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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阴阳五行说认为，金、木、水、 火、土相生相克。白色代表金，青（绿) 色代表木，黑色代表水，赤（红）色代表火，黄色代表土。周代以红色为高级服色，秦（前221- 前206）时以黑为最高地位的服装颜色，帝王百官都穿黑色衣服，汉灭秦后逐渐以黄色为最高级的服装颜色，皇帝穿黄色衣服。至唐代时，宫廷下令，除皇帝以外，官员一律不许穿黄衣服。自那时起，这种规定一直延续到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朝代，那位被推翻了的末代皇帝溥仪（1906-1967）十一岁时，看见八岁的堂弟衣服的里子有黄色绸，还揪着他的袖子问：“你怎么敢用黄？”可见即使被夺了皇权，在他们心中，黄色仍然有天下独尊的权威性。冕服和龙袍是中国古代皇帝的典型服饰。这些衣服、配饰体现了中国人独特的审美观、宇宙观和宗教观。在古代中国社会，哪一个等级的人在哪一个场合穿哪一种衣服，都是有严格规定的。皇帝在重要场合穿的礼服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冕服”。冕服包括冕冠，上有一块板，做成前圆后方形，戴在头上时后面略高一寸，使冕冠呈向前倾斜之势，以示帝王向臣民俯就，就是真心惦记臣民、尊重臣民的意思。前后有成串的垂珠，一般为前后各十二串，根据礼仪的轻重、等级差异，也有九串、七串、五串、三串之分。每串穿五彩玉珠九颗或十二颗，穿用的线为丝线。冕冠戴在头上后，须以簪子从一孔穿发髻再由另一孔穿出来固定。戴用者耳上方还有垂下的两个小珠，主要是提醒君王不要轻信谗言，这同冕板向前低就的戴法一样，都有政治含义。帝王的衣服多为玄衣裳。玄为黑色，纁为绛红色。冕服采用了两种颜色，上以象征未明之天，下以象征黄昏之地。帝王穿的衣服上常绣卷龙，另外还有十二种花纹，这些花纹以具有象征意义的动物、日月等自然景观为主，是帝王服饰上最有代表性的图案，诸侯的礼服上也可以用，但根据官级和礼仪繁简有别。上衣下裳的冕服腰间束带，带下垂一块装饰，名叫“蔽膝”—它源于人们缠裹兽皮的时代，那时主要为了遮挡前腹和生殖部位，后来有了规整的服装，人们仍以它垂挂在腹前，成为礼服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再以后，蔽膝完全是为了保持权贵者的尊严了。帝王的蔽膝用纯朱色。与冕服相配的鞋，一种是丝绸作面，木作底，底为双层； 还有一种是单层底，夏用葛麻，冬用皮。对应礼仪的高低规格，皇帝穿赤、白、黑不同颜色的鞋子。中国皇服最突出的特征是绣龙，明清时有袍绣九龙的定制—在龙袍前后两肩、两袖等处绣成对称的八龙，然后再绣一龙在大襟的里面，以象征君权神授、九鼎之尊的皇家威仪。
身为满洲正黄旗人的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历经中国清朝末代皇帝、天津寓公、伪满洲国傀儡皇帝、特殊战犯、新中国公民五个身份的转换，相应地，其服饰方面也有很大的变化。身为末代皇帝的溥仪，遵循的是大清皇帝服饰的规定，服有衮服、朝服、行服、雨服、常服等。衣服的质地，在不同季节也不相同，衣着的颜色则是皇帝独有的明黄色。在宫中，随着英文老师庄士敦的到来，给溥仪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的思想也活跃起来，开始崇尚西洋文明，醉心于西洋生活，他带头剪掉了辫子，脱掉长袍，学着老师穿起了西装。此后，西装几乎成了溥仪必备的服饰，从未离开过他的生活。身为天津寓公的溥仪，除了穿长袍马褂外，更多的时间是穿西服。伪满时期的溥仪，平日常穿西装，宫中做洋服，也偶穿中国袍褂。遇大典，穿西式大礼服或军装。遇宫中祭祀，穿清代衣冠。身为特殊战犯的溥仪，、穿上了深蓝色粗布监狱服，胸前没有了朝珠、大元帅勋章，取而代之的是“981号溥仪”；作为特赦后的溥仪，经常身着蓝色中山装。
从类群的角度来划分中国古代文学，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有民间文学、妇女文学、宫庭文学或者贵族文学等，还有臣妾文学和圣哲文学等提法。然而，一个十分显著的文学类群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是帝王文学。不过，主要从经济效益着眼的世俗的看重如出版帝王诗集、文集的现象也有一些，但都谈不上深入的理论认识评价。在中国文学经二十世纪初开始质的大变革至今历经百年、正待飞跃发展为新的中国文学伟大形态的今天，应当从文学自身本质规律出发来解析这一独立于中国文学主流但又起着特殊作用的文学类群。一、一种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学类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群是一种十分独特而又悠久的客观存在。在先秦文学中，帝王文学的现象已经非常突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有名姓的文学作品竟然是帝王文学。《古诗源》一书的开头，第一篇作品就是舜帝的《南风歌》。还有这样一种说法是，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画"出了我国哲学和文学融为一体的最早作品--八卦。在我国第一部政治议论散文集《尚书》中，收集了孔子这个伟大的教育家和编辑家之前历代帝王中产生的最有名的文章，如《尧典》、《大禹谟》、《秦誓》等。而在孔子编辑的文学教材《诗经》中，包含了不少帝王所作的诗歌。在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社会中，皇帝重视"文武之道"，大都有一定的文学创作能力。诗歌是中国人最重视的表情达意的工具，作为"万物皆备于我"的帝王自然也不例外。从中国文学史上看，封建专制社会自第一个皇帝秦始皇起，汉高祖刘邦、楚霸王项籍、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有名的帝王，尽管"稍逊风骚"、"略输文采"，但还是大都有诗歌创作传世。帝王之中，也应当包括农民起义领袖中自立为帝的黄巢、洪秀全等人。他们大都是书生出身，有一些"咏菊"之类霸气十足的"言志"诗作流传于世。封建专制社会全盛时期的清代的皇帝更是接受了严格的孔孟之道的教育，讲究"文治"，重视诗歌创作。据说乾隆皇帝是写诗最多的人，有四万多首，不过他的诗作质量不高。漫长中国封建社会中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可以说是秘书出身，诗作颇有可观之处。至于那些"守业"的皇帝，在接受教育时都学习了诗教课程，在政治生涯中也就写出了不少的文学作品。从上述认识已经可以看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个不容忽视却也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现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帝王文学还出现了中国文学中出类拔萃的作品。中国帝王文学虽然大部分作品质量不高，但少数的一些文学精品却在各方面都达到一流的文学水平。特别突出的是魏晋时期三曹的诗歌散文。魏王、后被儿子追封为"魏武帝"的曹操，所作诗歌和散文在帝王文学中是非常显著的。他的作品，胸襟阔大，苍凉悲壮，其层次之高即使终生从事创作的"专职"文学家也很少人可以企及。他的大儿子、篡汉称帝的曹丕，不但是一个诗人，而且文学评论文章更为知名。被封为王的曹植，诗歌尤其哀艳凄绝，水平高超。更为难得的是，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现象--父子三人既是开基创业的帝王又是文名卓著的文学家，还竟然开创了一个时代的文学--建安文学。南唐末代皇帝李煜，诗词达到一个高峰。作为退职的帝王却抹不去帝王的烙印，但在诗歌中也就没有了忠君爱国的传统和偏狭的政治志向，以致于上升到人生悲剧的哲理境界。由于帝王大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只要他们认真去创作，其诗文同样的超拔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原因，帝王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无意中形成了一种被人们敬而远之的现象。