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最根本的差距就在于，中国没有日本那样扎实的产业积累和完善的社会制度设计。中国自1992年“南巡讲话”以来，从统计数字来看，的确处于“高增长期”，但中国几乎没有领先的技术革新，也没有培育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中国的产业基础依然非常脆弱，中产阶级占主流的橄榄型社会更是不见踪影。这样的“高增长”完全不同于日本的“黄金十五年”。 那么，中日经济相互依存现状如何呢？实际上，“合则两利”绝非政治口号，而是真实的写照。在中日经济互相依存的研究方面，很多机构和学者提出了很多数据，但实际上很难衡量谁更需要对方。如果没有了中国的市场和廉价劳动力，日本企业将蒙受巨大损失，将不得不花更大的成本转战东南亚、印度甚至非洲等；但如果没有了日本的技术，中国的多数产业的生产线将无法开动机器。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其《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将中日间的“离岸生产”模式视为推平世界的推土机。 从全球产业链来看，日本仍占据链主地位，扮演着基础性零配件生产基地的角色。而且，依靠庞大的企业财团模式让日企的海外扩张和生命力远强于欧美企业，中国数万家日企（笔者注：日媒认为约5万家，中国国家统计局显示约5万家）的背后集结着非常惊人的资本和技术力量，这种布局已经让日本在信息电子、钢铁、汽车等多个产业拥有可怕的话语权。 就拿东风日产、广汽本田而言，虽然号称国产化率高达90%，有些车型甚至超过90%，但剩下10%才是关键性零部件和核心技术，是真正技术实力的象征。这些仍需要进口的零部件缺少任何一个，生产的汽车都无法合格出厂。在这些核心零部件中，有些可以在欧美寻求替代品，但大部分仍只能依赖日本。在电子控制元件、电子控制模块以及自动变速器三大关键汽车零部件上，全球几乎被日本垄断，无论是日系车还是欧美系车都不得不依赖日本制造。 同时，在半导体、微芯片、发动机控件、ABS、安全气囊等高附加值零部件方面，日本均保持绝对优势。而为了防止技术流失，这些零部件的生产基地几乎全部在日本国内，在去年日本大地震后，由于生产这些零部件的企业停产造成供应紧张，曾将整个全球产业链推向断链的边缘。 反观中国，虽然GDP已成为世界第二，但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与东南亚、南美等地几乎没任何区别，仍然只是处于最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还是打工仔角色，而非发包方，存在很高的可取代性。准确地说，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制造”是不存在的。走进日本的超市和商场，确实可以看到“made in china”的标签，但往往只是限于鞋子衣服、鼠标键盘等最低端的产品。 就连拉动中国GDP的出口成就，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本核心元件—中国组装加工成品—全球市场销售”这一模式。在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和中国产业升级过程中，盲目抵制日本，只会损害跨国产业链条的正常运行，伤害中国自身持续发展的潜力。 在历史上，确实曾经出现过成功的经济抵制运动，如1940年代印度甘地发起的抵制英国纺织品的运动。但是，这些运动成功的前提是有替代品，作为连居民身份证都是日本富士施乐生产的国家的国民，我们有什么底气发动所谓的“抵制日货”呢？ 每当国内反日情绪高涨时，笔者心头总会不经意闪现出鲁迅先生1925年说的那句话，“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靠一种所谓的‘气’，实在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应该更进而着手于较为坚实的工作了。” 近90年过去了，那些应该着手的“坚实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呢？早在2005年，日本著名经济评论家长谷川庆太郎就毫不客气地宣称，“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日本”。他尖锐地指出，“中国要谋求经济长期增长，必须下大力气进行科研和开发。但目前的中国既没有这个基础，也缺乏这方面的远见，只能购买日本专利，引进日本技术。随着经济不断增长，中国对日本的依赖只会越来越加强而不会越来越削弱，这意味着日本将越来越有能力在经济上控制中国”。 近90年过去了，我们依然看到国内充斥着几无意义的争吵，社会不公与两极分化让左右言论对立到难以调和的地步，举着“反日”旗帜就能毫无顾忌地损害他人私产，苏宁打出的告示“停止销售日货”，味千拉面打出的横幅“100%港资，同族同胞，一样爱国”，实在像极了茅盾笔下的“林家铺子”。 鲁迅对此也自是看得极为透彻，“我们现在所要使人愤恨的是外敌，和国人不相干，无从受害。可是这转移是极容易的，虽曰国人，要借以泄愤的时候，只要给与一种特异的名称，即可放心剚刃。先前有异端，妖人，奸党，逆徒等类名目，现在就可用国贼，汉奸，二毛子，洋狗或洋奴”。 “抵制日货”的“爱国者”们，请告诉世人，你们的勇气和底气来自哪里？只希望，若干年后，鲁迅的这些文字，真的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不再适用于今。那一天来得越早，则中国越有希望。
winnie2226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