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大学史论文,1500字

浅谈孙中山三民主义系统性　　20世纪初，孙中山总结了历史教训，吸取了前人成果，顺应了主张反侵略和改革的各派势力互相接近的趋势，进行了思想创新。他认识到，要想使中国摆脱殖民阴影，克服积贫积弱，必须改变一盘散沙的局面，使各阶级各阶层中不甘沦亡人们的力量不致因内耗而使民族的总体力量下降。要解决中国社会的再组织问题，必须有一面共同的旗帜，这就是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是用革命手段推翻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清政府，力求避免被帝国主义“共管”或“瓜分”的命运，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首先，他吸收西方近代民族观，探讨了民族的起源、定义和本质。指出，民族的形成来自五种自然力，即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把民族的产生与经济、文化和风俗习惯等因素联系在一起。其次，他以西方近代政治观来论证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认为“民族主义就是为国家自由”，就是林肯所说的“民有”。再次，他参照西方近代民族理论，提出了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设想。指出中国应效法美国，把中国各民族融合成一个中华民族。　　民权主义：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是以国民革命为手段，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平等、民治、民主立宪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实行政治的民主化。他以自由、平等、博爱来解释三民主义，认为国民革命就是“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自由、平等、博爱既是三民主义思想的精神支柱，也是民权思想的具体体现。只有全体国民都具备民权思想，认识到自己的职责，才能建立起真正的民国。怎样才能使民权发达？他认为应培养人们的集会观念和能力。数千年来，封建统治者严禁人们集会，剥夺了人民的政治权利，致使中国人不具备集会的原则、条理、习惯和经验，成为“一盘散沙之民众”。这种国民素质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必须改变。他在建设民权主义理论和设计国家政治制度时，还吸收了孟德斯鸠提出的互相制衡、防止专制的分权理论。在《民权初步》一书中，他提供了详细的民权程序，大到集会的组织和原则，小到每一个细节，告诉人们如何开会、发言、表决，如何当会议主席，如何作提议等等，甚至罗列出种种格式和样本。　　民生主义：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两点，平均地权和发展近代经济。土地问题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重要的问题，一切社会重大问题的解决无不与之相关。农民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不发动农民参加斗争就不会有强大的民族民主运动，而欲发动农民，就必须推翻封建土地制度，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以“平均地权”作为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口号，确实看到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对于争取革命成功的重要性。他还提出“核定地价，涨价归公”，着眼于工商业发展后的城市土地问题。关于发展近代经济，孙中山在1894年提出，只要“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中国就可以变为“驾欧洲而上之”的富强国家。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提出了大规模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全面开展经济建设，实现工业和农业现代化的方案。　　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中，民族、民权、民生三者不再分离，而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发挥作用：民族主义是在近代经济薄弱，中国各地的经济联系尚未充分发展的情况下，人们基于共同历史和共同文化，因抵抗西方侵略而产生的感情联系纽带，是民权民生得以实现的文化背景；民生主义是解决贫富悬殊，使人民共同富裕的理想，是民族民权得以实现的经济依据；民权主义符合近代历史潮流，为民族民生的实现创造必要的民主气氛和群众基础。三者互为前提，互为因果，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组织性。　　对于民族、民权、民生三者的内在联系，孙中山指出，他所进行的革命，是要把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一起解决。他说：“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逐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作。”又说：“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现之，又不能使之遽去。我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于后也。”他在考察了外国的现代化，分析了其经验教训后，认识到即使建立起现代经济体系和民主政治，如果不解决贫富悬殊问题，也不是真正的现代化。为了避免欧美的弊病，孙中山决心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即“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　　从策略上看，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办法不符合革命阶段论的原则，但从战略上看，它却正确指出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社会组织方式。在研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时，不但应分别考察其各个部分，更要从整体的角度加以把握，才能认清三民主义对集合革命力量，推翻帝制，建立民国所起的巨大作用。　　孙中山继承了太平天国反对民族压迫思想的合理内核，在相当程度上抛弃了其狭隘的种族复仇成分，并与反帝思想相结合，形成了近代民族主义。他的民族思想不仅为主张反清的各个派别所拥护，而且为主张反帝的各派势力所支持，甚至吸引了主张反帝爱国的保守势力，具有更加广泛的代表性。他批判了帝制思想，吸取了近代民主思想的精华，得到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支持。他提出了反封建的土地纲领，使农民和资产阶级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又因其赎买政策而不致过分触犯地主阶级的利益；他发展近代经济的设想，不但符合民族资产阶级的理想，也不违背地主阶级中主张富国强兵那一部分人的愿望。总之，孙中山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既考虑革命的首要目标，也兼顾各派的主要利益，把由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所反映出来的那些有着或松或紧联系甚至彼此冲突的思想，用系统论加以整合，在民族、民权、民生的相互作用中加以协调，科学地阐明了争取民族民主革命胜利的战略原则。