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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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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文化论文

戏曲是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是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各种表演艺术因素综合而成的。它的起源 历史悠久,早在原始社会歌舞已有萌芽,在漫长发展的过程中,经过八百多年不断地丰富、更新与发展,才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戏曲艺术体系。编辑本段戏曲的起源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它最早是从模仿劳动的歌舞中产生的。先秦时期(一)先秦——戏曲的萌芽期。《诗经》里的“颂”,《楚辞》里的“九歌”,就是祭神时歌舞的唱词。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在娱神的歌舞中逐渐演变出娱人的歌舞。从汉魏到中唐,又先后出现了以竞技为主的“角抵”(即百戏)、以问答方式表演的“参军戏”和扮演生活小故事的歌舞“踏摇娘”等,这些都是萌芽状态的戏剧。唐中后期(二)唐代(中后期)——戏曲的形成期。中唐以后,我国戏剧飞跃发展,戏剧艺术逐渐形成。宋金时期(三)宋金——戏曲的发展期。宋代的“杂剧”,金代的“院本”和讲唱形式的“诸宫调”,从乐曲、结构到内容,都为元代杂剧打下了基础。元朝时期(四)元代——戏曲的成熟期。到了元代,“杂剧”就在原有基础上大大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戏剧。它具备了戏剧的基本特点,标志着我国戏剧进入成熟的阶段。其中最为杰出的作曲家为关汉卿,他的代表作《窦娥冤》历来被后人称颂。明清时期(五)明清——戏曲的繁荣期。戏曲到了明代,传奇发展起来了。明代传奇的前身是宋元时代的南戏(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在宋代杂剧的基础上,与南方地区曲调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戏剧形式。温州是它的发祥地)。南戏在体制上与北杂剧不同:它不受四折的限制,也不受一人唱到底的限制,有开场白的交代情节,多是大团圆的结局,风格上大都比较缠绵,不像北杂剧那样慷慨激昂,在形式上比较自由,更便于表现生活。可惜早期南戏的本子保留下来的极少,直到元末明初,南戏才开始兴盛,经过文人的加工和提高,这种本来不够严整的短小戏曲,终于变成相当完整的长篇剧作。例如高明的《琵琶记》就是一部由南戏向传奇过渡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题材,来源于民间传说,比较完整地表现了一个故事,并且有一定的戏剧性,曾被誉为“南戏中兴之祖”。明代中叶,传奇作家和剧本大量涌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汤显祖。他一生写了许多传奇剧本,《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死生离合的故事,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爱情,要求个性解放的反抗精神。作者给爱情以起死回生的力量,它战胜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一点,在当时封建礼教牢固统治的社会里,是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的。这个剧作问世三百年来,一直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喜爱,直到今天,“闺塾”、“惊梦”等片断还活跃在戏曲表演的舞台上,放射着它那艺术的光辉。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华戏曲应运而生。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为戏曲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蓬勃发展的文化艺术又为戏曲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基础,从而大大地推进了它的形成历程。戏曲遭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西方一些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信息网络技术的优势,实施“文化霸权”、“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继续进行其“文化殖民化”和“西方化”,向我们推销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人生价值观。高校大学生由于求知欲旺、好奇心强,接受新鲜事物快,容易受到多元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给我们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侵袭,使一些高校学生“无意识”地认同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进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当预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因为西方价值观念的侵袭而变质,从而失去持续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的危险。3.戏曲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在我国,受网络文化影响最深、最广的莫过于有较高文化层次的大学生了。网络文化一方面以其雅俗共赏、信息量大、知识性与趣味性强、观念开放等特点,极大地吸引着高校学生,给高校教育拓展了新的空间,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由于它的过于开放性以及过多的现代娱乐项目,也给戏曲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新的竞争。

传统戏剧文化的定义: 中国戏曲在世界剧坛上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美学特征。首先,中国戏曲强调神神似、强调写意。戏曲舞台上所表现的生活与现实生活的形态是不同的,它是对现实生活的提炼和加工,是变其形而传其神、写其意。戏...

传统戏剧文化的定义: 中国戏曲在世界剧坛上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美学特征。首先,中国戏曲强调神神似、强调写意。戏曲舞台上所表现的生活与现实生活的形态是不同的,它是对现实生活的提炼和加工,是变其形而传其神、写其意。戏曲一般不用布景,舞台上代表什么空间,可以通过演员的表演随意而定,自由变化。舞台上此刻可以是书房,但剧中人一转身,舞台就可以变为花园,甚至可以变成千里之遥的另一地点。由此可见,戏曲舞台的空间是通过演员的表演写意性地虚拟出来的。这样,戏曲就可以自由灵活而又连贯流畅地表现无限广阔、瞬息万变的空间,也就可以十分自由地表现极其丰富复杂的生活事件。而西方戏曲强调摹仿,造成了西方戏剧的写实观念,主张运用布景按照生活的样子确定空间,亦即舞台上所表现的生活和现实生活形态是相同的或相似的。中国戏曲的情节有时也是写意性的,如二将相斗几个回合,便可表示千军万马的一次复杂的战斗,甚至只要吹奏一个曲牌一场宴会便已结束。在表演方面,戏曲中有许多虚拟的动作。 流行元素的定义 流行元素是时尚圈中生命力最强的元素之一,简单而个性鲜明,似乎从未被抛离出流行的步履之外,包括潮流话题、流行音乐、人情风俗、街舞、韩流、哈哈族、首饰、美容、保养、健康元素等。发展历程为:创新:流行创新者在流行回圈的创新阶段中,即采用了新的款式;兴起:时装领袖和早期的追随者,会在流行兴起的阶段介入;接受:大众市场的消费者采用这种款式的时机,则是在接受阶段中;消退:晚期的流行追随者,则在他的消退阶段才采用这种模式;萎缩:与流行无缘或反应迟钝的个体,在衰退阶段才会采用这种款式。

致力文化回归与传播的企业在当今的社会确实非常少,有担当,有责任,敢直面的企业也变成了稀缺之物,国馆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诞生并在快速成长,它正是以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吹响了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号角,找会失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重新构造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灵家园。

加入WTO,中国的市场将进一步开放,影视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在这一机遇与挑战中,中国面临着的决不只是影视工业经济形态的巨大冲击,在文化领域,也将面临着“文化帝国主义”的巨大冲击。这一问题,不论从经济形态,还是从文化形态,都需要我们极其关注。 本文对存在于世界影视中的“文化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影视的“文化帝国主义”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分析。本文认为,美国影视的“文化帝国主义”在文化形态上集中地体现:一、对影视本性认识的根本性偏差,导致了美国影视的唯经济主宰;二、对高科技变成人类图腾的迷狂,导致了美国影视堕入滥用技巧的误区;三、对悠久历史文化的嫉妒,导致了美国影视呈现出极度的扩张欲望。 针对愈演愈烈的美国影视“文化帝国主义”全球化,本文不但论述了法国率先提出的“文化反弹”理论,而且就“文化反弹”理论在影视界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影视界的影响,进行了对策性的分析与研究。提出了中国应当在三个层面上来确立自己的影视文化战略:在影视文化观念形态上,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文化帝国主义”侵略的一面,也要充分认识到21世纪资讯社会“世界文明”地图显示出来的文化沟通大趋势;在影视机制运作层面上,要尽快建立与世界影视工业接轨的市场执行体制;在影视的具体操作层面上,要在市场研究、影片创作、影片制作、影片发行的所有营运环节中,体现出中国影视产业体系的国际化特点。

你提问的问题有点抽象呢。。 颜色上:正红色,不过面积得小一点。金黄色比较气派,不过用这个颜色得谨慎。 外型上:剪纸艺术,脸谱呀,青花瓷,唐装,古典扇子,或者有一些表现民族宗教的如来佛祖,观音,唐代丝绸样式。 如果你想将传统文化与现代高新技术融合起来,在内容上和技术上都有创新,那么。我推荐你去一个公司 ——北京深度创艺 看看去。他们家做3D立体包装的。

戏剧是描写人生的艺术,真实应是它的第一要素,人们常说,艺术是真善美的统一。在我看来,真是戏剧的基础,是生命;善是这个生命的意义、价值;美使得这个生命有持久的可以品味的艺术魅力。 何谓真实?它是有一些基本品质的。第一,它能使观众信以为真。观众明知戏是假的,舞台所演是个虚构的世界,看戏是娱乐,是一种精神游戏,为什么又很乐意在心理上接受戏剧的支配,做“介于信与不信之间的有意识的自欺”呢?原因就在舞台上表现的人生,能使观众产生可以出入于自身经历的种种联想,从而加深对人生的体悟。有了这种联想、体悟,就会获得虽假犹真的审美愉快。美国剧作家阿瑟·密勒说:“戏剧与任何艺术相比更要求中肯恰当。如果一出戏能令人相信‘事情正是这样的’,那么,即使它缺点很多,仍不失为好戏。”如果一出戏连可信这一关也过不去,观众在看戏过程中不断产生疑问,就难以进入审美状态,有时甚至感到智力受了伤害。这样的戏还谈什么真实呢?第二,戏剧的真实还必须是动人的,是情感化了的真实。在社会科学中,真实可以用理性来直接表达。但在戏剧中,理性隐藏在情感之中,是靠情感的真实来影响观众的。明代作家袁于令说得好:“剧场假而情真。”这个“情真”,先由艺术家体验到了,他先被自己的体验所激动,才有可能打动观众。而戏剧的情感,是感性状态的理性,总是包含着是非判断的。表现美好的情感或邪恶的情感,都是经过了艺术家理性之光的照耀,是审美化了的东西,不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所以看莎士比亚的悲剧,不会染上麦克白的野心、理查三世的残忍、奥赛罗的猜疑。戏剧中的真总是要通向善的。现代戏曲在对人性的描写上,会超脱于过去的价值判断,其表现方式也不一定黑白分明,有些作品还着力于表现“灰色地带”,仍然不会泯灭是非善恶,泯灭理性精神。那种不包含是非善恶的愉快,只是一般的消遣性娱乐,成不了高尚的娱乐,不是戏剧真正的审美愉快。因而第三,戏剧的真实,还应当是有力量、有力度的。这种力量,源于戏剧的真实、真情,不是细琐的、卑微的,而是表达了某种“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旨趣”(黑格尔语),或者如恩格斯说的“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我们不能要求许多作品都有思想力度、深度,但如果太缺少这类作品,现代戏曲就没有脊梁骨了。 真实不同于事实,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真实是一种感受,是来自客观又对于客观有认识意义的主观感受。真实不同于事实。历史学要靠事实,戏剧艺术要靠真实。戏剧所以要写“事实”(故事)只是为了让观众感受真实,并非为了“事实”本身;而这个“事实”一般也不必是现实中的事实(或称实事)来支持的。鲁迅论讽刺艺术时说:“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艺术离不开虚构,允许幻想,甚至可以出神出鬼。写历史剧,在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之间,艺术家可以自由摆动。摆动的自由,服从于能表现出一种令人信服的“内在的可能性”(莱辛语),并且,它是和艺术家的意图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的,达到情与理的相互渗透和自由转换。我们似乎有一种重事实、轻真实的倾向,如所谓重大题材,以为找到了它就可以获得巨大的真实了,客观效果常常并非如此,因为受实事的束缚较多,就难以在真实的开掘上获得充分自由。在过去传媒不发达的年代,写时事新闻的戏很有号召力,现在已经不是这种情况了。对于观众来说,戏中的“事实”在时间上离我们是近还是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心灵的贴近对艺术家和观众都很重要。而且还应看到,时间距离恰恰是创作上拥有较大自由度的有利条件,京剧《曹操与杨修》、梨园戏《董生与李氏》就是很好的例子。 真实靠正确的形式支撑黑格尔有句名言:“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全在于他认识到真实,而且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供我们观照,打动我们的情感。”艺术家要传递给观众的真实,或者说,能被观众感受的真实,都是经过形式中介的。艺术家是用形式同观众打交道的。所谓“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也可以叫做正确地进行形式化,进行形式创造。联系到戏剧,这个形式怎样才是“正确的”呢?有几个基本观点可说。 首先,在戏剧中,形式化就是动作化。从艺术分类学的角度来说,戏剧是动作的艺术。它有两个基本品质:(一)“动作就是实现了的意志”;(二)“动作在本质上须是引起冲突的”(黑格尔语)。戏剧动作不等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言谈举止,对于后者,必须经过选择、提炼,被赋予以上两个品质,才成为戏剧动作。而意志和冲突,产生于过去又直接指向未来,其当下的感性过程就是戏剧情节,就是性格的历史。因为动作是实现意志、引起冲突的,就会“导致动作和反动作”,就有了戏剧性。我们看戏,觉得“平”、“冷”,觉得“没戏”,多半是由于缺少真正具有戏剧意义的动作。没有动作化的真实,不是戏剧的真实。 其次,戏剧动作是有不同形式的。对于演员来说,动作不是单指形体动作(表情、姿态),而是语言、心理、形体的总和。其感性呈现就是角色形象。戏剧所以会有不同的样式,如话剧、歌剧、芭蕾舞剧、戏曲(要说“剧种”,这才是真正的剧种分类,我们戏曲中的所谓“剧种”,有许多是地方性因素,并不都具备样式类别的意义),归根到底,在于动作有不同的形式。话剧的动作是接近生活本来形态的,它的重点是语言,是口语化的台词。歌剧的重点是歌唱和音乐,舞剧的重点是舞蹈和音乐。歌剧不以舞作为动作形式,舞剧不以歌作为动作形式。而戏曲的动作是一种有歌有舞的综合形式,通常称之为唱念做打。不管是哪一种戏剧样式的动作,包括写实主义的话剧在内,都是“第二自然”,是人工的自然,都是经过了精心处理的艺术形式。所以,要“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时,有个先在的条件,只能“放在”特定戏剧样式的动作形式里,因而动作化时,有没有样式意识,是能否“正确”的一个重要关键。观众看有些戏曲常要批评它是“话剧加唱”,多半是在整体的形式化中缺乏样式意识。有明确的样式意识,是创作上的一种本体自觉。 其三,动作形式既有继承性也有变易性。以戏曲而言,无论唱念做打,都具有历史地积累下来的形式技巧,其规范化形态通常叫做程式。形式既然是艺术家和观众的特殊关系的体现,因而在形式化过程中,重视剧种的样式特征,充分运用固有的程式技巧,是同尊重观众的欣赏需要相一致的。然而这种继承性又是相对的,它会随时由于表现真实的需要,作出某种幅度的变易。所以形式化不可以简单地等同于程式化。形式化大于程式化,形式化中可以吸纳、融入非程式的因素。说得再大胆一点,在现代戏曲的创造中,形式化乃是程式化和反程式化的多样统一。现代戏曲的形式化,还包含一个新的任务:要实行形式上的更广泛的新的综合。有了这种更广泛的新综合,才能在同一种戏剧样式中,实现演出样式的多样化。演出样式的核心是演员的动作,是动作的样式特征,但光有这个核心还不够,还要有它的外延部分,包括听觉方面的音乐、音响和视觉方面的化装、服装、布景、灯光。另外,还可以在观演关系上作特殊的空间处理。有了这些因素的积极而又“正确”的介入,演出样式才能获得个性鲜明的艺术风格。而这方面的经验,戏曲自身较少,要靠借鉴外来经验,这是戏曲现代化中不能跳开的过程。引进外来经验,常常会产生不协调,吸纳容易消化难呀,却又不能因噎废食。艺术上的现代化,有创新和破坏的两面性,要尽量保护创新,减少破坏。这要靠实践经验的积累,培养出一批艺术大家,才能逐渐减少混乱和痛苦。真实的形式化一旦获得整体性成功,会给观众以极大的审美愉悦。到了这儿,真又通向了美。观众看戏,既要由真带来感动,又要由善带来心灵的净化、升华,还要由美带来反复的品味,持久的陶醉。但满足于感动以至心灵的震撼,还不是戏剧审美经验的全部,能够达到朱光潜说的“内容沉没下去,形式浮现出来”(沉没不是消失,浮现出来的形式是有意味的形式),这时候,才可以说,我们真正是把戏曲当艺术品来欣赏了,才能深入体会戏曲艺术的无穷

