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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科学,依靠文献资料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学科. 考古学,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我们的学术传统，考古学与历史学更是不可分离的兄弟，它们的目标大致相同，都以揭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为己任，所以夏鼐先生将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比作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传统历史学主要是从古代文献中发掘研究资料，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历史学也越来越关照考古学，历史学一些关键的研究领域离开了考古学就会一筹莫展。就历史考古学而言，考古学与历史学更是难分彼此。在学理上，主要是研究对象和方法不同；在学科建制上，二者彼此独立，界限很清楚，不存在谁属于谁的问题；在研究具体历史问题时，研究者往往要综合运用二者的资料，有时甚至难以分割（例如古文字学）。研究对象：历史学研究的是史料，最基本的史料就是文献，亦即文字信息。所以文字发明之前的历史和未被文字记录的历史，自然是历史学研究的短板。考古学研究的是实物，是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有形的、能观测到的东西，包括遗迹、人工遗物和自然遗物。它的特点也很明显，就是绝大多数遗存本身没有文字，考古材料不能自己说话，只能被人代言；而且并非所有的人类活动都能产生有形的遗存，历史上的语言、哲学概念和信仰体系等很可能未留下任何直接证据就消失了。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了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方法差异极大，即使是研究同一领域的问题 ，在实际工作中也基本是分工合作的状态，很少有人能兼通两者。考古学获取资料的基本途径是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基本方法是地层学、类型学、埋藏学、民族考古学和实验考古学，还有五花八门的和自然科学相结合的方法可以统称为科技考古。历史学不太容易概括出特别的方法，是所谓“史无定法”，但是最基本还是用来处理文献的，如音韵、训诂、版本、辨伪、考据，稍为特别的比如比较方法、计量方法、心理分析法等等，当然也有异数，比如强调田野工作的历史人类学、口传史学等等，在这里“史料”的概念就不局限于书写的文字，在理论和历史哲学方面则较考古学发达，流派也多。
一、文明起源研究既是理论问题亦是考古学的实践问题 重建过去是历史学者的任务，但在今天看来，重建上古社会的历史就不仅仅是历史学家所能完成的。它至少需要与考古学、人类学、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的结合。诚然，中国人历来以自己有悠久而连续不断的历史和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而感到自豪，也以有丰富的史书、浩瀚的典籍和发达的史学而举世瞩目。在传统史学中，中国的历史自三皇五帝开始，一直是清楚的；中国的第一部以纪传体为体裁的通史性的历史巨著《史记》，也是从《五帝本纪》开始的，五帝中的首位是黄帝，后来的人称黄帝为华夏族的人文始祖，也就是说在传统史学中，我们今日称之为“文明”的中国历史的起源至少从黄帝开始是可以讲清楚的。然而，进入近代以来，在西方科学思想和实证史学的影响下，在“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民主科学精神空前高涨的氛围中，儒学和经典的权威受到了极大的怀疑和动摇，以顾颉刚为核心的疑古辨伪学派（亦称为“古史辨”派）应运而兴起，他们以“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为辨伪的理论核心，彻底否定了“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中国史学界乃至国际汉学界有过广泛的影响。 古史辨派研究的对象，是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传统性的中国古代的史料，对此加以严密的文献辨析，究明其成书年代，淘汰后世的伪作和附加的史料，欲进行古代史研究的基础性作业。其业绩主要是在文献上证明古籍中的古史传说是如何通过战国、秦汉及其以后的政治学说的影响而发生变形的，所关心的主要是经书本身，注意力主要在于其神话被文献化、被观念化、被变形的过程。 学术是时代的产物，必然也会带有时代的局限性。说到古史辨派的局限性，日本著名学者贝冢茂树先生曾指出，神话传说，作为时间性的变化系列来考虑，“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和“加上说”[1]的假说都是很有说服力的，但被文献化的神话传说的变化，并不是单纯的时间性的问题，空间性地域性的差异也应考虑进去。应该意识到其变化过程是极其复杂的。其中，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保持了不同的神话传说。神话传说相互间的矛盾是有原因的，有某些史实的反映，不能把相互矛盾的传说作为后世的伪作之史而加以排除。