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论文发表知识库

首页 论文发表知识库 问题

诗经中拟音词论文研究

发布时间:

诗经中拟音词论文研究

除非专家,没有必要读古音,何况古音很多都是推测。大陆版的诗经就依据的是普通话审音读的,个别地方读读古音也是可以的,这一般都得到了大家肯定。初读,你的选本不好。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我国诗歌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语气词在《诗经》之中的使用非常广泛,出现的频率也非常高,总的来看,《诗经》中出现的单音节语气词共有33个,合用语气词共5个。

(一)、《国风》中的语气词

《诗经·国风》展示的是周代各地绚丽多彩的民风和民俗,内容上主要以反映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为主,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劳动人民受剥削和被压迫生活现状的同情,并蕴含着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风”是一种音乐乐调,“国”是地方、地域的意思,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国风其实指的就是各个国家和地方的乐调。《诗经·国风》共160篇,其中包括周南、召南、卫风、王风、唐风、秦风等共十五个地方。

(二)、《二雅》中的语气词

《二雅》包括《大雅》《小雅》,是两者的合称,其中《大雅》多数是朝廷乐歌,内容比较复杂,主要包括政治诗歌、史诗、祭祀诗歌等等,作者多是史官。《小雅》多是偏重抒情的民间歌谣,包括《黄鸟》、《谷风》、《蓼栽》、《苕之化》等。

(三)、《颂》中的语气词

王力《汉语语法史》说:“在原始时代,汉语可能没有语气词。直到西周时代,语气词还用的很少。在整部《尚书》里,没有一个‘也’字,只有一个‘乎’字,七个‘矣’字。一百十六个‘哉’字,但都是感叹语气,而不是疑问语气。……春秋时代以后,语气词逐渐产生和发展了。”《颂》出现的时间比《国风》要早,因此出现的语气词相比来说要少一些,且种类上远远不及《国风》和《雅》。当然,《颂》中也有一些语气词的使用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诗·周颂·潜》“倚与漆沮,潜有多鱼。”中的“与”就是语气词,表示的是赞叹的意思。

以上就是环球青藤小编关于《诗经》中的语气词研究的相关分享,《诗经》在我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一方面其在语言上具有开创性,另一方面在创作手法上具有开创性。《诗经》语言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诗经》的普遍性流传。

大凡《诗经》三百零五篇中,有拟声词者占五十三篇之多,将近六分之一的数目。然而其尤以十五国风中数量最丰。仔细听来,有水声、虫声、鸟声、风声、玉声、金铁之音、劳作之音、车马之音、钟鼓之音等不一而足。结构上看,有置于句首起比兴作用的,有放在句中描摹环境的,有具体用来表情达意的。声音的摹写使得场面或宏大或细腻,音调或婉转或铿锵,节奏或舒缓或急促。给人带来了全方位的感官享受,其可悦人耳目,畅人心意,怡人神志。

诗经中的人称代词研究论文

第一人称【吾】·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我)【我】·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予】·旁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我的)【余】·问余别恨知多少,落花春暮争纷纷。(我的)【卬】·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须我友。(诗经·邶风·匏有苦叶)(卬,读如昂,第一人称代名词。这句话的意思是,船夫摇摇把船摆,旁人过河我等待。旁人过河我等待,等个人儿过河来。)——以上为自称代词,⑴用在动词前面作主语,相当于“我”。⑵用在名词前面作定语,相当于“我的”。⑶单独用以表示复数,相当于“我们”。【吾辈】·三湘登眺还吾辈,千古江山独此楼。(我们)【我辈】·我辈本无流俗态,不教离恨上眉多。(我们)【吾侪】·文王犹用众,况吾侪乎?《左传·成公二年》。(我们这些人)【我等】·像此种字简意深之例,通文比比皆是,看我等动辄洋洋数万言,才知其贵重也。此为我等后学当学之一也。——以上为自称代词后面加“侪”、“等”、“属”、“曹”、“辈”等字,表示复数,相当于“我们”。【朕】·“朕为始皇帝”。(朕 <名> 我,我的。中国秦始皇时起专用作皇帝自称。)·皇太后诏曰:“今皇帝以幼年,茕茕在疚,朕且佐助听政。”《后汉书·和殇帝纪》(至尊若皇太后也可以自称“朕”。)·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沬。屈原《楚辞·招魂》。(朕,古人自称之词,先秦时期一般人也可自称“朕”)【孤】·诸人持议,甚失孤望。——《资治通鉴》(孤,孤家,人君谦称)【寡人】·秦王谓唐且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战国策·魏四》(寡人,古代君王的谦称,意思是寡德之人)——以上为帝王自称。

因为两个作品不是一个人写的,如果是一个人写的,他肯定用词是一样的,就像大家写作文每个人的用词都是不一样的。

女主人公开始时用叙述语气称男方为“ 氓”,是因为双方婚姻关系未定,感情还比较疏远。当面称对方为“子”,尊重、客气、有礼貌,也透露出女主人公愿与对方建立婚姻关系的想法。“复关”流露出热恋中女子的强烈思念。“尔”是第二人称代词,直呼对方,是因为女子明白双方关系已定,感情距离已拉近,这样称呼更加亲切。女主人公在遭遇婚姻不幸后,深思教训,用“士”来称呼丈夫,合乎身份、讲究礼节,却也含有嘲讽的意味。

一、文字部分 《说文》部首的文化学研究(贝部研究、女部、玉部) 《说文》部首研究 《说文》省声研究 《说文》中农业文化探讨 《说文》重文研究 《说文解字》“女”部字研究 《说文解字》“尸”部字研究 《说文解字》“心”部字研究 半坡刻符的性质及其与文字的关系 对汉字性质的认识 古汉字指事字的表义功能 汉字编码研究及方案设计 汉字的结构(论汉字的结构规律或者论汉字的结构类型等) 汉字的形体演变(汉字形体演变中的文化探讨,汉字形体演变的原因探讨等) 汉字起源研究述评 汉字教学方法研究 汉字考释方法述评 汉字前途讨论述评 汉字析形方法研讨 汉字形体演变的基本规律 汉字字形的文化信息研究 会意兼形声问题探讨 假借字与通假字 古今字和异体字 甲骨文形声字研究 江永“女书”的形体结构研究 江永“女书”源流研究 六书性质特点(六书文化探讨、从六书的演变看汉字的造字法等等) 论汉字发展演变的规律 论汉字的性质 论汉字的音义联系 论汉字形体演变的繁简分合 论现代汉字中的变体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会意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象形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形声字 浅论《说文解字》一书的历史价值 声符表义的成因初探 声符表义的成因初探 试论词义引申的规律与方式 说会意 说假借 探求本义的方法种种 现代汉字的表记功能 现代汉字构形特点 形声字起源试论 形声字声符说略 形声字义符说略 许慎六书说论评 义符表义与声符表义异同论 原始汉字的认定及其构形特点 二、词汇研究 《论语》(某个或某些)代词研究 《论语》常用词汇研究 《孟子》(某个或某些)语气词研究 《世说新语》第二人称代词研究 《儒林外史》某类虚词研究。 《诗经》叠音词研究 《诗经》连绵词研究 词的多义性和词素的多义性 词义演变的深层意义基础 词义引申的原则和方法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词义引申的分析 对词义转移的分类考察 对确认古汉语中词的同义关系(或其他关系)的看法 古今词义变化(现象\原因\规律) 同义词和同源词浅说 先秦偏义复词研究 先秦同义复词研究(《左传》、《论衡》、《墨子》等) 音义联系的任意性和命名的理据性 专书的词汇研究 汉语词汇双音化动因研究 三、语法部分 “是”的用法及其发展 《韩非子》中的被动句 《老子》(某种)句型研究 《论语》句法研究(判断句研究、祈使句研究、疑问句研究) 《孟子》中的“其”字 《孟子》中的“之”字 《史记》(某种)固定结构研究 《荀子》副词研究 《战国策》中的“是”字 《左传》“焉”字研究 《左传》“之”字研究 《左传》被动句研究 《左传》判断句研究 《左传》祈使句研究 《左传》疑问句研究 《左传》中语气词“也” 被”字的词义演变 词类活用问题探讨(起源\新说\评价) 从《韩非子》看先秦的副词 从《庄子》看先秦的宾语前置句 从唐宋元明清的白话作品切入考察近代汉语语法的有关问题 古代汉语“把”字句研究 古代汉语“所”字结构(或“者”字结构)研究 古代汉语“之”字结构(或“其”字结构)研究 古代汉语处置式考察 古代汉语词类活用现象综述 古代汉语词序研究 古代汉语单句(或复句)研究 古代汉语活用现象研究 古代汉语兼语式研究 古代汉语介词(或连词)研究 古代汉语连动式研究 古代汉语判断句研究 古代汉语省略现象研究 古代汉语使成式考察 古代汉语双宾语考察 古代汉语重叠词研究 古汉语的后置定语问题 近代汉语代词研究 近代汉语量词研究 秦双宾语句的类型 所’十动词”的内部结构层次 唐诗句法研究 指代性“见”字词性研究 指代性“见”字词性再研究 主谓间“而”字的形成和发展 主谓间“而”字的形成和发展 主谓间“之”字探源 专书的语法研究 四、音韵研究 专书的用韵研究 学习音韵学的心得体会 陶渊明用韵研究 论音韵学在古籍阅读中的作用 联系古音考察现代汉语方音问题 汉语语音演变规律考察 联系汉语语音史研究现代汉语语音规范方面的有关问题 古代韵文用韵考察 五、方言研究 方言词汇研究 方言语法研究 方言音系研究 方言保存的古代汉语特殊成分 六、训诂学研究 标点研究 论中学教材文言文的注释 试论“据文证义”的训诂方法 试论“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 校勘研究 训诂学与中学语文教学 注释研究 反训研究 七、修辞研究 《左传》的外交辞令研究 杜甫诗文修辞研究 以义为单位,给一部先秦文献(或其中的一部分)作词表 《红楼梦》人物语言风格研究 《左传》人物语言风格研究 《水浒传》人物语言风格研究 古今修辞方式的比较 《孟子》论辩艺术研究 《战国策》外交辞令研究 八、其他相关研究 辞典学理论研究 中学文言教学研究 《说文》释义方式研究 古代汉语字词典释义辨正 总之选题尽量对专书、专人进行词汇、语音、语法研究。

