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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并不是逃避现实。 佛教发源于古印度，随后传向世界，分为汉传佛教（以汉地为主）、藏传佛教（以藏地为主）和南传佛教（以东南亚为主）三大流域，他们之间的区别类似于一所大学的三大学区。你想出家，成为一名秉承佛陀意志的修行者，独身、素食、以寺为家、不蓄有财产钱物、终身奉献给佛教事业，普度众生，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不是所谓的“看破红尘、遁入空门”，而是选择了一条“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求众生得离苦”、“舍一人之家而为千万人之家、舍一人之乐而为千万人之乐”的伟大行为，值得向您表示赞叹和敬仰！ 我给你说一下出家需要满足的四个条件吧：一、所有的寺院，只要有僧人，都可以出家的，南方的比较多一些。不过你要学着分清，哪些是正信的寺院，哪些是被商人控制的寺院。二、出家的条件，这是我以前回答的，贴给你参考：第一个条件：必须本人自愿。第二个条件：必须家人同意并签订同意书。根据想出家的人的年龄大小，分别要求提供父母亲或监护人的同意许可，或持父母同意的书面材料等作为出家的首选条件。第三个条件：证照齐全。要求提供身份证、学历证明、户籍证明（由派出所开）、体检证明、无婚姻恋爱关系证明及承诺保证书（如果是结婚人士必须提供离婚证明书）、当地派出所开具的无犯罪记录的证明书。其中：
一、关于佛教的论文，这个题目太大了！佛教的经典如大海这么多，五部大论，大藏经，那不是三五年，十年八年能看完的。佛陀宣讲的八万四千法门，没有一个世间人能有智慧参透！你能看到的佛教论文，你能写的佛教论文，只能是一个大概，或者一个细节！二、佛教不是宗教，而是一种教育。作为修行佛道的人，把佛教当做一种知识，当做一种文化，又是佛教的一种悲哀！因为佛教是教你了生脱死的，让你断除一切烦恼和痛苦的！如果你大家佛教当做一种文化知识，而没有实修，而没有去证悟，佛教很快就会毁灭掉了！
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 现代意义上的宗教精神是指深入探究人类命运问题,渴望减轻人类苦难,并且恳切希望将来会实现人类美好前景的一种终极关怀态度。沈从文正是这样一位具有深沉宗教情怀的文学家。在他的文学世界中饱含着博爱的基督教精神,天人合一的道家精神和追求心性自由的佛教精神。 一、沈从文的基督教情怀 基督教虽然在16世纪末就传入了中国,但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在留学欧美的作家身上表现更为普遍。而自诩为“乡下人“的沈从文既没留过学,甚至没受过正规的现代教育,基督教文化却对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沈从文接触基督教是从读《圣经》开始的。1922年夏,二十岁的沈从文只身来到北京,虽满怀文学救国的崇高理想,却连基本的标点符号的使用都不熟悉,更何谈文学创作!当时身边唯一的师傅是一部《史记》,随后不久从燕京大学朋友处偶然得到一本破旧的《圣经》,他立即喜欢上了《圣经》“那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诗的篇章”,并从“反复阅读中”,“得到极多有益启发,学会了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可以说,沈从文作品自然、流畅、平白的风格,与《圣 经》有一定的传承渊源关系。而《圣经》所蕴涵的仁爱、善良、怜悯也成为他精神的寄托与支柱之一,他从中找到了不属于任何宗教派别的精神安慰,支撑他战胜一切困难与挫折。后来,沈从文认识了著名的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一帮学生,如董秋斯、张采真、司徒乔、韦丛芜等。沈从文在与他们的交往中也间接地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这使他对教会生活、基督教知识有一定了解。1925年7月至1926年间,沈从文在其亲戚———曾任民国总理的熊希龄办的北京香山慈幼院里做事。慈幼院是一个慈善和救助机构,具体由中国基督教非圣职人员经办,沈从文在做事中也与不少基督教信仰者有往来,耳濡目染,受到一定影响。他因此写了一系列有基督教影响的作品,如《蒙恩的孩子》、《第二个狒狒》、《用A字记下来的事》等。 基督教“最根本的精神永远是爱———一种完全无私的精神,一种尊重他人并为他人寻求最高的善的行为”沈从文接受的主要就是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他在1933年回答有人提出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写作”时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沈从文爱美丽,也爱永恒;爱世界,也爱人类。这种爱完全是一种宗教行为,闪烁着关爱人类未来的宗教情怀。 沈从文之所以接受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是因为他一直生活在一个充满仇恨和冷酷的世界里。在湘西,沈从文难以忘记的是军队中那些血淋淋的杀人场面,无数无辜百姓被军队长官以“土匪”的名义杀掉;在北京,沈从文体验最深刻的是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和冷漠。从湘西到北京,生活空间的位移并未改变现实的严酷。人们之间缺少温情,找不到爱繁衍的土壤。既然现实中已经不存在爱,那么,爱又在何方呢?沈从文想到了《圣经》———一本充满爱意的圣书。他非常欣赏耶稣的“博爱”精神,并从中找到了永恒的精神慰籍。 在以后的生活中,这种爱逐渐内化为作家的一种心理内趋力,形成沈从文特有的“爱人类”“爱有生”“爱善”“爱美”的“爱的哲学”,伴随着沈从文漫长的一生。 二、沈从文的道家情怀 作为一种文化哲学体系,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富有个性的一派。崇尚自然,强调以自然为本体的天人合一是道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应当效法自然并且顺应生命的自然,这样才能保持人的纯正本性,保持人性的健全和恒久。强调“天道自然无为”,推重自然人性观是庄子和老子哲学的共通之处。道家的人生观为生命的存在方式和存在质量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式,对后世作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京派作家身上或多或少都闪现出道家文化的影子,尤以沈从文为代表。 湘西古朴原始、神秘奇丽、浪漫洒脱的苗族文化氛围喂养滋润了沈从文的心灵和感情。这种地域性文化呈现出某些和道家文化相同的价值取向,如对自然的顺应,对与自然相契的人性的凸现等。沈从文拥有浓烈厚重的乡土情结,在他笔下的湘西世界里,人们终日与古朴、宁静、和谐、美妙如画而又充满灵性的大自然为伴,拥有原始、野性、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他们的人性、人情、道德与孕养他们的大自然保持着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完全是自然孕育造化的精灵。他们性情所至,率力而为,不受任何陈规陋俗羁绊,也不为任何世俗礼法约束。四狗和阿姐在山雨洗净了的大自然中“撒野”(《雨后》),儿子特意筑路以方便母亲去庙里与和尚相会(《沅陵的人》)。湘西民间的道德处于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这种道德是纯审美的,它体现了人们的习惯、乐趣和愿望,反映了生命的需求和生命的趋向,完全符合人的生理自然和心理自然,彰示出生命的自由,生存的洒脱。 对人性的歌颂是庄子哲学的要义所在,沈从文的生命观、价值观明显受到道家文化的影响。其对健康的人性有着天然的倾心,他在《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中明确了自己的立场:“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4]在他笔下,农民、兵士、水手、娼妓、童养媳等等,都具有一种生命本性的美。他还在《水云》一文中宣称:“我是一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5]他笔下的画面与庄子“以自然为宗”的思想很相似,庄子思想中宣扬清淡无为、反对约束、恢复本性等特点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均有体现。沈从文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是“风日里长养着”的自然之子,这里的女子心地善良、温柔却刚强,体现着自然人性中和静柔美的一面;这里的男子诚实勇敢、,带有自然原始发力量与生命的冲动。这就是沈从文所认可的自然的人性和生命的本真状态,自然健康的人、人性是沈从文写作的起点,也是他的终点。 三、沈从文的佛教情怀 佛教虽然产生于印度,传入中国后却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并形成了中国本土特点的禅宗。从文化学的角度看,禅宗是一种摆脱烦恼、追求生命自觉和精神自由境界的文化理想。