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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们的身份不同，很多词苏轼可写，王安石不可写，比如“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要是王安石写了，他就要回家了，所以，其一，苏轼的诗词豪放，但是王安石只能含蓄其次，苏轼经历起伏，王安石平步青云，苏轼的诗词就处处凸显人生哲理，王安石则要逊色一点再次，苏轼集儒释道一身，诗词不免有些感情复杂，需要仔细琢磨，王安石的词则很好理解最后，苏轼的词乐观浪漫，王安石的词的雄浑现实
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王安石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短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 “王荆公体”。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3] [2] [4]
从四个人年龄来看，欧阳修比司马光大12岁，司马光又比王安石大2岁，王安石又比苏轼大16岁。也就是说，苏轼在司马光、王安石面前，就是个小老弟；在欧阳修面前，简直就差了几乎两代人。王安石和司马光私交还算不错，但在政治上，观点却是截然不同，后来甚至成为死敌。王安石主张“变法”、“开源”；司马光主张“守旧”、“节流”。欧阳修曾经跟随范仲淹搞过“庆历新政”。作为北宋文坛的领袖，欧阳修特别欣赏王安石、苏轼，也曾经提携过王安石。但对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有过反对，不过，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到两人的私交。何况，这时候的欧阳修，年龄大了，基本处于休养状态了。公元1007年生的欧阳修，和公元999年生的包拯是同时代人，他们主要的活动范围是宋仁宗时期。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王安石和苏轼，尽管他们之间年龄相差16岁，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惺惺相惜、相互欣赏、成为忘年交的障碍。王安石变法时，苏轼没有过明确反对，但明眼人都能够看出来，苏轼写过很多诗讥讽变法。这使得两人关系有过一些尴尬。也正因为如此，苏轼后来被牵扯进乌台诗案中，险些要了命。但在“乌台诗案”中，除了弟弟苏辙极力想办法营救苏轼以外，这时有两个人也在皇帝面前极力替苏轼求情，一个是章惇，另一个就是王安石。讽刺的是，这两个人和苏轼私交都不错，但也都是被苏轼讥讽过的变法领袖。可见，作为一个政治家，王安石的格局非常大。王安石被罢相后在江宁闲居时，苏轼曾经去看望过王安石。那是元丰三年的事。苏轼在黄州团练副使任上调往汝州途中，路经江宁，想起王安石对自己的搭救之恩，专程去拜访王安石。赋闲在家的王安石郁郁寡欢。见到苏轼，十分高兴，和苏轼煮酒吟诗，通宵畅谈。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苏轼和司马光的关系有点尴尬。尽管两人原来的关系非常不错，但在后来，慢慢疏远了。在王安石变法时，司马光和苏轼都持反对意见，不过两人反对变法的出发点不同。司马光是守旧势力的代表，对王安石的变法持全盘否定态度，全然不管变法内容的是非对错。这是司马光在历史上的一个污点。由反对变法，到在实际工作中变得非常偏执，即使是一点小事，也要处处和王安石作对。苏轼倒并没有全然反对变法，他对变法的看法，一是认为某些变法项目不切合实际，二是认为王安石在变法中任用人才的方法、原则有问题。但在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司马光尽废新法，苏轼又反对司马光的保守和偏激。因为，在被贬斥途中，苏轼的确看到了王安石变法给现实社会带来的许多好处，逐渐改变了对新法原有的态度。因此，苏轼又遭到司马光等守旧势力的排斥、打击，不断被贬。也就是说，不管哪一派上台执政，苏轼一直在被贬的路上飘荡。可以说，苏轼因为被贬，倒也得到了不少好处，那就是公费周游了大半个中国。谈到苏轼和欧阳修的关系，欧阳修应该是苏轼小时候的偶像和榜样。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苏轼在京城会考时，主审官就是当时大名鼎鼎的北宋文学名家、文坛领袖欧阳修。据说，欧阳修在审阅苏轼的考卷时，立刻被苏轼华丽奇绝的文风所吸引，赞不绝口。当然，他当时并不知道那是苏轼的考卷，以为考卷是自己的门生曾巩的，本来想判定为第一，但为了避嫌，便把苏轼的考卷评定为第二名。后来，当他知道是苏轼的考卷时，又后悔没有让苏轼当成状元。不过，据说苏轼倒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而是心甘情愿地成为欧阳修的弟子。如果说欧阳修是北宋文坛领袖，那么，苏轼就是北宋文坛的一个当之无愧的大将。总之，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三人都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造诣都非常高。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苏东坡的《水调歌头》，都是传诵千古的佳作名篇。