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参考文献格式《哈姆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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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坤巨人与凡夫俗子的结合体 ——哈姆莱特人物形象分析　　四百多年前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如突兀异峰崛起于英国文坛。这位伟大的诗人和剧作家，以其深刻的思想、广泛的内容、优美丰富的语言、高超娴熟的艺术技巧，征服了当时和后世的众多读者。《哈姆莱特》作为莎士比亚的传世剧作，其主人翁哈姆莱特的经典形象，无疑是世人所关注的焦点。或许正如别林斯基所惊叹的那样，说不尽的哈姆莱特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年轻朝气的形象，冲动犹豫的性格，善恶兼备的道德取向等等。哈姆莱特一生的经历折射出他内心的凄厉和壮烈，同时也体现了哈姆莱特的矛盾性——乾坤巨人与凡夫俗子的二重结合。　　一、成长中现实与理想的冲突　　哈姆莱特的出身是个王子，他高贵、优雅、勇敢、有学识，追求纯洁的爱情，属于上流社会的统治阶层。用哈姆莱特的情人奥菲利娅的话来说，他是“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辨舌，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时流的明镜，人伦的雅范，举世注目的中心。”[1]哈姆莱特在德国威登堡大学学习，接受人文主义的熏陶，他对人报有美好的看法，高呼“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爱情、友谊也有自己的看法，希望以真诚相待的平等关系来代替尊卑贵贱、等级森严的封建关系。这时的他年青而乐观，对人对事充满幻想。可见，哈姆莱特应该是一个快乐的王子，拥有地位、名份、权利和爱情……是父母的骄傲和未来的王位继承人，摆在他面前的是鲜花着锦的前程和命运。然而，伴随着成长中遭遇的现实变故，他的理想宏图完全被破坏。开始由高贵的王子向凡夫俗子转变，品尝着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堕入矛盾和苦难之中。　　老国王之死，标志着哈姆莱特的命运发生戏剧性的逆转。父亲的死，使他陷入悲痛之中，失去了早先的欢乐。紧接着是母亲的迅速改嫁，自己的叔父转眼成了继父，王位被剥夺等一系列的变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哈姆莱特以沉重的打击。他用一身“墨黑的外套”抵抗着自己无法接受的现实，也包裹着他此刻痛苦而流离失所的内心。作为儿子，哈姆莱特丧失了原有的人伦秩序，家的存在随着父亲的去世和母亲的改嫁而瓦解。他的母亲不仅无法帮助他进行自我身份的认证，还突然间远离和抛弃了他。而作为王子，哈姆莱特理所当然的继承权也遭到了剥夺，新国王克劳狄斯以堂皇的言辞对王位世袭进行了质疑，现实的篡改意味着对于哈姆莱特以前所拥有的一切权利的剥夺。作为爱人，哈姆莱特怀疑奥菲利娅爱情的纯洁性，认为她是奸王派来的暗探，于是就绝然地斩断情丝。这时的哈姆莱特面临着一切常人都可能要面临的人生困境。家的解体，母亲的背弃，王位的丧失，爱情的失落。他不再是以前快乐的王子，而是象凡夫俗子一样背负着难以言说的各种人生苦恼。回顾后目睹的各种丑恶现象使他认识到现实并不如想象那样美好，坚贞的爱情、忠诚的友谊、和谐的社会关系，这些曾被视为珍宝的生活理想，如今都已化为泡影。年轻的哈姆莱特陷入了沉思之中，他沉思着亲缘的关系，沉思着被否定的亲情，沉思着被篡夺的王位，沉思着被轻蔑的爱情。这一系列的沉思始终伴随着哈姆莱特走向未来的成长旅途之中，促使他变得忧郁和怀疑。当哈姆莱特从父亲的亡魂那里得知整个事件的真相时，更加深了他心中的疑惑，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复仇之路。　　