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论评编辑部官网

《地质论评》 Geological Review中国地质学会主办的学术双月刊，1936年于北平创刊。1937年第5、6期在长沙出版，之后的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北碚出版。抗战胜利后，迁址到南京珠江路。1952年与Bulletin of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中国地质学会志》)合并为《地质学报》，在北京出版。1957年《地质论评》复刊。1961～1962年、1967～1978年曾两度停刊，1979年再次复刊至今。《地质论评》设有科技述评、问题讨论、研究进展、通讯资料、消息报道及书刊评介6个专栏，内容涉及地质学各分支学科及其边缘学科。图表有英文说明，文章之后附详细的英文摘要 。

景才瑞(华中师范大学地理系)一程裕淇先生与夏湘蓉先生是原清华大学地质系的同学，程先生毕业于1933年，夏先生毕业于1934年，都获得地理系学士学位。因为我1954～1956年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研究部跟当时苏联专家学习自然地理，曾去庐山作野外科学考察，写了一篇“关于庐山冰蚀地形的讨论”文章，寄给《地质论评》编辑部，恰好那时夏湘蓉先生担任《地质论评》编辑部主任，经过评审，发表在《地质论评》1958年第18卷第3期第214页至223页上。1958年夏我从天津师范学院地理系调到华中师范学院地理系任教，夏湘蓉先生调到湖北省地质局任总工程师，后被选为湖北省地质学会理事长，我也既被湖北省地理学会选为副理事长、理事长，又被湖北省地质学会选为理事、常务理事，在夏湘蓉先生领导之下，共同工作。时间久了，常来常往，比较熟悉，他常常告诉我一些地质界与地质学会的一些往事。1981年，我们经湖北省委与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批准，成立了湖北省李四光研究会，夏湘蓉先生被选为常务理事，我负责秘书长工作。从此接近机会更多，更加熟悉。在一次湖北省地质学会年会的学术研讨会中，我提交了一篇文章论述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属于海洋型冰川、与中国西部高山的大陆型冰川的物理性质不同，得到夏湘蓉理事长的肯定，他顺便告诉我说，我发表在《地质论评》上的那篇“关于庐山冰蚀地形的讨论”，是他当时任《地质论评》编辑部主任时处理的。我当然不仅十分高兴，而且对夏湘蓉先生更加尊重，学术交流愈多，思想感情愈益加深，我工作的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在武昌，湖北省地质局在汉口，长江相隔，我有时去汉口办事，中午赶不回武昌，夏湘蓉先生就叫我去他家进餐，在学术与生活上均加以关切，使我感激不尽，长记在心。记得1982年8月31日，中国地质学会在河北省北戴河召开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我与夏湘蓉先生同时受邀前往参加，他代表湖北省地质学会，我代表湖北省李四光研究会。当时程裕淇先生作为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致开幕词，有缘亲耳聆听他的亲切高论。会议期间夏湘蓉先生关切地领我去拜见程裕淇先生，并将我以及湖北省李四光研究会的情况，向程裕淇先生加以详细介绍，我也实事求是地向程裕淇先生说：久慕大名。程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地质科学家，是李四光先生的同行，我们在原地质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许杰先生向中共湖北省委建议下，于1981年成立了湖北省李四光研究会，理事长是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刘若曾先生，夏湘蓉先生是常务理事，我作为秘书长负责日常工作，挂靠在华中师范大学。今后恳切盼望程先生多加支持与关照，共同发展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四位先驱开创的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程先生态度和蔼可亲，既客气又关心地说：“李四光是开创与发展我国地质科学与地质事业的先驱之一，我1935～1938年通过中英庚款公费考试去英国，还是接受李四光先生的建议进入利物浦大学学习，主攻变质岩石学，1938年毕业，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当然会支持与关心你们李四光研究会的工作，今后你们有什么要求请提出来共同研究，加以解决。”当时程裕淇先生刚从地质部副部长转任为地质部总工程师，负责地质部的全部地质业务与技术工作。当谈到谢家荣先生的情况时，程先生说20世纪50年代地质部没有设置部总工程师职位，那时谢家荣先生担任地质部地质矿产司的总工程师，以后改任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副所长，对中国地质矿产事业作出过很多的贡献，尽管后来身处逆境的环境中(错划为“右派”)，仍勤勤恳恳地工作，尽职尽责，十分难得。夏湘蓉先生岔开话题，又继续补充说，由于李四光先生是湖北省黄冈人，一时在北京市成立李四光研究会条件还不成熟，所以许杰先生才建议先在李四光的故乡湖北省成立李四光研究会，但湖北省研究李四光的力量薄弱，需要北京地质部及其所属单位的支持与关照，程先生点头认同。二常言道，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而这个好的开始全赖以夏湘蓉先生介绍引见之功，功不可没。所以我们20世纪90年代初受李四光的女儿李林院士及其女婿邹承鲁院士之书面委托筹备出版《李四光全集》时，组成了编辑委员会共同研究，为了办好这件大事，决定邀请程裕淇先生等老专家作为科学顾问，向专家们发出科学顾问聘书，很快得到程裕淇先生等的书面答应。