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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文帝改革北魏孝文帝改革就是指在北魏统治面临危机的情况下，孝文帝拓跋宏在位期间进行的改革，包括文明太后执政和孝文帝执政两个时期的改革，其性质是冯太后和孝文帝自上而下掀起的一次改变北魏社会面貌的封建化改革运动。改革的目的在于缓和民族对立和社会矛盾，发展生产，巩固统治，使北魏政权摆脱危机。从公元471-499年为改革前期。前期主要以建新制为重点。内容主要是：一、制定官吏俸禄制以班俸制代替断禄制，整顿吏治。这就使得北魏吏治得到改善，农民赋役负担减轻，北方农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二、推行均田制。此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同时大片荒地被开垦，推动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推动着鲜卑族经济的转型，加强了民族大融合。三、改宗主督护制为三长制。邻长、里长、党长合称三长，直属州郡，负责清理户口和田亩，征发徭役和兵役。使国家从中央到基层的政治体制得以完善，并保证了国家对人民有效地控制，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从公元490-499年主要是在孝文帝主持下的以汉化为重点的后期改革。其主要措施有：一、迁都洛阳。为了便于接受汉族文化，消除鲜卑族与汉族之间的隔阂，以便进一步拉拢汉族地主士大夫，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巩固北魏政权，孝文帝决心把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二、移风易俗，大力推行汉化政策。主要内容是：第一，禁止穿鲜卑服装，一律改穿汉族服装；第二，禁止用鲜卑语，改说汉话；第三，改鲜卑复姓为汉姓，孝文帝把自己皇族拓跋姓改为元姓，禁止鲜卑族同姓通婚，提倡鲜卑贵族同汉家世族通婚。第四，在鲜卑中建立门阀制度，把汉族地主的门阀制度推广到鲜卑族当中去。第五，改鲜卑官制、法律、礼仪、典章为汉制，革除鲜卑旧制。不仅如此，在改革中，他还以身作则，将皇族改为元姓，自己改名为元宏，带头娶汉族大臣的女儿做皇妃，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汉族人为妻。孝文帝这些汉化措施，使北方少数民族在语言、服饰、风俗习惯上与汉族逐渐趋同，使中原文化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少数民族的食物、服饰、艺术、生活用具等，逐渐融入汉族人民的生活之中。使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封建化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了民族融合。也正是由于改革顺应了民族融合的历史潮流，孝文帝个人的胆略和卓识再加上措施得当，从整顿吏治入手，并且不仅进行经济改革，而且重视文化习俗上的改革，全面配套，从实际出发，切实可行，并且取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使得改革可以顺利推进并且较为成功，影响深远。总之，孝文帝的改革，加速了鲜卑和北方的封建化(即汉化)过程，促进了北方民族的大融合。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使北魏政权得以巩固。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对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鲜卑祖作为一个民族虽然不存在了，但是已经和汉族融为一体，共同为伟大祖国的繁荣与复兴作贡献
勿忘国耻，振兴中华我们的祖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而深远，作为我们小学生，我们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我们自豪我们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我们骄傲，是因为我们祖国拥有五千年灿烂的文化。但是，我们何曾想过，这是谁为我们建造的呢？那一段段屈辱的历史，让我们悲痛欲绝。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侵入北京，闯进圆明园，他们把能拿走的东西都拿走了，搬不动的，就用大火烧，把圆明园内的珍贵财宝统统抢走，洗劫圆明园。为了销毁罪证，10月18日和19日，三千多名侵略者奉命在园里放火。大火连烧三天，烟云笼罩了整个北京城。我国这一园林艺术的瑰宝、建筑艺术的精华，就这样化成了一片灰烬。他们是多么蛮横！1937年12月13日，日本又制造了南京大屠杀，他们在南京无恶不作，两人比赛谁杀的人多，有的中国人被活活埋葬，他们射箭，用中国人当靶子，日本侵略者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就在这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之情，有的革命先辈奋起反抗，为祖国抛头颅，撒热血。坚强的意志，另我们全中国人感动，团结一心的力量与侵略者顽强斗争。时光飞速，沉睡的雄狮已早早的屹立在世界东方，神舟飞船一次次的发射成功，宇航员们遨游太空，发现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北京奥运会举办成功，科技越来越发达，这都是我们中国的风采。我们中国人民团结一致，2008年汶川地震，我们为他们捐款，是孩子们继续上学，住在舒适的环境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就是我们的传统美德。多少年的风风雨雨，多少年的辉煌事业，没有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想，大家看到那冉冉上升的五星红旗，心里肯定很兴奋，因为我们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为祖国的女儿，我们更应该珍惜这段时光，好好学习，将来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奋发图强，不忘国耻，振兴中华，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必有的原则。胸前的红领巾，就寄托着我们对祖国的希望。大家可以报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信念去学习，不畏艰难，才能让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兴国安邦！
商鞅变法商鞅是卫国的公族，自幼拜李悝为师，好刑名之术。学成后先到 魏国，为魏相公叔痤门客。公叔痤临死前，向魏惠王推荐商鞅，说此 人尽管年轻，但有奇才，可用之为相，若不用，必杀之，勿令出境。 魏王以为公叔痤病重，在说胡话。结果既没有用，也没有杀，而是放 他去了秦国。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商鞅在秦孝公元年入秦，三年变法， 五年为左庶长，十年为大良造。二十二年，商鞅设计擒魏将公子， 迫使魏国献河西之地与秦苟和，魏惠王这才恍然大悟，叹曰："寡人 恨不用公孙痤之言也！" 当然了，商鞅的最大贡献并不是用兵，而是变法。在秦国的二十 几年里，他曾经两次变法，终于使秦国崛起西戎，虎视关内，为之统 一中国奠定了基础。推行如此重要的变法，自非易事。为了确保新法的制定，商鞅首 先必须取信于君。为了说服孝公，商鞅曾与甘龙、杜挚等要臣进行过 一场激烈的辩论。针对甘、杜等人的陈辞滥调，商鞅既总结了"三代 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的历史经验，又申明了"法者所以爱 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 民，不循其礼"的现实意义，从而最终赢得了孝公的信任为了确保新法的实施，商鞅不仅要取信于君，还要取信于民。在 新法颁布之前，商鞅在国都的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告谕市民： 谁要能将它搬到北门，便可得到十金的奖赏。看热闹的人大都不信， 以为哪有这等好事！于是商鞅干脆将赏钱提高到五十金。结果有一人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将木头扛到了北门，果真得到五十金的奖赏。此事 传遍了整个秦国，人们始知以赏善罚恶为主要内容的商鞅变法，这回 是要动真格的了。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维新，都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 而且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也便是改革会遭到阻力的真正原 因。由于废除井田奖励耕战等改革措施触犯了贵族阶层对土地和官 职所一向具有的垄断特权，因而便遭到了以太子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 的强烈反对。但是商鞅并没有被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所吓倒，他认为法 律的制定，并不只是用来制裁老百姓的，自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因而主张首先惩办那两位唆使太子违抗新法的老师。结果，公孙贾的 脸上被刻上了墨字，公子虔则因屡教不改而被割掉了鼻子。商鞅此举， 确实起到了"杀鸡给猴看"的作用。人们看到，就连太子的老师都逃 脱不了法律的制裁，于是再也不敢抱有任何侥幸的心理了。经过商鞅 的这番努力，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 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但是，任何社会实践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变法维新更是如此。秦 孝公的死，使商鞅失去了权力基础，继位的太子在保守派的支持下卷 土重来，对商鞅施行了疯狂的报复。他们不仅以诬告陷害的方式迫使 商鞅谋反，而且以最最残酷的暴行，将他五马分尸了。商鞅虽然惨遭 不幸，但他所开创的变法大业却因顺应了历史潮流而成不可逆转之势， 并最终对秦朝的统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商鞅"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迷 信暴力而轻视教化等思想，也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他用简单粗暴的 政治手段来处理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焚烧《诗》《书》，实行愚民 政策和文化专制主义，甚至推行连坐法而刑及无辜等等，都曾产生过 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也正是由于这一影响，致使他死于贵族的报复 而"秦人不怜"，甚至不被司马迁以降的许多历史学家真正理解，不 亦令人叹惜。
