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专利授权量

一位常年在外企工作的台湾人，为何会专注于中国内地的知识产权保护，并利用大量闲暇时间志愿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鼓与呼？这一疑问，常年伴随资深外企法律顾问张为安左右，对此，他的回答往往是，“看着知识产权环境的一步一步完善，我觉得我的工作非常有意义”。生于台湾的张为安祖籍江苏，1998年到内地工作，先后在美国强生公司、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等外企工作，现任美商L Brands I董事长特别顾问。长期担任企业法务的机会让他接触到大量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例，在中国内地工作的经历也让他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现状十分了解。1998年，为了在知识产权领域成为中国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张为安等外企人士创设中华反假冒联盟，加入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后，更名为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下称“品保委”），于2000年3月正式成立，发展至今，会员单位由初始的28家增至190多家。作为品保委履职时间最长的主席，张为安致力于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奔走游说，2000年至2014年期间，他曾针对完善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及执法环境，多次当面及书面向中国国务院领导提出建设性意见及建议，数次获得国务院领导肯定。他的法律修改建议曾被写入中国《产品质量法》、《商标法》、《专利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1月16日下午，张为安和品保委团队到刚刚成立不久的北京互联网法院参观交流，在互联网法院一个高科技的签名系统上，张为安留下“人性与科技的完美结合，知识产权保障的又一大进步”22字，永久保存在互联网法院的展示系统里。可以说，在中国大陆工作20余年的张为安，见证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日新月异。北京互联网法院的创设，又将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添砖加瓦。1月16日，我们在互联网法院里对张为安进行了专访，谈了谈他心中的中国知识产权变化。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记者：请问您和品保委团队今天到互联网法院进行哪些沟通？您认为互联网法院为知识产权保护带来了哪些新的机遇，对此有什么新的期待？张为安：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北京互联网法院访问，十几、二十年前中国巨量的手机用户数量曾经让西方国家惊讶，如今，我们互联网网民的数量也让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感到惊讶。随着互联网商务活动以及文化传播的增加，纠纷也会逐渐增多。互联网法院对于净化网络空间，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保障作用。所以在互联网法院去年9月份成立的时候，我就非常期待能够和品保委同事一起来拜访互联网法院。我们今天来参观后，有一点儿像刘姥姥进大观园，看到年轻的法官使用高科技的能力以及他们的便民利民的目标确实让我们非常敬佩。对于互联网中侵权尤其侵犯著作权而言，互联网法院将发挥很大作用。侵权作品传播速度很快，范围也广。如果能够通过互联网法院及时进行维权，对权利人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保障措施。记者：您一直积极参政议政，对中国《产品质量保护法》、《商标法》等法律的修改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文件据说被您保存在几十个大箱子中，其中还包括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所听取的报告、国务院的反馈等，后来您又参与创设了品保委，作为一名外企人士，为什么积极参与中国的知识产权工作，纳言进谏？张为安：我是在台湾出生长大的，我的父母亲都是江苏人，在上海结婚，因为历史的因素他们到了台湾。我一直很想回家乡来看看，我很高兴我能够有这个机会回到大陆来工作。我在1998年1月1日正式回到内地来工作，在美国强生公司总部法律顾问室工作。当时，我服务这家公司的假冒商品充斥，导致这家公司人员流失15%，销售丢了70%，生产班次从一周21班减到5班，到最后全面停工。全球董事长给我们指示，6个月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关厂撤资。所以当时我觉得我一定要到制假现场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情况。到了现场我明白了，现场有许多的蛛丝马迹，行政执法部门因为没有侦查权，所以像救火队一样疲于奔命。通过到现场第一线，我们看到、听到收集回来的蛛丝马迹，经过分析，逐渐能够锁定目标，再把这个线索提供给公安机关，经过侦查布控，最终找出幕后操控的黑手，我把这个过程叫做找出纵火犯。再经过司法的审判，我们完善自己内部管理流程，从采购材料到产品销售到送达到消费者的手中，这个流程中有时有漏洞，把流程再补上，这个工作叫防火。到第一线，我体会到什么是救火、找出纵火犯以及防火，权利人流程的完善、公安机关有效的刑事侦查、行政的查处，三者并重。在一些条件比较差的地方，我看到执法人员骑着脚踏车追制假者的卡车，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一幕你无法体会到在一些资源不足的地方，执法人员辛苦的程度。有了现场一线的经验，接了地气，我才能够在几次向国家领导人，尤其是向吴仪副总理（时任）汇报的时候能够把问题说透，并提出可行的建议。她（吴仪）说品保委很好，是她的得力助手。这样子的激励，让我更积极地投入。2004年时，我预期我们国家一定会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因此与志同道合的品保委同事们致力于将品保委从一个反假冒商标的机构转型成为全方位的知识产权机构。由内而外愈发重视知识产权记者：您在中国内地从事知识产权方面的工作已有20年左右，可以说见证和参与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发展和变化，就您的切身感受而言，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其中哪些变化让您印象深刻？张为安：这20年，中国高层对知识产权保护愈发重视，这种重视并非来自于外商权利人施加的压力，而是源于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各级执法部门都积极支持权利人，权利人也不只是外资企业，还包括内资企业。所以，这种变化以及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能力建设、素质提升、包括运用科技的能力，都让我感到非常佩服。知识产权侵权已从过去单纯的商标领域慢慢发展到技术领域。我看到一个很大的变化是，我们的政策制定者、高级别的官员，对知识产权保护是从中国自身发展的角度来考虑的。法官的素质也在大幅度提升，从1998年我来内地到现在，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素质大幅提升。我讲的素质提升，不单单是他们专业知识的强化，他们的国际阅历也在增加，他们在一些国际司法研讨会上，能够有很多很高端的经验知识分享。越来越多的外商在中国提起专利侵权的诉讼，我相信这是因为他们对于中国法院审理的专业性和公正性，信心是逐渐加强的。我曾经听品保委的会员谈到，他们选择在中国起诉专利侵权的案件，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审判的时间比在母国要快得多。