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参考文献

从陶渊明的人生经历解读其诗作摘要魏晋时期的大诗人陶渊明是中国诗坛的一颗明星，他是继屈原之后对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诗人之一。陶渊明的诗歌以纯朴的语言风格和高雅的生活情趣，描绘出了令人神往的田园风光与生活。纵览陶渊明丰富的人生经历，其诗歌不仅表达了诗人的思想感情，同时还艺术地再现了他的生命内涵。关键词：陶渊明诗歌诗歌艺术陶渊明（365年—427年），又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出身官宦之家，从小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功名事业心甚烈，早年就立下了“大济苍生”之壮志。但从少年时期起就经历了政治上的倾轧争斗、时局紊乱的纷扰。诗人在世的几十年中，曾三易朝代，几次废立皇帝，而每次变化无不伴随着一场清洗和大屠杀，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其时是一个门阀势力强固统治的社会，门阀士族为了把战争造成的经济危机转嫁给百姓，于是大量兼并土地，加重赋税徭役。陶渊明在29岁抱着明君贤臣的理想步入仕途，欲通过出仕实现理想成就大业，但黑暗现实使他碰了壁。41岁时，他从彭泽令任上决然辞官。为官12年中，他抱着希望出仕，结果碰壁、失望、归隐，再抱希望出仕，再碰壁、再失望、再归隐……这样三仕三隐，最高也只是做到参军、县令这样的小官，故而叹息“求之靡途”，很难向上发展。他看不惯当时政治的卑劣和腐败，也鄙视那些士族们的腐烂生活“，代耕本非望，所以在田桑”，他宁愿归隐种田。这种情形就使得他逐渐从士族中游离出来，和普通农民倒有了“共话桑麻”的可能性。他自己的确“躬耕自资”，“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由于他经历了穷困和劳动的艰辛，不只使他和劳动人民之间的距离拉近，同时他自己的思想感情也在农村生活的体现中发生裂变，诗人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乡间普通百姓，和他们建立了不带功利的亲密关系，这是陶诗人民性的一个重要来源。陶渊明归隐以后“，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出仕之念完全寂灭。弃官务农，谋生维艰。晚年，他贫困尤甚，竟致“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但他对自己的归隐之举毫不后悔。宋文帝元嘉三年（公元426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携厚礼上门拜谒陶渊明，劝他复出做官，尽管他当时已“偃卧瘠馁有日”，但檀道济的劝说并未使其动心，反而被他连人带物“挥而去之”。由此可见，陶渊明的归隐是出自真情，并非是“诱我松桂，欺我云壑”的沽名钓誉之举。自此他静守园林，老死田亩。那么，为何陶渊明对出仕的态度前后会有如此巨大的变化呢？原因颇多，但其中最主要的恐怕在于世风颓败、官场腐朽的黑暗社会现实，毁灭了他早的幻想。这一点，他在《感士不遇赋》里说得十分清楚：“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因此，他的归隐可以说是他的觉醒，是他与黑暗现实决裂的一种方式。陶渊明看到了黑暗世道已经不可改易，自己的政治抱负难以实现，为了保持自己耿介的品格和志节，不与浊气蒸腾的社会同流合污，毅然走上了岩栖归隐的道路。这是他鄙弃仕途、彻底归田的一种表示，同时也显示了他洁身自好的高尚人格和不愿随波逐流的孤傲个性。但是一分为二看，陶渊明一方面热爱隐居生活，另一方面又总觉得这样做有所欠缺，与心不甘，这在他50岁时所作的《杂诗》中可窥见一斑，迟暮的诗人感到自己终将默默无闻地度过余生，不禁悲从中来。少年时代的壮志已成梦幻，却还常常搅扰他的灵魂。自己心中的这种矛盾、痛苦也无人理解，又感到多么孤独！他也独自悲叹贫苦，忧念死亡。总之，正如鲁迅所言：陶渊明决非整日整夜地飘飘然，决非“浑身是静穆”。读陶渊明的作品，应该全面地读，了解其复杂的心理和思想上许多消极的成分。陶渊明的诗歌有其独特的艺术特色。一平淡自然，情真味永陶诗平淡自然，是指其诗无论是叙事、状物、写景、抒情都朴质无华，毫无人工雕琢的痕迹。陶诗题材内容贴近生活，思想感情真切深厚。其作品多以农村的日常生活为内容，以普通的乡村景物为题材，写的都是平平常常的、习见日闻的事物，如宅院、草屋、鸡鸣、狗吠、树林、小溪、春风、冬雪、松菊、飞鸟等极普通的田园景物，以及劳作、憩息、饮酒、读书、邻里往来等日常农村生活。平凡无奇的乡村景象，第一次被作为重要的审美对象，出现在文人的笔下，而且是几经险恶黑暗官场生活的陶渊明的笔端。于是诗人强烈地把田园作为腐败官场、污浊社会的对立面着意描写，并进行赞美。极其普通的景物，他体味到其中难以传达的真意，经过他的笔触，便变成了一幅和平、宁静的田园风光图，字里行间欢快地流淌着诗人“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喜悦之情。不必进行刻意的雕琢，不必加以过分的渲染，那种对生活的真情美意便从诗人的心中汩汩溢出，充斥于诗之始终了。农业生产劳动在诗人这里，也有一种“欣慨交心”的感受，如“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看到新苗茁壮成长，感受春风的拂面，有着星月的陪伴，诗人的内心该有多么惬意！