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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研究我能写，到时候我写好发到哪里去给你
文有关地名文化的研究综述怎知道更多办
地名是历史的精髓要素之一，虽是一个个简单的名称，却道尽了地与人，地与事、地与物的种种关系。中国地名体现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疆域政区的变化、传统文化等观念，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名大如省、自治区、市县名称，小到镇、村、街道、桥梁名称，还有大量的雅称、简称、别称等。有的地名历千年不变，有的地名则多次更换，每个地名的背后有一段故事，每个地名的后面另有一串地名。地名的由来、命名的原则、寓意都蕴涵着历史的传承和传统文化的精髓。一个地名，就是一段历史碎片；一个地名，就是一幅风情画卷。看似杂乱无章的地名，其实蕴含着众多的逸闻趣事，更承载着城市的人文底蕴。 地名是各民族语言中的普遍现象。作为一种语言符号，除了表示城市、农村、河流、山脉、道路、街巷等地理位置以外，地名词与社会、文化历史的联系也是很密切的。它的词义往往既反映着人们对地形、地物及地理位置的具体认识，同时也反映着该地的历史人文的变迁。而这一切都是借助地名的语音特点和词义特点来表现的。所以，汉语中的地名，也是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信息的承载体。 原始人类同地名是无缘的，地名应该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后的产物。最早的地名大约就是借用图腾的名称，这从国内一些少数民族的地名可以推断。比如云南彝族，曾以虎为图腾，哀牢山有彝村就名“罗摩”（母虎），山岗就叫“纳罗”（黑虎），意谓母虎族、黑虎族居住的村落、山岗（参见牛汝辰《中国地名文化》）。又云南有“鹤拓”一名，据张了先生的考证，其起源就与白族先民的鹤图腾祟拜有关。汉民族的历史地名也留下了图腾的痕迹。如山西汾河一名，就因一个一度定居此地的崇拜风鸟图腾的部落而得（王克林《汾河释名》），“风”，古与“风”通假，则也可读如“分”“汾”。不过由于时世迁易，比较难于考证罢了。 现代汉语的词汇在数量上是以双音节为主的，但在历史上却经历了一个从单音节到双音节的发展过程。汉语地名词的发展也不例外。商代和周代的地名大多数是单音节的，如商代七次迁都，七个都城名都是单音节的：毫、嚣、相、邢、庇、奄、殷。春秋战国时期的地名也还是单音节占优势。但到了汉代，单音节的地名就不多见了。现代汉语中的地名一般都是由专名和通名构成，所以至少是双音节的（一些书面语中的简称如沪、津、京除外），甚至也不乏三音节、四音节、五音节、六音节等多音节的地名，如石家庄、羊肠子沟、大秃顶子山、一三五食 2 宿站。这说明，地名词在语音上的演变过程与整个现代汉语词汇的发展步调是一致的。 汉语地名一般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构成，而且专名在前，通名在后。比如江苏省、南京市中的“省”、“市”就是通名，放在最后；而“江苏”、“南京”就是专名。由于地名是中性词，所以不包含“老”、“小”、“阿”这样富于感情色彩的词头，也不用叠音和虚字。通名和专名一般都是有着特定意义的实词类。 一、汉语地名起名根据不同性质粗略可以分成三大类： 一）、自然地理环境的通名，如：山类：山、峰、岭、冈、坡、丘、陵、高原、山脉水类：水、河、江、湖、泊、溪、池、潭、沟、浦、海地貌类：岛、港、湾、洲、角、屿、半岛、盆地、沙漠； 二）、人类居住聚落建筑的通名，如：聚落类：乡、村、庄、镇、巷、街、道、路、弄、胡同、坊口、条、新村；建筑类：楼、台、亭、阁、城；寺、庙、宫、观、店、堂铺、集、墟、场、市、店 以上如“寺”、“庙”等多属各种宗教的建筑物名，历史上由于宗教信仰的繁盛也常用来做地名通称。“道”、“路”在古代曾经一度作为行政区划的通名，近代起演变成街道通名。 三）、国家行政区域划分的通名。 中国的行政区划，在漫长的历史上，变化很大。先秦代诸侯鼎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分古中国为：十六郡，郡的下面设县，这是最早的全国统一的行政区汉承秦制。唐代分全国为十五道，“道”成为最大的行政域。宋代又改“道”为“路”。古中国由于朝代更迭，地名经常改动，故而同一个行政区域往往有好几个名称，给后，带来了不少麻烦。“省”的行政区划始建于清朝，中华民沿用之。新中国成立后，作了调整变革，定为：省、自治区、特区、自治州、市、县、区、街道、镇、利。
地名是历史的精髓要素之一，虽是一个个简单的名称，却道尽了地与人，地与事、地与物的种种关系。中国地名体现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疆域政区的变化、传统文化等观念，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名大如省、自治区、市县名称，小到镇、村、街道、桥梁名称，还有大量的雅称、简称、别称等。有的地名历千年不变，有的地名则多次更换，每个地名的背后有一段故事，每个地名的后面另有一串地名。地名的由来、命名的原则、寓意都蕴涵着历史的传承和传统文化的精髓。一个地名，就是一段历史碎片；一个地名，就是一幅风情画卷。看似杂乱无章的地名，其实蕴含着众多的逸闻趣事，更承载着城市的人文底蕴。 地名是各民族语言中的普遍现象。作为一种语言符号，除了表示城市、农村、河流、山脉、道路、街巷等地理位置以外，地名词与社会、文化历史的联系也是很密切的。它的词义往往既反映着人们对地形、地物及地理位置的具体认识，同时也反映着该地的历史人文的变迁。而这一切都是借助地名的语音特点和词义特点来表现的。所以，汉语中的地名，也是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信息的承载体。 原始人类同地名是无缘的，地名应该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后的产物。最早的地名大约就是借用图腾的名称，这从国内一些少数民族的地名可以推断。比如云南彝族，曾以虎为图腾，哀牢山有彝村就名“罗摩”（母虎），山岗就叫“纳罗”（黑虎），意谓母虎族、黑虎族居住的村落、山岗（参见牛汝辰《中国地名文化》）。又云南有“鹤拓”一名，据张了先生的考证，其起源就与白族先民的鹤图腾祟拜有关。汉民族的历史地名也留下了图腾的痕迹。如山西汾河一名，就因一个一度定居此地的崇拜风鸟图腾的部落而得（王克林《汾河释名》），“风”，古与“风”通假，则也可读如“分”“汾”。不过由于时世迁易，比较难于考证罢了。 现代汉语的词汇在数量上是以双音节为主的，但在历史上却经历了一个从单音节到双音节的发展过程。汉语地名词的发展也不例外。商代和周代的地名大多数是单音节的，如商代七次迁都，七个都城名都是单音节的：毫、嚣、相、邢、庇、奄、殷。春秋战国时期的地名也还是单音节占优势。但到了汉代，单音节的地名就不多见了。现代汉语中的地名一般都是由专名和通名构成，所以至少是双音节的（一些书面语中的简称如沪、津、京除外），甚至也不乏三音节、四音节、五音节、六音节等多音节的地名，如石家庄、羊肠子沟、大秃顶子山、一三五食 2 宿站。这说明，地名词在语音上的演变过程与整个现代汉语词汇的发展步调是一致的。 汉语地名一般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构成，而且专名在前，通名在后。比如江苏省、南京市中的“省”、“市”就是通名，放在最后；而“江苏”、“南京”就是专名。由于地名是中性词，所以不包含“老”、“小”、“阿”这样富于感情色彩的词头，也不用叠音和虚字。通名和专名一般都是有着特定意义的实词类。 一、汉语地名起名根据不同性质粗略可以分成三大类： 一）、自然地理环境的通名，如：山类：山、峰、岭、冈、坡、丘、陵、高原、山脉水类：水、河、江、湖、泊、溪、池、潭、沟、浦、海地貌类：岛、港、湾、洲、角、屿、半岛、盆地、沙漠； 二）、人类居住聚落建筑的通名，如：聚落类：乡、村、庄、镇、巷、街、道、路、弄、胡同、坊口、条、新村；建筑类：楼、台、亭、阁、城；寺、庙、宫、观、店、堂铺、集、墟、场、市、店 以上如“寺”、“庙”等多属各种宗教的建筑物名，历史上由于宗教信仰的繁盛也常用来做地名通称。“道”、“路”在古代曾经一度作为行政区划的通名，近代起演变成街道通名。 三）、国家行政区域划分的通名。 中国的行政区划，在漫长的历史上，变化很大。先秦代诸侯鼎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分古中国为：十六郡，郡的下面设县，这是最早的全国统一的行政区汉承秦制。唐代分全国为十五道，“道”成为最大的行政域。宋代又改“道”为“路”。古中国由于朝代更迭，地名经常改动，故而同一个行政区域往往有好几个名称，给后，带来了不少麻烦。“省”的行政区划始建于清朝，中华民沿用之。新中国成立后，作了调整变革，定为：省、自治区、特区、自治州、市、县、区、街道、镇、利。
