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艺美术史论文1000字

摘要：我国古代早就存在“技艺相通”的观点。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人们对技术和艺术的概念的理解是不同的，因此它们所涵盖的内容随历史的发展而变化。本文从原始石器、陶器与瓷器、金属器具三个方面进行阐述，试图论证我国古代设计艺术中技术与艺术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关键词：设计艺术；技术；艺术；日本竹内敏雄说：“一般意义上的技术同人类历史一道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古代的手工业也好，现代的工程技术也好，都包括在内”①。设计是人类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的目的而进行的一项创造性活动，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活动。设计包含在一切人造物品的形成过程中，设计活动作为人工制品的创意和构思，往往是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人类的设计活动可划分为三个阶段：设计的萌芽阶段、手工艺设计阶段和工业设计阶段（即现代设计）。我国古代设计艺术主要包括三大门类：一是以建筑布局为主的陈设设计；二是以器物谱系为主的立体设计；三是以纹样发展谱系为主的平面设计。设计艺术是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相结合的交叉学科，历史上每次科学技术的重大变革，都会引起设计观念的进化，推动设计文化的发展。《周礼·冬官·考工记》有：“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 ②。我国古代早就存在“技艺相通”的观点。《庄子·养生主》中讲述了庖丁解牛的故事，庖丁通过对技术钻研和磨练，达到“合于桑林之舞”、“莫不中音”的地步。庄子在《天地篇》中说：“能有所艺者，技也。”技艺一词，不仅指工匠的技能，也指艺术活动的技巧。古代的技术通常主要表现为手工的技术及个人的技术，是人的手艺、技巧、技艺和技能的总称。《说文》中称：“技，巧也，从手支声”③。技术和艺术的概念是一种历史范畴，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人们对这些概念的理解是不同的，因此它们所涵盖的内容随历史的发展而变化。中国古代传统中是道器并举，“道”的理论，始于老庄，经《易·系》发挥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作为哲学的概念而相互依存。先秦时期，道器倾斜，诸子百家多持重道轻器的立场。儒家认为“技”须与“六艺”结合，有利于“仁”才加以提倡。道家则明确提出“技进乎道”，器是基础，是手段，道则是终极目的。朱熹解释为“道是道理”、“器是形迹”。道器关系就是本原和衍生的关系。法家和墨家虽然技道并重，但仍有一个前提，即必须建立在“义”、“利”的基础上，因此，“技”仍不是独立的。中国古代技道关系的发展，使“技”始终在一定的限制下，稍一逾矩，即被视为“奇技淫巧”而加以约束。直至明时开蒙读物《幼学琼林》的“技艺”篇里，还有“然奇技似无益于人，而百艺则有济于用”的思想④。先秦以降，手工业发展较为迅速，各行业有了较为细致的分工，《考工记》载：“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刮摩之工五，转埴之工二” ⑤ 。分工的细致又推动了技术的提高。在手工艺劳动中，人类的生产技能和艺术创造是融合在一起的。以后设计与技术均得到了发展，它们的水平有了很大的发展。设计艺术是伴随着工业发展而慢慢地成长起来的，边发展边提高，逐渐形成现代的设计观念和工业基础的关系。技术作为物质生产的手段，是与社会生产实践同时产生的。它是人对自然界有目的性的变革，反映了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技术的作用是把天成的自然转化为人工自然，这种变革首先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需要遵循自然规律进行。同时，它又是为满足人的需要而从事的，总是受到社会的控制和调节，成为社会生产活动的重要一环。从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或是从西方文明的发展中均可看出，设计艺术与技术的关系就好比植物的生长与土壤有着密切的关系。到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促进了科学与技术的结合，才使技术与艺术的分野日益突出。现代人本主义思想重新兴起，艺术与技术的结合又从新的角度去认识。一 原始石器时强调实用、讲究功能的致人利用思想人类最初只会用天然的石头或棍棒作为工具，后来，出于实用需要，人类在劳动中掌握了打制及磨制石器的技术，提高了石器的使用价值，这是人类第一次使用技术把实用和美观结合起来，赋于物品以物质和精神双重功能，是人类设计活动的起点。多样的实用要求使技术多样化。“古人”阶段的“丁村人”能够打制出三棱状的尖锥器，圆度充分而大小不等的石球以及分布均等的多边形器。