而“层累地造成说”本身只是考虑时间上的变化，这终究是一个根本性的欠缺[2]。 作为辨伪的理论观或假说的表述，“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确实有只是考虑时间上的变化，而没有反映出空间性地域性的问题。但在实际的研究中，顾先生的《九州之戎与戎禹》等论文，是充分考虑了古史传说的空间性与地域性的，而顾先生本人也提出过“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在上述顾先生的“四打破”中，“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今天看来，还可以再作进一步的研究。在古史和神话传说中，确实存在由纯粹的“神”而人格化、历史化为“人”即古史人化的问题。但在远古、“原逻辑”[3]的思维下，那些强有力的部落酋长和部落英雄，在其活的时候就可能被视为具有神力或神性，成为半人半神者，其死后变为部落神，其神性被不断地加以强化，并在部落中或部落间广泛流传，这都是有可能的。这样，在神话传说的历史化、文献化过程中，有一部分被人化为人或半人半神的所谓“神”，原本可能就是远古部落中的酋长或英雄人，亦即经历了：远古时为活着的部落酋长（系人，但具有神力、神性，乃至被视为半人半神者）――死后为部落神――在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后，又被历史化、人化为人或具有神力的人。所以，所谓“古史人化”或“神化”的问题，是极其复杂的，由神到人的现象是有的，但并非仅仅是由神到人。 古史辨派的另一不足就是被现在学术界每每议论的疑古过度问题。疑古过度固然存在，但我们也应看到古史辨派的历史功绩，这就是它在打破古史体系的同时对古籍的整理，它形成了近代学术史上第一次系统的大规模的对古籍整理的高潮。尽管在疑古辨伪中存在着一些“冤假错案”，但它毕竟打破了属于后人加工、编排的三皇五帝体系，也使得与传统古史体系相联系的经典重新编排了其应有的位置。当然，这一工作也只是初步的、大体的，至今还在继续。例如，作为《尚书》中的前三篇《尧典》《皐陶谟》《禹贡》，说的虽是夏代之前的事，但其成书年代却远远地晚于《盘庚》、《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等篇，是战国时期、孟子之前的作品。当前利用《尚书》前三篇研究上古历史文化的学者中，较为严谨的做法是：一方面相信其中的一些素材确实是上古流传下来的，但同时也不能不考虑其中所含有的战国时的思想、制度、组织结构等因素，甚至不能不注意到《尧典》等把原本属于不同系的部族民族组合安排在一个朝廷的情形――大一统的古史体系，所以利用时每每要做出相应的分析和取舍。现在的难度是取舍的标准是什么？这在学术界还没有一定的看法，甚至还有些混乱。我们反对在传说史料的运用上采取合己则取不合则隐的态度，我们也反对只是根据自己文章中的观点的需要，说《尧典》中的某一条材料符合社会发展史的什么原理就作为取舍的标准。 2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现状与思考 殊不知，所谓社会发展史原理也是根据某些民族的情况归纳出来的，并非绝对的、一成不变的，更何况我们要说明的是具体的中国上古的历史文化而非一般的社会发展史。所以，一般的做法是把《尧典》之类的史料与其它书中的史料相互印证、相互配合使用。在与考古学相结合时，也应该是在对文献和考古分别有一个系统研究、系统梳理基础上的结合。而且，这种结合也只能是以考古学为骨干，以文献为血肉、为辅助。骨干建立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是最根本性的东西，血肉它使具体的历史丰富多彩，是辅助性的东西。总之，今天若单纯以文献来建立上古史体系，已远远地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商代以前的上古史研究的基础是考古学。所以，对于文明起源的研究，考古学的实践是最基本性的。也正因为如此，夏鼐先生在讲到中国文明起源时，也是根据考古学的发现，从小屯的殷墟文化讲起，通过郑州二里岗商文化、偃师二里头文化，一直上溯到新石器文化[4]。 考古学是通过古代人类的实物遗存来进行研究的，所以它是有确凿根据的，也不受历史记载的约束，但考古学又是阐释性的，遗迹遗物本身是不会说话的，它需要人们利用技术的、经济的、环境的、人口学的等等知识对人类活动的方式作出符合上古实际的解释。这种解释往往形成一些理论模式，也会借鉴一些原有的理论模式，其中借鉴人类学的理论模式是最为明显的。例如，一百多年前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提出的“血婚制家族”、“伙婚制家族”、“偶婚制家族”、“专偶制家族”、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军事民主制等理论模式，就在考古学界产生过广泛的影响。60年代以来，西方人类学家提出的“酋邦”理论模式，至今还对考古学界有着影响。但人类学上的这些模式，往往是把民族学上可以观察到的横向的各种类型的社会，按照社会进化的观点加以纵向的分类排列而成的，虽然有时其逻辑色彩很强，然而其间是否真的具有前后递进演化关系，或是否具有普遍意义，都是需要证明的。而考古学则可以依据遗迹的地层叠压关系确定其时代的早晚和先后顺序，从而观察到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所以，考古学与文化人类学这两个学科，可以互补而互益，但不能替代。考古学完全可以在借鉴和参考人类学的理论模式的基础上，以考古学材料为素材和骨架建立一套能反映社会形态和结构方面的演进模式。也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笔者曾把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相结合，从聚落形态的角度，提出“文明起源的三阶段说”[5]。