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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包括笔者在内，许多学者都是把国家的出现作为史前社会的结束和文明社会的开始。[1]然而，最初的国家究竟是什么样的形态？在中国古代，例如先秦时期，其国家形态有何变化？也是需要进一步究明的。这种对于早期国家形态及其演变的研究，实际上是在探究文明的社会结构及其特征，所以，它既是有关社会形态研究中的一个方面，也是文明史研究中重要组成部分。 说到中国古代国家的早期形态及其演变，不能不提到侯外庐先生。现在国内外学术界每每用“城市国家”这一概念来研究文明的起源，而在我国，这一概念最初的提出，以及以此为基本线索考察中国古代社会问题的，实始于侯外庐先生1943年出版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2尽管今天看来，侯先生在该书中把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出现的时间定在殷末周初，很需要予以修正，但他以“城市国家”作为研究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的路径，以及力图探讨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独特途径的科学精神，至今都有它的启发意义。侯外庐先生之后，在日本，以宫崎市定和贝冢茂树先生为代表，50年代初也开始用“城市国家”（日语为“都市国家”）这一概念来理解从商周到春秋初期的国家结构，3宫崎先生还把世界古代史的发展路径概括为：氏族制度――城市国家――领土国家――大帝国这样几种形态和阶段。当然，在这之前，20年代，日本的中江丑吉先生就提出过“邑土国家”这样的概念，说“当时的国家”是“出自同一祖先的团体，以各个邑土为根据地形成社会生活”。4宫崎先生之后，也有一些日本学者提出“邑制国家”的概念，以此来置换“城市国家”的提法。5 50年代以来，日本的中国古史学界每每用“城市国家－领土国家－帝国”或“邑制国家－领土国家－帝国”这样的模式来论述中国由先秦至秦汉的国家形态的演进，而我国学术界讨论的主要是如何从奴隶制国家向封建制国家转变的问题，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不再采用“五种生产方式”的模式，提出用另外的框架来表述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的演进，如田昌五先生提出用“洪荒时代”、“族邦时代”、“封建帝制时代或帝国时代”把古代中国划分为三大段，洪荒时代主要讲人类起源的历史，族邦时代主要讲中国文明起源和宗族城邦以及相应的宗族社会结构演变的历史，封建帝制或帝国时代主要讲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循环往复变迁的历史。6苏秉琦先生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式的演进框架。7也有学者使用“早期国家”和“成熟的国家”来区别夏商周时期的国家形态与秦汉以后的国家形态。8 上述有关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演进的种种框架，虽说各自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概括了中国古代国家发展过程中的某些特征，但也并非没有问题。例如，对于用“从城市国家走向领土国家”这样的说法来表现“自殷周时代向春秋战国时代的变化”，日本的伊藤道治教授就提出过质疑。伊藤先生指出，最初使用“从城市国家到领土国家”这样的说法，并非用在中国史而是用在西亚近东中东文明史的研究中，中原与茂九郎先生在1914年执笔的《西南亚细亚之文化》（《岩波讲座东洋思潮》第五卷）就使用了这样的表述，但中原先生所说的城市国家是包含农村地域在内的。伊藤先生认为，所谓“城市国家”，中国与古希腊不同，不像希腊那样以单一城市为一自我完备的生活体，而是有点像西亚两河流域，城市在结合许多带有农耕地和牧场的村落后，才构成一个生活体。殷周时期的国，中心有城市，例如安阳、郑州商城即是，较小的则有盘龙城。城市周围称为鄙，意即郊外，大体上分成东西南北四方。鄙又有几个邑。当时“邑”这个用语，城市、乡村都共通使用，指居住区域，因而鄙中之邑或许应称为村落，那是一种在居住区域周围展开耕地的形式。大国除了中央的都市之外，在地方性的中心还有大邑，以大邑为中心再有鄙，构成几个层次。因而，这里的城市国家已把某种程度广范围的领域置于其支配之下，可见，“城市国家”与“领土国家”的差别，并非在于领域的有无，而在于对领域内的农民是如何进行支配统治，即国家对于农民的支配方式、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9“邑制国家”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且不说“邑制”之“邑”，既可以指王都，也可以指王都之下的地方性中心聚落，还可以指一般村落，也用于指方国、诸侯之都邑，总之，在商周时期特别是商代，它是一个很宽泛的用语，更主要的是因“邑制国家”与“领土国家”或“地域国家”的差别，也不在于领域的有无，因而采用“由邑制国家走向领土国家或地域国家”这一模式，依然难以说明问题。 田昌五先生的由先秦“族邦”到秦汉“帝国”的发展模式，其族邦的概念，在反映先秦国家中宗族特性方面有其独到之处，但商周时期的国家结构，并非全处于族邦或邦国这一层面，在存在着邦国的同时，还存在中央王国或称中央王朝与地方邦国、诸侯的关系问题，所以从族邦到帝国的框架，也有不尽人意之处。苏秉琦先生“古国－方国－帝国”的模式框架，在反映先秦国家形态演变的阶段性上，有其合理性，但“古国”、“方国”词语本身却是不规范的，带有主观随意性。苏秉琦先生对“古国”和“方国”的定义是：“古国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即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红山文化在距今五千年以前，率先跨入古国阶段”。“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古代中国发展到方国阶段大约在距今四千年前。与古国是原始的国家相比，方国已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高级的国家，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所以，方国时代是产生大国的时代。也为统一大帝国的出现做了准备。不过，方国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江南地区的良渚文化，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最典型的实例”。10苏先生的“古国”“方国”的概念，似乎与通常人们所使用的“古国”“方国”词语的意思有所不同，就约定俗成而言，“古国”一般是既可以指夏王朝之前古老的邦国，也可以指夏商以来古老的国家，所以，“古国”一词本身并不能特指最初的原始的国家。而“方国”一词，一般是指夏商周时期与中央王朝或中央王国相对而言的各地方的国家，商在尚未取代夏之前，商对于夏王朝来说是方国，但在灭夏以后，商就不能再称为方国了，而已成为取得正统地位的中央王朝或中央王国。周也是如此，灭商前的周是商王朝的方国，可称为“周方国”，灭商后，取代商的正统地位而成为中央王国。所以，苏先生的“方国”概念，与商周史学者们所使用的“方国”也是不同的。苏先生的“古国”“方国”这些词汇，若不放在他的说明下来使用，是很难理解的，很容易同一般意义上的“古国”“方国”的概念相混淆。此外，苏先生说“方国已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高级的国家，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说“方国”是大国。但又说“方国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江南地区的良渚文化，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最典型的实例”。也就是说，在时间上，所谓“方国”阶段似乎是指夏商周以来文明成熟的阶段，但又不限于这一阶段，因为它“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在级别上，它似乎以夏商周王国为代表，但又不限于此，因为江南地区的良渚文化，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也是“最典型的实例”。这样，我们就不知道所谓“成熟”“发达”“高级”的标志是什么？这似乎也有点概念上的模糊和主观随意性。 剔除上述诸说之不足而吸收其中合理的成分，笔者认为，中国古代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的政治实体的演进应更规范地表述为：邦国――王国――帝国三个阶段和三种形态，中国古代最早的国家（或可称为初始国家）是小国寡民式的邦国，邦国的进一步发展是王国，王国以后，通过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走向了帝国。 邦国较史前的“分层社会”（也有人称之为“酋邦”，笔者称之为“中心聚落阶段”），11其最显著的区别是强制性权力机构的出现，而邦国与王国的区别则在于有无王权的存在。王权是邦国中强制性的权力经过一个发展过程后，进一步集中的体现，只有王权的出现才使得权力系统真正呈金字塔式结构。在王国中，君王位于权力的顶点，王与臣下的差别是结构性的、制度化的，根据夏商周诸王朝的情况看，这种王权还是在家族或宗族的范围内世袭的。由于王权的世袭性、结构性和制度化，才形成了王朝或王权的“正统”意识和“正统”观。对于这种中原王朝和王权正统观的起源、历史作用、春秋战国时期它对诸侯国的影响，都是很值得研究的。 我国最早的邦国出现在夏代之前，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龙山时代在各地出现大量的城址，根据近来对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和河南新密市古城寨的龙山文化城址的发掘，在城内发现有不止一处的宫殿宗庙之类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特别是陶寺遗址，不但发现有大规模的城址、城内成片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而且还有大量的能说明贫富分化、等级、阶层存在的墓葬材料，以及朱书陶文、小件铜器、龙盘、鼍鼓、特磬、玉钺等。我们知道，一个庞大的城垣，需要大规模地组织调动大量的劳动力，经过较长时间的劳动才能营建而成；而城垣之内宫殿宗庙之类的大型房屋建筑，也需要动员众多的人力物力之资源，这一切都显示出在其背后有完善的社会协调和支配机制来为其保障和运营，也就说，龙山时代的城址及其城内的大型建筑并不是为该地域内整个聚落群的人口居住所修建，它是为贵族中的上层及其附属人口的居住所营建，但却有权调动和支配整个聚落群的劳动力，显然这种支配力具有某种程度的强制色彩。这种带有强制性的权力与当时社会划分为阶层或等级相结合所构成的社会形态，是不同于史前的“分层社会”或被称为“酋邦”的社会形态的，依据笔者关于国家形成的两个标志的划分――阶层、等级或阶级的存在和强制性权力机构的设立，12龙山时代已进入邦国类型的国家社会。 龙山时代之后是二里头文化时期，亦即夏王朝时期。自夏朝开始，古代中国进入了国家形态中的王权、王制、王国阶段，历经夏商周春秋，到战国时则属于由王制向帝制、由王国向帝国的转变时期，从秦汉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了帝制帝国时代。 龙山时期的邦国，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出现的是一批而非一个，它们散处各地，呈现出邦国林立的格局。这就是史书中所说的尧舜时期“万国”的情形。万国万邦之万，只是极言其多，不必实指，但当时众多族落与小国错综杂处，分立各地，应为实际状态。这种状态与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和多中心是联系在一起的，而文明起源的多中心又是与中国史前文化的多样性相联系的。
