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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希望大家喜欢。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看，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原因看，既有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奋起抵抗的内在原因，也有世界各国人民给予支持和帮助的外在原因。从两个原因的主次关系看，内在原因起了决定性作用。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内在原因看，起作用的因素又是多方面的，但历史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我就围绕这个问题作个发言，谈五个问题与大家探讨和交流。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 1 我谈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最早宣传者、动员者和最坚决的抗击者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采取什么态度，这是衡量一个政党是否能得到民众拥护、是否能领导和影响民众的一个重要标尺。而能否广泛地组织和发动民众，这是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的前提和条件。众所周知，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从日本帝国主义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的。这个时间比1939年9月德国侵略波兰早8年，比1941年6月德国进攻莫斯科和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爆发太平洋战争早10年。尽管这时中国的抗日战争还是局部的，但是中国共产党毅然决然地立即发起了抗战号召和组织开展了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和第三天即9月19日、20日，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共中央就先后分别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和《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 1932年4月，成立还不到半年时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对日宣战，这比国民党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早9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和武装当时虽然力量还很弱小，而且没有所谓的合法地位，还不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但是，却表现出了对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重大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开展了东北地区抗日游击战争，推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由局部抗战逐步转向全民族抗战。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各阶层人民和爱国官兵奋起抵抗，组织了各种抵抗武装。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加强同东北抗日义勇军等武装力量的联系，并组织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斗争。在此前后中共中央陆续派出了杨靖宇、赵一曼等多批干部到东北工作，加强各级党组织的 领导力 量。这两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干部最后都英勇牺牲，成为受后人景仰的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英雄。到1933年初，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巴彦、南满等几支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渐成为东北的主要抗日武装力量。从1936年初到1937年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东北抗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等抗日武装陆续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 这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队共有11个军3万多人，开辟了三大游击区，同日伪军进行了数千次的战斗，曾粉碎敌人上百次“讨伐”，歼灭日军1万余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牵制了大量侵华日军，支援、鼓舞和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努力下，中国大地形成了一股要求团结抗日的历史潮流。中国共产党还积极参与和推动国民党内的抗日派进行局部抵抗。1932年1月，日军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国民党第19路军发起淞沪抗战，中国共产党通过上海党组织发动群众积极支援。1933年6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等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掀起了察哈尔抗战，中国共产党派遣了300多名共产党员参与其中，这次抗战曾乘胜收复了察东重镇多伦等大部分失地。吉鸿昌就是这次抗战中涌现出的闻名全国的抗日民族英雄。1936年，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发起了绥远抗战，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声援。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从局部抗战走向全民族抗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承担起了抗日民族先锋的历史重任。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 2 我谈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团结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的杰出组织者、鼓舞者和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 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团结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是根本保证。那么，中国全民族的抗战力量是由谁团结凝聚起来的呢?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全民族抗战是谁领导和主导的呢?按理说应该由当时处在全国执政地位的中国国民党及其政府领导和主导。但是，从中国抗日战争的整个历史过程看，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历史的特殊原因，中国的抗战则是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和主导的。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是如何形成的?又是谁倡导的、谁促成的、谁坚持和维护下来的呢?历史告诉我们，是中国共产党。 如前所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尔后，1935年又制造了华北事变。在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顺应人民的愿望和时代的要求，适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早在1933年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一二六指示信”，首次提出并开始在东北组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又适时提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1936年间，中国共产党逐步实现了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政策转变。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发生和和平解决，标志着国共十年内战的结束，两党合作抗日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和发展趋势。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始终以民族解放为己任，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宽广胸怀，捐弃前嫌，放下了国民党对共产党人血腥屠杀的深仇大恨，努力促成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为标志，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中华民族最终取得抗日战争完全胜利创造了基本条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又始终尽力维护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和统一，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中国的抗战就有倒退的危险，就有失败的危险，也就有使历史的悲剧再次重演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从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局出发，提出“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在抗战防御阶段，国共两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合作抗日的旗帜下协同作战，对日军进行了有效的抗击，使日军实力受到较大损耗。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手段，英美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再加上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发展壮大的敌视和畏惧，中国抗日几度出现逆转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和原则，维持了国共合作抗战到底的局面，避免了倒退，克服了危险，防止了分裂，成为引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光辉旗帜，中国共产党也实际上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坚强政治领导核心。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 3 我谈的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实施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是中国抗日战争正确战略的提出者、指导者和引领者 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军事力量又非常弱小，如何抗战、怎样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就至关重要。从全民族抗战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号召全国人民实行总动员，主张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强调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下，必须实行全国军队和人民的总动员以及革新政治等一整套办法。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会议，讨论制定了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并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把实行全民族抗战与争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把反对外敌入侵与推进社会进步统一起来，正确处理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途径，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这与国民党实行的仅仅依靠政府和军队进行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形成鲜明对照。这两种不同的抗战路线，决定着中国抗日战争的不同方向和中国人民的不同命运。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中国必胜，日本必败，而且这个胜利将会是人民的胜利。如果按照国民党片面的抗战路线，则会得到相反的结果。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和不懈努力，历史和人民作了第一种选择。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为党领导下的广大抗日军民提供了战胜敌人的科学思想和正确 方法 。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即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提出“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的观点。1936年7月，他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提出了通过持久战取得胜利的方针。 1938年5月，他集中全党的智慧撰写了《论持久战》。