当然，这只是初步性的，只建立了一个大概的框架，进一步的推进和深入研究还需今后的努力。 总之，我们说文明起源的研究既是理论问题亦是考古学的实践问题，是合乎实际的，而我们对于中国的上古历史文化从信古到疑古再到考古这样一路走过来，不也正说明了这一点？田野考古发掘是基础，可对发掘出的遗迹、遗物、遗址等考古学现象的阐释或解释也是至关重要的。而阐释的高明与否，则要看其知识结构、理论水准以及各方面的素养如何了。值得指出的是，理论亦贵在创新，贵在根据新情况提出新问题，做出新解释，而不是简单地套用某一理论模式。所以，我们引用或借鉴某一理论模式时，也应有理论创新或结合中国实际作出自己的理论思考的要求，而不能采取简单套用的方式，用新的教条批评旧的教条，从一个怪圈钻入另一怪圈。 二、文明的概念、标志、要素诸问题 1、文明的概念 “文明”一词，最早见于《易·文言》中“天下文明”，《尚书·尧典》也有“睿哲文明”之语，都是指光明、有文采的意思。现代汉语中用“文明”来翻译英文中的Civilization一词，通常是指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与所谓的“野蛮”、“蒙昧”相对而言（当然，在不同于近代欧洲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原始社会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野蛮和蒙昧）。也有把“文明”作为“文化”使用的，这样有人认为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及其相应的文化也就等于有了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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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字介甫，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1070年拜相，推行改革。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的新法，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拿破仑可以吗？对于拿破仑·波拿巴一世皇帝，第一，他是一个人，而不是神。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历史。每个历史时期的伟大人物，不管怎样高明，他却不是悬在空中，而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他之所以比一般人伟大，除了他具有某方面的出众才华外，更因为他有比一般人更高的地位和权势。但不管怎样，他的立脚点和同时代人必然是一致的，是同在一个水准上的。每个时代的历史都不可能是某个英雄的历史。拿破仑时代的历史也不是拿破仑个人的英雄史，不能把他神化。 可是，百多年来，世界各国的史学界对他的评价，却有不少神化之处，如：说他是“世纪的巨人”、“历史上最惊人的奇才”、“西方之皇”、“战争之神”、“命运的支配者”，甚至说“他是从恺撒以来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最伟大的人物，是从亚历山大以来最令人震惊的人物”，等等。 在吹捧的反面，却又是一片愤怒、厌恶和诟骂，如说他是“科西嘉岛的怪物”、“摧残自由的暴君”、“无耻小人”、“低能儿”、“疯子”、“匪徒”，等等。 不管是吹捧或是诟骂，都属于向个人崇拜低头。用这种方式都不能真正揭示出拿破仑这个复杂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 第二，是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历史的规律表明，每当社会的大变革时期，都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它必将造就伟大的历史人物。拿破仑之所以伟大，是由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这一伟大事件所造就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因此，必须把他放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之中，才能更好地去认识他。 第三，要看主流、看主导方面，不能以某一片面代替整体。历史人物，特别是伟大的历史人物，其一生的经历是错综复杂的。拿破仑一生所处的时代，正是法国大革命的时代，也是整个欧洲大陆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大转变的时代；他的一生经历，他的主要活动，是和这个时代的特点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因此，要看他在这个大的历史潮流中，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还是顺应时代的潮而动。 第四，对过去一些关于拿破仑的著述，特别是那些所谓“圣赫勒拿岛的一些著述”，要作全面的考察、分析。因为拿破仑在六年的流放生活中，仍以胜利者的目光来估量他的过失，用夸大一些事实和掩盖另一些事实的手法来缩小、掩饰他的错误。这些东西是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资产阶级同波旁王朝的斗争中，资产阶级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重新祭起拿破仑的亡灵而炮制的。