在三民主义思想中，民族、民权、民生思想不再是彼此孤立，而是相互联系，这就各个阶级各个阶层提供了有效的沟通渠道，使各派势力能够在共同的目标下协调行动，大大增强了中华民族整体的斗争力量。　　建立在系统论基础上的三民主义思想对于中国反帝反封建运动有着极大意义，以此为指导，中国革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三民主义对各派思想的积极因素兼容并蓄，使之成为各种改革派别都能接受的理论体系，统一了革命目标。第二，它促进了各革命派别的团结，使各阶级各阶层先进分子的斗争不再分散进行，而开始汇聚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在三民主义提出后仅仅两年，就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使中国的反封建斗争摆脱了各自为战的状况，有了有组织力量的领导。第三，它促进了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据统计，加入同盟会及其外围组织的不仅有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有资产阶级维新派、农民、地主、会党成员、工商业者、知识分子，甚至包括部分清朝官吏和相当一大批清军士兵，其参加者的阶级和阶层之广泛，是以前历次改革和革命运动所没有的。第四，它加速了封建阵营的分化瓦解。太平天国时期，各地的地主阶级分子纷纷组织团练，疯狂镇压农民起义，他们的活动对于延续清王朝的寿命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在辛亥革命中，汉族地主的态度却大为不同，很多人观望中立，积极维护满清统治的人相对减少，甚至相当一部分人倒向反清营垒。第五，它加速了清王朝和封建专制的崩溃。在三民主义提出以后仅仅八年，以同盟会为领导的革命力量就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绵延两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统治，显示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作用。

摘要：西安事变被认为是 中国 现代 史上左右中国命运的重大 历史 事件。本文结合史料分析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历史地位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并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和平解决的西安事变，几乎搅动了整个中国，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史上左右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正如郭冠英同志所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制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历史舞台上将以何种脸谱出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中国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其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 发展 壮大的前景　　自1927年，蒋介石“厉行清党”，10年间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无法 计算 。 “九·一八”事变后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亦只存在了三年即被蒋介石“剿灭”。湘江一战，中央红军8万大军损折过半，被迫不得不从南方撤退进行长征以完成战略转移的任务。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于甘肃会宁地区，但蒋介石仍穷追死堵，在西北设立了“剿匪”司令部，命张学良为剿匪副司令，对红军进行了第五次围剿。“疲惫之师”的红军处境异常严峻，幸存下来的三万余红军，既要北上抗日，又要对付国民党的大举反革命“围剿”。正在这种危难关头，“西安事变”发生并得以和平解决，恰恰解除了来自国民党对红军的威胁，从而使共产党获得了喘息、休整的机会。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中国共产党不断与国民党交涉，到1937年9月蒋介石发表谈话“今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其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这无疑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和抗日救国的必要。　　西安事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壮大了革命力量。“当时，社会各界人士都把中国共产党看作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络绎不绝地到中共代表团驻地访问。”，和平谈判代表团的领导人周恩来同志“对于来访的人们”，“宁肯不休息，不吃饭，都要亲切地予以接待，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党的主张，帮他们解除各种忧虑。” “七·七事变”打响了抗日战争的枪声后，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不断地壮大起来。抗战爆发时，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人少、兵少、地盘小，只有4万多军队，一个陕甘宁边区，从在1938~1943年短短的几年里，解放区军队发展到近47万人，民兵200万，游击区和根据地人口约达一亿。常言道：顺流者昌。中国共产党正是顺应了抗日这股洪流昌盛地发展起来的。　　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中华民族历史的转折点。它促使全国各种势力不得不聚集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各反蒋势力明确表示拥蒋抗日，准备投入抗日第一线。它标志着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西安事变”迫使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局出发毅然捐弃前嫌，将原来的抗日策略调整为“联蒋抗日”；并在1937年2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之后，又与国民党进行多次秘密谈判，终于促使国民党在“七·七事变”后公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使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动下，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放弃反共内战的错误政策。西安事变促使了国民党政策的变化，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客观上迫使蒋介石停止了剿共内战之举，争取到了蒋介石抗日的承诺，使国共第二次合作得以实现。　　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已经有了抗日思想的萌芽，“西安事变”起了催化的作用。　　1935年“华北事变” 发生，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日本对华的侵略进一步加深，日本问题已成为国民党急需解决的问题。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确认了自1931年以来国难并未解除，而且更加严重的事实。