欧阳修、王安石又都属于改革家，在当时和后世的政治地位比较突出。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从整个历史看，苏轼的文学成就又明显高于其他三位，成为后世敬仰的文学大家。而司马光，尽管和欧阳修、王安石同样都是政治家，也担任过北宋宰相，但在政治方面的成就实在乏善可陈。特别是在王安石下台后，他尽管全盘否定了王安石的新法，但面对存在的现实社会问题又毫无办法，束手无策。而且，他不惜牺牲王安石、章惇等人辛辛苦苦得来的成果，割让土地，以保边境的苟且偷安。可见他在政治上的无能。故此，他的主要成就更多偏重在史学方面，最出名的，就是他主编的《资治通鉴》。也就是说，这四个人各有千秋，各领风骚。论政治成就，王安石第一；论当时的文学地位，欧阳修是文坛领袖；论文学对后世的影响，苏轼当之无愧；论史学方面的成就，司马光是独一份。
两个人和这两首诗，都很有名气，我们先来看看原诗，再细致的分析。先看看王安石的《登飞来峰》"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这首诗写于1050年，当时王安石在浙江任知县，任期已满，在返回故乡途径杭州时，他登上飞来峰看日出，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诗。那时他正值朝气蓬勃，心怀高原，所以写的诗也大气磅礴。他之所以不畏惧会有浮云能把他的眼睛遮住，是因为站的高看的远啊！是啊，王安石当时正在朝廷做官，高高在上，看下边看的一清二楚，他也不担心有人会把他能怎么样。这首诗同时也侧面反应出一个人生哲理：当我们的思想和见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时，就不会被事物的表象所迷惑。我们再来看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时苏轼因乌台案被贬，去黄州任团练副使的途中，来到了庐山，被庐山的美丽景致所感动。到庐山一般都去大寺叫东林寺，那的人多，香火旺盛。而苏轼确偏偏来到小寺西林寺去观赏，西林寺小巧紧凑，也是秀丽玲珑，在西林寺的墙上，苏轼有感而发题写而成。该诗的前两句主要还是描写庐山的美丽，从不同的角度看庐山，就会有不同的各种各样的感受。诗的后两句非常的有份量，诗人观山之后，借景抒情直抒感情，引出富含深意的人生哲理，真是振聋发聩。"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时写下这首诗的时候，苏轼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有借看庐山的感受，说出了不能看一山一壑一川的景致，会总是失之片面，为什么不能看懂全貌，因为我们在这山中，顾此而失彼，难以全面。要全面正确的看清事物，必须要立于之外而不能深陷其中，成为一个耐人回味的哲理，很受人赞美。这些与诗人的人生经历可能有点关联，王安石当时年少气宇轩昂，而苏轼已是老成持重，深有感悟了。其实苏轼与王安石年龄相差15岁，但从他们作的这两首诗看，确有很多相通之处。两首诗在立意上很是相似。王安石用动词“登”飞来峰，苏东坡用动词“题”西林壁。王安石转句用“不畏”承上启下作过渡，苏东坡转句用“不识”承上启下作过渡，王安石的“身在最高层”与苏东坡的“身在此山中”也何其相似。从那个哲理性来说，苏东坡的诗中的哲理是说的全局性，整体性。而王安石诗中说的哲理只是说的一个向上的方面。也就是说苏东坡诗中的哲理就包括了王安石诗中所说的哲理。
韩愈的诗歌作品风格迥异，与众不同，更突显其特点，并且韩愈是唐朝的诗人，苏轼是宋朝的，唐朝更占先一些。
唐宋八大家的排名最早是由明代的茅坤排列的。茅坤在著作中曾写道：即韩柳易打头，三苏次在后。虽然八大家之首是韩愈，而八个人当中，论成就名气肯定是苏轼更高出其他七人，那么为何八大家之首不是苏轼或者其他人呢，这个问题还要以下几个方面说起。
首先就是按照朝代的顺序来排定，韩愈所处的朝代要比苏轼早，茅坤确定八大家次序通常认为是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定的，这个原因体现的很明显。韩愈是中唐时期文学家，而苏轼是北宋年间的文人。从年代上来论，苏轼比韩愈晚了将近三百年，这样说来将韩愈放在苏轼前面也就算是情理之中了。
而另一个原因就是由唐朝文学政治运动的继承性所决定的，在安史之乱之后，韩愈柳宗元等文学人士发起了文学运动，苏轼对此文学运动存在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苏轼也就不可能排在前面了。还有就要从两人的作品上进行对比，韩愈的文章重点在宣传传统道德和儒家文化，开创了唐代古文学发展的新局面。而苏轼有些文章语句过于锋芒，显得不合理义，所以就整体而言，韩愈的诗词更益于大多数人阅读理解。
韩愈和苏轼的诗歌作品，对于后世的传承都产生了很深远的意义，无论是谁的排名在前面，都不会影响在其文学领域取得的伟大成就。