今天法国史学家只把它看成是传说之类的东西，因为它不太符合历史的真相。另外，在英国人和俄国人编撰的一些关于拿破仑传记之类的书籍中，又带有浓厚的民族沙文主义的情绪，因此，对一些事件的原委和性质反映得也不够真实。 第五，有些评论拿破仑的文章，习惯于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去寻找根据。但是，如果只作一些词句的引用，而不首先弄清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是在什么时候、为着说明什么问题而讲的，那末，单靠这种引证，必然导致经典作家间在拿破仑问题上的“吵架”。总之，评价拿破仑应当把他放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中。综合地考察他的全部活动。这样，我们就会看到，拿破仑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军事家、政治家，他镇压了王党叛乱，粉碎了欧洲“反法联盟”的多次武装干涉，打乱了欧洲的封建秩序，促进了欧洲各国人民的觉醒，稳定了法国大革命的社会成果。这是他活动的主要方面，是他的主要功绩。当然，每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都不可能是完人，都有他的缺点错误甚或是罪行。作为资产阶级的军事家、政治家的拿破仑更是如此。恩格斯就曾经指出过：“拿破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他力图在欧洲帝王中间取得首屈一指的声誉，因此他尽量把自己的宫廷搞得和他们的宫廷一样。恩格斯是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指出拿破仑的主要错误在于“拜倒在正统主义原则之前”。 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他有功也有过，便象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讽刺蒲鲁东观察经济范畴有好坏两个方面那样，“就象小资产者看历史伟人一样：拿破仑是一个大人物；他行了许多善，但是也作了许多恶。” 综观拿破仑一生的全部活动，其主导方面的活动，对当时社会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是起过进步作用的。他功大于过，是一个应当肯定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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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姓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姓氏。李姓在《百家姓》中排第4位。是2007年中国大陆人口第二多的姓氏。但根据户籍管理部门的“全国公民身份信息系统”，李姓则为第三大姓。在朝鲜和越南，李姓也是常见姓氏，在朝鲜李姓为第二大姓。
结论：
1、姓的来源渠道很多，才致使李姓今天的发扬光大。
2、李姓人口很多，排在世界第一。
3、李姓人口分布很广，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李姓人的踪影。
4、据统计，李姓人口总数超过1亿，占中国总人口的％多。河南省是中国李姓的第一大省。
扩展资料：
李氏因大理之官而得姓为理， 后因理徵避难以木子为食而姓李。因其所食为野生李， 故由理氏培育成为家生李树， 并以李树为神树， 亦即图腾树。故凡李氏子孙， 常于宅旁种李以为象征， 至今还保存这个习惯。入李白家有桃李园， 唐朝皇宫苑园多植李树。
有一种观点认为李氏图腾不是李树，而是老虎。老子李耳生地陈楚地区的图腾是老虎，且“李耳”即楚语“老虎”。巴人以虎为图腾，巴语读虎为李，当虎图腾演化为姓时，巴人崇仰汉人之姓，遂依音用李姓。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李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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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姓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姓氏。李姓在《百家姓》中排第4位。是2007年中国大陆人口第二多的姓氏。但根据户籍管理部门的“全国公民身份信息系统”（NCIIS），李姓则为第三大姓。在朝鲜和越南，李姓也是常见姓氏，在朝鲜李姓为第二大姓。李姓为了区别其他同音姓，常说“十八子李”或“木子李”。根据1977年中国史学家李栋明在《东方杂志》发表的一篇有关“姓”的论文上指出，李姓是全球华人十大姓之一。据统计，李姓人口总数越为1亿，其中中国大陆有李姓万人，占中国总人口的％。河南省是中国李姓的第一大省。第一个来源：源于嬴姓源于嬴姓，或出自皋陶之后颛顼帝高阳氏的后裔理征，或出自周朝道教创始人老子李耳，属于以官职名为氏。尧时，皋陶曾担任大理(掌管刑狱的官)的职务，其子伯益被赐为嬴姓，后子孙历三代世袭大理的职务，其子孙按照当时的习惯，以官为氏，称理氏。理氏改为李氏的说法概括有两种：一种说法是：商纣时，皋陶后裔理征，在朝为官，因直谏得罪了商纣王，而被处死，其妻契和氏带着儿子利贞逃难时，因食李子充饥，才得以活命，故不敢称理，便改姓李氏。