编辑本段戏曲的起源 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它最早是从模仿劳动的歌舞中产生的。先秦时期 (一)先秦——戏曲的萌芽期。《诗经》里的“颂”,《楚辞》里的“九歌”,就是祭神时歌舞的唱词。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在娱神的歌舞中逐渐演变出娱人的歌舞。从汉魏到中唐,又先后出现了以竞技为主的“角抵”(即百戏)、以问答方式表演的“参军戏”和扮演生活小故事的歌舞“踏摇娘”等,这些都是萌芽状态的戏剧。唐中后期 (二)唐代(中后期)——戏曲的形成期。中唐以后,我国戏剧飞跃发展,戏剧艺术逐渐形成。宋金时期 (三)宋金——戏曲的发展期。宋代的“杂剧”,金代的“院本”和讲唱形式的“诸宫调”,从乐曲、结构到内容,都为元代杂剧打下了基础。元朝时期 (四)元代——戏曲的成熟期。到了元代,“杂剧”就在原有基础上大大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戏剧。它具备了戏剧的基本特点,标志着我国戏剧进入成熟的阶段。其中最为杰出的作曲家为关汉卿,他的代表作《窦娥冤》历来被后人称颂。明清时期 (五)明清——戏曲的繁荣期。戏曲到了明代,传奇发展起来了。明代传奇的前身是宋元时代的南戏(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在宋代杂剧的基础上,与南方地区曲调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戏剧形式。温州是它的发祥地)。南戏在体制上与北杂剧不同:它不受四折的限制,也不受一人唱到底的限制,有开场白的交代情节,多是大团圆的结局,风格上大都比较缠绵,不像北杂剧那样慷慨激昂,在形式上比较自由,更便于表现生活。可惜早期南戏的本子保留下来的极少,直到元末明初,南戏才开始兴盛,经过文人的加工和提高,这种本来不够严整的短小戏曲,终于变成相当完整的长篇剧作。例如高明的《琵琶记》就是一部由南戏向传奇过渡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题材,来源于民间传说,比较完整地表现了一个故事,并且有一定的戏剧性,曾被誉为“南戏中兴之祖”。明代中叶,传奇作家和剧本大量涌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汤显祖。他一生写了许多传奇剧本,《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死生离合的故事,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爱情,要求个性解放的反抗精神。作者给爱情以起死回生的力量,它战胜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一点,在当时封建礼教牢固统治的社会里,是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的。这个剧作问世三百年来,一直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喜爱,直到今天,“闺塾”、“惊梦”等片断还活跃在戏曲表演的舞台上,放射着它那艺术的光辉。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华戏曲应运而生。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为戏曲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蓬勃发展的文化艺术又为戏曲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基础,从而大大地推进了它的形成历程。 戏曲遭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西方一些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信息网络技术的优势,实施“文化霸权”、“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继续进行其“文化殖民化”和“西方化”,向我们推销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人生价值观。高校大学生由于求知欲旺、好奇心强,接受新鲜事物快,容易受到多元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给我们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侵袭,使一些高校学生“无意识”地认同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进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当预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因为西方价值观念的侵袭而变质,从而失去持续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的危险。3.戏曲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在我国,受网络文化影响最深、最广的莫过于有较高文化层次的大学生了。网络文化一方面以其雅俗共赏、信息量大、知识性与趣味性强、观念开放等特点,极大地吸引着高校学生,给高校教育拓展了新的空间,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由于它的过于开放性以及过多的现代娱乐项目,也给戏曲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新的竞争

中国戏曲文化论文范文

红楼梦学术论文篇二 《红楼梦》词曲浅析 摘要:词曲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种重要形式,《红楼梦》一书很好地运用了词曲这一形式。本文对柳絮词进行了分析和鉴赏。中华戏曲文化博大精深,《红楼梦》整体的思想本质受到传统的戏曲等文化的影响.对此书所出现的戏曲内容进行分析,进一步联系书中的情节。词曲的不朽带来了红楼的不朽。 关键词:红楼梦 词曲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09)-07-0031-02 词曲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重要形式,也是韵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红楼梦一书很好地运用了词曲这一形式,从而精彩地展现了一部拥有多种文化内涵的宏伟巨著。 一.红楼梦中词的分析 红楼梦中为数不多的几首词出现在第七十回中,单从文学角度来看这些词艺术价值并不算高,却是理解这部书的重要线索。下面是对这几首词的分析。 如梦令(史湘云) 岂是绣绒残吐?卷起半帘香雾。纤手自拈来,空使鹃啼燕妒。且住,且住!莫放春光别去! 词牌来源 《如梦令》原名《忆仙姿》,为后唐庄宗李存勖所作,因嫌其名不雅遂取尾句“如梦,如梦,和泪出门相送”中的“如梦”得名。 鉴赏 词中从占春一转而为惜春、留春,而且情绪上是那样地无可奈何。湘云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她和她的的整个家族正如这柳絮般此时正处于最美好的时光。惹得鹃啼燕妒。这样美好的时光不会停留太久,随着一阵东风的吹过,一切都会灰飞烟灭。所以她不得不乞求:“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别去!” 南柯子(贾探春上阕,贾宝玉下阕) 空挂纤纤缕,徒垂络络丝。也难绾系也难羁,一任东西南北各分离。 落去君休惜,飞来我自知。莺愁蝶倦晚芳时,纵是明春再见――隔年期。 词牌来源 《南柯子》,唐教坊曲名。此词有单调双调。单调者,始自温庭筠词“恨春宵”句,名《春宵曲》。张泌词,本此添字,因词有“高卷水晶帘额”句,又名《水晶帘》。双调者有平韵仄韵两体。 鉴赏 探春后来远嫁不归的意思已尽于前半阕四句之中,所谓白白挂缕垂丝,用以告知亲人不必徒然对她牵挂,即《分骨肉》中说的“告爹娘,休把儿悬念……”作者安排探春写了半首,正因为该说的已经说完。宝玉的后半阕似乎在安慰她:“不要叹息它的落去,它还是会回来的。然而再见时却又要隔上一年的时间。”这又在暗示探春的远嫁,虽然要离去,但不必过分的悲伤 ,还有再见的时候,只不过要隔上不知多少时间了。 唐多令(林黛玉) 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对成球。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 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拾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 词牌来源 一作《糖多令》;周密因刘过词有“二十年重过南楼”句,名《南楼令》;张翥词,有“花下钿箜篌”句,又名《箜篌曲》。 鉴赏 在黛玉这首缠绵凄恻的词中,不但寄寓着她对自己不幸的身世的深切哀愁,而且也有着那种预感到爱情理想行将破灭而发自内心的悲愤呼声。从小父母双亡,寄人篱下的生活让她感叹:“叹今生谁舍谁收。”全词语多双关,作者借柳絮隐说人事的用意十分明显。如“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不但以柳絮之色白比人因悲愁而青春老死,完全切合黛玉,而且也能与她曾自称“草木之人”巧妙照应。 西江月(薛宝琴) 汉苑零星有限,隋堤点缀无穷。三春事业付东风,明月梅花一梦。 几处落红庭院,谁家香雪帘栊?江南江北一般同,偏是离人恨重! 词牌来源 词牌名的由来:“西江月”取自李白《苏台览古》“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西江是长江的别称,吴王西施的故事。唐教坊曲,用作词调。又名《白苹香》、《步虚词》、《晚香时候》、《玉炉三涧雪》、《江月令》。 鉴赏 如果把薛宝琴这首小令与她以前所作的《赋得红梅花》诗、她口述的《真真国女儿诗》对照起来看,就不难相信朱楼梦残、“离人恨重”正是她未来的命运。就连异乡思亲,月夜伤感,在词中也可以找到暗示。此外,从宝琴的个人萧索前景中也反映出当时的一些大家族已到了风飘残絮、落红遍地的没落境地了。“三春事业付东风,明月梅花一梦。”这是宝琴的惆怅,同时也是作者的叹息。 临江仙(薛宝钗) 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蜂围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 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词牌来源 唐教坊曲,用作词调。又名《谢新恩》、《鸳鸯梦》、《玉连环》等。敦煌曲两首,任二北《敦煌曲校录》定名《临江仙》,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作《临江仙》。至今影响最大的《临江仙》,就是杨慎写的《三国演义》的主题词。 鉴赏 宝钗与黛玉这两个人物的思想、性格是对立的。作者让宝钗作欢愉之词,来翻黛玉之所作情调缠绵悲戚的案,这是作者借以刻画不同的思想性格特征的一种艺术手段。她对于人的聚散分离没有太多的感觉,因此显得很随意“任他随聚随分。”她秀外慧中:作诗唯一能和黛玉争高下的只有她,她冰肌雪肤,面若银盘,目如水杏,在贾府中博得一片欢欣。正因为如此,她对一切都充满了自信“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在众女儿中她是唯一一个没有透露出伤感之情的人,一切就在她掌握之中,根本没有什么可以忧伤的。然而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像她想象的那样。她的梦想在她的不可一世中终于被毁灭了。 二.关于戏曲 中华戏曲文化博大精深,《红楼梦》整体的思想本质受到传统的戏曲文化的影响很深. 在《红楼梦》的创作中,曹雪芹直接运用了大量的戏曲剧目和戏词,来安排故事情节的发展,塑造人物的性格形象,预示人物的命运等.通过高超的语言艺术的发挥,将戏曲自然地融到小说里,完成了全书的悲剧故事结局。这些戏剧大都融合在全书的情节当中,是我们理解书中内容的一个重要线索。 以下是在宴会中所出现的主要戏目: 十一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于是凤姐点了一出《还魂》、一出《弹词》,说,现在唱的这《双官诰》完了,再唱这两出。” 《双官诰》写婢女碧莲完节教子,使之一举成名的故事。碧莲因尽节抚幼,终获父子之双官诰。此剧影响较大,也称《三娘教子》。这是红楼梦中正式出现的第一场戏。这不由得让我们想到贾府的荣华是怎样来的,是否也跟戏曲中一样贾府的某个祖先在艰辛之中一举成名,之后给后代们带来了无尽的繁华。这出戏无疑暗示了读者贾府走向荣华的历程。 《还魂》写杜丽娘为情而死又因情而生,出自《牡丹亭》。由死到生这一过程不禁让我们联想到宝玉这块顽石本是无用之才,在神仙道士的点化下在红尘之中游览了一趟,完成了它的使命。这一过程的情节占据了红楼内容的大部分。 《弹词》弹词,也叫“南词”。是清代民间很流行的兼有说唱的曲艺形式,此词所说的弹词是写唐朝李龟年流落江南,弹唱天宝遗事,唱昔日的繁华,今日的衰落,此出出自《长生殿》。在红楼一梦结束之时也应有个像李龟年这样的人来凭吊贾府昔日的繁华,这个人会不会就是宝玉,想必已猜到几分。 十八回 元春归省庆元宵 元妃点了四出戏: 第一出《豪宴》,第二出《乞巧》,第三出《仙缘》,第四出《离魂》。 “豪宴”是戏曲《一捧雪》的一出。处于《一捧雪》第五回,戏中出现了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情节:莫怀古讲自己收留的一个裱糊匠汤勤举荐给了权臣严世蕃,并第二次交代了汤勤的出身。而《红楼梦》第一回介绍了贾雨村的来历。这两段文字都极为相像。脂批:《一捧雪》中伏贾家之败,而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应是贾雨村这个看似不大重要的人物在暗中使奸。 《乞巧》,乃清初洪�所撰传奇(戏曲)《长生殿》中一折,讲述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脂砚斋指出“《长生殿》中伏元妃死。”乞巧一出说的是,贵妃娘娘遭到冷落之后在七月七日这一天上天台祈愿,因为七月七日是天上牛郎和织女鹊桥相会的日子。在这里刘心武认为是元贵妃在皇帝进行“春�”(春季狩猎)时被缢死在樯木林中。 《仙缘》是《邯郸梦》中的一出。讲述天门少了一个扫花的人,吕洞宾无奈之下来到凡间寻找替身,找了半天,相中卢生。卢生贪恋红尘,吕洞宾三醉岳阳楼,无法可想,情急之下,只有送他一个枕头,在梦里泄露天机。然后有了美梦的故事,卢生终于大悟,决定跟吕洞宾来到天庭,出任扫花一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邯郸梦也是一梦,红楼梦也是一梦,卢生和宝玉都是梦中之人,不免又给人以联想。宝玉最终的结局也应和卢生一样看破红尘,拂袖而去。 《离魂》是《牡丹亭》里一出,写的是杜丽娘生病魂离,沉沦于对柳梦梅刻骨铭心的思念。黛玉之死也一定是由于对宝玉的执著追求而不得,最后魂归西天。 贵妃归省本是件欢庆的事情,可所点戏目并非喜庆之剧,却是些含义深远,另人沉思甚至哀愁的曲目,这一点曹雪芹作到了不出一言而含义深远。 十九回 宁国府新年演戏 演的是《丁郎寻父》、《黄伯英大摆阴魂阵》、《孙行者大闹天宫》、《姜太公斩将封神》。书中描写到“:倏尔神鬼乱出,忽又妖魔毕露,内中扬幡过会,号佛行香,锣鼓喧叫之声,远闻巷外,满街上都赞好热闹戏,别人家断不能有的。”独宝玉的感受是:“繁华热闹到如此不堪的田地”。这四出戏均为弋阳腔剧目,并且都是清初的宫廷戏。是以金鼓为主,音调高亢,具有通俗、粗犷、热闹的特点,但不免大锣大鼓,感到嘈杂,而且有的戏文荒诞之弊,无足文人观赏,但比较适应低俗口味。宁府所上演的剧目,说明了贾珍一族的欣赏趣味。这与荣国府里所上演的戏形成鲜明对比。 二十二回 宝钗生日 宝钗点了一折《西游记》。凤姐知贾母喜热闹,更喜谑笑科诨,便点了一出《刘二当衣》。《刘二当衣》是产生于乾隆年间的一出弋阳腔。内容是写穷汉刘二清早就上当铺扣门,但当铺大门尚未开启,他就站在门外,一边等待,一边唱着好几段弋阳腔来消磨时光。由这两出戏可看出宝钗知戏懂戏,更能揣测人的心思。至上酒席时,宝钗又点一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当宝玉和宝钗谈戏到“宝玉听了,喜的拍膝画圈,称赏不已,又赞宝钗无书不知”时,黛玉的“安静看戏罢,还没唱《山门》,你倒《妆疯》了。”说的大家都笑啦,继续看戏。通过这些人物的看戏评戏,反映出来黛玉的醋意,是轻松有趣的一个场景。宝钗对宝玉念一段《寄生草》,黛玉讥讽宝玉《妆疯》。《寄生草》出自明末清初剧作家邱园的《虎囊弹》之《山门》一出。通过此戏表现了宝姑娘的渊博和与二玉间的微妙关系。戏中的一曲《寄生草》暗示了宝玉后来的结局――“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四十四回 宝玉祭奠金钏 第四十三、四回王熙凤过生日,“尤氏操办得十分热闹”,演的却是悲剧《荆钗记・男祭》,贾母薛姨妈等都看的心酸落泪,也有叹的,也有骂的。《荆钗记》,无名氏作。内容写的是王十朋与钱玉莲夫妇婚姻遭遇变故的故事。其中《男祭》演的是王十朋在江边祭奠亡妻之场景……雪芹先生为凤姐过生日的喜庆之时安排这样一出戏,似乎有点儿“别有用心”。在江边祭奠这一场景让我们联想到金川的投井自杀,宝玉这一去应该是去祭奠金钏了。 以上是对红楼梦前八十回戏曲的总结。明毛晋编有一套传奇剧本集《六十种曲》,囊括了元明优秀戏曲60部,红楼梦中几乎大部分都提到了。有些戏剧大还融合在全书的情节当中,成为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小说中上演到这么多剧目,可见作者对戏曲的研究颇深。 词曲这一中国传统的文学形式,一经曹雪芹的奇特构思和巧妙运用,使得全书倍添光彩,可谓是画龙点睛之笔。正因为词曲这一形式有着不朽的艺术价值,才使得红楼梦一书的价值传承至今。 参考文献:: [1] 《红楼梦》岳麓书院出版社 [2] 姚民治,略论红楼梦中的戏曲文化内涵,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3,29(4),31-33 [3] 《红楼梦大辞典》 [4] 《钦定词谱》 看了“红楼梦学术论文”的人还看: 1. 关于红楼梦的学术论文 2. 关于管理学的学术论文 3. 中文学术论文范文 4. 关于机械电子工程学术论文 5. 红楼梦人物形象分析范文2篇