而且他们对于中国知识产权领域法官的专业度和信任度，都有所提升。从中央到地方，我们（品保委）和警方的合作也非常紧密。我们和公安部经侦局有年度的论坛，在论坛上，我们分享国际经验，他们（公安部）也告诉我们他们最新的举措。我们还通过公安部和地方公安签订合作备忘录，深化双方在地方上的合作。品保委与海关也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外，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与制售伪劣商品领导小组办公室定期与品保委交流，协调解决实际问题，这也是在任何一个国家见不到的。记者：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不仅建立起符合国际通行规则、门类较为齐全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加入几乎所有主要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俨然成为一个知识产权大国。您曾长年在外企工作，这些年，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在国际上留下的是什么印象？是否和我们对自身的认知相同？张为安：我觉得我们国家有很多了不起的成就，国外的主流媒体可能未必知道，未必报道。但是我们品保委是一个国际社会的桥梁，我们讲真话，做得不好的、有待改进的，我们从来不怯于向我们的政府领导反映。政府做得好的，我们也绝对不吝于在国际场合公开宣传。绝大多数的企业，甚至于外国的官员，他们关注的还是知识产权保护的真实情况。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品保委的同事越来越多地出席国际场合，他们希望把他们看到的、听到的，到国际场合来说。有时候，对于我们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尚不足之处，他们也必须坦白地告诉他公司的同事，坦白地告诉我们中方的官员。过去，中方官员可能觉得你怎么老挑我们刺，现在不会了，他们也会认为我们立场是客观公道的，根据事实讲话，有问题大家就想办法改善。我出席的国际高层论坛研讨会非常多，基本上当他们谈到打击假冒贸易，只要是和中国执法部门合作过的，对于中国海关、警方的评价都是相当不错的。甚至于他们和一些执法部门合作过之后，他们说中方投入的人力物力远超他们的想象。（作者/展彦时）

从我国第一个国家高新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传来的消息令人振奋：2018年1—5月，示范区规模以上企业实现总收入7亿元，同比增长3%；工业生产总值9亿元，同比增长1%；利润总额5亿元，同比增长6%；出口总额5亿美元，同比增长8%；企业内部的日常研发经费支出4亿元，同比增长3%；研发人员5万人，同比增长7%；1—4月，示范区企业共申请专利27331件，同比增长9%，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16190件，同比增长2%……“中关村示范区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156个国家高新区发展情况的一个缩影。”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张志宏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国家高新区经济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提质增效，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势头，有力支撑了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促进了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发展质量和效益同步提升据介绍，国家高新区经济发展保持快速增长，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增长极。2017年，156个国家高新区GDP总和52万亿元，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今年1—5月，156个国家高新区共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同比增长13%；净利润7265亿元，同比增长78%；实缴税费7003亿元，同比增长22%。国家高新区经济发展不仅速度快，而且质量高、效益好。目前国家高新区拥有2万家高新技术企业，占全国的2%。国家高新区不断增加创新投入，企业研发经费支出与园区生产总值比例为09%，是全国研发经费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3倍。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占全国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的2%，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全国4%。以杭州高新区为例，近5年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5%，而GDP年均增长4%，一般公共预算年均增长4%，形成了更高质量、更有效益的发展。“这表明，国家高新区坚持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发展质量和效益同步提升，实现了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为主向更多依靠创新驱动的转变。”张志宏说。创新创业生态日益优化，硬科技和前沿科技企业大量涌现创新创业生态如何，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高新区的发展走势。近年来，国家高新区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中大胆探索，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先行先试”的改革举措，创新创业生态不断优化，实现了由依靠大项目、大招商为主的外延式增长转向更多依靠创业、孵化的内涵式发展。目前，国家高新区聚集了全国一半的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形成了“产业报国”的精神追求和“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统计数据显示，国家高新区依托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新增注册企业保持快速增长，今年1—5月，国家高新区新注册企业6万家，同比增长3%。国家高新区创业企业中硬科技和前沿科技企业大量涌现，成为创新型企业的急先锋。催生高新产业的摇篮，为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作出示范集产业和城市于一体的国家高新区，不仅是催生高新产业的摇篮，更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国家高新区遵循科技创新、园区经济和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内在规律，实现了由单纯发展产业向科技、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转变。国家高新区努力打造科技、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和谐发展的现代科技新城，为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现代化城市进程作出了示范。产业越来越强，城区越来越美。目前绿色发展已成为园区的普遍形态。据统计，国家高新区万元GDP能耗484吨标准煤，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3；其中，74家国家高新区获得国际或国内认证机构评定认可的ISO14000环境体系认证。与此同时，国家高新区不断强化开放式创新，提升国际竞争力，实现了由自我发展向整合利用全球创新资源转变。国家高新区主动参与国际经济与产业竞争。今年1—5月国家高新区出口13719亿元，占全国货物和服务出口总额的1%；出口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比重和水平显著提升。