韩愈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即使现在让苏轼来看，他也是赞同的。苏轼也有直接写过韩愈的文章《潮州韩文公庙碑》，里面最著名的一句评价就是，“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能文能武，这就是韩愈。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发起者，这打破了从东汉到隋朝八个朝代六百年骈体文兴起发展的时期，骈体文多用对偶，文章华丽，重视音韵，但不实用，柳宗元说骈体文是“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到中唐时期，韩愈又要对抗佛教和道教，骈体文不适合表达儒家思想，韩愈就借鉴先秦两汉时期的文体，这种文体就叫古文。他的文章慷慨激昂，自然随意，一代文章大家。韩愈在诗歌上也是大家，开创以文为诗。主张诗歌创作中引进或借用散文的字法、句法、章法和表现手法的诗歌创作主张。在诗歌创作中引荐散文的字法句法章法和表现手法，扩大了诗歌的表现手法，对宋代的“以文字为师，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诗歌更接近散文的特点，有其内在的逻辑结构，跟传统的诗歌不同。在文章上与柳宗元开辟古文运动，在诗歌上与孟郊形成了“韩孟诗派”。韩愈的谥号是“文”，大家尊称为韩文公。韩愈在成名之后也大力支持后学之士。《新唐书》中评价是：“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成韩门弟子”。宋代的欧阳修也是，提携曾巩、苏轼，看到苏轼的文章说“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苏轼后来也有苏门四学士和苏门六君子。不遗余力的提携后人，也是这几位大家共同的特质。韩愈是文人中的豪杰。唐宪宗时期，敢于谏迎佛骨被贬，写了《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随裴度平淮西节度使叛乱，韩愈提议奇袭，自己率兵千人奇袭蔡州，但裴度没同意。但之后李愬同样提议奇袭，这回裴度同意了，之后李愬奇袭成功，取得平淮西的胜利。大家都为韩愈叫屈，但是韩愈并不在乎。之后撰写《平淮西碑》。镇州兵变，韩愈当时担任兵部侍郎，代替朝廷前去军中宣抚，安抚军心，并且还要去化解镇州旁边的深州之围的重任。韩愈出发时，大家都觉得他很难回来了。时任宰相元稹说：“韩愈可惜”。因为在叛乱的藩镇是不怎么在乎天子的，去兵变的地区是非常危险的。之前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朝廷派颜真卿（就是那个大书法家）去平叛，不幸被俘，拒降后被杀。唐穆宗当时在下旨之后也有些后悔，派人追上韩愈让他要审时度势，不要轻易深入，性命要紧。但韩愈说：“止，君之仁；死，臣之义。”皇帝让他停止，这是对他的仁爱，但是即使送死也是臣子的道义和责任。韩愈深入虎穴，面对残暴的王廷凑，理直气壮，有胆有谋，有礼有节，不辱使命的完成了朝廷的任务。这种胆识和勇气不是随便哪个文人都有的。他以传统的儒家的道统来自任，代表了儒家的精神。就是孟子所说的“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在文学上开辟古文运动，以文为诗，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作为一个卓越的思想家，他的一生都在维护着儒家思想的权威性。政治上中央地方都曾经为官，打过仗，深入虎穴完成重大军事使命。对于佛道这些跟儒家思想有干扰的思想一直在做坚决的斗争。作为传统儒家“仕”的代表，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去实践“仁义”。
韩愈有哪些成就？
政治主张
韩愈在政治上主张天下统一，反对藩镇割据。唐宪宗时，曾随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他和柳宗元政见不和，但并没有影响他们共同携手倡导古文运动。他们反对过分追求形式的骈文，提倡散文，强调文章内涵。“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曾经因为进言佛骨一事，被贬潮州，后因治政突出，迁袁州，即今江西宜春，任袁州刺史。任职袁州期间，韩愈政绩卓越，并且培养了当时江西省的第一个状元。现宜春秀江中有一个沙洲，名为状元洲，传说就是当年学子读书之处。宜春城中最高山头建有状元楼，宜春市区有昌黎路，都是为了纪念韩愈的特别功绩。
教育思想
韩愈三进国子监做博士，一度担任国子监祭酒，招收弟子，亲授学业，留下了论说师道 激励后进和提携人才的文章，不失为一位有创造性见解的教育家。韩愈力改耻为人师之风，广招后学。 柳宗元曾赞叹说：“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招后学，作《师说》，因抗颜为师，愈以是得狂名。”韩愈在教育方面的论文主要的有《师说》 《进学解》和《杂说四马说》等等。在这些文章中，他强调了求师的重要性，指出“人非生而知之”；提出了“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命题，认为只要是有学问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师；他还提出了“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的至理名言，把有才能人比作千里马，指出“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阐释了在位之人如何识别人才 对待人才和使用人才的问题。韩愈这种识别人才与培养人才、使用人才的思想，是孔子“举贤”、老子“尚贤”思想的新发展，也是对封建贵族那种选人唯贵、用人为亲的腐朽思想进行的有力批判。
文学成就
