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推荐相关书单：
中文类专业书单
可以阅读下载
马学良出生在山东荣城，学在县立模范小学和威海中学，考入国立济南高中，从小泽被于齐鲁大地的儒家文化，有着深厚的汉语汉文化功底。1932年的济南高中，当时的校长曾在全校夸奖一名叫季羡林(现为国际著名东方学者，北大教授)的高年级学生，说他同时考上了清华、北大，用他的事迹激励在校中学生。其中的马学良从此以季羡林为榜样，勤奋刻苦学习，两年后的1934年，他也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大中文系，并深得国学大师们的器重。他在罗常培的指导下撰写了《方言考原》，在沈兼士的指导下，采用右文说撰写了《释江河》，在胡适《白话文学史》课的影响下，走上了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道路。马先生又有幸在迁校至昆明的徒步“小长征”中，担任了著名文学大师闻一多的助手，一路采风问俗，访古探幽，记录汉语方言和民俗。1939年，马先生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又在著名汉语语言学家罗常培、丁声树导师的指导下，专攻汉语音韵学和训诂学。这些丰富而扎实的汉学经历和得天独厚的汉语文研究条件，都为马先生日后成为显赫的国学大师奠定了基础。马先生在1938年跟着闻一多徒步于西南风光旖旎的崇山峻岭时，第一次全面接触和收集各少数民族村寨的民歌、语言、风俗、神话等文化后，从此就和少数民族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种少数民族情结促使他60年前如愿以偿地选定描写语言学大师李方桂作为研究生导师，并且跟着李方桂实地调查云南的撒尼彝语，和当年跟闻一多实地采风时一样，深入少数民族家中记音，师生不畏生活的艰苦，不辞生活的辛劳，也与少数民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41年，马先生的《撒尼倮语语法》毕业论文(后来以《撒尼彝语研究》为名出版)成为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描写实地语料的少数民族语言学著作。研究生毕业后，马先生分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从事研究工作。1949年又经罗常培举荐，应北京大学的邀请，在东语系任教。凭着马先生贯汉语和数个民族语，又集书面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于一身的博学多才，在北大是完全可以大展宏图的。但是马先生在北大东语系仅仅任教两年，就应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之约，同意借调到刚刚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奠基工作。这一选择，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当时北大的名望、待遇、科研条件都比民院好得多。据说，时年38岁的马学良风华正茂，仪表堂堂。走在民院的校园里，既可敬又可亲。就是这样一位汉族出身且汉语精深的学者，从此开始了他48年的服务民族语文事业的生涯。在近半个世纪的民院生活中，他有过科研条件缺乏的困难，受到过认为民院水平不高的偏见，遇到过“文革”的冲击等等，但他都泰然处之，淡泊名利，忍辱负重，始终热爱所选定的少数民族语文事业。无怨无悔，从不动摇。50年代初，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百废待兴，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学事业更是白手起家，急需汉语言文学界的帮助指点，也盼望汉学大师们关心培养一些少数民族人才。作为既通汉语语言学，又通语言学理论，还通少数民族语言学的马学良先生深知这种盼望的意义，毅然决然放弃优越的北大条件，来到民院后，就立即投入了创建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的工作。马先生利用自己熟悉中国科学院语言所、民族所和北大中文系、东语系等知名教授的条件，请来各个方面的一流专家来为民院的学生上课或开讲座，使学生大开眼界，大受其益。今天活跃在全国民族语文界的许多专家教授仍然经常回忆着他们当年聆听罗常培、王力、吕叔湘、高名凯等名师讲课的场景，话语里浸透着对马先生的感激之情。除了请名师讲课外，马先生自己还身体力行，多方面开课，尤其用普通语言学和普通语音学全面训练各民族语专业的学生，为他们在各自的民族语研究领域插上了理论和技术的翅膀。“文革”前，马先生是民族学院最忙的人之一，他是有名的“双肩挑”学者，白天上课，还要担任系主任，处理学科建设等一系列重要事务，晚上吃完饭就要伏案疾书，直至深夜，专心汉藏语系的科研著述。为了使学生有理想的课本作为学习依据，他带领青年教师们主编一系列民族语文的教材，这些后来都成了全国民族院校的权威教科书。马先生除了在北京一心扑在民族语文的教研和管理上外，还经常带队去条件艰苦的民族地区调查民族语言，采集民族风俗，在田野调查的具体实践中培养学生成才。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科学的春天的鼓舞下，马学良先生尽管年老体弱，力不从心，但仍然展开了他一生中的最辉煌的业务拼搏，开始对几十年的民族语文研究作理论的总结。80年代初，马先生主编出版了《语言学概论》，这本书既有60年代初以来北大主编的《语言学概论》的精华和英语、汉语等语言例证，更宝贵的是，又吸纳了过去鲜为人知的丰富的少数民族语例子来说明语言学原理，使人们耳目一新。这是全国十几本《语言学概论》所不能代替的一本独具特色的教科书。90年代初，马先生主编出版了《汉藏语概论》，这是一部在国际汉藏语研究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术巨著。该书结合中国几十年汉藏语调察和研究的实际，把许多从少数民族语中得来的新发现和新规律收入其中，成为国际汉藏语界的一座丰碑。他于1997年主编出版的《普通语言学》，在全国阐释普通语言学理论基础上，重点从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实际中提取一般理论，为丰富真正中国化(不等于汉语化)了的语言学理论做出了新的贡献。马学良先生在少数民族语文方面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对彝语彝文献有专门的研究，凝聚50年心血写出的《彝文经籍文化辞典》，充分体现了他耐得寂寞，埋头苦干，为少数民族文化默默奉献的崇高精神。另外，马先生发挥自己坚实的文学理论功底和良好的汉语文学才能的优势，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荜路蓝缕，以启山林”，分别创建并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和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的工作，主持编纂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等经典著作，构架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富有特色的体系。在这期间，他还发表了大量民族文学理论的文章和论文。可以说，马先生为少数民族文化方面的贡献是全方位的，不仅多路创作，硕果累累，而且善于把汉语文的先进方法，普通语言学和文学理论纳入少数民族研究领域，把相关学科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利触类旁通。这些都已成为今天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法宝，并为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积累了宝贵财富。马学良先生对从事民族语文研究的年轻一代，从来都是热情关怀，备加扶持，奖掖后学，不遗余力。80年代中期以来，他成为全国民族院校的首批博士生导师后，更加关心青年教师和博士生的健康成长。10多年前，青年学者的著作不仅出版难，而且被学术界肯定也难。马先生这时总是以长者的慈爱胸怀，以老一辈语言学家宽厚而严谨的学风鼓励和鞭策他们，并欣然给他们的新书作序，使一些青年学者得以脱颖而出。当时，中央民族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只有三位，民族语言学方面只有马先生一人，如果仅按汉藏语系的方向来招生，那就势必使阿尔泰等语系的青年人才得不到读博的机会。马先生果断地把自己的方向扩大到整个民族语言学，先后招收了学蒙古语的蒙古族博士生，学满语的满族博士生，最近又招收了学哈萨克语的汉族博士生等，加上汉藏语系及民族文学的博士生，马先生把民族语文界的青年人才大都招进自己的门下，使他们受到高层次的科班训练，为他们日后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为他们以后步步登高创造了学位条件。实践证明，这些已毕业和未毕业的博士生都已在民族语文界做出了可喜的成绩。作为一名青年语言学工作者，我自己受到马学良先生的扶持和教诲更是令人感动的。只需摘一段马先生为我1993年出版的一本书所作的序言之一段，就可略见他老人家亲切关怀青年成长之“一斑”：“面对赵杰同志的《现代满语与汉语》论文集，勾起我的一段往事。”“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我每天一大早，习惯性的迎着晨光到校园散步，经常看到一个青年手捧书本在林荫道上边走边读，朝朝如此，虽各自心照，但从未交谈。或许由于我的职业心理，爱才心切，促使我在一个早晨与他交谈，才知道他是汉语系的满族学生。他憨厚朴实，两眼炯炯有神，言谈中似乎有些怯生讷言。从此，我们经常在校园的藤萝架下的石凳上，质疑学习。……”(《现代满语与汉语》第1页，辽宁民族出版社1993年7月)我于1978年春天考入中央民族学院。记得一年后的夏天，在校园里通过请教学术问题认识了马先生。那时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外系大学生，和马先生这位誉满全校，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老主任攀谈，本身就有点打扰的意味了。但马先生非但没表示烦恼，反倒循循善诱，在某些很具体的汉语音韵问题上不好解答时，就直接说：“我都忘了”，表现了一个大家求真务实，谦虚平等的长者胸怀。1981年6月11日，中央民族学院30年校庆，出了专门的报纸，上面登了我的文章。在校园西侧的马路上，是马先生首先告诉我他看了我的文章，并表示祝贺。作为他这样的老教授，能仔细阅读我这个刚毕业的青年教师的习作，并给予充分肯定，使我既感动又增强了信心。正像马先生在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从此我们经常在校园的藤萝架下的石凳上，质疑学习。”其实哪里是“质疑学习”，大多是他的业务指导和精神鼓励。他和我在一起是输出。正是在马先生和民院罗安源、戴庆厦等老师的鼓舞和支持下，我才得以矢志不移地边任教边工作边考试，考上了北大中文系，读硕士，读博士，并留北大东语系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导。留北大后，我成了北大和民大语言学诸师们来往的“使者”，传送问好、信息、赠书等。北大这边以季羡林、林焘先生为主，民大那边就是以马先生为主了。于是，我跟马先生“质疑学习”的地点就从“校园藤萝架下的石凳上”搬迁到民大教授楼马先生家中客厅的沙发上。由于我在北大东语系任教，更使马先生感动亲切，因为他学习、工作过的北大中文系、东语系和民族学院，也正巧是我学习、工作过的地方，所以每次我来民大拜见马先生，他都格外地兴奋和热情。这10年，除了在国外，我差不多每隔两月就去马先生家中一次，向他传达北大诸师们的近况，汇报我的研究心得，马先生总是善于抓住并吸取北大的先进经验以指导民大的民族语文工作，并力图用自己的优良学风积极影响民大教授和科研的改进。就在这沙发对坐的促膝谈心中，马先生向我讲述了他如何高兴地听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如何在听国民党政治课时作为班长掩护缺课的学生；如何一边抱着孩子躲避日机轰炸，一边看书调查写论文；如何在民院白天从事管理和教学，夜间挑灯科研并一再嘱咐我如何注意身体；甚至如何发现彝语的松紧音、锡伯语的送气擦音等。窗外的花园有时是烂漫的春光相陪，有时是酷署的知了伴奏，有时是秋高气爽的微风徐吹，有时是雪花缀树的冬景助兴。1999年的春节，那正是一个送走旧岁的除夕之晚，撒进窗内那班驳陆离的夕阳余光照在马先生为我赠书《普通语言学》和《新学术之路》而留言的颤抖的手上，也映出了他老人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音容笑貌，没想到这成了我和马先生的最后一面。但在之后的一天，他还打电话，向我推荐民大的青年教师报考我的博士生，我听到他老人家的最后声音，正是在把我这样的刚刚告别青春的学人扶上了马后，又在扶持没有上马的新的青年。培养少数民族青年人才，奉献少数民族语文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马学良教授作为一个汉族优秀知识分子毕生所追求的民族情结!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材及参考书目 “最低限度书目”中国古代文学教材：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 林庚 《中国文学简史》北大、清华出版社都有。 一口气可以读完，酣畅淋漓。 《中国文学史参考资料简编》上下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北大中文系编，中华书局。选录作品比较多，或许不太好找。 作品：《古文观止》 没事背几篇吧。 《天下才子必读书》 常森老师经常推荐的，是金圣叹的评点本，可以翻翻。 这两本书读完，古代散文一关勉强可以算过了。 这里面诸子文、骈文比较少，可以自己找来补充，《论语》《孟子》《庄子》等等，看不完全部，找个选本看。 后者可以看《文选》《六朝文絜》等。 汉赋就看《文选》中选的吧。 大赋太难，不想看的拉倒，《登楼赋》《洛神赋》这样的总该能看。 《诗经》《楚辞》 还是那句话，看不完的看选本。 沈德潜、《古诗源》 中华书局，汉唐之间的诗歌，看看也就够了。 《唐诗别裁集》 读这本书让人有勇气不考六级。 两千左右首诗，有点多。 关于唐诗，我最想说的是，可以先熟读《唐诗三百首》。 马茂元 《唐诗选》 俞平伯《唐宋词选释》 我很喜欢的一个注释本。 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 大约有六七百首，比较全面的反映唐宋词的面貌。 钱钟书 《宋诗选注》不用我说了。 张鸣《宋诗选》 张老师的书，长长的一个序言，加上很精彩的作家小传、诗歌分析，了解宋代诗歌基本够用了。 汪辟疆《唐人小说》程毅中《宋元小说话本集》宋元之后，大家可以把以前作为最常识性的知识知道却没有读过的书读一下，比如《西厢记》《牡丹亭》还有传说中的四大名著等等。 可以不喜欢，可以尝试读一下读不下去再扔掉，但不能不读，总不能从中文系毕业后连四大名著都没有尝试读过吧。 中国文学批评史：教材：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郭绍虞《历代文论选》 有一卷本和四卷本，各取所需。 像毛诗序、文赋、文心雕龙、诗品序、沧浪诗话等经典文献，不怕熟读成诵。 中国现代文学 课本：钱理群 温儒敏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文学史：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 我们现代文学的祖师爷。 其实他的《中古文学史论》也非常值得一看，虽然与现代文学专业不直接相关，其方法直承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唐弢 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史》 经典之作，现在还出了一个简编本。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述几则书目都是陈平原老师开列的。 一个总括的现代文学史，以下是各类别的文学史，如小说史、诗歌史、批评史，都是各领域的专家撰写的。 研究著作：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虽然我们现在可以说它政治色彩、僵化偏颇，但我认为这种开山之作还是应该看一看。 