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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点拨：可以从经济的变化来写，包括城市、农村，例文如下：
在过去30年间，那些政府能力弱而政策不佳的国家，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仅为，那些具有良好的机构能力和良好政策的国家，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达到约3%。这说明政府能力对一个国家的进步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否拥有一个有效的、卓越的政府对于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完成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当前我国是否拥有一个有效且卓越的政府呢？或者说当前我国政府能力水平究竟如何？
政府能力就是指现代国家政府，在既定的国家宪政体制内，通过制定和执行品质优良、积极而有效的公共政策，最大可能地动员、利用、组合、发掘、培植资源，为社会和公众提供广泛而良好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
理性地确立社会普遍遵从的正式规则并积极引导更为广泛的非正式的社会规则，维护社会公正和秩序，形成有效调节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的制度及其机制，进而在比较的意义上促进国家快速、均衡、持续、健康发展的能力。有效性是政府能力的核心概念。
政府能力从职能性质的角度可以分为以下几种能力：经济管理能力、政治和社会管理能力、行政组织管理能力。本文主要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实力的变化来评价当代中国政府的经济社会管理能力。
也可选择以下内容：
成功加入WTO。加入WTO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已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我国将在一个更为稳定和谐的国际环境下，以平等的条件参与国际竞争，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由于中国人均资源少，人力资源丰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后，在寻求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提高对外依存度，无论从战略利益还是当前利益出发，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非常有利。而且，WTO的共同规则还将对稳定我国多边外贸关系、减少我国同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深化，同时国家之间的竞争达到白炽化的程度。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尽管我国的经济国际化程度还比较低，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我们已经能够挥洒这把双刃剑，做到趋利避害，利用国际市场的各种资源条件，同时避免世界经济对我国经济的不良影响，成功地实现我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
中国经济现状 悬赏分：0 | 解决时间：2007-8-21 16:01 | 提问者：金79 | 检举下面是我偶然看到的对2005年中国经济的一篇文章的一些部分.且不论积极或者消极,就一事实的角度.谁有没有对于现在的2007年的经济情况的文章?很想知道中国经济现状,就在物价飞涨的现在几点评论是：1、这无非是说，世界人口第一、国土面积第三、矿产资源第三的国家，总产值不过名列第7，比意大利小、比巴西大；2、扣除超高投入的资源、环境成本，实际居于世界后列；3、所谓综合国力指针与人民福祉无关，仅能满足统治者的霸权欲望和民众的大国心态；4、增长速度存在统计上不实；5、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式的高速增长得不偿失，除了维持就业换取政权稳定外，实为中国经济之痼疾。在内部，控制速度一直是历届政府的努力目标，对外宣传时才变成自我炫耀的成就。令人绝望的数字却很关键：1、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例递减。200年前，大清帝国极盛时期(1800年)，中国的产品占全球总量的33%，欧洲占28%，美国只占；100年前清朝崩溃前夕(1900年)，中国占全球生产总量的；经历二战、内战、韩战连续破坏之后，建政之初的1955年，GDP尚占世界总数；97年，占全球GDP的比例跌至以世界第一的增速干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GDP占全球的比例不升反降，更远不及衰败的晚清。数字传递的信息是，赶超半世纪，与先进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原因是中国经济效益极差，无论是与世界横比，还是与不同时期的纵比，无论实物、资金、还是劳动力等各方面，投入产出效益都不好，甚至越来越差。2、人均财富居于世界后列：人均所得为世界第81名，以购买力计算，也只占第65名，比拉脱维亚少、牙买加多。用联合国“人发展指针”综合比较，中国落到107名，在阿尔巴尼亚之后。据WB研究，全球参加评估的120个国家中，中国人均GDP居第96位；教育经费和第三产业产值占GNP比例分别为102、113位。按WB95年推出的衡量国家财富的新计算法(把自然资源货币化列入财富总量)，中国的人均财富仅名列世界第162，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3。前一组数字说明，中国人仍是当今世界的穷人；后一组数字说，由于资源奇缺，中国人未来可能更穷。把以上数字综合起来，可归结为三句话：1、中国是一个处于世界后列的贫穷大国，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因而后劲严重不足的贫穷大国；2、经过长达半世纪的高速赶超，中国和自己所曾达到过的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越拉越远；3、如果再考虑到人口、资源、科技、教育等因素，中国将永无出头之日。问题补充：崩溃,要怎么做啊最佳答案 2005年---中国经济之现状--------------------------------------------------------------------------------近年来，至少在中文媒体上，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似乎已成为唾手可得的现实。这种使中国人热血沸腾的预言，不完全是出口转内销式的炒作。中国的经济改革20多年来在西方激起了一波又一波中国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93年5月10日《时代》在《中国：下一个世界强权》总标题下的14篇文章。周刊总编热情洋溢地写道，艾默生曾称中国为木乃伊与纪念碑，而今天，这一古迹正显示出震撼世界的活力。可以说，20世纪最后的10多年间，中国崛起的论调席卷世界。在这只开始起跳的超级老虎(德国《趋势》杂志语)面前，许多对*****政治和自由市场保持坚定信念的人士大惑不解，缄口难言。官方经济学界更是一片乐观。权威的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预测，2020-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达到世界第一；2040-2050年，人均GDP将达到目前发达国家的水平；21世纪末，人均GDP和人均社会发展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报告作者以坚定而豪迈的口吻宣告，21世纪将是中国兴起和腾飞的世纪。只有少数研究者指出：中国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虚假繁荣。事实上，一个问题就令人看法实质所在：能源、资源与环境容量能否支撑起一个中国世纪？中科院的预测是，2050年GDP为89万亿，是90年的50倍。但难以逾越的障碍是资源不足。权威人士证实，建国后40多年来，GNP增长10多倍，矿产资源消耗量却增长40多倍。高消耗、低产出的经济模式可谓举世无双，假设GNP再增长50倍，就必须消耗200倍的资源。中科院学者的预测全部建立在资源低耗型的国民经济体系之上，这当然不是事实，而像是一道命令。退一步讲，即便发生某种奇迹，真的建立了资源低耗型经济，但中国，甚至全球的资源能否支持中国的经济规模再增长50倍？最深刻的悲剧可能是---中国进行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试验之后，惊骇地发现本国的资源已接近枯竭，而且，全球经济总规模不断扩大，世界的资源总量已所剩无几。据“世界观察环保组织的《1998年世界现状》报告指出，如不改变目前的发展模式，全球的土地及水资源将不敷中国对谷物的需求，石油资源也不够用。世界再也无法依目前的发展脚步继续走下去了。再谈谈中国日趋紧迫的环境容量和超高速增长的污染。学者证实，5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的30多年间，社会总产值增加了15倍，向大气排放的污染物增加了100多倍---即是说社会总产值增长1倍，污染量就要增加6-7倍。按此比例算下来，中国经济总量再增长50倍，污染要增长300倍。就算污染率随经济发展而减轻，GNP增长50倍污染量仅增长100倍，中国也绝不是人类可以存活的国度。或者，奇迹般地赶上高科技列车，经济结构转型，污染再增加10倍，地球环境也不再适宜人类生存。简化地说，如果超过了几个主要的生态指针---森林覆盖率警戒线20%、人均淡水资源警戒线1000立方米、人均耕地面积警戒线亩等，生态系统便可视为突破了生态环境容量，超载运行，趋于崩溃---这正是中国面临的噩梦。事实上，中国的当务之急并非讨论如何赶超，实现强国梦，而是如何挽救。官方经济学界常夸耀的数字有两个---GDP名列世界第七，GDP增长速度世界第一。几点评论是：1、这无非是说，世界人口第一、国土面积第三、矿产资源第三的国家，总产值不过名列第7，比意大利小、比巴西大；2、扣除超高投入的资源、环境成本，实际居于世界后列；3、所谓综合国力指针与人民福祉无关，仅能满足统治者的霸权欲望和民众的大国心态；4、增长速度存在统计上不实；5、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式的高速增长得不偿失，除了维持就业换取政权稳定外，实为中国经济之痼疾。在内部，控制速度一直是历届政府的努力目标，对外宣传时才变成自我炫耀的成就。令人绝望的数字却很关键：1、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例递减。200年前，大清帝国极盛时期(1800年)，中国的产品占全球总量的33%，欧洲占28%，美国只占；100年前清朝崩溃前夕(1900年)，中国占全球生产总量的；经历二战、内战、韩战连续破坏之后，建政之初的1955年，GDP尚占世界总数；97年，占全球GDP的比例跌至以世界第一的增速干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GDP占全球的比例不升反降，更远不及衰败的晚清。数字传递的信息是，赶超半世纪，与先进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原因是中国经济效益极差，无论是与世界横比，还是与不同时期的纵比，无论实物、资金、还是劳动力等各方面，投入产出效益都不好，甚至越来越差。2、人均财富居于世界后列：人均所得为世界第81名，以购买力计算，也只占第65名，比拉脱维亚少、牙买加多。用联合国“人发展指针”综合比较，中国落到107名，在阿尔巴尼亚之后。据WB研究，全球参加评估的120个国家中，中国人均GDP居第96位；教育经费和第三产业产值占GNP比例分别为102、113位。按WB95年推出的衡量国家财富的新计算法(把自然资源货币化列入财富总量)，中国的人均财富仅名列世界第162，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3。前一组数字说明，中国人仍是当今世界的穷人；后一组数字说，由于资源奇缺，中国人未来可能更穷。把以上数字综合起来，可归结为三句话：1、中国是一个处于世界后列的贫穷大国，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因而后劲严重不足的贫穷大国；2、经过长达半世纪的高速赶超，中国和自己所曾达到过的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越拉越远；3、如果再考虑到人口、资源、科技、教育等因素，中国将永无出头之日。对洋溢于官方媒体上的乐观，有经济学家如此解释，少数经济学家与权力资本和外国资本结合，获得了特殊地位，在中国繁荣(不管是真繁荣还是假繁荣)时可以分享大份额，在危机发生时却不必分担成本。他们乐观得很，并为人民描绘了一幅玫瑰色的图案---增长速度就是一切，经济发展可以自动解决一切社会矛盾。 经济学家海耶克曾说，他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忽视了时间因素。他认为，学术界对时间的领会迟钝，远不像政客、运动员和演员那样深知适当的时机就是一切。他的很多经济学著作都试图引入时间的因素，而一般经济学著作中，时间的关键作用却完全被忽略了，事情何时发生？因果之间可能有多长时间？这同样是中国人将深感痛切的教训。我们知道，许多事情可能会发生，如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可能到来之类，但却忽视了时间---我们还有多长时间？梦想成为现实之际，我们还剩下什么？以沉船为例，到全体乘客可以投票表决、立即抢修之际，我们还剩下多少船板？挽救生态崩溃的关键同样是时间---在国土承载力耗尽之前，我们能否扭转资源与环境容量急速枯竭的大趋势？从资源超载的角度看，国土承载力的最大极限大约为15-16亿人，没有官员或学者提出更高的上限。按人口增长趋势，距离这一经济-生态总崩溃的临界点还有15年。就限制人口增长而言，政府采取了世界上最严厉的政策，今后怕已无能为力了。从污染超载的角度，美国派驻北京的环保官员估算，如果96年开始投入巨资，04年前须紧急投入3万亿美元，才能彻底解决环保问题。数字相当于建政后前40年财政收入总和的7-8倍。分10年投入，每年要投入3000亿美元---这种规模的投入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再考虑到每年国有资产加速外流，事情就更令人绝望。这也是在说时间---可能来不及了。我们甚至用不着去讨论21世纪是否是中国的世纪，那是一种奢侈。我们可以把期望值降到最低：21世纪中国有没有水喝？中国人均淡水仅是世界人均值的1/4-1/5，江河湖泊全部污染，地下水严重透支。没有争议的事实是，半数以上城市缺水，缺水城市的半数以上严重缺水，特大城市几乎全部缺水，50个城市已进入危机状态，情况还在继续恶化。以中国人特别能忍受的国民素质，渐进、常规性的缺水可以一直维持下去，并非必定导致社会解体。而渐进灾变中的急性爆发将是社会承受力崩塌的关节点。不必等到遥远的未来，在今日的严重水危机上，只要加上一个持续数年的大旱，就可能导致社会解体。历史上，1638-1641年发生在中原地区的持续三年大旱，致使流寇蜂起，社会动荡不宁，饥民组成军队，终于推翻了强大的明朝政府。如果发生一个持续三年的大旱，其打击点正好在承受力最低的华北地区，后果难以设想，京、津、唐、保等地区是贫水中国的特贫水区。外来观光者只看见高楼大厦林立，却不知道这片城市群的淡水量人均已不足300立方米，在国际人均水资源警戒线(1000立方米)的1/3以下，为世界人均数的1/30，比世界著名的干旱区阿拉伯半岛还要低，也低于以色列(人均水资源370立方米)---可以这样概括，以北京市为圆心，800公里半径之内(200万平方公里，超过1/5国土)已没有一条常流河，地表水基本枯竭，地下水全部严重超采，最深的水井已达300-400米。早在10年之前，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吴国昌就发出警讯：如果供水问题未有改善，只要再来一次大的旱灾，华北地区的经济都可能崩溃。目前，大北京地区完全具备了被水危机摧毁的必要条件；为使首都脱离险境，专家正在紧张讨论从1000公里之遥的南方调水的种种应急方案，甚至会迁都。为数众多的生态学家是悲观的：一切应急的工程措施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水资源危机，21世纪将是中国无水可喝的世纪。水仅仅是资源环境灾难的一个侧面，21世纪将是中国走向崩溃的世纪。大难临头之际，就可能爆发实行世界范围内资源再分配的战争。难道没有挽救之途了吗？当然有，比如尽快实行私有制，让每一块土地、每一片森林、每一座矿山都有自己的主人；比如尽快实行市场经济，用市场的力量限制资源(包括环境资源)无节制的挥霍；比如放弃狂妄的赶超战略，从人口基数过于庞大、人均资源极为贫乏、环境容量极为窄小等国情出发，走一条有限增长的道路等。但问题仍然是：还有时间吗？也许还有一点时间，也许一切都太晚了。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很难在这种创造性的毁灭之上重组社会，重建家园。退一步讲，即便奇迹式的完成较为彻底的制度转型，生态灾难也有其巨大的惯性。如俄国、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交替时期，生态加速恶化。而且，生态平衡的恢复也需要漫长的周期。更何况，我们所谈到的仅仅是水资源危机、能源危机和环境容量危机。而中国早已陷入全面危机：腐败、资源枯竭、环境恶化、通货膨胀、股市畸形、泡沫经济、国企破产、工人失业、农民贫苦、金融混乱、治安失控；在社会的大系统中，任何一环都脆弱到可能猝然断裂。任何一环的断裂都可能引发整个大系统的雪崩，堵无可堵，防不胜防---一些中国人已预感形势危如累卵。21世纪梦精神胜利的另一面是，官宦豪强早已把不义之财转移国外，外国护照在手，随时准备开溜。知情有限的升斗小民则把血汗钱存入早已资不抵债的国有银行，以备大难临头时保命之需。大船将倾人人都想抢块大点的船板，只苦了那些什么都抢不到手的黎民百姓。看今日之中国，短视气息弥漫，人们及时行乐，无一不创当今世界之最。这是末日之前最后的盛宴，是灾难的直觉。公有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两权分离制(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是毁灭中国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制度性根源。公有制使山河土地失去了守护者，给破坏性使用大开方便之门。在完全公有制下，劳动者没有生产的动力，一般也没有破坏的动力。 以种种承包制为代表的两权分离制不仅同样剥夺人民对山河土地森林矿山的所有权，还为破坏性使用注入了内驱力。正如公用的自行车，注定损坏最严重、最迅速。邓小 平创造的史所未见的公有私营制，自行车仍然公有，不同者是使用者可以合法地带私货。这样一来，可以想见破坏性使用之烈！