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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利用考古学资料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相关问题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10-10-22 15:53:00 ] 作者：杨杰 编辑：studa090420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是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兴盛时期。在当时和其后的研究中，出现了使用材料杂芜、牵强附会和过分强调考古学资料的两种倾向。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研究关系密切，但不能简单地在二者之间画等号。在研究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文化的层次性。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论文关键词：考古学；百越；民族史；研究 百越作为我国古代早期历史上的一支重要民族群体，曾长久地活跃于祖国南方的大地上。他们是当地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与比之更早的当地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渊源关系。 关于百越民族的情况，在先秦时期就见诸文献记载。正史《史记》、《汉书》等也都有所叙述。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专著或章节也记述了越族的历史情况。这些记载是后人了解和研究越人历史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由于百越地处南部一隅，社会发展水平又长期落后于中原地区，因而古代文献记载既简略又带有歧视性，百越的历史始终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领域的成果令人瞩目，对百越民族史的研究也甚为活跃，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一个高潮。《百越民族史》、《百越民族文化》一、《百越源流史》•等是其中的代表性论著。 《百越民族史》是建国后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第一部专著。全书共分l3章，分别论述了百越的名称、分布、来源、文化特征、社会经济、社会性质、民族关系以及百越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等。附有《百越大事年表》，已故著名民族学家翁独健先生为之作序。 《百越民族文化》是同一作者群体在《百越民族史》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写成的，两本书并无本质区别。何光岳撰写的《越源流史》是于l989年底出版的，主要依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其他方面的资料写成。在20世纪80年代还多次召开关于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全国性会议，并出版有《百越民族史论集》、《百越民族史论丛》、《百越史论集》、《百越史研究》、《百越民族研究》等论文集。 《百越民族史》等一批论及百越史的专著尽管已经出版20多年了，但作为开山之作，我们在涉猎百越民族史时不能不读。因为其可谓集那一阶段百越史研究成果之大成，而在那次研究高潮之后，百越史研究并无大的突破。究其原因，一是有一批“文革”前就活跃于民族史学界、造诣颇深的专家学者，经多年积聚，正当年富力强之时，迎来了建国后前所未有的学术繁荣时期。他们的研究成果得以大量发表；二是改革开放后各地基本建设规模空前，考古新发现随之层出不穷。现在重新审视相关考古资料，不难发现为深入研究提供第一手材料、成为综合研究支撑点的重要考古发现成果大多出自20世纪70—80年代。这就为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相结合进行南方民族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良机。 诚然，我们在把握某一领域学术动态时，必须充分关注最新科研成果，但比起一些昙花一现的所谓学术著作来，那些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旁征博引、论述精辟、经得起推敲而带有经典性质的学术论著更值得我们去仔细玩味。 《百越民族史》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量借助考古资料及成果，经过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尽管其中有许多方面迄今尚无定论，但其仍不失为一家之言。如对百越非夏民族之一支的论述，对东瓯、闽越及西瓯、骆越相互关系及地望的考证都言之成理，颇为精审。《百越源流史》依托历史文献记载，不拘一格地运用各方面材料，对历史上的百越民族及其各支系进行了综合研究，立论大胆而新颖。 《百越源流史》和《百越民族史》反映了百越史研究的两种倾向。 《百越源流史》一书使用的考古资料屈指可数，在其他材料的选用上也略显杂芜，有牵强附会之感。突出表现是将作者认为属于百越族系的各南方族群的源头绝大部分都追根到北方中原甚至是西北地区，对各族群迁移流向的研究也过于宽泛，解释随意，缺乏过硬的证据。由此可以看出，仅仅依靠文献记载和其他更为间接的材料是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 在文献不足征引的情况下，大量运用考古资料是《百越民族史》一大特色。作者在论述族属的来源及分布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借助考古学资料和研究成果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应当说把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相结合进行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早期历史的研究，是史学研究寻求突破的一条有效途径。但《百越民族史》也存在过分倚重考古学资料的倾向，在与文献记载发生矛盾时，往往否定后者。 任何学术著作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时代的局限性就会日益显露，但这又是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那种以今天的结论和视角去恣意评判、指摘前人以显示自己的正确的做法是不足取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首先观其成果是否尽可能充分地占有了当时所能提供的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其次是不苛求于前人，应尽量去吸收前人成果的合理成分，总结他们的得失，在其基础之上吸纳新的东西，力求有所突破，得出新的结论。 通过考察上述有关百越民族史研究的资料，引发出笔者对考古学资料与民族史研究方面的若干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的关系 在中国，考古学是广义历史学的一部分。经过新中国成立后近60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以其数不胜数的重大发现和辉煌成果，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最有成就的学科之一。正因为有如此巨大的成就，所以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具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在当今中国从事古代史综合研究，完全不理会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是不可想象的，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势必受到局限，对于先秦史的研究更是如此。 尽管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和领域的不断拓宽，其研究成果越来越为历史学界所重视和吸收，但由于考古学本身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使得二者的结合难如人意，尚存在不少问题和难点。“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定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应该是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但考古学文化是由人通过主观意志对客观存在加以判断后确立的，因而这种主观判断并非总是正确的。事实上，考古学研究只能是不断地接近于历史的原貌，而几乎不可能完全复原之。 正如张忠培先生所说：“对历史的认识只能是愈益增进，即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却永不能达到完善的认识”，“一代一代的人们向着历史的真实走去，可是，这一代一代的人们只能接近这历史的真实，却永远摸不着它，更不能全面地认识这历史的真实”。在考古学实践中，我们看到在考古学文化的认定上，就中国而言目前还没有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完全取得一致意见的。即使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这类稍有历史知识的中国人就知晓的名称，对其内涵在考古学界仍有许多不同观点。 在考古工作中，只要田野工作基础扎实，科学可靠，并且达到一定的工作规模，那么在量化的基础上较为准确地把握若干遗迹群的整体文化特征是完全可能的。问题在于当这种特征，也就是差别达到怎样的程度就可以确定为一支考古学文化?