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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文名称
论文名称就是课题的名字
第一，名称要准确、规范。
准确就是论文的名称要把论文研究的问题是什么，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交待清楚，论文的名称一定要和研究的内容相一致，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要准确地把你研究的对象、问题概括出来。
第二，名称要简洁，不能太长。
不管是论文或者课题，名称都不能太长，能不要的字就尽量不要，一般不要超过20个字。
（二）论文研究的目的、意义研究的目的、意义也就是为什么要研究、研究它有什么价值。
这一般可以先从现实需要方面去论述，指出现实当中存在这个问题，需要去研究，去解决，本论文的研究有什么实际作用，然后，再写论文的理论和学术价值。
这些都要写得具体一点，有针对性一点，不能漫无边际地空喊口号。
主要内容包括：⑴研究的有关背景(课题的提出)：即根据什么、受什么启发而搞这项研究。
⑵通过分析本地（校）的教育教学实际，指出为什么要研究该课题，研究的价值，要解决的问题。
（三）本论文国内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文献综述）
规范些应该有，如果是小课题可以省略。
一般包括：掌握其研究的广度、深度、已取得的成果；寻找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从而确定本课题研究的平台(起点)、研究的特色或突破点。
（四）论文研究的指导思想
指导思想就是在宏观上应坚持什么方向，符合什么要求等，这个方向或要求可以是哲学、政治理论，也可以是 *** 的教育发展规划，也可以是有关研究问题的指导性意见等。
（五）论文写作的目标
论文写作的目标也就是课题最后要达到的具体目的,要解决哪些具体问题，也就是本论文研究要达到的预定目标：即本论文写作的目标定位，确定目标时要紧扣课题,用词要准确、精练、明了。
常见存在问题是：不写研究目标；目标扣题不紧；目标用词不准确；目标定得过高, 对预定的目标没有进行研究或无法进行研究。
（六）论文的基本内容
研究内容要更具体、明确。
并且一个目标可能要通过几方面的研究内容来实现，他们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大家在确定研究内容的时候，往往考虑的不是很具体，写出来的研究内容特别笼统、模糊，把写作的目的、意义当作研究内容。
基本内容一般包括：⑴对论文名称的界说。
应尽可能明确三点：研究的对象、研究的问题、研究的方法。
⑵本论文写作有关的理论、名词、术语、概念的界说。
（七）论文写作的方法
具体的写作方法可从下面选定： 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经验总结法、 个案法、比较研究法、文献资料法等。
（八）论文写作的步骤
论文写作的步骤，也就是论文写作在时间和顺序上的安排。
论文写作的步骤要充分考虑研究内容的相互关系和难易程度，一般情况下，都是从基础问题开始，分阶段进行，每个阶段从什么时间开始，至什么时间结束都要有规定。
课题研究的主要步骤和时间安排包括：整个研究拟分为哪几个阶段；各阶段的起止时间。
浅议后现代战争理论与我国军事技术变革发展趋势摘 要:高技术应用于战争使得武器装备的杀伤力和毁灭性空前强大，对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构成了极大威胁。随着社会进步和人类理性的回归，新的战争方式——后现代战争成为在彻底消除战争之前人类解决争端的最佳选择。面对信息化军事革命和社会变革，我国应当在展开军队机械化信息化复合发展的同时，创新非对称作战理论，积极研究未来战争的发展趋势和应对策略，取得后发优势。[著者文摘]关键词:后现代战争 机械化 信息化 复合 策略分类号: E251[著者标引]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447（2010）01-0098-05栏目信息：军事理论研究一、后现代战争产生的必然性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战争史。早在 3000-4000年前，当机械性的杀戮和人类心理空前融 合在一起时，战争便成为一种伴随人类社会发展的 独特现象而存在了。无论是早期的冷兵器战争还是 近代热兵器战争、半信息化战争，都使人类付出了巨 大的代价，尤其是现代科技的发展应用到军事领域， 更是将战争从可以忍受的苦难变为致命的危机。此 外，目前人类社会还面临着来 自气候变迁、环境恶化 带来的自然挑战、全球化带来的政治挑战、核扩散带 来的科技挑战、全球经济危机带来的经济挑战等种 种问题 。 现代社会是一个技术性因素 占主体地位的社 会，人的主体性被模糊了，取而代之的是资本化、制 度化、工具化。然而 ，科技的发达程度及其带来的社 会变化远远超过了社会制度的发展速度和人类道德 情感的承受能力，在积累性的改革面前，这种趋势更 加明显。因此，人类往往会用传统甚至过时的方式来 思考社会现实，在不相宜的现存社会制度中适应新 的变革。现代社会军事领域的时代烙印体现在“技术 至上论”思潮中，高科技被大量运用于战争 ，武器不 仅成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甚至出现了不顾后果 盲目炫耀性使用高科技武器的现象。随着近现代以 来科学技术的 日新月异和武器装备的不断更新换 代，战争所消耗的能量、资源、经济代价不断上升，高 技术武器的负面效应也不断增强。现代武器系统在 提高命中率和杀伤率的同时，同样具有低生产率和 高损毁率，在开战后进行生产很难满足战争需要。尽 管二战后世界经济飞速发展，但是 目前没有哪个国 家经济发达程度达到二战初的百倍以上，武器装备 的研发、生产所需要的投入却在成百倍的增长，战争 中武器更换的经济代价也更高昂了，即使是经济高 度发达国家，要用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武装所有的常 规军队也是不可能的。虽然大国仍旧保持着核威慑 的力量，然而，随着常规军事力量的政治有效性严重 削弱，局部、短时的军事胜利已经很难转化为长期、 稳定的政治胜利。 与此同时，新世纪的国际军事安全形势也出现 了新的特点。首先，国际军事安全形势总体趋向缓 和，全球化加剧了各国经济利益互相牵制，虽然不同 形态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仍此起彼伏，但在可以 预见的一个时期内，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不大，联 合国在国际争端、武装冲突的调解上扮演的角色日 益重要；其次，战争形式、作战手段、作战力量之间的 势力强弱在信息化军事变革推动下不断发展和变 化。信息化军事变革从萌芽至今不过 20多年就以摧 枯拉朽之势迅速席卷全球，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数字 化部队和战场建设已初见成效，数字化平台、C4ISR 系统得到愈来愈广泛的运用并成为军队行动的中枢 神经。从现在的发展计划和趋势看 ，可以预见在本世纪中叶，各国将相继完成新军事变革。军事从属于政治，是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但军事变革却不完全受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制约，具有相对的客观独立性。此次军事变革与以往的军事变革一样，一方面，政治上的进步与落后不是军事变革成功与否的决定因素另一方面，军事变革具有不可逆性。社会改革有时会出现复辟 ，而军事变革不会倒退，一旦发起就会逐步普及和推进，将变革进行到底。这次变革涉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有很强的社会参与性。由于军事变革中的主要动力——信息技术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和通用性，在此次变革中军民界限更加模糊，可以说是社会技术发展变革带动下的军事变革 ，二者相互交叉 ，互相推进。同时由于各国国情军情的差异，变革的程度和军事实力变化也各有差异，总的说来，同世界政治格局的走向一样，军事格局也从两极对抗走向多极化较量。然而，一些国家依仗自身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全球范围内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使得多极化进程表现出格外的曲折和复杂。不同利益集团的存在导致不同形态的战争仍旧不可避免，未来人类如何规避现代战争的风险和负面效应?在后现代社会理论研究的基础上 ，现代社会技术性因素的推动中国际安全局势不断发展变化的时代背景下，通过总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分析新军事变革发展态势，预测未来战争发展方向，后现代战争形态的基本模型应用而生。 二、后现代战争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后现代主义强调以启蒙主义思维角度出发推动人类创造性快速发展，从根本上解决现代性带来的负面作用。随着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其为人类带来幸福感的边际效益也在逐渐递减，作为一种社会变迁趋势，后现代社会充分体现了人本原性主体地位的回归。后现代社会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更加强调应该由实用理性主导理论理性；后现代精神则不仅关心物质的获取和财富的创造，更加关注物质的终极意义和普遍价值。同样，后现代主义认为，在后现代战争中人的主体地位也将得到回归，依靠纯粹的军事行动来解决争端是缺乏理性的做法反对以无生命的物质来扼杀有生命的人，武器(特别是高科技武器)只是作为显示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的物质载体，战争场所将与人类经济活动和生活的场所隔绝开来，转移到虚拟网络空间、荒无人烟的沙漠、太空轨道等不影响人类活动的场所。通过智能动力技术、智能侦察技术、智能控制技术、智能保障技术等先进技术的应用，作战双方转变为依靠无人化技术的远程控制作战装备，人将彻底从战争的正面对抗中解放出来。重新认识战争，改变作战理念，发现新的战争方式 ，将是人类在迈入后现代社会后对战争新的诠释。充分应用技术、伦理、法律、道德规范等手段将战争带来的负面效应最小化，以达到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最大化，是后现代战争的根本内涵和意义所在。后现代战争是对现代战争的扬弃和发展，除了信息化这一技术标志外，还具有新的特点。 1．以经济为主的政策导向 从古至今 ，战争都是通过掠夺和破坏等极端手段牟取利益的活动。随着各国在经济上的交往 日益密切，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出现了合作博弈的特点。除了实质上的正面交锋，各国在经济、政治领域展开了没有硝烟的战争，除了比拼“硬实力”的正面军事对抗外，更常见的是比拼“软实力”经济能力的对抗，这种趋势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愈加明显。可以预见，后现代战争的政策导向由传统的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掠夺资源和市场为主要 目标转化为迫使敌方服从己方意志，接受利益输送条件为目标。 2．战争指导思想改变牵引作战构成要素改变 从机械化战争到信息化战争，战争的指导思想由过去摧毁、消灭敌对势力逐渐发展为打击、使对方服从以占有资源或达成某种经济政治目的为主，后现代战争的主要方式是威慑和技术打击 ，由此决定了战争形式的改变。后现代战争更加关注人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环境破坏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已使人类意识到，保护环境已经成为维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障，与此相适应，武器装备的种类和特点也将发生变化，后现代武器的发展将更加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和人类长久利益。目前少数国家已经将这一认识付诸实践，如英国已于 2006年开始投入研究对环境污染影响较少的“绿色武器”。同样，区别于传统的现代战争，后现代战争将人的正常生活与战争隔离开来，作战的场地将由城市转到虚拟网络、人迹罕至的荒漠，深海，乃至太空，信息技术、无人化远程控制系统、智能技术将成为武器装备的关键技术得到空前的发展，战争逐渐进入军事竞技时代 ，作战活动将越来越隐形化，作战对象也将逐渐由歼灭人员为主转变为重点摧毁敌方武器系统。 3．人的本原性主体地位得以回归 后现代战争将更加注重人的价值。可以预见，在实现信息化军事变革后，随着社会形态向后现代社会发展，战争将更加注重人主体地位的回归，后现代战争将进一步实现作战平台无人化、攻击目标非人化 ，战争中伤害人类的道德、伦理风险将大大降低。同时，由于使用了大量无人智能化作战工具、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控制系统，打一场后现代战争，所需的资金将成百倍增加，为了把人从战争中解放出来 ，后现代战争需要更加高昂的经济投入。信息化战争条件下，人员伤亡的可能性较机械化战争极大缩减，在后现代战争中，针对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核武器、生物、化学武器都将被禁止或限制使用。这一局面的形成大致有两种途径 ：一是大多数国家普遍拥有核武器、生物、化学武器，由差异产生的优越性消失了，出现“竞争均衡”的局面，各国为了自身利益放弃使用此类武器。二是少数因为拥有而占优势的国家基于对人类普遍利益的考虑主动放弃使用此类武器。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我国一贯坚持“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不对有核国家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在国际上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如果所有的有核国家都遵守这一原则，那么人类远离核武器带来的灾难将更快成为现实。另一种可能是，现代军事技术正面临着一个后核武器的全新发展阶段 ，武器的效能不再由打击能量作为主要衡量指标，而更多取决于武器的准确度、可控性和军队快速反应力等信息参数。在军事行动中，信息技术对抗的效费比明显优于核武器对抗的效费比，各国更可能基于经济因素放弃使用核武器。 4．后现代战争的发展趋势 目前，信息化在战争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武器装备信息化逐渐成为后现代战争形态的技术基础，各作战要素则通过信息化网络和虚拟指挥控制平台紧密联系在一起。随着未来战场空间的延伸 ，争夺制信息权、制天权、制空权成为各国未来军事发展的主要方向，争夺空间战略优势的竞赛已经在各军事强国之间打响。美国2次修改了 1996年提出的《国家太空政策》，明确提出到 2015年前后要拥有太空绝对优势，俄罗斯也加强了空间作战武器系统的建设，后现代战争形态将逐渐浮出水面。当然，战争形态取决于作战双方的发展阶段，由于世界各国军事发展不均衡，人类社会完全进入后现代战争形态的进程还很漫长。实现信息化变革的国家之间发生的战争将更加具有后现代战争的特点，现代战争与后现代战争交错进行的推进状态将持续很长一 个时期。 三、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积极争取战略主 动权，推进和谐世界建设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各种高技术为支 撑 ，未来的战争形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军队 的作战方式和作战手段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军队信 息化的程度决定了军队的战斗力以及一国在军事领 域的战略地位和国家安全。为了夺取 21世纪战略主 动权，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将军队战斗力生成模式切 实转到依靠科技进步特别是高新技术进步上来，“按 照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 “充分发挥信息能力在战斗力生成中的作用”。后现 代战争是在现代战争上发展演变而成的，从人类发 展的角度和现代战争的趋势来看，后现代战争将成 为在未能彻底消除战争之前人类解决争端的最佳选 择，信息化和高技术的发展将为后现代战争及早到 来提供现实可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我国应当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注重 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快文化、政治领域的发展 ，扬长避 短 ，发展非对称作战理论 ，在推进信息化军事变革的 同时进行后现代化理论的探索，密切关注世界军事 技术发展动态，密切关注世界后现代战争理论及实 践态势，夺取未来战争战略主动权，积极推进和谐世 界建设进程。 1．