生感慨的哲理思辨、对月感怀的历史沉思几方面来阐释由唐诗中的“月”意象透视出的唐代诗人的忧患意识和感伤色彩。一唐朝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在璀璨、繁荣的唐代诗坛上，月亮从众多的自然物象中脱颖而出，成为唐诗中最典型的意象之一。那么，为什么月亮会如此受到唐代文人的青睐呢?诗歌中“月”意象的存在有其历史的渊源。首先，“它给人柔和、优美、完整的感觉”·；“月圆之时，发出清幽明亮的光，给人以视觉上的美感”-引；它那“由缺到圆、由朔到望的有规则的形体变化”，构成了其“形体美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月亮的这些美感特质都暗合了中国人的审美感知。原始社会中，初民所认识的月亮是与女性相结合的。在我国古代的传说或历史神话中有许多感月而孕的故事。《遁甲开山图解》：“女狄暮汲山下，泉水中，得月精如鸡子，爱而含之，不觉而吞，遂有娠。”《宋书·符瑞志》上记载：“扶都见白气贯月，意感，以乙日生汤，号天乙”等等。这都应该属于生殖崇拜的范畴。现在不少地方还有着小儿拜月、老人望月的习俗，人们仍是把月亮当作一种生殖崇拜物，渴望对月祈福得以儿孙满堂，人丁兴旺。在古老的传说中，月中捣药的是蟾蜍，又作“蟾蝣”、“詹诸”。《太平御览》卷四引《春秋纬演孔图》：“蟾蝣，月精也。”《淮南子说林》云：“月照天下，蚀于詹诸”。“蟾蜍本是一个为天所‘媚’，受天之恩的‘非类’。然而，它恩将仇报，斗胆蚀月，毁了天之‘目”’，所以月亮的阴晴圆缺变化常用蟾钩、蟾盘、蟾轮来指代。其次，诸如“嫦娥奔月”等有关月亮的一系列神话，更体现了月亮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地位。《淮南子·览冥训》中记载：“羿请不死药于西王母，嬗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汉高诱注：“妲娥，羿妻。羿请不死药于西王母，未及服食之，妲娥盗食之，得仙，奔人月中为月精也。”女性是月亮的灵魂，月亮是女性的诗化象征。自然地谈起月亮，人们不能不联想到嫦娥(又作姬娥)。她孤独地在广寒宫中忍受着永恒的寂寞，因而又成为诗人反复抒写的一个女性形象，作为月亮的灵魂被赋予了多重意蕴。月亮“伴随着神话的世界飘然而至，负载着深刻的原始文化内容”，“流转了中国广阔的心灵空问”，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生命感情和审美感情，成为高悬于天际的文化原型”。再者，月亮与中国传统审美追求相契合，“文人们对‘月亮’这个代表着阴柔、和谐、随顺与宁静的意象表现出特殊的偏爱并不是一种巧合，它是中国古代文人特别是唐宋以来一些以自然闲适、清净虚远、淡泊宁静为生活和艺术目标的文人雅士在生活情调和审美情趣上的必然反映”，这种反映恰恰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上的中国特色”。亘古不移的月亮总是莹莹地照着大地，照着有情众生。月光是柔和、迷蒙又清冷、朦胧的，似是蒙娜丽莎那浅浅的微笑。可以说，月亮在一定程度上孕育和生成了唐诗。在唐代，诗的显赫地位离不开月的激扬和烘托。李白、杜甫、王昌龄、孟浩然、李商隐……常是一卷在手，月下窗前，精心细品，沐一身月辉，抒胸中愁绪，法自然天趣，得万物之灵。由此，月与诗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入朝洛堤步月》、《江亭夜月送别》、《关山月》、《古朗月行》、《拜新月》、《月夜忆舍弟》、《江楼月》、《霜月》、《静夜思》、《江楼感旧》、《枫桥夜泊》、《春江花月夜》、《春色山夜月》、《峨嵋山月歌》、《正月十五日夜》……难以尽数的优美诗篇在月光的浸润中登上了唐代诗坛。唐诗中的“月”意象俯拾皆是：1．月的时间意象。月升月落，月圆月缺，契合着生命的轮回，因而古人常以“月”来感伤生命的易逝，岁月的飞度。李白从“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的醉意中探寻着“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的生命哲理，发出了“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李白《把酒问月》)的慨叹。2．月的边塞意象。“陇头明月迥临关，陇上行人夜吹笛”(王维《陇头吟》)的啜泣诉说，“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沈俭期《杂诗三首．其三》)的绵藐深沉，“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的幽怨悲亢，“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王昌龄《从军行七首》)的悲凉凄清……我们还可从盛唐边塞诗中真切地感受到“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王昌龄《出塞二首》其一)的浑融苍茫，“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王昌龄《从军行七首》)的雄心忧患。3．月的相思意象。如孟浩然“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的孤寂凄恻；王建“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的深沉蕴藉；钱起“二十五弦弹月夜，不胜清怨却飞来”(《归雁》)的郁怀难耐……在情感世界里，唐人的渴念甚为空灵，同样，爱情也甚是挚热。“待月西厢下”(崔莺莺《答张生》，一作《明月三五夜》)的痴心迫切，“落月满屋梁”(杜甫《梦李白二首》其一)的空虚寂寞，“月落星稀天欲明，孤灯未灭梦难成”(李端《闺情》)的深深痴情……月似乎是爱情的最佳见证，凄迷的月光引起的情思萦绕着爱的惆怅和迷惘。月所造就的相思意绪，莫不流淌着中国古人难释的生命情怀，莫不激发古人情爱思恋的浩歌。总之，“月”的意象是时光的飞逝，是情爱的寄寓，是人生悲欢离合的演绎……这其中蕴涵着诗人的忧患意识和感伤色彩，体现着他们不同的人生观。(一)羁旅行役的思乡之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月代表着团圆，寄寓着和亲人相聚的心愿与期待。然而，唐代的诗人们很少描写月下团聚的欢乐，却屡屡倾诉着离散的痛苦。月在漂泊迁徙的游子、独守空闺的思妇心中，不仅寄托着团圆的期盼，更是引发愁思、怅恨的讯息。月以其惨白凄清的光辉，孤独孑然的身影，唤起并契合了诗人们寂寞孤独的感伤之情。无论他是在踯躅旅途，还是在独守客舍寒窗，只要在月光的沐浴下，就会情不自禁思念起自己的家乡。借月表思乡怀远之情的莫过于杜甫的《月夜》：今夜廓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千。此诗是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八月杜甫被安史叛军所俘，于沦陷的长安月夜思家所作。诗的起首两句“今夜郎州月，闺中只独看”，作者看到的是长安月，但他更焦心的是他远在郧州的妻子对自己的处境何等的忧虑。