在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指导教师一般都要求学生编写提纲。从写作程序上讲，它是作者动笔行文前的必要准备;从提纲本身来讲，它是作者构思谋篇的具体体现。所谓构思谋篇，就是组织设计毕业论文的篇章结构。因为毕业论文的写作不像写一首短诗、一篇散文、一段札记那样随感而发，信手拈来，用一则材料、几段短语就表达一种思想、一种感情;而是要用大量的资料，较多的层次，严密的推理来展开论述，从各个方面来阐述理由、论证自己的观点。因此，构思谋篇就显得非常重要，于是必须编制写作提纲，以便有条理地安排材料、展开论证。有了一个好的提纲，就能纲举目张，提纲挚领，掌握全篇论文的基本骨架，使论文的结构完整统一;就能分清层次，明确重点，周密地谋篇布局，使总论点和分论点有机地统一起来;也就能够按照各部分的要求安排、组织、利用资料，决定取舍，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料的作用。有些学生不大愿意写提纲，喜欢直接写初稿。如果不是在头脑中已把全文的提纲想好，如果心中对于全文的论点、论据和论证步骤还是混乱的，那么编写一个提纲是十分必要的，是大有好处的，其好处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可以体现作者的总体思路。提纲是由序码和文字组成的一种逻辑图表，是帮助作者考虑文章全篇逻辑构成的写作设计图。其优点在于，使作者易于掌握论文结构的全局，层次清楚，重点明确，简明扼要，一目了然。第二，有利于论文前后呼应。有一个提纲，可以帮助我们树立全局观念，从整体出发，在检验每一个部分所占的地位、所起的作用，相互间是否有逻辑联系，每部分所占的篇幅与其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否相称，各个部分之间的比例是否恰当和谐，每一字、每一句、每一段、每一部分是否都为全局所需要，是否都丝丝入扣、相互配合，成为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都能为展开论题服务。经过这样的考虑和编写，论文的结构才能统一而完整，很好地为表达论文的内容服务。第三，有利于及时调整，避免大返工。在毕业论文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作者的思维活动是非常活跃的，一些不起眼的材料，从表面看来不相关的材料，经过熟悉和深思，常常会产生新的联想或新的观点，如果不认真编写提纲，动起笔来就会被这种现象所干扰，不得不停下笔来重新思考，甚至推翻已写的从头来过;这样，不仅增加了工作量，也会极大地影响写作情绪。毕业论文提纲犹如工程的蓝图，只要动笔前把提纲考虑得周到严谨，多花点时间和力气，搞得扎实一些，就能形成一个层次清楚、逻辑严密的论文框架，从而避免许多不必要的返工。另外，初写论文的学生，如果把自己的思路先写成提纲，再去请教他人，人家一看能懂，较易提出一些修改补充的意见，便于自己得到有效的指导。
地名研究我能写，到时候我写好发到哪里去给你
（一）关于彝族的历史： 民族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比如汉族，是在先秦华夏族的基础上融合多个民族以后，在汉代的时候成形的。彝族生活在西南山区，地形闭塞，交往融合的情形可能比汉族少多了，相信她是一个血脉相对单纯的民族。能够在4500年里一脉相传，生存至今，应该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二）关于彝族的族源：到目前为止，彝族的族源以‘土著说’、‘羌氐说’、‘东夷部落迁移说’为主。彝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地皇时代（约公元前2570~2550年，参见本百科词条“三皇五帝年表”）。汉族文献：《路史》卷二注引《通历》：“地皇以三十日为月，十一月为冬至”。学者易谋远《彝族古宇宙论与历法研究》引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所编《赊豆榷濮、叙祖白》云：“彝族相传年、月、日、时‘编出来’的时间始于‘地皇’时：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天；白天十二时，一夜十二时。白天与黑夜，从此对半分。这些分好后，又分春与夏，再分秋与冬。一年为四季，四季都分明。日子长与短，年月与节令，都出地皇时。”可见，彝族传说指名道姓地提到了汉族传说中的“地皇”，且汉族文献与彝族传说异口同声地说“地皇以三十日为一月”，这无论如何不能以“巧合”来解释，只能解释为：地皇氏的存在是真实的，地皇时代彝族的雏形已经有了。那么根据《三皇五帝年表》，早期彝族存在于4500年前。（三）土著说：分云南土著说和西南土著说：云南土著说的观点论据来源于元谋人的发现（元谋人发现于1965年5月，发现地点在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西北小山岗上。元谋人化石包括两枚上内侧门齿，当时定名为“元谋直立人”。随元谋人出土的石器共七件，人工痕迹清楚.经考古学家断定，石器是元谋人打制而成的。在元谋人化石地层中还发现大量炭屑，后来还发现了两小块烧骨。考古学家研究,这些是当时人类用火的遗迹。中国地质科学院用古地磁方法测定，元谋人生活在距今170万年至60万年。 现在，元谋的考古发掘又有新的重大突破。在这个县的蝴蝶梁子和豹子洞中发现了猿人牙齿160多颗。经测定，其中“东方人”的牙齿已埋藏了250万年，使我国人类的历史又向前推进了80万年！ 中国的直立人化石。1965年发现于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包括属于同一个体的左、右上内侧门齿各一枚。其形态特征与北京人的门齿相似，但也有一些差别。关于元谋人化石的地质时代和绝对年代，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属早更新世晚期，据古地磁测定的年代（见考古年代学），在距今170万年左右；另一种意见认为，在中更新世，因为古地磁年代不应超过73万年，即可能距今60万～50万年或更晚。1973年冬发掘元谋人地点时，还发现3件人工打制的刮削器，原料是石英岩。 元谋人，因发现地点在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西北小山岗上，定名为“元谋直立人”。元谋县被誉为“元谋人的故乡”，1976年根据古地磁学方法测定，生活年代约为一百七十万年前左右，差距最多不超过前后十万年(也有学者认为其年代不应超过73万年，即可能为距今60万至50万年或更晚一些）。它又分西南土著说和云南土著说两种。西南土著说认为，彝族自古以来就居住在祖国的西南，经过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成为现今的彝族。这种主张的依据，除了汉文文献资料外，更多的是古彝文文献资料和神话传说等。云南土著说认为，云南是彝族的起源地。扩展资料仅作参考（观音洞遗址位于贵州省黔西县沙井乡井山村，为旧石器时代遗址，时代约从距今20万年到4万年，是中国古人类发祥地之一。人们常说北有‘周口店’、南有‘观音洞’。）（四）羌氐说的观点较为普遍： 羌氐说来由（在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境内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人类活动痕迹。7月12日，《自然》在线发表的这一突破性发现将中国的人类史向前推进了约40万年。 这项研究由来自国内外11家单位的11名学者共同参与。文章报告位于黄土高原南部、秦岭北麓的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上陈村一带新发现了一个早更新世的古人类旧石器遗址，其所处时代距今126万年到212万年。上陈旧石器遗址拥有连续性较好的人工制品文化层序列。研究人员在遗址黄土—古土壤序列的17个原生层位（S15-L28）中发现了96件石器。 羌族是中华大地上最古老的民族群体，它们最早在甘肃青海之交的黄河上游及渭水上游一带繁衍生息（当时区域界限没有今天精准）。后来它们向四方迁徙，与周围的土著民族融合，逐渐形成新的族群。其中有一支向东迁首先进入文明社会，形成炎帝族和黄帝族；一支向西南迁移，后来形成了吐蕃、苏毗、羊同及域外诸羌；还有一支则仍留居发祥地——甘青高原，由于自然条件艰苦，这一支发展缓慢，从而形成诸羌。氐族是以繁殖培育新羊种而得名的古老民族。它先在今河北北部的太行山麓同早已分布于此的戎、北狄、东夷、东胡等族融合，形成了新的氐族族群，又向西南迁徙至甘南地区，与羌族杂居，互相融合，到汉魏时期形成了氐族。1、羌氐历史发展：由于氐族与汉族长期杂居，深受汉文化的影响，过着农耕定居的生活，经济较为发达，文明程度也比其他少数民族要高。在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时，氐族加入了“五胡乱华”的行列，先后建立了前秦、仇池、后凉等国。到唐代，氐族几乎都融人汉族。属于氐人系统的人、白人则向西南迁人川西、滇北、滇中。因此，氐羌族是一群人数众多，迁徙分布范围广，影响深远的古老民族，是构成中华民族的重要骨干。氐羌族源远流长，列国分支和氐族繁多复杂，延续时间久远，要对氐羌族源流、分支、列国、诸姓氐的分布和迁徙作一纵向梳理，这绝非易事。何先生以数十年之积累，数十万里之调查访求，在艰苦的条件下撰成《氐羌源流史》，第一次全面系统论述了氐羌族的源流、迁徙、分布、流变等过程，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2、羌氐相关资料：有关氐羌族史，历朝留下的史料十分稀少，且分散零碎，难以搜寻。时至今日，关于氐羌族的论著仅限于氐、羌、藏、彝及西南各民族的专史，如马长寿的《氐与羌》，任乃强的《羌族源流初探》，李绍明、冉光荣、周锡银的《羌族史》，方国瑜的《彝族史》，杨铭的《氐族史》等，这些专著无疑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何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几十年如一日，遍搜有关氐羌民族史的资料，正如，前言中所言，“不论零篇残简、寸楮半牍，凡涉及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古文字学、考古学、民俗学、地名学、天文学、动植物学及古农史等方面资料，都加以搜集、推敲、精选”。又在博采众家之长的基础上，以近50万字的篇幅向我们展现了氐羌族及其后裔迁徙、演变的历史画卷。）普遍认为在六七千年以前居住在我国西北青海地区的古羌氐人，开始向四面发展，其中有一支向祖国的西南方向游弋。古羌人早期南下的支系与当地土著部落融合，后来形成了西昌地区的邛蕃和云南地区的滇蕃等便是彝族的先民。 （五）东夷部落迁徙说： “东夷部落迁徙说”学者们也在不断探寻论证，关键之处在‘东夷’天文历法等同‘西南夷’天文历法等非常有相似之处，“三星堆”等出土文物并是一个例证。另外东夷部落位于今天的河北、山东等一带（北京人距今约71万年至23万年，山顶洞人距今约18000年（由以往的距今约一万八千年改为距今约三万年。