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路：精神需求 ，更高层次的追求 。

试论做一名合格的幼儿教师应具备的素质（和怎样才是合格的幼师一样的吧）幼儿教师是幼儿园教育的实施者，教师的素质直接影响着幼儿教育的质量，提高教师的素质是当前幼儿教育的当务之急。幼儿教师应具备哪些教育素质？一、要有正确的教育目的观作为教师应该明确究竟什么样的教育才是好的幼儿教育，才是高质量的幼儿教育。一直以来，幼儿教育都是以小学的预备阶段存在的，一些家长为了使自己的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信奉“提前开始、越早越好”的教育思想，要求幼儿园大量给幼儿教识字、拼音、书写、计算等等，甚至要求将小学书本内容提前灌输给幼儿。为了迎合家长的心理，一些幼儿园过多地关注了幼儿知识、技能的学习，而忽视了幼儿情感、态度、能力、习惯、兴趣的培养。这种幼儿教育剥夺了幼儿的童真童趣和游戏玩耍的权利，使幼儿失去了天真、烂漫的童年生活。其实，孩子早期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培养神童，而在于培养头脑灵活、身体健康、性格开朗、品质优秀、人格健全的孩子。高质量的幼儿教育应该是要让每一个人的潜质都得到充分的发展，幼儿能自主地做事、自信的生活，体验到在幼儿园学习是一件幸福的事。应让幼儿感到学习的过程是在追赶美丽的蝴蝶，而不是追赶随时可能会蜇人的黄蜂。在我们这个西部欠发达地区，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虽有所改变，但仍然存在，需要教师、家长继续转变教育观念，树立正确的教育目的观，还孩子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二、选择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传统的教学方式是以教师讲解为主，教师缺乏教具演示，缺乏图案色彩，缺乏生动的游戏，干巴巴的说教索然无味。课堂上，老师总会要求幼儿“小手放在小腿上”“小手背后，乖乖坐好不准动”等等，幼儿只能被动地接受教师的灌输。新《纲要》中指出：“幼儿园应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寓教育于生活和游戏之中”。要改变传统的注入式教育，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注重在游戏、生活中教育幼儿，集体、小组、个别等多种教学组织形式并用，争取家庭、社区的支持与配合，使幼儿在生动、活泼的活动中得到主动地发展。应允许幼儿自主选择活动内容和活动方式，允许自由选择伙伴，允许有自己的见解，调动幼儿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幼儿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作为幼儿教师，应清楚地认识到：儿童不是一个需要填满的容器，而是一个需要点燃的火把。三、形成合作探究式的师幼关系在传统的观念中，老师总是权威的化身，老师总是对的，传统的师幼关系就是：我说你听、我教你学、我讲你做。在师幼互动中，由于教师把自己更多地定位为管理者和控制者的角色上，因此，在不少时间，幼儿首先是不被允许发起互动信号的，如在进行集体教育活动中，幼儿首先要做到的是安静，而不是和教师发生交流和互动。又如，不少教师更为关注的是“班上是不是出事”、“有没有消极行为”，至于幼儿到底在干什么，或幼儿心理、情感上有什么特殊需要，教师并不在意；在师幼互动中，幼儿更多将自己定位为互动中的服从者，听从和遵守的成份更多，比如，要“好好和大人说话”、“想做什么必须向教师申请”等。教师没有把幼儿作为一个平等的个体，教师与幼儿之间缺乏情感的交流与互动。新《纲要》中指出：“教师应成为幼儿学习活动的支持者、合作者、引导者”，教师与幼儿应形成“合作探究式的师幼互动”关系。因此，教师与幼儿的关系是平等的，教师应尊重幼儿、信任幼儿。教师是孩子的合作伙伴，是玩伴，是与幼儿一起学习、一起成长的人。在幼儿园一日生活中，要求教师“蹲下来说话，抱起来交流，牵着手教育”，就是倡导师幼间民主、平等的对话关系。由于传统师道尊严思想根深蒂固，再加上本地区幼儿教师观念滞后，要真正形成合作探究式的师幼互动关系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四、赋予教师爱的魔力德国学者斯普朗格曾经将“爱”比喻为教育的“根”。在儿童教育中，“教育爱”不断滋养着儿童教育这棵“大树”，为其茁壮成长提供必需的各种“营养”，例如：教育爱可以满足儿童爱的需要，赋予教师神奇的“魔力”，是教育智慧永不枯竭的源泉等等。正是教育爱赋予了教师以神奇的魔力，使其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化消极为积极”以及“化不可能为可能”。没有教育不好的孩子，有时，对孩子的爱才是最好的教育方法。孩子都十分在乎老师的态度，不管是调皮好动的孩子，还是性格内向的孩子，有时，老师的一个微笑，一个拥抱，甚至一个赞许的眼神，摸摸他的小脑袋，拉拉他的小手，和他说上几句悄悄话，都会让孩子兴奋不已，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教育效果。古语道：亲其师则信其道。作为幼儿教师，千万不要吝啬自己的爱，因为你在给予孩子爱的同时，孩子也会用同样的爱来回报你。教师要把幼儿当作自己亲密的朋友，容忍幼儿的缺点，尊重幼儿的话语权，控制自己的情绪，做到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始终微笑地面对每一个孩子，热爱每一个孩子。有人说过这样段话：师爱，没有树高，没有花香，却有海的胸襟，山的脊梁，一个鼓励的眼神，一句赞赏的话语，一个温暖的微笑，也许就可以改变一个孩子。同时，教师要对每个孩子都报有期待，教师要相信每个孩子都有聪明的火花，都是可造之材。每个孩子都有它的优势领域和弱势领域，幼儿园里不存在谁聪明谁不聪明的问题，也不存在这个孩子有多聪明的问题，而只存在这个孩子在哪方面聪明的问题。幼儿园里没有“笨孩子”“坏孩子”的说法，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也是出色的。作为教师，就要善于发现孩子的优点和闪光点，对他们进行激发、鼓励增强其自信心，使其在弱势领域也有进步。“罗森塔尔效应”就证明了期待对人的重要作用，即“你如果把一般的学生看作天才，对待他如同天才，他果真成了天才”。五、具备学习和反思的能力每一位教师都应有一颗求知心。现代社会日新月异，各种新知识、新技能层出入穷，获取一劳永逸知识的时代已成为过去，在学习化社会里，幼儿园教师的生存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完善和学习过程。新时代背景下，要求教师要成为研究者、学者，而不单单是教书匠。如果我们还以陈旧落后的知识和方法去教人、管人的话，势必误人子弟。再加上，幼儿兴趣爱好广泛，好奇好问，这就要求教师必须迅速回应儿童的需求，及时满足他们的好奇心，维持儿童对周围事物与环境的探知兴趣，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周围事物。如果教师对孩子的问题一问三不知，也有损老师在孩子心目中的形象。教师要给幼儿一碗水，自己仅有一桶水是不够的，要成为涓涓的小河。因此，教师要有知识更新的紧迫感，利用点滴时间去学习。教师要学会反思。