沈从文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的“心性论”为他思考“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使他掌握了人类自身的独特思维方式-———反视内心,从而体现出他对人类生命本质 认识的深刻性。沈从文最早接触到佛教,是他还在陈渠珍部下当兵的时候,当时他正处在精神上极度苦闷和困惑之中,内心有股难言的苦恼和寂寞需要向人倾诉,并希望有人能对他精神上紊乱的思绪进行疏导和启发。这时候,他饱读诗书的姨父聂仁德适时地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为沈从文带来了儒家理学、佛学、西方近代哲学等以前他闻所未闻的人类文化精华。他在《从文自传》写道:“(聂仁德)为人知识极博,而且非常有趣味,我便常常过河去听他谈‘宋元哲学’,谈‘大乘’,谈‘因明’,谈‘进化论’谈一切我所不知道却愿意知道的问题。”这种谈话显然也使他十分快乐,因此每次所谈的时间总很长很久。但这么一来,“我的幻想更宽,寂寞也就更大了。”这里提到的谈话内容,根据沈从文后来思想的发展轨迹来看,其中佛学对他的影响最大,后来他读了大量的有关佛教经典。他在一本抗战时期出版的盗印本《月下小景》上的题字中写道:“(在武汉大学教书时)教书时间既不多,因此有四分之一时读书,有机会把碛砂藏内诸故事经卷大致看过一次或二次。”他很多作品如小说集《月下小景》中的小说、散文《七色魇》等都是直接以佛经故事为题材。 追求心灵自由是沈从文对佛教精神最深的感悟。个体生命是有限的,要摆脱个体生命的束缚,达到永恒的自在状态,必须扩张个体的心灵,追求心灵的无限自由。沈从文所感悟到的心灵自由是有“神性”的生命,也只有这样的生命才可以与日月同辉。他在追求心灵自由时主要凭借文学创作的方式,因为“凡知道用各种感觉文字去捕捉住此美丽神奇光影的,此光影在生命即终生不灭。”也就是说,文学创作是 心灵自由遨游的一种方式,而且感悟心灵自由时必须在一个清静的地方,同外物完全隔绝,“心有所悟,若有所契,无渣滓,少凝滞,”从而进入心灵自由的境界。正因为沈从文执着于生命的“神性”,才使他在现实的“人”的生活中感到精神上有无穷的困惑,不时发出“人生可悯”的慨叹! 综观沈从文的“神性”思想的全部内涵,其最核心部分就是要摆脱日益使人性异化的虚伪、堕落的社会生活,葆有一颗真心,恢复人之为人的神性生命。佛教心性论的明心见性思想为他提供了直指内心的思维方式,而大乘佛教的入世精 神又使他不逃避现实社会,呈现出一种天真、勇敢的进取精神。佛教对他毕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晚年还说过:“七四年六月过苏州重买《法苑珠林》一部,作为纪念。四十年人事变迁极大,童心未失,和所读诸佛经有相当关系。”童心未失,生命的“神性”常在,这是沈从文的人格魅力所在,也是他的作品永恒的艺术魅力所在。参考文献：1、(英)詹姆士.里德.基督教的人生观[M].上海:三联书店, 1989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卷)[M].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3、郭国昌.论沈从文的宗教精神.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5月4、袁启君，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1期
你好朋友！想问您为什么出家呢?是因为躲避还是有别的原因呢？不过没经过家人的同意千万不要冒然行事，这样家人是会受到伤害的。不但自己得不到解脱，而且也不能为佛法作证，所以要慎重去做。我觉得在家同样能领悟到佛学的真谛。记得郭旭东老师讲过《论议出家与在家》的论文，里面讲到无论出家在家，都是为了净化自己的心灵，身在家需要主动净化的多些，身出家则通过戒律使人被动去掉一些执着，如果不知道这一点，无论身出家、还是身在家，都不算作真正修行。即便身出家了，心不想去执着、欲望、习气，也不能算作真正的修行。希望你不要盲从和神秘的宗教形式中。而真正领悟佛学真谛。 如果您对佛学很感兴趣，请来我们的房间听听，里面设计到很多的佛学知识，房间路径进入方法：登录UC——进入聊天室——点在屏幕上方的查找按钮——输入房间名称：心莲百合文化讲堂，点进入即可。我的QQ号是654066954，希望有时间我们共同探讨。
摄影是人们记录客观世界的一种方式，随着现代摄影技术的发展，摄影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摄影相关论文，供大家参考。
上好摄影课不容易，上好大学生的专业摄影课就更不容易。笔者作为一名兼职教师，在艺术 教育 教学第一线，通过听课、走访、问卷、调研，发现目前我们有相当一部分大学专业课老师在教学中，仍然是“老三篇”：黑板粉笔、照本宣科、缺乏激情。这种讲课从表象看很像写 作文 ，大家都在写，但精彩的篇章不多，多系平铺直叙，;有“标签式”硬贴，“商品式”硬配之嫌。这种讲课说老实话老师是花了苦力，也费了心血的，但大学生们不买账，不喜欢，学生掌握不了应该掌握的知识，素质提不高，教学成效甚微。笔者认为，要教好大学的专业摄影课，授课教师必须讲究授课艺术。要解决这个难题，授课教师必须努力做到三个字：新、情、活。
一、精心备课，内容求“新”
内容求新，一是指对内容的开掘要深，要扩充新内容，向大学生提供足够的信息量。摄影课内容变化较快，特别是数码技术、 网络技术 的出现，对传统摄影的冲击较大，要适应这种变化，摄影课教学必须“与时俱进”。因此，我们不能抱住老教材不放，应该坚持“信息新、数量大、实用性、课题化”的原则来组织教学内容。摄影课只有在有限的时间里给学生提供最大量的最新的和有用的信息，他们听起来才会觉得过瘾。二是指对内容的创新和发展，要掌握其本质，占据制高点，讲到最前沿。在调研中发现，大学生对老师不满意的意见中有一条就是“我们知道的老师反复讲，我们不太懂的老师省略讲，我们不明白的老师又不讲，老师讲过后我们还是不会做”，这就是没有处理好这些问题，当然，有时是老师自己也不太清楚，怎么能讲得清楚呢?
二、细心讲解，表达含“情”
这是研究“怎么讲”的问题。
有了好的、最新的摄影知识内容，如何将它们变成可视、可听、可读、可析的对象，并通过老师的语言将各个知识点让大学生记住并掌握呢?这是另一个困惑老师的地方。笔者认为只有发挥情感的功能，细心讲解，方可解之。情感在讲课中的功能主要有如下四个：一是动力功能，即老师积极的情感能引起大学生的兴奋、激动、愉快的情智体验，使学生们充满活力，积极投身于自己感兴趣的各种课堂活动。
因此，老师上课的每一段话，都要有感情色彩，都要努力从心灵深处自然流露，当然，这首先要求老师热爱学生、热爱教育事业，这样的话，大学生们就会在老师情感的动力驱动下，精神愉悦地学习，并转化为利于教学的行动。二是感染功能，即个人的情感对他人的情感具有施加影响的作用，也就是说老师的情感能感应大学生，使大学生们具有类似的情感，这表现在很多方面，如关怀、照顾、信任为主的温情式感染，以激发比、学、赶、超为主的示范式感染等。老师的关爱和信任会给学生以强烈的感染。三是调节功能，即人的情感对人的思想和行为具有调节作用。
这一点反映在师生关系上特别明显。和谐的师生关系以师生的积极情感为基础，能够激发师生的热情和智慧，唤起师生的责任感和积极性。因此，老师要热爱学生并尊重学生，及时与学生沟通，同时要情随境迁，善解人意，努力营造师生交流的和谐氛围。如给学生一种认真倾听的表情、一个信任鼓励的眼神、一种朋友商量的口吻、一封探讨问题的E-Mail等等，都会取得极好的效果。笔者认为在课堂上，师生要零距离接触，要有伙伴式交流，这有利于张扬学生个性，放飞学生思绪，使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问题的主人、学习的主人。四是迁移功能，即个人对他人的情感会迁移到与他人有关的事物。
当代大学生情感丰富，而且好激动、善迁移，他们的认识活动，常常靠情感的体验，经常因喜欢听老师的某门专业课而喜欢上这个专业，进而献身于这个事业。老师一定要以正面形象吸引和感染学生，教师对摄影艺术的执著和热爱，种种无言的、不求功利回报的关爱，对学生无疑具有强烈的亲和力和凝聚力。“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我们老师只有做一个有德有识之士，才能使大学生实现积极的情感迁移，“爱屋及乌”，从而“亲其师而信其道”。
三、用心设问， 方法 要“活”
这是研究“谁来讲”的问题。
一是课堂互动、连环问答。“知识是前提，表达是关键”。
摄影课上用音乐做补充，老师有意识地在师生互动讲课，指导学生课上思考、观察、讨论、写感受时，运用精选的与摄影作品相协调的、与课堂氛围相一致的音乐来“讲课”，定会取得非常好的效果。这一方法能充分调动学生动眼、动耳、动手、动脑、动心，从而实现教学目的。大学生喜欢这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他们更容易接受老师提供的知识。
二是让实践成为学生的又一老师。每节课都留下一个实践项目，精心设计一个创作主题，请同学课后做一下，下一次课时，请同学上台讲一讲实践经历。鼓励每一个同学站起来说话，表达自己的看法，从而引发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保持学习的注意力。有的教师可能会有这样的困惑：引发了学生的主动性，学习没有结果怎么办?其实，激发了同学的学习兴趣和使其掌握了正确的 学习方法 ，这不就是结果吗?这种没结果的结果倒是最重要的。在经历了一个教育过程之后，无论结果是否达到，实际上这个过程本身就是结果，是无形而珍贵的结果。什么是素质?这个结果就叫素质。在很多情况下，教育的结果还没出现，但过程已经存在，在此过程中，大学生的 思维方式 和学习主动性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就是素质的变化，这理应是我们教育追求的目标。同学回答问题的对与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敢于发表意见。学生做事有没有结果，这也不重要，他做事的过程已经很重要了。因为在这种过程中，实践在给大学生们“上课”。诚如江汉大学人文学院女生汪洋所言：“与其说摄影课是一门课，还不如说它是一面镜子，让我们学会从生活中、从实践中审视自己，审视自己的生活状态，从中得到人生的启迪和哲理。”