音乐剧作为一种独立的新兴艺术品种,是改革开放以后从西方传入我国的,对音乐剧进行赏析有助于我们陶冶情操。 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音乐剧赏析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 要]当前,国内音乐剧的演出剧目令人应接不暇,无论是国外引进剧,还是中文版的外国音乐剧,亦或本土原创音乐剧,都在努力掠夺新兴的音乐剧市场。本文以东莞原创音乐剧为例,从制作模式的角度来探索中国原创音乐剧的发展并分析这一模式的利弊:它的利在于推动了音乐剧在现阶段的发展,而它的弊端在于这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关键词]音乐剧 制作模式 本土化

说起音乐剧,美国百老汇是世界戏剧界的奇葩。百老汇是音乐剧产业的发源地,也是美国最具代表性和研究价值的剧场聚集区。它的制作与运营模式在一百年的发展中,经过不断的完善,己经形成非常完备与经典的制作体系。它在商业上的成功运作方式给许多国家的音乐剧发展都带来了启迪。在中国,音乐剧从近几年开始频繁走入大众的视野,身贴“舶来品”的标签,以其丰富多彩的舞台呈现方式吸引了大众的眼球。当前,国内音乐剧演出剧目令人应接不暇,但笔者意识到,目前的音乐剧发展状态仍处于本土化探索和市场培育阶段,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本文以东莞原创音乐剧为例,试图探索原创音乐剧的发展之路。

一、基本概念界定

(一)什么叫原创音乐剧?

对于“原创音乐剧”的概念,目前学界未能给出准确的概念。“原创”指的是创作或发明出全新的作品,而不是由复制、改编、剽窃、模仿、抄袭、二次创作,或系列创作的衍生作品。“原创是独一的,是母本不是幕本”。而又因为音乐剧属于舶来品,属于外来 文化 ,所以笔者认为“中国原创音乐剧”是指在西方音乐剧元素的基础上,能反映本国人民的生活与情感、表现当地文化、符合大众审美需求的音乐剧,并在其组织、制作、演出过程中按照本国的运行规律产生的全新作品。

介于以上的定义,关于“海外引进的原版音乐剧”和“中文版音乐剧”这两个音乐剧类型暂不作讨论。

(二)什么叫“东莞原创音乐剧”?

是指在东莞政府扶持下制作的一系列原创音乐剧。这些音乐剧的生产单位在东莞登记、注册、纳税,作品版权归东莞所有,剧目在东莞排练合成并首演,从东莞走向全国。

二、中国原创音乐剧现状

在上个世纪40年代,百老汇音乐剧和好莱坞歌舞片几乎同步进入天了中国,但由于音乐剧的黄金时代尚未真正到来,那时的作品大多停留在“富丽秀”的阶段,整体价值并不高。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得以有第二次机会面对艺术成就较高的西方音乐剧剧目,可以说,中国原创音乐剧的历史真正启动于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

8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央歌剧院等院团开启了中国原创音乐剧的探索。在《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风流年华》、《搭错车》、《特区回旋曲》中,不难感受到这个时代的声音和气质。

90年代中后期,随着艺术院校的介入,随着中国音乐剧研究协会的成立,中国原创音乐剧开始直面消费意识处于萌芽状态的艺术环境。进人21世纪,中国开始向消费型国家过渡。这时,西方音乐剧被越来越多地引进,一些专业的本土或合资的音乐剧机构相继成立,进行音乐剧 教育 的艺术院校越来越多,音乐剧呈现出一种“热”的状态。人们开始期盼着这一西方现代戏剧样式,能早日在中国的舞台上扎根、生长,最终创立出本民族的音乐剧。一些专业的本土或合资的音乐剧机构(2005年的“东方百老汇”、2011年的“亚洲创联”)也相继成立,2006年“百老汇亚洲娱乐公司(BAC)”在中国成立,2007年后GWB娱乐公司也把开发亚洲和中国市场作为主攻目标;上海、北京、广州、东莞、深圳等地都想纷纷将自己塑造成“中国音乐剧中心”、“音乐剧之都”、“百老汇音乐剧制作基地”、“中国原创舞台剧产业基地”,上海甚至还有成为“亚洲音乐剧中心”的宏大愿景。

三、东莞原创音乐剧探析

向来有“世界工厂”之名的东莞,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被外界称为“文化沙漠”,缺少文化气息的东莞比任何城市都需要艺术。如何打造城市文化,并以文化带动其他产业发展,以至实现产业转型这一问题,令人深思。在2007年,东莞提出了打造“音乐剧之都”的构想并付诸实践,希望发挥当地经济实力的优势和高档硬件设施的优势,吸引国内外音乐剧创作推广资源,用10至20年的时间,把东莞锻造成为“音乐剧之都”,努力使之成为城市文化的名片。8年过去,一批东莞原创音乐剧走进了中国音乐剧发展历史的视野。

东莞政府之所以选择以“音乐剧”这一类艺术类型为发展目标,原因有两个:一是针对东莞的现状来看,东莞的艺术创作起步慢、积淀浅、人才匮乏,无法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争锋,于是策略性地选择了被国内誉为“朝阳艺术”、相对冷门但又雅俗共赏的音乐剧作为突破口来发展;二是从观众的欣赏角度来说,他们需要新型的舞台艺术样式,他们对走进剧场观看一场“好看”的剧目有着需求和向往,而音乐剧作为当代音乐戏剧样式的代表,具有时尚的都市文化、通俗文化的属性,亲民易懂,这些特质都契合着观众的文化需求。

从2007年到今年,东莞以一年出一部的速度,制作了7部音乐剧:《蝶》、《爱上邓丽君》、《三毛流浪记》、《王牌游戏》、《钢的琴》和《妈妈再爱我一次》、《聂小倩与宁采臣》,这7部音乐剧作品自推出后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巡演。通过这7部音乐剧的制作,东莞也逐渐走出了一条符合自己的音乐剧制作模式,即“政府扶持、企业承办、指标监管、项目办团、院线运作”的“五合一”模式。

四、莞产音乐剧发展模式之利弊分析

(一)推动了音乐剧的发展

对于老百姓来说,音乐剧属于舶来品,它不像戏曲艺术在我国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它是外来文化,从观众对音乐剧的不了解、还未形成音乐剧的消费习惯等等原因可以看出,音乐剧市场还未成熟。因此,从这一现状来看,政府的扶持,将对音乐剧产生有利作用。在由文化部主办的第二届中国音乐剧发展国际论坛中,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戏剧和音乐剧剧院董事长拉尔夫・芮明顿先生在《美国政府对音乐剧的支持》 报告 中认为政府应该成为音乐剧事业的推动者,为音乐剧的制作人和演出机构提供保障,增强投资信心。这表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是资金上优势。从舞台呈现的角度来看,音乐剧是一种制作成本相对较高的舞台艺术,有着较高的资金门槛。在音乐剧的黄金时代《窈窕淑女》(1956)的制作需要35万美元,80年代后,欧洲巨型音乐剧树立了新的标杆,《猫》(1982)在百老汇的投资高达400万美元,90年代后,百老汇音乐剧的投资已经进入了千万级,2001年《制作人》投资约为1050万美元,2003年《邪恶女巫》的投资高达1400万美金。不断攀升的音乐剧制作成本,令许多其他的业余 爱好 者或者独立制作人没有能力去承担赔本的危险,所以在90年代后期,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由“集团”制作而成的。在中国,由于音乐剧产业尚处于初级阶段,很难受到银行等投资机构或大集团的青睐,而政府以资金扶持者的角色介入到音乐剧,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融资瓶颈,缓解了资金不足的问题,为音乐剧的制作提供了物质保障。

再者,由政府举办的一系列公益活动,有效培育了音乐剧市场。政府具有普及推广舞台艺术、培养潜在观众、提升社会美育教育的职责。以东莞为例,通过制作这7部音乐剧,做到了把音乐剧这个产品带入到大众视线,让人们走进剧场,认识了音乐剧,感受了音乐剧的独特魅力。对于青少年,政府也开展了音乐剧系列活动,例如在假期时间推出了“暑假音乐剧演出季”,引进多部适合青少年观赏的小成本音乐剧来莞演出,通过低票价甚至免费观演的方式,吸引青少年进剧场,同时利用玉兰大剧院的小剧场等阵地开展“我与音乐剧零距离”、“和音乐剧大师面对面”等音乐剧培训活动,邀请在莞合成剧目的艺术家与观众“零距离”讲座。通过这些,不仅可以在城市中营造出浓厚的艺术氛围、提升市民素养,更有利于让青少年从小就接触音乐剧,为培养音乐剧潜在专业人才打下基础。

(二)缺少发展的可持续性

对于一部原创音乐剧能持续上演多少场,哪个城市能够成为音乐剧中心,并不是一个地方政府单方面的意愿所能决定的,音乐剧的真正决定权在于普通观众。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商品,音乐剧必须面向市场才能生存和发展,换句话说,观众需要什么,音乐剧就生产什么。百老汇音乐剧的娱乐性和喜剧色彩就是迎合了大众对于轻松娱乐的追求,这也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

但是,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打造“音乐剧之都”是为了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城市内涵的举措,在这一宏观愿景下制作的音乐剧,只是代表了政府的意志,而老百姓真正想看什么,政府不得而知。所以,对于大众来说,政府制作的音乐剧仅仅是“被接受”的状态,而不是“主动接受”,这与音乐剧作为大众文化的主旨相去甚远。再者,随着政府工作目标的不断升级,对于“音乐剧的扶持”能不能成为后继领导层的工作重点,这对当地音乐剧发展又是一个重大考验。

无数事实向我们证明,一切违背经济规律的行为终将是失败的。当我们的音乐剧尚无市场土壤时,任何头脑发热只能是极为短视的行为,最终不能使音乐剧得到可持续的发展。

结语

从音乐剧制作的角度来看,不能把东莞原创音乐剧简单地概括为“政府行为”,而是一种政府和企业通力合作的产物――政府追求社会效益,企业要的是经济效益,二者把各自的优势资源整合起来,强强联合,最终成就了这类音乐剧的诞生。而这一制作模式,是根据东莞的情况、根据中国音乐剧的现状、市场状态而做的一种比较可行的办法。然而,从音乐剧自身发展规律的角度来看,以政府为主导的音乐剧并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虽然政府给予了音乐剧资金上的支持、举办了一系列的公益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音乐剧的发展,但是这类音乐剧只是代表了政府的意志,与老百姓的真正需求产生了疏离。因此,如何兴弊除利,探索出一种适合我国原创音乐剧的发展之路是业界下一步需要讨论的议题。

参考文献:

[1]杨适.原创文化与经典.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P16;

[2]慕羽.中国音乐剧艺术与产业. 上海音乐出版社,2012(1):P347;

[3]汪朝光. 建国初停映美国影片纪实.世纪,2007(04):P56;

摘 要: 文章 通过分析蒲剧《挂画》中的表演技巧,展现了戏剧表演中,合理运用身段技巧于表演中,具有增强作品的艺术表现力,丰富人物内心情感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蒲剧 挂画 技巧 表演

一、《挂画》演绎历史

《挂画》是折子戏《梵王宫》中的一折,梆子戏中常见的剧目,是蒲剧(蒲州梆子)的代表作。秦腔,晋剧,京剧,红梅戏等剧目也曾移植这一剧目。

20世纪30年代蒲剧表演艺术家王存才踩跷表演这一剧目,轰动一时,他在《挂画》中应用“跷功”和“椅子功”,把一个喜不胜喜,待要出阁的耶律含嫣,从内心到外形,刻画得淋漓尽致。布置新房时,站在凳上,腰一扭,膀一摇。踩着跷飞身上凳,身段是那样美,功夫是那样深,令人惊叹。在板凳上,双腿立,单腿立,单腿蹲,凤凰展翅,童子拜佛,种种表演,般般绝技,都是在表现挂画时的喜悦心情,而不是在单纯卖弄技术,丝毫感觉不到是技术的堆砌。

观众喜欢王存才的《挂画》,给他编了“宁看存才《挂画》,不坐民国天下”、“误了秋收大夏,不误存才《挂画》”来赞美他的 顺口溜 。后来女演员韩长玲学演这出戏,因为不再踩跷,王存才便设计了不再用长板凳,换成了一把民间的罗圈椅子,让演员沿着椅子上蹦上跳下,单脚踩在椅子的上沿,做着钉钉、挂画等高难度形体动作,这也是当年贾永爱、今天任跟心等演员的演法了,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挂画》的演法。

一出《挂画》演红了几代蒲剧演员,也成了蒲剧的招牌剧目,各省戏曲舞台也常有演出,与陈素真的“甩大辫”演绎的都是《梵王宫》中的一段,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 《挂画》表演技巧赏析