发展非对称作战理论，形成并保持非对称作 战优势 我国目前还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经济 水平特别是军事经济水平都处于追赶地位，因此，研 究并总结近代以来中外非对称作战的规律，指导我 国未来的军事战略需求，深化统一战线、游击战等传 统作战理论，寻求国际统一战线战略合作伙伴，发展 非对称作战相应的武器装备，形成并保持非对称作 战优势，无疑是发展时期的最佳选择。 理论指导实践。根据作战需求更新理论内涵，大 力发展非对称作战理论，是新形势下理论发展的重 要内容。非对称作战在我国早已有之，中国特色的军 事思想和作战原则充分体现了东方式的智慧和辨证 法。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最早灵活应用的 “游击战”就是非对称作战的典型方式 ，通过在战斗 中不断总结经验，最终发展成为了系统的作战理论 律规范。对内外网络之间制定完善的技术标准，一方 面采取技术监控、附加控制系统等方式防止信息泄 露 ，另一方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相关系统岗位 的技术人员进行保密培训和信息安全教育，从源头 上防止非技术性泄密。 四是内外兼顾。信息化战争是全维的战争，往往 在短期内迅速爆发，耗费巨大，是国家综合实力的比 拼。除了建立完善的经济保障体系之外，更要搞好军 民一体化建设，在和平时期同样不能忽视国防动员 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良好的国际关系是应对战争 的外部保障，对一国在战时能否取得国际援助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和平时期更加需要积累国际资源，寻 求合作伙伴，以便在战时可以获得外来援助和补充 ， 度过难关 。 3．着眼长远：发展后现代战争理论，建设和谐世界 纵观世界历史不难发现，战争刺激了军事技术 变革的发生，历史上战争规模最大的时期恰恰是民 族国家的观念受到最广泛关注的时期。经过几千年 的变革，多数民族国家内部基本达成了利益共享、和 平发展的共识。人类社会目前正逐步向后现代社会 发展，可以推断，全球化的加速将使得后现代社会中 国家的概念逐渐模糊，与此同时国际规则将更具约 束力，国家主权将更加趋向让渡于国际社会，国际立 法则充分体现了民主、多样的特点，并在平等的基础 上顾全所有国家的利益。随着国际公民社会逐渐形 成和国际立法的完善，后现代社会不再是一个国家强权的社会，而是逐渐转变为一个国际动态分权的 社会。在彻底消除战争的过渡时期，迫切需要再次扩 大我们的道德想象，共同努力，通过一个更加平等、 有效的国际联盟，制定全球立法保障，来解决各国之间的权利和利益冲突。虽然战争已经渗透到人类的 文化、制度甚至心理状态之中，并且曾经是国际体系 公认的以牺牲一国利益来满足另一国崛起需求的正常调整方式，历史上所有战争带来的影响也不可能 短期内完全消失，但是作为一个全新法制世界的开端和一种新的尝试，人类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出 更好的改变。从长远看 ，改变国际规则，遏制战争对 中小国家来说相当有利，因为他们在战争中获益甚少；对大国来说，遏制战争也有益经济的发展和国力 强盛，因为大国之间的战争更有可能成为毁灭性的大战。 据统计，二战以来，国际争端、武装冲突由国际机构特别是联合国干预或调解的程度呈现明显增长趋势。尤其是联合国，在解决国际武装冲突和争端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意义。然而也不能忽视某些国家利用国际组织维和的名义来推行霸权主义， 在推进世界发展和和平进程中，大国负有天然的责任和义务。作为常任理事国，促进联合国体制完善和国际立法建设，推进建立国际安全战略观是我国应尽的义务。我国一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不懈维护世界和平，科学发展观、“和谐世界”的理念更是将中国建设软实力的进程统一于全球文明的浪潮中，反映了人类社会远离战争，实现世界经济、文明繁荣的共同诉求，并且充分体现了后现代社会“以人为本”的核心内涵。未来我国要做的努力还有很多，除了坚持建立和谐世界，更要未雨绸缪 ，积极研究后现代化理论，打破“地缘政治”的局限，推进后现代世界安全秩序的建立。 【参考文献】 【1]【JJn]格温·戴尔．战争【M】．李霄龙 ，吕志娟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93． 【2】【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M】．王成兵译．北京：中央 编译出版社，2005：107． 【33】高红卫．陶春．后现代战争与世界新秩序【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93，196． 【4]【美]David S Alberts．Rechard E Hayes．信息时代军事变革与 指挥控制 【M】．郁军等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 129．135． 【5】张万年．当代世界军事与中国国际【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5—6． 【6]费肖竣．美国军队信息化建设研究【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3：46．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 出版社，1995：344． 【8】戴清明．把握历史方位推进军队信息化建设的全面创新叨． 中国军事科学，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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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以清政府惨败而告结束。败于“蕞尔小夷”的严峻现实，割地赔款的巨创深痛，给中国社会以全方位、深层次的巨大震荡。于是，近代化的新陈代谢过程骤然加快，各种势力集团演出了一场场短暂而又壮烈的悲剧。洋务运动结束了，维新运动早产了，而顽固派的得志和仇洋排外运动的勃发，使中国在本世纪初几乎惨遭亡国之祸。一时近代化的前途变得更为坎坷。如果说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话，甲午战争则使其近代化的进程蒙受了巨大的挫折。本文以此视角重评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重评战后中国的历史进程，并力图从中总结教训、经世致用。 一、洋务运动的结束 甲午战争对长达30年的洋务运动做了一次总检验，结果表明“自强”、“求富”的目的远未达到。今后中国的近代化应该如何深入呢？战火甫熄，《马关条约》墨迹未干，光绪帝便宣示中外：“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骛虚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转引自戚其章著《甲午战争史》，第487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张之洞更是一口气提出了九条建议：亟练陆军、亟练海军、亟造铁路、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吁请修备储材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37，奏议37。》由上可见，战后君臣都有把洋务运动进行下去的决心。 但是，甲午战后的历史上还存在洋务运动吗？回答是否定的。首先，维新潮流的兴起表明时代重心已经转移；其次，洋务派开始分裂、对立，难以形成一支独立的力量了；最后，洋务活动需要国家大量投资，而战后清政府的财政已是山穷水尽。在这种情况下，甲午战后，除了练兵以外，其他洋务活动的步伐骤然放慢。总之，洋务活动虽未完全停止，但已称不上是“运动”了。 对于洋务运动的结束，史学界多认为是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正常环节。笔者则不以为然。因为这不是其自身发展、成熟的结果，而是突遭战败打击使然。这就必然会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产生不利影响。 （一）战后李鸿章一蹶不振，洋务派分化、对立，使中国近代化失去了来自实权阶层的推动力量。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实际组织者，甲午战败，他固然不能辞其咎，一时成为众矢之的，群议指责，“国人皆曰可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4册，第71页。》其“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10，第128～130页。》。不久，朝廷将他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调入内阁办事，以削其权。李鸿章在这种情况下转而苟安自保。洋务派的另一关键人物、首倡“自强”的恭亲王奕��则转变为顽固派，成为近代化深入的阻力。张之洞虽雄心勃勃，但究属孤立无援，加之和战之际反对割地，曲高和寡，已同李鸿章势如水火。可见此时洋务派已难以形成一支团结一致的政治力量了。 洋务派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强大的改革力量。他们拥有巨大的权势和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这才使洋务运动得以冲破重重阻力开展起来。虽然洋务运动具有片面性，目的也是维护清王朝的，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民用企业的设立、近代教育的开办。清朝封建政权的性质开始有所转变，洋务派的认识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在此过程中，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成长起来，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等人与洋务派有着极深的关系；康有为、孙中山也对李鸿章寄予过厚望。甲午战后，深入改革的呼声不仅发自维新派，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盛宣怀等洋务人士也提出了变法要求。李鸿章也说过：“至于根本至计，尤在变法自强。”《《复钦差出使美国大臣伍秩庸》，《李文忠公尺牍》第31册。》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变法要求，除了在“民权”、“议院”问题上有分歧外，基本一致，双方未尝不可求同存异、互相沟通、互为奥援。但是双方只有过短暂的沟通便分道扬镳了。究其原因，主要是战后洋务派势力大减，声誉扫地，维新派不屑与其联合，受其支配。在中国搞任何改革，如果得不到实权阶层的理解、支持，便寸步难行。假如维新运动获得洋务派支持的话，改革可能会变得温和一些，步伐虽不至迈得太大，但会很稳健。总之，洋务派的失势使中国近代化的发展面临着更大的阻力。 （二）洋务运动的过早结束，削弱了中国近代化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洋务运动期间大规模舰队的编练，大型企业的建立，曾受到世界的瞩目。尤其是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建成时，西方称之为比强兵劲旅更为可虑的“黄祸”。《《东方杂志》第7期，第66页。》但甲午战后，由于财政上的原因，这种大规模的建设便停止了。 战后洋务企业不仅不能发展，连原有的成果也难以保全。由于这些企业多是效益不佳，此时的清政府无力再承担亏损的包袱。1895年6月，清政府发布上谕，决定将民用工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东华续录》，光绪朝卷128，第11页。》 从经济体制的改革而言，这种承包具有进步意义，但结果却不尽然，尤其是大型钢铁、矿务企业更是如此。因为，首先这是一次国家资产的廉价大甩卖。由于重型企业受资本、经营条件的限制，一般工商业者不敢问津，而清政府又急于甩包袱，所以条件一降再降。例如投资达580多万两的汉阳铁厂终于让盛宣怀以100万两承包，又许其享有十年免税权、产品专卖权等。《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第828—836页。》又如贵州清溪铁厂，国家投资30余万两，结果被道员陈明远以3万两承包。不仅效益差的企业被清政府视为包袱，效益好的企业如开平煤矿也被清政府甩掉了，改由目不识丁的醇王府侍役张翼承包。其次，以上承包者目的各异、经营不善，使重工业没有得到发展。如盛氏接办汉阳铁厂后，虽享有种种特权，但工厂仍然亏损，该公司职员半数为其亲戚党羽，这些人营私舞弊，远甚于官办之时。不仅公司靠借债度日，1913年盛宣怀竟以该公司全部资产作抵押，向日本借款1500万日元，把中国最大的钢铁厂卖给了日人。《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第484—485页。》陈明远承办青溪铁厂后，也经营不善。《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第536页。》至于原本效益较好的开平煤矿被张翼搞得负债累累，1990年以后，落入英国人之手。 由上可见，甲午战败和洋务运动的结束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化的一次挫折。洋务成果虽不能说完全付之东流，但近代化赖以发展的基础则变得更为薄弱了。在这种形势下，年轻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维新运动的早产 和洋务运动的结束一样，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勃发也是甲午战败的结果。国将不国，何以图存，一批年轻知识分子的心中涌起了救国的激情。他们批评洋务派的改革是“补漏弥缺”，是“小变”、是“变事”，从而发出了“变法”的呼声，终于在1898年依附于光绪帝掀起了戊戌变法。然而不过百日，慈禧太后一声令下，光绪帝被囚禁，维新派被镇压，变法的成果除了一所有名无实的大学堂外，一切付之东流。 从理论上讲，戊戌变法无疑比洋务运动先进得多，属于高层次的近代化活动。但其生命力为何远逊于洋务运动呢？笔者认为，维新思潮本来孕育、成长于洋务运动之中，甲午战败与洋务运动的结束使其脱离母体，形成了早产。在以下几个方面明显地表现出维新运动的不成熟： （一）缺乏阶级基础。虽然1895—1898年中国出现了投资设厂的热潮，但总的说来民族资本发展仍很有限。据张国辉先生统计，从1872年到1898年，我国共开设资本在万元以上的企业仅152家张国辉《辛亥革命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第17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并且绝大部分企业的资本在10万元以下。而且这些投资者多出身于买办、政府官僚，其经营活动带有一定的尝试性，一般都尚未舍弃原有的剥削和经营手段。总之，“19世纪末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林增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载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第386页。》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民族资产阶级要比其代表——维新派人数少得多。这使维新运动未能获得深厚的阶级基础，运动来得快，消逝得也快。 （二）思想理论上的不成熟。由于以上原因，维新派实际上是由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倾向改革的官僚组成。他们的思想理论还不能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表现在形式上陈旧、学术上武断、方法上激进。其变法理论主要来自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前者以烦琐考据的方法把维护封建制度的经学论证成“伪经”，后者把孔子塑造成“托古改制”的形象，以作为维新变法的护符，并把今文经学的“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结合起来，说明历史的进化。这些思想在当时无疑具有进步性。但是，陈旧、烦琐的形式不利于年轻人接受，学术上的武断、错误，导致人们不会倾心相从，并给顽固派以反对、禁止的理由。不仅如此，维新派对整个社会都进行了批判。指责“官”是“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吏”是“充犬马之役，则耀于乡闾，假狐虎之威，乃轹其同族”；“将”是“饮酒看花，距前敌百里之遥，望风弃甲”；“兵”是“老弱羸病，苟且充额，力不能胜匹雏”；“士”是“一书不读，一物不知”；“商”是“不讲制造，不务转运，攘窃于室内，授利于渔人”；“民”是“缠足陋习，倡优之容，天刑之惨，习之若性”。《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4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这简直是向整个社会宣战，该文刊出后“阅者人人惊骇”。《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第574页，中华书局1961年。》对这种过激的宣传，许多人给过规劝，如帝党人物沈曾植劝康有为言论应“启之以中和”，还劝其他维新派人士“不必作此无谓之讥评，于西边一切犯忌之事，尤望检点，勿以牛毛细故，致令依违不定之新政，自我而扫除净尽”。