综上所述，高校摄影课教师在授课时，认真做到三个字：新、情、活，细心解决好讲什么、怎么讲、谁来讲的问题，一定会受到大学生们的热烈欢迎，同时也会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摘 要：在摄影艺术中，摄影构图有着自己独特的形式规律。一幅成功的摄影作品，在进行画面布局的时候是十分讲究的，它既符合人们的生活规律，又符合人们的心理和视觉习惯。只有掌握了这些固有规律之后，在进行艺术实践的过程中，才能将最优美、最感人的艺术形象传达给受众。
关键词：对称与均衡 主次关系 黄金分割 画面空白
一、构图的意义
构图在传统画论中称之为“章法”、“布局”、“经营位置”等。是指根据画面的需要，安排形象，体现作品的整体效果。构图作为摄影的第一步，因其创作手法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事实上，任何艺术形式都有其固有的形式规律，只有掌握了这些固有规律之后，在进行艺术实践的过程中，才能将最优美、最感人的艺术形象传达给受众。虽然摄影构图的形式规律不是死的，但了解这些形式规律可以避免一些初级的错误;掌握和运用这些形式规律，对塑造艺术形象、揭示主题思想则是一条捷径。
在设计摄影画面的构图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构图的均衡美。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可能都有过以下的体会：一把椅子倾斜了就会让人产生不稳定的感觉。而大多庄重、尊严的东西又是很对称的，比如古代宫殿门口的石狮子，它是成双存在的，给人以对称的美感。因此，摄影作品的画面均衡，在构图时十分重要。
二、对称和均衡在画面中的运用
对称，象征一种高度整齐的程度。比如蝴蝶，它的形体和翅翼花纹的对称美，一直为人们所欣赏，在摄影作品中对称的画面也时常可见，但大多数摄影作品，在构图中并不追求一半对一半的对称，而是刻意于画面的视觉均衡。
摄影画面布局的均衡，是人们运用视觉和心理上的习惯，对画面内全部可视形象所处的部位，进行稳定与否的一种衡量。在摄影的构图中，绝对的对称会给人一种静止、拘谨、单调的感觉，生活中人们对审美的要求仍然以追求均衡居多。过多的运用对称会使人感到呆板，缺乏活力。而均衡则是为了打破较呆板的局面，它既有“均”的一面，又有灵活的一面。结构的均衡是指画面中各部分的景物要有呼应，有对照，达到平衡和稳定。均衡的范围包括构图中形象的对比：人与人，人与物，大与小，动与静，明与暗，高与低，虚与实等等。
对摄影者来说，布局的均衡是结构理想的结果，因而处理均衡的问题，也就是处理画面结构的问题。作为摄影画面的两大组成部分，主体与陪体是表达思想内容的主要对象和辅助对象。所以在处理画面布局均衡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它们之间的呼应关系，这其中包括两者在情节上、情绪上以及动态、动势方面的呼应关系。
三、构图中的主次关系
根据主题思想要求，选择有价值的景和物，组成摄影画面。在这个画面中最能体现主题的对象，就是主体。而在画面中，那些不是最直接体现主题思想，仅对主体起到一定程度的烘托、陪衬，帮助主体说明主题思想的对象，习惯上称为陪体或周围环境。在摄影画面中要妥当的安排和处理好主次关系，避免出现零乱、主次不分，淹没或失掉主体，而造成没有主题的现象。
在设计画面时要注意主体和陪体的关系，一幅照片如果只有主体而无陪衬，画面就会显得呆板而无变化，但陪体不能喧宾夺主;主体在画面上必须显著突出，要弃繁就简，必要时可改变拍摄位置和角度，或是搬动不必要的东西，以达到画面简洁，突出主体的效果。在照片画面的主次关系上可以掌握以下两点：第一，如果遇到杂乱的背景，可以采取放大光圈的办法，让后面的背景模糊不清，以突出主体。第二，选择适宜的角度进行拍摄，避开杂乱的背景，以使人物的形象突出。
第四、构图中“黄金分割”的运用
初学摄影者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最吸引人的景物放在正中间。的确，在正中间的景物是最容易吸引人的注意力的。但是，将吸引人的物体放在正中间，很容易只让人专注在那个物体上，而令画面变得呆板。
既然要避免居中，就要知道所谓的“黄金分割”，也就是“黄金比例”， 将之运用于美术和摄影的构图中往往以5：8的比率来表示。另外，九宫格构图(也称井字构图)，实际上也属于黄金分割的一种形式。就是把画面按水平方向在1/3，2/3位置画两条水平线，按垂直方向在1/3，2/3位置画两条垂直线，然后把主体尽量放在交点的位置上。实际上这几个交点都符合“黄金分割定律”，是最佳的位置，当然还应考虑平衡、对比等因素。这种构图能呈现变化与动感，画面富有活力。这四个点也有不同的视觉感应，上方两点动感就比下方的强，左面又比右面强。在具体的摄影构图中，可将其应用于情节对比、虚实对比、动静对比、大小对比等。
五、处理好画面的空白
摄影构图中的空白，既有因景物本身，如：烟、云、雾、天、水、空隙所制;又有因为光与色的艺术处理所制。实体与空白的相互衬托，形成有规律的起伏节奏，产生一定的的韵律感，是摄影艺术在处理画面构图虚实关系中，广为运用的手段之一。
虚实关系在摄影画面中比较容易看出，也比较容易分辨。但在具体处理的时候，却要注意实体与空白的关系，使画面有变化、不呆板。空白常常可以刻画意境、渲染气氛，在画面中运用得当，会在构图的形式上添加积极的作用。空白还有在视觉上和心理上造成动势的功能，在运动和所注视的方向要留有一定的空白，可以给人们留下伸张的空间，造成一定的方向性，有助于加强运动的空间感。所以才有“大抵实处之妙，皆因虚处而生”之说，足见空白在构图中的重要性。
同绘画一样，摄影也是一种艺术手法，线条的明快以及画面的和谐是关键，好的构图不仅让人感觉主题明确，而且会给人以视觉和心理上的冲击。所以，摄影水平的提高，必须从构图这个环节入手。当然，构图形式也不是绝对的，它只能提供对摄影表现形式的帮助与参考。有句话说得好：规则是用来打破的。所有的规则都不是死的，吸收前人的 经验 对摄影的形式表现将产生积极的作用，会有利于对形式美的理解。
目前的国内各大高校在摄影系、广播电视编导系、广播电视系的本科学习阶段几乎均开设了影视摄影课，将其作为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程。笔者所在的摄影系影视摄影方向在一二年级，分别开设了《摄像技术基础》和《影视摄影造型》课。影视摄影这门课程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如何更好的进行实践教学是教师要思考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合理实用的实践教学改革理念
摄影系的学生在一二年级要学习好几门以实践为主的专业基础课，在学习《影视摄影造型》课之前，先修完《摄像技术基础》。应该说是《摄像技术基础》侧重基础知识和技术的学习与训练，而《影视摄影造型》更注重培养学生的艺术感觉， 创新思维 和画面造型能力。同时，摄影系的学生还要开设其他相关课程，作为有益补充。笔者在讲授影视摄影课程的过程中，根据学科特点和性质，秉承“理论和实践并举，更重实践”的理念。这样做是为了改进以往影视摄影课过多的依赖课堂理论讲授，教师大多是采用上单一的填鸭式理论灌输，而疏于实践技能培养的弊端。通常根据教学大纲的制定，将理论课和实践课的课时数量设置在1：2的比例左右，教学环节按照“理论―实践―理论―实践”的节奏推进。即每次课堂理论教学的落脚点最终是指导学生实践练习和操作，将上一阶段所学到的理论知识充分转化为实践能力，提升学生的实践技能和水平。然后再进行下一阶段的“理论课―实践课”学习。如在《摄像技术基础》课上，教师讲授完数字高清摄像机的基本基本原理和曝光控制白平衡调节等理论知识后，便在下一阶段课时中安排进行实践课部分，教师将学生分小组，讲解并示范摄像机的曝光与白平衡控制的操作步骤，然后指导学生分组逐个练习。在课堂上对学生出现的操作环节错误，教师及时指出并予以纠正。待此部分实践内容学生基本掌握后，再进行下一环节的“理论――实践”教学。
二、改善实践 教学方法
影视摄影作为一门学科，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同时又是融技术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学科。在实践创作中，一名影视摄影师艺术创意的体现有赖于扎实的技术素养和水平。而检验一个学生理论知识扎实与否的落脚点，就是看他的实践能力如何。因此，如何上好实践课以提升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是影视摄影专业任课教师面临的重要问题。笔者根据数年的教学经历和改革尝试，通常在理论教学时采用全班集体授课方式。而在实践课环节，采用分小组示范讲解，学生分小组练习实践的小班化学习方式。考虑到现在的每个自然班学生人数较多，而实验器材相对有限的现实状况，教师每次指导学生分小组时将组员人数控制在6人左右。每个小组成员人数不宜过多的目的，就在于确保每个学生在实践课上都有足够的时间量来练习操作。无论是课堂实践练习，还是课下的实践作业以及期末结课作业，学生都以这个相对固定的小组完成实践拍摄。
1、利用多媒体技术，提升教学效果
