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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描写人物的艺术特点：
一、善于在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性格，即通过许多紧张的斗争场面，把人物推到矛盾冲突的尖端，让人物展示各自 的形象，表现各自的性格特征。
二、善于用细节描写来刻划人物性格。经过作者选择提炼的典型细节，往往最能体现人物风神和个性。
三、用“互见法”来描写人物形象，全面展示性格特征。
四、通过外貌、神情描写，使人物形象具有可视性；通过对话和富有个性的语言揭示人物性格。
《史记》写人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在本人的传记中表现这个人物主要的经历和性格特征，以突出其主要特点。而其他的一些事件和性格特点则置入别人的传记中去描述。这个方法被称为“互见法”。
例如，《高祖本纪》主要写刘邦起义、战斗、开国的经历，写他知人善任，雄才大略，以及得天下后仁爱保民、稳固政权的政绩等等，正面表现一代开国帝王的神采。而刘邦性格中狡诈、阴刻、残忍、无赖的一面，则在其他人物的传记中表现。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朋友任安的一封书信。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被汉武帝处以宫刑，出狱后担任中书令，是皇帝的近臣。友人任安给他写信，希望他能“推贤进士”，司马迁想到自己的经历和遭遇，感到很为难，没有回信。待任安触犯刑律下狱，被判处死刑，司马迁写了这封回信。直面自己的遭遇和经历，说明自己忍辱负重地活下来，是要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是的，为了自己的理想，司马迁没有选择去死，而是忍着众人的嘲笑和误解，接受屈辱的宫刑换取活命，赢得修史的时间，这才有流传至今的《史记》。一个人的慷慨赴死，一时的意气可能更为干脆，但是司马迁对于自己的生、自己的死造成的影响，有着清醒的认识：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假如不受宫刑之辱，按罪服法，自己像一个蝼蚁般自生自灭，名节得不到承认，仍不免受到众人的嘲笑。更重要的是，还有自己和父辈的心愿未了，史书还没有完稿。两代人的未竟事业，终究还是要留下遗憾。是忍着屈辱生，还是义无反顾死，司马迁是经过一番挣扎的，他把一个人的受辱，分成依次递进的几等，而宫刑处在最下等。但是，强和弱是形势所决定，勇敢和怯懦也是势位所造成。历史上一些有着曲折遭遇的名人，更证明了这一点。选择生并不代表自己怯懦，选择死并不表明自己勇敢。司马迁选择了“生”，身心忍受着极大痛苦——“是以肠一日而九回”，他的寂寞，不可与人诉说，特别是对于不能理解的人，更无废话的必要。他唯有用事实说话，终于完成《史记》的写作，他忍着屈辱生存的心愿已了，而他的友人任安也走到了生死边缘。所以才有这一封对友人推心置腹的书信，坦诚心扉的字里行间，彰显了司马迁的伟大人格。司马迁的信，以无比激愤的心情，向朋友、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内心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懑，大胆揭露朝廷大臣的自私，甚至还不加掩饰地流露了对汉武帝是非不辨、刻薄寡恩的不满。委婉述说了他受刑后“隐忍苟活”的一片苦衷。他从历史上得出结论。古人干一番事业，都有一定的艰苦付出，这才有流传到今天的一段很著名的话：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他们的人生和作为，没有一个在平安、顺畅环境中的水到渠成，都要在逆境中发愤，坎坷是磨练一个人意志的试剑石。一个人的大智慧，是能屈能伸，不逞匹夫之勇。想走的更远，要先退一步，什么也不要说，用行动、用成绩来证明自己选择的正确和无怨无悔。司马迁的生死观，是“舍生取义”的迂回策略，泰山的死，鸿毛的轻，只是在情势所迫中的一念之间。司马迁的坚韧是能够选择之后，坚持的义无反顾。此信是司马迁的绝笔，以后的历史再也见不到他的文字。他的卒年成了一个谜，受任安案的连累，受此封直抒胸臆的绝笔信影响也未可知，毕竟他抨击了当时的社会和朝廷。值得欣慰的是，写此信的时候，《史记》这部伟大的著作已经完稿。司马迁可以无撼赴死，他的死比泰山还重
史记》是一本既生动有趣又能增长知识的值得一看的好书。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试论艺术史与艺术理论研究论文
艺术史与艺术理论向来关系复杂，本文从历史层面分析两次艺术史“遭受”的“理论入侵”，最终提出问题：艺术史研究的主旨是艺术还是历史?应怎样协调其间的政治实用主义和审美理性主义?
从历史发展来看，艺术史及其理论一直关系混乱且始终有争议。从近期这一层面的发展趋势而言，艺术史及其理论二者彼此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就造成了颇令人挠头的问题：二者的关系应如何定位——或者进一步将其具体化为艺术理论以何种形式贡献艺术史?
一、高等教育中“艺术史论汇通”
艺术史作为学科建制，其独立于19世纪前期，成熟于同一世纪后期。至今，高等教育体制内的艺术史已经成为颇为成熟、稳定、基本的历史学科。西方的很多高校都有“艺术史系”，其和其他学科互动关系很明显，专业性艺术院校则稍逊于综合性大学。而这一情况在中国则正好相反，艺术史至今从未“立户”，而艺术学理论却反之，即艺术史被定位为艺术学理论的分支。
在国外，很多艺术史学科都在对艺术理论加以“召唤”，即使是电影、媒体、设计之类专门性、实践性学科也不例外——如美国帕森斯设计学院便有提供多元训练、广泛课程的“艺术与设计史论学院”，以培养未来设计界、艺术界人才。就这一理念不难看出，若缺乏应有的理论介入和训练而仅有知识是不可能达到上述“境界”的。
而随着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中艺术学的“正名”，艺术史论之间的“融通”趋势也显得更明显。从中国这一领域的现状而言，不仅艺术内部有艺术理论研究者，其他领域的学者中同样不乏其人。就学科建制层面来说，设立“艺术学理论”这一学科提供了坚实基础给艺术学研究的发展。从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层面来说，一方面艺术理论上升至“艺术学科核心”，可以提供理论思维训练给各种教学活动;另一方面其教学和研究又能对艺术能力、创作实践起到提升作用。尤其是融合两方面修养的做法，给艺术创新提供了丰厚资源和坚实基础。
二、艺术史的两次理论“入侵”
19世纪后期堪称艺术史“关键期”，该领域人才辈出，其一个突出的共性特征就在于讲究哲学基础和理论建构——也就是其中人物既是史家，又是理论家——这也就是艺术理论首次“入侵”。其主要特征包括：第一和美学的关联被极力撇清，转而汲取养料给艺术理论。第二，将艺术理论边界开放，将之定位为考察艺术品风格而不是解析审美经验、抽象分析之类活动。第三，艺术理论成为了很多基础性概念的来源，故而其成为了艺术史的基础知识系统或支撑学科。在其中，可以看出艺术科学中艺术理论所占据的核心地位。
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艺术史热点问题转向了方法论方面，在这一领域的考量已经显得更具文化政治意义、更加多元化，即成为了“跨学科领域”，其领地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理论和棋代表人物。在此过程中，艺术史及其理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使得艺术史已经不再是“知识生产”、“学术研究”之类活动，而是更像意识形态、政治力量之间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战场，或者说成为了话语表意实践、争取文化表征权利的领域。甚至连研究主题和方法也和传统边界完全不同，对艺术史的地形图加以彻底重绘。
三、艺术研究中的史论张力
尽管艺术史遭到两次“理论入侵”并受到了颇为深刻的影响，然而，艺术史论关系依旧错综复杂。首先，两次“入侵”可见艺术史依赖于艺术理论，其次，“入侵”同样也成为了艺术史内部抵制和反对的状况。具体而言，作为艺术史，其发展依旧有着两种并存的矛盾：其一在于艺术史作为“物的科学”或经验学科，经常会和其他各种理论出现冲突;其二是艺术理论及其形成的不同艺术史范式之间会出现各种形式的冲突。
