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学赏析论文

爱情语言是人类语言中最相通的。爱情把人的精神提升到与心灵对话的层次。爱情在人类社会中以永不衰竭的形式伴随生命存在。所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文学作品中爱情是一个永恒的主题。通过对东西方不同爱情观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中西文化差异。而通过对文学作品中的中西两种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增进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进而促进双方的理解沟通。文学虽然是世界性的，但最重要的还是其民族性和地域性。由此我们在分析和认识文学作品的某一观点的时候一定要对其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有一个很深人的了解，才能真正理解某种文学创作模式产生的深刻背景。爱情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当今社会的爱情观，既有西方文化爱情观的影响，又深深地带着中国传统爱情观的痕迹。将体现在中西文学作品中的爱情观作一番比较，就可以看出二者的区别。不同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使中西文学的爱情观念决然不同。我们以传统的中西文学为关照点，比较两者的不同之处。爱情构成了西方人整个生活和生命的全部，爱情就是一切。朱光潜先生对此有精辟论述：“西方人重视恋爱，有‘恋爱最上’的标语。在西方人眼中，爱情是人生的至乐。人生如果没有了爱情，那就失去了无限的趣味。”所以西方人将宗教家的天堂，称之为“永远的蜜月”，即是此意。西方人认为人在热恋中时，所倾慕的对象就好比天使一样，是完美无缺的，是绝对纯粹的。所以一次真正的爱情，会使人的灵魂得以净化，道德得以升华。用中国人的话来说，一次真心的爱情，会使人大死大活一番，确使人有脱胎换骨之感。所以西方的文人学者艺术家，无不重视爱情，甚至于一生多次恋爱，以从中寻找灵感与激情。歌德每经过一次恋爱，就有一首好诗，即是此证。西方文学中往往把爱情视为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l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塑造的副主教克洛德一直被看做邪恶势力的代表，也是人们极力鞭挞的对象，但如果认真考察他的内心世界及同周围环境的联系，就不难发现他身上不仅有牧师的虚伪，也有着人性遭到压抑之后的悲哀。纵观l4世纪后期的欧洲，资产阶级掀起人文主义运动，这场运动直接抨击了中世纪的教会的精神独裁和禁欲主义，追求个人的现世幸福已成为普遍现象。克洛德也有了人性的要求。但他一直过着远离女人的清修生活，节制自己的各种欲望，并且自以为是快乐的。直到见到了在巴黎街头跳舞的艾斯美拉达，人的意识才觉醒了。他被这种强烈的爱折磨着，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在忍受着一种比死亡力量还要强大的苦刑。作为一个神职人员，这可谓是大逆不道。但是副主教也是一个人，宗教的知识不能满足他对生活的要求，作为一个人，他也有人的感情、人的欲望、人的爱。基于这种爱，他才愤愤不平，发出人性的呼喊：“究竟，一个男人爱上了一个女人，这并不是他的错。”然而，正因为他所要求的这种爱是他所代表的那种势力和环境所不能允许的，因此，它的表现出来的方式便是扭曲的，变形的。在西方，中世纪是个特别”黑暗的时代”。在文艺领域，只能写对上帝的爱，写恋歌成为一种罪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世纪依然：有法国经院哲学家、唯情论者阿伯拉尔与巴黎名媛哀绿依斯冲破重重阻挠，苦苦相恋，尽管身为僧侣却不理睬教会的禁欲主义，而是写了大量歌颂男女爱情的恋歌，在民间广泛流传，产生很大影响。在德、法两国民间广泛流传的骑士传奇《特利斯坦和绮瑟》中，写特利斯坦和绮瑟无意中喝了一种药．酒，这种药酒使人永远相爱。尽管他们受到绮瑟的丈夫马尔克国王的残酷迫害，但是他们的爱情永远消灭不了。西方文学中的爱情还可以使人摆脱厄运，绝处逢生，在西方关于《白雪公主》的多种版本中，以美国迪斯尼动画片《白雪公主》为例，王子充满爱的深情的一吻是白雪公主死而复生的秘诀。中西方名人对爱情的评价也体现着不同的文化差异。费尔巴哈：爱情，就是要成为一个人。