人们不大愿意也不大敢于玩赏和评议帝王文学。帝王文学那股唯我独尊、凌驾群伦的雄风和霸气，使得处于弱者地位的人们在本能上就已经产生排斥拒绝的心理。而封建等级观念重重束缚的臣民更不敢公开地指点评论，须知"大不敬"的罪名是要受到株连九族的处罚的。这就是帝王文学之所以没有得到正视的突出原因。但是，模糊了帝王文学这一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不是完善的文学系统。因而中国人的心理世界的反映也就明显地缺少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仅拿创作观念和主导思想来说，恰恰是帝王文学很少存在那种以孔孟之道为指导的封建观念。这样，人们常用不同的称呼的"龙凤文学"、"天子文学"、"政治文学"、"圣哲文学"，其实也就是帝王文学，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正视了，进而还应认真地剖析它的本质。二、畸形的阳刚文学的产生在中国历史上，所谓帝王这些极其重要的几百个人物，统治了世世代代的亿万臣民。以他们的名字作为皇朝的代号，本身就是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课题。而他们的文学作品，也成为一种独特的景观，需要认真对待。可以说，不认识中国帝王文学，便无从把握中国文学，也就无从深入地探究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无从建构新的中国文学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笔者认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种畸形的阳刚的文学，其产生是一种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帝王文学反映了一种人类个体和群体生命所独有的精神现象。从精神上进行心理分析，凌驾群伦的帝王文学表现了帝王作为个体对于群体无以复加的高傲心态，也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心理深处本能极度膨胀而又与封建理性高度统一的意识。古代中国政治心理的特点，是一种二律悖反，一方面是常规的理性即儒家的教化--对于帝王来说只是治理他人的工具，另一方面是政治中心首脑的权力的无限制发挥和本能的极度发泄。与之相对，臣民只能有阴柔女性的态度，只能在自虐的俯首贴耳中产生"移情"式的或者阿Q式的精神满足。帝王则在俯视芸芸众生中得到人生无与伦比的快感。刘邦的回归诗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宋太祖的咏月诗句"未出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曹操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等等，都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帝王都是要统一天下的，正所谓"天下一家"，而且都憧憬着"系之万世"。"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任何他们所知道的大地上的生物都要受到帝王的统治和宰割。在人类历史上，他们居然也能长达数百年地做到这一点。这样少见的古代文学所反映的心理现象，难道不应当进行认真的分析吗!须知，由中国特有历史性条件所决定的这种心理所影响的群体心态，今天仍然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中国帝王文学有着一致公认的理论基础即孔孟之道。如果寻找中国帝王文学在理论层面的东西的话，那么只能说孔孟之道是其集中的发展形态。而反映帝王心态深处最本真的法家的帝王之道，在帝王的口头上也在文学的主张中一般是不会被明白道出的。尽管孔孟之道实际上只是帝王教育之道和辅弼帝王之道，但它确实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封建观念系统，如"内圣外王"等。封建帝王是很乐于表白自己符合这一儒家教条的。其实，真实的帝王之道是"道儒法并举"、"霸王道杂之"。道儒法的理论深处都存在着高人一等的统治、制约、教导民众的圣王心态，都属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国封建社会特定的经济、政治、地理等条件产生了帝王文学。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是自耕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但因此也就需要一个中央集权专制的皇帝来保障统一，消除战争。于是，帝王应运而出，他们的志向都是统一天下，传世无穷。他们的文学主要表达这种志向。在帝王之下，一切人都成为被统治的和被宰割的，包括文学家。这些文学家，都只能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臣服忠诚心理，或者只能在这种心理的前提下抒情言志。尤其是男性的文学家大都是如此。倒是个别的女作家，由于没有了政治发展的可能而注重人生的欲望和情性，反倒写出更多真实情性的日常生活题材的作品。无论如何，应当承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有充足的理由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群受到重视。三、帝王文学的特征中国古代帝王文学有着显著的区别于其他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当然，有的特点和一般文学的特点有相同之处，如政治性，但即使是政治性在帝王文学中也是更为突出的。一、政治化极强的文学内容。这一点，与一般中国文学是相同的，只是帝王文学所反映的政治内容处于最高层次，无人敢于摹仿效法。帝王文学是社会政治需要即中央集权专制的政治愿望和统治内容的表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早在黄帝时代就有了天下一家的政治主张。"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刘邦的诗歌，是当时任何人也不敢唱出来的。这种帝王政治，正如王夫之所说"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越是独裁专制，越是追求家族世袭，反而小农经济的社会越能长治久安，繁荣富强。因而，帝王的吼叫成为历史的巨响，这在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在文学和政治关系上的认识上，同孔孟之道出于一辙，帝王们完全把文学当作政治的附庸。不过，文学家也大都是这样认识的，正像孔夫子一样他们毕生最愿从事的是政治事业而不是"雕虫小技"的文学。文学，对他们来说是政治事业的一个工具，不可能是一种专门的事业。这一点，也是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不同的地方。西方文学家将文学作为生命投入的人生大事业，这一事业在改造社会的人类大道上是和政治事业并驾齐驱的。二、唯我独尊的个体精神心理现象。佛罗伊德认为，人的意识最深处存在着本能核心。这种本能具有扩张性、残忍性、盲目性，以追求快感为最高真理。帝王在封建理性的辩证统一中，无限度地扩张其本能，以致明目张胆地认为自己--儒家也极力鼓吹--是天下一人，唯我独尊，凌驾群伦。宇宙万物尽为所驱，狂妄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帝王成为一种畸形大写的人。他们的诗歌，也表现了这种妄自尊大而又是社会需要的心态。霸王项羽狂歌："力拔山兮气盖世……"魏王曹操吟诵："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看来，此类人物都需要这样一种自大到了近乎疯狂的心态。