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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问题讲的就是政治问题，发展问题讲的就是经济问题，所以和平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现为： 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世界各国才能保持正常的经济交往和顺利实现本国的发展计划。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就是得益于世界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战乱和冲突则是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战乱不仅使参战国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且导致交通运输瘫痪，国际贸易中断，给世界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 发展经济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有力保障。和平事业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而经济贸易往来则能增进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具体地说世界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国际分工，增进了各国间的交流和联合，有可能抑制世界战争的爆发；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消除世界不稳定的因素，减少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世界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力量的壮大。 可见，和平与发展是互为条件，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1．邓小平同志对当今时代特征的科学判断 对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的科学判断，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出现的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即新科技革命，深刻地改变了当今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首先，新科技革命使世界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科技革命引起的经济全球化发展，使世界各国的生产、流通、投资等日益联结为一个整体，各国经济发展只有在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同时，各国之间又充满了矛盾和激烈竞争，而矛盾和竞争的核心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其次，新科技革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使世界政治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动。世界多极化的趋势逐渐显现，国际形势总体上出现了相对和平的发展趋势。尽管世界并不太平，局部地区的战争仍有发生，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逐步增长，在较长时期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总之，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成为时代的潮流。 邓小平根据世界经济与政治发生的重大变化，敏锐地把握到时代的主题已开始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及时提出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邓小平对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基本思想。 第一，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我们有可能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党才作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第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邓小平指出，当今世界有很多问题，但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即和平与发展问题。 第三，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首先，当代世界在政治上的主要矛盾是东西方还存在对抗与世界要和平的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成了东西对峙、美苏争霸世界的两极格局，给世界和平带来极大威胁。冷战结束后，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因此，和平问题就成为当代世界政治最突出的问题和集中体现。其次，当代世界在经济上的主要矛盾是南北方差距的扩大与国家要发展的矛盾。发展问题就成为当代世界经济最核心的问题和集中体现。抓住了这两大问题，也就从错综复杂的国际矛盾中，抓住了制约、影响其它矛盾的主要矛盾，把握住了时代的主题。 第四，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是指和平与发展代替战争与革命成为当代世界面临的两个重大课题，并不意味着这两个问题已经解决。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但战争的危险并没有根除；经济发展越来越成为各国的共同要求，但南北差距仍在扩大，世界各国远未实现共同繁荣。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
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
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
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
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
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
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
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
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
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
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
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
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全球性与民族性——论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挑战庞中英从“全球同质性”谈起最近两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关于“全球共同性”(global commonality)的讨论不断增加，一个基本的看法是，全球化的发展要求各国经济和社会在治理上的共同性，具体而言，全球化力量难容诸如“东亚模式”这些体现特殊性和差异性的东西，原因归之于全球化的本性，即它是一种同化力(assimilating force)。1998年，我在一篇英文论文中指出，中国已经创造了一种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发展模式。美国Portland州立大学一位匿名审稿人在评语中却针对这点问我质疑：“问题是，面对全球化的同化力量，中国将能够保持她自身的独特性吗？”实际上，这是一个涉及到如何理解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关系的重要问题，值得高度重视，到最后，我虽仔细考虑了这位美国学者的问题，但还是无法在修改过的那篇叫做《全球化与中国：中国对亚洲经济危机的反应》1论文中完全回答它。本文首先分析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关系，然后讨论全球性的加强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挑战。全球性在加强新西兰前总理穆尔(Mike Moore)为竞争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一职，1998年发表了强烈主张自由贸易的《未来的简要历史：新千年的公民》一书。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穆尔在书中指出：属于精英阶层的商业人士、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不是与他们国内的选民和股东有更多的共性，相反是与其国际同行分享着很多的共性，也就是说，全球的精英阶层在各方面都很近似2。这是穆尔称之为的一种“民主赤字”( democratic deficit)问题。