另一种说法是：据史籍记载，周朝以前未见有李氏，自从有老子姓李，名耳，为利贞的后裔，因祖上世代为理官，理，李两字古音相通，便也以李为氏。显然，李氏是始于李耳称姓的。商朝末年，纣王暴虐无道，沉湎女色，使诸侯和百姓都很怨恨。皋陶后裔有个叫理征的人，出于一片忠心，直爽地指出纣王的错误，劝他改正，结果因此惹恼了纣王而被杀害。理征的妻子契和氏听到消息后，便带着年幼的儿子利贞外出逃难。契和氏本是陈国人(今河南淮阳)，想逃回娘家，又怕连累娘家人，于是便往豫西方向逃。当走到今河南西部伊河流域的“伊侯之墟”时，母子二人饥饿难忍，疲惫不堪，尤其是小利贞，饿得奄奄一息。可是，这一带荒无人烟，又怎能找到食物呢？幸好契和氏发现附近的树上结有一些“木子”，于是便采下来吃。就这样，母子二人靠吃野果保全了性命。然后，他们又到豫东，在离淮阳不太远的苦县(今河南鹿邑东部)安家落户。为了感激“木子”的保命之功，同时也为了躲避纣王的追缉，又因理、李同音通用的缘故，自利贞开始改理氏为李氏。第二个来源：他族改姓源于改姓，属于以帝王赐姓为氏。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平定哀劳夷后，曾赐当地各少数民族以赵、张、杨、李等姓。北魏鲜卑族有复姓叱李氏，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实行全面汉化政策，改为汉字单姓李氏。在回族姓氏中，有不少姓氏是历代皇帝赐予的姓，如李、达、答、张、白、沐、陕、郑、朱、金等姓。回族李氏是七世纪以来少数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来中国并定居；十三世纪以后又有一部分中亚细亚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迁入中国，他们在与汉、维吾尔、蒙古族相处的过程中形成回族，又称“回回”。回族散布面广，主要与汉族杂居，以西北地区及河南、河北、山东、云南、安徽、辽宁、北京等省、市分布较多，约有七百三十万人。李氏在回族中所占比例较高，有些直接来自古波斯或阿拉伯，如五代前蜀词人李珣，其祖先就是波斯人，来中国后留居梓州(今四川三台)。第三个来源：他姓改李氏源于各民族变姓，属于汉化改姓为氏。((8)回族回族中的李氏，主要源自赐姓。据《中国历代回教名贤事略》中记载：唐朝时的“李光颜，本阿跌失，敕勒十五部落之一也。因世有武功，赐以国姓荣之。”唐兰明确地说明：老子并不姓李，而是姓老。郭沫若、马叙伦、陈独秀等人同意唐兰之说。高亨对此说有进一步的考证，他在《老子正诂·前记》中说：老、李一声之转，老子原姓老，后以音同变为李，非有二也。他列出四条证据：李姓为了区别其他同音姓，常说“十八子李”或“木子李”。根据1977年中国史学家李栋明在《东方杂志》发表的一篇有关“姓”的论文上指出，李姓是全球华人十大姓之一。 据统计，李姓人口总数越为1亿，其中中国大陆有李姓万人，占中国总人口的％。河南省是中国李姓的第一大省。 第一个来源：源于嬴姓 源于嬴姓，或出自皋陶之后颛顼帝高阳氏的后裔理征，或出自周朝道教创始人老子李耳，属于以官职名为氏。 尧时，皋陶曾担任大理(掌管刑狱的官)的职务，其子伯益被赐为嬴姓，后子孙历三代世袭大理的职务，其子孙按照当时的习惯，以官为氏，称理氏。 理氏改为李氏的说法概括有两种： 一种说法是：商纣时，皋陶后裔理征，在朝为官，因直谏得罪了商纣王，而被处死，其妻契和氏带着儿子利贞逃难时，因食李子充饥，才得以活命，故不敢称理，便改姓李氏。 另一种说法是：据史籍记载，周朝以前未见有李氏，自从有老子姓李，名耳，为利贞的后裔，因祖上世代为理官，理，李两字古音相通，便也以李为氏。显然，李氏是始于李耳称姓的。 商朝末年，纣王暴虐无道，沉湎女色，使诸侯和百姓都很怨恨。皋陶后裔有个叫理征的人，出于一片忠心，直爽地指出纣王的错误，劝他改正，结果因此惹恼了纣王而被杀害。理征的妻子契和氏听到消息后，便带着年幼的儿子利贞外出逃难。契和氏本是陈国人(今河南淮阳)，想逃回娘家，又怕连累娘家人，于是便往豫西方向逃。当走到今河南西部伊河流域的“伊侯之墟”时，母子二人饥饿难忍，疲惫不堪，尤其是小利贞，饿得奄奄一息。可是，这一带荒无人烟，又怎能找到食物呢？幸好契和氏发现附近的树上结有一些“木子”，于是便采下来吃。就这样，母子二人靠吃野果保全了性命。然后，他们又到豫东，在离淮阳不太远的苦县(今河南鹿邑东部)安家落户。为了感激“木子”的保命之功，同时也为了躲避纣王的追缉，又因理、李同音通用的缘故，自利贞开始改理氏为李氏。 第二个来源：他族改姓 源于改姓，属于以帝王赐姓为氏。 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平定哀劳夷后，曾赐当地各少数民族以赵、张、杨、李等姓。 北魏鲜卑族有复姓叱李氏，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实行全面汉化政策，改为汉字单姓李氏。 在回族姓氏中，有不少姓氏是历代皇帝赐予的姓，如李、达、答、张、白、沐、陕、郑、朱、金等姓。回族李氏是七世纪以来少数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来中国并定居；十三世纪以后又有一部分中亚细亚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迁入中国，他们在与汉、维吾尔、蒙古族相处的过程中形成回族，又称“回回”。回族散布面广，主要与汉族杂居，以西北地区及河南、河北、山东、云南、安徽、辽宁、北京等省、市分布较多，约有七百三十万人。李氏在回族中所占比例较高，有些直接来自古波斯或阿拉伯，如五代前蜀词人李珣，其祖先就是波斯人，来中国后留居梓州(今四川三台)。 第三个来源：他姓改李氏 源于各民族变姓，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1)苗族 苗族居住在南方，半数以上在贵州，其余分布于湖南、云南、广西、四川、广东、湖北等省，与其他兄弟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约有五百一十万人。