会很有意思，很多与我们接收的主流文学史判然相悖的论述与视角，我当时还小，读完以后感觉像看了秘籍乱练功的小孩，两道内力在体内打架。 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 《心灵的探寻》 《1948天地玄黄》是一种很独特的文学史书写方式与视角，而且钱老师的浩然之气充溢了全书。 《心灵的探寻》是鲁迅研究的经典，看一看这种注重细读、从文本出发的研究方法，会让我们在这个理论沉滓泛起的时代沉静下来。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这是导师当年的博士论文，也是领我进门的第一本学术著作，治学眼界与态度迄今仍令我辈后生小子惊叹。 钱理群 黄子平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 漫说文化》 经典的“三人谈”肯定是要了解一下的。 李欧梵：《上海摩登》 都市研究是现在的热门，《上海摩登》有滥觞之功，且李欧梵在史料上的扎实和谨严也值得我们学习。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 个人很喜欢王德威，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独到视角，其瑰丽的书写风格也令人迷恋。 私下里认为讨论张派传人的《落地的麦子不死》，也是一个研究对象与研究者自身风格结合得天衣无缝的作品。 陈平原 王德威：《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 这本书是我个人的爱好，是陈王二师主办的一个北京学会议的论文集，汇聚了海内外汉学界的优秀学者。 北京学这个议题本身也很有趣味。 可一看。 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 也是一本论文集，汇集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大师们的经典之作。 一定要读一读。 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 也是一本在我领我进门的学术著作。 戴老师对于现代文学几位女作家犀利精辟的评析迄今仍富有启发性。 对女性主义感兴趣的同学应该看看。 金介甫：《沈从文传》 最精彩的现代文学作家传记，其学术价值早已超越单纯传记，而是一本深厚扎实的学术论著。 尤其是史料功夫，令人惊叹，注释值得注意。 此外就是，《中国新文学大系》各集的导言都要翻一翻。 作品：鲁迅《呐喊》、《彷徨》、《野草》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选》废名《桥》沈从文《边城》、《湘行散记》巴金《家》茅盾《子夜》曹禺《北京人》老舍《骆驼祥子》蓝棣之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派诗选》何其芳《画梦录》艾青《艾青诗选》萧红《呼兰河传》冯至《山水》、《伍子胥》穆旦《穆旦诗全编》赵树理《小二黑结婚》钱钟书《围城》张爱玲《传奇》、《流言》周作人、冰心、丰子恺、梁遇春、朱自清等人的散文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参考书目：洪子诚：《问题与方法》李 杨：《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抗争宿命之路》《50—70年代文学经典再解读》陈晓明：《无边的挑战》《表意的焦虑》张颐武：《在边缘处追索》《大转型》（与谢冕合著）曹文轩：《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韩毓海：《锁链上的花环》邵燕君：《倾斜的文学场》贺桂梅：《人文学的想象力》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戴锦华：《隐形书写》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旷新年：《写在当代文学边上》 美国结构语言学 (American linguistics)美国语言学基本上独立发展起来的，其发展的动力在于对于美洲印第安语的实地调查。 在田野调查过程发展出来了一整套的调查规则和程序，代表语言学家由Boas和Sapir等。 美国结构语言学这门课所讲述的对象是Chomsky生成学派兴起之前美国的语言学状况。 主要的讲授内容是Hockett所著的《现代语言学教程》一书的部分章节，Hockett是美国结构语言学派的集大成者。 参考书目：Hockett 《现代语言学教程》 北京大学出版社Sapir 《语言论》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Bloomfield 《语言论》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实验语音学 （phoics）这门课是实验语音学的入门基础课。 实验语音学主张用现代实验的方法取得比较可信的数据资料，对语言进行研究。 实验语音学是一门交叉学科，与数学、电子工程学、生物学、医学等学科都有合作。 这门课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了解实验语音学的各个分支，掌握一些基本的实验语音学知识和方法。 这门课的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包括语音产生的生理基础、语音的声学分析、语音数据采集的基本操作和程序、语音的合成和识别基本知识等。 参考书目： 吴宗济 林茂灿 《实验语音学概要》 高等教育出版社P?B?邓斯 E?N?平森著 曹剑芬 任宏谟 译 《言语链——听和说的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林焘、王理嘉，《语音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理嘉，《音系学基础》，语文出版社 汉语音韵学汉语音韵学是汉语语音史研究的入门课程，主要介绍音韵学的基本概念、重要的韵书和韵图以及反切和现代普通话语音的相互转换方法。 参考书目：唐作藩，《音韵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鉴于自己的经验，我认为此书还是应该细读，最好是结合韵书、韵图一起读，有助于理解韵书韵图的格局和相关概念）耿振生，《音韵通讲》，河北教育出版社 唐作藩，《汉语音韵学常识》，上海教育出版社王力，《汉语音韵》，中华书局 《宋本广韵&永禄本韵镜》，江苏教育出版社余乃永，《新校互注宋本广韵》，上海辞书出版社周祖谟，《广韵校本》，中华书局丁声树、李荣，《古今字音对照手册》，李新魁，《韵镜校正》，中华书局杨军，《韵镜校笺》，浙江大学出版社汉语史（上）汉语史（上）主要学习汉语语音史，此课程通过分期（时间）分区（地点）介绍各点语音的发展情况，使学生能够对汉语语音的发展历史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笔者认为，学习这门课程主要应该把握两点:一是汉语语音史发展的框架，它直接影响到我们学习研究汉语语音史的方法和眼界，我们需要通过学习这门课程好好去体会；二是重要的语音现象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一般分为声母、韵母和声调三个部分，但同时要注意三个部分的相互影响。 参考书目：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 ——《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上述两本是通史，也是基本教材，虽然都是王力先生所著，但是内容较大差异，尤其体现在研究框架上，二书可相互参照阅读。 想要对框架和研究方法有更深入的认识，可以参看何九盈《音韵丛稿》。 下面的著作只研究某一时期的语音情况：上古：李方桂 ，《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最好将李、王、何三家对比阅读） 何九盈、陈复华，《古韵通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何九盈，《上古音》，商务印书馆 龚煌诚 ，《汉藏语研究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唐作藩 ，《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工具书）中古：李荣，《切韵音系》，科学出版社（最好读1956年版） 邵容芬，《切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最好将邵、李两家对比阅读） 张渭毅，《中古音论》，河南大学出版社 周祖谟，《周祖谟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近代：宁继福，《中原音韵表稿》，吉林文史出版社 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近代汉语音论》，商务印书馆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汉语史（下）汉语史（下）主要探讨各个时期重要的语法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的过程，并且将相关联的语法现象（包括不同时期和同一时期）结合起来考察，使学生不仅能够对汉语语法、词汇的发展历史有一个大概的认识，还可以更深入地认识某些语法现象。 参考书目：王力，《汉语语法史》，商务印书馆 向熹，《简明汉语史》（语法部分）高等教育出版社 太辰田夫（著），蒋绍愚、徐昌华（译），《中国语历史文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 ——《古汉语词汇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 宋绍年，《马氏文通研读》，北京大学出版社 马建忠，《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切韵》导读 《切韵》导读主要是学习研究《切韵》这一韵书。 《切韵》是汉语音韵研究中最为重要的韵书之一，搞好《切韵》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古语音和进行上古、近代语音的研究。 该课程主要介绍《切韵》的发展源流、校对以及《切韵》音系的研究。 参考书目：余乃永，《新校互注宋本广韵》，上海辞书出版社 周祖谟，《广韵校本》，中华书局 李荣，《切韵音系》，科学出版社（最好读1956年版） 邵容芬，《切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最好将邵、李两家对比阅读）现代汉语此课程是现代汉语的入门课程，主要让学生对现代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研究有最基本的认识。 （根据笔者自身的经验，不建议看很多参考书，能细读一两本经典之作，打好基础最为重要。 最好能一边读一边思考，结合具体的例子，便于形成良好的思维习惯） 参考书目：北大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现代汉语》，商务出版社 朱德熙，《语法答问》，商务印书馆—— 《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 古代汉语该课程主要通过带领学生阅读原著，以提高古文阅读水平。 另外，这门课还会介绍有关古代诗词格律、古汉语语法、古文标注和翻译、古书版本校勘的基本知识，是古代汉语的基础课。 因此，学生上这门课时应多读古代原著，最好是先秦的典籍。 阅读时应该仔细推敲每一个句子甚至每一个字的含义，多进行古文的点断以及将古文翻译为现代白话文，以提高自己的古文语感和阅读能力。 参考书目： 郭锡良等，《古代汉语》，商务印书馆 王力，《古代汉语》，中华书局 王力（主编），《王力古汉语字典》，中华书局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编写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最好使用增订过的最新版本）汉语和汉语研究汉语和汉语研究这门课主要在汉语语法方面进行相关深入学习，通过介绍一些汉语语法研究的方法和思路，以培养学生独立分析、研究汉语语法的能力。 参考书目：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 冯胜利1997《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郭锐：《现代汉语词类研究》，商务印书馆刘丹青（主编）：《语言学前沿与汉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陆俭明：《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马真：《现代汉语虚词研究方法论》，商务印书馆。 沈家煊：《认知与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 沈阳：《现代汉语空语类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 沈阳（编）：《20世纪现代汉语八大家?陆俭明选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沈阳（编）：《20世纪现代汉语八大家?朱德熙选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沈阳（编）：《20世纪现代汉语八大家?吕叔湘选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沈阳、何元建、顾阳（2001）《生成语法理论与汉语语法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宋国明：《句法理论概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洪君1999《汉语非线性音系学—汉语的音系格局与单字音》，北京大学出版社吴福祥、洪波（主编）：《语法化与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袁毓林：《汉语语法研究的认知视野》，商务印书馆。 詹卫东：《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短语结构规则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张伯江、方梅1996《汉语功能语法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张敏：《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朱德熙：《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朱德熙：《语法答问》，商务印书馆朱德熙：《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王理嘉等（编著），《现代汉语专题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汉语方言学汉语方言学主要学习内容有：方言的基本概念，国际音标，汉语七大方言的重要特征和形成历史，方言同汉语普通话、《切韵》音之间对应规律的描写和考察方法，是汉语方言学的入门课程。 参考书目： 《汉语方言概要》 全面论述现代汉语方言的著作，袁家骅等著，文字改革出版社1960年出版，1983年第二版。 《汉语方音字汇》 现代汉语比较方言字汇集。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文字改革出版社1962年出版。 1980年起由王福堂主持进行修订，1989年出第二版。 《汉语方言词汇》 现代汉语比较方言词汇集。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文字改革出版社1964年出版。 1982年起由王福堂主持进行修订，1995年由语文出版社出第二版。 《昌黎方言志》 河北省昌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合著，主要执笔人员是丁声树和李荣。 1960 年科学出版社出版，1984 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再版。 《汉语方言学导论》 游汝杰著，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2000年第二版（修订本）。 这是第一部汉语方言学通论性专著。 