他的古文众体兼备，举凡政论、表奏、书启、赠序、杂说、人物传记、祭文、墓志乃至传奇，无不擅长，可大致概括为论说与记叙两类。其论说文气势雄浑，结构严谨，逻辑性强，名篇如《谏迎佛骨表》、《原道》、《原毁》、《争臣论》、《师说》等；记叙文则爱憎分明，抒情性强，名篇如《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序》、《张中丞传后叙》、《祭十二郎文》、《柳子厚墓志铭》等。韩文雄奇奔放，风格鲜明，语言上亦独具特色，尤善锤炼词句，推陈出新，许多精辟词语已转为成语，至今仍保存在文学语言和人们的口语中。韩诗成就虽不如其散文，在中唐亦占有重要地位，对宋诗影响颇大。
古文运动
后人把他与柳宗元、苏轼、苏辙、苏洵、曾巩、欧阳修、王安石合称为唐宋八大家，并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780）以来的平庸诗风。韩愈积极领导了唐代古文运动，并使这一运动获得重大的成功。 所谓古文运动，就是改变汉魏六朝以来的骈体文，恢复先秦时代的散文体。韩愈把古文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韩愈提倡古文的目的，就是：“通其辞也，本志乎古道也。”以古文来振兴儒学，恢复“圣道”。 韩愈认为，“文以载道”，文和道必须有机结合起来，应该首先重视的是道，“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 韩愈以“物不得其平则鸣”为根据提出了一条理论，认为人“有不得已而后言者”。 韩愈认为，文体上应该学习古代圣贤之为文。但必须“师其意，不师其辞” 。韩愈还提出，写文章应该“唯陈言之务去”，去陈词滥调，务争有所创新。韩愈领导唐代古文运动是成功的，从此“古文自唐以后为一大变”，一改淫靡的文风。苏轼据此称是“文起八代之衰”。韩愈的文学主张，对于后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和文学实践活动都有积极的影响。
文学创作
韩愈的作品非常丰富，现存诗文700余篇，其中散文近400篇。 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韩愈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鲜明简炼，新颖生动，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韩文风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其散文作品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杂文，与论说文相比，杂文更为自由随便，或长或短，或庄或谐，文随事异，各当其用。如《进学解》通过设问设答的方式，反话正说，全文多用辞赋铺陈的手法排比对偶，行文轻松活泼。杂文中最可瞩目的是那些嘲讽现实、议论犀利的精悍短文，如《杂说》、《获麟解》等，形式活泼，不拘一格，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序文（即赠序），大都言简意赅，别出心裁，表现对现实社会的各种感慨，如《张中丞传后叙》、《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等。此外，韩愈还在传记、碑志中表现出状物叙事的杰出才能，如《毛颖传》《柳子厚墓志铭》等。传记、抒情散文，韩愈的传记文继承《史记》传统，叙事中刻画人物，议论、抒情妥帖巧妙。《张中丞传后叙》是公认的名篇。他的抒情文中的《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绝调，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题楚昭王庙》等。
参考资料
知乎：
首先因为韩愈早于苏轼，韩愈是唐朝的，苏轼是宋朝的。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
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在旧《广东通志》中被称为“广东古八贤”之一。
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
韩愈——以尊儒反佛为主的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马说》等，有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杂说》、《获麟解》以及著名的《祭十二郎文》。
韩愈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
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还是一个语言巨匠。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
苏轼与辛弃疾的异同辛弃疾，我国南宋时期的豪放派诗人，生于金国，他的词中有着浓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因为国家常年征战，战斗的精神也随处可见。与苏轼并称为“苏辛”辛弃疾画像苏轼的词，被誉为“为词立法”突破了以往词的传统作法，扩大的词的意境，而辛弃疾继承了苏轼在词上的改革，并将他继续发展，将词功能发挥到最大。而且苏轼与辛弃疾都属于豪放派的诗人，且都是性情中人，在词的创作上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苏轼的词与传统的词作有很大的差异，词多表现的自由旷达。他在题材、风格上都做了重大的突破，将语言演变成一种自然而然的态度，在词的创作中，加入了对祖国的壮丽河山、日常生活、人生哲理的描写，宣泄自己的情感。而且苏轼受到儒家和道家的熏陶。辛弃疾的词多显豪健悲愤，辛弃疾满腹爱国的热性，却壮志难酬，让他产生了矛盾，内心痛苦不堪。他的词已经不限于苏轼时期的对祖国的壮丽河山、日常生活、人生哲理的描写，内容扩大了很多，题材也宽阔了很多，凡是能写入文学的东西，辛弃疾都将其写入其中，书写他难酬的壮志之志。辛弃疾在言语技巧方面也有突破，他的词形式松散，句意连贯，在注重节奏和语气的基础上，句子写的比较长，不拘泥于套路。有人评价他们，苏轼是以诗为词，辛弃疾是以文为词。