在评论所谓“普遍文明”时，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到所谓“达沃斯文化”：“每年大约有一千名商人、银行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记者从几十个国家聚集到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有物理学、社会学、商学或法学的学位，从事文字或数字工作，英语相当娴熟，受雇于政府、公司和学术机构，有着广泛的国际交往，时常在他们的自己的国家之外旅行。他们一般具有对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共同信念，这些也是西方文明中的所共有的。达沃斯人实际上控制了所有的国际机构，许多世界管理机构，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军事职位，达沃斯文化因此极为重要。”3亨廷顿在书中所谈是拥有共同知识文化但人数不到世界人口1%的全球性精英阶层与所谓“普遍文明”之间的关系。撇开穆尔和亨廷顿在他们各自的论述目的不谈，他们涉及的上述有趣事实不是从一个方面说明，在全球范围内一个具有同质性的社会阶层在不断发展壮大吗？那么，全球性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全球性4指一个世界体系内的同质性(homogeneity)或者共同性，它来自全球化，是全球化的结果。全球性不是什么新东西，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在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当时，“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我们都非常熟悉这句话。不仅如此，在制度和技术层面，大到象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样的适应全球化的国家组织形式，小到繁杂的国际技术、产品统一标准，世界经济的发展总是带来越来越多的全球共同因素。今天，全球性又有其新的内容，那就是它的步伐和范围完全及于全球，而且总的趋势是不断加强。“全球化，…，照任何情形，不仅，或者甚至主要是指经济的相互依存，而且也是指我们生活其中的时间与空间之巨变”。5所以，全球性不仅体现在全球性经济方面，“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任何东西都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生产并销售到世界各地的现象”6，市场经济成为全球大多数国家接受的配置经济资源的方式，资本的国际流动几乎畅通无阻。而且，在其它所有领域，全球性都是明显的事实：在政治方面，民主化在全球范围不断发展，虽然西方和非西方在民主的本质和方式上存在分歧；在法律和规则方面，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国际体制在调节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价值观方面，西方和非西方都承认人权、民主、自由、生态等价值观的普遍性，但又存在着许多分歧，不管如何，全球性的道德观和价值标准在逐步确立。全球性的加强是否意味着民族性的弱化？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在大多数情况下，全球性的加强确实对世界上民族国家构成基本的重大挑战，这是从上面对民族国家权力的打击（另一方面，地方主义和分离主义的自治力量迫使国家不得不下放权力）。这里只举两个例子说明全球性对民族性的影响。现在，“几乎每一个国家，工人的税收负担都在增加，同时资本的税收负担则在锐减。”7因为资本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动，而劳动则缺少流动性，民族国家因为资本的逃税而焦头烂额，丧失了越来越多的控制能力。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国家受到的影响不尽相同，在欧洲，主要是高度体现民族性和国家的作用的“福利国家”制度受到全球化的沉重打击，财政压力迫使政府一再减少社会项目支出，两位数字的高失业率几成无法治愈的慢性顽症。而在发展中国家，本来就严重缺少社会安全保障，一遇到金融、经济危机，千百万劳动大军很容易重新陷入贫困化，亚洲和拉丁美洲最近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的严重社会问题充分说明这一点。另一个例子是，从1991年初的海湾战争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多边干涉呈现上升势头，直到最近的北约对南斯拉夫战争，此种发展无疑对民族国家主权的不可分割原则、民族自决权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都构成空前的挑战和压力。多边国际干涉主义认为，在一个全球化（包括人权的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一国的内部事务已经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挑战，不是孤立事件。关于民族国家受到全球化削弱的问题，已经有许多论述，本文不再论述。问题在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影响并不等于不少人宣称的那样，是什么“民族国家终结”（the end of nation-state）、“主权终结”（the end of sovereignty）。确实，民族国家主权已不再象过去那样至高无上，它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参加普遍的国际合作，在许多关键的领域民族国家自愿或权衡再三交出不少主权，相应地，传统的民族文化和认同也因为全球化的冲击而发生了一些变化。然而，现在和可预见的未来，民族国家仍然握有重大的基本权力，是全球经济、政治和安全中最重要的一类角色。人们往往忽视的一点是，民族国家不可能是全球化的被动消极角色，而更多的则是主动积极的参加者，无论那种类型的民族国家，今天不都是在说正在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吗？“人们经常把全球化说成是好象为一种自然力量，其实它不是。国家，公司和其它集团都在积极推动全球化的进展。”8不仅如此，在少数情况下，就具体国家而言，某些国家，主要是大国和超级大国，成为全球化进程的塑造者，虽然在一些方面它们同样受到全球化的压力，特别是全球化产生的问题之挑战，但总体看，全球化反而使这些民族国家的利益和特性得到更大程度的伸张。最具体和有力的例子是美国。这里，在美国的全球主义者看来，全球化等于“美国化”，而世界具有的全球性在某种程度上几乎等同于这个世界的“美国性”。美国借自己在经济、金融、技术、军事和文化上的超级实力地位，要求其它国家拥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全球化，而且告诉全世界，如果你不这样，那么你将注定陷入边缘化和贫困化，因为全球化被规定为经济增长的唯一道路。9看来，全球化和全球性不过都是问题的表面，而非其实质。以下是几个支持这个论点的材料：（1） 有的美国学者认为，全球化确实突破了国界线和民族国家与主权的藩篱，但全球化的中心功能（即在经济活动中从经济意义上使领土“非国家化”，使主权“分散化”，而在法律制度上又使它“国家化”）是集中在高度发达国家领土之内的，这些功能的集中点是纽约、伦敦等全球城市；全球化所要求的“非管制”的跨国法律制度是从西方的经济概念中发展而来，所谓“国际的”、“跨国的”等等事实上是美国化（即所谓“国家化”）的一种形式。10（2） 分析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哥分校的一份研究报告，我们可以认为，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其民族性本质。虽然这项研究仅以计算机硬盘产业的全球化生产为例，但它指出，虽然公司产品的组装、零部件的生产和雇佣的工人等经济活动已经全球化，但跨国公司的美国性却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因为公司仍然在本国进行研究与开发（是跨国公司全球价值增值链的最核心部分），其支付的工资的主体仍在国内，至于利润分配更加没有改变公司的民族国家性。11（3） 美国总统克林顿讲得更清楚：“某些人把这种不断增加的国际互相依赖视为对我们的国家和我们作为美国人的价值观的威胁。但事实几乎恰恰相反。在世界上影响不断加强的正是美国的价值观-自由、自决和市场经济。从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中获益最多的正是美国公司。当世界其它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之后，需求最多的正是美国工人制造的美国产品。”12当前，金融危机后，美国诱导、支持甚至压迫拉丁美洲国家实行货币美元化，很明显是为了这种扩张美国国家利益的全球化。这个例子也说明了当代全球化的美国性质。全球性与民族性的矛盾统一不管那种情况，其实，全球性没有也不可能消灭民族性，因为它们之间构成矛盾的统一，在全球性中有民族性，而在民族性中有全球性。这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反映。全球性发展一方面是对民族性的否定，但另一方面又在加强民族性，往往后者更加突出。全球性与民族性同时并存，在一些方面，全球性确实弱化了民族性，这是许多论者都充分注意到的事实；但在另一些方面，全球性则加强了民族性，而且越是全球性加强，民族性也同时加强甚至更强，这是许多论者，特别是全球化的大力主张者没有强调、甚至是忽略的。最近几年，从墨西哥到泰国，从马来西亚到印尼，从俄罗斯到巴西，一系列的严重金融危机反映出来的最本质问题不是别的，而是全球化过程中深刻的全球性与民族性矛盾。上面提到了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命题，一些西方评论家在金融危机后对此大加发挥。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在治理方面差别很大的标准和政治体制不能与全球化，以及一种方式和道德的全球共同性(global commonality of styles and ethics)日益增加的预期共存”。如果发生金融危机国家不能接受全球化而是搞出另外的替代方案或者不根本参加全球化，亨廷顿所预言的“文明冲突”全球政治逻辑，即西方和非西方的紧张势所难免。