北魏孝文帝改革北魏孝文帝改革就是指在北魏统治面临危机的情况下，孝文帝拓跋宏在位期间进行的改革，包括文明太后执政和孝文帝执政两个时期的改革，其性质是冯太后和孝文帝自上而下掀起的一次改变北魏社会面貌的封建化改革运动。改革的目的在于缓和民族对立和社会矛盾，发展生产，巩固统治，使北魏政权摆脱危机。从公元471-499年为改革前期。前期主要以建新制为重点。内容主要是：一、制定官吏俸禄制以班俸制代替断禄制，整顿吏治。这就使得北魏吏治得到改善，农民赋役负担减轻，北方农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二、推行均田制。此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同时大片荒地被开垦，推动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推动着鲜卑族经济的转型，加强了民族大融合。三、改宗主督护制为三长制。邻长、里长、党长合称三长，直属州郡，负责清理户口和田亩，征发徭役和兵役。使国家从中央到基层的政治体制得以完善，并保证了国家对人民有效地控制，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从公元490-499年主要是在孝文帝主持下的以汉化为重点的后期改革。其主要措施有：一、迁都洛阳。为了便于接受汉族文化，消除鲜卑族与汉族之间的隔阂，以便进一步拉拢汉族地主士大夫，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巩固北魏政权，孝文帝决心把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二、移风易俗，大力推行汉化政策。主要内容是：第一，禁止穿鲜卑服装，一律改穿汉族服装；第二，禁止用鲜卑语，改说汉话；第三，改鲜卑复姓为汉姓，孝文帝把自己皇族拓跋姓改为元姓，禁止鲜卑族同姓通婚，提倡鲜卑贵族同汉家世族通婚。第四，在鲜卑中建立门阀制度，把汉族地主的门阀制度推广到鲜卑族当中去。第五，改鲜卑官制、法律、礼仪、典章为汉制，革除鲜卑旧制。不仅如此，在改革中，他还以身作则，将皇族改为元姓，自己改名为元宏，带头娶汉族大臣的女儿做皇妃，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汉族人为妻。孝文帝这些汉化措施，使北方少数民族在语言、服饰、风俗习惯上与汉族逐渐趋同，使中原文化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少数民族的食物、服饰、艺术、生活用具等，逐渐融入汉族人民的生活之中。使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封建化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了民族融合。也正是由于改革顺应了民族融合的历史潮流，孝文帝个人的胆略和卓识再加上措施得当，从整顿吏治入手，并且不仅进行经济改革，而且重视文化习俗上的改革，全面配套，从实际出发，切实可行，并且取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使得改革可以顺利推进并且较为成功，影响深远。总之，孝文帝的改革，加速了鲜卑和北方的封建化(即汉化)过程，促进了北方民族的大融合。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使北魏政权得以巩固。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对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鲜卑祖作为一个民族虽然不存在了，但是已经和汉族融为一体，共同为伟大祖国的繁荣与复兴作贡献。
可以的，大概什么时候需要呢
同学们！你知道吗？2005年是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60年前，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军国主义发起的惨绝人寰的侵华战争全面开始，也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全面开始。抗日战争观后感抗日战争观后感现在,我们的生活十分美好。可你，是否想过，现在的幸福生活来的？这可是战士用自己滚烫滚烫的鲜血换来的。这个代价太大了！今天，让我们来顾过去的点点滴滴吧！在抗日战争史文章中，我看到了炮火连天、浓烟滚滚的战场。一个个满身鲜血、汗流浃背、奋力拼搏的八路军战士们。万山丛中，青纱帐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健儿到处逞英豪；雁翎队、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使骄狂一时的日本侵略者陷入到敌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我还看到了19路军组织的“敢死队”出发前接受长官的指示。接着，“一、二八”的战火首先在闸北燃烧。一个个19路军沉着应战。我还看到抗战1月27日午后，日军准备开火的消息使住在北四川路一带的上海居民纷纷涌向租界避难。最后，蔡延锴军长临前线指挥……“淞沪会战”中“八百壮士”的忠贞奖章，“血战台儿庄”的杀敌大刀，“武汉会战”中毙敌3000余人的万家岭大捷中缴获的战利品……抗战初期，国民党数百万军队对日军进攻进行了正面作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速战速决”的美梦。“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中国共产党，率先吹响抗战的号角。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和推动下，国共两党抛弃恩怨再次走到一起，中华民族全面神圣抗战从此以燎原之势燃烧起来。这场在1945年9月3日赢得的战争胜利全然不同以往110年前的甲午战争，中国进行的仍是一次封建王朝战争，而日本则进行的是一次国民战。从1840年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的105年间，几乎所有的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中国，而我们惟一赢得的，就是60年前的那场胜利。那是近100年来积贫积弱的中国第一次在一场生死存亡的民族战争中取得胜利，这场胜利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唤醒了沉睡了几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说：“国可亡，史不可灭”，因为修史“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在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了解这段悲壮而可歌可泣的历史，作为一名中国学生，无疑是责无旁贷，却又是一件难以承载的任务。同学们，战士们就是这样抛头颅，洒热血，用汗水和鲜血换来的新中国。让我们勿忘国耻，好好学习，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才，将来振兴中华！革命战士永垂不朽！抗日战争故事会前几天，班里的几位同学都在背故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下午就要举行抗日战争故事会，今天下午就要开始了。下午各个班排着整齐的的队伍，手上拿着凳子，向体育馆走去。一进馆内，里面传来了雄壮的歌声。随乐声降低了，大会开始了。台上走出来四位主持人，其中有两位是我们班的。听内容，故事会的故事有《南京大屠杀――抹不去的记忆》、《两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自述》、《英雄放牛娃王二小》……第一个出场的小朋友是二年级的，她脸蛋红红的，眉毛黑黑的，真漂亮，她讲话沙沙的，带有磁性。她说：“日本鬼子真可恶，杀死了那么多中国人，而且杀人的手段又那么残忍，杀、烧、淫、掠都是他们在城里做的事……”小女孩讲完了，鞠了一个躬。主持人又出来了，说：“请为一号选手打分，大屏幕上立即出现了几个数字。等到第三号选手，就是咱班程恒宇了，他背得多么流畅，多么有感情啊！时间过得真快，眨眼间，所有选手都参赛过了，评比结果：程恒宇得了第二名，同学们都很高兴，又鼓励他下一次一定能拿到第一名的。这次大会真好啊！校长也说这次让我们记住了国耻，也会让我们更加记住：我们曾经被凌辱过，被日本帝国侵略过，我们要想办法超过日本。而我们是祖国未来的花朵，未来是我们的，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才可以使未来更加辉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对于现在处于和平时期的我们，对于正在纪念抗战胜利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60年前的那段耻辱！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60年前，一名中国记者登陆刚刚投降的日本进行采访，把他在日本的见闻和感受都记录了下来，告诫中国人：所谓的投降在日本人看来只不过是临时休战而已。警钟长鸣，60年后的今天重读旧文，相信读者心有戚焉……从1937年到19
现在，我们的生活十分美好。可你，是否想过，现在的幸福生活来的?这可是战士用自己滚烫滚烫的鲜血换来的。这个代价太大了!今天，让我们来顾过去的点点滴滴吧!在抗日战争史文章中，我看到了炮火连天、浓烟滚滚的战场。一个个满身鲜血、汗流浃背、奋力拼搏的八路军战士们。万山丛中，青纱帐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健儿到处逞英豪;雁翎队、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使骄狂一时的日本侵略者陷入到敌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我还看到了19路军组织的“敢死队”出发前接受长官的指示。接着，“一、二八”的战火首先在闸北燃烧。一个个19路军沉着应战。我还看到抗战1月27日午后，日军准备开火的消息使住在北四川路一带的上海居民纷纷涌向租界避难。最后，蔡延锴军长临前线指挥……“淞沪会战”中“八百壮士”的忠贞奖章，“血战台儿庄”的杀敌大刀，“武汉会战”中毙敌3000余人的万家岭大捷中缴获的战利品……抗战初期，国民党数百万军队对日军进攻进行了正面作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速战速决”的美梦。“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中国共产党，率先吹响抗战的号角。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和推动下，国共两党抛弃恩怨再次走到一起，中华民族全面神圣抗战从此以燎原之势燃烧起来。这场在1945年9月3日赢得的战争胜利全然不同以往110年前的甲午战争。从1840年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的105年间，几乎所有的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中国，而我们惟一赢得的，就是60年前的那场胜利。那是近100年来积贫积弱的中国第一次在一场生死存亡的民族战争中取得胜利，这场胜利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唤醒了沉睡了几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说：“国可亡，史不可灭”，因为修史“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在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了解这段悲壮而可歌可泣的历史，作为一名中国学生，无疑是责无旁贷，却又是一件难以承载的任务。同学们，战士们就是这样抛头颅，洒热血，用汗水和鲜血换来的新中国。让我们勿忘国耻，好好学习，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才，将来振兴中华!