反思性教学是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途径，通过孩子在活动中的反应和表现，老师就能够分析出主题的选择是否符合幼儿的兴趣与需求，所确定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和所投放的材料是否适宜，教育的组织形式和教师的指导，是否有助于幼儿主动积极参与到活动中并获取知识经验，所有这些都需要老师进行反思。教师反思的过程，就是教师自我学习、自我提升的过程。波斯纳曾经指出，如果一个教师仅仅满足于获得经验，不对经验进行深入的思考，那么，即便有“20年的教学经验，也许只是一年工作的20次重复”。他提出一个教师成长的简要公式：经验+反思=成长。由于教师们整天埋头于组织教学、写计划、写总结、备教案等等，很少抬起头来去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与方法，因而缺乏自我学习与反思的观念与能力，不利于教师的专业成长。总之，幼儿教师要以新《纲要》为总旨，以促进幼儿终身发展为目标，加强自身的学习和反思，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能力，使自己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幼儿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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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环境 节约资源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有效利用能源、减少环境污染、降低安全生产事故频次，防止突发环境事件，确保生命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制定并执行环保政策和措施，致在保护环境的同时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已经成为我国民生工程的关注点。　　中国化工业价值链的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具有显赫的地位，但是，环境污染问题，在化工领域尤其是中小化工企业存在的问题，是不可懈怠和轻视的；改善化工安全生产和化学品安全管理体系，增强企业安全防患意识，提升环保部门的环境管理水平，从而更好地采取治理和应对突发环境事故，是当前急不可待的任务。　　我们能够借鉴国际最佳实践和企业成功经验，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提升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环保意识和能力，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地区区域性经济发展中，已经注意到了本位主义和牺牲环境为代价所带来的最终恶果，国家环保总局（现环保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开展的清洁生产运动、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示范项目，以促进中小型企业的认知和意识，足有收效。　　安全地生产、清洁地生产，企业的获益包括：提高安全生产、环保能力，降低事故、员工受伤和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以及改善与加强当地社区、工业、价值链、买方市场的综合效益，相关经验将作为成功案例，为中国企业的环保工作，提供宝贵经验。　　国际劳工组织估计，6亿人在受到包括环境问题在内的各种影响，每年约有230万男子和妇女与工作有关，包括近36万死亡事故，估计有195万宗与工作有关的疾病的疾病死亡。由此总总，全世界平均4%GDP的总量被消耗掉，有什么“低碳经济”可言呢？对于生病的工人的保护，每年的费用在持续发生，疾病和损伤引起的就业——不仅是劳工权利，而且是一项基本人权。　　对于中国，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而不危及后代人的利益，政府，地方政府和业界应制定和实施更加严厉的安全生产、清洁生产、高效利用自然资源等法规和政策，以减少对中国本土、人类环境的污染。　　国家对环境保护问题，包括环境污染的防治与控制、自然生态保护、核安全监管、环境安全保护等，政策应当先行。对于以省级主要领导执行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也应当充分利用经济杠杆策略，过去比较注重经济份额的考量，以“政绩”应迅速转为对国家法规和政策执行力的考量，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过程。

传学论文（这是我当年选修课的论文，得分不高，只有84，看看将就着用吧） 论文概要：介绍遗传，变异，生物物种多样性的概念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还有人类对生物资源的创造和利用状况。并且，在论述中强调了对这些生物资源的利用要合理适当，要保护自然界生物多样性。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遗传，变异及生物多样性的概念及其所包含的一些内容： 1．遗传：是指生物亲代与子代之间、子代个体之间相似的现象，一般是指亲代的性状又在下一代表现的现象。但在遗传学上，是指遗传物质从上代传给后代的现象。 2．变异：生物有机体的属性之一，它表现为亲代与子代之间的差别。变异有两类，即可遗传的变异与不遗传的变异。现代遗传学表明，不遗传的变异与进化无关，与进化有关的是可遗传的变异，后一变异是由于遗传物质的改变所致，其方式有突变与重组。 突变可分为基因突变与染色体畸变。基因突变是指染色体某一位点上发生的改变，又称点突变。发生在生殖细胞中的基因突变所产生的子代将出现遗传性改变。发生在体细胞的基因突变，只在体细胞上发生效应，而在有性生殖的有机体中不会造成遗传后果。染色体畸变包括染色体数目的变化和染色体结构的改变，前者的后果是形成多倍体，后者有缺失、重复、倒立和易位等方式。突变在自然状态下可以产生，也可以人为地实现。前者称为自发突变，后者称为诱发突变。但是自发突变通常频率很低，诱发突变是指用诱变剂（X射线，γ射线、中子流及其他高能射线，5-嗅尿嘧啶、2-氨基嘌呤、亚硝酸等化学物质，以及超高温、超低温等）所产生的人工突变。 3．生物多样性：指一定范围内多种多样活的有机体(动物、植物、微生物) 有规律地结合所构成稳定的生态综合体。 这种多样性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的物种多样性，物种的遗传与变异的多样性及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其中，物种的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它既体现了生物之间及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又体现了生物资源的丰富性。 另外，遗传（基因）多样性是指生物体内决定性状的遗传因子及其组合的多样性。物种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在物种上的表现形式，可分为区域物种多样性和群落物种（生态）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是指生物圈内生境、生物群落和生态过程的多样性。