这部光辉的军事哲学著作深刻分析了中日双方的特点，科学揭示了中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正确回答了中国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的、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最后胜利为什么属于中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并以极富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描绘了中国持久抗战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的路线图。持久战总的战略方针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广大军民，也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和军队中产生积极影响，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中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全国抗战形势后来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科学预见。中国共产党还提出了游击战的战略理论及一系列与之相配合的战略战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略战术是由中国的国情和中日双方各自的特点所决定的，它也是持久战战略总方针下正确战略战术的展开和具体实施。1937年8月1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指出红军作战的原则，是“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 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强调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和作用。由于敌强我弱以及由此产生的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主要不是在内线、在战役战斗上配合正规战，而是在外线即在敌之深远后方独立作战，担负配合友军作战、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它是长期贯穿于抗日战争的战争形式，是敌强我弱形势下人民战争的最佳方式，是不断削弱敌人、壮大自己，积小胜为大胜，从游击军和游击战逐步向正规军和正规战发展，最终彻底战胜日本侵略者的独特有效战法。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 4 我谈的第四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了广大敌后战场和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逐步成为整个抗战的有生力量、中坚力量和主力 如上所述，领导和主导中国全民族抗战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中国抗战的特殊领导和组织形式。而中国的抗日战场由于国共领导的武装力量不同、抗战路线和战略战术不同，形成了正面和敌后两大战场，这又造成了中国抗战的特殊战略布局。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领导的武装力量，采取先山区、后平原，波浪式向前推进的方式，先后开辟了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战场，创建了19块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些敌后战场的形成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不但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图谋，而且构成了对日军后方的致命威胁。敌后战场的开辟是侵华日军对中国停止战略进攻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逐步上升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成为敌我力量消长变化的关键因素。到战略反攻阶段时，敌后战场成为全面反攻、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前沿阵地。敌后战场经历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轨迹，逐步成为中国坚持抗战和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这些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与敌人作战的立足点，是牵制、袭扰、消灭敌人的出发地和前沿阵地，是实施游击战争的基本条件。这些区域不是从国民党政府的手中划定而得到的，而是从已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又从日本侵略者的手中夺回来的。在抗日根据地内，中国共产党把坚持抗战与实现民主统一起来，加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 文化 建设。通过各项建设，抗日根据地不仅成为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坚强阵地和全国抗战的重要堡垒，而且成为抗日民主建设的典范和新中国社会的雏形。 这一切与国民党统治区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和强烈的反差。在开辟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逐步发展成为中国抗战的骨干和主力。在战略防御阶段，随着日军进攻的深入和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败退，八路军、新四军果断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友军作战，创建抗日根据地，成为遏止日军持续进攻的生力军。全民族抗战一开始，八路军115师就取得平型关大捷，歼灭日军1000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有力地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抗战信心。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在战略防御阶段的一年多时间里，八路军、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万余人，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余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包括游击区)总人口达到5000万以上。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普遍展开，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范围，从陕甘宁一隅迅速发展到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地区。在战略上造成对日军重点占领城市和交通线的反包围态势，形成犬牙交错的战争局面。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作战1824次，毙伤日伪军2?58万人，俘虏1?8万余人，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0公里，桥梁、隧洞和火车站260多处，导致日军赖以运输兵力和物资的华北主要交通线瘫痪，迫使日军将兵力转向后方，迟滞了日军南下的步伐。从抗战全局看，构成了与正面战场相对应，在战略上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相策应的，独立的广大的敌后战场。在全民族的抗战中，敌后战场抗击着约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逐渐成为主战场，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成为促使国民党抗战到底的重要因素。 这里有一组数据可以有力地证明这个问题。从1938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是：1938年59%，1939年62%，1940年58%，1941年75%，1942年63%，1943年58%，1944年64%，1945年69%。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与正面战场常规作战的一次次战役不同，敌后游击战的重点是面而不是点，是持续而不是阶段，是整体而不是个别，是战略而不是战役，实质上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一场特殊的战略大会战。在极为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敌后军民创造了很多极为有效、灵活多样的歼敌方法，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围困战、水上游击战、铁道游击战等等，使日伪军犹如困兽，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不可自拔。日本旧陆海军档案和战史丛书里，有众多“治安战”的记载，充斥着对中共游击战无可奈何的感叹。 可以说，这一时期，敌后游击战成为消耗日军力量最为恰当的攻势战略，也成为消耗日军胆略与士气最为有效的心理战略，为改变中日战争力量对比，促使中国度过最为艰难、也最为重要的相持阶段发挥了决定性作用。1943年敌后战场部分地区开展了攻势作战，1944年开始进入局部反攻阶段，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开始全面反攻。由于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已处在解放区包围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实际上承担起对日军全面反攻的主要任务。到1945年底，在全面反攻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共歼灭日伪军近40万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余座。在八年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69.4万余支，各种炮1800余门，收复国土100余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约1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开辟的敌后战场，坚持长期艰苦抗战，不断发展壮大，成为独当一面的抗日战场，同时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中坚力量。1945年3月18日，日本东京《同盟世界周刊》写道：“根据我们的见解，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连当年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也认为：八路军“作战勇敢，内部团结，只是武器装备太差”。由此可见，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阶段敌后游击战场的关键作用和决定性作用是不容抹煞的，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论文 5 我谈的第五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弘扬和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被侵略、受欺辱的中华民族能否取得胜利、能否获得解放，精神的力量不可或缺，精神的作用十分重要。在中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野蛮凶狠，惨无人道，其铁蹄践踏之下，中国大地到处是人间地狱，城市遭到轰炸，村庄遭到焚毁，无辜平民遭到杀戮，妇女遭到奸淫，大好河山遭到蹂躏。面对侵略者的残暴与横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不怕牺牲，以高昂的抗日热情和旺盛的革命斗志感染和激励着中国人民。 毛泽东就曾指出：“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价而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我们的方法就是战争与牺牲，拿战争对抗战争，拿革命的正义战对抗野蛮的侵略战。”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正像同志指出的那样，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中国共产党人以最富于牺牲精神的爱国主义、不怕流血牺牲的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 中国共产党人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为铸就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精神输入了新鲜血液，注入了深刻内涵。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争，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艰苦卓绝的战争。他们兵力弱小，装备落后，却要面对强大的日军的反复“扫荡”，而日本法西斯实行的是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人包围中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大多是穷乡僻壤，物质条件极为贫乏，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就是在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不怕困难，不畏强暴，英勇杀敌。因此，在消灭了大量敌人的同时，自己也付出了巨大牺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抗战中指战员伤亡60余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伤亡600余万人。其中，晋察冀根据地伤亡的群众约71万人，晋冀鲁豫根据地伤亡的群众约120余万人。 当时，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最大时才100余万平方公里，只占全国总面积不到1/9。人口最多时也才约1亿，也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约1/4。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以非常有限的资源，直接取得如此巨大的抗战胜利成果，实属不易。最后，我以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一点感悟作发言的结束语同志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回顾和重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这段历史，它告诉我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伟大历史转折点，也成为人类和平正义事业不可逆转的伟大历史坐标。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民族的危难时候，它一诞生就肩负起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重任。 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推动者、践行者，也是人类和平正义事业的坚定捍卫者、维护者。历史启迪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命运所系，前途所在。今天，我们研究和回顾这段历史，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就是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以此来唤醒我们的历史记忆。历史是不可忘记的，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历史可以警示当下，烛照未来，它可以作为我们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同志为的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开拓进取，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天下论文一大抄，那些专家学者们的论文都经常爆料是抄袭而来的，我们大可模仿之。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写论文的话要看你写的是什么内容的，先查资料，网上的图书馆的都行，现在胸中打好腹稿，我这篇文章到底要写什么，写那几个方面，每个方面写多详细，最好列个提纲。然后就开始动笔了。写时参照你查好的资料，不行就东一块西一块的往起凑，其实军事理论论文很好写的，不用担心字数不够，只要你开始动笔到最后你定会发现自己已经HOLD不住了，我就写了5000多字，压缩版的。
