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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洪灾对经济的影响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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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洪灾对经济的影响研究论文

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多个地区遭大风暴雨袭击。暴雨引发的山洪夹杂着树木、巨石、泥浆摧毁了许多村民的房屋,有村民被洪水冲走或被泥石流掩埋。据印尼国家抗灾署初步统计数据,受洪灾影响的房屋近800座,其中近百座被冲毁、淹没或严重破坏;5座桥梁和一些公共设施被摧毁;一艘船只沉没。印尼总统佐科5日在一段视频讲话中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并要求迅速有效开展救灾工作、修复基础设施。佐科提醒公众要关注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提高对极端天气和洪水灾害的认识。

你说的是印度尼西亚洪灾,简称印尼不是印度,每年11月至次年4月是印尼的雨季,这个季节容易导致山体滑坡和洪灾,你得了解这一点:不是每个国家都有咱们国家这种灾前预防、灾后调度军民救灾的能力,为印尼灾民祈福,更为生在中国感到幸福和骄傲!

印尼首都雅加达暴雨引发严重洪灾

据报道,当地由于印尼首都雅加达多个地区发生严重洪灾,上千人被迫逃离家园。该国气象机构警告,这种天气情况可能将持续到下周。

据报道,雅加达减灾机构代理负责人萨比多·库尔尼安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随着一些地方的洪水上涨至1.8米,雅加达南部和东部地区约有1380名居民撤离。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从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照片可以看到,泥水已经齐肩高,但仍有居民泡在泥水中前行,汽车几乎被淹没,印尼搜救队正在用橡胶皮艇疏散老年人。

雅加达省长阿尼斯20日也表示,当地约有200个居民区受到影响,该市已经准备了二十多个疏散中心。他还表示:“雨已经停了,等洪水退去后,人们可以恢复活动。”

不过,印尼气象局警告,未来几天,雅加达及周边地区仍可能迎来强降雨,居民需保持警惕。气象部门负责人表示:“目前仍处于雨季高峰期,预计这种天气将持续到2月底或3月初。”

民众生活受到的影响

洪水泛滥,淹没农田、房舍和洼地,灾区人民大规模的迁移;各种生物群落也因洪水淹没引起群落结构的改变和栖息地的变迁,从而打破原有的生态平衡。洪水淹没村庄的厕所、粪池,大量的植物和动物尸体的腐败,引起蚊蝇孳生和各种害虫的聚集。

洪涝灾害使供水设施和污水排放条件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如厕所、垃圾堆、禽畜棚舍被淹,可造成井水和自来水水源污染,大量漂浮物及动物尸体留在水面,受高温、日照的作用后,腐败逸散恶臭。

疫源地的影响,由于洪水淹没了某些传染病的疫源地,使啮齿类动物及其他病原宿主迁移和扩大,易引起某些传染病的流行。

蚊虫滋生:灾害后期由于洪水退去后残留的积水坑洼增多,使蚊类滋生场所增加,导致蚊虫密度迅速增加,加之人们居住的环境条件恶化、人群密度大、人畜混杂,防护条件差,被蚊虫叮咬的机会增加而导致蚊媒病的发生。

除此之外,洪水还导使得当地居民的儿童心理留下一定的阴影,对当地居民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影响。

希望当地的洪水能够早日退去,让当地居民重新安家生活。

印尼除了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其自然灾害也是非常的丰富,每年都有很多重大的自然灾害在印尼发生,对印尼人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海外网3月17日电 据新华英文网17日报道,印度尼西亚巴布亚省贾亚普拉地区暴雨引发山洪,造成至少63人死亡,数十人失踪。

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一夜之间,贾亚普拉地区的道路变成河流,洪水不仅冲走了当地居民,还冲走了当地车辆和房屋。

印尼国家灾难局发布报告称,山洪给印尼圣塔尼(Sentani)地区的9个村庄造成伤亡和大面积破坏。

印尼国家灾难局发布的视频显示,一架小型飞机被严重破坏。印尼国家灾难委员会发言人则表示,至少有一辆汽车被洪水冲走,另有三座桥梁遭严重破坏。

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Sutopo Purwo Nugroho说,数十所房屋被洪水损坏。

随着搜救队仍在努力到达其它受影响地区,伤亡人数和灾害影响可能会增加。

Nugroho说:“联合搜救小组仍在进行疏散,并不是所有受影响的地区都因树木、岩石、泥土和其他物质的坠落而被疏散。”

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多约,一个住宅区到处都是巨石,据信是从附近的一座山上滚下来的。

连根拔起的大树和其他残骸散落在泥泞的道路上,而在贾亚普拉的小机场,一架螺旋桨飞机在跑道上坠毁。

在Sentani,已经建立了帐篷来收容洪水灾民和治疗伤员。

印尼巴布亚省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接壤。

洪水在印度尼西亚并不少见,尤其是在10月至4月的雨季。

一月,苏拉威西岛上的洪水和山体滑坡造成至少70人死亡,而本月早些时候数百人在西爪哇省被迫在暴雨引发严重洪灾时撤离。

山洪,对人们的生命跟财产安全都有巨大威胁。

文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研究论文

文学的作用是精神的。 作为审美的社会意识形式,文学作用于社会生活,是通过陶冶人的性情,塑造人的灵魂的途径实现的。这种作用是精神的,它虽然归根到底会影响人的实践活动,进而促使社会历史的变革,但它毕竟不能等同于物质作用,没有物质作用的那种直接性和立竿见影的社会效果。就是精神作用,文学也有自己的特点。黑格尔对此有一个很精辟的论述。他说:“在艺术里,这些感性的形状和声音之所以呈现出来,并不只是为着它们直接本身或是它们直接现于感官的那种模样,形状,而是为着要用那种模样去满足更高的心灵的旨趣,因为它们有力量从人的心灵深处呼唤起反应和回响。”文学的作用从方式上讲,是内在的、情感的,没有政治理论或道德观念的精神作用的那种对实践活动的指导性和规范性;从作用的内容上讲,它主要也不是简单地传达某种是非观念,或一般地惩恶扬善,而是立足于对优美高尚的思想感情的表现,显示人生的价值复议,通过对美的追求和高扬来陶冶性情,塑造灵魂。可以说,帮助人们懂得按照美的规律去创造生活,才是文学作用于社会的根本目的。 2、文学的作用以社会存在为前提。 文学只有通过读者才能实现它的社会作用,而读者又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历史环境之中的。无论他是否自觉,他的接受活动都会受其社会存在的制约。因此,要正确认识文学的社会作用,就必须注意到人的社会存在是怎样从根本上规定他对文学作品的把握。和一切社会意识形式一样,文学对社会生活的作用只能是一种反作用,是第二性的,要以社会存在对自身和读者的决定作用为前提。就是说,社会存在不仅决定着某种文学艺术能否产生、存在,而且还决定这种文学艺术可能发生多大的社会影响。当年,一些青年男女可以被汤显祖《牡丹亭》感动得死去活来,有人甚至因此伤心而死;可是今天的读者尽管还会欣赏这部古典名剧,却不会再达到那样的程度的。究其原因,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因为社会存在的条件已经完全不同了。普列汉诺夫说过:“相似的社会原因,自然产生相似的精神结果。”文学对社会生活的作用首先要受社会存在的制约。强调这一点并不是否认文学自身的价值,文学作品一经作家创作出来,其美学价值便客观地存在于作品之中,是不依赖于文化环境的变迁的。文学的价值、功能与社会影响之间存在的这种时间差,又显示了文学价值与文学社会作用的不一致性。因此,不能简单地以作]品在某一时间内的影响大小和畅销与否来判断它的价值和功能。确定作品的价值,估价它的功能,都要从审美关系中,联系整个社会生活的历史进程来考察,这是正确认识文学社会作用必不可少的一种历史眼光。 3、文学的作用是整体的。 正确认识文学的社会作用,还要有整体观念。 (1)应该把文学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情感交流作用、娱乐作用等等,统一于它的审美作用,看其是否是在审美价值实现的基础上产生的。文学作为一个具有系统性质的整体,构成它的各种要素当然也有各自的价值,所以必须具有多价值性的特点。但是对于一个有机系统,其整体不等于各部分的机械总和,整体的价值显然也不是诸要素价值的总和,更不是某种要素价值的单一表现。因此,既不能机械割裂文学各种作用之间的有机联系,将其孤立化;也不能脱离审美价值去片面强调某一种作用。 (2)对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的认识,须以它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它的全部内容来衡量。不能只看作品在一时一地,在个别人中所发生的影响;也不能仅凭某些场面、某些细节去估计它所可能产生的作用。读者固然是文学实现其价值的重要中介,但是这个“读者”应理解为社会群体,并非指个别人或部分人。我们不能因为作为个体的读者以非审美的态度去理解文学作品,甚至取其一点,不及其余。 从整体上去认识社会与文学的关系,是考察文学社会作用的基本出发点。社会之需要文学,根本原因是审美需求。因此对整个社会而言,满足这种审美需求即是文学的社会作用,它不可能因个别或部分读者的非审美把握而改变。明确这一点,不仅对正确认识文学的社会作用大有帮助,而且对认识文学创作的根本目的,对把握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都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4、文学的作用是有限的。 无可否认,文学有其特殊的价值,这是其他社会意识形态无法取代的,所以不能忽视和低估文学的社会作用。但是,文学的作用又是有限的,它既不能履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职能,更不能代替物质的作用,所以不能夸大。马克思早就讲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式,其作用不能超越物质条件所允许的范围,也不能和政治理论或其它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相比。黑格尔在讲到音乐的社会作用时,就断然否定了“凭音乐就可以敌”的说法。鲁迅更为明确地讲过文学作用的有限性。他说:“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比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所作的《革命军》。”单凭文学,既不可能兴邦,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或民族衰亡的主要原因。就是对于个人来讲,他的进步或落后,革命或反动,也不能仅仅归因于文学的影响。文学的价值在于审美,在于对人的思想感情的潜移默化,这是一项缓慢的、内在的灵魂改造的工程,只有通过具体的社会实践,才能使这种精神影响化为实际效果。有人提出文学可以“干预生活”,严格地讲并不确切。虽然某些文学作品也能提出一些社会问题,但是这并非文学所长。许多作品是以牺牲了某些文学特征才取得这种效果的。文学艺术形象作为文学传达内容的基本方式,使文学在说明和评判生活时带有相当的模糊性,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文学对社会生活的直接干预。因此,与其讲文学的作用在于干预生活,还不如说文学的优势是干预灵魂。分清两者之间的区别具有重要意义,它使我们明了,不应给文学加上它无力负担的任务,也不能忽视文学对人们思想感情的巨大影响。