“今夜”的“独看”与往日的同看形成鲜明对比，“忆长安”，百感交集。“遥怜”小儿女们天真幼稚，只能平添妻子的负担。一个“怜”字，饱含深情，感人肺腑。“双照”与“独看”相呼应，清朗的月光下，“我”身羁敌巢，诸事萦怀。整首诗不正面写自己对月怀人之情，而从写妻子对月怀念自己，泪流不止的情态人手，使怀人的愁思倍显具体、深切，匠心独具。全诗曲折有致，构思新颖，想象丰富，语丽而情悲。由于家是依附在故乡的土地之上的，所以游子思欲归家之情便会自然延伸为征人对祖国的深深眷恋。唐代边塞诗中抒情主人公钟情于把月亮作为其孤独失意情感的象征，借助“月”意象强化征人置身偏远异地、内心孤寂凄凉的特殊处境与感受，从而离开了战马嘶鸣、刀光剑影的阳刚之气，产生了阴柔之美。每当我们读到“一时回首月中看”(李益《从军北征》、“战罢沙场月色寒”(王昌龄《出塞二首》其二)等诗句时，便能体会到征人的深深哀怨。王昌龄的名作《出塞二首》(其一)曾被誉为是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它“音律虽柔，终是盛唐骨格”，其“悲壮浑成，应推绝唱。”J(诗人从“秦月”、“汉关”入手，月照关塞，尽显边地荒凉，征人辛苦，意境悲凉苍茫。“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气势雄浑，统摄全篇。唐代经常对外用兵，战争时起时伏，戍边的将士常年镇守边疆，置身在广漠无边的黑夜，孤寂、清冷。可以想见，他们的思乡之情是何等迫切，愁绪又是多么的深沉!面对一弯冷月，月下彷徨，忧苦之情难遏。“征人月”因饱含深沉悠远的历史内涵而尤其显得悲凉空旷。月亮那凄冷的光，为自伤飘零的人们添愁益恨，成了他们失意困顿、羁旅行役之苦的见证；他们努力寻求慰藉和归宿，于是流于文人骚客笔端的“月”又成了他们借以抒发愁肠百结的归乡之情的载体。“归家”这个永恒的文学母题积淀在唐代诗人心头的依恋显得格外的沉重，在这里，月亮成了孤臣浪子们启动乡愁，回归家园的精神寄托了。(二)两地相思的哀婉情怀唐代诗人还用“月”表殷切之爱，达别离之恨，抒发痴男怨女间的无限情思。花好月圆，是爱情美满的象征。满月之夜，清辉照人，正是情侣们互诉衷肠的美景良辰，但这天涯共对的一轮明月对于相隔两地的情人来说竟是这样的撩人心绪，勾起了多少离愁别恨。张九龄《望月怀远》便是一首怀人之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竞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起句意境雄浑阔大，气象高华。在这漫漫“遥夜”，远隔天涯的一对情人对月相思，久不能寐，一个“怨”字油然而生。三、四两句就以“怨”字为中心，“情人”与“相思”呼应，“遥夜”与“竟夕”呼应，月亮皎洁圆满的光华，更加让人难以入睡：“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相思不眠之际，有什么可以相赠呢?唯有满手的月光。这月光饱含哀婉的情思，真挚感人。明月似乎确实与思妇结下了不解之缘。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以孤篇盖全唐，可谓《全唐诗》的诗中诗。在《春江花月夜》里，月光从思妇心头流过，我们不难瞥见民间永驻的情爱光辉。诗人用民歌般清丽忧伤的笔调，将离愁别绪的缕缕情丝，客愁闺思的脉脉情缘娓娓道来。从“自云一片去悠悠”到“落月摇情满江树”：一切景语皆情语，极写春、江、花、月、夜五字之外的“情”字。“何处相思明月楼”是孤舟飘零的游子、阁中思夫的怨妇们共有的“相思”情结。“此时相望不相闻”到“江潭落月复西斜”：今夜月圆人不圆，既然只能“相望”，那么，倘能跟随“月华”，“流”到他的身边也好啊!然而这样也不能如愿，那就请“鱼雁传书”吧，却又“光不度(渡)”、“水成文(纹)”。至此，思妇望月怀人的凄美深情已逐层深入。“梦落花”——“月西斜”——“春欲尽”——“不还家”这一连串让人神伤的意象，极大地激起形影相吊的妇人心中思人、惜春的耿耿情怀。经过曲折、含蓄而又深沉的渲染，全诗自然地进入尾声：“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明月终于慢慢落下，情人却依然远隔天涯。诗人在极写一对恋人忠贞爱情的同时，又宕开一笔，喊出了“不知乘月几人归”的时代心声。这就使五字之外的“情”字有了新的色彩，余情袅袅，情深意远。(三)人生感慨的哲理思辨《春江花月夜》之所以能称得上唐诗中的一朵奇葩，还因为诗人引出了对江月与人生、永恒与短暂的哲学思考。面对这一轮孤月，诗人不禁发出了这样的人生感慨：“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这不仅仅是“梦境中晤谈”的“宇宙意识”~8J(P17s)，还是经人类生命情感浸润过的忧患意识。从明月初升——皎月当空——斜月西沉——落月摇情，这条生命网络直贯无穷的宇宙和有限的人生，从而使诗篇具有了崭新的思辨美和哲理美的意蕴。月亮也是超拔脱俗的人生志趣的象征。以李白的《月下独酌》为例：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月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这首诗以孤独之苦写乐，以乐反衬孤独之苦。相传写于天宝三年，当时李自供奉翰林，遭人进谗言被唐玄宗疏远，他无处诉说，只好借月下赋诗来排解自己内心的苦闷。诗人身在花间，手持酒杯，一个人登场，其孤独之感可以想见。孤苦实在难耐，于是诗人便把天上明月和自己的影子拉了过来。“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让人感到了淡淡的、难以言状的悲愁。在诗中，月被赋予了人的情感，诗人从澄澈、永恒的自然之月身上，获得了身心的宁静与升华，达到了一种超现实的审美境界，我想这便是文人士大夫追求的“道”家境界吧。再来看他的《把酒问月(故人贾淳令予问之)》：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诗人以体道合天的豪情，抒发了对永恒生命的渴望。“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诗人把人与月进行比较，从中感悟到了一种超越宇宙的永恒。李白的一生始终在“仕”与“隐”的纠葛之中难以自拔，于是用及时行乐、对酒当歌的呼吁来舒缓心头的压力。“唯愿对酒当歌时，月光常照金樽里”。酒是人间的奇物，月是天国的使者。在月下独酌的韵致中，孤独与充实、短暂与永恒都幻化为一片银色的月辉，与茫茫的宇宙浑然相融了。李白对月进行了永恒性的审美观照，而后，他忘却了苦闷与烦忧，感悟到生命的律动，实现了现实生命与无限宇宙完美统一。永恒而宁静的月亮，曾经引发了多少文人骚客关于宇宙人生问题的哲理思考啊!他们深沉的喟叹或多或少地流露出对于人生局限性的审美悲情。面对着月华如水的明月，诗人们总会生发许多感慨，或感于怀才不遇、仕途偃蹇、壮志未酬，或慨叹命运坎坷、时局黑暗、民生多艰……于是唐诗中又有了许多感怀之月。(四)对月感怀的历史沉思唐王朝从辉煌的盛唐逐渐走向衰败，面对依旧高悬的明月，中唐以后的一些文人心中难免会涌上一种凄楚的感觉。他们仍有着安邦治国的壮志雄心，对国事表现出极大的关注。