《现代汉语方言概论》 侯精一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 年出版《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 王福堂著，语文出版社 1999 年出版《汉语方言学》 [李如龙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出版。 ] 《汉语方言地理学》 贺登崧著，石汝杰、岩田礼译，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年语言学概论语言学概论主要介绍语言理论的基本知识，是语言学研究的基础课程。 参考书目：胡明扬、贺阳、沈阳、《语言学概论》（语音、词汇）语文出版社 叶蜚声、徐通锵 《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徐通锵，《基础语言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理论语言学理论语言学主要分语音、语法两个部分介绍语言研究的一些理论、思路和方法，培养和提升学生独立研究语言能力。 参考书目：陈保亚，《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山东教育出版社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实用的工具书：《辞源》，商务印书馆《汉语大字典》，湖北、四川辞书出版社《古汉语知识词典》，中华书局万国鼎《中国历史纪年表》，中华书局吴文治《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黄山书社《论语》导读教材：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参考书：孙钦善《论语注译》，巴蜀书社李零《丧家狗》，山西人民出版社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其余参见李零《丧家狗》P28-P50《孟子导读》教材：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参考书：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董洪利《孟子研究》，江苏古籍中文工具书教材：朱天俊、李国新《中文工具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参考书：朱天俊、陈宏天《文史工具书手册》，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古代文化教材：无参考书：阴法鲁、许树安《中国古代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吴小如《中国文化史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王力《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江苏教育出版社（中国言实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有插图本）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古代典籍概要教材：无参考书：金开诚、葛兆光《古诗文要籍叙录》，中华书局（原名《历代诗文要籍详解》，北京出版社）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举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十三经说略》、《二十五史说略》，北京燕山出版社吕思勉《经子解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柴德赓《史籍举要》，北京出版社王树民《史部要籍解题》，中华书局黄永年《古文献学四讲》，鹭江出版社陈高华等《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天津古籍出版社安作璋《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福建人民 文字学：教材：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参考书：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陈梦家《中国文字学》，中华书局杨树达《中国文字学概要+文字形义学》，上海古籍出版社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商务印书馆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音韵学教材：唐作藩《音韵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参考书：唐作藩《汉语音韵学常识》，上海教育出版社王力《汉语音韵》，中华书局耿振声《音韵通讲》，河北教育出版社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宋本广韵+永禄本韵镜》，江苏教育出版社（做作业必备）丁声树、李荣《古今字音对照手册》，中华书局（做作业必备）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李珍华、周长楫《汉字古今音表》，中华书局余廼永《新校互注宋本广韵》，上海辞书出版社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商务印书馆训诂学教材：无参考书：董洪利《古籍的阐释》，辽宁教育出版社洪诚《训诂学》，江苏古籍出版社陆宗达《训诂简论》，北京出版社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山西教育出版社郭在贻《训诂学》，中华书局齐佩瑢《训诂学概论》，中华书局赵振铎《训诂学纲要》，巴蜀书社胡朴安《中国训诂学史》，商务印书馆《汉小学四种》，巴蜀书社王引之《经传释词》，江苏古籍出版社俞樾等《古书疑义举例五种》，中华书局 目录学：教材：高路明《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参考书：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中华书局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李致忠《三目类序释评》，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目录编》，齐鲁书社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中华书局王欣夫《文献学讲义》（又名《王欣夫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张之洞、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古籍出版社张舜徽《广校雠略+汉书艺文志通释》，湖北教育出版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张舜徽《四库提要叙讲疏》，云南人民出版社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 版本学：教材：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参考书：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上海书店叶德辉《书林清话》，中华书局黄永年《古籍版本学》，凤凰出版社严佐之《古籍版本学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武汉大学出版社王欣夫《文献学讲义》（又名《王欣夫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姚伯岳《中国图书版本学》（原名《版本学》），北京大学出版社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版本编、典藏编》，齐鲁书社孙毓修等《中国雕版源流史+中国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李致忠《古书版本鉴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中国版本文化丛书》，江苏古籍出版社 校勘学：教材：倪其心《校勘学大纲》，北京大学出版社参考书：陈垣《校勘学释例》，中华书局陈垣《史讳举例》，中华书局王叔岷《斠雠学》，中华书局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校勘编》，齐鲁书社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中华书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王欣夫《文献学讲义》（又名《王欣夫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王念孙《读书杂志》，江苏古籍出版社王引之《经义述闻》，江苏古籍出版社张元济《校史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古籍点校疑误汇录》， 中华书局 日本中国学：教材：无参考书：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 19世纪60年代～20世纪40年代中期》，江西人民出版社严绍璗《日本的中国学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严绍璗《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王晓平《日本中国学述闻》，中华书局李庆《日本汉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葛兆光《域外中国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严绍璗等《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浙江人民出版社钱婉约《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中华书局 文献学史：教材：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参考书：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张舜徽《中国文献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刘师培《经学教科书》，上海古籍出版社马宗霍《中国经学史》，商务印书馆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上海书店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中华书局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天津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 西方文学理论史： 教材：董学文主编：《西方文学理论史》 参考书目：朱光潜：《西方美学史》 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8卷） 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 拉曼•赛尔登：《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 胡经之：《西方文学理论名著教程》 赵一凡：《欧美新学赏析》 以及大量西方（文学）理论原著，从柏拉图往下，直到福柯、德里达等。
没有语言和符号，就没有人类文化。人类社会中的许多重要的文化要素，主要是通过语言和各种符号系统来相互传递的。语言人类学所关注的恰恰是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方式，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在沟通过程中的表现形式，以及沟通手段与适应策略的关系等问题。 人类社会性的生产和其他活动，是产生语言的先决条件。作为语言本身，与人类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文化能够影响语言的结构以及语言的内涵，而语言的差异也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由于文化而产生的。另一方面，语言也可以反过来影响文化的发展，很显然，文化与语言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关联、彼此制约的关系。 藏民族的语言文字作为一个系统，与创造和使用这种语言文字的民族所处的地域、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有着密切的联系。藏族语言和文字符号的功能，以及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变化，都是由这个社会环境中的语言群体所制约的，是属于他们的社会行为。语言文字也会随着藏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修正、补充和完善，不断走向丰富。客观环境的变化必然会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自己的语言，调整自已语言的表达方式，使之最大限度地与客观环境和需要相适应，这正是推动藏民族语言文字进步的动力。一、藏语的基本特征语言是原始人类在劳动和互相交际中产生出来的，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的产生表明，人的发音器官已逐渐形成，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即意识也在不断走向成熟。语言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成了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最为重要的沟通手段。语言一旦形成，就成为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也具有共享性。 当原始部落发展到民族的时候，便出现了民族语言。语言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民族的烙印，并且随着民族的发展演变而不断发展变化。一个民族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方式也要通过语言来表现。因此，民族语言不仅反映民族经济、历史和文化，就连共同的心理素质也通过语言来表达，而且依靠语言来维系民族内部的联系和情感。因此，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核心。 从民族学的角度看，民族语言既是构成民族的第一要素和重要特征，也是区别民族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藏语是藏民族的主要语言。藏语的使用区域主要是在我国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各省区的藏区。一些与我国接壤国家的部分地区也使用藏语。 按照语系分类，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根据1998年的统计，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汉藏语系人数占70％以上。汉藏语系中的语言，有着不同于其他语系语言的一些特征：如在语音上，大部分词以单音节词根为基础，每个音节都有声调区别意义，声调和声母有一种互相适应的关系，如清塞音声母只出现在单数调上，浊塞音声母只出现在双数调上；在语法上缺乏形态变化，主要以虚词和词的次序表示各种语法关系；另外，还有一类表示事物或动作天然单位的词又称量词，这是在其他一些语系的语言中所没有的，此外，汉藏语系中的各语言间都有一定数量的同源词。 