而一般的文学，谁人敢于如此狂妄!三、主体表现的阳刚雄壮。中国文学，已经有学者称为"臣妾文学"和"阴柔文学"，笔者认为用"秘书文学"来称呼更为确切。秘书这种社会组织的特定职务，具有从属性、服务性和被动性。几乎所有著名的文学家，都做过皇帝的秘书职务。第一个有名有姓的文学家屈原，诗歌成就最高的"诗仙"李白，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道儒佛并举的苏东坡等，都有正式的秘书职务。一般文学家，无不以秘书职务的获得为进取之道。因而，他们也就带上了秘书的特性。再加上，封建社会遵从孔孟之道，将文学作为政治的附属工具。这样一来，与欧洲文学家相比，中国文学家群体不能不表现出一种更为欠缺独立自主的弱势来。就连称为豪放派的登上词作最高峰的辛弃疾都把自己比喻为受到皇帝冷遇的美女。他在《摸鱼儿》一词中写道："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娥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年轻时自信"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杜甫也发出弃妇一样的哀叹："日暮倚修竹，天寒翠袖薄。"。大诗人被称为"诗仙"、"诗鬼"、"诗圣"等，却没有像西方诗人那样被称作"诗帝"或"诗王"。而帝王文学却正好相反，其阳刚亢奋到了变态地步，为所欲为，不可一世。以"天子一怒，伏巳百万"的凶残，以抢夺"天下之妻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的淫威，以"宁可我负天下人"的告白，傲视着匍伏在脚下的臣民。自然而然，在文学中的表现，主体性最为强烈，阳刚与雄壮就"舍我其谁"了。
《末代皇帝》这部电影的服装并没有做到很高度的还原，但是态度非常好，在电影中的服装之类的也有还原到当时的情景中。
皇帝作为封建时期的最高统治者，我国自秦始皇开始，就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但是作为末代皇帝，溥仪的一生注定会不平凡，他的一生充满着坎坷，无论是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还是电影《末代皇帝》，我们都可以看出这一代皇帝的艰辛与苦涩。
溥仪三岁的时候被慈禧扶上皇位，可是他却只当了三年的皇帝，便被人赶下台，1912年隆裕皇太后以宣统帝的名义下《退位诏书》，不过这时的溥仪依旧不懂事，按照《满清优待条例》中记载，他依旧有皇帝的尊号，居住在紫禁城，并且每年会给他400万两的白银作为生活费，可是他似乎被囚禁一般。
1917年张勋企图复辟，将溥仪再次扶上皇位，可是没过多久迫于形势，溥仪再次被赶下台。而到了1924年冯玉祥派兵进入紫禁城，将溥仪赶出了紫禁城，第一次离开紫禁城的溥仪真正见识到外面的世界，他来到了天津的静园，这时一堆满清遗老依然拥护溥仪。日本人相中溥仪的威望，将他接到东北，并且扶持他建立了伪满洲国。直到1945年伪满洲国宣布灭亡和，溥仪被苏联抓了起来，进行改造。
1950年溥仪被移交给中国，被送到战犯管理所，继续进行了为期十年的思想再教育，1959年溥仪被特赦释放，1960年溥仪去植物园担任园丁，而且他的第一笔工资，他用来买了床被和一些糖果，1967年溥仪因肾癌去世，活了61岁，但是他最终也没有留下子嗣。
他的一生总是在动荡中度过，几上几下，晚年相对安稳一些，在《末代皇帝》这部电影中他回家需要买门票，看着龙椅时，眼睛有说不出的故事。
末代皇帝溥仪三岁登基，当时只是一个孩子。后来又在东北做了傀儡皇帝，最后是一名年老的，自我改造的、期望成为一名普通人的溥仪。
溥仪末代皇帝的形象。穿着西装，带着眼镜，看不出一点封建帝王的影子。清朝末年的皇帝都是悲剧性的人物，特别是光绪和溥仪。这两个醇亲王府的孩子，并没有当皇帝的想法，却仅仅因为慈禧太后的命令，而不得不进入那个吃人的皇宫，进而开始了自己悲剧性的一生。
不过溥仪比光绪帝稍好的，便是抚养他的是隆裕皇太后，至少给了他母爱，而光绪帝的一生则皆是悲剧的。溥仪全名爱新觉罗溥仪，光绪三十二年，即公元1906年在北京醇亲王府出生。溥仪字耀之，号浩然，乳名“午格”，年号宣统。他是清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也是封建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皇帝。
他的退位昭示着，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结束。
溥仪和光绪帝同出醇亲王府，溥仪是清宣宗道光帝的曾孙，醇贤亲王奕让之孙，摄政王载子，亲是摄政王的嫡福苏完瓜尔佳氏。溥仪被抱进皇宫的时候还是一个孩子,什么也不懂,实际上他的继位也是突如其来的。维新变法之后，慈禧太后对光绪帝就E经很不满。
不仅是把他囚禁在瀛台，最重要的还是想要将他废除。所以在光绪皇帝没有子嗣的情况下，慈禧太后-早就指定了一个孩子来接受皇位。这个孩子却不是溥仪,而是载漪的儿子溥倩。
光绪二十五年，即公元1898年，慈禧太后颁布懿旨,由载漪的儿子溥伤做”大阿哥”，将来继承同治为嗣， 兼祧光绪皇帝为嗣。后来又不知是何原:因，在光绪二十七年的时候，废除了"大阿哥”这个名号。随着慈禧太后的年岁渐长，在光绪帝病重之时，因为无嗣，因此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下令将溥仪养育在宫中。
已经折了一个孩子进去那个吃人的皇宫，所以一听到要将溥仪抱入皇宫的消息，醇亲王府愁云惨淡。溥仪的祖母老福晋(奕环次妻)，刚听完载沣带回来的的懿旨就晕厥过去。但慈禧太后的旨意不能反抗，来接人的太监仍然进入了亲王府中。
也不知道是小小年纪对于离开亲人的害怕，还是对自己未来生活的预示，溥仪对来抱自己的太监连哭带打，不愿让太监抱走自己。后的结局却不是溥仪一个孩子能够反抗的，所以最后他还是被自己的乳母王焦氏抱进了皇宫，开始了自己的末代皇帝生活。
不久光绪皇帝去世，慈禧将溥仪过继给同治皇帝载淳，同时兼承光绪帝之祧，-人祧两房。登基之后溥仪尊祖母慈禧太后为太皇太后，尊叶赫拉拉静芬为隆裕太后。
慈禧太后病逝。尊封文宗祺贵妃为祺皇贵太妃，穆宗瑜贵妃为瑜皇贵妃，珂贵妃为珣皇贵妃，瑶妃为瑶贵妃，大行皇帝瑾妃为瑾贵妃。登上皇位的溥仪还是一个孩子， 自然不可能担起治理国家的大任。因此封其生父为摄政王,朝政由其生父醇亲王和隆裕太后共理。
那个时候的清王朝已经是风雨飘摇,走向了末路，见-丝生气了。溥仪在冰冷的皇宫，过了自己为皇的三年生涯，远离自己的亲人，好在还有隆裕太后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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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评价
李淑贤：溥仪当过皇帝，而我却是个普通护士，然而我们真诚相爱，无论是溥仪所在的全国政协，还是我所在的医院，人们都知道溥仪对我特别好。
李茂杰：所谓‘满洲国是王道乐土’根本就是日本人制造出来的谎言。溥仪则在谎言中自欺欺人地继续着他的皇帝梦。溥仪登基用过的大殿，那局促的空间正是溥仪有如笼中鸟一般生活的写照。
毛泽东：迩者李守信卓什海向绥进迫，德王不啻溥仪，蒙古傀儡国之出演，咄咄逼人。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溥仪
末代皇帝溥仪的一生简介爱新觉罗·溥仪（1906年2月7日—1967年10月17日），字耀之，号浩然。清朝末代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也称清废帝或宣统帝。醇亲王奕譞之孙，载沣长子，母亲苏完瓜尔佳氏。1909年到1912年、1917年7月1日到1917年7月12日两次在位。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2月12日被迫退位，清朝统治结束。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日本人控制下做了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年号康德（1934年—1945年），所以又称“康德皇帝”。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8月17日，溥仪在沈阳准备逃亡时被苏联红军俘虏，被带到苏联。1950年8月初被押解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1959年12月4日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特赦令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溥仪一生四次结婚，娶过五个女人，最后一次婚姻是在1962年与李淑贤结婚。溥仪著有自传《我的前半生》，于1964年4月由群众出版社出版。1967年10月17日，溥仪因肾癌在北京逝世，享年61岁。