换言之，就是确立考古学“文化”、“类型”等不同层次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看到，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新乐文化”、“赵宝沟文化”等都是以筒形罐为主的考古学遗存，这些文化尽管略有时间早晚上的不同，但其在特征上的差别似乎并不比“河南龙山文化”中各类型之间的差别更大。这种情况表明，在考古学文化和类型的划分上存在一定的人为因素。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借助考古学材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就存在一个方法问题。 首先，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否可以和历史记载中的某一族属划等号?笔者认为对此要持慎重态度。完全巧合并非不可能，但显然概率极低。一般来讲，一支考古学文化所涵盖的范围要小于一个部族或民族共同体。因为既然是一族属，其分布范围就不会过分狭窄，其内部的文化面貌也很难整齐划一，而其内部差别在考古学研究中就极有可能被识别出来并确定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张忠培先生说过：“古籍记载的一族，有时恰等于一个考古学文化，有时包含着几个考古学文化，还未见过一个以上的族共有一考古学文化的现象。”事实上，真正从事田野工作的考古学者是不轻易把考古学文化和族属研究相联系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上的差别不一定就是族属上的差别。 当然，在考古学研究达到一定深度和规模时，适时就其族属问题开展研究和讨论是必要的。因为考古学作为一门成熟学科，通过人类遗留的实物资料进行历史研究是其最高目标。考古学分期、分区及“文化”、“类型”的研究仅仅是进行深入研究的手段而绝非目的。然而当我们在掌握已知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对一个事物的描绘越详细，则离其真实情况就可能相去越远，因此笔者以为在目前情况下，运用考古资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具体操作上宜粗不宜细。只要我们能够大致描绘出某一或某些族属分布区内当时人类的物质文化是怎样的，达到什么样的发展水平及其主要文化特征也就可以了。在特征上宜捕捉那些数量多、具有普遍性的最为典型的共性因素，而不能拘泥于考古学本身对遗存的过细区分与描述。严文明先生说：“考古学资料虽然不可能反映当时社会的全貌，总还是那个社会的直接遗留和缩影。通过它不仅对当时社会的许多方面可以有形象的真切的认识，也能了解整个社会大致的轮廓及其发展轨迹，从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这应当是现代考古学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百越民族史》认为广泛分布于东南部地区的有段石锛、有肩石器及几何印纹陶器等属于百越族物质文化特征的一部分，就是针对最典型因素来说的。 (二)文化及其层次性与国家、民族的关系 广义的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主要是物质文化方面的情况。文化是区分不同民族的最核心的内容，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也就失掉了自己的特性。同时，“民族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都具有民族性。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个古代国家是否就只有一个民族(即单一民族)、一种文化(此处指广义的文化)?一种文化是否就只能由一个民族所拥有?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情况不是不可能存在，问题是当我们由一支考古学文化反推族属甚或国家时，就不能简单地去画等号，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严文明先生指出：“考古学文化同族的共同体尽管有密切的关系，毕竟还不是一回事，不能在二者间画等号。要通过考古学文化来研究与族类有关的问题，还需要从实践和理论上来加以论证。” 从理论上讲，考古学文化所反映并主要研究的是古代物质文化层面的东西，在此基础上也会讨论更高层面上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问题，但严格意义上说，这已经超出了纯粹考古学所研究的范畴。任何一支考古学文化无疑都属于某个族群，但其所属族群不一定都在历史上留下记载。因此，只有一部分考古学文化可以和古代文献记载的族属相关联，而且我们看到的考古学文化内容只是该族属全部文化的一小部分。这些因素都是通过考古学文化研究古代族群的困难所在。 《百越民族史》从考古学材料出发，认为“句吴”、“于越”、“东瓯”……都是由新石器时代居民发展而来的土著居民，几乎否定了人口迁徙对文化的影响。诚然，从考古学编年谱系角度看，在文献记载中提到的百越民族分布区内的青铜时代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是有不少文化继承因素，但也不应无视来自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尤其是青铜器方面)对南方文化的影响。对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也不应因暂时找不到考古学证据而一概加以否定。 文化是有层次的。平民和贵族的文化从古至今都是不一样的。考古学文化中除大中型墓葬、宫殿衙署、宗教祭祀、礼器等遗迹遗物属贵族文化外，用以确定考古学文化属性的最为重要的陶器、石器、聚落形态、墓葬习俗等，大都属于平民文化。因此，我们现在看到和归纳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所反映的远非当时社会的全部内容。用占主流的平民文化来否定统治阶层可能存在的另有族源和迁徙现象，同样是缺乏说服力的。 总之，在文献资料有限、百越之义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考古学研究成果是寻求突破的有效途径，而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还需要一个艰难而漫长的探索过程，同时也有赖于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提高和丰富。 (三)物质文化与社会形态的关系 社会形态发展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论述，长期以来被奉为圭臬。在此我们不打算对社会形态论本身发表评论，只是对以考古学文化为代表的早期物质文化史与社会形态的关系进行简略的讨论。 社会形态的表述是以生产关系的状况为基础的，而生产关系又受到生产力的制约，但这只是社会发展的一般状况，生产力某些要素的变化并不一定迅速导致社会形态的变化。因此可以说，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有些学者认为广东发现了青铜文化，其发展阶段当属奴隶制社会。《百越民族史》一书也认为西瓯使用青铜器，青铜器时代即奴隶制。我们认为，青铜器和奴隶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的影响下，使用一些较先进的生产工具，但不一定就会立即引起社会性质的改变。 从目前发现的岭南青铜文化面貌观察，当时确实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和等级差别，但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那些富贵者就一定是奴隶主，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了等级和贫富差别，而且这种差别贯穿于其后的所有社会发展阶段，因而也不能以此作为当时就是奴隶制社会的证据。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反对的是青铜文化直接等同于奴隶制的观点，至于岭南青铜文化的具
自己去挖几个古墓吧，开个玩笑。坐享其成？似乎大学有点太滋润了吧，你自己到网站上找几篇文章就行，就论述文物保护不力啊等等很多都可以做论文的。
敦煌位于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交汇点。人口18万多，全市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旅游服务业次之，为敦煌曾经的辉煌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而闻名于世。 敦煌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面积万平方公里。属暖温带气候。年降雨量只有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400毫米。日照充分，无霜期长。在这个群山拥抱的天然小盆地中，党河雪水滋润着肥田沃土，绿树浓荫挡住了黑风黄沙；粮棉旱涝保收，瓜果四季飘香；沙漠奇观神秘莫测，戈壁幻海光怪陆离；文化遗存举世闻名，人才辈出……美丽的敦煌，是块富饶、神奇、诱人的土地。“敦，大也；煌，盛也。”盛大辉煌的敦煌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中原部落战争失败后被迁徙到河西的三苗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以狩猎为主，开始掌握了原始的农业生产技术。敦煌地区曾发掘出新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斧和陶器、铜器。夏、商、周时，敦煌属古瓜州的范围，有三苗的后裔，当时叫羌戎族的在此地游牧定居。敦煌地区发现游牧民族留下的许多岩画至今历历在目。战国和秦时，敦煌一带居住着大月氏、乌孙人和塞种人。以后，大月氏强盛起来，兼并了原来的羌戎。战国末期，大月氏人赶走乌孙人、塞种人，独占敦煌直到秦末汉初。敦煌历经了汉风唐雨的洗礼，文化灿烂，古迹遍布，有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主要景观。莫高窟又名敦煌石窟，素有“东方艺术明珠”之称，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保留了十个朝代、历经千年的洞窟492个，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2000多座。题材多取自佛教故事，也有反映当时的民俗、耕织、狩猎、婚丧、节日欢乐等的壁画。