1937年7月7日晚，日方谎称一名日军演习士兵失踪，要求进入泸沟桥东的宛平县内搜查。这一无理要求，遭到了中国驻军的坚决拒绝。日军借故调集重兵，悍然炮轰宛平县，同时向泸沟桥中国守军发起进攻。中国守军二十九军官兵忍无可忍，奋起还击。那天，正下着大雨，永定河水汹涌澎湃，抗日官兵斗志激昂，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8日深夜。赶来增援的中国军队和宛平驻军相互配合，在泸沟桥与日军激战，歼灭了来犯的全部敌军，这就是泸沟桥事变。泸沟桥事变打响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的第一枪。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规模进攻上海，中国军队奋起反抗。国民政府先后调集40多万军队参战，激战三个月，给予日本侵略军一个沉重的打击。后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8年艰苦抗战，取得了多场战役的胜利。1945年8月，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当时，战士们心中只有一句话：“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如今的生活，全是抗日战士们用生命和血汗换来的。我们也要学习他们，打倒心中的“日本”——困难，学习将士们不畏困难的勇气。
史学，亦称“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自古以来，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出现过许多有名的历史学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著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也表述了各种史学思想、观点以及治史 方法 。这些从不同角度对人类进步所作的记录，乃是人类 文化 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理论和史学观点，就其主流而言，基本上是从保护剥削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的。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关于历史学的论文 范文 。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 全文如下：
求真是史学的学术性的根本原则，经世是史学的社会性的必然要求。求真是经世的基础，经世是求真的提升。古希腊一位学人卢奇安说过：“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论撰史》，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第19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这话说得直率而中肯。一位中国学人说得好：“史学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周谷城学术精华录》，第300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如果说，求真乃是史学的生命所在，那末经世则是史学的生命力之社会历史价值的反映。
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是所有正直的史学家所恪守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特别是从史学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来看，人们认清楚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的特点，这不仅标志着史学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标志着人们对现实生活与历史前途的关注和热情。
一求真是史学学术性的根本原则
古今中外，凡是严肃的史学家，都把揭示历史的真相作为自己的职责，尽管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这种意识和努力历来是受到人们尊重的。这种意识和努力，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求真精神。在中国，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只记人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榜样。司马迁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也可以表明孔子撰写历史的严肃态度。至于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受到自刘向、扬雄及以后历代名家的高度评价，称其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为新发现之甲骨文证明为确，致使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1卷，第88页，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中国古代史学求真原则的发展，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积累以及在历史撰述上的积累，都十分突出。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 总结 了“辞宗邱明，直归南、董”的传统，提出了“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的命题。唐人刘知几《史通》有“直书”专篇，论述了直书的传统及其意义。此后，历代史家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而以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所论最为深刻。章学诚认为：史德反映了作史者的“心术”，“心术”的最高境界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凡此，表明中国史学之坚守求真原则的一贯传统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发展轨迹。同时，这一传统在历史撰述的积累方面也极为丰富。在刘知几之后，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如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马端临《文献通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王圻《续文献通考》、谈迁《国榷》，以及王世贞、钱大昕、赵翼、王鸣盛、崔述的考史之作等，就总体而言，每一部书都是求真之作。
求真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但对史学家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及其成果，不能作绝对的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客观历史包罗万象、纷繁复杂且已成为过去，任何人都无法完全再现历史。从这个意义看，求真，就是“求”得反映历史主要趋势的本质的“真”。第二，史学家在反映客观历史过程中，其主观意识总是要发挥作用的;因此，史学家撰写出来的历史乃是客观历史同史学家主观意识结合的产物。第三，一般说来，即使是严肃的和正直的史学家，亦难免有知识上、器局上的局限，这种局限无疑是其通往求真道路上的障碍，只是因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可能遇到的障碍大小有异罢了。此外，由于史学同政治的密切关系，故史家的求真，有时还会受到政治的无理干扰或无理政治的干扰而陷于艰难的境地。唯其如此，人们对以往的史学家在求真道路上之所得，都应给予应有的尊重和恰当的评价。
历史撰述的求真原则同任何事一样，也有它的发展过程。先秦时期，史官所“求”的是在当时伦理原则下“书法不隐”的“真”(《左传·宣公二年》)，这是当时的“书法”准则。两汉时期，史学有了进步，《史记》突破伦理名分，承认秦、项而作通史，并为项羽立纪以表明项羽在历史中的位置。盛唐刘知几撰《史通》，其中“直书”、“曲笔”两篇专论，是非之分明，言词之严峻，跃然纸上。但他承认维护“名教”是“直道不足”的表现，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求真应当突破伦理的障碍而尊重历史事实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宋人吴缜比刘知几又前进了一步，认为事实、褒贬、文采是史书的三个基本要素，主张把对事实的认知和对事实的褒贬区别开来，认为：“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唐出纠谬》序)。吴缜的这个见解，不仅强调了事实和褒贬的区别、强调了以事实为基础，同时也表明了事实和褒贬的结合乃是历史撰述所必需的。是否可以认为：强调事实为基础，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一步;在事实的基础作出恰当的价值判断，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二步。这就是说，只有事实认知和价值判断的合理的结合，才是近于完全意义上的求真。
二经世是史学社会性的必然要求
史学的经世之旨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产生的。在中国史学上，至晚在春秋时期的士大夫中间，已十分明确地论述到史学的社会功能。楚国的申叔时认为：学习史书，可以使人“耸善而抑恶”、“昭明德而废幽昏”、“知兴废而戒惧”(《国语·楚语上》)。这是表明史学对于个人修养的重要作用。楚国有位左史倚相，他通晓史籍，“能道训典，以叙百物”，经常向国君讲述历史上的得失成败，使国君不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国语·楚语下》)。这是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春秋末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这是说的史学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作用。可见，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史学(或者说史书)对于个人、政治、社会都是非常有用的。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们的这些认识，都折射出社会对史学的要求。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这种要求和史学家的这种认识都在不断地提高与丰富。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汉书·司马迁传》)，到刘知几说的“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再到龚自珍说的“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尊史》，见《龚自珍全集》第1辑)，反映了约两千年中这一提高与丰富的历程。
史学之所以能够产生社会作用，能够经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史学能够延伸人们思考的时间范围，扩大人们视野的空间世界，这就是刘知几所概括的“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史通·史史建置》)。唐太宗所谓“不出岩廊，而神交千祀以外”，“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晋诏修书》，《唐大诏令集》卷81)，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第二，由于历史同现实本有天然的联系，因而在悠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中曾经出现过的人们的活动及其原因与结果，总是会引起今人的关注、回忆和兴趣。如人品的贤佞、国家的安危、朝代的兴亡、政策的得失、社会的治乱、世风的厚薄，以及文化传承及其种种 措施 ，天灾人祸及其应对之方，还有域外诸国的有关情况等等，凡此都对今人有很大的吸引力。
第三，史学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悠长、恢宏的思考时空和丰富、纷繁的思考对象，而且可以由此陶冶性情、知理明道、增益智慧，进而积极参与创造美好的现实与未来。这是史学具有永久魅力之所在。元代史家胡三省批评一种重经轻史的错误观点，指出：“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欤?”(《新注资治通鉴》序)那种认为史书只不过是记事、记人而已，这是对史学的一种浮浅认识。反之，通过读史，了解了历史上史事、人物，进而从中认识其始末原委、常理法则，得到启示，有所借鉴，这才是对史学的真正的理解。
史学的经世作用，表现在它的社会功能的诸多方面。以下数端，是比较突出、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
——史学是认识历史的基本途径。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认识历史，但通过史学认识历史无疑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了历史，才可能继承优秀历史遗产，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提供借鉴、 经验 、智慧，开辟和创造新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确乎是史学的社会作用中最根本的方面，即所谓“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文心雕龙·史传》)历史知识、历史思想、历史经验、历史上的真善美等等，主要是凭借着史学活动来记载、积累和传承的。
——史学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以政治、文化、 教育 三个方面最为突出，也最为重要。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决策、历史经验、忧患意识同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从政治决策来看，历史知识、历史参照是重要依据之一。如汉初，汉高祖刘邦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后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刘邦大为称赞，命名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新语·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阐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误，也是为汉初“与民休息”基本国策的确立提供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从历史经验来看，史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从对历史的记载、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前人在历史活动中的经验教训作为今人和后人的借鉴。譬如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深刻的见解、翔实的材料、精彩的史笔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开始，以后许多“正史”都有所效法，其中往往亦不乏优秀之作。又如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主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以便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以其深邃的历史见解，阐述了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他所总结的“谀臣”是否得势、得宠与国之存亡的关系，统治阶层是否看重“积聚”、“宝货”与政治得失的关系，“风教之兴废”与朝代兴亡的关系(以上见《读通鉴论》卷1、12，卷2、12，卷17、19)等历史经验，都是极具启发性的通论。再如，自贾谊《过秦论》以下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所撰史论、政论，其真知灼见，不乏于时。从忧患意识来看，因其理性和深刻而具有特殊意义。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这个品质在史学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清人龚自珍强调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1辑)这句话从一个重要方面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良史”的优秀品质。“良史之忧”的内在精神是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它以洞察历史为基础，以关注现实为旨趣，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许多事实证明：史学上反映出来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影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