诗人把自己的情感和对时事的感慨寄寓在重温历史的过程中，发出了盛衰无常、今昔兴亡的感慨。从而，月意象也被寄予了诗人宦海浮沉，人生失意的感慨和抚时伤世的悲悯情怀。刘禹锡在《石头城》中咏道：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石头城曾经繁华一时，而如今，当年从秦淮河东边升起的明月，依旧多情地照着这早已残败的古城。“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诗人描写的是“故国”、“寂寞”的现实，反思的却是六朝近三百年的历史，是江月见证了这些朝代骤兴骤亡的悲凉历史。这秦淮旧月融进了诗人故国萧条、人生凄凉的感伤。还有“烟笼寒水月笼沙，夜?自秦淮近酒家”(杜牧《泊秦淮》)；“一夕小敷山下梦，水如环佩月如襟”(杜牧《沈下贤》)等等，这些“月”同样都带有历史的痕迹，笼罩着无限哀婉的色彩。即便是在盛唐，当诗人的理想被现实无情地击碎以后，在创作中便体现出他们人生价值的追求。杜甫的沉郁，子昂的悲慨无不由此开始。正是有开元盛世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才使诗人得以认清国家时事，关怀生命，具有了一种感时伤世的忧患意识。国难当头，时代又赋予了诗人更为严峻的历史任务。与道教的遗世高蹈和佛教的参禅坐忘不同，儒生士子多是“人世”的，他们注重的不是个性的自由和灵魂的升华，而是民族的荣辱和国家的安危。“诗圣”杜甫的诗歌不仅富有儒家的民本思想和人世情怀，而且也充分体现了儒家严谨整饬的特点和沉郁顿挫的忧患意识。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杜甫《旅夜抒怀》)怀古之作并不仅仅是在“发思古之幽情”，而主要是体现出诗人对于历史、社会、民生、自身命运及未来的沉思。需要指出的是，诗人们感时伤世，情感虽然凝重，但并不悲观。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状态历来是紧张的，自屈、陶、李、杜以来，有无数的诗人表达了对现实社会人生的焦虑。这种焦虑必然带来一种反抗，他们将个人的不幸与国家的忧患相结合，以宣泄或抗争。长期影响中国文人的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思想，也是形成这种意识的原因之一。诗人通过凭高远眺时的所见、所感，将忧时、忧世、忧己之情熔于一炉。于是就有了望月之时宦海沉浮的人生辛酸，报国无门的苦闷压抑。三综观从唐诗中“月”意象透射出的忧患意识和感伤色彩的种种体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爱情和青春本是人生最美好、最宝贵的。而我们却不难发现，除少数作品有明亮、欢快的色调外，绝大多数诗作都充满了哀怨、忧郁的色彩。在封建时代，自由美满的爱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此不得不唱出凄苦的哀歌。第二，民族的灾难，政局的危机，国家的前途堪忧，再加上诗人的身世之慨，凡此种种都通过“忧患”的面貌体现。第三，诗“可以怨”(《论语·阳货》)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使得许多失意的诗人们借月来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讯息，以寻求精神上的解脱。所以在边塞诗、怀古诗中总隐含着挥之不去的哀婉、寂寥的意味。唐诗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精华本着表现忧患意识的传统，体现出民族精神中深刻的悲剧意识。总体看来有两大共性：第一，唐诗中多表现伤春悲秋、离愁别绪、国仇家恨、世路艰难以及韶华难驻的感慨，令人掩卷怃然；其中出现的人物形象，大多是一些痴男怨女、游子思妇等等，他们孤单，他们寂寞，他们苦闷，他们悲凉。总之，他们身上几乎背负着人类全部的悲剧体验而艰难孤独地行进在历史的漫漫长途上，因此谓之悲剧性。第二，唐诗多以“月”的意象来表达泪、愁、恨、怨、叹等情感。不论是豪放诗人的悲慨苍凉，还是婉约诗人的缠绵凄怆，最终都逃脱不了感伤的调门，因此谓之感伤性。对于唐代诗人在诗作中体现的忧患意识和感伤色彩，我们不应持简单的否定态度。忧患意识、感伤情绪不免有消极的一面，但它也蕴藏着诗人对于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和积极肯定的人生态度。应该说，忧患和感伤是人类必定要向历史所付出的精神代价之一。在唐诗的“满纸荒唐言”中，我们看到的是诗人们对于美好人生、美好理想的一片痴情!唐诗中的“月”所折射出的忧患意识和感伤色彩，使得唐代诗篇因此又拥有了无限丰厚的精神感召力和汲取不尽的艺术美感。
杜甫（公元712--770），汉族，字子美，河南巩县（今郑州巩义）人，世称杜工部、杜拾遗，自号少陵野老，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诗圣，世界文化名人，与李白并称“李杜”。杜甫祖籍襄阳（今湖北襄樊市），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乃祖为初唐诗人杜审言，杜甫本人出生于河南巩县（今郑州巩义）。杜甫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被誉为“诗史”。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被后世尊为“诗圣”。杜甫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并有《杜工部集》传世；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杜甫的诗对后世影响深远。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以最普通的老百姓为主角，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生平详见《旧唐书》卷一九〇。 “三吏”、“三别”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杰作。它真实地描写了特定环境下的县吏、关吏、老妇、老翁、新娘、征夫等人的思想、感情、行动、语言，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现实和广大劳动人民深重的灾难和痛苦，展示给人们一幕幕凄惨的人生悲剧。在这些人生苦难的描述中，一方面，诗人对饱受苦难的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对官吏给于人民的奴役和迫害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他又拥护王朝的平乱战争，希望人民忍受苦难，与王朝合作平定叛乱。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是符合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面貌的。 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是杜甫到成都后的住所。