《《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上册，第354—355页。》洋务人物张之洞也劝其放弃孔子改制理论，停止使用孔子纪年。但这些规劝却招来了维新派的反感，于是维新派与洋务派分裂了。 （三）组织上不成熟。维新派虽有强学会、保国会等组织，但其成份复杂，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如北京强学会内而依援翁同龢，外而拉拢张之洞，此外还活动过李鸿藻、王文韶、刘坤一、宋庆、聂士成、袁世凯等人。这些官僚动机各异，互相援引，从中垄断、控制，加大了组织上的复杂性。领导这样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需要有一个坚强的组织，还需要领导者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实际活动能力。在这一点上维新派远逊于洋务派。他们为了壮大声势引来了各种势力集团的人物，但又难以控制，最后只能用“划清界限”来保持组织纯洁。而这样做，实质上又孤立了自己。除了宣传外，其他工作做得很少。一旦厄运临头，便束手无策。吴汝纶曾致函李鸿章：“都下近多新政，初疑吾师与谋，及见所拟章程，则皆少年无阅历者所为。”《《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卷2。》可见当时社会舆论对维新派的轻视。 主观情况如此，当时中国的客观环境可以接受这个早产几吗？回答同样是否定的。到维新运动兴起之时，中国还没有面向大众的、与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的教育事业，也基本上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刊于光绪初年、曾深远地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的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根本没有提及西学。人民的思想还停留在封建时代，更何况维新派的改革与他们的利益也没有直接关系。这样，维新运动便局限于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改革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支持。相反，反对改革的言行在当时有着很深厚的社会基础。所以，封疆大吏敢于对新政上谕，或借词推托，或粉饰应付，或置若罔闻。虽然甲午战后统治者也不同程度地认识到改革的迫切，但他们还不能接受康有为的变法的主张。即使光绪帝、翁同龢与维新派也不是没有分歧的。况且帝党在清廷中央基础脆弱，不堪一击。在这种情况下，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洋务官僚眼见对维新派劝告无效后，便疏远了他们。 总之，从主观上看，维新派尚不成熟，而客观环境也根本不能容纳这一早产儿，其失败是必然的。维新派爱国的赤诚、救国的迫切无疑为后人所敬仰，但其失败却使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再次受挫，历史一时出现了倒退。 三、仇洋排外运动的兴起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之时，统治集团内部分化出了顽固派。在他们眼中，中国的穷困落后不是由于生产落后经济贫穷，更不是社会制度的没落腐朽，而是“圣道”的沦丧和“政教”的失修。因此，他们固守祖宗成法，反对学习西方，仇视社会变革。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顽固派中有些人也唱起了练兵、筹饷的调子，但其反对改革，仇洋排外的立场则始终未变。甲午战前，洋务派势力如日中天，顽固派人数虽多，在统治集团中并不起支配作用。但是，这种权力局面在甲午战争中被打破。1894年10月刚毅进入军机处，12月，太后宠臣荣禄入总理衙门，次年出任兵部尚书，掌握中央兵权。1896年徐桐出任体仁阁大学士，怀塔布出任礼部尚书。1897年，许应骙出任工部尚书，足见顽固派势力直线上升。尤其是刚毅，成为此时顽固派的中坚，洋务派人士在书信中愤愤道：“刚（毅）为人昏庸浅愎，一无所知，……近来一事不能办，实坐此人作梗耳。”《《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第531页。》 1898年戊戌变法被镇压，近代化受到更大的挫折。顽固派势力进一步扩展，基本取得了支配中央的权力。1900年军机大臣由如下8人组成：世铎、刚毅、启秀、载漪、荣禄、赵舒翘、王文韶、鹿传霖。《甲午战后清廷人事变动主要据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归纳。》其中除王、鹿二人外，其余6人均为顽固派，这种中央权力格局的形成是史无前例的。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和洋务运动的兴起并未给人民带来利益，相反却使人民受害。在此期间，农村自然经济解体，城市手工业破产，对历史发展而言，这是进步；对人民来说，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铁路的兴建、轮船的启用使内河、运河航运顿成萧条，沿岸城镇急剧衰落，运输工人纷纷失业。他们生计断绝，辗转城乡，挣扎在死亡线上。外国传教士深入穷乡僻壤，招徒入教，包揽词讼，引起民教关系紧张。中国农民感觉到：“自有洋人入中国以来，便给中国带来不安和扰乱，便给中国农民带来困苦和艰难。他们不认识帝国主义，却认识了洋人。洋人在他们的认识中便是帝国主义的代表”。《《李大钊选集》，第566页，转引自陈振江等《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25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于是，仇洋排外情绪在民间蔓延着，而甲午战败及接踵而至的瓜分狂潮无疑进一步煽动着这一情绪。 维新运动被镇压后，顽固派与洋人在旧恨之上又多了“新仇”。列强庇护了维新志士，干预了废掉光绪帝的企图，不承认“大阿哥”的地位，这使顽固派的野心难以得逞。他们更加痛恨洋人，其中刚毅“日言仇洋，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李希圣《庚子国变记》，第35页，神州国光社1951年第四版。》其他顽固派也“仇视西人，时时有杀尽之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第1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19世纪的最后时刻，山东义和拳树起了“兴清灭洋”的旗帜。老资格的顽固人物徐桐激动地称：“中国当自此强矣”！《《清史稿》（四二），卷465，第12750页，中华书局1977年。》农民仇洋排外是对深重灾难的本能反抗，是朴素、真挚的爱国感情的表现。而顽固派仇洋“并非真知西人将割裂我版图，奴隶我子弟脧削我脂膏而恶之也，不过怪其所不习耳，与狗之吠生人，一理也”。《《义和团》（四），第180页。》他们痛恨洋人惊扰了天朝上国的美梦，打破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惧怕洋人入侵导致的社会变革损害他们私利。可见顽固派的仇洋与农民的仇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二者毕竟有共同之处。于是，本来对立的两个阶级暂时取得了某种一致。在这种大气候下，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三任山东巡抚对外强硬起来，对人民仇洋活动实行了姑息政策，但在帝国主义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将他们陆续撤职，随即又委以新职。李秉衡去巡阅长江水师，毓贤改任山西巡抚，新上任的袁世凯则受到中央的警告：“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倘办理不善，以致腹地骚动，惟袁世凯是问”。《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6页，中华分局1959年。》可以肯定，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确与顽固派有一定的直接关系。为了“招抚”义和团，他们向慈禧宣传义和团“术甚神”；为了向洋人宣战，他们居然敢伪造照会，大敌当前，他们组织义和团攻打使馆，完全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尽情地发泄仇洋情绪。 “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转引自《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34页。》1900年春夏，义和团在华北、东北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灭洋战斗。他们发誓要消灭中国境内的所有洋人、洋教、洋货及与此有关的一切中国人。这种笼统排外的斗争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而告结束。中国近代化遭到了更大的挫折：政治上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军事上处在列强的监管之下；经济上空前的赔款使财政崩溃，北方近代交通、通讯、工矿事业大多被破坏。今天回首这段历史，仍让人痛心疾首。 历史的波澜早已消逝，笔者认为，比讴歌或谴责更重要的，是总结历史教训。从中国近代化屡受挫折中可见：首先，中国近代化运动始终缺少一个为大多数人所理解的长远目标和能够给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近期目标。洋务派的自强、求富过于笼统，且少数人从中渔利，暴富一小撮，苦了多数人。维新派的目标又过于高远，人民大众不是无知，就是不理解，没有引起社会的共鸣。所以近代化运动只局限于上层，没有获得全民族的支持，从而经不起挫折。其次，近代化始终缺少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洋务派缺乏团结和决心，维新派则缺乏谋略和才干，这也使得近代化运动经受不起挫折。最后，中国近代化的领导者们缺乏务实精神和冷静态度。他们忽视了中国的特定国情，企盼通过短期努力就使中国的近代化取得突破，一旦受挫便又一蹶不振。他们还缺乏求同存异的气量和胸怀，仅因实现目标的途径不同便互相攻讦，势同水火。本世纪初，当饱经暴风骤雨的历史航船再次起锚启航时，清政府、孙中山、康有为这三个势不两立的舵手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航向。于是，历史航船在舵手们的斗争中曲折地前进着。
一发生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的甲午战争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是新兴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经过长期有计划的准备，利用英俄对抗的机遇．设置圈套制造借口，对中国和朝鲜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自丰岛海战至占领田庄台，仅八个月，日军就占领了朝鲜全境和中国辽东、山东两半岛，全歼北洋舰队，控制了制海权。至台南失守，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第一次中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数千年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以此为起点，日本的侵华活动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1900年，日军充当了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主力军；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军又重新占领了辽东半岛；1914年日军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出兵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27年和1928年，日军又两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阻挠中国北伐。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更变本加厉，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先后进攻上海市、热河省、长城沿线和冀东地区以及察哈尔和绥远两省。中国步步败退国无宁日。卢沟桥事变又爆发了第二次中日战争，这决不是什么“偶然”事件，而是日本一贯推行侵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是甲午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总知，日本的资本主义是以甲午战争为契机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甲午战争使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成为远东战争策源地。从此，日本侵略中国，中国被日本侵略的格局，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一直没有改变。中日甲午战争暴露了日本的无信和野蛮，残忍和凶暴，贪婪和兽性。因此，要完整认识中日关系史，就应该寻根溯源，从甲午战争入手。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破坏，对中国历史命运产生的严重影响，其后果决不可低估，切不可因为岁月的流失而谈忘了这悲惨的过去。然而，日本的靖国神社至今仍供奉着在甲午战争中的“光荣战死者”13619名，以及侵台作战阵亡者1130名，合计14749名。他们中包括入侵东北战死的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中将，入侵威海战死的第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入侵辽宁战死的“总督府”参谋长福原丰功少将和入侵台湾死去的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等侵略头子。他们和日本在二战中的甲级战犯一样，长期受到日本国民的参拜，6次受到日本首相小泉的参拜，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军国主义阴魂在日本始终不散。靖国神社不灭，军国主义不亡。勿忘国耻，强我中华。二第一次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是有着四亿人口的亚洲大国，日本只有三千万人口，国土也只有中国的二十六分之一。双方的兵力对比：海军大体相等，但中国的舰龄向对老化；陆军我强于敌，中国全体兵力共约63万人，前线作战兵力共约20万人左右，还可陆续集结；日本共动员陆军24万人，除第四和第七师团尚未参战外，基本上是倾巢而出，国内几乎成了空城。经过一年多的作战，日本耗费军费两亿至两亿五千万日元，超过了当年的全部国民收入，财力枯竭已无再战之力。中国进行的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主要战场在中国本土，有人民的支援，后勤保障较方便，以逸待劳，有许多有利条件。国际舆论同情中国，日本在外交上，一直有列强干涉的压力和危险。所以在开战之初，多数国家判断中国将获胜。日本大本营也考虑过如果一旦战败，便退守保卫本土的“丙种作战”方案。海军军令部长就因为对战争缺乏信心而被撤职。日本各界亦有人认为第一次中日战争，“确是天皇势力的巨大冒险事业，是把初生的生命作为赌注的投机事业。”以上情况本应是中国可以抵御日本侵略的有利条件，但日本的投机和冒险却获得了成功。为什么日本能够得逞？表现在战场上的胜与败，必须首先从政治上去找原因。这是腐败而又守旧的清政府，长期积弱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变法改革取得成功的必然结果。清政府在慈禧及顽固派的把持下，政治上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经济上不求发展，生活上挥金如土，对待西方的科学技术，基本上采取排斥和拒绝态度。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再甲午战争之前，自日军侵犯台湾吞并琉球后，中国朝野对海防建设是重视的。北洋舰队的组建成军，沿海重要港口的设防，绿营向练军的转化，军火工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成绩，中法战争中陆军的胜利，就是证明。但因为政治上的腐败，必然会阻碍军事上的发展。中国的军事制度，一直没有实行根本性的改革，没有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国防军。北洋水师虽具有相当规模和战斗力，因为慈褚挪用海军经费修建三海和颐和园，结果使日本海军后来居上，也丧失了优势。国势的衰败，使清朝官员对洋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前倨后恭”的变化。