13也许正是同样的思考方式，本文一开头提到的那位美国匿名评论人才质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行性，因为在他看来，不能忽视全球化的社会-政治方面，金融危机后，东亚大多数国家不得不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与全球化接轨，于是，更加清楚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全球共同性”差别日益明显。资本主义的使命就是创造一种名副其实的全球性，历经几百年、特别是20世纪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这个使命接近于基本完成。世界体系论者认为，全球性并非今天才有，而是现代世界体系-历史体系发展的结果。按照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观点，这个体系“发端于欧洲的部分地区，后来扩展到把世界其它一些地带也纳入其中，直至覆盖了全球”14。今天，如果有人想要消除全球性，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从根本上讲，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并非排除民族性，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就利用民族和民族国家这样的东西开展全球扩张，资本主义“需要强化国家机构”15。“在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体系中，没有国家的帮助，就不可能建立垄断或某种类似垄断的东西…资本主义并不独立于国家”。16直到现在，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管全球化如何发展，如果它没有达到真正的“世界大同”、全球民主，我们不能说资本主义的民族性由于全球化而消失了，否则将因为学术上的幼稚性而犯严重的错误。另一方面，全球性越是充满了先进民族主导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性，后进民族就不可能放弃“反应性的民族主义”，即对这种已经深深打上先进的民族的民族性的全球化作出深刻反应，进而卷入世界体系，这样，世界体系就变成一个十分复杂的充满民族性的多元组合。全球化论者经常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本来就是揭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之间谜一般的矛盾特性的。以下我也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段话，当然不是为了老生常谈，而是为了说明问题之所在。“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7今天，国内外研究全球化问题的许多学者，如果不是孤陋寡闻或者不对马克思本人抱有意识形态偏见的话，几乎都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全球化理论的先驱，最早预见到今天我们完全看清楚了的“全球化”趋势，只是他们没有使用“全球化”的概念而已。问题的重要性还不仅在此，而是，我们应该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已经指出尚不为人们注意分析的一个重要命题，它与本文的中心论题紧密相关：资本主义下的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关系）在扩张成为全球社会关系，建立、发展和膨胀了世界市场，不断地改变世界历史面貌的同时，它也造就了各民族相互依赖的民族国家间关系体系。换句话说，他们所讲的“所有民族的全面、普遍相互依赖(intercourse in every direction, universal interdependence of nations)”意味着世界是国（民）际化的但还不是一体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包含着这样一对极为深刻的全球性矛盾运动：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本性是“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奔走于全球各地”18，但是它又不得不生活在由于这种全球性行为造成的必然结果中，那就是各民族的相互依赖环境中，因为现在“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未开化或半开化的、农民的和东方的民族为了生存都在竭力采用文明的、资产阶级的和西方民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果一个全新的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诞生了，这个世界体系不仅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组织起来，而且其中的各民族及其国家复杂相互作用。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生产和消费世界性必然要求的后果的“政治的集中”，民族国家是全球化历史过程的必然产物，它在这个进程中同样也有其历史使命。20世纪，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由于两次非常巨大的事件受到影响和中断。一是1918年后俄国发生的政治变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的建立；二是1945年后的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一大批新兴民族国家的产生。当然，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与社会主义体系的兴起有很大关系。19苏联和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脱离西方国际经济体系，自成一体。新兴民族国家为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和文化认同，要伸张其国家主权，特别是经济主权，不能允许西方跨国公司任意任意利用其经济资源，不仅如此，新兴民族国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但自1970年代末期开始，由于各种历史因素的影响，全球化却呈现了加速化的态势：1971年8月，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制度解体，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浮动汇率阶段，金融不稳定成为世界经济的典型内在特征，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全球化的当代形式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20，然后，在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帮助下，资本流动越来越高速，规模巨大，跨越国界，远远脱离实体经济而全球化；西方国家成功应付了中东石油国家发起的两次大的“石油冲击”；1980年代，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被西方国家“冷处理”，南北谈判举步不前，发展中国家爆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对北方的全面依赖加深；1980年代初开始，中国和一些东欧国家经济逐步对西方开放；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其后苏联解体，原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不复存在，东欧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回归欧洲”，俄罗斯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今天，金融和技术的全球联系效应，固然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失去意义，但世界仍然划分为大大小小近200个领土主权单位，民族国家的存在与作用仍是当今世界最基本的事实，全球化似乎不同于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但它还难以完全逾越“民族国家间相互依存”的逻辑，民族国家在顽强地探索如何适应全球化加速的新世界环境，再造（reinvention）自身。结果，民族国家力量代表的民族性与全球化力量代表的全球性之间的矛盾运动还将继续下去。冷战结束、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巩固了其全球统治后，全球性与民族性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更变成美国性与其它民族性之间的矛盾。世界和平与发展面对重大历史挑战全球性的加强和民族性遭到的空前挑战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有着深刻的持久影响。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繁荣与发展已经面对着空前的挑战。以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为核心的全球性本质上排斥一切与自由市场不完全相同的反映民族性的发展模式，美国性排斥其它民族性，要求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国家都要拥抱全球化，实行贸易投资自由化，“靠压制不同意见而开放市场”(opening markets by closing minds)21，而不顾发展中国家自民族独立以来一直在期盼的发展。