——史学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记录和纽带。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史书对于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这种影响，反映在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反映在对多民族历史渊源的共识上，也反映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相互吸收、融汇上。第三个方面，中华文明不曾中断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历史记载不曾中断，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史学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史学还是人生修养的重要的教科书，是历史教育的巨大宝藏。史学的全部社会功能，都是史学对于人的作用的结果，都是通过人的认识的提高和人的 社会实践 来实现的。这是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的经世，史学的社会作用，本质上是历史教育作用。中国史学的优秀史学遗产，有大益于人生修养和历史教育：一是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使社会公众都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和熏陶。二是具有突出的适应性，使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能从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启示和教益。三是由于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蕴和众多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从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
60多年前，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位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布洛赫，在牺牲前写了一本名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书，其主旨是回答“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他在《导论》中这样写道：“‘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见此书中译文本第7页，张和声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这里，借用布洛赫的话来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中华文明以至整个东方文明不也是与之有关吗!史学的经世作用，实在是不可轻视的一件大事。
三求真与经世的辩证统一
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
首先，我们从理论上看。刘知几《史通·人物》篇强调史书“诫世”、“示后”的作用，作者在篇末作结论说：“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所谓“诫世”和“示后”，是指史学的经世作用;所谓“难”，所谓“重”，所谓“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是强调史学的求真。刘知几是把史学的求真视为史学经世的基础。上文说到宋人吴缜论批评史书的三个标准，一是事实，二是褒贬，三是文采。他认为，事实是一部史书的根本，有了这一条，才不失为史之意。他说的褒贬，是著史者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史学经世的思想，而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吴缜所论，同刘知几所论相仿佛，都强调了史学的经世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可见，求真和经世就是如此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由此也可以看出，凡对史事采取轻浮的、曲解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和做法并用以比符现实，既违背了史学求真的原则，也失去了史学经世的基础及其本来意义。
其次，我们再从实践上看。史学的求真，是史学家在学术追求上的实践。史学的经世，是一切运用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于现实历史运动的人们的实践，其中也包括史学家所作的努力。司马迁著《史记》，被后人誉为“实录”，当之无愧。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史记》的经世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力量;秦朝的二世而亡，使多少统治集团引以为戒;汉初的“与民休息”的国策，使多少杰出的政治家受到启示;汉武帝时代的富庶和浮华，使一代又一代后人陷于沉思;还有那些具有“国士”之风的名将贤相，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层人物，以及各种各样的奸佞小人，使多少后来者“思齐”、“自省”。大凡读过《史记》和比较熟悉历史的人都会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史记》的经世作用之大，非笔墨可以形容。
唐贞元十七年(801年)问世的《通典》是制度文明的杰出代表作。作者杜佑撰写此书的宗旨是：“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序)。这里说的“人事”，是指历代制度的演变，“群言”是指历代群士关于制度的制订、实施、得失的议论，无疑都是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之上;这里说的“将施有政”，意在以所著之书用于施政的参考。《通典》在唐代和唐代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受到许多政治家的称赞：“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唐文粹》卷68权德舆《歧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乾隆丁卯《御制重刻通典序》，参见咸丰九年崇仁谢氏重刊本)。作为通晓史学的政治家和精于政治的史学家，杜佑把“经邦”“致用”之旨缜密地、严谨地寓于制度史的阐述之中，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可谓相得益彰。
同样，司马光与《资治通鉴》鲜明的经世之旨，也是人们交口称赞的。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主旨已如上述。朱熹评论《资治通鉴》说：“(司马)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语类》卷134)。王夫之认为《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内容与启示(见《读通鉴论·叙论四》)。南宋以下，《资治通鉴》受到各族统治者的重视和广大士人的敬重，自有其史学上的崇高地位和实践中的参考价值。世人盛赞史学上的“两司马”，绝非偶然。上举三种体裁的三部通史，大致可以表明中国古代史学之主流在求真与经世上的一致性。类似的或相近的史书历代都有所出，不一一列举。
再次，我们还应从全局上和本质上看。毋庸讳言，中国史学上确有曲笔的存在，对此，刘知几《史通·曲笔》篇不仅有事实的列举，还有理论的分析。刘知几之后，史学上的曲笔现象仍然存在。举例来说，官修史书，时有修改，不论是修改曲笔，还是曲笔修改，都说明了曲笔的存在。而此种曲笔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政治因素影响所致，当然也跟史家“心术”相关。但是，在中国史学上有一个基本准则或总的倾向，这就是：直书总是为人们所称道，而曲笔历来受到人们的揭露和批评。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所说的那样：“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对奸邪给予惩戒，正是优秀史家的直笔所为，正如农夫看到田间的莠草就一定要把它锄掉一样。像这种做法，也是万代同一的准则。在中国史学上，曲笔或可得逞于一时，但终究免不了落下骂名，为人们所唾弃。
最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史家的职业角色与史家的社会责任是相联系的，史学的求真要求与史学的经世目的也是相联系的;这两种联系，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本质的沟通，即在史学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上统一起来。可以这样人为：揭示出这种联系，就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平行的世界，文明的左右腿）尽管我们知道狂热的欧洲人把元朝时期的《马可波罗游记》视为“藏地密码“一样的藏宝图。尽管中国的朝廷也派了郑和这样的远洋船队抵达了非洲东海岸，中东或更远的地方。甚至最近几年英国核潜艇船长孟席斯还出了本书《1412年：中国发现世界》[举起手来，把书传给就近的学生]认为中国人才是最早发现澳洲，北美。他自费走访了120多个国家，参观了900多个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寻访古代的纪念碑、城堡和海港，深入海岬、珊瑚礁、偏僻的海滩和海岛。很遗憾这个事情被大多数中国专家给否定了，否定的原因我不太清楚，但是我清楚国内专家可能连12个国家都没有到过。但是我们从现在的资料来看欧亚大陆在鸦片战争之前的联系是非常有限的。按照现在时髦的提法宇宙是平行的，我和你们每个人的生活轨迹是平行的，我们中国人和欧洲人在那个时候也是平行的。直到鸦片战争，直到我走进这里。我们的世界才有了一点但是也是巨大的变化。接下来我还是真诚的希望能让大家在接受中国沉沦80年这个残酷事实之前，认认真真和我一起回顾中国光辉历史。现在有个词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崛起”, 我最早听到是中学时代《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讲的是周恩来总理小时候的事情。印象中很感动，但是发现感动的人往往只有那么一瞬间火花。我在这里倒是中肯的希望特别是在座的各位朋友们，大学时代不要光惦记着自己的嘴有没有崛起来，那是不靠谱的。更把自己的奋斗目标撅起来。可以拍着胸脯对大家自豪的说中国沉沦了80年，但是之前崛起的可能是800年 有没有朋友认为更久的？ 800年一次，800年二次……三次。 800年，有没有搞错，如果错，那肯定是800之前少了个1字。公元40年，对，中国人民在那个时候就站起来了。你们还别不信，先看下证据 第一句“秦时明月汉时关”这个汉朝的边关在哪里，参考第二句“春风不度玉门关”。话是应该不假，不过也不完全对，在汉朝强盛的时候，国门不在玉门，而在更西面更北面。汉朝的将军们一直在西域大漠大有作为，赶跑了匈奴单于，单于的后代还是单于，不过有个更加响亮的名字匈奴王，欧洲人管他叫上帝之鞭，中国皇帝是鞭长莫及，不过罗马的皇帝（那时候是教皇）头很大，年年被勒索。这位匈奴王阿提拉带着匈奴蛮族打到了罗马城下，孕育了中华民族的一个远亲“匈牙利民族”。这为老表的旁系也不简单，西突厥进化了奥斯曼帝国，唐朝的军队歼灭了东西突厥，剩下一撮西突厥人撒开了腿丫子跑到土耳其建立了奥斯曼帝国。就这么招，一对中国拆迁户的远亲长期在欧亚结合部横行，欧洲人他们打，他们自己也打。玩命啊。可以这么说强盛时期的中原儿女文治武功那是杠杠的。被打的满地找牙的游牧民族要么被中原农耕民族吸收同化，从北魏孝文帝，到后面精通汉文化的乾隆。不被同化的游牧民族要么跑到境外自立为王，欧洲的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都是悲催的可以啊。请注意我们刚才这些表述中提到了历史的一种载体：唐诗。就成就而言。唐诗深深影响了日本的俳句、也影响了东亚其他地方。那么唐诗只是中华软实力的一种标志，就像现在汽车界中法拉利对于F1的影响力。唐诗除外还有哪些文化软实力呢。注意看课本上提到的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里注意下三大少数民族史诗分别是藏族《格萨尔》，蒙古族《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玛纳斯》。中国封建社会由昌盛到衰落毛泽东和黄炎培1945年讨论有过一次谈话。黄说：我实在不懂，但是我希望能够，中国的历史上，几千年的历史都出现这样的循环，我认为这叫周期律，为什么一个朝代几十年、几百年以后就会完蛋，然后一个新的朝代出来，刚开始又很好，结果又会完蛋呢？这个谈话涉及到很多内容。但是毫无疑问面对这种困惑，我相信从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层面上可以找到一些简单理由——土地兼并。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皇帝是最大的地主，贵族可以算的上是皇帝的长工或者是佃户。贵族，官僚通过功勋依附在皇权庇护下获得一定的土地。剩下绝大多数是自耕农，拥有少量的土地，通过赋税提供给皇室来外来养家糊口。随着时间的推移，贵族、官僚获得更多的土地，自耕农渐渐消失。皇室和贵族们之间的矛盾凸显。因为国家的财富总量中大部分来源自耕农的赋税。这时候要么自耕农集体造反取代皇室，要么是贵族中的实力派取代皇帝成为新的统治者。前者有西汉刘邦、明朝朱元璋。后者有杨坚隋朝、唐朝李渊，宋朝赵匡胤，。而北方游牧民族取代中原王朝可以看作为境内外贵族实力派的妥协。北魏、金、元、清这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君主都依靠大量汉族地主官僚和武装扩大其统治基础。从上面看不管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当皇帝，其实社会阶层相对的稳定，皇帝，官僚，老百姓。维系三者的就是土地。小农经济就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与手工业结合自给自足的集中反映。有人问元朝，清朝不是有强烈的民族阶级矛盾么？熟悉杭州的本地人都知道城里西湖边上以前有很大一块地旗营。以现在的城区版图来看旗营防城的范围，东面临中山中路，南边至开元路，西面是湖滨，北为法院路住的都是满族人，汉族人士免进。看起来是非常严重的种族压迫政策。实际上，元朝中蒙古人做奴隶的，杭州破产的满族人给汉族有钱人做丫鬟侍妾的也比比皆是。胡雪岩的十二房姨太太中就满族姑娘就占了好几个。 话说回来，除了小农经济发达阻碍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扩张外，封建社会政治的一系列政策也是与商品经济格格不入。中央集权下的君主专制。巩固多民族统一，好处在于中国避免了像欧洲一样国家林立，坏处就在于缺少了生机活力。科举取士，重文轻商大家都是明白的。可更要命的是户籍制度的严厉.有句话叫什么来着：子承父业。那皇帝的儿子继续做皇帝。老百姓也就认了，可是老百姓的儿子要是想做个什么事业。得，还得掂量掂量。中国古代社会从存在之始，就开始不断地建立和完善户籍管理制度。从宗法分封、世卿世禄制，到九品中正制，再到元朝四民的严格划分，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体现了严格的等级身份性。 明朝的“宪法”《大明律》有这样的记录“凡一户全不附籍，有赋役者，家长杖一百；无赋役者，杖八十，附籍当差”这个打屁股在座的男生有淘气的时候可能受到家里类似的惩戒。不过在那个时候却是一门技术活“明朝施行廷杖的人员用假人做训练，简单说假人里面有纸，纸里包着砖”合格的标准是：把砖打碎了纸不能损伤。 