（1） 知道了遗传，变异及自然界生物物种多样性的概念，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它们之间的关系： 首先来看遗传与变异的关系：遗传与变异是矛盾的但又对立统一的关系。由于遗传而确保了生物的稳定性和世代延续性，是相对“不变”的；而变异是绝对的“变”，它使生物原有的特性发生改变，从而产生出新的生物性状或类型，为生物的进化与发展提供动力。没有变异，遗传只能是简单的重复，生物就无法进化。因此，在维持物种的稳定性上，遗传与变异是对立的。然而，没有遗传，变异就不能积累，新的变异就失去了意义，生物同样也不能进化。所以，在进化方面，遗传和变异又是统一的。 理清了遗传与变异的关系，现在再来看遗传和变异与自然界生物物种多样性的关系： 遗传与变异是自然界生物多样性的基础，是遗传和变异为生物的发展、进化提供了原材料。具体来说，遗传是生物稳定性的基础，变异是生物多样性的前提，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遗传和变异的共同作用下，自然界生物存在着多样性，同时各种生物又具有其自身的特点，能够与其它生物种类加以区分。总之，没有变异，自然界就不会多姿多彩，就不会有自然界的多样性；没有遗传，自然界就会处于无序状态，也不会有自然界的多样性。 （2）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遗传和变异与自然界生物物种多样性的关系，那么生物多样性有什么价值，人类又是怎样利用的呢？让我们来看看下面的资料： 一．1993年，联合国环境署组织专家编写的《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指南》中，将生物多样性价值划分为5种类型： 1．具显著实物形式的直接价值； 2．无显著实物形式的直接价值； 3．间接价值； 4．选择价值； 5．消极价值。（3） 二．表一： 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的价值分类系统 主要价值类型 直接使用价值 间接价值 选择价值或潜在价值 存在价值或内在价值 产品及加工品直接使用价值 服务价值 对人们提供效益的典型用途 林业，农业，畜牧业，渔业，医药业，工业，餐饮业，消费性利用价值 旅游观光价值，科学文化价值，畜力使役价值 有机物生产，维持大气平衡，物质平衡，水土保持，净化环境 潜在使用价值，潜在保留价值 确保自己或别人将来能利用某种资源或某种效益 从资料中可以看出：生物多样性是全人类共有的宝贵财富。生物多样性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药物、燃料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大量的工业原料。生物多样性维护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并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人们依靠生态系统净化空气、水，并充腴土壤。此外，科学实验证明，生态系统中物种越丰富，它的创造力就越大。自然界的所有生物都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每一种物种的绝迹，都预示着很多物种即将面临死亡。 生物多样性还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具有独特的作用，例如利用野生稻与农田里的水稻杂交，培育出的水稻新品种可以大面积提高稻谷的产量。在一些人类没有研究过的植物中，可能含有对抗人类疾病的成分。这些野生动植物如果绝迹，是人类的重大损失。另外，生物物种资源是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资源，也是农业发展的基石。每个生物物种都包含丰富的优良基因，基因资源的挖掘可以给国家带来财富，给人类带来文明。一个基因甚至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乃至一个民族的兴衰。矮秆基因的发现导致了全世界粮食生产的“绿色革命”；水稻雄性不育基因的利用，创造了中国杂交稻的奇迹；优质羊毛基因的育种应用直接繁荣了澳大利亚的畜牧业生产。过去数十年来，全世界植物新品种不断推新，粮食亩产快速提高，正是得益于生物物种及其遗传多样性的贡献。生物物种资源的拥有和开发利用程度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4） 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对于人类的生活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因为生物多样性如此重要，而生物多样性保护不仅能对当代产生最大的持续利益，而且还能造福子孙后代。因此，开展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成为各国政府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共同关注的主要问题。下面就让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措施主要有三条：(1)建立自然保护区。建立自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已成为世界各国保护自然生态和野生动植物免于灭绝并得以繁衍的主要手段。我国的神农架、卧龙等自然保护区，对金丝猴、熊猫等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和繁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建立珍稀动物养殖场。由于栖息繁殖条件遭到破坏，有些野生动物的自然种群，将来势必会灭绝。为此，从现在起就必须着手建立某些珍稀动物的养殖场，进行保护和繁殖，或划定区域实行天然放养。如泰国对鲜鱼的养殖。(3)建立全球性的基因库。如为了保护作物的栽培种及其它可能会灭绝的野生亲缘种，建立全球性的基因库网。现在大多数基因库贮藏着谷类、薯类和豆类等主要农作物的种子。（5） 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上，人类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比如说诱变，基因合成，转基因等）创造出更多人类生活所需的物种，从而满足人类各种各样的需求。另外还有一些方法可产生新物种，如利用激素处理，植物的组织培养技术，但它们要么无法产生新的品种，要么把产生的变异遗传下去，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效率。 19世纪初，孟德尔的遗传定律被重新提出； 20年代，美国人将杂交原理运用到玉米育种上，取得了显著效果； 40年代，育种的手段中又增加了杂交转导，转化的技术； 50年代，美国人发现了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模型，分子生物学开始发展； 70年代，中国将杂交原理应用于水稻增产，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现在，只要我们作好当下的生物资源的保护工作，当我们展望未来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到那时，生物资源的研究和利用将带给人类更多的财富！

