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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本书教学视角下的《红楼梦》人物赏析：观念与方法——以“刘姥姥”为例文 | 李煜晖【摘 要】人物赏析是《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教学的重要内容，教师要把“心理性”和“功能性”的人物观结合起来，在梳理人物行为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展开性格探究和功能诠释。以刘姥姥为例，行为梳理要注意区别分析对象和关联对象，分别提炼其关键事件和典型表现；性格探究要注重“果因推理”，设计由连续性问题构成的“探究主线”；功能诠释可从“人物互衬”“环境透视”“情节推动”等视角展开，并最终归结到作者对人物设定的整体思考上。【关键词】整本书教学 《红楼梦》 人物赏析 刘姥姥当代叙事学研究认为，因为小说家的创作旨趣各不相同，人物赏析也应遵循不同观念：在以塑造人物为主要目的的小说中，人物是具有心理可信性或心理实质的“人”，赏析人物应聚焦其性格的剖析与评价；在主要靠故事情节来吸引读者并借以表达题旨的小说中，人物作为“行动者”或“行动素”，是从属于情节的，赏析人物应聚焦其叙事功能。只有在将人物与事件有机结合的作品中，“心理性”和“功能性”这两种人物观的互补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1］ 《红楼梦》正是这样一部将人物刻画与故事演进融合得天衣无缝的作品。作者既能在次第展开的一幕幕故事中塑造大批真实可感的“圆的人物”［2］，又能把人物的悲欢际遇编织成经纬纵横的“生活之网”，使大大小小的叙事单元或情节碎片前后相属、因果相连，给读者带来“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阅读体验。因此，红楼人物赏析有必要把两种人物观结合起来，在梳理人物行为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展开性格探究和功能诠释。受限于篇幅或课时，很多教师在《红楼梦》节选文教学中缺乏对人物行为的系统梳理；对人物性格的探究也往往只从肖像、语言、心理、动作等局部描写入手，其结论也大多是浅表的、碎片的和静态的，不利于揭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整体性和发展性；对人物功能的诠释更是囿于一章一节，难以使学生领略全书“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艺术魅力。统编教材把《红楼梦》列为教学书目，为红楼人物赏析拓宽了课程空间，对教学实施也提出了更高挑战。综上，本文以学界公认的“性格复杂、神采独具”［3］且“体现作者多元写作策略”［4］的刘姥姥为例，探讨整本书教学视角下红楼人物赏析的观念与方法。一、《红楼梦》人物行为的梳理“行为”指人物的行动或作为。和那些人物甫一出场就附带作者“论赞”的古典小说不同，《红楼梦》是“不把个人态度带进小说”的，或者说作者有意地保持着一种认同“主人公的独立性、内在的自由、未完成性和未论定性”的“客观态度”［5］，让人物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表现其性格、发挥其作用。因此，尽管红楼人物的种种行为都是虚构的，赏析时却可以视为最主要和最可靠的文本事实，梳理这些事实是人物性格探究和功能诠释的前提。特别是在整本书教学中，学生虽然事先未必读过《红楼梦》，但对红楼人物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感性认识，这些认识往往道听途说或来自改编的影视作品，与原著内容存在相当大的差别，缺乏行为梳理，势必造成分析和评判先入为主甚至将错就错。