经济发展为社会进步提供物质基础,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历久不衰,并在世界上独具特色,这与古代经济的高度繁荣密切相关。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浅谈古代经济论文,供大家参考。

《 以比较的思维看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

理解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特点是个避无可避的问题,结合多版教材的论述,从耕作方式、经营方式、生产模式等多角度探讨,通过比较的思维进行分析,帮助大家厘清思路。

1 研究思路

什么是基本特点。特点是指人或事物所具有的特别或特殊之处,这势必要有参照物,即“与……相比,该事物的特征”;基本即主要。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就是指它的主要特点。

确定比较角度。应该抓住影响农业经济的基本要素进行探讨,如耕作技术、经营方式、土地制度等。

确定参照物。从纵横两个方向同性质比较,横向是跟世界其他地区对比,纵向是跟近现代中国比较。

2 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2.1 耕作方式、耕作技术、生产模式

耕作方式:铁犁牛耕是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耕作方式偏重于使用什么样的生产工具,原始农业刀耕火种,传统农业铁犁牛耕,现代农业机械化生产。中国古代农业耕作方式经历了三个阶段:远古社会的刀耕火种,夏商周的石器锄耕,春秋战国开始的铁犁牛耕。耕作方式也可理解为以什么单位进行耕作,同于经营方式。

耕作技术:耕作技术不断进步。广义的耕作技术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农业生产工具,二是水利工程和灌溉工具,三是具体农业生产技术和 方法 ,含土地使用(休耕、轮作、套作)、田间管理、节气、选种、收获、晾晒、储藏等。狭义上是指在同一种耕作方式上进行的具体技术创新,如从西汉藕犁到东汉一牛挽犁,耕作方式还是铁犁牛耕,但耕作技术却在不断进步。

生产模式:精耕细作。随着农业耕作技术不断进步,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模式日益完善。它区别于原始农业粗放型的生产模式,特征有①拥有较高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比较发达的水利设施 ②小农户个体经营,农民采取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投入了较多时间和劳动力 ③农产品亩产量逐渐提高。当然,生产模式也可理解为男耕女织的经营方式或自然经济形态。

2.2 土地制度:以封建土地私有制为主要形式

原始社会是氏族公社土地公有制,商周井田制是土地国有制,春秋战国开始的土地私有制是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基本形态,有别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土地公有制。

2.3 经济形式、经济形态、经营方式

经济形式:农业是古代中国最基本的经济形式。农业是手工业、商业发展的基础,高度发达的工商业只是农耕经济的补充。农业被统治者看做立国之本,农业税成为封建王朝的主要经济来源。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取得的。

经济形态: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经济形态包括三种:自然经济(自给自足)、商品经济(产品交换)、产品经济(共产主义设想中的按需分配)。很显然,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生产出来的产品绝大部分用于自己消费,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经营方式:以小农户个体经营为主。经营方式是经济单位经营的具体形式,商周时期是奴隶大规模集体耕作,封建社会时期是小农户个体经营,近代资本主义则采取大规模农场经营。小农经济伴随着耕作技术进步和土地私有制确立而形成,它的特点是①分散性:以家庭为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②封闭性: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自给自足,交换少。③落后性:注重精耕细作,但容易催生满足的社会心态和民族性格。④脆弱性:易受天灾人祸的影响。

小农经济、自然经济、封建经济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小农经济是指经营方式,自然经济是指经济形态,封建经济是指封建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三者其实都是指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因此古代小农经济也叫封建经济。

2.4 产业结构:以 种植 业为主、家畜 饲养 业为辅

广义农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等四种产业形式,狭义农业指种植业,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和绿肥等农作物的生产活动。在农业文明的古代中国,种植业在第一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中均占主体地位。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种植业在整个国民经济比例中所占据的比重已经明显下降,数据显示早在2002年,第一产业占GDP比重是15.4%,第二产业占51.1%,第三产业占33.5%。

2.5 农业起源和生产水平:历史悠久、独立发展、技术领先

从世界范围来看,存在三个农业起源中心,西亚、东南美洲和东亚,东亚的起源中心主要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古代农业历史悠久、独立发展、自成体系,耕作方式先进,对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

2.6 地域分布: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地域特征鲜明、经济重心呈现南移过程

经过先民创造性的劳动,原始农业很早就在黄河、长江流域一带出现,逐渐形成南稻北粟的地域特征。中国农耕文明首先在中原地区达到很高水平,而后伴随着北方人口的南迁,从魏晋南北朝到南宋时期,逐渐完成了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

3 结束语

很多历史概念和问题本身复杂甚至存在争议,不同教材也是自成体系,教师自身理解上必须整合课程资源,从不同角度去分析。对于实际教学,与其百般纠结不如潇洒放开,建议按照本省教学要求和教材,立足于学情,必要的时候采用模糊处理,甚至不讲,使知识体系主干化清晰化,减轻学生的负担。

《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缺陷 》

多少年来,无数从事 经济 思想 研究 的学者一直在思考这样的 问题 : 中国 古代先秦诸子百家的经济思想已经有了相当的 发展 ,完全可以与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经济思想相媲美,但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成果为什么始终未能从“前 科学 ”状态发展成具有近代科学形态的古典 政治 经济学等系统经济学 理论 ? 本文试通过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同 时代 的西方经济思想进行对比,发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古典经济学等系统经济理论的距离。

一、同时代中西经济思想比较

与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学者大约同时代的中国古代学者,提出了一系列在学术史上应该与上述古希腊学者形成的经济思想相齐的经济思想:

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在也公元前三世纪虽然发现了商业和手 工业 的存在和作用,并且初步论证了 社会 分工,但他们却鄙视手工业和商业。然而,在他们之前的约公元前645年,管子就提出一个 职业划分理论,将人们按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民.这一划分,比色诺芬、亚里士多德的职业划分理论早300多年。管子充分肯定手工业和商业的作用,认为手工业可以提供生产工具、作战武器和生活用品,商业则可以沟通有无,沟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 联系,打破生产和消费的界限。

色诺芬在《经济论》中认为从事 农业是一切职业中最重要、最高尚的职业。柏拉图把农业看作他的“理想国”的经济基础,《理想国》一书中和很大篇幅是论述农业的。与色诺芬约同时代的中国古代学者李悝提出了一切财富根源于农业的重农主义思想。其鲜明程度却接近于后来法国的重农学派。他还提出了劳动生产率的概念。

亚里士多德认为,生财之道有两种:一种是属于家务 管理的一部分,一种是“货殖”,即无限制地追求货币增殖。前者是把大 自然 提供的生活资料安排好,积累对家庭具有使用价值的财富,取得这些财富是为满足消费,这种财富是有限并合乎自然的。后者的目的是增加货币,因而这种财富是无限的,也是违反自然的。他还在《政治论》中把奴隶制下的社会分工当作自然分工,用天生的人的差别(性别、种族和生理等)来论证奴隶制度的自然与合理。然而大约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孟子提出恒产论,主张维护私有产财产制度。孟子还提出轻视体力劳动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亦是不谋而合。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一书中从分工出发看到了分工、交换、货币和商人之间的关系,认为货币是为交换服务的,意识到了货币可以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然而,远在柏拉图之前的公元前524年,单旗就周景王“将铸大钱”,针锋相对提出子母相权论,意识到货币有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两个职能。

以上通过对古典经济学形成之前这一段时期中西经济思想的比较,可以看出古典经济学正式产生之前, 中国学者形成的经济观点与古希腊学者是大体类似,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超前性。

二、中西 “自由主义” 经济思想比较

早在公元前时期,中国古代学者就提出了诸多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近代经济理论极为类似的观点。这些观点是构成近代经济学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石。

司马迁的《史记》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虽然恪守“述而不作”的原则,但在对先秦历代帝王经济 实践的 总结 与批评中,明显地表露了他的诸多经济主张。这些主张在近代和 现代 西方经济学中或成为重要理论基石,或成为重大学术流派的基本观点。 《史记•货殖列传》仅5000字,但是通篇极力推崇和讴歌“货殖”这一经济活动,围绕这一核心,司马迁提出了诸多堪与亚当•斯密理论相齐的思想。

(1)肯定人的物质和经济欲望,与“经济人”假设有异曲同工之妙。

近代经济学的前提条件之一是肯定人类的谋利动机,肯定人的“经济人”特征。经济学即研究人类经济欲望与稀缺性的关系的学问。离开对人的经济欲望和“经济人”特征的肯定,经济学难以确立。

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是有内在的动力的,不需要谁去命令,召唤,自己就会不停地运转。这种动力是人的求富的欲望。司马迁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从批评老子的所谓“小国寡民论”开始的。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老子的理想社会是人们安于现状,没有什么追求。而司马迁认为如果以此作为治国的标准,那就是把百姓的耳目全部遮塞起来,是万万做不到的。