这些壁画彩塑技艺精湛无双，被公认为是“人类文明的曙光”、世界佛教艺术的宝库。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元太祖铁木真（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各部族，成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1227年，蒙古大军灭西夏，攻克沙州等地，河西地区归元朝所有。此后，升敦煌为沙州路，隶属甘肃行中书省。后升为沙州总管府。元朝远征西方，必经敦煌。当时瓜、沙二州屯兵济济，营寨栉比，屯垦农兵遍布党河、疏勒河流域。敦煌一度呈现出经济文化繁荣的景象，和西域的贸易更加频繁。著名旅行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是这一时期途经敦煌漫游到中原各地。元朝统治者也崇信佛教。莫高窟的开凿得以延续。现存元代洞窟约10个。自元朝以后，千里河西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为扫除元残部，派宋国公冯胜率兵三路平定河西获胜，修筑了嘉峪关明长城，重修了肃州城。明王朝为了加强西北边疆的防卫，设置了关西七卫。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在敦煌设沙州卫。后吐鲁番攻破哈密，敦煌面临威胁。明王朝又在沙州古城设置罕东左卫。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敦煌被吐鲁番占领。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明王朝下令闭锁嘉峪关，将关西平民迁徙关内，废弃了瓜、沙二州。此后二百年敦煌旷无建置，成为“风播楼柳空千里，月照流沙别一天”的荒漠之地了。清康熙后期，清王朝渐次收复了嘉峪关外的广大地区。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在敦煌建立沙州卫，并开始从甘肃各地移民2400户到敦煌垦荒定居，同时又迁吐鲁番、罗布泊大批兵民于沙州一带。雍正末，沙州已有耕地10万余亩，引党河水分10渠灌溉，农业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形成河西走廊西部的戈壁绿洲。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改沙州卫升敦煌县，隶属安西直属州，直至辛亥革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敦煌一直是县府所在地。1987年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立敦煌市。1986年被国务院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敦煌，历经沧桑，几度盛衰，步覆蹒跚地走过了近五千年漫长曲折的里程。悠久历史孕育的敦煌灿烂的古代文化，使敦煌依然辉煌；那遍地的文物遗迹、浩繁的典籍文献、精美的石窟艺术、神秘的奇山异水……使这座古城流光溢彩，使戈壁绿洲越发郁郁葱葱、生机勃勃，就像一块青翠欲滴的翡翠镶嵌在金黄色的大漠上，更加美丽，更加辉煌。敦煌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属暖温带气候。年降雨量只有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400毫米。日照充分，无霜期长。在这个群山拥抱的天然小盆地中，党河雪水滋润着肥田沃土，绿树浓荫挡住了黑风黄沙；粮棉旱涝保收，瓜果四季飘香；沙漠奇观神秘莫测，戈壁幻海光怪陆离；文化遗存举世闻名，人才辈出……美丽的敦煌，是块富饶、神奇、诱人的土地。【莫高窟】又称“千佛洞”，位于敦煌县城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下，因地处莫高乡得名。它是我国最大、最著名的佛教艺术石窟。分布在鸣沙山崖壁上三四层不等，全长一千六百米。现存石窟492个，壁画总面积约45000平方米，彩塑佛像等造型2100多身。石窟大小不等，塑像高矮不一，大的雄伟浑厚，小的精巧玲珑，其造诣之精深，想象之丰富，是十分惊人的。【鸣沙山】位于敦煌市南郊七公里处。古代称神沙山、沙角山。全山系沙堆积而成，东西长约40公里，南北宽20公里，高数十米，山峰陡峭，势如刀刃。沙丘下面有一潮湿的沙土层，风吹沙粒振动，声响可引起沙土层共鸣，故名。据史书记载，在天气晴朗时，即使风停沙静，也会发出丝竹管弦之音，犹如奏乐，故“沙岭晴鸣”为敦煌一景。人若从山顶下滑，沙粒随人体下坠，鸣声不绝于耳。据说晚间登沙山，还可看到沙粒滑动摩擦产生火花。鸣沙山与宁夏中卫县的沙坡头、内蒙古达拉特旗的响沙湾和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境内的巴里坤沙山并被为我国“四大鸣沙山”。这是大自然现象中的一种奇观，古往今来以“沙漠奇观”著称于世，被誉为“塞外风光之一绝”。【月牙泉】月牙泉在鸣沙山下，古称沙井，俗名药泉，自汉朝起即为“敦煌八景”之一，得名“月泉晓彻”。月牙泉南北长近100米，东西宽约25米，泉水东深西浅，最深处约5米，弯曲如新月，因而得名，有“沙漠第一泉”之称。【雅丹地貌】敦煌雅丹地貌地处敦煌西200公里处，分布区长宽各10公里，土丘高大，多在10~20米，长200~300米。又名三陇沙的地名始见于汉代，位置在古玉门关外，丝绸之路北线由此通过。三陇沙雅丹地貌，其走向与盛行的西北风向垂直，而与山地洪水流的方向一致，和玉门关形成敦煌第二大景区，因其怪异特点，故有魔鬼城。 【敦煌古城】位于敦煌市至阳关公路的南侧大漠戈壁，距市中心25公里。是1987年为中日合拍大型历史故事片《敦煌》，而以宋代《清明上河图》为蓝本，仿造沙洲古城设计建造而成，建筑面积达1万平方米。敦煌古城的建筑风格具有浓郁的西域风情，城开东、西、南三门，城楼高耸；城内由高昌、敦煌、甘州、兴庆和汴梁五条主要街道组成，街道两边配以佛庙、当铺、货栈、酒肆、住宅等，敦煌古城再现了唐宋时期西北重镇敦煌的雄姿，被称为中国西部建筑艺术的博物馆，具备拍摄古代西部国边塞军事片的独特优势，现已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在这里已先后拍摄了《封神演义》、《新龙门客栈》等二十多部影视剧。【阳关】位于敦煌市西南70公里外的南湖乡境内，为汉武帝开辟河西，“列四郡，据两关”的两关之一，自古为丝绸之路西出敦煌，通西域南道的必经关卡，西部边境之门户。唐代诗人王维首“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更使阳关名扬千古。阳关建于汉元封四年（前107年）左右，曾设都尉管理军务，自汉至唐，一直是丝路南道上的必经关隘。历史的久远使关城烽燧少有遗存，据（元和郡县志）载阳关，在县（寿昌县）西六里。以居玉门关之南，故曰阳关。本汉置也，渭之南道，西趣鄯善、莎车。后魏尝于此置阳关县，周废。”巴黎藏敦煌石室写本（沙州地志）（P．5034）载：阳关，东西二十步，南北二十七步。右在（寿昌）县西十里，今见毁坏，基址见存。西通石城、于阗等南路。以在玉门关南，号日：“阳关”（注：古人以山南水北为阳）。可见唐时阳关已毁，仅存基址。古寿昌城在今敦煌市南湖乡北工村附近，阳关在寿昌故城西6里，或10里处，当指约数而言。专家考证，阳关故址就在今南湖乡西面对‘古董滩”的流沙地带。
杨根先生的《论宋代八大窑系》，跟你这个论文应该是一类的，那篇文章应该算作对宋代陶瓷考古的一篇简单综述，何况那里面也有一些错误，比如他认为定窑白瓷的釉有化装土的遮盖作用，其实后来根据实验发现那是一种特殊烧成条件下的莫来石析晶现象。所以，希望楼主做这篇论文不必太紧张。既然是写论文，而且是考古学论文，那么我想再补充一下，以便让楼主的论文写得更方便，楼主既然学考古，应该知道在论述考古学意义上的某类器物的时候，要交代清楚这类器物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所以我要补充的是：唐代玉器体现了之前器物的哪些东西，又影响到之后的什么，从器型上说，唐代继承之前玉器的器型，除了常见的礼器，佩饰，容器外，还出现了玉册这样的新器型，原来传统的一些器型，比如射（不是这个字，我字库没有那个字，意思是扳指）型佩，这类东西从战国开始流行，两汉最盛，南北朝继续沿用，但是到了唐，这类东西在关中地区目前尚未有发现，可见这类东西应该是在北周时期在关中消亡的，相对的，南北朝佛教的盛行，影响到唐朝玉器出现新品种，比如飞天这样的佛教题材玉器，这类是唐代人物造型圆雕玉器的代表作，我们可以注意到，唐以前的圆雕人物玉器非常少，但是唐以后这类东西陡然增加，而且宋明两代的圆雕玉人物的风格，基本和唐代的没什么太大差别，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从加工工艺上来说，唐代玉器一方面继续沿用传统的砣具碾琢技法，另一方面，曾经在秦国玉器上出现的连点成线的錾刻工艺又出现了，并且有了创新，应该是和同时期流行的金银器錾刻工艺有关，如果具体分析唐代琢玉所呈现的短粗阴刻线对艺术表现的帮助，则不难发现，在何家村和长安薛氏墓出土的玉带饰上，这种阴线很好的表现出了浮雕人物或者动物遒劲的肌肉，这与唐朝以肥为美的审美观吻合，还有金银细工与玉器的结合，在唐朝发展到一个高峰，这种装饰手法在先秦就出现了，但是金银用于玉器装饰最多的还是唐朝，应该注意到，在玉器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符号意味的先秦两汉时期，玉器在中原华夏文化圈常见，而金银则很少，相反，金银多见于北方游牧民族。唐代金银如此之多，且金玉结合，应该是唐代开放，民族融合的一种体现，另外唐代的玉料种类较之以前也极大丰富，先秦秦汉时期，我国的传统玉石器原料，主要是软玉，玛瑙，水晶，车蕖，松石，岫玉这几种，但是唐代开始有了宝石类的东西。以上就是我要补充的东西，另外，给你一点建议，唐朝玉器出土的情形说明，除了陈设玉器外，随身佩带的玉器种类非常单一，从工艺水平上说，甚至还不如先秦时期的一些精品，虽然说这与六朝以来汉人对玉器观念的转变从而影响了玉器制作有关，但是应该还有其他的原因，我觉得如果你的论文能够从对唐朝玉器的形态描述中透视出唐朝对玉的一些意识形态层次的东西，应该是很有深度的，如果能够把全国各地出土的唐代玉器进行分期，分区排比研究，从而能够说明唐在安史之乱前后，从开放到闭锁的文化心态变化在玉器上的表现，就更完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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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泼冷水不过还是想说一句北大的考古每年只招7个目前还没有跨专业的考生考上过如果你考上了你将创造历史！1.见北大研究生招生网站的招生简章里面都有（我所附录网址）2.北大不列参考书目一般为考古学本科专业课程3.招生简章有22人15人报送对外招7个4.目前没有专门针对考古学开设辅导班资料什么的建议电话咨询北大文博学院5.专业性强对口专业比较少多是文博行业研究机构6.见57.什么叫三年考研学生？专科？专科自考什么的就真的不要想了要求是核心期刊发表两篇左右论文这个是研究生的水平本科生不可能达到况且你是跨专业8.复试内容同1见北大网站招生简章考古不像历史属于专业性很强的学科其中还涉及基础物理学和基础化学等相关课程比较复杂很少有跨考学生会选择去考这个方向