同时，红楼人物赏析长期受到“索隐派”和“自传说”的影响，或牵强附会地搜罗史料以证红楼人物所影射的历史原型，或考证红楼人物与曹氏宗族的对应关系，这些明知《红楼梦》是小说却非要当成史料来研究的做法，犯了缘木求鱼、求深反惑的错误。［6］很多学生不明就里或受好奇心的驱使，偏偏对此情有独钟。因此，梳理人物行为在分析方向上亦能起到纠偏作用。行为梳理要根据小说特点选择适当方法。《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长篇小说是粗线条的，作者把主要人物的传奇故事按时间顺序拼合起来，梳理难度不大。《红楼梦》则由粗犷渐入细密，作者着眼日常生活，“一路有意无意，东拉西扯，便皆叙出”，“顺笔便墨，得空便入，间三带四，一支笔做千百支用”［7］，这种并不聚焦核心人物和传奇事件的“去中心化”的写作，使人物与人物、事件与事件常常交织在一起，给梳理工作造成很多障碍。首先，要从赏析目的出发把“分析对象”和“关联人物”区别开来。“分析对象”即需要解读的人物形象，他（她）是由赏析者根据研究兴趣确定的；“关联人物”即与分析对象发生直接交往的其他人物形象，取决于文本内容。其次，要把“关键事件”和“典型表现”区别开来。关键事件是对人物故事的概括，因为故事总是一环套一环的，这种概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分成宏观、中观、微观等不同层面，其价值在于把人物行为收拢起来。典型表现是在关键事件中被作者突出、放大或强化的特定行为，从叙事学的意义上说，就是作者本可以不提却偏偏提到、本可以略写却偏偏详写、本可以那样写却偏偏要这样写的内容，这些内容有别于那些为推动叙事进程而不得不泛泛交代的东西，是作者专门提点读者留心注意的。据此，梳理工作可以划分为层次井然、并行不悖的两部分：一是梳理分析对象的关键事件和典型表现，目的在于聚焦分析对象本身，为其性格探究打好基础；二是梳理关联人物的关键事件和典型表现，目的在于观察分析对象引发了他们怎样的连锁反应，为其功能诠释打好基础。假定以刘姥姥为分析对象，她的关键事件从宏观上讲就是“三进荣国府”。“一进”在第六回，是来“打抽丰”的；“二进”在第三十九至四十二回，是来送瓜果蔬菜的；“三进”或是曹公之意，但续作写得琐碎了——一次是凤姐病重托孤（第一一三回），一次是营救巧姐儿，藏匿乡下（第一一九回），一次是送巧姐归府（第一二零回），一次是受邀进府，为巧姐儿做媒（第一二零回）。这样算下来，物理意义上是“六进荣国府”了，但从艺术构思上看，后四次都围绕巧姐儿展开，仍可算成一次。从中观上讲，续作不论，至少第一次、第二次进荣府都可以做进一步切分。第一次包括“与女婿狗儿议事”“见周瑞家的”“见平儿”“见凤姐”“与周瑞家的告别”等，第二次包括“见平儿”“与贾母叙谈”“游大观园”“为巧姐儿取名”“辞行”等。微观层面还可以继续切分。以脍炙人口的“游大观园”为例，贾母、刘姥姥一行先后游览了沁芳亭、潇湘馆、紫菱洲、秋爽斋、蘅芜苑、藕香榭、栊翠庵、省亲别墅、怡红院等，每一处或行走、或座谈、或赏景、或宴饮、或行令、或听戏，刘姥姥对景、物、人、事都有“考评”，且在众人面前都有一番“表演”，可以择要概括出来，如“满头簪花”“宴前戏谑”“行牙牌令”“醉卧怡红院”等。至此，我们就把握住了分析对象刘姥姥在书中大大小小的事件，它们囊括了人物的行为，构成了梳理的纲目，接下来就可以把“典型表现”填充到微观层面的关键事件中了。“典型表现”的选取需要读者的慧眼，教师不妨先做示范。例如秋爽斋宴罢，刘姥姥看着李纨与凤姐儿对坐着吃饭，叹道：“别的罢了，我只爱你们家这行事。怪道说‘礼出大家’。”话音刚落，凤姐和鸳鸯就赶忙道歉了。刘姥姥发出这样的感叹，反映出她性格的某些侧面。作者不写这段话丝毫不影响故事进程，但写了这段话，刘姥姥才是刘姥姥，否则真成了黛玉口中的“女篾片儿”了。再如刘姥姥初见凤姐，到了求帮的当口，能说会道的她却突然有口难开，只得推板儿道：“你那爹在家怎么教你来？打发咱们作啥事来？只顾吃果子咧！”这种看似反常的表现准确体现了她此刻的处境和心境。总之，我们以刘姥姥为中心，将她的关键事件和典型表现以文字或图表等形式梳理出来，也就理清了她在整本书中的行动轨迹，占有了性格探究的主要素材。梳理关联人物的关键事件和典型表现与对分析对象所采取的方法相似。