司马迁认为,要把这作为现实政策付诸实施,就必须限制和压抑人民的经济欲望,到头来只能是无法实现的空想。他肯定人的经济欲望本能。他认为,现实社会是普通人的群集。要讨论现实社会的经济,就要勇于承认普通人所共有的欲望,应把人的物质欲望当作已知条件来讨论经济.他写道:“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沦,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就是说,人的经济欲望是自然的东西,它作为原动力,产生想要提高生活水平的欲求,从而经济活动也就活跃起来了。经济政策顺应人的经济欲求,使经济活动自由扩张,是最上者;运用权力予以压抑和限制,继而与民争利,则是最下者。

相对于先秦思想家而言,司马迁的这一思想在思想 方法 上具有明显的现实性。在先秦儒家看来,人的经济欲望应被限制在不至于给精神生活带来障碍的程度。道家则从贬斥人为而提倡无为的立场出发,把满足欲望也看作是人为而加以否定,主张去欲、绝欲,宣扬“知足”。墨家则较为重视经济,尊富,也认识到形成财富的财货生产的重要性。墨子可以说是中国 历史 上第一个提出以“利”作为 哲学 指导原则的学者。《墨子•经上》说:“义,利也”。在他看来,义以利为依归。“利”被看作是社会伦理的基础,而分辨义与不义的标准是以其行为之利人与否。利人为义,不利于人为不义。可见,墨子所谓的“利”是广义的,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非物质利益。法家也重视财富生产,但他们主要是从富国强兵角度提出这一主张的,而且强调的重点是农业生产。司马迁的思想则明显比儒家、道家的思想要务实和实际一些,继承了墨家和法家重视增加社会财富的思想,同时将增加社会财富的动机最终追溯到人类基本的经济欲望这一根源上。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其现实性与积极意义更为明显一些.

(2)提出社会分工自然形成和自然调节学说,近似于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

司马迁认为社会分工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是受到自然调节的。他认为整个社会经济是自动地有秩序地发展和运行的。人们“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史记•货殖列卷》)这种社会经济的自动运行是符合自然和人的本性的,用司马迁的原话说,就是“道之所符”和“自然之验”

司马迁的社会分工理论也是继承和发展了先秦思想家有关思想的。《管子》最早将人按职业进行划分,即划为士、农、工、商四民。士即奴隶主阶层的下层,农主要是指从事农业的平民和奴隶,工即官府控制下的手工业奴隶。商包括商人和商人、官府控制下的奴隶。管仲第一次肯定了工、商的作用。司马迁的农、虞、工、商之分与管仲的士、农、工、商之分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而且在社会分工的形成原因与协调机制以及社会分工的意义等方面有所发展。

翻阅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我们发现,亚当•斯密也是从这个角度阐述国民财富之源。他写道:“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可见,亚当•斯密的国富源泉论与司马迁如出一辙。

(3)主张经济自由化,可以与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相媲美

司马迁的经济运行思想继承了管仲轻重思想中强调经济依其 规律 运行的一面,批判了孟子过分强调国家干预和 计划经济的思想。 理论上,他肯定人的谋利动机与行为是自然的,商品生产与流通也如“水之趋下”,是自然规律作用使然。因此,经济的运作听其自然为上策,凭借权力的干预和统制是下策。他的这种观点还体现在他对汉初经济自由化政策及结果的充分肯定上。汉朝兴起,秦末四分五裂的局面一经统一,就废除了秦朝各种统制政策,试图实行经济自由化,即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等,采取了刺激经济活动的积极政策。其结果是,“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平准书》叙述了汉兴以来70余年间的繁荣,其中写道:“国家无事,非遇水早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自由放任思想是贯穿亚当•斯密所有经济观点的主线。斯密主张不需要计划,不需要国家元首的统治,因为市场会解决一切。与自由放任思想相适应,斯密认为政府应该仅仅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而不应直接干预经济生活。可以发现,斯密主张的“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与司马迁所说的“若水之趋下”,“道之所符”是何等相似,斯密所设想的政府的“守夜人”角色与司马迁所说的“善者固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之,最下与之争”如出一辙。三、 中国 古代 经济 思想的缺陷

以上通过两个维度的比较不难看出,尽管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先进、发达,完全可以与同 时代 的西方相媲美。然而 历史 的 发展 ,以前西方并不系统的经济思想后来发展成为系统的经济学 理论 —古典经济学以及后来的 现代 西方经济学等。而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为什么没有最终产生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呢? 本人认为主要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具有“先天不足”的缺陷:

首先,经济学范式的缺乏。如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缺乏构建古典经济学所必须的理论抽象和一系列基本范畴,如商品、价值、价格、货币等。司马迁没有达到构建类似于古典 政治 经济学那样的完整经济理论体系的理论抽象高度。之所以如此,又是因为:一方面,当时中国的商品经济并不发达,更谈不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和发展,而古典政治经济学首先是商品市场经济的理论抽象。是资产阶级要求在经济思想上的反映;另一方面,先秦思想家和司马迁都没有在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即价值上作多的 研究 ,没有形成系统的价值理论。而且,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概念是模糊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理论范畴和经济概念的非确定性,无论外延、内涵都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比如本末、奢俭、兴利、除弊、富民、长技、商战、轻重、子母等,都没有明确的公认的定义,谁也说不准它究竟指什么,也不顾前人、旁人的用法,用意会的办法去理解并运用各个经济概念。

与之相反,西方早期经济思想家所建立的经济学范式是其后来以至现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不断发展升华、推陈出新的坚实基础。因为范式是一门学科内被人们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共同的一套概念体系和 分析 方法 。按照美国 科学 哲学 家汤姆斯•库恩的说法,任何一门科学知识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过程都是一个演化与革命、积累与创新、连续与间断交替发生的过程,典型的形态是受某个既定的哲学范式支配的积累性常规研究与突破旧范式的创新性非常规研究交替出现的历史进程。西方古典经济思想提供了一系列经过理论抽象的基本范畴,如商品、价值、价格、货币等。它们共同构成了经济学理论的范式。在这个既定的范式的支配下,古典经济思想研究最终形成了一个对经济学 问题 进行系统解答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有了这个共同的范式,一方面,同时代的经济学家能够有一个以自己的信念或基本观念为背景的概念和文字表达系统,这样相信这个范式的从业人员就有了共同的学术 语言,彼此用这种语言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另一方面,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就可以“交流”了,特别是后代的经济学家就能够继承前人,不断地修正或发展前人研究成果,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将经济学理论愈来愈深化,愈来愈科学化。

这一点几乎是导致中西经济思想发展不同结局的根本原因之一。经济学范式的缺乏应该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致命伤”:那里不同的概念体系、学术语言成为学术交流的严重障碍,也是理论难以形成共识,进行代际交流从而不断走向深入的“鸿沟”。

其次,中国经济思想缺少形成系统的经济理论体系所需的一切重要的理论品格。司马迁以后,中国的经济理论走向衰落,理性色彩褪化,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窒息经济思想理性的特性,中国经济思想逐渐丧失了形成系统的经济理论体系所需的一切重要的理论品格。这些特性包括:

(1)浓厚的道德伦理色彩。西欧中世纪经济思想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文艺复兴运动及人文主义将经济学从神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经济学因此跨上了理性的轨道。

然而, 中国古代在“道德哲学家”孔于思想支配下的中国经济意识形态领域里,具有的不是宗教色彩,而是道德伦理色彩。中国人的道德 心理特别强烈,2000多年都在克制那种“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这种强烈的道德心理存在,不仅大大地妨碍了经济思想的成就,成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贫乏的重要原因,而且迫使历代思想家披上道德外衣,像中世纪西欧思想家披着宗教外衣一样,研究经济问题。在他们的思想中夹杂道德伦理意识。例如,安插流民,募民屯耕。薄赋敛。抑兼并,体恤民众生计,爱民如子……是因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仁者爱人;抑末;困辱商人,禁止穿戴“奇装怪服”,严禁奢侈品生产和流通,反对进口“奇巧淫技”……是因为担心破坏纯朴、敦厚的 社会 风气,扰乱了愚钝、麻木的民性,消费标准上的僭越、财富分配上的凌夺,商品交换上的欺诈。 农业生产领域中主佃关系的紧张……是因为世风不正,人心偏邪.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 自然 也离不开道德方面的整顿。直到晚清,开近代风气的社会激进批评家龚自珍还著书坚持“统之以至淡之心”,来调剂贫富悬殊、维持财富占有上“小不相齐”的局面,以达到王朝久安长治。这种道德伦理对经济思想的制约力较之宗教要更为强大。道德伦理具有巨大的历史张力,阻碍经济思想肯定人的谋利动机和谋利行为,反对围绕“利”思考社会经济生活,反对基于此 组织社会经济生活。

(2)疏于 理性思维 。司马迁以降,先秦典籍如《管子》中许多优良传统,例如,重视用数字、重量、尺度 统计方法研究经济问题,重视理论探讨和充分说理的学风等,都没有被继承下来。中国历代经济思想家从来没有想到通过深入研究、仔细观察建立真正“以不变应万变”的理论体系。征赋纳税的办法、修正方案倒是很多,就是没有赋税原理;铸钱、行钞议论纷然,就是没有货币理论;土地问题时常出现,土地改革方案(名田制、井田制、占田制……)汗牛充栋,就是没有国土经济原理;抑商喊了2000多年,商人照旧衣锦食肉,就是没有人对商业资本进行过认真研究.两汉以后,经济思想的实用更加明显,他们在理论上很少突破先秦经济思想基本框架。著名学者甘乃光说:“我国经济思想除了先秦以外,汉以后的思想家实不能越先秦思想家的雷池一步;汉后的经济思想不过是延先秦的余绪罢了……汉后什么王莽、李觏、王安石,以至最近谭嗣同等实在无特别研究价值。”这个说法虽然过激、绝对、片面,但从理论成就上说,决不是毫无道理的。经济思想的实用性,大大妨碍了它本身的一般性指导意义。

