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认识历史文献的基础性和重要性。马克思指出，认识历史文献是认识历史实际的基础，而认识历史文献有两种不同的路径：一是“使众所周知的材料具有新的意义”;二是“提供新的材料，以便对历史作出新的说明”。归根到底，这两种路径都是以认识历史文献为基本依据的。恩格斯在整理和研究有关爱尔兰问题的历史文献时曾致信马克思说：“糟糕的是，并不总是能弄到第一手材料，可以从中搞到比加工过的资料中要多得多的东西，因为加工过的资料把原来简单明了的地方都弄糊涂，弄混乱了。”可见，认识历史文献是基础，也是历史研究者的基本功，尤其是认识原始的历史文献比认识二手文献更重要。在认识历史文献时，马克思恩格斯尖锐地揭露了不同利益诉求对文献的恶意曲解、误解甚至篡改等错误行为，以及枉顾史实、蓄意编造、捏造甚至臆想历史文献的恶劣做法。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正是由于利益和阶级立场的不同，在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可见，历史文献的认识问题十分复杂，具有很强的社会政治属性。恩格斯也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在谈到俄国人撰写的有关1812年战役的文献时，他说：“阐述事实的严谨态度被淹没在滔滔不绝的浮夸之中，事件的真相按照民族虚荣心的迫切需要被歪曲，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被作者在纸上取得的更大胜利弄得黯淡无光，而敌人，无论他是谁，都自始至终被竭力贬低。”可见，恩格斯敏锐地注意到俄国人在民族主义情感影响下创作的文献，歪曲了历史实际，掩盖了历史真相。事实上，现代史学研究发现，类似的现象在西欧国家的历史上也不少见，如16世纪法国档案文献中皇家的赦罪书就具有“文学性质”,充满了“虚构的”修饰。这说明，即使是原始的历史文献也不能说是完全信实可靠的，也需要进行科学鉴别和批判。因此，在现代学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识论以认识历史文献为基础，对科学的有效性做出了历史性解释，并在历史唯物主义构建起来的社会发展总框架中赋予其明确的描述性的意义，因而更具有说服力。只有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正视因“历史材料不足”而造成的历史认识的“缺陷和不完善”,我们才能摆脱后现代史学带来的认识论危机或“历史学终结”的困扰。后现代史学的所谓认识论危机或“历史学终结”,模糊了历史认识与文学虚构之间的界限，把历史认识的结果和表达形式视为历史研究者主观“建构”的结果。实质上，这是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危机，也就是历史认识的真理性危机，其根源在于违背了唯物史观，割裂了历史认识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基督城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