《红楼梦》在人物与人物、人物与事件之间建立了深层次、多维度的复杂关联，这里所谓的“关联”只是与分析对象之间的显性关联。刘姥姥初见凤姐时，贾蓉突然到访，凤姐与贾蓉的交谈在时空上与刘姥姥存在显性关联，可视为关联人物凤姐儿的关键事件；刘姥姥在贾母面前信口开河而宝玉信以为真，竟派茗烟去荒村破庙祭拜所谓“茗玉小姐”，两事虽不属同一时空，但后者是由分析对象的言行直接引起的，可视为关联人物宝玉的关键事件；巧姐儿与板儿争佛手，并非由刘姥姥的言行直接引发，但板儿是刘姥姥的外孙，由刘姥姥带进荣府，有此前提，可视为关联人物巧姐儿的关键事件。刘姥姥宴前戏谑，引得贾府夫人、小姐们哄堂大笑，各有各的笑法；刘姥姥游大观园，所到黛玉、探春、宝钗等姑娘的闺房，各房有各房的布置，各人有各人的接待；刘姥姥进贾府，所遇平儿、鸳鸯、袭人等大丫鬟，各有各的身份和谈吐。凡此种种，皆可视为关联人物的典型表现，一一填充到各自的关键事件中去。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我们把分析对象刘姥姥的关联人物摘取出来，把他们的关键事件筛选出来，再将典型表现填充进去，将赫然发现“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个人家”的老妪对整本书竟有如此重要，学生诠释人物功能的兴致和素材也就齐备了。二、《红楼梦》人物性格的探究“性格”一般指人物的个性和品质，性格探究是“心理性”人物观支配下的人物赏析的主要内容。有学者认为，曹雪芹几乎在全体人物的性格刻画和性格刻画的各个方面，都贯彻了其旨在表现性格的真实、完整、丰满的现实主义的观念与方法。［8］正因如此，红楼人物的性格呈现出与绝大多数古典小说、现当代小说乃至外国文学名著迥异的特点，这些特点对人物性格分析提出了很高要求。第一，红楼人物性格具有多种构成要素，这些构成要素在不同故事情境中发展为性格的多个侧面，人物因之露出不同“面相”。简单从道德层面臧否为“好人”或“坏人”，或者单纯用某一种“典型性格”涵盖人物的全部性格［9］，都不能准确揭示人物性格的丰富内涵。第二，红楼人物性格的多个侧面并非生拉硬扯地杂糅在一起，看似矛盾的性格或前后有别的面相在心理层面具有内在一致性，所表现的恰恰是一个个“真人”和“全人”。解释复杂性格的统一性，追求人物性格评价的整体性，是红楼人物性格探究的重要任务。第三，从呈现方式上来说，作者不是机械地用一个情节表现人物性格的一个侧面，也不是一次性地表现出人物性格的全部内容，而是尽可能立体地在一个情节中展现人物性格的多个侧面，并且在全书中有条不紊地呈现出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来。所以，从不同维度厘析同一情节以获得对人物性格的多元理解，并有意识地关注人物在整本书中的“性格发展史”，也应引起读者重视。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好的人物分析运用的一定是溯源式的“果因推理”，即从具体可感的文本内容出发，引导学生自下而上、循序渐进地建构人物的整体形象，领会作者人物塑造的匠心，而不是用给定的结论支配学生的探究过程，使其仅仅从事演绎式的因果推理。因此，尽管学术界已经对众多红楼人物性格做了充分阐释，但这些研究成果只适合用作帮助学生探究人物性格的辅助材料，教师的着眼点还应该放在以学生为主体的探究过程的设计上，而这一过程设计必须找到一条契合红楼人物性格特点及其特殊表现形式的主线，以避免出现支离破碎或浅尝辄止的情况。假定我们已经引导学生完成了对分析对象的关键事件和典型表现的梳理，则探究主线可以由以下连续性的研究问题（任务）构成：（1）这些关键事件及其典型表现反映了人物性格的哪些侧面？该研究问题旨在激发学生开放性思维，表达对人物性格的多元理解。（2）这些性格侧面是否可以归并、整合到一起，或者说它们是否具有兼容性？那些看似不兼容的性格侧面集于人物一身是否具有合理性？这组研究问题旨在引导学生发现矛盾，并通过对矛盾合理性的解释，理解人物性格的内在一致性。（3）纵观全书，分析对象的性格是否发生变化？总的来说，他（她）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请描述并给出评价。