测定结果表明，山顶洞文化年代应介于距今万年左右至万年左右之间，中学历史教科书取了一个中间数。）。 北京人是生活在远古北京周口店，属于直立人，会使用天然火,打制工具，人类第一次取得了支配一种自然力的能力。 山顶洞人，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属晚期智人。因发现于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遗址顶部的山顶洞而得名。1930年发现，1933～1934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由裴文中主持进行发掘。1999年在河北蔚县上新世地层中找到了一件距今300万年的石器，这远远超过了非洲发现的不超出260万年的界限，并认为这是对人类非洲起源论的一次挑战。在安徽省东至县华龙洞古人类遗址发掘出的头骨化石被证实属于直立人，这一成果可能代表着发现安徽乃至长江中下游流域最古老的人类——东至人。 这一头骨化石出土于今年10月11日，目前尚包裹在胶结中，已经暴露出来的包括几乎完整的眼眶部分、大部分额骨和部分面骨。专家介绍，尚未清理的胶结内部有可能还有头骨其余部分，根据对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形态的初步观察并结合对动物群组成的分析，确定属于直立人。 直立人俗称猿人，生活阶段是从200多万年前到20万年前，属于地质年代的更新世，主要分布在中更新世。更新世是指地质时代第四纪的早期，地球历史上的更新世和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相当。）
第一篇 古人云“知行合一”、“知易行难”，“知者”可贵，“行者”更可贵。“行者”，用行动诠释生活的意义，用行动抒写生命的美丽。鲁迅以直面人生的呐喊唤起民众的觉醒，“我”以满腔的热情帮助迪龙实现生命的蜕变，而面临危机的美丽汉语需要我们用行动去拯救。当我们抱怨环境脏乱时，我们为什么不俯下身去？当我们接受善意的微笑时，为什么不报以同样的微笑？当我们自怨自艾时，为什么不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行动，就在举手之间。做一个“行者”，行动着，感悟着，收获着…… 请以“做一个‘行者’”为题写一篇文章。要求：①文体不限；②不少于600字（写成诗歌不少于20行）；③文中不得出现真实的地名、校名、人名。《做一个“行者”》！这，就是2010年温州市中考语文作文题目！考场外，带队老师们莫名其妙；校门边，送考家长们目瞪口呆；考场内，参试学生们紧锁眉头…… 意外！几乎是所有人心头涌起的唯一感受！诚然，《做一个“行者”》这样的题目，似乎更适合于高考作文的命题；“行者”这个内涵丰富的名词，老师家长大人们都觉得理解表述有些困难的概念，那面临中考选拔十分紧张的学生，又如何能从容以对？试问：“行者”何解？◎行者xíngzhě (1)[pedestrian]出行的人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清·梁启超《谭嗣同传》(2)[untonsuredmonk;itenerantmonk](1)∶佛教语。即“头陀”。行脚乞食的苦行僧人;又指方丈的侍者及在寺院服杂役尚未剃发的出家者(2)∶泛指修行佛道之人(3)∶《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别名。本题中的“行者”之义，可排除宗教释义，当取“出行的人”之本义。余秋雨有一书《行者无疆》，释义为“行者，行走的人。”则是对其内涵进行扩展，产生引申义，也是人们普通理解的意思。从题目上看，可以感知命题者想避免学生盲目套题的主观方向，但确实让学生在审题时产生一定的难度。因此，采用“读写结合”之法，在提示语中概括了本卷的相关阅读理解的内容，引导学生联系生活体验打开思路，降低难度，还是可行的。从中考的角度，与初中学生的能力要求来看，题目的意思主要是讲述自己的行动实践经过的感悟体验为主，侧重点并不在于论述为什么要做一个行者；但并不排除少数学生在选题上会出现偏差的可能，在作文中只片面地空论、讲大道理，会出现严重失分。如抛开审题中可能存在难度这一点，今年的中考作文命题，是非常深刻、大气、及时的。很多学生的语文学习，可以说又陷入了一个误区中。过度强调训练，过度依赖课堂，过度远离生活。语文学习似乎变成了极简单的听写抄写，和不痛不痒的早读。没有阅读，没有观察，没有思考，没有体验，没有辨析，没有实践。看着基础分相当不错的学生，却思辨能力极差，作文总是胡乱编造，心里总是隐隐作痛——语文的教学，本来不应如此啊！做一个行者！今年的中考作文开宗明义，告诉人们，学习不可以没有实践！这种中考的导向功能，将对今后的语文教学产生较为积极的意义！“学习”之义若何？从繁体字上可以看出，“学”原指孩子在屋下捧书而读，重在前人知识经验的获取；“习”是指鸟儿窝上张翅试飞的练习，重在实践的锻炼和体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的意思，正是说学到一定的知识，并能在实践应用中得到体验和感悟，是多么高兴的事情啊！所以，古人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所以，“游”字在大多数的文言文中，理解成“游学、游历”，而非“游玩”。而现在的学生，学习语文没有太多的积极性，没有太大的兴趣，最大的原因，在于狭隘的训练记忆的教学，让学生失却了真正实践体验的快乐。但愿今年的中考作文题目，能引起教育者们更多的反思与改进。语文是一片广阔的天地，除了课堂课本还有生活实践，除了背诵记忆还有理解思辨，除了自我内心还有外部世界，除了现实现象还有喻指想像，除了文字故事还有个性情感…… “教人求真，学做真人”，语文教学也好，作文考试也罢，本当如此！知其道而行其智，是为行者！让我们，在语文教学上，试着，做一个，行者！ 第二篇 中考作文题类似O型血——转自2010年06月13日《温州都市报》A3版昨天我市99134名考生参加中考，当天中考的作文题是“做一个行者”，似乎有种“稀释浓浓诗意，渐渐走入现实”的感觉，多了一份哲学思辨的味道。那么如何从该命题中脱颖而出，且听这些“过来人”的不同声音（略有删节）。中考作文古人云：知行合一，知易行难，知者可贵，行者更可贵。“行者”用行动诠释生活的意义，用行动抒写生命的美丽。鲁迅以直面人生的呐喊，唤起民众的觉醒，“我”以满腔热情，帮助迪龙实现生活的蜕变。而面临危机的汉语，需要我们用行动来拯救。当我们抱怨环境的脏乱时，为什么不俯下身去？当我们接受善意的微笑时，为什么不报以同样的微笑？当我们自怨自艾时，为什么不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行动，就在举手之间。做一个“行者”：行动者、感悟者、收获者…… 请以“做一个行者”为题，写一篇文章，文体自选，不少于600字（如写诗歌，则不少于20行）。文中不得出现真实的地名、校名、人名。省作家协会会员、温籍作家徐建宏“做一个行者”包含着文化的传承性，古典、包容性大。从本质上说，该命题强调的是一种生活态度，即保持关注社会、对生活强力介入的姿态，突显了一种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对年轻一代的公共生活态度、个人价值取向有良好的导向作用。这一点，也与前几天出现的不少高考作文题神合。命题本身具有观点性质，对于具备一定理性素养的考生可能有更大的拓展空间和展示余地，易于写出有深度、有宽度的文字。从文化视域看，理性、思辨有点国际化趋势。记叙则需要有独到的视角与体验，否则一不留神就“撞车”了，原因很简单，命题比较中性，比较公共，有点像O型血。其实，这正是命题的缺陷所在。温州市实验中学高级语文教师叶明文很多作文题关注学生的内心体验和感悟，但“行”更侧重行为动作，离开“坐而论道”，引导学生关注生活、关注社会、关注自然，由一种“想”的思维走向一种“做”的主动。对题目含义的理解可能会有些障碍，而找准一个点去写作是关键，如果仅仅停留在“行动”的理解，行文就容易平淡。“行”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呐喊、回报、拯救”层面上，提示语稍微清晰一点会更容易找到文意和写作的结合点。温州市第八中学高级语文教师张晓帆显然今年的题目，要求学生对生活的阅读与思考更成熟，对自我的要求更高远，传达着命题者对学生的期待与希望：不只是坐而论道空谈心性，更要敢于实践着手行动，在行动中体味真实的生活。如果部分考生在平时生活中有这方面的思考和要求，显然就得心应手，脱颖而出。同时，准确理解题目中的“行者”，学生需要一定的思辨能力，从导语中得知，并不是所有的行动都能让你成为一个“行者”，它是“知易行难”的“行”。如对贫苦者表达悲悯是容易的，但要从心底长出对他们的尊重却是困难的；把对父母的爱挂在嘴上是容易的，但真正捧起他们的脸仔细端详每一道皱纹却是困难的。文章中的“行”强调的是后者，别人不屑做的不能做的，你做了，你才是题目中真正意义上的“行者”。温州中学高一学生陈翌幻遇上比较难的作文题，可以在确定了中心后，花少许时间拟几句话奠定基调，如“请称我为‘行者’，我会略一停驻，对你颔首微笑。”放慢文章的节奏，确定基本结构。再者是题材，从材料中提炼，可写的还是很多的：为梦想奋斗的；走出困境的；就社会热点发表我们应如何去做的观点；用行动回报别人的……也可以以行为线索贯穿，从收获的角度写“行”。作文要写得开心，别让自己的文字束缚住自己的手脚。 第三篇 2010温州地区的中考作文题是“做一个行者”，刚听到这个题目，感觉很出乎意料，有点难，但很有深度，有生活气息。反复琢磨，却越发觉得好，这个题目其实从过去关注学生的思想，开始关注到行动，这才是难得之处，我们很多学生面对个人、家庭、社会等问题往往也能道理很足，讲得头头是道，但到了实际行动时却不见了踪影，例如很多学生对环保问题的看法时最常听到的是人类如何如何，好像自己不是人类中的一员了，在点评别人的行为的时候能振振有词，但到自己的时候，垃圾满地，脏话连篇的事常有发生，理论水平很高，实际行动却有时却嫌不足，理想的口号很美好，但遇到困难的时候退缩埋怨的也不少，特别是面对大多数独生子女的家庭，实际的积极行动机会本身又很少……（其实又何尝只有学生，我们很多人都是如此），而“做一个行者“正切合试图改变这种现状的积极导向。 