诗经色彩词研究论文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多年的诗歌305篇,分风、雅、颂三部分。《诗经》特别是其中民歌部分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影响最大。它推动诗人、作家去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而不要把文学看成流连光景,消遣闲情的东西。历代民歌是它的嫡传,从汉魏乐府直到近代歌谣都深刻体现了这种精神,历代进步文人在创作中倡导“比兴”、“风雅”,实质上也就是倡导《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 《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它的出现以及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成就,是我国文学发达的标志,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极高的地位。2.赋.比.兴三种艺术手段的理解赋比兴是诗歌的表现手法,朱熹《诗集传》,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以彼物比此物也,兴: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钟嵘《诗品·序》云: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

关于《诗经》的研究很多,想出新不太容易哦1、可以将两篇诗歌作比较,2、可以就一篇诗歌提出不同于文学史或别人的观点3、可以将《诗经》与其他诗集比较4、可以研究《诗经》对某位诗人创作的影响

《诗经》艺术成就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历史上由于封建“诗教”的影响,《诗经》研究走了很大的弯路,“诗三百篇,各有其旨,传注之学,多失其本意。而流俗狃习,至不知处尚多。”(《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在诗的主旨被严重歪曲的情况下,艺术性的研究就更谈不上了。真正注意并开始研究《诗经》艺术特征的自然不是那些封建经学家,而是道学气味较少的有关学者。所以,历史上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的取得,都是在不同程度上突破封建“诗教”束缚的结果。自先秦至“五四”以前,关于《诗经》艺术成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关于《诗经》的艺术风格。艺术风格是对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总和的认识,突出地体现在作品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上。古代最先注意到《诗经》艺术风格的是孔子。他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南宋郑樵解释说《关雎》使“乐者闻之而乐其乐,不至于淫;哀者闻之而哀其哀,不至于伤,此《关雎》所以为美也。”(《通志》卷七十五)孔子显然是从他的中庸哲学出发来评价《关雎》的艺术风格的。“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他认为《关雎》符合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所以才对它大加肯定。其实,《关雎》本无哀伤的内容,孔子的话本是就乐而言(《诗》有《关雎》,《乐》亦有《关雎》),这一点郑樵《通志》、刘台拱《论语骈技》早已指出。虽然如此,孔子之说对后来的《诗经》艺术风格研究还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而我们在论述这个问题时,为了搞清来龙去脉,也就不得不“舍近求远”,从孔子关于《关雎》的论断谈起。西汉淮南王刘安《离骚传》认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国风》云‘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瞻望弗及,伫立以泣’。其词婉,其意微,不迫不露,此其所以可贵也。”这些关于《诗经》风格的论述,多从把握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的“中和”程度上着眼,因而,无论在具体内容上还是在方法模式上都没有完全摆脱孔子的窠臼。清刘熙载《艺概·诗概》云:“‘穆如清风’,‘肃雍和鸣’,《雅》、《颂》之赘,两言可蔽。”这虽无“中和”味道,但由于仅是概而言之,“得其大意”(《艺概·叙》)而没有展开具体论证,所以也只能给人一个大概的轮廓。总之,历史上关于《诗经》艺术风格的研究,多流于模式化、简单化,无论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没达到应有的程度。(二)从生活实际和真情实感出发反映现实。这个问题当然主要是就《国风》和其他优秀作品而言。创作的出发点与文学作品反映现实的原则和特点密切相关。最先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是司马迁,他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其次是东汉的何休,他说:“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注)但是,作出较为深刻而系统论述的则是南朝的刘勰。由先秦时代至齐梁,在文体上由诗而辞赋,由散文而骈文;在文风上由要约而淫滥,由质朴而华靡,这引起了他对创作出发点的思考,在《文心雕龙·情采》中,他将二者作了对比论述: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刘勰认为“三百篇”的作者从现实生活出发,根据现实生活所激发“志思”情怀来吟咏“造文”,这样的诗作都是有感而发,有为而发,既有真情实感和充实内容,又有与之相适应的形式,因而可以较好地发挥其社会作用。这里,刘勰实际巳经触及到《诗经》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某些方面。由于“三百篇”是“为情造文”,所以具有内在的艺术魅力。即使是十分单纯的诗歌,如《周南·芣苢》这样一首采摘车前子的劳动歌,也自有其难以企及的绝妙诗意。王夫之说它“意在言先,亦在言后,从容涵泳,自然生其气象”。(《姜斋诗话》卷一)所谓“自然生其气象”,方玉润有过十分生动形象的描绘:“此诗之妙,在其无所指实而愈佳也。夫佳诗不必尽皆征实,自鸣天机,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回无限。若实而按之,兴会索然矣。读者试平心静气,涵泳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即汉乐府《江南曲》一首鱼戏莲叶数语,初读之亦毫无意义,然不害其为千古绝唱,情真景真故也。”(《诗经原始》)“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从切身的生活感受出发,喜怒哀乐皆发自内心,如实写来,而不斤斤于外在形式的华美,赋予“三百篇”以淳朴自然的美质和强烈的艺术魅力。这正是《诗经》鲜明的艺术特征之一。(三)抒情的方式和特点。“三百篇”中,特别是《国风》中多抒情诗,因此,其抒情特点早就为研究者所注意。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两点:(1)主客观相结合,情与义相统一。抒情诗主要是通过抒发主观情怀来展现抒情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从而塑造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反映现实的某些本质方面。一般说来,“三百篇”不作抽象的抒情,而常常是在对客观物象的描述中,在情与义的统一中,比较自然地完成抒情的过程,从容地达到抒情的目的。杨慎《升庵集·诗史》云:“‘三百篇,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然未尝有道德性情句也。《二南》者,修身齐家其旨也,然其言琴瑟钟鼓、荇菜芣苢、夭桃秾李、雀角鼠牙,何尝有修身齐家字耶?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于《变风》、《变雅》,尤其含蓄。”杨慎这段话明确指出了“三百篇”“意在言外,使人自悟”的“含蓄”之处,道出了寓主观情怀于客观描写之中,这确实是“三百篇”重要的抒情特点。明清之际贺贻孙《水居田遗书·文集》所谓“‘三百篇’惟不言理,故理至焉”,说得也是这个特点。关于情义关系和情景关系,刘熙载《艺概》说得更加清楚,他引真西山《文章正宗纲目》云:“‘三百五篇之诗,其正言义理者盖无几,而讽咏之间,悠然得其性情之下,即所谓义理也。’余谓诗或寓义于情而义愈至,或寓情于景而情愈深,此亦三百五篇之遗意也。”他不但指出了《诗经》寓义于情、寓情于景的抒情特点,而且指出了这种抒情方式比抽象抒情的优长。(2)诗中直接议论,斥责邪恶。“三百篇”在指斥奸佞当道、是非颠倒的黑暗现实时,有时直接议论,表现出鲜明的思想倾向。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二:“……若他诗有所指斥,则皇父、尹氏、暴公,不惮直斥其名,历数其愚,而且自显其为家父,为寺人孟子,无所规避。‘诗教’虽云‘温厚’,然光昭之志,无畏于夫,无恤于人,揭日月而行,岂女子小人半含不吐之态乎?”诗人面对邪恶势力,愤怒之情不可抑制,自然流注笔端,形成了直接议论、指斥的抒情特点,这是不同于前边所说的将主观感情寓于客观描写的另一种抒情方式。王夫之对这种抒情方式给以高度评价,认为它无所畏惧,无所规避,其“光昭之志”可与日月同行。王氏之说不受温柔敦厚的“诗教”的束缚,表现出杰出的见地和胆识,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四)关于形象塑造和艺术描写。关于“三百篇”的形象塑造,前人注意到两个方面:一是形象完整统一。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一:“句绝而语不绝,韵变而意不变,此诗家必不容昧之几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降者,玄鸟降也,句可绝而未终也。‘薄污我私,薄浣我衣。害浣害否?归宁父母。’意相承而韵移也。尽古今作者,未有不率由乎此,不然,气绝神散,如断蛇剖瓜矣。”他还认为《郑风·将仲子》等诗皆浑然整体,“意藏篇中”。《诗经》虽分章而咏,但绝不是各章彼此孤立,自为起结,更不是形象破碎割裂,词语堆砌,而是气脉贯通,浑然成章,意转处韵联,韵转处意属,塑造出难以句摘的完整形象;其次是形象塑造的角度灵活多变。王夫之认为《小雅·出车》是征人自叙之词,“征人归矣,度其妇方采蘩,而闻归师之凯旋,故迟迟之日,萋萋之草,鸟鸣之和,皆为助喜;而南仲之功,震于闺阁。室家之欣幸,遥想其然,而征人之意得可知矣。乃以此而称‘南仲’,又影中取影,曲尽人情之极至者也。”(《姜斋诗话》卷一)所谓“影中取影”即设想对方而出现的画面,全是想象之词。方玉润《诗经原始》注意到《周南·卷耳》也具有这一特点:“下三章皆从对面着笔,思想其劳苦之状,末乃极意摹写,有急管繁弦之意。”这种写法角度新颖,便于在更深一层的意义上着笔,达到曲尽人情的目的。另外,“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姜斋诗话》卷一)在形象塑造上也是别具新意,同为“三百篇”之创格。关于《诗经》艺术描写的特点和成就,前人早已注意到。刘勰《文心雕龙·物色》:“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张戒《岁寒堂诗话》:“‘萧萧马鸣,悠悠旆旌。’以‘萧萧’、‘悠悠’字,而出师整暇之情状,宛在目前。此语非惟创始之为难,乃中的之为工也。”这些都总结出《诗经》描写形象具体、生动鲜明,抓住特征,传神写照的特点。(五)关于《诗经》的句式和结构。最早论及《诗经》的句式和结构的是挚虞的《文章流别》,后成伯玙《毛诗指说》等也有论述。明徐师曾《文体明辨》云:“古诗三百五篇,大率以四言成篇。其他三言如‘麟之趾’(《周南·麟之趾》篇)、‘江有犯’(《召南·江有犯》篇)之类,五言如‘维以不永怀’(《周南·卷耳》篇)、‘谁谓雀无角’(《召南·行露》篇)之类,六言如‘我姑酌彼金罍’(《周南·卷耳》篇)、‘政事一埤益我’(《邶风·北门》篇)之类,七言如‘送我乎淇之上矣’《(鄘风·桑中》篇)、‘还予授子之粲兮’《(郑风·缁衣》篇)之类,八言如‘胡瞻尔庭有悬貆兮(《魏风·伐檀》篇)、‘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小雅·十月之交》篇)之类,九言如‘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豳风·七月》篇)、‘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大雅·洞酌》篇)之类,则皆间见杂出,不以成章,况成篇乎?是诗以四言为主也。然分章复句,易字互文,以致反覆磋叹咏歌之趣者居多。”[1]这里不只是谈了“三百篇”的句式特点,而且涉及到诗章结构的特点,是重章迭唱的复沓结构。(六)关于《诗经》的韵律。明陈第《毛诗古音考》开始研究《诗经》的用韵,而首先发现《诗经》用韵之法的是清代顾炎武,他的《诗本音》即通过“三百篇”之章句,求古韵之分合。其后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等都有研究。孔广森《诗声分例》列《诗经》有偶韵例、奇韵例、偶句从奇韵例等二十七例。此外,古人早已注意到双声叠韵读起来抑扬顿挫,有余音回旋之美,这也是《诗经》韵律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钱大昕《潜研堂集》和《十驾斋养新录》等著作中对此有集中论述。