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在大会上作关于对外关系的演讲时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若到了和平绝望与牺牲之关头，即将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这些都可看出，蒋介石已经开始有抗日想法。蒋介石也曾积极采取措施与中国共产党联系，他指出，“在如下基础上，同共产党达成协议是可能的，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权威，同时保持自己目前的编制，参加抗日战争”。1936年爆发了两广事变，蒋介石再次阐述国民党的内外政策时表示：“吾人对外惟有以最大容忍与苦心，求全国国民之团结，对外遇有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府方法而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时，则必先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蒋介石虽然已经认识到抗日的重要性，但并未完全放弃剿共。仍派张学良、杨虎城围剿红军，张学良、杨虎城在围剿中屡遭失败，而与中共接触，不愿再攻打红军，蒋介石不惜亲自到西安督战，结果导致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稍微懂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开始由封建君主制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将中国紧闭的大门打开，也开始了中国的近代史进程。　　19世纪中期，工业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它需要越来越多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同时也具有了征服世界各地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在当时，资本主义是先进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的发展已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而它本身具有扩张的本性，它需要足够大的活动空间，注定要征服世界落后地区。　　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是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军事实力强大，对外扩张愿望强烈，又有印度作为在亚洲扩张的基地，从而英国成为了侵略中国的“急先锋”， 其根本目的是想要打开中国的经济以及原料市场。因为在此之前，中国的对外贸易一直处于优势地位。英国为扭转这个局面，就开始对华走私鸦片。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在政治上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清政府行使全部主权；在经济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向中国倾销产品和对中国丝、茶等农副产品的收购，逐渐把中国卷入世界市场。中国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开始进入半封建社会。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但中国的领土完整开始遭到破坏，使中国失去了一部分主权。　　随着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必然发生变化。战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战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有两对，即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且，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深入，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　　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革命任务也必然发生变化。战前，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农民阶级的反封建斗争。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肩负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革命任务。　　鸦片战争期间，面对西方列强先进的武器装备，清政府中的一些先进人士逐渐认识到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落后。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揭开了向西方学习、寻求救亡图存道路的序幕；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师夷长技以自强”的主张，迈出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也成为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变化的主流。　　而第二次鸦片战争也是鸦片战争的继续和发展。　　鸦片战争的失败把中国推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救亡开始成为时代主题, 让中国人逐渐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这个历史现实。人们士开始抛弃陈腐观念，注目世界，探求新知，寻求强国御侮之道，围绕着向西方学习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形成的一次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和运动，对封建思想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在痛定思痛之后，一些有志之士必然看到了西方国家制度的优越性，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见贤思齐”，因此，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就成了当时的一股潮流。但是各个阶层的目的却不一样。太平天国农民阶级领袖提出改革内政建设国家新方案，主张学习并发展资本主义，妄图建立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他们受到时代和阶级局限性，对西方认识较为浅薄。以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清王朝中的地主阶级先进知识分子抛弃夜郎自大观念，开始注目世界，并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以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这是因为鸦片战争使民族矛盾激化所造成的，也是其爱国立场决定的。地主阶级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是因为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看到外国先进技术。所以为了维护清朝统治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其结果必然是各阶层都开始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