(3)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封闭性的,是在这块生养不息的“神州”大地独立产生的。谁能找到它受过外来经济思想的 影响 痕迹? 谁能说在佛教输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西域商人来华贸易以及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等几次较大的来自外部 文化 的冲击运动中,经济思想受过什么冲击? 因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经济思想大致分为两个极端:一是纯中国的,以整个古代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出现以前的经济思想为代表;一是纯西方的,以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出现以后的经济思想为代表。西方经济思想,即便是在早期、中世纪,也是开放型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古希腊、罗马思想家几乎成了西方所有国家的人类的精神童年偶像;托马斯.阿奎那一个人几乎代表了西欧中世纪的思想,亚当。斯密的理论影响遍及欧美各国。西方各国的、历代的思想家几乎是超时空的。

由于上述原因,中国古代辉煌的经济思想并没有像西方古代经济思想那样,自然演化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古典经济学和后来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等系统经济学理论。通过以上中西对比,分析出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天生缺陷,不难得出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落后仍然是社会经济演进的合理结果。这也正好印证了经济学本身的历史属性:经济学理论自身的发展过程,没有任何超越历史性质的要素产生,因为任何经济学理论都只能产生于历史发生过的经济问题与经济现象之中。

参考 文献 :

陈岱孙,《从古典 经济 学派到马克思》,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郭庠林,《 中国 封建 社会 经济 研究 》,上海 财经 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蒋自强、史晋川等,《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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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涛,《经济思想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谈敏,《法国重农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赵靖、石世奇,《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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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文学是从古代文学中发展而来的,可以想象古代文学对现今文学的影响是非常之巨大的!而语言是文学的载体。现如今的语言是文言文的简化及平民化,是语言文化发展的必然。在古代文学中,现今文化有很多可以借鉴和学习的地方。简而言之,古代的文学载体是现代文学的基石。

研究疫情对经济影响的背景论文

您好,新冠疫情对商业银行的影响研究背景及现状,近几个月来,新冠病毒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已经显现出来,其中商业银行也受到了影响。新冠疫情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新冠疫情对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产生了影响,这是由于疫情导致的经济不稳定,使得商业银行的贷款和投资收益受到了影响,从而导致资产质量的下降。其次,新冠疫情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产生了影响,这是由于疫情导致的经济不稳定,使得商业银行的资金流动性受到了影响,从而导致流动性的下降。此外,新冠疫情对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也产生了影响,这是由于疫情导致的经济不稳定,使得商业银行的贷款和投资收益受到了影响,从而导致盈利能力的下降。总之,新冠疫情对商业银行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资产质量、流动性和盈利能力方面,这些都将对商业银行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商业银行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应对新冠疫情,以确保其正常运营。

新冠疫情对商业银行的影响研究背景及现状:新冠疫情对商业银行的影响研究,是当前金融研究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新冠疫情的爆发,给商业银行的经营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使得商业银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研究新冠疫情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对于更好地了解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更好

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受疫情影响,超过5成的企业2020年营收下降20%以上。就现金维持时间而言,34.0%的企业最多维持1个月,33.1%的企业可以维持2个月,17.91%的企业可以维持3个月。

2020年爆发疫情之初,传统服务业几乎完全停摆,酒店旅游业整体上都已经处在停业的状态,而交通餐饮业也是如此,这些行业亏损都很大,都处在被动运行的阶段。由于疫情,不能出省甚至出市,有很多有疫情的地区采取就地隔离,对旅游业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在当时的疫情之下,我国的制造业也面临巨大的困难。疫情先是降低国民的消费热度,比如疫情造成国内服装需求量减少,于是服装行业陷入困境。零售品销售额巨幅下降,轻工业受影响。从需求端来看,纺织服装,电子商品、家具、家电需求量下降,从供给端来看,厂房劳动密集型高,所在地处于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大省,这是制造业要面临的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十分显著,因为银行是金融和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银行的可负债性与其它金融行业相比的体系化特点,在金融危机时,商业银行往往被认为是风险最大的金融机构。新冠疫情爆发后,商业银行面临着收入减少、违约率上升、流动性紧张、资本缺口和系统性风险等诸多挑战。

实体经济对就业的影响研究论文

meiyou

金融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论文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经济的金融化发展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对于金融经济来说,实体经济是基础,是支持金融经济发展的根本。如果只是单一地发展金融行业而忽略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行业的发展也会失去活力。同时,金融行业的发展也会反作用于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行业的蓬勃发展也会促进实体经济的兴盛,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 :金融;实体经济;市场

现阶段,我国的实体经济的发展遇到一些问题,出现了轻实体经济重金融经济的趋向。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必须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及时调整两者之间的关系,共同促进我国经济的繁荣昌盛。

一、我国目前面临的一些实体经济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的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是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一些经济发展中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了。例如区域经济发展得不协调,资源利用效率水平低下等问题日益凸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实体经济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同时国际上的竞争也愈演愈烈,发展实体经济是取得国际竞争胜利的基础,同时,发展实体经济开有利于增加就业机会,缓解就业问题。发展金融业,必须与我国的发展状况相适应,改革创新,防止泡沫经济的出现。其次,各种劳动要素和经济发展资源出现短缺也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比如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短缺。随着社会的变迁,我国的人口结构在不断发生变化,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主要问题就是劳动力资源的短缺。很多人都愿意去经济发达的地区寻找就业机会。但是企业对劳动力的是有一定需求量的,很多企业岗位都出现了招工难的`现象,很多企业的项目只能放缓速度甚至暂停项目,这对企业的造成损失是巨大的。另外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来还面临着土地资源的问题,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同时土地的价格越来越高,很多企业项目的土地成本越来越高。出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企业发展的成本越来越高,但是企业收益却越来越少。很多企业对于实体经济的信心不足,逐渐放弃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也冲击着一部分企业的发展,很多小型企业在经济的转型中心有余而力不足,前途暗淡。在这种经济发展环境下,很多投资商也不会轻易投资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的发展障碍重重。

二、金融化发展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联系与相互间的作用

金融业的发展会直接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对于实体经济来说,实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本的支持,如果想要实体经济蓬勃发展就必须促进金融业的发展。如果金融业发展不前的话,就会影响流入实体经济产业中资本的数量,实体经济失去了资本的支撑,发展就会变得越发艰难。实体经济产业可以借助于金融行业进行资本的募集。当实体经济产业的发展缺少资本时候,可以向金融行业求助,缓解资本危机。金融行业的发展还可以引导实体经济产业发展的导向。金融业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现是相互作用的,金融行业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资本的支撑,实体经济的发展也会促进金融行业的发展。实体经济产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获得的收益也给予了金融行业一定物质上的帮助。实体经济的发展状况也揭示了金融业的发展状况。如同前文所言,金融行业可以引导实体经济产业的发展的方向,反过来,如果实体经济发展状况良好的话,就表明金融行业的发展是健康的、正确的。

三、应该如何平衡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发展关系

金融行业的发展和实体经济发现一定要做到均衡,不能顾此失彼。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发展,共同提升。实体经济产业和金融业对于经济发展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必须共同发展、共同提升。金融业如果发展求快,偏离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轨道,就会形成“泡沫经济”,此时的经济繁荣只是假象。所以金融行业必须要与实体经济携手并进,互相促进,共同推动经济的稳步发展。实体经济产业越来越缺少资本的支持与当前实体经济发展的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实体经济的成本高,企业压力大、效益低。必须加快实体经济改革的步伐,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新型企业的发展,减少税负,减轻企业的负担。资本金融市场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实体经济是金融行业发展的根基。经济决定了金融的发展,而金融又服务于经济。近年来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外来资本的流入等原因使得金融业出现了一些不够规范的现象。相关部门必须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管,建立健全金融市场的监管机制,加强金融人才的培养,使金融行业队伍专业化,减少金融行业的风险。

四、结语

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之间的发展息息相关,二者密不可分。我们必须积极进行调整与创新,让金融市场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而实体经济带来的资本也可以更好地为金融发展所用。这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但是我们相信,在金融市场服务下的实体经济发展的一定会越来越好。

参考文献

[1]陈享光,郭祎.论金融化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J].学习论坛,2017(2).

[2]杜勇,张欢,陈建英.金融化对实体企业未来主业发展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J].中国工业经济,2017(12).