或者说，可以采取不同的概念来对两次艺术史当中的“理论入侵”造成的各种形式艺术史内在冲突加以描述。而其间的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可以说是艺术史范式以“政治实用主义”转向“审美理性主义”这一改变过程。后者的范式主要所体现得是艺术史在风格和形式等方面的一系列考察的视角，对艺术历史演变所存在的'内在逻辑加以关注，而这样的“现代性建构”活动，往往是与文化理论、文学理论美学的现代性有着完全一致的取向，故而其可以被称作“审美理性主义”。而在政治实用主义方面，所体现的则是“对抗话语”这一理论特性，可以称得上是文化建构艺术史中“含有”的某一“后现代性”的活动，其具备的突出特征，则再也不将艺术的历史作为一种审美趣味、艺术风格之类加以发展的独立系统，而将之作为更为广阔的文化史、社会史、文明史之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此之中，有着很强的话语形成、意识形态批判等层面的政治分析。就其中后一种观点而言，其“现代性”体系中设想出的一系列“自主性”、“纯粹性”实际上都是虚空的幻想，故而只有在文化政治层面解析艺术史研究方可获得正确答案。故而在如此背景下，艺术的风格和形式已经被艺术史家所淡忘，转而开始解读其中的文化政治意义，艺术的历史分析活动中越来越多地夹杂了文化领导权、平等、压迫、属下、阶级、种族、社会、性别、身份之类概念。艺术史也从艺术品及其风格的“品鉴场所”变为 “文化战斗”的“战场”，即将知识的生产逐步转变为“资本争夺”。
四、结语
“政治实用主义”取代了“审美理性主义”，艺术史的研究范式中越来越体现出理论的作用并形成了巨大的转型。这样的“转型”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艺术史这一层面所表现出的研究对象和与之配套的方法。
然而，“政治实用主义”和“审美理性主义”之间的紧张实际上并未出现任何形式的缓解。而近期“回归艺术”的艺术史研究倾向，和“审美回归”文学和美学理论的一致，造成了艺术史研究重新定位这一难题。这也就使得俄国“形式主义”理论体系的代表人物雅各布森先生在近一个世纪前的说法，即文学研究中关乎社会历史或心理者均非文学研究范畴。这个说法对研究者有了这一提醒：艺术史与期间一系列理论之间存在的关系至今还没有真正明确化，审美理性主义和政治实用主义能否兼容和整合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艺术史的方法论日益多元化，趣味和价值日趋多元化，但相对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潜在危险不可小觑。
首先文章结构要清洗，有层次其次在主题上，可以围绕着一个艺术家来写，也可以围绕某一个作品来写。这个时候要注意，要理清艺术家的师承、影响他艺术的时代背景、社会背景，属于哪个流派等；把这个作品与同时代或同主题的其他作品进行比较
其次在主题上，可以围绕着一个艺术家来写，也可以围绕某一个作品来写。这个时候要注意，要理清艺术家的师承、影响他艺术的时代背景、社会背景，属于哪个流派等；把这个作品与同时代或同主题的其他作品进行比较；最后还要针对你写的目标，写出他/它的个性在哪里，进行具体深入的赏析；有关人物、作品的逸闻趣事会增加文章的可读性，但使用的时候要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态度。如果要增色，可以引入一定的专业内容，比如赏析构图、对艺术史的影响等。
论《史记商君列传》《史记商君列传》我认为是一篇需要《史记》读者引起注意的一篇文章。司马迁秉着“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笔风写成了史学巨著《史记》，但是我认为在《商君列传》中，商鞅完全被丑化了。众所周知，商鞅是一位跨时代的历史人物，也是对中国历史起了突出贡献的变法巨匠，他引导的商鞅变法，一改秦国祖制，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国家，让秦国在秦孝公统治的二十多年里，有一个小国弱国变成了七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历经五代之后，嬴政一统天下，并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由此我认为商鞅是中国历史一位伟人。《史记商君列传》中详细记载了商鞅变法的详细内容。可以归纳总结如下：一是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这就从法律上维护了封建土地私有制，有利于地主经济的发展。 二是奖励耕战，包括奖励耕织和奖励军功两方面的内容。奖励耕织就是奖励一家一户的男耕女织的农业生产，以生产粮食布帛多少为标准，凡是努力耕织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免去其本身的徭役。这就促进了小农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保证了封建国家的财源和兵源。奖励军功，规定军功以在前线斩得敌人首级多少来计算，按照军功大小授予不同的爵位和田宅。贵族凡是没有立军功的就没有爵位，不能享受特权。这就严重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特权，鼓舞将士勇敢战斗，加强了秦军的战斗力。 三是普遍推行县制，由国君直接派官治理，使县成为直属于国君的地方组织，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原文：“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上述内容对当时的中国各个诸侯国来来说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商鞅变法的效用也体现的十分明显，在商鞅变法十多年后的秦魏河西大战中，商鞅率领秦国军队打败了不可一世的魏国大军，“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魏惠王兵数破於齐秦，国内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於秦以和。”司马迁对商鞅的评价主要来自于一个叫做赵良的儒生，他在和商君的对话中毫不隐晦的指明商鞅的“罪状”：1、“今君之见秦王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接近秦孝公，和秦穆公时五羖大夫百里奚恰好相反。2、“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畜祸也。”用法度残忍刑法了太子傅嬴，和嬴虔遭遇相仿的还有很多人，老秦人几乎恨透了商鞅。3、“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为教也。君又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商君违情背理地建立权威变更法度，又在商於郡称王。在《商君列传》末尾，司马迁写道：“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承袭了赵良的说法。司马迁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不可能看不到商鞅变法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司马迁没有写商鞅的大功，却着重写了商鞅的过错，这里面肯定有其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再次我做如下大胆推测，原因如下：世人对秦发的愤恨。《史记陈涉世家》，《史记高祖本纪》等传记中曾多次写道“天下苦秦久矣”，苦秦之意，苦于秦政，苦于秦法，秦政，始皇和二世的暴政，秦法，溯其根本，就是商鞅变法。商鞅变法，不是盛世之法，而是战时之法，主要表现在前面说到的奖励耕战一条，春秋战国天下纷争的年代，这样的法度自然能够使得一个强国一统天下。然而秦国一统天下后没有对秦法修改，而是近乎完全沿袭前法，用高压政策压榨人民，自然，官逼明反，民揭竿而起。汉朝百姓对秦法讳莫如深，司马迁自然要依照人民的态度记叙历史。汉武帝高压政策。商鞅变法让秦国老氏族近乎完全丧失原有的大权，后世统治者肯定也会看到，一场变法一定会让社会产生巨大的变革，如果汉武帝时期再有很多商鞅出现，很可能会威胁到汉武帝的统治。这退一万步讲，也是中国历史上变法成功案例很少的原因。自商鞅变法到鸦片战争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大地上上演了很多次翻天覆地的朝代变更，而成功的变法一例也没有，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定然会压迫所有的变法人士。汉朝的大体政策和汉朝的法律。自春秋战国，到秦朝暴政，再到楚汉战争，人民饱受战争之苦，汉朝的稳定显得十分难能可贵，汉朝之法律也比秦法松了很多，这是时代的进步，为了规诫后世统治者不要重蹈秦朝的覆辙，司马迁转而将笔风突转批判商鞅，其实是批判商鞅之法。