在实践课上，教师利用多媒体影像技术手段，结合优秀的影视作品案例，对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普遍性和个别性错误进行对比和指导。教师可以选取摄影画面优秀的影视作品片段，对比学生实践作业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讲解和指导。例如学生在练习使用摄像机拍摄固定机位不同景别画面的实践内容时，初学者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景别取景不规范，镜头与镜头之间景别运用不合理或景别过于单一等问题。这时任课教师利用多媒体为学生播放一些优秀影视作品中景别运用规范的镜头片段，然后来对比学生学生实践作业中普遍出现的错误案例，帮助学生分析问题所在并寻找解决办法。
在这个环节，教师避免局限于单方面的讲授知识和技法，而是采用引导学生对比自己的练习作业进行思考，检查，分组讨论，分析问题，积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营造活跃互动的课堂氛围。这样，学生会在积极思考热情参与的状态下，更好的将专业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从而提高自身的实践水平。此外在课堂练习中，现使用的数字高清摄像机普遍具有USB串行接口，学生可以直接将拍摄练习的作业素材拷贝至教室内的多媒体电脑中。教师现场对学生拍完的练习素材进行回放，讲解。这样可以确保在实践课堂第一时间内就发现学生存在的问题。教师及时给学生指出问题症状，并和学生一起讨论解决办法。
2、根据学生特点，帮助学生制定拍摄主题和计划
影视摄影的实践需要学生调动自己多方面的能力，是一个“脑眼手”综合运用的过程。它需要摄影师用眼睛细致观察，大脑积极思考，最后由手(和身体)来掌控摄像机来完成操作和拍摄。因此影视摄影的实践创作考验的是一个人的综合协调能力。在分组拍摄中，它还考验着学生团队协作和沟通的能力。教师会根据自然班的学生数量、结构和特点，指导他们合理分组搭配，制定合理的拍摄进度安排，时间周期控制。有拍摄采访对象的，教师会指导学生如何与拍摄对象沟通(尽管如何采访不是影视摄影课的重点)。甚至在拍摄时长较长的期末结课作业时，教师要讲授一些制片管理方面的知识，对于拍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一些制片方面的困难，提醒学生提前做好备选方案和计划。对于大幅度更改实践作业拍摄计划和方案的，指导学生调动现有资源和条件，尽可能拍摄出更好的影像效果。
3、扩展实践教学空间，紧跟行业发展趋势
影视摄影这门学科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的创作设备和拍摄理念层出不穷，更新换代的速度极快。例如笔者刚从事教学工作时，当时行业内领先的是数字全高清技术。几年的时间，现今行业内的发展趋势是4K技术，数字电影摄影创作，log模式拍摄甚至是未来VR技术的使用。这一切都意味着无论是专业教师、学生还是从业者，要想从事影视摄影这项职业，就必须要保持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保持一个不断学习新知识的状态。也只有这样，我们培养的学生才会在未来的专业发展道路中越走越宽，不被行业淘汰。基于此，教师积极利用互联网上的相关专业知识和信息资源，结合课堂实践内容。为学生拓宽知识面。例如在介绍行业领先的RED和ARRI数字电影摄影机的知识，市面上常见的纸质教材和资料鲜有这方面内容。
教师搜索专业的技术网站，寻找适当的资料截取成视频影像，做成图片PPT和文字介绍，选取业内专家对此摄影机性能指标的介绍和使用注意事项，所有这些都可以作为实践教学的补充。不但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更是将影视摄影行业内先进的知识和理念带给学生，让他们及时掌握专业发展趋势和动态。此外，专业的影视摄影交流网站和信息公众号也是教师指导学生拓宽知识面的好 渠道 。专业性比较强的影视工业网、拍电影网、V电影网，微信电影摄影师公众号，摄像人公众号等等，经常会有业内人士发表的技术 文章 和创作心得，教师会经常选取有用信息介绍给学生。这些网站一般还设有作品交流专区，学生可以将自己拍摄的作品放到这个板块内进行交流，听取更多业内人士的意见。这样，学生获取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领域不仅仅局限在课堂和校园，他们有更多的可能接受更前沿的专业讯息，提升自己的实践水平。 三、实践作业点评
1、学生实践作品课堂展示
每次的实践作业后和期末结课作业之后，教师会安排每个小组将自己的作品用多媒体在课堂上公开展示，教师现场进行点评。这也是影视摄影课实践教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课堂展示的过程中，小组成员会阐释自己的创作思路及理念，讲述拍摄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和解决办法，以及尚未解决的技术和艺术问题等等。教师如此安排是为了深入了解学生的实践创作过程。学生实践创作的过程，是检验他们对理论知识掌握程度的具体和真实体现。反映在学生作品中的一些问题，有些是大家普遍存在的，有些则是每个小组甚至每个学生的个别存在的。每个小组的学生在展示并介绍自己实践作业拍摄经历时，其他同学也会反观自身作品中存在的问题。好的实践经验可以得到印证并分享，存在的问题就需要由教师引导学生思考。必要时候教师可以明确指出，以帮助学生提高专业水平，在下一次的拍摄中取得进步。
2、保护并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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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喜爱张望的佛教摄影（云课堂自由职业摄影师）作品，网上他的作品盛传不衰人气极旺报道众多，知悉他的作品不但获得国际冠军奖与中国摄影最高成就奖，而且受邀在联合国总部举行展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还亲笔致函赞誉作品，他的作品艺术魅力竟然还感动得一位外国人到中国出家！张望作品与他的人生经历皆充满传奇色彩，所以一直盼望能看到他作品全貌。只可惜网上作品大多类同重复幅数不多，十分遗憾。 《佛的足迹――张望摄影作品集》赏析 前不久偶于网上见到张望出版了首部佛教摄影作品全集《佛的足迹――张望摄影作品集》。遂毫不犹豫地下单买下。收到书后手不释卷一口气读完，心灵为之深深震憾与感动！那种美好清雅感觉弥漫全身，连日来爱不释手欲罢不能，的确为这么多年来极少见到的文化精品！内心激动，故此提笔与网友分享心中的那份感受与快乐。 《佛的足迹――张望摄影作品集》赏析 《佛的足迹――张望摄影作品集》赏析 该作品集开度较大，重达2公斤多，厚达近260多页码。按书的腰封介绍，为“摄影家张望十五年深入佛门呕心沥血之作首次结集”，该书涵盖了他佛教文化摄影最主要的精华作品。书中有半数左右作品从未见过，据介绍属国内首次正式发表。掩卷体悟，按该作品集的内容形式，全书大概可分为四大部分。 一、佛国梵韵 该部分为作品第一篇章，属艺术类作品，共50幅。该篇半数为社会传播较广观众熟悉的张望名作，和张望在国际国内获得重要奖项的大部分作品。包括获“国际奥赛”中国专题组冠军奖的A-004号作品《寻佛》；获中国摄影（云课堂自由职业摄影师）最高成就奖“金像奖”的A-001号作品《礼佛》等数幅；以及获“当代国际摄影最高学院奖”、“世界佛教论坛”中国佛教摄影大展金奖等作品。同时收入了联合国总部展览、“世界文化大会”展览等部分作品。另有近半数为张望近年全新创作首次发表作品，包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亲笔致函赞誉为“体现了我们在当今世界面临许多复杂问题时必须具有的精神”的A-035号作品《净途》；深受业界推崇被誉为“禅境梵韵”的A-050号作品《禅寂》；以及据报道在杭州举行的张望15年佛教摄影回顾展上受到观众一致追捧的《乐观》（A-044号作品）亦收入其中。 《佛的足迹――张望摄影作品集》赏析 《佛的足迹――张望摄影作品集》赏析 这一篇章作品的特点，感觉到充满了浓郁的佛教禅意美感。网上介绍张望在15年佛教文化摄影的历程中，研读大乘经典，与法师共修禅，体悟佛的根本精神，同时结合自身数十年的文化修养，利用摄影的成像原理，将现实客观的表现对象经过主观的提炼升华，独创了一种用空灵虚幻来表现佛教的形式语言。作品给人以清雅的美感，使观者的心进入到一种宁静恬美的境地。《摄影世界》曾以“难以超越的‘张氏风格’”对他作品特点作了深入介绍。 二、释子善信 该部分为作品第二篇章，感觉应该属纪实类作品，共50幅。该篇多半作品为首次见到或张望全新发表，主要以纪实手法表现深深佛门中不为外人所知的僧侣神秘生活方式与他们的精神追求。张望陆续深居佛门15载，与法师同吃住共修禅。他曾随学僧们台风中冒着生命危险强渡普陀山海峡去受戒，他曾登攀山顶探访追随纪录苦行僧，他曾与九十多高龄的老方丈同食共住达三年，他也曾全程纪录英国联邦财政部前部长助理受他作品感动前来中国出家的经历。这一切皆在该篇章一一呈现。 《佛的足迹――张望摄影作品集》赏析 与艺术类作品升华现实追求审美价值不同的是，这一篇章作品的特点是以平实朴素的拍摄手法与纪实叙事角度，以佛教的普世价值与对现实社会的意义为精神主线，真实地再现佛教僧侣与信众的生活和精神追求。张望凭借着与僧侣信众长期生活建立的深厚关系与持续不懈宣传佛教文化的信任度，他获得许可深入拍摄到佛门最隐秘深处生动真实的笫一手素材――他们的出家、剃度、修禅、精神追求和内心世界。在张望这一篇章的镜头中，有凌晨四时闭目绕佛的女尼，大山深处茅蓬中的隐修僧，托钵乞食的老方丈，山顶远眺城里红尘灯火若有所思的小沙弥，严冬中漏夜排队等候寺院派发腊八的信众……与艺术类作品每幅两字一句引人体悟回味的标题不同，这一篇章每幅作品张望都撰写了近百字的介绍，记述了该作品的事件背景、佛教义理、历史由来等，内含深厚的佛教文化知识而又深入浅出。读图兼读文，观赏作品尤有在月夜游古寺般的清雅神奇感。 