孟浩然生当盛唐，早年有志用世，在仕途困顿、痛苦失 望后，尚能自重，不媚俗世，以隐士终身。下面是小编为你 带来的唐代诗人孟浩然简介及其代表作，欢迎阅读。 孟浩然简介 孟浩然(689—740)，名浩，字浩然，号孟山人，襄州襄 阳(现湖北襄阳)人，世称孟襄阳。因他未曾入仕，又称之为 孟山人，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 孟浩然生当盛唐，早年有志用世，在仕途困顿、痛苦失 望后，尚能自重，不媚俗世，以隐士终身。曾隐居鹿门山。游长安， 应进士举不第。 曾在太学赋诗， 名动公卿， 一座倾服，为之搁笔。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招致幕府，后隐 居。孟诗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逸兴 以及羁旅行役的心情。其中虽不无愤世嫉俗之词，而更多属 于诗人的自我表现。 孟浩然的诗虽不如王维诗境界广阔，但在艺术上有独特 的造诣，故后人把孟浩然与王维并称为“王孟” ，有《孟浩 然集》三卷传世。 孟浩然代表作品 《过故人庄》 《春晓》 《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宿建德江》 《早寒江上有怀》 《田家元日》 《凉州词》 《夏日南亭怀辛大》 《秋宵月下有怀》 《与诸 子登岘山》 《秋登兰山寄张五》 《春中喜王九相寻》
君道，即封建帝王治国的基本理念与统治权术，其核心内容是儒家所倡导的"仁政"、"仁义"原则。
这个问题为历代帝王所重视，因为它关联着国家的安定与王朝的巩固。
在中国历史上，对君道发挥最好的当属唐代贞观君臣。
他们同心协力，共同开创了辉煌的"贞观之治"。
一、健全完善、居安思危的贞观君道贞观时期的君道集中表现为：屈已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它基本上可以反映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主要方面，是君道思想发展的最高峰与最繁荣阶段。
（一）屈已纳谏 任贤使能
君道不只是由君主来完成与发展执行，而是在君臣共理的情况下，由君主为代表而施行的统治理念与权术，它是整个统治阶级最高层的使命。
在唐太宗时期，中国正处于贵族政治的最高峰，贵族是社会的精英，垄断一切统治权力。
为了更好地统治与治理好国家，他们必须认真纳谏与任贤使能，这是社会与时代对统治集团的精英们的要求。
在这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君臣关系，这是进谏与纳谏的基础，也是任贤与使能的关键。
反过来，帝王的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无疑又促进了君臣关系，从而巩固了统治基础。
太宗朝的君臣关系总体来说是相当融洽与亲密的。
太宗非常注意发展君臣关系。
他虚心求谏，认真纳谏，并正式开启了"君相议事，谏臣与之"的局面，这在当时是极为开明与有利的，它直接促进了贵族政治的大繁荣。
至于后来出现的谏臣无远见，廷议不能决等欠缺，则只是帝王具体操作过程中由多种复杂原因引起的，而在贞观朝，虽然存在其局限性，但却由于唐太宗坚强的个性、英雄的风度与自觉的精神，反而能使群臣避其疏漏以纠其见识寡浅。
加之唐初金谏魏征等都是刚正不阿、远见卓识的大臣，往往有敏锐而独到的见解，有利于问题的圆满解决。
这也是任贤使能的君道和良好的君臣关系在发挥作用。
太宗认识到任贤是重要的，而使能则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帝王统治国家的重中之重。
太宗这种治国理念使他能驱策英雄、网罗贤才而游刃有余，他网罗的皆为"贤臣"而非"忠臣"。
群臣文化素质很高，贞观宫廷盛况空前，大臣皆是文惊八方、政辉朝野之辈。
他们君臣关系之良好，大大推动了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发展。
唐初沿用与发展的自隋以来的科举制，太宗培育的垂范后世的良好政风"贞观风"，也都使得他能笼络中下层有才之士，在他周围形成一个高智慧的人才群体，这保证了他们君臣能共图唐王朝繁荣大业。
另外，太宗朝的省官开辟与发展了"无为而治"的新局面，其精兵简政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与群臣能力的发挥，也使得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观察唐初社会，以从更深层次提出建议与意见，从而更有效的推动社会的稳步发展和政治统治的成熟，这也是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得以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推动条件。
这些都为大唐的兴盛打下了坚实基础。
正如乾隆皇帝所言："盖自三代以下，能用贤纳谏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焉。
"①
（二）恭俭节用 宽厚爱民
这两方面是贞观君道的关键方面，也是唐代繁荣的重要前提。
中国的贵族政治发展到唐初已达鼎盛，由于社会基础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动以及科举制度的发展等原因，贵族政治盛极而衰的迹象开始出现。
为了更好地实现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换，以维护隋末以来乱极而治的大好政治局面，贞观之初，太宗曾对侍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②"若损百姓以奉自身，犹割股而啖腹，腹饱而身毙。
"③太宗身体力行，公卿俭约为先，整个社会兴起了一股俭约之风与宽厚习惯。
他们又大力推行轻徭薄赋、舒缓刑罚、偃革兴文，与民休息等温和政策，这些都为唐初经济的恢复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太宗君臣虽在贞观十七年前后日趋奢侈（这是历史和人性的悲哀，也是王朝历史发展的毒瘤。
），但却仍具有较长远的的眼光和较强的自制力，他们能将已欲与人欲密切联系起来，其贵族血统的开放心态使他们能保持一种理性思维。
他们君臣身上仍很大程度上带着的雄武之气与流淌着的野性的血液，刚创建唐王朝的喜悦与 *** 尚未得以完全发泄，这些转移到这方面，也使他们比较容易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投身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大发展中。
另外，唐朝宰相制度的发展与唐初宰相权势的相对扩大，尤其是贞观君臣论政和宰相封驳权等有利于制约皇帝的随心所欲，有力地减缓了帝王的不良发展倾向，也有利于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实现。