作文题的思想影响不但是今年，应该成为今后教育的一种导向，注重“说”，同时更注重做，唯有这样才能变成自身的行为，变成一种真切的体验。缺乏实际的行动，许多理论的东西也就显得浅薄了。语文不但要关注精神领域，也应关注行动体验。 这样的语文才是生活化的语文。 语文老师、家长、学生自身都应该从这个作文题中体会一种思想理念，让我们的孩子懂得生活的道理，更要让孩子们行动起来，唯有真正的“行者”才称得上积极的人，乐观的人。 做一个有爱心的人，做一个对环境负责的人，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做积极的行者。 孙悟空是孙行者，他神通广大，能上天入地，但送师傅西天取经，一路任劳任怨，辛苦护送，化斋缘、战妖怪、请菩萨……点点滴滴，不辞辛劳，才能修成正果，佩服吴承恩语言的神力，让深奥的人生哲理融汇在可爱的孙行者身上， 让我们每个人都做一个行者，做一个正直的，善良的，有责任感的行者。 其实一个作文题如果能引起很多人的深思，我认为就是好的，如2008年的《下雨天真好》，当时正值洪水时刻，很多人责怪这个题目的不合时宜，当时也确实有这样感觉，但这个题目的出卷者的意图大概是想让孩子们去关注我们身边的美，思考如何在烦躁的生活中寻找一份诗意，也许这对于急功近利的现代人确实是不切实际，但我觉得它在某种程度，特别是在08年之后确实对教学本身，对如何看待生活方面一直在影响着大家。2009年的中考题《从那一刻开始》评卷过程中更注重学生自我真实的感受和体验，这也大煞抄、套别人作文之风头。 回味“走一个行者”，再看网上写的作文提示语言“用行动诠释生活的意义，用行动抒写生命的美丽。鲁迅以直面人生的呐喊唤起民众的觉醒，“我”以满腔的热情帮助迪龙实现生命的蜕变，而面临危机的美丽汉语需要我们用行动去拯救。当我们抱怨环境脏乱时，我们为什么不俯下身去？当我们接受善意的微笑时，为什么不报以同样的微笑？当我们自怨自艾时，为什么不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行动，就在举手之间。做一个“行者”，行动着，感悟着，收获着…… 不禁让我想到了甘地的名言“要改变世界先要改变自己”，惊叹于两者的相似了。有心的考生应该能明白自己的写作的方向，将来的考生也应该能读懂我们该真正为中考准备些什么。除了语言技巧外，还应该有思想、行动、品质…… 第四篇 不怕写不出，只怕想不出——对温州市2010年语文中考作文题的思考温州市实验中学钱胜武昨晚才知温州市2010年语文中考的作文题，一听这题目，顿时感到此题之妙。而上网查了之后，发现一些孩子抱怨题目难写。其实这个题目，并不难写，怕的就是学生看到这个题目，审题不认真，或者说现一些孩子审题不仔细，再或者说有些孩子没有审题意识。这次的题目是：古人云“知行合一”、“知易行难”，“知者”可贵，“行者”更可贵。“行者”，用行动诠释生活的意义，用行动抒写生命的美丽。鲁迅以直面人生的呐喊唤起民众的觉醒，“我”以满腔的热情帮助迪龙实现生命的蜕变，而面临危机的美丽汉语需要我们用行动去拯救。当我们抱怨环境脏乱时，我们为什么不俯下身去？当我们接受善意的微笑时，为什么不报以同样的微笑？当我们自怨自艾时，为什么不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行动，就在举手之间。做一个“行者”，行动着，感悟着，收获着…… 请以“做一个‘行者’”为题写一篇文章。要求：①文体不限；②不少于600字（写成诗歌不少于20行）；③文中不得出现真实的地名、校名、人名那么对这个题目，应当如何审题呢？我觉得弄清“行者”的含义是审题的关键所在。“行者”在提示语之中，有表示“行动”之意，而后提示语又表明此次作文，如果单单写行动，还是不够的，还应当有自己的一些思考。当然如果学生只是在提示语上下功夫，那么，在完成本次作文时，会受到一些自己个性审题的干扰。我以为审题应当从题目入手，所以，弄清“行者”的多重含义，这才是最重要的。一、“行”，有“走”的意思，在《醉翁亭记》里就有“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行者”也就是一般所说的走路的人。那么如果行者定位于些，也是可以写出好文章的，可以从现在大多人过着忙碌的生活，而我们可以从“我”喜欢时常漫步，喜欢走路，因为在走路，我们可以欣赏到许多“意外”的风景，此时，“行者”只是一个学生个体思考的载体，表达的载体。二、“行者”，我们可能会想到或者应当知道在《西游记》里的一个人物——孙悟空，也叫孙行者。那么我们其实也可以从这位主人公的身上发掘一些“行者”的内涵了——追求自由、抱打不平、疾恶如仇、责任心强……他常用的有一句口头禅：“俺老孙来也！”正是他“行者”的写照。学生可以从孙悟空性格的角度来诠释自己的日常生活，可以从人的品格形成来写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可以以一句话来贯穿全文，以形象动作描写，以起伏的情节来行文。三、从提示语之中，发现提法语背后的话语。提示语，例举的事例，学生应当从理解，其实不是行动不行动的问题，而是为什么而行动的问题。所以，学生可以在“做一个‘行者’”的“行者”前加一个适当的修饰语，这样文章也就好写了。比如：做一个思考的“行者”、做一个言行一致的“行者”、做一个承前启后的“行者”、做一个懂得关爱他人的“行者”……这样把题目细化，从而更好地写作。四、我们还可以把题目写成一句相对有哲理的句子，从而确定文章的主旨，以便于更好地写作。如：做一个行者，做一个有思想的行者，做一个思想支配行动的行者；做一个行者，应当做一个言行统一的行者；做一个行者，做一个关爱他人的行者；做一个行者，做一个能内心自省的行者；做一个行者，做一个具有洞察力的行者……其实，把题目适当地缩小，往往会让自己更好地选材。人，是思想才芦苇。人因为思考而使自己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本次的作文题，其实难与不难，全在学生自己的日常思维，而这个也很好地诠释了作文教学的一个要求，是一个重要的要求——引导学生关注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生活体验，感情真切；选材有个性，内容充实。我想，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作文就不怕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地名是历史的精髓要素之一，虽是一个个简单的名称，却道尽了地与人，地与事、地与物的种种关系。中国地名体现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疆域政区的变化、传统文化等观念，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名大如省、自治区、市县名称，小到镇、村、街道、桥梁名称，还有大量的雅称、简称、别称等。有的地名历千年不变，有的地名则多次更换，每个地名的背后有一段故事，每个地名的后面另有一串地名。地名的由来、命名的原则、寓意都蕴涵着历史的传承和传统文化的精髓。一个地名，就是一段历史碎片；一个地名，就是一幅风情画卷。看似杂乱无章的地名，其实蕴含着众多的逸闻趣事，更承载着城市的人文底蕴。 地名是各民族语言中的普遍现象。作为一种语言符号，除了表示城市、农村、河流、山脉、道路、街巷等地理位置以外，地名词与社会、文化历史的联系也是很密切的。它的词义往往既反映着人们对地形、地物及地理位置的具体认识，同时也反映着该地的历史人文的变迁。而这一切都是借助地名的语音特点和词义特点来表现的。所以，汉语中的地名，也是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信息的承载体。 原始人类同地名是无缘的，地名应该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后的产物。最早的地名大约就是借用图腾的名称，这从国内一些少数民族的地名可以推断。比如云南彝族，曾以虎为图腾，哀牢山有彝村就名“罗摩”（母虎），山岗就叫“纳罗”（黑虎），意谓母虎族、黑虎族居住的村落、山岗（参见牛汝辰《中国地名文化》）。又云南有“鹤拓”一名，据张了先生的考证，其起源就与白族先民的鹤图腾祟拜有关。汉民族的历史地名也留下了图腾的痕迹。如山西汾河一名，就因一个一度定居此地的崇拜风鸟图腾的部落而得（王克林《汾河释名》），“风”，古与“风”通假，则也可读如“分”“汾”。不过由于时世迁易，比较难于考证罢了。 现代汉语的词汇在数量上是以双音节为主的，但在历史上却经历了一个从单音节到双音节的发展过程。汉语地名词的发展也不例外。商代和周代的地名大多数是单音节的，如商代七次迁都，七个都城名都是单音节的：毫、嚣、相、邢、庇、奄、殷。春秋战国时期的地名也还是单音节占优势。但到了汉代，单音节的地名就不多见了。现代汉语中的地名一般都是由专名和通名构成，所以至少是双音节的（一些书面语中的简称如沪、津、京除外），甚至也不乏三音节、四音节、五音节、六音节等多音节的地名，如石家庄、羊肠子沟、大秃顶子山、一三五食 2 宿站。这说明，地名词在语音上的演变过程与整个现代汉语词汇的发展步调是一致的。 汉语地名一般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构成，而且专名在前，通名在后。比如江苏省、南京市中的“省”、“市”就是通名，放在最后；而“江苏”、“南京”就是专名。由于地名是中性词，所以不包含“老”、“小”、“阿”这样富于感情色彩的词头，也不用叠音和虚字。通名和专名一般都是有着特定意义的实词类。 一、汉语地名起名根据不同性质粗略可以分成三大类： 一）、自然地理环境的通名，如：山类：山、峰、岭、冈、坡、丘、陵、高原、山脉水类：水、河、江、湖、泊、溪、池、潭、沟、浦、海地貌类：岛、港、湾、洲、角、屿、半岛、盆地、沙漠； 二）、人类居住聚落建筑的通名，如：聚落类：乡、村、庄、镇、巷、街、道、路、弄、胡同、坊口、条、新村；建筑类：楼、台、亭、阁、城；寺、庙、宫、观、店、堂铺、集、墟、场、市、店 以上如“寺”、“庙”等多属各种宗教的建筑物名，历史上由于宗教信仰的繁盛也常用来做地名通称。“道”、“路”在古代曾经一度作为行政区划的通名，近代起演变成街道通名。 三）、国家行政区域划分的通名。 中国的行政区划，在漫长的历史上，变化很大。先秦代诸侯鼎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分古中国为：十六郡，郡的下面设县，这是最早的全国统一的行政区汉承秦制。唐代分全国为十五道，“道”成为最大的行政域。宋代又改“道”为“路”。古中国由于朝代更迭，地名经常改动，故而同一个行政区域往往有好几个名称，给后，带来了不少麻烦。“省”的行政区划始建于清朝，中华民沿用之。新中国成立后，作了调整变革，定为：省、自治区、特区、自治州、市、县、区、街道、镇、利。