转：南开大学孟昭连先生专文介绍过古代皇帝说什么话，可以据此推想古人平常怎么说话。下面是先生的原文： 古代皇帝说什么话 孟昭连 偶见有人在网上发问：“古代皇帝说什么话？”于是引起网友的热烈回应，有人说皇帝肯定说的是文言，有人说皇帝其实也是说的白话。笔者以为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表面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它涉及语言与文字的关系这样一个大问题。 随便翻一下古代的史书，就会发现不论是王公贵族还是文人雅士，都是说的文言，就连乡野百姓也是“之乎者也”不离口，至于皇帝的“金口”一开，更是文辞高古，声调铿锵，动辄就是“朕”如何如何。这样，无形中就让我们觉得古人都是说的文言。其实并非如此，文言反映的古代语言是不真实的，古代皇帝说话也和老百姓一样，说的是大白话。 我们不妨以明代皇帝朱元璋为例。明洪武元年（1368年）十一月四日，朱元璋接见孔子五十五代孙衍圣公孔克坚，有如下一段对话：“（上曰：）‘老秀才，近前来。你多少年纪也？’对曰：‘臣五十三岁也。’上曰：‘我看你是有福快活的人，不委付你勾当。你常常写书与你的孩儿，我看资质也温厚，是成家的人，你祖宗留下三纲五常垂宪万世的好法度，你家里不读书，是不守你祖宗法度，如何中？你老也常写书教训者，休怠惰了。于我朝代里你家里再出一个好人呵不好？’”读了这段对话，感觉就像是两个老汉在拉家常，丝毫也没有皇帝的神圣感。朱元璋不但与人对话用日常口语，就是下的“圣旨”有时也用白话。洪武三年，一道有关户帖制度的“圣旨”是这样写的：“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户口不明白哩！教中书省置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们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其后的永乐皇帝、嘉靖皇帝都下过类似的白话诏书。 明代皇帝说的是白话，那么宋代皇帝呢？宋代皇帝也是说白话，不会说文言。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光胤，不但自己说白话，而且对文人动辄“之乎者也”十分不满。据《湘山野录》载，宋太祖一次与赵普登朱雀门，见门额上题“朱雀之门”，便问赵普为什么不只写“朱雀门”？那个“之”字有什么用？赵普回答说是“语助词”。太祖便讥讽道：“‘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明确表达出对文言的不屑。太祖是武人出身，他觉得用口语“朱雀门”就足够了，没有必要中间加个“之”字。宋度宗还用白话批公文，在一篇御批中有这样的话：“所有陈世崇诗文稿都好，可再拣几篇来，在来日定要，千万千万！”显然这就是宋代的口语，而《宋史》中记载的宋人语言则是不真实的。 从理论上说，文字应该是语言的反映，所以书面语理应与口语保持一致。但中国古代的语言发展并非如此，唐宋以来，文人、史官在执笔为文时，并不按照口语本来的样子书写，而是讲究“文必秦汉”，也就是要使用古人的词汇和语法来表达，这样才显得“高雅”，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了与口语脱离的所谓“文言”。其后一直到晚清，历代文人都是如法炮制，在作文记史的时候要把口语“翻译”成文言，以书写当代口语为耻为俗。二十四史及其他古代文言作品，都是这样写成的。偶然也有少量白话书面语成了“漏网之鱼”，没能变成文言，像上面的这几个例子，反而成为语言学家窥探古代语言真貌的宝贵材料。相对与文言而言，宋元以来逐渐发展成熟起来白话书面语，是与当时的口语基本一致的，像宋元话本、明清章回小说，都是用白话写成的，作品中的语言更接近历史的原貌。由此看来，要想了解宋元人如何说话，要看话本小说，不能看《宋史》；要了解明清人如何说话，要看《金瓶梅》、《红楼梦》，不能看《明史》，也不能看《聊斋》。
按照语言学家的说法，尽管文学方面自先秦以来变化很大，但是语言，千年以来，变化的幅度还是比较小的。也就是说，时间不是太久远的皇帝，讲话的方式和今天是差不多的。
(1)“歪才，歪才！二王斗鸡，王勃身为博士，不进行劝诫，反倒作檄文有意虚构，夸大事态，此人应立即逐出王府。”
这是《资治通鉴》记载的唐高宗批评王勃的话。高宗激愤之下，如此骂人，和今天说话的方式非常的接近。
（2）说的是，知道了。
这是康熙皇帝批奏折的话，和今天已经完全一样了
雅言 汉族的本来名字是华夏民族。华夏这个名字有很深奥的意思。简单说，华就是衣冠之美；夏就是礼仪之盛。雅言，就是夏言。 我国古人十分重视各地方言的统一，于是出现了“雅言”。《辞海·雅言》条说:“雅言，古时称’共同语，同’方言对称。”孔颖达在《正文》中说:“雅言，正言也。”“雅言”就是我国最早的古代通用语，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 据史料记载，我国最早的“雅言”是以周朝地方语言为基础，周朝的国都丰镐（今西安西北）地区的语言为当时的全国雅言。孔子在鲁国讲学，他的三千弟子来自四面八方，孔子正是用雅言来讲学的。《论语·述而第七》中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尔雅》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书，是中国古代的词典。《尔雅》也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列入十三经之中。其中“尔”是近正的意思；“雅”是“雅言”，是某一时代官方规定的规范语言。“尔雅”就是使语言接近于官方规定的语言。 《尔雅》是后代考证古代词语的一部著作。 它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孔子门人所作，有的认为是周公所作，经后人增益而成。后人大都认为是秦汉时人所作，经过代代相传，各有增益，在西汉时被整理加工而成。 关西秦声，在古代之所以称作雅言并做国语使用，除了王朝一统天下的必然需要，其语调发音还有高雅、文雅、风雅、清雅、幽雅等大雅脱俗之义，娓娓道来圆润清丽，美妙悦耳，理应成为国家正音，人人学范，学说秦声雅言成为附庸风雅之风尚。《诗谱》载:“商王不风不雅，而雅者放自周。”，《论语骈枝·释雅言》曰:“夫子诵诗、读书、执礼必正言其音。”为此，王朝定期召集各诸侯国雅语推广人员进行语言文字教范和语音训练，统一通用文字和发音标准，以“达其志，通其欲。” 中原雅言的历史达一千五百多年。周以后，各朝随着国都的迁移，雅言的基础方言也随之修正，历代正统汉族王朝，都不遗馀力的推广雅言。雅言在唐宋时期，发展到了最高峰，达到了一字一音，唐诗宋词作品大量涌现，各周边国家皆争相学习中原雅言。
当然能听到。1、皇帝讲话，下面谁敢开小差，不想活了？2、就是大殿的设计就像我们现在的礼堂一样，有利于声音的传播，也是有回声的，不管前面后面都能听到。