这组研究问题旨在引导学生观察人物性格发展过程，表达对人物的整全理解。（4）相比其他作家，《红楼梦》在刻画人物性格方面有哪些突出特点？试举感触最深的几点加以说明。该研究问题旨在引导学生从对人物性格的探究转向对作者写人艺术的探索。围绕这一探究主线的教学活动可以采取灵活的方法。以刘姥姥为例，对问题（1），我们不必把三进大观园的所有关键事件及典型表现都拿到课上，完全可以让学生选择几件事、几种表现深入讨论，教师对脱离语境或不能自圆其说的作答给出指导。例如，在第四十二回篇首，刘姥姥认为老太太和巧姐儿抱恙是因为“遇见什么神了”，需要看看“祟书本子”，如果学生据此指摘刘姥姥“封建迷信”，显然是脱离了历史的和文本的语境的——在书中无非是借以表现刘姥姥“有年纪的人经历得多（凤姐语）”罢了，后文请她给巧姐儿起名也是由此而起。当学生逐渐掌握了概括人物性格侧面的思路和方法，余者就可以分工完成，最后把各组观点汇总起来。研究问题（2）是关键所在。我们把学生得出的形形色色的观点整合起来，会发现大量看似矛盾之处：刘姥姥朴实忠厚而又巧滑识趣，见少识寡而又应对得体，求亲靠友而又知羞重义，笨嘴拙舌而又妙语频出，本性自尊而又出乖露丑……凡此种种，归根结底是生存环境和交际环境的冲突造成的，也反映出交际目的和交际对象对人物行为的制约。刘姥姥是乡下人，虽则年轻时见过一点世面，但大多数时间生活在农村，生存环境决定了她性格中的一些侧面，如朴实忠厚、求亲靠友、见少识寡等。当她迈进钟鸣鼎食的贾府，所遇的又皆是高人一等的上流人物，她必须用“谄谀”的言行达成“打抽丰”的目的，于是她凭借因年齿而得的“洞明世事”“练达人情”演出了一幕幕活剧。可以说，特殊的交际环境和交际目的改变了她固有的行为模式，激发出她性格中的另一些侧面，如夸张做作、滑稽卖弄等，但这些毕竟发生在“不情愿”而又“不得已”的情况下，间或流露出腼腆和尴尬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曹雪芹的伟大不仅在于写出了生存环境和交际环境对人的影响，而且展现出特定环境下人物性格“常态”和“异态”共存的面貌。更其难能可贵的是，刘姥姥二进荣国府时比第一次更加自然和自如，体现出心智成熟的老人对陌生环境的适应力。遗憾的是，世人不能得见曹公写刘姥姥三进荣府的传神之笔，续作又难以为继，但仅这“两进”也足够教师引导学生领略刘姥姥复杂性格的内在一致性了。红楼人物是说不尽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故对研究问题（3）的处理，教师要尊重学生主观建构的权利。随着人物之间的熟稔和贾府的衰落，刘姥姥与贾府中人的交往方式逐渐“平等”起来，那些供人“取乐”的性格渐渐淡化，知恩重义、老成练达的本色占据主导，其整体性格是变中有不变而不变中又有所变化的。学生只要能根据文本信息对其“全人”形象分析成理即可。研究问题（4）可请学生自选古今中外的小说进行比照，教师推荐研究文献，帮助学生深入、系统地学习写人策略。三、《红楼梦》人物功能的诠释功能指的是从行动过程意义角度定义的角色行为。［10］虽然功能分析也是在讨论写人艺术，但与性格分析关注的焦点不同。性格分析重视作者如何通过“正面描写”“侧面烘托”以及“肖像描写”“动作描写”等具体手法表现人物的内在品质，而功能分析则存在“重事而轻人”的研究倾向［11］，更多关注作者怎么利用人物来讲述故事，或者说人物在故事进程中以及表达效果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12］。这些作用隐藏在具体描写背后，需要读者有意识地以作者为对话对象，并借助一定的写作理论完成对其创作意图的诠释，因而功能分析比性格分析更加复杂，也更抽象。《红楼梦》对主要人物的命运归宿和彼此的纠葛影响有通盘考虑，对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环境和矛盾关系有全景式的审视，对事件的前因后果和故事的进程安排有系统性的思考，从任何单一视角诠释人物功能都有“盲人摸象”之嫌，故有必要把分析对象置于与小说要素的互动关系中研究。首先，要关注人物与人物之间的互衬功能。