帝王时代，江山社稷为帝王所有，传之万世，无人敢破坏，每一具体的土地森林作坊工场，也有具人格的主人守护。经典社会主义时代，资源财产完全公有，虽然难以避免经济学上公有财产悲剧，但劳动者没有破坏性使用的动力。最坏的是公有私营制，山河无主且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这样的制度条件下，增长就意味着破坏，高速增长就意味着高速破坏。既然损失巨痛，何以还要不惜代价地追求高速增长？政府和经济学界并不弱智。虽然在公开宣传中对高速增长沾沾自喜，私下却不断要求控制速度。官员早就明白，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式的高速增长不是好事，而是经济的灾难，因此并非一味追求高速，而仅仅要求适当的高速---速度越高，损失越惨重；速度不高，优越性则无从体现，且失业激增，政权不稳。看来，其中的秘密是，高速增长是政权稳定的唯一可能。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实践后，经济学界摸索出一条规律，必须保持6%以上的高速增长，才能解决每年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因此，6%以上的高速增长就成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证明，现在更成了政权稳定的保证。速度问题不光是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只能高速度，才能战胜资本主义；只能高速度，才能在新的基础上加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过，优越性的论证似乎开始受到普遍怀疑，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全力推动经济繁荣，花钱买稳定。这种局势下，人民和政权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可以放弃长子继承权，但总得给碗红豆粥。新的实践证明，只能维持(统计意义上的)8%以上的高速增长，才能缓解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和维持繁荣景像，8%增长率又成了死守必保的生命线。经济学家深谙个中的奥妙。杨帆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么一定要达到8%？经济学家说是为了保证就业、维持信心。经济增长速度在国际上本来一个预测数字，到中国竟然不可更改、不可怀疑，因与现实反差太大，反而强化到人人谈论的程度。这也证明，经济增长速度已成为政权稳定的主要源泉。经济学家程晓农说，经济效益每况愈下，国家还鼓励企事业单位一味增加工资奖金、扩大福利，掏空国家财政和企业的积累，旨在用高收入、高福利来换取民众的支持。为维持一个政府的稳定，我们所付出的成本是否过于高昂？谁能告诉我，代价是必须支付的？令人倍感沉痛的是，为产生合法性而投入的高昂成本，并非人民币、美元或黄金，而是我们民族的基本生存条件。
我 国经济建设议案论文伴随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的政府职能转变蕴含着两种类型：一是改变管理方式和手段，政府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主体组织的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二是政府退出作为经济资源配置主体的地位，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以社会事业为中心，GDP、财税增值率等并不成为考核政府政绩的直接指标，相反，过去未引起高度重视的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项目，如安全、就业、保障、环保等成为评判政府业绩的主要尺度，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念得以真正贯彻。 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政府职能的转变基本上属于第一种类型。转变的重点是：政府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过程中，积极引进市场机制，并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同时，改变政府运作经济的方式，即从直接管理为主转向间接管理为主。由于这一转变适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因而带来了国家面貌的显著变化。然而，即使是第一种类型的政府职能转变，也不能估计得太高，只是处于初级阶段，转变的任务仍然十分繁重。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只是处于启动阶段。从主观上看，观念的转变明显滞后。如果不是仅仅看宣传口号，而是深入体验上下群体文化，在一些地区，不仅计划经济的观念、行为方式，而且封建意识、积习依然根深蒂固。从客观上看，企业素质差、市场欠发育、适应市场经济的管理人才严重缺乏等等，可谓政府职能转变步履艰难。因此，总体而言，第一种类型的政府职能转变目前还是我国政府改革的艰巨任务，政府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体之一的角色在大部分地区暂时还难以根本改变。 着眼于经济运行的现实，目前政府转变职能应更多地表现为分阶段的理性退出。即：(1)退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2)退出经营性投资主体地位；(3)退出消费采购者身份(政府采购通过市场组织实现)；(4)退出产业调节者角色等。目前，以上四种退出尽管总体上均不尽如人意，但相比较而言，第一、二种退出力度较大，并且在不断深化和规范。第三种退出也在逐步推进。如国务院已颁布《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决定》，明确提出，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即使是对投资项目的审批，也明确规定：对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区别不同情况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困难最大的是第四种退出，现在总体上还未提到议事日程。客观而言，这里体现着如前所述的发展阶段制约，目前若各级政府均退出产业调控极易导致经济发展受到影响甚至衰退的后果。 三、“又好又快”发展的文化生态 无论是适度、持续的增长，还是产业升级和制度创新，从更深层次去观察，均离不开文化的重塑，这至少包涵：理性文明的消费文化；激励、支撑的产业升级文化；促进改革的制度文化。 1.理性文明的消费文化。自1998年以来我国历次宏观调控过程中，反复强调着一个要求或目标：扩大最终消费需求。这至少发出两个信号：一是决策层已将立足于内需，尤其是立足于消费需求作为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长期、根本的战略；二是“消费不足”已经成为困扰经济发展的顽症。 “消费不足”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导致的因素无疑是多方面的，可从经济制度构建、经济政策设计去寻思对策，但文化影响更为深层。制约消费的文化影响至少体现在信仰影响、人文影响、时尚影响、变迁影响、节俭影响和情绪影响6个方面： 消费支出中的信仰影响具有普遍性。信仰是社会稳定发展的伴生物。从百姓的视角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也愈来愈高，其中就内含着信仰支出提升的趋势。因此，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信仰消费始终是增量，在这里，若消费不足只是表明缺乏科学引领。人文影响主要表现为受人的自身素质提高和传统文化以及普适性人文关怀制约所派生的消费行为。首先，社会发展对人的素质提出愈来愈高的要求，其中文化素养越来越受到重视。人们不仅在教育孩子过程中更加注重文化支出，培养人文情操，自身在生活工作中也逐渐增加文化消费，并将此视为提高生活质量之必需。其次，传统文化被视为民族精神和道德传承愈来愈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如民族风俗消费等。此外，随着文明水平的提高，社会人文关怀的消费支出也不断上升，包括在社会慈善、扶贫、帮学等各种捐助过程中日益增长的各类消费。时尚消费是一定社会群体相对稳定的消费倾向。消费中的时尚实质上是一种精神现象，因而时尚消费归根到底是文化消费。时尚消费一般具有审美性、跟从性和弃旧性特征。审美性展示对消费美感的创建和引领，如着装中的“款式”变动与人们对美的追求息息相关。在这里，着装样式实际上成为一种价值符号，既体现时代对美的理念赋予的新内涵，又展示人们在生活中对美的创造行为，因而是人类文明演进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跟从性是指时尚消费群体中存在着不具有独立审美意识和自我审美标准的人们，他们的时尚消费是“随行就市的”。弃旧性是时尚消费标志性特征。时尚只有在弃旧中才能得以体现。时尚性消费总是使特定时空中的消费品成为“过时”，并使其价格明显下降。与此同时，新一轮的时尚消费物予以替代。变迁影响是指随着消费水平、消费层次普遍提高而产生的消费压力 2.激励、支撑的产业升级文化。转变发展方式，推动产业升级是否需要特定的文化生态？这往往是经济学人忽略的。其实，支撑产业升级的文化生态至少涉及民族精神、知识产权观念、品牌意识等。这里仅就民族精神作些讨论。 民族情结、国家意识，这是目前世界各国普遍具有的精神现象，对于无国家意识或相反者至少被认为是另类。当然，极端的民族主义从本质上看也是对理性国家意识和民族精神的背叛。因此，这里存在着介于两种极端意识(国家、民族冷漠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之间的理性国家与民族精神。这种精神至少包括以下特征：其一，具有爱国主义的激情。说到底，激情来自于发自内心深处的“爱”，它警示劣根，但包容不足；它期盼国家、民族能融入世界文明，能在世界文明前进的进程中步步赶上甚至走向前列，并能为此而牺牲自我。其二，在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的前提下，选择符合法制，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判断和行为举措。 所谓群体意识，即指对于某种行为的判断并非是个别现象，而是被多数人甚至是绝大多数人认同。认为某种行为方式发生对于维护国家、民族利益总体上是有益的、必须的，即使在特定时期民众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因此，就爱国主义、民族精神而言，判断是否属于肯定的领域，有无群体意识特征是重要的标志。 时代性往往与国家意识、民族精神表现形式相联系，如封建社会的时代性通常表现为反抗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农民起义反抗封建统治。当资本主义的列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通过经济行为表现爱国主义、民族精神成为主要状态，如贸易保护、国内主要产业和市场保护等。与此同时，民众自发地通过消费选择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逐渐成为重要的形式，尤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在国际竞争中常常居弱势，爱国的民族情结与经济活动、产业发展更加紧密地相连也在情理之中。 3.促进改革的制度文化。转变政府职能固然是推进改革的先决条件，但不是改革的最后目标，深化改革的重点就在于真正建立并能予以实施的一系列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然而，无论是制度的建立，还是制度的实施均离不开文化的支撑。以现代企业制度为例，之所以自1993年提出，历经15年艰苦探索，至今依然不能到位，重要根源之一就是深层的文化障碍。以公司制为典型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并非土生土长于中国，而是起源于欧美。1600年建立的东印度公司是其最早的组织形态。出资人在外，依靠职业经理人代理经营所依托的文化只能是法治文化、公开透明文化以及诚信文化等。恰恰是这种制度文化在我国确立十分艰难。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制度与文化本身就不可分割，制度改革与文化创新无法脱节。无论是领导体制、组织结构还是管理制度，从与文化的内在联系观察，可用三句话来表达，即基于文化、表明文化和体现文化，因而在制度构造时，必须考虑相应的文化对应和水准。基于文化意味着制度构筑于特定的文化土壤之上，不同的制度依托于不同的文化背景。表明文化是指具有创造性的制度本身就是文化的重要成果。文化本来就内含着制度文明。制度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而变更或调整、完善的轨迹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也是社会整体文化前进的象征。体现文化强调制度的任何一个部分都能展示理念，设计制度时，必须考虑文化理念的整体配套。 结论 从“又快又好”转向“又好又快”，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发展观深刻演变的产物，展示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经济建设道路。经济适度持续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经济体制日臻完善是这一道路的集中标志，而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则是：理性文明的消费文化；激励、支撑的产业升级文化和促进改革的制度文化。为此，举国将面临充满希望而又前无古人的尖锐挑战。
资本主义的先进性不在它的私有化而在它是民主制度下的法制社会，私有化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回避的缺陷，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与保障资本的公平竞争，资本主义主张民主与自由及舆论监督。中国的改革恰恰索取的是资本主义的缺陷而避掉了民主与自由及舆论监督。没有民主的私有化社会是封建社会。现今荒谬的改革不亚于曾经荒谬的文革，他们都是一场政治运动，唯有形式的不同，而人民还是那样的可怜，因此没有民主的改革是欺。
我 国经济建设议案论文伴随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的政府职能转变蕴含着两种类型：一是改变管理方式和手段，政府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主体组织的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二是政府退出作为经济资源配置主体的地位，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以社会事业为中心，GDP、财税增值率等并不成为考核政府政绩的直接指标，相反，过去未引起高度重视的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项目，如安全、就业、保障、环保等成为评判政府业绩的主要尺度，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念得以真正贯彻。 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政府职能的转变基本上属于第一种类型。转变的重点是：政府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过程中，积极引进市场机制，并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同时，改变政府运作经济的方式，即从直接管理为主转向间接管理为主。由于这一转变适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因而带来了国家面貌的显著变化。然而，即使是第一种类型的政府职能转变，也不能估计得太高，只是处于初级阶段，转变的任务仍然十分繁重。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只是处于启动阶段。从主观上看，观念的转变明显滞后。如果不是仅仅看宣传口号，而是深入体验上下群体文化，在一些地区，不仅计划经济的观念、行为方式，而且封建意识、积习依然根深蒂固。从客观上看，企业素质差、市场欠发育、适应市场经济的管理人才严重缺乏等等，可谓政府职能转变步履艰难。因此，总体而言，第一种类型的政府职能转变目前还是我国政府改革的艰巨任务，政府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体之一的角色在大部分地区暂时还难以根本改变。 着眼于经济运行的现实，目前政府转变职能应更多地表现为分阶段的理性退出。即：(1)退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2)退出经营性投资主体地位；(3)退出消费采购者身份(政府采购通过市场组织实现)；(4)退出产业调节者角色等。目前，以上四种退出尽管总体上均不尽如人意，但相比较而言，第一、二种退出力度较大，并且在不断深化和规范。第三种退出也在逐步推进。如国务院已颁布《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决定》，明确提出，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即使是对投资项目的审批，也明确规定：对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区别不同情况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困难最大的是第四种退出，现在总体上还未提到议事日程。客观而言，这里体现着如前所述的发展阶段制约，目前若各级政府均退出产业调控极易导致经济发展受到影响甚至衰退的后果。 三、“又好又快”发展的文化生态 无论是适度、持续的增长，还是产业升级和制度创新，从更深层次去观察，均离不开文化的重塑，这至少包涵：理性文明的消费文化；激励、支撑的产业升级文化；促进改革的制度文化。 1.理性文明的消费文化。自1998年以来我国历次宏观调控过程中，反复强调着一个要求或目标：扩大最终消费需求。这至少发出两个信号：一是决策层已将立足于内需，尤其是立足于消费需求作为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长期、根本的战略；二是“消费不足”已经成为困扰经济发展的顽症。 “消费不足”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导致的因素无疑是多方面的，可从经济制度构建、经济政策设计去寻思对策，但文化影响更为深层。制约消费的文化影响至少体现在信仰影响、人文影响、时尚影响、变迁影响、节俭影响和情绪影响6个方面： 消费支出中的信仰影响具有普遍性。信仰是社会稳定发展的伴生物。从百姓的视角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也愈来愈高，其中就内含着信仰支出提升的趋势。因此，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信仰消费始终是增量，在这里，若消费不足只是表明缺乏科学引领。人文影响主要表现为受人的自身素质提高和传统文化以及普适性人文关怀制约所派生的消费行为。首先，社会发展对人的素质提出愈来愈高的要求，其中文化素养越来越受到重视。人们不仅在教育孩子过程中更加注重文化支出，培养人文情操，自身在生活工作中也逐渐增加文化消费，并将此视为提高生活质量之必需。其次，传统文化被视为民族精神和道德传承愈来愈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如民族风俗消费等。此外，随着文明水平的提高，社会人文关怀的消费支出也不断上升，包括在社会慈善、扶贫、帮学等各种捐助过程中日益增长的各类消费。时尚消费是一定社会群体相对稳定的消费倾向。消费中的时尚实质上是一种精神现象，因而时尚消费归根到底是文化消费。时尚消费一般具有审美性、跟从性和弃旧性特征。审美性展示对消费美感的创建和引领，如着装中的“款式”变动与人们对美的追求息息相关。在这里，着装样式实际上成为一种价值符号，既体现时代对美的理念赋予的新内涵，又展示人们在生活中对美的创造行为，因而是人类文明演进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跟从性是指时尚消费群体中存在着不具有独立审美意识和自我审美标准的人们，他们的时尚消费是“随行就市的”。弃旧性是时尚消费标志性特征。时尚只有在弃旧中才能得以体现。时尚性消费总是使特定时空中的消费品成为“过时”，并使其价格明显下降。与此同时，新一轮的时尚消费物予以替代。变迁影响是指随着消费水平、消费层次普遍提高而产生的消费压力 2.激励、支撑的产业升级文化。转变发展方式，推动产业升级是否需要特定的文化生态？这往往是经济学人忽略的。其实，支撑产业升级的文化生态至少涉及民族精神、知识产权观念、品牌意识等。这里仅就民族精神作些讨论。 民族情结、国家意识，这是目前世界各国普遍具有的精神现象，对于无国家意识或相反者至少被认为是另类。当然，极端的民族主义从本质上看也是对理性国家意识和民族精神的背叛。因此，这里存在着介于两种极端意识(国家、民族冷漠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之间的理性国家与民族精神。这种精神至少包括以下特征：其一，具有爱国主义的激情。说到底，激情来自于发自内心深处的“爱”，它警示劣根，但包容不足；它期盼国家、民族能融入世界文明，能在世界文明前进的进程中步步赶上甚至走向前列，并能为此而牺牲自我。其二，在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的前提下，选择符合法制，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判断和行为举措。 所谓群体意识，即指对于某种行为的判断并非是个别现象，而是被多数人甚至是绝大多数人认同。认为某种行为方式发生对于维护国家、民族利益总体上是有益的、必须的，即使在特定时期民众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因此，就爱国主义、民族精神而言，判断是否属于肯定的领域，有无群体意识特征是重要的标志。 时代性往往与国家意识、民族精神表现形式相联系，如封建社会的时代性通常表现为反抗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农民起义反抗封建统治。当资本主义的列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通过经济行为表现爱国主义、民族精神成为主要状态，如贸易保护、国内主要产业和市场保护等。与此同时，民众自发地通过消费选择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逐渐成为重要的形式，尤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在国际竞争中常常居弱势，爱国的民族情结与经济活动、产业发展更加紧密地相连也在情理之中。 3.促进改革的制度文化。转变政府职能固然是推进改革的先决条件，但不是改革的最后目标，深化改革的重点就在于真正建立并能予以实施的一系列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然而，无论是制度的建立，还是制度的实施均离不开文化的支撑。以现代企业制度为例，之所以自1993年提出，历经15年艰苦探索，至今依然不能到位，重要根源之一就是深层的文化障碍。以公司制为典型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并非土生土长于中国，而是起源于欧美。1600年建立的东印度公司是其最早的组织形态。出资人在外，依靠职业经理人代理经营所依托的文化只能是法治文化、公开透明文化以及诚信文化等。恰恰是这种制度文化在我国确立十分艰难。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制度与文化本身就不可分割，制度改革与文化创新无法脱节。无论是领导体制、组织结构还是管理制度，从与文化的内在联系观察，可用三句话来表达，即基于文化、表明文化和体现文化，因而在制度构造时，必须考虑相应的文化对应和水准。基于文化意味着制度构筑于特定的文化土壤之上，不同的制度依托于不同的文化背景。表明文化是指具有创造性的制度本身就是文化的重要成果。文化本来就内含着制度文明。制度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而变更或调整、完善的轨迹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也是社会整体文化前进的象征。体现文化强调制度的任何一个部分都能展示理念，设计制度时，必须考虑文化理念的整体配套。 结论 从“又快又好”转向“又好又快”，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发展观深刻演变的产物，展示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经济建设道路。经济适度持续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经济体制日臻完善是这一道路的集中标志，而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则是：理性文明的消费文化；激励、支撑的产业升级文化和促进改革的制度文化。为此，举国将面临充满希望而又前无古人的尖锐挑战。
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2008年我国的GDP增长率将达到左右，增长速度与上年相比出现回落，但将继续保持10%以上的快速增长势头。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为左右，比前几年的增长速度有所降低，保持农业继续较快增长和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难度越来越大。如何保持农业生产有较快增长、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为左右，比上年增速有所减慢，同时重工业增长快于轻工业增长的局面不会改变。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为左右，增速与上年相比也有所减慢。值得注意的是，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仍然慢于第二产业，这种状况不利于调整一、二、三产业的结构比例关系。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2008年将达到170260亿元左右，实际增长率和名义增长率分别为和24%左右。根据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的要求，200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将继续比上年有所降低，同时又仍然保持一定的较快增长速度，以防止国内外各种不确定因素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避免出现大的起落，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增长的目标。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仍然明显高于GDP增速和消费增速，使得投资占GDP的份额上升。按现价计算，200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份额将达到左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份额多年持续明显上升的趋势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总的来看，2008年我国国民经济将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势头，同时存在需高度重视的通货膨胀压力。面对国内外各种因素存在的不确定性，需要我们审时度势，继续努力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变为过热，防止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同时要积极应对国际经济环境可能出现的各种变化，争取主动，力争在深化改革和加强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时，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协调的发展。二、需要高度重视的通胀问题2007年以来，我国的消费品价格呈现出加速上涨的趋势，CPI年度涨幅达到，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最高。中国政府针对物价快速上涨的问题，及时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措施，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CPI目前仍在高位运行。虽然目前CPI上涨在开始阶段主要是由于猪肉价格大幅度上涨直接引起食品价格上涨，但是在其背后隐含的通货膨胀压力不容忽视。在过去一段时期内积累的价格上涨因素和近期新出现的价格上涨因素，已经形成了可能造成总体价格水平明显上涨的压力。物价上涨既有成本推动因素，又有需求拉动因素；既有总量性原因，又有结构性原因；既有国内问题的影响，又有国际问题的影响。而中国经济市场也面临着相同的现象，由“通胀预期产生”的需求显然也被成倍地“放大”。 级差地租还未被发现陈淮说，房地产本来就是一个高风险的市场。其风险来源于两个方面。 一是价格的不确定性。住房价格在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建筑成本，而取决于级差地租。很正常地，同样的住宅，一通轻轨，价格立刻就大幅上涨。而我国的情况是，绝大部分土地和住房未经过充分的反复交易，级差地租实际上是未被发现的。目前很多城市核心市区房价的波动，不应简单归结为“投机”或“炒作”因素，这其中有很大成分是级差地租的自发“寻价(即寻求合理价格定位)”过程所致。在这种情况下，房价上下波动的风险就尤其大。 如何保卫“货”与“币”二是需求的不确定性。仅从有多少人没房住或打算改善住房条件来分析需求是不充分的。仍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改革的第一个十年，老百姓生活改善的标志是收入增长；第二个十年，改善的标志是存款增长；现在进入第三个十年，改善的标志是拥有住房等不动产的产权。再具体说，在通胀预期面前，第一个十年我们靠物价补贴就能保护老百姓的利益，第二个十年我们靠“保值储蓄”就能保护老百姓的利益。现在老百姓的存量资产普遍多了，并且人们都已懂得通胀时货币资产“缩水”而实物资产“涨水”的道理，老百姓一定要靠市场化的货币资产与实物资产之间的转换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这种“由通胀预期产生的需求”具有非常的不确定性，而且人们的私人财富累积的程度越高，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波动越大，其不确定性就越大。 我国房产负债程度不高目前看，控制我国房产市场发展过程中的风险，不应仅依靠“收紧”信贷。更充分和更有效的手段是尽快大力发展房地产金融市场，发展市场化的直接融资，让投资者直接承担产业风险的市场化融资。 对国民经济整体来说，房市风险主要体现在房价下跌时对银行信贷资金的风险。按照当前平均房价、城镇居民平均住房面积、城镇居民人口总数三个因素推算，我国目前城镇住房资产总值的负债程度不到10%。而发达国家这个指标一般保持40%左右。因为我国的存量住房一般不欠银行的钱。我们需要扭转的，是以新房为信用资源的房贷结构。 他指出，中国房地产现在面临五大矛盾： 一是大部分城市居民进入住房条件迅速改善期，与少部分人无力改善之间的矛盾。 二是代际之间的矛盾。 三是资源闲置和低端市场供给严重不足的矛盾。 四是住房面积和配套条件不充分之间的矛盾。 五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与市场发育严重不足的矛盾。
浅谈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情况的计量经济学分析一、我国经济发展的两个特征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主要呈两个趋势特征:第一，我国经济的外部环境正处于危机后持久的全球结构调整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正在全球如火如荼地展开。这是各国为了适应数字经济，迎接信息时代到来从而进行的一个战略性选择。整个全球调整重点是加快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发展，推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重心由第二产业慢慢的向第三产业转移，着力发展技术密集型和信息密集型服务业，从而来适应“新经济”时代的人们对知识型服务业的需要。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带动了一批相关产业，催生了一系列的边缘产业，改造了传统产业，促进了“新”“旧”产业的融合。信息产业将继续成为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中起到关键作用，然而目前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来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将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从现阶段各国的发展现状来看，美国在发展信息产业等高科技产业中遥遥领先，北欧、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和东亚地区紧随其后，另外欧盟与日本正从落后状态中奋起直追。21世纪初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将持续加快，竞争将越来越激烈。在目前全球经济结构处于调整期内，经济的增长肯定会放缓甚至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例如之前的欧债危机)。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必然会受到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第二，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决定了未来的经济增速将逐渐趋缓。我国在之前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经济体系，是以政府主导型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制。在这个经济体制中，一方面政府通过投资大量的资金来建设基础设施以此拉动经济增长，这就可能造成大量的产能过剩，浪费当前有限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由于目前我国资源价改革、工资成本上升等原因，使得我国的出口产业在竞争优势上已经明显减弱，再加上一直作为拉动我国经济的支柱之一的房地产也有走向泡沫化的趋势。所以从目前的现状来看，我国经济正处于一个从过去高增长平台，逐步迈向相对趋缓增长的平台。于此同时，我国现实的经济运行中又是货币多、物价上涨等大量周期性矛盾和结构不顺的矛盾交错、重叠，是大量历史遗留问题积累的时期。例如在当前物价压力中，结构转型中存在贸易部门向非贸易部门转移，工资上升、资源价格等改革措施，价格目前又处于温和上涨的大环境万外又口道夫国网人觉么政束的影啊，以父别两牛技国自身货币过多投放的影响。因此，政府落实调控物价、货币稍紧，这样经济增速就会出现下滑的状态。二、GDP的历史回顾研究从我国目前GDP的季度同比增长率来看，2013年我国 GDP增长率第一季度回落到了81%，之前社会上对我国 GDP增长率第一季度的普遍预期值为或者。从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必然会受到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第二，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决定了未来的经济增速将逐渐趋缓。我国在之前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经济体系，是以政府主导型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制。在这个经济体制中，一方面政府通过投资大量的资金来建设基础设施以此拉动经济增长，这就可能造成大量的产能过剩，浪费当前有限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由于目前我国资源价改革、工资成本上升等原因，使得我国的出口产业在竞争优势上已经明显减弱，再加上一直作为拉动我国经济的支柱之一的房地产也有走向泡沫化的趋势。所以从目前的现状来看，我国经济正处于一个从过去高增长平台，逐步迈向相对趋缓增长的平台。于此同时，我国现实的经济运行中又是货币多、物价上涨等大量周期性矛盾和结构不顺的矛盾交错、重叠，是大量历史遗留问题积累的时期。