蔺相如——提起这三个字,我想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在学完《完璧归赵》这篇课文后,我便对他起了仰慕之情.他是一个有勇有谋,机智的人,因此,他在我心目中的位置一直无人取代.在现在的社会中像蔺蔺相如的人也很少有,多数人都很有才华,但缺少勇气,换个角度说,就是很自私,做什么都以自我为中心,从来不为大局着想,但在《完璧归赵》中,当秦王拿着和氏璧,但并没有用十五座城池来交换的意思时,蔺相如便借口和氏璧有瑕疵的理由,从秦王手中拿回和氏璧,然后把和氏璧高高举起,说：“臣认为贫民之交,尚且受信,更何况是一国之君?今天,臣看大王没有交换城池的诚意,所以将和氏璧收回,如果大王一定要抢强,臣只有和这和氏璧一起撞碎在这柱子上.”秦王害怕蔺相如真的将和氏璧撞碎,只有答应在五天以后再正式交换城池,聪明的蔺相如却趁此机会,派人乔装,走小路带着和氏璧回赵国去了.等秦王发现时已经来不急了.蔺相如的机敏吸引了我,他的勇气更加让我钦佩,你或许不会有太多的感触,但设身处地的考虑一下,如果赵王把这项任务交给你,你会怎么样?你有勇气说出蔺相如所说的话吗?你能够将和氏璧完整的带回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退一步来讲,你我也一定不会去接受这一个任务,因为你根本不能放弃你那荣华的生活.当今社会是黑暗的,但人心更加黑暗,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利益和金钱腐蚀了多数人的灵魂,只有及少数的人能够认清自我,多数人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择手段,用出各种阴谋诡计,做了多少伤天害理之事,有的还为了金钱和利益白白送出了自己的生命.之是多么可笑,拿他们和蔺相如相比,简直是两种极端,而且是两种不同的极端.或许还是一个学生的我没有资格去评论谁,没有权利去指责谁,给没有能力去揭穿社会的黑暗,但至少我能够在作文中写出我内心的想法,不必虚假的活着.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拥有蔺相如那种机智头脑的人是普遍存在的,并不罕见.但是有多少人用在正处呢?那写聪明的人往往被“聪明”蒙住了心,最终走向死亡的深渊.但他们没有像蔺相如那样,没有向社会做出贡献,他们枉费了上苍所给予他们的那机智,灵敏的头脑!活的那么无耻,死的那么可笑啊!蔺相如,或许他也有缺点,但他有的缺点应该被他光彩四射的优点所埋没了吧!
这是议论文文体吗？ 论点论证呢？
韩信作为一代名将，彪炳史册：公元前204年他用背水一战的策略，以数千兵力击败二十万赵军。公元前202年，他用十面埋伏的计策,逼得项羽在乌江自刎而死……可以说，韩信为刘邦夺取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但韩信在功成名就之后却未能寿终正寝——在公元前196年，被刘邦的妻子吕后诱杀于长乐宫钟室。难道韩信之死真的是应了那个“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典故？韩信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说起汉代风云人物，不能不说到韩信，因为韩信在西汉初年至少有两个“第一”。第一个“第一”，韩信是西汉第一功臣，当时就有人这样评价韩信：“功高无二，略无世出”。什么叫略无世出呢？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韩信了，他的功劳也没有人可以跟他媲美了。第二个“第一”，韩信是西汉第一个被杀的功臣，西汉还有一些其他被杀的功臣，但韩信是第一个。韩信之死，是西汉第一大案，也是一个名案和疑案，它被看做是开国皇帝诛杀功臣的典型，使我们想起那句耳熟能详的成语——“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个话韩信曾经说过，但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不是韩信。是谁呢？是越王勾践手下的大夫范蠡。越王勾践的故事大家都是很熟悉的，叫做“卧薪尝胆”。春秋时期，吴越两国相邻，经常打仗。公元前497年，吴国大败越国。越王勾践屈辱求全，向吴王求降，去吴国给吴王夫差做奴仆，终于得夫差的信任，于三年后被释放回国。勾践回国以后，为了不忘国耻，睡觉就卧在柴薪之上，坐卧的地方挂着苦胆。经过十年的积聚，越国终于打败了吴国。后来，人们把这个故事概括为“卧薪尝胆”，用来形容人刻苦自励、发愤图强。那时辅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报仇雪恨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个是大夫范蠡，一个是大夫文种。越国灭掉吴国以后，范蠡大夫就对文种大夫说，咱们走吧，咱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越王勾践这个人是可以共患难而不能共富贵的，你要记住：“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就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出处。这里的走狗说的是跑得很快的狗——在古汉语里面，“走”是跑的意思——“走狗”这个名词就是从这儿出来的。范蠡大夫后来就真的走了。他干吗去了？下海经商。据说他还携带了一位小蜜，就是西施，泛舟西湖。不久范蠡就成了一个大富翁，号称“陶朱公”。文种大夫却不肯走，他说，你看我立了这么大的功劳，现在是摘桃子的时候了，我干吗要走啊？结果越王勾践送给他一把剑，同时带了这么一句话，勾践说，先生教给寡人七种杀人的办法，寡人只用了三种办法就把吴国给灭了，还剩下四种没有地方用啊，是不是你去先王那里试一试呢？文种一听就明白了，自杀了。这就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来历。楚汉之争结束后，功高震主的韩信成了刘邦的一块心病。项羽一死，刘邦马上便夺了韩信的兵权；公元前201年，刘邦又以谋反为名将韩信诱捕。韩信被抓时，仰天长叹，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但刘邦此时并没有杀掉韩信，只是把他贬为淮阴侯。那么韩信到底是因为什么而被杀的呢？根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韩信被杀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汉十一年，就是刘邦当了汉王的第十一年，也即他当了皇帝的第六年——这个时候西汉王朝也不过刚刚建立——发生了一件事情，一个叫陈的起兵造反，他自称“代王”，不是代替的“代”，而是代国之王。代在什么地方呢？是在现在的河北省境内。陈当时有很多军队和人马，而且他是养士的人，手下有很多英雄豪杰——陈这个人是很厉害的，走到哪儿随从他的车辆都有上千辆，很多人拥护他。听到陈反了的消息，刘邦勃然大怒，带领军队御驾亲征，去讨伐陈。这期间，韩信与陈有书信来往。韩信写信给陈说，你只管造反，兄弟我在京城给你做内应。而且他做了准备，准备把监狱里的人放出来，让他们去攻打皇宫——当时留守京城的人是吕后，就说把吕后抓起来杀了。这个事情被人告发了。告发的起因，是韩信手下有一个人犯了错误，被韩信关了起来，准备杀头。这个人的弟弟知道了这个情况，就向吕后通风报信，说韩信准备谋反。吕后说这个事情怎么办啊？把相国萧何找来商量，萧何就出了一个主意。萧何出了一个什么主意呢？他自己去找韩信，说前方传来了捷报，咱们皇上打了胜仗，现在群臣都要到皇宫里去祝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通信是不发达、不方便的，前方有什么战事，韩信并不知道；那么萧何一说，韩信就相信了。但是韩信不去，韩信说，你看我一直在生病——因为前一段时间韩信闹情绪，一直装病不上朝——我连朝都不上的人，怎么能去呢？萧何说 ：“虽疾强入贺。”意思是，你虽然有病，但还是勉为其难去一趟吧 ；这么大的事情，大家都去祝贺，你不祝贺不好嘛！韩信觉得实在是推托不过，就勉勉强强进宫了，来到长乐宫。当时汉王朝的主要宫殿有两座：一座叫未央宫，是皇帝住的；一座是长乐宫，是皇后住的。因为这期间是吕后在主政，所以韩信来到长乐宫。长乐宫两边早就埋伏好了，韩信一进来，很多壮士一拥而上，把韩信捆了起来。吕后没有请示也没有汇报，也来不及了，当机立断，先斩后奏，把韩信杀了——斩之于长乐钟室，就是在长乐宫里面一个放编钟的房子里把韩信杀了；而且立即下令逮捕韩信的家人——“夷信三族”，就是将韩信父族、母族、妻族三族的人全部杀光。