田园那欣欣向荣的景象，诗人那披星戴月之形象，又让我们感到几分亲切和质朴！苏轼称“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元好问评他的诗是“豪华落尽见真淳”，都抓住了陶诗艺术上“平淡中蕴深厚，自然中见真切”的重要特点。诗人脱口而出的完全是真情的自然流露，使读者也在朴素平淡的语句中体味作者的深意。二浑融完整，意境深远陶渊明的诗中，有许多描写景物的诗句，林庾先生称其为“历史上最优秀最朴素的白描诗人”，他用家常话写家常事，写得诗意盎然，给我们带来丰富的想象。诗人在创作时，善用白描和写意的手法勾勒景物，点染环境，并且注意意象的整体把握和构图的和谐统一，因而能够创造出似浅而实深的高远意境。如前举《归园田居》（其一）“，方宅十余亩”以下八句是写景，前四句写近景，后四句写远景：近景是一种素淡的环境，用“桃李”略加点染，便使整个景色跃然纸上，灵动起来；远景乃一幅静态画面，用“狗吠”“、鸡鸣”点缀，使整个画面充溢勃勃生机。而从全诗看，这一田园景象如此幽静而美好，与“尘网”般的世俗、“樊笼”般的官场，形成鲜明对照，生动地表现了“性本爱丘山”的陶渊明“复得返自然”后的喜悦。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出，在陶诗中，景物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往往寄托着情，很多时候也是理、情、景三者的有机统一，这是陶诗超出同时代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巨大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陶诗或理随景深，或寓理于情，绝无单独说教之意味。如“望云渐高鸟，临水愧游鱼”等诗句，这些都是既有田园的幽静风光，又有诗人的恬然心境，还有对人生哲理的领悟和阐释。前文所举《饮酒》（其五）中，该特点更为突出。诗的前四句主要阐述“心远地自偏”的道理，但其中也不乏客观之景的写照和主观之情的抒发：这里的景乃大环境———“结庐在人境”，情是超尘脱俗的心理感受———“而无车马喧”。诗人着意刻画看似矛盾的环境与心理，让读者领略、回味“心远”则自觉“地偏”的道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四句是写景，也是抒情“，南山”之景，则是“采菊东篱”的诗人在“悠然”自得的情况下“见”到的，诗人怡然自得的淡泊心情与大自然清幽静谧的优美环境浑然无间，融为一体。最后二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是抒情，也是说理。在这里，诗人直接抒发了自己在隐逸生活中产生的内心实感，这种无须辩说的大彻大悟的境界，深刻反映了诗人对人生意义的真正理解。同时它也说明，只有返璞归真，归隐田园山林，才能真正理解人生意义的道理。在作者的笔端，傲岸的秋菊、日夕的山气、归还的飞鸟，在诗人心中构成一道美妙的风景，其中蕴藏着人生的真谛。自此酒和菊也成了诗人的化身，成了文学里象征情致高远的意象。三语言质朴，构思精妙陶渊明的诗句语言质朴，构思精妙。陶渊明在语言锤炼方面有很深的功夫,在语句构思方面又独具匠心，如《时运》中写春风“：有风自南，翼彼新苗。“”翼”字描画新苗在微风中摇曳，动态形象。《和郭主薄》写夏日树阴，“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树阴似乎如清水一样可随时贮存，使人解暑，朴实而有情味。《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写冬雪：“倾身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将雪的轻虚洁白描写得十分传神。这些均能以少总多，增强了诗的形象性和生动性。陶诗的这一语言特点，在“金刚怒目”式的诗中体现得更为简劲英拔，与诗的内容完全统一。如《咏荆轲》中“，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的“指”与“冲”，突出其豪气冲天“，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的“哀”与“寒”“、萧萧”与“淡淡”渲染其慷慨悲壮，都极具有艺术感染力，其锤炼词语之功往往令人叹服。四题材广泛，手法多样陶渊明诗歌的主要风格是自然冲淡。尤其是在那些田园诗中，描绘的是清幽、静谧、平和、优美、安闲的田园风光，抒发的是恬静淡泊、悠然自得的思想感情，阐释的是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人生哲理，这种风格特别突出。陶渊明诗中还有一种抑郁悲戚的风格。陶渊明早年也把人生价值的实现寄托在政治方面，有“大济苍生”的壮志，但岁月流逝，功业无成，他的内心也常怀苦闷与矛盾。如他50岁所作《杂诗》之五曰：“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这里概括了诗人悲剧性的一生。少年远志，何等壮伟！岁月绵绵，青春转瞬，惜气力已衰。虽归耕无疑，但仍惜寸阴，这里包含着诗人壮志难酬之深恨。《杂诗》之二“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等等，都是这种情绪和风格的再现。陶渊明所作咏史诗，继承了古典诗歌的传统，既咏史又抒怀，有一种雄健豪迈之气，表现出慷慨豪迈的风格。