例如在当前物价压力中，结构转型中存在贸易部门向非贸易部门转移，工资上升、资源价格等改革措施，价格目前又处于温和上涨的大环境万外又口道夫国网人觉么政束的影啊，以父别两牛技国自身货币过多投放的影响。因此，政府落实调控物价、货币稍紧，这样经济增速就会出现下滑的状态。二、GDP的历史回顾研究从我国目前GDP的季度同比增长率来看，2013年我国 GDP增长率第一季度回落到了81%，之前社会上对我国 GDP增长率第一季度的普遍预期值为或者。从由图2可知，潜在GDP增长率经历了稳定增长、趋于平稳再到现阶段的略有下降的过程。自我国2000年以来，滤波后的趋势增长率大致处于8%~10%区间，属于一个稳定高速的增长状态。就目前而言，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最合适的经济增长率底线应当为8%。如果经济增长率低于8%，企业生产问题和就业问题将会凸显出来，尤其是就业问题。由于经济增速放慢，导致企业生产受制约，社会的整体的就业需求就会降低，就业岗位减少，这样就会造成严重的就业问题。换句话说，就业问题如果被凸显出来，部分失业人员无法保证基本的饮食起居，就会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同时由于目前我国属于产能过剩的情况，经济增长率的降低将会影响整个生产，最严重的可能出现全国财政收入呈现负增长。此外，我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潜在GDP增长率曲线上端的波动会显著大于下端的变化。总体来看，经济受曾策影响向上波动冲出稳定范围的可能性更大。应更加注意宏观经济运行出现偏快或过热的状况而难以为继的可能，如表1所示。目前，在潜在经济增长率缓慢下移的过程中，有条件实现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平滑下移。自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我国的宏观调控侧重点先后经历了四次调整。目前为了扭转经济下滑的趋势以及促进经济形势回升，其侧重点是以“保增长”为主。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我国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且实施一系列的刺激经济回升的计划，直到2011年7月物价涨幅攀升到的峰值。这个期间，我国经济走势以一个“V”形回归正常良好的经济态在此背景下，经过一系列稳定物价措施出台后，CPI指数逐月回落，到2011年12月回落至。与物价涨幅的回落相伴随，2011年经济增长率回落至，比上年低12个百分点。进入2012年，物价涨幅继续回落，5月份回落至3%，这就为防止经济增速过度下滑、宏观调控实施适度宽松的微调留出了一定的空间。到2012年5月，当工业生产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以及进出口增长等经济指标出现明显下降之时，又提出宏观调控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由此，一系列相关措施出台，扩大内需，促进消费，鼓励投资，推进“十二五”规划项目的实施，结构性减税，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存贷款利率等。与2008-2010年的“一揽子”刺激计划相比，这次的刺激力度没有那么大。下半年经济增速进入小幅回升通道。从年度经济增长率的波动看，2010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第11轮周期)。到2013年年底，本轮周期已进行3年。2010年、2011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和，2012年预计为。本轮周期不会像第9轮周期那样走出一个“2+7”周期，即2年上升期加上7年平稳回落期也不会像第10轮周期那样走出一个“8+2”周期。本轮周期有可能走出一个新的轨迹，即锯齿形的缓升缓降轨迹。四、PMI分析目前，全球范围内已经有20多个国家建立了PMI的综合性经济指标检测体系，另外世界制造业PMI体系和服务业PMI体系也已经建立完成。PMI体系目前分为服务业PMI、建筑业PMI、制造业PMI，他是一套按月发布的综合性经济指标检测体系。势。
中国经济现状 悬赏分：0 | 解决时间：2007-8-21 16:01 | 提问者：金79 | 检举下面是我偶然看到的对2005年中国经济的一篇文章的一些部分.且不论积极或者消极,就一事实的角度.谁有没有对于现在的2007年的经济情况的文章?很想知道中国经济现状,就在物价飞涨的现在几点评论是：1、这无非是说，世界人口第一、国土面积第三、矿产资源第三的国家，总产值不过名列第7，比意大利小、比巴西大；2、扣除超高投入的资源、环境成本，实际居于世界后列；3、所谓综合国力指针与人民福祉无关，仅能满足统治者的霸权欲望和民众的大国心态；4、增长速度存在统计上不实；5、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式的高速增长得不偿失，除了维持就业换取政权稳定外，实为中国经济之痼疾。在内部，控制速度一直是历届政府的努力目标，对外宣传时才变成自我炫耀的成就。令人绝望的数字却很关键：1、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例递减。200年前，大清帝国极盛时期(1800年)，中国的产品占全球总量的33%，欧洲占28%，美国只占；100年前清朝崩溃前夕(1900年)，中国占全球生产总量的；经历二战、内战、韩战连续破坏之后，建政之初的1955年，GDP尚占世界总数；97年，占全球GDP的比例跌至以世界第一的增速干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GDP占全球的比例不升反降，更远不及衰败的晚清。数字传递的信息是，赶超半世纪，与先进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原因是中国经济效益极差，无论是与世界横比，还是与不同时期的纵比，无论实物、资金、还是劳动力等各方面，投入产出效益都不好，甚至越来越差。2、人均财富居于世界后列：人均所得为世界第81名，以购买力计算，也只占第65名，比拉脱维亚少、牙买加多。用联合国“人发展指针”综合比较，中国落到107名，在阿尔巴尼亚之后。据WB研究，全球参加评估的120个国家中，中国人均GDP居第96位；教育经费和第三产业产值占GNP比例分别为102、113位。按WB95年推出的衡量国家财富的新计算法(把自然资源货币化列入财富总量)，中国的人均财富仅名列世界第162，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3。前一组数字说明，中国人仍是当今世界的穷人；后一组数字说，由于资源奇缺，中国人未来可能更穷。把以上数字综合起来，可归结为三句话：1、中国是一个处于世界后列的贫穷大国，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因而后劲严重不足的贫穷大国；2、经过长达半世纪的高速赶超，中国和自己所曾达到过的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越拉越远；3、如果再考虑到人口、资源、科技、教育等因素，中国将永无出头之日。问题补充：崩溃,要怎么做啊最佳答案 2005年---中国经济之现状--------------------------------------------------------------------------------近年来，至少在中文媒体上，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似乎已成为唾手可得的现实。这种使中国人热血沸腾的预言，不完全是出口转内销式的炒作。中国的经济改革20多年来在西方激起了一波又一波中国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93年5月10日《时代》在《中国：下一个世界强权》总标题下的14篇文章。周刊总编热情洋溢地写道，艾默生曾称中国为木乃伊与纪念碑，而今天，这一古迹正显示出震撼世界的活力。可以说，20世纪最后的10多年间，中国崛起的论调席卷世界。在这只开始起跳的超级老虎(德国《趋势》杂志语)面前，许多对*****政治和自由市场保持坚定信念的人士大惑不解，缄口难言。官方经济学界更是一片乐观。权威的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预测，2020-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达到世界第一；2040-2050年，人均GDP将达到目前发达国家的水平；21世纪末，人均GDP和人均社会发展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报告作者以坚定而豪迈的口吻宣告，21世纪将是中国兴起和腾飞的世纪。只有少数研究者指出：中国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虚假繁荣。事实上，一个问题就令人看法实质所在：能源、资源与环境容量能否支撑起一个中国世纪？中科院的预测是，2050年GDP为89万亿，是90年的50倍。但难以逾越的障碍是资源不足。权威人士证实，建国后40多年来，GNP增长10多倍，矿产资源消耗量却增长40多倍。高消耗、低产出的经济模式可谓举世无双，假设GNP再增长50倍，就必须消耗200倍的资源。中科院学者的预测全部建立在资源低耗型的国民经济体系之上，这当然不是事实，而像是一道命令。退一步讲，即便发生某种奇迹，真的建立了资源低耗型经济，但中国，甚至全球的资源能否支持中国的经济规模再增长50倍？最深刻的悲剧可能是---中国进行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试验之后，惊骇地发现本国的资源已接近枯竭，而且，全球经济总规模不断扩大，世界的资源总量已所剩无几。据“世界观察环保组织的《1998年世界现状》报告指出，如不改变目前的发展模式，全球的土地及水资源将不敷中国对谷物的需求，石油资源也不够用。世界再也无法依目前的发展脚步继续走下去了。再谈谈中国日趋紧迫的环境容量和超高速增长的污染。学者证实，5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的30多年间，社会总产值增加了15倍，向大气排放的污染物增加了100多倍---即是说社会总产值增长1倍，污染量就要增加6-7倍。按此比例算下来，中国经济总量再增长50倍，污染要增长300倍。就算污染率随经济发展而减轻，GNP增长50倍污染量仅增长100倍，中国也绝不是人类可以存活的国度。或者，奇迹般地赶上高科技列车，经济结构转型，污染再增加10倍，地球环境也不再适宜人类生存。简化地说，如果超过了几个主要的生态指针---森林覆盖率警戒线20%、人均淡水资源警戒线1000立方米、人均耕地面积警戒线亩等，生态系统便可视为突破了生态环境容量，超载运行，趋于崩溃---这正是中国面临的噩梦。事实上，中国的当务之急并非讨论如何赶超，实现强国梦，而是如何挽救。官方经济学界常夸耀的数字有两个---GDP名列世界第七，GDP增长速度世界第一。几点评论是：1、这无非是说，世界人口第一、国土面积第三、矿产资源第三的国家，总产值不过名列第7，比意大利小、比巴西大；2、扣除超高投入的资源、环境成本，实际居于世界后列；3、所谓综合国力指针与人民福祉无关，仅能满足统治者的霸权欲望和民众的大国心态；4、增长速度存在统计上不实；5、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式的高速增长得不偿失，除了维持就业换取政权稳定外，实为中国经济之痼疾。在内部，控制速度一直是历届政府的努力目标，对外宣传时才变成自我炫耀的成就。令人绝望的数字却很关键：1、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例递减。200年前，大清帝国极盛时期(1800年)，中国的产品占全球总量的33%，欧洲占28%，美国只占；100年前清朝崩溃前夕(1900年)，中国占全球生产总量的；经历二战、内战、韩战连续破坏之后，建政之初的1955年，GDP尚占世界总数；97年，占全球GDP的比例跌至以世界第一的增速干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GDP占全球的比例不升反降，更远不及衰败的晚清。数字传递的信息是，赶超半世纪，与先进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原因是中国经济效益极差，无论是与世界横比，还是与不同时期的纵比，无论实物、资金、还是劳动力等各方面，投入产出效益都不好，甚至越来越差。2、人均财富居于世界后列：人均所得为世界第81名，以购买力计算，也只占第65名，比拉脱维亚少、牙买加多。用联合国“人发展指针”综合比较，中国落到107名，在阿尔巴尼亚之后。据WB研究，全球参加评估的120个国家中，中国人均GDP居第96位；教育经费和第三产业产值占GNP比例分别为102、113位。按WB95年推出的衡量国家财富的新计算法(把自然资源货币化列入财富总量)，中国的人均财富仅名列世界第162，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3。前一组数字说明，中国人仍是当今世界的穷人；后一组数字说，由于资源奇缺，中国人未来可能更穷。把以上数字综合起来，可归结为三句话：1、中国是一个处于世界后列的贫穷大国，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因而后劲严重不足的贫穷大国；2、经过长达半世纪的高速赶超，中国和自己所曾达到过的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越拉越远；3、如果再考虑到人口、资源、科技、教育等因素，中国将永无出头之日。对洋溢于官方媒体上的乐观，有经济学家如此解释，少数经济学家与权力资本和外国资本结合，获得了特殊地位，在中国繁荣(不管是真繁荣还是假繁荣)时可以分享大份额，在危机发生时却不必分担成本。他们乐观得很，并为人民描绘了一幅玫瑰色的图案---增长速度就是一切，经济发展可以自动解决一切社会矛盾。 经济学家海耶克曾说，他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忽视了时间因素。他认为，学术界对时间的领会迟钝，远不像政客、运动员和演员那样深知适当的时机就是一切。他的很多经济学著作都试图引入时间的因素，而一般经济学著作中，时间的关键作用却完全被忽略了，事情何时发生？因果之间可能有多长时间？这同样是中国人将深感痛切的教训。我们知道，许多事情可能会发生，如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可能到来之类，但却忽视了时间---我们还有多长时间？梦想成为现实之际，我们还剩下什么？以沉船为例，到全体乘客可以投票表决、立即抢修之际，我们还剩下多少船板？挽救生态崩溃的关键同样是时间---在国土承载力耗尽之前，我们能否扭转资源与环境容量急速枯竭的大趋势？从资源超载的角度看，国土承载力的最大极限大约为15-16亿人，没有官员或学者提出更高的上限。按人口增长趋势，距离这一经济-生态总崩溃的临界点还有15年。就限制人口增长而言，政府采取了世界上最严厉的政策，今后怕已无能为力了。从污染超载的角度，美国派驻北京的环保官员估算，如果96年开始投入巨资，04年前须紧急投入3万亿美元，才能彻底解决环保问题。数字相当于建政后前40年财政收入总和的7-8倍。分10年投入，每年要投入3000亿美元---这种规模的投入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再考虑到每年国有资产加速外流，事情就更令人绝望。这也是在说时间---可能来不及了。我们甚至用不着去讨论21世纪是否是中国的世纪，那是一种奢侈。我们可以把期望值降到最低：21世纪中国有没有水喝？中国人均淡水仅是世界人均值的1/4-1/5，江河湖泊全部污染，地下水严重透支。没有争议的事实是，半数以上城市缺水，缺水城市的半数以上严重缺水，特大城市几乎全部缺水，50个城市已进入危机状态，情况还在继续恶化。以中国人特别能忍受的国民素质，渐进、常规性的缺水可以一直维持下去，并非必定导致社会解体。而渐进灾变中的急性爆发将是社会承受力崩塌的关节点。不必等到遥远的未来，在今日的严重水危机上，只要加上一个持续数年的大旱，就可能导致社会解体。历史上，1638-1641年发生在中原地区的持续三年大旱，致使流寇蜂起，社会动荡不宁，饥民组成军队，终于推翻了强大的明朝政府。如果发生一个持续三年的大旱，其打击点正好在承受力最低的华北地区，后果难以设想，京、津、唐、保等地区是贫水中国的特贫水区。外来观光者只看见高楼大厦林立，却不知道这片城市群的淡水量人均已不足300立方米，在国际人均水资源警戒线(1000立方米)的1/3以下，为世界人均数的1/30，比世界著名的干旱区阿拉伯半岛还要低，也低于以色列(人均水资源370立方米)---可以这样概括，以北京市为圆心，800公里半径之内(200万平方公里，超过1/5国土)已没有一条常流河，地表水基本枯竭，地下水全部严重超采，最深的水井已达300-400米。早在10年之前，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吴国昌就发出警讯：如果供水问题未有改善，只要再来一次大的旱灾，华北地区的经济都可能崩溃。目前，大北京地区完全具备了被水危机摧毁的必要条件；为使首都脱离险境，专家正在紧张讨论从1000公里之遥的南方调水的种种应急方案，甚至会迁都。为数众多的生态学家是悲观的：一切应急的工程措施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水资源危机，21世纪将是中国无水可喝的世纪。水仅仅是资源环境灾难的一个侧面，21世纪将是中国走向崩溃的世纪。大难临头之际，就可能爆发实行世界范围内资源再分配的战争。难道没有挽救之途了吗？当然有，比如尽快实行私有制，让每一块土地、每一片森林、每一座矿山都有自己的主人；比如尽快实行市场经济，用市场的力量限制资源(包括环境资源)无节制的挥霍；比如放弃狂妄的赶超战略，从人口基数过于庞大、人均资源极为贫乏、环境容量极为窄小等国情出发，走一条有限增长的道路等。但问题仍然是：还有时间吗？也许还有一点时间，也许一切都太晚了。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很难在这种创造性的毁灭之上重组社会，重建家园。退一步讲，即便奇迹式的完成较为彻底的制度转型，生态灾难也有其巨大的惯性。如俄国、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交替时期，生态加速恶化。而且，生态平衡的恢复也需要漫长的周期。更何况，我们所谈到的仅仅是水资源危机、能源危机和环境容量危机。而中国早已陷入全面危机：腐败、资源枯竭、环境恶化、通货膨胀、股市畸形、泡沫经济、国企破产、工人失业、农民贫苦、金融混乱、治安失控；在社会的大系统中，任何一环都脆弱到可能猝然断裂。任何一环的断裂都可能引发整个大系统的雪崩，堵无可堵，防不胜防---一些中国人已预感形势危如累卵。21世纪梦精神胜利的另一面是，官宦豪强早已把不义之财转移国外，外国护照在手，随时准备开溜。知情有限的升斗小民则把血汗钱存入早已资不抵债的国有银行，以备大难临头时保命之需。大船将倾人人都想抢块大点的船板，只苦了那些什么都抢不到手的黎民百姓。看今日之中国，短视气息弥漫，人们及时行乐，无一不创当今世界之最。这是末日之前最后的盛宴，是灾难的直觉。公有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两权分离制(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是毁灭中国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制度性根源。