可以看出,历史上关于《诗经》艺术成就的研究主要揭示了《诗经》在艺术风格、诗歌形象、形式结构和表现方法方面的一些特点。但是,这些研究基本上局限在艺术技巧、艺术方法等艺术形式范畴自身,而未能将它们与历史背景、社会生活特点、诗人的思想立场、作品内容以及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结合或联系起来,进行辩证的考察和综合的分析,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作为艺术成就研究,这些诗话式的随笔和断想,也显得零散片断,缺乏严格的系统性和概括性。“五四”以后,特别是建国以后,《诗经》艺术成就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达到了新的水平,无论在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出现了新的可喜的变化。现将“五四”以后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特点总结如下:“五四”以后至今,《诗经》艺术成就研究,有些是历史上所没有触及的,属于新的发掘和开拓;有些是在历史成果基础上的继续,属于研究的提高和加深。总起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很多论者在分析《诗经》真实地再现社会生活、反映现实的本质的时候,都能密切联系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地位,联系作者的思想倾向和爱僧感情,说明《诗经》真实地反映生活并非偶然,而有其内在的原因。“古代劳动人民虽然还处在生产力发展较低的历史阶段,但由于他们长期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斗争,就逐渐养成了敏锐的观察力,也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他们善于区别事物的善恶,发现事物的特征,并且通过口头语言和歌舞场景表现出来。”[2]这正是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和前提,现实主义文学无论是写历史还是写现实,其题材都会具有历史的或现实的真实性。《诗经》中的叙事史诗和情诗、叙事诗正是这样。但是它们“并非全是历史的或现实的生活中的原型,而是对其素材经过不同程度的选择、剪裁、集中和概括的,因而也都具有典型性”。[3]所以,《国风》中的抒情诗尽管很短小,但是由于从生活本身和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出发,总是通过对某些具体事物和生活场景的描述,突出生活或人物的某一侧面和特征,反映出现实的本质,抒写作者的感情和认识,体现了题材的真实性和典型性的统一。这些诗歌“不失为概括抒写的好诗”。[4](二)《诗经》的审美特征和审美观点。到目前为止,从美学的角度研究《诗经》,主要集中在研究它的审美趣味、审美标准及其社会历史根源。例如由很多诗歌所咏唱的美女、美男子都具有“硕大”、“硕”的特点,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上古时代人们审美趣味的历史具体性。《诗经》所赞美的猎人都是勇敢慓悍、敢于同猛兽搏斗的英雄,他们具有无限的力量和战胜大自然的信心,充满了昂扬乐观的情怀。如果说《诗经》对人的外形美的咏唱实际是歌颂了“属于人身体的自然力”(马克思语)的美的话,那么,它热烈咏唱猎人、歌颂粗犷、刚劲的运动的美,则是“向我们展示了上古人们对生活的信念以及不屈不挠地与自然搏斗的毅力”。[5]这种审美趣味产生于生产力水平很低的奴隶制社会,具有明显的功利性。又如《周南·关雎》歌泳的“窈窕淑女”,外形美而不轻佻,内心美而不严峻,“曲折说明了诗中的男主人公在物色对象时所坚持的美学标准是全面的”,他对待爱情,“既不矫情,也不违理,因而保全了一种健全的人格”。[6]而这“正是那一时期的民情世态在文学艺术中的真实反映”。[7]《诗经》的美学理想与社会理想是一致的。把握作品的审美特征可把艺术分析引向广阔的前景,有助于问题的深化和升华,有些论者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尝试,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但由于《诗经》的美学探讨起步较晚,直到目前还仅仅处于摸索阶段,大规模的深入的研究尚未展开,所以更有赖于学者们的加倍努力,去填补这项空白。可以肯定,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新课题。(三)活灵活现的人物性格,鲜明生动的诗歌形象。塑造诗歌形象和人物性格的成功是《诗经》的艺术成就的重要方面之一。学者们也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如同是写弃妇,《卫风·氓》主人公悲愤决绝,《邶风·谷风》主人公则哀怨痴情,同是写男女相思,《唐风·葛生》的主人公经受着生死隔绝的苦痛,孤苦凄惨,具有浓重的悲剧气氛,而《邶风·静女》的主人公虽然经受着时间的折磨,焦急烦躁,但却充满了期待的幸福与喜悦,笼罩着喜剧的色彩。各有其鲜明的人物特征。至于《周南·芣苢》的热烈流转,《魏风·十亩之间》的悠闲从容,《豳风·七月》朴素自然的叙述,《小雅·无羊》形色俱备的铺阵,都是非常个性化的。在对诗歌艺术形象的分析方面,栾勋的《试论(关雎>》[8]一文是颇具特色的。他认为这首诗写君子对淑女的倾慕,先写君子对淑女的美好印象,次写他的执意追求,再写长夜难眠的相思心理和“辗转反侧”的动作,表现相思之苦已达顶点。“如果沿着同一个方向继续写下去,文情势必难于生发。于是回波逆折,于低沉中忽起高昂之调,荡开去写他的美好的愿望……妙在这一切写得真实可信,绝非为文而造情。我们在一片文情起伏变幻之中,亲切地感受到了男主人公既有热烈的情感又有清醒的理智,而且是一个充满美好愿望的乐观主义者。当着他的情感与理智发生冲突时,理性制约了情感,而在极度痛苦中激发起来的美好愿望有力地反映了他的积极的人生态度。这一切聚合在一起,构成了他的坚强性格。”文中的论断虽有可商榷之处,但它抓住主人公心理的曲折变化和感情与理智的冲突,努力去把握诗歌形象的具体性质和特点,都是应当肯定的。(四)丰富多采的艺术表现手法。关于《诗经》的艺术表现手法,很多学者都做过研究,他们的意见一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通过丰富的联想,加以艺术夸张,开拓意境,强化感情,使诗歌形象鲜明突出,增强艺术魅力。如《王风·采葛》、《卫风·河广》等。(2)通过丰富的联想和想象,以虚拟或推测的方法,以虚代实来虚构情节。如《周南·卷耳》、《魏风·陟姑》等。运用这种表现手法的诗歌多具有构思巧妙、意境阔大的特点,因而更显得内涵蕴藉、深微,给人以真切的艺术感受。(3)从人物的语言、行动、心理活动以及细节刻划来塑造诗歌形象,抒发主观情怀。如《郑风·女曰鸡鸣》、《邶风·静女》、《陈风·泽陂》等。(4)将主观情怀与客观环境的描写结合起来,构成典型意境,以环境景物衬托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如《王风·君子于役》、《秦风·蒹葭》等。(5)对人物不作正面的勾画和描绘,而迂回回到侧面,集中从美的效果方面来渲染和暗示其特征,这样可以以最经济的笔墨表现尽量丰富的内容。如《周南·关雎》、《郑风·出其东门》等。由于运用了这些富于表现力的艺术手法,很多诗篇构思巧妙,形象鲜明,意境深远,精炼生动,细致委婉地表现分复杂微妙的感情。(五)《诗经》的结构艺术:复沓和“重章互足”。关于《诗经》的复沓结构《毛传》和《集传》已有朦胧认识,这从它们的说诗可以看出。不过,它们都没有专门研究这一问题,也没有提出明确的论断。最早正式研究这个问题的是“五四”以后的“古史辨”派。他们考察了《诗经》的结构特点,正式提出了“重沓”、“重奏复沓”、“复叠”的概念。但在具体认识上彼此有很大分歧:顾颉刚认为复沓“不是歌谣的本相”,[9]完全是音乐的关系,各章的意思相同,只是换了几个字。魏建功和钟敬文不同意这一点,认为复沓各章有意义的不同,如程度的深浅和次序的进退。[10]复沓各章在意义上有什么关系,“重章互足”说较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对这个问题做了系统研究的是钱钟书和黄焯。这个概念由黄焯首先提出。所谓“重章互足”是指把一个完整的意思分置于复沓的各章之中;读诗时须将各章相互参照而为补足,使意义复归完整。具体说来有这样几种情况:将一个过程的不同阶段或环节分置于各章中,如《周南·芣苢》;将一个事物的不同侧面分置于各章中,如《齐风·卢令》,将同一事物的整体分置于各章中,如《王风·葛藟》;将事物的原因、结果或条件、推论分置于各章中,如《召南·行露》;将协韵同义词分置于各章中,如《王风·黍离》;将事物的必然关联分置于各章中,如《小雅·鹤鸣》。这种方法有以下作用:“从篇章上讲,它可以使结构紧凑匀称,复沓回环;从词语的运用上讲,它表现为用词的灵活丰富,多姿摇曳,从语法上讲,它能使句式变化多样,错落有致;从修辞上讲,它既受音律所限,又能使韵味自出,它既省略了某些成分,但又能造成句子成分的相互包容。”[12]自“重章互足”说提出之后,其名称虽未见普遍采用,但其内容已被广泛接受。此说道出《诗经》结构艺术一个重要特点,已成不刊之论。(六)《诗经》的语言特点和音乐美。《诗经》的语言,特别是《国风》的语言是在民间语言的基础上经过乐官的加工锤炼而成的规范化的文学语言。所以它既有民间语言的朴素、明快,又有“雅言”的典丽、严整。它准确、鲜明、生动,丰富多彩,表现力强。据统计,仅是表现手的动作的字就有五十多个,各类名词和形容词就更是不可胜数了。形象的描绘和传神的写照自不必说,就是一些抽象的事物如感觉等也能通过比喻性的词语予以形象的表述。当时通行单音词,但是《诗经》却提炼出很多双音词和四字词组(很多发展成后来的成语)。这些词语词义明确,彼此界限清楚,富于艺术表现力,早已成为现代汉语词汇中比较活跃的组成部分。《诗经》用韵也比较自由,用韵与否随内容的需要而变化,韵位有三种不同情况:“停头”、“停身”和“停尾”。加上灵活多变的语气词的运用,使“三百篇”读起来琅琅上口,韵律和谐悦耳,优美自然,高低变化,舒缓自如,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五四”以后,特别是建国以后对《诗经》艺术成就的研究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特点值得注意:(一)一般说来,对艺术成就和艺术特点不作孤立静止的考察和研究,而是密切联系社会历史背景、诗人的思想倾向和作品的内容进行辩证的分析,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克服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这方面的局限性。如论证《诗经》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能从诗人的社会地位和思想倾向寻找主观原因;论证《诗经》的审美特征能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予以说明,结合内容研究《诗经》句式的特点;注意《诗经》的语言对汉民族语言发展的作用等。(二)既注意研究细微之处,更注意总结规律性的东西。建国后的研究注重从整体上作宏观的考察,克服传统研究之不足。如从情与景、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上阐明诗歌形象的塑造和诗歌意境的构成及动态描写、以虚代实在诗歌形象塑造中的作用。又如“重章互足”的发现也具有普遍性,运用它可以解决一些聚讼纷纭的问题。(三)从创作方法的角度来探索《诗经》艺术特点的统一性。《诗经》的取材、描写、比兴方法和艺术概括都具有现实主义的特征,有人从这方面予以阐明并与浪漫主义方法相对比,加深和开拓了研究的深广程度。(四)开展了比较研究和美学欣赏的分析。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进行了广泛的比较研究:不但将《诗经》中的某些篇章相互比较,而且将它们与后代诗歌以致小说、戏曲、外国文学作品进行了广泛的比较研究,如将《周南·汉广》、《秦风·蒹葭》与古罗马桓吉尔的诗歌、德国古代民歌以及但丁的《神曲》相比较,显其精微之义,有助于人们认识《诗经》的特点。对于《诗经》某些篇章的美学赏析也已经开始,这是人们试图从微观上把握《诗经》艺术的美学特征所作的尝试性努力。注释:[1]“还予授子之粲兮”、“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诸句断句欠妥,分别似应断为:“还,予授子之粲兮”、“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2]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一册37页。[3]蔡守湘等《从<诗经>、两汉乐府民歌看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武汉大学学报》1981、1)。[4]张西堂《诗经六论》,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54页。[5]修森等《<诗经>对人体美的描写》(《江汉论坛》82、6)。[6][7]栾勋《试论<关雎>——<诗经>美学思想札记》(《美学评林》第一辑)。[8]《美学评林》第一辑。[9]见顾颉刚《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10]分别见魏建功《歌谣表现法之最要紧者—重奏复杳》和钟敬文《关于<诗经>中章段复叠之诗篇的一点意见》。[11]分别见钱钟书《管锥编·笔诗正义》和黄焯《诗义重章互足说》(《武汉大学学报》1959、6)和《诗说》一书的有关部分。[12]曹文安等《说<诗经>“重章互足”法》(《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3、2)。