老兄，你也太天真了，现在代写论文的一般价格每篇都在500元左右（两千字左右），你20分就想要一片原创的？告诉你500分都没人给你传！

在抗击疫情中，体现了中国思想实力的制度优势发挥了主导作用。这一思想力量是党的创新理论的科学指导。疫情发生后，习总书记亲自指挥部署疫情，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指示。这些重要讲话和指示，为抗击疫情提供了基本指导。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发挥了关键作用，发挥了制度优势。这种领导力量就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的先锋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人民的脊梁。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这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的真理。这一事实在防治艾滋病的斗争中再次得到证实。例文：新中国成立以来，新冠肺炎疫情成为我国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面对疫情带来的严峻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审视疫情，全面评估疫情，沉着应对。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14次，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4次。党中央迅速决定成立中央疫情应对领导小组，派出中央指导组，要求国务院在抗击艾滋病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中发挥协调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向党学习，向党学习，向军民学习，向东西南北学习，一切都是党领导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疫情防控工作明确集中、统一指挥、协调调度，形成了全面动员的战略格局，部署和全面加强疫情防控。中国抗击疫情的果断决策和坚强领导，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决策混乱、措施不力形成鲜明对比。抗击疫情的特殊实践让我们深刻认识到，我们党应对复杂形势和风险挑战的能力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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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对抑郁症的认识一、何为抑郁症抑郁症是由各种原因引起的、以抑郁为主要症状的一组心境障碍或情感性障碍，临床症状是抑郁心境、自我情境为中心。著名心理学家马丁·塞里格曼将抑郁症称为精神病学中的“感冒”。大约有12%的人在他们的一生中的某个时期都曾经历过相当严重需要治疗的抑郁症。抑郁症包括多种症状与体征，其中躯体方面主要表现为睡眠障碍、食欲改变、疲劳感、精神运动性迟缓或激越，心理方面主要表现为丧失自尊、有自罪感，注意力不集中，有自杀自伤想法等。二、抑郁症的发病率根据WHO的资料：目前全球约有21亿人患有抑郁症，并且该数据在不断增加。抑郁症是目前世界上最易致残疾的疾病之一，是所有疾病中自杀率最高的，全世界平均每年约有4%的成年人患抑郁性障碍，40%-80%的抑郁症患者不寻求治疗，导致抑郁症患者的社会功能受到明显影响，生活质量比正常人差。世界卫生组织曾发表的2001年世界卫生报告强调，抑郁症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疾患，到2020年时可能成为仅次于心脏病的第二大疾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和哈佛大学的一项联合研究表明，抑郁症已经成为中国第二大疾病。我国患抑郁症的人数众多且发病率高，自杀率高，中国疾病预防中心指出，中国目前大约有2600万抑郁症患者。抑郁症的发病率在逐年增加，我国抑郁症的患病率与欧美抑郁症患病率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三、抑郁症的病因随着社会发展步伐的加快，工作和生活的节奏也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人承受不住来自各方的压力而导致抑郁症，如产前抑郁、产后抑郁、青少年抑郁、老年抑郁以及各种疾病原因引起的抑郁症。抑郁症不仅影响患者自身的生活及身心健康，也间接影响其家人的生活及身心健康。虽然抑郁症的病因未完全清楚，但其发生、发展及转归均可能与社会心理因素、遗传、人体的生化变化及神经内分泌等有关。其中，遗传因素很重要，研究表明：家族中有患病者的人群发病率是一般人群的10-30倍，血缘关系越近，患病几率越高。祖辈抑郁起病越早，遗传可能性就越大，后辈年龄越小，抑郁的易感性就越大。还包括性别年龄因素：女性更易患抑郁症，近几年来，抑郁症平均发病年龄已降至24-26岁，约有6%-8%的青少年被诊断为抑郁。在工作中，曾经接触过用刀片割破自己手腕上的皮肤的学生，虽不至于抑郁症，但是也是因为承受不住压力，转而通过这种自伤的方法化解压力。四、抑郁症的自我预防生活在社会中，面对压力我们无可避免，但我们可以尽可能通过一些心理上的方法帮助自己避开这种心境障碍，比如自我减压，改变不适当的认知思考习惯或行为习惯；多接受阳光与运动；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写健康日志；找个能说说话的朋友；必要时找心理医生进行咨询；在医生指导下服用抗抑郁药物等。抑郁症主要改变的是人的情绪，不影响人的智力及身体发育。所以，已患抑郁症的患者完全可以放心，只要积极治疗，完全可以正常地生活工作。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第二位皇帝，他名字的意思是“济世安民”。汉族，陇西成纪人，祖籍赵郡隆庆(今邢台市隆尧县），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诗人。即位为帝后，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努力学习文治天下，有个成语叫“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就是说他的，他成功转型为中国史上最出名的政治家与明君之一。唐太宗开创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经过主动消灭各地割据势力，虚心纳谏、在国内厉行节约、使百姓休养生息，终于使得社会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宋太祖赵匡胤（927年－976年11月14日），中国北宋王朝的建立者，庙号太祖，汉族，涿州（今河北）人。出身军人家庭，高祖赵朓，祖父赵敬，赵弘殷次子。948年，投后汉枢密使郭威幕下，屡立战功。