哈姆莱特命运的悲剧性逆转不仅使他看清了现实与理想的冲突，而且还进一步看清了把罪恶掩盖起来的伪善。他完成了由高高在上的王子向凡夫俗子的转变，开始了严肃、忧郁的沉思。　　二、忧郁、沉思的性格　　哈姆莱特在威登堡大学求学时聪明机智、乐观开朗、积极向上；父亲的不明猝死，母后的迅速改嫁，叔叔的篡位这三道冲击波，使一向无忧无虑的哈姆莱特变得忧郁、沉思起来。然而，忧郁、沉思并不是哈姆莱特的天性。　　从表层上看哈姆莱特的忧郁来自父亲的死亡，来自母亲的背弃，来自爱情的失落。他从威登堡匆匆返回丹麦为父奔丧，流露忧伤的情绪是人之常情。儿子哀悼父亲的死亡，以至于产生郁结情绪，谁也不会惊异。也正体现了他作为凡夫俗子的一面，具有常人的正常情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忧伤之情会逐渐淡化。然而，哈姆莱特却并没有从忧伤中解脱出来。其母亲乔特鲁特认为活着的人都要死去，从生活踏入永久的安宁，她要求哈姆莱特把“高贵的父亲”的死当做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抛开“阴郁的神气”。其叔父克劳狄斯却先从表面上肯定王子的“孝思不匮”是“天性中纯笃过人之处”，随后认为哈姆莱特“固执不变的哀伤，却是一种逆天悖理的愚行，不是堂堂男子所应有的举动”，[2]要求哈姆莱特承认既在事实。而御前大臣波洛涅斯认为，哈姆莱特的忧郁是由于向他女儿奥菲利娅求爱遭到拒绝。因此，他们认为，哈姆莱特的忧郁来自于父亲的死亡，爱情的失落。然而，哈姆莱特之所以忧郁不仅是因为克劳狄斯杀兄霸嫂、篡夺王位，而是他目光尖锐，从个别人的罪恶中看到了当时的社会罪恶。他看到宫廷腐化堕落，阴谋重重，朝臣们阿谀奉承，阴险狡诈，国内民怨腾沸，社会动荡不安，邻邦挪威蠢蠢欲动。原先代表他高贵出生的丹麦王室，现在却成了“世界是一所很大的牢狱，丹麦是其中最坏的一间”[3]。在哈姆莱特看来，克劳狄斯的罪行只是世界上存在的全部罪恶中的一桩，问题在于整个时代颠倒混乱，与理想相背，“原以为美好的大自然，只是一片荒岬，一大堆污浊的瘴气的集合。原来理想的天神一般的人类，现在看来，不过是泥土塑成的生命。”[4]所以哈姆莱特意识到，他的责任不是单纯地为父报仇，杀死一个奸王那么简单，而是要负起重振乾坤的责任，要把个人复仇同改造社会结合起来。　　哈姆莱特确定了为父复仇的使命，却又找不到恰当的方式，他期望改变现状，却又力不从心。为父复仇容易，重整乾坤却困难重重，哈姆莱特变得越来越忧郁，陷入了更深的沉思之中。“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5]充分体现了他的内心沉思的思考：是干还是不干？哈姆莱特看出了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他的内心矛盾在主观与客观之间冲突着。并且，这时哈姆莱特不只是考虑自身的生存与毁灭，而是联想到人类甚至整个宇宙的生存与毁灭，哈姆莱特超越了凡夫俗子对自身命运的思考，而是作为乾坤巨人的思想而存在。　　三、身不由己的行动　　现实要求哈姆莱特的是行动，但他却迟疑不决。从哈姆莱特的忧郁沉思性格我们可以找出他延拖复仇行动的理由。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从他父亲的亡魂那里找到答案。哈姆莱特的主动行动很少，多半是受到父亲鬼魂的启发和驱使。两方面的原因，可以看出哈姆莱特的复仇行动是身不由己的。　　在哈姆莱特反复探索的过程中，他愈加感到现实的丑恶，理想的幻灭，从而否定了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他感叹“人世间的一切在我看来许多是多么的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哼！哼！那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6]。从而陷入悲观厌世，郁郁寡欢的境地，导致哈姆莱特在行动之时踌躇不决，进退维谷。采取行动的倾向和逃避行动的倾向互相抗衡着。但由于有父亲鬼魂的命令，才促使着他的复仇行动的发展。当哈姆莱特通过导演戏中戏，验明元凶，但他仍然无法证实内心对成人世界的罪恶所作出的结论。