国门初开时，蓝服金发的西方人被视为异类，称为“夷人”，至于“东洋小国”的“倭人”则更不在话下。1873年，各国驻北京的公使要求同治皇帝予以接见。清延提出觐见时需行“跪拜礼”，以示国威。各国公使偏不给面子予以拒绝，僵持了四十多天，经过往返交涉磋商，最后清廷终于允行“三鞠躬”礼，才结束了这场可笑的外交纠纷。可是至中法战争时，清政府竞不顾国家尊严，委派英国人金登干“代表”中国政府，去巴黎与法国政府谈判议和，创造了主权国家外交史上的奇闻。在中日战争结束时，美国人科士达和田贝的劝告，对中国的换约决定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腐败的清政府已经从妄自尊大走向另一个极端，逐渐丧失了民族自尊心。总之，已经腐败而又陷于帝后党争的清王朝，在战前丧失了改革自强的历史机遇，守旧必然落后，落后必然挨打。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三一个多世纪前发生的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较量。仅就战争角度而言，掌握了解敌方情况，对于战争胜负往往起关键作用，这就是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政府为了实现侵华目标，用很大力气开展间谍活动，曾经对战争进程发生过重大影响。当时，清朝一位名叫易俊的御史就曾沉痛的说：“两国角争，间不容发，有备者胜，无备者败。知己知彼者胜，不知己知彼者败。……倭之虚实，我国茫然，而我之一举一动，有士大夫不知，而倭无不知者。”英国著名的谍报史专家查德·肯迪更明确的指出：甲午战争前，日本间谍大量搜集了情况，其中相当一部分为1884至1885年日华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战前，日本在华主要间谍机构为汉口的乐善堂和上海的日清贸易研究所。这两个间谍机关虽然在战争爆发之前相继解散，但他们搜集的大量情报及培养的大批间谍，在甲午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如侦察直隶海岸情况；选择山东半岛登陆点；侦察天津、上海的炮台和机器局（兵工厂）；搜集渤海湾等地军事情报；严密关注北洋舰队动向等等。他们在写给国内的报告中，根据已掌握的情报，敦促日本政府发动战争。如“可乘之机就在今日，拖延时日使彼稳固基础，非为得策，故谓速战有利。”等等。战时，日本间谍的活动更加猖獗，“凡我之动静彼皆洞悉无遗，甚或暗中为之接应，为之向导，故彼攻击调度每合机宜，我仅多受其制。”在丰岛海战，进攻辽东半岛、威海卫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日本间谍都起了重要作用。如丰岛海战，是由间谍石川五一买通天津军械局一书吏，从而获得了高升号开船日期，并突袭成功；进攻辽东半岛，是由间谍向野间一先行刺探，被捕后又用2块银元买通清兵松绑后逃脱返回，使得日军一举攻占金州；进攻威海卫是由日本8名间谍提前在“近村购食物并鸦片烟，与村民狎，得威海、成山兵防状以去。”由此可见，甲午战争中，日本间谍的确成为军事行动的先锋。根据间谍提供的情报，日军“尽知我军情，先发以制我，致倭人招招领先，而我则处处落后。”不仅如此，日本间谍还为日军私递军火，接济米粮，并多次进行破坏活动。如上海吴淞口5万斤之巨炝毁于药水；湖北制造局机器及枪炮子弹被火焚；抓获石川五一时起获8箱地雷炸药，据石川五一供认，“欲用地雷炸药轰海光寺军火器械集聚之所。此寺一毁，则天津毁矣，海防废矣”；日本的外交人员也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致力于谍报活动。此外，由于技术落后，密码编制原始，规律简单，清廷的密电码被日方全部破译，日本由此掌握了中国驻日公使全部往返密电共54件。由于清廷毫无察觉，整个战争中一直没有更改密码，以至马关谈判期间，清廷与李鸿章的往来密电共22件也全部被日本破译。根据以上情况，在甲午战争中，日本的谍报活动是十分成功的。从战争本身角度看，日本的成功既是战略战术的胜利，又是谍报工作的胜利。根据日本间谍提供的情报，“倭人唯事事先发，故能制我之死命；我唯事事后发，故始终为倭人所制。”日本自己也认为正是由于间谍的出色工作，日本才能在战争中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回顾以上百多年前的往事，不仅是对业已逝去的岁月作出历史判断，也是提醒我们今天不要放松了必要的警惕。四《马关条约》第四款规定，除了3000万两的赎辽费、每年50万两的威海卫驻军费外，中国还要赔偿军费2万万两白银，限7年内分8次还清。如能在三年内还清，利息可豁免，威海卫也可收回。清政府当时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足9000万两，依靠自身的财力，绝不可能在3年内赔偿全部偿款。为此，只有向列强各国举借外债。第一次应交赔款5000万两，连同3000万两的赎辽费，应在1895年9月以前还清，清政府只得开始活动第一次大借款。列强借款既可索取高额利息，又可附加种种条件扩大在华利益，所以俄、法、德、英各国都参加了竞争，要夺取贷款权。俄国为首组织三国干涉还辽有功，取得了优先权，但它自己因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投资巨大而显得财力不足，便从俄法同盟的关系考虑，联络六家法国银行组成财团，排除了德国，向中国贷款4亿法郎。年息4厘，折扣率为九四零八分之一，即借款1元实付元，除利息外再进行一次盘剥。以中国的关税作抵押，36年还清。除此第一次大借款外，清政府还曾向英国和德国银行，各借款100万英镑。1896年3月前，第二次五千万两赔款也将到期。为安抚对第一次借款不满的英国和德国，清政府向英、德财团共借款1600万英镑。年息五厘，折扣率九四，也以关税作抵押，三十六年还清。1898年6月以前，为三年还清全部赔款的最后限期，清政府又要借款还债。英、德、俄、法竞争达到白热化，四国公使轮番到总理衙门你争我夺吵个不休，借款条件更加苛刻，俄国和英国都提出了获取修筑铁路权的要求，而且对清政府使用了威胁恫吓等各种手段。经过半年多的争夺，清政府被迫宣布停止借款，转向日本乞求延长二十年还清赔款，而日本立即复照加以拒绝。清政府被逼得无路可走，只有再行第三次大借款。经过复杂曲折的斗争，财力雄厚的英、德银行终于争到了贷款权，续借1600万英镑。利息4厘5，折扣率竞高达八十三。以关税收入作担保，如有不足，则以苏州、淞沪、九江、浙东的货厘，宜昌、湖北、安徽的盐税共五百万作抵押，限期四十五年还清。以上大小借款共五次，以白银折算，本息合计不少于7亿两白银。这是因为借款还要加收的手续费。还债的方式是在上海交付白银，在欧洲兑换成英镑，金银比价随行情波动，中国大量以银换金，必然引起金镑涨价，由此带来的亏损难以计算。通过巨额借债，国际金融资本乘机掠取了中国的大部分财政收入，控制着中国的海关收入，每年约2000多万两，使中国丧失了许多权益。中国在沉重的债务枷锁下挣扎了三四十年，年年岁岁被高利贷吸干了血汗。民穷财尽，丧失了建设国家的宝贵资金，使当时的中国社会长期陷于贫穷和落后。从战争结束的1896年至1898年这三年间，日本的财政收入共计26890万日元。在这三年中，日本从中国共获得库平银23150万两，折合成日元共计36488万元，超过日本三年财政总收入36%。赔款的分配使用情况是：首先拔给皇室经费2000万日元。补充战费7895万日元，各种军事费用3379万日元。用作扩充陆海军的军费最多，高达19605万日元。剩余的3600多万日元；用作教育经费和灾害救济金。依靠巨额的战争赔款，日本一夜之间变成了战争暴发户，财力雄厚国力增强。在战后的十年间，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公司数由2844家，猛增至8895家。为保证军工生产和各行业对钢铁需求量增长的要求，用赔款建成了著名的“八蟠制铁所”，钢材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2%，铣铁产量占53%，钢铁生产能力迅猛增长。日本利用赔款作资本，实行了金本位制。更加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便于引进先进国家的机器设备和获取外汇，从而能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和各国争夺一席之地，成为当时称霸亚洲的军事强国。五说李鸿章“预言”似乎有点牵强，但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与日本的谈判过程中确实说过这样的话：1895年4月1日，日方向中方提出了议和条款：“要求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自主；割让奉天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领土给日本；以白银三万万两交日本作为赔偿军费，分五年交清，按年加每百抽五之利息……”，并限定“在三四日内”作出“肯定的答复”。4月5日，鉴于清廷的训示迟迟不到，四日限期巳至，李鸿章先行拟定并交给日方一份《说帖》，对日方的要求逐项予以答复论驳。其中，在谈到割让土地时，李鸿章首先指出缔约本为杜绝争端，如果勒令中国割地，“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进而揭露日本要求割取奉天之地，目的在于“为训练水陆各军驻足之地，随时可以直捣京师”，“是欲为我永远之仇敌也”。《说帖》的结尾，李鸿章写了对伊藤博文（日方谈判全权大臣）的忠告之言：“两国民生后来数世之造化命运，皆在两国全权大臣掌握之中”，“中日两国官民日后或永远和好，或永为仇敌，则有关于日本之国计民生者甚大，不可不深思而熟虑之也。”李鸿章反复强调约章要有利于“永固邦交”，有利于两国人民之“利益福泽”，而不要“遭后人之唾骂”（请注意，李鸿章在《说帖》中3次提到“仇敌”问题）。《说帖》长达数千言，委婉驳斥日方条款，尽在情理之中。伊藤博文也承认：“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尽情地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但主张：“与其在空洞的道理上和他们喋喋不休，还不如在事实面前使他们就范。”并于4月6日，送出复照，对中方的论驳一笔带过，不作争辩，以战胜者的姿态要求对日方的条款“或全案、或按条，可否之处，请即明复。”4月17日，中日双方全权代表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终于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停战议和的《马关条约》。条约仅将赔偿军费三万万两改为二万万两，其它均按日方原要求基本未动。李鸿章的“预言”终于言中。第一次中日战争及《马关条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性质，成为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的开端，使日本成了西方列强的远东宪兵和侵略中国的最主要国家，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暨第二次中日战争以日本战败宣告结束。现在，日本右翼猖獗，首相小泉6次参拜靖国神社，而李鸿章所说的“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至今听来，仍不无道理。
此后的八年，日本侵略者在中华大地上燃起了片片战火，使饱经沧桑的中华民族再次伤痕累累。日本军侵占中国后，到处杀人、放火、活埋、奸淫、劫财，无恶不作，犯下不滔天罪行。中华民族受尽了折磨、受尽了屈辱，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碎了多少中华儿女的梦想，蹂躏了多少中华儿女的铮铮铁骨。多少家庭因此妻离子散，流离失所；又有多少中华儿女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的尊严献出了自己富贵的生命。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不屈的民族，是一个善于与命运抗争的民族。面对灭国灭家、灭种灭族的危险，我们团结一心，我们众志成城。于是有了“血战台儿庄”，有了“淞沪大会战”，有了“武汉保卫战”，有了东北的杨靖宇，有了平型关大捷， …… 多少可悲可叹伤心事，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这正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支柱，正是有了这些英雄儿女，有了我们全民族的奋起抗争，才打败了侵略者，取得了全民族的彻底解放。 1945 年 9 月 3 日 ，一个值得全体中华儿女永远纪念的日子。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建立在无数先辈们的鲜血之上的。现在的我们尽管无需投笔从戎，但我们深深地知道，贫穷就得挨欺，弱后就得挨打，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好好学习，将来为建设祖国献计献策呢？让我们记住“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吧！发展的机遇并不总是垂青于你，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会，将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文明、富强、民主的国家呢？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崛起在于我们共同的努力！ 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你是不是成工院的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时间在日出日落间慢慢消磨，带走了我们很多东西。抹掉了某些记忆，然而，走过必留下痕迹。有些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因为它经过的是血与泪的洗礼！ 8月15日是个特别的日子，65年前的这一天是中国人民激动万分的时候，因为抗日战争在这一天得到了胜利！回首这段血雨腥风的岁月，我们的不甘、悲叹、愤怒都无法形容那段岁月的动荡不安。这是一部沉重的灾难史，是每一个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一百多年来, 我们中国无数次地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压榨和宰割，从1874年起, 日军陆续占我台湾, 吞并琉球, 发动甲午战争,加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 在我东北进行惨无人道的日俄战争, 侵占我旅顺、大连, 划南满为其势力范围……这一件一桩的数下来，可知我们这大半个世纪过的是如何艰苦。可我们并没有向邪恶势力低头！无数的同胞开始了在白山黑水间的战斗，让世界知道，你可以占领我们的土地，可以烧毁我们的家园，可以屠戮我们的亲人，但是永远也不要妄想征服我泱泱中华！ 六十五年前卢沟桥的枪声，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击日本法西斯侵略、全民抗战的序幕。1937年，侵略者踏着中国将士的血泊，华北人民的泪水，侵占了北京。那道曾经阻挡多少异族入侵的雄伟长城此时是那么的苍白无力。在这民族存亡的关头，人们不仅仅是发出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悲叹，更有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怒吼，这条沉睡世界东方的巨龙彻底的觉醒了！在中华民族存亡的非常时刻，多少热血儿女毅然奔赴抗日前线，加入救亡图存的行列，他们为赶走日本鬼子，求得民族的解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在枪林弹雨中写就了他们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的人生篇章。历时八年的峥嵘岁月，中国人民终于熄灭了日寇在华夏大地燃起的战火硝烟。六十五年了，六十五年弹指一挥间，中华民族自此扭转百年衰败沉沦的历史，古老的中国从此走向民族的独立与自强。 ,三查三看 战争总是邪不压正的，正义的力量总会取得胜利，然而胜利也是要代价的那便是鲜血。没有人清楚知道有多少生灵在那场全人类的灾难中消逝，有多少文明在战火中湮灭……我们回首战争，因为珍爱和平，在无数英烈用鲜血浇灌的土地上，在战士用生命换来的和平中，我们在抗战胜利65周年到来之际，更多的应该是一种缅怀，一种反思……缅怀先烈：80后的我们不能切身体会先烈们的牺牲，不能明白如何放弃小我成全大家，做出这样决定的坚决。可是我们也了解这样的付出、这样的坚决是多么的难！我们只能通过文字，通过资料，通过老一辈人的回忆去了解。即使是这样通过了修饰，没有同现实一样血淋淋般的惨烈。我们听到的、学到的、看到的也是超出我们能够想象的范围。怎能想象，丧尽天良的日寇在南京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怎能想象，灭绝人性的日寇对我东北同胞的活体实验；怎能想象，关内关外，大江南北，日军铁蹄所至，生灵涂炭，屠刀所向，尸骨成山！这样就越来越明白和平的重要，越来越懂得现在的和平年代来的多么的不易！
