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的文学刊物

1、《长恨歌》写了一个女人长达40年的感情经历。中学生王琦瑶，是一个普通的上海弄堂女，但她又是不普通的，因为她美丽无比，几乎达到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境界。自从被选上“上海小姐”后，命运就发生了转变，她做了某大员的女人。后来上海解放，大员遇难，王琦瑶又成了普通弄堂女孩，但是表面的平静掩饰不了她内心的波澜起伏。她与几个男人纠缠在一起，关系复杂，后来天命之年的王琦瑶与一位年纪与自己女儿相仿的男人发生畸形恋，最终因为金钱被女儿同学的男朋友杀害。2、《白鹿原》是作家陈忠实的代表作，这部长篇小说共50余万字，由陈忠实历时六年创作完成。该小说以陕西关中地区白鹿原上白鹿村为缩影，通过讲述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表现了从清朝末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化。3、《许三观卖血记》是余华于1995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讲述了许三观靠着卖血渡过了人生的一个个难关，战胜了命运强加给他的惊涛骇浪，而当他老了，知道自己的血再也没有人要时，精神却崩溃了。它以博大的温情描绘了磨难中的人生，以激烈的故事形式表达了人在面对厄运时求生的欲望。4、《红高粱家族》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莫言的作品。《红高粱家族》由《红高粱》《高粱酒》《高粱殡》《狗道》《奇死》五部组成。5、《青春万岁》小说以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向读者展示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北京女七中高三女生热情洋溢的青春生活，刻画了一批成长于新旧交替时代的青年人特有的精神风貌：她们有理想，有热情，对生活积极乐观，“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缨珞”编织属于她们的日子。小说采用了色调鲜明的对比衬托手法，表现了不同社会制度下人物的命运，歌颂了青春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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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八九十年代鲁迅研究的生态系统王家平内容提要 本文首先从纵向勾画了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鲁迅研究者“四代同堂”的代际关系图景，认为四代研究者之间的传承与超越关系构成近二十年鲁迅研究的学术史，而各代研究者正是在与另几代研究者的相互参照中显示出自身的优长与局限。其次，论文简述了八九十年代中国鲁迅研究的3大阐释体系的基本价值取向，以及各阐释体系之间的复杂关联。接着，论文比较详尽地展示了该领域最重要的阐释体系——学院派鲁迅研究6个研究系统的基本风貌，对学院派鲁迅研究的思想史系统、精神心理学系统、文化学系统、比较文学系统、文本形式系统和考据学系统的学术路向、特点和得失，以及各系统的代表性论著都作了评析。 从80年代初起，鲁迅研究业已逐步形成了一个相对平衡、稳定的学术生态系统：首先是形成了衔接紧密、环环相扣的学术梯队；其次是多种阐释系统在相互竞争、相互促动中不断开辟着自己的生长空间。新陈代谢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学术研究的连续性有赖于代际链条的紧密衔接。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界形成了四代学者相依相存的有序性。第一代学者中从解放前就开始接触鲁迅的艺术世界，在80年代仍笔耕不辍，作出了各自不同贡献的有唐tāo@①、王瑶、李何林、林辰、孙用、王士菁、陈涌、薛绥之、孙昌熙、单演义等，钟敬文、任访秋、田仲济、戈宝权、贾植芳等在其他研究领域成绩卓著的学者也在本时期鲁迅研究领域作出了不凡的成绩。第一代学者出生、成长的环境令他们获得了对现代文化氛围的切身感受，这就使得他们更容易契合于鲁迅丰富博大的心灵，并且对有关的史料了解于心。第二代鲁迅研究者基本上是在五六十年代的高校接受苏联模式的文学教育，他们获得了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思维方式，形成了规范严谨的学院派治学风格。第二代学者中的孙玉石、王德后、朱正、林非、陈漱渝、袁良骏、彭定安、陈鸣树、吴中杰、鲍昌、许怀中等长期耕耘于鲁迅研究领域，获得了丰硕的学术收成；介于一、二代学者之间的王景山、林志浩等，以及同时从事其他领域研究的乐黛云、严家炎、刘再复、范伯群等学者也为鲁迅研究奉献了自己的辛勤和汗水。第三代鲁迅研究人员中的佼佼者大多是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后培养的硕士、博士，这批人年龄跨度较大，其中像钱理群、王富仁、杨义等人在文革前就已经完成或开始接受本科教育，在随后的动荡年代里经历诸多磨难，因此，他们的鲁迅研究熔铸了自身丰富的生命体验，与现实人生有着密切的血肉关联；这之外还有一部分从80年代初起步的中年学者，他们也对鲁迅研究作出了突出的成绩。第三代研究者中值得关注的还有林贤治、王乾坤、孙郁、朱晓进、陈方竟、张梦阳、李新宇、金宏达、程麻、李春林、阎庆生等。