乾隆皇帝曾归纳良好的君道在于知人和安民。
这是千古帝王治世之要道。
贞观君臣不仅做到了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而且还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所以贞观君道能呈空前绝后之繁盛，为历代帝王君道之冠。
二、错综复杂、参差不齐的帝王君道中国封建帝王君道在大发展的同时，又呈现错综复杂、参差不齐之势。
有的开传统而又与传统君道相对立，有的总体上合乎传统君道，有的又在特定条件下部分调整。
在这其中，时代的影响，尤其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发展演化和统治集团的变化对帝王君道的发挥有着重大影响 。
在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早期，君道呈现出不稳定发展状态。
由于政治、经济的发展尚未成熟，德治与法治两种统治方式轮流出现，到汉武帝时基本定型，此后随着中国封建政治、经济的发展，各朝统治者奉行的基本上都属于德治范畴。
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对帝王的君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与文化制度的发展对君道的影响则相对处于次要地位。
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最关键的就是由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与发展。
在贵族政治阶段，军人、贵族在政治上占有支配性地位，而他们当权的时期，也就是中国封建政治由产生、发展到成熟、繁荣的时期。
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的社会与政治是开放性的，这有利于君道的完善与成熟，是君道在总体上发挥比较好的阶段，在屈已纳谏、任贤使能两方面尤为突出。
贵族政治带来的贵族的高贵与开放心态、较为丰富与娴熟的政治阅历，使得他们有信心、有气魄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
当社会发展演进到唐朝，由于经济与文化基础的发展成熟和变迁，贵族政治发展到顶峰并开始衰落，逐渐向官僚政治发展，而官僚政治的严谨性与出身阶层的下层性，使得他们在总体上较为注重后二者：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
由于这两大阶层的相持与融合，他们彼此互相冲突与妥协，过渡时期的唐朝君道在总体上就既注重屈己纳谏、任贤使能，又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
无疑，唐中期以前在这方面做得最好。
此后，进入宋元明清时期，官僚政治已比较成熟，对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强调更为突出，而对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者虽然也时有要求，但却相对忽略。
宋明理学既由此而生，又在此中起了重要而不可替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它是君道理念侧重点发生重要转折的理论基础的顶点。
由此可见，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就对帝王君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与文化制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着与促进了帝王君道的发挥。
总体上来说，屈已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四者均是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重要组成方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而呈现出错综复杂与参差不齐的景象。
他们虽然大多都较重视这些方面，但可惜大都未能将之贯彻始终，反而使之割裂，故不能充分发挥威力。
他们顺应的大多只是各王朝的现实利益和统治集团的切身利益，却未能充分注意到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的类似点与共通点，仅试图用其中一部分来发挥君道的作用，岂有不偏之理？唐朝尤其是其中期以前，之所以能将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结合起来，并且使帝王在注重现实利益的同时，不自觉地综合运用了这四者，从而有了君道的大发展与繁荣，这四者的结合是极其重要的。
屈已纳谏可以使帝王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
谏臣着眼于细微之处，能给予及时的补救，而这就必然要任贤而使能，也只有更好地任贤使能，才会真正做到屈己而纳谏。
这样，在贤臣与谏臣辅佐下，帝王往往会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这又使得他有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前提与保证。
四方面相结合，帝国又怎么会不强盛壮大，帝王君道又怎会得不到良好发挥呢？ 注释：① 吴兢著：《贞观政要·清高宗序》第2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
②③ 吴兢著：《贞观政要·君道》第2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
1: 个性 • 生活 • 体验 你可以让你的生活如同午后阳光般和煦、温暖，也可以让它如暴风雨一样猛烈刺激。你的个性引导你的生活，从而带给你与众不同的生活体验。 ——题记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小强的母亲不幸患上的癌症，为了给母亲治病，父亲把所有亲戚家的钱借了个遍，家里已经一贫如洗。可这时争气的小强又考上了上海一所重点大学，父亲又喜又忧，喜的是儿子这么争气，忧的是实在没钱支付小强的学费，不幸的是父亲相继也病倒了。小强思前想后给上海复旦大学写了封信，把家里的实际情况向校长说明，希望学校能帮他申请到助学贷款，如果申请到贷款，他就可以圆了上大学的梦，如果不行，他将外出打工，等挣到学费后再上大学。后来这件事被媒体报道，记者问小强为什么不像其他贫困学生一样接受社会捐助去完成学业？小强坚毅的表示，一定要用自己的力量解决困难！这就是他的个性。 看了这篇报道，大家都在替小强着急，可小强却坚定地说：也许今后的路很难走，会遇很多挫折，一路走来挥汗如雨，可我决不后悔。但如果有成功的一天，我会问心无愧地说：我的成功是自己创造的。这就我的个性。