我是要考西大的考古学 你要考北大 勇气可嘉！我给你回答一下做个参考吧一。初试的科目为外语 政治 专业课综合二。参考书北大没有指定 所以这个要自己找 北大的考古是最难的 所以要博览群书 三。 招收人数每年都有所不同 但不超过十个 试题难度那不是一般的难四。考研资料你是要考古学的么？还是外语政治都要？要考古学的话我倒是有五。就业出路北大出来的肯定是好很多 但是一般还是对跨专业的有所歧视 出路一般是老师 博物馆人员 或者考考古研究所。六。如果你很喜欢学 那么考博自然最好 至于是否要留学那就要看你学的什么方向七。什么是三年考研？一般北大都招收的 没什限制。八。复试准备你想太早了 先把初试过了再说吧，等你初试过了 你到学校找个学长问问就可以了。最后说一下，你所谓的实地考古是田野考古学方向。
对当前小学语文古诗教学的探讨
摘 要： 随着新课程的逐渐改革，对小学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应该为学生自身的发展夯实基础。诗词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更是我国古典文学的精髓，因此，如何提高学生对诗词的学习成为了教学过程中的一大难题。传统的教学模式是教师讲解，学生死记硬背，显然这种教学方式已经与新课程下所设定的教学目标背道而驰，通过对当前小学语文古诗教学展开探讨，从而提出合理的教学建议。
关键词：小学语文；古诗；教学
古诗教学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我国古典文学的精髓。学习好古诗词不但可以提高学生对语言文学的学习兴趣和对语言文字的敏锐度，还可以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可以说古诗词犹如一条延绵不绝的河流，容纳百川，滋补着炎黄子孙；又如一棵参天大树，成为民族文化发展的支柱。作为新时代的小学语文教师，应该把提高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作为重点，积极探索，有效地达到新课程下对小学语文教学所设定的指标。
一、运用故事情节进行烘托，加强渲染力
为了提高学生学习古诗词的兴趣，更为了让学生充分理解及领悟到诗词中所包含的意思，教师应该对作词者的个人简历及诗词写作的背景充分了解。比如，教师在讲述《赠汪伦》这首诗时，就可以巧妙地利用故事来抛砖引玉，激发学生学习的激情。教师在讲解此诗时就可以这样开头：从前有个诗人名叫汪伦，汪伦的性格十分的豪爽，喜欢广交朋友。在当时，李白在诗坛上名满天下，被人们称为"诗仙",而汪伦此时只是一个无名小卒，那么他如何才能结交这位伟大的诗人李白呢？然而在接下来，汪伦等到了一个绝妙的时机，因为他听到李白将要去安徽游历的消息，所以汪伦下定决心给李白写信，诚挚的邀请李白。李白这个人有两大嗜好：第一，好酒；第二，好游。只要具备美酒和美景，那么李白肯定会赴约。因此，汪伦在写信的时候完全满足了李白的两大条件，他这样写道："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先生好饮乎？此地有。"李白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非常高兴，于是李白接受了汪伦的邀请，在汪伦那里停留了好几天，与汪伦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李白要离开时，汪伦在家里设了宴给李白送行。在李白登上一艘小船，船将要出发时，传来了一阵歌声。李白一回头，看到了令自己大为吃惊的一幕，自己的好朋友汪伦和一群村民，正在演奏着歌曲，给自己送行，这让李白非常感动。这时李白立刻提笔，写下这首《赠汪伦》，成为歌颂友谊的名诗，流传百世。因此，通过以故事的情节进行渲染，让学生产生一种亲切感，使学生从情感上完全融入这首诗词里，从而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习诗词的课堂也变得活泼起来，同时也为学生将来的学习奠定了基础。
二、运用朗诵代替讲解
语文教学是一个耳濡目染、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对古诗的'教学更是这样的过程。随着新课程的逐渐改革，对古诗的教学也有了新的要求及目标。新课程要求学生通过对诗词的充足阅读，逐渐累积，亲身感触，学以致用，逐渐提高学生的审美标准及欣赏层次。因此，教师就没有必要针对一首诗教学问题上锱铢必较，教师应该在如何营造一种古诗学习氛围上多下工夫，让学生在潜移默化过程中提高自身的诗词素养。比如，在学习《忆江南》这首词时，教师可以借助乐器，给学生伴奏，让学生跟着优美的音乐开始朗读。除此之外还可以设定场景来辅助学生阅读等多种渠道。与此同时，也为学生学习其他古诗词打下了基础。通过这种方式，学生把学习古诗词当成了一种享受，一种乐趣，从而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古诗词的兴趣。
三、善于运用诗词来对诗词进行讲解
所谓借诗解诗就是借助学生熟悉的一首诗来对此诗加以理解。比如，教师在对王翰的《凉州词》进行讲解时，就可以让学生联想其他的边塞诗来学习这首词。学生可以想到"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或者"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等豪情壮志，报效国家的伟大情怀，更好地去理解、感悟《凉州词》中"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情怀，深刻地理解此地的"醉"代表的真正含义，不是为了感悟生命更不是一种消极心态，而是一种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雄伟壮志，更是一种临危不惧的豪迈气魄。
四、善于用诗组诗
新课程改革下，对教学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加强学生对教材的理解，懂得发挥学生的创造性，懂得如何更好地利用教材，多挖掘课外资料，采用活学活用的教学措施。所以在古诗词教学过程中，更不能就诗教诗，应该搭建一个开放式的活跃的诗词学习平台，使学生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及创造力。
综上所述，小学语文古诗的学习对学生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国外，流传着许多赫赫有名的古代经典的建筑或家喻户晓的雕塑，作为其他国家的显著代表。而中国历经沧桑，许多文化古迹都被历史所湮灭，只有一种经典尚且完好，那就是古诗词。这是我国古典文化的精髓，引领着我国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发展的步伐。所以，学生在学习古诗词时，一定要对现实生活充满一种新鲜感，从而更有力地促进学生对未知知识的探索和对生命价值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古文化，才能确保古诗词的魅力永垂不朽。因此，指引学生走进诗词的天地，去感悟、欣赏诗词中的美，学会享受这份情感，是最成功的古诗教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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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鉴赏探究的论文语文教学大纲要求高中生应“初步具有鉴别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文学作品自然包含古代诗歌，因此，几乎每年高考都有古代诗歌理解鉴赏题。但在实际教学中，这个领域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论文百事通不少教师对古代诗歌的教学仅仅停留在翻译古代汉语字词的水平上，或者仅仅满足于背诵一些诗词名句以应填空之需，自然距离达“纲”甚远。有的教师虽然也引导学生欣赏古诗词，但或蜻蜓点水，或只读不写，学生的朦胧感知不能上升为明晰的认识，因而鉴赏能力的形成还是落不到实处。我在教学实践中领会到，要提高学生鉴赏古代诗歌水平，在教学中须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要准确把握“初步”二字。由于对中学生的鉴赏要求只是“初步”，所以不能求其像专家教授那样博大精深、广征博引，作艰深的理论探讨。例如写李白，大约只须写到“豪放飘逸”“清水出芙蓉”等，不必“神识超迈”（赵翼《瓯北诗话》），“放言实是法言”（刘熙载《艺概》）；说意境，只说“是作品描写某种事物所达到的艺术境界，是作家思想感情和作品生活图景和谐统一的结果”（高中课本《古代诗歌的艺术欣赏》），不必大谈“意象”（王世贞《艺苑卮言》）、“兴象”（胡应麟《诗薮》）、“情景”（王夫之《姜斋诗话》）、“境界”（王国维《人间词话》）等。当然，“初步”也不能仅是浅层次停留在对诗词语言文字的简单诠释上。第二，立足学生实际，帮助学生克服时代差异，借助形象思维，设身处地理解诗词意境。由于时代的差异，当今中学生对古诗词中描写的意境往往有较大距离感，难以理解。例如离别这一题材，由于古人远行只能借助舟楫车马，而今天交通工具已进步，日行万里并非难事，离合聚散不算稀罕，因此那种“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君问归期未有期”（李商隐《夜雨寄北》）等愁苦，学生未必能全部理解。但是，人类的情感又有许多相通之处，通过形象思维，借助联想想像，设身处地，往往能帮助学生克服时代差异所带来的困难，加深对诗歌内容的理解，从而获得审美享受。例如“江州司马青衫湿”，白居易哭后心理活动如何？若设身处地，便不难代为设想。他想收留琵琶女，但自己左迁湓江，收留一个江湖歌妓，怎禁得世俗非议？他想帮她打听商人的下落，但那唯利是图的商贾又怎能治愈琵琶女心灵深处的创伤？他想资助她一些银两，但又怕亵渎了她高洁的人格，而且那精妙的琵琶曲是仙界的音乐，哪能用银钱去玷污呢？……月上中天，凄寒的江风吹得芦荻瑟瑟作响，江涛发出悲凉的叹息。琵琶女伫立良久，向诗人深深一鞠躬，随一叶扁舟消失在茫茫江天。诗人心弦乍断，百感交集，但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只能对沉沉夜幕发出无可奈何的呼号：茫茫黑夜啊，你吞噬了多少美丽的人生！其他如《涉江》中屈原的心理活动，白居易《夜闻歌者》中“一问一沾襟，低头终不说”，姜夔《扬州慢》中“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人生如梦”（是真消极吗？）