总是要死的，但是，为什么要花费这样多的劳力，消耗这样多的钱财，为自己建造一个尸体贮存所呢?除了国王们的奢侈外，有没有其它的原因呢? 有，科学家们研究表明，金字塔的形状，使它贮存着一种奇异的“能”，能使尸体迅速脱水，加速“木乃伊化”，等待有朝一日的复活。 假如把一枚锈迹斑斑的金属币放进金字塔，不久，就会变得金光灿灿；假如把一杯鲜奶放进金字塔，24小时后取出，仍然鲜美清新；如果你头痛、牙痛，到金字塔去吧，一小时后，就会消肿止痛，如释重负；如果你神经衰弱，疲惫不堪，到金宇塔里去吧，几分钟或几小时后，你就会精神焕发，气力倍增。 在全世界研究金字塔的浪潮中，真是一谜未解，一谜又起。说法越来越多，也愈来愈离奇，被它吸引的人也日益增加。几十年前，忽然又冒出一项所谓“新发现”，在西方接连出版了几十本洋洋洒洒的专著，上百篇的论文，成千上万人在试验、探讨，它的势头正方兴未艾。这项“新发现”就是蜚声欧美各国的“金字塔能”。它说的是金字塔形的构造物，其内部产生着一种无形的、特殊的能量，故称之为“金宇塔能”。据说，这种能量有着许多用途和奇特的功效。 环绕着大金字塔的神秘和谜是数之不尽的，但近年来，较热门的金字塔的神秘性话题，则是金字塔神力。 有关金字塔神力的发现，可溯及至本世纪初。热衷于超自然科学的法国人安东尼·博维于1930年前往埃及，在参观了吉萨金字塔群落后，他提出大金塔的形状非同一般，由此又为金字塔神秘论增添了新的内容。 博维热衷于“感觉辐射”的造型研究。这项技术的基本概念就是说物体会辐射某种能量，这种能量目前尚不能为现代物理学所解释。当博维在金字塔参观时，进入“国王墓室”的他，不经意地往当成垃圾箱的罐子一看，发现里面竟放着猫和老鼠的尸体。当时他想这些动物大概是在金字塔内迷路，无法定出而死亡，而被丢在坡圾罐中的吧!可是，他随即又注意到有些奇怪的事，因为尽管墓室中非常潮湿，但尸体却未腐烂，这么说来，这些动物不就和木乃伊一样干透了吗?且墓室中岂不是具有能够使物质脱水之力吗? 博维心想这种现象应该是和大金字塔的几何学图形有关，于是在返国后就立即用硬纸板做了一个底边0．9公尺的大金字塔的模型。并将其4个方位配合上东西南北的方向，再将猫的尸体放在与墓室相同，距底部1／3高度之处。结果他发现过了数日，猫的尸体竟然变成了木乃伊。 接着，他又用肉片及蛋等等加以实验，结果确认不论放入什么全都不会腐烂。于是他就发表了有关他对金字塔神力的研究结果。 原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名无线电技师，放射学专家卡尔，德鲍尔得知博维在小型金字塔中做的实验后，于1940年开始亲自用木乃伊风干的方式对食品花朵和动物尸体进行试验。德鲍尔用三毫米厚的马粪纸，按胡夫金字塔的比例，做了几个30厘米高的模型，进行第一次实验。结果他惊讶地发现，放在模型内的牛肉、羊肉、鸡蛋、花朵、死青蛙、壁虎等果然变于而不腐。实验获得初步成功后，他就与博维通信，两人保持着经常的联系。 德鲍尔不断地试验，探讨模型内究竟存在什么能量。有一次，他将一把刮胡子刀片放在模型内，满以为它将变钝，但结果却相反，刀片变得更锋利，他用这把刀片刮了50次胡子。 这样，他就开始研究金字塔模型对刀片的影响。他做了一个15厘米高的模型，把刀片平放在塔内距塔底三分之一高的地方，刀片的两端对准南北方向，模型本身也按南北放置。几次试验，结果雷同。一种极其简单而又神奇的磨刀片器——马粪纸的胡夫金字塔模型就这样发明了。1949年，德鲍尔正式向捷克首都布拉格有关部门申请注册“法老磨刀片器”的发明权。在捷克，一般专利发明权至多3年即可批准。但这项编号为91304的发明经过了整整10年的周折，直到1959年才批下。其间，德鲍尔竭力说服专利委员会，并向委员会主席提供了一个模型。该主席亲自进行试验，最后表示这项发明确有实效，它并不是什么欺或魔术。与此同时，德鲍尔还探索模型磨刀片的原理。德鲍尔在一家无线电研究所工作，他可以了解当时世界上最新的科技情报，并充分利用所里的设备与仪器。他把实验扩大到收音机、雷达、宇宙线和其它射线中，研究用马粪纸这样的绝缘体制成的金字塔模型，其内部的空间产生着什么样的震荡，这种震荡又和地球磁场与刀刃之间有什么关系。最后，他得出一种假设，或称为一个定理：来自太阳的宇宙微波，通过聚集于塔内的地球磁场，活跃了模型内的震荡波，使刀片“脱水”变锋利。这种特性不局限于胡夫金字塔模型，其它形状和大小的金字塔模型也能对刀片产生同样的作用。他在申请专利权的报告中说，这种磨刀片器与胡夫法老本人毫无关系。金字塔状结构物内部的空间产生着一种自动的更新运动。金字塔空间产生的能量仅仅来自宇宙和地球的引力、电场、磁场和电磁场，它通过太阳发射的混合光线中看不见的射线起作用。在塔内空间激起的这股力量，能减轻由于多次刮胡子而引起刀口内部结构出现的毛病和变钝现象，但是，这股力量的影响仅仅局限于刀口变钝，而不是刀口所受到的外形损伤。因此，这种刀片必须是用上等的钢材制造的。一把刀片通常只能使用25一30次，但如果每次用毕后放在金字塔模型内24小时，那么，每次刮胡子后的钝化现象即可消除，刀片的使用寿命将会延长。 德鲍尔还说，金字塔内部的空间形状与空间内所进行的自然、化学、生物进程有关。如果我们使用某种几何图形作外形，那么这种外形就会加速或延缓它内部空间里的自然进程。这项发明虽然采用金字塔形，但其它形状的结构空间也可产生这种作用。此外，也可用其它绝缘体来制造这种结构物。为什么一定要用绝缘体呢?他解释说，微波可以穿透绝缘体，活跃模型内的震荡波，而导体则不行。 据说，德鲍尔所发明的“法老磨刀片器”在捷克商店里广泛地出售，人们习以为常地用它来磨刀片。这种磨刀片器在西欧、苏联、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很流行。德鲍尔声称，他收到几千封买主的来信，没有一个抱怨这种磨刀片器不灵的。 19T0年，德鲍尔与他人合著的《在铁幕背后的惊人发现》一书问世。书中汇集了他多年来研究“金字塔能”的全部论文。该书很快地被译成多种文字，开创了研究“金字塔能”的先河，在西方掀起了一股试验“金字塔能”的热潮。各种专业的学者和金字塔迷纷纷用马粪纸、塑料、木板、玻璃制作金字塔模型，对它的特性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有一些国家建立了“金字塔产品公司”，专门出售大大小小的金宇塔模型，供试验用。有关“金字塔能”的论文和著作大量地发表、出版。1973年，在美国的华盛顿成立了专门收集各国研究“金字塔能”成果的征集机构。在研究“金字塔能”的书籍中，比较出名的有《大金字塔的秘密》、《金字塔能》、《神秘的金字塔能》、《金字塔的心理动力》等。这些书大多介绍用金字塔及其它形状的模型进行的各种实验和各方面的“科研成果”。 一些科学家说，实验的结果表明，把肉食、蔬菜、水果、牛奶等放在金字塔模型内，可保持长期新鲜不腐。现在法国、意大利等国的一些乳制品公司已把这项实验成果运用于生产实践之中，采用金字塔形的塑料袋盛鲜牛奶。据说，比起其它的包装形式，金字塔形内的鲜牛奶存放时间最长。 把种子放在金字塔模型内，可加快出芽。断根的农作物栽在模型内的土壤里，可促其继续生长。金字塔形温室里的作物，生长快，产量高。有人建议，为提高葡萄的产量，增加它的含糖量，葡萄棚应搭成正方形，并使葡萄茎正对南北方向，以吸收更多的地磁。 把自来水放在金字塔模型内，24小时后取出，称之为“金字塔水”。这种水在塔里所获得的能源被“禁钢”在水分子之中，它有着许多神奇的功效，可放入冰箱或其它潮湿的地方，长期贮藏，以备不时之需。用“金字塔水”泡茶、煮咖啡、冲牛奶、制作清凉饮料，昧更醇；用它烧莱、熬汤，比用普通水昧道更鲜美；每天喝杯“金字塔水”能健胃，助消化，医治神经紊乱；用它洗脸，可使皮肤娇嫩；它能消淤止痛，减轻关节炎患者的痛楚，甚至治好关节炎；它对医治粉刺、黑痣、鸡眼、痈疽、疣肿等皮肤病也有一定的疗效；用“金字塔水”浇灌农作物，可促进作物的茁壮生长，提高产量；用它浇果树、蔬菜和花木，水果和蔬菜的滋味更佳，鲜花尤为缤纷馥郁；摘下的鲜花如插在盛“金字塔水”的花瓶里，可推迟凋谢，延长观赏的时间。 但是，最奇妙、最引人入胜的莫过于对人体的试验了。金字塔模型成了治疗许多疾病的医疗器械和无形的灵丹妙药。假若你想在工作时消除久坐的疲劳，保持旺盛的精力，你可以在你办公室的座椅下面放一个小金字塔模型；如果你晚上失眠或睡觉不踏实，就请你在床下放置一个模型；要是你的孩子夜里哭闹，扰得全家不宁，你把他放人金字塔模型内，他会立即安然入睡；假如你患有头痛、牙痛等病痛，或者高血压、疲劳和其它不适，你最好进人金字塔模型稍坐片刻，或者睡上一觉。它能止痛、降压、恢复人体的青春活力、延年益寿，等等。 金字塔形是一种简单的几何图形，其模型的制作和试验都很简便。据介绍，可采取底边长12厘米，棱长厘米，高8厘米或底边9厘米，棱长8．55厘米，高6厘米两种比例。模型的大小可根据被试验物情况，从8厘米至2．3米高。试验时一定要对准南北方向，不要把模型靠近墙壁、金属物和电器旁。 寻求谜底：所谓的“金字塔能”究竟有没有?它是怎样产生?又是如何引出上述种种神奇的效果?为什么它正好聚集于胡夫殡室的位置上，即塔高三分之一的地方?这是巧合，还是古人已掌握了这种能源?各国的金字塔信徒们正千方百计地寻求它的谜底。他们大多认为，“金字塔能”是当代科学还不能解释的“客观存在着的一种自然现象”。在这个前提下，有的人认为金字塔形状等于一个大镜头或电容器，里面积聚着无名的能源；有的人说金字塔形状能在其内部聚集宇宙射线、磁性震荡和某些未名的射线；有的人设想这种能源是由于某种宇宙的力量和地球引力相结合的产物；有的人推测金字塔形内部产生一种高频震荡，影响着人体的细胞和肌肉，使之处于最佳状态；有的人解释说，不仅是金字塔形状，各种形状和大小的构造物都会在其内部产生一种力场，一种能源。这种特殊的力场或与自然力场相互抵消，或增强或减弱自然力场。几年前，法国工程师杜拜尔在其《形状波》一书中强调指出，各种形状， 如圆锥形、球形、正方形、金字塔形，都能通过宇宙射线或阳光改变其内部的宇宙波。金字塔形并不是会在其内部空间产生特殊能场的唯一形状。杜拜尔还说，人的一生都是在各种形状的建筑物中度过的，从一种形状到另一种形状，譬如汽车、影剧院、住房等。他主张应研究建筑物形状对人体的影响，在设计建造房屋时选择对人们健康最有益的几何图形。杜拜尔认为球形和金字塔形的建筑物最有益于身心健康，这两种形状的病房能加速病情的好转。也有人认为圆柱状结构好处多。一些研究者认为，目前人类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正方形和长方形的建筑物中度过的，而这两种形状不能产生积极和特殊的能源，相反，它们可能产生某种消极的力场，阻隔和破坏周围有利于人类的自然力场。他们呼吁建筑师们认真考虑，在设计住房、办公室、病房等建筑时，改变因循守旧的传统的正方形和长方形形式，使人类得以在更符合身体健康、令人充满活力的建筑形状中工作和生活
“文明”一词，早在17、18世纪被欧洲启蒙学者提出来以后，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世纪美国学者摩尔根发表了《古代社会》一书，把人类历史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时代。1911年，西国埃及学家F·皮特里发表了《文明的革命》，反映了人们对古代文明的重视。20世纪前半叶，德国的斯宾格勒和英国的汤因比关于文化形态的文明论，尽管有其明显的政治倾向性，但却足以引起人们对文明研究的兴趣。特别是古埃及文明作为最古老而又最悠久的文明之一，更具有典型意义。总结一下20世纪古埃及文明研究的主要成就，尤其是其发展趋势，将促进我们21世纪的古埃及文明及其他古代文明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一、20世纪上半叶古埃及文明研究的开展古埃及文明是世界文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一些早期的世界通史著作中都有所涉及，但在那时谈不上严格的专门研究。20世纪前半叶，对古埃及文明的研究不仅开始作为专门的领域展开，而且被纳入“近东”古文明的范围内。把“近东”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揭示了埃及在“近东”历史上的地位。1.古埃及文明研究的专门著作20世纪前半叶，古埃及文明研究的重要著作有两部。第一部是G·E·史密斯的《古代埃及人和文明的起源》，初版于1911年。史密斯原本是解剖学家和人类学家，他把人类学与古埃及文明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发表了多部有关木乃伊和埃及文明史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古代埃及人和文明的起源》。其主要论点有二：一是文明起源于埃及；一是埃及文明的向外传播。在该书中，作者强调：“不再有任何疑问，文明的本质因素的确起源于埃及。”“事实上，埃及是文明的创造者。”“依据她对世界文明的实际贡献，埃及在人类学的殿堂中应该占有特别卓越的地位。”史密斯除了充分肯定文明起源于埃及以及埃及文明的重要地位外，还提出了一个关于埃及文明传播的理论或假说。传播论或扩散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些欧洲人类学家中相当流行。他们认为全世界的文化都是由一个中心或几个中心向外扩散的，但却完全忽略了文化扩散的其他因素。史密斯作为传播论的一个代表，一再强调埃及是最古老的文明，世界上的其他一切文明都是埃及传播或扩散的结果，至少是受到埃及文明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为人类学者，史密斯强调“种族的扩散源于东非”。不论阿拉伯人,南波斯人,或其他任何民族,他们的身体特征都非常类似于原始埃及人。[1]史密斯一再强调，西欧的“新石器文化……直接或间接起源于埃及，这一时期的石头制品模仿于埃及第6王朝以前的纪念物。”[2]在谈到美索不达米亚的灌溉农业时，他认为，苏美尔人的灌溉农业是从埃及学来的。[3]涉及到人类的风俗习惯和艺术时，作者指出：“埃及作为文明的发明者，在形成信仰，风俗习惯和丧葬艺术中占据了支配地位。”[4]关于埃及文明传播的原因和传播的方式，史密斯认为，“对矿物诸如铜的搜寻变成了文明传播的主要原因之一。”“对铜的经济价值的承认驱使埃及人到国外去找寻珍贵的矿物，进而变成了一种对矿藏的开发过程，于是埃及文明便被传播到了整个世界。”[5]此外，他还谈到了海员和移民活动在传播中的作用。按照史密斯的传播理论，我们可以绘制出一幅早期埃及文化传播的路线图，其中包括12条路线：以埃及为出发点，直接到克里特、叙利亚、南阿拉伯、苏美尔，印度等；以埃兰和土耳其为出发点的传播路线甚至远达中国。[6]作为20世纪初的传播学派中泛埃及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史密斯在“近东”文明之间、“近东”与欧洲文明之间的文明传播和影响的研究上，做出了贡献。30年代以后，该学派的影响逐渐衰微。原因就在于传播学派的泛埃及主义的偏激和武断，在专业史学家和埃及学家中少有市场，并遭到了他们的严厉批判，认为这种观点具有过分强烈的目的论色彩。一些学者甚至主张必须“抛弃中心和边缘的概念”，并用“人类文明多中心成长论”取代它。[7]20世纪上半叶，关于古埃及文明研究的第二部重要著作是A·摩赖的《尼罗河与埃及之文明》。该书的法文原版出版于1926年，随后有英文、中文译本问世，并成为奥格登主编的《文明史》系列丛书中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是从民俗学的角度来论述古埃及文明的，所以作者在论述埃及社会生活与政治制度时，“均以宗教为枢纽。”[8]关于埃及王权，摩赖强调其神圣性。他用相当大的篇幅介绍了埃及的王衔、国王的登基仪式和赛德节。