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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岳飞词《满江红》 在线观看，【原创】【岳飞词《满江红》】红阳台是红阳电视台的姊妹台。/playlist/index_html 2011-7-9 岳飞《满江红》词不是伪作,铁证如山！ ——岳飞之孙岳珂知道祖父的《满江红》 李宝柱 一、对吾师邓广铭先生考证岳飞《满江红》词不是伪作的回顾。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 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 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满江红》） 在古今词人的作品当中，传诵之广、之久，影响之大、之深，大概没有能与上面这首《满江红》词相比并的了。历来相传，人们都以为这首词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所作。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从来没有人对此词是否为岳飞所作提出过疑问。到三十年代末，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辩证》出版，该书在辩证四库馆臣对明人徐阶编《岳武穆遗文》提要时，首次断言徐阶收入《岳武穆遗文》一书中的这首《满江红》词，并非岳飞所作。其言略曰：至《满江红》词，则[弘治时浙江镇守太监]麦秀实始付刻，其字为[赵]宽所书，非[岳]飞之亲笔，然宽不言所据为何本，见之于何书，来历不明，深为可疑。……《满江红》词不题年月，亦不言作于何地，故无破绽可指，然不见于宋元人之书，疑亦明人所伪托。……自徐阶收此等诗词入《岳集》，李桢从之，嘉靖间钱如京刻《桯史》，又取而附之卷末。后之重编武穆文者，若单恂、黄邦宁、梁玉绳等复从《桯史》转录入集，而李桢、单恂更增以伪作，于是传播遍天下，而《满江红》词尤脍炙人口，虽妇人孺子无不能歌之者，不知其为赝本也。然以伪为真，实自徐阶始。阶不足道也，四库馆诸臣何其一无鉴别也哉！ 余嘉锡先生此论一出，即得到学术界很多人的接受。著名的诗词研究专家夏承焘先生即其中之一人。夏先生在1961年写了一篇《岳飞〈满江红〉词考辨》（已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月轮山词论集》中），除接受余先生的论断外，还进一步作出新的论断，不只以为“这首《满江红》词不是岳飞之作”，而且以为是“出于明代人之手”，并且认为其真实作者“可能会是王越一辈有文学修养的将帅”，“或者是边防幕府里的文士”。 余嘉锡、夏承焘两先生先后提出上述观点之后，很久很久没有人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似乎这两位先生的观点成了不易之论。 而吾师邓广铭先生，作为世界著名的宋史研究专家，对于岳飞《满江红》词著作权之被剥夺，早就耿耿于怀。后来，先生终于在1981年，先后写了两篇论证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的文章。那年春天，先生先是写了一篇短文，论证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发表在中华书局编印的《文史知识》第三期上。当年秋天，先生又写了《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后来发表在中华书局编印的《文史哲》杂志1982年的第一期上。邓先生的第二篇文章，以铁的事实和铁的证据，彻底推翻了余嘉锡、夏承焘两位先生的论断，科学论证了岳飞就是这首《满江红》词的作者。 邓先生在《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一文中，举出了两个关键性证据，一个是汤阴岳庙所存明天顺二年（1458年）岳飞《满江红》词刻石，一个是明景泰二、三年（1451、1452年）编辑的《精忠录》一书。 1981年，我正在北大历史系读本科三年级，正在邓先生的指导下学习宋史。因此，对先生写这篇文章的过程，知道得比较详细。 （一）关于汤阴岳庙所存明天顺二年（1458年）岳飞《满江红》词刻石。先是这年春天，师兄张希清，老家在汤阴县，探家时顺便去了汤阴岳庙，岳庙管委会仰慕先生德望，以本庙所藏明天顺二年岳飞《满江红》词刻石的拓片相赠，托这位师兄转呈。先生见此拓片，如获至宝。因为，这个拓片证明，在河南汤阴县的岳庙中，至今还矗立着一块刻着这首《满江红》词的石碑，是汤阴县一个名叫王熙的秀才，在天顺二年（1458年）所写。全词共写了五行，只有末句作“朝金阙”，与通行本之作“朝天阙”稍异，余俱同。