藏语在汉藏语系各语族、语支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中，是价值极高的语言之一。藏语言的历史，实际上是藏民族社会发展史的一部分。藏语的形成与演变，伴随着藏族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这是因为语言自身蕴涵了反映社会变迁的机制，社会的变化会促使人们改进语言的表达方式。语言也总是在服务社会，总是在一个动态环境中逐渐走向成熟。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因素以及发展状况，对语言的要求有所不同，因此导致藏语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差异。 国内外学者对藏语发展阶段的界定不尽一致。我国一些藏学者将之划分为五个时期：1．上古时期(公元6世纪以前)，即远古部落时期的藏语口语。在吐蕃王朝之前，经历过漫长的原始部落和部落联盟时期，延续了长达31代吐蕃部落王统传承。当时，青藏高原上有着许多小邦国或部落，其分布范围很广，包括现今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巴尔提等地。这一时期，以古老的象雄文明为代表，产生了藏族原始宗教苯教，并产生了最古老的文字“象雄文”。苯教的传播和发展，构成了7世纪以前藏族文化的主要面貌，并对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而又持久的影响。2．中占时期(公元7～9世纪)，此时为吐蕃王朝时期的藏语口语。松赞于布征服苏毗王朝和象雄王朝，完成了西藏本土的统一大业。这一对期是青藏高原大开放、大发展的时代，是藏民族整体文化的孕育时期，也是藏族语言发展的重要时期。根据研究，藏语声调也是在区一时期产生的。吐蕃时期对外部文化的学习和吸收，对吐蕃及以后藏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极为重要的是，吐蕃时期创制的藏文字从那时起得到了大力推广和应用。从此，藏民族有了用目已的文字撰写的各类文献资料，包括传承至今的敦煌吐蕃藏文写卷，早期的佛经、译著等。文字的出现从根本上克服了语言交际在时空上的局限，不仅使语言得以记录和保存，也大大促进了语言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吐蕃周边国家的语言、佛教的传人对藏族语言文字的形成与演变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3．近古时期（公元9～13世纪)。从吐蕃王朝崩溃到元朝统一治理西藏之前的400年间，西藏大小部落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然而，在古格王朝时期(公元1l世纪)仍然顺利完成了藏文字的第三次厘定，使藏族语言文字步入了规范化的轨道。4．近代(公元13～19世纪)。自西藏归属元中央政府，施行统一治理以来，藏区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藏族社会系统状态的变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大量高水平的藏文文献典籍的问世，不仅提升了藏族文化的整体水平，也极大地推进了藏族语言文字的改革与创新。5．现代时期(公元20世纪以来)。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藏语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如借词和外来词汇愈来愈多等。由于更多新名词和科学术语的出现，不仅使词汇更加丰富，语言的表述也更加准确。 语言是没有国界的，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藏族语言的使用范围，不仅限于我国境内的三大藏区和其他地区。除我国之外，如不丹王国、锡金王国和尼泊尔王国等国家的一些地方也在使用藏语，只是他们所使用的藏语同国内藏族地区的语言有着较大的区别。藏民族的语言同世界其他一些民族的语言一样，在其发展与传播过程中，形成这个语言的中心地区往往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且具有辐射作用。同样，一种语言在某一地区被选择和使用也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和连续性。 藏语作为藏民族表达思维活动的口头形式，主要包括语音和词义两个部分。在藏语的语音结构中，声调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藏语的重要语音特征。在语音系统中，将声调识别为与辅音和元音同等重要的语言要素，并作为特定语音分析层次的一个功能单位来对待。实际上，藏语声调的变化较小，各地的调类和调值比较统一。藏语声调产生和分化的条件清楚，调值与声韵母还保持着比较自然的联系。与此同时，各地声调发展不平衡，现代藏语中几乎保留了声调发展各个阶段的不同形态。复辅音声母是藏语语音的一个重要特点。历史上，藏语有着丰富和复杂的复辅音声母。随着语音的发展和变化，复辅音声母已经逐渐简化和消失。现代藏语方言中所保留的复辅音声母同藏语书面语(藏文)中的复辅音声母比较起来，显然已经简单得多了。但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诸语言中，除嘉戎语外，现代藏语方言中的复辅音声母还是比较丰富的，它基本上反映了藏缅语族语言这一语音特征。现代藏语三个方言中，安多方言有比较多的复辅音声母，而卫藏方言除一部分地方有带前鼻音成分的复辅音声母外，多数地方复辅音声母已经消失。所以，复辅音声母也是划分方言在语音上的一个重要标志。藏语调类的分合、新音位的产生、浊音的清化、元音的复化等现象，都和复辅音声母及其发展变化有关。古藏语有30个单辅音声母，220余个复辅音声母。古藏语的复辅音系统极为繁杂，大致可以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类是带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二类是带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三类是带前置辅音和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四类是带复合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五类是带复合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其中，第一类和第二类极为普遍，第三类占有一定的比例，第四类则较少，第五类只有在个别情况下出现。到后来，藏语的单辅音声母一般为30个左右。复辅音声母主要有前置辅音加基本辅音，基本辅音加后置辅音两类。在能够反映古代语音的书面语中有180多个复辅音声母，而且还有三合、四合复辅音，但现代藏语中主要是二合复辅音。韵母分单元音韵母、复元音韵母和带辅音韵尾的韵母三类。 藏语像其他藏缅语言一样，是以动词为中心的语言。藏语中动词的属性常常能影响句中其他词语语法功能的变化。然而，藏语动词虽居句末，但在用格上常常支配前面的名词。换句话说，藏语动词的性质决定作为主语名词的标记。如A能否控制B，主要表现在动词语尾上，而A对B的控制程度的强弱则表现在主语名词的用不用施格上。就是说，动词上同样需要体现主语名词的一定语法功能，如人称、自主性等，而且用不用标记会改变主语名词与动词的语法关系。 现代藏语的主要特征表现为：1．复辅音趋于简化和消失，只在部分方言土语中保留着带前置辅音的二合辅音。2．浊辅音声母肝清化，现代藏语某些方言中所保留的浊声母均源于古代复辅音声母的浊基辅音。3．单元音或复合元音构成的韵母明显增多；元音有长短之别，且与声调形成了互补关系。4．辅音韵尾趋于简化，从而促使带辅音韵尾韵母的简化和元音的变化。5。除安多方言之外，具有完整的声调系统。6．谓语是后置表系统，属典型的“动居句尾”型语言，而且现代藏语多数方言其谓语的语法意义由谓语之后的语法成分来表示，因而形成了极为丰富的表达语法意义的助词，其作用也在不断增加。7．有丰富的体范畴，也有时式范畴。8．卫藏方言有着严格的敬语与非敬语的区别。9．主要以虚词和词序来表达句子的各种关系。句子语序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宾语在主语后，谓语前，若是双宾语，间接宾语在前，直接宾语在后；人称代词、名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语前，需加表领属的助词；形容词、数词、指示代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语之后；动词或形容词的修饰语在中心语前。构词以复合法为主，即通过修饰、联合、支配、表述方式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根语素来构成复合词。 假如我们对属汉藏语系的藏语和汉语进行一些比较，不难发现二者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如藏汉语言都具有以虚词和词序作为表达语法意义的共同框架。藏语以虚词和语序作为主要语法表达手段，从动词虚化而来的辅助动词与虚词、助词有着同等重要的功能。另外，从语言发生学的分类上看，藏汉两种语言也有着亲缘关系。如在词汇的应用上，藏汉两种语言之间有着较多的同源词；在语音上，都有以声母、韵母为单位的独特的语音结构。所不同的是，汉语没有藏语那么多的复辅音声母。二、各具特色的方言民族语言分布的复杂性，以及语言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研究群体之间社会亲缘关系的基础。所以，这一研究领域也总是受到语言人类学家的重视。 人们生活的地域环境的差别、集居状况的不同，使操持同一种语言的民族出现了语言之间的差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方言。一般认为，隔离是产生语言差异的重要条件。既是在同一区域内，地理距离越大，语言的差别也就会越大。 对藏语方言的划分，主要是以语音的差异以及历史渊源来确定的。研究表明，藏语方言语音的结构特点以及方言在语音上的实际差异，与藏民族的历史扩散及现代地理分布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一般以传统的国内地域概念——三大藏区(卫藏、康、安多)来进行方言分类的，即卫藏方言、康方言和安多方言。卫藏方言，指西藏自治区境内的前藏(拉萨等地)、后藏(日喀则等地)、山南地区和阿里地区的方言。康方言，是指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和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范围内的方言。安多方言，指青海省大部分藏区(除玉树藏族自治州之外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县和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藏族的方言。 因为这里要介绍的藏族方言是一个语言范畴的概念，所以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某一块地域。否则，就很难较为全面地了解藏语方言。为使读者在更广泛的领域内了解藏语方言状况，这里参照江荻先生的论点，以我国藏区地理方位的卫藏为中心，分为中部、东部、西部、南部和北部五大区域，并将临近我国藏区并使用藏语的一些境外地方也囊括其中，采用传统的藏语方言分类和境内外地理名称并用的方式，对藏语方言的语音及其特点进行一些介绍。 总的看，在各地方言中，单元音韵母多少不一。如卫藏方言，在拉萨语中单元音达16至17个，有单辅音声母28个。卫藏方言中有鼻化元音。康方言中的德格语中，单辅音声母有42个。康方言中也有鼻化元音。现代藏语中卫藏、康方言元音分长短，配合声调，并与声调互补。在卫藏、康方言中，复元音韵母主要是二合的复元音韵母。按性质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真性复元音韵母，几个元音并立，不分主次。与此同时，紧张清晰的元音结构，呈现为藏语语音的一大特点。在有的地方话中，如普兰话不仅有非鼻化的真性复元音，还有鼻化的真性复元音。第二种是假性复元音韵母构成的元音。在安多方言中，元音不分长短，单元音的多少不一。如甘肃的夏河话中单元音只有6个。但总的看，藏语是一个单元音占优势的语言，复元音较少，并且多为后起现象。带辅音韵尾的韵母一般为30个左右，可以作尾的辅音有8个。保留韵尾较多的是安多方言，最少的是康方言，而卫藏方言介于二者之间。在不同的方言土语中，声调数量不等，一般是4个。如拉萨话有4个调，工布话有6个调，木雅话有两个调，安多方言无声调。声调有着区别词义和语法意义的功能。藏语还有一个轻声，主要是音节弱化的结果。藏语中相邻音节的连读，声调会发生相对固定的变化，而且不限于词的内部，词与词、词与语法成分之间也会发生变调。 三、藏文的形成及推广应用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文字的创制和推广应用所带来的文明成果是多方面的，它所产生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甚至会改变一个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字既是文化现象，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人类正是凭借文字的记录功能，不断积累知识，丰富实践经验，在继承前人劳动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更加灿烂的文明成果。 藏民族最早的文字是象雄文。象雄文出现在公元前l至2世纪的古象雄王国。象雄王国是曾经雄霸青藏高原的一个古老王国。其疆域最大时，西起今阿里地区的岗仁波齐，东至今昌都丁青。汉史中所谓“羊同部落”，就是指象雄王国。正如《册府元龟》所记：“大小羊同，东接吐蕃，北直于阗，东西千余里，精兵八九万……”象雄王国在公元7世纪被松赞干布吞灭之前，一直是一个独立王国。象雄文字也叫“玛尔文”，它类似汉族的甲骨文。在那时，“玛尔文”主要用于苯教的咒誓、祭祀、禳祓活动和记载他们的经文等。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文字没有能普及到大众社会。但在藏区一定范围内，这种文字的使用至少延续了千年以上。有资料显示，吐蕃最初也曾使用过“玛尔文”。公元7世纪初，苯教的巫师们仍用象雄文来缮写苯教的经文等。有学者认为，松赞干布最初遣使分别向尼泊尔和唐朝求婚时，书信很可能是用象雄文写成的。也有苯教徒称，早期的许多苯教文献是由象雄文翻译成藏文的，不知真假。还有一些藏学专家认为，藏文是在象雄文的基础上，学习克什米尔和印度的文字而创制成功的。我国藏学专家黎蔷则认为：“目前藏语中的借词，有些是从象雄文转借而来的。而玛尔文(通常称‘象雄文’)同古代的旁遮普文和克什米尔文有很相近之处”。在丹麦学者艾立克•哈尔所著的《来自西藏苯教的语言——象雄语词法词典》，德裔美籍学者劳弗尔所著的《藏语的借语》中也有类似观点。藏学家南喀诺布在《关于藏族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称：“在西藏的古老寺院里，有不少藏书是古象雄文的手抄本，是用称作‘玛尔体’的高体，短元音的草书写成的……就是今天我们使用的藏文草书字”。当然，这些看法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众所周知，因在较长的时间里佛教与苯教之间不断进行极为残酷、激烈的斗争，加之后来的统治者推行“崇佛灭苯”的政策，以及其他诸多的原因，导致苯教文献几乎全部被毁或失散在外。时至今日，象雄文在国内几乎很少有人知晓。近年来，国外编有象雄文词汇与藏文、英文对照词典。我们面对这个古老的文字，要做出符合历史的科学结论，还需要考证和深入研究。公元7世纪，在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执政时期，向民众推广新创的藏文字。自此，形成了藏民族记录藏语的统一的文字符号系统。藏文字的诞生和推广应用在藏民族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藏民族为自己的文明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自从有了藏文字，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珍贵史料、文献典籍难以计数，其种类之繁、数量之多是惊人的。在我国各民族中，藏民族的文化遗存仅次于汉族，位居第二。 藏语的助词基本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位于词和短语后面表示句子成分之间各种关系的结构助词；第二类是加在动词后面表示时态意义的时态助词；第三类是加在句子末尾或句子中表示语气的助词。结构词在藏语语法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它相当于藏文文法中所讲的格助词；结构助词分施动、领属、存在、趋向、缘由和比较6种。 藏语的数词为十进位，基数词都是单音节的单词。高位数词如“百”、“千”、“万”、“十万”、“亿”等，是用不同的词来表示的。十位数和个位数可以连用，只是个别的语音稍微有点变化。
