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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意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签书淮南判官。再调知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欲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彦博为相，荐安石恬退，乞不次进用，以激奔竞之风。寻召试馆职，不就。修荐为谏官，以视母年高辞。修以其须禄养言于朝，用为群牧判官，请知常州。移提点江东刑狱，入为度支判官，时嘉佑三年也。 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于是上万言书，以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这耳目，器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闾苍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元一旦之忧乎？愿监苟且因循之弊，明诏大臣，为之以渐，期合于当世之变。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议者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 俄直集贤院。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辞之累日。阁门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还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诏，纠察在京刑狱，自是不复辞官矣。以母忧去，终英宗世，召不起。 翻译:二年二月，拜参知政事。上谓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上问："然则卿所施设以何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 ，最方今之所急之。"上以为然。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命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之。安石令其党吕惠卿任其事。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分下。 御史中丞吕诲论安石过失十事，帝为出诲，安石荐吕公著代之。韩琦谏疏至，帝感悟，欲从之，安石求去。司马光答诏，有"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之语，安石怒，抗章自辨，帝为巽辞谢，令吕惠卿谕旨，韩绛又劝帝留之。安石入谢，因为上言中外大臣、从官、台谏、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胜天下流俗；故与天下流俗相为重轻，流俗权重，则天下之人流俗；陛下权重，则天下之人归陛下。权者与物相为重轻，虽千钧之物，所加损不过铢两而移。今奸人欲败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为，于是陛下与流俗之权适争轻重之时，加铢两之力，则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权，已归于流俗矣，此所以纷纷也。"上以为然。安石乃视事，琦说不得行。 -------------------------------------------------------- 北宋神宗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皇上对他说：“人们都不了解爱卿你的才能，都以为你只懂得经理学术，不懂的政治事务。”王安石回答说：“经术学问正是用来处理政务世事的，但后来很多所谓“大儒”，大部分都是才能庸俗之人，因此世上俗人才都以为经学不能辅佐治世罢了。”皇上又问：“既然这样那么你最先开始的施政措施是什么？”王安石答道：“改变劣习风俗，树立法规，是现在最亟需的了。”皇上认为是这样的。于是开设增置三司条例司机构，任命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一并负责。而后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等变法相继开始实施，号称新法，派遣提携推举各类官员四十余人，分派颁布执行新法。 御史中丞吕诲论述王安石十大过失，皇上因此贬吕诲外出任官，王安石推荐吕公著代替他担任原职。韩琦的规谏上疏承到皇上那儿，皇上有所感觉醒悟，想听从他的意见，王安石自己请求离开。司马光代皇上答复他的辞官诏书，上面写有“天下士人大夫群情汹涌，黎民百姓纷纷骚动”的话，王安石大怒，抗拒诏书自我申辩，皇帝谦恭的安慰辞谢他，命令吕惠卿颁布旨意，韩绛又劝皇上留下王安石。王安石入朝答谢，因此借机向皇上进言说朝中内外大臣、从官、台谏、朝士拉帮结党的状况，并且说：“皇上想要靠先王的正道来战胜天下流习恶俗；因此与天下恶俗做个轻重权衡，如果流俗恶习占上风，那天下人就都从流习了；如果陛下您的权力大，那天下人将都会归顺陛下左右的。权力与东西互相为轻重权衡，即使千钧重的东西，增加损失的不过是写钱财罢了。现在奸邪之人想败坏先王治世正道，来阻碍陛下的行动，于是皇上您与流俗恶习争权的时候，增加金钱开支，发挥的作用很小，而天下的权力将转移道流习恶俗一边了。这才是新法纷纷扰扰的原因。”皇上认为有道理。于是王安石急需负责政事，韩琦的进谏没有成功。
可以论述他们的异同，从背景、措施、作用方面入手，最后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或是总结值得借鉴的经验。最基本的，你应该熟悉这些改革的内容才好有感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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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失败错在用人（北宋）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天久旱不雨，百姓颗粒无收，饥民流离失所，宋神宗为此忧心忡忡。一位看门小吏郑侠趁机进献《流民图》给神宗，冒死上奏：“都是王安石变法惹的祸，故天以异象示警。只要废除新法，我以我的人头担保：十日之内天必下雨！”郑侠的奏疏犹如晴天霹雳，看着图上百姓哀鸿遍野、饿殍满道的惨状，神宗为之长吁短叹，两位太后更是潸然泪下。 第二天神宗便宣布暂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诏下3天后天降大雨，旱情缓解。水旱灾害乃至久旱必雨本是自然现象，非人力所能控制，可人们却把账都算在王安石身上。王安石所处的时代，正是北宋王朝步履维艰之时，改革迫在眉睫，年轻的神宗皇帝锐意变法图强，因此他起用王安石辅佐自己实现富国强兵的抱负。王安石临危受命，立即进行了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涉及政治、经济、军事、选人用人、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应该说，王安石的初衷是好的，改革也确实达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可为什么会遭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反对呢？而且，发难者偏偏是自己信任、重用的人呢？王安石的用人观其实，对于如何提拔人才、选取人才，王安石颇有见地，他发了不少高论来阐述自己“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系统人才观。“教之”，即通过学校教育来培养人才。为此王安石力主兴办太学、州县学等各级学校， 同时，王安石还设置武学、律学与医学，培养国家急需的专门人才。“养之”，即优待和栽培人才。王安石认为对人才应当利、礼、法共用，“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饶之以财”就是“高薪养廉”，给官吏们优厚的工资待遇，使他们衣食无忧，从而远离腐败贪污。“约之以礼”就是用“礼”加强官员的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官员廉洁自律的能力，从内部做到拒腐防变。“裁之以法”就是对于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吏则应严厉惩治。“取之”，即发现、选拔人才。王安石坚决反对北宋旧有恩荫制度和科举制度，而是极力推崇古代的荐举制度。在荐举人才时，并不是一两个人说了算，而是要征求众人意见，并且，还要用实践效果来检验人才是否能当大任。“任之”，即任用人才。任用之道，关键是任人唯贤、任人唯才、任人唯德，以人之才德为唯一标准。并且，王安石强调用人要“久于其职”，忌讳频繁的迁调。王安石错识的“英才”王安石理想中的人才是德才兼备，但实际操作过程中理想与现实剥离开来了。为了变法的顺利进行，王安石向神宗皇帝举荐了不少人才，让他们加入到变法大军中来，其中确实不乏年轻有为者。尽管王安石再三强调选用人才要德才兼备，切忌让那些“巧言令色”之徒得势，可是他的队伍里还是掺进了不少投机钻营道德败坏之徒，这些人或者有才无德或者无才无德，他们只不过凭借极力吹捧新法以取得王安石的赏识从而进入到变法大军中来，他们与王安石不一样，王安石是一腔热血欲救大宋王朝于危难之中，而他们这些投机者不过是借王安石这棵大树乘凉，伺机升官发财满足自己的私欲罢了。如陕西宁州通判邓绾就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反复小人。邓绾也算个才子，曾经“举进士，为礼部第一”，为了快速升官便走捷径，对王安石以及他主持的变法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得到神宗和王安石的赏识，被提拔进朝廷做官，在京的同乡骂他无耻，他却毫不在乎地说：“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王安石第一次罢相，邓绾便转投吕惠卿门下一起打击王安石，及王安石复相，邓绾又弹劾吕惠卿、章惇等以取谀王安石。如此厚颜无耻之徒对于变法只能起破坏作用。文章开头提到的郑侠并非道德堕落之人，相反，他才华出众谈吐不凡，于国忠心耿耿，曾因为热议支持改革而受到王安石奖掖，但是他后来对新法产生了怀疑。王安石绝对没有想到，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郑侠不但不知恩图报，反而陷自己于不义。实际上，流民是中国古代一个很普遍的社会问题，王安石变法期间北宋社会的流民现象在中国古代史上并非是最严重的，况且恰恰那段时间自然灾害那么严重，怎么能够把流民的产生责任都归结于王安石变法呢？而把所有天灾异象都怪罪于王安石就更是荒谬。正是因为郑侠的《流民图》，神宗皇帝开始对变法的效果产生了怀疑，从而暂停了八项新法，神宗与王安石之间也第一次出现了裂痕，随之而来的是王安石的第一次罢相。其实往王安石心头撒盐的绝不仅仅是郑侠一人，郑侠虽然说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但他至少人格受人尊敬，他所作所为绝不是出于个人私利，而是真正想“为民请命”，或许还值得原谅。而其他人与变法队伍的分离，就实在令王荆公愤怒了，如曾布对市易法的诘难，杨绘、刘挚对改革的攻击等，他们曾经都是改革的积极推行者，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重用，可他们却也成了反对变法的骨干力量，把变法队伍撕扯得遍体鳞伤。在这些反对王安石的人中，最忘恩负义的莫过于吕惠卿了。吕惠卿的确才华横溢，有非凡的政治能力，王安石十分器重他，对他有“卵翼之恩，父师之义”，把他视为自己的左膀右臂，朝中之事无论巨细都和他商量：“事无大小必谋之,凡所建请章奏皆其笔”，吕惠卿也因此成为变法派阵营中仅次于王安石的第二号人物。但此人城府颇深野心勃勃，表面上对王安石言听计从无比尊崇，内心里却处心积虑想整垮王安石以取代其位置，正如史书评价：“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无不为。”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期间力荐吕惠卿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以继续推行变法，但就在王安石如此失意之时，正是他昔日最宠信的吕惠卿落井下石，制造了几件有损他政治声誉的事陷害他，以达到阻止他复相之目的。王安石还朝后，吕惠卿更是加大打击力度，居然把王安石写给他的私信呈给了皇上，因为王安石把他视为同舟共济的知己，给他的信中曾有“无使上知”（不要让皇上知道）字样，犯了欺君之嫌，尽管神宗没治罪于他，但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已经大打折扣，于是王安石第二次罢相，永远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变法派两大力量王、吕的交恶导致变法派力量严重削落，新法实际最高执行者王安石的解职也标志着变法集团的最终分裂。从此，变法形势急转而下，奔向失败的命运，他多年所为之呕心沥血的变法事业最终付之东流。人员的良莠不齐导致变法的失败变法集团人员的良莠不齐给变法带来了非常大的危害。第一，他们或者以权谋私鱼肉百姓，引起民怨沸腾，而百姓把怨恨的目光直接投向了王安石和王安石主持的变法；第二，他们或者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导致变法集团内部出现了分裂，防线从内部瓦解，面对守旧派的咄咄逼人他们不堪一击；第三，对变法起决定作用的最高统治者神宗皇帝所见所闻也都是不利于变法的社会舆论，他的信心也动摇了，这直接导致了变法的惨淡收场。更值得强调的是，正是因为变法集团人员的臭名昭著，使得神宗皇帝的生母高太后对变法也是深恶痛绝，当神宗驾崩哲宗即位后，因哲宗年幼，她以太皇太后身份听政，立即起用保守派司马光、吕公著等,全面废除了宋神宗和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值此，新法最终彻底遭遇失败。而产生这一切后果的根源都是因为王安石“看走了眼”，错把奸人当英才，盲目地纳入到变法队伍中来，最终促成了变法的失败。可以说，错识“英才”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罪魁祸首。