《红楼梦》是在“众多的人物关系的网结”［13］中写人的，交往行为一旦发生，参与其中的人物的性格都得到鲜明表现。既然作者在一个事件中写活了多个人物，使读者有“同台飙戏”的感受，我们就有义务揭示分析对象是如何刺激和表现关联对象的性格特征的。刘姥姥初进荣府，先后与周瑞家的、平儿、凤姐等人发生交往，特别是在被凤姐接待时，写刘姥姥笔墨少，写凤姐笔墨多。作者通过一系列神态、动作和语言描写，写出了凤姐打发很不熟悉又是突然到来的“远亲”时的骄矜、精细和干练，脂砚斋评之为“凤姐正传”，是很有眼光的。从功能诠释的角度，我们可以说刘姥姥对凤姐起到了映衬作用，这种作用是相互的，把分析对象转向凤姐，她同样也对刘姥姥起到了映衬作用，只是作用机制不同罢了。刘姥姥二进荣国府如同一次集中“展览”，在“两宴大观园”“醉卧怡红院”等情节中，贾母、王夫人、凤姐、黛玉、宝玉等主子，薛姨妈、宝钗、妙玉等客卿，鸳鸯、平儿、袭人等丫鬟，对待刘姥姥的态度和方式各不相同，可谓各有各的身份、各有各的体面、各有各的性情。贾母的风趣幽默、凤姐的见机而作、黛玉的尖酸刻薄、宝玉的温柔痴情、妙玉的清高做作、袭人的顾全大体等，都得到了丰富或强化。其次，要关注人物对环境的透视功能。和 《巴黎圣母院》等外国名著不同，《红楼梦》从不把环境和人的活动分开来写，而是以人的活动为主线，让读者通过人物的眼睛感受和理解环境特点。刘姥姥就是作者精心安插在书中的一双“眼睛”。透过这双眼睛，我们看到了贾府日常生活的奢靡。不论顶庄稼人一年生活的螃蟹宴、用十几只鸡来配的茄鲞、一两银子一个的鹌鹑蛋，还是各种各样极其考究的服饰和器物，无不使刘姥姥以及我们这些与刘姥姥见识相仿的读者大开眼界。透过这双“眼睛”，我们看到了贾府真实而复杂的人际关系。例如刘姥姥称赞黛玉的房间像公子的书房，贾母不予置评，坐下之后又一直和王夫人、凤姐聊纱窗的颜色，随后“一径离了潇湘馆”。对宝钗则不同，贾母因见岸上清厦旷朗，主动问道：“这是你薛姑娘的屋子不是？”进房之后看见陈设朴素，又感叹“这孩子太老实了”，忙命人把体己器物拿来摆设。两相对比，贾母对钗黛的冷暖好恶不言自明。再如鸳鸯因在贾母生活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获得众人的重视、平儿因为是凤姐的“助手”而获得行权的资格、袭人与宝玉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等，也都通过刘姥姥的介入而被读者感知。透过这双眼睛，我们看到了大观园的全貌。作者第一次写大观园，是贾政带宝玉和众清客游园，彼时大观园只是初具规模；第二次写大观园是元妃省亲，此时大观园修建完成，装饰已毕，但宝玉和“群芳”未曾定居；刘姥姥进大观园恰是在众人搬进不久，读者正是借着刘姥姥的眼睛，随着贾母等人的脚步，对诸事齐备的大观园熟悉起来的。透过这双眼睛，我们还能看到贾府整体的盛衰变化。如果说第一回中甄士隐家族的“小兴衰”是对贾府“大兴衰”的一种隐喻，刘姥姥三进荣国府就是现实层面贾府不断没落的“活见证”。此外，贾府伦理的败坏也可窥见端倪，如刘姥姥初进荣府时看到的凤姐与贾蓉的暧昧等。总之，贾府作为一种特定环境，其方方面面都通过刘姥姥的视角展现给读者了。再次，要关注人物对情节的推动功能。人们常说某个人物推动了情节发展，这种说法非常笼统。因为只要有新的人物出现，作者必须给他安排专属情节，这些“分内之事”是情节的组成部分，不是情节的推助力——所谓“推动”，应指人物在本传之外发挥的影响。功能诠释者不仅要看到这些影响，还要揭示影响产生的具体路径。例如“栊翠庵茶品梅花雪”一节，刘姥姥陪贾母来到妙玉处品茶，凡刘姥姥与诸人的对话都不属于“推动情节”，真正被推动的情节是妙玉借此机会把宝、黛、钗三人拉到耳房内品茶。这段故事又可分成两部分：一是四人共饮、共论；二是黛玉和宝钗离开后，妙玉和宝玉的独处。两部分既写出了四人各不相同的性格，也集中表现了妙玉对宝玉的特殊感情。这种情况是刘姥姥本传自然触发的关联人物的情节，“触发”即是影响发生的具体方式。刘姥姥游园，随口大赞景色如画，贾母遂命惜春把园子画出来。刘姥姥走后，惜春果然跟诗社请了一年的假来完成这项工作，还发了不少牢骚。这些是刘姥姥本传引发的后续情节，“引发”即是此影响发生的具体方式。