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次《贵州省情》的学习,对贵州的省情有了不少认识和体会,同时也有了很大的收获。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地质勘探技术气象科学等的发展,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我们的认识逐步由地面到地下由感性到理性地逐步深化。贵州省简称“黔”或“贵”,是一个山川秀丽、气候宜人、资源富集、民族众多的内陆山区省。贵州地处云贵高原,介于东经103°36′~109°35′、北纬24°37′~29°13′之间,东靠湖南,南邻广西,西毗云南,北连四川和重庆,东西长约595千米,南北相距约509千米。全省国土总面积176167平方千米,占全国总面积的8%。贵州地貌属于中国西部高原山地,境内地势西高东低,自中部向北、东、南三面倾斜,平均海拔在1100米左右。贵州高原山地居多,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全省地貌可概括分为:高原山地、丘陵和盆地三种基本类型,其中5%的面积为山地和丘陵。境内山脉众多,重峦叠峰,绵延纵横,山高谷深。北部有大娄山,自西向东北斜贯北境,川黔要隘娄山关高 1444米;中南部苗岭横亘,主峰雷公山高2178米;东北境有武陵山,由湘蜿蜒入黔,主峰梵净山高2572米;西部高耸乌蒙山,属此山脉的赫章县珠市乡韭菜坪海拔6米,为贵州境内最高点。而黔东南州的黎平县地坪乡水口河出省界处,海拔为8米,为境内最低点。贵州岩溶地貌发育非常典型。喀斯特(出露)面积109084平方千米,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9 %,境内岩溶分布范围广泛,形态类型齐全,地域分异明显,构成一种特殊的岩溶生态系统 。贵州的气候温暖湿润,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气温变化小,冬暖夏凉,气候宜人。2002 年,省会贵阳市年平均气温为8℃,比上年提高3℃。从全省看,通常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多在3℃~6℃,比同纬度其他地区高;最热月(7月)平均气温一般是22℃~25℃,为典型夏凉地区。降水较多,雨季明显,阴天多,日照少。2002年,9个市州地所在城市中,降水量最多是兴义市,为1480毫米;最少的是毕节市,为9毫米。受季风影响降水多集中于夏季。境内各地阴天日数一般超过150天,常年相对湿度在70%以上。受大气环流及地形等影响,贵州气候呈多样性,“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另外,气候不稳定,灾害性天气种类较多,干旱、秋风、凌冻、冰雹等频度大,对农业生产危害严重。贵州土壤面积共159100平方千米,占全省土地面积的4%,土壤的地带性属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红壤—黄壤地带。中部及东部广大地区为湿润性常绿阔叶林带,以黄壤为主;西南部为偏干性常绿阔叶林带,以红壤为主;西北部为具北亚热成分的常绿阔叶林带,多为黄棕壤。此外,还有受母岩制约的石灰土和紫色土、粗骨土、水稻土、棕壤、潮土、泥炭土、沼泽土、石炭土、石质土、山地草甸土、红粘土、新积土等土类。对于农业生产而言,贵州土壤资源数量明显不足,可用于农、林、牧业的土壤仅占全省总面积的7%。贵州植被丰厚,具有明显的亚热带性质,组成种类繁多,区系成分复杂。全省维管束植物( 不含苔藓植物)共有269科、1655属、6255种(变种)。植物区系以热带及亚热带性质的地理成分占明显优势,如泛热带分布、热带亚洲分布、旧世界热带分布等地理成分占较大比重,温带性质的地理成分也不同程度存在。此外,还有较多的中国特有成分。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贵州植被类型多样,既有中国亚热带型的地带性植被常绿阔叶林,又有近热带性质的沟谷季雨林、山地季雨林;既有寒温性亚高山针叶林,又有暖性同地针叶林;既有大面积次生的落叶阔叶林,又有分布极为局限的珍贵落叶林。植被在空间分布上又表现出明显的过渡性,从而使各种植被类型在地理分布上相互重叠、错综,各种植被类型组合变得复杂多样。贵州河流处在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上游交错地带,有69个县属长江防护林保护区范围,是长江、珠江上游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全省水系顺地势由西部、中部向北、东、南三面分流。 苗岭是长江和珠江两流域的分水岭,以北属长江流域,流域面积115747平方千米,占全省国土面积的7%,主要河流有乌江、赤水河、清水江、洪州河、舞阳河、锦江、松桃河、松坎河、牛栏江、横江等。苗岭以南属珠江流域,流域面积60420平方千米 ,占全省国土面积的3%,主要河流有南盘江、北盘江、红水河、都柳江、打狗河等。大体上,贵州河流数量较多,处处川流不息,长度在10千米以上的河流有984条,2002年,全省河川泾流量达到2亿立方米。贵州河流的山区性特征明显,大多数的河流上游,河谷开阔,水流平缓,水量小;中游河谷束放相间,水流湍急;下游河谷深切狭窄,水量大,水力资源丰富。由于特定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地形地貌,使贵州的气候和生态条件复杂多样,立体农业特征明显,农业生产的地域性、区域性较强,适宜于进行农业的整体综合开发,适宜于发展特色农业。总之,对贵州省情的认识,就是在多重比较中的认识,其关系到从经济到文化的全方位分析,关系到从现实到历史的深度评估,并且还关系到在世界宏观背景中对不同区域类型和发展模式的相互比较。只有这样,才可能全面理解“贵州现象”;而只有全面理解了“贵州现象”,才可能更为深刻的认识中国的国情。并且,这既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又是一个价值论问题,更是一个有待操作的实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