1，商鞅变法①背景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导致奴隶主的土地国有制，逐步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代替，地主和农民两大对立的阶级的产生。新兴军功地主阶级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要求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从而引起了社会秩序的变动。因此，纷纷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发展封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统治。各国纷纷掀起变法运动，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战国初期，秦国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产生和赋税改革，都晚于其余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落后于齐、楚、燕、赵、魏、韩六个大国。为了增强秦国实力，在诸侯国的争霸中处于有利地位和不被别国吞并，秦孝公引进人才，变法图强。②内容第一次变法内容：（一）颁布实行魏国李悝的《法经》，增加连坐法 法律，轻罪用重刑；（二）废除旧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并且限制商人经营的范围，重征商税。（四）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宦之民。（五）强制推行个体小家庭制度。扩大了国家赋税和兵徭役来源，为秦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次变法内容：（一）废除贵族的井田制， “开阡陌封疆”，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二）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官僚机构；“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废除分封制，“凡三十一县” ，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三）迁都咸阳，修建宫殿；（四）统一度量衡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五）编订户口，五家为伍，十家为什，规定居民要登记各人户籍，开始按户按人口征收军赋；（六）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规定凡一户之中有两个以上儿子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这是对第一次变法中“异子之科”法令的补充，也是对社会风俗的规范。③影响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旧制度被彻底废除，封建经济得到了发展，秦国逐渐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为后来秦王朝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继位。变法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因之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商鞅失去变法的强有力支持者，商鞅有口难辩，只得逃亡。最后，商鞅在秦军追捕中毙命，只落得个“车裂”的下场。但变法得以继续实行下去。2，孝文帝改革①背景在民族征服的过程中，北魏统治者对各族人民实行了民族歧视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在征服战争中也常常出现疯狂的民族杀戮，民族矛盾不断激化（改革的必要性）。到了北魏中期，民族矛盾虽已日趋缓和，但由于统治阶级过度的剥削和压迫，阶级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农民起义年年爆发，特别是公元445年（太平真君六年）在陕西杏城的卢水胡人盖吴领导的起义，发动了十余万群众参加起义，北魏政府派出6万骑兵前来镇压，统治者拓跋焘亲临指挥，最终盖吴被叛徒杀害，盖吴起义失败了，却使北魏统治者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公元471年（皇兴五年），拓跋宏即位，是为孝文帝。此后，农民起义依旧有增无减，而朝廷残酷的镇压非但没有平息人民的起义，反而激发了更多矛盾和斗争。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冯太后孝文帝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统称为孝文帝改革。②内容政治上：整顿吏治。变革税制。颁俸禄制。改革官制。迁都洛阳。经济上：行均田制。创三长制。改革租制。文化上：禁胡语。改汉姓。尊孔子。③影响孝文帝所推行的汉化改革措施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于曹魏时创立的九品中正制在西晋时已经变成了从世家大族中选拔官吏的局面，并演化出了士族与庶族两大社会阶层，“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之名言，便出于此。由于鲜卑族自身并未得高深的文化素养，没有独立的政治改革思想，导致一味照搬此前的汉族政权政策，也就继承了这一已经严重影响社会发展的门阀制度。《魏书‧官氏志》记载：“有三世官在给事已上，及州刺史、镇大将，及品登王公者为姓……而有三世为中散、监已上，外为太守、子都，品登子男者为族。”使门阀制度由魏晋进一步延伸到了南北朝时期，直到隋朝建立科举制度时方才废止。孝文帝改革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当时胡人大都已能讲汉语，且穿汉服，只是还能说胡语、还穿胡服，这一改革只是加速了习俗改易的过程。3，王安石变法①背景三冗危机：冗官，冗兵，冗费。内忧外患：财政的亏空迫使政府不断增加赋税，除了缴纳名正言顺的“两税”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给民众造成沉重负担，加之连年战事和频繁的自然灾害，百姓苦难，各地怨声不断。农民由于没有生路，纷纷揭竿而起。同时，外敌的侵扰给北宋政权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北宋建国以后，就与东北边境的契丹族和西北边境的党项族连年发生战争，由于北宋政治腐败和军队软弱涣散，虽然耗费了巨额的财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败告终。庆历三年（1043年），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新政”，历经一年即告失败，并未改变这一严峻形势。宋神宗即位后，大宋王朝虽然表面上一派繁荣，其实内部已经蕴涵着深刻的矛盾和问题。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大批农民丧失土地，兼之富豪隐瞒土地，导致财政收入锐减，出现了立国以来少有的财政赤字，“百年之积，惟存空簿”。②内容富国之法：青苗法。募役法（又称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均属法。强兵之法：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又叫置将法）。保马法。军器监法。取士之法：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三舍法。惟才用人③影响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然而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法令颁行不足一年，围绕变法，拥护与反对两派就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及斗争，史称“新旧党争”。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增强对外防御，对内弹压的能力，以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从新法次第实施，到新法为守旧派所废罢，其间将近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每项新法在推行后，虽然都不免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国强兵”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法过程中也存在不少一些弊端和不足，出现了新法危害百姓的现象。在变法的指导思想上，王安石偏重于谋求开辟财源，获取尽可能多的国家财政税收，如均输法利用国家行政权力强制进行收购、运销，以此手段来积累国家财富，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变法导致国富民贫，而这于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去重敛、宽农民、国用可足、民财不匮”是大相径庭的，而且新法实行也过于急进。变法在当时也引起了扰民、损民的后果。史称，免役法出，百姓都叫苦不迭，连担水、理发、茶贩之类的小买卖，不交免疫钱都不许经营，税务向商贩索要市利钱，税额比本钱还多，乃至有的商人以死相争。保甲法推行时，为了逃避供养军队的高额赋税与被抽去当兵的双重威胁，民间发生了不止三、两起自残事件，严重者直至砍下了自己的手臂。1072年，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
原因也就是几个字：社会黑暗，皇帝昏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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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国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理论超越的历史分析
希望对您有帮助。
提供几篇高中历史小论文（节选），供参考。
1。 一百六十年前林则徐在中国发动了一场"禁烟运动"，不仅在当时轰动世界，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林则徐也从此成为中国的"民族英雄"而名扬中华，流芳百世。