一：1、题目。应能概括整个论文最重要的内容，言简意赅，引人注目，一般不宜超过20个字。论文摘要和关键词。2、论文摘要应阐述学位论文的主要观点。说明本论文的目的、研究方法、成果和结论。尽可能保留原论文的基本信息，突出论文的创造性成果和新见解。而不应是各章节标题的简单罗列。摘要以500字左右为宜。关键词是能反映论文主旨最关键的词句，一般3-5个。3、目录。既是论文的提纲，也是论文组成部分的小标题，应标注相应页码。4、引言(或序言)。内容应包括本研究领域的国内外现状，本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及这项研究工作在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5、正文。是毕业论文的主体。6、结论。论文结论要求明确、精炼、完整，应阐明自己的创造性成果或新见解，以及在本领域的意义。7、参考文献和注释。按论文中所引用文献或注释编号的顺序列在论文正文之后，参考文献之前。图表或数据必须注明来源和出处。(参考文献是期刊时，书写格式为：[编号]、作者、文章题目、期刊名(外文可缩写)、年份、卷号、期数、页码。参考文献是图书时，书写格式为：[编号]、作者、书名、出版单位、年份、版次、页码。)8、附录。包括放在正文内过份冗长的公式推导，以备他人阅读方便所需的辅助性数学工具、重复性数据图表、论文使用的符号意义、单位缩写、程序全文及有关说明等。
左宗棠评传.pdf
链接:
《左宗棠全传》百度网盘pdf最新全集下载:链接:
一 学科理论研究有新意 尹国蔚《历史地理学科性质评议》（载《史学理论研究》第2期）一文，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历史说、地理说、边缘说等各种观点，比较分析了关于这一理论问题中存在的四种矛盾，即二元性论、边缘与非边缘之争、自然与人文之争、历史地理从属于现代地理的自相牴牾，认为时至今日，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认识不应再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同学科出身的人从事这项工作正好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博大精深，因而他将历史地理学重新定义为：它利用历史学的方法而非历史、利用地理学的方法而非地理，与历史、地理相关而非介于其间或边缘，它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独立的综合性学科。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但这种勇于探索、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精神则是值得提倡的。 龚胜生《历史医学地理学刍议》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一文，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 二 历史时期河流海岸研究新见迭出 本年度长江中游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灾害，那么发生洪灾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呢?邹逸麟《关于加强对人地关系历史研究的思考》（《光明日报》1998年11月6日）指出：这场洪水向我们敲响了环境失衡的警钟，认为历史上人与水争地、与林争地，将大量荒山湖荡开辟为万顷良田，是以牺牲环境平衡为代价的；因此他呼吁：“现在应该静下心来，实事求是地研究迄今为止的我国全部人地关系发展的历史，分析其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蓝勇也在《光明日报》撰文（见1998年9月25日《历史上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及其危害》一文）探讨长江水灾的根源，认为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以来长江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不仅影响了上游的生态环境，还加重了长江中下游的洪涝灾害，上游含沙量急增，促使中游河道日渐淤升，形成悬河，同时上游涵养水源功能削弱，使上游洪水无所阻碍，洪峰增大，造成中游堤防危急。文章特别强调：“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最大限度地加强长江上游水土保持，既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可能性。”刘沛林《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北京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长江流域水灾频率的增强，基本上是与历史上地区开发的进程同步的，指出：“过度的垦荒引起严重的生态失控，进而导致水土流失，河湖淤塞、加上围湖造田，最终成为引发和加剧流域洪涝灾害的直接原因。”关于长江的研究，中国社科院重点课题《长江三峡历史地理研究》已通过专家鉴定，不久将公开出版。 黄河在东汉以后长期安流800余年，这是谭其骧等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的著名观点。《地理学报》第5期上有赵淑贞、任伯平《关于黄河东汉以后长期安流问题的再探讨》一文，对这一观点提出商榷，认为决溢次数的多寡并不能等同于洪水、泥沙的多寡，对历史上森林、草原恢复的能力也不能估计过高，认为东汉以后黄河河道行洪能力有所提高、水患史料缺失，均是导致“安流”局面的因素。本年度松花江、嫩江流域也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而关于松花江源头的说法，历史上至少有南源(第二松花江)说、北源(嫩江)说和南北二源并存说，这极不利于全流域防洪体系的完善和协调。谢永刚《关于松花江河源问题及其主流认定过程的历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一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述了松花江各河段名称的演变和对源头认定的变迁，指出隋唐及其以前嫩江与松花江干流同名难水、难河，江源认定为北源；辽、金时才转为南源说，并一直承续下来；但无论从河流长度、流域面积还是年径流量来说，嫩江应是松花江正源。松花江长度为2309公里，应为我国第三大河。 一般认为，黄浦江水系的吴淞江下游及入海口在明代有过一次人为的摆动。傅林祥《吴淞江下游演变新解》（《学术月刊》第8期）一文全面考察了这一演变过程，认为这是自然演变的结果，并不存在明初的人工改道，明代数次治江只是确认了这个自然发展的结果而已。�上海地区和莱州湾历史海岸变迁研究本年度有显著进展。张修桂《上海地区成陆过程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历史地理》第14辑）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例如传统认为是唐代海岸线的下沙沙带海岸，他认为不迟于东晋初年时业已形成；下沙捍海塘的位置也不在南汇下沙镇，而是今浦东里护塘故址；里护塘始筑年代也并非传统认为的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而是北宋皇佑年间吴及所筑，对旧捍海塘位置与年代的争鸣也作了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对上海地区成陆过程作了重新概括。王守春《公元初年渤海湾和莱州湾的大海侵》（《地理学报》第5期）根据西汉时期在莱州湾沿岸滨海地带设置的诸县在东汉时被废弃、东汉时渤海西部和南部沿海地区诸郡国的县均人口居全国之首、以及《水经注》中记载的有关事实，揭示和论证了西汉末年不仅在渤海湾，同时也在莱州湾发生的一次大海侵，认为此次海侵持续时间至少在一个半世纪以上，海侵影响范围有可能达到4米等高线甚至更高。 三 自然环境变迁研究继续受到重视 人类只有一个家园，如何保护地球的生态环境已是一个世界性的共同话题。 邹逸麟《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刊《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以先秦、西汉时期为例，探讨了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产生这种意识的历史地理背景和不合理的环境行为及其后果，认为古代人民的环境意识是很强的，反映了我国自然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很多地方环境还十分脆弱。李并成《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化的调查研究》（载《地理学报》第2期），运用考古学、地理学的方法，实地调查了河西走廊民勤西沙窝、古居延、古阳关等十片汉唐古绿洲沙漠化区域，揭示了它们的分布特点和形态结构特点，认为古绿洲沙漠化主要发生在汉代后期以后，最晚的延及明代中期，沙漠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为方面。王建革《马政与明代华北平原的人地关系》（《中国农史》第1期）通过分析人、马、地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明代华北平原农业系统内部生态关系的变化。高俊虎《三百年来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演变趋势初探》（《干旱区研究》第2期）认为自清朝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演变的趋势是干旱程度逐渐加强，水土流失、植被减少趋势明显。今天对历史上环境恶化过程的研究，并不是一味责备古人，而是了解环境恶化的内在原因，根据今天科技水平去改造和保护我们的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四 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仍是历史地理研究的强项 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的关系》（刊《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运用政治地理学的一般原则，对从秦到清的最高一级行政区划、统县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划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发现秦时两者相符，汉代脱节，隋唐契合，宋代渐离，元朝完全背离，明清渐合，经历了循环往复，并且详细探讨了形成这一过程的原因，认为“如何使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环境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求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以创造农业发展的最佳背景，这就是秦代隋唐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契合的原因；但是，当政治需要超过经济动机的时候，政区的地理背景就被忽视了，造成元代行省与自然环境的背离”。按照西方科学发展模式，应先有政治地理，而后才有历史政治地理的研究，但是中国现代地理学中的政治地理分支很薄弱，所以作者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研究在理论上是超前的。周振鹤著《中华文化通志·地方行政制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一书则代表了目前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最高水平。 1997年3月，中央决定设立重庆直辖市。从历代政区发展规律的角度来衡量设立重庆直辖市合理与否，学术界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王元林《重庆直辖市建置溯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从自然条件、政区溯源、川东盆西经济差异、巴蜀文化差异四点因素论证了它的合理性。靳润成《从城镇分割到城市自治》（《天津师大学报》第4期）从考察城市型政区逐渐形成的过程入手，认为本世纪初以来城市型政区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是城市近代化的必然产物，是城市得到健康、完善发展的标志，依此规律来衡量我国现行城镇管理体制最突出的缺点是城市型政区的地域化；而重庆设立直辖市后包括八万多平方公里面积，三千多万人口中三分之二是农业人口，是典型的城市型政区地域化，因此他写道：“重庆号称中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直辖市，其实更确切的说法应当是一个省”，认为“单纯采用提高城市行政地位、扩大行政辖区的办法，不一定是最佳的选择”。 以往研究政区都注重县级及其以上的政区，傅林祥《清代的次县级政权与辖区》（刊《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则选择清代介于县与乡之间的巡检司和分防县丞厅这些次县级政区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它们的辖区、分布、职能和作用，认为总体上呈东部南部地区密、西部北部地区疏的状态。次县级政区研究是个薄弱环节，今后学术界应加强研究。 历代疆域的研究方面，朱玲玲《夏代的疆域》（《史学月刊》第4期）用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相结合的方法，揭示出古籍记载中的夏代疆域和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及其分布，证明两者分布地域正相吻合，从而加深了对中国文明起源、早期国家形态的认识。钮仲勋《元代“四海测验”中“南海”观测站地理位置考辨》（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逐一检讨了广州说、林邑说、黄岩岛说和西沙群岛说立论的史料依据，认为前二说不值一驳；黄岩岛位置与史书记载比较接近，但据C14测定该岛年龄为470±95年，也就是说700多年前黄岩岛尚未露出水面，因而郭守敬不可能到该岛测量，所以作者认为西沙群岛说较其它诸说为可取。 历代疆域研究中认为“越古越好”、“越大越有利”的观点，本年度有所抬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上有《西藏载入中国版图始见于〈夏书·禹贡〉》一文，主要根据樊绰、康熙帝、刘逢禄三人文辞这三条晚出的、非原始性的所谓“证据”，把“危”字硬等同于“卫”字，认为《禹贡》中的三危是指三个人口较为密集的中心地区，因而将三危比定为卫、藏、康三地，并以此为出发点推定《禹贡》梁州的黑水为今西藏的那曲(在藏语里“那”是黑、“曲”是河的意思)，从而认为早在四千年之前西藏地方已载入中国版图。的确，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古”到什么时候? 应该实事求是地研究，并非越古越好，更不能违背历史常理将“古”无限地往上延伸。事实上，该文置一系列《禹贡》研究成果于不顾，不要说对学术界关于《禹贡》成书年代的不同说法一无所知，就连对顾颉刚的《禹贡》撰成于战国时期这一著名观点也不了解，而只是说：“《禹贡》所书之事在大禹之时，迄今已逾4000余年”!