是只要一个题目吗？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题目写作时间:90 分钟 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题目 1.浅析洋务运动 2.从两次鸦片战争看中国之变迁与发展 3.浅析辛亥革命 4.中国近代不同阶级的救亡运动 ——...中国近现代史论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 小组学习实践报告 报告题目: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小组...中国近代史论文 6页 免费 中国近现代史论文 4页 4下载券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论文参考选题《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论文参考选题 1、结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本内容,选取你感兴趣的历史问题,自拟题目进行写作。 2、近代中国落后原因分析。 3、中国近代...《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考核论文题目《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考核论文题目_历史学_高等教育_教育专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考核题目 1、为什么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最终没能使...236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题目及要求A(236) 北京理工大学远程教育学院 2015-2016 学年第二学期 《中国近代史纲要》期末论文(A 卷)教学站 学号 开卷 100 分 姓名 手机号 成绩 考试题目: 试论近代...中国近现代史课题论文桂林摩崖石刻在我国碑刻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见 一斑。清朝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在《语石》中说:“桂林山水甲天下,唐宋士大夫度 岭南来,题名赋诗,摩崖殆遍。”这种题...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期末考试论文题目2016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期末考试论文题目材料一: 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过程,特别是加入 WTO 以后,中国经济进 入全面加速阶段,作为多边体制...中国近现代史期末论文(3000字)中国近现代史期末论文(3000字)_历史学_高等教育_教育专区。《在抗战历史中反省...中国封建社会由盛到衰 2、中国近代史的里程碑——辛亥革命 3、关于好与坏的...中国近代史论文中国近代史小论文 2页 免费 中国近代史论文选题 2页 1下载券 中国近代史论文...中国的近代史是中国人民屈辱的血泪史, 也是中华民族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抗争 史,...关于近代史的一个课题论文关于近代史的一个课题论文_历史学_高等教育_教育专区。对近代史一个选择方向进行...中国近代史上进行的一场引 进西方资本主义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
克劳塞维茨在探讨战争的属性问题时认为，战争的目的就是要战胜敌人、打败敌人，透过战争的全部现象就其本身的主要倾向来看，战争是个奇怪的三位一体：暴烈性的要素，使战争成为一种盲目的自然冲突，概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动，使战争成为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使战争成为一种纯粹的理智行为。这三个方面，分别主要同人民、统帅和它的军队以及政府有关。他说："这三种倾向像三条不同的规律，深藏在战争的性质之中，同时起着不同的作用。"（《战争论》，第1卷，46页，商务印书馆，1982，以下凡引自该书只注明卷次和页码） 他在探讨战略和战术区别的问题时指出："战术和战略是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相互交错，但在性质上又不相同的两种活动，如果不精确地确定它们的概念，就不可能透彻地理解它们的概念，就不可能透彻地理解它们的内在规律和相互关系"。（第1卷，110页） 他还在把所谓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联系起来考察的基础上指出，由于在纯概念的抽象领域里：所思考的对象"是一场自行其是的、除了服从本身内在的规律以外不受任何其他规律约束的那些力量的冲突"，（第1卷，28页）因而它导致了战争的行动在经常不断的相互作用下趋向极端。 要根据概然性的规律推断战争，必须依靠情报。他指出："情报是指我们对敌人和敌国所了解的全部材料，是我们一切想法和行动的基础。（第1卷，93页）由于战争是一种敌我双方互相欺诈的行为，一方为取胜对方，总要千方百计地隐蔽真实企图，制造出种种假象，互相诱，因而使得在战争中所获得的情报中，往往有很大一部分是互相矛盾的，更多的是假的，绝大部分是不确实的。 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战争的特性：首先，战争是充满危险的领域。战争是充满着艰难险阻的活动，当一个人接触到程度不同的危险时，只具有普通的勇气是不够的。要在各种困难的条件下泰然自若，就必须具备巨大的、百折不挠的、天生的勇气、强烈的荣誉心或久经危险的习惯。 其次，战争是充满劳累的领域。在战争中，劳累是暗中束缚人的智力活动和消磨人的心理状态的许多因素之一。要想不被劳累所压倒，就需要有一定的体力和精神力量。为此，指挥官应要求军队和部下，在战争中自觉锻炼吃苦耐劳的精神。 其三，战争是充满不确实的领域。在战争中，一切行动所追求的只是可能的结果，战争行动所依据的情况有3／4好像隐蔽在云雾里一样，是或多或少不确实的。人们对隐藏着的敌情，只能根据不多的材料进行推测，同时也很难每时每刻都确切地了解自己的情况，从而增加了认识和把握战争规律的困难。 其四，战争是充满偶然性的领域。人类的任何活动都不像战争那样，给偶然性这个不速之客留有这样广阔的活动地盘。偶然性会增加各种情况的不确实性，并扰乱战争事件的进程。由于偶然性的不断出现，就会不断发生预期计划与战争实际不符的情况，它直接影响到作战计划的实施。 克劳塞维茨通过阐述战争特性，指出了战争认识的特殊性，他说："在实际生活里本来很少能做到一切行动都符合实际情况，在战争里，就更难做到了。在战争同人类其他活动中比较起来，人的认识显得更不完善，人们会遇到更大的危险和更多的偶然现象，因此，战争中的贻误……也必然要多得多。"（第2卷，707页） 然而，他又过分夸大了战争的不确实性和偶然性的特性，他说："战争中的一切情况都很不确实……一切行动都仿佛是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下进行的，而且，一切往往都像在云雾里和月光下一样，轮廓变得很大，样子变得稀奇古怪。这些由于光线微弱而不能完全看清的一切，必须靠才能去推测，或者靠幸运解决问题。因此，在对客观情况缺乏了解的场合，就只好依靠才能，甚至依靠幸运了。"（第1卷，121页）[编辑本段]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克劳塞维茨在探讨什么是战争的问题时，仿效黑格尔以所谓'绝对观念'构建理论体系的方法，把战争区分为"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两种形态。并通过分析"绝对战争"认为，不应该把战争看成是一种单纯的暴力和消灭敌人的行为，不应该根据这种简单的概念，按逻辑推出一系列与现实现象不相符合的结论，而应把绝对战争作为整个社会的一部分，放到现实生活中去进行考察。 在现实战争中，总是存在着某种足以促使作战的紧张程度趋向缓和的客观因素。这种客观因素在克劳塞维茨看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战争决不是孤立的行为。战争不是突然发生的，它的扩大也不是瞬间的事情，相反，它需要一定的准备，它同战前的国家生活密切联系，是由一定时期内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引起的。 第二，战争不是短促的一击。整个战争是由一系列边疆的军事行动组成的，由于交战双方都可以把对方前一行动及其一切现象，作为衡量下一行动的尺度，因而军事行动向极端发展的趋势又会得到大大的缓和。 第三，战争的结局也不是绝对的。战败国往往把失败看成是在将来的政治关系中还可以得到补救的暂时不幸。 为了简要说明战争与政治的这种内在联系，克劳塞维茨明确地做出了"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经典表述。在此基础上，克劳塞维茨进一步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作了具体的探讨。 一方面，政治决定战争，它又表现为如下三点： 其一，政治是整体，战争是部分，政治产生战争。他认为，在考察战争与政治这两个相互矛盾着的因素时，既应注意对它们进行分别的研究，又应善于把它们结合成为一个统一体，进而从总体的意义上认识战争的起因问题。 其二，政治是目的，战争是手段（或政治是头脑，战争是工具），政治操纵战争，军事观点从属于政治观点。 其三，政治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不因战争的爆发而中断。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克劳塞维茨批判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战争在爆发之后，就会脱离政治而成为一种独立的东西，一种按自己路线发展的东西。 另一方面，战争反作用于政治。克劳塞维茨认为，尽管战争是由政治目的引起的，战争必须服从战争意志的支配，但政治目的并不"因此就可以任意地决定一切，它必须适应手段的性质"。（第1卷，43页）因为战争虽然是一种政治交往，但它又是一种与人类其他政治交往不同的活动方式，"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如果说战争有特殊的地方，那只是它的手段特殊而已。"（第1卷，43一44页） 他还在论述战争手段的特殊性时指出："战争是一种巨大的利害关系的冲突，这种方式是用流血方式进行的，它同其他冲突不同之处也正在于此。"（第1卷，135页） 他论述说，如果政治提出战争所不能实现的要求，就会违背政治应该了解它想使用的工具这一必不可少的前提；如果政治能正确判断战争事件的进程，就会同战争的目标相适应。如果政治期待从某些战争手段和措施中，得到同战争的性质不相符合而又不可能得到的效果时，政治就会通过它的决定作用对战争发生有害的影响；而如果政治与战争的目标相一致时，就能够对战争产生有利的影响。[编辑本段]消灭敌人军队的企图是战争的长矛 克劳塞维茨既认为政治意图是目的，战争是手段，同时又认为，战争的政治目的不能任意地决定一切，而必须适应手段的性质，并由此探讨了战争自身所要达到的目的，亦即战争的目标。 他认为，要确有把握地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就必须使敌人无力抵抗。就是说，战争中的目的必然始终而且只能是打垮敌人，也就是使敌人无力抵抗。在他看来，这是从所谓"绝对战争"的纯概念中推出来的抽象的战争目的。 按照克劳塞维茨的看法，打垮敌人这个抽象的战争目的，包括三个要素：一是消灭敌人的军队；二是占领敌人的国土；三是征服敌人的意志。因为敌人的抵抗力量是由军队、领土和意志组成的，所以不摧毁这三个要素，则不可能将敌人打垮。在三个要素中，首先应消灭敌人军队，然后占领敌人的国土，最后迫使敌人情和。但这个顺序并不是绝对的，因为这三个要素往往是相互影响的。 他还提出，在现实中，并不是到处都有打垮敌人这个抽象的战争目的的地位，因此决不能在理论上把它当作一个定则。也就是说，在战争中可以达到目标的方法很多，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只限于打垮敌人。如消灭敌人军队，占领敌国领土，占据敌国地区，入侵敌人地区，破坏敌方同盟，消耗敌人力量，等待敌人进攻等都是方法。这些方法都可以用来挫伤敌人的意志，但哪种方法比较有效，则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在论述战争目的的过程中，克劳塞维茨突出强调了消灭敌人军队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关于消灭敌人军队的含义，他除在打垮敌人的意义上理解外，还包括以下两层意思：一是消灭敌人的军队，"并不是仅仅指消灭敌人的物质力量，而且还包括摧毁敌人的精神力量。"（第1卷，61页）二是消灭敌人的军队，主要是指敌我双方在"相互杀伤和破坏过程中直接取得的利益。"（第1卷，255页） 克劳塞维茨还曾对消灭敌人军队和保存自己军队的关系作了精辟的阐述，他写道："消灭敌人军队和保存自己军队这两种企图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它们是相互影响的，它们是同一意图的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第1卷，63页） 他在论及消灭敌人军队和保存自己军队的地位及其作用时说："消灭敌人军队这一企图具有积极的目的，能产生积极的结果，这些结果最后可以导致打垮敌人。