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是由于资本的高度全球流动性和劳动的高度不流动性，就是说，资本可以突破国家控制，劳动则很难跨国，资本可以宣称自己没有民族性，但劳动则带有强烈的民族性。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深刻悖论之一是它不敢让劳动也全球自由化，相反对劳动流动的限制恰恰是资本全球化需要的：以发达国家为基地的跨国公司抛开本国劳动市场而到第三世界寻求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好处之一是逃脱掉它们在母国的社会责任，这就是发达国家存在着强大的来自劳工组织的反全球化力量的一个原因。不仅如此，跨国公司到世界各地配置资源而不让劳动自由流动，是因为，一旦劳动可以在世界范围自由流动，那么按照经济学的原则，劳动的价格将在世界范围内趋向均等，不可能再有可供跨国公司追逐的廉价劳动资源，从而势必降低其利润率。发展中国家国家试图按照自己的意志、战略推进发展，事实上已不可能。它们在内部不可能独立制定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一些国家的政府甚至要听命代表全球化势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来决定其经济政策；在外部要接受西方大国制定的世界经济规则。发展中国家对外部资源和市场的依赖使得它们不敢得罪跨国公司，相反要为跨国公司创造一切优惠条件以吸引外国投资者。不论是跨国公司，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展”问题从来都不是他们日程中的主要项目，让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才是他们的工作中心。强调这一点并非意味着“发展”就毫无出路可言，只是指出，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全球化的世界中要取得某种发展非常艰难，通过适应全球化还是能够找到生存和发展之道的。其次是世界和平面对的挑战。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同质性的扩大，不可避免地要带来各国国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一国内部的问题往往有深刻的外部根源，同时也对外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而在政治、经济甚至安全上具有全球同质性的“全球共同体”的扩大，改变着和平的逻辑，全球同质性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不可能变成战争，相反，全球同质性与非同质性之间则难以和平共处。冷战后，在西方学者提出的一系列关于世界秩序的理论模式中，“全球化理论”和“民主和平理论”两种关系密切的理论最为引人注目，全球化理论要求加强全球同质性，而且为各种干涉主义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和基础（包括道德基础），而民主和平论则认为，非我同类，必要伐之。更深层次的对世界和平的挑战来自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这是1945年前两次世界大战的最深刻教训之一。两次世界大战根源于此。所以，1945年战胜国吸取大战的教训，精心设计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它代表了一种全球力量与民族国家力量之间的妥协，布雷顿森林体系负责管理世界经济，特别是贸易正常和金融稳定，兼顾了多边自由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行和民族国家的切身利益，而联合国则通过大国协商一致以维护世界和平。半个世纪的发展，资本的全球性力量越来越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资本的短期性、投机性行为远超过其长期性、战略性行为，投入投机经济的资本急剧过分膨胀，而投入实体经济的则在持续相对萎缩，这无异于世界繁荣建立在随时可以逝去的海市蜃楼上，世界和平处在空前危险中。亚洲金融危机后地区安全和地缘战略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欧美对南斯拉夫的战争表现出的帝国主义、强权政治死灰复燃，都说明，金融全球化的恶性发展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不是耸人听闻之谈。资本全球化一方面已使旧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受到致命侵蚀并趋于瓦解，另一方面，它又在强化一种以资本为中心的美国和欧洲主导下的新世界秩序。因此，不受制约的资本全球性加强已经对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危险。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欧美中左翼社会政治势力倡导和实践“第三条道路政治学”(the third way politics)，它意识到资本统治的加强对世界和平和繁荣的危险性，力图通过协调资本与劳动、资本与国家之间的矛盾，探索一条既不同于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又有别于国家干预主义的新中间道路，以再一次挽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重蹈历史的覆辙。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更加感到这个世界要的不是重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全球化，因而迫切需要控制、降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形成负责 的全球性(responsible globality)，最终让全球化造福世界和平与发展。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1月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就以“负责的全球性：管理全球化的影响”为主题。我理解，负责的全球性应是与民族性协调的全球性，这是真正的“第三条道路”的目标。但是，“第三条道路政治学”是否充分认识到这一关键点，并付诸行动，仍是一个未知数。21世纪的最主要课题当代世界是一个全球性与民族性共存的世界，不能忽视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的互动，片面强调它们中的任何一方面都是极其危险的，完全自由放任的全球主义和漠视相互依存世界性的民族主义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为了世界和平和发展，我们要找到协调、平衡全球性和民族性的战略和方式。对民族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世界中的生存，如何做到这点？维护和实现国家主权与国家利益的最好办法不是别的，恰恰是适应而不是逃避全球化的环境，“通过相互依存达到独立”(the doctrine of independence through interdependence)22。这一点对象中国这样的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大国有着特殊的价值。对国际社会而言，应该认真总结20世纪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上的历史教训，开展卓有成效的国际合作，真正让全球步上“第三条道路”，以协调全球性与民族性、市场与国家之间的矛盾，确保21世纪是一个新的和平与繁荣世纪。
摘 要：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和充分的现实依据。从历久弥新的文化传统到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从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要求，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模式赢得认可、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关键词：中国文化;历史;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和平发展 一、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文化合理性在历史上，我国周边地区都曾经是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文化圈”即儒家文化圈的一员。儒家倡导“修齐治平”，“粤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光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稽考于古道而能称顺其美的历史事实，帝尧名叫放勋。他严肃恭谨，明察是非，善于治理天下，宽宏温和，诚实尽职，能够让贤，光辉普照四面八方，以至于天上地下。他能够明察有才有德之人，使同族人亲密团结。族人亲密和睦了，又明察和表彰有善行德百官协调诸侯各国的关系，民众也随着变得友善和睦起来了。）按中国文化讲“使天下服”绝不是依靠武力，而是要以道德去统一之。自身强大而“内圣”，外邦、外国纷纷效法学习，主动与中国进行联合，或自愿加入中国，这就是“外王”。内圣的国家，内部必须治理得好，人们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整个国家从上到下能够凝聚成一个整体，就像蜜蜂与蚂蚁（白蚁）王国一样（这当然是一种低级的凝聚形式），只有大公，而无自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凝聚这么结实，将是无坚不摧的，没有任何敌人能战胜或奴役他们。中国人历来是靠实力与道德上的感召而实现外王的，中国人的外王也不是为了抢劫别的国家和人民，而是与我同富，共同走向人类文明，最终达到与我同样的程度，这就是“天下大同”。而西洋人用的则是强盗逻辑，他们走到哪里，就抢到哪里，特别是欧洲的殖民主义时代，对印度、非洲、美洲的印第安人，对澳洲的土著人，对东南亚。