公元前196年，一个为大汉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韩信就这样被杀了。可以说，韩信之死不完全是因为功高盖主，不完全是因为“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因为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刘邦并没有杀他；而是因为他参与了一个谋反大案，被吕后所杀。临死之前，韩信仰天长叹，说了这么一句话：“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我后悔啊，我后悔当初没有听蒯通的建议，以至于落到今天这个下场，被小孩子、女人所欺，所谋杀，我真是追悔莫及！蒯通是个什么人？他给韩信出了什么计谋？他出此计谋是在什么时候？蒯通原来叫蒯彻，为了避汉武帝的讳，后来史家写做蒯通。蒯通这个人的身份，《史记》上的说法是叫范阳辩士，范阳在今天的河北省境内，大概蒯通祖上是范阳人；但同时《史记》也把这个蒯通称为齐之辩士，可见他活跃的地区是齐国，就是现在山东这个地方。什么叫做辩士呢？辩士就是谋士，就是靠辩论、说服、出谋划策来谋生的士，所以也叫说客。我们知道在春秋战国直至秦汉之交，社会上有一个阶层叫士，士是什么呢？就是低级贵族。贵族一共有四等，天子、诸侯、大夫、士。士和前三种贵族的区别在于什么地方呢？天子、诸侯、大夫都是有地盘的，有领地、有封地、有封国、封邑，而士是没有这些的，用现在的话说，士是没有不动产的。士有什么呢？第一，他有一个贵族身份。第二，一般来说士都有一技之长。比如说他有武艺，武功好，这个叫做武士；如果他有文才，文笔好，这个叫做文士；如果说他计谋好，那他就叫做谋士；如果他口才好，那他就叫做辩士——这些人就是靠出谋划策、耍嘴皮子游走于诸侯权贵之间的，今天给你出个主意，明天给他出个主意。他们是没有什么立场，没有什么是非的。他反正就是给你出主意，如果你采纳我的主意，我被你雇佣了，我是忠心耿耿给你谋划；如果我的主意你不听，byebye，我换一个老板。就像现在的什么策划大师、点子公司，也算是一种智力劳动吧。蒯通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且是非常有名的辩士，曾经到处游说，天下闻名。那么，蒯通是什么时候给韩信出的主意呢？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西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双方为争夺全国的统治权，展开了历史上有名的“楚汉战争”。在楚汉相争的过程当中，韩信的军事天才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在公元前203年攻下齐国七十二城，强迫刘邦封自己为齐王，成为刘、项之外举足轻重的第三种力量。对韩信来说，这确实是一个最好的造反机会。因为当时刘邦也好，项羽也好，都不敢得罪韩信啊！这些谋士、辩士是何许人也，都是机灵鬼啊，他还能看不清这个？于是他们呼呼啦啦地都跑去找韩信，第一个来的叫武涉。武涉是什么人呢？武涉是项羽手下的人，项羽把武涉派去就是想稳住韩信，让韩信守中立。但是，由于武涉是项羽的人，他的说服力是很有限的。第二个自动跳出来劝说韩信的就是蒯通。此时的蒯通本来就是韩信身边的谋士，而且韩信将齐国的七十二座城市全部打下来也是出自蒯通的主意，所以蒯通的说服力比较强，说话分量比较重。蒯通是这样去说服韩信的。他说，我这个人会看相。韩信说，你真的会看相吗？他说，是啊。韩信说，你给我看看。蒯通说，这个东西属于天机不可泄露。韩信说，好好好，左右的人，你们都出去。然后蒯通就对韩信说，相君之面不过封侯，而且会有危险——看你的脸是一个侯爵的水平，而且有风险；相君之背贵不可言——看你的背，背长得好，贵不可言。武涉和蒯通都来游说韩信，他们俩的意思差不多，主要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韩信你现在的形势非常之好，在楚汉相争的这个战争中，你处于举足轻重的这样一种角色，这样一个分量。武涉是这么说的：“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左投则汉王胜，右投则楚王胜。”“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权是权重，不是权利。什么叫做权呢？权就是秤砣，秤砣就叫做权。那个秤杆叫衡，把秤拎起来，什么样的情况全靠秤砣在移动。权的分量就叫做权重。现在你这个秤砣往左边移移，刘邦就赢了；往右边移移，项羽就赢了。所以叫“权在足下”。什么叫足下呢？足下是古人对朋友辈的一种尊称。古人的尊称有四种：陛下、殿下、阁下、足下。这四种称呼共同的一个意思就是：我不敢看你的脸，因为你地位太高，面子太大。见到皇帝我不敢看皇帝的脸，我只敢看你的台陛之下——大家知道皇帝的龙椅，就是那个宝座有一个台，台上面有台阶，那个台阶叫陛；见到太子或王子，我也不敢看你的脸，我只看你的宫殿之下；见到宰相，我也不敢看你的脸，我只敢看你的楼阁之下；见到尊贵的朋友，我也不敢看你的脸，我只敢看你的脚下，就是低头的意思。权在足下，就看足下的这个足往哪边走，这叫做举足轻重，你这一抬脚就有分量。/* 42 */第五讲 韩信被杀之谜(3)蒯通也有这样的意思，蒯通怎么说的呢？“当今两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所以武涉和蒯通这两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意思：韩信你在这个关键时刻可得站稳了立场，你一定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在这个政治斗争当中，站队是非常重要的——站队站对了，青云直上，富贵荣华；站错了，身败名裂，没有翻身的余地——你要想好了。第二层意思，武涉和蒯通他们都说，你不能帮刘邦，为什么呢？因为刘邦的野心是很大的，他要兼并天下，他之所以重用你韩信是因为楚王项羽还在，他的头号敌人是项羽，他要用你来对付项羽；一旦项羽被他灭了，下一个轮到的就是你韩信。因此韩信的命运和项羽的命运是连在了一起的。由前面两个前提，将逻辑地得出第三个结论，那就是：你韩信既不要帮刘邦，也不要帮项羽。不能帮刘邦的道理很清楚，你帮了刘邦，把项羽灭了以后，刘邦下一个灭的就是你了；那么同样的道理，你帮了项羽，那么把刘邦灭了以后，也轮到灭你了。所以，最佳选择是什么呢？三分天下而王之，王（w坣g），就是称王的意思——干脆三分天下，鼎足而立，谁也不吃掉谁，大家都安全，天下也和平。这个建议如果被采纳了，中国的历史就得重写了。由于武涉是项羽派来的说客，他的说服力不强，所以韩信很简单地就把武涉给打发走了。如果说从项羽这边派来的武涉劝说韩信是有其军事目的的，那么韩信自己的谋士蒯通劝说他及早独立则是一心为其着想的。韩信是个军事天才，但是在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时却表现出了自己的犹豫。面对千载难逢的称王机会，韩信是如何权衡利弊的呢？韩信对武涉说：“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背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我背之不祥，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韩信说，武涉先生你是从项羽那儿来的，我韩信原来也在项羽麾下当差，项羽对我怎么样呢？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郎中就是警卫员或者说侍卫官，整天拿着一个戟在他门口站岗。我出的主意他不听，我做的策划他不用，所以我才离开项王的。我来到汉王这边，汉王对我怎么样呢？授我上将军印，封我做三军总司令，给我那么多的人马，让我驰骋疆场建功立业，才有了我韩信的今天！何况汉王对我是这么的好——“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脱下自己的衣服给我穿，让出自己的饭菜给我吃。一个人对我这么好，这么亲，这么爱，我如果背叛他，那是不吉利的——“背之不祥，虽死不易”——我宁肯死也不会改变对汉王的一片衷心。对不起得很，武先生，请你代替我韩信谢谢项王吧。那么对蒯通呢？蒯通是韩信自己的谋士，他说话的分量就要重得多了。蒯通一共三次劝说韩信，第一次劝说韩信的意思和武涉是一样的，韩信的回答也是一样的：“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韩信说，汉王把他自己的车子给我坐，把他自己的衣服给我穿，把他自己的饭菜给我吃，我怎么能见利忘义呢？我怎么能够背叛他呢？蒯通就说了，你觉得汉王对你很好吗？恩重如山？