（一）关于彝族的历史： 民族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比如汉族，是在先秦华夏族的基础上融合多个民族以后，在汉代的时候成形的。彝族生活在西南山区，地形闭塞，交往融合的情形可能比汉族少多了，相信她是一个血脉相对单纯的民族。能够在4500年里一脉相传，生存至今，应该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二）关于彝族的族源：到目前为止，彝族的族源以‘土著说’、‘羌氐说’、‘东夷部落迁移说’为主。彝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地皇时代（约公元前2570~2550年，参见本百科词条“三皇五帝年表”）。汉族文献：《路史》卷二注引《通历》：“地皇以三十日为月，十一月为冬至”。学者易谋远《彝族古宇宙论与历法研究》引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所编《赊豆榷濮、叙祖白》云：“彝族相传年、月、日、时‘编出来’的时间始于‘地皇’时：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天；白天十二时，一夜十二时。白天与黑夜，从此对半分。这些分好后，又分春与夏，再分秋与冬。一年为四季，四季都分明。日子长与短，年月与节令，都出地皇时。”可见，彝族传说指名道姓地提到了汉族传说中的“地皇”，且汉族文献与彝族传说异口同声地说“地皇以三十日为一月”，这无论如何不能以“巧合”来解释，只能解释为：地皇氏的存在是真实的，地皇时代彝族的雏形已经有了。那么根据《三皇五帝年表》，早期彝族存在于4500年前。（三）土著说：分云南土著说和西南土著说：云南土著说的观点论据来源于元谋人的发现（元谋人发现于1965年5月，发现地点在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西北小山岗上。元谋人化石包括两枚上内侧门齿，当时定名为“元谋直立人”。随元谋人出土的石器共七件，人工痕迹清楚.经考古学家断定，石器是元谋人打制而成的。在元谋人化石地层中还发现大量炭屑，后来还发现了两小块烧骨。考古学家研究,这些是当时人类用火的遗迹。中国地质科学院用古地磁方法测定，元谋人生活在距今170万年至60万年。 现在，元谋的考古发掘又有新的重大突破。在这个县的蝴蝶梁子和豹子洞中发现了猿人牙齿160多颗。经测定，其中“东方人”的牙齿已埋藏了250万年，使我国人类的历史又向前推进了80万年！ 中国的直立人化石。1965年发现于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包括属于同一个体的左、右上内侧门齿各一枚。其形态特征与北京人的门齿相似，但也有一些差别。关于元谋人化石的地质时代和绝对年代，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属早更新世晚期，据古地磁测定的年代（见考古年代学），在距今170万年左右；另一种意见认为，在中更新世，因为古地磁年代不应超过73万年，即可能距今60万～50万年或更晚。1973年冬发掘元谋人地点时，还发现3件人工打制的刮削器，原料是石英岩。 元谋人，因发现地点在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西北小山岗上，定名为“元谋直立人”。元谋县被誉为“元谋人的故乡”，1976年根据古地磁学方法测定，生活年代约为一百七十万年前左右，差距最多不超过前后十万年(也有学者认为其年代不应超过73万年，即可能为距今60万至50万年或更晚一些）。它又分西南土著说和云南土著说两种。西南土著说认为，彝族自古以来就居住在祖国的西南，经过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成为现今的彝族。这种主张的依据，除了汉文文献资料外，更多的是古彝文文献资料和神话传说等。云南土著说认为，云南是彝族的起源地。扩展资料仅作参考（观音洞遗址位于贵州省黔西县沙井乡井山村，为旧石器时代遗址，时代约从距今20万年到4万年，是中国古人类发祥地之一。人们常说北有‘周口店’、南有‘观音洞’。）（四）羌氐说的观点较为普遍： 羌氐说来由（在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境内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人类活动痕迹。7月12日，《自然》在线发表的这一突破性发现将中国的人类史向前推进了约40万年。 这项研究由来自国内外11家单位的11名学者共同参与。文章报告位于黄土高原南部、秦岭北麓的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上陈村一带新发现了一个早更新世的古人类旧石器遗址，其所处时代距今126万年到212万年。上陈旧石器遗址拥有连续性较好的人工制品文化层序列。研究人员在遗址黄土—古土壤序列的17个原生层位（S15-L28）中发现了96件石器。 羌族是中华大地上最古老的民族群体，它们最早在甘肃青海之交的黄河上游及渭水上游一带繁衍生息（当时区域界限没有今天精准）。后来它们向四方迁徙，与周围的土著民族融合，逐渐形成新的族群。其中有一支向东迁首先进入文明社会，形成炎帝族和黄帝族；一支向西南迁移，后来形成了吐蕃、苏毗、羊同及域外诸羌；还有一支则仍留居发祥地——甘青高原，由于自然条件艰苦，这一支发展缓慢，从而形成诸羌。氐族是以繁殖培育新羊种而得名的古老民族。它先在今河北北部的太行山麓同早已分布于此的戎、北狄、东夷、东胡等族融合，形成了新的氐族族群，又向西南迁徙至甘南地区，与羌族杂居，互相融合，到汉魏时期形成了氐族。1、羌氐历史发展：由于氐族与汉族长期杂居，深受汉文化的影响，过着农耕定居的生活，经济较为发达，文明程度也比其他少数民族要高。在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时，氐族加入了“五胡乱华”的行列，先后建立了前秦、仇池、后凉等国。到唐代，氐族几乎都融人汉族。属于氐人系统的人、白人则向西南迁人川西、滇北、滇中。因此，氐羌族是一群人数众多，迁徙分布范围广，影响深远的古老民族，是构成中华民族的重要骨干。氐羌族源远流长，列国分支和氐族繁多复杂，延续时间久远，要对氐羌族源流、分支、列国、诸姓氐的分布和迁徙作一纵向梳理，这绝非易事。何先生以数十年之积累，数十万里之调查访求，在艰苦的条件下撰成《氐羌源流史》，第一次全面系统论述了氐羌族的源流、迁徙、分布、流变等过程，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2、羌氐相关资料：有关氐羌族史，历朝留下的史料十分稀少，且分散零碎，难以搜寻。时至今日，关于氐羌族的论著仅限于氐、羌、藏、彝及西南各民族的专史，如马长寿的《氐与羌》，任乃强的《羌族源流初探》，李绍明、冉光荣、周锡银的《羌族史》，方国瑜的《彝族史》，杨铭的《氐族史》等，这些专著无疑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何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几十年如一日，遍搜有关氐羌民族史的资料，正如，前言中所言，“不论零篇残简、寸楮半牍，凡涉及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古文字学、考古学、民俗学、地名学、天文学、动植物学及古农史等方面资料，都加以搜集、推敲、精选”。又在博采众家之长的基础上，以近50万字的篇幅向我们展现了氐羌族及其后裔迁徙、演变的历史画卷。）普遍认为在六七千年以前居住在我国西北青海地区的古羌氐人，开始向四面发展，其中有一支向祖国的西南方向游弋。古羌人早期南下的支系与当地土著部落融合，后来形成了西昌地区的邛蕃和云南地区的滇蕃等便是彝族的先民。 （五）东夷部落迁徙说： “东夷部落迁徙说”学者们也在不断探寻论证，关键之处在‘东夷’天文历法等同‘西南夷’天文历法等非常有相似之处，“三星堆”等出土文物并是一个例证。另外东夷部落位于今天的河北、山东等一带（北京人距今约71万年至23万年，山顶洞人距今约18000年（由以往的距今约一万八千年改为距今约三万年。测定结果表明，山顶洞文化年代应介于距今万年左右至万年左右之间，中学历史教科书取了一个中间数。）。 北京人是生活在远古北京周口店，属于直立人，会使用天然火,打制工具，人类第一次取得了支配一种自然力的能力。 山顶洞人，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属晚期智人。因发现于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遗址顶部的山顶洞而得名。1930年发现，1933～1934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由裴文中主持进行发掘。1999年在河北蔚县上新世地层中找到了一件距今300万年的石器，这远远超过了非洲发现的不超出260万年的界限，并认为这是对人类非洲起源论的一次挑战。在安徽省东至县华龙洞古人类遗址发掘出的头骨化石被证实属于直立人，这一成果可能代表着发现安徽乃至长江中下游流域最古老的人类——东至人。 这一头骨化石出土于今年10月11日，目前尚包裹在胶结中，已经暴露出来的包括几乎完整的眼眶部分、大部分额骨和部分面骨。专家介绍，尚未清理的胶结内部有可能还有头骨其余部分，根据对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形态的初步观察并结合对动物群组成的分析，确定属于直立人。 