三、各家评语 该作品集有三篇前序，中国摄影（云课堂自由职业摄影师）家协会主席王瑶代表中国摄影界，在序言中对张望为保护和传播中国佛教文化作出的积极努力给予充分肯定，对他不断追求摄影技艺的精益求精的精神由衷赞赏，评价曰 “张望的镜头中，佛教清、净的禅境在光影里表现得自然而熨帖，呈现得澄澈而通透”。中国佛教高僧、沩仰宗第十代传人、戒幢佛学研究所所长、闽南佛学院研究生导师济群法师在序言中对张望作品的佛教义理体现作了首肯，认为“张望作品虚实有度，擅长使用光影、云雾、水月来经营画面……这种表现形式，契合佛法对世界的解读”。中国摄影大师、首届中国摄影“金像奖”获得者于云天认为张望作品是“充满灵性、意象跌宕、构图严谨、用光考究的摄影佳作。”而国际摄影界泰斗、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荷赛）评委会主席罗伯特•普雷基评价张望作品“平和、空灵、意味深长！它太美了，让人充满无限遐想” 。 《佛的足迹――张望摄影作品集》赏析 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张望作品的评价赞誉！2012年张望受邀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佛的足迹”展览时，潘基文在日理万机中亲笔致函张望，他写道“我对于其中一幅两个人在雪地里走向山坡的作品尤为感动，该作品体现了我们在当今世界面临许多复杂问题时必须具有的精神”。而作品集中，九十高龄的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一诚长老亲笔题写的墨宝“佛的足迹”，又成为该书的一大亮点与深厚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的足迹――张望摄影作品集》赏析 同时，我也留意搜索该作品集的网友读者评价。一位名叫“快乐猫杰瑞”的网友留言：“一幅幅精美的画面映入眼帘，沁人心脾……久久不能平静。感恩张望老师的佳作，引领我们进入禅的境界” 。网友“hope905” 留言“《佛的足迹》中带来的生命的回归，张望先生平和、安详的气场都让我觉得这不是世间的金钱所能衡量的一部作品集。感恩！” 四、艺术人生 该作品集中，作者张望以《十五年》为题，以近5000字的篇幅，回首了十五载佛门岁月追求佛光梵影的生涯。从小在故乡天台与佛教天台宗结缘开始，到就读美术学院追求以美术表现佛教文化，到深圳十年商业生涯中的难释佛怀，到北归杭州后巧遇奇缘的初入佛门，到深居佛寺15年的传奇人生，到最终受邀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佛的足迹”展览……张望一路走来，娓娓道来，如沿着清流溯源，引领读者循着他的妙笔感受“佛的足迹”和他的艺术人生历程。 《佛的足迹――张望摄影作品集》赏析 同时，张望文中详细剖析了他15年佛教摄影（云课堂自由职业摄影师）每阶段的缘起、追求与形式风格特色。从“第一阶段是1999年开始的天台山佛学院时期。主要是以人文摄影手法拍摄，是以感性效果为主的影像”，到“第二阶段是2002年之后的灵隐寺时期。主要以艺术摄影手法表现”，到“第三阶段是2008年之后的西湖佛教文化时期。大致是以文化概念的摄影手法为主，以纪实角度记录真实的文化遗产”，张望皆详细作了深入描述。同时“张望艺术活动年表” 中具列了1985年考入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拥有第一台照相机“凤凰205”开始，到2013年“佛的足迹”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大会”会议展览为止，近30年图文并茂的艺术历程列表。以上文字与内容不但纪录了一位中国艺术家的学习、求索、思考、成就的道路，通过阅读了解他的艺术人生与精神追求，更能深刻理解其作品，对于喜爱与研究张望作品的读者尤其有着不可替代意义。 作为一个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重视文化修养且独创了如此风格明显作品，张望必然有自己独特的艺术理论指导。在该作品集中，作者张望以《审美情感与形式传达——从“黄尘驿道 梵音东渐”谈摄影（云课堂自由职业摄影师）艺术的创作规律》为题，详细介绍剖析了其创作感悟与理论体系，最后推出核心观点：“我以为包括佛教摄影在内的任何艺术类摄影创作，作者不应有一辈子不变的所谓“风格形式”，而应在创作时根据不同地域、内容的拍摄对象所激起的完全不同的审美情感来选择与之相应的形式表现” 。读者结合该文论去观赏其作品，对理解其创作心路，体悟艺术规律大有裨益。 《佛的足迹――张望摄影作品集》赏析 《佛的足迹――张望摄影作品集》赏析 该作品集的装帧设计与印刷也是一大亮点。书籍装帧色彩沉着和谐厚重华贵，版式设计大气而雅致。作品与标题文字各据一页，空灵而赏心悦目。该作品集由 “全国百佳出版单位”浙江摄影出版社打造，印刷为著名的深圳雅昌印刷公司出品。作为多次获得世界印刷最高奖――美国“班尼奖”的中国最佳印刷公司，雅昌将此作品集制作得十分精致完美。 尤为别致的是，书中每幅作品皆衬神奇少见底色，艺术类与纪实类作品各不相同，低调又不失华贵，其美从未得见。经询懂印刷友人，得知乃专门为此画册调制的“专色”所印。这不但体现了雅昌公司的非凡品质，更能感受到作为执行总编与书籍设计兼集一身的摄影家张望本人，将用心、决心与精心亦兼集此十五年专集中。 掩卷慨叹，《佛的足迹――张望摄影（云课堂自由职业摄影师）作品集》作为张望十五年佛教摄影总结全集，不但作品精美，风格全面，文字功底深厚，传达了佛教空灵清雅的禅美境界、深厚文化内涵与大乘精神，而且内容丰富，既有其数十年艺术历程的介绍展现，又有理论体系的阐述，是迄今为止了解张望及其作品最为全面的专集。 《佛的足迹――张望摄影作品集》赏析 画册设计高雅，印制精美，书籍给人以全方位艺术美的享受。在当今急功近利、粗糙低俗泛滥的出版物中，实属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无论摄影角度与佛教文化角度皆极具收藏价值的精品图书。 作者简介 张望，1962年8月出生。1988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2000年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云课堂自由职业摄影师）学院研修摄影，2005年因其艺术成就被杭州市人民政府作为特殊人才引进。独立艺术家，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美国摄影学会会员，杭州市政协委员，杭州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佛的足迹――张望摄影作品集》赏析 作者 张望 自1999年起，张望即开始中国佛教文化的摄影创作。在深深的佛门中，张望长期与僧人们同吃共住。凌晨时分即起床拍摄僧侣生活，或登高涉险，寻觅并摄录佛教文化遗迹，晚间挑灯研习佛教典籍，并将之感悟体现于创作，从而使其作品臻空灵恬淡、悠远清静的禅韵梵境与感人至深的艺术魁力。其持续十五年历尽艰辛拍摄创作的佛教摄影作品获得了国际、国内近百项重要荣誉。其中，2005年荣获世界摄影著名赛事——奥地利国际摄影艺术展（国际“奥赛”）中国专题组冠军，为中国获此荣誉之第四人；2006年受邀赴欧洲出任“奥赛”国际摄影评委；2007年获中国摄影最高成就奖“金像奖”；2008年获“当代国际摄影最高学院奖”，并被推选为世界摄影节高峰论坛中国代表；2009年获“世界佛教论坛”中国佛教摄影大展金奖…… 张望佛教摄影作品在国际、国内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其作品被首届“世界佛教论坛”选为开幕式主屏形象向世界展示，被新华社选编为“中国形象”之一，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循环播放。专著《佛泽》先后11次再版，荣登杭州市、浙江省乃至全国畅销书排行榜。其作品的艺术魅力还曾深深感动了英国联邦财政部前部长助理，他认定在作品中找到了灵魂的归宿，使之最终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剃度出家为僧。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评价张望作品“体现了我们在当今世界面临许多复杂问题时必须具有的精神”；国际摄影界泰斗罗伯特•普雷基评价张望作品“平和、空灵、意味深长！它太美了，让人充满无限遐想”；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王瑶评价“张望的镜头中，佛教清、净的禅境在光影里表现得自然而熨帖，呈现得澄澈而通透”；佛教高僧济群法师评价“张望作品虚实有度，擅长使用光影、云雾、水月来经营画面……这种表现形式，契合佛法对世界的解读”；《摄影天地》评价张望作品“举凡主题、美学、光影、人性的表现，已超越出神入化的境界”。国际权威摄影期刊《德国摄影》、《PHOTO》、美国《世界日报》、法国《欧洲时报》，新华社、人民网、《中国摄影》、《凤凰周刊》等国际、国内四十多家新闻媒体先后介绍了张望十数年的艺术人生与作品。 2012年12月，张望因佛教摄影艺术的成就，受邀赴联合国总部举办“佛的足迹”摄影展。2013年5月，张望“佛的足迹”个展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大会”展览。
佛教“无明”观念探析
通过分析《大乘起信论》中的两个比喻，即“水风之喻”和“香熏之喻”，文章探析了无明与众生心的关系，指出了无明的具体内涵；通过分析无明与真如之间的相互“熏习”，揭示了无明与真如的关系实质。《大乘起信论》中无明与真如关系的建构模式，在后来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深化和拓展，也显示出其重要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 无明； 真如； 熏习