从距今30万年的“丁村人”到三四万年前的“山顶洞人”之间的近25万年左右的时间里，也就是“古人”向“新人”阶段进化的时间段中，原始人的手工制作技巧在不断丰富和进步，他们全凭手工能够制造出直径不等、而圆度极好的石球，能在硬度相当高的石珠上用对穿的方式打孔，互相贯通，不差毫厘，这些制作的“工艺”极为巧妙，就其水平而言，在今天也无可挑剔。对石器形态、种类和制作技术的把握，表明旧石器时代人类对器物造型规律认识的过程，通过制作工具，产生了对均衡、对称等基本造型美的规律的朦胧认识⑥。随着制石工艺的发展，除了大量的石器工具，还有非实用的标识性石器，由特殊身份的人在特殊场合使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中国东部玉器发展较快，尤其是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代表了这一时代的玉器成就。就制法而言，大体有玉片、带浅浮雕的厚玉片、立体玉雕、大型筒状马蹄形玉器四大类，玉器的制作是制石工艺的最高水平，红山文化中两根精美的玉制发簪标志着中国专业手工艺者的出现。在武进寺墩、青浦福泉山、浙江余姚等地的大墓中都随葬了几十件玉璧和玉琮，玉器已成为炫耀墓主人超凡的能力，表示墓主人权威的身份的象征。出土的还有大量的玉兽、玉鸟、玉鱼等，从刮削器、砍砸器、三棱尖状器等实用的劳动工具转变为“黄琮祭地、苍璧祭天”的祀神器、礼仪器和装饰品，说明了原始社会里由于技术的发展使得装饰成为可能，并迅速发展。二 陶器与瓷器中的“技以载道” DOLCN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发现了制陶的方法，这是人类最早通过化学反应用人工方法将一种物质改变成另一种物质的创造性活动，当时的设计水平与生产技术之间的结合是紧密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协调的。早期用手捏制的陶器形态随意性大，只是为了实用，后来有了泥条盘筑法，再后来出现了轮制技术，使器物造型初步标准化，不但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规范了造型与装饰的模式。早在商代，就出现了原始瓷器，瓷器的产生是在制陶过程中，通过对原料的选择和烧制工艺的探索而实现的。到战国时，随着龙窑构造的不断完善，已经具备了烧制现代意义的瓷器的条件。陶与瓷的主要区别在于：一、原料不同，陶器用粘土而瓷器用瓷土；二、窑温不同，陶器较低，约为800OC，而瓷器较高，约1200OC；三、物理性能不同，陶器质地松脆有微孔，瓷器质地致密坚实。我国的瓷器的发展经历了由青瓷、白瓷、红瓷至彩瓷的不同阶段⑦。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使我国的瓷器艺术达到了举世称赞的高度。唐代越窑盛产青瓷，如玉似冰；长沙窑不作具体的图案描绘，用釉色变化来表现抽象美。宋代是陶瓷发展的鼎盛时期，就瓷器呈色原理上说，只有在釉中使铁的含量大大减少，掌握好高温技术，而且使瓷胎中的氧化钙的含量又较多时，才能产生白瓷。从青瓷到白瓷是一次工艺技术上的飞跃，正是在技术基础上才能取得艺术的表现力。白瓷的出现，为后来青花瓷、彩瓷的发展打下了基础。钧窑那种五光十色的彩瓷的出现，是造瓷工艺上的又一次突破，这是工艺上对火焰的不同特性恰如其分地控制的结果⑧。宋代瓷器多为素面无饰，主要以造型自身的形式感与晶莹的釉质作为美化的主要手段，完全是一派洗练、单纯、规整、精巧的仪态，以釉色来表现抽象美已成为普遍的现象。除素面瓷器外，乳浊釉、半乳浊釉者有刻花、弦线、形体自身变化等三种表现形式；透明釉者则采用刻花、划花、印花的装饰手法。宋代陶瓷有一种模仿和借鉴金属容器的造型装饰纹样、甚至某些工艺品的现象，如模仿商周及汉代铜器、唐宋金银器等。这些是由当时流行的思想意识和审美观念决定的，宋人的嗜古与摹古，使陈设瓷器承袭了古拙凝重的造型，借用了朴质无华的装饰，与精美丰富的釉色相结合，开辟了新的艺术天地。并对以后的瓷器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 金属器具中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统一铸铜的方法是人类继制陶后发现的另一种化学反应造物的方法。铸铜制范技术和失蜡技术的相继发明，开拓了模具造型的历史，使人类深刻认识到必须了解技术才能更好地进行设计创造，技术是手段，是为艺术审美的表现服务的。冶铸技术的进步促进了青铜艺术的发展。齐家文化到二里头文化期间，铜器还是以单范铸成为主。有小件装饰品、武器和少量生产工具，大部分是红铜，只有铜镜和少量的刀是青铜，小件铜环是用铜片卷造或锤击而成，小型铜刀用锤击或锻造法。大件的铜器则运用了比较复杂的合范铸造。由冶炼红铜到冶炼青铜，由锤击、单范到合范，历时七、八百年，在晚期则跨入青铜时期。商代至周初，青铜器的制作达到了一个高峰。青铜是金属中最早的合金，通常是纯铜与锡的合金，称为锡青铜，与铅的合金，就是铅青铜。加锡或加铅，其意义不仅在于降低熔点，更重要的是对合金的硬度有不同要求。加铅于铜，可以使铜液在灌铸时流畅性能好，锡青铜中含有少量铅是商周青铜冶铸的一个特点⑨。《考工记》中记载：“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斤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 ⑩ 。