现代平面设计艺术作为视觉传达艺术中的主要组成部分，经历了从工业化社会到信息化社会的转变。而中国的平面设计艺术在观念上、功能上、语意和形式表现上，都备受东西方文化思潮和艺术风格的影响。在现代设计多元化发展的大趋势下，我们发现以往在视觉设计中运用的法则正逐渐被打破，固有的符号现象被解构，人类在跨越世纪的里程中力求找到合理化的视觉空间，中国现代视觉设计的发展形成了新的设计需求。 一、独创性设计需求 视觉设计作为一种艺术活动，同其他艺术活动一样，它的设计与制作过程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这种创造性劳动往往源于设计者的主观因素（文化底蕴），以绘画艺术为例来说，古往今来，画竹的画家很多，唯郑板桥最富有独创性。其文化底蕴深厚因为他诗、书、画皆工，时人称为“三绝”。他“追求通过绘画传自我之神”。他笔下的竹，乱中求正，密中见疏，或潇洒、或憔悴、或挺拔、或清瘦，千姿百态、各具精神。他把“眼中之竹”独创地画成了“胸中之竹”，“画到神情飘没处，更无真相有真魂”，这真魂就是出自他胸中的独创性。 作为一名有创新意识的设计师，不能一味追求传统或西化，而应努力争取自己的风格。我们看到视觉传达设计师创作独立性变化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个人面对社会需求和创作需求上的转换。视觉设计有很多可能性，完全不必拘泥于一种形式上的表现。在实际设计中视觉设计师很容易从专业形式上去思考，有时会让视野变窄，也会变得盲目。从个人创作时期发展到合作创作时期，大都是因为技术上的不足，以及人生积累缺乏导致；当设计师们在积累了足够的基础后，便又从合作创作时期转换到主控创作时期，这个转换意味着处于这一时期的设计师们已经将他们的目的转为对设计创作的主控性以及设计创作乐趣上的追求。目的性可以作为一个坐标，如同文化有回归和超越的同种动机一样，独立性的变化更多是一种超越。例如佐藤晃一作品的色彩可以说大都具有这一品质，造成分离感和张力，具有戏剧性。在色彩、形体与光三者的关系中寻求平衡，既不完全归入西方古典的光线照射法，也不归入东方传统的几乎抛尽光源，只求色彩与体积的表现法，而是把装饰色彩、变形形体和折中了古典派与印象派的光表现在色渐变手法中融为一体。色渐变的隐隐约约依然清晰肯定的形体、弱化了的明暗和相对强化了的色彩，构成了佐藤晃一作品的基本特征，三者融而合一，自然和谐，独树一帜，开出了一块融合东西方的新天地。 二、国际化与多元化的设计需求 由各种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文化设计图像的结合，到进入各国的交流活动，引领了更具融合性的年轻一代。在平面设计领域，图形是其视觉语言，它给人们的感受是共同的，它的最大特点是追求国际视野，使设计具备一流品质。而全球化与多元化的设计需求对图形的创造、思考角度、大众理解等方面提出了合理化的认知观。在全球化的前提下，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构思和表现在现代平面设计语言的表述上基本是一致的。简练、达意、巧妙、智慧……综观世界现代设计的走势，研究现代社会对平面设计的影响，对保持敏锐的设计思维和使作品与现代世界设计接轨显得尤为重要。 三、地域本土化设计需求 本土化设计所指的是设计师在本土所处的环境下通过思考而逐渐形成的设计思想。地域、思维、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的设计风格，本土的文化对其设计形成了一定的影响，所以，设计师所处地域成长决定了他对设计的认知观。设计师若能立足于本土文化来完成平面设计作品，其创作的图像就带有本民族的思想理念及独立的表达能力，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本土化设计的“化”字包含了由一种性质或状态转变为另外一种性质或状态的可能性与能动性，本土化设计首先在字面上就传达出其所具有的某种拔擢而出的精神。其实这也可以说就是自我设置一个他者的立场，从这个他者立场或者第三者立场再来反观我们自身文化中由来已久的某些思维特征和事物特征，我们的态度就会愈加的客观，思想也会愈加的辩证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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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源自生活。艺术作品是艺术家的自律意识通过一定的艺术手段而产生出来的独特的艺术产品。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艺术与生活方面的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中世纪末的艺术与生活
摘要：研读过《中世纪的秋天》后，笔者通过对中世纪的艺术进行分析研究，将中世纪的艺术形式、特点进行了盘点和说明，发现中世纪的美术与文学作品相比，对生活和历史具有美化作用，更好的宣扬和平;同时 总结 出中世纪艺术的特点：宗教性和表现性;应用型艺术在中世纪艺术中占有极大的比重，得到了很好的挥发，从而也寄予人们的宗教 文化 和对现实生活的情感表达。
关键词：宗教;美术;应用型艺术;中世纪艺术
笔者最近研读了约翰·赫伊津哈的《中世纪的秋天》，这是一本研究14和15世纪法国与荷兰地区社会的生活、思想与艺术的著作，书中所包含的内容非常的繁多，尤其涉及了欧洲的____文化、古典人文主义思想、世俗宗教生活和宗教习俗、文学和艺术史以及众多的历史人物等，较为全面的介绍和概括了中世纪时期的人文艺术与生活。笔者将从中世纪艺术，尤其是绘画方面着重进行展开讨论。
一、美术美化生活和历史
中世纪晚期的两个形象有着深刻而巨大的差异，一个反映在艺术里，一个来源于历史和文学。
艺术高于生活，也源于生活，只有依托于生活本质的艺术才是真艺术。书中提及勃艮第文化，了解中世纪晚期的法兰西——勃艮第文化的最佳途径则是艺术，尤其是绘画，而绘画题材和内容均来自生活，可见物质世界对精神世界的指导和决定作用。虽说与艺术息息相关的文学，包括历史著作和小说，它们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诠释和演绎生活，在历史著作中，比如巴郎特的《勃艮第历代公爵史》塑造的是阴森而沉郁的形象，历史总在记录可怕的人性面。然而作为艺术的特殊形式——绘画，在表现生活和传达情感上，与文学相比，却要更为直观，尤其是架上绘画、雕塑等美术作品。中世纪的美术作品中的画面和形象较为平和、宁静，它将历史的阴暗面有所转化和美化。
故而相比较而言，“时代在美术作品里的形象总是比在诗歌和历史作品里的形象光明。美术是我们感知历史的主要来源，美术作品不会像文字一样对世界苦难的哀婉叹息总是保留着悲伤不满的调子，它会随着时间和历史的推移而慢慢消逝”[1](P.303)。
二、宗教性和表现性
中世纪美术是西方文化的特殊表现形式之一。它改变了希腊美术、罗马美术的传统，并在发展中逐渐形成自己的形式和内容体系，成为特定时期人们生活、观念、思想、感情的特殊形式的表现。而宗教性和表现性就成为中世纪美术的两大特点。
中世纪，残存的美术作品不多，但在中世纪晚期，艺术仍然是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时人们追求的并非艺术本身，而是美好的生活。“在艺术中，人们发现了生活中的平和善良与生命的激情、意义，使他们暂时忘却了生活的烦恼和愁苦。当时生活的甘苦有固定的形式：宗教、骑士精神、宫廷爱情，而无论是生活还是艺术之美都依靠和源于这些形式。”[1](P.304)“现实的生活离不开人，生活的美因人而异，是人使生活灿烂缤纷，使生活艺术化、审美化。”[2]人是有意识在进行着活动，在人们的审美活动中总是伴随着各种心理活动——情感、愉悦、想象等。人们总是在寻求精神世界的慰藉，总是在追求轻松愉悦的生存和生活状态，面对现世的残酷和种种的不公，他们也在逃避，而宗教信仰成为了人们坚信不疑的精神支柱与力量，把命运交给上帝成为他们避世的最好 方法 ，而在艺术作品中所出现的宗教题材也就不难理解了。
骑士精神和宗教爱情，是释怀也是束缚。表面上看来，拥有骑士精神，那是一个人彬彬有礼和英雄行为的表现，是一种高贵的气质和教养，而在底下，是很多绅士的无奈，这种程式化和规范化的行为中，是对人自由行为的一种捆绑，是对自己信仰和忠义的考验和强制性的统一，无异于今人所言的“洗脑”。而宫廷爱情，很难讲是不是真正的爱情，也许也有真感情的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利欲追求而导致的包办式爱情是宫廷爱情的普遍现象，还有自己选择感情归宿的权利吗?答案更多的恐怕是否定的吧，这种为人的基本权利都没有的生活，又何言其幸福和快乐呢?在艺术中，势必要对这些现象和事实进行反映和表现，这种____美术，不注重客观世界的真实描写，强调所谓精神世界的表现。为此，它往往以夸张、变形，改变真实空间序列等多种手法来达到强烈表现的目的。
三、应用型艺术的挥发