《挂画》情节很简单。讲述了少女耶律含嫣冲破世俗的传统偏见,大胆追求爱情自由的 故事 。演绎的是耶律含嫣得知迎亲花轿将至,以挂画的方式表现喜悦的心情。其中通过挂画展示了椅子功、水袖功、手帕功等表演技艺。让人在惊心的同时体会人物的心情,通过这些表演程式的运用体现了少女的各种心情。

全折戏从耶律含嫣上场到与花云相偕逃走,演出时间只有四十多分钟,但人物的情绪、行动和戏剧节奏却一环紧扣一环。“思亲”、“挂画”、“整容”、“迎亲”、“揭盖”、“诉情”、“出走”,任跟心正是抓住这些人物在特定情绪支配下的每一个动作,从表现人物情绪上的变化递进去逐步揭示人物性格的。她所饰演的耶律含嫣,出场时愁眉笼罩,身披衣服,头裹红帕,缓慢的步态加上踉跄的小碎步,脸上带着倦怠的神容,处处流露出少女的相思之苦,充分表现了对封建世俗的不满和无奈,以及少女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向往。

当听丫环说“花轿已从花家庄动身”时,含嫣惊喜的后退半步,激动地“噢!”了一声,随后一个长身,倦容全消,心花怒放。不仅使舞台气氛瞬间变化,观众的心情也从“思亲”较为压抑的氛围中释放出来,变得轻松。同时也抓住了观众的猎奇心理,让观众带着好奇心继续看接下来的表演。在欢快气氛的演奏声中,含嫣在舞台上转圈的同时将衣服脱下,用嘴咬着衣领,把两个袖子轻轻抛起,在水袖缓缓落下的同时折到衣服的中间位置,在把衣服上下折好,随后轻快的递给丫鬟。可以体现出少女激动喜悦的心情,像叠衣服这样的小事都可以自己去做了。

为了增加闺房的喜气,接着就是选画,挂画了。含嫣和丫鬟左选右选终于要挂了,丫鬟搬来凳子,一挂挂不上二挂挂不上,含嫣急了,要自己挂。在挂画过程中,耶律含嫣跳上有圈手的椅子,不够高,又轻松的跳到圈手上,在墙上钉好钉子,然后开始挂画。演员单脚站在圈椅扶手上,先是金鸡独立,身子随着画卷的下落也逐渐下蹲,然后一个侧身的完美亮相,这一切都是演员长期的腰腿功夫。这些都令台下观众连声叫好。在挂好一边之后,圈椅上来回转了几个圈要挂另一边了,又一个金鸡独立,挂好了画,身体随后渐渐下蹲,当含嫣挂好画将下来时,身子忽然一歪,两脚在圈椅扶手上相互迅速交替换位以保持平衡,最后总算是平稳落地了,惊出含嫣和丫鬟一身冷汗。

左边墙挂好了还有右边,同样地挂画动作,同样地精美绝伦的椅子功,只是表演稍有不同,这边的墙上原本就有了钉子,只是跳在扶手上加固了,又是金鸡独立,又是一连串高超的技艺,当挂完画下地时,依然做了双脚在圈椅扶手上的迅速交替,只是这一次是含嫣故意吓唬丫鬟的。体现出含嫣作为少女活泼可爱,机灵爱捣乱的性格,比起之前的充满倦态的含嫣,此时好似完全换了一个人。渲染出人物布置闺房、喜迎情人的欢快之情,刻意点染一个“喜”字。

接着是梳妆与换衣,这一段的表演展现了人物心理的变化与音乐节奏一起由慢到快,任跟心以其准确、迅捷的扑粉、点唇动作来表现含嫣紧张激动地心情。要换衣服迎接新人了,一件不满意再换一件,终于满意了,结果却在着急中袖子穿不进去,只好自己穿,几个旋转便穿好了,只是忙中出错的系错了扣子,急忙整理。含嫣急切的眼神,出错的窘况使得观众会心一笑。感慨少女急欲出门迎接情人的迫切之情,突出了一个“急”字。小碎步出门迎接新人,却被石子绊了一跤,瘸了腿,一拐一拐的动作逗坏了观众,娇羞恼怒的含嫣一个反身踢飞了石子。

“新人”进房,众人退下,围绕“揭盖头”一段,任跟心的表演惟妙惟肖,将人物内心按捺不住的冲动情绪展现的淋漓尽致,细腻传神地表演出一个急迫却又羞涩的怀春少女的心境。急欲弄清“新人”究竟是否花云,却又欲揭还羞,在椅子上辗转,却又不敢上前,用手帕招呼却又无人搭理。悄悄的起身巡门关门,慢慢地向新人移动,反复进退,变化多端。让观众也随着含嫣的犹豫心里着急。恨不得自己去一把抓下红盖头,好一睹真容。终于走到新人边,一次揭盖头没有成功,惊地回到椅子上左右盘坐,再看新人,二人竟不约而同地对视,这让含嫣娇羞的不知如何是好,一手飞快的转动手帕,一手抓着衣襟,体现出又惊又喜,忐忑紧张的心情。想看又不敢上前,跑了几次圆场,几番挣扎,终于去踢了一下新人的脚,随即又跳回椅子上紧张万分。好不容易揭下盖头,又娇羞毕露,顺手扯过盖头,飞身“凌空越桌”带“空中转身”,“菩提盘坐”式落于桌后高垫的椅子上,“盖头藏羞”反成了新娘子①。终于,新人将盖在含嫣头上的盖头掀开,二人才得以相见,含嫣嘴咬盖头,娇羞的感情肆意流露,让人不得不爱上这个痴狂的女子。任跟心以近似疯狂的动作揭示出人物感情世界的动荡,把动作变为情感自然流露,此情此境,又非如此夸张凝练的动作不足以表现。所以,当含嫣唱出“我爱他气轩昂英雄模样,一支箭射双雕武艺高强;我要把终身事对他言讲,羞答答上前去口呼花郎”时,双方彼此的深情表白成功地把人物思想情绪推到了顶峰。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二人的深情爱意。

任跟心的表演让观众的心,随着含嫣的一举一动,而忐忑不安,惊喜不断。在人物贯穿情绪的表达上,她表现得层次清晰,脉络分明,连贯饱满。对于人物感情上的起伏跌宕,尤其是点睛之处,她都能处理的急徐有致,不温不火,分寸准确。

三、结语

正是通过演员的专业表演,娴熟的椅子功,优美的手帕功等,通过高难度的身段动作表演,一个眼神一个表情,演活了一个饱含炙热感情又活泼娇羞的少女耶律含嫣。对于耶律含嫣的表演不能太过火爆,给人以轻浮之感,又不能太过温婉给人以怯懦之意,要完美并恰到好处的演绎这样一个既有豪情又有温情的少女是何等之难。任跟心通过自己娴熟的表演技巧,以及个人的艺术创造,成功地塑造出了《挂画》中少女含嫣的内心世界让观众也感受到了女主人公的心境,增强了作品带给我们的艺术感染力。

中国戏曲文化论文题目

不好意思,你没留下邮箱,我直接发上来了。作为与希腊悲(喜)剧、印度之梵剧并列的中国戏曲,被世界公认为三大古老戏剧形态文化之一,中国戏曲形成于12世纪,虽较希腊悲(喜)剧和印度梵剧晚出,但希腊戏剧和印度梵剧都早已在戏剧文化的流变中销声匿迹,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唯只中国戏曲却与时俱进,呈现出勃勃生机。究其原因,当与戏曲特殊的表现形态——戏曲的写意性有着根本的关系。戏曲的写意性集中体现为重神轻形,就是说戏曲的表达方式上十分重视情感真实的传达而对客观存在的生活原形(外形)则予忽略不计。自然,中国戏曲的写意性与西方艺术在总体上的写实性是大相径庭的,这种反差毫无疑问是中、西艺术产生的人文背景不同之使然。不同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所创造的文化,便构成了那个民族的文化观念,文化观念即决定或影响到那个民族的文化艺术形态。换句话谈,中国戏曲艺术写意性的生成与发展,是与中华民族久远的历史文化的积淀相关联,也就是说,是民族审美哲学、思想的结果。那么,我们民族审美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呢?这与我国古代关于对“形”与“神”的认识所形成的思辨形神观有关系,其时间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道家代表人物的老子就曾说“重道轻器”。道是指思想、观念形态的东西,器则指的是外在的物,如同《周易》上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稍后的庄子更明确提出:“形残而神全”,强调“神”的重要。“神”也就逐渐指从远古来的神秘的东西,而逐渐引伸为表达人的主观意志的“意”。庄子在其著作《秋水篇》,关于“意”有着生动而形象的描述:“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在意,得意而忘言……”,“意”由此演化开去,被推崇到十分重要位置,有所谓“得意忘象”(魏晋时期王弼),“得意忘形”,三国时荀或据此更提出“象外之意”,晚唐时司空图又提出“象外之象,味外之首”,发展到近代,提出“不似之似”、“离形得似”。明代大戏剧汤显祖更主张:“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极力反对“步趋形似”。近代的齐白石也就说“艺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凡此,无不都在强调意的重要,形的次要。这种强调意的重要的重神轻形哲学思想,就是在儒家和佛家也能共通,儒家重义轻利、佛家重精神轻物质,所以在儒释道三家合一中,重神轻形也自然融合一。因此,强调“意”的重要的重神轻形观,也便一以贯之到中国各门类艺术始终。自不待言,重神轻形的形神观也直接左右和影响着中国戏曲艺术,并孕育出写意性戏剧形态的生成与发展。然而,作为以视听感受的戏曲艺术,主要是以“形”示人,那么,在重神轻形支配下,其写意性的表现形态又是怎样在戏曲中得以贯彻落实呢?中国戏曲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经由着若干代戏曲伶人的创造实践,对“形”不是弃之不用,而是在形“意”为中轴的情况下,对“形”采取了大胆而合理的抽象或半抽象处理,产生出更具视觉冲击的“形”以期达到最佳状态的“立象以尽意”效果。归纳起来,其写意性戏剧形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夸张变形的写意处理。夸张变形的写意处理,主要是将外化的“形”,以抽象或半抽象进行造象,使新造的象处于“似与不似之间”。夸张变形的写意,大致有以下四种,即变形、略形、忘形、幻形。变形,即在原形上的夸张变化。如男角戴的髯口(胡须),不仅依人的想象有黑、灰、白、红等色彩的胡须,其形状且长而多。双更根据角色行为不同还分有三绺、互绺、一字、四喜等各种形状的胡须,更有某类丑角戴的“吊搭”,胡须是吊在下巴上的,这些长、大、多、奇并且有色彩的各类胡须,完全是人为夸张变形出来的,在生活原型中几乎没有,然而观众非但不予反感,还欣然接受,其根本原因在于这咱夸张变形的写意处理,是符合情理的,就是说只是在原形上的夸张变化,没太离谱,同时,髯口在仍挂在咀上,倘若挂在后脑勺上就有悖情理了。略形,就是略去“形”的某些部分,保留某些部分的写意处理,如有鞭无马,有桨无船。在观众眼里却对这种写意处理忽略不计,仍写有马有船。川剧《秋江》中艄公仅凭一桨舞蹈仿佛舟行碧波荡漾中,京剧《悦来店》十三妹的骑马出场,仅凭马鞭挥动,同样也似骑马疾行。忘形(也作离形),即全部舍去现实中的“形”,而以新的“形”代之的写意处理,这种“忘形”是以剧中人物情感为依托,精心设计、提炼出新的形象以烘托人物,如京剧《李慧娘》,则是以一个现实中完全没有的美丽的复仇女鬼出现的,十分感人,而这个女鬼形象是以离开真实的李慧娘幻化而来。这样的写意处理,恰较好地达到了“离形得似”的艺术境界。所谓幻形,乃指现实中纯然没有的极尽夸张抽象出来的形象,如《花田错》中刘玉燕与书生卞现偶然相遇,四目刹那间的偷视到愣视的特殊时刻,丫鬟春兰特以“挑视线”(即从刘、卞二人眼中仿佛抽出了眼线样)的写意性表演,不但取得类似影视中特写镜头的强化效果,更将三人的内心独白明白晓畅揭示出来,观众无不感到畅快、快意。二是时空上的写意性。这主要表现为在时间处理上的随意性和空间处理上的假定性。众所周知,作为舞台戏曲的表演最大的限制就是时空的限制。在时间上,一是不能超长演出,超长会使观众产生疲劳,而更重要的是戏剧情节的时间跨度的长短处理,若按真实的时间表现,则会让许多无关宏长的历时情节挤占有效而特殊的历时情节,作为叙事性的戏剧则会浪费时间作平庸的叙事,为解决这一矛盾,中国戏曲在时间的处理上,采取了随意性的写意处理,让有限的时间达到无限的运用,如《武家坡》、《坐宫》中薛平贵、杨延辉离别18年的历程均用说唱交待清楚。又如演员在台上虚作打盹的片刻经抬头、操眼、伸腰表示天已大亮,甚或以鼓点示意天交三更或五鼓等,《伍子胥过韶关》,剧中伍子胥因愁不能过关,表演时即由原先的黑须发突变成白须发,即表明了一昼夜的时间跨度,也强化了伍的焦虑心境,在空间上的假定性写意处理,戏曲中更是比比皆是,《梁祝》中的“十八相送”,舞台上除梁山伯与祝英台外,别无一山一水的环境陈设,但梁祝二人仅通过在台上圆场的行动和说唱台词的交待,观众感到的是他二人依依不舍,相送了十八里,且这十八里路程中,真仿佛有山有水,有树有桥。《武家坡》王宝钏仅在台上躬身、伸腰举动即表现出了破窑的内外环境,《春草闯堂》四轿夫抬春草进京一场,轿夫完全以舞蹈表现出了上坡、下坎、涉水、过桥等不同环境,又如《徐策跑城》、《追韩信》等都是通过剧中人徐策提袍来回在舞台上的跑,肖何策马拼命地在台上“追”,仿佛就跑了追了若干地方,这些景随人转、景随情生的假定性写意处理,竟使方丈之间的舞台空间变成了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三是表演上角色化、程式化的虚拟性写意。戏曲中人物系由社会生活中人物进行归类提炼而来,带有较强的规定性,如京剧中的生旦净末丑五个行当,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社会角色,生指青年男子,旦指女性,净为有特殊性格和品性的男子,末为壮年类男子,丑一般代表善良、幽默、滑稽及奸刁小人等。在各类行为中双分为许多专行,不同专行分别有不同程式化的表演,这些表演集中表现为假定性的写意表演,如武将的“起霸”中整冠、束带、捋袖,表临陈前的整装厮杀。旦角的“整鬓”表女性恪守妇德的严装理容。还有些特殊性的写意表演,如“倒僵尸“,表示忧愤气绝。《上天台》中刘秀因酒醉错杀忠臣姚期及28功臣,悔恨交加,气绝休克,就以“倒僵尸”进行特技表演,川剧《白蛇传》“断桥”一折,小青见到许仙,怒不可遏,即以“变脸”(以几种着色的脸相出现)示意。除此还有许多程式化的虚拟性写意表演,如“圆场”“过场”表行动和时空转换“推磨”,表二人偶遇的交错审视(如(《乌龙院》宋江与阎惜姣的“推磨”表演)、“三笑”表特别的畅快,“甩发”表易性忧愤交加,频繁的“小翻”“翻出场”、“倒扎虎”表战场打斗激烈等,这些角色化、程式化的虚拟性表演,使戏曲表演写意性达到最大化。四是舞台美术上象征性的写意。戏曲的舞台美术主要包括有化妆、道具、服饰及舞台背景等,戏曲舞台美术的各个方面的设计与装置,也不是以写实为表现的,相反,它是以象征性为手段体现出写意性。如在人物造型设计的化妆上,虽人物有角色行为的规定,但这些规定性中的写意性却是以象征手法表现的,比如“脸谱和着装,以色彩的不同代表着善恶智勇贵贱等社会中人。”脸谱中,黑表刚毅,红表仁厚,白表奸诈,金表神仙,如包公、关羽、赵高及诸神仙等。在服饰上,皇帝贵为天子,则黄袍加身,五公卿相则衣金腰紫、蟒袍玉带以象征高贵富有,平民百姓多为青、兰、黑色,以象征其平凡、贫贱、低下。在道具上,如各类刀枪剑戟,都不完全生活化,而以装饰性的造型而象征之,另如火旗、水旗、令旗、车旗、云片等分别象征火、水、传令、车胄、云朵等传统戏曲的舞台不设置布景,主要以大、二、三幕的间隔以表示时空转换,或以蝴蝶幕象征公堂、绣房、殿堂等,在底幕处,多以麒麟、凤凰进行华美装饰,以象征吉祥福寿。这种象征性的写意处理,使观众仅凭直觉就能知道人物身份和戏剧敷衍的情节及其它气氛等。五是戏曲的简性的写意处理。中国戏曲夫论是剧情铺陈、人物及道具设置都作到十分简略,即所谓以少胜多、以一写十、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等,戏剧最大的弊端即以笨重复杂著称,而中国戏曲却以其简略性的写意处理则收到以少胜多的效果。如在剧情铺陈上,京剧《群英会》表现的是历史上曹操、孙权、刘备的赤壁之战,若大的时间、空间,若干人物竟相交织出没,但《群英会》略去了许多情节和人事,仅只用诸葛亮“一股风”、庞统“一条计”、周喻“一把火”就将赤壁之战敷演完毕,双如黄梅戏《夫妻观灯》出场只夫妻二人,但通过他二人在台上的唱、念、做,让观众感到的却是人山人海的观灯场面,戏曲舞台上的一桌二椅经挪移设置或表升堂、或表设宴、更还表山、表城等,不一而足,极其方便灵活又用途广泛。这种约简的写意处理,尤如柳宗元的诗《江雪》一样,仅一“雪”字让人感到“白茫茫的一片”,收到以少胜多的功效。戏曲的写意性还包括“意识流”的写意处理及诗化语言的写意处理,几乎涉及到戏曲的各个方面,十分丰富,也正是因为这一古代写意性的美学原则,贯穿于戏曲始终,才使中国戏曲这一古老的民族戏剧形态独立于世界艺术之林而长盛不衰。