你觉得你们俩亲如兄弟？唇齿相依？心心相印，休戚与共？不对吧，蒯通说，世界上没有什么永恒的友谊。比方说，越王勾践和他的大臣范蠡、文种关系好不好？铁不铁？文种和范蠡为越王勾践立下的功劳大不大？后来怎么样呢？野兽已尽而猎狗烹——野兽都打完了以后，猎狗还要它干什么，猎狗就煮着吃了——后来他们不就落得这个下场吗？难道说你韩信今天和汉王的关系就好得过越王勾践和文种的关系吗？靠得住吗？韩信说，哎，这个事你让我想想好吧，你让我想想。蒯通第三次去说服韩信，说，足下不可以再犹豫了，猛虎犹豫起来还不如蜜蜂一蜇。老虎厉不厉害？蒯通说如果老虎在那儿犹犹豫豫的话，还不如一只蜜蜂——蜜蜂当机立断，就是刺你一下，刺了算了。你不能这样犹豫，这是上天给你的一个极好的机会，是你成就大业的机会。你如果三分天下而王之，至少此刻可以保平安，将来条件成熟了以后你可以得天下。你进退自如，为什么偏偏一条道儿走到黑呢？蒯通当时说了这样的话：“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意思就是说，上天给你的你不拿，那是要带来灾难的；时机成熟了你不做，那是要带来灾殃的。总之你不能犹豫。他又说了一句：“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功就是功名、功业、事业。一个人的功业或事业成功往往很难，但是要失败却很容易。就像通常老百姓说的那样——这个事咱做不好还不能往坏里做，失败是很容易的事情。时是什么？时是时机、机遇。时机、机遇这个东西很难得到，却很容易丢掉。我们讲机遇，机遇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碰不到机遇，是不是？那么一旦机遇来了，你应该紧紧地抓住它，你不抓住，它马上就没有了，转眼即逝。所以蒯通说：“时乎时不再来！”机遇啊机遇啊，它是不会再来的。天底下哪儿有这种事：老天爷给你一次机遇你错过了，再给你一次再错过，再给你一次……就瞅着你给了，不可能的，“愿足下详察之”。韩信面对蒯通三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劝说，表现出了自己的优柔寡断，没有像指挥作战时那般叱咤风云。从某种意义上说，韩信承认了自己是一个将才而刘邦是一个帅才，他没有勇气逾越从“将”到“帅”的界限。毕竟，当“帅”要面对着项羽、刘邦两大强敌的阻碍。如果保持现状，韩信则可以心安理得，因为他坚信刘邦不会抹杀自己的功劳，再加上韩信也忘不了刘邦对他的知遇之恩，所以他没有称王。韩信不称王只是简单的报恩吗？这里面有什么深层的原因吗？韩信当时不愿意背叛刘邦的理由是什么？就是他对蒯通说的那段话：“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这个回答比他对武涉的那个说法高了一个层次，更为深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坐了人家的车子，那就要把人家的患难也背在自己的身上，因为他已经用他的车子背过我了；穿了人家的衣服，那就要把人家的忧虑也当做自己的忧虑，放在自己的心怀里面；吃了人家的东西，就要用生命去报答，宁肯死也要完成人家的事情。“死人之事”，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那已经不是简单的知恩图报或“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问题，而是要用生命去报答。这是为什么？因为中国文化有这么一个观念——食物是生命之源，谁给我们东西吃就等于给了我们生命。谁给了我们生命？当然按现代科学的观点，是母亲给了我们生命，生育了我们。但是你要想想，比如一个小孩子，尚且在婴儿期，他能知道自己是谁生的吗？他不可能知道，他知道什么呢？他只知道谁给他吃的。而一般地说，孩子都是母亲用母乳来哺育的，谁给他奶吃他就认谁做母亲，这就叫“有奶便是娘”。其实历史上很多人都是和奶妈亲，包括历史上一些皇帝，都是跟奶妈亲，因为他是吃奶妈的奶长大的。中国很多地区把这个奶就叫做妈妈，吃奶就叫做“吃妈妈”，那是生命的源泉。所以凡是给了我们生命的源泉——包括我们肉体的生命，包括我们精神的生命——我们都称之为母亲，比如“母亲河”、“母校”、“祖国母亲”……都是生命的赋予者。同样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共衣是一种很重很重的情分。因为中国人有一个观念，自己的衣服是不能随便给人穿的，尤其是女人。为什么呢？因为衣服是最贴身的，它已经构成我们“文明人”身体的一部分，做一个“文明人”不能赤身裸体的，必须要穿衣服，它代表我的身份，甚至代表我的性格、我的心理，它是我身体的代表。如果我把我的衣服给人穿，这叫做以身相许。《诗经》里面有一首诗说：“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意思是说：谁说我们没有衣服穿，我跟你共一件战袍。同袍就是同胞啊，我们说骨肉同胞，海峡两岸骨肉同胞，那“胞”是什么？“胞”就是衣、胞衣，就是小孩子生下来外面的那个胞衣。所以同袍就是同胞，同衣就是同依，依靠的“依”。我们看《红楼梦》里面有一个情节，就是晴雯因为王夫人讨厌她，说她长得像狐狸精，狐媚，肯定是勾引我们家哥儿了，撵出去，撵回家去。结果她又穷又苦又生病，不久于人世，奄奄一息，宝玉偷偷地去看她，两个人泪流满面。晴雯已经是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了，挣扎着在被子里面把自己贴身的内衣脱下来交给宝玉，宝玉接过来以后，立刻明白了晴雯的心思，把自己的外衣也脱了，把晴雯的内衣紧紧地穿在自己身上。晴雯说，这样一来我就死可瞑目了，要不然我真是枉担了一个虚名。所谓枉担的虚名是什么意思呢？是王夫人怀疑她跟宝玉两个人那个了，其实晴雯是清白的，她和宝玉两个没那个，跟宝玉那个的是袭人。但这样一来，我晴雯的内衣宝玉穿过了，就等于我晴雯和宝玉两个的身体已经贴在一起过了，那么我背这个罪名也不冤枉了。你说，共一件衣服是多么重的情分啊？那么刘邦能够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韩信穿，韩信感恩戴德，永志不忘，不能背叛。这当然是中国文化中的心理通则，但是对于韩信来说还有一层特殊性，特殊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韩信早年时挨过饿，挨过冻，是曾经没饭吃没衣服穿的人，遇到一个诸侯王，居然把自己的衣服给他穿，把自己的饭给他吃，韩信的这份感激简直是难以言表。于是，我们发现，要解答韩信不肯背叛刘邦而终于背叛刘邦这个谜团，我们还必须弄清楚韩信的身世。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早年有什么样的遭遇？后来又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走上一条这样的人生道路呢？请看下一讲《韩信身世之谜》。韩信在最有可能反叛成功的时候拒绝背叛刘邦，因为刘邦“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个感恩重义的人，也是因为他曾历尽坎坷。作为一个破落的低级贵族，韩信早年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有一些怎样的遭遇？这些遭遇对于他的性格和命运产生了什么影响？他一直在等待一个时机，最终也遇到了一个伯乐，这就是萧何。韩信的荣辱成败写就了那一段最辉煌的历史篇章。韩信是西汉的开国功臣，也是第一个被杀的功臣。那么韩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出身呢？《史记》为韩信作过一个传叫《淮阴侯列传》，列传一开头就说，淮阴侯韩信者，淮阴人也，始为布衣时，贫，好带刀剑。这些话告诉我们这样一些信息：第一，韩信曾经是布衣。什么叫布衣呢？就是没有官职的人——有官职的人可以穿锦，而没有官职的人只能穿布。但是请大家注意，这布可不是现在的纯棉，因为那个时候咱们中国还没有棉花，这个布是麻布。第二，韩信没有钱。贫，古代的贫是没有钱财的意思；穷，是没有官职的意思——在上古的时候，“贫”、“穷”两个字是两个概念。我们现在看到，韩信是既没有钱也没有官职，所以可以说他是贫穷。第三个信息告诉我们，韩信好带刀剑。那么他是带刀还是带剑呢？我的结论是：韩信带的是剑。为什么呢？因为古汉语为了好听，往往要用两个字，而第一个字又往往是虚指的。比方说缓急，没有缓，只有急；所以“刀剑”，我认为没有“刀”只有“剑”。而且在后面司马迁还写道，项梁项羽起义以后，韩信“仗剑从之”——拎着一把剑就参军了，可见韩信平时是带剑的。这个信息又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韩信有贵族身份。因为在那个时候，只有有贵族身份的人才有资格带剑——当时冶金技术并不高，铸一把好剑很不容易。