这就是说，钟鼎一类器物，需要有辉煌的色泽效果；斧斤一类工具需要坚韧，鉴燧一类用品需要光洁，因此其中铜锡的比例均不同。这标志了青铜时代采矿和冶炼金属的广泛应用，反映了青铜铸造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也从一方面反映了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准。随着铸造技术的提高，青铜器的造型发生了改变，这是技术促使艺术表现多样化的结果。西周的青铜器以鼎和编钟等礼器、乐器为代表，在制作技术上有了很大提高，可以由母范翻出不同子范，并采用焊接法，在器具的把手、钮、扉、棱等附件部分，造型手法比商代大有发展，形成了主体凝重、辅件灵动的风格。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已运用了浑铸、分铸、浑分合铸、铆接、焊接等技术，并充分运用失蜡法熔炉浇铸工艺。在铸钟之前还预先用“三分损益法”进行过钟模的调律。这些技术发展经过了长期的知识积累已不仅仅是一个铸造技术问题，而涉及到了复杂的声学、律学知识⑾。青铜时代的早期，范铸技术能满足礼器的基本功能，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的等级、财富意义仍被强化，而仪式、宗教功能却在减弱。礼器的意义发生异化，人们会因过分追求青铜器本身的华丽而形成装饰崇拜。对装饰技术的过度追求是促进失蜡法技术产生的原因之一⑿。失蜡铸造的技术，已能成功地铸造出泥范无法铸出的最精密复杂的器件，它的技术目标首先可能就是审美需要和技术本身的炫耀。1977年在河北平山出土的战国晚期镶嵌金银四鹿四凤四龙青铜方案，有着极高的工艺水平和巧妙的工艺构思⒀。在春秋晚期和战国时代的青铜兵器中，还出现了复合金属熔铸、复合金属嵌铸和铜铁合铸件⒁。 汉代设计艺术中相当注重实用功能和巧思的结合，较为典型的铜器工艺已向日用器皿方向发展，在制作特点上没有象过去那样多饰花纹，而流行素器，或是仅有简炼的弦文或仅饰以铺首。比较华贵的，则施以鎏金或饰以金银。可见技艺制作与国家政策、思想潮流相吻合。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长信宫灯，强调功能与仿生形态的结合，是汉代灯具的代表作。这种仿生型的灯具在汉代十分流行，灯内还有虹吸管，将灯烟吸收送入有水的等座，使之融于水中，最大限度地控制了空气污染⒂。就此一斑可窥见汉代技艺的实用审美观在生活中的深度和广度。它体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功能与装饰的统一，也即儒家所提出的“文质彬彬”的思想。同时，金属工具的广泛应用使设计领域不断扩大。春秋战国时开始出现铁器，铁器的坚硬和锋利远远胜过铜器，它可以在铜器上刻划花纹，并嵌入红铜丝或银丝，这就产生了错金错银工艺。汉代随着冶铁技术的进步，铁制工具的硬度提高，才有可能雕琢出大批的画像石和石制雕塑，使中国的石雕艺术有了很大发展。铁器在社会生产各领域的广泛使用，使得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明代的永乐大钟和武当山金顶则是中国金属工艺史上的两大工程。永乐大钟重约46吨，是用多个熔炉同时熔炼铜合金再一起浇铸。武当山金顶是现存最大的铜建筑物，分段、分块铸造再组合而成，其完整的造型，恢宏气度能与当今的后现代主义高技术派建筑及智能化的暴露金属结构的建筑媲美。除了以上的三个方面，技术和艺术互为依存的例子还存在于各个领域。汉代发明了纸，对中国书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清以后，宣纸逐渐成为中国书画的主要材料。明式家具那简炼的艺术造型与坚固合理的结构功能之间的完美结合，从而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顶峰，成为家具史上的最亮丽点。此外，历代帝王的宫殿和陵墓，江南的私家园林，都是技术与艺术结合后的产物。苏嘉湖一带的丝织业、纺织业，以及各地发掘的丰富的文化遗存，如果没有技术为基础，怎么会给后人留下那么多精美的艺术瑰宝？技术和艺术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孤立的技术是没有价值的，和艺术相结合的技术则具备了艺术的价值。艺术因技术而发光，技术因艺术而永驻。一个时代，大凡技术问题为政治所关注，成为事关国家前途、国计民生之大事时，技术便早已越过技巧或科学本身，而成为其它。20世纪中叶的社会主义手工业改造，其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经济发展考虑，解决传统工艺的现代生存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重新引进包豪斯思想，强调产品设计注重功能，一切从人出发，在这个前提下，认为现代设计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已鲜明具有人道主义色彩⒃。在新世纪之初，回顾历史，可以温故而知新，更好地将技术与艺术加以结合。

结合中国工艺美术史的发展及特 通过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