《大乘起信论》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部重要典籍，尽管该著作在作者、译者和源流性质等方面都曾引起过激烈的争论，但毫无疑问的是，它对中国佛教的各个宗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乘起信论》，简称《起信论》，相传是印度的马鸣菩萨所造，南朝梁代的真谛和唐代的实叉难陀曾分别对它进行了翻译，其中真谛的译本流行较广。
通常认为，《大乘起信论》是反映中国佛教思想的一部重要典籍，它以“一心开二门”的思想为核心，建构起了一套独特的佛教理论体系。《起信论》主要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众生心，也即是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可同时开出“心真如门”和“心生灭门”，并通过此二门生起一切法。这可以看作是一种“真如缘起”的理论。［1］而众生心作为原本自性清净的真如，如何能够开出二门，并缘起世间诸法呢？其中的关键在于“无明”的作用。《起信论》对“无明”这一观念进行了具体的阐释，我们也可以通过分析“无明”观念，增强对“一心开二门”理论的理解。佛教经典向来善用比喻，并且经常通过生动形象的比喻来揭示佛理的意蕴，因此本文就从分析《起信论》的两个比喻入手，来探析“无明”这一观念的具体内涵。我们选取的两个比喻分别是“水风之喻”和“香熏之喻”。
一、水风之喻：众生心与无明
《起信论》认为，依众生心亦即如来藏自性清净心有二种门，一为心真如门，二为心生灭门。一心同时兼有此二门，二者是相即不离的关系。所谓心真如者，呈现的是心性不生不灭的本然状态，是一切净法之源，它离于妄念，不可言说：“是故一切法从本已来，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唯是一心，故名真如。”［2］而心生灭者，则展现了众生心由于起念所呈现出的一种背离真如状态的有生有灭之态势。心真如与心生灭是众生心同时呈现的两种状态，二者非一非异，并且相互和合而为阿黎耶识。阿黎耶识含摄一切染净诸法，并能生起一切染净法，之所以如此，是在于众生心有觉与不觉两种状态。当心体处于觉的状态时，则真如呈现，生起一切净法；反之，当心体处于不觉的状态时，就生起一切染法。而觉与不觉，则取决于心体是否离念，即能否远离一切妄念。众生心原本自性清净，妄念又从何而起呢？《起信论》认为，一切妄念来自于众生的“无明”，所谓“以从本来念念相续，未曾离念，故说无始无明。”［3］下面我们就从“水风之喻”着手，来分析《起信论》中“无明”观念的具体内涵。
无明与众生的自性清净心之间的关系在《起信论》中通过这样一个比喻揭示出来：“以一切心识之相，皆是无明。无明之相，不离觉性，非可坏，非不可坏。如大海水，因风波动，水相风相不相舍离。而水非动性，若风止灭，动相则灭，湿性不坏故。如是众生自性清净心，因无明风动，心与无明俱无形相，不相舍离。而心非动性，若无明灭，相续则灭，智性不坏故。”［4］ 这就是“水风之喻”，水用来比喻众生的自性清净心，风则比喻无明。由于无明之风吹动大海之水，从而呈现出水的波动之相，在此波动之相中，水相与风相是相与一体、不相舍离的，与此同时水自身所具备的湿性则并不因为波动而有所改变。这一比喻的目的在于说明众生心与无明的关系，强调了当众生心由于无明而呈现出生灭相时，二者是相即不离的，并且众生心原本所具有的清净智性也没有改变或丧失。无明使众生心生起种种妄念，从而有世间诸法的生灭之相。无明也由此打通了众生心的“真如门”和“生灭门”。同时也可以看出，当无明之风止灭了，众生心的生灭相也随之消失，重新恢复到心体的清净状态。
众生心由于无明风动而有了生灭相，从而生起世间一切染法，那么这无明之风又从何而起呢？《起信论》认为无明是从本以来就存在的，它没有开端，所谓“无始无明”。这“无始无明”与众生心的清净自性一样从来就有，并且染污这一清净自性使众生心成为染心：“是心从本已来，自性清净而有无明，为无明所染，有其染心。”［5］所以从起始先后上说，无明与清净自性一样，都是众生心从来就具有的，二者没有先后之别。由此，无明成为一切众生与生俱有的伴随者，并成为世间一切染法和人生诸多烦恼的根源。无明不仅是“无始”的，而且往往“忽然而起”，就像风一样忽然而至。《起信论》中有这样的表述：“以不达一法界故，心不相应，忽然念起，名为无明。”［6］由于众生心不能完全与真如一法界相应，所以妄念会忽然而起，这也就是无明。无明这种忽然而起的特性，使它成为一种难以被外界力量预防和控制的存在，从而成为一种与众生心的真如之体相抗衡的力量，生起世间一切染法。
《起信论》用“水风之喻”揭示了众生心与无明的关系，（历史论文 ）既指明了众生心的清净自性与无明是相与一体、不相舍离的关系，也告诉我们无明在起源与发生上的特性。可以看出，众生心既具有自性清净的真如之体，也呈现出由于无明而生起的生灭之相状。真如是一切净法的生成之源，无明则是无边染法的生起之因。无明无始无边，忽然而起，成为与真如相对待的一种力量，使众生心生起无数妄念和烦恼，并进而制造出虚伪三界。
二、香熏之喻：真如与无明
真如与无明在众生心那里是两种不同的力量，有着不同的功用，它们之间相互作用，从而不断地生起一切净法和染法。真如与无明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在《起信论》中通过一个比喻表达出来，这个比喻就是“香熏之喻”，具体而言就是：“熏习义者，如世间衣服，实无于香。若人以香而熏习故，则有香气。此亦如是。真如净法，实无于染，但以无明而熏习故，则有染相。无明染法，实无净业，但以真如而熏习故，则有净用。”［7］这个比喻是说，世间的衣服本来是没有香气的，但是如果拿有香气的东西对它进行熏习，那么久而久之衣服上就会有香气了。《起信论》借这个比喻想要说明的是，真如和无明之间也存在着这样的相互“熏习”。真如原本清净，没有任何染污，但由于无明的不断熏习，就会出现“染心”的相状。同样，无明原本是染污之法，没有清净之善业，但因为受到了真如的不断熏习，也会有清净无染的作用出现。
真如与无明本来就不相舍离，它们又不断地相互熏习，结果就是一切染法和净法也不断地产生出来。真如受到无明的熏习，就导致不断生起染法：“云何熏习起染法不断？所谓以依真如法故，有于无明。以有无明染法因故，即熏习真如。以熏习故，则有妄心。以有妄心，即熏习无明。不了真如法故，不觉念起现妄境界。以有妄境界染法缘故，即熏习妄心，令其念著，造种种业，受于一切身心等苦。”［8］无明熏习真如，就造起世间种种业，生起世间无尽烦恼和痛苦。同时，无明也受到真如的不断熏习，从而有净法不断生起：“云何熏习起净法不断？所谓以有真如法故，能熏习无明。以熏习因缘力故，则令妄心厌生死苦，乐求涅槃。以此妄心有厌求因缘故，即熏习真如，自信己性，知心妄动，无前境界，修远离法。以如实知无前境界故，种种方便，起随顺行，不取不念。乃至久远熏习力故，无明则灭。以无明灭故，心无有起。以无起故，境界随灭。以因缘俱灭故，心相皆尽，名得涅槃，成自然业。”［9］真如熏习无明的结果，就是使众生的妄心厌离生死轮回之苦，而欣然追求涅槃之乐，从而断灭无明，消除众生心的生灭之相状，最终证得涅槃境界，成就任运自然的不可思议之业用。
可以看出，在真如与无明相互熏习的过程中，二者的力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真如的熏习作用可以最终断灭无明，但无明的熏习却不能灭尽真如。那么《起信论》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它的解释是：“染法从无始已来，熏习不断，乃至得佛后则有断。净法熏习，则无有断，尽于未来。此义云何？以真如法常熏习故，妄心则灭，法身显现，起用熏习，故无有断。”［10］也就是说，无明的染法熏习虽然从本以来就存在，但证得佛果之后就会完全断灭，而真如的净法熏习则恒常存在，以至于未来而永不断绝。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真如的恒常熏习能够不断地起智断惑、返染还净，并能够断灭无明妄心，无明断灭之后，真如法身就显现出来，继续地起熏习作用，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力量可以使它断灭。
由于真如与无明相互熏习的结果是无明断灭而真如不断，所以决定了一切法中染法终将灭绝，而净法必然呈现。这样，众生心同时开出的“真如门”和“生灭门”，最后也以从“生灭门”进入“真如门”为结果，从而也保证了芸芸众生能够摆脱烦恼得以成佛，进而实现佛教的终极追求。
三、余论
《起信论》中对无明观念的阐释，让我们看到在佛教的理论体系中，无明作为与真如相对待的一种力量，成为染法之因，从而解释了世间诸法的生灭现象和人生的百般烦恼。但在与真如的相互熏习过程中，无明最终断灭，真如得以呈现，从而一切法离染还净，生灭门进入真如门。这一理论的建构主旨符合中国人对宇宙人生终极理想的追求，既能够较合理地解释世间的恶，也能够乐观地化恶为善，从而为人们建立起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在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为了更好地解释宇宙人生的诸多现象，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理论建构模式被不断地运用和深化。这里仅以宋明理学中朱熹的理气观为例，来简单说明这一问题。