于是突然放弃了他的复仇计划，这次被自我否定的背后袭击事件，它实际上显示了哈姆莱特此时对于复仇行动的质疑。具有完美倾向的哈姆莱特，他希望他的复仇不是以暴制暴，哈姆莱特面临的不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复仇实践，而是他相信一种存在于天地间的公理，而此刻他必须选择等待和忍耐。　　哈姆莱特在为父报仇的行动中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父亲被害时他不在现场，所有事实的真相由其父亲鬼魂转述，缺少直接证据。至于母亲与叔父的婚礼更是仓促，根本不容他反对。在身不由己的情况之下，哈姆莱特拿出了“装疯”的杀手锏，来侦察事件的真相。但直到后来才真相大白，是他的叔父杀兄篡位。其叔父正站在权力的颠峰，对于整个世界公正与合法制秩序作出挑战，正是他扮演了哈姆莱特的对手。可他发现家庭中的不幸只是万恶之中的一件，现实与他想象中的更为残酷，他还需要不断地去了解他身边的人和社会，不敢轻举妄动。哈姆莱特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因此，此时的个人复仇任务变成了社会责任，这样的想法驱使着哈姆莱特的进一步行动，承担起艰巨而严酷的现实重负。由此，哈姆莱特在行动上体现了凡夫俗子和乾坤巨人矛盾结合。　　四、对女性的误解　　哈姆莱特在身不由己的行动过程中，感受到了周围世界的冷寂和孤独。母亲的改嫁使他怀疑亲情，朋友的背弃使他不信友情，情人的刺探使他远离爱情，严酷的现实遭遇让他变成了一个孤军奋战的斗士。这一切销蚀了哈姆莱特原有的对“人”的美好理想，给他以致命的打击。哈姆莱特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理想化倾向的理想主义者，他执着地把自己关于人、人生、以及善与美的理想，集中体现在女性身上。年轻的哈姆莱特本该享受到青春爱情的单纯美好，然而经过一系列的变故打击之后，却完全颠覆了他对女性的美好认识。　　哈姆莱特对女性的偏见主要来自于母亲对他的伤害，年轻的哈姆莱特开始时对女性带有唯美的幻想色彩，贞洁、善良、真诚。由于母亲对家庭的背离，父亲刚死了两个月就迫不及待地嫁人。因此，“哈姆莱特以激烈的言辞表达着内心深处的无助和依恋，母亲背叛自己的这一决绝行为，让哈姆莱特在情感上极度震惊和痛苦，他无法阻止事态的发展，越是怀疑就越陷入困境，越是陷入困境就越以一种尖锐的方式祈望再次得到母亲的爱和关注。可是哈姆莱特却意识到，他的母亲作为女人，早已成为了生活中一种最为可疑的变数。”[7]哈姆莱特似乎绝望地洞悉了女人的全部秘密，意识到母亲是受情欲的摆布，“迫不及待地钻进乱伦的衾被”，成为“生活在汗臭垢腻的眠床上，让淫邪熏没的心窍，在污秽的猪圈里调情弄爱”的那个人，他发出了至今仍被一些人赞同的话语：“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8]这对于哈姆莱特是一种刻骨铭心的伤害，“可以说哈姆莱特在一瞬间丧失了童年记忆中所有的母亲形象，而获得对女性的重新评价”。[9]此时的哈姆莱特完全按他的理想和道德标准来要求其母亲，“对母亲的矛盾心理使得哈姆莱特对于女性既鄙视又亲近，既暴戾又哀伤。”[10]　　可怜的奥菲莉娅，理所当然成为哈姆莱特对女性误解的祭品。别林斯基这样地评说过哈姆莱特：“他对于爱情的现实性，对于女性的尊严也不相信了；象个疯子一样，他把感情践踏在脚下，用无情的手撕毁了他和那纯洁、美丽的女子间的神圣关系，而那女子曾是全心全意地、天真地把一切交给了他，他呢，也曾深深地、温存地爱过她。他无情而粗暴地侮辱她这样一个柔顺、温和，象是稀薄的空气、光线和和谐的音乐所造成的女性，好象他要赶快抛弃世界上使他想起幸福和善良的一切。”[11]只因为奥菲利娅在王权斗争中无意之中被充当了权力之争的棋子，她轻易地被人利用了，充当了刺探。于是，奥菲利从哈姆莱特心中的女神，“那天仙化人的，我的灵魂的偶像，最艳丽的奥菲利娅”变成了另外一种可怕的形象，“我也知道你们会怎样涂脂抹粉，上帝给了你们一张脸，你们又替自己另外造了一张。你们烟视媚行，淫声浪气，替上帝造下的生物乱取名字，卖弄你们不懂事的风骚。”[12]而他对女人的嘲弄更充满了真正的惨痛，“……进尼姑庵去吧……或者要是你必须嫁人的话，就嫁给一个傻瓜吧；因为聪明人都会明白你们会叫他们变成怎样的怪物，进尼姑庵去吧，去，越快越好。