但是他所使用的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些术语，特别是某些专业术语的“现代化”倾向，需要谨慎对待。例如，他认为，至第6王朝末期，专制主义演变为欧洲的封建制度；[9]中王国第12王朝至新王国第20王朝成为“国家社会主义”；[10]埃赫那吞改革之际，法老欲推行“帝国主义”等等。[11]尽管如此，《尼罗河与埃及之文明》一书以宗教与民俗为纲联系政治、艺术、文学，深刻阐述了古埃及文明之演进，给我们提供了一般历史著作少有的，丰富而有趣的内容。2.古代“近东”文明中的古埃及文明研究除了古埃及文明本身的专门研究外，作为“近东”文明一部分的古埃及文明的研究也开展起来。涉及“近东”文明研究的古埃及文明著作，至少可以举出3部重要著作。首先是法国学者A·摩赖与G·戴维合著的《从氏族到帝国：古代东方的上古期间社会组织》。该书出版于1923年，1926年被译成英文，1936年被译成中文，名为《近东古代史》。《从氏族到帝国》是奥格登主编的《文明史》系列丛书中的又一部力作，其主要内容和观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作者指出，文明的发源地在东南地中海地区，即从尼罗河到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前4000年或更早些时间，在叙利亚或美索不达米亚没有人类的足迹存在，而此时，埃及人的历史已经开始。[12]在这里，作者强调了埃及文明的早熟性。其次，谈到埃及文明之形成，作者认为，青铜时代之工业的产生是文明形成的一个标志，而把语音符号与表意符号结合起来的文字的产生则是文明形成的另一个标志。[13]第三，关于国家之形成的问题，作者谈到埃及神王朝、荷鲁斯的追随者和美尼斯之统一。作者提供了一个埃及国家统一的模式：诺姆——两个王国——统一王国。[14]第四，关于埃及民族的来源，作者驳斥了前王朝时代亚洲民族入侵说，认为埃及人应属于地中海人种。[15]第五，作者认为，埃赫那吞在宗教政策上推行一神教就是帝国主义。[16]虽然这部著作中的某些提法并不完善确切，但是它仍不失为研究“近东”古代历史的一部重要著作。此外，还有柴尔德的两部重要著作。柴尔德是英国著名的考古学家，马克思主义者。他试图创立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观念，并用唯物主义解释历史发展的进程。他涉及“近东”古代史的代表著作是《远古东方新探》和《人类创造了自己》。《远古东方新探》初版于1934年，以后几经再版，并有法、俄文译本。这部著作以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文明为中心，连带论述了印度与欧洲文明的起源。就埃及早期文明而言，这是一部以考古学为依据系统论述史前埃及到文明形成时期历史的著作之一。其中值得强调的贡献是，作者把埃及史前文化分为巴达里文化—阿姆拉文化—格尔塞文化3个发展阶段。作者不仅做了考古学上的详细论述，而且根据考古资料，揭示了社会的贫富化、私有制和奴隶制的形成等问题。[17]关于一向多有争论的阿姆拉和格尔塞之间的文化是否中断的问题，作者认为，“没有明显的断绝。”[18]这部著作还涉及到了某些史学理论问题。有些学者常常把征服者的文化传播到被征服地说成是“民族迁移”，柴尔德反对这种迁移论，坚持了民族文化独立发展的基本理论。[19]尽管在埃及早期文明起源研究上，柴尔德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有些论述仍令人无法令人接受。例如，所谓“美索不达米亚的王权形式和国王安葬仪式，采用了埃及法老的君主制。”[20]他甚至以为纸草是由埃及人从苏美尔人那里“借用”的。他还强调带轮的车和陶轮是从苏美尔传到印度，又从印度传到西亚的奥伦特河地区的。[21]所有这些观点显示了他的“传播论”思想。事实上，文明之间的交往和影响是必然的，根本没有必要确定文明是以某个中心或某几个中心的文明向外传播和扩散的。在《远古东方新探》中，柴尔德首次论述了史前人类由食物采集经济到食物生产经济的转化，以及由于手工业和交易的产生而产生了城市文明这两大人类革命，即新石器时代革命和城市革命。柴尔德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人类创造了自己》，初版于1936年，以后修订，多次再版,中文译本名为《远古文化史》。这部著作的重点是论述“近东”的史前到文明时代的三大革命：新石器时代革命，城市革命和人类知识的革命。柴尔德用了相当的篇幅说明了“食物采集者”的生产活动，和“食物生产经济”的概念。而从前者转变到后者，正是人类从采集、狩猎到农耕、畜牧的演进。他把这种“变更人类经济”，使人类控制自己的食物补给的转变，称为第一次革命。[22]此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其次，关于城市革命的问题，柴尔德指出：“第二次革命，把许多自给自足的小农村，变成了人口众多的城市；这种城市，用较高级的工业和对外贸易来培养，而且正式形成了国家。”[23]最后，柴尔德提出了人类知识的革命，认为“文字和数学的起源与重量和度量的标准化，在时间上刚好与革命相符。”[24]在这里，柴尔德还特别提到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25]柴尔德的由史前向文明过渡过程中的三次革命的学说，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其新石器时代革命一说，提出了疑义。美国学者布雷伍德甚至提出了用“农业革命”代替“新石器时代革命”的概念。二、20世纪下半叶古埃及文明研究的扩展随着考古学，历史学研究的进展，埃及文明问题的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进一步引起人们的注意，出现了一大批著作。近半个世纪以来埃及文明的研究成就与特点主要有二：第一是把古埃及文明纳入更广泛的领域中从事研究，重新审视埃及文明的地位。所谓“更广泛的领域”，即在“近东”文明研究的基础上，扩大到地中海文明研究的新领域中，把埃及与希腊、罗马文明联系在一起，而且还要在全球化视野中评价古埃及文明。第二是在继续扩大埃及文明研究的新领域的同时，古埃及文明专门研究更加深入化，出现了一批别具特色的古埃及文明研究的专门著作。1.地中海文明新领域中的古埃及文明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古埃及文明作为世界文明中的重要一环，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此外，“地中海区域文明”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而受到人们的关注。“地中海区域文明”或是“地中海世界历史”，包括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小亚、克里特、希腊、罗马等地中海沿岸和岛屿上的一些文明。这个新视野的研究领域中，不仅对埃及、希腊和罗马等国家和地区进行个体研究，更重要的是把地中海周围的东方与西方国家连接在一起，把地中海区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区域内国家之间文明交往的研究，这是近半个世纪文明研究中的新课题。在这一方面，有两部著作特别值得注意。首先是C·弗里曼的《埃及、希腊和罗马：古代地中海文明》，1996年出版。弗里曼强调，把埃及、希腊和罗马放在一起，体现了3个文明之间的联系，这是现代学者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26]这本著作的主要特点和论点如下： 第一，把埃及与希腊罗马联系在一起，尽力提供对每个时期的主要事件的评论，同时强调文化和社会史的发展，并展示出作者的判断依据。[27]第二，内容包罗万象，不仅充分论述了3大文明的历史，有些章节还涉及到了“近东”、伊达拉里亚、克里特和波斯等，而且覆盖了每个文明区的经济、文化、宗教及历史背景。第三，强调“东方化”及其重大意义。如果说“希腊化”是人们的一种传统观念，那么“东方化”术语自1980年O·默里提出之后，就得到了广泛响应。弗里曼认为，所谓“东方化”乃是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希腊人和东方各民族之间交往的结果。古代“近东”的这些文明既不彼此孤立，也不与外部世界孤立。[28]作者认为，埃及融入了地中海世界，对希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于希腊而言，埃及是智慧的源泉，并且某些人相信，埃及是他们自己文明的发祥地。[29]但是，作者在强调“东方化”的同时，并未忽视希腊文化的本土性以及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并且提出，即使强大的罗马也受到了“东方的冲击”。罗马从东方战争中不仅带回了大量的战利品，而且还带回了丰富的东方文化。[30]第四，对古埃及文明史作了系统简要的叙述。在全书30章中，古埃及仅占了3章。作者正确地肯定了在公元前3100年统一国家产生之前，埃及人便已创建了文明。[31]他对希克索斯时代予以很高的评价，认为那是“丰富埃及文化的时期”。[32]在总结埃及成就时，作者表示，尽管它是相对独立的，但不可避免地将对外部世界有一些影响。[33]应该说，作者关于埃及史的论述过于简略，没有什么新的内容，但是，把埃及作为地中海文明的一环，从整体上论述地中海文明，却是有价值的。第五，作者把古代地中海文明的下限定在公元600年，本书的最后两章标题是“新欧洲的产生，395-600”和“拜占庭帝国的演进”。弗里曼指出，传统罗马帝国历史到戴克里先时代便宣告终结，而这部著作则把罗马历史延长到戴克里先以后。作者采用了“后古典时代”的学说，选择了公元600年作为古代世界结束的日期。其所以这样做，也是为了展现罗马几个世纪的长期统治对西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34]但遗憾的是，作者对古埃及史的下限基本上维持了传统的作法，即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征服埃及，把随后的埃及历史看成希腊、罗马史的一部分。这表明作者仍然没有把古代埃及文明当成一个独立完整的体系，因而也就没有把古代埃及历史与罗马帝国新的结束时间统一起来。涉及地中海区域文明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伯纳尔的《黑色雅典娜》，全书共3卷，内容广泛，深奥，难以阅读，1987年在英国出版。从这部书的书名我们就可以看到埃及与希腊的联系。这部著作的出版有其特殊的学术和社会背景。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史密斯的埃及“传播论”随着英帝国主义的扩张而一度流行，那么20世纪下半叶则出现了非洲中心主义。这种学说最初是由非洲的美国人和非洲的知识分子提出的。在非洲中心主义者看来，古代埃及是黑非洲文明，埃及被认为是很多古典世界文化遗产的渊源。《黑色雅典娜》一出版，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同时也产生了激烈争论。在该书的开端，作者便交待了关于希腊史研究的古代模式和雅利安模式，然后作者又提出了一个“修正的模式”。《黑色雅典娜》集中论述了公元前2100—1100年之间的希腊文化借用古代埃及和利凡特文化的问题。关于“近东”对爱琴文化或埃及对希腊的不同时期的影响问题，伯纳尔划分了3个时期，分别作了具体的论述：第1次高潮可追溯到公元前21世纪，中王国时期的埃及对外进行了广泛的联系，其中包括克里特，可能还有欧洲大陆。克里特岛壁画上的公牛形象和希腊神话中的公牛的传说，都与埃及的公牛神孟图有关。[35]据说希腊底比斯城的废墟是尖顶的金字塔。底比斯的斯芬克斯传说也是众所周知的受到埃及影响的例证。爱琴海地区信奉的羊头神就是埃及的阿蒙神，因为在埃及宗教中羊是阿蒙神的一个形象。[36]传说中雅典的建立者凯克罗普斯是埃及人。[37]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明埃及对希腊文明的影响。[38]古埃及对希腊影响的第2个高潮在希克索斯时期，这个时期，在宗教方面对希腊的影响集中于希腊神话中的海神波塞东等神的崇拜上。作者认为，希克索斯人崇拜埃及的塞特神。在埃及神话中，赛特的职司等同于希腊的波塞东神，而雅典娜就是埃及的奈特神。[39]一般认为希腊语形成于公元前17—16世纪，它的印欧语系结构和基本词汇与非印欧语相联系。作者认为其中大部分词汇源于埃及语和西塞姆语，这恰好与埃及和西塞姆语族的征服，在希腊进行长时间的统治相吻合。[40]埃及对希腊影响的第3次高潮出现在公元前15世纪中叶的埃及的第18王朝时期。这一时期，埃及在“近东”地区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并接受来自爱琴海地区的贡品。公元前12世纪，多利安人入侵，他们的后继者—希腊古典时代的希腊人，被认为是埃及人和腓尼基人的后代。[41]此外，作者还提到在雅典、科林斯、底比斯等地建立了埃及的神庙和圣殿。埃及的宗教对罗马的影响，超过了希腊。在罗马，哈德良皇帝尤其信奉埃及神，他甚至试图把他最喜欢的安提诺斯神变成埃及神。[42]伯纳尔搜索了大量资料，证明希腊、罗马文明起源于非洲，特别是埃及，至少说明希腊罗马文明是在埃及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他所搜索的资料和有关论据有其一定的可信度，但也有些是牵强附会的。所以，这部著作也遭到了批评。无论如何，这部著作有其重要价值：针对欧洲中心论，提供了又一部批判性著作；同时打开了人们的眼界，重现了东方文明，特别是非洲文明的历史意义。2.“全球化”历史视野中的古埃及文明研究美国学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1945年以后，世界已经进入全球一体化的新阶段。对于反映这个新形势的历史学的需要也显得越来越迫切了。