戏剧表演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导语:全面分析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的异同,帮助自己更好的把握两者的特征,使表演进入一种更为宽广和自由的创作境地。下面是我分享的戏剧表演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欢迎阅读!

一、题目背景和意义

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间的异同,是常挂于影视圈口头的一个话题,但如何从理论层面予以剖析,既看到相互的"近亲性",又看到彼此的"殊异性";既要继承和借鉴戏剧表演诸多原理,又不至于混同对方和迷失自我;特别是在不少艺术院校设置"影视表演专业"的今天,其普遍意义是深远的。

影视的产生对戏剧表演的影响是巨大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摄影技术的产生,灯光、道具的发展都对传统的表演概念带来了巨大冲击。表演的范畴扩大,类型更加复杂化。媒体从单项向多项化的视听发展,戏剧表演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舞台上,剧场里,而是在向外扩大。传统的剧场表演,演员和观众的都有一种相对固定的空间距离,因此剧场里有座位,而影视观赏基本没这个问题,近镜头、特写镜头甚至已经排除了化妆、脸谱的必要性。事实上,影视表演是脱胎于戏剧表演的一种表演样式,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规律性;然而,影视表演和戏剧表演又从属于不同的艺术门类,影视表演一经确立,就逐渐培育、形成了自己鲜明独特的艺术特征。这些艺术特性及由此形成的美学原则又对影视表演自身的创作方式、记录方式及展现方式产生了许多制约与整合。作为影视演员,自觉认识和主动把握这些特征,会使自己的表演进入一种更为宽广和自由的创作境地。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戏剧与影视艺术在本质上讲,都是演员利用自身作为创作材料,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主题思想的一门艺术。戏剧与影视艺术有着不可割舍的血脉关系。从表演艺术本身来看,戏剧与影视的表演方式既有共同之处又有区别,这也是由各自的艺术特性决定的。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同属表演艺术,在创作原则、创作方法和表演方法上都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规律性。这决定了戏剧演员与影视演员可以相互流通人才。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优秀“两栖演员”或说“三栖演员”。然而,影视表演和戏剧表演又从属于不同的艺术门类,它们受到电影、电视剧、戏剧各自不同的艺术特性和美学原则的制约。表演艺术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斯派)、布莱希特(布派)和中国传统戏曲艺术(梅派)三大体系,这在学界基本上已达成共识。然而,从表演艺术实践的角度来看,三大演剧体系中影响最大的还是斯氏体系。斯氏体系第一次使戏剧表演艺术从演员的培养到舞台的实践都有了完整的科学体系,其影响遍及全世界。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是两种不同的表演形态,在艺术表现的手段上有很大的差异,但在艺术本质上是同一的。正如英国当代著名戏剧理论家和导演马丁•艾思林在谈到戏剧与电影电视时所言,“电影、电视剧和广播剧等这类机械录制的戏剧,不论在技术方面可能有多么不同,但基本上仍是戏剧,遵守的原则也就是戏剧的全部表达技巧所由产生的感受和领悟的心理学的基本原则。”因此,首先必须认识到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在本质上的同一性,具言之,即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在自我与角色的统一性问题上是相同的,都需要演员在表演创作中完成从自我走向角色的过程。其次,在表现手段和方式上,影视表演确有其独特之处,比如表演的非连贯性、无法与观众实时沟通、语言、情绪、形体表现的分寸感等问题,都与传统的戏剧表演的方式有所不同。

三、主要内容与待解决的问题

全面分析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的异同,帮助自己更好的把握两者的特征,使表演进入一种更为宽广和自由的创作境地,并努力探寻出实现“全方位解放”(“有机天性”、“自然个性”和“创作个性”)的有效途径。

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在创作原理、角色塑造、方式方法、分寸拿捏和时空关系中体现出的亲近性与殊异性,区别戏剧表演的“变形”与影视表演的“自然”、戏剧表演的“连贯性”与影视表演的'“问断性”、戏剧表演的“有反馈”与影视表演的“无反馈”,以及如何更好的展开演员的二度创作。

本论文课题以研究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中的角色创作艺术为目的,达到演员对角色创作艺术研究的思考和综合评述,帮助演员遵循各自的艺术规律,掌握表演技巧,从而进一步细化产生的。

四、设计方法与实施方案

(1)运用文献法,查阅和搜集国内外戏剧与影视表演艺术的有关文献资料,这是写好综述的基础信息。通过文摘、专业教程、讲座、索引期刊等检索工具书查阅文献以及采用互联网搜索等方法,系统的了解本课题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

(2)采用经验总结法。通过调查本学院学生日常在专业上的实践经验,以及研究演员在创作角色时的理论成果与实践创作,结合自身的创作经验,适时进行对演员角色创作艺术研究的思考和综合评述。

本论文准备从以下提纲中来进行具体研究和实施撰写:

绪论

1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之简介

影视表演的基本概念

戏剧表演的基本概念

2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之共性

两种形式的表演在自我准备方面的一致性

两种表演形式创作原理与技巧的亲密性

两种表演形式对于假定与行动的相同性

两种表演形式在创造角色性格过程中体验的相似性

两种表演形式在体验中的下意识与控制的同等性

3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之差异

无序的影视表演与连贯的戏剧表演

摄像机的运用对两种表演的影响

导演和演员在两种表演中存在的方式和地位不同

两种表演形式对于时空关系的差异 结论

五、参考文献

[1]《演员自我修养》作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中国电影出版社

[2]《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作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9月版)

[3]《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排演中》作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

[4]《表演心理学》作者:李锦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版)

[5]《斯氏体系精华》作者:(苏)玛 阿 费烈齐阿诺娃 中国电影出版社

[6]《影视表演学基础——21世纪中国影视艺术系列丛书》作者:苏彭成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版)

[7]《表演技巧》[中译文]作者:胡博译 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

[8]《布莱希特论戏剧》 中国戏剧出版社

[9]《电影表演探索》作者:白杨 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版)

[10]《戏剧表演学》作者:胡导 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版)

[11]《影视戏剧表演技巧与训练》作者:胡敏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2]《表演创作论》作者:郭薄澜 李佛华 李永军 中国戏剧出版社

[13]《电影戏剧中的表演艺术》作者:齐士龙 中国电影出版社

[14]《表演学》作者:(美)贝拉·伊特金 华夏出版社

[15]《黄会林影视戏剧艺术论集》作者:黄会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6]《艺术鉴赏影视戏剧》作者:朱典淼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7]《戏剧表演基础作》作者:梁伯龙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

[18]《表演艺术教程》作者:林洪桐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

[19]《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家表演解读》作者:崔新琴 霍璇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戏剧表演基础》作者:梁伯龙 李月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不好写的。。。

你是周一的还是周日的课啊?我是周一的课,我们布置的题目是:1,昆曲艺术格调与现代价值 2,昆曲经典作品赏析 3,昆曲与诗词文化(中华美学) 4,京昆艺术风范与中国戏曲审美空间周日的课,可以从下面四个角度任选一个写:1)昆曲文化价值2)昆曲艺术格调3)昆曲经典剧目赏析4)昆曲传播路径;题目自拟(最好不要用学习心得之类的,老师说起个好点的)要求:字数800-3000间不要超了,论文在下周一也就是11月12日晚上6:40-9:00交到教四二楼的教员休息室,学院,姓名,学号写在题目下面,注意一下:在打印稿的左上角表明“周一”或者“周日”方便老师分类~

中国传统文化戏曲论文

编辑本段戏曲的起源 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它最早是从模仿劳动的歌舞中产生的。先秦时期 (一)先秦——戏曲的萌芽期。《诗经》里的“颂”,《楚辞》里的“九歌”,就是祭神时歌舞的唱词。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在娱神的歌舞中逐渐演变出娱人的歌舞。从汉魏到中唐,又先后出现了以竞技为主的“角抵”(即百戏)、以问答方式表演的“参军戏”和扮演生活小故事的歌舞“踏摇娘”等,这些都是萌芽状态的戏剧。唐中后期 (二)唐代(中后期)——戏曲的形成期。中唐以后,我国戏剧飞跃发展,戏剧艺术逐渐形成。宋金时期 (三)宋金——戏曲的发展期。宋代的“杂剧”,金代的“院本”和讲唱形式的“诸宫调”,从乐曲、结构到内容,都为元代杂剧打下了基础。元朝时期 (四)元代——戏曲的成熟期。到了元代,“杂剧”就在原有基础上大大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戏剧。它具备了戏剧的基本特点,标志着我国戏剧进入成熟的阶段。其中最为杰出的作曲家为关汉卿,他的代表作《窦娥冤》历来被后人称颂。明清时期 (五)明清——戏曲的繁荣期。戏曲到了明代,传奇发展起来了。明代传奇的前身是宋元时代的南戏(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在宋代杂剧的基础上,与南方地区曲调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戏剧形式。温州是它的发祥地)。南戏在体制上与北杂剧不同:它不受四折的限制,也不受一人唱到底的限制,有开场白的交代情节,多是大团圆的结局,风格上大都比较缠绵,不像北杂剧那样慷慨激昂,在形式上比较自由,更便于表现生活。可惜早期南戏的本子保留下来的极少,直到元末明初,南戏才开始兴盛,经过文人的加工和提高,这种本来不够严整的短小戏曲,终于变成相当完整的长篇剧作。例如高明的《琵琶记》就是一部由南戏向传奇过渡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题材,来源于民间传说,比较完整地表现了一个故事,并且有一定的戏剧性,曾被誉为“南戏中兴之祖”。明代中叶,传奇作家和剧本大量涌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汤显祖。他一生写了许多传奇剧本,《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死生离合的故事,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爱情,要求个性解放的反抗精神。作者给爱情以起死回生的力量,它战胜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一点,在当时封建礼教牢固统治的社会里,是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的。这个剧作问世三百年来,一直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喜爱,直到今天,“闺塾”、“惊梦”等片断还活跃在戏曲表演的舞台上,放射着它那艺术的光辉。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华戏曲应运而生。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为戏曲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蓬勃发展的文化艺术又为戏曲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基础,从而大大地推进了它的形成历程。 戏曲遭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西方一些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信息网络技术的优势,实施“文化霸权”、“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继续进行其“文化殖民化”和“西方化”,向我们推销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人生价值观。高校大学生由于求知欲旺、好奇心强,接受新鲜事物快,容易受到多元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给我们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侵袭,使一些高校学生“无意识”地认同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进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当预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因为西方价值观念的侵袭而变质,从而失去持续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的危险。3.戏曲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在我国,受网络文化影响最深、最广的莫过于有较高文化层次的大学生了。网络文化一方面以其雅俗共赏、信息量大、知识性与趣味性强、观念开放等特点,极大地吸引着高校学生,给高校教育拓展了新的空间,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由于它的过于开放性以及过多的现代娱乐项目,也给戏曲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新的竞争