莎士比亚：一个人明明知道沉迷在爱情里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可是，在讥笑他人的浅薄无聊以后，偏偏会自己打自己的耳光，照样陷入爱情：盈柔的怀抱。歌德：在爱情中，最宝贵的不是占有，而是彼此的尊重与爱慕。孟子：食色，性也。林语堂：一个没有孩子的妻子就是情妇，而一个有孩子的情妇就是妻子。傅雷：要找永久的伴侣，也得多用理智考虑，勿被感情蒙蔽。情人的眼光一结婚就会变，变得你自己部不相信，事先要不想到这一着，必招来无穷的痛苦。老舍：爱情要是没有苦味。甜蜜从何处领略?爱情要是没有眼泪，笑声从何处飞来?爱情是神秘的，宝贵的，必要的，没有他，世界上只有一片枯草，一带黄沙，为爱情而哭而昏乱是有味的，真实的!人们要得不着恋爱的自由，一切的自由都是假的，人若没有两性的爱，一切的爱都是虚空。之所以选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来反映一种冲突，是因为这样才有必然性一一那不是性格的冲突，也未必是人格、品质的冲突，而是“理想的冲突”。他们都在对方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这对他们来说都是合理的。而这理想又如此不同，所以悲剧在所难免。中国人重视婚姻而轻视恋爱。因而感情的悲剧以婚姻悲剧居多。催人泪下的《孔雀东南飞》，重在写婚姻悲剧。中国传统文学的特点在于，围绕的轴心不是爱情，而是国计民生，风雅美刺等在我 n看来是重大的社会问题。爱情在我们看来是不重要的，并且在历史上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不能允许的。《诗言志》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即纯文学理论的总纲，但是“言志”的说法很笼统，在当时主要是指政治上的抱负和志向。所以诗歌历来强调风雅美刺的传统，要写重大而严肃的题旨，没有个人化的私人情感空间，写“家务事”、“儿女情”是不行的。中国人亦深知爱情的美妙，但更知爱情不能仅囿于生理的范围，所以将爱情与孝悌、礼义相配合。由于礼是儒学四端中的其中一个元素，所以在中国传统修身立德上，礼便促使中国人在抒发感情上比较内敛含蓄。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爱情观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特色即才子结缘于佳人，英雄无缘于美女的中国爱情模式。中国的才子以手中的一支笔获取小姐的芳心，寒窗苦度的考场配以柔情似水的情场。“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名列元代四大爱情剧之首的《西厢记》，反映了广大人民美好而善良的愿望。男主人公张生给观众、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章魁首”张生，英俊潇洒、才华出众且富有胆略，张生便以他的风流儒雅、才思敏捷而吸引住莺莺。对于爱情的论断，古今中外，难以记述。但细究中西方的爱情论调，可以发现一些细微的本质异同，西方人是崇尚爱情的，除了宗教中将“性欲”作为一个需要抑制的东西去约束外，人们对爱情的美好是带着崇敬的心理去接受的。但在中国，大多数的人，对爱情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因素，需要又排斥，接受又逃避，既憧憬爱情激动人心的一面，又恐惧爱情令人痛苦的一面，甚至于直接将爱情视为痛苦。这种矛盾的心态恰恰来自于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中西方是有差异的，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和人家的文化还有历史背景不同。所以，中西方的爱情观是不一样的，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东西方差异是有的，但我们也有共识。有不同的爱情观，但我们都向往着美好的爱情；无论是梁祝化蝶还是茶花女、卡门或是舞剧天鹅湖，都是我们对冲破传统观念和对爱情的追求及向往。

本来以为可以申请毕业论文，但申请时提示08104中外文学赏析未通过。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应该再准备什么，请指点，谢谢！