甚至对中国也进行过强盗式的侵略。即便是现代的所谓“欧美文明”，也是考虑自己的利益太多，不能与中国天下大同相提并论。英法德走的是殖民扩张，海上侵略的道路，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道路，中国人有自己的模式。二、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三、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四、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60年前，联合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欢呼声中成立了。联合国的成立，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60年来，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制止侵略行为，促进国际合作等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成为全世界维护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国际组织。中国作为联合国的主要发起国之一，先后参加了筹备成立联合国的华盛顿会议、莫斯科会议、华盛顿橡树园会议和旧金山会议，为《联合国宪章》的正式生效和联合国的正式成立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1971年 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来，中国认真遵循联合国宪章精神，切实履行联合国的各项义务以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重要职责，在联合国内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一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不断进步和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加深，中国以新的面貌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中国一贯积极支持和参与联合国的各项工作，遵守联合国议案和决议，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在维护正义和国际秩序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在当今世界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中国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深化国际民主，建立更加公正、合理、互惠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既维护国际正义、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也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既维护和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从全局出发解决国际社会的实际问题；既维护国家主权、坚持反对干涉国家内政的原则，也考虑在特殊情况下国际社会有权利有义务对一些国家采取维和、适当干预与预防措施的权利；既支持国际反恐、防扩散等维护国际安全的措施，也维护国际经济的正常秩序、大力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解决地区贫困问题。中国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解决国与国争端的基本准则，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精神。中国为促和平、求发展而采取的灵活、务实的态度，丰富了在联合国框架下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实践。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有了中国这一维护和平、稳定力量的积极参与，联合国才得以成为世界性的国际组织，并在谋求人类的共同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 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潜力最大的新兴市场，强劲的经济发展带动了全球经济的增长。保持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既是中国政府对本国人民的责任，也是对联合国充分履行促和平、求发展职能所做出的贡献。在25年时间里，中国解决了2．2亿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堪称人类历史的奇迹。联合国专家认为：“正是因为中国在消除贫困人口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世界贫困人口比率才有了大幅度的下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以上，经济总量翻了两番，实现了小康目标。去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跃居世界第三位，达到11548亿美元，为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劲的活力。到2020年左右，中国经济将实现第二个翻两番，经济总量将达到4万亿美元左右。中国人民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宏伟蓝图过程中，必将惠及世界各国，成为对世界贡献更大的国家。 三 中国尊重联合国宪章，积极提倡新型安全观，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不搞对抗，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而是通过对话、和平的方式解决国家间存在的分歧和争端。中国注重与所有邻国建立和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中国积极参加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为维护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建设性贡献；努力推动地区安全对话合作机制的建设，积极参与了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对话合作；成功实践了新型安全观，通过友好协商妥善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增进了军事互信，在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合作。随着自身的繁荣发展，中国在全球安全和全球繁荣中的责任也在增长。在防扩散和国际反恐斗争中，中国是一个关键的参与者。在尊重有关国家主权、不干涉内政、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原则下，中国积极参与了在柬埔寨、东帝汶、海地、刚果（金）等国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在一些国家不太愿意提供医护人员和工程人员的情况下，中国向各个维和区派出了大量军事观察员和工程、医疗部（分）队。朋友不管字的多少，只要文章你感觉很满意就可以了。
战争是一把双刃剑战争的追溯——统一、发展、疫病、惨剧。它可以使社会更好发展，也可以使世界坠落。战争，如一杯注入鸩毒的葡萄酒，在其中有合作成功的蕴义，也同样能结束一个人的生命。战争，如一根细细的火柴，既能带来光明与温暖，也足以毁掉一片森林。战争，如一块石头，有时帮助人们跨过沼泽地，但也能成为一块绊脚石。战争就如同一把双刃剑，可以带来民族以至整个国家的统一，但是所要付出的代价又何止一语能够形容。同样，战争是贪婪者“一统江山”的重要武器，也是“经济衰败”的源头。战争从石器时代的部落厮杀到近代的世界大战甚至于现在的反恐战争，似乎是无休止地循环着，进行着。战争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是统一的象征，是以和平天下、安抚社稷为目的的。正如巴尔扎克所说的：“战争是和平的必经之路。”的确，纵览古今，曹操与蜀吴的赤壁之战、项羽与刘邦的垓下之战、浩荡的七国争霸、反对君主专制的巴士底狱之战，这些战争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社会安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和平、统一就好比包在石头里的金子，战争这把锋利的双刃剑削去束缚它们的土块和坚石，使他们闪闪发亮，永延千古。但是——同样在和平的年代里，始终有贪婪的人不满足眼前的财富，以种种借口挑起战火。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等等，充斥着火烧圆明园、南京大屠杀等令人发指的罪行，严重地破坏了人民的生活、社会发展。正如近年发生的伊拉克战争，最终无论哪一方人民感到的都是强烈的悲痛。此时此刻，无辜的受害儿童们，他们呻吟着、哀嚎着。面对未来，他们只能在心底祈祷：“我们永远不要再有战争了——”这声音是那么声震山林，响彻云霄。战争如大雨，能缓解旱情，却又使万千的人们流离失所。战争如狂风，能吹走乌尘，却又使树木摧折、房屋坍塌。战争如大河，能带来充裕的水分，泛滥时却又吞噬众生。正如唐太宗所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战争亦如此。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
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