等，都不难通过这种方法去理解。第三，赏与析结合，从对语言文字的分析中把握艺术形象。我国古代诗词受韵律、平仄等限制，语言十分考究。古人作诗特别讲究“炼字”、“意胜”、“象外之旨”、“神余言外”等，要求“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沈德潜《说诗》）。中学生虽有一定阅读文言文的能力，但对诗词语言的理解，能力还相对薄弱，因此，指导他们写赏析文章时起点不能过高，要从语言文字的分析入手，抓住重点诗句，把握艺术形象。例如“琵琶声停欲语迟”，简单的七个字就不仅仅记叙了动作，而且生动形象地刻画了琵琶女矛盾复杂的心理活动——始闻“问”声（“寻声暗问弹者谁”）一惊，故“停”；继而辨明问意，故“欲语 ”；但久历风尘，饱经沧桑，飘零江上，一颗残破的心，从何说起，故“迟”。七字三顿，细致入微而又婉曲含蓄，内涵十分丰富。再如“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穿”“卷”“拍”三字动词神完气旺，笔力千钧，勾画出气势雄浑的“大江赤壁图”。抓住这些地方，析中赏，赏中析，才能准确地把握诗中艺术形象。第四，教师示范，做出榜样。目前，供学生写诗词赏析文章的参考例文几乎没有。专家论文往往高远，可望而不可及；《教参》上没有现成的例文；各式各样的作文选刊瞄准的多是高考作文。教师亲自动笔写，可填补这个空白。教师的文章好比一架梯子，一端立足学生实际，一头搭靠名家名作，它本身也许没有多少学术理论价值，但谁能否认，踩着这梯子登堂入室的学生未来却很可能在学术理论的殿堂里大有作为呢？
小学语文教学论文：试论小学语文古诗教学
古诗是中国灿烂文化遗产中的瑰宝，是人文教育和语言文字学习的丰富资源：它们有的描绘祖国的壮丽山河;有的勾画优美迷人的自然风光;有的叙述朋友之间难舍难分的深厚友情;有的借景(物)抒情咏志、含蓄隽咏……因而，无论从新课标的要求，还是从 语文 教材的教学内容来看，对小学阶段的古诗教学都给予了重视。但是，由于古诗的形式体制、遣词造句等方面与现在的语言习惯差别很大，因此，古诗的学习对于学生来说也是个难点。下面就自己在古诗方面的教学谈几点体会。
一、了解背景，理解诗意
学习古诗，首先要让学生了解古诗的写作背景，知道诗人当时的处境和心态，然后再去理解诗意、体会感情就容易多了。如《春夜喜雨》一诗，诗人杜甫在创作此诗时，因陕西旱灾严重来到四川成都定居已有两年。他亲自耕作，种菜养花，与农民交往，因而对春雨之情很浓，写下了这首描写春夜降雨，润泽万物的美景，抒发了诗人的喜悦之情。这样，学生了解了诗的写作背景，再去理解古诗，就会水到渠成。
二、嚼字品词，加深理解
字、词是古诗的.组成单元，学懂字、词是进一步理解诗句含义、分析诗的意境的重要步骤。诗中的一字一词都经过诗人的千锤百炼，因此，抓住重点字、词分析理解诗意是古诗教学中的重点。如《梅花》一诗，学生通过对“凌寒”“独自”“唯”“遥知”“暗香”这几个词的理解，很快就会知道这首诗是在赞美梅花，因为它不畏严寒，散发着芳香。如果我们咬文嚼字，认真推敲，就能体会诗人炼字遣词的技巧。历来受人赞叹的《泊船瓜洲》里“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在教学时要求学生将“绿”换成另一个字，是否更好?在学生得出自己的答案后，再告诉学生作者曾试用“来”“到”“入”“过”“满”等字，使学生领悟到这些字都不如 “绿”字有形有色，“绿”字写出了春风的能动性，立刻可以染绿江南，给人一种鲜明的形象感。
三、学会想象，体会感情
每首古诗都着力表现一种意境。因此，在理解了诗的大意后，还必须深入挖掘，细细品味，发挥想象力，把学生引入诗的情境中，使诗中描写的景象在头脑中浮现出来。这样，就会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就会对诗意理解得更深刻，对感情体会得更深入。比如在学习《锄禾》这首诗时，让学生闭上眼睛想一幅画，然后告诉大家你看到了一幅什么样的画，学生争着说：
“我看到了一个中午，有很大很大的太阳”。
“我看到一个农民伯伯在地里锄草，他的衣服全汗湿了，他很辛苦”。
“我们吃的饭都是农民伯伯的汗水换来的……”
这就是诗中的真实画面，根据学生所说的加以引导，学生就会懂得珍惜劳动，珍惜粮食。
小学教材所选的古诗大都是语言优美，充满诗情画意的，学习每一首诗如果能让学生在头脑中出现画面，那学生对诗的内容无形中就了解了，在引导中也能体会诗的思想感情。
四、指导朗读，熟读成诵
古人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讲的就是读书的重要性。感情朗读，能再现诗的意境，加深体会诗的含义与感情，因此在学生理解诗的内容的基础上重视朗读，强调背诵。指导朗读就是要让学生掌握感情朗读的方法和技巧。首先指导确定感情基调，然后指导处理重音与节奏。如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首抒情诗。全诗充满了喜悦、激动之情。起句与七、八句节奏要急促，第五、六句要舒缓;“忽传”“喜欲狂”“即从”“便下”读重音。这样朗读抑扬顿挫，学生的感情自然与作者的感情产生共鸣，也便于学生熟记背诵。
总之，古诗教学的方法很多，在教学中要靠教师加强自身文学修养，带领学生迈入古诗的殿堂，使学生领悟到中华五千年灿烂的文化，增强民族的自豪感，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祖国语言文字的热情。
略 “诗意与现代化”是一个关系型命题，审题时要深入思考两者的关系。不可狭隘地理解诗意，也不要机械地去解释现代化。诗意并不仅仅指小桥流水、桃红柳绿，扩而大之，诗意可谓是传统的代名词。对传统，应作具体分析。并非凡是传统的东西都已经过时，都应抛弃；不少传统的东西应该继承，并发扬光大，如勤俭节约，如乐于助人、奉献爱心，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值得注意的是“诗意是文明的另一种涵义”这句话，还有“永远不能失却的，是蛰伏于传统之上的诗意”这句话。可结合自己的见闻和积累，举适当的例子，把自己的看法表述出来。
一篇利用空间遥感技术破解楼兰古城消亡之谜的论文最近在学术界引起关注。该论文认为两次地质滑坡堵住了古孔雀河，切断了供水源，楼兰古城因断水而被遗弃并最终消亡。 有关楼兰古城消失之谜的探索，最近因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何宇华、孙永军两位研究人员的一篇论文再次引起学术界的兴趣。作者在这篇发表于第二季度《国土资源遥感》杂志上的论文中称，他们应用空间遥感技术，通过对卫星图像的判读解译，找到了楼兰古城消失的真正原因。中国论文联盟 楼兰曾经是丝绸之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可不知什么原因，这个西北形胜之地突然神秘地消失了，对此史书中没有留下只言片语。１９０１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当地向导的帮助下发现了“楼兰古城”，并且宣称是“沙漠中庞贝城的再现”，世界为之震动。随之而来的是１００多年关于楼兰消亡原因的论争，至今没有定论。 在今年６月１５日出版的《国土资源遥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应用卫星遥感探索楼兰古城消亡之谜》的文章，该文作者何宇华、孙永军确信他们找到了古城消亡的答案。他们应用空间遥感技术，通过对卫星图像的判读解译，发现楼兰古城上游存在堰塞湖和两处地质滑坡。又从环境地质学上研究与分析楼兰地区的供水源和古河道分布情况。基于这一发现他们认为，新疆楼兰古城最终消亡的原因是由于古城所在地古孔雀河上游先后发生过两处滑坡崩塌（分别位于古城上游８．５公里和２０公里处，前者规模较小，后者规模较大），堵住河水后形成堰塞湖，从而切断了楼兰古城的供水源。楼兰古城因断水而被遗弃乃至消亡。 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长林说，该文通过遥感图像对区域古地理环境进行了分析，提出古滑坡是导致该地区古堰塞湖出现的主要原因。用遥感图像，特别是高分辨率图像进行分析，是考古包括古地理环境研究行之有效的手段。因此，该文的观点值得重视。该文提出了对楼兰古城消亡原因的新认识，说明遥感在考古研究中能发挥巨大作用。 可是对此见解持有异议的专家也不少。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王守春研究员认为，滑坡的观点不能成立，那里根本不会存在滑坡。 他们通过对卫星图象的解译得出结论，可能对实地的情况不是很了解。楼兰以北雅丹地形相对高差最多才２０米；楼兰以西的雅丹地貌相对高差也就几米，２０公里处的地形相对高差也不是很大。在这样的地方不可能产生滑坡。 塔里木河下游是平原地区，河流改道是很平常的；而且塔里木河每年都有洪水，就和黄河下游一样，洪水一来大平原上河流改道是很容易的，不一定因为滑坡才改道。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孟凡人说，关键的问题是他们不能断定堰塞湖形成的时代。如果楼兰城是因为堰塞湖而废弃，那么必须和它的废弃时代相对应。不能确定时代就不能说明楼兰城是因为这个堰塞湖而废弃的。 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李廷祺先生针对这一质疑，举出北魏法显《佛国记》中的一段话：“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李先生认为这段描写说明当时的罗布泊已经干涸，其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其上游发生滑坡。 孟凡人则认为，北魏法显的《佛国记》中没有明确记载他是从楼兰经过的，这段描写适用于这条线路的任何地方，而且当时他是不是一定从罗布泊经过，现在有很多种意见。他根本没有点出罗布泊，也没有写到湖泊。出玉门关以后走罗布泊这条路线，代代几乎都有这种情况；而且后人好多都不从罗布泊走，出玉门关以后往西南就斜插下去了。 王长林也提出了建议。他说，文中只提出从图象中能看到滑坡，而没对产生滑坡的来源进行分析，且给出该滑坡是否真实存在的有力证据，因此需对该滑坡做深入分析研究。如果滑坡真的存在，则该文确实对楼兰古城的消失提出了新的见解和认识，值得对此关注。 (科学时报) 中国论文联盟