之所以提到这里材料，其实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在本书的一些地方还会提到这个段话中一个关键词：家长。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宗族家长制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参见课本对于宗族家长制的解释。尤其注意在王朝不同时期以及整个封建社会历史上的影响。 宗族家长制的影响力在中国这个农业社会中相当于习惯法（相对于成文法）。现在电视剧中经常看到一句话：家法伺候，或者祠堂宗族大会。家法相对国家法律而言即为私法，由于利益的大小，血缘亲疏关系。这种私法往往变成为徇私枉法的缩写。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她老公死了，孩子也没有了。但是她就没有了在老公家庇护和生存的权力。“到了秋天,大伯来收屋。”她就无依无靠的只有去当有钱人家的仆役。宗族家长制来源和理论依据是什么呢？大家可能自然而谈会想到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儒家。这个儒家不是我们城里面那个亲民的酒店，“如家酒店”，这个和亲民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大家对于儒家的印象应该还不错。像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以及我们这本书后面提到的曾国藩都是儒家的代表人物。其实早期的儒家专门负责办理丧葬事务的神职人员，这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曾国藩，被太平军称呼为曾剃头。这里还要顺便插一句中国有剃头将军，不过日本还有个更狠毒人家的外号也是这个，とうじょう ひでき，谁呢就是二战中屠杀中国人的关东军宪兵司令，后来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的东条英机。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大家还会领教这两人的事迹。再来说说儒教思想在清末之后的主要影响。主要是洋务运动，主要保守的顽固派，提倡的“夷夏之防”。到了百日维新时期，梁启超等人提出了“新学”，也是一种策略坚持传统的思想基础上学习西方的减少阻力。实际上儒教的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是根深蒂固。包括蒋介石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的“礼义廉耻”。可以说中国近代史上没有哪种思想可以让国人又爱又恨。总的来说康乾盛世是中华民族衰落前的回光返照。对于这个解释，个人倾向于引用下面的标题。叶的坠落是风的追求还是树的不挽留。中国封建制度的崩溃是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强势崛起还是中国社会自身困境？二、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扩张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时候主要是英、法，普鲁士这些国家。最主要的还是英国。英伦三岛在鸦片战争前是什么样的？相信大家也挺好奇。我们从吃的开始说吧。18世纪，英国汉普郡农场的一个普通雇工（无产者），：早餐是牛奶、面包和前一天剩下的咸猪肉；午饭是面包、奶酪、少量的啤酒、腌猪肉、马铃薯、白菜或萝卜；晚饭是面包和奶酪。星期天吃上鲜猪肉。工业革命后，英国人的生活更是蒸蒸日上。1808年英国普通农民家庭的消费加上加仑脱脂牛奶，1磅奶酪，17品脱淡啤酒，黄油和糖各半磅，还有1英两茶。康乾盛世中中国农民主要食物是粗粮和青菜，肉蛋奶都少得可怜，通常情况下，在春荒之际，都要采摘野菜才能度日。1814年英国等盟国打败了拿破仑。1824年英国入侵缅甸。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增加新兴城市选区，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即位。也就是在1840年之前：英国军队的技战术和装备近代化显著，英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加强，英国资产阶级政权中的地位显著上升，英国迎来了一个女强人时代。这些因素都是英国国力强盛的内容和显著特征。从生活方式，物质生产再到法律制度，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近代化。而中国即便遭受了鸦片战争之后。还在纠结着学不学西方，学西方的技术还是法律制度。这一耽误一直到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来到才结束了争论。而对于帝王的迷恋直到袁世凯复辟（1916年）的结束才告一段落。距1840年已经过去了整整67年春秋。
再考赤壁之战[摘要]尹韵公先生曾发表《赤壁之战辨》,从参战兵力、时间以及孙权战后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等方面来证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此等种种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关键词]赤壁之战;兵力;曹操尹韵公先生于1981年3月31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赤壁之战辨》,该文认为《资治通鉴》记载的赤壁之战是司马光的歪曲和渲染,赤壁之战是曹操用轻骑五千打的一场遭遇战,并非大战。尹文中说:“曹军五千轻骑在长阪击败刘备后,继续南下,直趋江陵,缴获了大量作战物资。于是乘船东下,不期在赤壁突然同数量上占优势的孙刘联军相遇了,发生了赤壁之战。由此可见,这次战争是在紧迫的时间内发生的,古代交通运输困难,曹操纵有天大的军事才能,也无力完成一次大规模的军事结集。这就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尹先生还从孙权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来说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尹先生的文章引发了史学界对赤壁之战各方面问题的再探讨,时至今日,其探讨还在进行。笔者以绵薄之力,试举几例谨与尹先生商榷。一曹操一方参战兵力数量是轻骑五千吗?为说明赤壁之战的规模,须先搞清楚曹操在赤壁战前的兵力数量。在史料可信度较大的东晋以前的早期史料中,涉及曹操赤壁战前兵力数量的有如下几处: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引西晋材料、东晋袁宏《后汉纪》等。《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记载了西晋陆机如下所言:“魏氏尝藉战胜之威,率百万之师,浮邓塞之舟,下汉阴之众,羽楫万计,龙跃顺流,锐骑千旅,虎步原隰。”可见,西晋陆机认为曹操在赤壁战前的兵力数量多达“百万”。有类似说法的还有诸葛亮,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今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又,《三国志·周瑜传》载黄盖与曹操的信中说:“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众寡不敌,海内所共见也。”由此看来,曹操统一北方后已拥兵百万,是当时比较通行的说法。当然,曹操是不可能把所有兵力都投入到赤壁之战中去的。赤壁之战临近之时,曹操在给孙权君臣的劝降书中言:“今治水军八十万,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曹操的劝降书带有战争讹诈的性质,所谓水军八十万参战不足为信。但赤壁之战来临前夕对于曹操可能的参战人数,周瑜曾这样分析:“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按照周瑜的说法,曹操一方投入的兵力数量可能是十五六万,再加上俘虏刘表的降军七八万,总共是二十三四万。再者,大战将至,当时江东的头面人物,听到曹操几乎不战而定荆州,即将顺流而下的消息,大多“闻之皆恐”(《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望风畏惧”(《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纷纷主张投降,就连长期追随孙坚、孙策征战的孙贲(孙坚之侄)也准备采取单独行动:“遣子入质”(《三国志·吴书·朱治传》)。从周瑜的分析和战前的气氛可以预见,曹操大军将至,将要到来的战役会是一场大战。战争期间的兵力数量历来都是军事机密,连参战对手也需要进行综合分析和猜测,但战后就成了公开的秘密。陈寿《三国志》所载有关曹操兵力数量的记载,虽稍有差异,但并不矛盾。《周瑜传》:“其年九月,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诸葛恪传》:“近者刘景升在荆州,有众十万,财谷如山……北方都定之后,操率三十万众来向荆州。”刘表原有十万兵马,减去在刘备、刘琦控制下的两万余名,投降曹操的约为七八万人马。至于曹操率领南下的北方军队数量,学者卢弼认为陈寿所记的诸葛恪语“三十万众”较为可靠,卢弼说:“八十万众,夸辞耳,《诸葛恪传》云操率三十万众可证,亦以三十万为近是”。[1](P897)因为战后兵力数量逐渐成为公开的秘密,尤其是参战的人数,规模达到几十万人的赤壁之战。三十多年过去了,物换星移,曹魏政权已处在司马氏的控制之下,江东三万人参加的赤壁之战也已经成为吴国颇为自豪的日常谈资,由不得诸葛恪一人信口开河。台湾林瑞翰主编的《魏晋南北朝史》也认为赤壁之战曹操所投入的军队数量是“三四十万”。[2](P38)所以,尹韵公先生认为赤壁之战是曹操用轻骑五千打的一场遭遇战,这是值得商榷的。二从作战时间来看,尹文认为曹操九月占领江陵之后,即率军东下与孙刘联军作战,“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之战的可能性”。这也是值得商榷的。至于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最早记载的是蜀末晋初陈寿(233~279年)陈寿的《三国志·武帝纪》:“(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公进军江陵,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乃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使统本兵,引用荆州名士韩篙、邓义等。益州牧刘璋始受征役,遣兵给军。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台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救合肥。权闻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东晋袁宏(328~376年)的《后汉纪》记载:“冬十月癸未,日有蚀之。十二月壬午,征前将军马腾为卫尉。是月,曹操与周瑜战于赤壁,操师大败。”[3](P843)可见《三国志》、《后汉纪》都将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标明为“十二月”。后来,范晔(398~445年)将赤壁之战系于该年“冬十月癸未朔”之后、“十四年”之前(《后汉书·孝献帝纪》),《资治通鉴》又进一步将时间框定于十二月之前。[4](PP2087~2094)陈寿生于赤壁之战后二十五年,关于赤壁之战的发生时间,《三国志》无疑是现存最早的原始史料。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过:“鉴别间接史料,其第一步自当仍以年代为标准。年代愈早者,则其可信据之程度愈强。何则?彼所见之直接史料多,而后人所见者少也。”[5](P99)从史料的可靠性来说,《三国志》、《后汉纪》的“十二月”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三国志·周瑜传》记载战前周瑜向孙权请求出兵时,谈到当时季节气候,“又今盛寒,马无蒿草”。南方地暖,所谓“盛寒”一般出现在入冬之后。据湖南长沙自然历:初冬的日平均气温<10℃—5℃,平均日期是11月27日至12月24日;仲冬(长沙无季冬)的日平均气温<5℃—3℃,平均日期是12月25日至1月31日。湖北鄂州市的自然历是:初冬的日平均气温<10℃—6℃,平均日期是11月29至12月18日;季冬(鄂州无仲冬)的日平均气温<6℃—0℃以下,平均日期是12月19日至1月31日。据《中华两千年历书》,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为农历戊子年,闰十二月。农历十月对应的公历时间是10月27日至11月25日。据长沙自然历:初秋10月6日至11月8日,日平均气温<19℃—15℃;仲秋11月9日至11月26日,日平均气温<15℃—10℃。鄂州市自然历是:初秋10月20日至11月26日,日平均气温<19℃—16℃;仲秋10月27日至11月11日,日平均气温<16℃—13℃;季秋11月12日至11月28日,日平均气温<13℃—10℃。芜湖自然历:初秋10月5日至10月24日,日平均气温在<19℃—16℃;仲秋10月25日至11月9日,日平均气温<16℃—13℃;季秋11月10日至11月21日,日平均气温<13℃—10℃。孙权当时驻军柴桑(今九江),气候应该与上述地区相近。可见该年10月,长江中下游地区未进入“盛寒”季节。又据《中华两千年历书》,公元208年11月27日为农历十一月初二,11月29日为农历十一月初四, 12月19日为农历十一月廿四, 11月25日为农历十二月初一。战争发生在“盛寒”开始之后,应该说已经进入长沙的仲冬、鄂州的季冬,即农历十一月廿四以后。[6](P70)即使将汉末三国“年平均气温大约比现在低1℃—2℃”的因素考虑在内,[7](P21)发生在“盛寒”时节的赤壁之战也不可能发生在当年农历十月,因为当时长江中游,尚处于秋高气爽的季节里,更不用说发生在九月了。三尹文认为孙权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果真如此吗?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是建安十三年(208年),而吴国最高统帅孙权的官职直到建安十三年(209年)才为车骑将军、徐州牧,《三国志·吴主传》载:“(建安)十四年,……权以瑜为南郡太守。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显然,孙权所提拔的参战将领,无论功劳再大,自然是不能超过他自己的职位———车骑将军、徐州牧。所以,对于孙权对立功将领所提拔的职位不高就认为是奖励很轻,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参战立功的将领均得到重大升赏,孙权对他们的恩遇和评价是很高的。周瑜攻下南郡,战事才算结束。周瑜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食邑四县。孙权赞扬周瑜:“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后来,孙权称帝后,又对公卿说:“孤非周公瑾,不帝矣”。(《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至于鲁肃,“肃为赞军校尉,助画方略。曹公破走,肃即先还,权大请诸将迎肃”(《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孙权特持鞍下马相迎。至于陈普,赤壁之战,陈普“与周瑜为左右督,破曹公于乌林,又进攻南郡,走曹仁。拜普将军,领江夏太守,治沙羡,食四县”。陈普拜偏将军,领江夏太守,食邑四县。而且,孙权对周瑜、陈普二人给予了特别的关爱,“(周瑜)病卒,时年三十六。权素服举哀,感动左右。……后著令曰:‘故将军周瑜、陈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其余诸位将领,黄盖升拜武锋中郎将,凌统迁校尉,吕范拜偏将军,等等,不一一赘述。综上所述,尹韵公先生在《赤壁之战辨》一文中,从参战兵力、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以及从孙权战后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等方面来证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此等种种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所以,在探讨历史问题时,应论之有据,要凭据历史记载,凭据考证和事实。[参考文献][1]卢弼.三国志集结[M].北京:中华书局, 1982.[2]林瑞翰.魏晋南北朝史[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90.[3]周天游.后汉纪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4]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 1965.[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6]《中华两千年历书》编写组.中华两千年历书[Z].北京:气象出版社, 1994.[7]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 1972, (2).