巧姐儿与板儿争佛手，“小儿常情，遂成千里伏线”［14］；刘姥姥为巧姐儿取名，也为其运命埋下伏笔。刘姥姥本传之内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情节没有触发或引发新的故事，但与后文存在若隐若现的联系，这些“伏笔”或叙事学所谓“预叙”，即是此影响发生的具体方式。指导学生诠释人物功能，可以请学生在自由讨论的基础上建构“人物互衬”“环境透视”“情节推动”等操作概念，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直接讲授并举例说明，然后请学生探寻新的例子或别的功能。无论何种教学路径，最后都要归结到一个总的问题上——全书对人物的整体设定，这是作者的构思之源。作者在刘姥姥出场前特别点出，贾府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从刘姥姥说起“倒还是头绪”。小人物刘姥姥何以成为“头绪”？作者在随后的介绍中突出了她的五个“人设”。第一，刘姥姥是“穷人”，穷人才要“打抽丰”，这给了她进贾府的动机；穷人没见过世面，才更能暴露贾府之奢，并且引起贾府上下的好奇。第二，刘姥姥是“老人”，久经世故让她有了达成目的的能力，也使她具备了被贾母接待的条件。第三，刘姥姥是“亲人”，亲人才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过来，兼是凤姐儿一支的亲人，才有了托孤的可能。第四，刘姥姥是客人，加上她“亲人”和“老人”的身份，才会有两宴大观园的故事。第五，也是最重要的，刘姥姥是“女人”，唯女人可以深入闺阁——当然，宝玉是例外的。万事万物离不开一个“理”字，正是这种高明的人物设定赋予了刘姥姥等人物发挥多重功能的合理性。本文旨在为教师提供红楼人物赏析的框架思路，实践层面需要强调三点：《红楼梦》人物众多，不必把每个人物都作为分析对象，择其二三开展专题研究即可；红楼人物有主有次，在行为梳理的基础上，主要人物宜侧重其性格分析，次要人物应侧重其功能分析；教学过程不必完全按照“行为—性格—功能”的顺序，可就关键事件和典型表现设计综合性学习任务。总之，鉴于《红楼梦》（原著）别开生面、独步古今的艺术成就，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提高《红楼梦》整本书教学中的人物赏析质量，将给小说阅读教学带来“一览众山小”的效果。参考文献：［1］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1-［2］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苏炳文，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59-［3］李希凡，李萌传神文笔足千秋：《红楼梦》人物论［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7：463-［4］许文荣从《红楼梦》的书写策略论刘姥姥角色的微妙性［J］红楼梦学刊，2010（4）［5］ 张洪波比较诗学视野下的《红楼梦》“人物·人情”观［J］红楼梦学刊，2008（5）［6］ 俞平伯索隐与自传说闲评［M］//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7］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190-［8］［13］滕云曹雪芹典型观初探：《红楼梦》人物性格刻划的艺术成就［J］红楼梦学刊，1979（2）［9］［11］李桂奎中国古代小说人物研究方法的嬗变及其转型之路［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3）［10］ 