[43]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其《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强调：“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线，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主要特征之一”。[44]巴勒克拉夫提出的“全球历史观”就是用全球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历史，[45]而不是“国别史的拼揍”，更不是以西方历史为中心，而是“研究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文明之间的差别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46]全球化历史观的著作中，最具代表性的，而且被巴勒克拉夫唯一推崇的，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著作。斯塔夫里阿诺斯是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他有多部著作涉及全球史，其中尤以《全球通史》为代表。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引言一开头就表明，这部世界史的主要特点在于：“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全球化视野之所以必要，其重要价值就在于：“要确认西方的历史和非西方的历史……只有运用全球性观点，才能了解各民族在各时代中相互影响的程度，以及这种相互影响对决定人类历史进程所起的重大作用。”[47]巴勒克拉夫对《全球通史》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这部著作可以与“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相比拟。《全球通史》分为两册，本文就《1500年以前的世界》中有关古代文明部分做以简短评述：第一，最早的文明在苏美尔，而不在尼罗河。约公元前3500年，苏美尔已完成了向文明的过渡，而埃及文明起源于约公元前3000年。[48]第二，文明形成的标志是城市中心、国家的政治权力、纳贡或税收、文字、社会分为阶级或等级、巨大的建筑物、各种专门的艺术和科学等等。但是，作者强调，并非所有的文明都具备这一切特征。“埃及文明和玛雅文明没有通常所说的城市。”[49]第三，古代文明有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克里特、印度和中国几种类型。[50]但是作者没有把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纳入古代文明类型中，令人费解。第四，埃及文明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但作者又强调“埃及人创造的文明决不是苏美尔文明的复制品，而有其自己的特色。[51]第五，埃及文明稳定和保守，但决不是静止的。[52]第六，希腊化时代东西文明“合二为一”，“它打破了历史上形成的东、西各自独立的模型”，人们首次想到“把整个文明世界当作一个单位”。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化”史观打破了传统的西欧中心论，给人们以崭新的视觉。在全球化视野下作者就古埃及文明研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论点。但是，作者毕竟不是埃及学家，他关于埃及文明晚于苏美尔文明，形成于公元前3000年，埃及没有城市等看法还需进一步讨论。在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出版前后，还有几部类似的世界文明史值得介绍。首先在美国广为流行的拉尔夫、伯恩斯等人的《世界文明史》，初版于1955年，先后修订，1991年出版了第8版。《世界文明史》的重要价值在于“世界整体”论。作者认为在通往文明进程中，所有民族彼此互惠；他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越来越互相依赖；另外，他们负有共同的责任来确保人类和所有其他生物的存在。[53]尽管作者强调“文明”的最初根基在西南亚和北非，并提到了印度和中国的影响，但把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称为“寻求商业交往”[54]，当然是不合理的。另外，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称为“极权主义”，[55]显然是把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混为一谈。那么，在《世界文明史》中古埃及文明究竟占有什么地位呢?作者把埃及和苏美尔文明都称为最古老的文明，但是，在第5版和第8版中，埃及与苏美尔的章节排列颠倒，可以看出，作者后来的倾向性，就是美索不达米亚为“历史的第一章”。[56]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对埃及的文化给予很高的评价。在谈到埃赫那吞的宗教改革时，他非常谨慎地表示，那是“一种有保留的一神教”。[57]在全球化视野中的另一部重要著作为A·汤因比的《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初版于1976年。这部著作从全球角度对世界文明史进行了“全景式考察”，描述了人类文明的区域类型，起源、发展演变过程，以及文明之间的交往。可以说，这部著作是汤因比《历史研究》一书所提出的“文明论”的具体化。在这部著作中，汤因比把整个世界历史分成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奥尔梅克文明、叙利亚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中美洲文明与安第斯文明、拜占廷文明、西方文明等共82章。汤因比的“文明中心”及其转移的论点，具有其重要的价值。他指出：公元15世纪，西欧人开始在文明中心发挥主导作用。在20世纪，主导作用转移到美国，但在关于文明中心历史的下一章节中，主导者可能从美洲转移到了东亚。[58]关于埃及文明的历史地位，作者把它看成是“第2个最古老的地域文明”。作者认为，苏美尔文明影响了法老文明，但又指出了埃及文明本身的个性。他说“象形文字干脆就是埃及人自己的发明。气势恢宏、规模巨大的石头建筑也是埃及本土的发明。埃及金字塔设计之完美，施工之精确，都是无与伦比的。[59]汤因比以“区域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为题，论述了苏美尔、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关系。在这里，他谈到，由于蛮族(希克索斯人)的入侵，“传统的内向性中便滋生出了好战的仇外心理”，结果，埃及人驱逐外来者，并且反击到巴勒斯坦和叙利亚。[60]所谓埃及人的“仇外心理”导致对西亚的战争并非确切，应该探讨其经济、政治和历史等多种社会背景。三、20世纪下半叶古埃及文明专题研究的新成就在20世纪下半叶，古埃及文明研究领域不仅扩大，而且也有了更细微、更深入的多视角的探讨，出现了一批埃及早期文明的专著和系统全面的埃及文明史专著。1.别具特色的多视角研究埃及早期文明的专著随着考古学的进展，近年来埃及早期文明的成就，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有关埃及早期文明的专著，可以举出两部代表作。首先是B·J·特里格尔的《早期文明：环节中的古埃及》。这部著作是作者根据1992年4月间在开罗美国大学所作的《作为早期文明的古代埃及》的4个演讲稿撰写而成的。目的是鼓励埃及学家从事埃及与其他早期文明的比较研究，同时把古埃及的研究恢复到比较人类学的层面上来。作者曾经对6种早期文明作了比较研究，出发点是既考虑到古代埃及与其他早期文明相似方面，又要考虑到其独特的方面。[61]在谈到古埃及文明研究的几种理论与学说时，作者首先联系到人类学，他认为，人类学家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文化相对论，但长期坚持“历史单一主义”(Historical Particularism)。20世纪初，F·博厄斯就曾说过“每一文化都是其大部分偶然历史发展的一个独特的产物。”[62]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家受社会人类学中的文化生态学和新世纪论趋势的鼓舞，放弃了传统的历史单一主义而开始更加关注人类行为中的多文化规律。在这个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文化生态学家J·斯图尔德。他的生态理论强调研究多文化中的共性，但却忽略了特性的重要。[63]此外，作者还谈到了“过程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的相关理论。这些观点在社会人类学家中获得了巨大影响，但许多考古学家相信，过程考古学家对科学与历史、进化与历史、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分是无成效的和误导的，因此应被抛弃。我们应该遵循的是较早一代的学者，如柴尔德、弗兰克福特和魏特夫等人的观点，既对早期文明的差别感兴趣，又对其类似之点感兴趣。[64]作者进一步指出，对早期文明特点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埃及，同时，古埃及的独特性对理解所有其他的早期文明同样是重要的。[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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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在中国，约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主要由于历史专业的分工，人们习惯于把中国史和世界史对举，几乎把世界历史作为外国历史的代称。实际上，世界历史绝非把中国历史排除在外的域外史，而中国历史也和所有其他国家历史一样，是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全过程的组成部分。划分关于世界历史的分期，至今还没有完全一致的意见。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就已有了把历史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说法。这种主要基于欧洲历史的分期，在西方史学界长期沿用。有不少史学家又在三时期之后加上“当代”或“现代”，从而形成四阶段分期法。马克思主义史学也采用四阶段分期法,其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理论，与以政治兴替或其他“重大事件”为分期标准者有本质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世界史的分期，一般都以“古代”相当于原始社会及奴隶社会阶段，“中世纪”相当于封建社会阶段,“近代”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而“现代”则是指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开端的一个新的时期。有的学者认为“中世纪”一词只适用于西欧历史，没有世界历史上的普遍意义，所以改用“中古”一词标示“古代”和“近代”之间的阶段。这种分期法从理论上说是完全可行的。但是人类历史的发展并不平衡，世界各不同地区进入某一社会经济形态有早有迟，在某一社会经济形态中经历的时间也有长有短。特别是自历史进入文明时期以后，很少看到绝对纯粹属于这一阶段或那一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也很少看到绝对整齐的、单一发展的由低级社会经济形态逐层向高级社会经济形态的过渡。因此在世界史的分期断限问题上，目前仍然存在着分歧。