在朱熹的理论体系中，理与气是他解释宇宙人生诸多现象的核心范畴。理是天地万物得以存在的终极根据，而气是天地万物得以生成的不可或缺之物。二者是相即不离的关系，正如他所说：“有是理便有是气”，“理未尝离乎气”，“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11］虽然如此，但他还是将理气做了区别对待，认为理相对于气而言具有优先性，他指出：“然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岂无先后！”［12］在朱熹这里，理处在形而上的位置，气则属于形而下的存在，由此理取得了优先于气的地位。在人生领域，性是理在人身上的体现，理的至善性决定了人性的本然之善，而气则在成为构成人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下，也成为人性中恶的重要原因。他指出：“天地间只是一个道理。性便是理。人之所以有善有不善，只缘气质之禀各有清浊。”［13］如此，便将现实人性的善恶归于气的清浊。既然如此，人就需要做修养工夫，所做的工夫就是变化气质，使气质由浊变清，从而使至善之理在人身上得以完全呈现，这就达到天理流行的圣人境界了。当然，在朱熹的理气关系中，有着更为具体和完备的论述，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出这一理论在建构模式上与《起信论》的相似之处。理与气的关系，遵循了真如与无明的关系模式，并且朱熹对世间善恶的解释也与《起信论》中对“染净”问题的说明有相似之处，最后二者也都在理论上说明了恶何以能最终转化为善，染法何以能最终转化为净法。由此可以认识到，中国佛教与中国儒家虽然各有追求，但在对世间万象的理解与判定上，在核心理论的创建上还是具有相通之处的。可以这样认为，朱熹的“理气”论在一定程度上深化和拓展了《起信论》中真如与无明的理论建构模式。
通过《起信论》中的“水风之喻”和“香熏之喻”，我们分析了无明这一观念，认识到它在“一心开二门”这一理论建构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分析无明与真如的关系，以及后来中国哲学在理论创建中对这一关系模式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我们也认识到《起信论》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对无明观念的探析，也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了中国佛学的特质和中国佛教对宇宙人生的独特理解和根本追求。
参考文献：
［1］［2］［3］［4］［5］［6］［7］［8］［9］［10］［梁］真谛译，高振农校释：《大乘起信论校释》，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0（《序言》）、17、33、36、61、61——62、75——76、78、83、100页。
［11］［12］［13］［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3、68页。
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 现代意义上的宗教精神是指深入探究人类命运问题,渴望减轻人类苦难,并且恳切希望将来会实现人类美好前景的一种终极关怀态度。沈从文正是这样一位具有深沉宗教情怀的文学家。在他的文学世界中饱含着博爱的基督教精神,天人合一的道家精神和追求心性自由的佛教精神。 一、沈从文的基督教情怀 基督教虽然在16世纪末就传入了中国,但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在留学欧美的作家身上表现更为普遍。而自诩为“乡下人“的沈从文既没留过学,甚至没受过正规的现代教育,基督教文化却对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沈从文接触基督教是从读《圣经》开始的。1922年夏,二十岁的沈从文只身来到北京,虽满怀文学救国的崇高理想,却连基本的标点符号的使用都不熟悉,更何谈文学创作!当时身边唯一的师傅是一部《史记》,随后不久从燕京大学朋友处偶然得到一本破旧的《圣经》,他立即喜欢上了《圣经》“那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诗的篇章”,并从“反复阅读中”,“得到极多有益启发,学会了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可以说,沈从文作品自然、流畅、平白的风格,与《圣 经》有一定的传承渊源关系。而《圣经》所蕴涵的仁爱、善良、怜悯也成为他精神的寄托与支柱之一,他从中找到了不属于任何宗教派别的精神安慰,支撑他战胜一切困难与挫折。后来,沈从文认识了著名的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一帮学生,如董秋斯、张采真、司徒乔、韦丛芜等。沈从文在与他们的交往中也间接地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这使他对教会生活、基督教知识有一定了解。1925年7月至1926年间,沈从文在其亲戚———曾任民国总理的熊希龄办的北京香山慈幼院里做事。慈幼院是一个慈善和救助机构,具体由中国基督教非圣职人员经办,沈从文在做事中也与不少基督教信仰者有往来,耳濡目染,受到一定影响。他因此写了一系列有基督教影响的作品,如《蒙恩的孩子》、《第二个狒狒》、《用A字记下来的事》等。 基督教“最根本的精神永远是爱———一种完全无私的精神,一种尊重他人并为他人寻求最高的善的行为”沈从文接受的主要就是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他在1933年回答有人提出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写作”时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沈从文爱美丽,也爱永恒;爱世界,也爱人类。这种爱完全是一种宗教行为,闪烁着关爱人类未来的宗教情怀。 沈从文之所以接受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是因为他一直生活在一个充满仇恨和冷酷的世界里。在湘西,沈从文难以忘记的是军队中那些血淋淋的杀人场面,无数无辜百姓被军队长官以“土匪”的名义杀掉;在北京,沈从文体验最深刻的是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和冷漠。从湘西到北京,生活空间的位移并未改变现实的严酷。人们之间缺少温情,找不到爱繁衍的土壤。既然现实中已经不存在爱,那么,爱又在何方呢?沈从文想到了《圣经》———一本充满爱意的圣书。他非常欣赏耶稣的“博爱”精神,并从中找到了永恒的精神慰籍。 在以后的生活中,这种爱逐渐内化为作家的一种心理内趋力,形成沈从文特有的“爱人类”“爱有生”“爱善”“爱美”的“爱的哲学”,伴随着沈从文漫长的一生。 二、沈从文的道家情怀 作为一种文化哲学体系,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富有个性的一派。崇尚自然,强调以自然为本体的天人合一是道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应当效法自然并且顺应生命的自然,这样才能保持人的纯正本性,保持人性的健全和恒久。强调“天道自然无为”,推重自然人性观是庄子和老子哲学的共通之处。道家的人生观为生命的存在方式和存在质量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式,对后世作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京派作家身上或多或少都闪现出道家文化的影子,尤以沈从文为代表。 湘西古朴原始、神秘奇丽、浪漫洒脱的苗族文化氛围喂养滋润了沈从文的心灵和感情。这种地域性文化呈现出某些和道家文化相同的价值取向,如对自然的顺应,对与自然相契的人性的凸现等。沈从文拥有浓烈厚重的乡土情结,在他笔下的湘西世界里,人们终日与古朴、宁静、和谐、美妙如画而又充满灵性的大自然为伴,拥有原始、野性、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他们的人性、人情、道德与孕养他们的大自然保持着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完全是自然孕育造化的精灵。他们性情所至,率力而为,不受任何陈规陋俗羁绊,也不为任何世俗礼法约束。四狗和阿姐在山雨洗净了的大自然中“撒野”(《雨后》),儿子特意筑路以方便母亲去庙里与和尚相会(《沅陵的人》)。湘西民间的道德处于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这种道德是纯审美的,它体现了人们的习惯、乐趣和愿望,反映了生命的需求和生命的趋向,完全符合人的生理自然和心理自然,彰示出生命的自由,生存的洒脱。 对人性的歌颂是庄子哲学的要义所在,沈从文的生命观、价值观明显受到道家文化的影响。其对健康的人性有着天然的倾心,他在《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中明确了自己的立场:“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4]在他笔下,农民、兵士、水手、娼妓、童养媳等等,都具有一种生命本性的美。他还在《水云》一文中宣称:“我是一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5]他笔下的画面与庄子“以自然为宗”的思想很相似,庄子思想中宣扬清淡无为、反对约束、恢复本性等特点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均有体现。