一、创作背景这篇小说反映了19世纪末沙皇俄国的黑暗现实。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身亡，继位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加强了专制恐怖统治。当时担任宗教院检察总长的波贝多诺斯采夫给沙皇的奏章中说：“在当前这个艰苦的时代，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平息那种头脑不清、濒于疯狂的社会舆论；必须禁止那种人人饶舌的不可名状的街头巷议，以期尽量减少流言蜚语……”（转引自《契诃夫传》）在此之前，受欧洲进步文明潮流的影响，俄国也兴起变革之风，尤其在进步的知识分子和贵族中间，要求自由民主，改变专制制度的呼声日益强烈，并付诸行动。面对汹涌的变革浪潮，沙皇政府采取一切暴力手段进行镇压，逮捕流放革命者，查封进步刊物，禁锢人们的思想言论。全国警探遍布，告密者横行，一切反动势力纠合起来，对抗进步的潮流，竭力维护腐朽没落的沙皇统治。二、别里科夫的形象1．性格、行为①封闭：他“即使在最晴朗的日子，也穿上雨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把随身带的东西都放在一个又一个“套子”里；他把自己的脸也“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黑眼镜，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住耳朵眼”；他坐马车“总要叫马车夫支起车篷”。——“总之”，他“总想把自己包在壳子里，仿佛要为自己制造一个套子，好隔绝人世，不受外界影响”。不仅如此，他把和人交往也视为厌事，“他所去的那个挤满了人的学校，分明使得他满心害怕和憎恶”，跟“我”（布尔金）一块儿走路，“对他那么一个性情孤僻的人来说，显然也是苦事”。②怀旧：他“老是歌颂过去，歌颂那些从没存在过的东西”，他总认为过去什么都好，其实意味着对现实的恐惧、抗拒。所以作者说他“所教的古代语言”“雨靴”“雨伞”都是他逃避现实生活的道具。他为什么这样害怕现实生活呢？他究竟要“逃避”什么？③胆小多疑：他胆小，恐惧得让人发笑。“他一上床，就拉过被子来蒙上脑袋”，“他躺在被子底下，战战兢兢”，“深怕会出什么事”，“深怕小贼溜进来”；他又多疑，什么事都让他“心慌得很，一个劲儿地说：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从他封闭、怀旧、胆小多疑的性格行为上看，他的所谓“性情孤僻”，其实是“逃避”外界活生生的生活。人类生活总要向前发展，文明才能进步。他怕的就是这样的发展、进步，所以他干脆逃避生活，以今不如昔来安慰自己，甚至歌颂“从没存在过的东西”，可见他已经虚妄到何等地步!④极力维护现行秩序：思想上自觉向反动政府看齐。“只有政府的告示和报纸（自然是御用报纸，经过镇压，不可能宣传进步思想的新闻媒体）上的文章”，“其中规定着禁止什么，他才觉得一清二楚”。即使官方批准的东西，他也觉得“包藏着使人怀疑的成分”，总担忧“闹出什么乱子”。至于“违背法令、脱离常规、不合规矩的事”，当然引起他“心慌”，即使和他“毫不相干”，他也要“闷闷不乐”。如果说他的悲剧是性格悲剧的话，那么他乐于告密，就表现了他人格的卑鄙了。他对自己的无耻行为总是振振有词：“为了避免我们的谈话被人家误解以致闹出什么乱子起见，我得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报告校长——把大意说明一下。我不能不这样做。”他从思想上的保守僵化已经堕落到行为上的卑劣了。就这样，他在思想上行动上把自己和沙皇反动专制统治联系在一起，压制着身边的人们，全城的人战战兢兢地生活了十年到十五年，“都怕他”，“他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这个“套中人”给人们带来多么大的精神压力和恐惧!2．结婚的悲喜剧像别里科夫这样厌恶别人、恐惧生活的人，居然要结婚，首先是一出让人发笑的喜剧，最后必然以悲剧告终。校长太太，也包括像布尔金这样的同事，都“撮合”“怂恿”别里科夫和华连卡结婚。于是“他昏了头，决定结婚了”。结婚意味着他对生活的渴望，意味着他走出“套子”的尝试。但是要挣脱出既有的“套子”是很困难的，一桩小事，就让他的希望彻底破灭，就让他感到他和生趣盎然的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年轻活泼的华连卡“兴高采烈”地骑自行车，这在别里科夫的眼里是多么“大逆不道”的事情，“中学教员和小姐骑自行车还成体统吗？”迂腐、多疑、谨慎的别里科夫一本正经地找华连卡谈话，却碰上了她的哥哥，话不投机，别里科夫恼羞成怒，以告密相威胁，被摔到楼下，结果可想而知，婚事完了，别里科夫的性命也完了。——他身上的“套子”太厚重，已经不能让他回到正常的生活中来了。3．