摘要：从思想成效、政治成效、组织成效等几个方面论证了抗战时期毛泽东在全党普及马克思主义取得的历史成效，毛泽东通过在全党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手段达到了全党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的团结统一，从而指导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推动了全党在文化上、对外关系上的不断发展，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确实作出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贡献。关键词：毛泽东；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历史成效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带领下，以极大的努力和有效的方法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教育，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干部和人民，特别是通过整风学习克服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党内的影响，使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在全党普及是抗战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最大工程，也是最为成功的工程，成效显著。一、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全党普及思想上的成效1．在理论建设方面，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在全党普及的进程中，以最高的理论修养和最大的理论勇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理论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革命需要的新原理和新结论。马克思主义的抽象原理，通过毛泽东的科学理论成为中国人民容易理解和便于掌握的思想武器，成为中国共产党行之有效的一整套理论、路线和政策。例如，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的性质，制定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纲领和各时期的具体纲领，解决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革命学说的重大发展。又如，《实践论》和《矛盾论》，实际上是以哲学形态对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经验，对清算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科学总结，是农村革命和“文化革命”深人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是从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上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系统化；并且，《实践论》中“又有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是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和历史辩证法三者在实践基础上的一致。而《矛盾论》也是“对认识规律及其辩证途径的深刻揭示和反映”。这样，“两论”又是一体化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就连外国学者也不得不赞叹：“他的确做到了独辟蹊径。”[1]上述理论归结起来就是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在全党普及，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理论，这成为其思想中最具有中国特色、最富于独创性的一项理论贡献。“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比喻为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参天大树，那么上述诸方面的理论创新就是这棵大树上结出的累累硕果。”[2]2．在思想政治方面的成效，有如下几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在全党的普及，冲破了长期以来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束缚，使广大党员和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从“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所设置的种种禁锢中解放出来，从根本上端正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根本方向；启发了全党许多同志改造主、客观世界的自觉性，促进了思想和世界观的转变，进一步弄清了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区别和界限，真正解决了思想入党的问题。而通过对主观世界的改造，也使许多同志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第二，马克思主义在全党的普及，把全党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进一步确立了党的“三大作风”，树立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的方法，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使我们党成为完全成熟的马列主义大党；一大批能够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解决中国革命实践中各种复杂问题的优秀人才，迅速地成长和成熟起来，在此后的革命过程中，陆续肩负起各方面的重要领导责任，从而壮大了在中国革命事业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骨干队伍，大大增强了我们党的力量，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战斗力。第三，作为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相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也正是经过马克思主义在全党的普及而达到成熟，并且被确认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的。党员干部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学习，通过对毛泽东普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理论的学习，通过对党的历史的学习和总结，大大提高了思想认识水平，日益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指导意义和用它武装全党、教育干部和人民的重大意义，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更加自觉地宣传和阐发毛泽东的思想和理论，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王稼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罗荣桓等党的领导人和高级干部为代表，他们从各个方面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阐发，先后发表了许多文章、讲话等，对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起了积极而有效的推动作用。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思想被确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是全党的共识，是马克思主义在全党普及的结果。
你这片论文至少值200分。楼主太小气了。哥们最讨厌写论文，我毕业那会天天鼓捣论文，闹得都怕了。也没必要写那么多字，我给你提点要点，你自己再重新整理一下按重要性排序：1.清廷畏战的习惯，很多将领没有誓死报国的思想（这就看出d的思想教育重要性了），比如：黄海大战有艘军舰挂白旗逃跑，比如守朝鲜那家伙叫什么来着，跑了就跑了，除了烟枪，作战用的枪炮弹药和军饷全留下捐给日本人了，还有中国陆上还跑了一个，叫什么也忘了，历史书上有。还有个慈溪傻13，一听日军快到了新京（长春），为了避免日军骚扰长春皇陵，居然停战求和。2.腐败，克扣军费，导致海军买装备的钱被挪用，装备渐渐落后（两艘铁甲舰倒是不落后，但是清廷没那意识发挥威力）。黄海大战很多舰炮炮弹里面不是火药是沙子。3.战术呆板，不重革新，还是清朝“刀箭立国”那一套，拿刀箭、人海战术填人。两艘铁甲舰（名字忘了）虽然航速比日本最快的慢3节，但是船坚炮利，为什么不去东京湾炮击东京？要知道日本联合舰队能追上他们的打不过这两艘舰，打得过的那一群主力舰又追不上。但是这俩舰窝在港口不动被生俘。4.都是拉山头搞得祸。这也是李鸿章拉山头为了保存实li、在朝廷说话有分量，有意不让北约水师出战。另外有一点其实老李挺不容易的，他这么做还有一个原因，万一被日本海军全歼以后拿什么抵抗。可是他想不到，当时不抵抗，还是被全歼。整个北洋水师主力舰队全部窝在威海卫不去迎战日本舰队，陆上守军又一触即溃，仅有的几个猛将寡不敌众（丁汝昌），加上有汉奸作祟（盗用丁汝昌名义投降），整个舰队被人家憋了王八，结果日本人占领威海卫以后，调转炮口，把北洋舰队大部军舰轰沉，剩下几艘被生俘。
抱歉，实在没有500字的中国近代历史论文以下答案希望对你有帮助第一篇，很长，可以截取。 《“回眸”中国近现代史》 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 近代，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不仅从军事、经济对中国进行侵略，还从政治文化加以侵略控制，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经济凋敝，一片国将不国的惨状。压迫侵略，必然导致反抗，中国人民积极开展了各中形式的反抗斗争。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台湾高山族人民的英勇抵抗等，无不体现了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中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尤其是太平天国起义，极大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使得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同时它提出了均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先进性。更重要的是在太平天国并不承认清政府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在面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时，并没有采取像清政府一样懦弱的外交政策，而是积极同外国侵略者展开了斗争，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是极其鼓舞人心的。虽然太平天国由于内部的种种原因失败了，但它却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它是中国农民起义战争史的最高峰，它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政权，曾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 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及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考、探索和奋起。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了；他们翻译外国书籍，学习西方先进的现代科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开始有了较为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于是出现了早期的维新思想，出现了一大批以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为己任的仁人志士。甲午战争以后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都是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面爱国主义大旗下发生的。这些斗争和探索，使中华民族燃烧起了新的希望，标志着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 五四运动是在新的社会力量成长壮大的基础上，在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潮流的思想基础之上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这次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它标志着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从此中国革命真正找到了它所必须依赖的力量基础，五四运动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即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即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过去面貌之时，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以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的地位都是十分明显的。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被历史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中要的地位，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残酷的战争中，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战胜一切艰难困苦，中华民族形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显示了空前的大团结，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族抗战。没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就没有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动力。抗日战争大大丰富和升华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这正是抗日战争得以坚持和胜利的重要思想保证。同时使中国人民认识到提高综合国力是中华民族屹立于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一个国家只有首先自强，才能在世界上自立。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同时又不惧怕战争的可贵品质，中国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是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人类和平进步事业的重大贡献。 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和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祖国的繁荣打下了坚定的基石。同时积极开展了各领域的改革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无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尤其是近代以来，科技文化事业飞速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航天领域的重大突破——神州系列成功升空，嫦娥一号的成功发射——圆了华夏民族几千年来的飞天梦。看着一个个举世瞩目的成就，国人无不倍感自豪与骄傲。我们的国家强大了，我们的经济繁荣了，我们不会在屈于强权，不会再忍受屈辱，我们以我们的祖国为荣。 当然，放眼今朝，停滞不前便是落后，因此，我们更应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努力不懈，使我国保持飞速发展。