《诗经》的普遍性流传。

古诗词音乐研究现状论文

古诗词是现代流行歌词的远祖,有其“剪不断理还乱”的藕断丝连和“抽刀断水水更流”的一脉相承,这是事实,不可否定。这也是中国民族文化底蕴与文化传承的结果。前苏联词作家萨柯夫斯基明确指出:“好的歌,它的词都具有不依赖音乐的独立艺术价值。”因此,研究古诗词的承传与转化,对当代歌坛的开拓价值,具有畅通古今的现实意义。古人云:“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又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再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诗经》中的风、雅、颂都是乐歌。楚辞“书楚语,作楚声”,与《诗经》成为诗歌史上的两座丰碑。《乐府诗集》中的乐府,多为歌词,“诗为乐心,声为乐体”,表达了诗与歌之间的密切的血缘关系。在中国,诗与乐很早就发挥着抒情言志和教育人的作用,诗依靠乐得到广泛的传播,诗就是歌,即声诗。古诗词吟与诗是紧密相联的。吟诗也是诗人赏析、抒情、创作诗词的重要方式。《辞海》解释“吟”为:“吟咏、做诗”。《孔颖达疏》又对“吟”作了明确解释:“动声曰吟,长言曰咏,做诗必歌,故言吟咏情性也。”实际上吟诗的过程也就是品诗的过程,吟出其情其感。吟诗有三品:一吟一品:品物境;再吟再品:品情境;三吟三品:品意境。从原始歌谣、《诗经》、汉乐府、直到词曲,声诗的发展源远流长,当一种诗体产生民间时,与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诗经》也好,唐诗宋词也罢,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的流行歌曲,宋词就是配合乐曲而唱的歌词,“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流行歌曲称通俗歌曲。“通俗”是就其演唱方式而言的。流行的歌词创作也是一种文学创作,属于诗词创作的范畴。流行歌曲展现了千姿百态的生活,表达了各种各样的情绪和心态,为一种通俗文化。“以歌传情”是流行歌曲的核心,每首歌词都确定一种感情基调,字里行间中寻觅以词抒情、以情带声的重要追求。中国古典诗词大都非常讲究,在遣词造句、叙事抒情上自有一套严格的理论,是字字珠玑,千古传颂。古典诗词非常强调韵律,大多音乐感极强,结合中国人的情感表达方式,含蓄委婉,百折千回,动人不已。这是当今诸多流行歌曲创作人所追求的一种境界,许多音乐创作人采用挑选经典的古诗词,谱上曲,诠释千古佳句。如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著名歌手邓丽君、王菲等人都曾演唱过,流传甚广。李清照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此词被重新谱曲后歌名为《月满西楼》,配以古典情怀:一位古装女子,手持罗扇,独倚窗前,望穿秋水,只为等待归人。整个歌曲朴素清新,笼罩着深层的相思之痛,与李清照的词风尤为吻合,实乃天作之合。李煜的《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和《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柳永的《雨霖玲》(寒蝉凄切),辛弃疾的《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等,由古月、刘家昌、翁清溪等著名曲作家谱曲与诗词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加之有婉约清新唱腔的邓丽君演唱,使得这些曲目成为现代音乐史上传颂的极品。曾被《音像世界杂志》评为在夜晚用心聆听的专辑,可谓评价之高。这张专辑里最有名的两首,一个是李煜的《虞美人》,一个就是后来王菲翻唱的《但愿人长久》,是对这首古典佳作现代版诠释了。83、84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武松》中,张都监家的丫鬟,就曾弹唱了这一曲,但这属于声乐作品的范畴。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明了经典诗词与音乐的融合性。再来换一个角度,流行歌曲多表现一种通俗文化,而古典诗词的介入,恰好将其雅的一面也推到了众人面前,正说明了,艺术其实并无雅与俗不可逾越之鸿沟,关键在于融合的手段了。徐小凤演唱的《别亦难》,由何占豪作曲,用的是李商隐《无题》前四句:“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同样是脍炙人口的好歌。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词人借千古英雄的是非成败,抒发自己的怀古之情。在浑厚的音调之下,表现对世事沧桑的超然和感悟,雄浑而深沉。《三国演义》电视剧将词谱曲,杨洪基演唱,为电视剧增色不少。梅艳芳的《床前明月光》:“是你吧/高高挂在穹苍千年啦/看尽了人世离与散……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首歌曲中引用了古诗直接谱曲,在诗的前半部分,也可以看作是对李白的《静夜思》做的全新注释。著名音乐人宋柯曾说:“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古诗新唱还是意译古诗,都是适用了经过上千年有中国特色检验的文学精品,它们具有广泛的认知度和群众基础。借用古典诗词来表现流行歌曲的主题和内容,既给予了流行歌曲一表现空间,广泛的也提升了流行歌曲的层次,找到了一条将歌手推进众人的捷径。”古典诗词对现代流行歌曲创作有着深远的的影响。