东坡是我喜欢的古人，我对这位天才般的人物有着一种无法言喻的崇敬。东坡留下了传世的华章，也留下了值得让人深入研究和品味的为官为人之道。他这个人才华横溢，以至于让人惊叹，而且他还他诙谐幽默，率真自信，慷慨厚道。他十分热爱生命，亲切热情，关怀百姓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我们值得学习敬佩的。东坡给我的震撼，是人格上的，也是灵魂上的。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如今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为了写这篇论文我也读了关于苏轼的书，之后随着阅读的深入，东坡的形象在我脑海里更加丰满和生动起来。就如李一冰先生自己所言:“苏轼是一个力求精神自由、富有性情的人，所以喜欢和朋友作毫无遮拦的谐谑，恣意说笑，但却绝对容忍不了庸俗，特别厌憎虚伪的做作。他是一个求痛快的人，假使不能怒骂，他就用‘嘲讽’来发泄这种情绪。充满机智的嘲讽使旁人称快，却也使受者刻骨仇恨。然而，一千年来，同情他的多数人，从那些讽喻中，领略他的热情，欣赏他的正直。”的确，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几个人能像东坡那样拥有丰富的一生？有几个人的为人处世能像他那样旷达超然？书中的苏轼经历了九死一生之后，东坡已经看透了让人疯狂的政治斗争，因此也很明白权力如何让他昔年的好友章敦变得那样歇斯底里。他没有简单地情绪化地把章敦当作小人看，而是照旧把他当作人来怜悯。这当然需要广阔的胸怀、慈悲的心肠，但也得力于东坡认知的通达。如果说钻牛角、认死理、走极端是传统文人的通病的话，那么东坡则是一个相当难能可贵的反例。“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东坡的这首颇有哲理的诗最能说明他对人间万物的认知态度，而他的人生态度与这种认知态度密切相关。读完此书，不仅对东坡的才华、东坡的人格、东坡的胸襟有了一种更具象、更感性的认识，而且对他的诗词也有了更深的体悟和理解。从他的笔端，我们能听到人类情感之弦的振动，有喜悦、有愉快、有梦幻的觉醒，有顺从的忍受，如，写送别，“谁似临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来送客行”，让人感叹人生的离多聚少；写友情，“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让人仿佛回到了九百年前的宋朝；写留人，“雪意留君君不住，从此后，少清欢”，东坡那种寂寞寥落的神情恍如在眼前。只有洞彻了“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的道理的人才会说出“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这样平淡而优雅的话来。这就是那世人皆知的苏轼。
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篇二 苏轼处世哲学初探 【 摘 要 】在苏轼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家，为后人留下了一笔重要财富。而作为政治家的苏轼，也做出了一个儒家士大夫当有的历史功绩。而苏轼辗转于放达文人和深邃政客之间的处世哲学，便有了深刻的研究价值。本文试从正道直行的执着、善处忧患的旷达、自救自立的人格、亲躬为民的情怀四个层面来剖析苏轼的处事之道。 【 关键词 】苏轼 处世之道 人格风貌 生命精神 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评价苏轼：“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苏轼坎坷人生中表现出来的人格风貌和生命精神，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学习。 一、“奋厉有当世志”――正道直行的执着 儒家鼓励人“志于道”，建功立业，有为于天下。苏轼《上梅直讲书》云：“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苏辙《墓志铭》追述苏轼十岁时母亲程氏亲授以书。“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这正如后来苏轼说自己“少抱有为之志”。苏轼于仁宗朝举制科作《制策》二十五篇，“大抵劝仁宗厉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皇帝，两次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哲宗元�初，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 苏轼对儒家忠君报国的思想接受尤深，使得他虽有“隐”的思想，却终究没有归隐。