别里科夫的悲剧别里科夫并不是十恶不赦的恶人，他性格孤僻，胆小怕事，恐惧变革，更多的是想做一个纯粹的现行制度的“守法良民”。他的世界观就是害怕出乱子，害怕改变既有的一切，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在客观上却助纣为虐。他辖制着大家，并不是靠暴力等手段，而是给众人精神上的压抑，让大家“透不出气”。可以说是专制制度毒化了他的思想、心灵，使他惧怕一切变革，顽固僵化，他既是沙皇专制制度的维护者，也是受害者。三、夸张与讽刺的手法夸张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夸张人物形象，像别里科夫这样整天躲在“套子”里的人，在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二是夸张人物的作用，说他把“整个中学”辖制了“足足十五年”，连“全城都受着他辖制”，大家什么都不敢干。这些夸张是作者对生活的高度概括，揭示了社会的本质。别里科夫是众多“套中人”的典型代表，而他对人们的压制，也是种种专制压迫的结果。讽刺也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通过对别里科夫性格行为的夸张，嘲讽了“套中人”的丑陋和可憎；二是以戏剧化的情节，描写别里科夫可悲的下场。他生平最怕出乱子，结果乱子偏偏找上他，挺好的婚事让他自己无端搞出了“乱子”，这不是绝妙的讽刺吗？四、关于“套子”和“套中人”的思考无论什么时代什么社会，都有不同形式的“套子”和“套中人”出现。因为时代发展、社会进步，总会有变革，那么就会有反对变革的人出现。这些人中除了仇视社会进步，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统治者外，更多的是墨守成规、因循守旧的小人物，他们对新生事物不适应、不理解，甚至满怀恐惧，他们主要在思想和行动上抗拒社会变革。我们从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就可以发现许多这样的人和事。而改革开放的最大阻力，就是既有的各种“套子”。下面是关于此文章的赏析二《装在套子里的人》赏析（钟振奋）“再也不能照这样生活下去!”契诃夫在小说中借兽医伊凡·伊凡内奇的口道出了当时要求变革的社会情绪。这篇作品创作于1898年，其时俄国正处在沙皇专制统治的黑暗时期，人们的生活（无论是小市民还是知识分子）相当沉闷、乏味。曾经做过医生的契诃夫拿起了手中的笔，以敏锐的目光解剖了庸碌的生活层面，对于当时的俄国社会作出了精确的心理诊断，写出了这一充满辛辣嘲讽的名篇。以另一种职业的目光去认识生活，契诃夫自有他独到的发现。作为一名医生，他养成了冷静的，常常是冷峻的思维习惯。在本篇里，他采用了从容不迫的，甚至看起来有点漫不经心的节奏，通过中学教员布尔金之口，不动声色地开始了他的叙述，引出了小说的中心人物——别里科夫。别里科夫作为希腊语教员，自有他的“出众”之处，为小城单调无聊的生活增添了解闷的笑料。他所有的一切都是装在套子里的。首先是他那古怪的行为方式。无论什么天气，他出门时总是套着雨靴，带着雨伞，穿着暖和的棉大衣，其次是他那偏执的心理特征，他想给自己安上一个精神外壳，缩回过去，缩回古代，免受现实生活的刺激；他像害怕瘟疫一样害怕一切新事物，害怕一切超出平凡庸俗的生活常规以外的东西。让人觉得别里科夫不止是具有怪僻，简直就是一个神经病患者了。他的语言的套子似乎是最为“标准”“规范”的了。那句著名的口头禅“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响彻他的一生，成了他的生活态度。这一套子禁锢着他，一直到死也没能解脱。然而就是这个战战兢兢、谨小慎微，最后让全城人都怕他的别里科夫，在外人的怂恿下，居然要跟热情奔放的外省人华连卡结婚!长期生活在“套子”里近于霉变的别里科夫是不可能跟现实中的人真正接近的。由于在一次学校组织的郊游中看到华连卡骑着车，毫无顾忌的模样，彻底破坏了在他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女人骑自行车不成体统”的观念，别里科夫恼羞成怒地去找华连卡的弟弟柯瓦连科辩理，结果被柯瓦连科一把推下楼去，一个月后别里科夫就死去了，结束了他那可悲、可怜，同时又令人憎恶的一生。应该说这是他最好的归宿了，因为死亡实现了他终生的梦想——永远地装在套子里。别里科夫是死了，但是生活中还有多少像他那样的套中人还活着呢？作者在小说的结尾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可谓意犹未尽，发人深思。对于可怜的人，可怜的生活的善意嘲笑，使得契诃夫的作品具有喜剧性。