保存自己军队这一企图具有消极的目的，能粉碎敌人的意图，也就是说可以导致单纯的抵抗，这种抵抗最后只能是延长军事行动的时间以消耗敌人。"（第1卷，63页）从行动的表现上看，具有积极目的的企图能够引起歼灭性的行动，具有消极目的的企图则只能等待歼灭性的行动。 但他紧接着又说，保存自己军队这一具有消极目的的等待，"不应该成为绝对的忍受，而且在等待时所采取的行动中，消灭正在同我们作战的敌人的军队，同其他任何对象一样，也可以作为我们的目标。因此，如果认为有了消极意图就只能寻求不流血的方法，就一定不把消灭敌人军队作为目的，那么，他就在根本观念上大错特错了。"（第1卷，63页） 固然，当消极目的占主要地位时，它会促使人们采取不流血的方法。但这种不流血的方法，决非迫切希望保存自己军队时的当然手段。如果这种方法不适合当时的情况，那么，反而会使自己的军队遭到覆灭。实际上，"当消极企图占主要地位时，它的唯一的必然的作用是推迟决战的时间，使人们等待决定性的时刻。（第1卷，63页）也就是说，在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可以通过推迟军事行动的时间，去变换军事行动的空间。但这种时间的推迟是有限度的，如果无限制的一直推迟下去，就会使保存自己军队这一消极目的的优越性完全丧失掉，继续让位给消灭敌人军队的积极目的。"[编辑本段]战争理论不是死板的规定而应是一种考察 克劳塞维茨通过军事活动的考察认为，军事活动具有自己的特点，"企图为军事艺术建立一套死板的理论，好像搭起一套脚手架那样来保证指挥官到处都有依据，这是根本不可能的。"（第1卷，121页）事实上，无论这种死板的理论多么面面俱到，都不可能完全解决战争理论与战争实践之间的矛盾。 为消除战争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克劳塞维茨提出，战争理论不应是对战争实践的规定，而应是一种考察。"这种考察就是对事物进行分析探讨，它可以使人们对事物有一个确切的认识，如果对经验进行这样的考察（对我们来说也就是对战史进行这样的考察），就能深入地了解它们。"（第1卷，122一123页）也就是说，理论不应当成为一套供战场上使用的代数公式，不能通过规定死板的原则，为人们指出狭窄的必然的道路。 相反，理论应该"成为通过书本学习战争问题的人的指南，到处都为他们指明道路，使他们顺利前进，并且能培养他们的判断能力，防止他们误入歧途"；"理论应该培养未来的指挥官的智力，或者更正确他说，应该指导他们自修，而不应该陪着他们上战场，这正像一位高明的教师应该引导和促进学生发展智力，而不是一辈子拉着他走一样。"（第1卷，123页）总之，战争理论主要是帮助指挥官和从事战争的人们"确定思考的基本路线，而不应像路标那样指出行动的具体道路。"（第1卷，124页） 只有根据上述观点，才能消除战争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建立一种令人满意的作战理论，即是说，建立一种有目的、切合实际的作战理论。而且这种理论只要运用得当，就会不断接近实际，以致消除理论脱离实际的反常现象。克劳塞维茨认为，要考察战争，必须要有相应的知识。这些知识可以从研究和思考中获得，也可以从战争实践中获得。指挥官应该像蜜蜂从花里采蜜一样，善于从战争生活中吸取精华。 在克劳塞维茨看来，是否运用战争史例是一回事，运用得是否恰当则是另一回事。并认为，能否正确地运用战争史例，直接关系到能否正确地说明和理解有关的战争问题。还由此扶出了运用战争史例的四个着眼点："第一，用史例说明某种思想。在论述问题时，当作者的思想不能为人们所理解，或者容易被人误解的情况下，引用战争中的史例来说明自己的思想，以保证读者能正确理解作者的原意。 第二，用史例说明某种思想的运用。既一般地论述某种战争手段有效性的思想，又应注意引用战争史例指明使用手段时的各种具体情况。 第三，用史例证明自己的论点。当需证明战争中的某种现象或某种行动，可能会产生何种效果或结果时，用过去已发生的事实往往更有说服力。 第四，通过详细叙述某一史例或列举若干史例从中吸取某种教训。[编辑本段]运用战争史例的两条原则 一是必须详举史例。如果叙述某种历史事实是要证明某种一般的真理，那么就必须确切而详尽地阐述同这个论点有关的一切，必须把史实毫无遗漏地展示在读者的眼前。"（第1卷，170页）详尽地叙述一个事件，往往要比简单地提示十个事件更为有用。当然，还应注意在详尽叙述战争史例的同时，把握史实的内在联系，否则，也不可能用史实证明理论上的真理。 二是尽量选择最近的史例。只要最近的史例是大家都熟悉和经过研究的，就永远是选择史例的最好的来源。由于最近的史例往往同现代战争很近似，便于我们从中吸取教训。相反，由于较远的年代的条件不同，作战方法也不同，因而它对现代作战的教育意义和实际意义都比较小，当然，这些较远年代的史实只要恰当，也并非绝对不能用。 克劳塞维茨在考察了鞑靼人出征、古代共和国的战争、中世纪的战争，直到拿破仑的战争的历史后指出："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战争，各有其特有的限制范围。因此，尽管到处和时常有人企图根据哲学原理制定战争理论，每个时代仍然保留有自己的战争理论。"（第3卷，877页）即是说，根据战争实践而制定的某种战争理论的原则是具有客观真理性的，但它们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它们总会随着时代、国家、军队和作战方式的变化而改变。因此，战争理论的建立"必须考虑各个时代的特点"（第3卷，877页）必须符合时代的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克劳塞维茨还看到了战争理论的发展与社会关系变革之间存在着的必然联系。他在分析战争及其作战方法变化发展的问题时认为，法国革命战争以及拿破仑战争所产生的令人惊叹的成果，都是"社会状况改变的结果"。"在军事艺术领域内的新现象中，只有极小一部分可以算作新发明和新思想的结果，而大部分则是新的社会状况和社会关系的改变所引起的。"（第2卷，729页）[编辑本段]精神要素是战争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克劳塞维茨所说的精神因素（或精神力量、精神要素、精神素质等），主要是指统帅的才能、军队的武德等。他在"军事天才"一章中，专门探讨了统帅的才能问题。在他看来，军事天才是一种擅长军事活动的高超的精神力量，它不是某一种力量，而是各种精神力量和谐的结合，是各种精神力量的综合表现。 他还概括道，被称为军事天才的人，"与其说是有创造精神的人，不如说是有钻研精神的人，与其说是单方面发展的人，不如是全面发展的人，与其说是容易激动的人，不如说是头脑冷静的人，在战争中我们宁愿把子弟的生命以及祖国的荣誉和安全委托给这种人。" 克劳塞维茨认为，武德是军人在战争这一特殊事业中所应具有的美德，是一种可以单独考察的特殊的精神力量。 在他看来，武德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武德不同于单纯的勇敢，更不同于对战争事业的热情。普通人的勇气是一种天赋的品质，而军人的勇敢则必须服从更高的要求：服从命令，遵守纪律，遵守规则和方法，二是组成武德的晶体，必须依靠军队的团体精神才能凝结起来。所谓军队的团体精神，应是通过从军队这个团体的制度、规章和习惯，把战争中的种种精神要素固定下来。这种团体精神如同是把起作用的各种力量在一起的粘合剂。 他还对武德在个人和军队的特殊表现分别作了阐述"武德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是：深刻了解这种事业的精神实质，激发、锻炼和吸取那些在战争中活动的力量，把自己的全部智力运用于这个事业，通过训练使自己能够确实而敏捷地行动，全力以赴，从一个普通人变成称职的军人。（第1卷，192页） 他指出："军队的武德是战争中最重要的精神力量之一。"（第1卷，195页）它只有在军队经历了一系列战争并取得很多胜利，以及军队经常经受极度的劳累和困苦的结合中才能产生。一旦武德的幼芽长成粗壮的大树，就可以抵御不幸和失败的大风暴及和平时期的松懈。 针对当时军事理论界偏重物质因素而轻视精神因素的倾向，克劳塞维茨强调了精神因素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精神要素是战争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它"贯穿在整个战争领域，（第1卷，187页）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惊人的作用，并对"军事力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第1卷，101页）在战斗过程中，精神力量的损失是决定胜负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在双方物质损失相等的情况下，起决定作用的就只是精神力量。 克劳塞维茨也注意到物质因素的作用。在他看来，所谓物质因素，是指军队的数量、编成、各兵种的比例等。他认为，只有在摧毁对方物质方面得到的利益才是确实可靠的，在杀伤敌人、俘获敌人和缴获敌人火炮等方面获得的利益，是"绝对的利益"。 他还阐明了战争的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在决定战争胜负中的作用的融合互助性。首先，"物质力量的作用和精神力量的作用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其次，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是相互助长的。在战斗过程中，"一方面，使敌人的精神遭受损失，可以看作是摧毁敌人的物质力量从而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缴获的火炮和俘获人员的数量也是产生精神效果的一种新的力量。"（第1卷，259页） 尽管克劳塞维茨提出战争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但又过分夸大了精神力量的作用。他曾作过这样的比喻："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贵重的金属，才是真正的锋利的刀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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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去看下（历史学研究）~里面已经发表的论文你可以看下论题，好好学习参考下
正义的。 独立战争又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它推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创造了美利坚合众国，同时又铲除了殖民时期封建残余的长子继承法、续嗣限定法和代役税，奴隶制契约也基本上废除。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宽广的道路。 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对欧洲及拉丁美洲的资产阶级革命起了推动作用。它结束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实现了国家的独立，确立了比较民主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有利于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以后欧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也起了推动作用。
美国似乎永远是国际问题的焦点。近来国内媒体又开始流传曾经一度影响人们判断的“战争造就了美国”一说。其中的一些论点和论据，却难以经得起历史事实的推敲。关于美国的崛起和强大，有诸多原因。如果请教法律学者，他们一般会指出法制的因素；如果向政治学者求解，又会得到政治制度方面的答案；如果求教于经济学家，便会觉得经济成长是美国发展的主要动力。换言之，美国之崛起，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战争造就了美国”这一论点有失公允客观。 一 可以说，战争在许多国家的历史上都是存在的，包括我们中国。但是，战争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对于美国历史的推动作用，还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8世纪晚期的美国独立战争，是美国立国的开始，无疑是美国在当时和未来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是，同样身为殖民地的众多拉美国家，后来也通过独立战争先后摆脱了欧洲列强的殖民统治，却始终没有走上富强之路。可见，战争可以开创一个新国家，但建设一个新国家，包括美国，却需要种种其他因素。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不胜枚举。 美国建国初时国土面积十分狭小。到19世纪中、晚期以后，美国国土范围从东部大西洋沿岸，向西部延伸，横跨美洲大陆，直达加利弗尼亚、俄勒冈、华盛顿等西部海岸，覆盖了除加拿大、墨西哥之外的整个北美大陆。毋庸置疑，领土扩张在美国历史上客观存在。19世纪美国领土扩张的途径有多种，包括外交手段（1794年的美-英《杰依条约》），出资购买（1803年路易斯安娜购买案，1867年阿拉斯加购买案），以及战争（1846-48年，美国-墨西哥战争，以及对印第安人的战争）等。可见，战争及军事只是美国领土扩张的途径和手段之一。更为重要和根本的是，19世纪美国的西部扩张运动。19世纪初，美国内陆及西部大多数地区依然是人烟稀少，甚至是荒无人迹尚未开发的处女地。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近百年经济大开发，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农业、工业和商业强国。建设，而非战争，才是美国崛起和强大的源泉与主流。 记得二十多年前在国内读大学时，曾经流行一种观点，即美国的强大，是在一战和二战中大发战争财的结果。其实，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美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开始超越英、法等欧洲列强，跃居世界首位。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除了直接遭受战火蹂躏的国家和地区，有实力满足战争时期巨大的工、农业产品以及军火需求的国家，除了美国以外，别无它国。一旦世界燃起战争烽火，只有美国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满足战争的需要，同时利用战争，化干戈为经济发展的机会。所谓“机会偏爱有准备之人”，不虚言也。概言之，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拥有的足以制胜的军事实力，都是以战前美国已经形成的经济实力为基石。经济实力形成在先，战场制胜于后，不可因果倒置。 至于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与以前苏联为主的华约曾经大搞军备竞赛。苏联在核武器，常规武器装备，军队人员数量等方面，都不亚于美国，且拥有一个庞大的军工体系。最后，华约解体，前苏联分崩离析，国民经济的烂摊子原形毕露。可见，军事、战争决不是一个现代国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战争造就了美国”，言过其实。 二 有文章认为，美国文明的基因是军事，美国历史的中心性是战争。战争“不仅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工具，也是美国对外政策的目的”。以此推知，美国在历史上应该屡屡挑起对外战争才是。众所周知，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1775年爆发的美国独立战争，是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正义之战。1812年的“美-英第二次战争”，是捍卫美国独立的战争。