正如他所言：“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 “羡君欲归去，奈此未报恩。”……可知苏轼一生沉浮，而拳拳报国之意若一。 二、“一蓑烟雨任平生”――善处忧患的旷达 苏轼才华横溢聪敏过人，刚正立朝勇于为义，却拙于谋身，不会自我保护。故“一生忧患，常倍他人”(《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几经贬逐，饱受苦难，终不得大用。苏轼于靖国元年所作《自题金山画像》，算是对自己一生贬谪生涯的 总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的一生贬居黄州、惠州、儋州三地，穷困潦倒，但他都善于在诗词歌赋中发现生活美，从而获得一种充满善处忧患的智慧审美人生。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里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智能优异”。 元丰时贬往黄州，《初到黄州》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对黄州的“鱼美”、“笋香”盛情称赞，仿佛忘却了“乌台诗案”的灾难。绍圣初贬往惠州，他的《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云：“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这似是《初到黄州》诗在十几年后的历史回想。他又抒写“欣然”，描写口腹之乐。绍圣四年贬往儋州，登岛的第一首诗，“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以其神采飞扬、联想奇妙而成为苏诗五古名篇：“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自赏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三、“尽卖酒器，以供衣食”――自救自立的人格 苏轼之所以能面对忧患随缘自适，不仅在于他善于排遣苦闷，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立足于自救自立，保持一种人格的独立。元丰三年(1080)初贬黄州，作《节饮食说》，提倡“节食”。第二年不能再靠“节流”，于是“开源”。《东坡八首》叙云：“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他不辞辛苦躬耕其中，并把这块田地命名为“东坡”，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二云：“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明年共看决渠雨，饥饱在我宁关天。”苏轼作为政治上的逐客，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心态却不卑微猥琐。苏轼之卓异正是建立在自己动手种田筑屋丰衣足食，生存需求获得独立的物质基础之上。 苏轼在海南禄�既绝，衣食难保，不得已“尽卖酒器，以供衣食”。暂居破漏官屋不久被官吏逐出，遂买地，起屋五间，名曰“桄榔庵”。然而，独特的伟大人格，既成就了不怨天尤人、立足自救自立的“东坡”精神，苏轼也就拥有了一份坦然与自乐。 四、“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亲躬为民的情怀 苏轼在贬谪时期，反复专研佛老，极慕陶渊明，却始终没有出世。苏轼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奋厉有当世志”的壮志雄心，践行了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儒士操守，也在生存状态上真正的融入到了黎民百姓之中。 谪黄以后，苏轼和“渔樵杂处”，对黎民疾苦有着更深切的了解同情。当时岳州鄂州一带“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苏轼遂“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当即给鄂州知州朱寿昌写信并盼他“惟为民自重”。他说：“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由此可知，苏轼口出“悲歌为黎元”并非虚言。在儋州，他把自己被贬海南看作是“天其以我为箕子”，理应尽力帮助儋州人民改变困境。面对民族压迫、生产落后的现状，苏轼写了《和劝农》“以告其有知者”，“咨尔黎汉，均为一民”。看到当地人民“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以巫为医，以牛为药”，写了《书柳子厚牛赋后》。为了让百姓喝上泉水，讲究卫生，减少疾病，苏轼曾带领众人开凿至今完好的井泉，儋州人称之为“东坡井”。儋州在北宋时期仍处于“刀耕火种”状态，文化教育也十分落后，苏轼的《和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诗真实的反映了学校教育七零八落的情景。王国宪《重修儋州志叙》指出：“北宋苏文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教转化其风俗，教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 【参考文献】 [1](宋)秦观：《淮海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2] 王国维：《人间词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 [3](宋)苏轼：《苏轼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看了“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的人还看： 1. 关于苏轼的学术论文 2. 对苏轼研究的学术论文 3. 中文学术论文范文 4. 对外汉语学术论文范文 5. 浅析苏东坡的人生美学论文