19世纪80年代，也就是契诃夫刚开始创作时，在俄国大量流行的幽默杂志影响了契诃夫，他的作品逐渐形成了一种机智幽默，略含讥刺，平而不淡，浓而不烈的风格。《装在套子里的人》这一短篇也不例外。由于人物本身有着滑稽可笑的东西，同时他又遇着了不和谐的环境（也许可以说是“生不逢时”吧），因此他的行为动作，他的思想、心理无一不显得可笑，这便给作品奠定了幽默的基础，增加了喜剧的成分。契诃夫最擅长于在平静的生活中看出事物的本质，因此被称为“日常生活的现实主义”。他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取材，把笔触伸向人物内心深处，工笔细描般地刻画人物性格，让人们从人物的行动中看出他的精神状态。契诃夫把目光集中在小人物身上，从他们平凡的琐事中揭示出他们的庸俗习气，他们的不觉悟，唤起人们对浑浑噩噩、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引起疗救的注意。在这篇小说中，契诃夫运用了直缀的构思方式。所谓直缀，就是用细针密线，缀连成篇，简要地展示人物的生活历程或事件的发展过程，用这种方法可以比较完整地展示生活的阶段，概述人物的一生，而不只是浮光掠影般的匆匆一瞥。《装在套子里的人》就是这样一串晶莹闪烁的珍珠。这篇小说的叙述方式很有特色，由一个简单的引子过渡，直截了当地进入故事，把很长的事情说得很短，简洁明了。叙述人虽然讲述了别里科夫的一生，但并无沉闷、冗长之感，这应该归功于作者巧妙的构思与独特的视角。由于不断地有伏笔出现，使得读者容易产生兴趣，迅速进入作者所规定的艺术情境。“契诃夫用一个词儿就足够创造一个形象”，这句话不免有点夸张，但却说明了契诃夫在语言上的高度的艺术造诣。他对人物形象精雕细刻般地描摹，在作品中随处可见的简约精当、生动传神的叙述语言，甚至难以替换的小说篇名，都证明了他不愧为一位杰出的语言大师，具有优秀的小说家所必备的出色的艺术才能。他那些脍炙人口的名篇，无论是《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还是《带小狗的女人》《装在套子里的人》等，均可被奉为典范的短篇佳作，有着隽永的语言魅力。“在生活里，人们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开枪自杀，悬梁自尽，谈情说爱，都在谈聪明话，人们不过是吃饭而已，仅仅在吃饭时，他们的幸福就形成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毁掉了。”这段话可以看作契诃夫一生实践着的艺术主张。契诃夫关注的是普通人的命运。正是从大量的平凡的生活现象中提炼出一个个令人难忘的人物典型，契诃夫为世界短篇小说的艺术画廊增添了许多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成为后人崇敬的短篇小说巨匠。（选自《世界短篇小说名著鉴赏辞典》，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版）三、别里科夫的形象（何祖健）《装在套子里的人》写于19世纪90年代末，此时，俄国新的革命高潮正在酝酿。面对日益壮大的革命力量，沙皇当局便以强化国家机器来维持其统治地位，因此，此时的俄国正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身处这一恐怖环境中的俄国知识分子，正如高尔基《海燕》中所描写的，有在“乌云和大海之间”“勇敢地” “自由自在地”“高傲地飞翔”的海燕，但也有被“那轰隆隆的雷声吓坏了”“胆怯地把肥胖的身体躲藏在悬岩底下”的海鸟与企鹅。《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别里科夫就是一个海鸟与企鹅式的害怕变革，苟且偷安，甚至甘心充当沙皇鹰犬的知识分子形象。综观全篇，契诃夫笔下的别里科夫是一个可恶可憎，然而又可悲可怜的人物。他的最大特点是把一切都装在套子里。首先，在生活上，他用各式各样的套子把自己里里外外裹得紧紧的，包得严严的。他常常晴天穿靴子、带雨伞，坐车支车篷，房子不管怎样闷热，他也不开门窗。睡觉时，除带上睡帽、穿上睡衣，还要把脑袋蒙在被子里。他不仅要将自己的躯体和物品用套子套起来，而且连自己的思想、精神也要“套”起来。政府告示、法令和保守报刊的文章，是他思想的惟一准则。凡是脱离常规、不合规矩的事，虽然与他无关，他也很不高兴。这个别里科夫不仅把自己的一切都藏到套子里，令人生厌的是，他连周围的一切也不放过。城里新设一个茶馆、一个阅览室、一个戏剧小组，他便惊恐不已：“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同事参加祈祷式去迟了，听到中学生顽皮闹事的流言，他心慌意乱：“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十多年来，教师、校长、甚至全城的人都战战兢兢地过日子，整个城市死气沉沉。