在美国内战中，林肯领导的联邦政府和军队，维护了国家统一，并废除了南部的奴隶制度。具有争议的是1846-1848年的“美国-墨西哥战争”，交战双方对德克萨斯的归属各执一词，最后以墨西哥丧权失地了结。19世纪美国的最后一场主要战争“美国-西班牙战争（1898）”，起因于古巴等地反抗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美国乘机插手，赶走了西班牙，控制了菲律宾、关岛、波多黎各等地。这是美国历史上并不多见的直接争夺并建立海外殖民地的战争。毋庸置疑，美国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对中国的战争，都是不光彩的侵略行为。19世纪美国本土扩张中最为不幸的军事行动是对印第安人的战争。以上美国19世纪及其以前历次主要战争和军事行动，不论其是非如何，都是特定历史环境中，国内外各种因素作用下的产物，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但不足以代表美国历史发展的主题及基本内容。 话说人类进入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到第三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了两年，美国才迟迟参战。如果说一战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不义之战，在二战时期，美国则站在正义的一方，和中国人民，还有世界反法西斯人民一道，共同抗击日寇、德国法西斯。断言“军事是美国文明的基因……战争对于美国历史具有中心性……”，使人联想到曾经穷兵黩武，挑起战争灾难的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德国，这不是客观公允的历史态度。近年来，美国的一些军事行动引起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内部）极大的反对。尤其是2003年以来的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最为错误和愚蠢的一场战争。但是，综观美国历史，不应恶其现在，攻其一生，轻易下“战争对于美国历史具有中心性”这样的结论。 三 受19世纪中晚期欧洲列强“炮舰政策”的影响，人们很容易把美国的海外商业扩张和武力扩张挂钩，认为商业利益必以“武力开路，借助武力实现”。这是对于美国海外商业扩张的片面认识。事实上，在19世纪整整一百年间，美国对外经济活动以对英国、欧洲的农业贸易为支柱。内战前，依靠棉花等农产品出口；其后，粮食产品（小麦等谷物），牛、猪肉类产品成为主要农业出口商品。可以肯定地说，19世纪美国对外商业支柱，外汇收入主要来源是农业出口贸易，与海外军事行动毫无关系。 19世纪晚期，美国工业力量上升，一些工业企业开始向海外寻求商业机会。最初是产品出口，进而直接投资设厂。到20世纪初，美国新兴的跨国公司在英国、欧洲及加拿大等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都设有工厂和销售部门。用一位美国公司在英国代理人的说法，就是“和平地工作（意指工商业贸易）以征服世界”。武力开路，“贸易跟着旗帜走”，在美国与拉美、亚洲等不发达地区交往时的确存在，但不代表美国对外商业史的全貌和主流方面。 至于战争对于美国企业管理制度形成与成长的影响，更不应该随意夸大，乱加联系。美国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起源于19世纪的铁路公司。19世纪晚期，大型工商业企业开始出现，独具特色的美国现代工业研发机制应运而生并逐步制度化，现代管理制度也逐步形成。工业技术革命和企业管理革命同步进行，是当时工业革命的一大特色。根据企业/公司发展战略和需要而设立的相适应的现代管理结构和机制，到20世纪20年代，得到进一步完善并规范化。关于这一点，美国企业史专家阿尔弗莱德·钱德勒有极为详尽系统地论述。美国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后为美国政府机构，大学、工会等组织广为采用。过分夸大军事、战争的影响力，极易误导我们对国家发展道路的正确认识。 四 古人云：兵者，凶器也。战争曾经给人类带来无尽的灾难，美国也不例外。无论是美国内战，还是一战和二战，多少生灵死于非命。20世纪60-70年代初的越南战争，除了人员伤亡外，更造成美国内部动荡，社会分裂。70年代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滞胀”的尴尬，日益上升的国家财政赤字，都与漫长的越战相关。上世纪90年代美元的强势地位，并非如一些文章所言是美国对外军事行动的结果，而是日本经济长期萎靡不振，东西德合并后德国经济陷于低迷状态，1994-1995年墨西哥货币恐慌，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美国国内新经济发展等诸多因素综合影响而成。如果说1990年代美国对外军事行动对其经济繁荣有积极影响的话，主要在于维持了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这一点，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是一致的。几年前，笔者曾撰文指出由于布什政府的国内外政策，美国似乎又在走越战时期“枪炮和黄油都要”的老路，势必给美国经济造成沉重负担。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消耗了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且债台高筑，国际声望更是一落千丈。在风声鹤唳的反恐声中，美国人不是感觉更安全，而是更危险。对于美国而言，军事与战争，并不总是“意味着扩张和繁荣”。 以美国一贯的经济创新能力，维持现有的、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和商业环境，对于美国的重要性，远远高于“用武力实现扩张并攫取经济利益”。人类经过上世纪两次世界战争后，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经济利益方面成熟了许多。以武力攫取经济利益和势力范围的行为，虽未绝迹，但已为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所唾弃。美国之实力，运用得好，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运用失当，轻易便可给世界带来灾难。遗憾的是，美国政府近年来的许多对外政策和军事行动，增加了国际社会中不确定、不稳定，甚至进一步敌对的因素。一超独大的傲慢心态，单边主义，“先发制人，预先打击”等霸权作风，少数人头脑中挥之不去的冷战思维，在国际事务中日趋依赖武力的倾向，皆令人深感不安。美国政府能否像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一样，意识到伊拉克战争的错误，吸取教训，从而以合作、外交、平等的方式，促进国际社会的协作、稳定、和平与发展，还需拭目以待。 五 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客观认识美国的历史进程，正确理解美国之现状，有助于我们更加理性地、建设性地处理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宣扬美国的本质、目的、历史中心就是战争，只能进一步鼓动中美对抗的情绪，于己于人皆不利。夸大战争在美国崛起中的作用，混淆国家富强的主要原因，岂不是要把国家的发展道路引入歧途。深入理解一个国家成长和发展的真实源泉和道路，更能坚定我们以建设为中心，和平崛起的信心。人类在21世纪内和平与发展的重担，仍将由中国、美国、欧盟，俄罗斯等少数几个大国共同承担。担子挑得好，是人类之福；担子挑砸了，这个世界，其实很脆弱。
法国大革命：1789年7月14日，起义群众攻占了关押政治犯的巴士底监狱，掀开了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不久颁布了《人权宣言》。1794年7月，罗伯斯庇尔等人在政变中被送上了断头台，法国大革命高潮结束。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法国的封建统治，传播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进步思想，对世界历史的人民生活没有摆脱困境，政局动荡。在这种情况下，拿破仑登上了法国历史舞台。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失利后，路易十八在外国军队保护下复辟了波旁王朝。恢复了国王的权利，并且大肆血洗革命者。1830年7月巴黎人民发动七月革命，经过3天战斗，攻下王宫，国王查理十世逃往英国，建立了以路易•菲利浦为首的七月王朝，至此法国大革命彻底结束。法国大革命是一次广泛而深刻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它摧毁了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它是一次欧洲范围的革命，推动了欧洲的反封建斗争，并为欧洲的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期间所颁布的《人权宣言》和《拿破仑法典》在世界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独立战争： 美国独立战争是世界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它的胜利，给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打开了一个缺口，为殖民地民族解放战争树立了范例。独立战争又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它推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创造了美利坚合众国，同时又铲除了殖民时期封建残余的长子继承法、续嗣限定法和代役税，奴隶制契约也基本上废除。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宽广的道路。正如列宁所说：“现代的文明的美国的历史，是由一次伟大的、真正解放的、真正革命的战争开始的。” 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对欧洲及拉丁美洲的资产阶级革命起了推动作用。它结束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实现了国家的独立，确立了比较民主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有利于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以后欧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也起了推动作用。 美国独立战争没有解决土地问题，也没有解决奴隶制问题，使得独立后的美国南北方朝着两种不同的经济道路发展，最终导致美国内战（南北战争）的爆发。独立战争的胜利，使美国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实现了国家的独立，为美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障碍，并为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树立了榜样，推动了18世纪的欧洲革命。《独立宣言》、1787年宪法及其所确立的新型政治体制，是人类文明的可贵遗产。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美国独立战争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he conflict by whichthe American colonists won their independence fromGreat Britain and created the United States ofAmerica,was an upheaval(大变动)of profound(深刻的)significance in world history. It occurred in thesecond half of the 18th century, in an"Age ofDemocratic Revolution, "when philosophers andpolitical theorists in Europe were criticallyexamining the institutions of their own societiesand the notions(观念) that lay behind them.Yet theAmerican Revolution first put to the test ideasand theories that had seldom if ever been workedout in practice in the Old World--separation ofchurch and state, sovereignty(主权) of the people,written constitutions, and effective checks andbalances in government. A struggle to preserve and later to expand thedimensions (限度) of human freedom, the AmericanRevolution was also an anticolonial movement, thefirst in modern history. Before then,countries hadusually come into existence through evolutionary(进化论) processes, the result of tradition andhistory, geography and circumstance. The UnitedStates, on the other hand,had a birth date,1776;itwas"the first new nation, "a republic born inrevolution and war, a pattern (模式) followed byscores of fledgling (初出茅庐者）states since thattime,especially in the so-called Third World areasof the globe since 1945. For many nation-makers the American rebellionhas been a relevant revolution, offering insights（洞察力） and parallels that have aided them intheir quest for self-determination. Therevolutionists of 1776 themselves accuratelypredicted that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wouldinspire men elsewhere to secure freedom andnational identity in their own lands. As ThomasJefferson assured John Adams, "the Flames kindled（点火） on the fourth of July"had spread over toomuch of the globe ever to be extinguished by theforces of despotism(独裁)and reaction（反动）. THE COLONIES IN 1763 No revolution,of course,can be fully exported.A vast array