在此五行之后，明确地写有“右满江红词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共十五个字。杭州岳庙中的那块《满江红》词刻石，乃是明孝宗弘治十一、二年（1498、1499年）内所写刻，汤阴县岳庙王熙的这块刻石，最少要比它早了四十年；比徐阶于明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年）所编辑的《岳集》之刊行，则早了七十八年。有这一件实物作证，则余嘉锡、夏承焘两先生所提出此词首次出现于弘治年间之说，以伪为真始自徐阶之说，便都不攻自破了。 先生为了发表文章时要附上汤阴岳庙王熙写刻的岳飞《满江红》词石碑拓片的照片，嘱我将拓片找人拍摄成照片。这一拓片长约2米，宽约60厘米，材质为白麻纸，一般照相馆都是翻拍不了的。后来，我找了我的三哥李宝芝，他是个搞印刷的专家，他帮助联系了北京印刷二厂，我跑到该厂，请制版车间的师傅将拓片拍摄成照片。（后来，先生收藏的《开封府题名碑》的拓片，也是请印刷二厂翻拍的。）事情办妥之后，我将拓片和拓片的照片交给了先生。同时，告诉先生，我自己保留了一张拓片的照片。这张珍贵的照片，我一直珍藏着，现在提供出来，供大家观赏。（见下图） （二）关于袁纯所编《精忠录》一书。1981年春，先生由商辂的《精忠录序》，查到袁纯曾经编有《精忠录》一书，并且得知北京图书馆藏有此书。当时，先生已是七十多岁高龄，行动不是很方便，加之恰好要出席全国政协的会议，所以，先生就嘱我到北京图书馆善本室，代为查看《精忠录》一书。于是，我到历史系办公室开了介绍信，择日去了北图善本室。善本室的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看了介绍信以后，就很快就将《精忠录》一书拿了出来，那是1769年朝鲜所印的铜活字本，保存得十分完好。此书的第三卷即收录有岳飞的《满江红》词。我将这首词，以及书中几篇序跋，抄录下来，作了若干卡片，并于当天下午，到京西宾馆交给了先生。后来，先生依据《精忠录》的有关情况，作出了如下推考：汤阴之有岳庙，是在明代宗景泰元、二年内（1450、1451年），经由徐有贞倡议、汤阴县学谕袁纯负责创建的。庙宇落成之后，袁纯接着就又“辑庙祀事始末”，选录岳飞的部分诗文，以及后代人纪念和歌颂岳飞的诗文，编为《精忠录》一书（此据商辂《精忠录·序》），而此书的第三卷即把岳飞的这首《满江红》词收录于内。据书中的几篇序跋文看来，知《精忠录》之付刻虽在景泰六年（1455年），而其编辑成书却在景泰二、三年（1451、1452年）内。这与王熙写刻的《满江红》词石碑相较，又早了七、八年。是则此词的出现，至晚应在十五世纪五十年代的初期。徐阶所编《岳集》卷三，摘录了赵宽的重刻《精忠录》的序文，据知袁纯所编之书又在杭州重行刻印。然则杭州岳庙中那块由赵宽书写的《满江红》词刻石，如果没有其他书作为依据，则必即是从袁纯书中照抄来的。这样，似乎就不应当说“来历不明，深为可疑”了。袁纯把《满江红》词收编在《精忠录》中，我们说这是这首词的首次出现，这只是就我们今天所见所闻的范围来说的；南宋以来的一些著述，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而致失传的，不知已有多少，其中有许多，我们是连书名和作者也全不知道的。因此，我们今天虽然查不出《精忠录》所收录的这首词的“来历”，但其必有“来历”，必非出于袁纯或王熙或与他们同时代人的伪造，却是肯定无疑的。究竟它是来源于南宋人的著述，抑或是来源于元代人的著述呢？我们在目前虽还不能确说，然而我们却可以断言：二者必居其一。在这些铁证面前，在邓先生这些鞭辟入里的分析面前，余嘉锡、夏承焘两位先生所提出的意见，全都是无法站立得住的。 二、岳飞《满江红》词不是伪作，铁证如山 （一）《精忠录》的史料应是来源于《褒忠录》。在明代，袁纯所编《精忠录》一书，并不是第一部关于岳飞与岳庙的专著，在其之前，还有一部《褒忠录》。这还得要从商辂的《精忠录序》说起。现将《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彰德府艺文一（卷四百六）所载商辂《岳精忠录序》全文引录如下：宋中兴良将，鄂国岳武穆王，以锐志恢复中原，为权奸所忌死狱，后世冤之。钱塘旧有庙祀，实王葬地。而相之汤阴王故乡，庙祀阙焉。正统己巳秋，今佥都御史徐有贞，以翰林侍讲假节出镇汤阴，间以立庙意，讽其士庶。时学谕袁纯，欣然请倡为之。越明年庙成，敕赐额精忠，命有司春秋致祭，定为例。纯复虑无以昭远，乃辑庙祀事始末，及士大夫悼王所为诗文，类次成编，题曰《精忠录》。暨入朝为监察御史，持以示辂，因请序。辂过钱塘，尝拜王祠墓，及观所为《褒忠录》，知王之忠义，至我朝始益显白。至于庙祀载严，枌榆有光。而精忠之录，又继《褒忠录》以传，则王之忠义，真可与日月争光，虽庸人孺子，皆知起而慕之。矧缙绅之徒，担人之爵，而食人之禄者哉！其为世教之助大矣。王之忠义，具载史传及庙碑，兹不复述。 据这篇序文，我们知道，商辂在见到袁纯所编《精忠录》书稿之前，他曾经到过钱塘，也就是杭州，参拜过岳飞的祠墓，而且在那里看到了杭州岳庙“所为《褒忠录》，知王之忠义，至我朝始益显白”。