公有制使山河土地失去了守护者，给破坏性使用大开方便之门。在完全公有制下，劳动者没有生产的动力，一般也没有破坏的动力。 以种种承包制为代表的两权分离制不仅同样剥夺人民对山河土地森林矿山的所有权，还为破坏性使用注入了内驱力。正如公用的自行车，注定损坏最严重、最迅速。邓小 平创造的史所未见的公有私营制，自行车仍然公有，不同者是使用者可以合法地带私货。这样一来，可以想见破坏性使用之烈！帝王时代，江山社稷为帝王所有，传之万世，无人敢破坏，每一具体的土地森林作坊工场，也有具人格的主人守护。经典社会主义时代，资源财产完全公有，虽然难以避免经济学上公有财产悲剧，但劳动者没有破坏性使用的动力。最坏的是公有私营制，山河无主且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这样的制度条件下，增长就意味着破坏，高速增长就意味着高速破坏。既然损失巨痛，何以还要不惜代价地追求高速增长？政府和经济学界并不弱智。虽然在公开宣传中对高速增长沾沾自喜，私下却不断要求控制速度。官员早就明白，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式的高速增长不是好事，而是经济的灾难，因此并非一味追求高速，而仅仅要求适当的高速---速度越高，损失越惨重；速度不高，优越性则无从体现，且失业激增，政权不稳。看来，其中的秘密是，高速增长是政权稳定的唯一可能。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实践后，经济学界摸索出一条规律，必须保持6%以上的高速增长，才能解决每年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因此，6%以上的高速增长就成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证明，现在更成了政权稳定的保证。速度问题不光是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只能高速度，才能战胜资本主义；只能高速度，才能在新的基础上加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过，优越性的论证似乎开始受到普遍怀疑，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全力推动经济繁荣，花钱买稳定。这种局势下，人民和政权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可以放弃长子继承权，但总得给碗红豆粥。新的实践证明，只能维持(统计意义上的)8%以上的高速增长，才能缓解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和维持繁荣景像，8%增长率又成了死守必保的生命线。经济学家深谙个中的奥妙。杨帆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么一定要达到8%？经济学家说是为了保证就业、维持信心。经济增长速度在国际上本来一个预测数字，到中国竟然不可更改、不可怀疑，因与现实反差太大，反而强化到人人谈论的程度。这也证明，经济增长速度已成为政权稳定的主要源泉。经济学家程晓农说，经济效益每况愈下，国家还鼓励企事业单位一味增加工资奖金、扩大福利，掏空国家财政和企业的积累，旨在用高收入、高福利来换取民众的支持。为维持一个政府的稳定，我们所付出的成本是否过于高昂？谁能告诉我，代价是必须支付的？令人倍感沉痛的是，为产生合法性而投入的高昂成本，并非人民币、美元或黄金，而是我们民族的基本生存条件。
国机械发展史论我，比较顺利
发展史的综述，可以帮你写机械（英文名称：machinery）是指机器与机构的总称。机械就是能帮人们降低工作难度或省力的工具装置，像筷子、扫帚以及镊子一类的物品都可以被称为机械，他们是简单机械。而复杂机械就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简单机械构成。通常把这些比较复杂的机械叫做机器。从结构和运动的观点来看，机构和机器并无区别，泛称为机械。机械，源自于希腊语之Mechine及拉丁文Machina，原指“巧妙的设计”，作为一般性的机械概念，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主要是为了区别与手工工具。现代中文之“机械”一词为机构为英语之（Mechanism）和机器（Machine）的总称。机械的特征有：机械是一种人为的实物构件的组合。机械各部分之间具有确定的相对运动。故机器能转换机械能或完成有用的机械功，是现代机械原理中的最基本的概念，中文机械的现代概念多源自日语之“机械”一词，日本的机械应用品对机械概念做如下定义（即符合下面三个特征称为机械Machine）。
中国是世界上机械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的机械工程技术不但历史悠久，而且成就十分辉煌，不仅对中国的物质文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且对世界技术文明的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传统机械方面，我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领先于世界。到了近代由于特别是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40年代，由于经济社会等诸多原因，我国的机械行业发展停滞不前，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正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和产业革命时期，机械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远远超过了中国的水平。这样，中国机械的发展水平与西方的差距急剧拉大，到十九世纪中期已经落后西方一百多年。 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近三十年来，我国的机械科学技术发展速度很快。向机械产品大型化，精密化、自动化和成套化的趋势发展。在有些方面已经达到或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总的来说，就目前而言中国机械科学技术的成就是巨大的，发展速度之快，水平之高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一时期还没有结束，我国的机械科学技术还将向更高的水平发展。只要我们能够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用好科技发展规律并勇于创新，我国的机械工业和机械科技一定能够振兴，重新引领世界机械工业发展潮流。 虽然目前我国的机械技术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与世界先进的水平仍有不小差距，究其根本原因为制造技术不高；生产效率还比较低；工艺比较落后；整体设计水平及在资源共享方面仍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是什么让我国的机械行业整体水平仍然出在比较低的阶段呢？我们不妨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 一.就其总体而言先进的制造设备还没有普及，很多加工设备仍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是更早前出产的，这些设备不管在加工效率，加工精度都已经显得很落后，即使是有些设备经过改装但仍然是显得问题重重。 二.零件加工没有达到规模化，虽然我国已经有很多机械零件已经标准化，可以达到规模量产。但是仍然有许多非标的定制件只能单个生产，生产效率及加工成本非常的高. 三.加工水平非常低下也是影响我国机械行业发展的重要原因，几个人甚至一个人加几台破旧的设备就可以组成一个机械加工厂，这种家庭作坊式的加工方式完全依赖加工者的水平来生产，没有工艺，没有品质，没有效率。但是这种作坊工厂在我国依然普遍存在，这种生产出来的机械零件很难靠它去提升我国的机械设备加工，工艺水平。 四.加工工艺的编排的不合理同样造成生产效率，产品品质降低及加工成本的提高。甚至于很多加工厂根本在机械加工中根本就不编写加工工艺等必要的技术知道资料，完全考加工者经验来指导加工过程。 五.在机械设计方面也存在许多的问题，机械工程师在设计某一设备时，往往只考虑标准件和通用零部件的借用，而对于其他零部件则完全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及所掌握的知识来确定，这就形成了一个设计孤岛问题，而事实上是可能其他地方刚好有一零件与自己需要的零件相同或相近，同时设计理念比自己的更先进，完全可以借用过来为我使用。如果能有这样一个平台可以使所有的非标的独立设计的零件的参数公布，设计师们可以通过该平台查找到合乎自己使用的非标件，如果借用的人多了，那么此非标件就可以当成一准标准件或通用件来使用，同样的那么这个零件的需求量就会多起来容易形成大批量的生产，相对的就能提高生产效率，品质和降低成本。更始最大程度上达到了资源的共享，也许就是这样越来越多的“标准件”就这样产生了。 综上所言，造成机械行业这种种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是分散而毫无效率的生产规模，落后的机器设备，技术人才的严重不足，闭塞的信息交流。要解决以上问题那么就需要有一个整合的，交流的，展示的平台，在最大程度上的实现资源共享，解决行业孤岛问题，并以此达到整合，更大程度上的推进机械行业的快速发展。 加法资源网正是基于此战略高度而诞生的。“全参数化的、动态新增的、世界级的产品资源大全”，将至力于重点发展机械业，让更多的自制的非标准机械零配件转化为准标准化来提高推动机械业生产水平。加法资源网的设计构思带有一定的独创性，完全不同于其他信息交易网的建站思想，我们主要是以归类整理产品信息资源为主，为工程设计技术人员，企业生产决策者提供较全面的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信息。加法资源网简单看是一部动态的不断更新的工具手册，深入发展可以解决企业之间的信息孤岛问题，加快助进企业之间生产过程的半
美国减税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启示叶 君 田淑慧(吉林大学, 长春 130012)摘 要 自 20 世纪 30年代以来, 美国历史上先后经历了五次较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可以说, 美国的减税政策史是一部沉痛与光辉并行、曲折与浩荡兼具的发展史。本文重点研究美国减税政策的历史演变轨迹,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它带来的启示和借鉴作用。关键词 减税政策 税收负担 演变 启示 美国中图分类号 F811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0 ! 06 ! 22 作者简介: 叶君, 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 英美历史文化、跨文化交际。田淑慧,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公共政策分析。 减税政策是一种扩张性政策。它是指通过降低税率、缩小征收范围、取消或停征某些税种等手段来调整或改变既有税制, 进而降低企业或居民税收负担的一种税收政策, 表现为一定时期内主体税种和重要税种税负的下降。它通过发挥税收的乘数效应, 对经济增长、供求关系、财政收支、价格机制、就业水平等产生影响。美国是世界上的头号经济强国, 被公认为是在减税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它的税收政策是其宏观经济政策及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消费及社会政策的主要工具。美国的减税政策取向对世界各国的税制变革及经济增长具有引领和导向作用。1 美国减税政策的历史演变美国真正意义上的减税政策始于 20 世纪 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 标志性的著作是凯恩斯于1936 年出版的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一书。减税政策的实施带来了美国的GDP 不同程度的增长, 增加了私人储蓄和投资, ∃ 唤醒% 了美国经济。美国减税政策的演变可以大致分为以下5 个时期。11 正统凯恩斯主义: 20 世纪40~ 70 年代的美国减税政策 在20 世纪 30 年代初, 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 失业率居高不下, 银行机构大量倒闭, 通货膨胀加剧。这些严重动摇了西方世界对自由市场经济内在稳定机制的信心。自此, 提倡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凯恩斯主张实施减税在内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总需求, 它成为二战后直至整个70 年代资本主义国家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的灵魂。就在20 世纪40 年代, 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者阿尔文&哈维&汉森提出补偿性财政政策的观点。他主张政府应逆经济风向行事, 交替使用扩张与紧缩两种办法: 在经济萧条期间, 采用赤字预算的膨胀政策, 扩大政府开支, 减低税率, 提高社会总需求; 在经济繁荣期间, 采用盈余财政的紧缩政策, 缩减政府开支, 提高税率, 降低社会总需求[ 1]。补偿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美国经济的平稳发展。但是到了 20 世纪50年代, 补偿性财政政策出现了各种失误, 导致经济出现长期停滞不前的 ∃ 艾森豪威尔停滞% 局面。1961 年, 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 为了使国内! 150 !第12 期(总第206期)2010 年 12 月工业技术经济 Journal of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EconomicsNo 12 ( General, No 206)Dec 2010经济迅速走出 ∃ 艾森豪威尔停滞% 的泥潭, 他接受了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瓦尔特&海勒等凯恩斯主义者的增长性财政政策的主张, 并于 1962 年开始全面推行减税并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使个人所得税税率由20% ~ 91%的范围降到14% ~ 70% , 公司所得税率从52%降到 48% [ 2]。它扩大了社会总需求, 并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此次减税被认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最成功的应用之一。随后的美国第36任总统约翰逊继承了肯尼迪的减税政策。一方面, 他于1964 年2 月推动国会批准了肯尼迪生前留下的 ∀减税法案#, 使公司税削减255 亿美元, 个人所得税削减110 亿美元; 另一方面, 又提出 ∃ 向贫穷开战%、建立 ∃ 伟大社会%等执政口号, 在实践中把政府通过政策干预经济的规模和力度扩大到空前的范围, 美国的实际GDP 以令人瞩目的 55%的平均速度增长。但是到70 年代末期美国经济出现了滞涨的局面, 凯恩斯主义宣告失灵。美国终结了长期单一使用凯恩斯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的历史。12 里根革命: 20 世纪80年代的美国∃ 供给性减税%政策 1981 年里根上台, 为克服美国经济发展中的滞胀问题, 他转而采纳了供给学派的经济政策主张, 以全面减税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良方。里根政府共实施了两次大规模的减税方案: ( 1) 1981年美国国会通过的 ∀1981 年经济复兴法案#。此法案主要包括将个人所得税最低税率14%和最高税率70%分别降至11%和50% ; 颁布了加速折旧条例 (ACRS) , 允许企业以 ∃ 重置成本% 来计提折旧; 减少政府对个人、企业和州政府工作的不必要干预; 支持稳妥可靠的货币政策; 增加国防开支, 提高军事预算等内容; ( 2) 1986 年通过的税制改革法案。在继续进行大规模减税的同时,进行税制改革, 通过扩大税基, 降低税率, 加强公平, 简化管理等方式来解决税制繁杂的弊端,以促进经济增长。这是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税收体制改革的主要原因之一。表 1 详细列出了 1981~ 1986年间里根政府的减税额度。表 1 里根政府的 ∀经济复兴法案# 对联邦政府税收的影响[ 3 ]项 目 个人税和非税收入 48 1414 1721公司利润税收入 57 112 208 277 398 537企业间接税和非税收入 5 2 6 5社会保险税收入 5 5 6 6 6总 额 (注: 减少额, 亿美元) 里根政府的减税政策涉及的税种多、减税数额庞大, 在世界减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有资料表明, 里根1981~ 1986 年的减税使得美国国内的GDP 迅速增长, 1983 年、1984 年和1985 年的GDP增长率分别为36%、68% 和 34%; 失业率从1982 年的97%下降到1985 年的72%。里根政府的 ∃ 供给性减税% 扭转了 20 世纪70 年代末高失业率、高通胀率的经济 ∃ 滞胀% 局面, 为企业积累了资金, 改善了居民的生活质量, 刺激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的发展。13 国家干预型平衡预算: 20 世纪90 年代的美国减税政策 进入20 世纪 90 年代,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 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资本流动加强,税基复杂多变, 国际间的税收竞争日趋激烈, 再加上战争因素, 美国财政于 1991 年出现了高达2687 亿美元的巨额赤字。高赤字伴随着高利率、高负债、高汇率和高贸易赤字, 这 ∃ 五高% 问题! 151 !第12 期(总第206期)2010 年 12 月工业技术经济 Journal of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EconomicsNo 12 ( General, No 206)Dec 2010使老布什总统在位期间经济出现了严重衰退。为了摆脱这种局面, 1993 年克林顿上台, 扭转了∃ 里根经济学% 片面强调供给的财政政策, 推行∃ 综合经济发展计划% 以振兴美国经济。