of factors that include the politicaland social backgrounds of a people will shape theprecise（正确的）course of any and all revolutions.So it was in America, where the colonists were notan alien people with a culture very different fromthat of the motherland.They were for the most partBritish in origin,English-speaking,Protestant(新教徒),rural,and agrarian（土地的）in their principalcharacteristics. They were proud of their Anglo-Saxon heritage and of the empire of which theywere a part--proud,too,of the role they had playedin helping to seize Canada and to crush Frenchpower in North America in the French and IndianWar(known as the Seven Years' War in Europe),whichended in 1763. At that time the colonists gave little thoughtto cutting loose from their imperial moorings （停泊处） . They considered the British politicalsystem the best in Europe, noted for itsequilibrium between King, Lords, and Commonsassembled in Parliament. They imported Britishbooks, furniture,and clothing;wealthy planters andmerchants imitated the manners of the Englisharistocracy (贵族) . Even with the restrictionsimposed on their external trade by the NavigationActs--or perhaps because of them--they hadprospered in their direct economic intercoursewith Britain, the most industrialized country inEurope. Nor was their trade rigidly confined（分娩）; they were also permitted to sell an assortment(各色)of valuable products such as grain,flour,andrice on non-British markets in the West Indies andin southern Europe. In 1763 the colonists were an expanding andmaturing（成熟）people;their numbers had reached amillion and a half, and they were doubling everyquarter of a century--multiplying likerattlesnakes（响尾蛇）, as Benjamin Franklin said.If most provincials were sons of the soil,Americans could nonetheless boast of five urbancenters, "cities in the wilderness"--Philadelphia,Boston, New York,Charleston,and Newport.The citiesserved as filters through which new ideas of theEuropean Enlightenment（启蒙）entered the colonies,helping to generate an inquisitive（求知的）spiritabout humankind and the total environment.Newspapers and colleges in the cities and townsserved as disseminators(传播者) of the thought andculture of what was truly an Atlantic civilization.A new mobility, together with a receptivity(接受能力)to new ideas,was a hallmark(纯度检验证明印记)ofAmerican society. It came about because of highwages,cheap land,and an absence of legal privilege.Americans were--except for their African slaves--one of the freest people in the world.Another signof that freedom was their almost complete controlover their internal political and domestic affairs,exercised largely through their popularly electedlower houses of assembly (集会) , which in turnserved as nurturing ground for such futureRevolutionary leaders as John Adams,John Dickinson,Thomas Jefferson,and George Washington. Although the colonists had reached a highlevel of maturity, there was not at mid-century ameaningful American nationalism. The life andinstitutions of the parent state continued toprovide the central focus of colonial culture. Theword American appeared infrequently; people weremore likely to describe themselves as English orBritish,or as Virginians or Pennsylvanians.Nor didthe provincials display a marked degree ofintercolonial (殖民地间的) cooperation; their ownrivalries and jealousies over boundaries, westernland claims, and military contributions in theimperial wars all tended to retard(使减缓)Americannational feeling, as may be seen in the rejectionof the Plan of Union presented by BenjaminFranklin to the Albany(美国NEW YORK州首府)Congressin 1754. Nothing, however, unites a people like acommonly perceived (察觉) threat to their way oflife; and after 1763 the colonists felt endangeredwithin the empire.There is a real irony in the waythe American Revolution began, for the veryelements that had wedded the colonists to themother country--especially their political andeconomic freedoms--were viewed in London as signsthat Britain had lost control of its transatlanticdominions, that the colonists were fast headingdown the road to full autonomy or absoluteindependence. Those sentiments,growing steadily inthe 18th century, crystallized (结晶) during theFrench and Indian War when British officialscomplained that Americans cooperated poorly inraising men and supplies and in providing quartersfor British troops, to say nothing of tradingillegally with the enemy and generating friction(摩擦) with western Indians over land and tradegoods. Whatever the truth of these charges--and theywere partly true, if exaggerated--it was notunreasonable after 1763 for Britain to ask more ofits prosperous dependencies. Britain's heavynational debt and concurrent tax burdens stemmed(阻止) partly at least from a series of 18th-century wars that were fought to some extent forthe defense of the colonies. Nor was it wrong toargue that a measure of reorganization in Americanadministration would lead to greater economy andefficiency in imperial management. But Britainembarked upon this course with a lack ofsensitivity, ignoring the concerns of its maturingsubjects, who were scarcely the children they hadonce been. In short, Britain's state of mind(meaning thatof its rulers and the parliamentary(议会)majority)corresponded to its lofty status as the superpowerof Europe in 1763. It was said that the Pax Romanawould pale in comparison with the Pax Britannica,which would bring a"prosperity and glory unknownto any former age. "Britain no longer felt a needfor its former allies in Europe. For what nationcould now threaten it? It no longer required thegoodwill of its colonies, for France had ceased tobe a threat to the thirteen colonies,whose men andother resources--although Britain scarcelyadmitted it--had in fact aided the British victoryin 1763. Britain's was a mentality unable to appreciatethe aims and aspirations (热望) of its colonialpeople. Superpowers, all too often, are not muchgiven to introspection(内省) ,to questioning theirvalues and assumptions.And it had been a long timesince the British themselves had felt theirliberties threatened,either by a foreign danger orby internal menace (恐吓) from a tyrannical ruler.Thus, when Britain adopted a new imperial program,the colonists were never meaningfully consulted.Furthermore, Britain's tactics (策略) could hardlyavoid arousing the Americans. Having left thecolonies virtually alone for decades with a defacto attitude of"salutary neglect, "the Londongovernment now attempted too much too quickly. THE GROWING FERMENT Even before the termination of the French andIndian War, visible indications had appeared of anew direction in colonial affairs. Beginning in1759, small-scale disputes broke out betweenBritain and the colonies over disallowance(拒绝)ofmeasures passed by the popular assemblies, overwrits of assistance empowering the royal customsofficials to break into homes and stores, and overjudicial tenure (保有条件) in the colonial courts.Subsequent decisions made in London forbade"forthe time being"western settlement beyond theAppalachian divide (the Proclamation of 1763) ,eliminated provincial paper currency as legaltender, bolstered(支持) the customs department,andenlarged the authority of the vice-admiraltycourts in relation to enforcement (实行) of theNavigation Acts.