我们去看一些古代文献或者看一些古代故事，往往说一把宝剑铸不出来之后，非得有一个人跳到炉子里面去，才能铸出来一把好剑，所以剑是很高贵的。我们看武侠小说，里面大侠大多用剑，你看有没有一个大侠用斧头或是用两把铁锤的？那不成体统。只有一身长衫，手上拿一卷书，这儿佩一把高贵的剑，才显得风流潇洒。由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韩信可能是个破落贵族。那么问题就来了，作为一个破落贵族，韩信的少年时代是怎样度过的？他又有一些什么遭遇呢？司马迁告诉我们，韩信这个人有着贵族身份，还有一把剑——我猜测这剑可能是祖传的，韩信他肯定买不起——却既没有什么德行又没有什么本事，史书上的说法叫做“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就是说韩信他没有什么良好的社会表现，因此地方上招募低级公务员——叫“吏”——的时候大家都不招他。然后又说，韩信不能“治生商贾”。什么叫商贾呢？商就是流动着贩卖商品的人，贾就是开一个店铺有固定地址卖东西的人，这叫做“行商坐贾”。韩信他没有这个本事，不会做生意——既不能做行商，也不能做坐贾，那他该怎么吃饭呢？韩信是“从人寄食”，就是他只能到人家家里去混饭吃、蹭饭吃，所以“人多厌之者”，就是当地的人都很讨厌他。一个大男人，整天挎把剑，啥也干不了，到处混饭吃，这样一个人会讨人喜欢吗？韩信经常去混饭吃的一家叫做南昌亭长，亭长是一个什么样的职务呢？当时的制度叫做十里为亭、十亭为乡，就是十个村子合起来叫做一亭，十个亭合起来叫做一乡。那么可以推测出来亭长比乡长低半级，比村长要高半级，这人是这么个职务。这个亭叫南昌亭，并不是我们现在江西省的南昌市，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这个南昌亭长大概多少有点钱，韩信就老到他家里去混饭吃，天天去吃，吃得这个南昌亭长的老婆一肚子气。最后，南昌亭长的老婆就想了一个办法：半夜起来做饭，天亮之前把饭端到床上，全家人吃光。韩信早上起床，摇摇荡荡来吃饭，一看饭已经吃完了。韩信当然明白了，人家是讨厌他了，他一赌气，就和南昌亭长绝交了——我不跟你玩儿了——他脾气还大得很。然后他跑去干什么？跑到河边去钓鱼。你想想他这种没本事的人，我估计那鱼大概也是钓不上来的。正好，河边有几个洗絮的老大娘，叫做漂母——那个时候丝绵的棉絮要到河里面洗一洗。这些漂母每天来洗絮的时候都自己带饭，其中有一个一看韩信没饭吃，可怜他，就把自己带的饭分给他吃，每天去洗絮就每天分饭给韩信吃。有一天她漂絮的工作做完，就跟韩信说，明天我就不来了，以后吃饭的问题你自己想办法吧。韩信说，谢谢大娘，将来我一定厚报您。漂母说，大丈夫不能自食其力，还说什么厚报？我不过是同情你罢了，你还说这种大话？
史记》是我国最早的纪传体通史.这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多字.此书也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对后来历朝历代的正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先谈《史记》。读它，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是在和活人谈话。司马迁，好人。好人经常倒霉，我对他很同情，也很佩服，觉得他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史记》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部史书，而且是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但此书之意义，我理解，却并不在于它是开了纪传体的头。相反，它的意义在哪儿？我看，倒是在于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干巴巴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像晚于它又模仿它的其他二十多部现在称为“正史”的书。我欣赏它，是因为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开了头。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学者对《史记》引书做详细查证，仅就明确可考者而言，已相当可观。我们现在还能看得到的早期古书，它几乎都看过。我们现在看不到的古书，即大家讲的佚书，更是多了去。这些早期史料，按后世分类，主要属于经、子二部，以及史部中的“古史”。经书，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官书旧档，年代最古老。它们经战国思想过滤，同诸子传记一起，积淀为汉代的“六艺之书”和“六家之学”。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据我所知，有些老先生，不是科举时代的老先生，而是风气转移后的老先生，他们就是拿《史记》当阅读古书的门径，甚至让自己的孩子从这里入手。比如大家都知道，王国维和杨树达，他们的古书底子就是《史》、《汉》。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按一般讲法，是叫“纪传体”，而有别于“编年体”（如鲁《春秋》、《左传》、《纪年》及后世的《通鉴》）和“纪事本末体”（如《国语》、《国策》和后人编的各种纪事本末）。但更准确地说，它却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即族谱的“根”或“主干”；“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原始人类有“寻根癖”，古代贵族有“血统论”，春秋战国“礼坏乐崩”，但“摆谱”的风气更盛（“世”在当时是贵族子弟的必修课），很多铜器铭文，都是一上来就“自报家门”，说我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孙”。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比如初读《史记》的人，谁都不难发现，它的记述往往自相矛盾，不但篇与篇之间会有这种问题，就是一篇之内也能摆好几种说法，让人觉得莫衷一是。但熟悉《史记》体例的人，他们都知道，这是作者“兼存异说”，故意如此。它讲秦就以秦的史料为主，讲楚就以楚的史料为主，尽量让“角色”按“本色”讲话。这非但不是《史记》的粗疏，反而是它的谨慎。如果吹毛求疵，给《史记》挑错，当然会有大丰收，但找错误的前提，首先也是理解。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小时候读《古文观止》，我总以为这是最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一篇。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一帆风顺，缺乏人生体验，要当历史学家，可以；但要当大历史学家，难（我以为，“大历史”的意义就在通古今，齐生死）。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但他在赞语中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一个个耐人寻味的小故事编织成了世世代代流传的史记. 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有着鲜明的个性.生动的语言,优美的文字让读者读起来仿佛置身于一个个优美的意境中.随着情节的起伏,我的心情也在为之而改变.喜着主人公的喜,忧着主人公的忧,感受着主人公的感受.轻松幽默的语言,紧张刺激的情节,仿佛把我带到了那个遥远的时代.各个时代的背景特色;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史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绘声绘色. 看《史记》就仿佛在作一次足不出户的历史旅行,领略了那个时代的一切,回顾了各种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事件.体会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感情. 看《史记》就仿佛在读一本有趣的故事书.生动形象的历史人物有声有色的为你讲述他们身上发生的有趣的故事,带领你进入他们的世界. 看《史记》就仿佛在和一个历史学家面对面的谈话.深深的被他那准确到位的语言所打动.在不知不觉中也增长了必要的历史知识,丰富了头脑. 《史记》是一本既生动有趣又能增长知识的值得一看的好书.