代表作《咏荆轲》写荆轲刺秦王，既赞美荆轲不畏强暴、义无反顾的豪迈之举，又表现了诗人对勇士的无限惋惜之情，《读〈山海经〉》其十咏颂“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均为奇卓悲放，抒发了作者壮志未酬之慨叹，是“金刚怒目”式诗的杰出代表。陶渊明的赠答诗颇能见其对友人的敦厚之情。行役诗表现宦游时苦闷的心情。陶渊明正是有了以往文人所不曾经历的田园生活和实际劳动，而使他的诗具有与当时一般文人不同的新鲜真实的内容。元好问曾在《论诗绝句》中称赞陶诗为“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下，未害渊明是晋人”。陶渊明的作品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为摒弃骈俪文风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很多作家都从其诗品中悟出文道。陶渊明的后半生是在田园里度过的，他在田园中找到了自己人生的归宿；离开了官场的喧嚣和污浊，诗人获得了自由、宁静、畅快、舒坦的心境。他把田园风光作为文学的主要表现对象，并在艺术上卓有成效，成为中国田园诗派的开山鼻祖。参考文献：[1]程郁缀：《唐诗宋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2]隋慧娟编：《〈唐诗宋词〉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3]郭兴良、周建忠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4]赵治中：《论陶渊明的人生境界》，《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5]赵治中：《陶渊明生死观剖视》，《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6]顾农：《陶渊明对佛教的态度》，《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7]龚斌：《陶渊明“忠愤”说平议》，《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8]曹丽环：《论陶渊明思想性格的矛盾性》，《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9]郝清菊：《浅论陶渊明诗歌的感伤特征与审美价值》，《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10]张驰：《陶渊明之“隐”新说论谱》，《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红楼梦》研究论文　　“开篇不读《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开口不谈《红楼梦》，此公缺典定糊涂。”，《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它涉及面广，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意义深刻，其在民间的流传之广、影响力之大也是其它古典小说难以比拟的。　　从思想内容看，《红楼梦》是非常成功的。它以贾府的盛衰变迁为背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对封建社会中种种矛盾的揭示，反应出那个时代社会的罪恶及其不可避免的分崩离析的命运。作品以栩栩如生的对人物的细致刻画及其尖锐的矛盾冲突鲜明的表现了被压迫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尖锐斗争，揭露了腐朽害人的封建制度必将衰亡的事实，如贾府的最终衰落；赞颂了勇于反抗的新生力量，如晴雯、鸳鸯的的斗争，宝玉终不愿做克绍箕裘的孝子，终离家出走；揭发了封建主义的罪恶，如司棋、晴雯的牺牲，四儿、芳官被赶出贾府，宝黛的爱情悲剧，十二女统归薄命司；褒扬了自由、平等的新生思想，如宝玉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简直是对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男尊女卑”的颠覆，宝黛爱情早以不是停留在《西厢记》中张生、崔莺莺郎才女貌、一见钟情之类的陈词滥调之上，更多的是思想上的认同——对四书五经的排斥等。表明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残害以成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说明曹公的创作早已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　　《红楼梦》中最吸引人的地方要算是对人物之间性格矛盾的细致刻画，曹公将这些冲突巧妙的连接起来，情节感人，扣人心弦，从而彻底的暴露出封建礼教制造的种种恶果，有力的鞭挞了旧社会的罪恶，将一个又一个悲剧赤裸裸地揭穿出来，进而完成《红楼梦》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　　对于环境的描写更是为《红楼梦》这一伟大不朽作品的成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贾宝玉心中，女儿是世界上最可爱、最可敬、最纯洁的人。无论在那个方面都远在男人之上，所以是“人上之人”，这一点尽人皆知不必废话。