在当面请教时，程先生说，李四光先生的著作很多，既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为了保持其当时的原始面貌，最好原文照录，不作大的改变，有英文而没有翻译为中文的，你们也不必再解释，一来那样做工作量太大，二来翻译不好也容易走样等等。这些宝贵的建议我们均加以接受，照此办理。由主编景才瑞写出前言初稿后，经过编委会几次研究，屡经修改后，打印成册，寄发给每位科学顾问征求意见，不久即得到多位科学顾问的修改回馈，其中程裕淇先生的修改稿最为详细，连标点符号都修改正确了，关切备至，一丝不苟，我们十分感谢。《李四光全集》的“前言”实际上为编委们与科学顾问们的集体创作。《李四光全集》得以顺利出版后，于1997年1月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北厅召开了《李四光全集》出版座谈会。李瑞环、温家宝与几十位院士专家出席，温家宝讲话中高度评价了李四光的贡献及《李四光全集》的出版等等。记得1985年我应邀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出席第一届国际地貌学大会时，顺访利物浦大学，不仅得知程裕淇先生在该校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而且，由于程先生在地质科学上的杰出贡献，该校研究还将要授予程先生名誉科学博士学位。果然1988年程先生受邀去英国接受利物浦大学授予他的名誉科学博士学位，并进行考察访问。1989年，中国地质界组团去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第28届国际地质学大会，程裕淇先生担任团长，我作为教育部批准的团员，在美国参加会议其间，又受到程裕淇团长及多位老专家的关照。就在当年，程先生开始担任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委员会副主任，兼任地质科研评审组组长、陈嘉庚基金会理事、1：500万中国地质图主编及《中国区域地质概论》主编。工作责任日益重大。为鼓励广大地质工作者为祖国建设多作贡献，特建立面向全国地质行业的“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其中特别奖专门奖给对中国地质工作有特殊贡献的地质工作者。1995年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委员会决定，授予程裕淇(中国地质科学院)、王鸿祯(中国地质大学)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特别奖。由于程裕淇先生对地质科学的贡献，他1955年便当选为首届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学部委员(院士)。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他还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副主任以及国家发明奖和自然科学奖评奖委员会委员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审委员职务，并负责地学组工作。纸短话长，言不达意，加之我的知识面所限，挂一漏万。其实程裕淇先生在青壮年时期的国内外地质实践以及在谢家荣、里德等老师和李四光等前辈的身传言教下，他深刻体会到野外是自然界提供的地质科学实验室，野外地质调查研究是地质工作的基础，但又必须同必要的室内实验测试和综合研究密切结合，才能取得丰硕的成果。这正是他长时期以来所倡导和力行的指南，也是他培养研究生指导思想的核心。直到1989年8月，他还不顾早已超过古稀之年的高龄仍然亲自去到野外指导博士生的实践，他常说：“如果不能亲自上山指导研究生工作，我就不再带研究生了，否则，怕影响培养研究生的学术质量。”高度负责之心溢于言表。所以，程裕淇先生既是一位成绩卓著的地质科学家，提出并发展了“成矿系列”理论，重视矿床形成的地质环境和时、空演化分析，进而完善了成矿系列的概念和理论，并特别强调对铁矿成矿控制的大地构造背景、岩体类型、性质产状以及围岩岩石性质诸因素的全面分析研究；又是一位颇孚众望的学术领导者与十分关心国家政治前途的爱国主义者，他既担任过中国地质学会的理事、常务理事、副理事长、理事长，也曾当选过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三、五届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与委员，还担任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四、五届委员，第六、七届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属于正部级待遇)。但他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善于团结各种不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尊重实践，勇于开拓，精于治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相结合，室内工作和野外工作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点与面相结合，始终坚持国家需要什么就做什么，为后辈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参考文献[1]王弭力中国地质学会80周年记事北京：地质出版社，2002[2]王泽九，苗培实，马秀兰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获得者主要科学技术成就与贡献北京：地质出版社，1999[3]张以诚(专访)中华民族的宝贵科学文化遗产——景才瑞教授谈《李四光全集》出版中国矿业报，1997-01-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