一个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其文化发展史，民族文化的彻底摧毁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消亡。人类历史上那些创造出辉煌文明的古老民族，也许他们的人种依然幸存，但是他们的民族却随着其传统文化的消失而灰飞烟灭。而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连续传承5000年的古老文明，对其文化的破坏就更是一种巨大的罪行。 “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神农尝百草”、“仓颉造字”，奠定了神传文化的初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文化的血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设馆授徒，把以“仁义礼智信”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传与社会。公元一世纪，“慈悲普度”的释教佛法东传，中华文化变得更为博大精深。儒、释、道三家思想交相辉映，使盛唐时期达到举世瞩目的辉煌。 虽然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多次遭到侵略和打击，其传统文化一直表现出极大的融合力与生命力，其精华代代相传。“天人合一”代表着我们祖先的宇宙观；“善恶有报”是社会的常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为人的起码美德；“忠孝节义”是人生于世的标准；“仁义礼智信”成为规范人和社会的道德基础。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中华文化体现出诚（实）、善（良）、和（为贵）、（包）容等优点。“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反映出百姓敬神（天地）、忠社稷（君）、重家庭（亲）、尊师道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内涵。中华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和谐，重视个人的修养，以儒释道的修炼信仰为根，能够包容，能够发展，能够维护人间道德，能够使人有正信。 与法律这种刚性约束不同的是，文化约束是柔性的。法律偏重于犯罪之后的惩罚，而文化对于道德的育化却起着预防犯罪的作用。一个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常常是通过文化具体反映出来。 在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达到鼎盛的唐朝恰恰是中华国力鼎盛的时期，科学也因此在世界上独领风骚。当时欧洲、中东、日本等地都派人去长安学习，周边国家则以中国为宗主国，万国来朝，重译款塞。秦朝以后，中国常常被少数民族占领，包括隋、唐、元、清和其他少数民族割据的朝代，但是他们几乎都被汉化，这不能不说是传统文化的巨大同化力所致。恰如孔子所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从中共1949年窃据政权开始，就倾国家之力开始了对我们民族文化的破坏，这绝不是它出于工业化的狂热、或希望靠拢西方文明而干了一些蠢事，而是它在意识形态上与民族的传统文化势如水火，因此它的文化破坏就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并且是以国家暴力作为后盾的。从建党到现在，中-共对中国文化的“革-命”从来都没有停过，也确实企图彻底“革”中国文化的“命”。 更为恶劣的是，中-共对传统文化一直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把从古到今，人在背离传统文化后产生的宫廷斗争、权谋诡计、独裁专制等等“发扬光大”，创造出一套它们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并让人认为这种“党文化”才是传统文化的继承，甚至利用人们对“-党-文-化-”的反感而使人进一步抛弃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 这给中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人心不但失去了道德约束，更被-中-共-强行灌输了其邪恶学说。 一、共-产-党-为什么要破-坏-民族文化 （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信仰为本道德为尊 中国人真正的文化是五千年前由黄帝开创的，因此把黄帝称为“人文初祖”。实际上黄帝也是中国道家思想（“黄老之学”）的创始人。儒家思想深受道家影响，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朝闻道，夕死可矣”。记述天地、阴阳、宇宙、社会和人生规律的《周易》被儒家奉为“群经之首”，其中的预测学连现代科学也难望其项背。佛家思想，尤其是禅宗思想对知识份子潜移默化，影响巨大。 儒家思想是传统文化中“入世”的部份，重视家庭伦理，其中“孝”又占了极重的份量，“百善孝为先”。孔子倡导“仁、义、礼、智、信”，但又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家族伦理可以自然扩展为社会伦理，“孝”向上延伸为大臣对君主的“忠”，所谓“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悌”是兄弟之间的关系，可以横向延伸成朋友之间的“义”。儒家倡导在家族中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中“慈”可以向下延伸为君主对大臣的“仁”。只要家族中的传统得以保持，社会伦理也就自然得以维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佛家和道家思想则是传统文化中“出世”的部份。佛、道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与道家思想渊源甚深的中医、气功、风水、算卦，以及佛家天国地狱、善恶报应等等思想与儒家伦理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儒、释、道信仰给中国人建立了一套非常稳定的道德体系，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套道德体系是社会赖以存在、安定和和谐的基础。 属于精神层面的道德常常是抽像的，而文化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道德体系进行通俗化表达。 以四大名著为例，《西游记》本身就是神话；《红楼梦》开篇是大荒山无稽崖上空空大士、渺渺真人和通灵宝玉的对话，这段神话是贯穿《红楼梦》的线索；《水浒传》开篇讲“洪太尉误走妖邪”，这段神话是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来历；《三国演义》开始讲天灾示警，以“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的天命观结尾。余者如《东周列国志》或《说岳全传》也都以类似的故事开头。 这绝非小说家们在创作时的巧合，而是中国知识份子对于自然界以及人生的基本看法。他们的文化作品对于后人存在着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中国人谈起“义”的时候往往想到的不是一个概念，而是关羽这个“义薄云天”的人物，和“屯土山约三事”、“白马之围”、“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最后败走麦城，“义不屈节，父子归神”等故事。谈起“忠”的时候会自然想到岳武穆“精忠报国”，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等。 传统价值观中对-“忠义”的赞美就这样-通过知识份子创作的精-彩纷呈的故事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抽像的-道德说教，通过文化的方式具体化，形象化。 道家讲“真”，-佛家讲“善”，儒家讲“忠-恕”、“仁义”，“外略形迹之异，内证性理之同，……无非欲人同归于善”。这才是“儒释道”信-仰为根的传统文化最有价值的地方。 传统文化中贯穿着“天、道、神、-佛、命、缘、仁、义、礼、智、信、廉、耻、忠、孝、节”等等，许多人可能一生都不识字，但是对传统戏剧和评书却耳熟能详，这些文-化形式都是民间百姓获得传统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就是直接毁去中国的道德，也是在破坏社会安定祥和的基础。 65回答者：笑醉怡殇-四级2009-6-2 13:05我来评论>>提问者对于答案的评价：谢谢大瞎....呵呵...相关内容元曲在中国文化史有什么影响？？？2009-9-9《左传》和《战国策》哪个更精彩？哪个在中国文化史上价值更高？2009-9-13关于韩国抢夺中国文化史真是假22009-8-13求一本书中国文化史概要12009-5-10急！中国文化史思考题答案！！！22009-1-18更多关于世界文化史 论文的问题>>查看同主题问题：中国文化史论文等待您来回答为什么说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与价值在于对文化批判与民族性问题的格外关注？从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学史的角度分析《窦娥冤》中窦天章的人物形象从中国的婚俗变化看西方文化的影响。求英文翻译，有关唐朝饮食文化（汉→英）美术史题目~麻烦各位帮忙解答一下我国已故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中国卓越的领导人。 要英语翻译。。Thank you对近现代史有研究的近来解答其他回答共2条中国的文化底蕴和内涵比全世界其余别的所有的国家加起来都强的多，都深厚的多~~~ 回答者：永恒的中国战士-十一级2009-6-2 14:03关于图腾的，可以写。中国文化中，龙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从距今7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对原始龙的图腾崇拜，到今天人们仍然多以带有“龙”字的成语或典故来形容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上下数千年，龙已渗透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文化的凝聚和积淀。龙成了中国的象征、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文化的象征。对每一个炎黄子孙来说，龙的形象是一种符号、一种意绪、一种血肉相联的情感！“龙的子孙”、“龙的传人”这些称谓，常令我们激动、奋发、自豪。龙的文化除了在中华大地上传播承继外，还被远渡海外的华人带到了世界各地，在世界各国的华人居住区或中国城内，最多和最引人注目的饰物仍然是龙。因而，“龙的传人”、“龙的国度”也获得了世界的认同。 作为龙的传人，不能对中国的龙文化一无所知。不了解龙文化，就无法了解古老的中华文明。龙的原形是什么？龙的概念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形象与文化含意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龙在中国文化中有何影响？这些问题在远古时代就不断地以不同方式困扰人们，至今也未全部解决，还给人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 这里，我们将追寻龙的踪迹，进入远古的历史和龙的世界，去了解、探索龙的奥秘…… 有关龙的记载 根据古代的经文，龙是一种创造物，它有鹿一样的角，骆驼的头，野兔的眼睛以及巨蛇的颈。它的腹部看上去像一种“Shen”（一种类似鳄鱼的虚构的水龙）。它的爪像鹰，指间像老虎，而它的耳朵则类似于一种水牛。龙有能力在瞬间从一种物体变成另一种；从胖到瘦，从高到矮。它也可以飞上天以及下到海底。看上去，龙似乎是一种具有超能力的创造物，能变换成各种形式。在中国，龙的标志诞生在商、殷朝（公元前16-11世纪，中国出现最早的象形文字期间），它被刻在动物的骨头与海龟的外壳上。这些刻花描述了一种有角的爬虫动物，它有牙齿、鳞，有的也有爪子。上述符号通常指明龙被视为一种残酷的、罪恶的，带来不幸的创伤。
从世界文化史看枢轴时代 如所周知，「枢轴时代」（Axial Age, 800-200 B. C.）是德国思想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在40年代末期提出的观念。他指出在那个时代，古代旧大陆的几个主要文明地区，西从东地中海，东至中国的华北，南至印度的恒河流域，都曾同时产生了思想与文化的突破。在他原来的构想中，中亚古波斯祆教（Zoroastrianism）的出现也是包括在「枢轴时代」的文化突破，不过近年来学界对祆教是否开始於那个时代，已有怀疑与争议。但是即使把古波斯文明除外，我们仍然可以说，世界三个主要文明，西方、中国与印度，在它们早期发展的过程中，都曾经历过「枢轴时代」的文化跃进。 这篇文章有两个目的，首先是对历来有关「枢轴时代」的认识与研究，作一些大略的检讨，更重要的是：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对这时代的历史意义提出一些个人初步的看法。 一西方学界对「枢轴时代」的看法 西方学界第一次注意到「枢轴时代」这个历史现象是十九世纪初叶。当时，法国的东方学家亚贝尔─雷慕沙（J. P. Abel-Remusar）已注意到公元前一千年间，在古代东西几个主要文明的区域，大约同时发生空前的思想跃进。十九世纪中叶，德国学者拉苏斯（Lasaulx）在他的论著已经把这个现象提升到历史哲学的层次去反思。但是一个半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对这个文化历史现象，虽迭有讨论，到今天，西方学术界的主流仍未给予这现象应有的重视，推究起来，大约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西方史学与社会科学界的主流，承袭了理性主义的传统，一向是从西方中心的思想架构去看世界历史的发展，自然很难看到非西方地区（如中国与印度）的文化思想跃进有何举足轻重的世界性影响，韦伯（Max Weber）所代表的学术传承就是一个显著例子。如所周知，韦伯对非西方世界几个主要地区的文化发展，曾著有一系列比较文化研究，但是因为他的思想架构是建筑在西方文明特殊发展出来的理性观念上，他虽然对中国与印度传统文化都有专著，却并未重视这些文化在「枢轴时代」所产生的思想突破的影响。 韦伯学派在美国的主要传人，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50与60年代，也是以西方特有的理性化观念为出发点，把世界各种文化放在一个统一的演化架构内作比较研究。