人们之所以怕他，是因为他有着沙皇政府作后盾。他扮演的也正是旧制度、旧秩序、旧传统的卫道士的角色。因此，作为这一角色的别里科夫是可憎可恶的。然而，作为一个小人物的别里科夫，他实际上也是一个受害者， “套子”在危害别人的同时，也毁坏和扭曲了他正常的人性。因此，综观他的一生，又是可悲可怜的。通过他在婚姻事件引起的冲突中，我们足可以看到他悲剧性的一面。对于四十多岁还没成家的别里科夫来说，恋爱结婚实在是一大乐事，可他迟迟不敢求婚，是因为害怕结婚会闹出什么乱子来。当他被柯瓦连科从楼上推下来，他最害怕的是“这样一来，全城的人都会知道这件事，还会传到校长耳朵里去，还会传到督学耳朵里去。哎呀!不定会闹出什么乱子!”因此，他实际上是死于惊恐和担忧。真是可恶、可悲的别里科夫!别里科夫死了，人们应该解放了，自由了，然而死了一个别里科夫，还有许多别里科夫存在着，因为这是一个僵死、腐朽的社会。“不行，再也不能照这样生活下去了!”契诃夫借兽医的口表达了对消灭沙俄专制制度、创建新生活的强烈愿望。《装在套子里的人》除了具有契诃夫一般短篇小说的客观、含蓄、简练、朴素及幽默、讽刺的风格外，还在结构上采用了故事套故事形式。作者将别里科夫的故事放在猎人月下闲谈的大故事中进行叙述，这种形式，不仅使内容更真实，也使结构更加紧凑。（选自《中外文学名作欣赏》，湖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四、《装在套子里的人》赏析（赵桂莲）《装在套子里的人》写于1898年，是契诃夫优秀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在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中算是比较长的，但也不过一万字多一点。其故事也不复杂。主人公是一位在中学里教希腊语的中年教师，名叫别里科夫。现实生活让他总是感到心神不安，让他害怕，为了同世人隔绝，不致受到外界的影响，他总想给自己包上一层外壳，给自己制造一个所谓安全的套子：哪怕在艳阳天出门他也总是穿着套鞋，带着雨伞，他的雨伞、怀表、削铅笔的小折刀等等一切能包裹起来的东西都总是装在套子里，就连他的脸也好像装在套子里，因为他总是把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面，戴着黑眼镜，耳朵里塞上棉花，坐出租马车的时候也要车夫马上把车篷支起来。这仅仅是他抵挡恐惧的外在表现。另一方面，一切被禁止的东西都让他感到心里踏实、清楚明了，而对一切没有被政府明令禁止的事物他都觉得可疑、害怕。他的一句时时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在这部篇幅不算长的小说里这句话竟然以不同的方式出现了九次之多，简直就像咒语一样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特别让人无法容忍的是，他总是像一个幽灵一样不请自到地造访每个教师的住所，一句话不说地坐上一两个钟头，然后又像幽灵一样地消失了。他的恐惧像毒瘤一样一点一点地蔓延，传染给他周围的每一个人。他在学校里待了15年，整个学校乃至全城被他这样的情绪控制了15年，竟然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没有一个人想要反抗，想要对他说一个不字。同学们可以想像一下，那是怎样的15年啊!全城的人什么都怕：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寄信、交朋友、读书，不敢周济穷人、教人识字，不敢吃荤、打牌，不敢搞任何娱乐活动，人们都像他一样蜷缩在自己的套子里苟且偷生。而最可怕的是，渐渐地，这一切都成为了习惯，成为了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在小说的结尾部分我们可以明显地体会到这一点。别里科夫死了，死得非常具有戏剧性：学校里新来了一位史地教师，从乌克兰来的，与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姐姐华连卡，他们的到来如同一块石子一样把死水一潭的沉闷生活搅起了涟漪。乌克兰是俄国的南方，那里气候宜人，总是阳光灿烂，那里的人的性格也受了那种地理环境的影响，豪爽，快乐，活泼，这一点非常鲜明地体现在华连卡身上。