今天，一百多年后，我们重新审视历史，再度就林则徐当时的"禁烟运动"进行分析，就会发现有许多问题需要人们进行新的认识，特别把林则徐的行为完全称之为"爱国行为"有许多值得怀疑和商榷的地方。 本文就此做分析，以引起人们争论。
一、林则徐"禁烟运动"前的中国 从十四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文明，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新航线的开通，现代工业的兴起，缩小了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相互的距离。古老的东方，特别是充满神迷感的中国，西方各国早就意欲打开闭关锁国的古老中国的大门。
最早来华的是十六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些当时海上的强国，葡萄牙是自西而东，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印度，明朝正德九年到十一年间（公元一五一四至一五一六年）间到达广州沿海，在广州附近的一些小岛做一些中介商人，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年）有八条葡萄牙船来到广州珠江口岸。 明朝嘉靖二十五年（一五四八年），在宁波，明朝官兵还与葡萄牙人发生武装冲突，据西方人记载，葡萄牙死于此役的有五百多人。
一五六一年左右来华的葡萄牙人因船上货物湿水，需要"借地晾晒"，重金贿赂广东地方官，租下了澳门，每年完纳地租银一千两，一七四0年减少为五百两，历来均向山县缴缴纳。 。
2。 [摘要]通常认为，从1842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开始了半殖民地化过程，但这种观点片面夸大了西方国家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抹杀了近代历届中国 *** 在内政外交领域的主动、积极的方面，作为史学研究，我们需要一种中性的和较为客观的理论来对中国近代史予以界定。
[关键词]鸦片战争，半殖民地，近代中国。 “半殖民地”是指一个国家受到外来势力的影响，而且受到外力影响的严重程度已使该国的独立地位受到重大影响，得这种影响的程度又没有使该国完全丧失独立国家的地位。
也就是说该国形式上有自己的 *** ，实际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要受制于殖民者。 因此“半殖民地”概念所描述的状态是一个介于独立国家和完全殖民地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
对于独立的 *** 国家和完全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区别，我们会毫不费力地找出一个分界点，但如何划出独立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分界线，就面临相当大的难度，“半殖民地”是否具有起码的一些客观上量化的指标？ 一般认为，从1840年起近代中国就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已成为被史学界普遍接受的定论。 各种近代史著作也是以这一理论作为基础来叙述历史事件，把近代中国的内政、外交、经济、文化、军事等诸方面因素与“半殖民地”普遍联系，似乎只有与紧密相连才能说明清王朝的腐败、顽固、落后，才更能说明北洋军阀的倒退、卖国，才更能说明蒋介石南京国民 *** 的反动本质。
从而为人民的革命斗争、反帝斗争提供理论依据。新中国的史学界也在“半殖民地”等范式的指导下，对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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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摘 要 本文从“改革策略”、“改革步骤”、“改革者的地位与权限”、“和同僚的关系”、“改革者信念和毅力”等五个方面，论述了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成效之不同的原因。
（关键词 王安石变法 张居正改革 成效 ） 北宋和明朝进入中叶后，都面临着“积贫积弱”的局面。王安石和张居正就是在这种相近的背景下各自进行了变法与改革。
但是，将王安石的变法与张居正的改革进行比较，则王安石变法的成就不能与张居正的改革相提并论。 王安石变法之时就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以失败而告终。
后世学者对王安石变法也褒贬不一，可作为王氏变法不如人意的佐证。① 与王安石变法不同，张居正任相之时改革却得以全面推行。
虽然张居正身亡之后，其改革措施（除“一条鞭法”外）被明神宗废而不用，他本人也遭诬劾而被削官夺爵；但到万历末年，人们认识到改革的益处。 因此，他的文集问世后，为其作序跋的文人、士大夫无不对其改革称许有加，认为在他执政的“十余年间，海宇清晏，蛮夷宾服”，②并把他誉为“救时宰相”。
③天启朝，廷臣开始为居正鸣冤。于是熹宗下诏“复（居正）故官，予葬祭”；到崇祯朝，居正父子官复原职，尚书李日宣等更称：“故辅居正……肩劳任怨，举废饬驰，弼成万历初年之治。
其时中外义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④可见张居正以他的改革精神赢得后世对他的追思与怀念。这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所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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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是撰写论文的开始，是开展史学研究工作的第一步。
好的选题可以使研究者少走弯路，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提高论文的成功率。 选题的产生并不是靠拍脑袋可以拍出来的，它有一个实际的形成过程。
要在平时的学习中勤学多问，注意培养疑古精神，增强问题意识，才能在最后的论文写作时候选好选准自己的课题。任何研究都有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历史学的研究尤其如此。
所以在平时的学习中要注意知识的积累。积累知识并不等于说是要死记硬背大量的历史名词、事件过程等等，那样做的结果只能是陷入死读书，读死书的泥潭之中。
读书要有目的性，即围绕一定的知识点、兴奋点去读书，有目的有选择地积累知识。这就首先要学会在平时的读书学习中，寻找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如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或战后冷战历史感兴趣，就可以在平时读书中多留意有关的知识和信息，并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问题意识，学会多问勤思，这样才能发现问题，并逐渐形成对某一课题的强烈兴趣，对之产生一种追根寻底的冲动，这样才能会以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投身于喜爱的课题研究之中，写出高质量的论文来。
王安石推行的变法，历史上的评价多有不同。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到了南宋，再次通过修史的方法对其改革进行定性，指出王安石变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灭亡（有说法指出是南宋朝廷为了推卸皇室的责任）。以后历朝历代均以此作为依据，对其变法做出这样的判断，以至于在宋元话本里有文章专门讽刺。 但是王安石的家乡的一些文人出于同乡的原因进行了一些争辩，例如陆九渊等。 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主要的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等，梁启超的《王安石传》，他说：“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当之矣……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 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改革精神。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在民国时期有所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王安石的评价主要从阶级等角度出发，以后逐渐取消了这种方法，从具体的利益角度来看他的变法。主要研究者有漆侠、邓广铭等。 在海外，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就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长信，列举实施新法的弊端，要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的回覆：“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正是王安石的写照。
安石生于北宋时代，北宋承五代战亂之积弱，面臨遼、夏之威逼势吓，更以人民耻于言兵，士大夫习于苟安。幸而天生神宗与安石，均能警觉所处惊涛骇浪之环境，知虽明于安樂之乡，而实居隐忧之地。昔少年讀书时，精力有馀，然鄙陋浅蠢，虽用苦思，致文顺理畅却未及工妙；今年齿稍长，喜讀古书，于操觚之际，又恐力有未逮，惟有朝夕萦回求学之意念，復思庄子「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之启示。更以受学期间，笔者每于研讀王安石＾上皇帝万言书〉，知安石器識宏达，学问渊博，其为政策論文，不逊色于苏轼，所为抒情文，媲美欧阳修；另安石致力之变法，是否造成北宋政治雪上加霜之主因，抑或北宋灭亡及南宋之羸弱不振，亦与其相关，值得吾人探讨个中原因。藉探讨之便，吟诵其诗，默念其文，吾每于夜深人静之际，辄览讀其所着诗文以自娱。心牵其「变法」，情系其仕途，感触良深，竟夕枯坐，久难释怀。虽偶因小饮大醉，于歌吟笑谈间，豈未始不知其内心之悲也！今斯人远去，为叙其人，因道其盛衰，以伤其千古受谤之议焉。摘要渥蒙诸多师长，于中国文学发展沿革，文学理論及学术論文写作等范畴，启迪良多，乃藉笔砚纸墨之便，而兴作本文之旨意焉。笔者于写作「王安石及其散文之研究」論文期间，休暇之嬉，辄捧讀安石文集，累讀百馀篇，至熟讀乃止。又为沈浸其人之文思，咀嚼其人作文之膏味，务穷体会以遂吾写作論文之心愿，故每梦游北宋以体其俗，身化彩本文共计十一章，首章为叙論，略述研究动机、研究方法。第二章简述安石生平考略，跨越北宋五朝皇帝，「其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亦各不同」。可分初入仕等五个时期；各时期之散文，随政潮起伏而变化。第三章略述安石生平前后人物，其与君臣及唐宋七大家之关系。第四章简論安石着作，有关现存版本或散佚之学說、論文。第五章阐述安石之学术观，以北宋、南宋及有清名臣，各别发诸评論，亦自有一翻見解。第六章为安石之文学观，說明安石对文章诠释之观点，文辞之定义，及所以反西昆体之主因。第七章考述安石散文体類与风格，以安石所着散文，分门别類而为六大体，及各体之风格特殊堪足详論者。第八章述論安石散文之内容，以其题材宽广无边，除政经议题外，举凡天文、史地亦多所涉獵。第九章探讨安石之散文谋篇，初不经意辄未能深刻体会，倘以赏心悦目之心情诵讀之，当能咀嚼其韵味，盖其善用修辞格而为散文布局、谋篇皆精到矣。第十章深究安石散文之修辞，举凡修辞格之工具，皆能善加利用，而助成其散文之意气风发，似得神助。第十一章结論，既溯求安石散文之渊源、亦评议其散文之歷史地位与成就、乃至各家对安石散文之褒贬，及其对后人之相关影响作为全文之总结。蝶以臨其境。惟是愿也，非必为吾所愿，惟吾所愿者，乃聚书学习以广增見闻，以文会友而交往莫逆，凡此种种，庶几有助于論文写作之旨意也。