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经不成问题。但走上近代社会后,在中西文明大碰撞中,我们开始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并很大程度上调整了以前对传统文化的看法。但是,这种反思,一直是在十分艰难的过程中前进。有前进,有障碍,有时甚至还会倒退。于是鸦片战争结束已有一百六十年,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仍旧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中,可谓绝无仅有,也使许多人感到大奇不解。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如此困难,有政治环境恶劣的原因。中国的政治家,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其思想文化观点相对保守,对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很容易产生精神上的共鸣。一旦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有了一定前进、突破,总会有一些从特权政治获得甜头的政治家,从幕后跳出来,用政治权力加以打击。近代不是有一些军阀,在国内大肆鼓吹尊孔吗?不懂思想文化,又要对思想文化横加干预,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重要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构成复杂,也是一个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有数千年历史。时间长,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要增加一些东西,因此内容十分丰富,构成成份极其复杂。有许多东西是好的。有许多东西是糟粕。而精华与糟粕又往往混在一块。这使后人感到困惑:想说爱你,又不容易。因为分明有着太多的腐朽成份。想恨你吧,又恨不起来。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又有许多至可宝贵的东西。不能不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复杂的这个特点,令后人感到十分尴尬。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一个原因。笔者此文主要谈谈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特点及今后发展方向的一些观点。在写作过程中,努力提出自己的一些新想法,这样或许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一)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优劣,必须把握人类前进的方向。人类社会总在不断前进的,这种前进,在政治上,表现为以民为本,直至后来的由民作主;在经济上,表现在重农重商,直至后来的市场经济;在思想文化上,表现为尊重别人的思想观点,直至后来的思想自由;在对待人上,关心人,爱护人,直至后来的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中国人古代一直存在着以民为本的思想。商周时代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些思想本身,是进步的。在人生态度上,司马迁那种虽处逆境而奋发有为,苏东坡豪放达观的胸怀,张衡、徐霞客那种对真理的执着热爱,孟子“我善养浩然之气”,伟大诗人杜甫“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抱负,均是一种健康的精神境界。对待自然、命运上,荀子“制天命而用之”,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王夫子的“相天”、“造命”说,无不包含着人定胜天的思想光辉。在对待个体生命的权利和自由上,《古诗十九首》和阮籍《咏怀诗》对人生意义的关注,《世说新语》中对个人价值的肯定,《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对自由爱情的热烈追求,都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注入了一般新鲜的血液。在对待个人与社会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位卑不肯忘忧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均是很高尚的精神境界。而对待人与自然上,《棘敕川》、《岳阳楼记》、《春江花月夜》和其它大量的文学作品,更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的特殊感情。登长江,诵“大江日夜流”,顿生一种豪情。临高山,读“一览众山小”,顿生一种斗志。读《腾王阁序》,吟及“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又生一种慷慨。如此厚重,如此不屈不挠,如此强健,唯斯国方有也!但是,同别的国家一样,中国思想文化也有糟粕。由于时间久,在若干年时间里又没有及时进行打扫,使糟粕越积越多,给我们民族带来极大损害。女人有独特生命价值吗?不过是男人附庸。每一个中国女子,应以生活于现代为庆幸,而以生活于古代为悲哀。不但女人如此,男人也没有独立生命价值。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官僚,以及无数苍生,都在皇权高压下葡葡。他们或许渺茫过,怀疑过,反对过,但后来,他们再也不曾有过这个念头,甚至以高呼“吾皇万岁”为终身荣耀。马克思曾经把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蔑视地称之为普遍奴隶制。不是崇高创新,不是倡导一代胜过一代,而是推崇守旧,“天可变,地可变,祖宗之法不可变”。使几千年期间,政治体制、思想观念、科学文化,一直难以进步,终于在近代社会不可避免地落后于国际社会。一方面是皇帝穷奢极欲,三宫七十二院,生活腐朽靡烂,官僚贵族欺压人民、掠夺百姓,另一方面却鼓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忧道不忧贫”,对平民百姓通过商业或其它途径谋求更多的物质利益,进行种种抑制。既使人民生活水平难以进一步提高,又使社会经济发展失去内在动力。压制个性,压制自由思想,压制个体生命正当欲望。哪个人特立独行,即“枪打出头鸟”,导致国民虽众多,实则千人一面,有胆有识的人百中无一。有新的思想,即“鸣鼓而攻之”。有不逊之言,即“祸及九族”、“诛灭十族”。在家听父母的话,在乡听长辈的话,社会上听官僚的话,而全体官僚则听皇帝的话。个人的婚姻大事,听父母的话。否则便是“大逆不道”,群起而伐之。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对外部世界缺乏关心。虽然在鸦片战争被打败,仍不肯认输,以天朝上国自居,不肯放下架子认真学习别人文化的有价值东西。一次次失败,仍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不能对自己体制弊端痛加改革,全面激发自己民族生机活力。好了伤疤忘了痛,这样的情况实在是多得不可胜数!

传统戏剧文化的定义: 中国戏曲在世界剧坛上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美学特征。首先,中国戏曲强调神神似、强调写意。戏曲舞台上所表现的生活与现实生活的形态是不同的,它是对现实生活的提炼和加工,是变其形而传其神、写其意。戏...

传统戏剧文化的定义: 中国戏曲在世界剧坛上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美学特征。首先,中国戏曲强调神神似、强调写意。戏曲舞台上所表现的生活与现实生活的形态是不同的,它是对现实生活的提炼和加工,是变其形而传其神、写其意。戏曲一般不用布景,舞台上代表什么空间,可以通过演员的表演随意而定,自由变化。舞台上此刻可以是书房,但剧中人一转身,舞台就可以变为花园,甚至可以变成千里之遥的另一地点。由此可见,戏曲舞台的空间是通过演员的表演写意性地虚拟出来的。这样,戏曲就可以自由灵活而又连贯流畅地表现无限广阔、瞬息万变的空间,也就可以十分自由地表现极其丰富复杂的生活事件。而西方戏曲强调摹仿,造成了西方戏剧的写实观念,主张运用布景按照生活的样子确定空间,亦即舞台上所表现的生活和现实生活形态是相同的或相似的。中国戏曲的情节有时也是写意性的,如二将相斗几个回合,便可表示千军万马的一次复杂的战斗,甚至只要吹奏一个曲牌一场宴会便已结束。在表演方面,戏曲中有许多虚拟的动作。 流行元素的定义 流行元素是时尚圈中生命力最强的元素之一,简单而个性鲜明,似乎从未被抛离出流行的步履之外,包括潮流话题、流行音乐、人情风俗、街舞、韩流、哈哈族、首饰、美容、保养、健康元素等。发展历程为:创新:流行创新者在流行回圈的创新阶段中,即采用了新的款式;兴起:时装领袖和早期的追随者,会在流行兴起的阶段介入;接受:大众市场的消费者采用这种款式的时机,则是在接受阶段中;消退:晚期的流行追随者,则在他的消退阶段才采用这种模式;萎缩:与流行无缘或反应迟钝的个体,在衰退阶段才会采用这种款式。

致力文化回归与传播的企业在当今的社会确实非常少,有担当,有责任,敢直面的企业也变成了稀缺之物,国馆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诞生并在快速成长,它正是以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吹响了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号角,找会失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重新构造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灵家园。

加入WTO,中国的市场将进一步开放,影视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在这一机遇与挑战中,中国面临着的决不只是影视工业经济形态的巨大冲击,在文化领域,也将面临着“文化帝国主义”的巨大冲击。这一问题,不论从经济形态,还是从文化形态,都需要我们极其关注。 本文对存在于世界影视中的“文化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影视的“文化帝国主义”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分析。本文认为,美国影视的“文化帝国主义”在文化形态上集中地体现:一、对影视本性认识的根本性偏差,导致了美国影视的唯经济主宰;二、对高科技变成人类图腾的迷狂,导致了美国影视堕入滥用技巧的误区;三、对悠久历史文化的嫉妒,导致了美国影视呈现出极度的扩张欲望。 针对愈演愈烈的美国影视“文化帝国主义”全球化,本文不但论述了法国率先提出的“文化反弹”理论,而且就“文化反弹”理论在影视界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影视界的影响,进行了对策性的分析与研究。提出了中国应当在三个层面上来确立自己的影视文化战略:在影视文化观念形态上,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文化帝国主义”侵略的一面,也要充分认识到21世纪资讯社会“世界文明”地图显示出来的文化沟通大趋势;在影视机制运作层面上,要尽快建立与世界影视工业接轨的市场执行体制;在影视的具体操作层面上,要在市场研究、影片创作、影片制作、影片发行的所有营运环节中,体现出中国影视产业体系的国际化特点。

你提问的问题有点抽象呢。。 颜色上:正红色,不过面积得小一点。金黄色比较气派,不过用这个颜色得谨慎。 外型上:剪纸艺术,脸谱呀,青花瓷,唐装,古典扇子,或者有一些表现民族宗教的如来佛祖,观音,唐代丝绸样式。 如果你想将传统文化与现代高新技术融合起来,在内容上和技术上都有创新,那么。我推荐你去一个公司 ——北京深度创艺 看看去。他们家做3D立体包装的。

戏剧是描写人生的艺术,真实应是它的第一要素,人们常说,艺术是真善美的统一。在我看来,真是戏剧的基础,是生命;善是这个生命的意义、价值;美使得这个生命有持久的可以品味的艺术魅力。 何谓真实?它是有一些基本品质的。第一,它能使观众信以为真。观众明知戏是假的,舞台所演是个虚构的世界,看戏是娱乐,是一种精神游戏,为什么又很乐意在心理上接受戏剧的支配,做“介于信与不信之间的有意识的自欺”呢?原因就在舞台上表现的人生,能使观众产生可以出入于自身经历的种种联想,从而加深对人生的体悟。有了这种联想、体悟,就会获得虽假犹真的审美愉快。美国剧作家阿瑟·密勒说:“戏剧与任何艺术相比更要求中肯恰当。如果一出戏能令人相信‘事情正是这样的’,那么,即使它缺点很多,仍不失为好戏。”如果一出戏连可信这一关也过不去,观众在看戏过程中不断产生疑问,就难以进入审美状态,有时甚至感到智力受了伤害。这样的戏还谈什么真实呢?第二,戏剧的真实还必须是动人的,是情感化了的真实。在社会科学中,真实可以用理性来直接表达。但在戏剧中,理性隐藏在情感之中,是靠情感的真实来影响观众的。明代作家袁于令说得好:“剧场假而情真。”这个“情真”,先由艺术家体验到了,他先被自己的体验所激动,才有可能打动观众。而戏剧的情感,是感性状态的理性,总是包含着是非判断的。表现美好的情感或邪恶的情感,都是经过了艺术家理性之光的照耀,是审美化了的东西,不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所以看莎士比亚的悲剧,不会染上麦克白的野心、理查三世的残忍、奥赛罗的猜疑。戏剧中的真总是要通向善的。现代戏曲在对人性的描写上,会超脱于过去的价值判断,其表现方式也不一定黑白分明,有些作品还着力于表现“灰色地带”,仍然不会泯灭是非善恶,泯灭理性精神。那种不包含是非善恶的愉快,只是一般的消遣性娱乐,成不了高尚的娱乐,不是戏剧真正的审美愉快。因而第三,戏剧的真实,还应当是有力量、有力度的。这种力量,源于戏剧的真实、真情,不是细琐的、卑微的,而是表达了某种“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旨趣”(黑格尔语),或者如恩格斯说的“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我们不能要求许多作品都有思想力度、深度,但如果太缺少这类作品,现代戏曲就没有脊梁骨了。 真实不同于事实,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真实是一种感受,是来自客观又对于客观有认识意义的主观感受。真实不同于事实。历史学要靠事实,戏剧艺术要靠真实。戏剧所以要写“事实”(故事)只是为了让观众感受真实,并非为了“事实”本身;而这个“事实”一般也不必是现实中的事实(或称实事)来支持的。鲁迅论讽刺艺术时说:“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艺术离不开虚构,允许幻想,甚至可以出神出鬼。写历史剧,在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之间,艺术家可以自由摆动。摆动的自由,服从于能表现出一种令人信服的“内在的可能性”(莱辛语),并且,它是和艺术家的意图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的,达到情与理的相互渗透和自由转换。我们似乎有一种重事实、轻真实的倾向,如所谓重大题材,以为找到了它就可以获得巨大的真实了,客观效果常常并非如此,因为受实事的束缚较多,就难以在真实的开掘上获得充分自由。在过去传媒不发达的年代,写时事新闻的戏很有号召力,现在已经不是这种情况了。对于观众来说,戏中的“事实”在时间上离我们是近还是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心灵的贴近对艺术家和观众都很重要。而且还应看到,时间距离恰恰是创作上拥有较大自由度的有利条件,京剧《曹操与杨修》、梨园戏《董生与李氏》就是很好的例子。 真实靠正确的形式支撑黑格尔有句名言:“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全在于他认识到真实,而且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供我们观照,打动我们的情感。”艺术家要传递给观众的真实,或者说,能被观众感受的真实,都是经过形式中介的。艺术家是用形式同观众打交道的。所谓“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也可以叫做正确地进行形式化,进行形式创造。联系到戏剧,这个形式怎样才是“正确的”呢?有几个基本观点可说。 首先,在戏剧中,形式化就是动作化。从艺术分类学的角度来说,戏剧是动作的艺术。它有两个基本品质:(一)“动作就是实现了的意志”;(二)“动作在本质上须是引起冲突的”(黑格尔语)。戏剧动作不等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言谈举止,对于后者,必须经过选择、提炼,被赋予以上两个品质,才成为戏剧动作。而意志和冲突,产生于过去又直接指向未来,其当下的感性过程就是戏剧情节,就是性格的历史。因为动作是实现意志、引起冲突的,就会“导致动作和反动作”,就有了戏剧性。我们看戏,觉得“平”、“冷”,觉得“没戏”,多半是由于缺少真正具有戏剧意义的动作。没有动作化的真实,不是戏剧的真实。 其次,戏剧动作是有不同形式的。对于演员来说,动作不是单指形体动作(表情、姿态),而是语言、心理、形体的总和。其感性呈现就是角色形象。戏剧所以会有不同的样式,如话剧、歌剧、芭蕾舞剧、戏曲(要说“剧种”,这才是真正的剧种分类,我们戏曲中的所谓“剧种”,有许多是地方性因素,并不都具备样式类别的意义),归根到底,在于动作有不同的形式。话剧的动作是接近生活本来形态的,它的重点是语言,是口语化的台词。歌剧的重点是歌唱和音乐,舞剧的重点是舞蹈和音乐。歌剧不以舞作为动作形式,舞剧不以歌作为动作形式。而戏曲的动作是一种有歌有舞的综合形式,通常称之为唱念做打。不管是哪一种戏剧样式的动作,包括写实主义的话剧在内,都是“第二自然”,是人工的自然,都是经过了精心处理的艺术形式。所以,要“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时,有个先在的条件,只能“放在”特定戏剧样式的动作形式里,因而动作化时,有没有样式意识,是能否“正确”的一个重要关键。观众看有些戏曲常要批评它是“话剧加唱”,多半是在整体的形式化中缺乏样式意识。有明确的样式意识,是创作上的一种本体自觉。 其三,动作形式既有继承性也有变易性。以戏曲而言,无论唱念做打,都具有历史地积累下来的形式技巧,其规范化形态通常叫做程式。形式既然是艺术家和观众的特殊关系的体现,因而在形式化过程中,重视剧种的样式特征,充分运用固有的程式技巧,是同尊重观众的欣赏需要相一致的。然而这种继承性又是相对的,它会随时由于表现真实的需要,作出某种幅度的变易。所以形式化不可以简单地等同于程式化。形式化大于程式化,形式化中可以吸纳、融入非程式的因素。说得再大胆一点,在现代戏曲的创造中,形式化乃是程式化和反程式化的多样统一。现代戏曲的形式化,还包含一个新的任务:要实行形式上的更广泛的新的综合。有了这种更广泛的新综合,才能在同一种戏剧样式中,实现演出样式的多样化。演出样式的核心是演员的动作,是动作的样式特征,但光有这个核心还不够,还要有它的外延部分,包括听觉方面的音乐、音响和视觉方面的化装、服装、布景、灯光。另外,还可以在观演关系上作特殊的空间处理。有了这些因素的积极而又“正确”的介入,演出样式才能获得个性鲜明的艺术风格。而这方面的经验,戏曲自身较少,要靠借鉴外来经验,这是戏曲现代化中不能跳开的过程。引进外来经验,常常会产生不协调,吸纳容易消化难呀,却又不能因噎废食。艺术上的现代化,有创新和破坏的两面性,要尽量保护创新,减少破坏。这要靠实践经验的积累,培养出一批艺术大家,才能逐渐减少混乱和痛苦。真实的形式化一旦获得整体性成功,会给观众以极大的审美愉悦。到了这儿,真又通向了美。观众看戏,既要由真带来感动,又要由善带来心灵的净化、升华,还要由美带来反复的品味,持久的陶醉。但满足于感动以至心灵的震撼,还不是戏剧审美经验的全部,能够达到朱光潜说的“内容沉没下去,形式浮现出来”(沉没不是消失,浮现出来的形式是有意味的形式),这时候,才可以说,我们真正是把戏曲当艺术品来欣赏了,才能深入体会戏曲艺术的无穷