看水浒反思农民起义今晚看电视，画面定格在水浒上。故事已经到了水浒的后半段---宋江招安。不经意间触发了我的思考，宋江为什么要招安？他为什么不造反到底，自己做皇帝？据说，毛主席在他晚年行将就木之时最爱看的一部书就是水浒传，而且水浒传能被评为四大名著之一，也是毛主席给敲得板。其实，水浒传的可读性并不大，相对于其他三大名著来说。毛主席之所以要敲定它为四大名著之一，我想应该是水浒传的背后所表达的对农民起义深邃的反思，使他做出这个决定。纵观中国历史，农民起义最成功的有两次，一次是刘邦建立的汉朝，一次是朱元璋建立的明朝。而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生活在明朝，所以，他笔下的宋江招安应该渗透着对朱元璋等农民起义的许多反思。北宋历史上真正的宋江起义，其实不是招安，而是被一向在军事上注重“内重外轻”的宋朝给镇压了下去，北宋军队把宋江打的无路可退，最后不得不投降了朝廷。作者施耐庵之所以要虚构宋江招安，其实，是因为他对农民起义的去路百思不得其解之后，对农民起义的方向产生的一种逆向构思。中国的农民起义没有一个能摆脱历史的局限性，要么被朝廷镇压，要么成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这些局限性不仅仅表现在它被地主们利用，我国农民忍受压迫的底线本来是极低的，只是因为某个朝代的政治逐渐腐败，贪污腐化盛行，剥削不断加重，造成民不聊生；然后，老天爷再给他来个雪上加霜，这样，才能最终激起农民们的揭竿而起。然而，天灾往往不是全国性的。比如，安徽发生天灾，再加上统治者的人祸，就会激起安徽的农民起义，而同一时期江苏的收成还过得去，虽然算不上国泰民安，但也没有饿殍遍野，还不致激起反抗。这样，往往会造成一个很不好的结果，安徽起义的农民们在打到江苏的过程中很有可能会演变成“强盗”。他们到了江苏会无恶不作，见官要杀，见民要杀，见到贫下佃民们还是要杀！这个在明末农民起义中的一支，张献忠的胡作非为中不难看出。当然，稍微有建制，爱民一点的农民队伍就有可能最后取得胜利，朱元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在马克思主义未产生之前，农民起义的结局都是很糟糕的，即使在起义之初那支队伍有多么的能够“替天行道”，最后，也会演变成为它的头目争夺天下的工具。2010年11月30日晚
巍巍中华, 雄踞亚陆, 山河壮丽, 人杰地灵。她不仅以悠久的历史文明著称于世, 而且又是一个富有深厚爱国主义传统的国家。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 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一直作为我们民族的一种伟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绵延不断, 与时常新。从鸦片战争起, 中国遭受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 中国社会在被动依附的状态下开始了近代历史进程, 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传承和发展, 焕发着新的历史特点, 激励和启迪中国人民去谱写民族独立、社会进步和中华振兴的历史新篇章。 第一, 反对侵略, 维护独立中华民族是一个酷爱独立、自由的民族, 从不甘屈服于外来的侵略和奴役。鸦片战争是资本主义英国发动的侵略战争, 也是中国人民为捍卫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而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当有“ 世界的工场”之称的英国凭借近代的武力发动侵略后, 中国人民无所畏俱、不甘屈服、英勇抗敌、反对投降, 成了鸦片战争时期爱国主义的中心内容。“ 上公声望慑蛮夷, 一檄贤于十万师” 。在伟大的禁烟运动和抗英斗争中, 具有爱国重民思想的林则徐成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民族英雄。他受命赴广东查禁鸦片, “ 原知此役乃蹈汤火, 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 , 决心“ 为中原除此巨患’, 向全世界表示了中国人民纯洁的道德心和反侵略的坚决性。六三虎门销烟的壮丽画面雕刻在夭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它作为近代爱国史诗的第一章永远铭勒在炎黄子孙的心中。 “ 因义生愤愤生勇” , “ 家室田庐须保卫” 。面对英军的野蛮入侵, 三元里人民义声如雷, 手持犁锄和简陋武器, 齐心合力把“ 强徒摧’, 。“ 奉命剿贼, 有进无退” , 不惜“ 为国捐躯’, 。这就是关夭培、陈化成等爱国官兵们的精忠报国思想。“ 守士之义, 不可以不死。” 富有报国情操的姚怀祥等爱国文官亦能同赴国荡。乍浦、镇江驻防旗兵的血战, 隆福兵败自刻, 海龄合家殉难, 则充分表现了少数民族官兵的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子随父死不顾身, 母闻子死数点首’ 。葛云飞的老母称赞儿子死得忠勇, 陈连升、朱桂都是父子同殉国难。大学士王鼎甚至以尸谏反对投降。这种反侵略的斗争精神是何等的可歌可泣和感人肺腑不.甘屈服的顽强的斗争精神, 是一个民族求生存、求发展的一种可贵的品格。鸦片战争后, 中国人民不断继承和发扬这种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 通过历次民族保卫战争、边疆自卫反击战争、反洋教斗争、反帝爱国运动以及其他各种反侵略斗争形式, 为反对外国侵峰, 捍卫民族独立, 进行了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斗争。所以资本帝国主义永远不能实现灭亡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目的。 第二, 面向世界, 善师人长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 中国人民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曾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但自明清以降, 由于封建经济的停滞, 中国日渐落后于世界历史的行程。从中外关系来说, 鸦片战争是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遭受比自己先进的外来势力的侵略并被其打败的战争。这次战争的结果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 给我们民族带来了历史厄运, 但也因此促使她逐渐从闭塞、自满、愚昧、落后的状态中觉醒。在鸦片战争后的一个很长时期内, 中国有识之士称中国社会状况和中外关系所发生的变化为“ 古今之变局” , 从中总结出落后挨打的教训, 多维地认识西方世界, 多维地反省中国自身, 在忧愤、求索和抗争中探寻民族独立和民族振兴的道路。鸦片战争时期, 林则徐以求实的态度正对现实, 不断自我克服陈旧观念, 注意“ 洞悉夷情” , 组织翻译西洋书报, 编撰《四洲志》, 首先开眼看世界。魏源心怀战败的“ 积感” , 发愤作《圣武记》和《海国图志》, 要求“ 过时而悔” , 主张通过“ 以夷款夷” 开门通商, “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林、魏的“ 师夷制夷”主张是一种包容“ 知夷”和“ 师夷”两方面内涵的完整的反侵略思想。但当时除林、魏主张“ 师夷”外, 大多数爱国者,包括疾呼“ 欲中国稍习夷事”的姚莹在内, 仍只是停留在要求“ 知夷”的层次上, 而对“ 师夷”还缺乏明确的认识。这表明, 近代中国的民族觉醒在其起始时就具有艰难曲折的性质。只是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所受的打击更加严重, 教训更加深刻, “ 师夷长技”的主张才被付诸实践。追到甲午中日战争失败, 中国人又从对洋务运动理性偏误的检讨中提高了认识, 近代中国学习外国的潮流被推进到一个更新的阶段。 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表明, 中国由于落后一再挨打, 这又激发人们要求向外国学习。近代中国民族觉醒始终包含反对外国侵略和学习外国先进两方面的内涵。鸦片战争时期, 魏源提出“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最先体现了这两个方面不可分割的关系。魏源征引古语说过“ 善师四夷者, 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 外夷制之”。鸦片战争后中国长期不能扭转落后挨打的局面, 除了由于帝国主义的贪婪和凶残外, 从中国自身的因素考虑, 这与“ 不善师外夷”有关。再之, 近代世界自资本主义产生后, 逐渐形成了世界市场, 从而使世界各国的发展出现了某种一体化的趋向。从此, 任何一国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世界, 离不开世界市场。不管你愿意与不愿意, 自觉与不自觉, 都必须以某种方式进入世界市场, 参与国际交往和国际竞争。鸦片战争时期, 林则徐坚决反对“ 封关禁海”。张际亮也说“ 今日之势, 既不能闭关绝市以清其流, 则唯有因势补救而已” ⑩ 。魏源则从对英国“ 专行贾,且佐商贾以行兵’。的认识出发, 提出通过“款夷”通商以实现“ 自修自强” 。自魏源的《海国图志>奖励国民对外之观念气“ 国人亦因有是书略知求知识于世界’, , 中国人的世界观念和世界市场意识逐渐明朗和开阔起来。王韬盛赞魏源的“ ‘师长夕一说, 实倡先声” 。并认定“ 中外通商之举, 将与地球相终始’, 。, 不可逆转。为此,郑观应阐发“ 商战”思想。及至孙中山则更高倡“ 行开放主义, “ 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 。可见, 从鸦片战争起, 面向世界, 善师人长, 积极参与世界市场和国际竞争, 是近代爱国主义潮流的又一重要内涵。 第三, 注重“ 内治” , 致力富强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内省意识传统和自强不息精神的民族。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者充满反求诸己的愤发图强精神。他们怀有强烈的社会危机感和历史责任感, 批判现实, 呼吁改革。鸦片战争前夕,龚自珍强调“ 夭地, 人自造, 众人自造, 非圣人所造” ⑩ , 慨慷悲辛, 呼唤风雷, 憧憬“ 更法” 。鸦片战争后, 魏源及时总结了战争失败的教训, 提出了“ 自修自强”和“ 富国强兵”的口号。