王安石变法失败错在用人（北宋）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天久旱不雨，百姓颗粒无收，饥民流离失所，宋神宗为此忧心忡忡。一位看门小吏郑侠趁机进献《流民图》给神宗，冒死上奏：“都是王安石变法惹的祸，故天以异象示警。只要废除新法，我以我的人头担保：十日之内天必下雨！”郑侠的奏疏犹如晴天霹雳，看着图上百姓哀鸿遍野、饿殍满道的惨状，神宗为之长吁短叹，两位太后更是潸然泪下。 第二天神宗便宣布暂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诏下3天后天降大雨，旱情缓解。水旱灾害乃至久旱必雨本是自然现象，非人力所能控制，可人们却把账都算在王安石身上。王安石所处的时代，正是北宋王朝步履维艰之时，改革迫在眉睫，年轻的神宗皇帝锐意变法图强，因此他起用王安石辅佐自己实现富国强兵的抱负。王安石临危受命，立即进行了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涉及政治、经济、军事、选人用人、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应该说，王安石的初衷是好的，改革也确实达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可为什么会遭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反对呢？而且，发难者偏偏是自己信任、重用的人呢？王安石的用人观其实，对于如何提拔人才、选取人才，王安石颇有见地，他发了不少高论来阐述自己“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系统人才观。“教之”，即通过学校教育来培养人才。为此王安石力主兴办太学、州县学等各级学校， 同时，王安石还设置武学、律学与医学，培养国家急需的专门人才。“养之”，即优待和栽培人才。王安石认为对人才应当利、礼、法共用，“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饶之以财”就是“高薪养廉”，给官吏们优厚的工资待遇，使他们衣食无忧，从而远离腐败贪污。“约之以礼”就是用“礼”加强官员的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官员廉洁自律的能力，从内部做到拒腐防变。“裁之以法”就是对于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吏则应严厉惩治。“取之”，即发现、选拔人才。王安石坚决反对北宋旧有恩荫制度和科举制度，而是极力推崇古代的荐举制度。在荐举人才时，并不是一两个人说了算，而是要征求众人意见，并且，还要用实践效果来检验人才是否能当大任。“任之”，即任用人才。任用之道，关键是任人唯贤、任人唯才、任人唯德，以人之才德为唯一标准。并且，王安石强调用人要“久于其职”，忌讳频繁的迁调。王安石错识的“英才”王安石理想中的人才是德才兼备，但实际操作过程中理想与现实剥离开来了。为了变法的顺利进行，王安石向神宗皇帝举荐了不少人才，让他们加入到变法大军中来，其中确实不乏年轻有为者。尽管王安石再三强调选用人才要德才兼备，切忌让那些“巧言令色”之徒得势，可是他的队伍里还是掺进了不少投机钻营道德败坏之徒，这些人或者有才无德或者无才无德，他们只不过凭借极力吹捧新法以取得王安石的赏识从而进入到变法大军中来，他们与王安石不一样，王安石是一腔热血欲救大宋王朝于危难之中，而他们这些投机者不过是借王安石这棵大树乘凉，伺机升官发财满足自己的私欲罢了。如陕西宁州通判邓绾就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反复小人。邓绾也算个才子，曾经“举进士，为礼部第一”，为了快速升官便走捷径，对王安石以及他主持的变法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得到神宗和王安石的赏识，被提拔进朝廷做官，在京的同乡骂他无耻，他却毫不在乎地说：“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王安石第一次罢相，邓绾便转投吕惠卿门下一起打击王安石，及王安石复相，邓绾又弹劾吕惠卿、章惇等以取谀王安石。如此厚颜无耻之徒对于变法只能起破坏作用。文章开头提到的郑侠并非道德堕落之人，相反，他才华出众谈吐不凡，于国忠心耿耿，曾因为热议支持改革而受到王安石奖掖，但是他后来对新法产生了怀疑。王安石绝对没有想到，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郑侠不但不知恩图报，反而陷自己于不义。实际上，流民是中国古代一个很普遍的社会问题，王安石变法期间北宋社会的流民现象在中国古代史上并非是最严重的，况且恰恰那段时间自然灾害那么严重，怎么能够把流民的产生责任都归结于王安石变法呢？而把所有天灾异象都怪罪于王安石就更是荒谬。正是因为郑侠的《流民图》，神宗皇帝开始对变法的效果产生了怀疑，从而暂停了八项新法，神宗与王安石之间也第一次出现了裂痕，随之而来的是王安石的第一次罢相。其实往王安石心头撒盐的绝不仅仅是郑侠一人，郑侠虽然说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但他至少人格受人尊敬，他所作所为绝不是出于个人私利，而是真正想“为民请命”，或许还值得原谅。而其他人与变法队伍的分离，就实在令王荆公愤怒了，如曾布对市易法的诘难，杨绘、刘挚对改革的攻击等，他们曾经都是改革的积极推行者，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重用，可他们却也成了反对变法的骨干力量，把变法队伍撕扯得遍体鳞伤。在这些反对王安石的人中，最忘恩负义的莫过于吕惠卿了。吕惠卿的确才华横溢，有非凡的政治能力，王安石十分器重他，对他有“卵翼之恩，父师之义”，把他视为自己的左膀右臂，朝中之事无论巨细都和他商量：“事无大小必谋之,凡所建请章奏皆其笔”，吕惠卿也因此成为变法派阵营中仅次于王安石的第二号人物。但此人城府颇深野心勃勃，表面上对王安石言听计从无比尊崇，内心里却处心积虑想整垮王安石以取代其位置，正如史书评价：“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无不为。”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期间力荐吕惠卿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以继续推行变法，但就在王安石如此失意之时，正是他昔日最宠信的吕惠卿落井下石，制造了几件有损他政治声誉的事陷害他，以达到阻止他复相之目的。王安石还朝后，吕惠卿更是加大打击力度，居然把王安石写给他的私信呈给了皇上，因为王安石把他视为同舟共济的知己，给他的信中曾有“无使上知”（不要让皇上知道）字样，犯了欺君之嫌，尽管神宗没治罪于他，但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已经大打折扣，于是王安石第二次罢相，永远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变法派两大力量王、吕的交恶导致变法派力量严重削落，新法实际最高执行者王安石的解职也标志着变法集团的最终分裂。从此，变法形势急转而下，奔向失败的命运，他多年所为之呕心沥血的变法事业最终付之东流。人员的良莠不齐导致变法的失败变法集团人员的良莠不齐给变法带来了非常大的危害。第一，他们或者以权谋私鱼肉百姓，引起民怨沸腾，而百姓把怨恨的目光直接投向了王安石和王安石主持的变法；第二，他们或者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导致变法集团内部出现了分裂，防线从内部瓦解，面对守旧派的咄咄逼人他们不堪一击；第三，对变法起决定作用的最高统治者神宗皇帝所见所闻也都是不利于变法的社会舆论，他的信心也动摇了，这直接导致了变法的惨淡收场。更值得强调的是，正是因为变法集团人员的臭名昭著，使得神宗皇帝的生母高太后对变法也是深恶痛绝，当神宗驾崩哲宗即位后，因哲宗年幼，她以太皇太后身份听政，立即起用保守派司马光、吕公著等,全面废除了宋神宗和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值此，新法最终彻底遭遇失败。而产生这一切后果的根源都是因为王安石“看走了眼”，错把奸人当英才，盲目地纳入到变法队伍中来，最终促成了变法的失败。可以说，错识“英才”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罪魁祸首。
好像没有专门关于荆公的满分作文呢，抱歉。我也在找TAT贴几个有关联的吧，都有荆公做例子，比较精当。其中第二篇算是荆公专场了：【福建省高考优秀作文-谁是英雄 “圆以融，中庸之精义也。” 对于历史，老祖宗要求“盖棺论定”，但有些时候，往往是某人的棺材也盖好了，评价也写进了史书，却仍然不免会“诈尸”，让人不知如何是好。就像北宋的“拗相公”王安石，在他的文章中大骂孟尝君只是“鸡鸣狗盗”之首，并非“好士”之人。这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些曾盛赞孟尝君的政客也瞠目结舌。1000年后的今天，我们谈起了王安石这一番石破天惊的言论依然心怀敬意，他对于历史的“万世之至论”作了重新的洗礼和拷问，冲破了千百年来围住世人的樊篱。且不说他后来的变法是如何风雷激荡，单是一篇文章，便可朗照北宋的万里荒原了。 自古以来，圣人们便将中庸之道奉为安身立命的底线，中庸之精义，便是一个存在于世人心中的圆，稳定，规范，面积大，所以周旋的余地也大。一切棱角都被磨得干干净净，不能有一点出格。“士无求用于世，但求无愧于世”，“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些众多的隐者和中庸之徒，一起构成了中国社会万马齐喑的冷清画面。 而所有叛逆者一律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世界需要秩序，正如历史上的王安石，范仲淹，康有为，戊戌六君子。挑战权威与中庸的下场，是被贬至荒野之地，眼睁睁地看着亲手制定的新法被一一废止，或者更为惨烈，为着一生的梦想血染中国大地。 谁是英雄？ 四季轮回，春秋变幻，那些宗庙祠堂里文官武将的石像，失却了当年的文质彬彬或威严勇猛；在改朝换代的时光中一脸漠然。历史风化了他们颜容，却将那些“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的影像雕刻得愈发清晰。我们赞颂着他们“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精神自由，称许着他们热颈抗暴政的铁血人格，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葬身何处，捧着鲜花却不知如何吊唁，但这些英雄的名字，已镌刻在历史的纪念碑上，时间会记得他们，他们与这时光同在。这些人构成了人类前进的先驱。 我想，我们的生命需要开发出一种敢于创新的精神。一个四平八稳的圆圈固然规整而有序，但那不规则的多边形如同黑夜中闪烁的光芒，他的辉煌足以将我们暗淡的人生照亮。人的生命在于创造，在于努力地生存。新的创造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源泉，也是整个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保障。因循守旧，使中华民族在160年前的中西文化碰撞中无法摆脱多灾多难的宿命，多少仁人志士为了平衡这历史的不公殚精竭虑，他们试图冲破旧制的樊篱，创造一个大同的世界，面对这一幕幕创新的历史和这些与时俱进的人们，我们将如何告慰？ 总是万水千山，总是收不回的目光，苏格拉底有云：“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虽然生命无法复制，我们绝对有能力用自己的双手是生命更加丰富，也更加美丽。静观世界求一是，诚对苍生不二心。大江流日月，春秋代古今。面对这样一个创新的时代，我们有什么理由躲躲闪闪的呢？ 点评：文章由王安石对孟尝君“盖棺定论”后石破天惊的评述引起的轩然大波，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历史现象：中庸的精义即稳定、规范，它“构成了中国社会万马齐喑的冷清画面”。接着由王安石、范仲淹等“叛逆者”挑战权威的惨烈下场，展开了“谁是英雄”的深入思考：即什么样的人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人物。结尾提出观点，面对这“一幕幕创新的历史和这些与时俱进的人们”，我们要做一个敢于创新的人。 文章逐层推进，结构严谨，感情真挚，语言表达意蕴深刻，充分展现了作者的思想和才情。 （厦门第六中学 杨书松）【中考满分优秀作文-心灵的距离 相吸的磁 楔子： 随着革新派领袖王安石在郁郁不得志中死去，大宋政坛数十年的改革之争终于落下帷幕。顽固派的大臣们纷纷上书皇上，要求声讨王安石。 第一幕：金銮殿上 群臣们慷慨激昂地控诉使得皇上略有些不耐烦：这群趋炎附势的家伙，当年王安石得志的时候，改革叫得起劲的不也是这些人吗？王安石一死，脸倒变得真快，仿佛都成了王安石的迫害者。这时，皇上用眼角余光瞟到了顽固派领袖司马光，只见他一言不发地站在角落里。奇怪，司马光是王安石的宿敌，当年两人因政见不和，还曾在大殿上大吵，这会儿怎么不动声色？于是问道：“司马爱卿有何见解？”司马光环顾群臣，缓缓地说：“王介甫实为朝廷栋梁，品行端正，堪为群臣楷模。圣上宜追封其为太子少保，并厚赏其家人……” 大殿上顿时鸦雀无声，一殿大臣的嘴微张着。 第二幕：王安石墓旁 王安石的墓比起其他的达官贵人的墓显得寒酸不少。深秋撒下的无数黄叶更衬托出几分凄凉。一个白发老者一身素服跪在墓旁，喃喃自语：“介甫，天下人尽道你我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可又有谁知道，这满朝文武，我最敬佩的是你啊！