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
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
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
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
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
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
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
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
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
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
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1.和平问题：指维护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问题2.和平成为当今时代主题的含义：和平具有了现实可能性，新的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战后世界和平是主流。3.战后世界维持了总体和平局面的原因：主要是：第一，世界人民渴望和平，反对战争；第二，核战争的毁灭性后果，使某些核大国不敢贸然发动战争；第三，经济的一体化，使国际上各种力量互相制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4.各国人民还面临维护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艰巨任务。因为战后的世界和平是不稳定和不完全①发展问题：指世界经济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问题。5.发展成为当今时代主题的含义：发展具有了现实可能性，战后经济发展是主线。6.世界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任务更显得迫切和艰巨。的，局部战争从未间断，这是世界和平的隐患。7.和平与发展的相互关系：总的来说，和平与发展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的。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在和平中求发展，以发展促进和平，这是人类社会走向美好未来的重要保证。8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只有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世界各国才能保持正常的经济交往和顺利实现本国的发展计划。战乱和冲突则是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甚至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9发展经济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有力保障：因为，第一，世界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国际分工，加强了各国间的交流和联合，抑制了世界战争的爆发；第二，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消除世界不稳定的因素，减少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第三，世界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力量的壮大。
摘 要：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和充分的现实依据。从历久弥新的文化传统到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从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要求，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模式赢得认可、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关键词：中国文化;历史;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和平发展 一、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文化合理性在历史上，我国周边地区都曾经是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文化圈”即儒家文化圈的一员。儒家倡导“修齐治平”，“粤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光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稽考于古道而能称顺其美的历史事实，帝尧名叫放勋。他严肃恭谨，明察是非，善于治理天下，宽宏温和，诚实尽职，能够让贤，光辉普照四面八方，以至于天上地下。他能够明察有才有德之人，使同族人亲密团结。族人亲密和睦了，又明察和表彰有善行德百官协调诸侯各国的关系，民众也随着变得友善和睦起来了。）按中国文化讲“使天下服”绝不是依靠武力，而是要以道德去统一之。自身强大而“内圣”，外邦、外国纷纷效法学习，主动与中国进行联合，或自愿加入中国，这就是“外王”。内圣的国家，内部必须治理得好，人们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整个国家从上到下能够凝聚成一个整体，就像蜜蜂与蚂蚁（白蚁）王国一样（这当然是一种低级的凝聚形式），只有大公，而无自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凝聚这么结实，将是无坚不摧的，没有任何敌人能战胜或奴役他们。中国人历来是靠实力与道德上的感召而实现外王的，中国人的外王也不是为了抢劫别的国家和人民，而是与我同富，共同走向人类文明，最终达到与我同样的程度，这就是“天下大同”。而西洋人用的则是强盗逻辑，他们走到哪里，就抢到哪里，特别是欧洲的殖民主义时代，对印度、非洲、美洲的印第安人，对澳洲的土著人，对东南亚。甚至对中国也进行过强盗式的侵略。即便是现代的所谓“欧美文明”，也是考虑自己的利益太多，不能与中国天下大同相提并论。英法德走的是殖民扩张，海上侵略的道路，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道路，中国人有自己的模式。二、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三、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四、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60年前，联合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欢呼声中成立了。联合国的成立，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60年来，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制止侵略行为，促进国际合作等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成为全世界维护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国际组织。中国作为联合国的主要发起国之一，先后参加了筹备成立联合国的华盛顿会议、莫斯科会议、华盛顿橡树园会议和旧金山会议，为《联合国宪章》的正式生效和联合国的正式成立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1971年 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来，中国认真遵循联合国宪章精神，切实履行联合国的各项义务以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重要职责，在联合国内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一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不断进步和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加深，中国以新的面貌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中国一贯积极支持和参与联合国的各项工作，遵守联合国议案和决议，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在维护正义和国际秩序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在当今世界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中国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深化国际民主，建立更加公正、合理、互惠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既维护国际正义、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也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既维护和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从全局出发解决国际社会的实际问题；既维护国家主权、坚持反对干涉国家内政的原则，也考虑在特殊情况下国际社会有权利有义务对一些国家采取维和、适当干预与预防措施的权利；既支持国际反恐、防扩散等维护国际安全的措施，也维护国际经济的正常秩序、大力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解决地区贫困问题。