中国戏曲论文

如果楼主觉得多,可以自己删。戏剧起源关于戏剧起源,有九种说法。在此,我们只详细讨论各种关于戏剧起源的歌舞说的观点。歌舞说,此说又可析为三种:(1)宫廷乐舞说,清代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云:“梁时大云之乐,作一老翁演述西域神仙变化之事,优伶实始于此。”刘始培在《原戏》中根据古代乐舞多有妆扮人物之事实,认为“戏曲者,导源于古代乐舞者也……则固与后世戏曲相近者也。”常任侠在《在国原始的音乐舞蹈与戏剧》中,较为系统的考察了原始音乐舞蹈的戏剧因素后认为“原始社会中的简单的音乐舞蹈,便是后来做成完美戏剧的前躯”。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长编》将中国戏剧的最早源头溯至“周秦的乐舞”。(2)上古歌舞说,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开篇首句云:“中国戏曲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原始时代的歌舞。”我们知道一切艺术起源于劳动,中国的歌舞也不例外。《书经.舜典》上说:“予击石附石,百兽率舞。”所谓百兽率舞,并不是像后来的儒家所神秘化的那样,说是在圣人当世连百兽都来朝拜舞蹈了,这种舞是用石相击或用手击石来打出节秦的,那时连鼓也没有,可见是很原始的。到后来才有了鼓,所谓“鼓之舞之,”这就进一步了。这种舞可能是出去打猎以前的一种原始宗教仪式,也可能是打猎回来之后的一种庆祝仪式,《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说:“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鏖革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像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这是战国时代关于古代乐舞的一种传说。可以透过这段歌舞的描写看出一幅原始猎人在山林中打猎的景象:“一面呼啸,一面打着、各种陶器、石器发响去恐吓野兽,于是野兽们就狼奔豸突地逃走而终于落网了,这位原始时代的艺术家“质”(其实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当时全体人民)就是按生活中的实际来创造了狩猎舞,这时所谓的“百兽”实际是人披兽皮而“舞”的场景,不过是对于狩猎生活的愉快和兴奋的回忆罢了。当然,这时的场景都是已经艺术化了,音乐、舞蹈都是已经节奏化了的,这种舞蹈带着浓厚的仪式性,它是响氏族的保护神或始祖祈祷,以求这次出去打猎获得丰收,或者是打猎回来为了酬谢神祗而举行的。但不管它是什么仪式,也不管它披着多厚的原始宗教的外衣,其实际意义,乃是一种对于劳动的演习、锻炼,这不光是锻炼了猎人们的熟练程度,而且也培养了年轻的猎人,《书经.舜典》中有命夔“典乐教胄子”的记载。“胄子”的注解是贵族子弟,但原始社会没有贵族,恐怕就是年轻武士了,用乐舞去教年轻武士,不是锻炼他们又是什么呢?因为它的内容就是原始人狩猎动作的模仿。既然是模仿劳动的动作,这也就可以说是最原始的表演了。原始的舞蹈总是和歌相伴的,他们决不是闷声不响地跳,而是一面跳一面欢呼歌唱。《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而歌八阕。”略可想见当时的情形。 在原始社会,歌舞不止狩猎舞一种,还有战争舞,它的性质和狩猎舞是差不多的,到了进入农耕时代,又产生了一系列有关农事的祭典,如“蜡”如“雩”。蜡是在年终时,为了酬谢与农事有关的八位神灵而举行的。在这一天,公社的成员是尽情欢乐、开怀畅饮、唱歌跳舞的。这种风气一直遗留到春秋时代。《孔子家语.观乡》说:“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为乐也。孔子曰: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可以看出这完全是劳动农民一年辛苦后的欢乐。相传“蜡”是伊耆氏所首创,一说伊耆氏就是神农氏足见这是与农业发达时期密切相连的风俗。“雩”是天旱求雨的祭祀。《周礼.春官》“宗伯”下记载:“司巫……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周记》的记载虽然是奴隶社会的事,但显然是原始时代的遗留下来的风俗,除此之外,在原始公社的许多节日也举行舞蹈。例如男女相爱,也有一个节日,大家会合在一起来唱歌跳舞。这个节日在汉民族就是祭祀氏族女始祖的日子,所跳的舞据说就叫做“万舞”现在西南少数民族的所谓“跳月”“摇马郎”“歌墟”等可能就是这种节日遗留下来的形态。原始歌舞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的全民性。到了奴隶社会,有了阶级,在艺术上的情况也就起了变化,这时祭祀仪式已经不复是全民性的节日歌舞,它成了只是奴隶主贵族所专有的了,第一个把天下传给自己儿子的禹,当他治水成功,做了部落联盟的首领之后,立刻“命皋陶作为夏龠九成,以昭其功”见《吕氏春秋.古乐》这里的乐舞已经开始失去全民的意义,而成为夸耀个人功绩的手段了,禹的儿子启也学习他这一手,用歌舞来夸耀,并装点自己的威严。据传说他三次上天,从天上偷来了《九招》(即《九韶》)歌舞,在“大穆之野”举行表演。从此以后,奴隶主贵族们便把本是属于全民的歌舞拿来歌颂自己的功德,《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而《大武》之舞却又是歌颂周武王和周公灭商及平定奴隶叛乱的武功的,这是所谓“武舞”它是手执盾牌和武器而舞蹈的,还有歌颂周朝统治者治国如何有秩序、如何天下太平的《韶舞》,这就是称为“文舞”。现从《史记.乐书》中引一段关于《大武》之舞的记载如下: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子曰:“……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狭。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四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 而进,事蚤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志也。”从这段对于《大武》之舞的解释来看,他包涵着一段故事的内容,舞虽不足以表现它的内容,但演故事的倾向却也存在了。(3)西域歌舞说,陈村、霍旭初《论西域歌舞戏》中指出:汉唐间,随东西方交通之开拓、经济文化交流之频繁,西域文化艺术的一支——歌舞戏,逐步传入中原,成为我国戏剧的重要源流之一。无论汉代的百戏,唐代的乐舞,西域成分都占相当比重,尤其在唐代,戏剧的因素渗入乐舞之中,西域歌舞戏与中原传统戏剧的融合,不仅出现了唐代兴盛的歌舞戏品种,并对后世的戏剧有十分深远的影响,我国学者任半塘先生指出:唐代歌舞戏“纵面承接汉晋南北朝之渊源,横面彩纳西域歌舞戏之情调 ”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许地山先生就阐述了六朝时候西域诸如龟兹,康国等及伊斯兰或印度乐舞的东来,有“杂戏”也进入中土的见解。关于唐代歌舞戏,《旧唐书.音乐志》载:歌舞戏有大面、拨头、踏摇娘、窟垒子等戏。任半塘先生认为凡唐人“俳优歌舞杂奏”皆为歌舞戏。他在《唐戏弄》第二章《歌舞戏总》中还指出:“一旦内容有故,或技艺涉说白,虽记载简略,表现模糊。亦非认为歌舞戏不可。”属西域歌舞戏者,《旧唐书》中仅举“拨、头”一戏,曰“拨头出西域,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象之也。”任半塘考歌舞戏,涉受西域影响的戏剧很多,明确指出为西域歌舞戏“剧录”者有“西凉伎”、“苏莫遮”、“舍利弗”等,属“戏体”者有“钵头”、“弄婆罗门”等。“苏莫遮”是西域歌舞戏中有代表性的一个剧目,对苏莫遮的记载,以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四十一为详细:苏莫遮,西戎胡语也,正云飒磨遮,此戏本出西龟兹国,至今犹有此曲,此国浑脱、大面、拨头之类也,或作兽面或像鬼神,假作种种面具形状,以泥水沾沥行人,或持索搭钩,捉人为戏,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戏,七日乃停。土俗相传云:常以此法禳厌,驱趁罗刹恶鬼食啖人民之灾也。”苏莫遮,又称泼寒胡戏,从文献上看,苏莫遮在中原,大都是供统治者娱乐的,自北‘周宣帝大象元年到唐玄宗开元元看130多年,常列为宫廷内玩赏的节目,这自然要经过无数次的改造,并随政治风云而变易。在这里叙述了歌舞说的观点,希望关于戏剧起源有更多的人关注和研究。

编辑本段戏曲的起源 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它最早是从模仿劳动的歌舞中产生的。先秦时期 (一)先秦——戏曲的萌芽期。《诗经》里的“颂”,《楚辞》里的“九歌”,就是祭神时歌舞的唱词。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在娱神的歌舞中逐渐演变出娱人的歌舞。从汉魏到中唐,又先后出现了以竞技为主的“角抵”(即百戏)、以问答方式表演的“参军戏”和扮演生活小故事的歌舞“踏摇娘”等,这些都是萌芽状态的戏剧。唐中后期 (二)唐代(中后期)——戏曲的形成期。中唐以后,我国戏剧飞跃发展,戏剧艺术逐渐形成。宋金时期 (三)宋金——戏曲的发展期。宋代的“杂剧”,金代的“院本”和讲唱形式的“诸宫调”,从乐曲、结构到内容,都为元代杂剧打下了基础。元朝时期 (四)元代——戏曲的成熟期。到了元代,“杂剧”就在原有基础上大大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戏剧。它具备了戏剧的基本特点,标志着我国戏剧进入成熟的阶段。其中最为杰出的作曲家为关汉卿,他的代表作《窦娥冤》历来被后人称颂。明清时期 (五)明清——戏曲的繁荣期。戏曲到了明代,传奇发展起来了。明代传奇的前身是宋元时代的南戏(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在宋代杂剧的基础上,与南方地区曲调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戏剧形式。温州是它的发祥地)。南戏在体制上与北杂剧不同:它不受四折的限制,也不受一人唱到底的限制,有开场白的交代情节,多是大团圆的结局,风格上大都比较缠绵,不像北杂剧那样慷慨激昂,在形式上比较自由,更便于表现生活。可惜早期南戏的本子保留下来的极少,直到元末明初,南戏才开始兴盛,经过文人的加工和提高,这种本来不够严整的短小戏曲,终于变成相当完整的长篇剧作。例如高明的《琵琶记》就是一部由南戏向传奇过渡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题材,来源于民间传说,比较完整地表现了一个故事,并且有一定的戏剧性,曾被誉为“南戏中兴之祖”。明代中叶,传奇作家和剧本大量涌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汤显祖。他一生写了许多传奇剧本,《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死生离合的故事,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爱情,要求个性解放的反抗精神。作者给爱情以起死回生的力量,它战胜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一点,在当时封建礼教牢固统治的社会里,是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的。这个剧作问世三百年来,一直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喜爱,直到今天,“闺塾”、“惊梦”等片断还活跃在戏曲表演的舞台上,放射着它那艺术的光辉。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华戏曲应运而生。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为戏曲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蓬勃发展的文化艺术又为戏曲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基础,从而大大地推进了它的形成历程。 戏曲遭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西方一些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信息网络技术的优势,实施“文化霸权”、“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继续进行其“文化殖民化”和“西方化”,向我们推销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人生价值观。高校大学生由于求知欲旺、好奇心强,接受新鲜事物快,容易受到多元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给我们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侵袭,使一些高校学生“无意识”地认同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进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当预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因为西方价值观念的侵袭而变质,从而失去持续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的危险。3.戏曲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在我国,受网络文化影响最深、最广的莫过于有较高文化层次的大学生了。网络文化一方面以其雅俗共赏、信息量大、知识性与趣味性强、观念开放等特点,极大地吸引着高校学生,给高校教育拓展了新的空间,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由于它的过于开放性以及过多的现代娱乐项目,也给戏曲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新的竞争

戏曲的地域性与语言艺术探析论文

“地方化”不仅仅是戏曲艺术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不断扩张的一种重要方式,更是“当代戏曲的一大特色”,在“戏曲”这个大的艺术门类之中,各个地方剧种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殊规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地域性”成为中国戏曲“传统”的重要特点之一。

此外,地方戏曲作为由一定区域内的民众共同创造、共同欣赏的区域性剧种,它体现了一个地区民众的总体审美趣味,是该区域内所有民众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不能高高在上地站在“保护文化艺术多样性”的立场,空泛地给戏曲传统的地域性特点下定义,也不能不切实际地考虑到不同地域的民众对本地戏曲的审美和民俗需求。对一定区域内的演员和观众来说,地方戏曲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们休闲娱乐、情感交流及宗教祭祀的必需品。以陕西省宝鸡地区民间秦腔演出活动为例①,庙会请戏不仅带有原始的“娱神”意味,更是村民们联络乡情、丰富农闲生活的需要;同时,在演出中还能够通过吉庆剧目,来表达一种质朴而单纯的、对幸福生活的期望。葬礼请戏,往往是因为逝去的老人多为秦腔戏迷,子女们希望通过这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孝心;同时,这也是为了犒劳为举办葬礼而辛苦忙碌的乡亲邻里。至于各种企业开业、周年庆典请戏,一是企业希望借上了妆、带有“神气”的戏曲人物避邪求福,再则也给附近的居民(也即企业的潜在消费者)提供一场免费看戏的机会,企业方面可以借此机会表达“对父老乡亲的感谢”,是一种巧妙的广告策略。又如,笔者曾对兰州市区内主要茶园进行过调查,发现当地的茶园演出和业余自乐班活动,对于相当一部分中老年市民来说,听着熟悉的秦腔唱段喝茶、谈生意、拉家常,正如年轻人进KTV消遣一样,是他们日常娱乐、交际生活的一部分。而自乐班中各个年龄阶段的业余秦腔表演爱好者聚在一起,吹吹打打、弹弹唱唱,更是他们文化娱乐消遣、甚至是精神寄托的主要形式。

同样地,全国各地的戏曲演出均各有其符合地域文化和风俗习惯的“传统”,这些“传统”也只有针对这个区域内的民众才有实际的价值和意义,把东北二人转搬到苏州水巷茶楼上去,把昆曲小调放在陕西尘土飞扬的庙会戏台上,其结果如何是可想而知的。各地方剧种就像不同品种的花卉植物,只有在适合自己的地域文化土壤中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果硬生生地把他们拔出来,“移植”到另外的土壤里,除了日益干枯僵死,别无出路。