据商辂所说，“而‘精忠之录’，又继《褒忠录》以传，则王之忠义，真可与日月争光，虽庸人孺子，皆知起而慕之”，我们又可以得知，《褒忠录》是一部与《精忠录》内容完全相类的书,而且，《褒忠录》一书当时还存世，商辂在杭州岳庙还曾亲眼看到此书。经本人查证，《褒忠录》一书，是明初人吴讷所编。明朝叶盛所撰《水东日记》卷二十四，提到“吴思庵讷《岳武穆褒忠录序》”。袁纯编辑《精忠录》一书时，当然要尽其所能，搜集许多有关岳飞与岳庙的书籍来作参考，因此，《褒忠录》一书必定是他所依赖的最主要的参考书之一。当时，商辂能看到《褒忠录》，袁纯理应也能够搜集到此书。据此推测，《精忠录》中收录的岳飞《满江红》词，极有可能就是抄自于《褒忠录》一书的。（二）岳飞之孙岳珂肯定知道祖父的《满江红》。对岳飞《满江红》词，持“伪作说”的人，举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岳飞之孙岳珂所编《鄂国金佗稡编》一书中，没有收录岳飞的《满江红》词。对此，邓广铭先生早已指出：“我认为，不能因为我们不曾见到，就断言宋元人书中全未出现过这一作品。”他举出了宋人《宾退录》中所载岳飞的绝句，就未曾被《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所录为证。《宾退录》记载，岳飞在新淦县青泥市《萧寺题诗》说：“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雠。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宾退录》的作者赵与峕说：“今寺废壁亡矣。其孙（按：指岳珂）类《家集》，惜未有告之者。”邓广铭先生据此推断，岳飞的《满江红》词，应与《萧寺题诗》情况相同，是由于岳珂未见之也。而岳珂未见，并不能作为岳飞未曾创作《满江红》的证据。我的师兄王曾喻先生曾经考证：岳珂《鄂国金佗稡编·续编》，在南宋最后一版是端平元年（公元１２３４）。《藏一话腴》成书年代，在端平元年之后，自然是反映了在岳珂的《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成书后的新发现，故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中不载此词，就可以得到解释。其实，岳飞的《满江红》词，不论是发现在岳珂编撰《鄂国金佗稡编》之前或是之后，岳珂对于其祖父的这首词，都是知道的。证据如下：其一，《四库全书》中，清康熙《御选历代诗余》卷一百十七载：“《武穆贺讲和赦表》云：莫守金石之约，难充溪壑之求。故作词云：欲将心事付瑶筝，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盖指‘和议’之非也。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足以明其心事。《话腴》。”这一史料，明确指出：岳飞“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足以明其心事。”并同时标明这段话是出自《话腴》一书。所谓《话腴》一书，就是南宋人陈郁的《藏一话腴》。查现存《四库全书》本《藏一话腴》内编卷下载：“岳鄂王飞《谢收复河南赦及罢兵表》略曰：莫守金石之约，难充溪壑之求。暂图安而解倒垂，犹云可也。欲长虑而尊中国，岂其然乎？又曰：身居将门，功无补于涓埃。口诵诏书，面有惭于军旅。又曰：尚作聪明而过虑，徒怀犹豫以致疑。与无事而请和者谋，恐卑辞而厚币者进。愿定规于一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幽燕，终欲复仇而报国。誓心天地，当令稽首以称藩。未几，金渝盟，河南复陷。后六十年得金之《南迁録》，见当时金人议论，锐意为取江南之计，归三京以诱吾，归兵于平地。吾保河南，则江必虚。若吾不守河南，则是彼尝见归，吾自委弃，在遗民当自归曲于吾矣。金谋若此，鄂武穆之料敌，信不妄云。”其中，并没有《御选历代诗余》中所引的“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足以明其心事。《话腴》。”原因应当是：一是可能被抄录《藏一话腴》的四库馆臣删去了；二是《四库全书》所依据的版本有缺文。而《御选历代诗余》所依据的《话腴》的版本，才是明朝以前的全本，即未被改窜本。《御选历代诗余》所引《话腴》的一段话，证明了南宋人陈郁是知道岳飞的《满江红》一词的。其二，《四库全书》本《藏一话腴》的《提要》称：“臣等谨案，《藏一话腴》四卷，宋陈郁撰。郁字仲文，号藏一。临川人，理宗朝，充缉熙殿应制，又充东宫讲堂掌书。始末略见其子世崇《随隠漫录》中。……岳珂序称，‘其闭户终日，穷讨编籍，足不蹈毁誉之域，身不登权势之门’。”其中讲到，岳珂曾经为《藏一话腴》一书作序。《四库全书》本《藏一话腴》载有岳珂的《藏一话腴原序》。全文如下：“陈藏一，以诗文名世。真西山、刘漫塘、陈习庵交称之，余始过其语。