艺术流派：指在中外艺术的一定历史时期里，由一批思想倾向，美术主张，创作方法和表现风格很多相似或相近的艺术家们所形成的艺术派别，统称艺术流派。它是在社会的各种矛盾斗争中，在艺术论争和创作实践中逐渐形成、发展和变化的。艺术流派是艺术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不同艺术流派的出现及相互之间的借鉴和颠覆。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议世界艺术史上最早的三大艺术流派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议世界艺术史上最早的三大艺术流派全文如下：
摘 要： 经常说到的艺术流派是艺术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不同艺术流派的出现是艺术家在一定的世界观的指导下，运用自己丰富的情感和艺术修养，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来满足人们特殊的精神需要时所流露的美学主张、思想倾向等。不同的流派相互之间的竞赛和斗争是推动艺术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条件。
关键词： 艺术流派 艺术 美学 流派
艺术流派的产生是艺术发展到成熟阶段才出现的现象，需要不同特点的艺术品作基础。形成艺术流派的先决条件是必须具有一定数量的艺术家队伍和较为丰富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段。事实上，艺术创造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产物，包含着许多复杂的内容，艺术流派侧重从艺术史的角度来区分各种具有不同特点的艺术派别。17世纪以来，在艺术史上出现了产生重大影响的艺术流派，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等。
1 古典主义学说
古典主义艺术起源于17世纪的法国，随后波及英、德等国家，指的是以古希腊和古罗马艺术为典范的艺术，一般具有明晰、严谨、形象、和谐的特点，歌颂理想主义、气魄宏大，多以神话、圣经和历史故事为题材。古典主义艺术以希腊的雕塑为最高范本。希腊雕塑表现了非常具体的形象，神总是作为人来表现的，在人体的形象中，神性由特殊转为普遍的人性，但是虽然在个别的形体里神还是要保持他们的普遍性，体现了古典艺术的静穆、典雅和理性主义精神。雕塑是最适宜表现这种特征的，因为它只以静态的方式存在。
拉斐尔对古典主义有着重大影响，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画家之一，拉斐尔的艺术以优雅、秀逸、和谐、高度的完美为标志，他的作品充分体现了安宁、和谐、协调、对称以及完美和恬静的秩序。如[意]拉斐尔《圣母子》作品，这一点与古典主义主张的典雅、和谐是一致的。18世纪以前的古典主义具有注意细节的真实强调典型化;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和理想，艺术作品普遍比较理性化;对于形式的要求很严格，艺术语言精练细腻。到了18世纪下半叶，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法国酝酿着一声场巨大的革命风暴。他们厌恶了过分娇柔和胭脂粉的洛可可艺术，期待着更雄壮、更高尚的艺术出现，大批艺术家以对新的现实主义的探索使古典主义传统丰富起来，掀起了学习和研究古代艺术的热潮，出现了一场新的复古运动，这场运动在艺术史上被称为新古典主义。
2 浪漫主义学说
19世纪上半叶，经过大革命的洗礼，法国的资产阶级的地位逐步确立，此时的政治环境比较宽松，追求个人情感的表达、强调自我成为新的社会时尚。精神需要自由，而古典主义所措以表现的英雄与神的形象毕竟是有局限的，它已经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这个矛盾导致了古典主义艺术的解体，接踵而来的是浪漫主义的艺术。
浪漫主义强调主观、个性、感情和非理性，是与学院派古典主义针锋相对的艺术，向往回归自然，表现理想，抛弃了古代希腊罗马的艺术传统，以强烈的激情和想象焕发出艺术的个性。与古典主义艺术相比较，浪漫主义艺术所表现的是人的主观世界，从物质的现实世界中退回到人的心灵世界里，追寻每个人自己内心的理想美，突出自我的主观性，从而激发了艺术家的创作情感。
在艺术创作中，浪漫主义不再把自然作为原型，而是以它为假托，以一种诗情画意的想象和热情来通过具体的艺术形象寄予个人的情感。浪漫主义艺术家一般都以一种超越现实的精神表达自己对理想生活的追求，追求那种多姿多彩的境界。浪漫主义的特征是有理想性。对理想的追求使浪漫主义艺术家对艺术创作保持激情;有抒情性。浪漫主义艺术家注重表现心灵的世界，侧重心灵对于生活的感受;有非真实性。
在艺术手法上多采用想象夸张，并不追求细节的真实性。神话故事《西游记》，其中孙悟空七十二变，就是运用了丰富的想象与夸张手法;又如英国浪漫主义艺术的先驱者之一布莱克，代表作《上帝创造亚当》，画面上上帝伸着长翅在空中急速向前飞驰，身体下面是被蛇缠绕的亚当，二者的形象都处在十分夸张的色彩和线条的律动中，对上帝的形象做了突破性的处理和想象，在技法和材料上也做了大胆尝试，运用了油画和水彩相结合，这种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把人们带到一种梦幻的、神秘的气氛中。而在法国，浪漫主义运动影响更为深远，以籍里柯、德拉克洛瓦等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绘画艺术代表了一个新的高度。
3 现实主义学说
现实主义是19世纪西欧出现的与浪漫主义相对立的一种艺术思潮，它真实客观地再现社会现实，在艺术形象中能最充分地表现现实生活的典型特征。由于现实主义艺术家的作品大多是对所处的社会的阴暗面进行揭露和批判，所以又被称为批判的现实主义。
法国画家库尔贝在1855年个人画展的前言中，最早直接使用并解释了“现实主义”一词：现实主义像自己所见到的那样如实地表现出那个时代的风俗、思想和它的面貌。但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以及形成的艺术流派，在人类历史上可谓由来已久，是人类艺术史上最为重要的艺术创作方法和创作流派之一。现实主义流派一般有三个特征。一是追求生活的真实性，代表作有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让书中的人物“做了在实际生活中常有的和应该有的事，而不是我希望他们做的事。”二是追求典型化，艺术家要对现实生活进行艺术的加工与创造，努力树立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中描写了在当时土改时期由政府做主、自由恋爱这一普遍现象。小二黑和小芹追求幸福的这一勇敢的人物作为典型人物，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事实。赵树理把握了典型时期的典型人物，给我们展现了那个时期的生活现实。三是追求思想倾向的隐蔽性。它将表现主观感情、思想倾向与再现客观社会生活情景有机地结合起来。如恩格斯所言：“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倾向性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把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
试论艺术史与艺术理论研究论文
艺术史与艺术理论向来关系复杂，本文从历史层面分析两次艺术史“遭受”的“理论入侵”，最终提出问题：艺术史研究的主旨是艺术还是历史?应怎样协调其间的政治实用主义和审美理性主义?