800字,太多了吧

双方发生大幅度

我国历代文化里,诗歌与音乐的关系密不可分。音乐不仅对我国诗歌的内容、题材、形式和风格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中国历代诗歌的生成、传播以及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诗歌与音乐在向现代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两者时分时合。诗歌是一种人们非常喜欢的艺术形式,要想弄清诗歌与音乐的关系,首先要弄清诗的根。“诗歌”,顾名思义,“诗”和“歌”是密不可分的,好诗的诞生激发了音乐的多样化,它们就是这样相辅相成地陪伴着。一、我国历代诗歌与音乐的历史关联性诗是最早绽露的文学萌芽。诗和音乐像一对孪生的姐妹,从诞生之日起就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它特有的声情韵律感染着万千读者,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一)诗歌与音乐的渊源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每一首诗,都是可以合乐歌唱的,“风”“雅”“颂”便是根据音乐特点所做的分类。从《诗经》到《楚辞》,以至律、绝、词、散曲,都清晰地展现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中对音乐美的追求与进步的足迹。历代文论对此问题也不乏探索与灼见。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袁枚《随园诗话》说“其言动心,其色夺目,其味适口,其音悦耳,便是佳诗”;明代诗论家谢榛的《四溟诗话》主张“诵要好,听要好……诵之行云流水,听之金声玉振”;清人刘大在《论文偶记》中说“积字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从几千年的中国文化来看,诗歌和音乐相结合更是水乳交融的艺术表现手段。诗歌与音乐有很多共同之处,它们都是以抒情见长,都十分讲究节奏、韵律、音调。我国历代诗歌都具有格律化、音乐性、“韵律美”。在古代文化里,“音乐入诗”是个热门的话题。音乐艺术,可谓是古代传承下来的“永恒主题”。诗歌传唱的盛行不仅为古代文化的传播发展、继承做出了贡献。使我国历代、现代的诗歌和音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诗歌与音乐文化渊源的角度来研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视角,这会使我们对诗歌与音乐之间的认识变得更加全面和清晰。(二)以汉代为分界的诗、乐相互关系在我国汉代诗歌与音乐的研究领域中,中国古代文化精神史上它们也极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作用。在汉代,人们继承并发扬了我国诗歌与音乐结合的传统,新创立的律、绝二体新诗,尤其渗透了音乐元素,比古体诗歌更适宜入乐。由此,诗歌与音乐的交互关系密不可分,让我们重温了诗歌与音乐的融合性,在我国诗歌与音乐的演变史上,汉代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演变阶段。自汉代开始,乐发达,诗鼎盛,是乐与诗的完美结合,促进了音乐与诗歌的共同发展;同时诗对乐的精妙描写, 使热衷于音乐、诗歌的人都受益匪浅;保证了音乐与诗歌朝着更加健康和理性的方向发展。(三)现代诗歌与音乐的传承与发展现代诗歌与传承音乐是音乐和实际意义的语言结合,这就是诗歌的本质意义所在。而任何一个时代的诗歌形式必须是与该时代的音乐相适应的,顺着这条线索,我们就会发现,现代歌曲正是现代诗歌与现代音乐的结合,反映着现代人的喜怒哀乐,强烈的抒情性是它突出的特点;它也继承了赋、比、兴的手法,也采用重章叠唱的传承方式。因此,每个时代亦有与该时代音乐相适应的诗歌形式,音乐的变化发展必然引起诗歌形式的变化发展。认识到现代音乐是当代的诗歌形式,那我们就不应再去盲目探索新诗的形式。现代的人们应更加投入到现代音乐歌曲的创作中去,尤其是要投入通俗歌曲的创作中去,使这种诗歌形式得以提高,从而得到不断的新发展。二、诗歌与音乐在文体上的相辅相成性诗歌与音乐来自语言文字的内在支出,只有载着情感的语言,才能将潜藏在语言内部的音乐借节奏、音调、韵律美等语言形式表现出来,并引起读者们的心灵感应和共鸣,从而给人以美的享受。以下就从诗歌和音乐的节奏、音调、韵律美来展开说明:(一)诗歌中的乐感呈现(节奏、音调、韵律美)在我国古代生活中,任何事物的节奏都是调节感觉反应一致的,节奏在诗歌的音乐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诗歌与音乐的节奏,是由不同语音排列次序,形成抑扬顿挫的韵律,主要有一定的轻重高低的音律和一定时间间歇所形成,每一个顿数之间的时值相等,这样读、唱起来就形成了有力的节奏感,因此诗歌与音乐节奏才真正和谐、表里如一,更为融合。历代诗歌与音乐的音调调配上也很讲究,所以读的时候抑扬顿挫,唱的时候也更富有旋律感。音调是表达感情的,诗歌与音乐是感情宣泄的窗口,诗歌与音乐的音均是四种音调,每一个音调一旦改变其高低升降,就改变了其意义,这是音调的特色之一。音调的高低、升降、构成了语言的音调,而高低、升降是音调的主要表现所在。我国历代诗歌与音乐以其独有的艺术魅力,“韵律美”充分体现出诗歌与音乐的精髓之处。诗歌具有一定的音乐性和“韵律美”。完美的“韵律”,一方面可以加强诗歌与音乐的节奏感,达到和谐整齐的感官审美效果;另一方面则可以促进情感的抒发。可见,诗歌与音乐的韵律与感情的抒发有很大的关系。我国历代的诗歌与乐上十分注重“韵律美”,但“韵律美”表达的方式比较自由,没有硬性的规定。韵律对诗歌与音乐的创作具有重要意义,使诗歌和音乐更加悠扬动听,形成一个完美的整体,以此来加强诗歌的“韵律之美感”。(二)诗歌中的音乐“感受”在我国历代艺术的表现中,诗歌与音乐往往结合在一起共同宣扬。在诗歌里,乐的句型构成节奏,声调和语调构成旋律,韵式相当于调式,从而形成了诗歌对音乐的感受。优秀的诗歌,体现了音乐本身的力量和精神所在,体现出音乐的感觉和诗歌的节奏。诗歌应该体现出一种张力,并融合内在的魅力和生命力。在诗歌里,我们很容易发现音乐的存在,诗人们喜欢用音乐如歌声,演奏曲,去抒发情感,用这种无形的有规律的音流,把人们的视觉转移到听觉历史上去,并由此而产生新的美的艺术效果,得到一种顿悟灵通的微妙艺术享受。 (三)诗歌的音乐“美”特性诗歌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体式,对音乐美的表达有着相当高的要求,“诗”是诗歌对事物和存在个体自身神秘而神圣的言说方式,诗歌不但有义,还有音。诗歌的节奏和抑扬变化是音乐抒情的重要手段,也是形成听觉艺术形象的主要因素。因此,一切有成就的诗人都很重视诗歌语言的音乐美的特性。有音乐学者,坚持诗歌是音乐美的固有的特性,关键在于确认和坚持诗歌的音乐性为前提。诗歌在结构上复沓、整齐、对称等,因而也产生了回旋往复、一唱三叹的强烈的音乐美感。这种结构的特点及规律也就形成了一种“大节奏”,如果将整首诗歌想象为一句,那么这种大节奏即相当于诗句内部的节拍,缺乏这种大节奏,诗歌整体的音乐美感就要逊色多了。正因如此,我国古典诗歌才在结构形式上严苛始终,操守不改。三、诗歌与音乐意义分析诗歌与音乐,必然是促进了诗的音乐性。而好诗的诞生又激发了音乐的丰富多样化,它们就是这样相辅相成地“陪伴”着,助于探究历代诗歌以及音乐的发展脉络,认识到文学艺术的共融性。一首优秀的音乐艺术歌曲,带给我们的不单单是音乐上的享受过程,更是心灵上的感情表达,很好地将我国历代诗歌的精髓,充分展示在音乐曲之中,以求诗歌词和音乐完美的结合,从而创作出特色鲜明、情景交融、清新典雅的艺术佳作。音乐和诗歌的关系是一种独立而又从属的神秘关系,音乐必须表现诗歌的意念,就像我们拿颜色表现画的意念一样。我觉得诗歌与音乐的融合,是整个中国文化一脉相承的结果。很多现代的音乐在词的表达形式上,仍不可避免地借鉴或套用或模仿了诗歌的语言格式与风格,用古典诗词的形式来创作现代音乐艺术,这在整个主题表达上无疑是一个先入为主的捷径,无论是说在情怀上还是感情上表达,古典诗歌往往具有将语言与情感一同浓缩,从而增添许多音乐艺术回味的空间和意境悠长的韵味。在历代诗歌与音乐在传承中,无论在历史进程还是文本演变中,都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彰显的关系。认清两者的关联性与意义,将推动诗与乐文化的纵深化发展。总之,在我国历代音乐与诗歌的艺术道路,它们经历了数千年悠久历史。在古代,诗歌本身具有格律化、音乐性,且具有韵律美。本文从新的角度探讨了诗歌与音乐之间的深厚渊源以及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从而使我们对诗歌与音乐之间的关系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更应该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同时加强各民族文化间的交流,是世界文化向前发展的重要途径。综上所述,诗歌这个词语里面本身包含了“音乐”所在。由此可见,诗歌与音乐的密切关系。二者之间始终相辅相成,互相交融。