尤其作为年轻一代，作为大学生，我们更应使强国富民为己任，认清我们在新时期的责任和使命对于我们每一个大学生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我们的民族正在腾飞！ 第二篇，稍短，写的不错九月，与许多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让国人刻骨铭心！ 1842/8/29，《南京条约》签订 1856/9/2，天京变乱，韦昌辉突袭东王府 1926/9/6，英国制造“万县惨案” 1901/9/7，《辛丑条约》签订 1894/9/15，平壤战役，左宝贵牺牲 1894/9/17，黄海战役，邓世昌、林永升殉国 1931/9/18，“九一八事变” 1898/9/21，戊戌政变，变法失败 还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有关的…… 历史有时相似的让人心碎，如果没有真实的镜头、详尽的文字、残破的遗迹，我们简直难以相信过去中国近代的一幕幕。历史终归是历史，虽然历史已经过去，但不会消逝得无影无踪，历史流下的不仅仅是一堆资料、几块碑刻，数处遗址。留住历史，可以温故而知新。人类社会日新月异，没有记载，任何伟大的东西，就会从地平线上消失。但人们总是习惯于牢记胜利、成功和辉煌，但往往把失败、伤痕和屈辱遗忘。历史总是不断沉淀的，历史是民族和人类的集体记忆，如果一个民族不知道“从哪里来”，就不知道“到哪里去”。 以往的历史与其说是句号，不如说是感叹号，甚至是更多的问号，并应该少用些省略号。一百多年中沉重而痛苦的记忆，给予了人们太多的忧伤、悲愤和思索。中国人不应该、不可能更不可以忘记，刻写在中国近代的镜头、侧面或片段，虽然斑斑点点但历历在目：从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从旅顺大屠杀到南京大屠杀；从鸦片走私、掠卖华工到火烧圆明园；从“猪仔”、“东亚病夫”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可谓惨不忍睹、闻所未闻！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爱与恨、和平与暴力被定格在这段屈辱的历史上，痛定思痛总是民族复兴的开始 ，时刻警示着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当勿忘国耻，要振兴中华。 我们中的不少人似乎选择了沉默。不知道沉默的理由是什么，但愿不是因为麻木，也不是因为健忘，依某些国人的观念，对于过去，尤其是痛苦，就会采取“过去了就过去了，再提它有什么用”轻率态度，这些年来，一些亲痛仇快的现实，还是“商女不知亡国恨”常常让我们深感“遗忘文化”在一些国人头脑中颇有市场。一些商家不顾历史的伤疤，以“南京大屠杀”作为电脑游戏；把日本军刀、军服作为卖点；一些艺人竟然把军旗装穿在身上招摇过市等等。如果“集体健忘症”过于严重，人们将容易越来越浅薄、轻浮、狂躁、极端和急功近利。 我们的同胞中，对战败之耻和对割地赔款之痛了解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一个民族，若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实际上也就等于失去了民族的记忆功能；失去记忆的民族是可怕的，它会在今天的纷纭变幻的世界大潮中，失去方向，随波逐流，更会不断地重复自己的错误。不是从沉没中爆发就在沉没中死亡。据说，冰心老人晚年曾构思写作一部反映甲午战争的纪实大作，但是每每提笔，“竟然一个字都没有留下”，“因为哭，因为大哭，因为一握起笔就禁不住老泪纵横地痛哭！哭得完全不能下笔，纸上惟有落下的热泪。”（贾国荣：《冰心的遗憾》）。 “历史的灾难无不以历史的巨大进步来补偿”。只有我们一起来揭露侵略者的罪恶、叩问冷漠者的良知、敲醒愚昧者的心灵。绝不允许无耻者别有用心地扭曲历史，绝不允许屈辱的旧梦再现，绝不允许重蹈践踏人权、亵渎文明和破坏正义的覆辙。历史教育的重要任务是培育和教化每一个公民对其国家、其历史、其祖先、其民族具有认同感、自尊感、尊严感、耻辱感，亦即形成“国民意识”。历史意识构成国民意识和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事关走向世界的新世纪公民培育的大计。历史认知关系到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学习历史的意义主要有丰富自我、发展个性、减少失误、加速成长、承担使命、自觉人生。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乃是一门塑造民族整体人格，表述民族自我意识、自我评价和自我认知的重要学术，应当将“真”、“情”、“思”、“行”统—为一个整体，这些都历久弥新地给人们以感染、启示、鞭策和思考。 然而，以往的宠儿如今却失落了，史学危机的话题并非危言耸听，历史教育的延误、式微和堕落的困境令人揪心，我愿与大家一样为之关注、探索和分享。我试图让历史教育不再尴尬，不再窘迫，不再令人藐视，于是从彷徨到呐喊、困惑到醒悟；从疑惑到求索。我力求让历史能够成为滋养学生成长的补品，让学生在成长中通过历史的学习而唤醒自己，认识自己，张扬自己，营造一个有血有肉、情理交融特别是有独立人格的“人”。由此，我有了执着的信念要从四十岁重新开始，克服松懈、安逸或畏难心理，力争做个“有思想”的历史教师，立志要把课上出味道来，教出历史的深沉、宽厚与博大，尽情展现其宽阔、生动和精彩，发掘真善美的内涵……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人人都是从昨天走到今天，又从今天走向明天。任千古风流人物，无一例外都成为匆匆的世间过客。对历史不断触摸和反思的过程，就是文化沉淀的过程。历史是永不间断的时间长流，人们在现实中感知的只是这一发展长河中的一段，多少兴亡盛衰，唤起人们对星转斗移、物似人非的感叹，从那些已经消失的人和事中，正是司马迁所说的“述往事，思来者”。历史，将会给你一个制高点。历史有两种历史，一种是客观的历史，一种是记忆中的历史。客观历史早已看不见了，但记忆中的历史还在，我们可以随时摄取，随时揣摩，可以感悟，可以反刍，这对人类现在、未来的发展，未尝不无益处。叩问历史，掩卷太息！这种情结不仅仅是简单的怀旧。历史消失的只是时间，永不消失的却是后人对千秋人事的缅怀。
向为李鸿章所倚重的北洋舰队竟会在甲午海战中败给日本，这是李鸿章及其他清朝统治者所万万料想不到的。他们虽然对西方列强畏之若虎，但对日本却从没用正视的眼光去打量过它，因为臣伏了千年的小小岛国，不过是个蛮夷小邦，是决没有掀起黄海千尺浪的能耐的。然而就是这么一个蛮夷小邦掀起了千层浪，掀翻了清政府赖以自慰的新式海军——北洋舰队，使清朝的海岸线一下子暴露在正觊觎中国这块肥脔的列强的眼前。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舰队如此不堪一击呢？这，值得我们深思。北洋舰队是洋务运动的产物。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开明地主为了挽救清王朝濒危的统治，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用于壮大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终于，在80年代中期，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初步组建完成，其中以北洋海军的实力最为雄厚。但是虽然引进了先进的舰只，军队的管理模式却依旧陈旧、僵化。这支舰队自组建以来就很少进行训练演习，舰艇也不知保养，以至于炮管上经常晾满水兵的袜子，炮筒中一摸一把黑灰。曾有一位日本将领参观舰队后说：“这种舰队，吨位再大也是没用的。” 为什么有了舰队却不训练呢？其原因在于清政府根本就不重视舰队的存在与发展。在他们眼中，这支舰队只是用来向世人显威的、自欺欺人的工具。再加上慈禧大搞“万寿庆典”挪用了海军的军费，极度紧缺燃料、弹药成为舰队不得不面对的严峻现实。在关键的时刻，英美等国也从中作梗，把质量低劣甚至根本无法使用的炮弹出售给中国。因此，北洋舰队在海战中吃亏很大。 中日甲午海战的失利最终又使中国套上了《马关条约》这一沉重的枷锁。随着条约的签定，外国列强极大地加紧了对中国的输出和原料掠夺，外国势力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成了清政府的“太上皇”。 甲午中日战争后，素来夜郎自大的清朝统治者不得不对昔日的蛮夷小邦刮目相看。中国的仁人志士更是为此苦苦思索日本强盛的根源。 日本的近代化始于1868年的明治维新。当时以明治天皇为首，中下层武士为主的倒幕派以暴力推翻了幕府统治，阻碍日本走上近代化道路的最大毒瘤被割除了。通过大刀阔斧地改革，如废藩置县、改革土地制度推行“文明开化”政策等，摆脱了封建制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束缚，走上独立发展的强国之路，在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的同时，它还进行了政治制度的改革，建立起近代天皇制，由封建君主政体转变为君主立宪政体，由天皇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也赋予了公民以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的自由。日本还顺应时代潮流，大力吸收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丰硕的科技成果，并使之转化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的动力。垄断组织的形成及壮大，促使日本于20世纪初向帝国主义过渡。为解决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转移人民斗争的视线，日本出台了“大陆政策”，把中国和朝鲜划入了其“利益线”范围。 而此时清朝的洋务派们却只知引进技术和设备，对于政治制度却视而不见。他们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是完美的，是先圣们制定出来的，一旦涉及到政治制度的彻底改革不仅损害到他们自身的利益，还会遭来由于亵渎祖先而带来的灭顶之灾。这种主观上的桎梏影响了洋务运动的进程及其发挥的作用，无法形成中国近代完整的工业基础和新的生产关系。洋务运动所创办的学校虽然引进了一些新的教育形式，但仅限于与“师夷长技以制夷”有关的内容，未能从真正意义上建立起近代教育体系。这一切都决定了洋务运动以失败而告终的结局。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其经济基础是密不可分的。在当代社会，凡是在国际事务中指手划脚、甚至粗暴动武干涉他国内政的无不是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正因为有了强大的经济后盾，他才有胆量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行事。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甲午战争惨败的钟声时时撞击，提醒整个中华民族清醒地面对中华发展之大计。 新中国历经五十年，特别是近二十年的奋斗，开创了经济腾飞的新局面，但问题与不足却仍不容忽视。虽然中国有了如此辉煌的业绩，但却不是世界强国，没有在国际事务上充当主角的能力。而且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日本右翼势力掀起历史逆流，使中国和亚洲的和平面临挑战。 腐败与落后是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经济决定一切，腐败的政治、落后的生产力必将导致经济的衰弱，从而把民族、国家引向败亡的深渊。 中国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各方面如政治、军事、文化的突飞猛进。九七年的金融风暴中，中国站住了，站稳了，经受住了冲击，说明中国经济已具备了一定实力。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经济将进一步走向世界，将再掀起国内经济发展的新高潮。而且随着中国的综合实力的进一步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会大大提高，她将是稳定亚太乃至世界的镇石。 世界局势，风云莫测，中国既面临机遇，又面临挑战。中国只有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坚持两个文明建设，消除腐败，稳定社会。把建设有中国物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振兴中华民族，才是中华发展之大计。
战国策《战国策》（Intrigues of the Warring States）战国策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史学名著。它是一部国别体史书。全书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编写，共33卷，约12万字。《战国策》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题解战国策的作者直到现在也没有确定，原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名称。西汉末年，刘向校录群书时在皇家藏书中发现了六种记录纵横家的写本，但是内容混乱，文字残缺。于是刘向按照国别编订了《战国策》。因此，战国策显然不是一时一人所作，刘向只是战国策的校订者和编订者。因其书所记录的多是战国时纵横家为其所辅之国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策略，因此刘向把这本书名为《战国策》。北宋时，《战国策》散佚颇多，经曾巩校补，是为今本《战国策》。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体例今本共33卷：东周策1卷西周策1卷秦策5卷齐策6卷楚策4卷赵策4卷魏策4卷韩策3卷燕策3卷宋卫策1卷中山策1卷共497篇。 所记载的历史，上起前490年知伯灭范氏，下至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评价《战国策》一书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社会风貌，当时士人的精神风采，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好的历史散文。它作为一部反映战国历史的历史资料，比较客观地记录了当时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是战国历史的生动写照。它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纵横家的言论和事迹，展示了这些人的精神风貌和思想才干，另外也记录了一些义勇志士的人生风采。《战国策》的文学成就也非常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上，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新时期，文学性非常突出，尤其在人物形象地刻画，语言文字的运用，寓言故事等方面具有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战国策》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主体上体现了纵横家的思想倾向，同时也反映出了战国时期思想活跃，文化多元的历史特点。《战国策》的政治观比较进步，最突出的是体现了重视人才的政治思想。《战国策》一书对司马迁的《史记》的纪传体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战国策》历来为研究者称赞其文学价值，但是对它的思想却是众说纷纭。这是由于该书与后世的儒家思想不符，过于追逐名利。而且过于夸大纵横家的历史作用，降低了史学价值。研究参考书目• 熊宪光，《战国策研究与选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 ISBN 753660020• 孟庆祥，《战国策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统一书号：10093•701• 王守谦，《战国策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 ISBN 722102444• 朱友华，《战国策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赵丕杰，《战国策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蓝开祥，《战国策名篇赏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年• 何建章，《战国策注释》，中华书局，1990年 ISBN 710100622• 何 晋，《战国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ISBN 730105101《战国策》是汇编而成的历史著作，作者不明。其中所包含的资料，主要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记载，汇集成书，当在秦统一以后。原来的书名不确定，西汉刘向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总共三十三篇，按国别记述，计有东周一、西周一、秦五、齐六、楚四、赵四、魏四、韩三、燕三、宋、卫合为一、中山一。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