李氏在苗族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在黔西威宁地区的苗族中为大姓之一。汉姓为“李”、苗姓为“孟恩路”，这是他们实行“子父连名制”的一种特殊写法。苗族中的李氏，有些是民族融合的产物，有的已与李氏的原义无关。例如，清朝咸丰、同治年间由张秀眉领导的贵州苗民起义中有个起义军将领叫李洪基，但他并不姓李，“李”系他的苗语名字“拟”的讹写，而“拟”在苗语中意为水牯牛，“洪基”为“弯角”之意，故“李洪基”即“弯角水牯牛”。据有关学者考证，清朝官府在登记户籍册时，用同音的汉姓代替男性户主的苗名，因而形成了苗族汉姓。苗族中的一些李氏，就是这样产生的。 (2)壮族 壮族系由古代百越的一支发展而成，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约有一千三百四十万人，其90％以上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少部分居住在云南、广东等省。李氏在壮族中人数较多，曾出过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如太平天国著名将领李开芳、李锦贵、李文彩等，均为壮族李氏人。 (3)瑶族 瑶族主要由古代“长沙武陵蛮”的一部分发展而成。约有一百四十五万人，分布在广西、湖南、云南、广东、贵州五省区的山区，其中广西瑶族人数约占总数的70％强。李氏为瑶族主要姓氏之一，在瑶族原有十二姓中居于第五位。瑶族李氏根据血缘远近，分有若干“房”；各房都有称呼，辈分称谓有“本头”、“巴比”、“九古”等。瑶族李氏具有反抗封建压迫的精神，清朝有广东八排瑶民反清首领李英，还：有湖南瑶民起义首领李元发。 (4)白族 白族自称“白子”、“白尼”，主要聚居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并散居于云南省碧江、元江、昆明、昭通及贵州省毕节等地，1982年统计约有一百十三万余人。唐朝史学家杜佑，曾任岭南节度使，熟悉南方少数民族情况，他所撰写的《通典》中记载有白族的姓氏：“其地有数十部落……有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各据山川，不相役属。”从中可以看出李氏是白族中的大姓，至少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再往前追溯，三国时蜀相诸葛亮在赐给世居云南的南蛮酋长龙佑那以张姓时，又赐各酋长杨、李、赵等姓。这又说明一千七百多年前云南白族已有李氏。三国以后，有不少李氏汉人徙居云南，久而久之，与白族融合在了一起，如唐朝贞观年间的“西洱河蛮”中的杨、李、赵等姓，都自称本来是汉人。难怪有人说云南的李氏不容易分清谁是汉族还是白族。在历史上，白族李氏曾涌现出一些比较著名的人物，如宋朝大理国有大臣李紫琮，明朝有文学家、史学家李元阳，清朝有学者李倬云、李根云、李崇阶等。现在，李氏仍为白族四大姓之一。 (5)畲族 畲，意为烧榛种田，即在播种之前将田中的草木烧去，以灰作肥料。畲族因从事畲耕(即刀耕火种)而得名，他们自称“畲民”或“山客”，约有三十八万人，分布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安徽五省六十多个县(市)的部分山区，以福建、浙江两省为最多。他们通用汉语，主要从事农业，长期和汉族人民杂居，关系十分密切。福建霞浦县畲族族谱中记有“唐光启二年(公元886年)，盘、蓝、雷、钟、李有三百六十余丁口，从闽王王审知为乡道官，由海来闽”，这说明唐朝末年福建有畲族李氏。元末有福建农民起义首领李志甫，据说就是畲族人。 (6)犹太族 犹太人古称“希伯来人”，公元前十三世纪曾在巴勒斯坦居住，用希伯来语(属闪含语系闪语族)，公元前十一世纪建立以色列王国，创犹太教。公元一至二世纪罗马帝国统治期间，绝大部分被赶出住地，其中散入欧洲的受到迫害屠杀，或与当地民族结合。犹太进入中国，约始于唐朝；有较多的人来中国，是在北宋中叶。北宋时进入中国的这一批犹太人，其先祖在公元前二世纪七十年代离开犹太本土，流徙到印度的孟买地区，在那里定居了一千一百多年之后，于十一世纪中叶或后叶，又循海道向东推进，到达了中国。他们来到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向皇帝殷勤致意，并进贡西洋布。皇帝接受了他们的贡品，同意他们“留遗汴梁”。于是，这一支犹太人就在开封定居下来，并分别取了汉人的姓。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犹太人散居于洛阳、北京、南京、杭州、宁波、泉州等地，但人数最多是住在开封的犹太人。住在开封的这一支犹太人移民，以李氏为首，共有李、俺、艾、高、穆、赵、金、周、张、石、黄、聂、金、张、左、白等十七姓，其中两李、两金、两张为“同姓不同家”。金世宗大定三年(公元1163年)在开封上市子东南(今河南开封南教经胡同)购置土地，建筑寺院，取“清者精一无二，真者正而无邪”之意定名为清真寺，通称礼拜寺，作为开封犹太人宗教活动的中心。这所寺院是中国历史上创建最早、保存时间最长、最为著名的中国犹太人的礼拜寺。到了明朝，开封犹太人进入鼎盛时期，教徒发展到五百余户，约四千余人。明崇祯皇帝十五年(公元1642年)9月明军掘黄河堤放水淹李自成起义军，使开封沦为泽国，开封犹太人逃亡各地，直到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重建开封城时，幸存的犹太人才随同汉、回民返回开封，后又在寺院旧址上重建了清真寺。清初，开封犹太人有李、艾、赵、张、高、金、石七大姓，李氏仍居首位。现在开封犹太人尚有四姓，仍有李氏，他们已完全接受了汉族文化。 (7)蒙古族 源于陈蒙古八旗李雅拉氏，原居于丹东岫岩奇风岭地区，后取其姓首字谐音汉字“李”为氏，隶属镶红旗蒙古。清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奉命驻守岫岩奇风岭一带，今后裔散居于岫岩汤池、凤城赛马等地。 (8)回族 回族中的李氏，主要源自赐姓。 据《中国历代回教名贤事略》中记载：唐朝时的“李光颜，本阿跌失，敕勒十五部落之一也。因世有武功，赐以国姓荣之。” 五代十国前蜀的李舜弦(诗人)、李徇(文学家、药物学家)、李成三兄妹，本波斯人，其先于隋朝时来中国经商并定居，后封官入仕后赐给了李氏。于唐大中元年(公元847年)经宣武军节度使卢钧荐举入朝策试，并于次年被授进土及第的李颜升；唐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被封为怀化将军的李珂末均大食国人，其姓也是及第受封后的赐姓。唐朝时，门第森严，等级分明，姓氏族谱志书均是皇帝“颁诏册定”的，故“国姓”是不敢冒用的。 赐予回族的李氏，不仅唐朝有，明朝也有。如初以翻译外国文书后被升为锦衣卫指挥的哈只，明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朝廷浩封时，因无中国名，故赐姓李(诚)。 此外，有个别的李氏则是源于改氏。《闽书?方外志》中记载：明朝的李蛰，原本姓林，但祖上“性刚正不挠，为执政所嫌，从容毕命于福州”，其后便改氏“李”了。在清朝，内务府回回族人尼亚咱改氏为李，这也是回族李氏的又一支。 得姓始祖：李利贞。 颛顼的后代皋陶，在尧舜时担任掌管刑狱的理官，皋陶断案非常准确，从未出过差错，在当时名声很大。他的子孙世袭了“大理”职务，并以官为姓，称为“理氏”。商代末年，皋陶后代理征因办案公正，得罪了纣王，被暴君无故处死，其妻带着儿子利贞逃难，一路上以木子(木子即李树的果实)为食才得以活命。为了不忘这段蒙难的历史，记住“木子”的救命之恩，利贞的母亲决定将“理”姓改为“木子”构成的“李”姓。李利贞从而就成了李氏的得姓始祖。 李氏回族主要分布在河北、西北和东北地区。 第四个来源：虎图腾说 源于虎图腾说。此种观点认为李氏图腾不是李树，而是老虎。老子李耳生地陈楚地区的图腾是老虎，且“李耳”即楚语“老虎”。龚维英著《原始崇拜纲要》中说：李耳亦楚语，即虎。老子故国陈，灭于楚，故得为楚人。陈属淮河流域，正呼虎作“李耳”。老子之亦名李耳，理由在此。李耳应是陈楚民间对虎的俗称。今陈地民间相传，老子生于庚寅年，属虎。当时苦县一带方言称虎为“狸儿”，故亲邻戏呼老子为狸儿，后渐演变为“李耳”。 第五个来源：老姓说 源于老姓说。这种说法主要源于对老子姓氏的考证，认为老子不姓李而姓老，李姓源于老姓。古文字学家唐兰认为，老子姓李名耳的说法不确实：“据当时人普通的称谓，老聃的老字是他的氏族的名称，因为当时称子的，像孔子、有子、曾子、阳子、墨子、孟子、庄子、惠子以及其余，都是氏族下面加子字的”，“老聃在古书中丝毫没有姓李的痕迹。”（唐兰：《老聃的姓名和时代考》，《古史辨》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2年）。 唐兰明确地说明：老子并不姓李，而是姓老。郭沫若、马叙伦、陈独秀等人同意唐兰之说。高亨对此说有进一步的考证，他在《老子正诂·前记》中说：老、李一声之转，老子原姓老，后以音同变为李，非有二也。他列出四条证据：
你可以从他的起源，以及历史发展方面来写，还可以展现其现实意义
1、 浅谈中国货币制度的变革。 2、 浅谈中国古代土地制度。 3、 何谓“封臣建国”。 4、 浅谈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性质、影响和意义。 5、 浅谈汉民族的形成史。 6、 浅谈古代西域经济文化。 7、 古代东北的民族兴起与衰落。 8、 古汉语“普通话”的变革。 9、 唐代的宗教文化。 10、古代民俗服饰的演变。 就先这些吧，也不是很少了，呵呵呵，要还有意见，那就把你的问题再细致点好啦。
文化 民族关系 经济 民族政策 等等方面均可。你先要确定朝代。建议你先去中国知网找相关文章读一读，论文看多了，也就有所收获了，历史可不是一门空谈的学问
朝服的演变，饮食文化之类的~后宫文学~饰品的演变与社会等级之类的~
哇！你学的什么啊？毕业论文是武侠小说？关于金庸小说的东西多的是呢！到处都能找到！
金庸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主要可以分为三类：民间侠、儒侠和道侠。民间侠的典型代表是萧峰，他具有历史上一般侠客的讲义气、重然诺、扶危济困等优良品格，更重要的是他具有古往今来的侠客中最为潇洒不羁、纵横无束而又豪爽纯真的性格；看似粗莽大汉，实是宅心仁厚，极富怜悯情怀。他的结局尤为特殊，为息两国之争，救生民于涂炭，他不惜以自杀震慑辽国，警醒大宋，这就给人们留下了无法逃避的思考：胸前刻着青郁郁狼头的“野蛮人”与满口仁义道德的“文明人”相比，哪一类人更文明？传统的华夷之辩、畛域之分到底是对是错？实际上，这是借萧峰之死把普通百姓心灵深处的光华逼显出来。萧峰这一朴素的民间大侠的形象确实显示出某种永恒性：在任何历史时期，萧峰所代表的正直、朴素、真诚和献身精神都具有不灭的价值和意义。儒侠的典型代表是郭靖，他的身世经历极其符合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论断，他的性格符合孔子的“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仁矣”的论述，他的作为和结局更使他成为“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事实上，作为儒侠的郭靖已经“名士化”，更趋近于民族英雄和道德楷模，然而，这决不是我们习见习闻的政治宣传，金庸小说始终在文化层面描述郭靖的“英雄”和“道德”这两个方面的，因此，他的具有远大理想而又积极行动的大侠品格有着鼓舞人心的作用，其正大弘毅的人格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应该有着永恒的意义。