央视网消息：新中国的成立点燃了中华民族科技复兴的希望。70年来，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吹响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到改革开放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从跨越新世纪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到党的十八大后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再到确立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艰苦奋斗、不懈努力，中国科技实力伴随着经济发展同步壮大，实现了从难以望其项背到跟跑、并跑乃至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大国，并正向着世界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一、奠定基础，吹响向科学进军的号角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几乎从零开始起步。1956年，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在“重点发展，迎头赶上”方针指引下，国家初步建立了由政府主导和布局的科技体系，打破封锁，发奋图强，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注入了自强的灵魂。（一）科技体系初步布局新中国诞生之初，国家百废待兴，科技基础更是极为薄弱，亟待改善。1949年，以中国科学院成立为代表，各地区各部门相继开始布局建立一批科学研究机构。1956年，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召开全国科技大会，制定了国家首个科技发展长远规划——《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专题研究部署科技发展问题，拟定了多项当时发展急需的重大科技任务，成为我国科技发展史上第一个里程碑。至“文革”以前，全国科研机构已经从新中国成立伊始的30多个增加到1700多个，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从不足500人增加到12万人，初步形成了由中科院、高校、产业部门、地方科研单位和国防部门五方面组成的科学技术体系。（二）拼搏精神影响深远新中国的建立，激发了大批海外学子的殷殷报国心，以钱学森、华罗庚、朱光亚等为代表的海外专家学者破除一切艰难险阻，怀抱对祖国的浓浓感情，纷纷归国效力，为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到1957年，归国的海外学者已经达到3000多人，约占新中国成立前全部海外留学生和学者的一半以上。他们中大多数人成为了新中国各个领域科学技术发展的奠基人或开拓者，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带领着全国科研人员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造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科技奇迹，更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三）首创成果举国振奋这一时期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下，迅速涌现出了一批追赶世界水平的重大科技成果。1958年，我国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试制成功。随后，半导体三极管、二极管相继研制成功；1959年，李四光等人提出“陆相生油”理论，打破了西方学者的“中国贫油”说；1960年，王淦昌等人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成功，第一枚自行设计制造的运载火箭发射成功；1965年，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1967年，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1970年，“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70年代初期，陈景润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这些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重要成就，在我国科技发展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二、砥砺前行，科技事业在改革中发展壮大“文革”期间，我国科技事业受到了极大冲击，发展陷入停滞。改革开放犹如一场及时雨，涤云荡雾，我国科技事业由乱到治，由衰到兴，迎来了新的春天。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使全国上下统一了思想，明确了目标。此后一系列科技规划、计划相继实施，科技体制改革大幕开启，科技实力伴随经济发展同步壮大，为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支撑。（一）科技规划相继出台改革开放后，为尽快改变科学技术落后状况，中央审时度势，对科技发展进行全面系统规划。1978年，国家制定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确定了8个发展领域和108个重点研究项目，为新时期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基本方针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随后，《1986-2000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编制完成，首次强调了科技发展要与经济建设相结合的战略方针，促进了技术成果在生产建设中的应用。上世纪80和90年代，国家又相继研究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要》《1991-2000年科学技术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等，进一步明确了未来我国科技发展的前景和方向。这一系列科技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成为改革开放后直接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快速向前发展的驱动器。（二）重大计划顺利实施为保证各项科技规划落地生根，加强对科技活动的管理和引导，有效配置科技资源，国家又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科技计划。如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863）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973）计划、集中解决重大问题的科技攻关（支撑）计划、推动高技术产业化的火炬计划、面向农村的星火计划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等。