克林顿的 ∃ 综合经济发展计划% 是一种增税与减支并重的国家干预型平衡预算政策。它在财政税收方面的内容主要是: ∃ 把财政赤字从1993年的3167 亿美元减至1997 年的1810 亿美元。办法是: 5年内增税 3200 亿美元, 把个人所得税率由31%提高到36%, 最高达39% , 公司所得税税率由34% 提高到36% ; 削减预算支出5000 多亿美元, 其中削减国防预算880 亿美元, 削减医疗保健支出和裁减10 万名政府机构人员的支出。 [ 4]%1997年, 美国国会又通过了 ∀财政平衡预算法案# 和 ∀减税法案#, 对税收进行可增可减的调整。包括降低长期资本利得税的最高税率, 增加儿童扣税额, 提高遗产税与赠予税的免征额, 提高对个人退休账户的税收优惠等措施。克林顿政府实施的一系列平衡预算的财政政策, 使美国的GDP增长率高于世界同期经济年增长率的25% ,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削减了财政赤字, 美国的财政状况进一步好转。14 最富争议的联邦减税: 21 世纪初小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 2001年3 月美国经济重现低迷, 结束了长达120 个月的经济增长。美国税制不公平、偷税漏税严重的弊端暴露无疑。小布什上台以后, 效仿里根的减税增支政策, 企图再次利用减税拉动美国经济增长。在一片反对声中, 美国议会终于在2001年通过 10 年减税135 万亿美元的 ∀经济增长与减税一致法案#。主要是削减个人所得税, 计划将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由 396% 降至33% , 并简化税率级次; 增加了儿童税收抵免限额, 由500 美元增加到1000 美元; 提高遗产税的免征额, 并计划于2010 年取消遗产税等。这些减税措施使小布什政府见到了经济复苏的曙光。布什政府进一步加快了减税的步伐, 于 2002 年通过∀创造就业与工人受助法案#, 2003 年通过 ∀就业和经济增长减税协调法案#, 又提出 10 年减税3500 亿的计划。布什政府的一系列减税政策遭到了经济学界和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布什减税的政策效果究竟如何呢? 美国商务部在 2003 年 7 月的报告显示, 2003 年第二季度美国经济增长了 24% , 已经超过了 18% 的预期, 经济开始复苏, 消费、投资、就业、库存等一系列经济指标均有所好转。但也有批评显示, 布什的减税更有利于中高收入阶层积累财富, 因为它将 60%的好处给了那些年收入超过10 万美元的人, 使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和不公平现象加剧。15 金融之战: 迎接世界性金融危机挑战的奥巴马新政 始于2007 年8 月的美国次贷危机在全球范围内蔓延, 金融市场出现恐慌, 国际投资银行纷纷破产。金融危机把美国带入二战后经济最漫长衰退的寒冬。为拯救美国经济, 奥巴马提出了刺激就业增长的一揽子计划。奥巴马计划的关键词就是 ∃ 减税%。他提议国会通过减税法案来鼓励小型企业投资并且雇用更多工人, 新投资的资本收益税在1 年时间内将降为零, 而对投资支出的减税有效期将延长至2010 年底。奥巴马的减税法案的出台具有很强的阶段性特征。2008年2 月, 奥巴马政府颁布了减税规模为1680 亿美元的 ∀2008 经济刺激法案#。同年 8月, 金融危机形势日趋恶化, 奥巴马政府又迅速通过了 ∀2008 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 和 ∀2008 年延长税收 (优惠) 和最低选择税减免法案#, 提出减税约1100 亿美元的计划。其中包括对可再生能源、交通和能源安全等4 个方面的税收优惠, 延长灾害减免期限, 提高子女抵免限额等。进入2009 年以后, 美国议会又通过了 ∃ 刺激经济法案%, 规定的减税规模约为2810 亿美元, 创造350万个就业机会。为了进一步控制财政赤字, 奥巴马陆续向国会递交了2010 年度预算案和 2011 年! 152 !第12 期(总第206期)2010 年 12 月工业技术经济 Journal of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EconomicsNo 12 ( General, No 206)Dec 2010联邦政府预算案, 均涉及到了促进经济增长的税收计划。从美国减税政策的发展历程来看, 有一个事实十分明显: 经济处于萧条时期, 减税和相关的税制改革备受青睐。总体来讲, 美国的减税实践没有阻碍自由市场的发育, 而且它已逐渐成长为一种长期的财政战略选择。始于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真正意义上的减税政策到现在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 从其实践的效果来看, 适度、公平的减税政策能够 ∃ 唤醒% 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 又具有广阔的扩展空间。2 美国减税政策演变的启示着眼于美国的减税政策, 无论是肯尼迪! 约翰逊时期的需求性减税、里根的供给性减税, 抑或是奥巴马政府的一揽子计划等, 减税政策已经成为美国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政策工具, 体现了政府的政策意图和经济政策理论的发展趋势。它带来了诸如GDP 的增长、储蓄和投资增加、暂时缓解通货膨胀等功效。从整个美国减税政策的历史演变中, 可以获得如下几点启示。21 减税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政策工具, 其作用不可替代 减税政策的作用是通过影响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决策而间接实现的。对企业而言, 税收是企业进行投资活动的重要成本。采取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减税政策会降低企业的投资成本, 引导资源由非生产性投资转向生产性使用, 扩大生产规模, 提高企业投资的预期利润率。对个人而言,减税会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并积极参与到各种投资活动中, 抑制闲暇消费, 有利于劳动供给的增加。因此, 减税政策是增加社会储蓄、投资、劳动以及就业的有效政策工具, 比增加政府支出更有效应。所以政策制定者应该充分认识到减税在财政政策体系中的地位, 提升减税政策的重要性, 发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来拉动经济的增长。22 减税政策应该供求并重, 并适时作出调整美国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的减税实践表明,减税具有 ∃ 需求% 与 ∃ 供给% 双重效应, 单一地使用需求或者供给手段都行不通。供求 ∃ 天枰%的失衡, 必然限制减税政策效果最大限度的发挥。需求决定供给, 而供给又反过来对需求起到引导作用。如果只重视总需求, 实施片面的需求管理政策, 会使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调, 出现经济 ∃ 滞涨%; 如果只重视总供给, 则容易引发经济衰退或下降。因此, 减税政策的设计者应该以美为鉴,努力寻求各种财政理论的最佳结合点, 避免出现供需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 并在供求失衡之时进行适当的微调, 做到供需并重。23 对减税风险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谨慎选择减税策略 从美国减税的历史实践上看, 减税对经济发展能起促进作用。但减税风险是减税政策制定和实施中不可规避的问题, 主要包括以下4 个方面:(1) 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就短期来看,减税直接减少政府财政收入, 进而会造成政府可利用支出的减少, 并可能带来大量的财政赤字和∃ 债台高筑% 现象; ( 2) 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减税的出发点是税收政策延伸后对经济发展产生的积极效应, 实际上是向公众让渡部分利益, 引发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如果减税措施使用不当, 将造成市场主体间的不平等竞争; ( 3)影响税制的严肃性和固定性。减税政策的实施是对税收政策的局部调整或否定, 因此必然对既定税制的稳定性造成冲击。如果不同时期和不同目标的减税政策之间缺乏协调配合, 就更会加剧税制的复杂化; ( 4) 减税政策本身具有时滞性。减税的政策效果不如增加财政支出那样明显和直接,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 它对经济的激励效果往往在要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完全凸显出来, 尤其是在扩大内需和提高居民购买力方面。减税风险是客观存在的, 它给减税政策的运用增加了难度。这就要求决策者在借鉴美国减税的经验的基础上, 必须对减税风险给予充分的重视。如果政府可支配的财力充足, 则可考虑实施! 153 !第12 期(总第206期)2010 年 12 月工业技术经济 Journal of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EconomicsNo 12 ( General, No 206)Dec 2010全面的大规模减税, 否则应采取相对谨慎的减税策略, 力争把风险维持在可控范围内。24 减税应与发展民生相结合, 努力寻求社会公平从就业和经济增长方面去考察减税政策的动机及效果并不难, 难的是减税如何真正的实现社会公平。从实际情况看, 美国的减税法案受到抨击和质疑最多的也正是关于减税的公平性问题。很多学者认为, 美国减税拉大了贫富差距, 不符合低收入者福利的增加和利益最大化的需求, 它更有利于中高收入阶层财富的积累, 使得纵向公平难以实现。因此, 在设计减税政策时要有意识的向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倾斜, 着重减轻低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 并努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对民众基本公共物品的供应, 并且通过各种∃ 民生% 支出, 加大对低收入阶层转移支出和补助的力度, 做到公平和效率兼顾, 使减税政策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25 减税要与其他政策配套实施, 共同发挥作用相对于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危机时期, 如今美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宏观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可谓时过境迁。但美国减税政策的历史经验表明, 美国政府在实施减税政策的同时,还配合着财政、货币、汇率、价格杠杆等措施,使他们共同发挥作用。比如, 政府可以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来调节整个经济, 用发行货币的手段来配合减税政策; 当减税造成收不抵支时, 可以利用发行国债的手段来弥补财政的空白; 为了平衡减税带来的财政收入的减少, 可以采用有增有减的税收政策, 在某些不影响国计民生的产业部门适当的增税等。总之, 为了应对刚性的财政支出, 使减税政策取得预期效果, 避免单兵冒进,有关减税的安排必须与其他政策配套实施。参 考 文 献1. 何盛明: 财经大辞典 ( 下卷) [M]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1990: 18362. Anthony S. Campagna: US National Economic Policy1917~ 1985, New York: Praeger, 19873. 章嘉琳. 变化中的美国经济 [M] . 学林出版社,3754. 丁冰, 张连城. 现代西方经济学说 [M] .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2: 97The Development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US. Tax Reduction PolicyYe Jun Tian Shuhui( Jilin Universi 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Abstract Since the 1930s, large- scale tax reduction policy has been carried out for five times in the US. history. In anotherword, the US. hi story of tax red uction has bitter experience parallels with glory and both t wists and magnificence. The paper is mainlyfocu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S. tax reduction, and thus further analyzes i ts enlightenment and the use for words tax reduction policy; tax burden; development; enligh tenment; The United States! 154 !第12 期(总第206期)2010 年 12 月工业技术经济 Journal of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EconomicsNo 12 ( General, No 206)Dec 2010
一. 由北美荒原到大国崛起和迈向世界超级强国美国历史可以分为早期、近代和现当代三个时期: 早期(1492年前——1776年); 近代(1776——1898年);和现当代(1898年至今)。区别三个时期的界标是1776年美国的独立和1898年美西战争。1.美国早期发展史(公元1492年前——1776年)这一阶段的发展特点,是由原始的氏族社会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并伴有前资本主义形态的跳跃。这一时期社会形态的发展并不是依次过渡的，它没有经过奴隶制度和封建社会制度为主的发展阶段。就生产关系的主导形态而言，它是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发展的时期。就社会和政治生活状况而言，它是以土著印第安人为主要居民转变为以英格兰人为主要居民的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时期。其基本原因在于已经处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英格兰人来到美洲的影响。期美国又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 印第安人开发北美时期(1492年前——)印第安人是北美大陆的最早原始居民。它们长期以来是开发北美的主力。它们的活动构成了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建立前的北美古代历史的主流。但是印第安人开发北美的历程是非常缓慢的。如果不是15世纪末期以来欧洲白人在北美的陆续探险和殖民，北美印第安人仍将左右着北美大陆历史的演变。2) 欧洲列强在北美探险、发展和殖民时期(1492——17世纪初)这时印第安人仍是北美大陆的主要居民，但是主宰大陆命运的却是欧洲白人。欧洲列强，主要是西班牙人、荷兰人、法国人和英格兰人，它们先后闯入了北美大陆建立了各自的殖民点。一般说来，西班牙人和法国人在北美的殖民带有浓厚的封建掠夺色彩。英格兰人和荷兰人在北美的殖民则主要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相联系。3) 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时期(1607——1775年)在此期间,英国在北美大西洋沿岸先后建立了13个殖民地,从1607年的弗吉尼亚的詹姆斯城到1733年的佐治亚前后持续了126年时间。在这前后法国人在密西西比河流拥有巨大的殖民地，西班牙人则控制了佛罗里达和墨西哥地区，荷兰人控制了纽约地区。1756-1763七年战争后英国人控制了加拿大和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广大地区，成为北美大陆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地区的霸主。需要指出,第一,这一时期移民的主流是以英格兰人为主体的WASP即欧洲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族中的清教徒;居民中有白人、黑人移民以及原来的土著印第安人;移民中的自由移民和契约佣仆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在此期间,英国在北美大西洋沿岸先后建立了13个殖民地,从1607年的弗吉尼亚的詹姆斯城到1733年的佐治亚前后持续了126年时间。在这前后法国人在密西西比河流拥有巨大的殖民地，西班牙人则控制了佛罗里达和墨西哥地区，荷兰人控制了纽约地区。1756-1763七年战争后英国人控制了加拿大和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广大地区，成为北美大陆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地区的霸主。需要指出,第一,这一时期移民的主流是以英格兰人为主体的WASP即欧洲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族中的清教徒;居民中有白人、黑人移民以及原来的土著印第安人;移民中的自由移民和契约佣仆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第二,殖民的英国模式和西班牙模式是有不同的，前者是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拓殖,后者基本上是封建主义的商业掠夺。第三，殖民地时期的社会性质是带有依附性和前资本主义残余的资本主义社会。整个说来,它基本上是英国资本主义在北美特殊条件下的移植,可以说具有北美特色。2. 美国近代史(1776——1898年)这一时期，是美国自由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时期。年轻的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土开拓等各个领域取得了决定性的重大胜利。