直立人俗称猿人，生活阶段是从200多万年前到20万年前，属于地质年代的更新世，主要分布在中更新世。更新世是指地质时代第四纪的早期，地球历史上的更新世和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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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毕摩经籍文学：因其本土宗教祭司"毕摩"之称而得名的彝族毕摩文化，以本土宗教信仰为意识核心，以巫术、祭仪为行为表征，以彝文经籍为载体形式的毕摩文化，集成了彝族古代的语言、文字、哲学、历史、地理、天文、历法、民俗、伦理、文学、艺术、医学、农学、技艺等内容。其形成和崛起，是彝族社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它不仅促成了彝族意识形态领域的聚变，而且推动了彝族社会的迅速发展，并渗透到彝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毕摩文化是彝族社会原生宗教高度发展的产物，作为一种宗教系统而言，在其泛灵论的思想体系中，万物有灵论和灵魂不灭观是其理论基石，祖灵信仰是其崇拜主体及其中心宗教形式。毕摩文化在其兴起、繁荣到鼎盛、发展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始终以彝人观念信仰中祖先崇拜为根本，立足于彝族自身的文化基石，建立起了一个已趋于完整的宗教思想体系，而为彝族社会的各阶层所接受和认同，从而成为彝族古代社会传统的主体文化。毕摩文化的形成发展和崛起，正是彝族文学赖以形成、发展，并在彝族社会广为流播，从而产生巨大的社会文化效应的基础。彝族毕摩文化以其古老的彝文经籍文献把天文地理、历史谱牒、政治经济、宗教民俗、工艺技术、哲学伦理、医学病理、巫术卜咒、文学艺术、等集于一体，将自然知识与社会知识熔为一炉。就现在国内外已经发掘、搜集、整理、出版的彝文古籍和金石铭刻文献而言，历史上的彝文文献已形成其庞大博杂的体系。彝族毕摩文化以其浩繁的卷帙及广博丰厚的著述内容，涉猎到了彝族文化的各个层面，荟萃了彝族人民在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创造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精华。近年来《西南彝志》、《爨文丛刻》、《彝族源流》、《彝族创世志》、《宇宙人文论》、《物始纪略》、《彝文金石图录》、《彝族古代文艺理论丛书》等等彝文古籍巨著的出版，使毕摩文化的学术研究价值，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和关注。文化，民族的脐带——当代彝族文学发展断想当前位置: 彝族人网首页 → 民族文学 → 文学评论文化，民族的脐带——当代彝族文学发展断想■ 陈志鹏 发布时间：2005-2-12 19:17:35 原出处：凉山文学2004年第6期当前位置：第1页 请选择→ [第1页] [第2页](一)人民当家作主社会制度的建立，人的根本权利受到尊重，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使华夏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与汉族老大哥并肩屹立神州，共进共退共沉浮。解下反犬旁枷锁的倮倮，聚集在有米饭吃有布衣穿的彝族屋宇下，以虎的雄姿，展开鹰的翅膀，擎起冲天的火把，向着光明的前程驰骋翱翔。经过半个多世纪几代人的辛勤耕耘不懈努力，老祖宗创造的辉煌文化遗产逐渐拂去历史的尘埃，再度璀灿，优秀的传统在不断扬弃中继承和弘扬，在学习借鉴其他民族以至国外文化精髓中迅猛发展。专门研究彝族文化机构的建立，《彝族研究》、《彝族文学报》、《彝族文化》等报刊的创办，《当代彝族作家作品选》的问世，标志着彝族文化的发展开始了新的征程。因为我们不但有了机构，有了园地，还有一大批前赴后继，执戈披锐的浩浩荡荡大军，为彝族当代文学发展做好了组织准备。与民族自治区无法相比，在大分散小聚居的民族中，我们已经进入先头梯队的行列，为之喜悦中，怎能不铭记作过奉献的前驱者的历史功绩，怎能不扬起继往开来的风帆。（二）郑板桥先生“难得糊涂”的名言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座右铭“懂得自己不懂”发人深思。“知人者智，自知自明”，“难得糊涂”者清醒，承认不懂而穷究，中西合璧道理如一：自豪而不陶醉，骄傲而不止步的世说还需“老生”常谈。在那些跟在国际一体化屁股后面叫嚷的人眼中似乎冥顽不化的说法我至今坚信不疑：文化是民族的象征，民族的标帜。因为我活在现实，可预见的几百年内它不可能消逝而将猎猎飞扬。追本溯源，文化是人的感情的宣泄，是人生的本质需求。起源于人生的文化，无论是广义的各个领域还是狭义的各种样式，都与人们的改善生存环境、生活条件的欲望，螺旋式地互动推进着社会的发展。既是文化大厦的基石又是它冠顶上宝石文学的各个门类，各种样式，各种风格，各种流派都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层的人，从不同的角度，表达自己意志愿望的产物。虎图腾，鹰崇拜，火里生火里长的彝家，是所居的地域条件、社会环境、心理素质构建了民族文化特质，展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象征。失去这些基本特质意味着失却彝族的含义，抹杀或取消这些特质，彝族从何谈起!发展彝族文学不是什么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没有各民族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哪有中华文艺的繁荣发展——至少是不全面的，有缺陷的。各少数民族文化的万马奔腾，才可能涌起中华文化长河的大浪排空，浩荡向前。于是，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发展彝族文学就是弘扬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尽心尽力，发奋图强，就是为中华文化增光添彩，为丰富世界文化宝库作贡献。(三)彝家先民创造了与华夏最古老的甲骨文比肩的文字，录下了浩若烟海的创世纪史诗、故事、传说、诗歌以至文艺理论，令人惋惜伤感的是囿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长期在压抑甚至桎梏中生存，只能靠毕摩为主的民间传承者，在狭窄的地域传播，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20世纪30年代，凤毛麟角般潜心于民族文化的智者开始对其关注，有所发现，张光平先生发掘的《阿细的先基》，尤如暗夜沉沉中迎来一线曙光。建国后随着民族政策的贯彻实施，以《阿诗玛》、《梅葛》、《勒俄特衣》、《妈妈的女儿》等为代表的作品，冲破冰封雪冻，绽放异彩，让人们刮目相看而窥见了彝族灿烂文化之一斑。但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枷锁的禁锢，传承文化的毕摩一度被打入“封建迷信”的囹圄，使发掘整理彝族古文化典籍受到干扰几至夭折，尽管近三十年努力，果实累累，仍然不尽人意。发掘不易，整理更难，译成汉文出版难上加难，对这笔遗产的研究尚缺乏应有的深度，需要继续花大力气，下苦功夫。当然，有志气的彝族作家没有抱残守缺，更未“坐吃山空”，他们以无畏的精神，在继承民族优秀传统中，投入新文学的创作。从现当代文学的角度看，就我挂一漏万的目力所及，岭光电先生是用汉文向外界介绍彝族的前驱者。以汉文写作进入当代彝族文学创作的拓荒者，是上世纪30年代走出夹皮沟到上海受左联影响的李乔同志，他和建国后涌现的普飞、吴琪拉达、苏晓星、戈隆阿弘、熊正国等直至，新时期以来活跃在文坛上的马德清、阿蕾、黄玲，柏叶、李骞等，他们深受彝族传统文化的熏陶，写出彝族人民历史大潮中浮沉的生存状况为主体的作品，反映了彝族人民在社会进程中的苦难和抗争，展示了他们心路途径的喜怒哀乐，倾诉他们的意志、愿望和祈求，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三部曲，苏晓星的《末代土司》，马德清的《厚墙裂痕》等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彝族作家的另一队列，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崭露头角的普梅夫、李纳为代表，50年代接上班的张昆华、龙志毅、安尚育、熊家斌等，到吉狄马加、杨家富、倮伍拉且、周祖平、李智红、李阳喜、王红彬、黄光平等新秀，他们的工作环境，他们的生活经历影响着、制约着创作。其作品的基调体现本民族素质的同时，以现实主义的主轴，广纳各种流派的表现手法，把视角伸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民族、各个层面，成果丰硕。龙志毅、杨佳富等的小说，吉狄马加、倮伍拉且、李阳喜等的诗歌，李智红等的散文都不乏上乘之作。这样划分显然十分免强而蹩脚，稍微留意一下他们的创作历程，不难 发现这两类作家绝大多数是从诗歌起步，继而散文、小说、评论，甚而涉足影视，成就是多方面的。有的被称为文坛的“全天候轰炸机”。这一感喟来自对张昆华作品的巡礼：洋洋三十多本集子里，诗歌、长中短篇小说、散文、电影剧本、文学评论无所不包，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文学样式之广，在同辈作家里堪为翘楚，不仅为彝族当代文学作出贡献，就是在中国文学史的长廊上也应有一席之地。彝族文学大军中还有一支常常被人们忽略而又十分难能可贵的军队，这就是用彝文作为传文达意工具者。