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故事形态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6：［12］谭光辉论小说人物分类法［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14］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高中语文传统文化名著专题教学实施策略研究”（编号：20YJA880026）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100875）本文原载《中学语文教学》2022年第1期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学语文教学”作者简介李煜晖，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首批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语文）学术委员会秘书长，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修订课题组专家，北京市名师工程学术导师。著有《探索和发现的旅程——整本书阅读之专题教学》《高素质文科人才培养的实践探索》等。特别鸣谢敦和基金会文章原创｜版权所有｜转发请注出处公众号主编：孟琢 谢琰 董京尘责任编辑：刘桐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区别在于有责任两字之差

图书的责任编辑由出版社指定，一般由初审者担任。初审（图书的审稿是编辑工作的中心环节，稿件交来后，初审、复审和终审工作，三个环节缺一不可)应由具有编辑职称或具备一定条件的助理编辑人员担任(一般为责任编辑)，在审读全部稿件的基础上，主要负责从专业的角度对稿件的社会价值和文化学术价值进行审查， 把好政治关、知识关、文字关。要写出初审报告，并对稿件提出取舍意见和修改建议。

责任编辑是:一是责任编辑的“编辑”是什么?二是责任编辑的“责任”是什么?因为这两方面认识上还不很明确，工作中还不很一致。� 按照《图书质量保障体系》的规定，“图书的责任编辑由出版社指定，一般由初审者担任”，“初审，应由具有编辑职称或具备一定条件的助理编辑人员担任(一般为责任编辑)”。可见责任编辑是担任初审的编辑或助理编辑。通常的理解也是这样的。但是现在也有编辑室主任、正副总编辑(含高级职称人员)担任责任编辑，或与其他编辑人员一起担任责任编辑的。还有一种策划编辑，未见规定，在实际工作中出现越来越多，并公开署名于书名页。策划编辑是不是责任编辑，与责任编辑是什么关系：指导的，平行的，相互联系或相互隔绝的。� 上述情况的出现，说明对责任编辑的概念要进一步界定。责任编辑是书稿的初审者，这是确定的，但担任责任编辑的人员，不限于编辑或助理编辑，还包括编辑室主任和具有高级职称的编辑人员，即所有的编辑人员。现在实行书号控制，各出版社统计“有发稿权的编辑”，就包括了各类编辑人员。策划编辑的地位，有待法规确定，我的意见，策划编辑也是责任编辑。《图书质量保障体系》规定：“出版社的全体编辑人员应认真履行编辑职责，积极参与选题的策划工作。”这说明责任编辑也应参与策划，策划是责任编辑的份内之事。既然全体编辑人员都可担任责任编辑，都应参与策划，又何必另设策划编辑，使“策编分离”呢。� 同时需要明确的是，担任责任编辑的编辑室主任和具有高级职称的编辑人员，他们审读的书稿是不是同样要坚持三审制?现在的情况大都是一人包审至多是两审。我们不能把担任责任编辑者的职务和地位与三审制相对立。《图书质量保障体系》规定：“要切实做好初审、复审和终审工作，三个环节缺一不可。三审环节中，任何两个环节的审稿工作不能同时由一人担任。”原因无须多说，做过编辑工的人都能认识这样规定的必要性。高水平作者的书稿都要由出版社进行三审，这是为了防止疏漏，“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由室主任和具有高级职称编辑人员初审的书稿不等同于他们复审、终审其他编辑人员初审的书稿，如果不坚持三审制，易于出现差错。因此，他们初审的书稿同样需要由符合规定的其他编辑人员复审和终审。