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文献有什么

《决议》否定了博古的报告，认为基本上是错误的。《决议》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军在主观上、客观上均具备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明确指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在敌人采用“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的情况下，我们的战略战术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然而。我们却以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以分散兵力的作战方针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违背了我军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的基本原则。放弃诱敌深入的方针，而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造成严重损失，使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根据地。

集中全力解决了博古等人在军事和组织上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取消了博古李德等人军事上的指挥权，由周恩来和毛泽东，王稼祥组成军事三人，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红军长征途中 1935年 纠正左倾错误 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集体 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是中共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她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会议,标志着我们党从幼年走向成熟,走上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并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发展和完善。 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奇迹般地打开了革命的新局面,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遵义会议的主要内容为：（1）遵义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决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2）对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进行改组，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3）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

主要内容：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后来在长征途中的扎西会议上通过。      陈云手稿记载的遵义会议作出的四条决定：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常委中再进行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历史意义：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从此，中国革命就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遵义会议是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

转折性：八七会议、 遵义会议 、十一届三中全会政治上：遵义会议 、七届二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工作中心转移：文家市决策、七届二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

遵义会议的内容遵义会议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后来在长征途中的扎西会议上通过。陈云手稿记载的遵义会议作出的四条决定：(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3)常委中再进行分工；(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5）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决议》主要内容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起草后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2月16日中央油印印发了这个决议。遵义会议《决议》否定了博古的报告，认为基本上是错误的。《决议》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军在主观上、客观上均具备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明确指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在敌人采用“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的情况下，我们的战略战术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然而。我们却以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以分散兵力的作战方针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违背了我军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的基本原则。放弃诱敌深入的方针，而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造成严重损失，使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根据地。《决议》指出，政治上，“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没有利用敌人内部的第一矛盾冲突，拒绝援助福建事变，丧失了打破“围剿”的良机。《决议》指出，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问题上，“左”倾机会主义者同样犯了原则错误。“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恐慌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的部队变成掩护队。《决议》指出，在领导作风上，“华夫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造成了不正常现象，博古同志不但不批评纠正、反而支持。他们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决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改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遵义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是李德、博古、周恩来3人，而李德、博古负主要责任。

遵义会议是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挽救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危机而召开的。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一般指的是八七会议、 遵义会议 、十一届三中全会 ；但也有说政策上的三次转折性会议是遵义会议 、七届二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