如果我接受了大家的资助，那么将来就不会有那份属于自己的成功，就不会有为自己的学业艰苦奋斗的经历，就不会拥有经历过困难才能磨励出的坚强意志。 人需要有自己的个性，才能拥有与众不同的生活体验，要有自己的个性，才能找到真实的自我。世界上很难找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因为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特点。 个性引导生活，从而会给你带来与众不同的生活体验。 2: 禁毒 毒品是一种会致人于死地的物体。它呈白色粉末状，吸入它会使人走火入魔般无法自拔。 毒品会让人失去理智，人格扭曲，变得贪婪堕落，给社会带来许多不安定的因素；让和谐的社会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阴影；让成千上万的家庭支离破碎。染上毒瘾的人，对毒品就抱有依赖性，想再次戒掉它就成了比登天还难的事。 许多人在他们毒瘾为发作前，和平常人没什么两样，但当他们的毒瘾上来时，就会不顾一切代价，去买毒品来止住毒瘾。没钱的时候更会想到去偷钱甚至去杀人。而其原因只为了得到一小包白粉状的毒品，等待他们的最终是一副冰冷的手铐。许多有钱人和一些及富声望的官员，只为了尝试一下毒品对人体的吸引力，而越发堕落。最终成为了遭人唾弃的千古罪人。 毒品涉及全世界，每年都会有5000人为它而丧生。其中20~30岁的男女占85%。因为毒品，他们失去了年轻而短暂的生命。因为毒品十分稀少所以价格翻了又翻，有不少人都因为无能力支付毒品钱而感到痛不欲生。200元竟只贱得的一小半包白粉慢性死亡毒品！ 毒品理当被人唾弃、遗忘。它会让一个人失去家人，失去一切人间美好的事物，让他觉得人间已无值得他留念的了，从而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会让一个和睦的家庭，充满硝烟的战火。毒品会让人意志消沉，会促进一个民族的兴亡。为防止毒品的猖獗，让我们做好准备。 禁毒，是每一位合法公民的责任！ 3： 热爱战争 我想到战争时，并没有想到多么血流成河的画面，而从战争的破坏性背道而驰去想。 自古以来，“胜者为王”，从武力到智慧，都是经过这一点出发——战争，大家厌恶战争，是不能否定的，但人都是自私的欲望是源源不断的，从这一角度想，战争也是必要的。 战争，并不是单纯的危害，乱世出英雄。古代比比皆是：孔明刘备，才略过人；孙子兵法，叹为观止；毛主席周恩来也都是从战争中厉炼出来的精英。如此多的战争事迹，如此多的战后文明，给一代又一代幼小少年奉上一篇篇感之肺腑的精神洗浴洗涤，让一个个青少年得志在胸，让人领悟战火纷飞的英雄豪情。不是说我唯恐天下不乱，而是我热爱“战争”，热爱它对社会已经是一块必须的碎片，人人处安思危，共促进祖国建设以及发展，举着“落后就要挨打的旗号”共创一个又一个辉煌，战争已经是对文明建设的刺激，而不是马革裹尸的惨景。在发展空前绝后的兴旺时期，是惧怕战争为前进的火花和力量，人人都将保卫祖国当志向，使每个国家都齐头并进，显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战争”。 但是，并不是战争只是促进作用，人们对战争也有了间接的依赖，在我眼中如果世界上已经永远没有战争，世界只有和平与安宁，那估计世界要乱套，军人、保安、警察全部下岗；银行、保险、看管处全部倒闭；成群结队的人游手好闲，大批的枪支弹药与武器全部焚毁。。。。。在这种真正的“乱世”中，人类还会竞争吗？还会生存吗？答案是：不会。 结案陈词：只有战争才会给人类带来少许人口消亡，而没有战争时，人类灭亡。 4： 将功不能补过 汉·荀悦《汉纪·元帝纪》：“齐恒先有匡周之功，后有来项之罪，君子计功补过。” ------题记 中国人自早生活在浓厚的文化底蕴中，不少俗语早已在中国人的大脑中根深蒂固，“将功补过”便是其中之一，而如今细细看来，其实事实并不然。 不少人将纠正错误与“补过”弄混淆，纠正错误是指犯错者在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在承担责任的条件下，改正。而“补过”则是指，用另外一件事弥补自己的过错。从而达到“改正错误”的目的。仔细看来，后者是肯定不对的。虽说“将功补过”的观念在积极的一方面上可以鼓励犯错者树立信心，走出阴影，但同时也会助长不少人在犯错的时候抱有侥幸心理，从而使错误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我认为这里不得不提的一位代表人物便是大名鼎鼎的唐玄宗，他任命有才能的人，减轻人民劳役。在他的统治下，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经济空前繁荣，唐朝进入鼎盛时期，后人称这一时期为开元盛世。而在唐太宗在位的后期，却变得贪图享受，宠信奸臣，使得鼎盛的唐朝逐渐走向没落，最终爆发的“安史之乱”更是把唐朝推入了灭亡的深渊。然过去的事情已成为了历史，唐朝终究还是灭亡了，唐太宗的的“功”纵然在大，历史的页码却以永久的翻过，终不能在无法改变的遗憾中“补过”。 在生活中，你失去了别人对你的好感，比如失去了诚信，你可以用各种“功”来补你的“过”么？但有时就像你在墙上钉钉子，钉完后，你若拔出来，钉子没有了，但还会留下钉子造成的洞，人际交往亦是如此。你的“过”早已成为了你的历史，而你可以想尽办法去改写历史么？不能！都是大同小异。功即是功，过则是过，不可以相抵。 这足以证明，功不可以补过。 5： 我好想自由 小草想着大地,云儿想着蓝天;花儿想着蓓蕾绽放,小溪想着奔赴大海;而我,却好想得到自由． 从小到大,父母 、老师……总是束缚着我们,不许我们做什么,不许我们吃什么,不可以去哪儿……如果不照做的话,可有你受的了,所以只能乖乖地“束手就擒”．妈妈总说我还不懂事,维护我就像一张白纸,在她心中,我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虽然我有好多心事,却已不能说,与你知．难道就不能给我们留一点自己的空间吗?父母总是什么事都爱自做主张,不顺心时,总是爱把气发在不相干的人身上,也包括我．所以我好想自由,好想挣拖你们的怀抱,想小鸟一样自由自在的飞翔,想飞到哪就飞到哪儿,去遨游太空,没有你们的约束,没有你们的命令,甚至于连你们也没有．但这只是我的幻想罢了,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 对于我的这种想法,别人认为是不对的．因为毕竟是父母把我们辛辛苦苦养育大的,没有父母,哪儿来的我们?父母的约束是对我们的关心,这是父母爱我们的一种方式……这些我都知道,可是他们也应该站在我们的立场想一想,留一点小小的空间给我们吧?如果每天都是这样被父母“爱”着,那么迟早有一天我会受不了,会窒息的．所以有是难免我会排斥他们“爱 ”我的方式． 在现实里,我不可以自由,但是在梦里,我可以:逃离到远方去,做我最想做的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有时我会幻想,幻想着我自由了,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束缚,只有宽容、有爱,最重要的是有自由!~ 那么,到底谁才能给我,我最想要的自由呢?是父母?是老师?……不,都不能,他们能给的,只有束缚,只有命令…… 我渴望自由,也一直努力寻找自由,可是我却永远得不到自由!