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When theseunpopular measures were followed almostimmediately by Parliament's placing taxes onAmericans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ir history, theresult was an explosion that shook the empire toits foundations. George Grenville, chief ministerfrom 1763 to 1765, did not father the idea ofAmerican taxation; it had been"in the air"forseveral years. But it was he who pushed thecontroversial (争论的) bills through Parliament in1764 and 1765. The Sugar Act of 1764, actually adownward revision of an earlier Molasses(糖蜜)Act,cut the duty on imported foreign molasses fromsixpence to threepence a gallon; but it was to bevigorously enforced, and it was now called arevenue measure rather than a law designed merelyto regulate trade. The next year Grenville securedpassage of the so-called Stamp Act, placing taxeson all legal documents and on newspapers, almanacs(矿石),and other items.Soon afterward came a thirdlaw,the Quartering(宿舍分配)Act,a form of indirecttaxation that required American assemblies toprovide British troops passing through theircolonies with temporary housing and an assortmentof provisions."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wasthe central issue in the imperial rupture(破裂).Itraised a fundamental question concerning thelimits of parliamentary power that was debatedthroughout the dozen or so years before thedeclaration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Although Americans complained about the streamof British acts and regulations after 1759, theynow agreed that the constitutional issue oftaxation posed(出难题)the gravest threat of all totheir freedom as individuals. If it was legal totake a man's property without his consent, as thephilosopher John Locke wrote in defense of theGlorious Revolution of 1688 in England, then a mancould scarcely have any liberty remaining, sinceproperty gave one a stake in society and enabledone to vote. Americans felt confident that Lockewould have approved when they wrote in almostcountless documents and petitions (请愿) thatEnglishmen--in England, in Virginia, or anywhereelse-- could be taxed only by their own directlyelected representatives. When Parliament retreated in 1766,reducing theSugar Act to the level of a trade duty andrepealing(废止) the Stamp Act,it was responding toretaliatory colonial boycotts(联合抵制) on Britishtrade goods, not to the justness of Americanconstitutional pronouncements. In 1767, Chancellor(长官) of the Exchequer (国库) Charles Townshendpersuaded a Parliament already antagonistic (敌对)toward the colonies to pass the Townshend Acts.These levied (征收) new and different taxes on theAmerican colonists: duties to be collected at theports on incoming lead, paper,tea,paint,and glass.Besides meeting other imperial expenses such asthe upkeep (维持) of the army in America, theseTownshend duties might go to pay the salaries ofroyal governors and other crown(皇室)officials whopreviously had been paid by the colonialassemblies, which had used this power of the purseto make the king's appointees (被任命者) somewhatresponsive(共鸣的,易感动的)to their wishes.A finalTownshend scheme reorganized the customs servicein America,establishing its headquarters in Boston,where mounting friction between collectors andtownspeople led to the dispatch (派遣) of regulartroops to the city to keep order in 1768. Resistance and Retaliation(复仇) The new tensions subsided (平息) into a three-year period of calm beginning in 1770, but onlybecause a second round of American reprisals(报复)against English trade prompted the removal(解除)ofall the Townshend duties save the one on tea,whichwas retained (保留) to show symbolically thatParliament had not renounced its right to taxAmerica. Additionally,the British troops,popularlyknown as"redcoats (从前的美国军人) , "had beenwithdrawn from Boston following the embarrassingand unplanned Boston Massacre (大屠杀) (1770) .Unfortunately for the empire, those years were notused to bring about permanent agreements betweenAmericans and Britons on such subjects as theconstitu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loniesand the mother country and what might be areasonable way for the provinces to share thecosts of imperial administration. In an atmosphereof continuing suspicion and distrust, each sidelooked for the worst from the other. Instead ofrescinding (废止) the remaining Townshend tax andexploring inoffensive (无恶意的) methods of aidingthe financially troubled British East IndiaCompany, Parliament enacted(法律制定的)the Tea Actof 1773,designed to allow the company to bypass(绕过) middlemen and sell directly to Americanretailers (零售商) . It was hardly a plot(企图) topersuade Americans to drink taxed tea at a lowprice, but the colonists interpreted it in thatfashion.Everywhere there was opposition to landingthe dutied brew, and in the Massachusetts capitalthe famous Boston Tea Party resulted in thedestruction by patriots (爱国者) of 340 tea chestson ships in the harbor. Parliament's retaliation against Massachusettswas swift and severe: the so-called Intolerable(无法忍受的)Acts closed the port of Boston,altered(改变) town and provincial government,permitted royalofficials and functionaries(官员, 公务员) to go toBritain for trial for any alleged (所谓的) crimes,and provided for the quartering of troops onceagain in Boston.The other colonies rallied(恢复)tothe defense of Massachusetts in a ContinentalCongress that met in Philadelphia in September1774 and denounced(公开抨击) the acts.Already somecolonial leaders were arguing that the old federalconception of the empire would no longer protectAmerican rights and liberties, for Britain haddemonstrated(表示) its unwillingness(不情愿)to letthe colonists manage their own internal, domesticaffairs. Now,Thomas Jefferson,John Adams,and otherwriters claimed that the empire should properly beviewed as one in which each colony was the equalof England in all respects, that the only tie withBritain was through the king. Here, in sum,was theCommonwealth idea of the 20th century, which nowunites such nations as New Zealand, Canada, andAustralia with Britain,an idea then rejected(拒绝,驳回)by England. Lexington and Concord War clouds were gathering rapidly. The sendingof more than 3,000 British army regulars under Maj.Gen.Thomas Gage to Boston further exacerbated(恶化)the imperial rift (裂口) . When a column of thesetroops under Lt. Col. Francis Smith moved into thecountryside to collect arms and munitions (弹药)gathered by the patriot militia (义勇军) ,hostilities (敌对) erupted (爆发) at Lexington andConcord on Apr.19,1775. Soon afterward militiacontingents (分谴队) from places throughout NewEngland took up positions outside Boston, puttingthe city under siege(围攻) . Forts Ticonderoga andCrown Point in upstate(离海岸较远的) New York fellto other rebel parties. The misnamed (起错名字的)Battle of Bunker Hill was fought on Breed's Hillacross from Boston(June 17,1775) . Although Gage'sunits dislodged (逐出) the rebels from theiradvanced positions threatening the city, theBritish casualties(意外) came to 42 percent of the2,500 redcoats engaged, their heaviest losses ofthe war. The Second Continental Congress, thenmeeting at Philadelphia, took control of the NewEngland forces opposing Gage. The lawmakers choseas commander of this"Continental Army"GeorgeWashington, a 43-year-old delegate from Virginia,aplanter (拓荒者) and a ranking militia officer inthe French and Indian Wars. RESOURCES OF THE OPPONENTS Britain seemingly (表面上) had enormousadvantages in a war against its colonies. Itpossessed(疯狂的) a well-established government, asizable(相当大的)treasury,a competent(能干的)army,the most powerful navy in the world, and a largeLoyalist population in the colonies. By contrast,the American rebels had no chief executive such asthe king, nor a cabinet whose members had assignedresponsibilities. In fact, the Americans had noseparate or independent departments of governmentsuch as war, treasury, and foreign affairs untilnear the end of the conflict. The ContinentalCongress itself had as its rivals the 13 statelegislatures, which often chose not to cooperatewith their delegates in Philadelphia. Indeed,Congress was an extralegal body, existing at thepleasure of the states before the Articles ofConfederation (同盟, 联合者) were ratified in 1781. American Advantages The Americans, however,