楚文化的六大支柱及其精神特质 王生铁 在祖国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楚”既是民族概念，又是国家概念，也是地域概念，加上一个“荆”字，时间就延长了。楚文化有800多年的历史，影响深远;“荆楚文化”时间更长，可延伸至2000多年。在荆楚文化研究中，楚文化研究是重点，因为荆楚文化的源头是楚文化。楚文化 是在荆楚大地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吸取了周边文化之长，同时又保留了自己独有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特征。 在周代各国地域文化中，楚文化是极其重要的一支。楚文化的主要构成可概括为六大支柱：青铜冶铸、丝织刺绣、木竹漆器、美术音乐、老庄哲学及屈骚文学。从目前的考古成果来看，最先进的青铜冶铸出自楚国;最早的铁器在楚国；先秦漆器的数量之大、工艺之精莫过于楚漆器；最富有创造力的丝绸刺绣出自楚国；先秦金币、银币无一不是楚币。哲学有老庄，文学有屈骚，戏剧的鼻祖是楚人优孟，养由基是楚国著名的神箭手，楚国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超凡脱俗，楚乐“八音”是指金、木、土、石、丝、竹、革、匏。楚国的编钟乐舞水平之高，举世公认。在政体创新上，楚人最早在今湖北荆门设立县制，将其列为一级行政区划，改变了贵族分封制度，进而引发了军事、土地、赋税改革。在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楚人都有独特的贡献。总之，在采矿、冶炼、丝绸、漆器等方面，楚人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果，而老庄哲学、屈骚宋赋也成为显学。 在世界范围内，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300年间，东西方文化竞相争辉，我们完全可以把楚文化与同时期的古希腊文化并列为世界文明的代表。楚国的青铜冶炼、铸铁、丝绸、漆器早于古希腊，许多科学技术处于领先地位。在音乐艺术方面，楚人也在古希腊人之上。在哲学方面，二者各有所长。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根基在老子和庄子，而老子和庄子都是楚国人。1993年，湖北荆门出土的竹简本《老子》甲、乙、丙三种，受到国际汉学界的高度关注。在国家政体建设、货币制度方面，楚国则比古希腊更为完善。航海古希腊在前，车运楚人在先。古希腊人在理论科学、造船航海、体育竞技、写实艺术、建筑技术等方面要比楚人擅长。可以这么说，楚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从不同方向登上了世界古文明的光辉殿堂。 楚文化除了以上六大支柱外，还有以下四种非常明显的精神特质。 一是荜路蓝缕即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探寻楚人先辈艰苦创业的历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夏商更替之际，战火连年，楚人先祖辗转迁徙到了荆楚地区。到西周末年，楚人还是一个弱小的部落。熊绎成为部落首领后，率部族居江上楚蛮之地，“荜路蓝缕，以启山林”。正是这种荜路蓝缕的精神成为楚国强盛的立国之本，也成为中华民族史上艰苦创业的典范。周初，周成王盟会诸侯，熊绎出使受到冷遇。熊绎回来后告之群臣，立志发奋图强，发展生产，扩大疆土。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从熊绎到熊渠，疆域不断扩展，国力不断增强，由一个方圆不足百里的小国发展成泱泱大国。春秋时期，楚庄王饮马黄河，问鼎中原。楚国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当时楚国都城是“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曰朝衣鲜而暮衣敝”。正是凭着艰苦创业的精神，楚国才能在强国如林的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创造了先秦发展史上的奇迹。 二是追新逐奇即锐意进取、不断开拓的创新精神。楚人的创新精神有很多记载：楚君熊通自行称王，首创县制。楚国灭了权国，便设县治之。秦国设县，在楚国之后。早于商鞅变法的吴起变法，是楚国历史上的一次悲壮的革新运动，也是一次大胆的改革运动。楚人在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文学创作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以文学而言，庄周的散文奇诡莫测，变化无穷，气势浩荡，意象峥嵘。屈原是楚辞的宗师，后人对屈原作品的评价是“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它道出了楚辞惊世骇俗的奇异之美。楚人大胆革新，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楚文化。 三是兼收并蓄即融汇南北、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在先秦的诸民族中，楚人的民族偏见最少，主张民族融合，强调兼收并蓄，能够融合其他民族、国家包括来自南洋、西方的文化。在这方面突出的事例不少，比如称作“蜻蜓眼”的玻璃珠源于地中海东部，其风格似乎凝聚了地中海绚丽的蓝天白云、青山白石、碧波白帆和绿窗白墙。这种玻璃珠和淡绿色的玻璃一起，由南亚传入楚地，成为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实例，这条中西文化交流的“玻璃之路”比丝绸之路大约早4个世纪。在初创时期，楚王没有与周王室的血缘姻亲关系可依，没有辽阔的疆域可恃，只有积极主动地学习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学以致用，以独立强盛为目标，因而楚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务实性。这些特征多基于楚人的善于学习、包容众长的博大胸襟。青铜冶炼正是楚人学习吴越地区人民的技术发展起来的。楚国曾经兵伐鲁国，鲁国为了避免战事，奉送楚国100名刺绣工、100名木工和100名纺织工。楚国接纳了这300名技艺高超的工匠，迅即退兵。这300名工匠传授了先进的技术，对楚国的手工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些事例充分体现了楚人兼收并蓄，学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发展楚国的可贵精神。 四是崇武爱国即崇尚武装、热爱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楚人有尚武之风，如荆州博物馆有一种叫“连发弩”的文物，李白有一首五言绝句，写到秦始皇，其中有“连弩射海鱼”的诗句。连弩可以连发十箭，可见楚人很早就在研究发明武器了。在丰富的楚文化中，有很多例子反映了楚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如申包胥为了求得秦国发兵救楚，在秦国朝廷中哭了7天7夜，终于感动了秦王；楚将屈瑕战败，感到对不起家乡父老，以死谢罪，开了楚国将帅以身殉职的先河；楚武王、楚文王、楚庄王、楚共王等都身先士卒，亲临战阵之中，体现了非常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更有代表性的是屈原，屈原有这样的诗句：“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屈原是爱国主义诗人，其精神千秋万代为世人景仰，成为民族脊梁的象征。楚被秦灭时，楚人南公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不仅是预言，也是誓言。果然不过十六七年，秦国就在以楚国后裔为主要力量的农民起义中被推翻。楚人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超越了时空，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代代相传。 楚文化博大精深，蕴藏于其中的精髓很多，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与发掘。 （作者系湖北省政协主席、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
楚国，又称荆、荆楚，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诸侯国。楚国祖先族姓芈，熊氏。最早兴起于古荆州之地的楚部落，灭于秦国。辖地大致为现在的湖北、湖南全部、重庆、河南、安徽、江苏、江西部分地方。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氏。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颛顼帝后第五代吴回，是帝高辛氏的火正（火官），主管天火与地火，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祝，大也；融，明也）。其部落分布在商都朝歌的南方（今河南新郑一带）。吴回之子陆终，生有六子，幼子曰季连，芈姓，是楚之先祖。季连之后曰鬻熊，是周文王的老师，其曾孙熊绎，当成王时，封为楚子（意为楚地的子爵）。2、史书记载 西汉史家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中记载西周初期楚人领袖熊绎：“当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此一论述认为商末周初，楚先人祝融的后裔从北方迁徙至“丹阳”。这是楚人首次自中原进入湖北省内，也是楚国首次得到周王室的正式承认。 据考古学家刘玉堂、王红星、高崇文研究，古“丹阳”当位于丹水和淅水交汇之处（今湖北省丹江口水库淹没区），因处丹水之北，故称为丹阳。 楚人出自黄帝(或以黄帝为先祖的部落集团)，这在我国古代重要文献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史记·楚世家》说：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 《史记·五帝本纪》又说： 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 《世本》、《大戴礼》亦为此说。楚国诗人屈原在其《离骚》中一开始就自称是：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史记》是我国最早的通史，司马迁博览群书，广采传说，对楚人先祖之考证，应该是可信的。屈原是楚宗族后裔，对祖先的认定，应该是郑重的，他本人对自己出自颛顼之后，更是充满了自豪之情。 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大体处于由氏族制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生产的扩大与发展，原来狭小的民族组织必须被突破。 楚王同宗贵族屈原，在《离骚》中明白地说，自己是“帝高阳之苗裔”。《史记·楚世家》中楚灵王也说过：“昔我皇祖伯父昆吾。”高阳是黄帝孙，昆吾为夏伯，楚王室的族源为华夏族，当是有史籍为证的。 楚国形势图3、楚国历史 熊绎及其后代是江汉流域最早的开发者，他们的创业历史是艰苦卓绝的。《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川I，以事天子。”荆山，在今湖北省西部，汉江两岸。(左传》宣公十二年：“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之以若敖、蚧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日：‘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两言“筚路蓝缕”，皆指楚国熊绎至熊仪(若敖)、熊胸(蚧冒)等十余代君王。可见楚国在建国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都过着艰苦奋斗的穷日子。国君带领臣民跋涉山林，开辟疆土，甘苦与共。面对周边各国存在的威胁，尤其是面对北方周朝军队一次又一次的南侵，楚人振军经武，保持警惕，枕戈待旦。楚国君王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特别注重以先王艰苦创业的事迹对臣民进行传统教育，以此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寻求内部稳定和对外发展。蚧冒之弟熊通自立为楚武王，时在公元前740年东周平王三十一年。这在楚国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春秋初期的一件大事，它宣告了一个南方大国的崛起。楚武王之子文王建都于郢，国势更加强大，江汉一带的小国都畏惧楚国。到文王之子楚成王即位，已经“楚地千里”。楚国“结旧好于诸侯”，迫使周天子“赐胙”，要求楚国“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 周天子的话流露出对楚国的畏怯之情，同时，不得不承认了楚国镇抚南方夷越的“首领”地位。 楚国货币蚁鼻钱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兵伐楚，历数楚国两大罪状，其一即为前文已述及的“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另一条罪状是：“尔贡包茅不人，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说明楚国不向周王朝按时纳贡，已有很长的时间。楚国在齐国重兵压境的时候，毫不畏惧，严阵以待。但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作了适当妥协，答应纳贡，于是与齐结盟，各自罢兵。齐桓公死后，继起图霸的宋襄公不自量力，欲召见楚成王，一度被楚所拘。 公元前638年，宋、楚两军战于泓水(在今河南柘城西北)，宋军大败，宋襄公受箭伤，次年身亡，宋国从此一蹶不振。 公元前633年，楚成王率陈、蔡等国军队围攻宋国，宋求救于晋，晋、楚两国爆发城濮之战。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晋国先退避三舍诱敌，趁楚军方阵大乱时一举击败强大的楚军，挫败了楚国北进的势头．为周王室一吐几百年郁积的怨气．晋文公重耳也因此一举而跻身“春秋五霸”之列。楚国虽遭此败但是元气未伤，仍然不断攻城略地。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北伐陆浑戎至于洛阳，在东周的王都郊外举行阅兵仪式。周定王派王孙满劳师，楚庄王公然探问周朝传国之鼎的轻重大小，并且扬言说，楚军只要折断戈矛的尖端，就足够铸成九鼎了。此后，楚军锋芒益锐，所向披靡。在春秋战国之交，相继灭陈，灭蔡，后来又灭越，成为席卷南土、问鼎中原的极强盛的国家。楚国兼并的小国，有案可稽的，也在四五十个以上，多在今湖北、河南、安徽、江苏等地。 《战国策·楚策一》“楚，天下之强国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楚国之疆域，虽然时有得失损益，“但在其鼎盛时期，据考察其地跨今十一省，兼县三百余，为战国时代最大之国”。””楚国的这种蓬勃发展的势头，从西周初年算起，持续了大约700年之久，直到战国后期楚怀王时代，由于重大决策失误，才出 春秋列国地图现转折。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割据、战乱频仍的时期，也是社会政治发生剧烈变革的重要时期。周王朝从衰微走向瓦解，诸侯各国通过兼并战争夺取政权。其中受益最大的，莫过于楚国。楚国从局促于丹阳一隅的“蛮夷”之邦，通过南征北战，变成“地方五千里”的战国时代最大之国，发展速度是很快的。不断开拓疆土所形成的大范围内的民族融合，无疑是使楚国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爱国主义精神密切相关的，是宽容宽厚的态度和广阔博大的胸怀。楚国吞并了如此众多的国家。纵横跨越今天的11个省，面临的具体情况肯定是极其复杂的。黄瑞云先生在《楚国论》一文中说：“华夏蛮夷濮越，文明程度相差很大，历史渊源各不相同，楚国都能加以安抚。楚国在战争中从未有过像秦军那样，动辄斩首几万，也没有见过大量俘馘的记录。”张正明先生也在其所著的《楚文化史》中说：“对于被灭之国，楚人的惯例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即使对于蛮夷，也是相当宽厚的”。正因为如此，楚国才能够得到各民族的拥护，显示出强大的开放性和凝聚力，在横跨大江南北的广大领域，建立起一个强盛的积极进取的多民族国家，并且不断强化其臣民的国家认同的观念，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强烈的本土意识和民族意识。应该说，这是楚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获得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4、楚国屈原 屈原出生于贵族。在他生活的年代，楚国已经有了700多年的历史，正经历着从盛到衰的过程。 屈原屈原从小就怀着振兴楚国的远大志向。他博学多才，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塾馆教育，饱览当时能够搜集到的诗书。青年时代走出三峡，步入楚宫，曾做过兰台宫文学侍臣。屈原见闻广博，记忆力强，对时代风云变化了如指掌，擅长口才，很快成为楚国政坛引人注目的人物。 