今观所述《话腴》，博闻强记，出入经史，硏考本末，则则可法度，而风月梦恠嘲谑，讹诞滛丽气习，浄洗无遗，岂非自思无邪三字中，践履纯熟，致是耶。乃知三君子，可谓具眼矣。尝谓近时江湖诗人多，然不夸而诞，则空而迂流于谒者，皆是。惟藏一，闭户终日，穷讨编籍，足不蹈毁誉之域，身不登权势之门。及叩其中，则词源学海，浩乎莫之涯涘。若藏一岂多得哉。诗史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因为藏一诵，而并书之编首云。棠湖翁岳珂肃之。”由岳珂以上序文所说“今观所述《话腴》，博闻强记，出入经史，研考本末，则则可法度，……”，可以看出，岳珂在为陈郁的书撰写序文之前，是仔细阅读过该书的稿本的。既然陈郁《藏一话腴》中，原记有（岳飞）“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足以明其心事。”岳珂又是在仔细阅读了该书的书稿之后、才为该书作序的，他岂能不知道这书中还记载了其祖父“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足以明其心事。”？！据此，我们可以断言，岳珂一定是知道其祖父岳飞是作过《满江红》一词的。考论到此，本人可以斩钉截铁地得出结论：岳飞《满江红》词不是伪作，已经是铁证如山！七八十年来的，关于岳飞《满江红》词真伪的辩论，应该彻底收场了！书写到此，我不禁深深地怀念我的导师邓广铭先生。吾师为捍卫岳飞对《满江红》词的著作权，花费了毕生的精力，与持伪作说者论辩。现在，我可以高兴地叩慰吾师的在天之灵：先生，您的学生李宝柱，继承您的遗志，已经彻底夺回了岳飞对于《满江红》一词的著作权。撼山易，撼吾师的论断难！撼岳飞著作权难！呈上学生拙文，敬请吾师神鉴。

文学：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表现作家心灵世界的艺术，包括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寓言、童话等，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以不同的形式（称作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和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史学：比之历史学更加广泛深刻的史学。哲学：哲学，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是社会意识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以追求世界的本源、本质、共性或绝对、终极的形而上者为形式，以认识、改造世界的方法论为研究内容的科学。

1951年5月1日《文史哲》创刊，初为双月刊。7月1日，童书业在第2期发表《中国封建制的开端及其特征》，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的观点，在学术界拉开了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大幕。9月1日，赵俪生在第3期发表《武训当时鲁西北人民的大起义》。这是《文史哲》发表的第一篇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论文。随后又发表大量农战史研究论文，使《文史哲》成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一个令人瞩目的中心。11月1日，李希凡在第4期发表《典型人物的创造》，这是《文史哲》最早发表的一篇在校学生的论文，也是李希凡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文史哲》善于“扶植小人物”的传统由此发端。 1952年3月1日，日知在第2期发表《与童书业先生论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提出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古代东方奴隶社会说”，引发学术界热烈讨论。7月1日，为配合思想改造运动，第4期发表了一组“思想改造”文章，标志着这一时期学术思想开始巨大的转型。11月1日，萧涤非在第6期发表《学习人民语言的诗人——杜甫》。这是《文史哲》发表的第一篇杜甫研究论文，其后，杜甫研究一直是《文史哲》关注的重点之一，成为刊发杜甫研究成果的一个主要园地。 从1953年第2期开始，《文史哲》改由山大学报委员会领导编辑出版，成为“山东大学学报之一”，不再是“同人刊物”。“文史哲杂志社”宣告“于二月一日结束”，编委会也进行了改组。1月1日，第1期发表杨向奎的《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和吴大琨的《论前资本主义地租的三种基本形态》，分别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经济形态说”和“过渡形态说”。 