在中世纪，人们对艺术的感受还不是艺术之美本身。当时的大多数艺术还是应用型艺术，即使是那些我们今人认为因自身而存在的艺术作品也是应用型艺术。无论是艺术家还是普通人对艺术的渴望也都是来源于生活。在15世纪伟大艺术品的鉴赏里，尤其在祭坛艺术和墓园艺术的鉴赏里，中世纪人远远不只从审美的角度去欣赏。艺术品的重要意义和实用功能远比其艺术性重要。它们之所以美丽，那是因为它们是圣物，或具有崇高的实用功能。在艺术作品中所出现的宗教痕迹和物品不仅是人们审美的需要，更是精神寄托的需求。
我们所说的精神是把它在它自己的意识中呈现出来的形态提高到意识自身的形式，并且把这样的意识形式提到自己前面，工匠放弃了综合性的工作，即放弃了把思想和自然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形式混合在一起的工作。当精神的这种形态赢得了具有自我意识的活动的形式时，它就成为精神的工人。人们在精神上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意识形态中就指引他去寻求精神的寄托，生活作为万物的承载圈，而宗教、上帝则是当时人们生活中占有首要地位，势必宗教在当时成为艺术家挖掘素材的首选，而宗教艺术也成为一道亮丽风景。
艺术家创作出来的作品通常是用来供人欣赏的，但有些作品主要是供人使用的，也就是上面提到的“应用型艺术”，这是不单为了视觉上的美感而作的，同时也考虑到了实用性的功能，比如说宗教艺术、雕塑、印刷品。
艺术家进行创作，其灵感来源与各方面有关：神话与 传说 、想象、艺术家自己的内心与想法、真实世界的事件和人物、雇主委托的意见。而这些通通都来自我们最亲近的生活和现实世界。
文中又提到说，在葬礼的过程中，由活人装扮逝者，“模拟逝者生前的情景”，从而满足悼念者对逝去亲人容貌的渴望。可以说，这是一种行为艺术，一种再现生活的行为艺术。可见行为艺术不是当代艺术所特有的，早在中世纪就流行了。
我们也就不难发现，当时一件作品几乎总有一个具体的目的和宗旨与日常生活相联系。但遗憾的是大师的艺术作品和一般艺术家的作品能保存至今的终究是极小一部分，而且是相当特别的一类才得以流传下来。这些作品主要是墓碑、祭坛画、肖像画和细密画。
在中世纪晚期，法兰西——勃艮第文化是那种用华彩替代美丽的文化。这个时期的艺术忠实地反映这个时期的精神，这种精神有它自己的发展道路。中世纪晚期思想的基本特征：热烈的情绪、认为一切细部是独立实体的倾向、全身心地投入对象的多样性和多色调的描绘。相反，文艺复兴人对艺术和生活的新的感知却抵制中世纪人的这些特征。中世纪人往往把美的观念回溯到完美、合比例和华丽。中世纪人追求豪华的口味可谓令今人叹为观止，即使是在现存的一些艺术作品中，也不难发现其中的豪华倾向，从中我们也更好地感受了当时生活中铺张和炫耀的成分，对于理解和认知当时的生活情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今人能够确认个人自己的生活观，可以在自己挑选的休闲时刻，尽情享受生活的欢乐。但在那个精神享受分布极端不均、许多人难以得到精神享受的时代里，为了焕发新的活力，社会就需要一种群体行为：节庆活动。欢乐和日常的苦难反差越大，节日就越是必不可少，赋予生活华美的手段就越要强大，人们需要美的享受和欢乐，以照亮现实的阴暗面，15世纪是情绪低落的世纪，是彻底的悲观主义的世纪。苦难中的人需要的不只是平日不断重复的天堂幸福的许诺、上帝慈爱的目光，不时，人们还需要用光耀、庄重和社会群体的方式肯定生活的美好。生活必须要借助美丽而变得崇高，必须要在生活欢乐的社会表达中得到固定的程式。而艺术作为平常即使接触的内容更受到人们的欢迎。
参考文献：
[1]约翰·郝伊津哈著，何道宽译.中世纪的秋天：14世纪和15世纪法国与荷兰的生活、思想与艺术[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刘纪.“美是生活”与日常生活中的美——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有感》[J].文教资料，20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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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古国，勤劳勇敢的华夏儿女创造了灿烂的五千年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岁月里，曾经走在世界的前列。19世纪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协工业革命的雄风，蒸蒸日上；而中国却依旧在封建主义道路上徘徊，清王朝的统治风雨飘摇，江河日下，日落西山。 1840年，外国资本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一场场强加给中华民族的灾难。近百年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对中国发动过一次甚至多次侵略战争。有公然入侵，也有不宣而战；有单独入侵，更有合伙劫掠，强迫中国签订了数以千计的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资本主义列强扶植封建势力作为统治中国的工具；蚕食和鲸吞中国领土；出兵控制，窃取中国军事要地；划分势力范围；控制重要通商口岸和建立租界；施行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通过战争勒索巨额赔款；在中国进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推行的殖民主义，引起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巨烈动荡，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中国人民为摆脱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进行了长时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1840年以来，亡国灭种的危机一直威胁着千年古国。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一代民族精英觉醒：林则徐、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洪秀全领导的反清农民起义；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图强”；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正是他们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为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同仇敌忾，英勇奋斗，前赴后继，拼搏不息，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
写作思路：以近代史作为框架，选择其中比较知名的事件进行书写，最后总结中国人，绝不允许“佛狸祠下，神鸦社鼓”的局面出现！正文：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结束，中国的屈辱历史也随之开始，这，便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的近代史，既是一部不堪回首的侵略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史。
我们应该做的，不仅仅是面对一堆悲惨的数据愤怒的大声嚷嚷几声就算了，作为祖国的新一代，我们更应该冷静的分析这段历史，然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作出贡献。
中国近代史可以简单的以1919作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840-1919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强迫清政府同它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割地，赔款，甚至连关税都要同英国商量，曾经的天朝上国此时不得不对船坚炮利的英国言听计从。