全球金融危机是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弊端集中显现的结果此次金融危机发源于美国,并席卷全球,其速度之快,破坏力之大,出乎多数人的预料。关于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各国理论界和政府已多有论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源于美国房地产泡沫。解决公众的住房问题是美国政府的重要目标,例如“两房”就是直接为服务于这一目标而设立的。在近年来美国货币政策宽松、房产价格上扬、资产证券化速度加快的情况下,各贷款机构追逐高额回报,利用所谓金融衍生产品的设计,将抵押贷款扩展至偿还能力差、信用状况不佳的人群,成为危机爆发的温床。其二,金融创新的规模和速度与过分相信市场监督作用的监管理念之间出现失衡。金融衍生品泛滥、杠杆过度使用、评级制度缺乏公允和客观的价值准则,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导致了危机的发生。其三,美国的货币政策应负有较大责任。从2001年1月起,美国开始实行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给美国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廉价资金,并伴随着减税、补贴等多项措施,直接促成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而随后的加息周期则刺破了这一泡沫。其四,过度举债消费的模式是酿成此次危机的深层次根源。长期以来,美国个人消费支出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过度举债消费给美国带来了经济繁荣,但这种繁荣不具备坚实的基础,特别是考虑到美国国内储蓄率已经降至极低水平,从1984年的10.08%降到1995年的4.6%,再降到2004年至2007年的1.8%、-0.4%、-1%和-1.7%,其背后是一个巨大的债务泡沫。2007年美国居民、企业和政府未清偿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高达229.74%,其中居民负债比重为100.30%。因而当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巨额债务便浮出水面,并最终酿成了一场偿付能力的危机。回过头来看,美国以消费和负债为支撑的经济模式由来已久,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愈演愈烈,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不可持续的。但如果结合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特点,这一现象就不难理解。当今美元本位体制与黄金(203,-1.79,-0.88%)本位体制最大的不同,就是美国可以通过无节制地印钞进行对外支付,满足国内消费,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与之相对应,其他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口推动经济的同时,换取了大量以美国国家信用为支撑的美元,随后又将这些资金用于购买美国金融资产,形成了一个以贸易(实物)——金融(资本)为链条的全球大循环。坦率地说,此次金融危机暴露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一系列严重弊端:首先是作为储备货币的美元,其发行不受任何限制,实际上是一种“信用”本位,美国几乎可以无约束地向世界倾销其货币,但其偿还却因为汇率的“浮动”而得不到保障。其次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缺乏平等的参与权和决策权,仍是建立在少数发达国家利益基础上的制度安排。美国在利用货币特权向其他国家征收铸币税的同时,又借助金融创新将风险扩散到全球,使全球为美国的危机买单,其他国家只能被动接受。最后是调节机制的局限性。IMF作为世界中央银行,资本不足,权威不够,其投票权和结构设计不合理,使美国具有否决权。而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其投票权不仅大于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成员,实际上也握有否决权。这样就使得IMF不可能通过任何不利于美、欧利益的决议。而且也使IMF对美欧几乎不具备监督和约束的能力。综合历史沿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将是循序渐进的,短期内,美元将继续作为唯一核心货币支撑起单极体系;中期内,欧元等主流货币将日益分担世界货币的责任,国际货币体系将向简单的多极缓慢发展;长期内,具有内在约束力和外部协调性的多层次“多元”国际货币体系将逐渐建立起来。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有三个循序渐进的选择题:“金本位还是货币本位?”、“单极还是多极?”、“多极还是多元?”。笔者在上篇文章(2008年12月19日《回归金本位已失去客观条件》)中,初步解答了第一个问题。今天来谈谈剩下的两个问题,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需要怎样的核心?一个,还是多个?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之中,美元都是货币体系的唯一核心,而次贷危机深刻动摇了美元的货币基础,很多市场人士认为欧元、英镑或是崛起中的新兴市场货币将取代美元成为新的唯一核心。实际上,就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而言,欧元或其他币种能否承担唯一核心的职责并不是关键,最重要的是,一个有且仅有一个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否适应经济、金融发展变化的需要,单极体系是否具有稳定性?支撑单极体系的是霸权稳定论,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自由派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1971年在其名著《萧条中的世界,1929-1939》中首次提出的。金德尔伯格认为,世界经济必须有一个超级霸权大国作为稳定者,为全世界范围内的剩余产品提供一个市场,保证资本充分流动,并在银行面临危机的紧要关头发挥救助作用,他更提出,不但危机时期需要一个稳定者,在正常时期也同样需要:“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一个占主宰地位的自由强国,国际经济合作极难实现或维持,冲突将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次贷危机的爆发,霸权稳定论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已经不合时宜,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发展方向将不可能是单极体系。原因有三:其一,世界经济结构在长期发展中日趋多元化,据IMF的数据,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在影响力和重要性上的差距日益缩小,在1980至2007年的28年间,新兴市场经济体GDP占世界GDP的比重经历了“U”字型变化,从1980年的30.9%到1992年16.5%,再到2007年的28%,新兴市场占比先减后增;而从增速看,新兴市场经济体近十年来大幅超越世界平均水平,28年间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4.22%,其中前20年平均增长率为3.37%,后8年为6.36%,增速不断加快;而发达经济体其同期平均经济增长率为2.74%,其中前20年为2.82%,后8年为2.52%,增速不断放缓。其二,霸权国能够提供稀缺的国际社会公共商品,引导政策博弈趋向协作,并化解局部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霸权国尚有余力顾及全球,并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整体利益优化。但一旦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于霸权国,那么霸权国将难以担负起维系体系运转的责任,而且此时其个体利益体现在通过霸权来向外分散风险,这与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全局稳定的整体利益存在巨大冲突。金德尔伯格始终强调“霸权国本身必须恪守自由主义的市场观念”,而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体都不可能避免经济周期的起伏,这就意味着霸权国的经济基础是极不稳定的,其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协调也是偶然的、间歇性的,坚守同一个霸权并不能保证体系运行的长期有效。此外,霸权的阶段性更替则不仅无法回避经济周期带来的影响,还可能导致更多的动荡,并引致更大的成本。其三,单极体系的稳定作用并非不可替代。改变博弈结构并非只有引入强权这一种方法,通过建立协调机制加强个体间交流与谈判,或者建立一些有实际效力的个体约束机制,博弈均衡也有可能发生优化。此外,在提供国际经济社会的公共商品方面,依靠能力强化的国际性机构比依靠霸权力量更为有效,且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更小。在多极体系中加强制约机制建设并增强国际性机构的影响力,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依旧能够实现长期稳定。无论如何,多极将构成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发展方向。那么,这将是怎样的多极?答案还是非此即彼的两个:简单的多极或是复杂的多极。简单的多极意指无秩序、无层次的多极,即各经济体在多种核心货币间随机取舍。复杂的多极则代表一种有秩序、有层次的多极,即各经济体根据地理位置、经济开放程度、经济规模、进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和地域分布、国内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及其与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程度和相对的通货膨胀率结成几个不同的区域货币同盟甚至是成立统一货币区,而每一个特定货币区内的区域统一货币则构成了多极体系中的一极。这种复杂的多极与蒙代尔的“金融稳定三岛”具有较大相似之处。蒙代尔近年来一直提倡美元、欧元和亚元分别承担起区域货币的职责并共同构成多极货币体系。但这种复杂的多极并不仅仅意味着多个统一货币区的并立,实际上,每个货币区就像是货币体系中的一个单位“元”,而这些单位“元”的核心,也就是各个区域货币本身又形成一个更高层次的“元”,这个高层次“元”也有一个核心,即一种类似于多极货币基金的世界性货币,就像是IMF特别提款权的加强优化版本。每个层次的每个“元”内部不仅固定汇率,生产要素顺畅流动,并能够实现宏观政策的协调。理想状态是,各个统一货币区内部政策较为统一,而高层次“元”又能通过国际性机构的制约实现各区域政策的整体协调,多层次的多极货币则能够充分满足各区域和全世界的各种货币需求。从这种意义上看,这种存在多层次内部制约和外部协调机制的复杂的多极可能就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发展方向,即“多元”。从以美元为核心的单极信用体系向多元化发展,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路径可能有两种风格:激进型或是渐进型。综合历史沿革、次贷现状和未来要素,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不可能是激进型,而将是循序渐进的,短期内,美元将继续作为唯一核心货币支撑起单极体系;中期内,欧元等主流货币将日益分担世界货币的责任,国际货币体系将向简单的多极缓慢发展;长期内,伴随着各个货币区建设的长远进步和国际性机构的强化,具有内在约束力和外部协调性的多层次“多元”国际货币体系将逐渐建立起来。金融危机对对外贸易影响一、前3季度外贸继续快速增长2008年前3季度,尽管受到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能源资源价格上涨和国内生产成本大幅升高,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等不利因素影响,中国对外贸易加快结构调整,仍然实现了持续和快速增长。主要特点是:1.出口增速回落,进口增长加快,外贸顺差减少。前3季度商品进出口总值为19671.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2%。其中出口第1季度出口增长30.3%,第2和第3季度增速回落。前3季度总计出口10740.6亿美元,增长22.3%,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4.8个百分点。进口增长自年初开始加速,总计进口8930.7亿美元,增长29.0%,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9.9个百分点。外贸顺差1809.9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6%。2.机电产品出口增长较快,能源资源进口量增价涨。前3季度中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机电产品出口6170.0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4.0%。受经营成本升高和需求疲软的影响,传统大宗商品中的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仅增长1.8%,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了21.2个百分点。其他大宗商品出口增长速度均有所回落。进口商品中增长最快的仍然是能源资源类商品。原油进口量比上年同期增长8.8%,金额增长85.5%;铁矿砂进口量增长22.0%,金额增长116.0%;大豆进口量增长32.3%,金额增长137.4%。3.一般贸易保持强劲增长,加工贸易增速继续回落。前3季度中国一般贸易继续强劲增长,进出口总值达到9565.7亿美元,增长35.9%。其中,出口5007.8亿美元,增长26.9%;进口4557.9亿美元,增速高达47.3%,比去年同期加快22.7个百分点。加工贸易增长进一步趋缓,进出口总值8034.0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8%。其中,出口增长15.6%;进增长10.7%。4.对美出口增速大幅放缓,对新兴市场出口增长较快。前3季度中国对发达市场出口增长放缓。对欧盟出口2204.7亿美元,增长25.6%,对美国出口1891.3亿美元,增长11.2%,对日本出口858.5亿美元,增长16.0%。与一些新兴经济体双边贸易继续快速增长,例如对印度出口增长了43.1%,对韩国出口增长了28.4%,对巴西出口增长了90.2%。二、全年出口增幅可能低于20%当前金融危机正在向实体经济蔓延。由于个人消费开支和出口增长低于预期,美国第2季度GDP增长率已经由此前的3.3%修正至2.8%。一些研究机构预测第3、4季度美国的个人消费将出现负增长,相应地美国经济将至少步入温和负增长。欧元区和日本第2季度已经陷入负增长。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增长也都开始放慢。第4季度主要发达国家进口量可能萎缩,全球商品贸易也将显著放缓。因为金融危机,部分地区和企业出现支付困难。中国进出口企业已经明显感受到出口新订单减少和支付风险的增大。国际市场主要初级产品的期货价格从7月份开始回落。近期金融市场的混乱和对未来全球经济下滑的担心,进一步挤压了期货价格虚高成分。但是以美元计价的初级商品价格目前仍处于历史高位,同时也不排除由于投机因素大幅波动的可能性。中国国内通胀率仍不算低,出口产业将继续受到成本上涨困扰。自汇率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已超过20%,对欧元和日元升值也都在8%以上。近期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与美、欧、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采取措施稳定金融市场,汇率大幅波动受到一定抑制有关。这暂时缓解了人民币快速升值给出口企业带来的困难。综合上述因素,预计第4季度中国出口增长将进一步放缓,全年出口增速可能回落至20%以下。三、2009年外贸形势很不乐观第一,世界经济将陷入低迷,不排除危机加深可能尽管各国政府正采取协调行动筑起防波堤,使得这场金融海啸还不至于引起1929年那样的大萧条,但是市场信心的恢复、体制和结构问题的解决预计将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乐观地估计,发达国家经济至少要等到2009年下半年,甚至更晚时候才能开始复苏。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还难以确定。整个世界经济将进入一段较长的低迷时期。目前美国房地产市场还没有显现出整体回暖迹象,次级贷款问题仍有可能恶化,使更多金融机构的不良信贷浮出水面。因此,不排除金融危机加深的可能性。第二,初级产品价格将继续处于高位并剧烈振荡如果初级产品价格能够回落至较低水平,对于减轻广大进口国成本负担,刺激经济回升显然是利好消息。但是,导致近年来能源、资源类商品价格飙升的主要因素——来自新兴市场的庞大需求,以及美国生物能源政策等并没有改变。而能源、资源类商品供给受到开采难度增大、生产国投入不足、以及农业生产耕地面积减少的制约,供给量的增长并非易事。为了维持高价,近日OPEC已酝酿调减全球石油产量。各国为拯救金融市场而注入的大量流动性,对美元等货币币值下跌的担心,将使得更多国际游资把大宗商品期货作为保值避险工具。这些因素都将加剧国际商品市场上的价格波动。第三,多哈回合前景暗淡,贸易保护主义威胁增大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只影响部分市场不同,这次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陷入金融危机,影响到了全球贸易的稳定运行。7月份多哈回合谈判破裂后,虽然许多成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希望重启谈判,但是一些根本分歧短期内很难弥合。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多哈回合取得突破的前景看上去更加黯淡。不仅如此,贸易量萎缩和失业率的上升,还将使一些国家和地区转而采取更为保守的贸易政策,全球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威胁增大。总体看来,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主要贸易伙伴经济下滑、进口需求锐减、国际商品市场价格大幅波动、主要货币可能出现的贬值,都将进一步波及中国。预计2009年外贸形势应很不乐观。进口和出口增长都将回落。四、中国应对冲击有一定空间中国对外贸易已经连续七年实现较快增长。近几年政府大幅调整外经贸政策,包括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已经让企业提前适应在趋紧的环境下生存发展。许多地方和企业都积极转变增长方式,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加快技术进步和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开拓新兴市场,并且取得了积极成效。少数仅靠低价竞争的企业被淘汰,具有一定技术、品牌和客户渠道优势的企业则获得了更大发展。大部分出口商品卖价有所提高。应当说,中国出口产业总体竞争力仍然是比较强的,低成本优势并没有失去。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下滑将催生新一轮国际产业调整。对于中国进出口企业来讲,既面临很大的挑战,但是也可能获得新的发展机遇。2009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能依然充足。国民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基本面是健康的。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调整和优化结构,统筹城乡发展将带来巨大和长期的投资与消费需求。依托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坚实物质基础,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积极和有效地扩大内需,将支撑并推动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中国政府近日已经决定提高服装、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出口退税率,未来在支持优势企业和产品出口方面还有相当可操作空间。各地方、部门将加大对进出口企业信贷支持,加快出口退税进度,鼓励和帮助企业克服困难,开发适销对路产品,拓展新的市场。同时,中国外汇储备充足,将继续积极扩大进口,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这有利于改善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减轻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中国投资环境和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增长潜力很大,迄今为止外商对中国直接投资热情不减。所以,从中长期看,中国外贸发展前景依然十分光明。