内容提要 ： 苏轼是北宋文坛的领袖，也是宋词豪放派的创始人，是公认的豪放派的代表。这是在我们以前学过的教材中经经常提到的。虽然他是豪放词派的代表，但是他的词中温婉含情的婉约词作的数量并不少于慷慨激昂的豪放词作的数量。对苏轼词的婉约词风前人已有论述，但是有过于片面化，本文主要从婉约词的传统题材（言情）、婉约词的重要内容（咏物）、婉约词的基本特征（意境之美）三个方面，通过对苏轼的几首代表性的婉约词的分析，从而展现出苏轼词风的婉约凄美的一面，从而使人们可以更清楚的认识苏轼。 关键词：婉约；题材；内容；特征 婉约一词，即委婉含蓄之意。婉约词不仅是一种文学题材，也是一种创作手法。自后唐温庭筠为鼻祖的花间派开始，闺怨、相思、离情别绪、春花秋月便成词作的一大题材。婉约词上承花间词，与花间词一脉相承，但是与在花间词相比，婉约词内容上去其浮艳多分雅致，形式上以蕴藉雅正见长，语言秀丽而清新，情思曲折而真切，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传统题材上都有很大的创新。在苏轼以前的北宋词坛仍是以及婉约词为主流，主要是一些男女相思、闺阁幽怨的艳情之作，直至苏轼才打破了婉约词以艳情为题材的范围，将婉约词推入正宗高雅的文学殿堂。[注A]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1037——1101）四川眉山人，是北宋时期的著名词人。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中进士，神宗熙宁年间，因于主张新法的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和，被贬为杭州通判，苏轼词的创作就是从此时开始的。元丰二年，因在著名的“乌台诗案”中被以“作诗讪谤朝廷”之罪谪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在黄州期间，创作了大量的词来抒发心中的忧愤，表达他的人生态度。哲宗元佑年间，高太后临朝,司马光执政，苏轼被召回京，被委任为朝奉朗知登州，后迁为礼部朗中，又迁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又历任知杭州、知颍州、知扬州、知定州。哲宗亲政后,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后，在遇赦北归的路途中，于靖国元年（1101年）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苏轼一生在宦海中浮浮沉沉，心中种种忧愤，都成为其创作的源泉。[注B] 一、婉约词的传统题材——言情 言情，是婉约词的传统题材，它以情动人，道尽人世间的喜乐悲愁。在北宋苏轼以前的词人言情的主题不外是以代言体的形式写一些闺怨、相思、离愁别绪、春花秋月等。苏词主要是突破了晚唐以来“词为艳科”的庸俗品位，“诗余”的附庸地位，只写闺怨、别情的题材范围，将词推到了正宗的文学艺术高雅的殿堂。在言情方面，苏轼描写的至情至性的爱情词，颠覆了艳情词的俗套，给人以凄美、委婉的高雅享受。 一《蝶恋花》（记得花屏初会遇）： 记得画屏初会遇。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那日绣帘相见处。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注1] “记得画屏初会遇”是写美妙爱情的开始，与心上人在画屏之间初次相见，现在依然清楚的记得，令人难忘。“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是写美妙爱情的破灭。“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是写男子在爱情破灭后对女子的痴恋相思。美丽的春光几度从窗前走过，而对她的思念未减半分。说明自己是在没有希望的等待中度过。“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低眉垂眼，假装要走开，却笑着整理自己的头发。写出了女性的娇怩之态和心底的秘密。“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收敛起眉头不说话，不是对他的无情，而出于女性的娇羞。一个女孩子怎么好意思在人前表达自己的爱情呢？可是越是这样越能招人疼爱。全词以男子无尽的缠绵相思和甜美的回忆作结。 详情更多内容请登录原创论文网，百度搜原创论文网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哦，去看看吧