你我虽政见不同，但同是一心为国，赤胆忠心之人，你我虽争执了这么多年，但我心中一直奉你为唯一知己。想那些与你共事的岁月，虽在朝上言语相加，你甚至骂我‘司马牛’，说我头脑顽固。可散了朝，我们相视而笑，共论国事，实是生平第一快事。有你这样一个对手，算是我司马光一生最大的福气。如今，你走了，朝廷折一栋梁，我失一好友。国有疑难可问谁？” 后记：朝廷依司马光所奏，给予王安石很高的评价。数年后，司马光去世，王安石全家为之戴孝。 后世史官评论：王安石与司马光，如同两块磁石，虽在政见上互相排斥，但在内心深处，却为对方的人格深深倾倒，互相吸引。以致外人看来，两人似乎形同陌路，实际上，心心相印，两心无间。 点评：本文有这样一些特色:第一形式新颖,结构独特。短剧形式的采用煞有介事：场景转换，对话和独白，环境烘托和来龙去脉的介绍……第一幕以群臣纷争为主，第二幕以内心独白为主，动静相宜，手法甚是高妙。 其次，选材独具慧心。宋朝两个既相斥又相吸的同代伟人，在作者丰富的想象中，演绎了一出令人回肠荡气的人格膜拜的正剧。内心独白尤胜。老人语气逼真，言语间字字动人心魄，尤其是表达失去对手的恨憾之意，一句“国有疑难可问谁？”足以令人扼腕叹息，泪湿胸襟！ 一段史实，一出短剧，一种旨意，能在数十分钟、数百字内完成，实在难得！其中娴熟的史识，一定的戏剧素养，文白相间、凝练有加的语言，显现了小作者厚实的写作功底。 当然，考场中，不能对史实一一考证，留下一些与宋史不甚相符的瑕疵难免。另外王安石与司马光在人格上互相欣赏，但毕竟政见不同，“心心相印，两心无间”也似过之.【2006年江苏卷高考满分作文-美在尽力 我们可以不伟大，但我们庄严；我们可以不永恒，但我们真诚；我们可以不完美，但我们努力。 ——毕淑敏 人总是那么奇怪：茫茫雪原上，留下坚定笔直道路的人总懊悔错过了沿途烂漫的风景，行色匆匆；一路弯弯曲曲赏尽风景，尝尽生活滋味的人又抱怨自己人生为何走得如此艰难，为何那句“两点间线段最短”的公理未渗透人心？奇怪的人们望着身后的那一串或直或曲，或深或浅的脚印而迷茫而思索。其实，无须懊悔，无须抱怨，抑或笔直而辉煌，抑或蜿蜒而惨淡，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雪原上留下与众不同的那份全属自己的道路，你就坐拥了人生的美丽。 还记得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写过他自己走过人生的一句贴心感受：“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尽吾志”即尽自己最大努力，则可以无悔矣。而“力足以至焉”而不至，就会同美国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一样为人嘲笑。1946年，年轻的吉米•卡特从海军学院毕业后，遇到了当时的海军上将里•科费将军，将军让他随便说几件自认为比较得意的事情。于是，踌躇满志的吉米•卡特得意洋洋地谈起了自己的海军学院毕业的成绩：“在全校820名毕业生中，我名列第58名。”他满以为将军听了会夸奖他，孰料，将军没有，反而问道：“你为什么不是第一名，你尽自己最大努力了吗？”卡特满脸惊愕，继而，羞愧得脸红。后来，吉米•卡特牢牢记住这句话，每走一步，每烙上一个生命脚印，他都问自己：“你尽自己最大努力了吗？”正因为这样，他不再在乎脚印的直或弯、深或浅，只要每一个脚印里留着奋斗的力量，只要每一段人生路上都洒满了努力的汗水，只要蓦然回首人生的时候，能摸着自己均匀跳动的脉搏说一句“我努力了”，他就满足了。 有时候觉得人生总是走得很累，迈步之前要选择岔口，立起航向；每走一步，要调整步伐，要追赶前列；走累了歇歇的工夫里，又忍不住回首看看人生路上的那一串自己的脚印，与他人的一比，或许弯得人心颤，浅得人心酸。头脑不免闷热，眼前也甚迷茫，那一句“道路该怎么走”扯得神经发酸，那么想想虽然在臭气熏天的垃圾堆里，拾着破烂却能骄傲地说“劳动了就是美的，尽自己最大努力了就无悔”的叶辛夫妇，那么想想走过高考落榜阴影，尽全力办起芳香四溢的馨园主的孙长亮，那么静心念念那句“天空没有留下我的痕迹，但我飞过”的佳句。 用真心演绎生活，尽全力走好每一步人生，那你的道路就是美的极致。 点评：“我们可以不完美，但我们努力”，文章用毕淑敏的话作题记，照应标题，统率全文，立论居高临下，极为深刻。正文部分，作者紧扣“人和路”的话题，列举“茫茫雪原上，留下坚定笔直道路的人”与“一路弯弯曲曲赏尽风景，尝尽生活滋味的人”的生活事例，得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留下与众不同的那份全属自己的道路，你就坐拥了人生的美丽”，引出观点，接着由面及点，以王安石与吉米•卡特两个事例，一正一反，一古一今，一中一外支撑起全文的骨架，最后再由点及面，总结话题，内容充实。写作上，作者熟练运用比喻、拟人、对比、引用等修辞，叙述之中兼以形象的描写，血肉丰满，神定气足，很见作文功底。 【四川省高考优秀作文-一个关于“偏见”的偏见 偏见之于看风景，是大有差异的。风景没变，但倘若看风景的人戴上有色眼镜，景致也就大不相同了。有偏见的人当然全是有心的，并且大抵以唐朝名僧慧能为榜样，主张“心外无物”，看东西想问题时不免给自己的心加装一副有色眼镜，然后再将头缩于腹内，如同刑天之民，视听蒙蔽，如此一来，偏见就形成了。 我们每个人在环境一样，心境不一样时，一个个偏见便会从心灵的墨镜后“倏”地钻 出来，同样一个晚上，“欢愉嫌夜短，沉闷嫌夜长”便是这个道理。世事如此，人世(事)亦如此，法语中的“喜乐”(bonheur)便是由“好”和“钟点”两个词组成，而德语中的“沉闷”(langweile)据字面上解释却是“长时间”，个把钟头说不上长，也谈不上短，但正由于心灵的偏见，愉悦和沉闷也便应运而生了。 “偏见”和“偏爱”如同孪生兄弟，是分不开的，“偏爱”必产生“偏见”，而“偏见”又偏爱所偏爱的。雪莱的《赠珍妮———一个回忆》中对啄木鸟的描写中道：“鸟鸣山更幽”，王籍名句中也说“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而王安石的世界观与前面二位大相径庭，写道：“一鸟不鸣山更幽。”后人讥为拙笔，可见针对鸟叫，王安石认为是大煞风景的“鸦鸣鹊噪”，而雪莱和王籍则推为“莺啼燕语”了。 我们怕偏见，更怕偏见多了，“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于是无端地怀疑自己，但更多的却是怀疑别人，又常常摸着良心，看看是否戴了有色眼镜，常常按住心灵的缝隙，以防“偏爱”乘虚而入，“偏见”乘虚而出。但长久这样折腾下去，不免身心俱困。于是又产生一个偏见：“我公正得很！没有偏见！” 叔本华在《哲学小品》第二百七十八回中写道“思想家应该是聋子”，此话大有道理，否则耳根不清净身心受玷污，必产生偏见，继而产生假道学。但这只是被迫防范偏见。倘若要根除，怕只能不长心了。钱钟书说人人都有偏见，因为人人的心都是长在左边的，心是偏的便是偏心，偏心所以产生偏见，偏见侵蚀我们的头脑，于是思想也有所偏，这便是为什么但丁在《神曲》中写“地狱里连太阳也是冷清清，静悄悄”的和“魔鬼偏爱牛，所以常现牛形”的缘故了。 心是长不回正中间的了，所以，我们想东西时不妨少用心而多用点尚未偏倚的大脑，便可杜绝偏见。当然，心上的有色眼镜是一定要取掉的，据艾克曼1830年同歌德的谈话中所述，歌德最讨厌戴眼镜的人。 点评：本文思想深邃，文笔犀利，古今中外，侃侃而谈。从文章中可看出作者丰富的积淀，睿智的思考、缜密的思维和优秀的语言素质。 【浙江高考满分作文-感悟消逝 “顿悟是智者的专利，愚顽如我者只好倚重一个‘渐’字。”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久别阳光的午后，她就像一个精灵，毫无任何的预告，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占据了我的整个头脑，占据了我的整个思考。 记得史铁生曾经在《活着的事》中这样写到：世界上唯一你可以拥有的东西就是过程，而时间永远是流逝的。 是的，也许你曾惊叹夕阳的无限美丽，可是你却永远也抓不住她的倩影；也许你曾流连于昙花的娇姿，可是你却永远也抓不住她的生命；也许你曾迷失在月光的朦胧之美，可是你却永远也抓不住她的光芒。生命是美丽，生命是令人惊叹的，生命是令人敬畏的。但，生命却也终将逝去，徒留下一派繁华，一声惊叹，一句感慨。这也似乎在预示着我们终将行走在消逝中。 生命是消逝的，我们在历史的消逝中行走。就如史铁生呐喊的一样：“啊！这些时代已经远去！我们内在的千年如此古远！”已经是记不清是哪一位历史学家了，只是一直很清晰的记得这样的一句话“历史是在破中而立的”。可能正是因为这样，于是就有了商鞅、欧阳修、王安石那石破天惊的一举，将旧时的制度应着历史而进；可能正是因为这样，于是也就有了刘邦、李世民、朱元璋的英雄胆略，从而将新的皇朝屹立在历史的一隅。我敬仰陈胜、吴广的胆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于是冒着天下之大不韪，将自己连同他们的气概推向了历史的舞台，也许这就是“皇权至上”的没落的开端，也是皇权在历史中消逝的开始，可是，我们在千年之后，却依然在感慨着这一天下先的勇气！ 生命是消逝的，我们也在生活的消逝中行走。“人生唯一不能掌控的就是时间，而最值得我们去珍惜的却唯有时间。”依稀还记得孩提时在人群中紧紧拽住的父亲的衣角；依然还留恋着在深夜母亲身上特有的气息；当然还有外婆手中为了哄我喝药而准备着那红的分外妖娆的冰糖葫芦。那时候的你呀，也许会因为母亲的一个眼神而停止哭闹；也许会因为父亲的刺刺的下巴，而拒绝爸爸的亲近；更可能会因为一时的赌气而放弃自己最喜欢吃的糖醋排骨，当然等生完了气，还是可以再闹着要吃。可是，可是这样的一切随着你的长大，所有的那些美好却也只能是当做回忆，你要去学会承担，学会去分享，学会向生活学习。只是因为你已经长大了，你不可能再拽住父亲的衣角，你也没能再像孩子一样耍着自己的小脾气，只是因为你已经长大了。 生命在消逝中行走，生命在行走中富有。也许你的确无法抓住时间，可是你却可以在行走中仔仔细细抓住每一个你可以抓住的瞬间。也许某一天，在你低头翻阅记忆的书签时，你会发现之于生命之于自己，始终是无悔无怨的。
1原文《梅花》（宋）·王安石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1]2注释1.凌寒：冒着严寒。
2.遥：远远地。3.知：知道4.为：因为。
5.暗香：指梅花的幽香。3翻译那墙角的几枝梅花，冒着严寒独自盛开。
为什么远望就知道洁白的梅花不是雪呢？因为梅花隐隐传来阵阵的香气。[2]4赏析古人吟唱梅花的诗中，有一首相当著名，那就是在作者之前，北宋诗人林逋的《山园小梅》。
尤其是诗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更被赞为咏梅的绝唱。 林逋这人一辈子不做官，也不娶妻生子，一个人住在西湖畔孤山山坡上种梅养鹤，过着隐居的生活。
所以他的咏梅诗，表现的不过是脱离社会现实自命清高的思想。作者此诗则不同，他巧妙地借用了林逋的诗句，却能推陈出新。
你看他写的梅花，洁白如雪，长在墙角但毫不自卑，远远地散发着清香。诗人通过对梅花不畏严寒的高洁品性的赞赏，用雪喻梅的冰清玉洁，又用“暗香”点出梅胜于雪，说明坚强高洁的人格所具有的伟大的魅力。
作者在北宋极端复杂和艰难的局势下，积极改革，而得不到支持，其孤独心态和艰难处境，与梅花自然有共通的地方。这首小诗意味深远，而语句又十分朴素自然，没有丝毫雕琢的痕迹。
[3]5背景此诗的写作背景是：年过半百、对政治早已心灰意懒的王安石变法的新主张被推翻，已经历了两次辞相两次再任，非常郁闷。[4]6诗人介绍王安石（1021年1月18日-1086年），字介甫，晚号半山，逝世后追谥号“文”。
小字獾郎，晚年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汉族。
北宋临川人（今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人）。中国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
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善于用典故，风格遒（qiú）劲有力，警辟精绝，也有情韵深婉的作品。
著有《临川先生文集》。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
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
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
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又称王文公。
其政治变法对北宋后期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 ”，并称“唐宋八大家”。
《梅》
上个星期去店里竟然发现有梅花卖，可把我乐坏了，虽说有点贵，但还是咬咬牙一下买了六束，谁让我那么钟情梅花呢？把它们插在大门口，深红色的梅花凌寒开放，白雪皑皑中一点红，若雪满地，竟也可在这儿领略一番“梅雪争春”与“踏雪寻梅”的独到风景。