他从“ 御夷” 、“ 善后”的角度, 强调“ 治内详于治外” 、“ 以治内为治外” 。他从外御强敌必先革除弊政这种重视“ 内治”的思想出发, 要求克服“ 人心之寐”即愚昧昏庸和“ 人才之虚” 即虚骄浮夸的中国政治的这“ 两大积患” ⑩ , 使中国政治清明, 社会充满生机, 从而借以转弱为强, 使外国侵略势力折服。他非常重视和强调当政者在开启“ 人心” 、转移“ 风气” 、“ 自修自强”方面的作用。他用彼得大帝向“ 西洋”“ 学习工艺”使俄国称雄欧洲的故事, 劝谏清廷“ 厉精淬志” , “ 足国而足兵”。, 使中国臻致富强。这种注重“ 内治” , 致力富强, 把反对侵略和学习西方、外御强敌和内革弊政结合起来的爱国主张, 代表了近代爱国主义新潮流。 鸦片战争时期, 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爱国者还有一个突出的可贵之处, 这就是他们富有重民思想。他们相信民众有爱国心, 爱国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反侵略力量。他们高度相信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魏源在提出学习西方造炮制船时, 主张除官办外, 应允许商办和从事民用产品的制造。并说“ 风气日开, 智慧日出, 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 。他相信中国人民能像西方各国人民那样使国家臻致富强。民族自信是一个民族能够振兴的希望所在。一个民族如果失掉必要的自信, 那就很难振作, 就会丧失前途。鸦片战争时期, 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爱国者, 充满发愤图强精神, 重视“ 内治” , 呼吁改革, 高度相信中国人民的力量和智慧, 这种爱国与重民相结合的情思, 弥为珍贵。他们无愧是近代爱国主义的“ 前驱先路”总之, 自从鸦片战争揭开中国近代历史帷幕后, 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开始以反对侵略、维护独立、面向世界、善师人长、注重“ 内治” 、致力富强等为主要内涵, 这就把优患与发愤、求索与开拓、爱国与重民、御外和治内、民族精神与世界观念结合起来, 从而开拓了近代中国爱国主义潮流的新方向。当年, 国势砧危, 人民苦难, 从林则徐、魏源到康有为、孙中山等近代爱国者不断发扬这种爱国主义精神, 使近代中国民族振兴之路逐渐明亮。今天, 中华国运已经回转, 香港已经回归, 只要我们不断继承和发扬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爱国主义精神, 沿着立足祖国、放眼世界、振兴中华的道路奋勇前进, 中国的二十一世纪前景和现代化事业必将更加灿烂和辉煌
历史论文：我心中的秦始皇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这是《过秦论》对秦始皇的描述。
有许多影视作品，都将秦始皇视为一个凶残暴虐的反面角色。
就连相对客观的《史记》，在《陈涉世家》中也透露出对秦始皇剥削百姓，大兴土木的厌恶。
然而，无论再怎样描述他的残暴，也无法否认他是一个极有能力的君主。
自古以来，人们一直在不断地争论秦始皇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
至少在我心中，秦始皇是功大于过的。
一提到秦始皇，许多人会想到“焚书坑儒”这个词，后世的学人恨不得将他掘尸鞭之。
然而这几乎成为铁的事实，真的是秦始皇所为吗？且待我一一分析。
首先是焚书。
焚书，即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私藏的《诗》《书》等。
这里需注意，并不是将全部的书烧毁，无论秦始皇出于什么理由，他还是让《诗》，《书》得以保存至今。
用朱熹的话说，秦焚书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旧留得。
这比在那场十年浩劫中损失的书籍着实要少太多了。
我们都知道，秦朝时代百家争鸣，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阴阳家等各家争相齐放，而秦朝采用的是韩非子的法家之说。
焚书是为了统一天下思想，如此，一个国家才能真正统一。
这种法治思想在我们当今社会仍在延续。
作为一个有才能的统治者，统一思想是绝对必须的。
汉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目的与秦皇完全相同，只不过一个是“硬暴力”，一个是“软暴力”。
而得到的评价却太不相同，实在想为他鸣不平啊。
至于“坑儒”，观点就更五花八门了，首先我想说，我们对任何一种思想学术都不能用绝对的好坏来说明。
几千年来，人们已经不自已地将儒学看作是“好”的学派，正统的思想。
这使人们对“坑儒”格外反感。
《史记》中原文中写的是“坑术士”，后人多解释为，秦时的儒士与术士多混为一谈，这里的“术士”便是儒士。
而事实上各史上记载各不相同，甚至有完全没提到坑儒的，如此解释未免太过武断。
另有观点认为，此术士是“江湖术士”的术士，可能是指观看天相，占卜算卦的阴阳术士。
总之无论怎么看，《史记》中记载的史实缺少细节，且很多因袭《说苑·反质》的传闻，并不完全可信。
因此，“焚书坑儒”这个记载，并不完全可信。
且天下的统一为历史大势所趋，即使“焚书坑儒”真实存在，也是顺应历史潮流的。
所以我们不能将所有的标签都贴在秦始皇身上。
“大兴土木”这一词用在秦始皇身上确是恰当。
比如长城，阿房宫，咸阳宫等。
有诗歌曰：“秦皇宫，燕王台，高楼坍乱余尘埃；千万载，君见何人得重来？”说到长城，难免会提到千里送寒衣的孟姜女。
奴役百姓，凶残暴虐……人们若将长城与秦皇放在一起，定会想到这词。
而将长城与劳动人民联系起来，则定会是“智慧的结晶”之类。
然而古往今来的君主，几乎没有不兴土木的。
埃及的金字塔，新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几乎大多是为了满足君主的一己私欲，而秦长城，至少是为了保卫疆土，防止外敌进攻，而且它也成为了中国强大意志的象征。
只是秦皇身边没有能进谏“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臣子，定也没有料到人民的力量能强大到几乎推翻了他一手建立的秦朝。
再说阿房宫，甚至至今都没有任何实物能证明它真实存在过，目前无从考证。
至于功，这根本不必一一细说了。
修灵渠 ，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度量衡……
或许，秦始皇不是个开明的皇帝，不是个爱民如子的皇帝。
然而谁也不能否定他的功绩和才能，他“世代最有作为的皇帝”的称号决不是子虚乌有。
“千古一帝”，世间绝无二人。
这，就是我心中的秦始皇。
祝你学习进步，望采纳！如有疑问，请追问。
祝你学习
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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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有利于选拔人才，那种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达到了“学而优则仕”的境界，有利于中国古代的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科技发达，也备受西方人推崇对欧洲文官制度的确立产生积极影响。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中国只有通过严格考试的人才能出任官职‘中国由那些及第的人治理者’，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科举制产生于隋朝，唐朝时得到发展，宋代得以完善。科举制的推行，打击了腐朽的士族的势力，符合庶族地主经济发展的趋势，适应了巩固国家统一的需要。科举制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提高了官员文化素质，也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稳定、政治清明廉洁。同时，也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唐朝学制完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也推动了宋代科技革新，使得宋代科技领先于世界。科举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高度繁盛发达起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新航路开辟以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潜心研究中国的典章制度，不断向欧洲传递东方的信息。16世纪中期来华传教士克鲁兹在他的游记中把中国科举制介绍到欧洲。欧洲人了解到中国科举制度以后，都异口同声的称赞。16世纪的门多萨认为，中国是世界各国中治理得最好的一个，他把原因归于中国竞争性的科举制度，说中国通过竞争开放一切官职，从而利用了所有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牛津大学教授纽曼说：中国行政制度是迄今为止存在于东方的无与伦比的优秀制度。他们认为科举制是一种出类拔萃的制度，值得效法。法国首先师承中国，在1791年进行了文职人员的考试，德国在1800年。1833年，英国确认了通过考试择优录用的原则，但直到1847年，英国某一驻外机构为聘任办事员，才进行了最早的竞争性的考试。1855年，英国成立第一个文官委员会、主持普通文职人员竞争性考试。1855年，英国颁布法令，使文官的竞争性考试正常化，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最终确立。英国文官考试面向公众，定期举行，强调入选者必须备有良好的品行和确定试用期，与中国科举制度的形式非常相似。《大英百科全书》对英国文官制与中国科举制的渊源关系也有公允的结论：“在历史上，最早的考试制度出现在中国，它用考试来选拔行政官员，并对已经进入仕途的官员进行定期考核。”英国文官制吸收中国科举制的精华，又影响了欧洲其他国家。可见，中国科举制对中国乃至于世界都发挥其积极作用。中国的科举制是一种出类拔萃的制度啊！科举制最大的功,在于给草根平民出人头地提供了一条通道,为维护封建统治立下大功.剩下都是过了.反观我们当今社会,平民百姓当官到底从何渠道进入?连个游戏规则都没有了,老子当官儿子跟着当,老子种地儿子跟着种,这还不如科举制呢!请诸位注意,我们同学们这些当官当吏的,可还是20年前高考制度的产物,那时还是科举制的残余,"学而优则仕"哪!