可见作者对《禹贡》的认识还停留在七十多年前禹贡学会创办之前的水平上。 五 历史军事地理研究进展显著 陈可畏《楚汉战争的垓下究竟在今何处?》（《中国史研究》第2期）否定了垓下在今安徽灵壁县东南的传统说法，指出在今河南鹿邑县东之说也不能成立，认为垓下是一个地区名称而非聚落名，提出垓下在陈县北部即今河南淮阳县的新观点。 辛德勇《巨鹿之战地理新解》（《历史地理》第14辑）重新审视了有关秦末巨鹿之战的一些地理问题，对几个关键性军事地点的方位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看法，如将项羽北上救赵所经过的“安阳”推定在巨野泽以东、无盐的南侧或西南侧(传统认为即今河南安阳市)，项羽北渡黄河的地点应是平原津(而非传统认为的白马津)，把章邯驻军的棘原拟定在东临黄河、北近洹水同时也在漳河之南的位置(传统认为在今河北巨鹿县城南七里)，认为《史记·项羽本纪》中的“污水”可能为“洹水”之讹等等，从而对整个战役进程进行了重新解释。 李万生《河南之地与三国之争——以侯景叛东魏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史研究》第3期），详细分析了公元547年侯景叛东魏所引起的东魏、西魏、梁共同争夺河南的军事形势及结果，探讨了东魏最终保有河南的三点原因，即梁军缺乏战斗力、西魏和梁没有形成军事同盟、东魏的经济政治军事状况都较好。 胡阿祥《东晋南朝地方州镇略说》（《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逐一论述了这一时期荆、扬、雍、江、豫、郢、梁、益等州镇的军事实力及其政治地位，认为这不仅是理解东晋南朝内部斗争的一个关键，也是影响这些朝代疆域变迁的重要因素。 关于战国齐、魏马陵之战战场的今地，向有元城(今河北大名)、鄄城(今山东莘县大张乡)二说，近年又有山东郯城马陵山的新说。徐鸿修等《马陵战址“新说”商榷》（《山东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在没有更强的证据足以推翻传统说法以前，马陵战址还是以定在莘县大张乡为好，并且严正指出：“山东郯城县马陵之战研究课题组在坚持和发展《沂州志》误说时所表现的主观片面性和任意添改古书等不正之风，在近年的学术讨论中是罕见的!” 六 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向纵深发展 古代文化地理的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近年来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本年度的成果显示出这一领域有向断代和区域纵深发展的趋势。 王子今著《秦汉区域文化研究》以论述秦汉时期的基本文化区及其文化风貌为重点，分别讨论了秦汉时期12个文化区的人文社会面貌和民俗文化构成，分析了当时最主要的有突出代表意义的区域文化的特征，着重探讨了秦汉文化共同的形成及其区域文化传统基因(如乡土意识、文化节奏、儒风流布、人口流动等)，还对秦汉时期最高统治集团的区域文化观和区域文化政策进行了认真的历史总结，“作者对秦汉区域文化方面的研究有诸多独到的见解，是一部成功的多有创见的著作”(史念海序)。程民生著《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也是一部断代文化地理研究的专著。 蓝勇所著《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篇幅多达90万字，共分十三章，以西南地区四川(当时含重庆)、云南、贵州三省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历史时期这一地区的人种与民族、汉族移民与文化嬗变、教育、学术、信仰、丧葬、艺文、饮食、服饰、民居、交通等各种文化要求的地理分布及其动态变迁状况，最后一章划分了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的综合文化区，并且深入探讨了政区沿革、方言、风俗、地理环境、居民气质性格特征与综合文化区划的关系，堪称是一部厚重的历史区域文化地理研究专著；此前，学术界对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一直较为薄弱，“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考古、教育、学术、信仰、艺术、方言等文化因素上，且对这些因素在历史时期的空间变化上着力并不多；而对大文化因素中的人种、饮食、服饰、居室、交通等空间变化研究就更是十分薄弱了，本书便有意识在这些方面下了更多一些功夫”(作者后记)。 关于唐代宦官的来源地，传统认为是岭南、闽地。杜文玉《唐代宦官的籍贯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详细统计了迄今有籍贯可考的唐代宦官籍贯分布状况，认为北方籍宦官远比南方籍要多(比例分别为81%和19%)，而仅关内一道宦官即占总数的一半以上(52%)，传统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不过，南方籍的上层宦官在总数中的比例较北方籍为高，加上朝中专权的宦官多系南方籍，因而凭直觉很容易形成宦官中以闽、岭人居多的错误印象。 七 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势头良好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领域中的热门，以往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马正林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编著了《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一书，主要概述了城市的起源、城址选择、城市类型、城墙、形状、规模、平面布局、水源、园林、规划等具体内容，并且探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对象和任务，“此书的出版，标志着城市历史地理这门学科的成熟”（陈桥驿序）。 这一领域的专题论文也颇有深度。韩光辉《〈徐霞客游记〉桂林城市复原研究》（《历史地理》第14辑）揭示了明代桂林城作为省会、府治、县治三位一体行政中心的复合城市的平面布局、建筑设施及其职能与内外交通等问题。他的另一篇论文《中国古代都城户口规模研究的方法与实践》（《中国史研究》第4期）是作者多年从事历史城市与人口地理研究的经验总结，他认为：在中国古代都城市政建置或相当于这种建制的机构出现之后，都城城市户口即由都城自身的行政机构及其所属社会治安机构管理与统计，而不是传统认为的属于附郭之京县；探讨古代都城户口规模及其演变，必须从研究各朝代都城户口的户籍制度及其户籍构成入手；研究古代都城行政管理体制和居民管理系统成为探索各时期都城户口规模的重要方法，而完备的社会治安组织同样为探索有关时期都城户口规模提供了重要资料；结合政治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状况进行都城户口规模演变过程的分析，还可以进一步验证不同时期都城户口规模的可信程度。杜瑜《闽粤间对外窗口》（《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2期）着重论述了明清时期漳州、厦门、潮州、汕头、南澳岛港口发展的地理条件，分析了这些港口城市的经济腹地、海外走私贸易及其发展的局限性，认为客观条件限制了它们，使它们难以发展成象广州、泉州那样的对外贸易门户，只能是地方港、中转港，仅仅起到对外窗口的对作用。 八 历史地理典籍与学术史研究成果丰硕 本年度这方面专著有李勇先著《舆地纪胜研究》，深入研究了作者王象之的家世与生平，《舆地纪胜》的成书与流传、在编纂方法上的特点、在校勘与辑佚上的价值、与《方舆胜览》的关系等，并对今本《舆地纪胜》作了辑补(共辑佚文900条)。 本年度这方面有近20篇专题论文，主要集中在对《山海经》、《水经注》、《元和郡县志》、《徐霞客游记》、正史《地理志》的研究上。朱玲玲《从郭璞〈山海经图赞〉说山海经图的性质》（《中国史研究》第3期）把263首郭璞《山海经图赞》的赞文分为八类，详细分析了每类所赞之图的性质，结果认为均非地图，而是一些动植物神怪之类的绘画，从而否定了《山海经图》系指地图的说法。姜福武《盛弘之〈荆州记〉校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4、5合期）校出曹元忠、陈毅、王谟三种辑本20条24处错讹。王守春《〈水经注〉中〈注〉否〈经〉之考释》（《历史地理》第14辑）对30处注文否定经文情况作了详细的考释。华林甫《论〈水经注〉的地名学贡献》（《地理研究》第2期）对《水经注》的地名学贡献作了重新评价。汪前进《现存最完整的一部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全面分析了《元和郡县志》中的四至八到，发现其中的方向和里程数据是用来绘制地图的，认为整套数据是现在最完整的一份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其绘图方法是极坐标投影法。孙继民《敦煌所出伯希和文书4648号的写作年代及其研究历史交通地理的资料价值》（《历史地理》第14辑），缜密地考证出该文书写成于后唐长兴三年三月至十一月之间。李孝聪《〈宋史·河渠志〉考证札记》（载《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9月）对该志的刊误、史实进行了翔实的考证，对宋代黄河变迁的历史地理进行了探索。胡阿祥《〈徐霞客游记〉中的地名记述与研究》（《南京大学学报》第4期）对本论题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吴必虎《徐霞客的生命路径及其区域景观多样性背景》（《北京大学学报》第3期）运用时间地理学中的生命路径(lifepath)理论研究了徐霞客旅程的时空背景，颇有新意。 在这一领域，徐规《〈宋史·地理志〉补正》（《历史地理》第14辑）、冯永谦《〈辽史·地理志〉考补》（《北方文物》第3期）二文堪称传世佳作。前者积数十年治宋史之功，补《宋志》之缺漏、正《宋志》之讹误，共得107处(内6处系谭其骧先已指出、实得101处)，诚为不刊之论；同时指出《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据《宋志》绘出成都府路的“江原”系“江源”之误。后者根据文献资料，结合多年来的考古调查与研究，补充了《辽志》失载的中京道10州1军、南京道1军、西京道3州1军，以及隶属关系不详的20州、4军名称、政区沿革及其治所状况。 学术界对罗马天主教传教士马国贤(MatteoRipa)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贡献注意不多，李孝聪《马国贤与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印制》（台湾《东吴历史学报》第4期）一文根据作者在意大利拿波里的调查，介绍了马国贤制印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经过、目前收藏在意大利的康熙《皇舆全览图》两种铜版印本与马国贤在拿波里创办中国学院有关的中文地图，以及早期中文地图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进而指出：是马国贤把欧洲人用硝酸腐蚀铜版法印制地图的技术介绍给中国人，印制出铜版中国全图，并带回欧洲，才孕育出欧洲人新刻制的、更加准确的东方地图。 关于学术史研究，周汝英《中国古代地理方位标志法探索》（《史学月刊》第3期）将古代标志法区分为五行、八卦两种体系。姜道章《论传统中国地图学的特征》（《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从与欧洲地图相比较的角度出发，归纳总结了传统中国地图学的十大特征，即：以天圆地方为基础，计里画方的应用，详于画水而略于画山，地图上表示绘图者的思想概念，方向以使用者为中心的地图定位，行政区划变迁地图为历史地图的主流，地图绘制是政府行为而非私人企业，地图上有许多文学注记，手稿地图占极重要的地位，用高度象形图画式符号表示山和建筑物。 综上所述，本年度的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与现实紧密结合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同时也应当指出，学风问题应当引起各个方面的普遍重视。
王子今著《秦汉区域文化研究》以论述秦汉时期的基本文化区及其文化风貌为重点，分别讨论了秦汉时期12个文化区的人文社会面貌和民俗文化构成，分析了当时最主要的有突出代表意义的区域文化的特征，着重探讨了秦汉文化共同的形成及其区域文化传统基因(如乡土意识、文化节奏、儒风流布、人口流动等)，还对秦汉时期最高统治集团的区域文化观和区域文化政策进行了认真的历史总结，“作者对秦汉区域文化方面的研究有诸多独到的见解，是一部成功的多有创见的著作”(史念海序)。程民生著《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也是一部断代文化地理研究的专著。<中国古代行旅生活>是古代生活大型丛书，是适应社会文化需要的新举措，也是进行学术领域开拓的新尝试。比较系统具体而生动地秒描述了中国古代行旅生活史。全书从“心理准备““行装与旅费”“行旅送别礼俗”“行旅方式”“旅食与旅宿”“行程与行速”“行礼与行具”“行旅的安危”等方面，从社会史的角度评述了行旅在中国古代社会文明成熟，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意义，可以更为真切地了解许多生动具体的历史事实，看到一幅幅绚丽多彩的风俗画卷，领略其中隽永幽婉的意趣风致。反映出中国历史文化的若干重要特色。正文之中，往往是引用典故的堆砌，却少有注释，帮助读者阅读；看起来更像是“古代行旅生活考据”一类的文章。不是说这样写不行，而是这样写没有针对丛书的目标读者是谁们，而造成读者的阅读困难。所以，这一本“行旅生活”是看得最慢的。 目录:一 行诱的心理准备 1卜行择吉 2行神祭祀 二 行装与旅费 三 行旅送别礼俗 1灞桥折柳 2饯别形式的演变 四 行旅方式种种 1徒行时代与徒行阶级 2骑乘形式 3篮舆伊轧 4乘车行旅 5舟筏行水 五 旅食与旅宿 1行旅饮食 2宿息 宿泊 3民间行旅食宿服务业的经营 六 行程与行速 1远行的历史记录 2行旅速度：急脚 快马 飞车 3晓行与夜行 七 行李与行具 1行囊与行橐 2行滕与行缠 3其他随身行具 八 行旅的安危 1行旅交通事故 2贫病转零落 故乡不可思 3虎患及其他山林行旅灾难 4旅途盗劫危患 九 行旅生活百昧 1游学行迹：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2游宦生涯：区区牛马走 趋驰名利牵 3游贾事业：周流天下 无所不至 十 旅人的精神寄寓 1家园忘却酒为乡 2弦管笙歌销客愁 3客舟唱咏与驿壁题诗 十一 软脚·洗尘·接风中国古代行旅生活"的书摘……人们平时常常用“衣食住行”，也就是衣服、饮食、住居、出行，来概括社会物质生活的基本内容。“行旅”，一般是指历时较久、历程较远的出行活动。古代中国文明长期以来一直建立在以小农为经营主体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上，从而导致形成了相对封闭的文化传统，也曾经形成了对“行旅”活动存有某种消极偏见的生活观念。《老子》一书中所描绘的理想社会的蓝图，是以“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种彼此严重隔绝的社会生活为标志的。晋代名士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对于“与外人间隔”的所谓“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的社会生活环境的记述，也寄托着大体类同的梦想。与此相应的淡漠交往，厌畏出行的习尚，似乎久已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重要特色之一。尽管民间行旅在传统中国古代的总体社会生活中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但是行旅促进社会文明成熟，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意义仍然是显而易见的。据说民间原本通行以“衣食住”作为主要生活形式的说法，后来孙中山先生有感于近代世界交通与交往作用之重要，力倡加入“行”字，于是始有“衣食住行”之说。其实，早在先秦时代，《荀子·修身》中已经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大意是说，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应当遵循“礼”的规范，如此方能和谐有序，否则就会导致祸患。这里所说的“食恢、衣服、居住”，自然也就是“衣食住”，而所谓“动静”，与“行止”涵义大体相近。这可以由《周易·艮（gen亘）》中的一段话得到说明：“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行”和“止”，“动”和“静”，都要合乎时宜，这样才可能接近理想境界的实现。当时人所说的“动”或者“行”的涵义，其实是包括行旅活动的。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行旅生活在社会生活总体内容中的地位，似乎并没有完全受到漠视。