951年，郭威称帝，建立后周，赵匡胤任禁军军官，周世宗时官至殿前都点检。周世宗柴荣死后，恭帝即位。建隆元年（960年），他以“镇定二州”的名义，谎报契丹联合北汉大举南侵，领兵出征，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代周称帝，建立宋朝，定都开封。历史证明，赵匡胤是一位英明仁慈的皇帝，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杰出人物，是永不消逝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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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春节，原本是一个阖家团圆的日子，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病毒给打断了。那病毒叫“新型冠状病毒”，是一种会人传人的可怕的病毒。　　1月28日下午，有一群最美逆行者，踏上了支援武汉的路途，他们就是我们长兴中医院的医护人员，我们可敬的“白衣天使”。面对疫情，他们不顾个人的安危，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就这样战斗在一线，他们是人民群众健康和平安的忠实守护者，也是我们心目中的坚强不屈的勇士。　　他们奉献的每一丝温情，每一份关爱，每一滴汗水，每一份真情，都不求任何回报。在国家有难的时候，他们挺身而出，一直都在无私的付出，是我们大家最好的榜样！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　　正因有他们这样无私奉献的付出，我们才会拥有健康、幸福的生活。　　在此我要向每一位“白衣天使”致敬！

唐朝（618年~907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朝代之一，也是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　　李渊于618年建立了唐朝，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首都，后来又设洛阳为东都。其鼎盛时期的公元7世纪时，中亚的沙漠地带也受其支配。在690年，武则天改国号“唐”为“周”，迁都洛阳，称神都，史称武周，也称“南周”。直到705年唐中宗李显恢复大唐国号。唐朝在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后日渐衰落，至天祐四年（907年）梁王朱温篡位灭亡，共延续了289年，传了21位皇帝（加武则天则为22位皇帝）。唐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有辉煌的成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文化方面，当时的东亚邻国包括新罗、渤海国和日本的政治体制、文化等方面亦受其很大影响。　　军事方面，在继北魏破柔然之战之后，唐朝又一次取得了中原王朝对大漠部落的军事上的巨大胜利。　　经济方面，到了唐玄宗时期，唐朝经济已经远超过了同一时期的拜占庭以及阿拉伯。　　“唐”这国号是晋的古名，泛指今山西省的中心地域。传说君主尧号称“陶唐”氏。周朝时在现今湖北省有一小国唐国。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为北周八柱国之一，佐命有功，被追封为“唐国公”，爵位传至李渊，隋代周后，累官居太原留守，起兵后，李渊自称“唐王”，后废隋帝杨侑遂建“唐”朝。 唐朝灭亡后，五代的李存勖所建的后唐和十国的南唐都自称是唐朝的承继者而用“唐”作为国号。事实上他们的皇帝与唐王朝并无血缘关系。　　唐朝皇族李氏自称出自汉族的赵郡名望,同时李氏家族也是陇西军事贵族。陇西李氏从秦代开始就是中国著名的武将军人世家。这个家族涌现过西汉飞将军李广等著名将军。不过也有人对此说法表示怀疑，认为唐朝皇族李氏为鲜卑血统。而《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则称唐朝皇族李氏是老子李耳的子孙，十六国的西凉开国君主李暠亦是其远祖。北周时期，奉行关陇集团的本位政策，李氏改成“大野氏”，这是一个新创立的姓氏。北周灭亡后，又恢复为李氏。　　唐朝连同隋朝被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是相继于秦汉之后的中国第二帝国时期，日本历史学者则普遍认为唐朝是中国“中世”时期的结束。唐朝国力在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因此华人也被称为“唐人”，现今西方华人聚居处也被称为“唐人街”。　贞观之治　　太宗时期将为突厥所支配的蒙古高原纳为势力范围，唐朝北方的诸民族专称李世民为天可汗。内政方面承继了宰相制，发展完善和确立了后世运用的三省六部和科举选士制，又推行均田制，实行租庸调制，他不计出身，网罗了一大批精明强干的大臣，不论降将或建成旧臣，他也一一重用。例如魏征，为前太子建成的幕臣，太宗登位后不计前嫌，而且事事也听从魏征的劝练。这时期社会秩序安定，经济繁荣，历史上称为“贞观之治”。其政绩的总结《贞观政要》成为日本和朝鲜的帝王教科书,亦为后世君主模彷学习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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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愤：屈原以来的迁谪文学传统 迁谪（或谓贬谪）文学究竟始于何时，学界尚无定论（注：或以为源于《周易》、《春秋》，或以为起于《诗经·小雅·四月》，又或谓当从屈原始，严格意义上的迁谪文学当以后说为是。），但以屈原作为中国文学史上较早的最具代表性的典型迁谪诗人，则是众所公认的。屈原遭谗被逐，而始终抱穷守志，伏节死直，忠君爱国，尽心竭智，为后来的迁谪诗人树立了理想的人格范式。他那凄恻的怨愁、沉痛的忧惧和极度的愤忿，为后世的迁谪文学奠定了传统的基调。从现存的二十余篇赋看，篇篇充满着恐、悲、伤、哀、怨、愤、忿，郁邑、愁苦、伤怀、永哀、忧心、轸怀、郁结、烦冤、怛伤、惨郁等字眼，可以说忧思与怨愤是屈原迁谪之作围绕的核心与主题。他忧，忧楚国之倾危，“恐皇舆之败绩”（《离骚》）；忧年岁渐老，功业无成；“恐美人迟暮”、“恐修名之不立”（《离骚》）；忧小人占先，闭塞言路，“恐导言之不固”（《离骚》）；忧国势削弱，哀“民生多艰”（《离骚》）。他怨，怨怀王听信馋言，不辨忠奸，“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所信馋而齑怒”（《离骚》）、背信弃义任性多变，“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离骚》），不察实情亲奸远贤“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惜往日》），“与余言而不信兮，益为余而造怒”（《抽思》）；怨世道不公，世风浇薄，善恶不分，嫉贤妒能，“世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恶”（《离骚》）。