美国巩固地建立和扩大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并逐步确立了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快速发展了国民经济，在短期内成为名列前茅的世界工业大国，同时在19世纪的后30年开始了向现代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并在完成了大陆扩张后,开始走向了海外扩张。近代美国大体上又可分为下列四个发展阶段:1) 两次对英战争阶段(1776——1815年)1775-1783年的北美独立革命,推翻了英国在北美殖民的统治,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1776年《独立宣言》的发表是美国历史上的里程碑,它是美国资产阶级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和近代美国的开端。从1783-1812年的30年间,巩固地建立了美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体制,其中包括确立了共和制、联邦制、总统制和稳定的联邦宪法。1812-1815年的第二次对英战争在主要方面是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反对欺压它的世界工业大国的战争,其结果促成了联邦政府的巩固、美利坚民族精神的崛起、排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外部威胁、开始了工业革命和长期的和平建国时期。2) 西进运动、领土扩张和两种社会制度矛盾发展激化时期(1815——1860年)西进运动在北美独立革命和南北战争之间的近百年内，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它是北美独立革命的结果,又是南北战争的前奏。它早于领土扩张，活动内容比领土扩张更丰富，时间更持久。这种大规模的经济开发和社会迁移活动，对于美国近代工业化和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对于美利坚民族性格的形成以及思想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影响。领土扩张的过程延续了半个多世纪，它既有殖民掠夺和争斗的一面，又有在一定意义上由殖民地转变为自由领地的另一面。从1803年路易斯安那地区的购买到1867年购买阿拉斯加地区,在短短的几十年间，美国的领土从230万平方公里迅速增加到930万平方公里，而付出的代价累计只有5,555万美元。显然，美国经济大国的形成、自然条件的优越是同美国的领土急剧扩张分不开的。在这期间美国在对欧美的政策上提出了“门罗主义”的主张，她反对欧洲对美洲事务的干预，而对美洲则充当美洲国家利益的保护人，不过“门罗主义”的提出和“门罗主义”的扩张是有区别的。在美国西进运动和大陆扩张及早期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南北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即北部的资本主义工业和南部的种植园奴隶制农业。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北部主体力量要求扩大国内市场、限制奴隶制发展、补充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自由劳动力，实行高关税，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代表种植园奴隶制利益的南部主体力量要求扩大种植园经济，为世界市场生产更多的商品棉花，实行低关税，并从英国输入廉价的工业品。南北两种经济势力在政治上的争斗集中反映在是限制还是扩大奴隶制的问题上。美国人民结成了广泛的限制和反对奴隶制的统一战线。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案、1833年和1850年的妥协案，1854年堪萨斯内战，以及1857年的斯科特判例，都是南北两种力量斗争的反映。1860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当选总统，使南方扩大奴隶制的迷梦破灭。这样，两种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矛盾的发展和激化，使南北战争成为不可避免。在这以前，美国确立了近代的资产阶级的两党制度。3) 南北战争和战后南方重建时期(1861——1877年)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事件。由于林肯政府在1862年实行了解放奴隶、推行宅地法等一系列革命性措施，使战局自1862年下半年起发生了有利于北方工业资本主义的变化。其最终结局是资产阶级战胜了南部种植园奴隶制，从而排除了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最大内部障碍。从此，美国经济走上了迅速发展的崭新阶段。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是1865-1887年的南方重建时期。这是南北双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争取资产阶级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斗争的继续。它经历了林肯、约翰逊两任总统和国会激进派的三个重建方案阶段，尽管南方重建是以南北两种势力的妥协而告终，但是，南方的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向着资本主义的农业缓慢地转化，南北双方的矛盾已经发生了相应的重要转化，即代表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政治势力矛盾转为代表维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内部派别争斗。整个说来，战后的南方经济制度和社会政治已经发生了有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缓慢变化，但是这种妥协也使美国保持了美国南北两地的巨大差距，南方依然保留了某些奴隶制的残余形式和势力。4) 近代工业化的完成和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1877——1898年)这是美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狂飙时期。美国开始了电力革命和内燃机革命为标志的科学技术革命，在世界当时的最高水准上完成了近代工业化，赶上了德国和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大国。与此同时，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典型的现代化企业组织、托拉斯国家，出现了普尔、托拉斯、控股公司等现代化组织，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在政治领域，美国形成了主要代表垄断资本主义利益的资产阶级两党制，随着近代工业化和都市化的兴起，以及工农运动的高涨，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在思想领域，这一时期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进步主义、民粹主义和扩张主义思潮流行。在外交领域，美国开始结束了早期孤立主义外交，奉行积极的对外扩张政策的转变。整个说来，这是一个世纪之交的大转折时代。它开始了由自由竞争为主的时期向以垄断为主时期的转变；由近代农业国为主到现代工业国的转变；由以农村为主的社会向以城市为主的社会的转变；由早期技术革命向近代新技术革命的转变；由自由放任到局部时期和部门的国家干预的转变；以及由大陆扩张到开始海外扩张的转变。3. 美国现代史(1898——当今)1898年美西战争以来的美国现代史已经整整100年了。这是美国现代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也是美国人民和进步人士反对寡头统治，争取民主和进步与社会平等的斗争历史。又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不断改革和调整的时期。美国在这一时期由世界工业大国迅速发展为1945年的世界头号超级大国，并一直保持到今天。整个说来，这一时期美国的发展和比较快速的发展是主要的。现代美国的发展也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发展阶段。1)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1898——1929年)美西战争标志着美国由自由资本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变，也是划分美国近代和现代历史的界标。美西战争的结果使美国名副其实地步入了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走上了对外经济扩张的道路，在远东美国制订了“门户开放”政策。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大发战争财，并于1916年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战后的20年代美国经济发展到新的高峰。由于美国通过西奥多·罗斯福的“公平交易”、伍德罗·威尔逊的“新自由”政策、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以及20年代美国经济的自由放任，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统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但在这同时，也孕育着潜在的严重危机。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先是中立，随后参战,这时在经济和政治实力上，基本上仍然是一个羽毛未丰的新兴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她企图称霸但是力不从心，在巴黎和会上受挫。战后，美国在巩固拉丁美洲基地的同时，开展了全球范围内的争夺经济霸权的斗争。2) 经济大危机、罗斯福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1929——1945年)1929-1933年,美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空前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赫伯特·胡佛总统的自愿联合政策未能制止危机的蔓延。1933年3月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执政,实行新政。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通过强化国家全面干预金融财政、工业、农业、公共工程、社会保障等领域，缓解了经济危机的严重恶果，保护了劳动生产力，避免了美国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并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准备的物质条件。罗斯福新政的改良措施是有利于现代化发展的进步改革举措，它的全面强化国家干预政策使垄断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的新阶段，标志着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成熟，对于现代美国历史的发展具有多方面的深远影响。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先是中立，1941年底随着珍珠港事件的爆发，参加组织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美国在经济上发挥了民主国家兵工厂的作用；在军事上通过组织参加一系列重大战役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政治上推动了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和发展，保证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这次战争的结果，使美国成为得益最大的唯一超级大国，奠定了美国在战后称霸资本主义世界的基础。3) 战后最初25年称霸资本世界的鼎盛时期(1945——1969年)美国在这一时期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高峰。由于以原子能技术、宇航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发展为标志的新科学技术革命，在美国的兴起推动美国经济高度现代化的发展。加上美国现代企业组织的新发展，国家和国际垄断组织的新发展以及跨国公司的迅速崛起，美国成为高度现代化的超级大国，并开始向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化。60年代是美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时期，在这期间，美国由海外扩张走向全球扩张,奉行对苏冷战和对华遏制政策，也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发生尖锐对抗,还与愿意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改善关系的西欧与日本发生矛盾。在对内政策上,战后初期，美国一度强化了反共主义的麦卡锡主义反民主政策,不过整个说来,美国依然实行扩大资产阶级民主体制的政策。在经济上,从杜鲁门的“公平施政”到肯尼迪的“新边疆”政策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政策，都在新的条件下不同程度地继续推行罗斯福的新政政策。而艾森豪威尔的折衷路线的“现代共和党主义”，也没有改变强化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政策的基本轨道。4) 继续超级大国地位的时期(1969年以来)70年代以来，美国仍然保持全球超级大国地位，90年代起美国更成为唯一的全球超级大国，它的整体实力在资本主义世界依然保持超强地位。尽管美国经历经济滞胀和1979-1982、1990-1992年的三次经济危机，但是整个说来美国经济仍然在发展，80年代中期和1992以来经济发展出现少有的好势头。不过为了适应滞胀经济和国际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在国内经济政策上美国面临控制政府干预规模和重点，强化市场经济机制的重大调整，尼克松的“新联邦主义”、卡特的“反滞胀政策”、里根经济学的振兴经济政策、以及克林顿新民主党人刺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经济政策都证明了这一发展趋势。在外交政策上，美国实行了比较现实主义路线的重大调整。在政治和思想领域，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潮明显强化。二. 美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特点在美国历史发展中,有着相互联系和影响的五个明显的特点。1.年轻快速、实力最强、富有活力的大国美国迄今建国历史只有222年，远较其他大国年轻。美国是世界上快速发展的大国。她有三个快速发展期:1607-1775年在不到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由土著印第安人为主的母系氏族社会阶段,过渡为带依附性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殖民地。1815-1894年的80年间,美国又从一个发展中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化大国。而1898年以来的一百年间,美国的现代化和后现代化水平、科学技术水平、社会物质和文化社会生活现代化水平一直领先于世界各国。美国作为实力最强的大国工业保持世界领先地位从1894年以来已整整104年了。1916年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在各个经济领域占有全面的优势, 20年代美国成为汽车王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38年 美国占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的36％。二战后的1948年,美国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的53年里美国一直是超级大国。整个说来当代美国的经济处在历史上继续大发展的时期;尽管和西欧、特别是日本、德国相比70 年代以来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的发展差距一度相对缩小;作为超级经济大国的,美国的经济霸权虽然一度相对衰落, 但是90年代美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地增长使美国的经济超强地位得到巩固。美国富有活力表现在美国私人经营和国家、集团、私人垄断所有制兼顾;市场经济为基础兼顾政府干预。美国是垄断主体的民主共和制国家(以垄断资本民主为主体的利益集团化,政治民主化趋势)。实行自由主义为指导的思想多元化(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共和主义为主体的思想多元趋势)。推行向全球开放的吸收外来移民政策;推进美利坚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以基督教新教为主体的世界各教派林立趋势。以WASP文化为主体各族文化共存和交融的趋同存异趋势)2.外来移民持续不断的国家3.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典型国家在资产阶级国家中美国是民主共和制的典型国家。它是资产阶级的主体民主，钱袋民主。神化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把它说成是唯一优越的制度，显然是一种偏见。而认为这种民主完全是子虚乌有，甚至十分反动，也是一种偏见。美国的民主制包括共和制、联邦制、成文宪法、两院制、总统制、两党制、司法制、选举制等特色。在国家政权形式方面，美国实行的资产阶级共和制，而不是像英、荷、日本那样的君主立宪制。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相互关系方面，美国实行的是二元联邦制，而不是像英、法、日那样的单一中央集权制，它比联邦德国、加拿大的联邦制更典型。