与戏曲的剧种多样性相表里的,是它的民间性,“民间”这个词除了通常意义上含有的,与“官方”、“正统”、“贵族”等带有社会阶级性的词汇相对立的意思之外,更有“地域性”的含义。因为“民间”归根到底是民众的民间,不同地域的民众物质生活、精神世界的多样性,决定了“民间性”具体所指的多样化和地域性差异。以往研究者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已经指出戏曲在表达民众的思想情感、[2]审美娱乐需求、[3]民俗生活需要[4-6]等方面呈现出的“民间”特性,但对民间性的思考还不能就此打住,因为所有这些需求还具有地域限制性。如果只强调笼统意义上的“民间”而忽略了“民间”内部的多样性和民众群体的.复杂性,就很容易造成对真正“民间性”和具体民众群体需求的漠视。社会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曾指出,如果将广大知识阶层、贵族阶层或者说城市统治阶层的“传统”视为“大传统”,而将底层民众的“传统”视为“小传统”,那么,这两种“传统”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存在着这一种长期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大传统”会对“小传统”形成“下渗”作用,而“小传统”既有积极向“大传统”靠拢的愿望,也会对“大传统”产生重要的影响。[7]29也就是说,“传统”有着自为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倾向,传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热爱并且需要它们;传统的变迁“起源于传统内部,并且是由接受它的人所加以改变的”,这种变迁“并不是由‘外界环境’强迫他们作出的,而是他们自身与传统之关系自然成长的结果”[8]229。如果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出发,为了保持某种演出形式的“民间性”而否定这种演出形式自身的发展要求,无疑是对遗产传承的自然链条的一种粗暴的人为破坏。戏曲的民间性,是具体、集中地体现在一群活生生的民众之中的,地方戏曲就是为了满足不同地域民众各种层次的需求而形成多种剧种形态的,我们必须尊重这种建立在地域差异基础上的剧种差异性。

以往学者对民间戏曲的研究,多是从文化分析、艺术欣赏、历史研究的层面展开的,但对于地方民众而言,戏曲的意义也许并不在此。比如,对于陕西民众来说,“请戏”、“唱戏”,首先是一种祖辈流传下来的仪式传统,是婚丧嫁娶、庙会祭祀以及各类庆典上必不可少的活动项目。其次,“看戏”则是一种能够带给人以愉悦感的娱乐活动和一种与亲朋好友联络感情的交流机会。此外,广大农民观众们,还相信传统秦腔剧目大部分都是讲述真实的历史故事。笔者田野调查时,剧团演员常常叮嘱我,要记住每出戏讲述的故事发生的年代,因为他们认为“这在历史上都是真事,人家是有记载的”。从《闯宫抱斗》、《太和城》到《八义图》,再到《出汤邑》、《金沙滩》、《二进宫》,几乎每次演出历史戏,演员们都会向我强调这一点。

传统秦腔戏剧目确实是以历史剧居多,而且很大一部分剧目都是基于历史演义而发挥出来的,其中包含了一些历史真实的成分。虽然这些民间传说和曲艺作品中的历史,对很多历史研究者来说都是“戏说”、“歪说”,但在广大民间观众中却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传统的秦腔历史戏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赢得了演员和观众的“尊重”。特别是那些讲述民族英雄和忠臣烈士英勇事迹的历史戏,无论演员还是观众都会对其中的主人公抱有崇敬之情,而对奸臣逆贼则嗤之以鼻。典型的表现是,一出秦腔传统历史戏中,戏分最多的肯定是忠臣义士而不会是奸贼,团里台柱级别的须生演员很少饰演坏人,而演员也往往不愿以自己饰演反面角色的戏作为自己的拿手戏①。从观众的角度来说,他们一般不会为“坏人”的表演而鼓掌叫好,更不会为饰演反面角色的演员“搭红”、放鞭。②[9]72如秦腔传统剧目《八义图》(即《赵氏孤儿》———笔者注)演出时,饰演为救孤儿而慷慨赴死的卜凤、公孙杵臼、程婴等正义人物的演员都会被“搭红”、放鞭,而屠岸贾的饰演者,即使被有些观众称赞“演得好”,也不会得到这样的待遇。也就是说,戏曲的“教化功能”其实不仅仅是上层统治阶级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对戏曲提出的“非分要求”,也不仅仅是文人创作者从主观态度出发的“一厢情愿”,同时还是广大观众心中已然形成的一种观赏需求。戏曲在民间传播,确实起到了知识传播和道德培养的积极作用。戏曲剧目的“历史讲述”和“道德教化”特点,对地方民众思维方式、价值判断的培养和塑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也是戏曲地域性特点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而言之,戏曲“传统”的地域性特征,不仅体现在不同剧种形态各异的表演方式和艺术风格上,更体现在各剧种与他们所属地区民众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密切关联之中。我们不应该只站在“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保持戏曲艺术多样性”的艺术家和理论家的立场上,对如何保护、如何发展指指点点,而应该认识到,这种“多样性”的形成和发展首先取决于民众多样化的审美娱乐需求。应该首先弄清楚观众需要什么,并尊重他们的需要,给他们传承或者改变自己的“传统”的自由。

所谓“口头性”,是借鉴了英文单词Oral/Orality的译法,包括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承两层含义,在OralandIntangibleHeritage(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和OralPoetry(口头诗歌)这两个相关的重要概念中,“口头”(Oral)均同时包含这两层含义。有学者指出,应将其译为“口传”更为合适,[10]36诚然,“口传”固然强调了传承方式的非文字性和动态性特点,却忽略了艺术创作过程中的即兴发挥和口头创造性。因此,笔者以为,反倒是“口头”这个似乎比较含混的词语更有概括力。虽然借用了英文词汇,但并不是说中文语境中就没有这一概念;恰恰相反,我国文化传统中,强调“口头”材料价值的历史要更为久远:如汉语中“文献”一词中的“献”字,朱熹曰:“文,典籍也;献,贤也。”即,“文”原是指书面的文字记载,“献”则指博闻的贤人的口头传闻。[11]12可见,文化传统的“口头性”特点,是人类文明的共有特征。

曾有学者将戏曲归结为“语言的艺术”,并从“文学性”的角度对戏曲的“现代化”提出要求。自然,大部分戏曲剧目都有大量可以以文字的形式进行创作和记录的唱词、念白,从这个角度出发,认为“元杂剧”、“宋元南戏”、“明清传奇”和“地方戏”都是一种“戏曲文体的概念”[12]4,似乎也未尝不可。接着,如果从文学角度出发对戏曲的唱词和念白进行分析,认为其具有“诗的韵律、节奏”,从而将元杂剧、宋元南戏都纳入“抒情诗”[13]8的范畴,这个逻辑也大体不谬。这也是很多学者斥责清末以来以京剧为代表的地方戏,“使戏剧文学性和思想内容大大‘贫困化’”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14]5但笔者以为,即使考虑到戏曲拥有大量韵律化和节奏化的唱词和念白,故而承认“戏曲文学”的存在、承认“戏曲”的抒情诗本质、承认戏曲是在表达某种思想和情感,也必须认识到,这是一种“口头文学(Oralpoetry)”,它遵循着“口头诗学(OralPoetics)”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口头诗学”理论源自西方文学理论界对荷马史诗的形成及其传播形态的讨论,20世纪30年代,帕里和洛德在对南斯拉夫地区口头史诗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被后世命名为“帕里洛德”理论的观点。自此以后,有关口头诗学理论的方法,“已经影响了散布于五大洲的、超过了150种彼此独立的传统的研究”[15]5,这一理论在大量人类学调查材料的基础上,强调被传统的研究方法所忽略了的史诗文学的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播特性。“口头诗学”理论,对我们认识中国曲艺和中国戏曲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戏曲的成熟和完善得益于唱讲文学提供的足够多的、情节足够丰富的故事本事,当前许多盛行的剧目,无论是元杂剧、宋元南戏还是明清传奇、地方戏曲剧本,都和唱讲文学有很大的关联,甚至有学者提出,许多地方剧种完全就是在地方说唱艺术的基础上形成的。当然,有关唱讲文学对戏曲艺术所产生影响究竟有多大的问题,相关的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入;但可以肯定的是,戏曲从唱讲艺术中吸收了很多珍贵的养料,其中就包括“口头性”特征。由于唱讲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口头创作、口头传承的艺术样式,“一般来说,说唱的文本就是这样从无数艺人的口中产生的‘口头创作’的阶段成果”[16]48—49。对民间说唱艺人来说,“与文字相比,戏剧或说唱的词句首先是作为‘声音’存在的”,而且艺人还常常“得到师父口头传授书词”[17]84。即使对于现成的演出本,“艺人们也一般不将其书词全部背诵下来,而仅仅是记住其故事情节和成为‘赞’、‘套’、‘赋’的某种韵文就登场了”[18]87。那些认为戏曲源自唱讲艺术、戏剧剧本来自说唱文本的观点,至今有一个问题无法解释,那就是,为什么从说唱文本到戏曲“剧本”之间的“链条仍有一些缺环”?有学者将完善这些“缺环”的希望寄予“文献发现”[18],其实,这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戏曲艺人的口头创造。既然唱讲文学本身,允许艺人对底本进行口头的即兴创作,当它转为另一种形式不同却拥有更加突出的“表演”本质的艺术所用时,这种被实践证明极富创造力和实用性的创作方式,自然会被继承下来。从“口头诗学”的角度来思考,也更容易理解中国戏曲幕表制、条纲戏的演出形式何以成为可能。

总而言之,如果考虑到戏曲唱词、念白的“文学形式”,从文学角度理解戏曲的“传统”,这也未尝不可,但必须认识到戏曲剧本不仅仅“为上演而设,非奏之场上不为功”[19]1,而且是可以直接在场上以口头方式创作、并且以师徒之间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下去的。

戏剧是由“文本”和“表演”共同组成的一种“综合艺术”,两者缺一不可,互相依存。上文已经分析指出戏曲“文本”的口头性质,那么接下来,则需再来探讨“表演”的口头性质。事实上,用口头诗学的理论分析戏曲表演的口头性仍有一定的局限,因为舞台表演已经远远超越了口头讲述、口头表演的唱讲艺术范畴,而具有肢体表演艺术的特征。笔者此处只是借鉴口头诗学的理论思维,反对将戏曲艺术文本化、将演出凝固化,认为戏曲的舞台表演具有类似于口头表演的临场创造性和口头传承性特征。笔者在对宝鸡新声剧团及宝鸡秦腔民间演出形态的调查中发现,同样的一个剧目,从来不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演出。正如有老艺人明确指出的那样,有些戏“根本没有啥本子”,“不同班子有不同班子的演法”。唱词和念白部分尚且如此,具体的身段表演就更加具有灵活可变性了。新声剧团丑角演员杨宝国的表演就很能体现这一点,作为该团唯一当行的丑角演员,他饰演的刘媒婆、杨三小、花仁义、赵飞等角色,时常令观众捧腹大笑,而同样的这几个角色每一场他都有不同的演法、不同的台词和动作,每一场都会增加自己临时发挥的“活口”。当笔者问他这些活口是如何编排出来时,他笑着回答:“这都是胡说八道呢,没有啥道理。见啥人说啥话么!”但又随即严肃地说道,“虽然不存在编排那一说,可也不能真的胡说,要心里有底,说得干净利落、适可而止。”①

其实,理解戏曲的口头性特点,也只能是作为理解戏曲唱词、念白等语言性表演部分的一个新切口。凝结着更多戏曲“传统”的表演的口头性,则需要从另外的角度切入,那就是师徒之间“口传身授”的技艺传承方式。由于戏曲演出纯粹依靠演员高度技艺化、繁难化[20]的肉声演唱和肢体表演,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戏曲是完全诉诸场上的一种表演艺术。它的许多身段程式不仅无法用文字来记录、表达,甚至也是“口传”都说不清楚的。和其他所有类型的文化传统一样,在世代延传过程中的“那些弦外之音(over-tones),不言而喻的知识(tacitknowledge)成分,以及洞见之类不宜应用原理和规则的东西,是不能以明确的语言进行传授的,而要通过内心联想,通过对动作执行者的典型行为的移情来获得”[8]23。具体至戏曲艺术中,就需要老演员的亲身示范,也就是“心授”,演员们习惯称之为“带着走一遍”。演员“跟着铜器点子”、“跟着师父走一遍”之后,很多困惑便可以得到解决。

同样以宝鸡新声剧团为例,该团大部分年轻演员毕业于各类戏曲学校,三年的在校学习仅能掌握基本的表演技法,进剧团后,要想上台表演还需要由老演员对其作具体的指导,这种指导便都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的。笔者在调查期间发现,这种技艺传授行为可以随时随地发生,灵活性很强、形式也比较多样,比如年轻演员在台下观看老演员的现场表演,休息时听老演员“说戏”,等等。如今,随着各种视频影像资料的普及,年轻人还可学习其他知名演员的表演。但这样“看”、“听”、“说”仍然不够,还需要“做”,即老演员的动作示范和年轻人自己的舞台实践。总之,老演员的口传心授和年轻人的身体力行,是戏曲表演技艺得以传承的两个根本要素,二者缺一不可。这一点,从新声剧团老团长李扶中对现在大部分演员不认真练功,只想偷懒地看看、听听,“上台后学样样”的现象表现出的强烈不满也可以体现出来。正如他情绪激动地感慨道:“不是说所有东西都是你看就能看会的,这需要功夫,没有功夫,你演的就算是对的、没错,也不好看、不合式,行家一看就看得出来你这个演员的水平”②。

事实上,认为戏曲是“语言艺术”和认为戏曲是由“剧本”和“演出”共同组成的“综合艺术”这两种观点,笔者均不敢苟同。但上文仍然在肯定这两种观点的基础上分析戏曲“传统”的口头特征,只是为了强调认识“口头性”的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戏曲不仅仅具有口头艺术的特性,更是一种纯粹的表演艺术,无论是其体现为“文学形态”的唱词和念白、还是最终以“表演”为本质的成品———一次具体的演出,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舞台表演艺术就是一种“时间与空间的瞬间结合,它的本质就是intangible”,也就是“无形性”、“转瞬即逝性”①[21-23]。而戏曲之所以具有这种intangible之特性,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演员在场上的“在场表演”为主要创作方式,以师徒之间的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承方式,既不囿于剧本、灯光、舞美等物质工具,也不会停滞于任何一个固定状态,整个创作、传承过程都依赖“人”的创造力,长期处于不断更新、不断变动的发展过程中。

以剧种多样化和民间性为主要表征的地域性,和以口头创作为主要创作方式、以口传心授为最佳传承模式的口头性,是戏曲“传统”最为突出的两个特征。其中,剧种多样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至今仍然在继续。口头创作和传承的灵活性、创造性也体现出强烈的活态特性。因此,戏曲的“传统”绝对不是已经僵死的、固定不变的、“跟不上时代”的“旧传统”,而是内在的蕴含着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一种“活”的传统。遗憾的是,这一点却常常为传统戏曲研究所忽略。[24]96因此,笔者以为,回归“传统”,肯定“传统”的活态性和创造性,发掘古老“传统”对当下戏曲传承、发展的重要意义,从“传统”中汲取力量,是解决当前戏曲困境的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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