小说中是这样形容她的：她简直就像蜜饯水果，活泼极了，很爱热闹，老是唱小俄罗斯的抒情歌曲，扬声大笑；她就像一个希腊神话中的爱神、美神一样从浪花里钻出来了；小俄罗斯女人只会哭或者笑，对她们来说不哭不笑的心情是没有的……这样的快乐甚至也感染了“套中人”别里科夫，在众人的怂恿下他甚至打算向华连卡求婚了，不过也仅仅是打算罢了：结婚以后要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把他给吓住了，尤其让他害怕的是华连卡姐弟两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他认为他们为人师表竟然骑着自行车穿街而过简直不成体统，以华连卡这样的活泼性情，说不定以后就会惹出什么麻烦来。于是他来到华连卡弟弟那里，告诉他这不应该那不应该，这不对那不对，最后被这个火暴脾气的弟弟揪着脖领子从楼梯上推了下去，而这恰巧被华连卡看到了。别里科夫又怕又羞，过了一个月就一命呜呼了。别里科夫就这样极具戏剧性地死去了。学校以及城里的人以为就此可以享受解脱的自由了，而悲哀的是，这种恐惧的情绪已经渗透到每一个人的血液中去了，好心情持续了还不到一个星期，生活又恢复了老样子，照先前一样，仍旧那么压抑、沉闷。这样的生活什么时候才是头呢？它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在小说的结尾处兽医伊万·伊万内奇分析得很有道理，他认为：“自己受到委屈和侮辱而隐忍不发，不敢公开声明站在正直自由的人一边，反而自己也弄虚作假，面带微笑，而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混一口饭吃，为了有一个温暖的小窝，为了做个不值钱的小官罢了。”这就是根源所在，为了保全自己、为了一己私利而丧失人格，丧失做人的尊严，丧失做人的起码原则，如虫豸一般苟延残喘。这样的例子在契诃夫的小说中比比皆是：《变色龙》中的警察奥楚蔑洛夫因狗的主人的不同而瞬息万变的态度活脱脱地勾画出一个丧失人格尊严的势利小人的丑恶嘴脸；《一个官员之死》中的小官吏仅仅因为在戏院看戏时打了个喷嚏，唾液喷到前面一个大人物——将军的头上，而因此变得坐卧不宁，惶惶不可终日，尽管将军并不在意，他却一次次地找上门去解释，到最后倒真的把将军弄烦了，对他疾言厉色起来，而他最终也竟然因为这样一个极偶然的事件丧失了性命，那情景简直让人不忍卒读。契诃夫以细腻的手法描写了主人公的心理变化，揭示了精神上的奴性是多么害人，多么可怕，对人心灵的毒害是多么巨大，一个丧失了人格尊严的人是多么地猥琐……这些都堪称契诃夫创作中的经典。契诃夫有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和戏剧作品都在表现同一个主题：奴性和奴性产生的历史根源和心理。契诃夫也许是俄罗斯第一位认识到金钱、官职、权威和权力不过是奴役的外部原因的作家，而奴役真正的工具是恐惧。恐惧使得《装在套子里的人》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恐惧使得他的同事们敢怒不敢言。而恐惧产生的根源是渗透在人骨子里的奴性和漠然。试想想，如果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每一个人都能把自己当成顶天立地的人，能互相关心，把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打破，而不是在他人身上寻开心（学校里的人极力撮合别里科夫与华连卡的婚姻并非因为他们关心他，那不过是给烦闷无聊的生活寻找点调味剂罢了）。那么，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的内心怎么可能被恐惧牢牢地控制住呢？人还有什么必要把自己装在“套子”里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结合契诃夫1892年完成的小说《恐惧》来理解。这部名为《恐惧》的小说，可以说，是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的绝好诠释，通过它我们可以更深刻、更准确地理解《装在套子里的人》所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整天生活在恐惧之中，对什么都怕，而原因呢？照他自己的话说： “我体会到生活状况和教育把我限制在狭小、虚伪的圈子里，我的全部生活无非是天天费尽心机欺自己和别人，而且自己并不觉得。……我想像到我一直到死都摆脱不了这种虚伪，就心里害怕。……我们往往不公道，对人造谣中伤，破坏彼此的生活，把我们的全部力量都浪费在我们不需要的而且妨碍我们生活的无聊事情上。……我怕人们，是因为我不了解他们。……我不明白人为了什么缘故要生活下去。”