楚怀王十一年（公元前318年），屈原由文学侍臣晋升为左徒，仅次于楚国最高行政长官令尹，相当于后来的副宰相。这时候屈原才22岁。他对内经常和怀王一起讨论国家大事，颁布政令；对外处理楚国与列国的外交事务。楚怀王非常信任他。当时的战国形成东西两大阵营，即西边的秦国想吞并东边的六国，东边的六国联合起来抵御秦国的兼并。屈原审时度势，对内推行举贤授能、彰明法度、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政治路线；对外实行联齐抗秦、南北合纵的统一阵线，争取和平环境发展楚国。就在这一年，屈原协助楚怀王邀请齐、韩、赵、魏、燕五国君王在楚国的郢都（今湖北省江陵县纪南城）聚会，缔结了战国历史上第二次六国联盟，公推楚怀王为“纵约长”。楚怀王早年也曾有过继承先王遗志，完成统一大业的宏伟构想。他叫屈原秘密起草了一个革新楚国内政的《宪令》，屈原刚完成草稿，便被上官大夫靳尚发现，要将稿子夺去。屈原当然不肯给他。靳尚在职务上与屈原相等，他之所以敢于夺稿，有着复杂的背景和深刻的原因。 屈原在楚国政坛的崛起，他的一系列政治主张的提出，有楚宫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老百姓拍手叫好，却引起了旧贵族势力的一片恐慌。因为屈原的政治主张特别是改革主张，跟楚国早年的改革家吴起有许多共同之处，对旧贵族势力显然不利，对楚国内部的亲秦派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两股势力的代表人物是令尹子椒、南后郑袖、上官大夫靳尚和稍后的公子子兰。他们结成死党，在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用恶语中伤屈原。怀王虽然对屈原十分欣赏，但他又孤傲自大，头脑简单，无主见。怀王经不起郑袖、靳尚一伙的挑唆，渐渐疏远了屈原，撤掉屈原左徒职务，任命他掌管王族三姓（昭、屈、景）事务，不让他参与国家大事。 楚怀王十六年（公元前313年），秦相张仪入楚，用重金通过靳尚贿赂怀王宠妃郑袖，怂恿怀王断绝与齐国的外交关系。楚、齐关系破裂，六国联盟瓦解。怀王受了张仪的欺，几次兴兵伐秦，都大败而归，只得再度起用屈原出使齐国，修复楚、齐关系。5、争霸中原 熊通子楚文王定都于郢（今湖北省荆州市西北），此后为扩充领域，楚国与中原的中原诸侯国经常发生战事。 楚成王时，楚在令尹子文的治理下更显强盛。后来的楚庄王武功彪炳，又励精图治，选拔孙叔敖施行文冶，使楚国经济繁荣、文化鼎盛。前606年庄王征伐陆浑之戎（在雒邑西南），派人向周天子问九鼎之轻重。 前597年，楚围郑，迫郑降，晋派兵救郑，两军于邲会战，晋大败。此后，陈、蔡、许、郑俱从楚。公元前594年，楚围宋，宋告急于晋，晋不能救，宋遂与楚言和，尊楚。这时中原各国除晋、齐、鲁之外，尽尊楚庄王为霸主，确立了楚庄王在春秋五霸的历史地位。史载，透过战事，楚国先后吞并了四十五个较弱小的诸侯方国。 邲之战后，楚庄王称霸一时，但是晋国国势犹不可忽视，晋、楚双方形成南北对峙、各霸一方。前546年，宋国执政向戌倡议弭兵，奔走于晋国执政赵武和楚国令尹子木之间，使晋、楚、齐、秦、宋、鲁、郑、卫、陈、蔡、曹、许、邾、滕等十四国于宋召开弭兵大会。结果由前述十国签订盟约，规定除齐、秦等大国外，小国须既朝晋又朝楚，霸权乃由晋、楚二强平分，尊两国为共同霸主。史称‘向戌弭兵’。
邹忌讽齐王纳谏
台儿庄战役的意义：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在政治上增强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鼓舞了抗日军队的士气，同时改变了国际上对中日战争前途的看法，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百团大战的意义：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带战略性的进攻战役。百团大战严重地破坏了日军在华北的主要交通线，收复了被日军占领的部分地区，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给了侵华日军以强有力的打击，推迟了日军的南进步伐。
百团大战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在我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是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这个胜利，鼓舞了中国军队的士气，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步兵第10团战斗详报》记载，台儿庄中国守军“决死奋战之状历历在目”，“士兵依靠堑壕顽强抵抗直到最后”；堑壕中尸山穴河，“睹其壮烈者亦为之感叹”。
台儿庄大捷，鼓舞了中华民族的抗战激情，掀起了抗击日寇的高潮。为了庆祝这一胜利，武汉举行了10万人的大游行，游行队伍前面，用卡车载着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巨幅画像。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何应钦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报告军事时，称：“敌坂垣、矶谷两师团，直迫台儿庄，经孙连仲部坚强抵抗，以杨军团由东北向西南压迫，并以孙桐萱、曹福林、李明扬各部，渡过微山湖，断敌交通补给，迄4月3日，我包围之势已成，对台儿庄之敌，乃实行总攻，敌伤亡约达2万人，几全部歼灭，我俘获无算，为抗战以来空前之大胜利。”
徐州会战，日军大本营深感兵力不足，侵华的战线太长就是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特别强调：“我们若能运用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3种方式互相配合，必能使敌军处于极困难地位。”台儿庄战役，就是阵地战与运动战的互相配合，奏响了胜利的凯歌。
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认为，台儿庄之战胜，在战略上考察，乃各战场我军努力之总和，不可视为一战区之胜利。
徐州会战期间，八路军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牵制了日军的大量兵力，使其无法向徐州战场增援。当时，在华日军一共有9个半师团，用于山东方向作战的只有第5、第10师团。如果没有广泛的游击战的配合，日军再向山东方向增加兵力，就可能出现另一种结局。
中国近代(公元1840-1949年) 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整个中国近代史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中国近代史始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 19世纪中期，英、法等西方列强接连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断遭到破坏，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激化。70年代以后，列强对华侵略加剧，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 鸦片战争前，中国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制国家。但由于清王朝这个封建地主政权腐朽没落、妄自尊大，封建制度已危在旦夕。由于林则徐的虎门销烟,英国借机侵略中国,但其实质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销售鸦片.184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大量输出商品和资本，逐渐冲击着中国封建经济。 1840年，外国资本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一场场强加给中华民族的灾难。近百年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对中国发动过一次甚至多次侵略战争。有公然入侵，也有不宣而战；有单独入侵，更有合伙劫掠，强迫中国签订了数以千计的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资本主义列强扶植封建势力作为统治中国的工具；蚕食和鲸吞中国领土；出兵控制，窃取中国军事要地；划分势力范围；控制重要通商口岸和建立租界；施行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通过战争勒索巨额赔款；在中国进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推行的殖民主义，引起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巨烈动荡，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中国人民为摆脱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进行了长时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1840年以来，亡国灭种的危机一直威胁着千年古国。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一代民族精英觉醒：林则徐、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洪秀全领导的反清农民起义；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图强”；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正是他们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为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同仇敌忾，英勇奋斗，前赴后继，拼搏不息，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 1851年，洪秀全领导号召农民在金田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1853年春，太平军占领南京，把南京改名为天京，定为都城，正式建立农民政权，同清朝对峙。1856年，太平军摧毁江南大营，解除了天京之围。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1864年夏，洪秀全病逝。不久，天京沦陷，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1856年,英国提出修改《中英南京条约》，但遭清政府的拒绝.英国借此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英法联军出兵侵略中国,美俄是帮凶.虽然第二次鸦片战争与鸦片无关,但其实质与鸦片战争一样,因此叫第二次鸦片战争. 1860年,英法联军再度攻占天津,一路烧杀抢劫,咸丰帝逃往承德避暑山庄,让他的弟弟恭亲王弈欣担任议和大臣,留守北京。接着英法联军洗劫并焚毁了北京西郊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占领了北京。并强迫清政府签定《北京条约》。 19世纪60—90年代，洋务运动，以弈欣为首。发展中国军事、民用、教育等，中国资产阶级产生并且有所发展。 1883—1885年，中法战争，签定《中法新约》，标志着中国西南的门户被打开了。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失败.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1900年,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镇压义和团起义,维护在中国的利益,发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它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沉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中国人民为反抗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探索。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进行了维新变法运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新文化运动冲击了封建主义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中国在饱受列强欺凌、被迫开放的环境中不断进行着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国的近代化艰难起步，社会结构开始逐步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 1919年5月爆发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6月初发展成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全国规模的群众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端。在这个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1921年，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烬美、邓恩铭、李达等代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国民党统治，进行工农武装革命，开始了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1935年，日本发动华北事变，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全国主要矛盾。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此开始。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第一次取得了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悍然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北伐战争、 土地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四个阶段，终于在1949年推翻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49年，第一届中国人民政协会召开，标志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长城抗战(1933年1月-1933年5月) 热河抗战(1933年2月-1933年2月) 淞沪抗战(1932年1月-1932年3月) 绥远抗战(1936年11月-1936年12月) 平津作战(1937年7月) 太原会战(1937年10月-1937年11月) 南口战役(1937年9月) 平型关战役(1937年9月) 忻口战役(1937年10月) 娘子关战役(1937年10月-1937年11月) 太原保卫战(1937年11月) 淞沪会战(1937年8月-1937年11月) 南京战役(1937年12月) 徐州会战(1938年2月-1938年5月) 台儿庄战役(1938年3月-1938年4月) 武汉会战(1938年8月-1938年10月) 广州战役(1938年10月) 南昌会战(1939年3月-1939年4月) 随枣会战(1939年5月) 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9月-1939年10月) 桂南会战(1939年11月-1940年2月) 昆仑关战役(1939年12月-1940年1月) 枣宜会战(1940年5月-1940年6月) 百团大战(1940年8月-1940年12月) 上高会战(1941年3月-1941年4月) 晋南战役(1941年5月-1941年6月) 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9月-1941年10月) 第三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1942年1月) 滇湎路战役(1942年3月-1942年9月) 常德会战(1943年11月-1944年1月) 豫湘桂会战(1944年4月-1944年12月) 豫中会战(1944年4月) 长沙会战(1944年5月) 衡阳保卫战(1944年6月-1944年8月) 桂柳会战(1944年8月) 缅北滇西战役(1943年10月-1945年3月) 密支那战役(1944年5月-1944年8月) 强渡怒江战役(1944年6月-1944年7月) 湘西会战(1945年4月-1945年6月) 桂柳反攻战役(1945年4月-1945年8月)参考资料：中国近代史
台儿庄战役是国民党政府在正面战场取得的首个胜利。有效的破坏和延缓了日本打通华北与苏浙的联系。虽然伤亡惨重,但仍极大的鼓舞了中国人抗日的决心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