1954年杂志由双月刊改为月刊。1月1日，陆侃如在第1期发表《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学的主流。4月1日，李希凡在第4期发表《略谈“水浒”评价问题——读张政烺先生的〈宋江考〉》，以初出茅庐的勇气对著名历史学家张政烺的《宋江考》一文进行了批评。5月1日，罗尔纲在第5期发表《与叶菲莫夫教授谈太平天国问题》，提出了国内史学界未曾有人提过的太平天国年代问题。7月1日，第7期开始连载陆侃如、冯沅君撰写的《中国文学史稿》，迄1955年第12期止，长达18期，被称为“学术期刊史上也是一个创举”。9月1日，李希凡、蓝翎在第9期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全国引发了一场《红楼梦》研究的大讨论、大争鸣。 1955年4月1日，《文史哲》第4期开始连载萧涤非长篇论文《杜甫研究》，“山大杜诗研究的地位一举奠定”。 1959年1月杂志停刊。1961年8月停刊两年的《文史哲》杂志复刊，由月刊改为双月刊，编辑部工作由刘健飞负责，刘健飞调回山大历史系后，由孙衷文接任，直至1966年停刊。1966年6月1日，《文史哲》第3期出版后再次停刊。1973年4月24日，毛泽东发出《关于恢复一些刊物的指示》：“有些刊物为什么不恢复，像《哲学研究》、《历史研究》，还有些学报？不要只是内部，可以公开。无非是两种：一是正确，一是错误。刊物一办，就有斗争，不可怕。” 随后，山东省革委会责成山东大学筹备《文史哲》复刊，并改为季刊，由刘光裕担任编辑部副主编，主持工作。。据刘光裕《1973年〈文史哲〉复刊的回忆》透露，这次复刊“是中央决定后通知学校的，并不是学校自己决定的”。1973年10月，《文史哲》复刊号发行，征订数高达令人吃惊的72万份，为全国所仅有。但由于纸张供应缺乏，只得限量发行，实际印刷24万份。 1974年春，孔繁由北京大学调入山东大学工作，任《文史哲》主编。1977年11月，陆侃如在《文史哲》第4期发表《与刘大杰论杜甫信》，对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一书用“儒法斗争”来贯穿中国古代文学史、尤其是曲解事实强把杜甫安排为法家的做法进行批驳。本期杂志还刊登了萧涤非《清算“四人帮”破坏毛主席关于批判继承的原则的罪行——评梁效〈杜甫的再评论〉》，对“四人帮”为了适应篡党夺权的需要、硬把所谓“儒法斗争”扩展到文学史领域、唆使他们的御用写作班子搞所谓“文艺史上的儒法斗争”进行批判。在《文史哲》上进行的“杜甫研究”讨论，被学界看作是“文革”后杜学复兴的标志。 1978年10月15日，第5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胡福明撰写的《理论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以及华飞的《从实践的特点谈真理的标准》，展开“真理标准”讨论。此后，《文史哲》开始大幅度转换办刊方向，由政治斗争的工具复归学术本位，刊登了一批有着广泛影响的学术论文，办刊质量大为提高，逐渐恢复了“文革”前的声誉，对推动“新时期”学术复兴起了重要的作用。 1979年，《文史哲》从由限国内发行改为公开发行。4月25日，《文史哲》第2期发表了一组纪念“五四”的论文，庆祝“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从本期开始，《文史哲》开始出现英文目录，并开设了《文史哲》创刊以来的首个连续性专栏“现代美国文学研究”。 1981年，《文史哲》由双月出刊改为单月出刊，篇幅从每期80页增至104页，并从此固定了篇幅，不再像过去那样随意增减页码容量。1986年6月10日至11日，为纪念《文史哲》创刊35周年，《文史哲》编辑部和山东大学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联合在山东大学举办“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学术讨论会”。1987年1月24日，《文史哲》第1期部分篇目出现内容提要。

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表现作家心灵世界的艺术，包括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寓言、童话等，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以不同的形式（称作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和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