不错，他也曾提到公元前六世纪以後在世界几个主要文明圈内发生的「哲学突破」（philosophical breakthrough），但谈到古代文化发展的创新，他只认为古代西方的希腊与以色列是他所谓世界文明演化的「苗社会」（seedbed societies），而中国与印度的古文明完全不在其列。韦伯与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是二次大战後在西方盛行的现代化观念的思想根源，可以说是现代西方学界的一条主流思想。这条主流思想在近年来，透过贝拉（Robert N. Bellah）对宗教演化（religious evolution）的论著，特别是艾森斯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的比较文化研究，开始正视「枢轴时代」在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意义，但他们对「枢轴时代」的认识是否会对西方学术主流产生影响，尚在未定之天。 这值得顺便一提的是，在西方学术主流之外，对「枢轴时代」这观念也有一些反响，这最重要的当数西方现代思想家佛吉灵（Eric Voegelin）巨著，《秩序与历史》（Order and History）。佛氏完全不同意黑格尔─韦伯这一思想传承对「理性」这观念所作的狭隘理解，因此他在评¤世界文化的发展时，可以对「枢轴时代」作相当同情的了解，但问题是他跳出了黑格尔─韦伯这一思想传承的小框子，却跳不出西方文化的大框子。他的基本思想毕竟还是以古希腊与希伯来的精神思想为本源，从这本源的深处他吸收了一些对宇宙与生命的感受以及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认识，以此为根据他纵览世界文化的各主要发展，给予古印度与中国文化在「枢轴时代」所出现的思想跃进很高的评¤，但最後就生命与历史的悟深度而言，他仍不认为後者可以与古希腊与希伯来文化在同时所产生的思想突破相提并论。 上面说到在西方学界主流内外对「枢轴时代」这一论旨所产生的一些反响，但这些反响却经不起西方学界在近三十年所涌现的一股强大思潮的冲击，这股思潮就是一般泛称之为後现代主义。这股思潮在两方面对「枢轴时代」的讨论间接地产生负面影响。首先，後现代的一个基本观念是否认主体意识对了解文化现象的重要性。而主体性的重要性正是「枢轴时代」论旨的一个前提：这个时代的出现正由於当时的一些思想人物的主体意识产生了突破性变化，否认了这个前提自然使人无法看到「枢轴时代」的历史意义。其次，後现代思潮与「枢轴时代」论旨都重视人类文化的多元性，但後者认为不同文化之间有高低发展之异，而前者则因为有文化相对主义的倾向而否认不同文化之间发展程度的高低差异性。二者在这方面观点的不同，自然使得「枢轴时代」这观念在後现代的思想圈没有引起兴趣。 上面的讨论不但使我们了解为何「枢轴时代」的论旨迄今不能在西方学术界与知识界受到广泛重视，同时也可反衬今天重提这论旨的学术与文化意义。一方面它可帮助我们走出西方文化中心的思想框架去认识人类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认识「枢轴时代」这个文化现象，我们也可避免文化相对主义的陷阱，进而看到人类的一些共有经验在古代不同文化社区形成内容不同的思想跃进，而这些跃进给此後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新的思想前提，也因此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 二「枢轴时代」的起因 探讨「枢轴时代」这个历史文化现象，我们首先会问，为何这个现象发生在世界某些地区而不在其他地区出现？更重要的是：为何这个现象在古代几个主要文明地区同时出现？原因是甚堋？这发生缘起的探讨当然是重要而且极饶兴味的问题。西方学者从十九世纪初叶开始认识这现象时，就曾提出这个问题。当时有些学者曾以文化散播（cultural diffusion）的看法作为答案。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文化现象先在一个地区出现，然後散布到其他地区。鉴於「枢轴时代」的文化跃进，在不同的文明地区，以不同的文字形式与思想内容表现，这种文化散播的说法当然很难成立。 也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各文明的历史环境变动所造成的刺激与回应去解释「枢轴时代」思想突破的出现。例如德国学者亚佛得．韦伯（Alfred Weber）就曾指出公元前2000-1000年间，印欧游牧民族从今日俄国南部向外移动，四处迁徙，在公元前1000年以後开始与当时几个主要文明地区接触而产生冲击。因此他认为这种人口大迁移所造成外在环境的刺激足以解释为何印欧民族迁徙所至之处，当地人民受到震荡，对生命产生新问题与新思想，由此而有「枢轴时代」的思想创新。 此外，欧洲学者魏尔（Eric Weil）也曾经从环境论的观点提出类似的解释。他指出「枢轴时代」的思想突破都是在各文明发生崩解的过程中产生。这不是偶然，因为 答案补充 太多了，你自己到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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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清，太模糊了
学术堂整理了15个好写的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1、民间借贷中的暴力冲突:清代债务命案研究2、“冠带荣身”与明代国家动员——以正统至天顺年间赈灾助饷为中心3、皇帝“私”礼与国家公制:“开元后礼”的分期及流变4、全新世以来浙江地区史前文化对环境变化的响应5、先秦社会最高权力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6、出土文献与先秦自然宇宙观重审7、18世纪中国南北方市场整合程度的比较——利用清代粮价数据的研究8、逐鹿或天命:汉人眼中的秦亡汉兴9、明清时期嘉陵江流域水旱灾害时空分布特征10、秦汉帝国扩张的制约因素及突破口11、金朝初叶的国都问题——从部族体制向帝制王朝转型中的特殊政治生态12、清代耕地数据恢复重建方法与实证研究13、科技考古视野下的商王朝锡料来源与“金道锡行”14、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的文书传递15、秦军功爵制的经济学分析——兼论秦军功爵制功效何以远超六国
帮您找到了以下几篇：谈谈培养高一学生辨析史料的能力
1 历史文化名镇——寨市旅游开发初探
2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历史分析
3 收入分配理论的历史变迁及演进趋势
4 高学术起点，入国际主流——谈《知识产权》杂志的历史责任
5 馆史研究中口述历史的几个问题
6 浅谈高中历史教育在培养中学生人文素质中的作用
7 新课改下农村高中历史教学的困境及对策——对湖南省衡南县新课改的调查与反思
8 多维视野中的“身体转向”及其历史轨迹
9 国家应对犯罪策略转变的历史选择——解读刑事和解的探索实践
10 我国商标评审法律制度的历史、现状与制度完善
11 论历史比较法中的规律与例外
12 美国商业管制司法政策的历史发展和启示
13 苏区精神历史地位探微
14 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与当代价值
15 汤黎路 把握历史方位提升工作能力
16 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制约因素
17 中国 *** 对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历史探索
18 建党九十年来党的全球化理论创新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
19 正确评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
20 中国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理论超越的历史分析
希望对您有帮助。
提供几篇高中历史小论文（节选），供参考。
1。 一百六十年前林则徐在中国发动了一场"禁烟运动"，不仅在当时轰动世界，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林则徐也从此成为中国的"民族英雄"而名扬中华，流芳百世。
今天，一百多年后，我们重新审视历史，再度就林则徐当时的"禁烟运动"进行分析，就会发现有许多问题需要人们进行新的认识，特别把林则徐的行为完全称之为"爱国行为"有许多值得怀疑和商榷的地方。 本文就此做分析，以引起人们争论。
一、林则徐"禁烟运动"前的中国 从十四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文明，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新航线的开通，现代工业的兴起，缩小了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相互的距离。古老的东方，特别是充满神迷感的中国，西方各国早就意欲打开闭关锁国的古老中国的大门。
最早来华的是十六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些当时海上的强国，葡萄牙是自西而东，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印度，明朝正德九年到十一年间（公元一五一四至一五一六年）间到达广州沿海，在广州附近的一些小岛做一些中介商人，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年）有八条葡萄牙船来到广州珠江口岸。 明朝嘉靖二十五年（一五四八年），在宁波，明朝官兵还与葡萄牙人发生武装冲突，据西方人记载，葡萄牙死于此役的有五百多人。
一五六一年左右来华的葡萄牙人因船上货物湿水，需要"借地晾晒"，重金贿赂广东地方官，租下了澳门，每年完纳地租银一千两，一七四0年减少为五百两，历来均向山县缴缴纳。 。
2。 [摘要]通常认为，从1842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开始了半殖民地化过程，但这种观点片面夸大了西方国家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抹杀了近代历届中国 *** 在内政外交领域的主动、积极的方面，作为史学研究，我们需要一种中性的和较为客观的理论来对中国近代史予以界定。
[关键词]鸦片战争，半殖民地，近代中国。 “半殖民地”是指一个国家受到外来势力的影响，而且受到外力影响的严重程度已使该国的独立地位受到重大影响，得这种影响的程度又没有使该国完全丧失独立国家的地位。
也就是说该国形式上有自己的 *** ，实际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要受制于殖民者。 因此“半殖民地”概念所描述的状态是一个介于独立国家和完全殖民地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
对于独立的 *** 国家和完全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区别，我们会毫不费力地找出一个分界点，但如何划出独立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分界线，就面临相当大的难度，“半殖民地”是否具有起码的一些客观上量化的指标？ 一般认为，从1840年起近代中国就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已成为被史学界普遍接受的定论。 各种近代史著作也是以这一理论作为基础来叙述历史事件，把近代中国的内政、外交、经济、文化、军事等诸方面因素与“半殖民地”普遍联系，似乎只有与紧密相连才能说明清王朝的腐败、顽固、落后，才更能说明北洋军阀的倒退、卖国，才更能说明蒋介石南京国民 *** 的反动本质。
从而为人民的革命斗争、反帝斗争提供理论依据。新中国的史学界也在“半殖民地”等范式的指导下，对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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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摘 要 本文从“改革策略”、“改革步骤”、“改革者的地位与权限”、“和同僚的关系”、“改革者信念和毅力”等五个方面，论述了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成效之不同的原因。
（关键词 王安石变法 张居正改革 成效 ） 北宋和明朝进入中叶后，都面临着“积贫积弱”的局面。王安石和张居正就是在这种相近的背景下各自进行了变法与改革。
但是，将王安石的变法与张居正的改革进行比较，则王安石变法的成就不能与张居正的改革相提并论。 王安石变法之时就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以失败而告终。
后世学者对王安石变法也褒贬不一，可作为王氏变法不如人意的佐证。① 与王安石变法不同，张居正任相之时改革却得以全面推行。
虽然张居正身亡之后，其改革措施（除“一条鞭法”外）被明神宗废而不用，他本人也遭诬劾而被削官夺爵；但到万历末年，人们认识到改革的益处。 因此，他的文集问世后，为其作序跋的文人、士大夫无不对其改革称许有加，认为在他执政的“十余年间，海宇清晏，蛮夷宾服”，②并把他誉为“救时宰相”。