他愤，愤斥党人苟安偷乐，祸害国家，“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而险隘”（《离骚》）；贪得无厌，嫉妒成性“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各兴心而嫉妒”（《离骚》）；结党营私，残害忠良，“邑犬之群吠兮”（《怀沙》）、“谣诼谓余以善淫”（《离骚》）；颠倒黑白，悖理枉法，“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离骚》）；谄谀献媚，伪装作态，“外承欢之＠①约兮，谌荏弱而难持”（《哀郢》）。他甚至激愤地表示心底的绝望，要弃国而去，离都出走，“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离骚》）。忧、怨、愤，既是屈原流放生活中的情感特征，也构成了屈原迁谪文学的核心内容。它们之间有着某种相倚相生的辩证关系和逻辑联系。忧而生怨，怨而生愤，怨愤之发便形成了《离骚》，形成了屈赋，形成了迁谪文学。这正如屈原在《惜诵》开篇中所说的：“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说，怨愤精神是屈赋的灵魂，是迁谪文学共同的普遍特征。尔后千年中，迁谪诗文多不出此范围。 西汉贾谊，贬为长沙太傅。长沙乃卑湿鄙俚之地，湘水乃屈原投江之所，谪住于此，自以为寿不得长，故引屈原自喻，追怀伤悼，写成了《吊屈原赋》、《fú＠②鸟赋》、《惜誓》、《旱云赋》诸篇，宣泄他深沉的忧惧与怨愤： “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③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以上《吊屈原赋》） “黄鹄后时而寄处兮，鸱枭群而制之；神龙失水而陆居兮，为蝼蚁之所裁。”“悲仁人之尽节兮，反为小人所贼”。“非重躯以虑难兮，惜伤身之无功。”“伤诚是之不察兮，并纫茅丝以为索。”“惜余年老而日衰兮，岁忽忽而不反”（以上《惜誓》）。 “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fú＠②鸟赋》） 忧时忧国忧性命，怨君怨人怨命运，怒斥小人，悲愤难遏，一如屈原。不仅赋的抒情文体形式一致，而且许多语句词汇都相同。难怪从司马迁以来都并称“屈贾”。这说明，他的贬谪文学从情感内容到表现形式都是与屈原的怨愤传统一脉相承的。 魏晋六朝，世事纷乱，时局动荡，流离转徙，已成了士人的家常便饭。贬谪之苦，反而难得引起太多的关怀，因而迁谪诗文也相对显得沉寂。但人们朝不保夕的生活，加剧了诗人的恐慌心理，于是，迁谪诗文中忧惧之情加深，执著精神减弱，比之屈原，已是忧多愤少。历刘宋、南齐和萧梁三朝的诗人江淹，曾被贬官建安吴兴（今福建浦城）令三年，是个正宗的迁谪文人。他在谪中写下的《恨赋》、《别赋》、《泣赋》、《待罪江南思北归赋》等，幽怨凄楚，令人不忍卒读。如云“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坠心，迁客海上，流戍陇阴，此人但闻悲风汩起，泣下沾襟，亦复含酸茹悲，销落烟沉。”（《恨赋》），其中颇有身世漂零、畏惧忧戚之感。虽然少了激愤，但忧怨的传统基调并没有改变。 如果说魏晋六朝因为时局动荡，迁播流徙与居官安位之间的反差并不很大，因而在贬谪文人心中引起的震撼相对乏力，而没有产生出典型的迁谪诗文的话，那么有唐一代就是迁谪诗文的极盛时期了。大体因为李唐开国以来，生产力发展迅猛，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很快拉大，边鄙蛮荒还停留在刀耕火种、茹毛吮血的原始时代，而中原的富庶，尤其是京都长安的经济文化却出现了高度的繁荣，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不啻有天壤之别。又由于唐代的文人们把仕宦当成人生的唯一追求，成为实现个人生命价值的唯一取向（这一点与宋、元文人不同），因而相当畏怕遭贬流放的打击。史载当过宰相的韦执谊害怕南谪，连岭南的地图也不敢看。（注：《旧唐书·韦执谊传》载：“初，执谊自卑官，常忌讳不欲人言岭南州县名。为郎官时，尝与同舍诣职方观图，每至岭南州，执谊遽令去之，闭目不视。及拜相，还所坐堂，见北壁有图，不就省，七八日，试观之，乃崖州图也，以为不祥，甚恶之，不敢出口。”韩愈《顺宗实录》卷八亦有同类记载。）著名文人上官仪、李峤、苏味道、宋之问、柳宗元、李德裕等都是经不起生活和心灵的双重磨难，在南方贬所赍志而殁的。连平日里傲骨铮铮、豪气万丈的李白，一旦长流夜郎也变成了“愿结九江流，添成万行泪”（《流放永华寺寄寻阳群官》）的低徊。至于韩愈，更是一贬而准备就死，嘱侄孙“好收吾骨瘴江边”，只是一片凄楚。早年抨击权豪最切，“惟歌生民病”的白居易，一经贬谪，便已“面上消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躲到庐山与僧人结社唱和，诗酒度日去了。可见，迁谪之于唐代文人，无异于灭顶之灾。要在如此巨大的生活落差中经受住生命和心灵的磨难，保持平衡乐观的心态和积极向上的精神，是非常困难的。因此，绝大多数的唐代迁谪文学作品，仍然是以“怨愤”为基调的。大体上是凄怨的倾诉或激愤的抗争。这两个路数仍然没有突破屈原骚怨范围。张九龄以名相罢为荆州长史，便有瘴疠之叹，拘因之思，所作《感遇》诗三十九首，“托讽离鸟，寄词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刘禹锡《读张曲江集》诗序），柳宗元出为永州司马，于是，“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古今评论家一般都承认“柳子厚幽怨有得骚旨”（施补华《岘yōng＠④说诗》见《清诗话》）。 由上我们可以看到，自屈原至中唐的千年之中，中国的迁谪诗歌大体在“怨愤”格局中发展。直至刘禹锡出，始以另外一种风貌面世。 豪健：刘禹锡对“怨愤”传统的突破 迁谪文学历经千年之后，到刘禹锡手里，有了较大的突破，他不仅以巴山楚水二十三年的时间，刷新了中国文人遭贬期限的最高记录，而且以豪迈乐观的精神，创造了迁谪诗歌豪壮劲健的崭新风貌，打破了迁谪文学沉湎于幽怨、孤愤的套数，开辟了迁谪诗歌写作的新路径。永贞遭贬对于刘禹锡的打击可谓是致命的，他有一百条理由怨恨、沉沦或遁世。因为他从小在皎然灵澈等名诗人“孺子可教”的赞扬声中长大。早年又科场得意，“贞元年中，三忝科第”（《夔州刺史谢上表》），赢得了“驰声溢四塞”（《谒枉山会禅师》）的美名。作官之后，又深得执政者的信任和重用。而正当他雄心勃勃，有所作为，以日复千信的热情全身心投入工作（注：卞孝萱《刘禹锡年谱》永贞元年附录据《云仙杂记》卷五所引《宣武盛事》云：“顺宗时，刘禹锡干预大权，门吏接尺书，日数千，禹锡一一报谢。绿珠盘中，日用面一斗为糊，以供缄封。”）的时候，却遭到了“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宪宗纪上》）的谪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刘禹锡内心的伤痛是如何的刻骨铭心，自然可以想见。他在《上杜司徒书》中写道：“湘沅之滨，寒暑一候，阳雁才到，华言罕闻，猿哀鸟思，啁啾异响。暮夜之后，并来愁肠，怀乡倦越吟之苦，举目多似人之喜。俯视遗体，仰安高堂，悲愁惴＠⑤，常集方寸。”“受谴以还，行及半岁，当食而叹，闻弦尚惊。”但是诗人没有被击倒。他没有以泪洗面，灰心丧志，也没有隐逸江湖，傲啸林泉，更没有留连诗酒，嘲风弄月，甚至也没有停留于呼冤叫屈，倾泄激愤，而是以豪迈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有悲而不哀，有怨而无悔，绝不沉沦，绝不颓废。在贬谪的诗文里，他寄情的山水是明丽清新的。他纵目洞庭，看到的是“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望洞庭》） 湖光月色，一派明净，绿水青山，相映成趣。