梅花是坚贞高洁的象征，是历代文人墨客都钟情的题材。自古以来，他们种梅，赏梅，画梅，咏梅，常以梅高洁的品格自勉。关于描写梅花的诗词，最熟悉的要属王安石的《梅》：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足雪，为有暗香来。还有陆游的：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辗作尘，只有香如故。还有：梅落雪痕无心化，来年好观三春景。他们也往往把雪和梅并写，像这首《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还有杨万里的《雪中观梅》：小树梅花彻夜开，侵晨雪片趁花回。即非雪片催梅花，却是梅花唤雪来。雪因梅，透露出春的气息，梅因雪更显出坚韧不拔的品格，两者都是春的使者，冬去春来的象征。最近似乎对宋代诗人卢梅坡笔下的梅雪争春更有感悟：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他巧妙地利用二者竞相争春托出各自的长处与不足，实在是别出心裁。
今天又下起了鹅毛大雪，大朵大朵的雪花落在梅花上，红里透着白，白里泛着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好一派两双争春的佳境！看着窗外的飘雪，馨香的梅花，不禁想起了江南赏梅胜地---香雪海，那才叫真正地踏雪寻梅。
一阵春风吹来，大地也似乎复苏了，结束了冬季的严寒。
今日我独步早春，墙角枝梅，香色俱佳。颇有寒意的早春时节，万物皆未萌芽，唯独墙角数枝梅花迎寒绽开。
远远望去，隐隐约约看到白茫茫的一片，纯净洁白。
我知道不是雪，因为那里有个淡淡的暗香飘来。
梅花啊，你不仅让人领略到其凌寒怒放的神韵，而且更给人留下它香色俱佳、别具一格的鲜明印象。
眼前的梅花，令人赏心悦目，让我获得艺术美的享受。
我一生虽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却因仕途不平，慨然长叹。
我爱不怕霜欺雪压的梅花，不喜欢经不起风雨的桃李；爱磊落的苍松，堂堂直节的劲竹，不喜欢那瑟缩在寒风裹的秋瓜和冻芋。
梅花正是世人不畏 *** 的体现啊！
我最喜欢的花儿就是那梅花，我尤其喜欢它的坚忍不拔的意志力。在那天寒地冻的冬天里，百花凋谢，惟有梅花是那么的生机勃勃，开得那么鲜艳美丽，古今中外有多少文人大家都以梅花为题赞美她，如宋朝着名的文学家王安石《咏梅》：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梅花香自苦寒来”……
梅花身姿优美，香气袭人，花儿更是惹人喜爱，有的白里透红，犹如刚摘下来的苹果；有的白似瑞雪，就象少女的脸庞；有的红似火，热情奔放。它们香气沁人心肺，。在同一棵梅树上，可以看到各种梅花的姿态，给人一种清新自然有的才含苞欲放，粉红的花苞鲜嫩可爱；有的梅花已盛开许久，粉红可爱。
在北风呼啸的时候，梅花却傲然挺立在寒风中；在大雪纷飞的时候，梅花不屈不挠傲雪而放。
梅花以它的冰肌玉骨，凌寒留香被喻为民族的精神为世人所尊重。梅花以它的坚强，高洁，不屈不挠的品格，给人立志奋发向上的精神。
啊！梅花我赞美你！
..
梅花
qiáng jiǎo shù zhī méi
墙 角 树 枝 梅 ，
líng hán dú zì kāi
凌 寒 独 自 开 。
yáo zhí bù shì xuǎ
遥 知 不 是 雪 ，
wèi yǒu àn xiāng lái
为 有 暗 香 来 。
作者背景
见《元日》的作者背景。
注词释义
凌寒：冒着寒冷气候。
遥知：距离很远就知道。
为：因为。
暗香：不易感觉到的清香。
古诗今译
墙角处有几枝洁白的梅花，冒着严寒独自傲然盛开。远远看已知道那不是雪，因为有一阵阵清香飘来。
名句赏析——“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古人吟唱梅花的诗中，有一首相当著名，那就是在作者之前，北宋诗人林逋（bū）的《山园小梅》。尤其是诗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更被赞誉为咏梅的绝唱。林逋这人一辈子不做官，也不娶妻生子，一个人住在西湖畔孤山山坡上种梅养鹤，过着隐居的生活。所以他的咏梅诗，表现的不过是脱离社会现实自命清高的思想。作者此诗则不同，他巧妙地借用了林逋的诗句却能推陈出新。你看他写的梅花，洁白如雪，长在墙角但毫不自卑，远远地散发着清香。诗人通过以梅花不畏严寒的高洁品性的赞赏，用雪喻梅的冰清玉洁，又用“暗香”点出梅胜于雪，说明坚强高洁的人格所具有的伟大的魅力。作者在北宋极端复杂和艰难的局势下，积极改革，而得不到支持，其孤独心态和艰难处境，与梅花自然有共通的地方。这首小诗意味深远，而语句又十分朴素自然，没有丝毫雕琢的痕迹。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谥文，世人又称王荆公，汉族江右民系。
北宋抚州临川县城盐埠岭（今抚州市临川区邓家巷）人，封荆国公，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诗人、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丞相、新党领袖。
宋仁宗嘉佑三年（1058年）上万言书，提出变法主张，要求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抑制官僚地主的兼并。宋神宗熙宁二年（1070年）任宰相，实行变法，支持五取西河等州，改善对西夏作战的形势。
保守派反对，新法遭阻碍，熙宁七年辞退。传世文集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
其词虽不多，但亦擅长，且有名作《桂枝香》等。而王荆公最得世人哄传之诗句莫过于〈泊船瓜洲〉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梅花
墙角数枝梅，
临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
为有暗香来。
初看此诗时，以为诗人王安石单是喜欢梅花的形、色、味。“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这两行诗向读者展现了梅花给诗人的印象，像雪一样洁白、美丽、可爱，散发着淡淡的香气。
再细看此诗时，恍然大悟。诗人不仅因梅的外在形态所陶醉，更重要的是梅的魂。
“墙角数枝梅，临寒独自开。”这就是梅的魂，不畏严寒，不怕艰难险阻，一往无前。在肃杀的严冬，梅不像其他三季的花，那三季花总是群芳争艳，万般炫耀，厌恶冷冬，总是在秋末走向生命的颠峰，逐渐凋零。而梅的与众不同，其他三季花是无法与之媲美的。梅花与世无争，宁愿淡泊名利，宁静志远。
宋代诗人王安石竟也为梅魂所倾倒，这足以表明梅的表里如一，清高廉洁已震撼了历代追寻美伦美奂的大诗人。
梅魂又是中华民族的气节、秉性，我们中华儿女决不能丢弃这一美德啊！梅魂——无坚不摧，中华儿女如同梅魂。在经历了多年的耻辱，在走了无数条曲折坎坷的道路，中华民族终于站起来了！此时我们中华儿女过着富足、无虑的生活，而中华美德又有几人记得？
中华儿女啊！只有临危不惧，不向困难低头，顽强拼搏，奋勇前进，我们的祖国才能更加强盛，我国的宝岛台湾才能真正回归襁褓，海峡两岸才能真正和平！
此诗的写作背景是，年过半百、对政治早已心恢意懒的王安石，已经历了两次辞相两次再任。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嘉佑三年（1058）上万言书，提出变法主张，要求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抑制官僚地主的兼并，强化统治力量，以防止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神宗熙宁二年（1069）任参知 政事。次年任宰相，依靠神宗实行变法。并支持五取西河等州，改善对西夏作战 的形势。因保守派反对，新法遭到阻碍。熙宁七年辞退。次年再相；九年再辞，还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封舒国公。
表现他未能忘怀政治， 不肯超然物外的积极态度。另一方面，由于神宗对推行 新法愈来愈动摇，王安石的处境愈来愈困难，他不得不借 助佛理来解脱自己的精神苦闷。王安石前后期的诗风有很大不同。前期主要学习杜 甫关心政治，同情人民疾苦的精神，后期诗作，在艺术上走着杜甫“老 去渐于诗律细”的路子，在对仗、典故、格律上精益求精；又吸收了王维诗歌的取境之长，进一步增强了艺术美。
王安石,生于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卒于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世称临川先生。宋临川人（今 江西省东乡县上池自然村人)，汉族。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诗“学杜得其瘦硬”，长于说理与修辞，善用典，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亦有情韵深婉之作。著有《临川先生文集》。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又称王文公。其政治变法对宋初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 王安石是以政治家自许的，从青年时代起就有高度的政治热情，以太平宰相自居，后又以顽强的态度投入政治斗争，其理想决不是要做一个“文人”。在他三十岁会见欧阳修时，欧阳修在赠诗中非常客气地将他比作李白、韩愈这样的顶级大文学家，他在酬答诗中却说:“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苕溪渔隐丛话》引《漫叟诗话》)在他看来，韩愈还是文人气太重。他的文学观点以重道崇经为指导思想，他写诗与作文一样，有重视实际功用的倾向。但是他也把诗歌看作是抒情述志的工具，偏重于抒写个人的情怀，反映的生活内容也更为丰富。 王安石存诗一千五百多首，诗歌创作以退居江宁为界，大致划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诗歌宗杜，学习杜甫关心政治时事，同情人民疾苦的写实精神。其中写得更出色的是咏史诗，他继承了左思、杜甫以来借咏史以述志的传统，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表达了新颖的看法，并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或人生观念。王安石退出政治舞台之后，仕途的丰富经历、变法失败的复杂心情，使他的诗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晚年，王安石沉溺于佛释。宋代文人喜谈佛释，大约始自王安石这一代人。前期诗歌中洋溢着的政治热情和百折不屈的斗争精神已逐渐消退，心情渐渐趋于平淡，诗风也随之趋于含蓄深沉。大量的写景诗取代了政治诗的位置，艺术上走上杜甫“老去渐于诗律细”之路。诗歌注重对仗、用典和声律的精益求精，吸收王维诗歌的取境之长，追求诗歌的艺术美，并以此独特的抒情方式和艺术风格，创立了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标举的“王荆公体”。后期王诗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正是写景抒情的绝句，也正是这些诗使王安石在当时的诗坛上享有盛誉。王安石学杜甫及其诗歌创作，熔论议、学问、诗律以一炉，达到“致用”、“务本”的融合为一，以精严深刻见长，而又以闲淡新奇出之，反映了宋人对诗歌从价值选取到审美理想的全面要求。在宋诗的发展过程中，王安石不仅推动了宗杜、学杜之风的兴盛，而且以其深邃的思想、新颖的见解，及后期诗歌对艺术技巧、字句锤炼的新的探索，乃至喜欢用典，在散文化的长篇里发议论之习，在宋诗独特风貌的形成和发展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前期的王安石主要是一位政治家，因此，这一时期的诗，往往与政治、社会有紧密关系，表现了他对现实政治的高度关注。这一时期的诗歌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而且在艺术上不事修饰，多议论，少含蓄，锋芒毕露，以文为诗。王安石这一时期的诗，可以称为政治家之诗。退居江宁后，王安石的诗进入了后期。他的诗风发生了重大变化，远离了政治、社会，多写山水自然。形式上以绝句为主，很少长篇古体；艺术上讲究炼字、对仗，意境优美含蓄，具有很高的艺术性。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王安石的散文是政治家的散文，不以感人擅长，但以服人称胜。作品的内容与社会政治有紧密关系，而且见解精辟，往往能发人所未发，显示了王安石非同寻常的眼光与思想，后人将王安石这一时期的诗风称为“半山体”。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写作思路：可以根据史实写一下自己心中的王安石，可以写一下王安石的品格，比如勤学苦练、刚正不阿、淡泊名利等等。
正文：