③天启朝，廷臣开始为居正鸣冤。于是熹宗下诏“复（居正）故官，予葬祭”；到崇祯朝，居正父子官复原职，尚书李日宣等更称：“故辅居正……肩劳任怨，举废饬驰，弼成万历初年之治。
其时中外义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④可见张居正以他的改革精神赢得后世对他的追思与怀念。这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所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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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是撰写论文的开始，是开展史学研究工作的第一步。
好的选题可以使研究者少走弯路，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提高论文的成功率。 选题的产生并不是靠拍脑袋可以拍出来的，它有一个实际的形成过程。
要在平时的学习中勤学多问，注意培养疑古精神，增强问题意识，才能在最后的论文写作时候选好选准自己的课题。任何研究都有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历史学的研究尤其如此。
所以在平时的学习中要注意知识的积累。积累知识并不等于说是要死记硬背大量的历史名词、事件过程等等，那样做的结果只能是陷入死读书，读死书的泥潭之中。
读书要有目的性，即围绕一定的知识点、兴奋点去读书，有目的有选择地积累知识。这就首先要学会在平时的读书学习中，寻找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如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或战后冷战历史感兴趣，就可以在平时读书中多留意有关的知识和信息，并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问题意识，学会多问勤思，这样才能发现问题，并逐渐形成对某一课题的强烈兴趣，对之产生一种追根寻底的冲动，这样才能会以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投身于喜爱的课题研究之中，写出高质量的论文来。
1、试论朱里亚-克劳狄王朝时期近卫军与皇帝的关系2、马尔克与5-9世纪的法兰克社会3、曼与马尔克的比较研究4、论林志纯关于中国城邦制与封建制的研究5、高中历史必修Ⅰ中的公民教育研究6、白月桥历史教育思想研究7、苏州市历史中考试卷发展研究(2009-2015)8、沪台两地最近版本初中历史教材对比研究9、近年(2010-2015)高考历史选择题量化统计研究10、江西历史高考选择题的变化走向及其教学策略的研究11、2011-2015年新课标全国卷1卷历史选择题分析12、建国初期(1949-1953)中学历史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13、阶级斗争史观的式微对高中历史教材的影响探究14、高中历史教材静态难度的定量比较研究15、高中历史教材中历史地图的比较研究16、中美国家历史课程标准比较研究17、改革开放以来高中历史教材中世界史体系的演变分析18、社会转型视野中的罗马帝制研究19、试论初高中历史教科书与教学的衔接20、新课程背景下亚非拉史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现状分析研究二十个好写的历史论文题目,由学术堂整理提供
元朝的大统一与大开放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
拜占庭的兴衰与伊斯兰教的关系
1、试论朱里亚-克劳狄王朝时期近卫军与皇帝的关系2、马尔克与5-9世纪的法兰克社会3、曼与马尔克的比较研究4、论林志纯关于中国城邦制与封建制的研究5、高中历史必修Ⅰ中的公民教育研究6、白月桥历史教育思想研究7、苏州市历史中考试卷发展研究(2009-2015)8、沪台两地最近版本初中历史教材对比研究9、近年(2010-2015)高考历史选择题量化统计研究10、江西历史高考选择题的变化走向及其教学策略的研究11、2011-2015年新课标全国卷1卷历史选择题分析12、建国初期(1949-1953)中学历史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13、阶级斗争史观的式微对高中历史教材的影响探究14、高中历史教材静态难度的定量比较研究15、高中历史教材中历史地图的比较研究16、中美国家历史课程标准比较研究17、改革开放以来高中历史教材中世界史体系的演变分析18、社会转型视野中的罗马帝制研究19、试论初高中历史教科书与教学的衔接20、新课程背景下亚非拉史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现状分析研究二十个好写的历史论文题目,由学术堂整理提供
看看有没有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吧，我这个学年的论文就是世界中古史和中国中古史，前者写日本佛教文化对武家思想的影响，因为很好奇为什么在日本战国时期有那么多僧人参与政治甚至参加战斗；后者写战争在朝代更替中的积极作用。西欧的确被人写烂了，还是找找自己觉得好玩的题目下手吧
这个应该找教辅书来看 或者问老师
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中古国家体制与北亚民族传统互动研究东汉至明中叶政治文化与政治演进、制度变迁关系研究中国中古时期的文书传递与信息沟通西周重要青铜器铭文综合研究
就拿历史学研究这本期刊的领域来说：历史学、史学史、史学理论、历史文献学、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现代史、世界通史、亚洲史、非洲史、欧洲史、澳洲、大洋洲史、专门史、历史学其他学科这些领域的题材都可以写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汉族和其他各民族都是我们祖国这一大家庭的成员，而且有些民族的 历史非常悠久，例如，西北的羌族，南方的苗族等，在汉族形成的同时就出现了。今天满族的祖先西周的肃慎 ，蒙古族的祖先商代的东胡，曾经十分强盛，并且建立过政权。秦汉时期，北方的匈奴族十分强盛，隔着长城 与秦汉帝国对峙。魏晋南北朝时，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则更多，而且不少国家还进入到中原地区。宋朝时，契 丹族建立的辽，女真族建立的金，党项族建立的夏，就统治了大半个中国。元明清时期，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 管辖的范围更广，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统一了中国，成为我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封建王朝。满族建立的清朝，疆 域广大，是当时亚洲东部最大的国家。 由于各民族的不断发展，逐步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在缔造我们伟大祖国的过程中，作出了 重大的贡献。在我国建立起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民族，就是一直受到华夏族歧视的犬戎族，在 中原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下，通过商鞅变法，一跃而成为战国时期的强国，完成了统一六国的任务，推动了我 国历史的向前发展。南北朝时期，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在统一北方后，经过孝文帝改革，逐步强盛起来，促进 了北方经济的发展和各族人民的大融合，为隋朝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到后来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满族建立的清 朝，不但入主了中原，而且统一了全国。我国今天的行省制度就是从元朝开始的，我国今天的版图，基本上是 清朝前期确定的。 从经济上看，少数民族对祖国边疆的开发，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东夷族开发了沿海地区，苗、瑶族开 发了长江、珠江和闽江流域，藏族开发了青藏高原，彝族和西南各族开发了西南地区，东胡族开发了东北地区 ，匈奴、鲜卑、突厥、蒙古族等先后开发了蒙古地区，回纥及西北各族开发了西北地区，高山族开发了台湾岛 。正是边疆各族人民对边疆经济的开发，并与中原地区建立了密切的经济交往，才使多民族国家形成了统一的 不可分割的经济整体。 至于在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方面，各民族曾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例如清朝时期，东北各族 人民反抗沙俄入侵我国东北的斗争，西北各族人民支持清军反击大小和卓兄弟分裂祖国的斗争。到了近代，各 族人民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事例就更多了。 当然，各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既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他们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其中人数较多而又发展迅速的民族，对我们祖国历史的发展起的作用就大些，例如，汉族不论在政治经济上 ，还是在思想文化上，都起过巨大的作用，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部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汉族的发展史。中国这个统一的国家，不是由某一个民族缔造的，而是所有的民族， 包括历史上存在过而现在已经消失了的民族。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必须包括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没有 少数民族的历史，就不能称之为中华民族史。我们在历史教学中，对于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在历史 上的地位，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而是要实事求是地讲述。二、讲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要用矛盾的观点进行具体的 分析。 在中国历史上，既有各民族友好相处、和平发展的统一时期，也有各民族互相对立、彼此争战的分裂时期 ；既有汉族建立的政权，也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既有汉族内部的战争，也有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各 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既有外族的入侵，也有反抗外来侵略的战斗等等。历史上，多民族的中国存在着统一和 分裂的情况。 应该如何看待历史上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分裂的问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便不难看出，在我国这 个多民族的国家里，在各民族之间，当矛盾的同一性占主要地位时，彼此就友好相处，互相往来，和平发展， 国家就表现为统一状态，例如，秦汉的统一，隋唐的统一，元明清的统一等。当矛盾的斗争性占主要地位时， 民族之间就相互对抗，甚至爆发战争，国家就处于战争或分裂状态，例如，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南北朝的分 裂，五代十国的割据状态等。同时，矛盾双方还可以互相转化，比如宋与西夏、辽、金的战争，双方统治阶级 几乎动员了各自一方所有的人力和物力，但在战争之后，各民族之间，特别是各族人民之间，又出现了和平相 处的局面。民族战争固然使各族人民遭到浩劫，千百万人死于非命，经济文化受到破坏，然而，战争也是各民 族之间相互接近的一种重要方式。历史上每一次战争之后，总有大批被征服民族的人民被强迫迁徙到另一个民 族的聚居地，各民族杂居错处，相互融合。东晋十六国时，民族战争经常发生，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次民 族大融合的高潮。蒙古族、满族如果不入主中原，他们就不会有较多的成分融合到汉族之中。至于战争引起的 经济、文化交流的例子，历史上更是屡见不鲜。这在客观上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起了促进作 用。 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仇视、屠杀和战争，只是民族关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历史上各族人民友好相处 ，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中长期进行着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在向共同的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相互支持， 共同缔造和发展了多民族的伟大祖国，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这才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本质和主流。 