他们中有专门从事研究的专家，有各彝族聚居区里的毕摩（还有贝玛等称谓），他们在彝族古籍文献的收集记录整理中作出功在千秋贡献的同时，吸取彝族文学的优秀养份，踏着时代的节拍创作，使古老的彝文母语写作枯木逢春，使彝族文学的百花园长出一朵生机勃勃格外艳丽的奇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凉山日报》彝文版和创刊于1980年二十四年来出了近百期的《凉山文学》彝文版（季刊），使“正规军”与“游击队”合流，在母语创作的舞台上大显身手，在这块丰腴的园地里耕耘收获。就我目力所及，阿鲁斯基、海来木呷、依火阿呷、莫色伍惹、阿库乌雾等的诗歌和贾瓦盘加、阿蕾等的小说上的成就，理所当然受到推崇。因为他们与文化保守主义不沾边，他们不仅是彝文写作的高手，不少还是汉文写作的行家，不仅是彝族文学优秀传统的继承者，也是广纳百花蜜汁的“蜜蜂”。简单的例证为文学评论之大忌，为了阐明观点，我不得不作点滴粗略引证和概述。请读读阿库乌雾《与风同行》的一段：“羔羊／像山鹰／反反复复／狂奔母羊丰硕的羊乳／裸孩在雪地里奔跑／那些步伐仿佛撵鬼时／苏尼击鼓的节奏……”；贾瓦盘加短篇小说《小城彝人》中阿英呷呷和阿芝妞妞姐妹的强烈反差撼人心灵，后者（妹妹）在物欲追求中堕落为被侮辱被损害的冤鬼，前者（姐姐）尤如一尊正义的复仇女神，两个鲜活的形象，揭示了社会转型时期妇女的命运沉浮，尽管艺术技巧不是那么娴熟，所展现的美学意义并不在某些长篇巨著之下。不厌其烦不顾形而上学之嫌而又挂一漏万地对三支彝族文学创作队伍概列，只是想表达我对半个多世纪以来彝族当代文学迂回曲折发展道路的思考，对其蓬勃发展现实的喜悦。三路大军不可能作划白豆腐似地一刀切，他们间（以及与其他民族以至世界文学间）没有横亘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也并非壁垒森严，而是互相渗透、互济互动地向前发展，是彝族当代文学繁荣发展的基石，是明天的希望。从而，也因其成为中华文学大军中的一个方面军而应引以自豪。（四）简要回顾彝族文学的发展历程，稍加品嚼它的滋味，不是白开水，而是浓浓的烈酒。将其喝下去，不要神经麻木的醉生梦死，应该催发筋胀血喷而奋起。跨进新世纪的中国，经过改革开放的阵痛，迎来社会的转型。思想的空前解放，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缤纷的多元文化竞显风流，为彝族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作家有了大显身手的广阔舞台，整个事业显现出灿烂的前景。毋庸讳言，我们的面前也飘浮着两座变幻莫测的冰山：一座是市场经济中的浊流涌起无限膨胀的物质欲望冲击着社会公共道德准则，侵蚀着文学的优秀本质属性，善良人性与文学的基本精神被异化。为了生存与生活，有的作家和相当一部分业余作者随波逐流，投身商海。扬帆泛舟成功者中，有的成了儒商可喜可贺，有的成了大款大鳄——坚守道德底线者对社会作贡献，钞票蒙住心窍者淹没在纸醉金迷的孽海里。浊水恶浪果腹的失败者中有的在苦苦挣扎，有的堕落沉沦；另一座是科学的发现，技术的进步，推动工业社会发展的同时，冲击着纯文学的阵地，影视、光盘等的功能，文艺的消遣化、享乐化淡化和消解着人们高尚的诗情，导致文学事业商品化等等不一而足。金钱的魔力，驱使一部分作者把文学当作娼妓玩弄，无聊的戏说，恶俗的身体写作，下三滥的多角同居的舌头、床头、拳头等“三头文学”装配起来的名人“隐私”……在光天化日之下横行过市。以感官刺激为主体的媚俗文化在商业文化的旗幡下招摇撞，冲击着人们的心灵。潜移默化中侵蚀着作家的良知，使文学应有的功能逐渐丧失批判精神，失却文学基本的认识价值、审美价值……这不是杞人忧天，彝族文学并不在真空中。面对现实，我们不会惊慌失措，不会悲观失望，套用一句流行话：文学现状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既是压力也是动力。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警钟长鸣，文化是民族的脐带，是民族赖以生存、繁衍、传承的根本。文化被消灭或者被迫消失的民族，其悲剧不言自喻——当今世界上这样的民族并不鲜见。文化不仅是人们感情的宣泄，也是开启人们智慧的钥匙，是科学发现与技术进步不可缺少的拐杖，是生产力发展的推进器，从而在经济繁荣、社会进步中，起着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巨大作用。那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浅俗论调，把文化当作旧社会的小媳妇角色摆在从属地位的浮薄认识，理论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践上极其有害。“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中的这段话，一千多年来论者如潮，有褒有贬，将其视为国家头等大事不敢完全苟同，从陶冶心灵、道德构建的角度审视似有道理。人们在忧虑中清醒，在困境中奋起，有了各种层次的发展举措。对彝族当代文学扫描似地浏览后，为使其从已经巩固的滩头阵地出发获取更大的成果，许多话不吐不快，不揣陋见，择其要者端出。文学是人的历史运动的产物，历史运动中的人是文学表现的主体，能否正确地揭示和反映历史运动的主力军，决定因素是从事这项工程的人。“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学创作是一种自甘寂寞、自讨苦吃而又崇高的事业。当今社会，要想发财不如从杀鸡卖、擦皮鞋起步。要想仕途高升，拍马术也许是最好的敲门砖。创作需要淡薄名利，无论为“官”还是为民，应当不忘文学创作是一种责任，是与大众心心相印的一种牺牲，一种贡献。这方面许多先行者作出了表率，已经仙逝的平民化的李乔、普梅夫，无论头上罩什么光环，创作矢志不移；一大批常期生活在基层的农民、工人作家，辛勤地耕耘，姣姣者中有上世纪五十年代崛起的普飞等，新时期以来后浪推前浪，一直与土地打交道的李仕学等令人敬佩；解放前投笔从戎，建国后长期处于领导岗位的龙志毅同志，可谓“官高爵显”，是彝族中寥若晨星的省部级干部之一，他的政绩可想而知，平易近人深得民心，在日理万机中不忘创作，出版了《省城轶事》《政界》、《八旗亭怀古》、《冷暖人生》、《第三号包房》、《厂长的私生活》等多部小说和散文，与那些背着彝族文学牌子谋“官”谋私利者形成强烈的反差。由是观之，为人与为文应该是辩证的统一，人品与文品应该成正比，发展彝族文学需要正写大写人字的作家。继往开来简单而明白，继往是手段，是前进的基石。开来是目的，是“往”的继承和发展。“继往”的前提是识“往”。近百年来，对彝文典籍的收集、记录、整理、研究的文章卷帙浩繁，为“开来”者提供了钥匙，提供了拐杖，成绩蜚然。我读得不多，也未深研，粗浅的感觉是作为历史悠久人口并不算少的彝族文学博大精深，尤如荡荡海洋，迄今为止，我们舀了几瓢?几桶?穷尽不可能。对其理性梳理做了大量工作固然可喜，深究本质则似乎不够。无论从正本清源梳理文化史的高度还是认识彝族文化的特征，及至发展当代彝族文学都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憾。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许多史实史料缺乏深入研讨。事例俯拾皆是，比如，一百七十万年前的元谋人与彝族有无关系，是什么关系或者为什么没关系?李乔同志生前多次谈及西安半坡出土的甲骨文大部分与老彝文相同，刘尧汉先生的弟子用彝文破解了舞阳出土的龟背文，它们与汉字是什么关系，是水乳交织后的分流还是同一源的分支?云南的简称，时下通行的说法是源于古滇国，那么这个“滇”是什么含义?古滇国的取名来自滇池还是古彝语中的“滇”是“鹰”的音译?“昆明”是什么日月之类的解说还是古彝语中的“水边村寨或水边的小镇”的音译?闻名中外以三星堆出土文物为标志的巴蜀文化与彝文化有无关系?如果有的话是什么关系?滇池周边曾经居住彝族先民的三十七部落到哪里去了?今天以滇池为圆心，半径两三百公里内的众多的地名——包括楚雄是威楚与南雄合起来的缩称、武定、禄劝、弥勒、庐西等等——与彝族先民是什么关系?最典型的如弥勒县名是源于东汉才传入云南的佛教的弥勒佛，还是源于西汉元鼎6年（公元前111年）以一位叫弥勒的彝族部落首领的名字而命名?1932年才改名开远的古称阿迷州为什么是彝语音译的小地方?地方政权的南诏兴衰的根本经验教训是什么?南诏德化碑给我们多少历史启示?十月太阳历在世界历法中的地位举世公认，它在彝族先民生产生活及至整个文明进程中起了哪些作用?“夜郎自大”固不可取，诸候国般的夜郎与彝族先民的关系似乎不应忘记……我不是抱残守缺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从来不赞成躺在老祖宗打造的金床上睡大觉、吃老本。但始终坚信，对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知其然和所以然，有利于彝族新文学的发展，有利于塑造美好的心灵，有利于优秀道德大厦的构建，有利于彝区各项事业的发展，从而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作出应有的贡献。知古是为了鉴今，食古不化者没有出息，坚持民族的特质，吸收各民族以及外国文化精华的养份，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坚定地守望在文学的园地上，施展十八般兵器，三十六计，七十二变，育养出溢满彝香的万紫千红的花朵，才可能无愧祖先，无愧当今，无愧后代。 闭关锁国之害众所周知，彝族文学的繁荣发展需要彝族作家自己写，也应高举双手欢迎其他民族的作家写彝族，邓友梅同志的《凉山月》，高樱同志的《达吉和他的父亲》，公刘、王松、刘绮、杨智勇等同志整理的长诗《阿诗玛》及后来李广田先生当顾问的电影，以至今年中央电视台歌手大奖赛中美声复赛名列榜首的《一窝雀》（至于后来的名落孙山，原因多多，不再赘述）等等，汉族老大哥为彝族文化增光添彩，感慨良多，思绪悠悠，遐想无垠。总而言之，与所有民族的文学一样，彝族文学是彝族人民心灵道路的历史记录，是情感世界的精神家园，是生存和传承的脐带。客观审视，彝族当代文学成绩斐然，但与近千万人口的彝族是否相称，与时代发展的需要是否适应，恐怕我们还不能拍着胸脯作出肯定的回答。因此，有火的美誉的彝族，不应该忘记鲁迅先生的文学“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高擎“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衷心预祝一年一度火把节即将来临时召开的中国第二届彝族当代文学研讨会，把火把捆得更粗更大，燃得更烈更旺，举得更高更远，辉映现实，烛照未来，彪炳史册。