现在还有一种聘请社外专家担任责任编辑的做法，不仅同样要坚持三审制，还应要求社外责任编辑切实履行责任编辑的全部责任，不能仅仅看看稿了事。� 还想说的一点是，出版社是文化单位，不要搞“官本位制”。编辑室主任、总编辑不是官，与普通编辑之间是业务指导关系，这种上下级关系与行政机关不同。大学里有些著名的专家并不是系主任、院长和校长，而只是一名普通的教授，但不影响其职称和待遇。出版社可不可以有一些具有高学历和高级职称的普通编辑，不一定要他们当室主作或总编辑。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在评聘职称时不要把初级、中级和高级职称的人数比例定得太死，允许普通编辑中具备条件的也可晋升高级职称，并给予他们与其职称和贡献相适应的待遇。出版社需要大量人才，而职务岗位有限，不可能都去当“官”，故须破除旧的用人机制，广泛吸引容纳人才。优秀的著名的普通编辑多了，图书的质量便有了保障，出版社的声誉和影响便会不断扩大。再说说责任编辑的责任。《图书质量保障体系》是这样规定的：责任编辑负责“初审……在审读全部稿件的基础上，主要负责从专业的角度对稿件的社会价值和文化学术价值进行审查，把好政治关、知识关、文字关。要写出初审报告，并对稿件提出取舍意见和修改建议。”“除负责初审工作外，还要负责稿件的编辑加工整理和付印样的通读工作……消除一般技术性差错，防止出现原则性错误；并负责对编辑、设计、排版、校对、印刷等出版环节的质量进行监督。”规定很明确，但有些单位却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例如以“目标责任管理制”为名的利润包干，就迫使编辑不得不用主要精力跑发行，跑码洋……，而难以履行应尽的职责，这是导致图书质量不高、结构失衡、人才难以成长、买卖书号屡禁不绝、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还有如前述的“策划编辑制”，把策划编辑和文字编辑分开，地位不同，待遇有别。如果策划编辑只是策划选题不负责审稿，文字编辑不参与策划，策划的意图怎样能够实现，图书质量怎样得到保证。这样做，割裂了编辑工作的整体性，违反了编辑工作的规律，是不可取的。西方国家设立策划编辑或组稿编辑，但他们仍然负责审稿，而且相当严格，同样是一本书的责任编辑。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说明这点，请参见隋祥先生所写《编辑的首要职责是什么?》(载《出版科学》1999年1期)，这里就不重述了。除了上述情况外，还有一些影响责任编辑履行职责的做法。责任编辑是出版社的细胞，激发其活力，是保持出版社生命力持久不衰的源泉。责任编辑不能尽责，积极性受到种种制约甚至扼杀，智慧和才华得不到充分发挥，长此以往，何从谈出版业的兴旺发达。� 责任编辑在书名页上署名，是为了昭示责任编辑的责任，他究竟要负什么责任，书名页上不可能列出，但在读者心目中他却是要对图书编辑工作负全部责任的。这种有限责任与无限责任的错位，使责任编辑处于有苦难言之境。这里既有前述的制约编辑不能尽责的诸因素，又有责权不一致的问题。《图书质量保障体系》中关于责任编辑负责对出版各环节的质量进行监督的规定，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权利，从目前情况看，这项规定是难以落实的。1991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对编辑作品由编辑人享有著作权，图书出版者在合同约定期间享有专有出版权等作出了规定，但对编辑权利的保障还是不很充分的。由些引起的一些著作权纠纷，使出版社和编辑有理难伸。我国出版业不同于西方出版业，编辑的把关责任重大，权利要相应得到保障。� 关于责任编辑的责任的规定是明确的，问题在于贯彻执行不力和编辑责权不相适应，还有编辑素质不高、管理松弛等。不解决这些问题，就编辑责任谈编辑责任是难以奏效的。

责任编辑一般是负责每一个门类统筹，责编一般是由高级编辑来担任，或者是具备相当经验的编辑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