这与张说贬在岳州时“日见孤峰水上游”（《送梁六自洞庭山》）的一片愁人秋色有着显然的不同。禹锡还有更著名的《秋词二首》，写得天朗气清，远胜春光，分明地凸现着诗人爽朗豪迈的心境，奋发向上的精神，旷达乐观的生活态度。在异乡的山水中，他常常是“凝睇万象起，朗吟孤愤平”（《秋江早发》）。这与“有泪皆成血，无声不断肠”（《南中别蒋五岑向青州》）的张说，也是大异其趣的。他眼里的民俗多是新奇可爱的。武陵人的端午竞渡，采菱御客，阳山祭神，他都描写得有声有色，惟妙惟肖，充满着欢乐愉快的气氛；朗、夔男女的踏歌，更写得情趣盎然：“灯下妆成月下歌”、“振袖倾鬟风露前”、“月落乌啼云雨散，游童陌上拾花钿”（《踏歌词》四首）。而对这些蛮风俚曲，诗人不仅没有感到“呕哑嘲哳难为听”（白居易《琵琶行》），而且以极大的兴趣参与其间，亲临其境。一个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和官吏，不是出于对生命的热爱，对生活的憧憬是不可能置自己被贬的痛苦于度外而深深爱赏异乡风情的。 他心中的前途是光明可期的。在迁谪远州的漫长的二十三年里，他虽然也难免有过感伤和悒郁，但往往能在思索中积极振起，始终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充满希望与信心。他赞美经过砥砺，重为利刃的佩刀，“故志复还，宝心再起，既赋形而终用，一蒙垢焉何耻？感利钝之有时兮，寄雄心于瞪视。”（《砥石赋》）借此表达他百折不挠的劲节与待时而起的雄心。谪居朗州五年后，他曾收到元稹赠送的一根壁州竹鞭，便写诗酬赠说：“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何时策马同归去，关树扶疏敲镫吟。”（《酬元九侍御赠壁竹鞭长句》）借咏赞竹鞭，表达自己坚贞、正直的耿介个性，寄托重返长安的迫切愿望。直至晚年，诗人依旧保持着积极进取的锐气和坚贞不渝的志节：“闻说功名事，依前惜寸阴”（《罢郡归洛阳闲居》）、“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赠乐天》）的自强不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莫羡三春桃与李，桂花成实向秋荣”（《乐天所寄咏怀且释其枯树之叹》）的通脱识度；“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酬乐天咏老见示》）、“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始闻秋风》）的豪迈壮烈，无不表现出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他献身的事业是正义可为的。刘禹锡之所以对前途充满信心，并不是指望当朝有替君换相的人事变动，而是他始终坚信自己从事的革新事业是正义的，有利国民，是没有罪的。这一点也与很多诗人遭贬之后的认识态度不同。贾谊说：“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吊屈原赋》），韩愈说：“致汝无辜由我罪，百年惭痛泪阑干。”（《去岁自刑部侍郎以罪贬潮州……过其墓留题驿梁》）“我今罪重无归望，直去长安路八千。”（《武关西逢配流吐蕃》）“而我抱重罪，孑孓万里程。”（《次邓州界》）柳宗元亦屡云：“余以愚触罪，谪潇水上。”（《愚溪诗序》）“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寄许京兆孟容》）“罪恶显大”（《上江陵赵相公所著文启》），“罪大不可解”（《与杨京兆凭书》）。在《献平淮夷雅表》中开篇即云：“臣负罪窜伏，违尚书＠⑥奏十有四年。”虽然他们未必从内心真承认自己有罪过，但至少是口头上“检讨”了的。可刘禹锡的迁谪诗文中从来没有流露过负罪感，哪怕是口头上也不大言罪。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横遭诽语，为谗言所伤，“人或加讪，心无疵兮。”（《子刘子自传》）所以，尽管他一再上书，求人振淹，却总是坚持申明“祸起飞语，刑极沦胥”（《上中书李相公（绛）启》），“飞语一发，胪言四起”，“始以飞谤生衅，终成公议抵刑。”（《上杜司徒书》）即使是在皇帝面前，他也敢于辨明这一点。他在《谢上连州刺史表》中说“臣有微才，所以嫉臣者众，竟生口语，广肆加诬。”直到他去世前所写的《子刘子传》中，还是毫不含糊地认为，当年投身的那场革新运动“其所施为，人不以为当非。”因此，在诗文中他绝没有悔罪的表示，只有对谗言飞语的反击与嘲讽：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再游玄都观》）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九首》之八） 诗人自比真金，是建立在自知无罪的心理基础上的。他相信历史终究会吹去“狂沙”般的谗言，还我真金的面貌。这种坚定信念倒是与屈原很相近。屈原也是不认为自己有罪的，“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哀郢》）。本无罪于是才敢怨、才敢愤，才能心里坦荡，豪迈爽朗。刘禹锡就是用这样的情感格调开拓了迁谪文学的新境界。 值得注意的是刘禹锡的豪放又与李白的豪放不同，李白的“豪”更多的是一种疏狂，多带一种浪漫的乐观，刘禹锡则不同，他的“豪”建立在对现实生活的理性认知基础上，有着严缜的社会生活逻辑，经得起哲理和生活的同时考问。比如，刚遭贬谪，他就在《桃源行》中借渔人的形象揭示了“桃花溪满水似镜，尘心如垢洗不去”的污浊现实与美好理想之间的尖锐矛盾，否定了桃花源避世、遁世的文化传统。总结了“直道由来黜”（《酬杨八庶子喜韩吴兴与予同迁见赠》）和“主张其时”（《何卜赋》）的历史规律，对政治斗争的必然性和长期性表现了清醒的理性认识。有了这种理论认识和思想准备，他才能“蹈道之心一，而俟时之心坚”（《何卜赋》），才能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外贬中“于铁尚铮铮”（《历阳书事七十韵》），自觉地坚持美好的理想和正义的事业。肖瑞峰先生曾把刘禹锡的豪健放在唐宋大家中进行比较，他认为“李白的豪，更多地表现为‘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狂放；杜牧的豪更多地表现为‘十载飘然绳检外，樽前自献自为酬’的放荡；苏轼的豪更多地表现为‘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旷达；辛弃疾的豪更多地表现为‘欲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激愤；刘禹锡的豪……更多地表现为……豪迈……亢奋……昂扬。”（《刘禹锡诗论》），我以为此五子中与刘禹锡之风最为接近的是苏轼和辛弃疾。但他比苏轼更多一份执着，比辛弃疾又多一份通脱，所以亢奋而不狂躁，悲愤而不沉沦，洒脱而不放浪，执着而不拘泥，他是离现实人生最近的诗人。他的人生态度最少偏执，既不高蹈出尘，又不哀伤消沉；既保持积极进取的锐气、又保持着相对开朗豁达的心态。这种心理态势和人格品质是怎样形成的呢？换句话说，是什么原因使得刘禹锡能以豪健风格打破迁谪的怨愤传统呢？ 个性：刘禹锡打破怨愤传统的原因 从战国至中唐，上下千余年，为什么刘禹锡独能以豪健之风打破以怨愤为核心的迁谪文学传统，与其说这是中唐时代的赋予，倒不如说是刘禹锡独特个性的产物。