~ 所以,我想要自由!~也好想自由!~ 6： 浅评诸葛亮 诸葛亮在有的人眼里，是一位智者，什么事情都做的很好，被万人传颂、受万人敬仰。可是我却不那样认为他，他有些事做的不太好。 他在赤壁之战前，“草船借箭”，现在已经是一段千古佳话，可是我却不那么认为。如果曹军放火箭么？他，必死无疑。可是，郭嘉早亡，不然，他必死。 赤壁之战后，他明知曹操对关羽有大恩，还叫关羽去把守华容道以致曹操逃脱，别人都说他那是挫关羽的嚣张气焰。其实不是，他以为关羽如果捉住曹操，那样一来，关羽的知恩图报就是虚伪的了，关羽的名气就会打折扣。如果没有，他有可以不杀关羽，借机巴结关羽，他早就料到刘备和张飞回说情的，说以叫关羽去华容道守。他如果叫五百弓箭手和一百刀斧手去捉曹操，那样一来，天下大势一目了然。就不是三分天下了，应该是和东吴平分天下。 别人都说他料定魏延谋反，让马岱杀了魏延是对的，别人也都以为魏延真的谋反，其实不是，在《九州春秋》中纪录诸葛亮说的一句话，诸葛亮说：“若延不归，军便自发。”由此可见，他早就料到魏延会不走，他还不事先叫人带魏延走，导致来了一个马岱斩魏延。可怜的魏延死了连名节也没有。 他明知关羽骄傲，还叫关羽守荆州那么重要的地方，以致吕子明白衣渡江、奇夺烽火台、关羽失荆州，败走麦城。着是他借孙权之手杀关羽。 他六出岐山，自不量力的以为凭借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打败魏国，以致穷兵黩武，加快了蜀国灭亡的时间。他应该利用蜀国易守难攻的优势发展经济。可他没有，最后累死了。 在有的人眼里，诸葛亮是智者，是一个神。可是，他的一生有太多的沽名钓誉，是一代智者，也是一代愚者。 7： 谈嫉妒 什么是嫉妒呢？嫉妒是对才能、名誉、地位或境遇比自己好的人心怀怨恨，并不夹杂什么羡慕。羡慕是什么？是看到别人有某些长处、好处或有利条件而希望自己也有，这里面并不含有怨恨之心。所以说，羡慕并不等于嫉妒。 那么，嫉妒能使人上进吗？让我们先举一个事实来说明。大家知道戴维和法拉弟的故事吗？戴维是英国著名的化学家，他曾把印刷徒工法拉弟培养成为一个科学家，受到人们的称赞。然而，后来由于法拉弟在电磁学和化学上屡建奇功，被提名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身为会长的戴维却亲自出马反对，原因只有一个：生怕法拉弟会超过自己。戴维的心被“嫉妒”牢牢占据后，心中只有怨恨，在科学的道路上止步不前，再也无所建树了。 这个例子似乎离我们远了些。下面就让我举一个贴近我们生活的例子吧。 某班的学习尖子张欣，同学们都佩服她，都想从她那儿学点学习方法。于是，大家便经常提起她，有一次，当大家又提到张欣时，李华愤愤地说：“张欣的成绩真那么好吗？哼，考试打小抄、作弊，有时甚至把复习材料拿到桌上来抄，却让老师看不见。要说本事，还真高明……”大家对此不以为然，可李华为什么说出这些伤人的话来呢？显然是嫉妒在作怪。嫉妒蒙住了他双眼，使他看不到别人的优点，更不用说能从中汲取经验，使学业更上一层了。 也许，有些人还会争辨：“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的意思是，一个人学习好，另外一个人产生嫉妒，自然就会想：他能取得好成绩，我为什么不能呢？于是便努力学习，刻苦钻研，自然，成绩也就上去了。”这些话乍一听仿佛有一些道理，但是仔细想想，却发现了一个极大的错误。简单地说，就是他们把自强心与嫉妒混为一谈。自强心就是自己有努力向上的思想，嫉妒就是怨恨。如果看到别人成绩好，自己“穷则思变”，这正说明这个人有自强心，这根本不叫嫉妒！ 总之，嫉妒是一种有害心理。程度轻的，会给想取得成绩者制造点麻烦；严重的则会压抑一个人一生的发展，既损人又不利己。因此，嫉妒之心是绝对不该有的，我们应具有的是自强心，自信心，上进心。当然我们也应该帮助那些因嫉妒而伤人的人认识到自己的谬误，把心思都放在学习、工作上，这样才能真正达到赶上别人，不断进步的目的。 8： 不可随便 我曾在一本书上见到过，郭沫若对散漫随便的习气是十分反感的。 一次，他回乡探亲，一个平时散漫洒脱的乡亲向他求取墨宝，郭沫若问他想要什么字，他漫不经心地说：”随便。”国老眉头一皱，挥笔写下4个大字——“不可随便”。 的确，“不可随便”四个字字简意丰，它告诉我们：做任何事都要认真负责，不可随便。 “不可随便”应是我们全人类的一条行为准则。在学习中，我们应该学好、记好点点滴滴，稍一随便就会漏掉某些知识，也许就会导致终身的遗憾。在医院里，你曾想过，那些“白衣天使”倘若稍一随便，开错了药方，就会给病人的健康带来不必要的伤害，甚至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在铁道边，你可曾想过，那些铁道工人在检修铁轨的时候，倘若随随便便，铁轨坏了也为检查出来，火车在上面行驶，就会出事，这后果谁能负责？在大街上，那些“城市美容师”倘若在大街上随随便便地划几下，长此以久，我们的城市将会乌烟瘴气，我们的身心健康都会受到影响。如此事例，数不胜数。 感触最深的当然还是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得在一次测验中，在单位的换算上，由于写掉了一个零，就白白的失去3分。虽然分数不多，但也是一种遗憾。 千里长堤，毁于蚁穴。我们应该从小养成严谨认真的习惯，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去做好身边的每一件事。
代下资料。代下文献
唐文化对朝鲜的影响 新罗人广泛研究中国的政治、历史、哲学和天文、历法、医学等。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对新罗的影响很大。8世纪中期，新罗仿效唐朝的政治制度改建自己的行政组织，中央设执事省，相当于唐的尚书省，执事省下设三府三部，相当于唐的六部。8世纪晚期，新罗也采用科举制度来选拔官吏，以儒家经典作为考试内容。新罗都城平壤是仿长安、洛阳建成的，也分宫城、皇城和外郭城。675年，新罗开始采用唐朝的历法。新罗医学博士用《本草经》等中国医书教授学生。朝鲜文化对唐朝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的音乐很受我国人民的欢迎，唐太宗设置的十部乐，其中一部就是高丽乐。 玄奘西游 玄奘(600—664)，俗姓陈，名祎(huī)，洛州缑(gōu)氏人(今河南偃师缑氏镇)，13岁出家，法名玄奘。后人称他三藏法师(三藏是对佛教经典的三个部分——佛经、戒律、论述与注解的总称，通晓三藏的僧人被称为三藏法师)。唐初，他在四川、长安研究佛教理论，感到佛教宗派众多，佛经译文多误，令人无所适从，决心到天竺学习佛经，研究解决佛教教义的一些疑难问题。贞观元年(627年)，他从长安出发，杂于返西域的客商中，出玉门关独自西行。经过八百里流沙(即玉门关外的莫贺延碛)，由天山南路横穿新疆，越过葱岭，通过中亚，于贞观二年(628年)夏末到达天竺西北部。然后沿一条由西向东的路线，参谒访问了恒河流域著名的佛教圣地和许多高僧。贞观五年(631年)末，到达摩揭陀国，来到那烂陀寺。 那烂陀寺是天竺佛教的最高学府。该寺住持戒贤是印度的佛学权威，他已90高龄，本已不再讲学，为表示对中国的友好情谊，特收玄奘为弟子，向他讲授最难懂的佛经——《瑜珈论》。玄奘用5年时间精研佛学理论，取得优异成绩，成为那烂陀寺十大法师之一。