徽州，古称新安，自秦置郡县以来，已有2200余年的历史，溯源追本，这里曾先后设新都郡、新安郡、歙州等，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历元、明、清三代，统“一府六县”（徽州府、太平县、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除婺源今属江西省外，其余今皆属安徽省）行政版属相对稳定。1987年11月，国务院批准改徽州地区为黄山市；1988年7月，地级黄山市正式成立，辖三区（屯溪区、徽州区、黄山区）四县（歙县、休宁、黟县、祁门县）和黄山风景区，总面积9807平方公里，总人口147万。徽州地区是历史上中国经济文化重地，安徽省名中的“徽”字就是由徽州而来。古徽州是徽商的发祥地，明清时期徽商称雄中国商界300多年，有“无徽不成镇”、“徽商遍天下”之说。以徽商、徽剧、徽菜、徽雕和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派建筑、徽派盆景等文化流派构成的徽学，更是博大精深。它与敦煌学、藏学有同样影响。徽州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密度极大，品位极高，除拥有两处世界遗产外，还有一座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三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一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处世界地质公园，二处国家地质公园，三处国家森林公园和10处国家级历史文物保护单位，一处国家级历史保护街区。 雄踞域中的国之瑰宝黄山，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冬雪“五绝”著称于世，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骄傲，黄山具备“山上有奇景，山下有奇观”的全方位立体之美。西递、宏村世界文化遗产是徽州物质文明的历史遗存，矗立的牌坊代表着徽州人的精神家园，更多的古村落、古建筑体现了徽州远古的繁华和富荣，牯牛降的原始自然传递出徽州大地的久远、淳朴和原生态的珍藏，横亘黄山南北的新安江、太平湖，更增添了黄山水之灵秀。主要名人：朱熹（1130—1200），中国南宋思想家。字元晦，号晦庵。婺源人。陶行知（1891—1946），教育家。1891年10月18日生于安徽歙县。胡雪岩（1823—1885），著名徽商，人称“红顶商人”。名光墉，字雪岩,绩溪人。胡锦涛（194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绩溪人。胡适（1891—1962），著名学者。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绩溪上庄村人。戴震（1724—1777），清代考据学家，思想家。字东原，休宁隆阜人。方腊（？-1121年），北宋末年农民起义领袖。又名方十三,歙县人，一说睦州青溪人。程大位（1533—1606），明代数学家。字汝思，号宾渠，休宁率口人。汪机(1463—1539)，新安医学奠基人。字省之,别号石山居士,祁门城内朴墅人。吴承仕（1884—1939），经学家、古文字学家、教育家。字检斋，歙县人。弘仁（渐江）(1610—1664)，新安画派创始人。俗姓江氏，名韬，字六奇，又名舫，字鸥盟，出家后取法名弘仁，号渐江学人、渐江僧。歙县人。汪士慎（?－1759），扬州八怪之一。字近人，号巢林，又号溪东外史，休宁人（一说浙江人，或歙县人），流寓扬州。与金农相友善。笔墨习染，逐臻妙境。相关链接徽墨歙砚徽州古道关隘【徽安古道】古道名。由徽州府城至安庆府城。从歙县沿徽浮古道至祁门县城，由祁门县城北上，经臂岭、大但、大洪岭至雷湖；转向西北，经琅田、古楼墩至金汉培，入石埭县境；再经横渡、七里、矾滩，沿鸿陵溪北行，过唐家渡，经塔坑、九里冲入贵池县境；经十字路、牌楼、吴田、黄溢至安庆。全程210公里。这条古道，以祁门县境内大洪岭段最为难行。明万历年间，祁门县有儒妇郑氏，曾捐银修辟。其后之年久失修，洪水冲刷，山崩道塞，石瞪剥蚀，几至断绝交通。清道光年间，地方人士捐款整修，凿山平路，改善弯道，加铺石板，路况遂有改观。整段岭路上七里下八里，岭头有石碑二块，一刻修路经过及捐款、开支情况；一刻养护道路规定。现屯溪至安庆已通公路，古道荒废。【徽昌古道】古道名。由徽州古城至浙江昌化县。出歙县南门，东北行，经渔梁、鲍家庄、呈村降、大阜、霞坑、苏村、粑樟里、三阳、星岭关至浙江昌化县，通杭州。歙城至星岭关62公里。三阳之东，从竹铺至星岭关为高山地带，岭峻路险。其余路段，依山傍河，为走廊地带。星岭关路段相传为1131年岳飞提兵讨杨么过此而建，元代曾整修。这条古道1932年改建为公路。【徽池古道】古道名。由徽州府城至安庆府城。沿徽州至安庆古道，行至石添唐家渡分路，转向正北，经沟汀、鹪鹩入贵池县境；至虎子渡，沿秋浦河，指北偏西，顺流直下，经高但、殷家汇转。向东北行至贵池城。全程200公里。【徽浮古道】古道名。由徽州府城至江西浮梁县。从歙县城西行，经棠樾、唐模至潜口，转向西南，经塘贝，跨丰乐水，过塘坞，至休宁徽光，经万安至休宁县城；出休宁县西门西行，经夹溪桥、川湖街、蓝渡、岩脚至界首，过界首至至黟县渔亭；由渔亭西行，经楠木岭至祁门县的横路头、再西行，经金字牌、洪村至祁门县城；由祁门县城再西行，经新岭、小路口、石坑、大北埠、罗村铺至闪里；由闪里南下直趋浮梁县城，全程200公里。潜口至塘坞10公里，路宽之至3尺，石板路面；徽光至休宁县城10公里，路宽7尺，其路中为石板路面，宽尺；休宁县城至渔亭28公里，蓝渡桥南沿横江至岩脚段古道尚存，路宽尺，路中石板路面宽尺；渔亭至祁门县城27公里；祁门县城至浮梁县城125公里。徽浮古道横贯徽州西部，是古代驿道。现在这条路的大部分路段为慈张公路所利用。【徽泾古道】古道名。由徽州府城至泾县。出歙县城向东北行；经吴山铺、牌头、新管、上新入绩溪县境；经临溪、雄路至绩溪县城；从绩溪县城向西北行，经高村、翠岭、镇头、浩寨至分界山（绩溪、旌德县界）；过分界山，经七里铺至旌德县城；由旌德县城再向西北行，经新桥、柳山铺、高口铺、三溪铺至浙溪入泾县境；再北上，经榔桥至泾县城。全程94公里。歙绩段30公里，道路平坦，路宽6至9尺，修建慈张公路时被利用。绩溪县城至旌德县城段古代设有驿铺，自唐至清，为官员往来宣州、徽州的官道之一。其间，翠岭段陡峻难行。宋代在翠岭设立关寨，名"翠岭关"，1555年在关头重建城蝶，为军事要塞。清康熙年间，耿精忠响应吴三桂反清，攻绩溪，翠岭一带是两军争夺的战场。宋王安石为江东提刑时，由江西经徽州赴宁国府，经过此道，有"夜过翠岭月明中"诗句。清人施润章亦有《过晕岭》诗："崇冈郁峻脂，鸟道绕山腹。仰探白日短，俯瞰阴霞伏。鱼贯渡行人，马瘦艰踝囹。春晴多好风，吹我岩壑绿。农耕岭上云，妇饭溪中犊。羁心旷登陈，瘠土见风俗。华阳灵迹闪，杖策寻石屋。 50年代，镇头以北，沿古道走向建成绩溪至旌德公路，翬岭古道已少行人。【徽开古道】古道名。由徽州府城至浙江省开化县。出歙县城西门，过太平桥西南行，沿丰乐水直上，绕过圣僧庵，经七里头、冷水铺、梅村至岩寺；自岩寺向南行，经于村至莫墩，转向西南行，进入屯溪；由屯溪再甫行，经阳湖、临溪、汉口至珍源（古为休宁、开化县界），再前行，越马金岭，直趋浙江开化县城）歙县至屯溪段路宽3至尺，现绝大部分为兴建芜屯公路所利用。屯溪至开化段为石板路面，现在大部分路段为屯开公路所利用。【徽宁古道】古道名。由徽州府城至宁国县。沿徽径古道至绩溪县城，由绩溪县城向东北行14公里至丛山关，出关入宁国县境再向东北行，经金沙、三十八号桥至宁国县城。此道古代设有驿铺，是官员往来徽州的官道之一。明程敏政由京城返乡，经此道过丛山关，曾赋诗："江南江北路迢迢，马上朱颜觉渐调。今日故乡初入眼，丛山关下巧溪桥。"此道现为慈张公路所利用。【徽青古道】古道名。由徽州府城至青阳县。出歙县北门，西北行，过万年桥，经富惕至许村；由许村北上，经五猖庙、茅舍、茶但至窘岭关；过菩岭，入太平县境，至上岭脚，经谭家桥、感样里、迄溪、马兰地、三口至仙源；西行至甘棠，转向西北，经秧溪河至广阳，广阳北上直通青阳县城。此路多为石板道，石面光滑，路宽3至6尺。【徽婺古道】古道名。由徽州府城至婺源县。自歙县至屯溪，从屯溪起，向西南行，经黎阳、高枧、瑶溪、新村、霞阜、龙湾至五城；转向南，经山斗、于金担、官铺街、黄土岭、下但，出休宁县界，前行通婺源县。瑶溪至五城段古道仍存，石板路面。其余路段多为公路利用。古时，此道为婺源和徽州的联系孔道，婺源茶叶由人力通过此道挑运至休宁龙湾，然后由水路或陆路运屯溪；由屯溪运去食盐、布匹、粮食和其它日用品。休宁西南部的茶叶及其它土产，也大部分由此道运至屯溪交流。 "【徽饶古道】 徽饶古道始建于唐代，均用长约4尺青石板条铺砌而成的，由长江以北通往徽州、饶州等地的客商必经之道，故被称“古徽道”，“徽饶道”即属旧时的“国道”。 徽饶古道穿越是徽道的其中一段，全程15公里左右，由于年久失修，现在尚未完全开发，沿途断崖峭壁林立，崇山峻林，自然风光秀丽，适合初级户外爱好者的穿越体验。【江南第一关】关隘名。又名逍遥岩。位于绩溪县伏岭乡东部。海拔424米。乃徽州至杭州古道要隘。危岩陡绝，南北夹峙，上多怪石，下临深渊。1257年绩溪县人胡旦，随山势开凿瞪道，以便行旅。元大德和明成化年间曾重修。从关脚至隘口瞪道约1400余阶，部分绝壁嵌入2米长花岗岩石条，筑成瞪道。关门由四根巨大石条横架在天然石住上构成。东西两媚分别镌有"徽杭锁钥"和"江南第一关"字样。关东施茶亭旁岩石上，刻有记古道小史碑文。关名为明胡宗宪所取。徽州塔桥【下尖塔】塔名。位于徽州区潜口村南。建于1544年。塔七层八角，底层直径约10米，层层缩小，外观如锥，俗称"潜口锥"。塔空心仅两层，第一层：四面砌须弥座，墙上绘有佛像，第二层壁间嵌砖雕楣匾，内镌"翼峰"二大字，旁署"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岁，竹溪翁汪道植谨立"。其余五层为实心。现塔檐及顶部已毁，为徽州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岩寺塔】塔名。位于徽州区岩寺镇北，西临丰乐河；又名水口塔。始建于1544年，清康熙、道光年间曾作修葺。七层八面，高约66米，底径约8米，逐层略内收。塔楷底层外伸米，向上逐层加码，至第七层檐出3米，使上层檐水直滴至地，为古塔奇构。塔内有砖阶自复壁中盘旋而上，每层皆有佛龛、金匾。清末塔檐被焚，1914年塔顶又被雷击倒坍，现仅存珠墩以下砖砌塔身。塔东有凤山台，与塔同时建造。传说初建时，以塔为笔，以台作砚，以塔西余公桥（已毁）当墨，预示岩寺镇文运昌盛。现为戳州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园林水口【徽州园林】区域园林名称。作为供游憩、文化娱乐、起居要求而兴建的徽州园林，有文献可稽者，从北宋开始。宋政和年间绩溪许润构乐山书院，建有天月亭、南楼等小筑，常登览其上。婆源朱氏园有池，有亭，朱韦斋写有"方塘荫瓦影，净见鲸鲤行"的诗句。宋至元代，徽州私家园林营筑较多，其中著名的有：宋绩溪乐山书院，婆源朱氏园，歙县醉园、先月楼，休宁竹洲吴氏园亭、首村朱氏园亭、东野山房、璜原吴氏园亭、龙源赵氏园亭，黔县培筠园；元代休宁有林泉风月亭、醉经堂、月潭朱氏园亭、秋江钓月楼等。除黔县培筠园尚存部分水石遗构，其余已不存，只能从有关文献中了解当初的面貌。明清时期，徽商将大量的金钱投入园林建设，使徽州园林达到极盛。徽州区西溪南村老屋阁右侧的私家花园，面积仅400多平方米，营构极精，花园内遍植花木。左侧为一方池塘，称"渔翁塘"，养荷放鱼，供人观赏垂钓。池畔建绿绕亭，老屋阁住宅拱立池、园之中，意境清新恬适。岩寺镇有八大名园：娑罗园、菜园、檀山苑、西墅、会心园、茂林修竹、香雪窝、方氏园。村落水口原为风水而建，通过人们的经营，楼、台、亭、阁、塔、桥隐现于古树绿荫丛中，成为普通村民休憩娱乐的场所，是中国最早的公园形式。歙县郑村经郑氏族属的经营规划，全村景致呈现园林化意境，族人郑九夏曾作《十二景图》，每图题诗一首，是人工造园与自然景观相结合的较早范例。徽州园林崇尚自然，就形造景，寓情于景（参见[竹洲吴氏园亭]）。尤其"新安大好山水"，处处是景，借景入园，全无人工雕饰的痕迹，为徽州园林的最大特色。【果园】庭园名。位于徽州区西溪南村。始建于明，盛于清。当年园内有亭台楼阁，假山湖池，曲桥石堤，名花修竹。四周花墙围筑，园内景致迷人，花香鸟语，四季如春。此园相传为江南才子祝枝山所设计，今大部分毁于兵灾，仅存假山、仙人洞、湖池及部分围墙遗址。【潜口水口】水口名。位于徽州区潜口村。紫霞峰为黄山山脉南侧起点，有"黄山第一峰"之称，此峰位于潜口村南侧，山下溪水婉蜒而过，石板大道直通村中心，水口即设于此。紫霞峰高不到50米，呈环抱状。山顶古树茂密，以甜丘树和枫树为主。石板道两旁遍植紫荆花。山拗处原建有观音大殿，观音塑像后有泉水流出，甘甜清凉。寺院除大殿外，二厢有附房供僧人住宿。院内地面全用石板铺筑。顺溪水，过小桥，迎面筑有灵官殿。石级迂回而上，有览胜亭。每逢节日或休闲时节，村人常到此游览或祈祷。