从历史发展来看，艺术史及其理论一直关系混乱且始终有争议。从近期这一层面的发展趋势而言，艺术史及其理论二者彼此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就造成了颇令人挠头的问题：二者的关系应如何定位——或者进一步将其具体化为艺术理论以何种形式贡献艺术史?
一、高等教育中“艺术史论汇通”
艺术史作为学科建制，其独立于19世纪前期，成熟于同一世纪后期。至今，高等教育体制内的艺术史已经成为颇为成熟、稳定、基本的历史学科。西方的很多高校都有“艺术史系”，其和其他学科互动关系很明显，专业性艺术院校则稍逊于综合性大学。而这一情况在中国则正好相反，艺术史至今从未“立户”，而艺术学理论却反之，即艺术史被定位为艺术学理论的分支。
在国外，很多艺术史学科都在对艺术理论加以“召唤”，即使是电影、媒体、设计之类专门性、实践性学科也不例外——如美国帕森斯设计学院便有提供多元训练、广泛课程的“艺术与设计史论学院”，以培养未来设计界、艺术界人才。就这一理念不难看出，若缺乏应有的理论介入和训练而仅有知识是不可能达到上述“境界”的。
而随着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中艺术学的“正名”，艺术史论之间的“融通”趋势也显得更明显。从中国这一领域的现状而言，不仅艺术内部有艺术理论研究者，其他领域的学者中同样不乏其人。就学科建制层面来说，设立“艺术学理论”这一学科提供了坚实基础给艺术学研究的发展。从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层面来说，一方面艺术理论上升至“艺术学科核心”，可以提供理论思维训练给各种教学活动;另一方面其教学和研究又能对艺术能力、创作实践起到提升作用。尤其是融合两方面修养的做法，给艺术创新提供了丰厚资源和坚实基础。
二、艺术史的两次理论“入侵”
19世纪后期堪称艺术史“关键期”，该领域人才辈出，其一个突出的共性特征就在于讲究哲学基础和理论建构——也就是其中人物既是史家，又是理论家——这也就是艺术理论首次“入侵”。其主要特征包括：第一和美学的关联被极力撇清，转而汲取养料给艺术理论。第二，将艺术理论边界开放，将之定位为考察艺术品风格而不是解析审美经验、抽象分析之类活动。第三，艺术理论成为了很多基础性概念的来源，故而其成为了艺术史的基础知识系统或支撑学科。在其中，可以看出艺术科学中艺术理论所占据的核心地位。
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艺术史热点问题转向了方法论方面，在这一领域的考量已经显得更具文化政治意义、更加多元化，即成为了“跨学科领域”，其领地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理论和棋代表人物。在此过程中，艺术史及其理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使得艺术史已经不再是“知识生产”、“学术研究”之类活动，而是更像意识形态、政治力量之间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战场，或者说成为了话语表意实践、争取文化表征权利的领域。甚至连研究主题和方法也和传统边界完全不同，对艺术史的地形图加以彻底重绘。
三、艺术研究中的史论张力
尽管艺术史遭到两次“理论入侵”并受到了颇为深刻的影响，然而，艺术史论关系依旧错综复杂。首先，两次“入侵”可见艺术史依赖于艺术理论，其次，“入侵”同样也成为了艺术史内部抵制和反对的状况。具体而言，作为艺术史，其发展依旧有着两种并存的矛盾：其一在于艺术史作为“物的科学”或经验学科，经常会和其他各种理论出现冲突;其二是艺术理论及其形成的不同艺术史范式之间会出现各种形式的冲突。
或者说，可以采取不同的概念来对两次艺术史当中的“理论入侵”造成的各种形式艺术史内在冲突加以描述。而其间的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可以说是艺术史范式以“政治实用主义”转向“审美理性主义”这一改变过程。后者的范式主要所体现得是艺术史在风格和形式等方面的一系列考察的视角，对艺术历史演变所存在的'内在逻辑加以关注，而这样的“现代性建构”活动，往往是与文化理论、文学理论美学的现代性有着完全一致的取向，故而其可以被称作“审美理性主义”。而在政治实用主义方面，所体现的则是“对抗话语”这一理论特性，可以称得上是文化建构艺术史中“含有”的某一“后现代性”的活动，其具备的突出特征，则再也不将艺术的历史作为一种审美趣味、艺术风格之类加以发展的独立系统，而将之作为更为广阔的文化史、社会史、文明史之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此之中，有着很强的话语形成、意识形态批判等层面的政治分析。就其中后一种观点而言，其“现代性”体系中设想出的一系列“自主性”、“纯粹性”实际上都是虚空的幻想，故而只有在文化政治层面解析艺术史研究方可获得正确答案。故而在如此背景下，艺术的风格和形式已经被艺术史家所淡忘，转而开始解读其中的文化政治意义，艺术的历史分析活动中越来越多地夹杂了文化领导权、平等、压迫、属下、阶级、种族、社会、性别、身份之类概念。艺术史也从艺术品及其风格的“品鉴场所”变为 “文化战斗”的“战场”，即将知识的生产逐步转变为“资本争夺”。
四、结语
“政治实用主义”取代了“审美理性主义”，艺术史的研究范式中越来越体现出理论的作用并形成了巨大的转型。这样的“转型”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艺术史这一层面所表现出的研究对象和与之配套的方法。
然而，“政治实用主义”和“审美理性主义”之间的紧张实际上并未出现任何形式的缓解。而近期“回归艺术”的艺术史研究倾向，和“审美回归”文学和美学理论的一致，造成了艺术史研究重新定位这一难题。这也就使得俄国“形式主义”理论体系的代表人物雅各布森先生在近一个世纪前的说法，即文学研究中关乎社会历史或心理者均非文学研究范畴。这个说法对研究者有了这一提醒：艺术史与期间一系列理论之间存在的关系至今还没有真正明确化，审美理性主义和政治实用主义能否兼容和整合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艺术史的方法论日益多元化，趣味和价值日趋多元化，但相对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潜在危险不可小觑。
东西方设计绘画美学异同：东方以中国为代表的绘画审美基点在于“意味”，西方绘画的基点在于“再现”中国绘画最求形象之外的意，线条与超然的色彩更能充分表达主管情感，成为东方美术造型的主要手法。西方人致力于物象属性的研究，造型艺术便充分利用了自然科学，借助明暗规律光与色的关系，空间，体积，结构，运动的表现成为主要造型的依据。东方审美的本质在于尚意，领悟，对真实的理解是物体对应情思后“升华了的真实”，西方审美本质是尚形的，他们认为认为造型艺术的认识必须是由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而理性认识必须有明确的定义，审美必须有客观依据，有准确的概念，推斥了东方的“领悟性”重视自然给人的美感及生活体验的功用。东方：逻辑体系严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意足不求颜色似”如山水画讲究意境，讲究“澄怀味道”，“有无相成，虚实相生，灵气往来，无画处皆成妙境”。画面上用大面积的空白，大块的墨线与墨块，多视域的构图处理，成为东方人理解到有相辅相成的艺术创造中的宇宙和谐实体。西方人认为：“之所以世界千差万别就在于它们有各自都具有不同的数量关系。雕塑绘画等艺术的美在于‘数的和谐与比例'。一切造型艺术要依靠对数据恰如其分的把握”。如此自然最完美的比例节奏构成了重要依据.完美的古希腊雕塑来自理想中比列的和谐与完美,神庙建筑来自几何图形的和谐统一,艺术史成了这种和谐与人感知的理想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