中国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解决国与国争端的基本准则，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精神。中国为促和平、求发展而采取的灵活、务实的态度，丰富了在联合国框架下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实践。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有了中国这一维护和平、稳定力量的积极参与，联合国才得以成为世界性的国际组织，并在谋求人类的共同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 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潜力最大的新兴市场，强劲的经济发展带动了全球经济的增长。保持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既是中国政府对本国人民的责任，也是对联合国充分履行促和平、求发展职能所做出的贡献。在25年时间里，中国解决了2．2亿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堪称人类历史的奇迹。联合国专家认为：“正是因为中国在消除贫困人口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世界贫困人口比率才有了大幅度的下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以上，经济总量翻了两番，实现了小康目标。去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跃居世界第三位，达到11548亿美元，为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劲的活力。到2020年左右，中国经济将实现第二个翻两番，经济总量将达到4万亿美元左右。中国人民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宏伟蓝图过程中，必将惠及世界各国，成为对世界贡献更大的国家。 三 中国尊重联合国宪章，积极提倡新型安全观，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不搞对抗，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而是通过对话、和平的方式解决国家间存在的分歧和争端。中国注重与所有邻国建立和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中国积极参加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为维护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建设性贡献；努力推动地区安全对话合作机制的建设，积极参与了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对话合作；成功实践了新型安全观，通过友好协商妥善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增进了军事互信，在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合作。随着自身的繁荣发展，中国在全球安全和全球繁荣中的责任也在增长。在防扩散和国际反恐斗争中，中国是一个关键的参与者。在尊重有关国家主权、不干涉内政、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原则下，中国积极参与了在柬埔寨、东帝汶、海地、刚果（金）等国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在一些国家不太愿意提供医护人员和工程人员的情况下，中国向各个维和区派出了大量军事观察员和工程、医疗部（分）队。朋友不管字的多少，只要文章你感觉很满意就可以了。
摘 要：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和充分的现实依据。从历久弥新的文化传统到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从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要求，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模式赢得认可、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关键词：中国文化;历史;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和平发展 一、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文化合理性在历史上，我国周边地区都曾经是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文化圈”即儒家文化圈的一员。儒家倡导“修齐治平”，“粤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光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稽考于古道而能称顺其美的历史事实，帝尧名叫放勋。他严肃恭谨，明察是非，善于治理天下，宽宏温和，诚实尽职，能够让贤，光辉普照四面八方，以至于天上地下。他能够明察有才有德之人，使同族人亲密团结。族人亲密和睦了，又明察和表彰有善行德百官协调诸侯各国的关系，民众也随着变得友善和睦起来了。）按中国文化讲“使天下服”绝不是依靠武力，而是要以道德去统一之。自身强大而“内圣”，外邦、外国纷纷效法学习，主动与中国进行联合，或自愿加入中国，这就是“外王”。内圣的国家，内部必须治理得好，人们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整个国家从上到下能够凝聚成一个整体，就像蜜蜂与蚂蚁（白蚁）王国一样（这当然是一种低级的凝聚形式），只有大公，而无自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凝聚这么结实，将是无坚不摧的，没有任何敌人能战胜或奴役他们。中国人历来是靠实力与道德上的感召而实现外王的，中国人的外王也不是为了抢劫别的国家和人民，而是与我同富，共同走向人类文明，最终达到与我同样的程度，这就是“天下大同”。而西洋人用的则是强盗逻辑，他们走到哪里，就抢到哪里，特别是欧洲的殖民主义时代，对印度、非洲、美洲的印第安人，对澳洲的土著人，对东南亚。甚至对中国也进行过强盗式的侵略。即便是现代的所谓“欧美文明”，也是考虑自己的利益太多，不能与中国天下大同相提并论。英法德走的是殖民扩张，海上侵略的道路，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道路，中国人有自己的模式。二、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三、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四、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第一篇： 我们需要和平不需要战争 当今的人类社会，对追求世界和平、反对战争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和平与发展，目前已成为国际间交往的突出主题，也是许多国家的治国理念。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内外因作用的结果，难免会有一些波动，甚至不排除恐怖主义行为的出现。 然而，面对一些内忧外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总是做出相反的动作，他们不仅不注意倾听和平之声，还变本加厉地采取单方行动，悍然使用政治干涉、经济制裁、武力制控等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损招子来应对波动，将本来就不够安定的世界，弄得乌烟瘴气。 人民日报在早些时候的报道说，西亚北非局势近来再度趋紧，各种已发以及未来事件错综复杂，令人眼花缭乱。伊朗1月2日结束了规模盛大的海上军演，1月6日又开始在东部与阿富汗接壤的边境地区再次举行军演。 1月7日，伊朗宣布位于该国宗教圣城库姆附近的福尔多铀浓缩厂，近期将会投入运行。与此相随的行为是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于1月8日展开了对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古巴、厄瓜多尔等拉美四国之行，释放愿意恢复核问题谈判的意向。 那边是伊朗连续动作的频频亮相，这边又是阿盟外长理事会1月8日在埃及首都开罗开会，讨论阿盟赴叙利亚观察团团长达比提交的首份行动报告。而俄罗斯航母编队，也于1月7日抵达位于叙利亚塔尔图斯港口的俄海军补给站。 英国皇家海军1月11日，派出“勇敢号”驱逐舰前往海湾。美国、以色列也拿出计划，将于二三月份在海湾举行“严峻挑战12”联合反导军事演习。诸如此类现象的显现，无不说明西亚北非局势到了十分紧张的地步。 当下的世界，不仅仅是西亚北非，也不仅仅是伊朗、叙利亚，只要地球一角有一点风吹草动，美国他们就毫不客气地“冲上去”，抡起什么“保护人权安全”、“检查核武器”、“打击恐怖主义”等大棒子，疯狂地砸下去。 他们砸碎了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这又要砸碎伊朗、叙利亚，刮起一股股邪风，掀起一道道浊浪，让世界和平渐行渐远。这正应验了中国那句至理名言，“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美国如此妄为，世界和平必然受阻。 日前，卡达尔电视台传出声音，伊朗和叙利亚外交军事动作连续不断，他们加紧构筑统一阵线。伊朗议长拉里贾尼当天向新闻界宣布，美国是两天前发生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爆炸事件的“幕后黑手”，美国中央情报局指使和策划了这起造成26人死亡的大爆炸。 