他不是那“江山望不尽，最美镜中人”的愁宗李煜，也不是那“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帅”的韩愈，更不是那“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的范仲淹，而是那被梁启超评为“几千年来中国最完美的人”，他是我心中具有高尚品格的人——王安石。
能够两次成为宰相的人，在历史上当数王安石了，他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王安石的品格是勤学苦练。幼年时期的王安石虽然才齐国人，但仍勤奋刻苦地读书，为了追求生花妙笔，坚持不懈地写秃了九百九十八支毛笔，从而练得一手好文章，找到了人生的生花妙笔。
王安石的品格是刚正不阿。在王安石改革变法时，多数人都出来反对，加之新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但王安石为了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毅然坚持变法。
王安石的品格是淡泊名利。被两次罢相之后的王安石，从此居住在江宁府，晚年生活更是恬淡安然。在《东轩笔录》中曾载：“所居之地，四无人家，其宅仅蔽风雨，又不设垣墙。”
王安石勤学苦练的品格是一盏明灯，指引我们正确的道路；王安石刚正不阿的品格像一座堡垒，坚不可摧，牢不可破；王安石淡泊名利的品格像一阵清风，吹散世界的迷雾。
这就是我心目中百年不朽，千年流放的王安石。
从现代经济观点看王安石变法 zz把王安石变法其中大大小小的故事抛开, 把跟经济有关的部分抓出来, 总结一下宋朝时经济的特点是已经趋向多元化.农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土地兼并,规模生产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而工商业也是空前发达,政府财政收入中的商业税收也首次超越了农业税收.跟以前的朝代相比,那种皇帝直接和农民对话的扁平社会结构已经不存在了,中间夹了一个由地主商贾构成的活跃社会阶层,大量的社会财富就是在这个中间阶层内聚散流通.这其实是一非常健康的经济结构,欧洲国家在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也有这样的社会现象.当然不是说这种经济结构就是走向资本主义的充分条件了,咱不假设,不YY.但这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是富在民,不在政府.政府财政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日益减少.而我们的王安石同志不是个马克思,就是个凯恩斯,总之他是认为应该搞大财政.他的变法的主要宗旨,就是要保证国民收入更多地集中到国库里边.农业方面,保护自耕农,增加对基层人口/土地的监查,尽可能地让农民直接把税收交到皇帝手里, 不让地主揩油.(至于"青苗法", 其实就是用政府信贷取代民间信贷, 让农民给政府而不是地主交利息. 而政府的地方官员,和原来的地主相比,谁对农民更苛酷, 不好说.)商业流通部门能国营就国营,不能的话就加以限制.从经济上来看, 王安石的变法基本上是在搞计划经济. 尽管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社会公平,却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自发调整, 不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 当时宋朝的士大夫阶层还没有什么社会主义观念,很多人对于新法那种政府强行控制经济的手段很不以为然, 就站到王安石的对立面上去了.然而从军事上来看, 在当时那种外患严重的情况下, 王安石的变法会不会有积极的意义呢? 当然是有的. 这个方面在现在一片倒"王"声中很容定的. 政府手里掌握的社会财富越多,搞起军事组织军事动员就越简单越快.战争时期政府的财政都要比和平时期大的多. 而计划经济下的国家:前苏联,中国,北朝鲜,武力值都要比同等富裕程度的"市场经济"国家强的多. 汉朝文景之治的时候国库里粮食,铜钱多得要烂掉, 这并不表示汉朝社会比宋朝富, 但它说明汉朝那时由于经济结构简单, 政府抓的钱多, 所以汉武帝打起仗来才那么性感奔放, 一次远征送掉上万匹良马也在所不惜.其次土地分配更平均的国家是否战争能力会更强大? 答案也绝对是肯定的.受到侵略时,拥有土地的自耕农会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去努力战斗, 佃农则不会去为了保护地主的土地而努力战斗. 中国历史上通过"均田"来释放百姓战斗力的例子也着实不少.最后我的结论就是: 王安石的变法如果成功了,从纯经济角度上来讲是一种倒退;但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却很可能给宋朝带来更强的战斗力. 不过说实话,从王安石到冷兵器时代的结束还有6,7百年, 头顶着游牧民族的摇篮,宋朝它一直撑下去有能撑多久呢?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县）人，出身于一个地方官吏家庭，他聪明好学，经由科举而踏上仕途。王安石是个饱读诗书、政治思想十分活跃的人，他一直有学以致用的愿望。从他考中进士，被派往扬州作幕僚开始，到从江东被召入朝。王安石一共在外路州县做了16、7年的官。这些年的为官使王安石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对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认识更为深入，同时，革新的思想也更清晰和具体了。到京城后，王安石被任命为三司度支判官，是替国家理财。他当时曾给在位的宋仁宗呈上一份近万言的奏折，提出变法的主张，可是没有得到重视。 后来宋神宗即位，命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允许他直接向自己陈述自己的意见。后来还接受了王安石的变法，可是由于保守派的极力反对，王安石的变法终究还是失败了。他年轻时候，文章写得十分出色，得到欧阳修的赞赏。王安石二十岁中进士，就做了几任地方官。他在鄞县（今浙江鄞县，鄞音ｙìｎ）当县官的时候，正逢到那里灾情严重，百姓生活十分困难。王安石兴修水利，改善交通，治理得井井有条。宋神宗熙宁二年积极推行变法，以舒民困，元丰八年，新法被废，王安石忧愤成疾，次年病卒。 王安石的一生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斗争，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由于他持有"适用"的文学创作观念，他的诗文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是直接为他的政治斗争服务的。王安石的散文以政论性的为多。这些作品针对时弊，根据深刻的分析，提出明确的主张，具有极强的说服力量。如〈答司马谏议书〉，分析司马光对新法的指责，言简意赅，措辞委婉而坚决，表现了他坚持原则的政治态度。王安石的散文比较重视理论的说服力，较少注意酝酿气氛，描摹物象，从感情上来打动读者，因此他的散文一般立意超卓，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和概括力，语言简练朴素。这也是他文学主张的结果。 王安石的诗和散文一样，具有充实的政治内容，倾向性十分明显，表现出对人民的同情，对社会前途的忧郁。以及对传统思想的反抗，充分抒发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和积极的人生态度。他的不少咏物怀古的诗篇，也大都寄托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批判精神。 晚年罢相隐居以后，生活和心情的变化，引起了诗风的变化，创作了教多的描写湖光山色的小诗，也冈多地注意对诗歌艺术的锤炼。名作很多，如〈船泊瓜州〉"京口瓜州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这些小诗，新颖别致，炼字炼句妥贴自然，艺术上确实比早年成熟了，但往年诗中洋溢的那种政治热情，这时是大大减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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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生于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卒于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世称临川先生。宋临川人（今 江西省东乡县上池自然村人)，汉族。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诗“学杜得其瘦硬”，长于说理与修辞，善用典，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亦有情韵深婉之作。著有《临川先生文集》。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又称王文公。其政治变法对宋初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编辑本段]政治家王安石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编辑本段]历史评价 王安石推行的变法，历史上的评价多有不同。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到了南宋，再次通过修史的方法对其改革进行定性，指出王安石变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灭亡（有说法指出是南宋朝廷为了推卸皇室的责任）。以后历朝历代均以此作为依据，对其变法做出这样的判断，以至于在宋元话本里有文章专门讽刺。 但是王安石的家乡的一些文人出于同乡的原因进行了一些争辩，例如陆九渊等。 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主要的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等，梁启超的《王安石传》，他说：“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当之矣……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 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改革精神。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在民国时期有所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王安石的评价主要从阶级等角度出发，以后逐渐取消了这种方法，从具体的利益角度来看他的变法。主要研究者有漆侠、邓广铭等。 在海外，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就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长信，列举实施新法的弊端，要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的回覆：“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正是王安石的写照。[编辑本段]王安石变法 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1076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编辑本段]文学家王安石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编辑本段]王安石诗词 词：《桂枝香·金陵怀古》 浣溪沙 南乡子 渔家傲 菩萨蛮 桂枝香 千秋岁引 菩萨蛮 伤仲永·集句 诗： 梅花 明妃曲二首 商鞅 书湖阴先生壁 元日 棋 登飞来峰 泊船瓜洲 与薛肇明弈棋赌 诗输一首 春夜 北山 葛溪驿 示长安君 -------------------------------------------------------------------------------- 桂枝香·金陵怀古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 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 归帆去棹斜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 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继。 