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原本积重难返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变得更加严峻:一方面,200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超过610万,这些应届毕业生急需要就业;另一方面,许多用人单位削减甚至取消了校园招聘计划,使人力资源供需出现了严重的不均衡,毕业生就业面临最冷“寒冬”,主要表现在:1、从国家宏观角度看:(1)2009届毕业生人数创历史新高。由于国家连续扩招,毕业生人数始终保持较快增长,待就业毕业生数目巨大。在金融浪潮席卷而来,经济持续低迷的今天,09年大学生就业工作任务非常艰巨;(2)国家经济增幅放缓,新增劳动力需求的大幅减少。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预计我国在未来几个月乃至相当长时间里可能面临经济发展减速、出口减少、财政减收、外汇储备缩水以及待业人员增加等情况;(3)相关就业保障政策的出台,比如《劳动合同法》,在进一步完善我国雇佣关系各项规范、保障员工合法权益的同时,也会导致用人单位在雇佣员工的问题上慎之又慎。2、 从用人单位角度看:(1)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滑坡导致消费需求下降,投资需求萎缩,从而引起对新增劳动力需求的大幅减少,导致许多单位削减甚至取消招聘计划.一些以经济管理类专业为主的院校,由于所设专业限制,所受冲击必将更大;(2)不少用人单位在选择大学生时存在或多或少的误区,主要有:首先,学历要求更高。在强调能力决定未来的今天,学历仍然被视为寻找工作的敲门砖。从今年下半年各地举办的人才供需交流会以及我校举办的秋季校园招聘会和专场招聘会来看,尽管经济“萧条”,但一些知名用人单位本着“人才储备”的目的,还是提供了一定的用人计划,但企业的门槛提高、待遇降低,却是可以明显感到的变化。 第二,存在性别歧视。女大学生明显处于劣势,由于女大学生生理因素、婚姻因素、成就动机,以及生育保险费和女工劳动保护费用等,将来工作成本比男大学生大。所以,在招聘一些岗位时,用人单位更倾向于男性。第三,生源地域歧视。不少用人单位考虑到本单位的业务情况与当地联系紧密程度,希望招聘的大学生熟悉当地方言及风俗,甚至有一定的人际关系网等,选用人才时优先考虑本地人才。第四,过分看重工作经验。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用人单位很难像以往那样给予新晋员工较长时间的实习和培训。从成本的角度来看,他们更愿意录用那些有相关工作经验、可以直接投入工作的应聘者;(3)《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的出台,增加了单位用人成本,保障了弱势员工的合法权益,这使用人单位在招聘时更加谨慎,在情况不明朗,需求不紧迫的时候,一般较少或不考虑增加招聘计划。3、从学生角度看:(1)“硬件”缺乏。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毕业生想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必须要有足够的“硬件”。即学历、成绩、知识水平、实践经验、动手能力等。目前的现状是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对于专业知识缺乏足够的了解,理论素养不高,专动手能力较弱、缺乏必要的社会实践;(2)“软件”缺乏。除了所需的“硬件”外,毕业生还需要一些“软件”傍身。比如适应能力、人际沟通能力、情绪控制能力、时间管理能力、就业能力等,这些能力对于工作的获得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3)毕业生就业观念滞后,存在盲目的乐观或悲观情绪,择业观、价值观、人生观尚存偏差。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校毕业生就业率,同时也使得部分毕业生因此错过了“最佳”的就业时机;(4)金融危机的影响,使一些毕业生打算延迟就业,期待危机过后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殊不知,不及时就业一方面使自己前面的投入一无所获,另一方面也浪费了自身作为应届生应有的优势。二、2009届毕业生就业面临的机遇虽说这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造成了伤害,其他国家都面临着一个经济衰退的问题,我们国家各方面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实际上它对我们的实体经济影响并不是很大。国家有充分的资金,充足的资源,可以抵挡金融危机带来的金融上的压力。甚至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大学生今天碰到的是 “从结构性失业走向充分就业、走到满意就业”的挑战,但更多的是机遇。主要表现在:1、从国家宏观角度看:(1)我国经济将保持又快又好发展,这对社会的就业尤其是大学生就业是个有力拉动;(2)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将有力的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协调、稳定的发展。我们国家面临的问题不是金融危机,而是正在做产业结构调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逐步加快,势必要有一些企业、一些人在这一轮的更新中被淘汰。但是产业结构更新后,对人员素质的要求就不一样了,大学生的优势就会凸显出来。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基础性工作的铺垫、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文化产业、创意产业兴起,这些工作都是需要高素质的人去做的,大学生的机遇也就来了;(3)建设创新型国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将为高校毕业生提供更多用武之地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4)《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将为高校毕业生就业提供法律保障。2、从单位角度看:(1)为了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国家各级机关和事业单位必将成为吸纳大学生就业的大户。根据历年统计,国家各级机关及事业单位吸纳人数占到应届生总数的12.7%左右,今后这一块市场必定稳中有升;(2)用人单位本着“人才储备”的目的,招聘数量不会有太大减少;(3)随着国家鼓励消费、国内需求的不断增长,国内市场将会进一步开拓,制造业、社会服务业等行业对于人力资源需求将进一步扩大;(4)随着法律的完善,单位也逐步完善自己的用人制度,以前非法用工、拖欠工资等现象得以从根本上消除。3、从学生个人而言:(1)提升自身“硬件”与“软件”。对于大学生职业发展而言,自己唯一可控的就是自己的就业能力。外在环境的变化,使学生可以充分认识到就业的艰难,进而通过各种手段提升自身“内功”,最终提升自己的就业能力;(2)改变旧有的择业观念,树立正确的择业观、人生观、价值观。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学生可以拓宽自己的就业面,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比如:有的同学本来不打算考公务员或研究生,只想到企业去工作,现在也发现在找不到合适工作的情况下,公务员或研究生也不错。从长远看,这极有可能成为提高就业层次的重要手段。