彝族小伙毕业论文致谢写了6000余字，在致谢中他回顾了自己的求学经历。并且也感谢现在的政策，这样才能够让自己成为一位大学生。在15岁的时候，因为家庭的原因他也被迫辍学。他从父母的爱情开始写起，相信在这背后他也承担了很多痛苦。
这位大学生所学习的专业是民商法，并且他的论文总字数是在万左右，同时他也在这篇文章当中提到了65位曾经帮助过他的人，一一把他们的名字写了下来。在这其中包含自己的室友，老师、在小的时候，由于爷爷奶奶并不支持他爸爸妈妈的爱情，于是爸爸妈妈选择脱离原来的家庭环境。并且他们的生活条件异常的艰苦，这位学生在离开学校之后，当地的政府一直在帮助他。也帮他办理了助学贷款，因此他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
在每年毕业季的时候，大家也会发现有些学生虽然经历了千苦万难，但是他们的眼神中依然充满着光亮。他们也非常懂得感恩。亲切地叫着这些人的名字，并且他得到了很多人的恩惠。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才让他感受到了学校以及社会的温暖。也让他的大学生活写满了可能性。同时在这4年的时间里，他献血多次。并且帮助了多名求学困难的学生。
相信大家在读完他的论文致谢之后，一定会觉得非常的感动。这是因为他曾经感受过这个世界的暖心之处，所以在自己有了能力之后，才会想着把这份爱意回馈。大家可以看出他的书桌上有很多奖章，比如湖北青年五四奖章、他是一位来自凉山的山村小伙，读书点亮了自己的生活、让他看到了更多的希望，同时相信他的未来一定一片光明。
地名研究我能写，到时候我写好发到哪里去给你
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目前，在语言学的发展中，呈现出一个新的趋势，即语言已不仅仅被认为是交际和认知的工具，它更被看作是一个民族自身文化的代码。学术界越来越关注语言、民族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俄语语言文学界亦是如此。20世纪70年代，为众多俄罗斯语文学家所熟悉的一个术语是“国情语言学”，但从90年代起，在俄罗斯语文学界更多的提到“文化语言学”这个术语，从“国情”到“文化”，实际上反映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在俄罗斯学术界，文化语言学这个领域目前有四个基本学派，其代表人物分别为，Ю.С.Степанов，Н.Д.Арутюнова，В.Н.Телий，В.В.Воробьёв。 从语言学习的角度讲，深入了解使用所学语言的国家和民族是很有帮助和必要的。反过来，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基本情况及性格特征等，有很大程度上反映在他所使用的语言上。俄罗斯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所经历的历史变迁，使得这个国家和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民显得尤其特别和值得研究。本篇论文的写作正是基于此。本文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出发，主要分成两个大的章节，在第一章里，主要是对本论文写作所涉及的一些主要理论、概念进行了介绍性的概述，包括文化语言学，文化，民族性格等，这些介绍概述是为第二章的分析提供一个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指导，明确一下在分析中会涉及的概念、方法等。第二章则主要侧重于对俄语成语的分析，通过分析，发现俄罗斯这个民族一些主要性格特征及影响其形成的因素，在俄语成语俗语中的反映。 “语言”与“文化”是两个内涵都很丰富的概念。因此，在论文中，是选择两个概念其中的某个具体部分，进行研究分析的。成语俗语作为语言中相对稳定的一个分支体系，是最具形象性、且最“保守”的语言体系，因此在成语俗语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保存了很多信息，当然也包括与使用该语言的民族及其文化相关的信息。而民族性格的形成则是在很多包含于“文化”概念中的因素，诸如历史及发展环境、民族生存地区及周边环境等等综合作用结果下形成的。所以在论文的第二部分中，正是想通过对成语俗语的研究分析，去发现它和俄罗斯民族性格之间的一些联系，即俄罗斯民族性格中一些主要特点是如何反映在俄语语言(成语俗语)当中的。 在我国俄语学界中，有不少对俄语成语俗语的研究。但之前的这些研究中，在对俄语成语考察时，要么是从词源的角度，介绍俄语中成语俗语的来源有哪些，例如来源于日常生活中的某个风俗习惯，或是历史事件，亦或是来源于宗教生活；要么是反过来，通过列举一些典型的俄语成语俗语，介绍他们反映俄罗斯国情中的哪些方面，包括历史事件、人物，或者风俗传统、节庆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研究的进行，其理论上的依据还是从“国情语言学”出发的。本论文在写作时，主要从“文化语言学”这一理论出发，尝试将处于文化层面上的“民族性格”中的一些典型特点，包括矛盾性、宗教性和不可预知性等，与俄语成语俗语结合起来，通过分析，发现这些性格特点与语言间的联系与反映关系。
地名是历史的精髓要素之一，虽是一个个简单的名称，却道尽了地与人，地与事、地与物的种种关系。中国地名体现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疆域政区的变化、传统文化等观念，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名大如省、自治区、市县名称，小到镇、村、街道、桥梁名称，还有大量的雅称、简称、别称等。有的地名历千年不变，有的地名则多次更换，每个地名的背后有一段故事，每个地名的后面另有一串地名。地名的由来、命名的原则、寓意都蕴涵着历史的传承和传统文化的精髓。一个地名，就是一段历史碎片；一个地名，就是一幅风情画卷。看似杂乱无章的地名，其实蕴含着众多的逸闻趣事，更承载着城市的人文底蕴。 地名是各民族语言中的普遍现象。作为一种语言符号，除了表示城市、农村、河流、山脉、道路、街巷等地理位置以外，地名词与社会、文化历史的联系也是很密切的。它的词义往往既反映着人们对地形、地物及地理位置的具体认识，同时也反映着该地的历史人文的变迁。而这一切都是借助地名的语音特点和词义特点来表现的。所以，汉语中的地名，也是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信息的承载体。 原始人类同地名是无缘的，地名应该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后的产物。最早的地名大约就是借用图腾的名称，这从国内一些少数民族的地名可以推断。比如云南彝族，曾以虎为图腾，哀牢山有彝村就名“罗摩”（母虎），山岗就叫“纳罗”（黑虎），意谓母虎族、黑虎族居住的村落、山岗（参见牛汝辰《中国地名文化》）。又云南有“鹤拓”一名，据张了先生的考证，其起源就与白族先民的鹤图腾祟拜有关。汉民族的历史地名也留下了图腾的痕迹。如山西汾河一名，就因一个一度定居此地的崇拜风鸟图腾的部落而得（王克林《汾河释名》），“风”，古与“风”通假，则也可读如“分”“汾”。不过由于时世迁易，比较难于考证罢了。 现代汉语的词汇在数量上是以双音节为主的，但在历史上却经历了一个从单音节到双音节的发展过程。汉语地名词的发展也不例外。商代和周代的地名大多数是单音节的，如商代七次迁都，七个都城名都是单音节的：毫、嚣、相、邢、庇、奄、殷。春秋战国时期的地名也还是单音节占优势。但到了汉代，单音节的地名就不多见了。现代汉语中的地名一般都是由专名和通名构成，所以至少是双音节的（一些书面语中的简称如沪、津、京除外），甚至也不乏三音节、四音节、五音节、六音节等多音节的地名，如石家庄、羊肠子沟、大秃顶子山、一三五食 2 宿站。这说明，地名词在语音上的演变过程与整个现代汉语词汇的发展步调是一致的。 汉语地名一般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构成，而且专名在前，通名在后。比如江苏省、南京市中的“省”、“市”就是通名，放在最后；而“江苏”、“南京”就是专名。由于地名是中性词，所以不包含“老”、“小”、“阿”这样富于感情色彩的词头，也不用叠音和虚字。通名和专名一般都是有着特定意义的实词类。 一、汉语地名起名根据不同性质粗略可以分成三大类： 一）、自然地理环境的通名，如：山类：山、峰、岭、冈、坡、丘、陵、高原、山脉水类：水、河、江、湖、泊、溪、池、潭、沟、浦、海地貌类：岛、港、湾、洲、角、屿、半岛、盆地、沙漠； 二）、人类居住聚落建筑的通名，如：聚落类：乡、村、庄、镇、巷、街、道、路、弄、胡同、坊口、条、新村；建筑类：楼、台、亭、阁、城；寺、庙、宫、观、店、堂铺、集、墟、场、市、店 以上如“寺”、“庙”等多属各种宗教的建筑物名，历史上由于宗教信仰的繁盛也常用来做地名通称。“道”、“路”在古代曾经一度作为行政区划的通名，近代起演变成街道通名。 三）、国家行政区域划分的通名。 中国的行政区划，在漫长的历史上，变化很大。先秦代诸侯鼎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分古中国为：十六郡，郡的下面设县，这是最早的全国统一的行政区汉承秦制。唐代分全国为十五道，“道”成为最大的行政域。宋代又改“道”为“路”。古中国由于朝代更迭，地名经常改动，故而同一个行政区域往往有好几个名称，给后，带来了不少麻烦。“省”的行政区划始建于清朝，中华民沿用之。新中国成立后，作了调整变革，定为：省、自治区、特区、自治州、市、县、区、街道、镇、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