中韩诗词研究论文

1. 关于诗句的议论文 关于诗句的议论文 1. 有关一句诗句的议论文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这首诗是李绅青年时目睹农民每天做农活缺吃不饱,穿不暖,以同情和愤慨的心情写出来的。 这首诗描写了农民种田非常的辛苦的情景。农民在骄阳底下干活,条件非常艰苦,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粮食是农民用汗水换来的,也不珍惜粮食。 诗的开首“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两句,是写诗人李绅在田野里看见农民扛着锄头,在太阳底下干活,种粮食。由于非常炎热,汗水从农民的脸颊一直不停地流到庄家地里,不禁产生了同情与怜悯之心。诗的后两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的意思是:有谁知道人们碗里的米饭每一粒都是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呢?这是一个反问句,通过这个反问句,诗人强烈地表达了痛恨不珍惜粮食的人,同时要求人们珍惜粮食,珍惜农民的劳动成果。 2. 有关一句诗句的议论文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诗是李绅青年时目睹农民每天做农活缺吃不饱,穿不暖,以同情和愤慨的心情写出来的。 这首诗描写了农民种田非常的辛苦的情景。农民在骄阳底下干活,条件非常艰苦,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粮食是农民用汗水换来的,也不珍惜粮食。 诗的开首“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两句,是写诗人李绅在田野里看见农民扛着锄头,在太阳底下干活,种粮食。由于非常炎热,汗水从农民的脸颊一直不停地流到庄家地里,不禁产生了同情与怜悯之心。 诗的后两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意思是:有谁知道人们碗里的米饭每一粒都是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呢?这是一个反问句,通过这个反问句,诗人强烈地表达了痛恨不珍惜粮食的人,同时要求人们珍惜粮食,珍惜农民的劳动成果。 3. 关于古诗的作文 古诗词,想说爱你不容易 乘一叶孤舟,重游历史长河。最摄我心魂的,依旧是那…… 抬头,便会想到“一行白鹭上青天”;俯首,便会想到“疑是地上霜”;观河,便会想到“一江春水向东流”;叶凋,便会想到“我言秋日胜春朝”。 古诗词,我喜欢。吟一首《江南好》,优美的意境令人流连,我喜欢。唱一首《龟虽寿》,“老当益壮”随机浮现在眼前,我喜欢。哼一段《无题》,无私奉献,蜡烛春蚕,我喜欢。 在我看来,白话文太过单调,文言文太过枯燥。唯有古诗词,我打心眼儿里喜欢。遇到挫折想打退堂鼓时,想想杜甫那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满腔的热血,那豪情壮志,我欣赏,我敬佩,我说要向杜甫学习,我要吃透这句诗,我要奋发,要拼搏,我也想在努力的汗水挥洒过后,一览成功的喜悦! 从诗词中,我看到了美,无与伦比的美,独一无二的美。 陶渊明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我看到了;孔子那“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壮志,我看到了;李白那“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真挚,我看到了;李清照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惆怅,我看到了。 夜深人静之时,我细赏古诗词,皎洁的月光洒下凄美的种子,我徜徉在小巷中,抒写出“散荃染别离,落苕抑割舍”的原创。哦,可爱的古诗词,领我步入美妙,怡人的意境。 日落黄昏之迹,花败叶凋之痕,皆被古诗词揽入心中。阅读后,便刻入了我的灵魂。轻吟“我是断了线的纸鸢,无人懂就任其消散。化为一缕炊烟,岁月将其搁浅,又拂诗篇,可别越走越远。有了??O般的这些字眼,我不再是断弦。风又澜起,我的心扉不散。” 从古诗词中,我学会了好多。我知道人生不可能风平浪静。既然这样,那我就学会承受,携手我最爱的古诗词,与所谓的命运抗衡!我的世界,只有一叶孤帆,风浪太大。我曾因此而沉沦,是古诗词教会我要坚强。“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我立誓要惊起人生中最美的那道波澜! 未来的航程,不会一帆风顺。我有古诗词,我会稳坐我的小船,为梦而扬帆。“疾风知劲草,岁寒见后凋。”小草尚此坚强,我自然不该怯步。我们大家,都该如此。古诗词,对你,言无尽、情更是无尽! 4. 关于诗词的论文 论苏轼“词似诗” 词似诗,便“非本色”。 陈师道《后山诗话》:“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王灼《碧鸡漫志》高度评价东坡词,也是从“诗与乐府同出”、诗词不应该有区别的基本观点立论的;胡寅也认为“诗出于《离骚》《楚辞》。 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 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酒边集序》)也就是说,王灼和胡寅都承认东坡词“似诗”。 按照胡寅和王灼的逻辑推论,诗的审美内涵是杜绝“香软柔媚”,摒弃“绮罗香泽”,不屑“绸缪婉转”作风的;诗的功能,则主要是在于“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感发人的“逸怀浩气”,使人“自振”。也就是说,胡寅和王灼是从传统诗歌的“言志”功能和“教化”作用,强调东坡词的价值意义的。 我们检点苏轼的词作,可以概括出其“词似诗”的三个特征:一是主流文化的价值取向。传统儒学特别强调诗歌的教化作用,中国传统诗教是将诗歌纳入制度文化体系的重要内容。 所谓“观风俗,知得失,厚人伦,美教化”,即是中国古代诗歌主流文化价值取向的正式宣言。胡寅、王灼对东坡词的评价,实际上主要也是就这个层面立论的。 在内容方面,它要求作品能够体现家国怀抱及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像《念奴娇·赤壁怀古》、《江城子·密州出猎》等都是这类作品的代表,就连《水调歌头·中秋词》、《卜算子·孤雁》等事实上也流露出词人眷恋社稷的政治怀抱。 二是在审美意义层面,强调作品的阳刚之气。中国古代诗歌,体现出阳刚与阴柔两大审美系统的对立与调和,主流文化往往强调阳刚之气和豪杰之风。 苏轼一向反对词中的阴柔和艳冶之词,尽管他自己也有大量的婉约词作,但主要作风,表现出对于阳刚之美的偏爱与执著。 三是在表现方式上,苏词以直抒怀抱为主,既少用比兴,又不像柳永那样铺叙形容,而是议论的成分较多,没有词的曲尽其意的婉转韵味。 因为词作为一种新文体,它的文化属性主要还是在于它的庶族文化特性,也即平民文化属性,士大夫情感,与这种属性是有距离的。再加上作为“新声”的词更多在对于个体私人生活和个体内宇宙细腻情肠的表现与再现,在气质与风调上,苏轼一部分词不具备有别于诗的这种词之特性,也即是说,其词线条粗放,境界疏阔,并且士大夫情结十分典型和强固,从本质上更接近于诗。 苏轼词的“士大夫化”,是其词似诗的重要因素。苏轼的士大夫人格,决定了他“词似诗”的文学创作态度和文学价值取向。 所以王灼在批评李清照所说苏轼词乃“句读不葺之诗”的观点时说,这种观点是中了“柳永野狐涎之毒”,这实际上从另一角度证明东坡词与柳永词疆界分明,是典型的士大夫词,因而得到士大夫正统批评家的肯定。 似诗的士大夫词的最突出特征,是他的主观抒情性。 即是说,这类词像传统的诗一样,是以作者主观抒情的方式进行情感传输和意志表达,不像一般文人词常常是对一种场景或情事及人物活动情境的创造性表现。举例来说,苏轼的大多数作品,都像日记或自传一样,全部是作者自己的情感抒发和情绪展示。 《全宋词》存东坡词三百多首,出现“我”字竟然有69次之多。而且苏轼词中“我”的情绪大都与“遇”与“不遇”的感怀或牢骚有关。 其他像柳永、周邦彦词中就更多那种客观言情写实的意境和场景描述,在他们的作品中,主人公可以不是作者自己,而是别的男性或女性。这样,他们的作品就像戏剧或小说一样是被词人创造出来的艺术人物和艺术境界,而不仅仅是词人独自真情实感的抒发,更具有一种客观性,反而能够供广大读者或观众从中发现作品中的“我”。 李清照认为:词,就应该写传统诗歌所没有表现过的人情的隐秘世界;如果像苏轼一样,用词来表现那些诗歌常用题材,甚至表现手法和方式仍旧和传统诗歌的粗豪抒情一样,那便是以长短句的形式写出来的诗了。所以说东坡词的主观抒情性,是其词最突出的个性,也是其词士大夫品格的标志。 人们说他的词似诗,在很大程度也是从这个认识上立论的。 苏轼词的似诗倾向,尤其在他的创调之作《醉翁操》和其隐括《归去来兮辞》的《哨遍》得到印证。 其《哨遍》不仅似诗,简直像文赋。它是“檃括”陶渊明《归去来辞》而成,所以带有很重的文辞风貌。 按照词的严格律度和音乐审美的标准衡量,确乎不太像词。从序中可以看出,东坡写作此词与当时谪居黄州的生活及心境有关,隐括陶渊明辞意,也是借别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之意。 虽已“就声律”,而且可歌,却与当时时尚的流行曲子词相去甚远。但这种即兴之作,并且即时而歌的热闹场面和气氛,又确有流行曲的味道。 正是此类词的流传,更让人们觉得东坡词粗疏直率,如是得出东坡“词似诗”的判断。其《醉翁操》则是由琴曲翻改而成,味其词语,亦诗文之间。 不过此词则不在于主观抒情而有一种客观述事和议论的韵味。从中可知这首词是东坡根据琴曲倚声新创的词调。 问题在于,苏轼也有像“花褪残红青杏小”、“一颗樱桃樊素口”这类纯客观言情的艳词;。 5. 关于诗词的话题作文 诗歌的由来 在我们这个诗的国度,几千年来,诗歌一直是文学史的主流。 诗是怎么样产生的呢?原来在文学还没形成之前,我们的祖先为把生产斗争中的经验传授给别人或下一代,以便记忆、传播,就将其编成了顺口溜式的韵文。据闻一多先生考证.[诗]与[志]原是同一个字,[志]上从[士],下从[心],表示停止在心上,实际就是记忆。文字产生以后,有了文学的帮助,不必再死记了,这时把一切文字的记载叫[志]。志就是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歌的称谓又是怎样来的呢?诗和歌原不是一个东西,歌是人类的劳动同时产生的,它的产生远在文学形成之前,比诗早得多。考察歌的产生,最初只在用感叹来表示情绪,如啊、兮、哦、唉等,这些字当时都读同一个音:"啊"。歌是形声字,由"可"得声。在古代[歌]与[啊]是一个字,人们就在劳动中发出的[啊]叫作歌。因此歌的名字就这样沿用下来。 既然诗与歌不是一回事,后来为什么又把二者连在一起以[诗歌]并称呢?这只要弄清楚它们的关系就明白了。歌,最初只用简单的感叹字来表示情绪,在语言产生之扣,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逐步深化,情绪更加丰富,用几个感叹字表达远远不够用了。于是在歌里加进实词,以满足需要。在文字产生之后,诗与歌的结合又进了一步,用文字书写的歌词出现。这时,一支歌包括两个部分:一是音乐,二是歌词,音乐是抒情的,歌词即诗,是记事的。这就是说,诗配上音乐就是歌,不配音乐就是诗。最初的诗都能配上音乐唱,歌就是诗,诗就是歌。关于诗与歌的结合,我国古籍中很早就有论述。 《毛诗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尚书》:"诗言志,歌永言"这便形象地指出了诗与歌的内在联系。由于这种情况,后来人们就把诗与歌并列,称为[诗歌],目前,诗歌已经成为诗的代名词了。 6. 求一篇关于古诗的作文 中国文化的原始记录就是以诗歌的方式开始的,诗歌始终贯穿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五千多年。从西周时期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开始,诗歌就伴随历史朝我们一路走来。 翻开诗歌发展史,不难发现,诗歌从兴盛到变化发展至今,到了前所未有的萧条时期。诗歌的地位从“文学中的文学”一落千丈,跌入低谷。 