疫情对基建经济的影响研究论文

1、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需求和生产骤降,投资、消费、出口均受明显冲击,短期失业上升和物价上涨。防控疫情需要人口避免大规模流动和聚集,隔离防控,因此大幅降低消费需求。工人返城、工厂复工延迟,企业停工减产,制造业、房地产、基建投资短期基本停滞。一旦被WHO认定为疫区,出口可能受较大影响。2003年二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速较一季度大幅快速回落2个百分点。2、对中观行业的影响:餐饮、旅游、电影、交运、教育培训等行业冲击最大,医药医疗、在线游戏等行业受益。2019年春节档票房58.59亿,2020年春节档颗粒无收。2019年除夕至正月初六(2月4日至10日),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10050亿元,2020年同期受损严重。2019年春节假期,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4.15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139亿元,2020年同期锐减。1月底交运行业出行人次减少约七成。房地产行业暂停销售活动。建筑业、金融业、农林牧渔等行业受波及。简单估算,电影票房70亿(市场预测)+餐饮零售5000亿(假设腰斩)+旅游市场5000亿(完全冻结),短短7天,仅这三个行业直接经济损失就超过1万亿,占2019年一季度GDP21.8万亿的4.6%,这还不包括其他行业。3、对微观个体的影响:民企、小微企业、弹性薪酬制员工、农民工等受损程度更大。4、对资本市场的影响:短期利好债市,利空股市(医药、在线娱乐除外),但中期仍取决于经济基本面和趋势。5、长期影响:政府治理将更透明,生产生活业态将朝着智能化、线上化发展,风险中酝酿机遇,或将催生新的业态。

今年十月份,我国的相关专家在线上举办了我国疫情后发展复苏的讨论会议。有专家表示,在过去的三个季度里,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大部分取得了积极健康发展,很多领域已经摆脱了疫情的影响,将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可持续的。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图片 我国经济持续复苏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可以看出,第三季度我国的经济增速达到了4.9%,前九个月经济增速同比转正为0.7%。此外,我国的消费增长率也开始转正,固定资产投资也在提升,居民收入逐步增高。对此,经济专家于泽称,我国经济能够在前三季度转正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我国对疫情的科学处理,使得我国成功地摆脱了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我国的经济韧性非常强大,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生产体系的完善以及最庞大的市场,再加上政府的及时调控,使得我国的生产和消费循环能够健康平稳发展。并表示,在我国经济由负向正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的经济市场环境保持良好状态,持续七个月PMI数据在荣枯线以上。此外,国外投资者也看好中国市场,纷纷加大了在中国的投资。另外,在八月份以来,我国的小型企业发展势头也逐渐好转,让我国的经济出现了全面的回暖。实际上,我国经济复苏的政策经过了一次调整。五月份之前,我国经济主要靠政府的对企业扶持,以及货币政策的调整来刺激经济。五月份之后,国内各行业复苏,开始经济内循环,国内市场开始恢复活力。虽然经济逐渐转好,但是经济的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依然没有改变。疫情下我国的消费大幅减少去年我国经济有很大的下行压力,主要是因为消费以及制造业投资大量减少。2019年我国的消费对GDP拉动仅为3.53%,较前年下降了1.47%。当时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在房地产和基建方面,然而随着疫情的冲击,这两方面也受到了严重影响。但是目前消费已经快速好转,由于疫情期间农民工不能外出工作,使得他们的收入下降,消费减少。八月份后,农民工开始外出务工,有了稳定收入,消费也开始快速提升。而且在疫情的影响下,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也严重下滑,目前他们的消费能力也正在提升。虽然我国经济已经持续地复苏,但是仍然没有摆脱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因此,我国还需要在经济复苏过程中不断调整发展模式,在政府的领导下提升经济模式,向高科技行业发展。

疫情在不同产业,行业间,不同类型的企业之间的影响不同,从三大产业的层面看,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最小,其次为第二产业,最大的为第三产业。受到疫情的冲击也是依次加重。疫情的原生冲击大幅增加了对医疗和卫生产品的需求,整个医疗卫生行业将会迎来比较明显的去库存、补库存和扩大产能的过程。疫情次生冲击下,受到影响最大的行业是那些以人员流动和聚集为场景主线的行业,比如交通运输、旅游观光、餐饮住宿、院线影视等是受影响最大的行业