即便如此，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仍是贪得无厌，它们又通过南京条约副约，虎门条约攫取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以方便它们更好的在中国进行搜刮和侵略。
美国无耻的将所谓“扩大各国权益”的功劳归功于自己，而法国则用《黄埔条约》将传教士的坟地都搬到了中国，更可悲的是，为他们守墓的，居然还是我们中国人。
和平的日子没过几年，资本主义列强又开始蠢蠢欲动。
英法急欲通过“修约”来扩大他们在华的侵略范围，而不巧的是，他们的无理要求被中国的皇帝拒绝了。
而他们，便以此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损失绝不仅仅是烧毁了一座圆明园那么简单。
天津条约使的他们的魔爪伸向中国内地，而北京条约则使大批中国人被当作“猪仔”贩卖出国。
与此同时，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不久的俄国也趁火打劫，强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每每想到俄国的版图，笔者的心都不禁一颤，那是多么巨大的数字啊！可是，那些数字，本来有很多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
在资本主义列强无耻侵略的同时，中国人也开始有所觉醒，虽然太平天国运动和洋务运动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外国侵略者的打击以及他们对中国历史的促进作用仍不可磨灭！
在中国进行洋务运动的同时，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也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同样是“师夷长计”，同样是向要富国强兵。
然而，日本成功的摆脱了被侵略的命运，而我们，却反过来被曾经得到我们诸多恩惠的小小岛国——日本，打的落花流水。
甲午战败，难过的不仅是李鸿章。
甲午战败，低头自省的，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
时至今日，我们仍需以此为鉴，不断革新政治，不断发展科技。
只有这样，才能不至重蹈100多年前的覆辙，也才能真正的，雄立于世界之林！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赞叹前人的勇气，在那样一个灰暗的时代，在那样一个连国家最高统治者都沦为别人附庸的时代，那些英雄还是坚定的走自己的道路，希望用自己的决心和勇气来拯救他们所深爱的国家和人民。
没错，八国联军侵华了，辛丑条约签订了，义和团失败了，辛亥革命果实也被袁世凯这个卖国贼给窃取了。
可是，可是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的农民在抗争，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抗争，中国人的意志并未被消磨，那些英雄，用他们的鲜血告诉我们：中国人，绝不允许“佛狸祠下，神鸦社鼓”的局面出现！
《近代中国创业救国之路及 反思 》
摘 要：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一些思想先进的人开展了创业救国。创业救国论者发展了国家的经济，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放，但它并没有拯救中国，所以中国的创业救国使失败。但我们也不能因此磨灭它的功绩，有前人之鉴，当代的我们才要走上真正的创业兴国之路。
关键词：近代、创业、救国、资本主义
一、近代创业救国的酝酿
鸦片战争战争时期，面对西方的先进武器，林则徐、魏源等人逐步认识到与西方的差距，振聋发聩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第一，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中国和英国等西方侵略者的实力差距首先表现在军事与科学技术上，表现在武器装备上。林、魏等人意识到，要有效抗击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中国必须首先学习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第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中国封建保守势力历来不屑和敌视新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为了开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风气，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赞扬了西方轮船火车大炮等的神奇高明，并建议对于能够制造合格新式武器的人，给予科举出身。第三，重视商业以及对外贸易。中国封建社会一概奉行“重农抑商”的国策。林、魏等人主张对外贸易应遵守的原则是无损中国的主权与权益，与西方世界保持一种平等、互利的贸易。林、魏等人对外贸易思想既极力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又体现了近代先进中国人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的意识，具有较强的理论与现实价值。他们鼓励和提倡的对外贸易思想，实际上已突破了封建时代简单的“互通有无”、补充国家财政收入的框框。第四，提倡发展民营经济。为从经济上抵御外国侵略势力，林则徐率先提出了允许商民自行开办工厂，发展民用工业的思想，提倡发展民营经济。
林、魏等人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唱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强音，足具启蒙、救国的双重意义：一方面，它震惊了昏睡的中国社会，使得长期控制着中国人头脑中愚昧落后的传统观念被撕开了以口子，近代中国冰封的思想界开始解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力中华民族的觉醒。另一方面，它又触及的要抵御外侮必须向西方学习这个近代中国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他们所倡导的建立新市民族工业、发展对外贸易、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及容许、重视保护民营工商业等进步思想，为以创业和发展近代工业为中心以抵御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为目的的创业救国思想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前提。
令人遗憾的是，19世纪四五十年代，林、魏等人提倡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当时并未能引起清朝当局的足够重视，更未能付出实施。但他们在顽固、强大的传统思想长城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为后来创业救国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最初的历史契机。
二、创业救国思想的诞生