未发现文物在建设中的补救（目前各地建设部门与考古部门缺少沟通）城市化建设日益扩大，在开发建设中，施工单位缺乏考古常识，因此，有很多未发现遗迹极可能被永久破坏。如何补救成为焦点。供参考。
试论利用考古学资料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相关问题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10-10-22 15:53:00 ] 作者：杨杰 编辑：studa090420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是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兴盛时期。在当时和其后的研究中，出现了使用材料杂芜、牵强附会和过分强调考古学资料的两种倾向。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研究关系密切，但不能简单地在二者之间画等号。在研究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文化的层次性。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论文关键词：考古学；百越；民族史；研究 百越作为我国古代早期历史上的一支重要民族群体，曾长久地活跃于祖国南方的大地上。他们是当地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与比之更早的当地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渊源关系。 关于百越民族的情况，在先秦时期就见诸文献记载。正史《史记》、《汉书》等也都有所叙述。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专著或章节也记述了越族的历史情况。这些记载是后人了解和研究越人历史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由于百越地处南部一隅，社会发展水平又长期落后于中原地区，因而古代文献记载既简略又带有歧视性，百越的历史始终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领域的成果令人瞩目，对百越民族史的研究也甚为活跃，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一个高潮。《百越民族史》、《百越民族文化》一、《百越源流史》•等是其中的代表性论著。 《百越民族史》是建国后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第一部专著。全书共分l3章，分别论述了百越的名称、分布、来源、文化特征、社会经济、社会性质、民族关系以及百越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等。附有《百越大事年表》，已故著名民族学家翁独健先生为之作序。 《百越民族文化》是同一作者群体在《百越民族史》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写成的，两本书并无本质区别。何光岳撰写的《越源流史》是于l989年底出版的，主要依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其他方面的资料写成。在20世纪80年代还多次召开关于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全国性会议，并出版有《百越民族史论集》、《百越民族史论丛》、《百越史论集》、《百越史研究》、《百越民族研究》等论文集。 《百越民族史》等一批论及百越史的专著尽管已经出版20多年了，但作为开山之作，我们在涉猎百越民族史时不能不读。因为其可谓集那一阶段百越史研究成果之大成，而在那次研究高潮之后，百越史研究并无大的突破。究其原因，一是有一批“文革”前就活跃于民族史学界、造诣颇深的专家学者，经多年积聚，正当年富力强之时，迎来了建国后前所未有的学术繁荣时期。他们的研究成果得以大量发表；二是改革开放后各地基本建设规模空前，考古新发现随之层出不穷。现在重新审视相关考古资料，不难发现为深入研究提供第一手材料、成为综合研究支撑点的重要考古发现成果大多出自20世纪70—80年代。这就为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相结合进行南方民族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良机。 诚然，我们在把握某一领域学术动态时，必须充分关注最新科研成果，但比起一些昙花一现的所谓学术著作来，那些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旁征博引、论述精辟、经得起推敲而带有经典性质的学术论著更值得我们去仔细玩味。 《百越民族史》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量借助考古资料及成果，经过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尽管其中有许多方面迄今尚无定论，但其仍不失为一家之言。如对百越非夏民族之一支的论述，对东瓯、闽越及西瓯、骆越相互关系及地望的考证都言之成理，颇为精审。《百越源流史》依托历史文献记载，不拘一格地运用各方面材料，对历史上的百越民族及其各支系进行了综合研究，立论大胆而新颖。 《百越源流史》和《百越民族史》反映了百越史研究的两种倾向。 《百越源流史》一书使用的考古资料屈指可数，在其他材料的选用上也略显杂芜，有牵强附会之感。突出表现是将作者认为属于百越族系的各南方族群的源头绝大部分都追根到北方中原甚至是西北地区，对各族群迁移流向的研究也过于宽泛，解释随意，缺乏过硬的证据。由此可以看出，仅仅依靠文献记载和其他更为间接的材料是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 在文献不足征引的情况下，大量运用考古资料是《百越民族史》一大特色。作者在论述族属的来源及分布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借助考古学资料和研究成果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应当说把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相结合进行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早期历史的研究，是史学研究寻求突破的一条有效途径。但《百越民族史》也存在过分倚重考古学资料的倾向，在与文献记载发生矛盾时，往往否定后者。 任何学术著作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时代的局限性就会日益显露，但这又是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那种以今天的结论和视角去恣意评判、指摘前人以显示自己的正确的做法是不足取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首先观其成果是否尽可能充分地占有了当时所能提供的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其次是不苛求于前人，应尽量去吸收前人成果的合理成分，总结他们的得失，在其基础之上吸纳新的东西，力求有所突破，得出新的结论。 通过考察上述有关百越民族史研究的资料，引发出笔者对考古学资料与民族史研究方面的若干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的关系 在中国，考古学是广义历史学的一部分。经过新中国成立后近60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以其数不胜数的重大发现和辉煌成果，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最有成就的学科之一。正因为有如此巨大的成就，所以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具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在当今中国从事古代史综合研究，完全不理会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是不可想象的，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势必受到局限，对于先秦史的研究更是如此。 尽管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和领域的不断拓宽，其研究成果越来越为历史学界所重视和吸收，但由于考古学本身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使得二者的结合难如人意，尚存在不少问题和难点。“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定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应该是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但考古学文化是由人通过主观意志对客观存在加以判断后确立的，因而这种主观判断并非总是正确的。事实上，考古学研究只能是不断地接近于历史的原貌，而几乎不可能完全复原之。 正如张忠培先生所说：“对历史的认识只能是愈益增进，即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却永不能达到完善的认识”，“一代一代的人们向着历史的真实走去，可是，这一代一代的人们只能接近这历史的真实，却永远摸不着它，更不能全面地认识这历史的真实”。