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契诃夫在日记中写过这样的话：“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我们俄罗斯这样，人们受到权威的如此压制，俄罗斯人受到世世代代奴性的贬损，害怕自由……我们被奴颜婢膝和虚伪折磨得太惨了。”而恐惧和害怕的结果就是使人们千方百计地想要保护自己，把自己装在他们自认为安全的“套子”里。像别里科夫那样墨守成规、循规蹈矩，想方设法地“千万不要闹出什么乱子来”。就像兽医伊万·伊万内奇说的：“问题就在这儿。我们住在空气污浊、极其拥挤的城里，写些不必要的公文，老是玩儿纸牌，这岂不也是一种套子？至于我们在懒汉、无端找麻烦的家伙和愚蠢而闲散的女人中间消磨我们的一生，自己说也听人家说各种各样的废话，这岂不也是一种套子？”的确，想方设法地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尽量不出头露面，过着与大多数人同样的生活，这确实可以使人相安无事地终其一生，但却残害了多少心灵，甚至扼杀了多少天才啊!这样的生活怎么会不让人烦闷呢？长此以往，这样的生活培养了人的惰性、懒散和无聊。作为深刻洞察俄罗斯人心理特性和民族劣根性的伟大作家，契诃夫除了倾力表现俄国人的奴性及其产生的根源，他还倾注了大量的笔墨表现俄国人的无聊和烦闷。这是他创作中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不行，再也不能照这样生活下去了。”这句发自肺腑的话应该是契诃夫写这篇小说的最终目的，是这部小说的最强音，也是他写作同类小说的宗旨。如果说19世纪的俄罗斯古典大师，如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塑造了一系列“小人物”的形象（社会底层的小官吏、穷人等），对他们寄托了深切的同情和怜悯，那么，到了契诃夫这里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举出的几部小说中的主人公都算是“小人物”，但作家笔端流露出的指责却远远多于同情，是批判，批判他们本身的软弱无能，指责他们不知自尊，在有权有势者面前卑躬屈膝。所以说契诃夫表现的不是“小人物”，而是妨碍他们成为真正的人的东西，因为在契诃夫的心目中人根本就不可能成为“小人物”，他认为一个人“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尊严”，一个诚实的人“不可能是渺小和微不足道的”，一个人不能因为自己地位的卑微而贬低自己的尊严，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大写的人。在给友人的信中契诃夫写道：“应该写这样一部小说，表现一个年轻人，一个农奴的儿子，一个从前的小商贩，一个受过官职尊卑教育、吻着神父的手、膜拜别人思想长大的中学生和大学生是如何一点一滴地摆脱掉自身的奴隶印记，表现他如何在一个明媚的早晨醒来，发现自己的血管里流着的已经不是奴隶的血，而是真正的人的血。”契诃夫的戏剧《万尼亚舅舅》中的医生阿斯特洛夫说过的话代表了作家本人的追求和理想，他说：“人身上的一切都应该是美好的：面孔，衣服，心灵和思想都应该是美好的。”如果说契诃夫塑造的奴性十足的人物形象更生动，更具说服力，如果说契诃夫最终也没有塑造出那样一个“在明媚的早晨醒来以后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一个全新的自由人”的人物形象，那只能说明时代决定了这一点。契诃夫生活的时代是俄罗斯近代史上最为动荡、精神与经济危机最为严重的年代，是一个没有英雄的年代，俄罗斯的农奴制度虽然在契诃夫降生的第二年就废除了，但数百年的农奴制度却在俄罗斯人民的民族特性中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绝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根除的。作为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最后一位古典大师，契诃夫与他的前辈们面临的是一些不同的人物，生活的场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更多关注的是当时历史舞台上的普通人以及普通人身上的弱点。当把普通人的这种种弱点放在俄罗斯民族历史的大背景上来考察的时候，他的作品就带有了更高度的概括性。他把这种种的弱点甚至丑陋展示给读者，是为了让读者警醒：你自己身上是否有这些弱点，你自己是不是这样一个缩手缩脚、什么都怕的“套中人”，你离美好的理想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