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是洋务派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以“自强、求富”为目的而进行的一场自救运动。发起、组织与领导这场运动的中坚力量是当时执掌中央枢要和地方军政大权的一些官僚，如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如果说，英国侵略者发动的第一次鸦片就其对整个中国社会的震撼力度而言毕竟有限的话，那么，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中国上下所引起的震动，却是巨大而持久的。在这次战争中，英法联军以区区25000多人的兵力，攻陷天津，长驱直入清王朝的首都。由此洋务派官僚及其追随者，反思外强中干的严峻现实，决定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
洋务派的主要活动包括引进“制器之器”，举办近代化的军工企业：兴办近代化的民用企业，使用近代化机器生产，提高社会生产力;振兴商务，与西方列强展开“商战”;在企业经营方式上，广泛采用“官督商办”的形式;对内废除或改革厘金制度，对外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改革科举，兴办新式学堂，派遣 留学 生等几个方面。这些活动无一例外都是围绕着兴办近代工商业所展开的。洋务派的时间体现了“创业救国”思想的初步尝试，客观上催生和推进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使中国在近代化的征途中迈出了沉重而又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然而他们片面的认为发展工商业就能富国强国。他们在中国创办、培植与发展近代机器化大工业时，却不能引进与新生产力想匹配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洋务运动最终以甲午战争的炮声宣告破产。
三、创业救国思想的传播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朝野上下无不意识到振兴实业是救国图存的关键所在，出现了“设厂自救”“振兴工业”的热潮。这一时期，发展实业以挽救民族危机的思想成为社会各界人士所广泛接受的、具有相当范围和规模的一种社会思潮。
在这一时期，民族资本阶级的思想家和实业家们，在 总结 了洋务运动新办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创业救国”的具体途径，进行了大量的、全方位的探索。康有为、梁启超在百日维新前后，为清政府设定了一系列发展近代工业的政策，可惜未能成功。但他们提出合理引进和利用外资、开展实业 教育 、培养新型人才、选择优先发展的产业部门为后来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百日维新的失败使部分人认识到创业救国所要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社会。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政治局势的巨变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罕见的历史良机。南京政府成立之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就把发展工商业放在中心地位，并制定了一系列鼓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法规、法律。在南京政府的提倡下，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一些工商业企业家无不认识到“振兴实业”是当今第一要务，他们或纷纷组织各种实业团体，或出任要职，为创业救国摇旗呐喊，推波助澜。这样，实业救国已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同时，创业救国的理论与方案更加完备和可行，特别是张謇的“棉铁主义”和孙中山规模宏大的《实业计划》，大大丰富了实业救国思想。
然而，历史进程绝非顺利。甫告成立的中华民国只不过是个徒有其表的共和国。袁世凯的独裁专制与恢复帝制的黄粱美梦和军阀混战的残酷现实，都使进步的中国人深感“革命尚未成功”，而一战结束后帝国主义的卷土重来，尤其是日本、美国对华侵略的变本加厉，使得民族资本主义的“短暂春天”成为明日黄花。“创业救国”谈何容易。
四、创业救国的评价反思
列宁曾经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实所要求的新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的新东西。”
近代中华民族创业救国道路漫长而崎岖，虽然它最后没有起到救国的作用，但在发展民族经济、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经济侵略还是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创业救国思潮绝非是学者坐而论道的产物，也不是思想家们关在象牙塔内孤芳自赏的一种原理，它一旦从中国创办近代企业的艰难曲折过程中凝聚、升华出来，就在迅速赢得民族资产阶级广泛赞同和奉行的同时，也一步步地向上对当权者进行渗透、默化，对下向人民大众宣传、鼓动，极大改变了人们的陈旧观念，动员了社会各阶级的人们参与实业活动的热枕，催生和推动的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还有，创业救国与民族革命构成相依相助的关系。创业救国为中国的政治变革与思想革新提供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促进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队伍壮大。虽说，如果没有孙中山、毛泽东等人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就无法完成中华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也无法开启中国现代化的宏伟事业。同样没有千千万万工商人士、爱国人士等社会精英倡导的创业救国，也难以实现近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全面转型。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具有一种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革命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发展实业，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实现近代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经济之塔高耸于世界之中。没有稳定的根基，是没有高耸建筑的。近代的创业就是现代经济发展经济的根基。
总之，近代中国创业救国思潮是一种崭新的、具有新质的思想。从根本上看，创业救国开启从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嬗变的道路，体现了中国人多国家的拳拳挚爱之心，体现了他们赶上世界潮流的世界眼光与进取、开放、务实的时代精神。
近代中国的创业救国之所以没有直接拯救中国，是因为他们没能认清中国的实际情况，当时的社会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外国势力阻碍了民族工业的发展。认清国情，才能救国。但认清国情是不容易的，能做的是不断尝试，不断改变，直到找到一条属于本国发展的道路。参考文献：
[1]魏源：《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2]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许涕新等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 近代中国“实业救国”思潮的发展演变，2011-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