接着他外出游学，环游印度半岛，一路多次参加佛学辩论会，誉满天竺。贞观十五年(641年)，他返回那烂陀寺，主持寺内讲座。一个反对那烂陀派的人写了一篇论文呈给戒日王，声称无人能驳倒其中一字。戒日王把论文转给戒贤，并决定在国都曲女城举行学术大会。玄奘和一千多僧人代表那烂陀寺参加大会。戒日王会见玄奘，问起唐太宗和中国音乐。玄奘介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唐太宗的功业，戒日王极感兴趣，随即遣使至长安通好。贞观十六年(642年)十二月，曲女城的辩论大会开始，天竺18国国王和佛教徒三千多人、婆罗门等教徒两千多人参加大会。玄奘担任大会论主(主讲人)，他用梵文写了一篇反驳那个人的论文，作为辩论的主题在会上宣读。同时誊写一份悬挂在会场门口，并依照惯例声明：如有人能据理驳倒一个字，就斩下论主的头以谢罪。可是五天过去了，仍无人前来辩论。大会连续举行18天，大家都为玄奘的精辟议论所折服。大会结束那天，戒日王和18国国王各以厚礼相赠，均被玄奘谢绝。最后，戒日王恳请玄奘骑上一头用精美的华幢(chuáng)装饰的大象，绕场一周，同与会的众教徒见面。 贞观十七年(643年)，玄奘谢绝戒日王的一再挽留，决心回国。戒日王及当地人民将他送出几十里路，才洒泪而别。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玄奘带着657部佛经回到长安。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等出城迎接，长安城成千上万老百姓走出坊门欢迎他。唐太宗在洛阳行宫召见了他，他向太宗介绍了西域及天竺见闻。他随即回长安开始翻译佛经。19年间共译出佛经75部1 335卷。他由于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又精通梵文，所以译文流畅优美，有些专用名词如“印度”、表示时间的词“刹那”就是他确定下来的。这些佛经后来在印度大部分失传，中译本就成了研究古代印度宗教、哲学、文学、科学的重要文献。 玄奘还根据旅途见闻，写了一本《大唐西域记》，记载亲历的110国、传闻的28国的情况，包括今新疆以及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家和地区的方位、道里、疆域、城市、人口、风俗人情、名胜古迹、历史人物、传说故事，是研究这些地区历史的重要材料。现在《大唐西域记》已译成数国文字，成为一部世界名著。 学术动态 隋唐时期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隋唐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在世界史上也有重要影响，形成世界历史的光辉一页。隋唐时期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和隋唐在世界史上的地位，目前正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已有不少论著问世。众多的学者认为：(一)隋唐时代中国的制度，处于世界历史的先导地位。在当时所有先进国家的历史中，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早进入封建社会。当隋朝建立的时候，西欧封建制度才有一个世纪。作为欧洲封建制中心的法国，就封建制度开端这一点说，要晚于中国700年之久。(二)就社会经济繁荣的程度说，隋唐在当时世界上是第一流的。当时世界的大城市有长安、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长安有百万人口，君士坦丁堡80万，巴格达更少。长安人口最多，这既反映了其工商业的发达，同时也说明它的农业生产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三)高水平的隋唐文化使中国成为东方文化的渊源，对日本、朝鲜等亚洲国家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四)隋唐是当时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中国丝织品、造纸术在隋唐时传入东西方各国以及汉式佛教、诗文、科技大量传到东方各国的史实，证明隋唐时期的中国起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因此，隋唐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当时的世界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图画说明 《职贡图》 唐朝时期，许多外国使节远道来到中国，向中国皇帝进献他们的珍稀宝物，这是中外交往的重要途径。《职贡图》就反映了边远各族和外国使节携贡品，来唐朝贡的生动情景。图中贡使骑着高头大马，前后卫士们为其张盖护拥。贡使后面的许多人，有的提着鸟笼，有的背着象牙，有的拿着孔雀掌扇，还有人用头顶着宝物，兴高采烈地边走边谈。此画的作者是唐朝的画家阎立德，画高厘米，宽厘米。 唐朝的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也叫开元钱，是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开始铸造的，流通了三百多年。这种钱币直径厘米，重克。钱币中的隶书“开元”二字，是开辟一个新纪元的意思；“通宝”二字的意思是流通的宝货。“开元通宝”四字字体庄重挺拔，相传是当时著名书法家欧阳修的书法。 日本的和同开 1970年西安南郊出土了两瓮唐代文物，其中有5枚日本银币。郭沫若考证，此币铸于708年(日本元明天皇和同元年)，然后由遣唐使团作为礼物带到中国。 玄奘 这幅玄奘画像现保存在陕西省长安县东兴教寺内的殿堂里，是根据宋人所绘的《玄奘西游像》而刻在一块石碑上的。因为战乱，寺院与石碑曾遭破坏。现在我们所见到的玄奘像，是根据原石碑的拓片重新凿刻的。以后又根据石刻像作成画像，着色后供奉在兴教寺内。 这幅图描绘的是玄奘从印度学成后归国的情景。玄奘身穿和尚服，胸前挂着念珠，脚穿草鞋，腰前系小包袱。他左手拿经书，右手执拂尘(用来驱赶蚊蝇)，背上背着用竹子做的书箱。书箱顶上是遮阳避雨的伞，伞前垂下的线挂着一盏小油灯。
唐朝是一个繁荣的朝代他们的外交也是非常有名的。就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西游记里面的玄奘。在现实生活中，他虽没有经历过九九八十一难，但是也经历过许多磨难，才到天竺（也就是我们说的印度）。我们现在的佛教就是从印度发源来的。当时印度的佛教比我们高深的多。玄奘在那里受到了很多的欢迎他最后也在那里成为一个有名的僧人。再比如说东渡日本6次的鉴真他双目失明也要到日本去讲学。当时政府也是不用许出海的.他到日本为日本的发展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为日本群众尝试百草，被尊称为药王,也为日本修建了有名的唐招提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