在考古学实践中，我们看到在考古学文化的认定上，就中国而言目前还没有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完全取得一致意见的。即使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这类稍有历史知识的中国人就知晓的名称，对其内涵在考古学界仍有许多不同观点。 在考古工作中，只要田野工作基础扎实，科学可靠，并且达到一定的工作规模，那么在量化的基础上较为准确地把握若干遗迹群的整体文化特征是完全可能的。问题在于当这种特征，也就是差别达到怎样的程度就可以确定为一支考古学文化?换言之，就是确立考古学“文化”、“类型”等不同层次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看到，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新乐文化”、“赵宝沟文化”等都是以筒形罐为主的考古学遗存，这些文化尽管略有时间早晚上的不同，但其在特征上的差别似乎并不比“河南龙山文化”中各类型之间的差别更大。这种情况表明，在考古学文化和类型的划分上存在一定的人为因素。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借助考古学材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就存在一个方法问题。 首先，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否可以和历史记载中的某一族属划等号?笔者认为对此要持慎重态度。完全巧合并非不可能，但显然概率极低。一般来讲，一支考古学文化所涵盖的范围要小于一个部族或民族共同体。因为既然是一族属，其分布范围就不会过分狭窄，其内部的文化面貌也很难整齐划一，而其内部差别在考古学研究中就极有可能被识别出来并确定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张忠培先生说过：“古籍记载的一族，有时恰等于一个考古学文化，有时包含着几个考古学文化，还未见过一个以上的族共有一考古学文化的现象。”事实上，真正从事田野工作的考古学者是不轻易把考古学文化和族属研究相联系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上的差别不一定就是族属上的差别。 当然，在考古学研究达到一定深度和规模时，适时就其族属问题开展研究和讨论是必要的。因为考古学作为一门成熟学科，通过人类遗留的实物资料进行历史研究是其最高目标。考古学分期、分区及“文化”、“类型”的研究仅仅是进行深入研究的手段而绝非目的。然而当我们在掌握已知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对一个事物的描绘越详细，则离其真实情况就可能相去越远，因此笔者以为在目前情况下，运用考古资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具体操作上宜粗不宜细。只要我们能够大致描绘出某一或某些族属分布区内当时人类的物质文化是怎样的，达到什么样的发展水平及其主要文化特征也就可以了。在特征上宜捕捉那些数量多、具有普遍性的最为典型的共性因素，而不能拘泥于考古学本身对遗存的过细区分与描述。严文明先生说：“考古学资料虽然不可能反映当时社会的全貌，总还是那个社会的直接遗留和缩影。通过它不仅对当时社会的许多方面可以有形象的真切的认识，也能了解整个社会大致的轮廓及其发展轨迹，从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这应当是现代考古学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百越民族史》认为广泛分布于东南部地区的有段石锛、有肩石器及几何印纹陶器等属于百越族物质文化特征的一部分，就是针对最典型因素来说的。 (二)文化及其层次性与国家、民族的关系 广义的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主要是物质文化方面的情况。文化是区分不同民族的最核心的内容，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也就失掉了自己的特性。同时，“民族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都具有民族性。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个古代国家是否就只有一个民族(即单一民族)、一种文化(此处指广义的文化)?一种文化是否就只能由一个民族所拥有?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情况不是不可能存在，问题是当我们由一支考古学文化反推族属甚或国家时，就不能简单地去画等号，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严文明先生指出：“考古学文化同族的共同体尽管有密切的关系，毕竟还不是一回事，不能在二者间画等号。要通过考古学文化来研究与族类有关的问题，还需要从实践和理论上来加以论证。” 从理论上讲，考古学文化所反映并主要研究的是古代物质文化层面的东西，在此基础上也会讨论更高层面上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问题，但严格意义上说，这已经超出了纯粹考古学所研究的范畴。任何一支考古学文化无疑都属于某个族群，但其所属族群不一定都在历史上留下记载。因此，只有一部分考古学文化可以和古代文献记载的族属相关联，而且我们看到的考古学文化内容只是该族属全部文化的一小部分。这些因素都是通过考古学文化研究古代族群的困难所在。 《百越民族史》从考古学材料出发，认为“句吴”、“于越”、“东瓯”……都是由新石器时代居民发展而来的土著居民，几乎否定了人口迁徙对文化的影响。诚然，从考古学编年谱系角度看，在文献记载中提到的百越民族分布区内的青铜时代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是有不少文化继承因素，但也不应无视来自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尤其是青铜器方面)对南方文化的影响。对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也不应因暂时找不到考古学证据而一概加以否定。 文化是有层次的。平民和贵族的文化从古至今都是不一样的。考古学文化中除大中型墓葬、宫殿衙署、宗教祭祀、礼器等遗迹遗物属贵族文化外，用以确定考古学文化属性的最为重要的陶器、石器、聚落形态、墓葬习俗等，大都属于平民文化。因此，我们现在看到和归纳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所反映的远非当时社会的全部内容。用占主流的平民文化来否定统治阶层可能存在的另有族源和迁徙现象，同样是缺乏说服力的。 总之，在文献资料有限、百越之义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考古学研究成果是寻求突破的有效途径，而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还需要一个艰难而漫长的探索过程，同时也有赖于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提高和丰富。 (三)物质文化与社会形态的关系 社会形态发展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论述，长期以来被奉为圭臬。在此我们不打算对社会形态论本身发表评论，只是对以考古学文化为代表的早期物质文化史与社会形态的关系进行简略的讨论。 社会形态的表述是以生产关系的状况为基础的，而生产关系又受到生产力的制约，但这只是社会发展的一般状况，生产力某些要素的变化并不一定迅速导致社会形态的变化。因此可以说，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有些学者认为广东发现了青铜文化，其发展阶段当属奴隶制社会。《百越民族史》一书也认为西瓯使用青铜器，青铜器时代即奴隶制。我们认为，青铜器和奴隶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的影响下，使用一些较先进的生产工具，但不一定就会立即引起社会性质的改变。 从目前发现的岭南青铜文化面貌观察，当时确实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和等级差别，但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那些富贵者就一定是奴隶主，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了等级和贫富差别，而且这种差别贯穿于其后的所有社会发展阶段，因而也不能以此作为当时就是奴隶制社会的证据。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反对的是青铜文化直接等同于奴隶制的观点，至于岭南青铜文化的具
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3、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5、论文正文：(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论点;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d.结论。论文提纲也可以用最简单的格式和分类，简单明了地说明论文的目的、依据和意义，甚至是两句话。这种提纲往往是用于科学论文，而且在对于各种概念有相互联系而不是孤立的出来讨论的情况下。如果总要分出1、2、3......点来写的话，往往会变成“八股文”的模式，这样的论文往往是应付式的论文，其真正的科学价值会大打折扣。
3000字的小论文，建议你题目最好小一点！不知道你是刚刚涉及考古还是怎么？所以给你几个建议1.找一个遗址中的一种遗迹或遗物进行探讨。这个相对专业，但上中国知网就有很多。如：半坡的环壕研究，看《西安半坡》;汉代桂宫瓦当研究，看《汉长安城桂宫 1996~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2.讨论一下考古与其他专业的关系。如：中国考古学与文物学的关系（大一是我就写过类似的）看 中国考古学通论、中国考古史、考古十八讲、文物学概论之类的。这个相对简单。写一下区别、源流，写一下相互应该借鉴之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