再会！”[13]哈姆莱特以偏执的立场，将纯洁女神奥菲利娅作为了嘲弄的对象，以狂暴的语言伤害她，间接导致了奥菲利娅的死亡。　　哈姆莱特没有意识到她们也处在被杀戮和被损害的位置，都是权力争夺的牺牲品。他没能充分地理解他身边的女性，没有透彻地理解她们的爱和意志。哈姆莱特对女性的爱和恨，显得荒谬而又悲哀，一般女人的美质在她的观念中毁灭了。在这一点上，是哈姆莱特在乾坤巨人向凡夫俗子的倒退。　　五、善恶兼备的道德取向　　陷入忧郁、沉思的哈姆莱特戏要明确要不要复仇的问题，又要选择复仇的方式，是正大光明的复仇还是不择手段只求目的复仇？这就使得他的良心天平在善恶两极的道德法码上左右彷徨。“他既看到现实人类的天性的伟大、崇高，也看到了人的渺小，人性的恶劣、自私和狭隘。……既把人誉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又把人贬为从‘泥土提炼出来的玩意儿’”。[14]他对叔父的篡位，母后的乱伦，情人被迫的背信弃义所表现出来的是极度的厌恶和反感，对流血复仇却又是本能的道德顾忌。因此，他犹豫，拖延复仇行动。哈姆莱特把周围发生的一切都置于他的道德显微镜之下，作为他思想和行动的出发点。　　哈姆莱特有其善和正义的一面，立誓重整乾坤，为父报仇，杀死篡位之王叔父是伸张正义，惩恶扬善的行为。但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则暴露出恶的本性。他对于自己挚爱的奥菲利娅绝情的伤害和误刺其父亲波洛纽斯后的冷漠表现，以及为了给自己复仇扫清道路，把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送上死路。站在哈姆莱特的立场上，二人的确该死，因为二人是罪恶之首克劳狄斯的帮凶。但对于哈姆莱特对人性的追求以及自我求证，还有期待树立一个堂堂正正的未来的王形象而存在，就显得恶劣、自私和狭隘。　　哈姆莱特为父复仇，重整乾坤，愤怒的喊道：“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15]这是他道德取向善的一面，表明哈姆莱特的注意力已经从个人的不幸、家庭的问题转向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罪恶，和克劳狄斯为首的统治丹麦的罪恶势力作斗争，以拯救人民大众为己任，把个人的苦难转化为人民大众的苦难，也是哈姆莱特作为乾坤巨人的证明。他斥责政客是“偷天换日的好手”；揭露律师的手段是“玩弄刀笔，颠倒黑白”；认为地主“比牲口聪明不了多少”；嘲笑罗森格兰兹这类弄臣是“吸收君王的恩宠、利禄和官爵的海绵”；讥刺波洛涅斯这类奸臣为“鱼贩子”、“水苍蝇”；他列举活在这种世上的痛苦有：“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小人的鄙视”。 [16] 哈姆莱特对现实的批判，证明了他的美善同情及正义。　　总之，哈姆莱特这一人物形象蕴含着无尽的意义，其一生都伴随着成长的痛楚。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背离的亲情和无望的爱情，重整乾坤的责任与薄弱的意志等等，把乾坤巨人与凡夫俗子的矛盾两方面体现得淋漓尽致。哈姆莱特始终没有满足于个人的复仇，以他那好问的头脑，在与社会邪恶和自身人性弱点的斗争中，追求社会正义的实现和自身人性的完美。最后，莎士比亚让他在比剑中结束他悲壮的一生，圆满的完成了他复杂而完整性格描绘的最后也是最悲壮的一笔。但哈姆莱特没有白白的倒下，身后留下了一个如何不与罪恶妥协的榜样。从此，乾坤巨人与凡夫俗子的结合体——哈姆莱特，在不同的读者心中获得新的生命！　　参考文献：　　（1）《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下）　　（2）《性格悲剧·崇高·人》，（《外国文学研究》，3）　　（3）《世界文学中悲剧性格的两极和两座高峰》，（《外国文学研究》，1）　　(4)《关注人的命运·探索人的奥秘》，（《莎士比亚研究》）　　（5）《向上帝要回思想的巨人》，（《外国文学研究》，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