thghgg
1．《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1983年再版（1982年获陕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秦国发展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1985年再版。3．《中国古代史》（合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4．《简犊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台湾谷风出版社1987年版。5．《秦汉社会文明》（合著），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台湾谷风出版社1990年版，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再版。6．《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7．《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8．《法与中国社会》，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9．《秦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2年版。10．《秦汉简史》（合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1．《吕不韦传》，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2．《新编秦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版。13．《秦汉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版。14．《长江文化史》（合著），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学术论文及其他学术文章1．《批判〈中国田赋史〉》，《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8年第3期。2．《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究竟何时形成》，《学术月刊》1963年第3期。3．《怎样看待农民战争的“伪降”》，《人民日报》1964年8月19日。4．《略论社文秀之死》，《历史教学》1964年。5．《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生漆的发现和利用》，《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8年第1期。6．《秦人早期历史探索》，《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7．《试论商勒变法成功的原因》，《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2期。8．《井田和爰田》，《人文杂志》1979年第1期。9．《从云梦秦简看秦代的法律制度》，《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10．《秦国封建社会各阶级分析——读〈睡虎地秦墓竹简〉札记》，《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11．《“隶臣妾”辨》，《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12．《日本僧人灵仙对中国佛典翻译的贡献》，《史学月刊》1980年第2期。13．（秦国华阳夫人考），（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14．《悼念陈直教授》，《考古》1980年第5期。15．《秦公钟、铸铭文释读中的一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6期。16．《论秦穆公》（合作），《考占与文物》1980年第6期。17．《古代法制杂谈》，《随笔》1980年第11期。18．《秦起源于东方和西迁情况初探》，《求索》1981年第4期。19．《萧将军瓦和前将军萧望之》，《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20．《秦国奴隶制社会形态的特点》，《中国古史论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秦汉史论丛）第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21．《秦代法律制度初探》，《法律史论丛》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22．《汉甘泉宫瓦当文字考释》，《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23．《秦汉史研究综述》，《中国历史学年鉴1981》，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24．《论汉代“奴婢”不是奴隶》，《学术月刊》1982年第3期。25．（周公东征与嬴姓西迁），《文史知识》1982年第11期。26．《支那称谓问题》，《人文杂志》1982年第3期。27．《论秦汉时期在中国历史的地位》，《人文杂志》1982年第5期。28．《春秋时期秦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先秦史论文集》，人文杂志专刊，1982年。29．《青川秦墓木牍内容探讨》，《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30．《陈直传》，《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31．《秦代官爵制度变化的奥秘》，《光明日报》1983年5月25日；《〈史学〉论文选》（光明日报专刊丛书，光明日报社1984年版）。32．《从云梦秦简看秦代的法律制度》，《中国法制史论文选》（第一分册），北京政法学院法制史教研室。33．《汉代法律管窥》，《中国古代史论丛》1983年第1辑，福建人民出版社。34．《怎样看待农民战争中的“伪降”》（合作），《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参考资料》，辽宁省社会科学学会、辽宁省历史学会。35．《秦代中央官制简论》，《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36．《秦汉时代的丞相和御史（居延汉简解读笔记）》，《兰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37．《“隶臣妾”并非奴隶》，《历史论丛》，齐鲁书社1983年版。38．《秦汉时代的市政》，《历史教学问题》1983年第5期。39．《1983年秦汉史研究概况》，《光明日报》1984年3月21日。40．《秦汉史研究综述》，《中国历史学年鉴1984》，人民出版社版社1984年版。41．《中国历史的魁力》，《中国历史教学参考》1984年第2期。42．《中国封建地主阶级产生的两条途径》，《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1985年获陕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43．《秦佣发式和阴阳五行》，《文博》1984年第3期。44．《怎样学习秦汉史》，《怎样学习中国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45．《怎样理解文明这个概念》，《人文杂志》1984年第3期。46．《秦汉文明发展的特点》，《学习月刊》1984年第10期。47．《研究古代史亦应重视信息》，《光明日报》1984年10月10日。48．《理财家桑弘羊》，《天水师专学报》1984年第6期。49．《秦涌之谜》，《文博》1985年第1期。50．《张汤评传》，《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51．《秦尚水德无可置疑》，《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52．《三辨“隶臣妾”：兼谈历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学术月刊》1985年第9期。53．《刘向》，《中国史学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54．《范晔》，《中国史学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55．《日本学者对中国简牍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12期。56．《在教师指导下充分发挥研究生的主动性》，《研究生能力培养探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57．《写在竹片木板上的历史资料——介绍我国秦汉简犊》，《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86年第1期。58．《历史的经验与现行的政策——兼论〈论秦的兴亡及其知识分子政策〉》，《社会科学评论》1986年第1期。59．《秦涌主题何处觅：〈秦涌之谜〉之二》，《文博》1986年第2期。60．《〈三国演义〉中丰富生动的情节都是虚构的吗？》，《文史知识》1986年第4期。61．《日书：秦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合作），《文博》1986年第5期。62．《中国出士简研究近况》，《史滴》第7号（日本早稻田大学1986年）。63．《西安古代军阵研究》，China Daily Jan．26，1987。64．《〈居延汉简研究〉评价》，《光明日报》1987年3月4日。65．《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文化的特点》，《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66．《汉唐寺院经济研究的精华：介绍何兹全主编〈五十年来汉唐寺院经济研究〉》，《光明日报》1987年7月22日。67．《评〈五十年来汉唐寺院经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68．《以君主意志为法权的秦法》，《学术月刊》1987年第2期。69．《如何学好秦汉史》，《中外历史》1987年第3期。70．《如何理解“文明”与“文化”的概念》，《光明日报》1987年7月14日。71．《陈直（居延汉简研究）评介：兼谈历史研究的方法》，《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72．《中国秦汉史研究近况と展望》，[日本]《古代文化》1988年第2期。73．《秦人的开拓精神和秦国的开放改革》，《陕西日报》1988年5月11 日。74．《秦人观与中国的统一》，《人文杂志》1988年第2期。75．《曲径通幽处，高楼望路时：评价当前简牍〈日书〉研究状况》，《文博》1988年第3期。76．《秦陵墓上石刻探微》（合作），《宝鸡师院学报》1988年第2期；《秦始皇陵兵马涌博物馆论文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77．《秦赵同源新证》，《河北学刊》1988年第3期。78．《国家与社会的统———与唐德刚教授隔洋对话》，（社会科学评论）1988年第4期。79．《涌魂惊窘宇，歌舞颂强秦——评舞剧〈秦涌魂〉》，《西安戏剧》1988年第1期。80．《汉长安城的未央宫》，《旅游博览》1988年第2期。81．《〈中国版刻综录〉简介》，《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总第197期（1988年 9月）。82．《秦涌的价值》，《秦陵秦诵研究动态》1989年第1期。83．《秦佣效应和秦文化的整合》，《文博》1989年第4期。84．《西汉时代生产关系的特点》，《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2期。85．《秦王朝统一后的社会各阶级》，《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86．《中国人学者によるの[日书]研究の现状》，《史滴》第11号（日本早稻田大学1990年）。87．《西汉戊己校尉考》，《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88．《咸阳古道音尘绝：对秦始皇的评价问题介绍》，《中国历史教学参考》1991年互、2期。89．《中国古代官吏的休假制度与婚姻家庭：从〈孔雀东南飞〉的爱情悲剧说起》，（学术月刊）1991年第2期。90．《秦汉政策生活中的神秘主义》，《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91．《“考察之功”与“独断之学’》，《光明日报》1992年2月26日。92．《秦简〈日书〉校补》，《文博》1992年第1期。93．《评何兹全教授〈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94．《朱雀楼札记》，《秦文化论丛》第2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95．《〈尉缭子〉与秦始皇陵兵马俑的研究》，《秦文化论丛》第2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96．《台湾秦汉史学者研究概况》，《秦陵秦佣研究动态》1993年第4期。97．《〈睡〉简与〈放〉简〈日书〉比较研究》，《文博》1993年第5期。98．《从放马滩〈日书〉（甲种）再论秦文化的特点》，《简帛研究》第1辑，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99．《我的两部〈秦汉史〉》，《深圳特区报》1994年7月9日。100．《将我的思想和情感灌注到秦汉史研究中》，《史学家自述》，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101．《求长生而致短命——秦始皇死因考》（合作），《秦文化论丛》第3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102．《秦始皇的恚恨》，《人文杂志》1994年第3期。103．《秦始皇会稽刻石辨析》，《学术月刊》1994年第7期。104．《中国古代国家统一的历史过程》，《求是学刊》1994年第3期。105．《会稽淫风考》，《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106．《一孔之见，借以续貂》，《秦文化论丛》第4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107．《西汉史研究的又一硕果：〈汉人秘史〉（〈西汉兴亡史〉）序》，《固原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108．《千年难解始皇谜：评〈秦始皇帝评传〉》，（文博）1996年第5期。109．《汉乐府〈焦仲卿妻〉的爱情悲剧及中国古代官吏的休假制度），《中国上古秦汉学会通讯》第3期，台北，1997年6月