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 六朝旧事如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 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浣溪沙 百亩中庭半是苔，门前白道水萦回。爱闲能有几人来？ 小院回廊春寂寂，山桃溪杏两三栽。为谁零落为谁开？ 南乡子 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佳气浮。四百年来成一梦，堪愁，晋代衣冠成古丘。 绕水恣行游，上尽层楼更上楼。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槛外长江空自流。 渔家傲 平岸小桥千嶂抱，揉兰一水萦花草。茅屋数间窗窈窕。尘不到，时时自有春风扫。 午枕觉来闻语鸟，攲眠似听朝鸡早。忽忆故人今总老。贪梦好，茫然忘了邯郸道。 菩萨蛮 数家茅屋闲临水，轻衫短帽垂杨里。今日是何朝？看余度石桥。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鹂一两声。 桂枝香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 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 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 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 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千秋岁引 别馆寒砧，孤城画角，一派秋声入寥廓。 东归燕从海上去，南来雁向沙头落。 楚台风，庾楼月，宛如昨。 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它情耽阁！ 可惜风流总闲却！当初谩留华表语， 而今误我秦楼约。梦阑时，酒醒后，思量著。 菩萨蛮。集句 海棠乱发皆临水，君知此处花何似？凉月白纷纷，香风隔岸闻。 啭枝黄鸟近，隔岸声相应。随意坐莓苔，飘零酒一杯。 梅花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明妃曲二首 其一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其二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 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 黄金杆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 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 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商鞅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万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书湖阴先生壁 茅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元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棋 莫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 战罢两奁分白黑，一枰何处有亏成。 登飞来峰 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与薛肇明弈棋赌梅花诗输一首 华发寻春喜见梅，一株临路雪倍堆。 凤城南陌他年忆，香杳难随驿使来。 春夜 金炉香尽漏声残，剪剪轻风阵阵寒。 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 北山 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 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 葛溪驿 缺月昏昏漏未央，一灯明灭照秋床。 病身最觉风露早，归梦不知山水长。 坐感岁时歌慷慨，起看天地色凄凉。 鸣蝉更乱行人耳，正抱疏桐叶半黄。 示长安君 少年离别意非轻，老去相逢亦怆情。 革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 自怜湖海三年隔，又作尘沙万里行。 欲问后期何日是，寄书应见雁南征。 《钟山晚步》 小雨轻风落楝花，细红如雪点平沙。槿篱竹屋江村路，时见宜城卖酒家。 孤桐 天质自森森，孤高几百寻。凌霄不屈己，得地本虚心。 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明时思解愠，愿斫五弦琴。 《谢公墩》 万事付鬼�，耻辱何足论。 《岁晚》 月映林塘淡，风含笑语凉。俯窥怜绿净，小立伫幽香。携幼寻新的，扶衰坐野航。延缘久未已，岁晚惜流光。 《山行》 出写清浅景，归穿苍翠阴。平头均楚制，长耳嗣吴吟，暮岭已佳色，寒泉仍好音。谁同此真意，倦鸟亦幽寻。 《伤仲永》 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 余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众人矣。" 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耶？ 题贾魏公耽遗像 宋 王安石 功臣烜赫在三朝，经术从容辅汉条。 儒服早纡丞相绂，戎冠再插侍中貂。 开仓六塔流民复，出甲甘陵叛党消。 甲第至今空画像，当年于此识风标。 ——引自《南皮县志》第775页。[编辑本段]诗歌点评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金陵怀古，诸公寄调桂枝香者三十余家，惟王介甫为绝唱。东坡见之，叹曰：“此老乃野狐精也！”作：“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图画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编辑本段]王安石年谱 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1021） 一岁 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生于临江军（今江西清江）。 仁宗天圣八年庚午（1030） 十岁 王益以殿中丞知韶州（今广东韶关），王安石随父至韶州。 明道二年癸酉（1033） 十三岁 王益回临川（今江西东乡）母报丧，王安石随行。 景佑三年丙子（1036） 十六岁 王益服满赴京，王安石随行。 景佑四年丁丑（1037） 十七岁 四月，王益通判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王安石随行。 宝元二年己卯（1039） 十九岁 二月，王益卒于江宁任上。 庆历二年壬午（1042） 二十二岁 三月，王安石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以秘书郎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 庆历六年丙戌（1046） 二十六岁 自临川赴京，不求馆职，改大理评事，知鄞县。 皇佑三年辛卯（1051） 三十一岁 以殿中丞通判舒州（今安徽潜山）。 至和元年甲午（1054） 三十四岁 自舒州赴京，特授集贤校理，辞不受，九月除群牧司判官。 嘉佑二年丁酉（1057） 三十七岁 五月改太常博士，知常州。 嘉佑三年戊戌（1058） 三十八岁 二月提点江东刑狱。十月回京，任三司度支判官。 嘉佑六年辛丑（1061） 四十一岁 为工部郎中、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 嘉佑八年癸卯（1063） 四十三岁 三月仁宗，英宗（赵曙）立。八月，母吴氏卒于京师，十月归葬江宁。 治平四年丁未（1067） 四十七岁 正月，英宗卒，神宗（赵顼）立。诏以故官知江宁府。九月，召为翰林学士。 神宗熙宁元年戊申（1068） 四十八岁 四月，自江宁入京。神宗诏越次入对。 熙宁二年己酉（1069） 四十九岁 二月，以谏议大夫参知政事。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 熙宁三年庚戌（1070） 五十岁 十二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史馆大学士，与韩绛并相。立保甲法。 熙宁五年壬子（1072） 五十二岁 行市易法、保马法。 熙宁六年癸丑（1073） 五十三岁 提举经义局。九月，熙河大捷，神宗解身上玉带赐之。 熙宁七年甲寅（1074） 五十四岁 三月，行方田均税法。四月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新法遭遇首次挫折。十月，行手实法。 熙宁八年乙卯（1075） 五十五岁 二月，复拜同平章事、昭章馆大学士。六月，进加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熙宁九年丙辰（1076） 五十六岁 六月，子雱卒。十月，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 元丰元年戊午（1078） 五十八岁 正月，进尚书左仆射，封舒国公。 元丰三年庚申（1080） 六十岁 九月，加特进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改封荆国公。 元丰七年甲子（1084） 六十四岁 乞以宅为寺，赐名“报宁”。 元丰八年乙丑（1085） 六十五岁 三月，神宗卒，哲宗（赵煦）即位。新法先后废罢。 哲宗元佑元年丙寅（1086） 六十六岁 四月初六病逝，赠太傅。[编辑本段]王安石故居 在清溪路附近的半山亭，今南京海军军事学院内。 王安石（1020—1086）生在江西，却与金陵有着不解之缘。他在金陵度过青年时代后，又来此两度守孝、三任知府，前后生活了20 孝、三任知府，前后生活了20年，逝世后葬于钟山脚下。 1076年，56岁的王安石第二次出任宰相不久，与保守派发生争端，遂于是年10月复求罢相，赵顼应允，给王安石一个“判江宁府”的官衔。回到金陵后，王一直没去衙门视事，第二年六月辞官，在城东门到钟山途中的白塔为自己建造了这所居室。因主塘距江宁城东门7里，距钟山主峰也是7里，所谓半途上处，故将居室命名为半山园。在园内，王安石结交了许多高逸之友，包括米芾、李公麟、欧阳修和苏东坡等。有一次苏东坡乘船经过金陵，王安石特地骑着驴子，穿着粗布服到江边去迎接。苏东坡也不冠而敬揖，日：“轼今日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着说：“礼岂为我辈设哉！”既而两人说佛吟诗，王安石还邀请苏东坡同游钟山，并各自赋诗纪游。可见两个人政见虽不同，但私交和诗文之谊还是非常深厚的。王安石的文章峭拔深刻，卓然自成一家，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而他的诗词，也“与众颇异。要之渊源风雅，洗削浮华，可谓无邪者也。”经粗略统计，他有关南京的诗词作品达三百首左右。 1084年，王安石得了一场大病，神宗派国医到江宁府给他治病。病好以后，他上书皇帝请求以自己的住宅改建寺院，神宗赐额“报宁排夺”，又称半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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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以退居江宁为界，王安石的诗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王安石主要是一位政治家，因此，这一时期的诗，往往与政治、社会有紧密关系，表现了他对现实政治的高度关注。这一时期的诗歌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而且在艺术上不事修饰，多议论，少含蓄，锋芒毕露，以文为诗。王安石这一时期的诗，可以称为政治家之诗。退居江宁后，王安石的诗进入了后期。他的诗风发生了重大变化，远离了政治、社会，多写山水自然。形式上以绝句为主，很少长篇古体；艺术上讲究炼字、对仗，意境优美含蓄，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后人将王安石这一时期的诗风称为“半山体”。文：王安石的散文是政治家的散文，不以感人擅长，但以服人称胜。作品的内容与社会政治有紧密关系，而且见解精辟，往往能发人所未发，显示了王安石非同寻常的眼光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