三、对于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要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怎样的人才算“民族英雄”呢？汉民族把岳飞、文天祥等人当成本民族的英雄 ，而女真、蒙古族则认为完颜阿骨打、成吉思汗等才是民族英雄。有的人认为，能代表中华民族利益的、有利 于祖国统一的人，才能称为民族英雄。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确定呢？我认为，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应当用一 分为二的观点进行具体的分析，既不能绝对地肯定，也不能绝对地否定，更不能带有狭隘的民族情绪片面地下 结论，而是应该指出其功过之大小，从而确定其是怎样的一个民族英雄。要热情颂扬他们的历史功绩，对个别 有污点的人物，要注意分清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比如，在讲述岳飞带领“岳家军”抗 金斗争的事迹时，有的学生提出：岳飞镇压过农民起义，不算民族英雄。应当指出，抗金斗争是岳飞一生中的 主要活动，他从军二十年，绝大部分岁月是在抗金前线度过的。还有的学生提出：宋当时已是腐朽的政权，当 遭到外族的进攻时，必然灭亡，这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岳飞抗金，阻碍了国家的统一，阻碍了历史的向前 发展，所以，也不能算民族英雄。针对这一问题，教师就要讲清，金军南下，是以屠杀、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 ，金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因此，岳飞抗金是正文的，带有反侵略战争 的性质，他的英勇斗争，阻遏了金军南下的进程，保卫了大江南北的各族人民，有利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虽然他有忠君思想，曾经镇压过农民起义，但从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来看，他镇压农民起义的污点同他在抗 金斗争中所建立的功绩相比，显然是功大于过，他仍然不愧为我国古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の随便←磊 回答采纳率: 2008-11-02 18:04 历史教学中的民族关系问题一、讲述历史上的少数民族要实事求是。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汉族和其他各民族都是我们祖国这一大家庭的成员，而且有些民族的 历史非常悠久，例如，西北的羌族，南方的苗族等，在汉族形成的同时就出现了。今天满族的祖先西周的肃慎 ，蒙古族的祖先商代的东胡，曾经十分强盛，并且建立过政权。秦汉时期，北方的匈奴族十分强盛，隔着长城 与秦汉帝国对峙。魏晋南北朝时，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则更多，而且不少国家还进入到中原地区。宋朝时，契 丹族建立的辽，女真族建立的金，党项族建立的夏，就统治了大半个中国。元明清时期，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 管辖的范围更广，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统一了中国，成为我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封建王朝。满族建立的清朝，疆 域广大，是当时亚洲东部最大的国家。 由于各民族的不断发展，逐步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在缔造我们伟大祖国的过程中，作出了 重大的贡献。在我国建立起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民族，就是一直受到华夏族歧视的犬戎族，在 中原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下，通过商鞅变法，一跃而成为战国时期的强国，完成了统一六国的任务，推动了我 国历史的向前发展。南北朝时期，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在统一北方后，经过孝文帝改革，逐步强盛起来，促进 了北方经济的发展和各族人民的大融合，为隋朝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到后来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满族建立的清 朝，不但入主了中原，而且统一了全国。我国今天的行省制度就是从元朝开始的，我国今天的版图，基本上是 清朝前期确定的。 从经济上看，少数民族对祖国边疆的开发，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东夷族开发了沿海地区，苗、瑶族开 发了长江、珠江和闽江流域，藏族开发了青藏高原，彝族和西南各族开发了西南地区，东胡族开发了东北地区 ，匈奴、鲜卑、突厥、蒙古族等先后开发了蒙古地区，回纥及西北各族开发了西北地区，高山族开发了台湾岛 。正是边疆各族人民对边疆经济的开发，并与中原地区建立了密切的经济交往，才使多民族国家形成了统一的 不可分割的经济整体。 至于在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方面，各民族曾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例如清朝时期，东北各族 人民反抗沙俄入侵我国东北的斗争，西北各族人民支持清军反击大小和卓兄弟分裂祖国的斗争。到了近代，各 族人民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事例就更多了。 当然，各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既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他们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其中人数较多而又发展迅速的民族，对我们祖国历史的发展起的作用就大些，例如，汉族不论在政治经济上 ，还是在思想文化上，都起过巨大的作用，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部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汉族的发展史。中国这个统一的国家，不是由某一个民族缔造的，而是所有的民族， 包括历史上存在过而现在已经消失了的民族。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必须包括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没有 少数民族的历史，就不能称之为中华民族史。我们在历史教学中，对于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在历史 上的地位，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而是要实事求是地讲述。二、讲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要用矛盾的观点进行具体的 分析。 在中国历史上，既有各民族友好相处、和平发展的统一时期，也有各民族互相对立、彼此争战的分裂时期 ；既有汉族建立的政权，也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既有汉族内部的战争，也有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各 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既有外族的入侵，也有反抗外来侵略的战斗等等。历史上，多民族的中国存在着统一和 分裂的情况。 应该如何看待历史上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分裂的问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便不难看出，在我国这 个多民族的国家里，在各民族之间，当矛盾的同一性占主要地位时，彼此就友好相处，互相往来，和平发展， 国家就表现为统一状态，例如，秦汉的统一，隋唐的统一，元明清的统一等。当矛盾的斗争性占主要地位时， 民族之间就相互对抗，甚至爆发战争，国家就处于战争或分裂状态，例如，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南北朝的分 裂，五代十国的割据状态等。同时，矛盾双方还可以互相转化，比如宋与西夏、辽、金的战争，双方统治阶级 几乎动员了各自一方所有的人力和物力，但在战争之后，各民族之间，特别是各族人民之间，又出现了和平相 处的局面。民族战争固然使各族人民遭到浩劫，千百万人死于非命，经济文化受到破坏，然而，战争也是各民 族之间相互接近的一种重要方式。历史上每一次战争之后，总有大批被征服民族的人民被强迫迁徙到另一个民 族的聚居地，各民族杂居错处，相互融合。东晋十六国时，民族战争经常发生，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次民 族大融合的高潮。蒙古族、满族如果不入主中原，他们就不会有较多的成分融合到汉族之中。至于战争引起的 经济、文化交流的例子，历史上更是屡见不鲜。这在客观上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起了促进作 用。 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仇视、屠杀和战争，只是民族关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历史上各族人民友好相处 ，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中长期进行着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在向共同的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相互支持， 共同缔造和发展了多民族的伟大祖国，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这才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本质和主流。 三、对于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要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怎样的人才算“民族英雄”呢？汉民族把岳飞、文天祥等人当成本民族的英雄 ，而女真、蒙古族则认为完颜阿骨打、成吉思汗等才是民族英雄。有的人认为，能代表中华民族利益的、有利 于祖国统一的人，才能称为民族英雄。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确定呢？我认为，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应当用一 分为二的观点进行具体的分析，既不能绝对地肯定，也不能绝对地否定，更不能带有狭隘的民族情绪片面地下 结论，而是应该指出其功过之大小，从而确定其是怎样的一个民族英雄。要热情颂扬他们的历史功绩，对个别 有污点的人物，要注意分清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比如，在讲述岳飞带领“岳家军”抗 金斗争的事迹时，有的学生提出：岳飞镇压过农民起义，不算民族英雄。应当指出，抗金斗争是岳飞一生中的 主要活动，他从军二十年，绝大部分岁月是在抗金前线度过的。还有的学生提出：宋当时已是腐朽的政权，当 遭到外族的进攻时，必然灭亡，这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岳飞抗金，阻碍了国家的统一，阻碍了历史的向前 发展，所以，也不能算民族英雄。针对这一问题，教师就要讲清，金军南下，是以屠杀、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 ，金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因此，岳飞抗金是正文的，带有反侵略战争 的性质，他的英勇斗争，阻遏了金军南下的进程，保卫了大江南北的各族人民，有利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虽然他有忠君思想，曾经镇压过农民起义，但从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来看，他镇压农民起义的污点同他在抗 金斗争中所建立的功绩相比，显然是功大于过，他仍然不愧为我国古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