道侠的典型代表是张三丰，他清虚自守、圆融无碍、慈善为怀而又不是遗世独立，他即现实而又超现实，在实践老庄思想的生命历程中，他达到了执著现实而又审美超越的人生的天地境界，他的清明澄澈的智慧和静穆高大的人格会赢得人们的恒久景慕。在一定意义上讲，张三丰的人格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精神家园般的图景，它是我们这个民族永远无法达到而又永远追求的人格模式。当然，金庸小说中还有其他很多类型的侠客，比如自由型侠客令狐冲，复仇型侠客袁承志等等，这里暂不涉及。应当说，侠义精神是一种具有积极合理因素的民族文化精神，起码是一种对黑暗邪恶势力的反拨力量，正是因为有侠义精神的普遍存在，民间社会的正义力量才得到保证，上层社会也才能从中提升出“为民请命”和“拚命硬干”的精神，塑造出“民族的脊梁”。金庸小说正表现了这种“提升”。金庸小说对传统的赴人困厄、私相复仇、依附清官等带有严重局限的侠义精神进行了超越，从侠义精神的最本质的内核入手，抓住其中具有现实合理性的因素，按照现代观念的要求对其进行了新的创造。应当说，萧峰、郭靖、张三丰这样的形象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但因融入了现代意识，让现代人感觉到了深刻的文化的真实。这就是对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的成功范例。从传统文化的本质上看，征服社会的目的是为了完善道德，完善道德的目的则是为了更好地征服社会，构建更为理想的社会存在，因此，武”与“侠”是从传统文化的本质深处生发出来的两个概念，体现了传统社会中人们对于理想世界的恒久渴望。在当今社会中，“武”与“侠”的外在形式已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但其内在的文化精神却必然也必须生生不息，因为民族作为一种文化存在是不能离开自己的文化之魂而独立于天地之间的。武魂悠悠，侠意切切，伊人已逝，千古难再。然而，民族的精魂是不会消散的，当我们展读金庸小说时，那如痴如醉的感受，不正昭示着我们回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吗？那么，什么是家园？家园就是美，即使有痛苦，也还是美的。但家园虽美，不可永居，也许，只有在我们不仅愿意背负美，也有勇气背负痛苦走向未来，开辟新的家园的时候，我们才能变得健康而坚实。¨¨¨¨¨¨¨¨¨¨¨¨¨¨¨¨¨¨¨¨¨¨¨¨¨¨¨¨¨¨¨¨¨¨¨金庸小说中的侠客具体说，它经历过四个阶段：“侠之立、侠之变、侠之疑、侠之反”。金庸是立中有变，集小变为大变；变中有疑，集小疑为大疑；疑中有反，集小反为大反。在早期几部书中，他按照正宗的中国侠义观念——儒家之侠这个观念来书写，这到郭靖是最高峰；但是到了杨过就开始变，而到张无忌则变异越大。在不断变化中，对武侠世界的传统价值慢慢产生怀疑，而怀疑的典型代表是《连城诀》，那真有点拨剑四顾心茫然的感觉，而《侠客行》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是被自己欲念支配着，正宗“侠”的理念在这世界很难找到，《天龙八部》也是对武侠价值有着高度的怀疑。这是金庸不同于别的作家之处，而更与众不同之处就是走向“侠之反”，对武侠价值、对武侠传统写作方式有种自觉或不自觉的颠覆或反讽。从现实观点看金庸武侠小说，似乎“侠”的基本价值和文化与今天的组织现象、组织文化会有所抵触、矛盾。管理，它的基层是组织，在今天的社会里，人和人、组织和组织之间基本逻辑就是交易，相互间有妥协和让步、利益分配和行政规范。可是金庸小说的侠，都有非常奔放独立的生命，他可以牺牲很多东西，就为了追求单一目标。不需要和人家妥协，不用和人成群结队，没什么利益交换，也不受组织规范，所以不容易从组织管理的角度来观照他们。虽然武侠小说里也有组织，但试看长期存在于组织的人，或组织里有效的领导者，似多平庸之辈。全真教的道士们、少林寺的和尚们，武功高有什么用？很俗气！彼此之间的想法、沟通很复杂，不是个痛快的人生。大侠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行政管理都不行。像郭靖、令狐冲、张无忌，虽然个人魅力很强，但他们带领那么多人，都是黄蓉、任盈盈、赵敏在管，就像有个老婆管理学院。最近很多女性主义学者认为金庸小说的女性不重要，我倒认为金庸武侠小说反映了一个现实，就是男人在外面打拼，女人在后面遥控，真正有能力有影响力的是女人。甚至还有个现象就是，同一个人在组织内外表现特异。如向问天，流落江湖被人追打时多么英雄豪杰，后来任我行平反后，让他做了行政主管就侠义不起来了。金毛狮王谢逊在江湖闯荡时多好，但以前在明教里也不很快乐；这跟《水浒传》一样，所有人入伙前都是英雄好汉、立体的人物，跑到梁山泊以后就变成平面的，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因为在现实社会之下，我们把自己的生活生命都投入了大大小小的各种组织结构，羁绊在里面，使我们的人性、侠性受到太大的扼杀！现在阅读武侠小说，不但可以解脱一下，逃避一下，也帮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埋没的人性，取得一点新鲜空气。¨¨¨¨¨¨¨¨¨¨¨¨¨¨¨¨¨¨¨¨¨¨¨¨¨¨¨¨¨¨¨¨¨¨¨帮你截了两篇，我觉得还是要靠自己，光抄是不行的。希望能帮到LZ！
去买本 陈墨的 或者孔庆东的 里面有的是 随便抄
孔庆东，知道吗？在百家讲坛讲过课，写了好多关于金庸武侠小说的东西。你在网上一找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