勿忘国耻，振兴中华我们的祖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而深远，作为我们小学生，我们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我们自豪我们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我们骄傲，是因为我们祖国拥有五千年灿烂的文化。但是，我们何曾想过，这是谁为我们建造的呢？那一段段屈辱的历史，让我们悲痛欲绝。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侵入北京，闯进圆明园，他们把能拿走的东西都拿走了，搬不动的，就用大火烧，把圆明园内的珍贵财宝统统抢走，洗劫圆明园。为了销毁罪证，10月18日和19日，三千多名侵略者奉命在园里放火。大火连烧三天，烟云笼罩了整个北京城。我国这一园林艺术的瑰宝、建筑艺术的精华，就这样化成了一片灰烬。他们是多么蛮横！1937年12月13日，日本又制造了南京大屠杀，他们在南京无恶不作，两人比赛谁杀的人多，有的中国人被活活埋葬，他们射箭，用中国人当靶子，日本侵略者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就在这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之情，有的革命先辈奋起反抗，为祖国抛头颅，撒热血。坚强的意志，另我们全中国人感动，团结一心的力量与侵略者顽强斗争。时光飞速，沉睡的雄狮已早早的屹立在世界东方，神舟飞船一次次的发射成功，宇航员们遨游太空，发现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北京奥运会举办成功，科技越来越发达，这都是我们中国的风采。我们中国人民团结一致，2008年汶川地震，我们为他们捐款，是孩子们继续上学，住在舒适的环境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就是我们的传统美德。多少年的风风雨雨，多少年的辉煌事业，没有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想，大家看到那冉冉上升的五星红旗，心里肯定很兴奋，因为我们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为祖国的女儿，我们更应该珍惜这段时光，好好学习，将来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奋发图强，不忘国耻，振兴中华，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必有的原则。胸前的红领巾，就寄托着我们对祖国的希望。大家可以报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信念去学习，不畏艰难，才能让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兴国安邦！
北魏孝文帝改革北魏孝文帝改革就是指在北魏统治面临危机的情况下，孝文帝拓跋宏在位期间进行的改革，包括文明太后执政和孝文帝执政两个时期的改革，其性质是冯太后和孝文帝自上而下掀起的一次改变北魏社会面貌的封建化改革运动。改革的目的在于缓和民族对立和社会矛盾，发展生产，巩固统治，使北魏政权摆脱危机。从公元471-499年为改革前期。前期主要以建新制为重点。内容主要是：一、制定官吏俸禄制以班俸制代替断禄制，整顿吏治。这就使得北魏吏治得到改善，农民赋役负担减轻，北方农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二、推行均田制。此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同时大片荒地被开垦，推动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推动着鲜卑族经济的转型，加强了民族大融合。三、改宗主督护制为三长制。邻长、里长、党长合称三长，直属州郡，负责清理户口和田亩，征发徭役和兵役。使国家从中央到基层的政治体制得以完善，并保证了国家对人民有效地控制，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从公元490-499年主要是在孝文帝主持下的以汉化为重点的后期改革。其主要措施有：一、迁都洛阳。为了便于接受汉族文化，消除鲜卑族与汉族之间的隔阂，以便进一步拉拢汉族地主士大夫，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巩固北魏政权，孝文帝决心把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二、移风易俗，大力推行汉化政策。主要内容是：第一，禁止穿鲜卑服装，一律改穿汉族服装；第二，禁止用鲜卑语，改说汉话；第三，改鲜卑复姓为汉姓，孝文帝把自己皇族拓跋姓改为元姓，禁止鲜卑族同姓通婚，提倡鲜卑贵族同汉家世族通婚。第四，在鲜卑中建立门阀制度，把汉族地主的门阀制度推广到鲜卑族当中去。第五，改鲜卑官制、法律、礼仪、典章为汉制，革除鲜卑旧制。不仅如此，在改革中，他还以身作则，将皇族改为元姓，自己改名为元宏，带头娶汉族大臣的女儿做皇妃，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汉族人为妻。孝文帝这些汉化措施，使北方少数民族在语言、服饰、风俗习惯上与汉族逐渐趋同，使中原文化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少数民族的食物、服饰、艺术、生活用具等，逐渐融入汉族人民的生活之中。使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封建化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了民族融合。也正是由于改革顺应了民族融合的历史潮流，孝文帝个人的胆略和卓识再加上措施得当，从整顿吏治入手，并且不仅进行经济改革，而且重视文化习俗上的改革，全面配套，从实际出发，切实可行，并且取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使得改革可以顺利推进并且较为成功，影响深远。总之，孝文帝的改革，加速了鲜卑和北方的封建化(即汉化)过程，促进了北方民族的大融合。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使北魏政权得以巩固。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对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鲜卑祖作为一个民族虽然不存在了，但是已经和汉族融为一体，共同为伟大祖国的繁荣与复兴作贡献。
翻开我们的历史书，看到我们的祖先对人类的巨大贡献，使感到非常自豪。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造纸术、指南针和火药四大发明是从我国传播出去的，它为世界文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东汉的蔡伦改进了造纸术，用树皮、麻头、破布、旧鱼网等原料制成纸，这种改进的原料容易找到，价钱也很便宜。从这起，纸的生产量便增加了，为以后书籍的印刷和文化事业的发晨创造了物质条件。真不敢想象，现在世界上没有了纸张将变成什么样子。在北宋以前，人们印书采用的方法都是“雕版印刷"，印一本书就刻一块版，很麻烦，而且刻了那么多的字只在印同一本书，印别的书用不上，所以印刷工人的工作量非常大。北宋的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种改进对我国人民的生活，生产也有比较突出的贡献，毕升的活字印刷是用胶泥制成的方形泥块，在泥块的正中刻上一个反字，用火烧硬，成为陶活字，许许多多这样的活字，根据不同文章的需要进行不同的排列，就能印出各种书来。后来，人们又用了木头、铜、铁、铅等制活字排版印书。造纸术和活字印刷的发明为我国和世界各国进行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指南针最初叫司南，因为它的一端转动后停下来，总是朝南面的，因此叫“指南针”，如果没有指南针，不仅郑和不能七次下西洋；哥伦布也不能发现北美大陆；达·伽马也不能发现欧——亚——非新航线；就连现在的飞机也无法在空中飞行。当然也更谈不上在荒无人烟的大沙漠中进行石油勘测、科学考察了……火药也是我国人民发明的。虽然在当时的唐朝用火药制成的只有火箭、火炮、突长枪等。但在现在用途却大了，有了火药便可以制止外国的侵略了。作为一个“四大发明”的故乡人，我深为祖国有这样灿烂的文化自豪，也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历史毕竟是历史，已成为过去，今天的我们怎样才能把祖国建设得更繁荣、强大，为人类做出新的贡献呢？
勿忘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人有着悠久、光荣的中华民族精神,那么,什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呢?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为团结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我们的祖先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精忠报国的抗金英雄岳飞；“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浑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抗倭名将戚继光、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等都是为捍卫国家统一,民族利益,英勇抗击外族侵略,被后人世代传诵和敬仰的民族英雄.这也是我们先辈们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展现,值得我们后人敬仰和弘扬。 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精神：首先要弘扬民族精神.所谓弘扬民族精神,就是要树立爱国主义理想信念,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我们现在是小学生,也是中国未来的建设者,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我们应该热爱祖国,爱好和平,珍惜祖国的今天,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像民族英雄那样,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自强不息,学好各种本领,将来更好地建设我们的国家!2008年8月8日在我国举行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更是现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 中国奥运精神内涵丰富,首先它是最深厚,最基本的爱国主义精神.1932年,在爱国将领张学良的资助下,刘长春只身漂泊海上21天,到达洛杉机.在男子一百米预赛中,一路领先,然而疲惫不堪的刘长春,还是被遗憾淘汰,1936年柏林奥运会,进入撑杆跳决赛的中国运动员竟买不起比赛用杆,1948年,伦敦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是参赛团中唯一住不起奥运村的.这不堪回首的一页,已被我们翻过.到了1979年,中国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上的合法席位.1984年7月29日,许海峰的一声枪响实现了中国奥运金牌零的突破.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人民的爱国之情,强国之梦与体育如此密不可分.爱国之情铸就伟大成果,终于2008年奥林匹克盛会选择了中国北京,这也是对深爱着祖国的中华儿女最高的奖赏.2008年奥运会,中国奥运健儿通过顽强拼搏,取得了51金,21银,28铜的优异成绩,在金牌数排行榜名列前茅,令全世界刮目相看,这更体现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奥运精神是“更快、更高、更强”.支撑和造就“更快、更高、更强”的是什么?是“自信、自强、自尊”.我们为我们的奥运健儿取得的优异成绩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他们顽强拼搏的中华民族精神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同学们,快行动起来吧!我们要弘扬奥运的拼搏精神.我们要像奥运健儿一样,在成长过程中,不怕困难,不怕挫折.积极进取.在学习的过程中主动地学习,用丰富的知识充实自己.用优异的成绩向祖国汇报.读一本书,讲一个故事,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画一幅画,写一篇文章,表达我们的爱国之情!为把我们的民族精神代代传下去,时时刻刻作出自己最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