在宪法形式方面，美国实行的是以修正案作为补充形式的稳定的成文联邦宪法，而不是像英国那样的不成文宪法或者像法国那样几经更替的成文宪法。美国的权力结构是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在立法机构方面，美国实行的是由各州选民选举产生的参议院和众议院的两院制，而不像英国那样的上院和下院，也不像联邦德国那样上院由州任免，法国参议院由间接选举产生。在行政权力方面，美国实行的是总统制而不是像英国、日本那样的首相或总理的内阁制，也不像法国那样由总统任命总理的组阁制。在司法权力方面，实行的是逐级法院制和专项法院制度。在政党制度方面，美国实行的两党制，而不是像法国和意大利等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实行的多党制,或日本那样的名义上多党制实际上的自民党的一党制，以及英国那样的工党和保守党的两党制。在美国还以第三党作为两党制的补充，它排除了任何第三党执政的可能性。在选举制度方面，美国则实行中央和地方的主要官员的直接选举制。美国还是统治集团内部民主争论的主体民主制。多年来在内政外交和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政策上，在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范围内允许存在各种倾向的争论。例如在政府职能上的大政府和小政府之争，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制之争等。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在特定时期还以非民主的法西斯手段为补充。在本世纪30年代出现过法西斯思潮的泛滥，在50年代初期出现过麦卡锡主义的横行，但是，它们不是统治阶级维护长治久安的明智之举。美国资产阶级的民主扩大有一个过程。例如独立和自由权力的扩大，由契约佣仆白人身份到白人自由民身份，由黑奴到自由黑人身份，由非自由人的印第安人到具有公民权身份的印第安人。在参政权问题上，选举权的限制逐步缩小和取消，参政人由少数政治活动家参政到某些中下层代表人物的参政， 由白人到黑人再到印第安人，由男子到妇女。还有经济平等权力的扩大,表现在市场经济领域中的公平、公正和公开，反托拉斯立法和公平竞争法规的制定，还有通过社会福利保障机制实行财富的再分配等。美国的政治生活中也有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改革传统。它可以追溯到17世纪初的殖民地自治议会和1620年的外来移民的“五月花号公约”。从1776年的独立宣言到1878年的联邦宪法和1791年的宪法前10条修正案即权利法案。从杰斐逊民主思想到杰克逊的民主政治。从1863年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林肯关于“民有、民治、民亨”的政府的葛底斯堡著名演说，到1866年的给黑人以充分民主权利的宪法第14条修正案。从19世纪末的平民党主义到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从西奥多·罗斯福的“公平交易”到伍德罗·威尔逊的“新自由”，再到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和1941年的大西洋宪章、“四大自由”。从杜鲁门的“公平施政”到肯尼迪政府的“新边疆”政策和林登·约翰逊政府的“伟大的社会”政策，直到克林顿政府的“新民主党人”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大众争取民主权利的改革措施。4.商品经济和垄断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家美国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典型；也是私人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典型;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可以这样说，作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国家，美国是后起的，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国家，美国又是老牌的。它是一部典型的商品经济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史。美国现代化的发展和现代化生产方式和组织相同步，认为美国的商品经济发展都是资本主义性质从而需要加以排斥，显然把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和资本主义的性质相混同，但是认为这种发展没有美国特色，不符合美国资本主义的利益也是不对的。5.对外开放和社会机制不断调整的国家这个问题可以概述表现为以下四点：第一,人口流动的王国;第二,对外贸易的超级大国;第三,门户开放的国家;第四,不断进行改革和政策的国家。美国是一个典型的开放国家。从北美殖民地时代起，美国就和对外开放结下了不解之缘。没有开放，北美大陆不可能在17世纪早期就出现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开放既不会有美利坚共和国的诞生，也不会有美利坚民族的形成。美国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北美大国的形成是和美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分不开的。在现代史上，没有开放也就没有20世纪美国的大发展。美国不仅是一个外来移民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国内居民频繁流动的王国。它是美国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和连续不断的外来移民潮的产物，又是推动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因。流动中的北美大陆表现为居民迁移分布的不断变化，以及都市化的迅速发展和城市、农村居民人口分布的急剧变化。它反映了美国人口重新分配的迁移率。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为高迁移率提供了客观经济前提；西进运动和大陆扩张是高迁移率的强大动力；近代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又有力地推动高迁移率的发展；交通运输和通讯事业的先导又为高迁移率创造了有利环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美利坚民族的创新精神都是高迁移率的推动因素。美国良性的人口频繁流动有利于美国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有利于美国社会和思想文化多元化的发展；有利于美国的合理布局和整体发展；也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作为从贸易立国到对外贸易的超级大国，没有对外贸易就没有美利坚共和国的建立；就不会有美国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就不会有超级大国的形成。在贸易大国的进程中，美国采取了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兼顾和交替的政策。作为开放型的美利坚共和国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自20世纪以来，美国基本上推行门户开放式的外交政策。从对华门户开放到全球门户开放政策，充分显示了在全球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中，这种政策对于国际关系产生的深远影响。至于不断进行改革和政策调整，我们将在后面几讲中详细阐述。美国的改革开放之路告诉我们，美国在短短的不到400年内，从荒原发展为世界头号超级大国，得力于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美国特色。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的改革开放执西方世界之牛耳。
用武力实现扩张并攫取经济利益。
把美国崛起的原因写下来。
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都不是偶然的，美国也不例外。
以美国一贯的经济创新能力，维持现有的、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和商业环境，对于美国的重要性，远远高于“用武力实现扩张并攫取经济利益”。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制度，最早确立的共和制，并用宪法确保其稳定，确保了美国的长治久安。
一）反托拉斯 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后，美国出现的第一次政府干预是共和党西奥多-罗斯福的反托拉斯，西奥多有“托拉斯轰炸机”的称号。 谨小慎微的塔夫托几乎无所作为，最后和西奥多-罗斯福分道扬镳； 民主党的威尔逊继续高举共和党人西奥多的旗帜，反对托拉斯，制定了著名的著名的克莱顿反托拉斯法。 以上是第一阶段的国家干预。 （二）自由放任 1921年，共和党人哈定入主白宫，揭开了哈定--柯立芝--胡佛的时代。哈定对威尔逊的政策非常不满，主张“回复常态”，是自由放任再次兴起。柯立芝信奉“只要政府什么事都不做，80%的问题就会自然解决”。胡佛极力主张放任自由，他自己也是个人奋斗的成功典范。三任总统自由放任的结果是，给美国带来了30年代的大萧条！！！“胡佛”这个词从英雄的代名词变成了骂人的前缀。胡佛任期结束时的1933年的GDP（414亿）大约下降到了1929年（868亿）的50%。 （三）罗斯福新政 1934年民主党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后，实行了“新政”，对经济实行强力的国家干预，首先挽救银行，然后开展农业复兴和工业复兴，制定了旨在保护穷人和劳动者的瓦格纳法、社会保障法，开展大规模救助，联邦政府兴办公共事业等。罗斯福的新政，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摸索出了一条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生命的可行途径，也就是大力发展非法西斯主义的、走所谓“福利国家”道路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罗斯福去世后，杜鲁门开展“公平施政”，在经济政策方面仍然奉行罗斯福的国家干预政策。前后2人5届20年，这是第二阶段的政府强力干预。 （五）艾森豪威尔的现代共和党主义 1953年，共和党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他们担心新政以来大规模的国家干预，无异于“滑向了社会主义”，因此，他们极力试图回到“正常状态”（也就是自由放任的状态），但美国的现实情况最终使得艾森豪威尔政府接受了新政以来民主党政府的社会经济改革，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胡佛时代的新共和党路线——一条中间路线。50年代的美国，出现了“丰裕社会”的“另一个美国”现象，社会两极分化仍然严重，贫穷仍没有消除。50年代经济增长缓慢，黄金外流，受到苏联的严重挑战，黑人运动高涨。 （六）肯尼迪的“新边疆”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 1961年，民主党肯尼迪入主白宫。在经济政策上，继续奉行凯恩斯主义，实行以减税为主的长期财政赤字政策，同时实行双重利率的廉价货币政策，以及在和平时期对工资和物价的非强制性管制。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联邦政府大大加强了对劳动力再生产的干预，以适应社会会发展和科技革命提出的新需要，使“福利国家”设计的范围迅速扩大。鉴于黑人运动来势迅猛，国会通过了3大民权立法，从法律上取消了种族隔离制度。肯尼迪发起的阿波罗登月计划，使美国的科技事业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这是第三次政府干预，也是政府干预的最高潮。 （七）反对新政传统的初步尝试 1969年，共和党人尼克松入主白宫，它最初尝试走一条完全不同于新政的保守主义路线，试图对经济、社会福利和政府体制进行大规模改革。在经济政策上，他几度采取反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在社会福利上，他削减“伟大社会”项目，并提出取代联邦社会救济的家庭援助计划；在政府关系上主张改变权力集中于华盛顿的流向，实行所谓的新联邦主义；在民权问题上阻挠以校车接送学童方式消除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制。 这些政策的实施，到了1970年，工业生产回升乏力，失业率高达。这一切使尼克松不得不采取“姑且一试”的国家干预措施。1971年1月4日，尼克松在电视上公开宣布，他要用赤字财政政策来实现充分就业。 尼克松任内几次想摆脱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但每次都不得不走回到国家干预的道路上来。
我国发展数字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数字经济在其他产业领域的应用带来的效率增长和产出增加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引擎。近年来，数字经济正在加快向其他产业融合渗透，提升经济发展空间。
数字经济的概括
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学概念的数字经济是人类通过大数据的识别—选择—过滤—存储—使用，引导、实现资源的快速优化配置与再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作为一个内涵比较宽泛的概念，凡是直接或间接利用数据来引导资源发挥作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形态都可以纳入其范畴。
数字经济通过不断升级的网络基础设施与智能机等信息工具，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人类处理大数据的数量、质量和速度的能力不断增强，推动人类经济形态由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智慧经济形态转化，极大地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提高资源优化配置效率，提高产品、企业、产业附加值，推动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
数字经济时代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农业经济的基础要素是土地，工业经济的基础要素是机器，而数字经济的基础要素就是大数据。
大数据作为一种基础性和战略性资源，是提升民众生活品质、国家治理能力的“富矿”。国家高度重视的“新基建”战略布局中，大数据中心的建立，也是希望助力牢固信息化“地基”建设，推动数据要素参与到更多价值的创造和分配，保障高质量的社会发展。
网络零售有更低的运营成本和更高的运行效率，对一个零售企业来说，库存周转天数和账期是衡量一个企业运行效率的最重要的2个指标，网络零售商在这2个指标上的的表现远远高于线下零售店。网络零售有线下实体店难以比拟的优势，如海量的货柜，不受物理空间的限制等。
数字化品类发展，经历从标准化商品到非标准化产品的发展路径。早期网络零售多数是以标准化商品起步，如图书、酒水，但是非标准化商品、个性化商品有很大的机会，如生鲜电商，标准化很低，流通的损耗很大，同时生鲜是一个高频的消费，有非常好的发展前景。
但目前，我国大数据管理尚无针对公共数据管理规范的诸多现实痛点。
例如：l多个政务部门、行业企业之间数据标准不统一，数据接口错综复杂，导致公共数据共享开放仍未深入展开，涉及公共服务、城市管理信息的共享，更是难以实现。
l我国大数据信息的社会化共享水平还有待提高，共享开放管理尚未形成闭环，政企、行业和民众之间，信息公开仍有很多壁垒，阻碍了社会服务效率的提升和数据经济的深化发展。
进一步推动大数据信息社会化共享，是发展高效便捷的社会生活，把握更多数字经济发展机遇的关键举措。鉴于上述问题和痛点，苏宁董事长张近东在2020年两会上建议从以下几方面推动公共数据的社会化共享：
一、成立数据治理委员会，推动大数据共享体系建设
二、建立“公共数据社会化共享”管理平台
三、完善技术和管理规范，保障数据共享的安全可控
四、界定明确的数据共享属性和共享权益，实现数据确权流通
五、建立公共数据社会化共享的通识教育
随着科技革命的高速发展，数字经济已经进入从技术探索到产业应用的阶段，数字经济强调培养学员的复合能力，是经济学、数据科学、管理学等学科门类的结合，是一种跨界培养，是“思辨+管理+赋能”相结合的具体实践。
UCA—DDE项目旨在缔造数字科技独角兽，成就数字经济领军者，培养拥有商业资源同时具有影响力的业界翘楚，提高企业的决策能力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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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字面上看，数字经济就是基于数字技术的经济，而数字技术的发展往往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难以分清，所以很多时候数字经济也常被称作互联网经济或网络经济。早在上世纪互联网发展初期，美国商人唐·塔普斯科特就在1995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数字经济》的著作，详细论述了互联网对经济的影响，他被认为是最早提出“数字经济”概念的人之一。随后数字经济常被理解为因为数据信息可通过网络流动而产生的经济活动，比如开一家网店，店家和消费者不用实际见面，就能传递商品信息并讨价还价。这样的经济活动显然具有便捷优势。同时，一些关于网络发展的理论被引入数字经济中，比如梅特卡夫法则，它指出网络的价值等于其所有网络终端数量的平方，换句话说就是用一个网络虚拟平台的人越多，这个虚拟平台对于每个用户的价值就越大。互联网企业家、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也是从这个角度理解数字经济。他作为演讲嘉宾出席本届汉诺威IT展开幕式时说，今年展会的主题为“数字经济”，与其说数字经济，不如说是数据经济。因为数据传输的缘故，各种数字经济活动皆有可能。此外，“数字经济”还包含数字技术与各项实际产业的结合。汉诺威IT展官方网站指出，从农业、工业到医学，各行各业都在经历数字技术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