高考拒绝,其他的各种有关语文考试排斥,媒体副刊冷眼对待,诗歌刊物的迷茫不知如何选择方向,受到冷淡,依然坚持的诗歌刊物所剩无几。诗歌到了该拯救还是消亡的关键时刻,诗歌兴旺,匹夫有责。 难道我们就没有责任? 诗歌的命运何去何从,如何发展,这都是每个中国人应该关注的。尤其是一年又一年参加高考的学子,应该给他们一个探索发展的一个机会。 是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排斥诗歌还是我们的阅读视野真的不需要诗歌?回答是我们的生活太需要诗歌,否则从我们的小学一年级中的“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开始——到高中课本,从浩如烟海的诗歌中精选了那么多范文,学生们学习了那么多格律诗和现代诗,既然无用武之地,这些诗还有必要存在吗?没有运用又何必学习它呢?我们不能忽略诗歌写作。中国是一个有古老传统的诗歌的国度,诗歌高度集中反映社会生活,有想像力和表情性,有优美深远的意境和韵律感,为什么不让那些对生活充满憧憬的学生,在考场上创作诗歌呢?拒绝诗歌,这不仅违背了中国重视诗教的文化传统,还违背了语文教学的真正意义,着实令人遗憾。 在西方文学史上,最古老且最负盛名的是荷马史诗,也是诗歌。中西方的诗都讲究一个韵,而韵,就是一种和谐的节奏或音乐感。 中西方文化虽不同,但发展脉络是一致的,如同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一样,都有个大致相似的阶段。诗歌以外的小说、散文、戏剧等文学体裁,都是后来衍生出来又逐渐发展壮大的。 人类诗歌精神走过古代的纯洁,和代变革的发展,从束缚走向更加舒服的空间,一直到步入现代的虚无和迷失。在西方很多国家的选拔考试中,诗歌都有着重要的位置,并没有像我国的高考那样,全面拒绝诗歌。 诗歌是“中国文学中的文学”,诗歌是文学最基础的叙述方式,也是最纯洁的叙述方式。高考是改变中国人命运的考试,第一大考排斥诗歌,诗歌又怎能再登大雅之堂。 作诗歌出众的考生,他对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绝对不亚于写其他文体的学生,写诗歌同样可以检验一名考生的语文水平,既然如此,为何不让考生写诗呢?诗歌写作是学生流露他们真情实感、舒展他们才华的一个可行途径,不应该简单拒绝。 就考生而言,写作源于生活,反映生活,高于生活,真情实感是其本意,恰好诗歌也不例外。 缘何要把诗歌除外呢?不同的考生面对同一个作文题目时,他选择表达作文主题的方式不尽相同。某些作文题目在考生看来,诗歌更能表达这个作文主题呢?例如今年的有个高考题目叫《提篮春光看妈妈》,如果允许写诗歌,应该有不少学生写出令人同样感动的作文出来。 优秀的高考作文,应该是考生心灵迸发出的自由火花,无拘无束的想象力的任由驰骋。是考生创造和创新精神的自由表达。 高考作文简单地拒绝诗歌,等于拒绝了一些考生在诗歌方面的特长,让他们没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这无疑是一种损失。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诗歌为考生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更为自由的空间,利于考核和选拔人才。 有很多人认为诗歌的评判自由度很大,给高考作文评分带来困难。允许学生写诗会给高考作文评分带来困难,显然如此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令人感到滑稽和可笑的。 评分的标准和方法,是人研究与制定出来的。语文阅卷队伍不能评判,难道社会各界就无鉴赏诗歌的高手?而高考作文评分所带来的困难,也应在摸索实践中解决克服。 有人说诗歌的自由度很宽泛,那你可以适当画一个圈,比如写14行诗,要有意境等等的硬性指标。况且,这些阅卷老师多数都是来自语文教学中的精英,自己也学过,而且还在教学中给学生讲授过诗歌,也有如何评分的标准。 如此简单地拒绝诗歌,对于我国教师队伍的教学也是一个潜在的影响,既然高考拒绝写诗,势必对平常诗歌的教学就有些轻视,也就草草地带着学生“欣赏”一番走过场,把诗歌教学当成形式。如此恶性循环,对于我国诗歌的再度繁荣发展是很不利的。 但愿今后的高考作文能够取消体裁的限制,给考生们更大的发挥空间。 7. 关于古诗词的作文 改写《清明》 “沙沙沙!沙沙沙!”又下雨了。雨纷纷扬扬的,轻如牛毛,细如丝线,如尘似雾,从天空飘落下来。那雨轻轻地落在树枝上,树枝上的嫩芽钻出了可爱的小脑袋,睁开美丽的小眼睛,好奇地望着周围的一切。雨悄悄地落在草地上,草儿顽强地掀开了压在它身上的泥土,努力地钻了出来。它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呵欠,开始贪婪地吮吸着春天的甘露。小草这儿一堆,那儿一簇,给大地披上了一层绿衣裳。草丛中开着五颜六色的鲜花,有黄的油菜花、红的玫瑰花、紫的三角梅、白的郁金香,它们竞相开放,争奇斗艳。几只燕子从空中叽叽喳喳地飞过,好像在说:“春天来了!春天真美啊!” 可这样的雨中美景,却吸引不了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的目光。他们来去匆匆,个个心事重重。行人中,有的扛着扫把,带着祭品,去扫祖墓,想起去世的亲人,心情十分悲痛;有的背井离乡,外出谋生,前途未卜,心情压抑;有的正走在投靠亲友的路上,前景不明,更是心烦意乱。他们头上顶着阴郁的天空,心情在小雨的浸润中显得更加沉重了。 行人中,一个书生模样的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杜牧。他身材偏瘦,皮肤白净,戴着斗笠,背着行囊,步履艰难。杜牧脸色憔悴,眉头紧锁着,形成了“川”字,一边走,一边还摇头叹息着什么。他已经赶了好几天的路了,加上这“天公不作美”,阴雨绵绵,到处迷迷蒙蒙,更使他情绪低落。此时此刻,他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口渴得喉咙像要冒烟。他多么想找个地方歇歇脚,吃口热饭,填饱肚子,再喝上几口老酒,解解渴,暖暖身子,然后好好地睡上一觉,该有多爽啊。然而这人生地不熟的,叫他往哪儿找酒家啊。 忽然,从远处传来一阵清脆悠扬的笛声。那声音是那样清脆、悦耳。杜牧的精神不由为之一振。他抬起头来,放眼望去,只见迎面走来一只黄牛,黄牛背上坐着一个牧童。他大约十一二岁,黑里透红的小脸上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显出了几分机灵、几分可爱、几分淘气。杜牧心想:有牧童就有村庄,有村庄就有酒家,对了,我何不向他打听一下?他想到这里,走向前去,很有礼貌地问:“小兄弟,请问这儿有酒家吗?”牧童看见了他,点了点头,笑了一笑,向他扮了一个鬼脸,拿着笛子往身后的方向指了指,意思是:往前走,就有酒家了。杜牧明白了,他连忙谢过牧童,打起精神,加快脚步,往前走去。果然,不久,一个村子在雨雾中若隐若现,那儿道路两旁开满了杏花,几个酒幌子在随风飘舞着,好像正向他招手呢……杜牧兴奋极了,灵感也随之而来,一首七言绝句脱口而出: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8. 写一篇关于古诗的作文 参考首古诗就写个很简单的。你可以参考带翻译的。很简单写的。 给你推荐个这个网站随便找个写。 龙盘虎踞树层层,势入浮云亦是崩。 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唯拜汉文陵。 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推动了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的。但他又是一个暴君,实行专制主义,给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受到后人谴责。许浑这首诗抒写了他行经秦始皇墓时的感想。 秦始皇墓位于陕西临潼县东约五公里的下河村附近,南依骊山,北临渭水。它建成于公元前二一○年,坟丘为土筑,经二千年的风雨剥蚀,现存高四十三米,周长二千米。陵墓落成之初,坟上“树草木以象山”。在山光水色的映照下,在空旷的平地上托起的这座山一样的巨大坟茔,这就正如首句形容的那样,给人以“龙盘虎踞”之感。诗人在墓前驻足,目光从墓基转向墓顶,见到的是层层绿树,直上云天。眼前的高坟,不正好象征着秦始皇生前煊赫的声势吗?“势入浮云亦是崩”,覆亡之迅速与秦始皇在位时不可一世的声势,恰恰形成极富于讽刺性的鲜明对照。诗人将无比丰富的历史内容熔铸在这简短的七个字里。一个“崩”字,声如裂帛,宣告了秦皇已死,秦朝已亡,似乎言尽意绝,下文难以为继了。然而诗人忽一转笔:“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唯拜汉文陵”,诗作旋即别开生面,令人称绝。这两句与前两句似断而实连,诗意从“崩”字悄悄引出,不着痕迹地进一步写出了秦始皇形象在后人心目中的彻底崩塌。同样是青山秋草,路人却只向汉文帝陵前参拜。汉文帝谦和、仁爱与俭朴,同秦始皇的刚愎、凶残与奢靡正好是强烈的对比。对于仁君和暴君,人们自会作出自己的评判。末句一个“唯”字,鲜明地指出了这一点。后两句表面看来似乎把笔墨荡开,从秦始皇写到了汉文帝,从诗人自己写到了“路人”,实际上却有形愈松而意愈紧的效果,在轻浅疏淡的笔墨中显示出了厚重的力量。 可以把这个写出来的。 9. 关于古诗的文章八百字 我喜欢古诗。小时侯,经常浸泡在古诗的韵律里。每天晚上,听着录音机里播放的古诗,伴随着窗外蝉鸣声,一阵微风吹过,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 伴随着古诗,我诗意的生命开垦出丰美的田园。我会背的第一首古诗是《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我问爸爸“绿丝绦”是什么意思,爸爸说,“绿丝绦”是柳条垂下来像一条条丝带,就像妹妹头上扎的绿色蝴碟结,这就是“绿丝绦”了,哦,懂了。 我就这样一首首背了下来,读了许多有关春天的诗,“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这首诗让我们看到了:春天阳光普照,江山秀丽,春风拂面,春风送来了花草香气,春回大地,泥土松软,燕子来飞飞去衔泥做巢,鸳鸯在暖和的沙地上睡着了,这一定是一幅非常甜美的春景图啊! “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倚微风”。这首诗仿若把我们带到了黄师塔前,望着滔滔江水向东流去,心中的烦忧也随之而去,春风吹来,顿觉又懒又困,我明白了人们常说的“春困秋乏”。 宋朝诗人王安石有一首《泊船瓜洲》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和南宋诗人朱熹《春日》中的“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同样是写春风,诗人一个喜,一个忧,两相对照,反映出两位诗人当时不同的际遇,不同的社会环境,感受到了诗人的爱国情怀,领悟了不同的写作手法。 古诗不仅给我的生命田园抹上了绿色,而且让我的心灵腾飞,融入那千年唐风宋词中,遥望天外云卷云舒,聆听海天相接处渔歌唱晚,更让我这个北方少年感受到了塞外大漠孤烟壮阔。 古诗,让我的生命丰富多彩!我爱古诗! 10. 写一篇关于古诗词的作文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 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意思是:有位卖炭的老翁,在中南山里砍柴烧炭。他满脸灰尘,显出被烟熏火烤的颜色,两鬓头发灰白,十个手指很黑。卖炭得到的钱做什么用?身上穿的衣裳和嘴里吃的食物。可怜他身上穿的衣服很单薄,但是心里担忧炭的价钱便宜,希望天气更寒冷。夜里城外下了一尺厚的大雪,清晨,老翁驾着炭车轧着冰冻的车辙赶路。人和牛都疲乏了,也饿了,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老翁就在集市南门外泥泞中休息。两位得得意洋洋的骑马的人是谁?是皇宫内的太监和太监手下的随从。手里拿着诏书,嘴里说是皇帝的命令,然后拉转车头,大声呵斥着赶牛往北面拉去。一车炭,一千多斤,宫里的使者们硬是要赶着走,老翁舍不得它,却也没有办法。宫里的使者们将半匹纱和一丈绫,朝牛头上一挂,当作炭的价格。