国家累计向重点基础研究发展（973）计划投入资金超过310亿元，科技攻关（支撑）计划投入近700亿元，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累计安排资金约350亿元。各项计划顺利实施，成为这一阶段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标签，也为科技事业的不断进步提供了重要保障。（三）体制改革稳步推进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不断加快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原有的科技体制在新的历史时期已难以适应发展需要，科技体制改革势在必行。1985年，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启了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大幕。此后相继推出了科技拨款制度改革、科研机构改革、高等教育改革等重大制度改革举措；制定了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以及自主创新等重大国家发展战略；探索形成了科学基金制、科研课题制以及技术合同制等先进科研管理机制。创建了科技园区，开辟了技术市场，优化了科研资源布局，有效促进了科技成果的产生、推广和应用，加速了科学技术与经济建设的结合。时至今日，科技体制改革仍在不断深化和完善，改革为我国科技事业持续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内生动力。（四）科技支撑作用不断彰显科技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辅相成，互为支撑。我国科技力量结构和布局得到优化的同时，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也大幅提升。这一时期，我国高技术制造业、新兴产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等领域科技能力持续增强，重大产品、重大技术装备和重大科学设备的自主开发能力以及系统成套水平明显提高，有力地支撑了三峡工程、青藏铁路、西气东输、南水北调、奥运会、世博会等重大工程建设和举国盛事，“中国制造”走遍世界。科技在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专业服务、促进社会发展和对外交往方面发挥了先导作用，在应对和处置传染病疫情、地质灾害、环境污染、国防安全等重大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保障作用。三、创新引领，迈向科技强国新征程进入新世纪以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我国科技发展再次面临重大机遇。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被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我国科技发展再次提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显著成绩，实现了从过去的追踪跟跑逐步向并跑领跑的历史性转变，踏上了从科技大国迈向世界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一）科技投入大幅增加研发人员总量稳居世界首位。人才是科技创新的第一资源。坚持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使我国科技创新队伍不断壮大；改进项目管理评价机制、扩大科研人员自主权等政策使科研人才培养、使用和激励机制不断完善。2018年，按折合全时工作量计算的全国研发人员总量为419万人年[1]，是1991年的2倍。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在2013年超过美国，已连续6年稳居世界第一位。研发经费规模和强度实现历史性突破。随着经济实力跃升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实施，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持续快速增长，2018年达19657亿元，是1991年的138倍，1992-2018年年均增长0%，远超同时期按现价计算的GDP年均增速。研发经费投入强度[2]更是屡创新高，2014年首次突破2%，2018年提升至18%，超过欧盟15国[3]平均水平。按汇率折算，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为科技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保证。政府扶持力度不断加大。2017年国家财政科技拨款为6亿元，是1980年的130倍，1981-2017年年均增长1%。一系列引导和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政策实施效果凸显。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和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的企业分别达到44万家和42万家，分别是2009年的3倍和5倍，减免金额分别达到570亿元和1062亿元，对鼓励和引导企业开展研发创新起到了积极作用。（二）科技产出量质齐升科学论文成果丰硕。2018年，国外三大检索工具《科学引文索引（SCI）》《工程索引（EI）》和《科技会议录索引（CPCI）》分别收录我国科研论文8万篇、6万篇和9万篇，数量分别位居世界第二、第一和第二位。论文质量大幅提升，根据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论文被引用情况，2018年我国科学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名世界第二位。专利发明量大幅提升。2018年，我国专利申请数和授权数分别为3万件和8万件，分别是1991年的86倍和98倍。专利质量得到同步提升。以最能体现创新水平的发明专利为例，2018年，发明专利申请数达2万件，占专利申请数比重为7%，比1991年提高9个百分点；平均每亿元研发经费产生境内发明专利申请70件，比1991年提高19件，专利产出效益得到明显提高。知识产权产出取得长足进步。经过多年的深耕厚植，我国已成为世界知识产权产出大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已取得长足进步，但仍存在侵权赔偿标准低等问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目前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与社会各界的期待相比，确实还存在一定差距。具体而言，包括：严保护的法律体系尚不完善，新领域新业态发展不断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建设提出新的挑战。大保护的工作体系尚不健全，现有组织协调平台和机制的作用未充分发挥，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仲裁调解、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协同不够。快保护的工作链条尚未打通，行政确权、纠纷受理、仲裁调解、行政执法、司法审判等环节之间缺乏高效快速衔接机制。相关部门应对国际知识产权纠纷的协同作用还有待加强。另外，我局自2012年起每年开展全国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社会公众、权利人均对侵权现象严重程度、侵权救济的及时性有效性、侵权赔偿的足额性等指标还有很多不满意的评价。实际保护效果与社会期待之间还存在一定差距，各界对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呼声依然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