它是Iw公司于2006年推出的一款第一人称射击游戏，造就了fps游戏的传奇，续作现代战争2更是横扫游戏界，创造了单机游戏战网对战的热销记录。不幸的是IW已经解散，现代战争3的未来不可预知
反对战争，维护和平 最近发生在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争端和民族冲突，又将世界局势推向了一个新的不平衡点，随着俄罗斯宣布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迎来了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的强烈对抗。俄罗斯在俄格关系上展现的强硬姿态让人们担心，新的东西方冷战的时代是否会重新来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以推倒柏林墙、东西德合并、华沙条约组织解体、前苏 联解体为标志的东西方冷 战结束后，世界爱好和 平人们的力量不断强大，阻止了多次可能形成的世界大战和战争危机，世界又回到了暂时平和的时代。 谈到东西方冷 战的结束，造就短暂的世界和 平时代的来临，就不得不让人想起前苏联一位伟大的政治家、1990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戈 尔 巴 乔 夫，他和他的《改 革与新 思维》结束了一个强大的军 事苏 联，结束了一个强大的华 约军 事集团。因为他是结束东西方冷战最主要的人物，所以世界爱好和 平的人们都很怀念他，我断言将来历史会给他写上浓重的一笔。但由于他断送了苏联共 产 党的前途，一手造成了苏 联的解体，在俄罗斯很不受欢迎，甚至有人主张对他进行行事诉讼。 另一方面世界局部战争却从未停止过，由东西方对抗引发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边界领土冲突引发的中印、中苏、中越边境冲突、英阿马尔维纳斯群岛（福克兰群岛）之战；种族争端引发的五次中东战争、印巴冲突、前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黑种族冲突；价值观取向、宗教教义引发的我国三 年解 放战争、两伊战争、阿富汗战争、美伊战争；此外还有无数个象斯里兰卡、柬埔寨、土耳其、北爱尔兰、海地、苏丹、斐济等国家和地区的局部冲突和战争。 热爱和平的人们，我们所看到的战争，永远是影视作品中宣传正义的战争场面和英雄人物形象。战争的伤亡，仅是一个枯燥的数字表达；战争的惨烈换来的只是人们的艺术享受和肾上腺素的升高，面对艺术化了的战争场面，唤醒人们的仅仅是爱恨情仇。人类的英雄崇拜情结与生俱来，人类对其他民族、其他群体或其他个体的征服欲也是与生俱来的。政治强人对局势、对战争的掌控，决定着人民的生死民运。芸芸众生的生 存权全都掌控在政治CEO手中。 有多少人会去想，战争波及的无故人群和战争造成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又有多少人会去思考，战争是不是解决争端的唯一手段和途径？战争对社会、文化、环境、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不同意 识形 态、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宗 教信 仰、不同地区、不同国度的人们都应该反思这些问题。如果国与国、人与人之间都学会妥协、让步、理解别人约束自己、相互包容，或许可以避免很多军事冲突以至于战争。人 权高于主 权的理念应该为全体人民所接受，为避免战争灾难的降临，请社会、民众、国家及伟大的政治家们优先关注人 权。 战争，是政 治巨人间以无故的民众做棋子，以大好河山做棋盘的一次对弈，无论谁胜谁负，受损的是大好河山和自然环境，受害的永远是普通民众。发动战争的政 治CEO，一般都具有口若悬河的辩才，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诈术，以某某主 义欺、蒙蔽人民于无形之中。反思历史，反思战争，无有例外（请读者原谅，此处不能说得太直接明了，否则会成为张 丹 红第二。）。时代进入到今天，人民应当醒悟，应当为维护自己的生存权而反对任何形式、任何理由的战争。希望政 治巨人们能怜天下苍生之悯，停止以战争手段创造历史，停止以战争手段扬名立万。让人类都能享有和平发展的生 存 权。 世界的局部战乱，受影响和受害的不仅仅是战乱地区和战乱国度，影响的是全世界人民的和平发展和正常生活，全世界人民都应该放弃自己的极端立场，与人为善，和谐相处，让我们一起来反对战争，阻止战争，维护世界持久和平，造福全人类，造福子子孙孙。自从人类出现以来，便从未停止过战争。 从利用兽骨打斗的部落间争斗发展到以步枪，手榴弹、大炮等为武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发展到利用飞机、导弹、潜艇等海陆空并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的规模和破坏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得到了大幅度提高，科学技术得到了飞速发展。因此，有的科学家认为战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我想，战争将使人类文明后退。我无法预知第三次，第四次世界大战使用的武器是怎样，而我深信，第五次世界大战的武器必定是木棍和石快，那时的战场情景与过去完全不同： 在一片荒芜的戈壁中，有一小片枯黄的树林，其中有一方小小的水面。 几百个蓬头垢面的未来人正手持石快、木棍互相打斗。大炮消失了，坦克消失了，飞机消失了导弹、潜艇也看不到了！ 这一切都因为能源矿产枯竭。人类曾经拥有的、引以为自豪的文明从地球上消失了。 在一片曾经被上万种先进武器破坏过的满目疮痍的土地上，一群曾经遭受生化武器摧残的人们，正在挥动着粗糙而枯瘦的黑手，争夺仅存的一片未被破坏的土地。 在遭受过战争毁灭性破坏的地球上，拥有一片净土是每一个人的希望。 全世界的人们都在进行着以肢体、棍棒和石块为武器的战争，这就是第五次世界大战。 人们为争夺土地、水源、阳光、食物，用最原始的方式战斗着。 经过无数代人的辛勤努力，人类从茹毛饮血原始社会进入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由于人类的贪婪、向自然无休止的索取和没有尽头的战争，使地球上的资源消耗殆尽，人类创造的高度物质与精神文明霎那间灰飞烟灭。人类社会又复归到原始状态。 战争是以文明来消灭文明，发动战争就是自掘坟墓、自取灭亡。无休止的战争终将毁灭人类！ 当我每天从电视上看到地球上不同地方仍然弥漫着战争的硝烟，流淌着死伤者的鲜血，高达宏伟的建筑在炮火中轰然倒地的画面，听到幸存者失去亲人后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时，忧心如焚。 仰望苍穹，人啊，为什么要屠杀同类呢？ 我憎恨战争！ 我期待和平！ 我期望战争从地球上绝迹！ 我期望人类在和谐相处中创造、共享高度的物质和精神文明
古今中外，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没有国防，而能够安然无虞地存在下去，国防即使国家的防务，也是全民族的防务。
在我国各大高校开展国防教育是我国教育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组成部分。
《国防教育法》指出：“学校的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同时国防教育让我们每一个高校生懂得了在将来国防事业当中的角色，同时能够维护国家的安全、保卫国家的领土完整。
从清朝时期开始，我们中国就开始签署了许许多多的不平等条约，这一切的一切就是我国的军事力量落后，国防动员工作没有做到位，而恰恰国防动员是夺取战争主动权的可靠保障，所以在过去的中国，我们往往失去的是战争的主动权。
国防是国家的防务，国防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所以说，国家的安危与国防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觉得大学生要自觉接受国防教育，认真参加军训，树立爱国主义信念，并切对国家军事有一定的熟悉，了解对国家与邻国，在国际上的军事关系，以便能积极的响应国防动员。
同时要认真学习现代科技文化知识，掌握过硬本领，强身健体，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贡献力量。
再者，大学生正是科技方面的高素质人才，所以生应是国防事业中的第一担当者；同时国防教育可以启发大学生们的忧患意识，使之有动力学好专业课程，让其有对国家无私奉献精神。
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人民群众在战争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所以为了国防事业，我们要坚持把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土壤之中，把国防动员各个方面的工作统筹起来，把各方面的力量协调起来，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打牢人民战争的基础，积蓄人民战争的强大力量；创新发展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紧跟时代变化、技术进步和军事发展步伐，不断研究人民战争的新内涵、新要求，积极探索信息化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新特点、新规律，不断积极创造参战支前和动员保障的新途径、新方法，使人民战争思想在信息化条件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而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栋梁，对他们更要加强国防教育。
我学了《军事理论》后，对国家的国防动员有了深刻的了解，我明白了没有任何国家即使是经济发达国家都无法为了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和侵略，而保持一支满足战争需要的庞大军队，所以在平时里，保持一定数量的常备军是必要的，而战时动员的准备工作则是重中之重，人民群众是建设强大国防的力量源泉。
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历来非常重视动员准备，所以他们一直走在世界的前面。
他们认为“动员是迅速向世界显示决心的一个有效手段，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及支持总体战略的一个关键因素”。
在信息化战争扑面而来的今天，其国防动员也在积极顺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不断进行着调整。
而日本依据国家安全需要应对的6种态势划分了6个动员等级，增强了动员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国防教育要通过很多种途径来传播，电视电影，书刊报纸，学校教育都有义务来传播国防教育知识，所以高校中开展《军事理论》课程是意义重大的。
在国防教育课上，我们了解到：任何国家从诞生之日起，就要固国强边，防备和抵御外来侵略，以保障国家的安全，维系国家生存。
边防和国防是国防建设的重要内容。
我国古代的边防建设主要是修筑防御工程和实行实边固边政策。
西汉文、景时，为防御匈奴的一再侵犯，积极推行实边固边的政策；而海防建设则是从明代开始的，为了防止倭寇的偷袭、骚扰，明王朝下令禁海，还在沿海的主要地段修筑各种防御工程体系。
而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抓住我们“国防不固，军队不精”的弱点，开始了对中国 *** 裸的侵略；到现代，日本帝国主义有发动了侵华战争，侵略者的铁蹄踏遍了半个中国。
这一段悲惨的历史是怎样导致的呢？当然是我们国家的国防太弱。
虽然现在世界提倡“和平发展”，但是和平真的就可以这样永久下去吗？不能。
为了不会再次沦为亡国奴，我们必须加强国防。
而未来的战争不仅仅是历史上的群众战争，而是国与国之间高技术战争，大学生是国家的后备力量，我们不但要学好专业知识，对国防知识也不能忽略。
这样我们才能有足够的把握去打好未来这场不能预见的战争。
开展国防教育对大学生自己的意义我们也不能忽视。
大学生是社会上最特殊的一个群体。
他们正处于一个人的生理、心理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
他们开始由不成熟走向成熟。
因为他们从小生活在优越的环境中，缺乏艰苦生活的磨练，缺乏社会实践。
而且单纯的他们鉴别是非的能力要差一些，容易受各种不健康思想的影响，加上社会主义还不完善，存在许多缺陷，社会上出现的不公平现象，使许多大学生常常表现出不满现实、患得患失、对生活失去信心等消极思想。
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学校的教学生活各方面的秩序，不利于培养国家所需要的全方面人才。
如何培养好新世纪的一代，关系着国家未来的命运，实践证明，对大学生进行国防教育是引导学生成才的一条重要途径。
绝大多数国家的国防教育主要以军训为主。
学生通过军训，培养了组织纪律性和勇敢顽强、坚忍不拔、吃苦耐劳、不怕困难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培养了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集体主义精神，锻炼和增强了学生的体魄，淡化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能够走出自我封闭的个人世界，关心外面的世界，对生活充满了积极乐观的态度，精神面貌与未经军训的学生相比有较大改观。
再加上大部分高校都采取新生入学即接受严格的军训，军队严格的管理方法为学校以后几年的学生管理工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这对于整顿校风、学风，整顿校园秩序，为国家培养合格人才能够起到重要作用，也为学生自己的将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对大学生进行国防教育，是时代的要求。
它是我们培养高素质人才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也是建立强大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巩固国防的需要，这对捍卫国家的 *** 、保卫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维护国家的安全都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