作为好朋友的伊朗，能公开高调指责美国与叙利亚首都大爆炸有染，表明了态度和立场，伊朗站在叙利亚一边，而且与叙利亚一道行动，强调两国战略同盟，构筑反美战略统一阵线，防范和抵御可能的外来侵略，维持叙利亚及自身利益。 埃及《消息报》1月8日发表文章指出，很显然，伊朗正在加紧与叙利亚的联系，在重大问题上为叙利亚“说项”。比如：在对待阿盟赴叙利亚观察团问题上，伊朗就强调观察团应“秉公办事”，而不应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干涉，以西方的标准行动，等等。这些舆论，从一个个侧面折射出美国恶习不改，是激化矛盾、损毁主权国家利益的始作俑者。 英国国防部日前也有证实，英国皇家海军于1月11日派出最先进的45型隐形驱逐舰“勇敢号”前往海湾地区，与已在那里的英国海军力量会合。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1月8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更加露骨地表示，伊朗发展核武器与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是美方的“红线”。一旦伊朗跨越这条“红线”，美国将“作出回应”。这无非就是一个字，“打”。 美国等西方加倍施压，并不会让伊朗和叙利亚有什么改变，退缩半步，反倒会进一步激起他们的愤怒。因此，伊朗和叙利亚抱团对付美国的施压，已成事实。早在2007年2月，伊朗和叙利亚就铁定了决心，那就是团结起来共同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制造分歧的“阴谋”。5年时间过去，在美国的施压下，伊朗和叙利亚再次走到一起对抗美国等势力，可见战争的阴影变得越来越大。 据环球网1月12日报道，美国国防部1月11日宣布，美“卡尔·文森”号航母及其打击编队，目前已抵达波斯湾地区，但称这是一次“例行”活动，并否认此举与美伊紧张局势有关。美国第五舰队在一份声明中宣布，“卡尔·文森”号已于1月9日抵达第五舰队责任区，航母搭载着近80艘飞机与直升机及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 该地区，覆盖波斯湾、红海及部分印度洋。美国防部发言人柯比说，“卡尔·文森”号“并不处在波斯湾”，也没有穿过霍尔木兹海峡。但人们发现，在美国第五舰队责任区，有两艘航母。在印度洋执行任务的美国“林肯”号，也正准备与“卡尔·文森”号会合。这样，就有3艘美国航母齐聚波斯湾。 伊朗就此再次发出警告说，若其石油出口遭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将动用武力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警告美国航母勿返回波斯湾海域。美国军方竟然不顾伊朗的警告，曾宣布有能力阻止任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乔纳森·格林纳特，1月10日表态承认，潜在冲突的准备工作，已令其“夜不能寐”。看来，美国的跃跃欲试不断“升级”，彼此的对抗可能要刀兵相见，最终导致战争一触即发。 我们注意到，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在当地时间1月11日抵达古巴访问，他在古巴哈瓦那大学发表讲话时称资本主义已经“日薄西山”，即将破产。艾哈迈迪·内贾德进一步指出：“我们共同的任务、目标和挑战是努力让世界获得公平，(否则)数百万人将深陷在不公平的生活中。”内贾德不无感慨地表示：“我们正目睹资本主义的覆灭，它定会走投无路。”资本主义唯一做过的事情是“杀戮”，“它正在腐朽”。 伊朗对美国怀有咬牙切齿之恨，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其火药味渐浓。很清楚，美国等西方国家是否继续严厉制裁伊朗，伊朗是否会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都是问题的焦点所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稍有不慎，则会让伊朗怒吼咆哮。 中新网1月14日援引外电的报道说，美军一名高级官员称，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两起伊朗快艇对美国海军舰船的骚扰事件。首起骚扰事件，是针对上周由霍尔木兹海峡驶入波斯湾的美海军“新奥尔良”号两栖船坞登陆舰。第二起骚扰事件，是针对一艘在科威特海岸游弋的美军巡逻快艇，它同样是遭到了伊朗快艇的接近。 美军巡逻艇上的海员对此没有质疑地宣称，他们看到靠近的伊朗快艇上有伊朗士兵手持AK—47冲锋枪和重机枪。而美军高官也作出判断说：“我能确定，这是骚扰事件。”由此看出，美伊矛盾继续“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告急。 作为号称善行人权的美国，以及那些追随者们，你们想到没有，如果伊朗、叙利亚破釜沉舟，决一死战，你们会得到什么呢？世界和平被葬送了，西方注定也是人类历史的罪人。我们需要和平，不需要战争。 第二篇： 渴望和平 我们需要和平，我们热爱和平，我们总是这么说。可是，这个世界真的和平了吗？“世界和平日”即将来临，而世界并不和平。 君不见，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主题的今日，美伊战争依旧持续，伊拉克的上空依然硝烟弥漫，伊拉克的人民依旧是流离失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美国，却置联合国和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的职责于不顾，我行我素，大举推行霸权主义。 众所周知，伊拉克是“石油王国”，那里埋藏了占世界大部分的石油，而石油也成为伊拉克人民生活费用的主要来源。但那都已经成为往事，如今的伊拉克人民再也不能安居乐业，用自己的石油和世界各国的人民交易，换取生活用品。来往飞奔的军车代替了往日的车水马龙；呼啸的警报代替了往日的欢声笑语；难民奔波的脚步代替了往日的轻歌曼舞。如今，在这片昔日繁华的土地上，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无家可归！ 相互尊重主权，在这里消失了；互不干涉内政，在这里消失了；互不侵犯、平等互利在这里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硝烟炮火，是军车坦克，是国土的支离破碎，是弱小国家的人民痛苦的呻吟！ 看啊，这就是霸权主义！这就是强权政治！ 为了一个膨胀的私欲，可以找个借口；为了这个借口，可以发动一场战争；为了这场战争，可以倾囊而出，在另外一个国家的土地上肆意欺凌！ 看啊，这就是霸权主义！这就是强权政治！ 是的，我还很小，或许很多的是是非非我还不清楚，但是我知道，在另外一个国家的土地上横行不是友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发动战争也决不是热爱和平！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想在这里向那些野蛮骄横的人说一句： “为了这许许多多嗷嗷待哺的孩子，为了这许许多多苦难深重的人们，为了这世界的大好将来，收起你们的屠刀吧！”
摘 要：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和充分的现实依据。从历久弥新的文化传统到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从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要求，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模式赢得认可、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关键词：中国文化;历史;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和平发展 一、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文化合理性在历史上，我国周边地区都曾经是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文化圈”即儒家文化圈的一员。儒家倡导“修齐治平”，“粤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光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稽考于古道而能称顺其美的历史事实，帝尧名叫放勋。他严肃恭谨，明察是非，善于治理天下，宽宏温和，诚实尽职，能够让贤，光辉普照四面八方，以至于天上地下。他能够明察有才有德之人，使同族人亲密团结。族人亲密和睦了，又明察和表彰有善行德百官协调诸侯各国的关系，民众也随着变得友善和睦起来了。）按中国文化讲“使天下服”绝不是依靠武力，而是要以道德去统一之。自身强大而“内圣”，外邦、外国纷纷效法学习，主动与中国进行联合，或自愿加入中国，这就是“外王”。内圣的国家，内部必须治理得好，人们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整个国家从上到下能够凝聚成一个整体，就像蜜蜂与蚂蚁（白蚁）王国一样（这当然是一种低级的凝聚形式），只有大公，而无自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凝聚这么结实，将是无坚不摧的，没有任何敌人能战胜或奴役他们。中国人历来是靠实力与道德上的感召而实现外王的，中国人的外王也不是为了抢劫别的国家和人民，而是与我同富，共同走向人类文明，最终达到与我同样的程度，这就是“天下大同”。而西洋人用的则是强盗逻辑，他们走到哪里，就抢到哪里，特别是欧洲的殖民主义时代，对印度、非洲、美洲的印第安人，对澳洲的土著人，对东南亚。甚至对中国也进行过强盗式的侵略。即便是现代的所谓“欧美文明”，也是考虑自己的利益太多，不能与中国天下大同相提并论。英法德走的是殖民扩张，海上侵略的道路，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道路，中国人有自己的模式。二、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三、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四、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