第四代为1978年以后上大学，其中许多人后来还继续攻读了硕士、博士学位的青年学人，80年代后期以来，他们陆续在学界崭露头角，成为鲁迅研究界的生力军，他们中已经取得一定实绩的有汪晖、吴俊、高旭东、高远东、王彬彬、郑家健、薛毅、皇甫积庆等。这一代学人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接受高等教育的，因此大多具备鲜明的创新意识；同时因普遍拥有良好的外文基础，使得他们能及时吸收国外的新观念、新方法。对四代鲁迅研究者的上述划分只是相对意义上的代际勘界。实际上，四代学者之间存在着由师生、学友之谊和因学术风格互相交叉而形成的复杂关联，并且在学术积累上形成了代代相传的递进关系：正因为有第一代学者对鲁迅史料所作的广泛的辑佚、精心的考证，第二代学者对鲁迅的思想、创作进行理论的概括和提升才有了可靠的依据；而第三代学者经由鲁迅研究来批判现实和参与现代人文精神重建，又是以第二代学者对鲁迅所作的理论性思考为基础的；同样，若没有第三代学者无畏地冲破一个又一个精神禁区的开拓，第四代学人就未必能上升到对鲁迅本体层面的研究。每一代研究者也正是在和另几代人的相互参照中展示了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同时又显露了自己的弱点和局限：第一代对史料求证的过于执着，可能会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第二代过分热衷于通过鲁迅的思想和创作发展道路来印证“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难免带上浓重的先验论色彩；第三代若把个人体验强调得过了头，就会以损失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为代价；而第四代学人的“创新”意识太强烈，往往使自己的研究浅尝辄止，缺乏应有的深广度。21世纪在召唤着新一代鲁迅研究者的出现，这一代人应在汲取前几代人研究智慧的基础上，超越以往的种种局限，争取在新的世纪使鲁迅研究跃上一个新的境界。把代际比较的纵向视角转换为对鲁迅研究生态群落的横向观测，会发现研究领域内存在着三大阐释系统，即：主流意识形态的、学院的、民间的阐释系统(注：对鲁迅研究阐释系统的划分，一些学者已作过不同的探讨，可参阅：秦弓：《鲁迅的遗产》，《鲁迅研究月刊》，1997，(1)；孙郁：《算是求疵》，《鲁迅研究月刊》，2000，(7)；刘玉凯：《解读鲁迅的三重话语层面》，《鲁迅研究月刊》，2001，(7)。)。早在1940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主流意识形态阐释鲁迅的基调已经确定(即三个“伟大”的称谓)，新中国成立后，鲁迅研究更是被纳入国家意识形态的整体建构中，人们主要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层面来看鲁迅的成就和影响，因此，更多地阐述鲁迅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贡献，突出其作品的革命内涵和政治意义。这一阐释系统的代表性人物有瞿秋白、毛泽东、冯雪峰、陈涌、李希凡等。鲁迅是一位关心现实政治的作家，他本人在研究魏晋士人的“风度”和心态时，就很重视结合当时的政治环境进行分析。从政治层面来探讨鲁迅的思想和创作，不失为一种简单明快的分析角度，在鲁迅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会作为诸种阐释系统的一“格”而存在。但问题是80年代以前，官方总试图让政治阐释系统凌架于其他阐释系统之上，甚至以这一系统排斥、取代其他系统，显示出了鲜明的排他性。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反对“右派”到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鲁迅奇迹般地一次又一次充当了代言人的角色。事实已经反复表明，在鲁迅研究中以政治实用主义的态度进行庸俗社会学的阐释，必然招致普通民众对鲁迅的误解、反感，从而使鲁迅研究蒙受巨大损失。与庙堂人士阐释鲁迅时的正襟危坐姿态和法官断案式的权威语态不同，民间百姓对鲁迅的议论是零碎的、随意的、即兴的(至少八十年代以来是这样)。既不必像政治家或政治家型的学者那样代他人立言，也不必如学院里的知识分子一般因职业习惯而引经据典，老百姓议论鲁迅的话题有着鲜明的“家常性”，正像一位学者所言，老百姓关心得更多的也许是：“鲁迅是哪里人，他住多少房子，他一个月挣多少钱、一生共挣了多少钱，他老婆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他有了老婆又要娶许广平，他弟弟在北大当教授他为什么倒当讲师，鲁迅是怎么死的，鲁迅的作品我们不爱读那还算好作品吗”，“鲁迅为什么不入党，鲁迅那么尖刻还算好人吗，鲁迅要是活到今天他的命运会是怎样的，鲁迅骂的人是好人是坏人”等(注：刘玉凯：《解读鲁迅的三重话语层面》，《鲁迅研究月刊》，2000，(7)。)。由于身居民间，老百姓对鲁迅的议论自然没有载入正史的“荣幸”，通常也不大可能越过学院的高墙飘入学者的耳朵，他们的声音都湮没在时间逝水的洪流中。还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部分文化人、尤其是少数作家力图超越现有的认识框架和专业体制，从个体的生存境遇出发去体认鲁迅，这种体认可以算作是特殊的民间解读——尽管其中有创造性的读解，也不乏“误读”。