中国古唐宋诗词赏析论文初识苏东坡还是从他那首《水调歌头》开始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好像是在初中的课本里的,觉得这首词里有种很高远的境界,淡淡的愁里透出股人生的淡定。特别是那最后一句影响最深,记得当时还是好多流行歌曲里唱的。后来学了越来越多的他的诗,他的词,他的文,对他的生平也了解得越来越多,喜爱之情与日俱增。 我初中时很喜欢小说,高中时才开始看看散文,那是受了史铁生《我与地坛》的影响,觉得散文竟能写得如此之好。还记得高二暑假借了本余秋雨的散文精选集,晚上一个人在灯下读。窗外夜色如水,虫声唧唧,窗内拥灯夜读,在乡村的环境中有种无比的惬意,现在想来都是种难得的人生享受。当读到《苏东坡突围》时都是热泪盈眶,为他的命运悲不平,为他的旷达所激动。记得当时最后那段话,我读了又读,现在想来言犹在耳: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需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这样评价他毫不为过,他以一种无人能及的大气环视周围的一切,在颠沛流离中不失人生的淡定。 林语堂曾言: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从苏东坡的一生经历看他的成就,就会对他有更深的认识。他少时高中进士,可谓才华横溢,踏入仕途后曾书《思治论》,体现文韬武略。但因政见不合,他屡次主动请求外放。在密州(应该是后来又贬到此地时吧),他写下拉那首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我读到这首词时,有满怀的慷慨激昂。特别是最后那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让我深深感受到那种豪情与壮志。苏东坡的才气是无人能比的,而这也使他被人嫉,最终因“乌台私案”而贬官黄州,也正是在那里,他叹了口气,道出了:人生识字忧患始。但也是从那里起,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转向老庄和佛禅寻求解脱,也是在那里,他写出了流传千古的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清楚地记得这是当时高二学的诗,当时放在一起的还有李煜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和秦观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以及别的一些词,但相比之下,气势与境界就相差很大了。他这一贬就永没起身,离了朝廷,一贬再贬,越贬越远,先是辗转于扬州、定州,最后被贬到了当时的荒蛮之地广西岭南,以至于海南岛。但的心境却越来越旷达,他把老庄哲学从无限的时间与空间的立场看待人生的苦难与欢乐及世间是是非非的观照方法,与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顺乎自然的生活态度结合起来,求得个人心灵的平静。他没有像许多文人那样,在抑郁中苦捱时日,而是随遇而安,很快能融入到当地的生活中,并自得其乐。他一次与弟子由的对话中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由此可以看出他的生活哲学,也可以看出他的心境。即使在贬到岭南后,他还写出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他自从二十一岁考中进士就回家过两次,一次失怙,一次丧母,一生中在各地辗转流离,但他却说出了: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此心安处即吾乡。我想如果让我离家三年我会是什么感觉,会忍不住地思念亲人,怀念朋友。我是恋旧的人,那些老朋友在我心里总是最好的,到了一地我也会有好多的新朋友,但我没有那份“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满随天外云卷云舒。”的豁达与清旷。我还是我,所以才会赞叹他一贬再贬后的淡定,壮志难酬后的豁达。 其实使我感慨最深的作品还是他的那首《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微微的悲凉中充满了豁达与坦荡,那种“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境界被无数人所向往,这和他另外一首诗意境很像:人生到处如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他把老庄的旷远和禅宗的淡定都渗透在了他的诗词文里。我有好几本日记的扉页都题有这首词,也是用来在忧愁烦闷是激励自己的吧,其实这是一种求之难得的境界,可望而不可即。一次见一qq好友的签名档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不禁又感慨一番。 苏轼最终在宋徽宗大赦时得以北归,但长期流放的折磨和长途跋涉的艰辛使他一病不起,在归程中静静地走了。他给后世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尤其是他对人生的淡定让后人一直仰望。苏轼是一千年来历代人都热爱的大诗人,值得所有人敬爱。

结合时代背景,作者生平,以及你要鉴赏的诗歌内容及创作背景,光前面两样就可以写上很多了,加上后面的以及个人感想就差不多够了

相关百科

热门百科

首页
发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