旅游文化的历史本真性（一） 旅游文化蕴含真实的历史文化。历（厯）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字形，就是一只脚，表示人穿过树林。汉代徐慎所著的《说文解字》里便说：“历，过也，传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艺术、宗教、神话、法律、风俗以及其它社会现象。”（英国IB泰勒）旅游文化作为一种历史和文化，应该“真实”，这种真实，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是靠拉几个“洋专家”，“土权威”捏造、篡改的历史。在这场“丝路起点”争论中。河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河南大学易学考古研究所所长蔡运章在古籍《穆天子传》找到了佐证：西周时期穆天子从洛阳出发，西游到昆仑山会见西王母。这种带有传奇色彩的“佐证”，只能是传说而已，笔者认为并不能构成历史文化的真实场景。获取历史本真的方法很多，特别是“丝绸之路”作为涉及气象、宗教、贸易、艺术等方面的特质“旅游产品（旅游资源）”，更应运用现代的考古方法进行科学断定，通过多方面寻找史料，多方论证，才能还原其本真性。（二） 旅游文化的真实性也是相对的。要绝对复原“丝绸之路”是不可能的。在研究时，我们应尽可能的在现阶段考虑周全。在张骞出使西域前，也有零碎的丝绸资料可走。蔡运章先生认为，早在张骞出使西域前，丝绸之路已经开通。商代时期，中原到西域就有一条“玉石之路”，安阳殷墟富豪墓以及洛阳一些富豪墓里出土的玉器有不少是来自新疆的和田玉。事实上，商州时期，直至张骞出使，长安以西是蛮荒之地，汉朝对此冷淡，甚至有放弃掉“凉州”的打算。我们研究问题，要用哲学的观点，应该分清主次和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关系。研究“丝绸之路”要首先确定其历史概念上的内涵和外延。唯有张骞是代表大汉政府主权国家出使西域的，这是其一；学术界认可研究丝绸之路的起止时间和起止路线已有定论，就应在这个范畴内深入研究，这是其二。丝绸之路陆路有三条，在历史中有过演变，但应有一个公认的界定。当然，我们不应反对历史的置疑和推敲，但任何一种颠覆是要有根据的。所以，旅游文化的本真性是相对的，应考虑旅游、历史、文化三者的最佳结合。这样才有研究价值和意义。一些考古的东西仅限于历史的范畴，对旅游文化的作用应有所选择。经过慎重考虑，中国专家目前侧重于主张以张骞出使西域时间为起点，清中期为时间终点，这一主张在“新疆会议”上基本被中亚沿线国家接受。（三） 旅游文化的历史本真性还表现在它的“真实性”不受政府及其媒体的歪曲。政府出于政治目的，经济意识或者为了迎合某种观点、理论，主导宣传、媒体轰炸，造成旅游文化的历史本真性在体验、传播中褪色或者变味。西安、洛阳媒体报道时各有偏颇，缺乏“中立”立场，这也许是为了制造新闻“卖点”。但有点“祸国殃民，贻误子孙”。洛阳媒体在对“新疆会议”上的《初步行动计划》表述有意篡改，这种“黑色幽默”有悖于职业良知。旅游文化主体从心理上需要真实的历史文化，旅游文化作为一种学术探讨，不应将民间调查上升到学术依据。旅游客体应反映客观的历史文化，旅游文化媒介需要掌握、了解真实、准确、最新的历史文化。我们应尊重旅游文化的历史本真性，探首溯源，赋于客观真实历史意义上的旅游文化，才能发展本地、本区域、本民族的旅游文化。旅游文化的市场商品性（一） 旅游文化作为一种旅游主体、客体、媒介各种关系的总和，在初期表现为旅游资源，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旅游产品。一旦形成旅游产品，其市场商品性随之而来。“丝绸之路起点”之争，说白了是一种旅游资源、旅游产品与旅游文化之争，西安、洛阳两城市都想站在文化的“高地”，用“丝绸之路起点”这种旅游文化世界知名品牌支撑自己的城市文化，塑造城市良好的品牌形象，让城市在整体竞争中获胜。（二） 旅游文化应该在市场上商品化，但不能违背旅游文化的真实历史。西安、洛阳之争，不仅仅看到联合国对丝绸之路沿线城市的经济援助，还在于旅游产品的进一步开发，城市文化内涵的提升。在今天，各个旅游城市利用文化品牌进行城市经营，加快国际化旅游城市进程中，应尊重旅游文化的真实历史，走市场化道路，不要大肆铺张，大建一些虚无的城市广场、城市标志等，违背商品的市场价值规律。（三） 旅游已成为城市的“名片”，旅游文化更是“名片”的“芯片”。西安、洛阳两城市渴望自己的城市明确定位，希望早日打造城市的旅游文化品牌，应该按照旅游、历史、文化的规律办事，并要分析、研究旅游文化的特殊性，保护城市的历史文化风貌，不要一方面大搞古城拆迁，一方面大搞新城建设。笔者看到西安、洛阳两个城市及两个城市在旅游文化经营方面旧城已经破坏十分严重，新城的快速建设让旅游文化消失殆尽。所以说，旅游文化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应统筹考虑，从城市的色彩定位、形象等各个方面来最终确定自己的特色。例如，北京的胡同文化，广东的汉奸别墅，湖南的清代妓院遗址，长安古乐等等旅游文化内容（类别）应有选择性的接收或者传承。七、结尾西安、洛阳两城市争夺“丝绸之路起点”这一事件，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两个城市对旅游文化的重视，旅游文化已成为旅游城市的核心竞争力，“走向共赢”是最好的选择，但这种选择，不是打着中华民族“和为贵”的旗帜，漠视旅游文化历史本真性的选择。也不是为了保住洛阳加入申遗名单，在“不影响西安”的前提下，将始点由西安东移至洛阳。丝绸之路在世界的商贸、文化、交流上是有重要作用，当前，商贸交易有“回潮”趋势，备受沿线各国关注。其申遗工作是一项复杂的、巨大的工程，任何一国无法单独申报，申遗工作应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据悉，这个政府关于丝绸之路申遗的准备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西安作为起点城市，在重新设立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汉长安城、唐大明宫、西安碑林等将作为丝绸之路的捆绑项目出现；丝绸之路在甘肃省全长1600公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考察组对天水麦积山、武威文庙、天梯山石窟、张掖大佛寺，以及嘉峪关和魏晋墓等文物点进行了重点考察，包括10处石窟、6处古建、7处古遗址、4处古墓葬在内的物质遗存，被列入了申遗保护方案；作为丝绸之路的必由之路，新疆已经启动了近两年的对沿线遗址的调查、研究、保护工作除了陕西，甘肃和新疆三省，将河南（洛阳）也纳入了丝绸之路申遗项目单位，但并不是以“丝绸之路起点”的名义纳入的，主要还是考虑了其丝绸之路的遗迹。笔者考虑，可能是为了全面展示丝绸之路的演变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甘肃在打“丝绸之路”品牌上也下了很多功夫，如成立甘肃省丝绸之路协会，办《丝绸之路》杂志，新疆，陕西也不例外。丝绸之路已成为一种驰名世界的旅游品牌，例如举办“丝绸之路国际模特大赛”等等，影响甚广。关于旅游文化及其历史所谓本真性和市场的商品性问题，笔者只是泛泛而谈，希望能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也希望更多的师长们加入到研究旅游文化学科建设、基础理论、发展探究等等问题的队伍中来，不断创新，为发展中国特色的旅游文化尽自己一点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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