在创作界，张承志、张炜追认鲁迅为他们的“抵抗哲学”的先驱，抨击当下人文精神的“堕落”；邵燕祥、公刘以杂文为利器批判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丑陋、腐朽现象，承续着鲁迅开辟的关怀民瘼、干预现实的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传统；李锐、何满子、谢泳等作家都对鲁迅作出过独异于时俗之见的阐释；即使是王朔对鲁迅的“误读”，也比一些人云亦云、空洞枯燥的专业论文更具可读性；有人甚至说：宁读王朔“糟改”鲁迅的文章，也不再看那些“人样鬼气”的八股论文。话是说得偏激了些，但值得专业人员反省。在新闻出版界，林贤治、孙郁、房向东等人对鲁迅的解读也别具特色。林贤治86万字的传记《人间鲁迅》(注：该书分为《探索者》、《爱与复仇》、《横站的士兵》三部，1986-1990年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1998年又出了第2版。)不仅是此类书中篇幅最长的一部，而且也一反现代作家(特别是鲁迅)传记呆板枯燥的写法，以灵动的散文笔调，抒写着作为‘人之子’的鲁迅的人生际遇，叙述了他在由爱与恨、情与仇、生与死织就的情感巨网中的挣扎与突围，写活了他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人间鲁迅》重大贡献是祛除了笼罩在鲁迅周遭的“神圣性”，还原了鲁迅的世俗面貌，从而缩短了人们与鲁迅的心理距离，因此，该书受到普通读者的广泛好评。孙郁在90年代由专业从事鲁迅研究转向新闻领域，在业余状态下撰写、出版了《20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鲁迅与周作人》、《一个漫游者与鲁迅的对话》、《鲁迅与胡适：影响20世纪中国的两位智者》等4部关于鲁迅的书[1]。从这几部书来看，孙郁是通过与学院派风格保持必要的距离来确立自己的学术个性的，其个性具体体现为：感悟胜过思辩，体验多于推论，同研究主体的心灵对话重于对具体文本的精细阐释。这种个性在《一个漫游者与鲁迅的对话》中得到充分的展现：此书设置两个角色——漫游者(“我”)和鲁迅(“你”，而非“您”)，通过“我”与“你”之对话关系的建立，消解了横亘于主体和对象之间的隔阂，从而达致心灵的沟通。“我”与“你”绝不仅仅是两个简单的人称代词，它们的联袂而出指示着深刻的精神关系。犹太现代思想家马丁·布伯在其哲学著作《我与你》中，以“我”与“你”的关系喻指人和上帝的关联，认为宗教就是人(“我”)和上帝及先知圣徒(“你”)的亲切对话，无需由概念体系构成的神学(“他”)作为中介[2]。岂止在宗教王国，在文学世界同样存在着沟通的问题：鲁迅研究著作中过多的术语、理论淤塞了读者感知鲁迅的通道，读者需要一些能够重建鲁迅与读者直接对话关系的“导引”式读物。孙郁自然没有马丁·布伯那样深刻的思想，但他的《对话》一书的确为读者直接进入鲁迅的心灵世界提供了帮助，因而受到普通读者的欢迎。从业于出版界的房向东近年也著有《鲁迅与他“骂”过的人》和《鲁迅：最受污蔑的人》两部比较畅销的书[3]。与许多专业研究者相比，房向东似乎更执着地维护着鲁迅，在回击以往和现今对鲁迅的种种“苛评”方面，他颇像是李逵、鲁智深，经常赤膊上阵，与论敌杀他个天昏地暗，不打三百回合决不罢休，深得民间人士的喝彩。当然，对3个鲁迅阐释系统的划分也是相对的，换言之，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变通性：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框架内阐释鲁迅的学者中，有些人(如陈涌)的著作带有较鲜明的学院派色彩，有些人(如毛泽东)则颇为看重鲁迅在民间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学院中不乏乐于充当鲁迅研究官方代言人的学者，也有面向民间百姓阐释鲁迅的学人；同样，民间也有一些身居江湖而心存庙堂和学院的人士。作为对学术史的回顾，本文自然要把更多篇幅放在学院派的鲁迅阐释系统上，该阐释系统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有思想史、精神心理学、文化学、比较文学、文本形式及考据学等研究体系。

一、1994年创刊，中国大陆九十年代文学转型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代表杂志，中国文学第一大奖“大家·红河”文学奖主办单位，国家核心中文期刊，全国“百佳社科期刊”。二、1994年创刊，王蒙、汪曾祺、谢冕、苏童、格非出任栏目主持。创刊号被炒到100元人民币一本。三、1995年，与红河卷烟厂联合设立中国文学第一大奖大家·红河文学奖，奖额高达10万元人民币。第一届大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颁发，激励中国作家向世界文学颠峰发起冲击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四、1996年，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以“不一样的《大家》”为专题推介《大家》，《大家》的陌生性成为文坛一个公开的秘密。五、1997年，第二届大家·红河文学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颁发。《大家》再次成为中国期刊热点，中国文学、先锋文学重镇和理论研究策源地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确认。六、1998年，大家文学杂志社成立，走自负盈亏、自主经营之路。全国学术期刊中仅《大家》、《收获》两次获“鲁迅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