中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弹性和韧性,它对当前的疫情冲击有很强的防御和自愈能力,能够使中国经济在克服当前困难和风险基础上快速回归向好发展的轨道上。疫情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基本面和长期趋势,如能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图片来源/新华社■刘元春 任泽平 陈彦斌 伍戈联合解题日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积极组织内外部专家,针对“疫情背景下的经济增长与宏观政策”展开联合研究。中国经济具有强大韧性虽然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一定的短期影响,但是中国经济韧性强、回旋余地大,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中国经济的韧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联合创始人):第一,中国经济的最大韧性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这种优势决定了中国可以利用举国力量快速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快速使经济社会秩序恢复正常。第二,经过70多年发展,中国已经奠定了实力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生产能力,疫情对于中国数百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接近9亿人的劳动力以及全世界规模最大、品类最齐全的生产体系难以产生实质性损伤。第三,中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内需潜力巨大。疫情带来的冲击,无法撼动中国市场的自我良性循环。居民消费升级、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推进及服务业的快速发展都将为发展提供广阔空间。第四,新经济和新动能的蓬勃发展将较大程度缓冲疫情冲击。尤其是互联网经济与网上办公等新业态的发展,保证了中国经济社会在疫情中保持有效运转,缓冲了疫情对传统经济的冲击。第五,中国政府拥有强大的经济调控能力、充足的政策工具箱和广阔的政策空间,这决定了中国经济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目前,中国政府债务率不到60%,预算财政赤字率没有超过3%,各类贷款平均加权利率依然维持在5%左右,由此保证了中国政府可以在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下持续展开有弹性的“六稳”政策。总体看,当前中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弹性和韧性,它对当前的疫情冲击有很强的防御和自愈能力,能够使中国经济在克服当前困难和风险基础上快速回归向好发展的轨道上。任泽平(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研究院院长):疫情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基本面和长期趋势,如能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一是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经济主导全球。据IMF估计,2019年全球GDP总量达86.6万亿美元,其中,中、美占全球GDP比重分别为16.6%和24.7%。二是2019年中国GDP实际增速6.1%,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相比之下,美国GDP实际增速2.3%、韩国2.0%、英国1.4%、日本0.7%,均远落后于中国。三是中国人均GDP仍有较大增长空间。2019年中国人均GDP为70892元,即10277美元,仅为美国的约1/6,英国的1/5,与1981年的日本、1994年的韩国相当,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四是中国城镇化率仍有20%的提高空间。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60.6%,仅略高于2018年世界平均水平55.3%,远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81%。同时,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远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还有约2.3亿农民工及家属子女未能市民化。五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大市场和最大中等收入群体。中国有覆盖14亿人口的统一市场,商品、人员、服务和资本均可自由流动,产品研发、生产、物流、销售等环节都存在巨大的规模效应。六是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2019年末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约9亿,就业人员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高素质人才有1.7亿,每年有约800万大学生毕业。尽管中国总人口已跨过刘易斯拐点,但人口素质的上升使得中国孕育了新一轮、更大的人才红利。七是中国创新创业十分活跃,新经济独角兽企业数仅次于美国。2019年中美新增独角兽分别占全球比重为12.6%和55.9%。未来中国信息服务业与人工智能、AR、VR技术结合仍将释放巨大增长潜力,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动能。疫情不会改变中国中长期向好趋势疫情会否影响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应主要从需求侧还是供给侧恢复经济增长?刘元春:任何一场疫情引发的经济冲击本质上是外生的、短期的和局部的,不会引起一个大型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趋势出现偏离。这是因为,一个国家中长期的发展趋势和生产能力主要取决于三大因素:一是资本存量及其增长速度。二是劳动力及其人力资本积累的状况。三是技术进步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这三大因素均不会因为疫情的冲击而发生根本性变化。纵观近百年历史,没有哪一场大疫导致一个大型经济体出现长期停滞,经济一般在疫情消退后1个季度左右就回到正常发展轨道。因此,当前疫情最多只会带来1至2个季度的经济小幅波动,不会改变中国中长期向好趋势,中国的潜在增速不会出现系统性偏离。由此,当前经济工作重点应在于有序展开复工复产,使经济循环尽快常态化,不宜在经济社会秩序没有常态化之前展开大规模经济扩张计划。经济政策应以疫情救助和促进经济循环体系恢复为主,坚持底线管理的基本原则。任泽平: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将大于2003年非典,但时间可能更短,具体影响大小取决于疫情持续时间和政策对冲力度。当前应兼顾应对疫情和长期改革,供求两侧发力,推出几项具有破冰效应、释放重大信号、能够提振各方信心的关键举措。一是提前储备项目,疫情后实施大规模基建,把由疫情冲击经济砸的坑填上。尤其是对人口流入的城市群和区域中心城市进行适当超前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刺激需求、稳定就业,对冲经济下行压力。二是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并优化方式,从减增值税改为减企业所得税和社保缴费率,提高企业获得感。一方面,继续下调社保缴费率3个百分点,其中养老、医疗保险缴费率分别下调1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下调企业所得税税率至21%,与美国联邦企业所得税税率相当。警惕疫情下的六大风险点疫情下须重点提防的风险点有哪些?刘元春:第一,经济增速下行下,就业风险是最大的灰犀牛。2月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仅为37.9%,比2019年同期下降15.7个百分点,表明就业市场出现收缩。虽然不会造成大面积失业问题,但就业形势明显吃紧。第二,当前物价的结构性上涨势头将进一步显现,应谨防“滞胀”风险。可以预见,在疫情管控放松后价格将快速释放。同时,不同行业和不同区域的复工复产进程不一致,也会导致供应链出现瓶颈,部分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第三,要警惕疫情在全球蔓延所带来的全球经济快速下滑、金融市场大幅波动风险。目前,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势头明显加剧。因此,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将面临全球经济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巨大不确定性,应当作出相应预案,防范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影响。第四,要高度重视房地产市场的不确定性,防止房价快速回落。疫情后房地产企业通过大幅降价来快速回笼资金的情况将会增多,一旦降价预期形成,将容易形成“购房意愿下降——需求减少导致房价下降——降价预期增强”的不利循环,这对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将产生较大冲击。第五,要高度警惕放松货币政策所带来的资产泡沫化风险。目前经济循环没有基本恢复,货币政策释放的流动性难以流入实体经济,资金大规模进入金融市场会带来资产泡沫化风险。而资产泡沫将引发金融市场的大幅回调,妨碍疫情后中国经济的恢复。第六,要高度警惕过度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政府债务加剧风险。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同,疫情冲击是短暂的,疫情后经济运行会恢复常态化,因而采取类似2009年大规模刺激政策的理由并不充分。而且,过度积极的财政政策会导致政府债务和宏观杠杆率大幅上升,这将会成为金融风险的核心根源,也会阻碍社会生产率的提升。任泽平:当前须兼顾疫情防控与恢复生产,警惕各地疫情防控“一刀切、层层加码”现象。一些疫情较轻的城市,盲目照搬疫情严重地区措施,采取各种过度限制措施,不能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在没有兜底预案、企业买单的情况下,将疫情防控措施无限扩大化,经济发展基本停滞,本质上是懒政怠政、不担责的表现。“一刀切、层层加码”式防控,打乱了经济运行秩序,给企业、各行业、产业链、社会稳定带来严峻压力。因此,应坚持疫情防控与企业复工“两手抓”,采取分区分级防控措施,杜绝以疫情防控之名行懒政怠政之实,以简单粗暴的方式限制企业复工。疫情对全球供应链会有多大影响?中国应采取什么措施来巩固和提高我们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以增强国际竞争力?任泽平:疫情冲击全球供应链,中国须以改革的方法稳增长。一是放开汽车、金融、能源、电信、电力等基础领域及医疗教育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深化国企改革,落实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消除所有制歧视,提升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效率。二是以注册制改革为抓手,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配套制度。三是推动以“人地挂钩、金融稳定”为核心的住房制度改革,强化居住和实体经济属性,弱化金融属性。一方面,以常住人口增量为核心改革“人地挂钩”。另一方面,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稳定,回归市场化,支持刚需和改善型购房需求,支持行业间并购重组。四是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给地方官员新的激励机制,给民营企业家吃定心丸。货币政策要注重定向调控、精准调控当前CPI位于几年来的高位,这使得货币政策发力时受到掣肘,但疫情对餐饮、旅游等行业影响较明显,其中小微企业尤其须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两难情形下,货币政策应如何定位?陈彦斌(中国人民大学教育部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主要成员):2020年1月份CPI同比涨幅上升至5.4%,触及了201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涨幅仅为1.5%,连续16个月位于2%以下的较低水平。整体CPI与核心CPI走势分化,对货币政策的制定造成了一定困扰。理论上看,货币政策制定应着眼于核心CPI而非整体CPI。这主要是因为,包含食品和能源价格的CPI容易出现预期之外的大幅波动,会扰乱公众预期并对货币政策空间形成制约。本轮CPI上涨主要是受猪肉价格上涨叠加疫情的影响,与经济基本面不存在较大关联。因此,稳健的货币政策不应掣肘于整体CPI的上涨,而应坚持稳定经济的目标定位,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当然,猪肉价格上涨所引起的CPI涨幅扩大问题也不容忽视。有效解决猪肉价格上涨的结构性问题需要财政补贴政策等针对性较强的其他经济政策激励生产来加以应对和实现价格稳定,不能依靠总量调节为主的货币政策。伍戈(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一是为应对疫情严重冲击,货币政策应坚持稳健略宽松的取向。在一季度各行业普遍遭受重创的情况下,需要宽松货币政策为稳增长和稳就业“护航”。二是需把握货币政策宽松的力度和节奏,坚持适度宽松但避免“大水漫灌”。当前,CPI涨幅位于高位,货币宽松的幅度需要考虑对物价的影响。同时,货币过度宽松容易导致房价大幅上涨。未来仍需坚持“房住不炒”定位,防止过量流动性推动房价上涨。三是货币政策要坚持定向调控、精准调控,合理运用政策工具。本次疫情对二、三产业以及中小企业冲击较大,因此货币政策操作要注重定向调控、精准调控,合理运用结构化货币政策工具,实现精准帮扶。疫情下货币政策如何提高调控效率,更有效增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陈彦斌:面对本次疫情,货币政策及时采取多种手段释放了较为充裕的流动性,并通过政策利率积极引导市场利率下行。但也应看到,目前货币政策效果更多体现为股市的快速上涨,资金“脱实向虚”问题有所显现。因此,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率,使货币政策更有效地支持实体经济,是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事实上,中国货币政策传导不畅的问题一直存在,其根源在于经济与金融体制机制上的扭曲。一方面,实体经济中存在一些预算软约束部门,对信贷资金存在大量需求,挤占了其他部门的信贷资源。另一方面,在利率仍存在一定管制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可获得稳定的净息差,因而不愿过多承担风险,更有意愿将信贷资源投放到预算软约束部门。需要着力提高货币政策的调控效率。一是加强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与微观金融监管三者的协调配合,推动资金更好地流入实体经济。二是适度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特定区域、特定行业、特定群体的扶持。但这只能作为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不能长期化、常态化使用。三是要加强货币政策的预期管理与前瞻性指引,给予公众信心和稳定的预期。四是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破除经济与金融体制上的扭曲,并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步伐。伍戈:为保证全年发展目标的实现,货币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在稳健基础上灵活适度。用好已有金融支持政策,适时出台新政策,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妥善应对疫情短期内对经济的冲击,不搞“大水漫灌”。一是继续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下行。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手段以及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等中长期流动性投放工具,保持总量合理。适时适度调节存款基准利率,合理压降银行负债端成本。二是继续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已出台的政策要精准落地,压实承贷银行的责任,对企业进行严格的筛选,确保贷款用于疫情防控领域。同时,要提高审批和放贷效率,有效降低企业实际融资成本。三是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采取针对性支持措施。要密切关注疫情发展情况,合理调整政策节奏,因地制宜采取针对性措施。根据不同地区疫情演变进度,不同行业复工复产进度及计划,设计有针对性的支持方案。四是要更加重视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支持。可考虑根据不同地区疫情情况,给予企业在特殊时期还本付息延期支持,对因疫情影响未能及时还款的企业不作逾期信用记录报送。从多方面着力实现财政政策效用值最大化财政目前处于紧平衡状态,尤其是部分地方政府债务压力较大。在应对疫情过程中,如何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定位?陈彦斌:当前,财政整体上面临减收增支压力,财政运行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作为逆周期调节工具的财政政策应加力提效,让“紧平衡”下有限的财政资源发挥更大作用。具体须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适当提高2020年的目标赤字率。适当提高目标赤字率体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定位,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财政收支压力。二是财政政策要精准发力。针对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行业和企业,要进一步具有针对性地出台更多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帮助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渡过难关。三是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在减少税收收入的同时,避免非税收入的升高,切实降低宏观税负,以最小代价稳定经济增长。伍戈:在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和财政收支承压背景下,为积极对冲疫情影响,要继续推行有针对性的财税政策,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充分利用专项债等政策工具,将政策落到实处,实现财政政策效用值最大化。一是更加精准实施减税降费。可考虑研究出台阶段性、有针对性的税费政策,政策导向由“更大规模”转向“精准落地”,密切关注不同行业的税负变化,重点支持受损严重行业复工复产。二是优化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要落实零基预算理念,重视评估重大项目的财政可承受能力,削减非必要、非重点项目支出,压缩一般性支出。财政资金应投向撬动力度更大的重点领域,以市场化为原则,承担市场无力满足的需求。三是扩大专项债发行和使用。鉴于专项债是专款专用的债务,不计入财政赤字,有成本低、使用灵活的优势,建议未来进一步扩大专项债发行和使用。以一揽子政策帮助市场恢复信心除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还应采取哪些重要举措帮市场与公众更快更好恢复信心?陈彦斌:还应从更全面的视野布局,采取“微观政策要活+产业政策要准+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一揽子政策,帮助市场与公众恢复信心。一是要着力落实“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组合,更好地提升消费者信心。就改革政策而言,核心是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扭转中等收入人群可支配收入增速过快下滑的局面。同时,要加快建立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减轻住房对居民消费的挤出作用。就社会政策而言,核心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与救助体系,使居民减少预防性储蓄,更好地释放消费需求。二是要着力落实“微观政策要活+产业政策要准”的政策组合,更好地提升企业家信心。就微观政策而言,要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优化营商环境。就产业政策而言,要加大力度实施以放松管制、促进竞争为核心特征的功能性产业政策,为企业家提供更大发展空间和更多发展机遇。伍戈:一是加强疫情防控,做好与社会的沟通。疫情期间首要任务是疫情防控,只有疫情控制得当,经济才能正常发展。二是稳定就业和农产品供给,保障基本民生。线下招聘目前难以开展,可打造网上就业培训项目、开展线上招聘等,利用互联网解决就业问题。同时,当下正值春耕播种之季,要有序恢复农牧种植业,减少疫情对农产品产量的影响,稳定农产品供应和价格。三是推动有序复工,尽快恢复社会生产,落实划分疫区的政策。国内多数疫区疫情形势已走向缓和,各地区应根据当地疫情,有序推进企业复工进度。高风险地区重视疫情防控,中风险地区适时安排复工,低风险地区尽快恢复产业产能。四是增强公共卫生服务制度,补齐制度短板。一方面,须建立疾病预防监管体系,第一时间发现潜在特殊疾病暴发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应重视培育重大疾病防控先进人才。与此同时,加强各级部门信息披露,发挥媒体舆论监督作用,营造实事求是、鼓励讲真话的氛围。主 编丨毛晶慧 编 辑丨曹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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