苏轼，一个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一位风流倜傥的才子，一名政绩显耀的官僚。他是中国士大夫完美个性和人格的化身，他的诗词更是流芳千古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赏析：这是一首家喻户晓的哲理诗，“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迷在局中者看这个世界，就像庄子笔下的井蛙与夏虫一样，永远看不清事情的真相。
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轼《浪淘沙·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 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崩云，惊涛裂岸， 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昔日多少豪杰。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 羽扇纶巾，谈笑间， 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 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间如梦，一枕还酹江月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宫中羯鼓催花柳，玉奴弦索花奴手。 —— 苏轼《虢国夫人夜游图》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一生曲折，旷达传千秋;亘古辉耀，文章成四家。”当东坡的生命携着明丽的色彩，浩浩荡荡地穿空而过;当几纸金墨伴着喧嚣散落，我思索，是一种怎样的神奇而强烈的力量，用旷达塑造英雄;又是怎样一种气概，用豪情冲破了逆流? 风光霁月 枝柯涌流日月精华，花萼孕育出一朵尘世绝唱，他是文人的奇迹，他太出色了。一杆竹管潇洒地涂画，便能镌刻山河，撼动寰宇;多才多艺，超然的风范更能倾倒众生，俯仰万世———那是琥珀般的思绪飞扬，那是旭日喷薄般的才情流转，那是中华文化长卷中瑰丽的色彩一抹。他的诗是一种雄浑的蕴藏，可以令人思接千载，让时空飞腾;他的文是高山流水般的风雅，清新畅达，洗尽浮华。 到处都在传诵他的华章，在文人雅士的青衫拂动间，在晚秋惊鸿的一掠间。仕途顺达，皇上重用，才华横溢，这位天之骄子尽享生命的喜悦。 命途多舛 太耀眼的光芒总是引起小人嫉妒的目光，卑劣的小人们媚笑着走来，历史的阴霾从此要羁绊苏轼一生，“乌台”的暗流褪尽了昔日的荣耀，颠沛流离取代了曾经的风光霁月。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这样的挫折他始料未及，这样的遭遇注定坎坷，因为小人们总喜欢在暗中加害于他。 但苏轼毕竟是苏轼，他能驾一叶扁舟，出没于惊涛骇浪而从容应对，豁达处之。在白露横江、清风徐来之际，他要以自己更为旷达、疏狂的性情和更俯仰万世的思考，来压制内心深处对人生变迁、世事无常的感伤。他猛然间豁然开朗，终于悟出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观之，则万物与我皆无尽也”的哲理。霎时，他的内心已一片澄明。于是，所有的不幸与困苦，都在这旷达的胸中渺小得如同一缕游丝，一缕轻尘。那些小人不懂，可江上的清风懂了，山间的明月懂了。在这场与邪恶的拔河中，苏轼取得了心灵上的胜利。于是，他远离了喧嚣，回归于清纯空灵;他习惯了淡泊，才情更加俊逸洒脱;他明白了如何应对困难，才能做到宠辱不惊。 繁华落尽见真醇，于是他寄情于优美的诗文，沉淀出不朽的艺术。于是，凄苦得以超越，灵魂得以提升，奇迹得以出现。历史永远记住了这个彻响千古的名字———苏东坡。后记:痛苦的历练往往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面对困难，我们要做的不是用迷雾来遮盖心灵的光辉，不是把困难放大来羁绊人生。放大困难的蛹，永远成不了蝶;放大困难的鸟，决不会在烈火中重生。我们要做的是用心灵的月光照亮黑夜的路，用乐观豁达的浩然之气点化人生旅途中“千里快哉风”的惬意!
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赏析： 烟雨之中，坦坦荡荡一峭劲身影落落而行，何在等旷达洒脱！东坡好竹，字字句句便如峭拨修竹般一片疏影斑驳，不染俗尘，风起风住处，透出逍遥情致。 此词作于苏轼黄州之贬后的第三个春天。它通过野外途中偶遇风雨这一生活中的小事，于简朴中见深意，于寻常处生奇警，表现出旷达超脱的胸襟，寄寓着超凡超俗的人生理想。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 、坡仙 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
苏轼，一个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一位风流倜傥的才子，一名政绩显耀的官僚。他是中国士大夫完美个性和人格的化身，他的诗词更是流芳千古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赏析：这是一首家喻户晓的哲理诗，“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迷在局中者看这个世界，就像庄子笔下的井蛙与夏虫一样，永远看不清事情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