同时，宝玉更进一步的认为女儿是不能出嫁的，否则便变了质。由纯洁无暇的自由身、被压迫者转变为压迫者，固然可恨，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可悲，大观园自然而然的成为保护女儿们的庇护所，希望女儿们永远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以免染上男子龌龊的气味（电视剧中女主角常说的“天底下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由此一定程度上符合事实），男人自然是不能进入的（除宝玉和稚嫩的贾兰外，其他男性最多也只进入怡红院，而高鹗的伪作中，贾琏、王大夫竟大摇大摆迈进潇湘馆，荒唐！），园中的逍遥日子近乎完美，继而为查抄大观园的悲剧发生起到了对比和铺垫的作用，让人感伤极深，不禁潸然泪下。而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后，宝黛爱情的成熟则标志着僵持局面的基本形成：家长方面坚持薛宝钗，而贾宝玉不愿放弃林黛玉，贾府的决策者——贾母也陷入了犹豫当中。随后的人情世故的变化对宝黛爱情悲剧的发生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各种矛盾爆发，贾家渐渐以无法维持，贾宝玉走什么路子转而成为挽救贾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只有稳重大体、家境富裕的薛宝钗才能扶持宝玉走上封建主义所谓的正路就顺理成章了。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了不少典型人物。如平等待人的宝玉、成熟端庄的宝钗、多愁善感的黛玉、满腹心机的凤姐、逆来顺受的迎春、憨厚可爱的史湘云、情傲孤高的妙玉、善良朴实的刘姥姥等等，每个人物的性格、每桩人事和人情，都描绘的十分细腻、十分真实。　　宝玉是一个敢于反抗的典型。宝玉的性格是及其难得的，受周围出身低下的丫鬟们影响，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公子哥儿，却讨厌士大夫。统治者与被压迫者，本是对立的阶级，而贾宝玉却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几乎有些恋母情结的他，很少有主子架子，以伺候丫鬟为乐。摆在封建地主阶级少爷贾宝玉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去研究四书五经做官,否则便同丫鬟、“戏子”门在一起，走下坡路，他选择了其二，十分尊重和体贴女性。另一特点便是不遵守封建制度的一般规矩，不愿与官宦往来，只要将怡红院门一关，那便是一个世外桃源。对于反对四书五经与科举这样原则性的问题，即使是宝钗、湘云劝他注意仕途经济他也立刻回斥，虽然他的恋爱婚姻问题依然等待家长为他做主，但毕竟是历史的局限、阶级的局限，“一个人不可能抓着自己的头发里看地面”，作者也给予一定的肯定。　　林黛玉则是另一个精神反叛的典型。她幼时丧母、弃父进京，从不像薛宝钗那样以扼杀自己的个性为代价来讨好众人做一个所谓的封建淑女，也不像贾探春那样抛弃亲情以保证封建主子的威仪，更不像王熙凤那样灭绝人性来满足自己的权利欲。她至纯至善、崇尚真情却要独自面对这个充满虚伪、邪恶、贪婪、嫉妒、淫欲、阴险和野心的社会；她父母双亡、寄人篱下，而命运却没有给予她丝毫同情；她坦读《西厢记》，酒后任意挥洒自己的才华。面对这样的环境，她怎能不多愁善感？不是小气、心胸狭窄，只是为唯一的知己---宝玉献出了全部，怎能不患得患失?只是百年后，孰知葬花悲？　　而与以上两者不同的是，薛宝钗则是封建礼教思想下的一个正面悲剧。她十分推崇那些封建思想，把其当作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和追求的最高理想，完全沉浸在为自己编织的网中她遵守作为一个封建淑女所有规则，刻意求工的要求自己成为典范，甚至到了不惜一切的地步，不做一件封建礼教所不允许的事。她把自己全部的爱藏于心中，一切去等待家长的抉择乃至支持黛玉和宝玉的结合。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遵守封建礼教的少女，最终却并没有的属于自己的爱情，反倒给予她的是一个悲惨的宿命。进一步的证实封建礼教的虚伪性。　　王熙凤在<>中是一个迷恋金钱和权力、自尊心极强的女人。其实她是一个对平等和幸福的追求者，面对无耻的贾瑞，她选择了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而她有不得不承认自己在贾琏在自己生日时出去偷情这件事上所做的是错误的。封建男权蹂躏了无数女子，要求女性遵守所谓的三纲五常，把原本的夫妻的转化成妻妾矛盾，逼得凤姐去迫害尤二姐等原本无辜的人，但在那个时期，这不是可悲、可怜反倒是可恶、可恨、该千刀万剐的。男权的衰落并没有给这位女强人带来空间与理解,贾府衰亡的一切责任竟都归咎于她，是“哭向金陵事更哀”的凄凉。　　《红楼梦》无论是在题材、体裁、形式、内容、思想等方面都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曹公以优秀的文笔，将种种背景、各色人物、各种事件巧妙地贯穿起来，结构严谨，层层递进，紧凑而完整几乎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愧为一部既可读、又耐读的经典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