藏文文法属藏族五明学之首的声明学，称之为是学其他所有学科的金钥匙，语法是语言中大小音义结合体的组合、聚合规则。语法在藏语学习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藏文文法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被广泛地研究和应用，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从藏文本身还可以窥探出藏族具有悠久的文明史，多姿多彩的传统文化，这方而的研究成果可以反映出藏族的基本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民族的自尊和自信有启示作用。语言是反映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透过语言，可以了解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形态。藏文文法的学习对从事藏学研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论文结合自己的观点采用分析和研究的方式把有关藏文文法资料进行了尽可能详尽的发掘、比较、分析，得出了自己的观点。
学术论文有多重要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它具有的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和知识的科学记录，我整理了对学术论文重要性的认识，欢迎阅读! 对学术论文重要性的认识 1、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预测性上具有的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和知识的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上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讨论或学术刊物上发表，或用作其他用途的书面文件。 2、学术论文的写作是非常重要的，是衡量一个人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的重要标志。在学术论文撰写中，选题与选材是头等重要的问题。一篇学术论文的价值关键并不只在写作的技巧，也要注意研究工作本身。在于作者选择了什么课题，并在这个特定主题下选择了什么典型材料来表述研究成果。科学研究的实践证明，只有选择了有意义的课题，才有可能收到较好的研究成果，写出较有价值的学术论文。所以学术论文的选题和选材，是研究工作开展前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步，是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 3、学术论文，就是用系统的、专门的知识来讨论或研究某种问题或研究成果的学理性文章。具有学术性、科学性、创造性、学理性。 4、其分类如下： (1)按研究的学科，可将学术论文分为自然科学论文和社会科学论文。每类又可按各自的门类分下去。如社会科学论文，又可细分为文学、历史、哲学、教育、政治等学科论文。 (2)按研究的内容，可将学术论文分为理论研究论文和应用研究论文。理论研究，重在对各学科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研究;应用研究，侧重于如何将各学科的知识转化为专业技术和生产技术，直接服务于社会。 (3)按写作目的，可将学术论文分为交流性论文和考核性论文。交流性论文，目的只在于专业工作者进行学术探讨，发表各家之言，以显示各门学科发展的新态势;考核性论文，目的在于检验学术水平，成为有关专业人员升迁晋级的重要依据。 关于庙壁画的学术论文 召庙壁画考 【摘要】 本文介绍了呼和浩特大召寺乃琼庙壁画的内容，论述了壁画中主要尊像之间的关系。认为呼和浩特大召寺乃琼庙壁画中的主要尊像为白哈尔、铁匠神、白梵天，三者出现在一个佛殿之中，其中应该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这对进一步揭示明末以来内蒙古与中央政府以及西藏地区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大召寺;乃琼庙壁画;内容;主像关系;考证 位于呼和浩特市的旧城玉泉区的大召寺，其蒙语名为“伊克召”(大庙)，是呼和浩特地区最大的黄教寺庙。呼和浩特大召寺及其他各大寺院的建立，使得呼和浩特从明朝开始就成为了一座辉煌美丽的城镇，是当时的蒙、藏、汉各族以及蒙古之间文化、经济交流的中心。呼和浩特的大召寺因为供奉过清朝康熙帝的万岁金牌，所以视为呼和浩特众多寺院中的“帝庙”。 大召寺壁画作为一种宗教艺术品，其意义不仅仅具有宣扬佛法，劝人积极向上的单纯目的，这种召庙壁画更是内蒙古统治阶层解决内外矛盾、稳定民心、维系部落团结的内容体现。召庙壁画是十六世纪末叶以来西藏佛教文化传入蒙古草原后的产物。本文所指的是大召寺壁画，以独特的造型语言和绘画，表达了当时土默特蒙古族人民虔诚的宗教情感，是研究当时民族史、蒙古文化史、蒙藏宗教史、蒙藏关系史的重要文化遗存。 一、呼和浩特大召寺乃琼庙壁画内容考 关于呼和浩特大召寺的文献与史料是相对完整的，但是对大召寺乃琼庙的相关记载就相形见绌了，文献与史料则少之又少。 大召寺内现存的古代壁画主要存于乃琼庙佛殿东、西、北正壁三壁及大雄宝殿经堂北壁东西两侧和佛殿内。呼和浩特大召寺乃琼庙佛殿北壁横长米，纵高米，东、西、北三面墙壁上从殿顶至佛台间的墙壁上均布满壁画。北壁面积最大，东、西两壁比北壁墙面低大约40厘米，两壁墙面上方都以木质结构与北壁持平。 大召寺乃琼庙北壁有主尊像5尊，5尊像身量远大于壁画中的其他尊像，壁画中央的尊像相较其它4尊又属身量最大，身量尺寸突出了其中心位置，这5尊像的周围又散布着众多的身量较小的尊像。 呼和浩特大召寺乃琼庙的名称与西藏哲蚌寺乃琼庙的名字相同，西藏乃琼庙主供白哈尔护法神，所以呼和浩特大召寺乃琼庙也应该与白哈尔神有着必然联系。北壁壁画中从西向东的第五位主尊是3面6臂的白色身相，左3只手分别持刀、弓、杖，右3只手分别持钩、箭、剑，尊像显游戏座，座骑是一雪狮，如此造像特征与奥地利学者贝斯基的著作中对白哈尔神的图像描述一致。北壁的其余4尊主尊像造像特征也与该书所述的白哈尔五身神组中的另外四尊神相对应，所以我们基本可以认为北壁五尊主像为白哈尔五身神。 此外，《西藏喇嘛教图像学》书中就列出了白哈尔五身神组的图像规范表，当中的五身神与内贝斯基在《西藏的神灵体系和鬼怪》对白哈尔五身神的描述是一致的。其中内贝斯基对白哈尔五身神组成的坛城中诸神的方位描述为：位之中央的意之王帝释，位之东方的身之王门普布查，语之王战神一男位之西方，功德之王具木鸟形者位之南方，位之北方的是叶之王白哈尔。以上对白哈尔五身神造像特征的描述与和呼和浩特大召寺乃琼庙佛殿北壁壁画内容中的五身神组是基本吻合的，所以我们基本可以判定：呼和浩特大召寺乃琼庙佛殿北壁所描绘的主尊像是白哈尔五身神组。五身神组形成的坛城，是以意之王帝释为中心的坛城，乃琼庙北壁的五位主尊自西向东的顺序为：身之王门普布查、语之王战神一男、意之王帝释、功德之王具木鸟形者、叶之王白哈尔，这样的五身神组就形成了以意之王帝释为中心的坛城。 我们再将视线移向东壁壁画，东壁壁画主尊头戴一骷髅冠，面显忿怒态，两臂长开，左手握一吹火皮囊，右手持一冒火锤，呈游戏座，座骑为一褐色公山羊。主尊与座骑与《西藏的神灵和鬼怪》中的具誓护法单坚的造像特征很为相似，唯一的不同点就是书中尊像头戴的是“沃贝夏”或者“太虚帽”。具誓护法是格鲁派密教寺院的护法，也是宁玛派的三根本护法之一，被称为“具誓金刚”、“善金刚居士”。单坚护法骑绿鬃白狮，骑羊也是他的主要化像之一。骑羊护法呈铁匠装容，也被西藏当地的铁匠称为保护神，其左右手的手持之物吹火皮囊和铜冒火锤就是和铁匠有关的法器，所以民间一般称之为“铁匠神”。 与东壁相对应的西壁壁画主尊正面面向来者，主尊头顶有一白海螺，手持法器为长矛、宝剑和宝盆，呈游戏座，座骑为一白马。根据其头顶的白海螺为辨识其身份的最主要特征，藏传佛教将头顶海螺的护法尊像称为“具海螺髻白梵天”。此壁画中所绘制的白梵天的伴神以及怒相神与《西藏的神灵和鬼怪》中所提到的造像特征也基本相符。白梵天有善身形和梵天怒相形，西壁壁画的主尊是善相白梵天。 由此可知，呼和浩特大召寺乃琼庙佛殿北壁绘制的是以意之王帝释为中心组成的五身神组坛城;东壁壁画主尊为铁匠神;西壁壁画主尊为白梵天。由于藏传佛教绘画中主要尊像的绘制要严格按照相关的教义规定来绘制，所以尊像的姿态表现有些固定，程式化的特征有些明显。但是这三面壁画中的七位主尊身形高大魁梧，北壁中央的意之王帝释表现最为明显，达到了寺庙壁画应有的宗教威慑效果。乃琼庙壁画中其他的伴神也被绘制的栩栩如生。 二、大召寺乃琼庙佛殿壁画中主要尊像之间的关系 呼和浩特大召寺乃琼庙壁画中的主要尊像为白哈尔、铁匠神、白梵天。三者出现在一个佛殿之中，其中应该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白哈尔、铁匠神、白梵天都是藏传佛教之中的世间护法神，可以对世间之事做出预言。他们都具有财神的身份，这其中也不难表明内蒙古地区上层社会对生活富足、民族强大的美好愿望。 白哈尔神与铁匠神有相同的财神性质，二者在诸多的图像中都有所关联。除了呼和浩特大召寺乃琼庙佛殿壁画中同时出现外，蒙古国有一私人收藏的以多吉秀丹为主尊的唐卡中，右下角就是铁匠神，在左边的中部绘制有以白哈尔为中心的五身神组坛城。雍和宫以意之王帝释为主尊的五身神组唐卡中，铁匠神位于主尊正下，在这幅唐卡中除白哈尔五身神组外，也就仅仅绘制了莲花生与铁匠神。在雍和宫的另一幅以多吉秀丹为主尊的唐卡中，铁匠神作为其伴神出现在了画面的右下角。在藏传佛教的教义之中，多吉秀丹是以白哈尔接替者的身份出现的，这都可以反映出白哈尔和铁匠神之间的关系。 在藏传佛教的历史上，白哈尔神与白梵天神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在清代的西藏，二者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领域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在藏传佛教的教义中，白哈尔和白梵天就有多重称谓上的关系。内贝斯基在“具海螺髻白梵天”与白哈尔名称共用关系的问题上就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即“早期的一些翻译家，当他们为源于印度的一些神灵选择译名时，有时就使用现成的属于佛教传入以前西藏土著万神殿中的神灵的藏语名称，这是极有可能的”。一些西藏人认为被称为白梵天怒相神灵的李庆哈拉神就是白哈尔的一个身形或者“化身”。 三、结语 呼和浩特大召寺乃琼庙佛殿壁画是比较珍贵的历史遗存，对研究内蒙古的藏传佛教，尤其是当中的护法神体系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是内蒙古藏传佛教艺术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艺术作品，这对进一步揭示明末以来内蒙古与中央政府以及西藏地区的关系也有重要的意义。 看了“对学术论文重要性的认识”的人还看： 1. 学术论文的重要性的认识 2. 对学术论文规范的看法 3. 对学术论文的认识 4. 学术论文写作的认识 5. 学术论文的学术评语
一、 《苯教史名著〈嘉言库〉》，《青海教育》，西宁。二、 《论藏族现代文学的发展》，青海《民族语文工作》，西宁。三、 《论〈旋努达美〉中的佛家出离思想》，《青海民族学院学报》，西宁。四、 《〈诺桑王子〉研究》，《青海教育》，西宁。五、 《论梵语文学对藏族古典小说的影响》，《藏学论文选编》（硕士论文选）第二辑。，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六、 《论七赤天王时期佛教始传吐蕃》，第六届国际藏学会论文集《西藏研究》 (Tibetan Studies) 第二辑。七、 《论藏语普通话》,1992年在意大利参加第二届国际藏语文学术讨论会时的会议论文，先收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上发表，后在藏语术语标准化工作委员会编的《藏语文研究论文集》（民族出版社）转载。八、 《甘孜州藏传佛教寺院志》中十一座寺院历史的研究和撰写，作为内部资料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印出，1999。北京。一、 《〈智美更登〉初探》，《西藏研究》，拉萨。二、 《七赤天王时期的吐蕃苯教》，《中国藏学》，北京。三、 《冈底斯神山崇拜及其周边的古代文化》，《中国藏学》，北京。四、 《意大利的藏学研究及藏传佛教》，陈庆英主编《藏族历史宗教研究》 第一辑，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五、《西藏历史文化词典》有关苯教辞条，王尧和陈庆英主编，西藏人民出版社和浙江人民出版社，。六、《宗教大辞典》苯教辞条，任继愈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七、《苯教文化研究学术讨论会在日本召开》，《中国藏学》，北京。被译成藏文发表在《中国藏学》藏文版，北京。八、《雍仲苯教的文献》，论文，《中国藏族文化艺术彩绘大观图说明镜》，第108-200页。民族出版社，2002年，北京。九、《苯教塞康文化再探》，《中国藏学》，北京。十、《藏传佛教在西方的传播和发展琐议》，拉巴平措、格勒主编《当代藏学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第229-250页。北京。十一、《苯教〈大藏经〉的形成及其发展》，《西藏研究》。十二、“藏传佛教僧人学经和晋升学位问题专题研究”课题获得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02年度特等奖，本人承担其中甘青部分十三、《再探古老的象雄文明》，中国藏学，一、 《古老的象雄文明》，《西藏研究》藏文版，拉萨；《西藏研究》汉文版，拉萨。被译成英文发表在《西藏研究》英文版(《Tibetan Studies》),，拉萨。二、《藏文起源新探》， 《中国藏学》藏文版；《中国藏学》汉文版，北京。三、 《试论苯教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藏学》藏文版；《中国藏学》汉文版，北京。四、 《苯教文献及其集成》，《西藏研究》藏文版，拉萨；《中国藏学》汉文版，北京。被译成英文发表在《中国藏学研究论文集》（《Thesis on Tibetology in China》），1996，北京。一、 Dralag Monastery and its Tribes （《扎拉寺及其部落》）。论文，第届国际藏学会论文集《西藏研究》（Tibetan Studies）第二辑。奥斯陆，挪威。二、Bonpo Tantrics in Kokonor Area （《青海湖地区的苯教密士》），论文，第八届国际藏学会论文集，1999，印第安那，美国。三、“Lama”of Bonpo Tradition in Amdo and Khams （《安多和康区苯教传统中的“喇嘛”》），论文，1999年日本大阪召开的国际苯教学术讨论会提论文。载该会议论文集《New Horisons in BonStudies》大阪，日本。2000。四、《Bonpo Tantrics in Kokonor Area》（《青海湖地区的苯教密士》），九八年七月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参加第八届国际藏学会（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召开）论文五、《A New Bonpo Center---Shar-rdza Hermitage》（《一个新的苯教中心---夏尔扎修炼地》），论文，为第九届国际藏学会提交的论文。2000，莱顿，荷兰。发表在该会议论文集，劳然司·艾坡斯坦编《康巴史》（Khams pa Histories：Visions of People,Place and Authority,edited by Lawrence Epstein），Koninklijke Brill NV,Leiden,The Netherlands,2002.六、《Monastic Education of Bon in sNang zhig》（朗依寺的苯教寺院教育），为第十届国际藏学会提交的论文。2003年，英国，牛津。七、《A Survey of Bonpo Monasteries and Temples in Tibet and the Himalayas》（西藏和喜马拉雅地区苯教寺院神殿研究），合著，大阪，日本，2003。八、《A Catalogue of the Bon Kanjur》（苯教大藏经目录研究），专著（合著），大阪，日本，2003。一、 《La Religione Bon e I suoi Rapporti con il Buddhismo in Tibet》（《苯教及其 与藏传佛教的关系》），1992年“基督教与 藏传佛教的对话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有关藏族佛僧的对话》（Monachesimo tibetano in dialogo），1995，罗马，意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