沈从文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是“风日里长养着”的自然之子,这里的女子心地善良、温柔却刚强,体现着自然人性中和静柔美的一面;这里的男子诚实勇敢、,带有自然原始发力量与生命的冲动。这就是沈从文所认可的自然的人性和生命的本真状态,自然健康的人、人性是沈从文写作的起点,也是他的终点。 三、沈从文的佛教情怀 佛教虽然产生于印度,传入中国后却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并形成了中国本土特点的禅宗。从文化学的角度看,禅宗是一种摆脱烦恼、追求生命自觉和精神自由境界的文化理想。沈从文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的“心性论”为他思考“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使他掌握了人类自身的独特思维方式-———反视内心,从而体现出他对人类生命本质 认识的深刻性。沈从文最早接触到佛教,是他还在陈渠珍部下当兵的时候,当时他正处在精神上极度苦闷和困惑之中,内心有股难言的苦恼和寂寞需要向人倾诉,并希望有人能对他精神上紊乱的思绪进行疏导和启发。这时候,他饱读诗书的姨父聂仁德适时地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为沈从文带来了儒家理学、佛学、西方近代哲学等以前他闻所未闻的人类文化精华。他在《从文自传》写道:“(聂仁德)为人知识极博,而且非常有趣味,我便常常过河去听他谈‘宋元哲学’,谈‘大乘’,谈‘因明’,谈‘进化论’谈一切我所不知道却愿意知道的问题。”这种谈话显然也使他十分快乐,因此每次所谈的时间总很长很久。但这么一来,“我的幻想更宽,寂寞也就更大了。”这里提到的谈话内容,根据沈从文后来思想的发展轨迹来看,其中佛学对他的影响最大,后来他读了大量的有关佛教经典。他在一本抗战时期出版的盗印本《月下小景》上的题字中写道:“(在武汉大学教书时)教书时间既不多,因此有四分之一时读书,有机会把碛砂藏内诸故事经卷大致看过一次或二次。”他很多作品如小说集《月下小景》中的小说、散文《七色魇》等都是直接以佛经故事为题材。 追求心灵自由是沈从文对佛教精神最深的感悟。个体生命是有限的,要摆脱个体生命的束缚,达到永恒的自在状态,必须扩张个体的心灵,追求心灵的无限自由。沈从文所感悟到的心灵自由是有“神性”的生命,也只有这样的生命才可以与日月同辉。他在追求心灵自由时主要凭借文学创作的方式,因为“凡知道用各种感觉文字去捕捉住此美丽神奇光影的,此光影在生命即终生不灭。”也就是说,文学创作是 心灵自由遨游的一种方式,而且感悟心灵自由时必须在一个清静的地方,同外物完全隔绝,“心有所悟,若有所契,无渣滓,少凝滞,”从而进入心灵自由的境界。正因为沈从文执着于生命的“神性”,才使他在现实的“人”的生活中感到精神上有无穷的困惑,不时发出“人生可悯”的慨叹! 综观沈从文的“神性”思想的全部内涵,其最核心部分就是要摆脱日益使人性异化的虚伪、堕落的社会生活,葆有一颗真心,恢复人之为人的神性生命。佛教心性论的明心见性思想为他提供了直指内心的思维方式,而大乘佛教的入世精 神又使他不逃避现实社会,呈现出一种天真、勇敢的进取精神。佛教对他毕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晚年还说过:“七四年六月过苏州重买《法苑珠林》一部,作为纪念。四十年人事变迁极大,童心未失,和所读诸佛经有相当关系。”童心未失,生命的“神性”常在,这是沈从文的人格魅力所在,也是他的作品永恒的艺术魅力所在。参考文献：1、(英)詹姆士.里德.基督教的人生观[M].上海:三联书店, 1989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卷)[M].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3、郭国昌.论沈从文的宗教精神.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5月4、袁启君，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1期
凡夫到成佛的经典“菩提道次第”一书“掌中解脱”
我曾经以为我们长大了，就会变成好人，受人尊敬和爱戴。但是上帝不想让我们变成那样，他要我们当地毯，供人踩踏。 若不是电影展现，我想我们都不相信这是一个年仅12岁的孩子可以说出的话，这部根据现实改编的黎巴嫩电影没有许多的华丽辞藻，它带给我们更多的是对那个动荡地区现实的记录，观看完之后，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复。 电影的最后说到，这部电影绝大多数反应的是男主人公的真实生活，而电影中的赞恩，也是现实中的赞恩，这部电影在被世界所知后，他们一家得到了极大关注，他们的命运也由此转折，这是令人欣慰的。 电影的开头，黎巴嫩小男孩赞恩状告父母，在庭审期间，赞恩和他的父母还有在场的许多人回忆起他们的经历，通过回忆，我们知晓了他状告父母的缘由。 “我要告我的父母，因为他们生了我。” 在我们看来，是叛逆到什么程度才能让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出此言论，但这个世界是复杂而客观的，我们不能用自己的价值观和经历去评判所有的事情。 赞恩的父母卡萨尔和法迪生育了许多儿女，他们是难民，都没有户口。他们过着饥不择食的生活，居无定所，勉强在一个破出租屋生活，赞恩和他的兄弟姐妹们每天都为着生存在外劳动着，而在一个正常的国家，他们不过只是该上小学的年龄。我几次都因为觉得他们太惨而差点退出播放，但我还是接着看了下去，这是世界之外的另外一个世界，它是悲惨的。 赞恩一家受着侮辱苟且生活着，他们每天的生活充满了苦难与担忧。为了生活，赞恩的父母把他的妹妹萨哈卖给了杂货店老板哈萨德，由于太早结婚怀孕，萨哈在被卖的三个月后在医院的路上失血而死。赞恩恨极了他的父母，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事，他们甚至没有把赞恩当成自己的孩子，而是像奴隶一样使唤着。 赞恩忍受不了这一切，带着悲戚与怨恨离开了糟糕的“家”。他去了另一个城市，开始了新的居无定所的生活，他才12岁，没有人愿意聘用他。直到他遇到在餐厅打杂的拉希尔，她接待了赞恩，让他照顾自己的儿子约纳斯，他的儿子也是“黑户”。 因为拉希尔本身是黑户，所以她在办证件的过程中遭到了逮捕而入狱，生活的重担又一次落到了赞恩的肩膀上。赞恩带着约纳斯过着比以往艰辛的生活，因为他们都是孩子，有些事情他们办不到。我觉得，赞恩言辞远远超过了同龄人的水平，他不像是一个不谐世事的毛躁小孩，更像是历经世事的大人。 因为不能给予约纳斯周到的照顾，赞恩把约纳斯卖给了办假证的商人，他得到了400美元，但他并不是为这400美元而把约纳斯托付给商人的，因为他实在不能照顾这个幼儿。 赞恩逃离了陌生的城市，在回到一团糟的“家”后，他忍受不了阿萨德迫害妹妹萨哈的事实，带着满腔的怨恨拿着刀捅了阿萨德，他因此被捕入狱。 在狱中，他看到了同他一样的难民们，我想他们大多数都是没有户口的“空气人”。 “你儿子还没出生就死了，他并不存在，即使是番茄酱也有名字，有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而他没有。” 我无法想象那些苦难他们是如何承受的，看似在电影中才出现的情节，殊不知都是血淋淋的现实。 赞恩在狱中绝望地度日，直到黎巴嫩的一家开放式电台节目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这档节目接受任何的求助电话，赞恩便打了过去。 “我想请你们帮忙，我要状告我的父母。”全监狱里的人都听着，黎巴嫩的人都在听着。就这样，赞恩将他的父母告上了法庭，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 赞恩告诉法官，他的要求很简单，就是不要再让他的父母生孩子了，因为生出来他们也无法养活。 导演在平民窟中发现了赞恩，并让他担任这部电影的男主角，向世界讲着动乱之地的苦难生活。电影上映后，在制片组和联合国难民署的帮助下，赞恩一家来到挪威生活，赞恩也由此开始了求学的生活。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枕着枕头睡觉。” 赞恩不仅实现了他的愿望，还幸运地过上了像普通孩子一样的生活，他在电影即将结束时的特写镜头露出了笑容，这是他唯一一张在这部电影中的笑脸。 愿世界和平，愿世人安康，希望“生而不养，养而不教，何以为家”的悲剧不要在现实当中重演。 另外，我们都应有一种认识，那便是：不是时代变好了，而是我们的国家在日渐强盛。愿我们都能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和平安康生活，同时愿所有人都能被世界温柔以待。
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 现代意义上的宗教精神是指深入探究人类命运问题,渴望减轻人类苦难,并且恳切希望将来会实现人类美好前景的一种终极关怀态度。沈从文正是这样一位具有深沉宗教情怀的文学家。在他的文学世界中饱含着博爱的基督教精神,天人合一的道家精神和追求心性自由的佛教精神。 一、沈从文的基督教情怀 基督教虽然在16世纪末就传入了中国,但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在留学欧美的作家身上表现更为普遍。而自诩为“乡下人“的沈从文既没留过学,甚至没受过正规的现代教育,基督教文化却对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沈从文接触基督教是从读《圣经》开始的。1922年夏,二十岁的沈从文只身来到北京,虽满怀文学救国的崇高理想,却连基本的标点符号的使用都不熟悉,更何谈文学创作!当时身边唯一的师傅是一部《史记》,随后不久从燕京大学朋友处偶然得到一本破旧的《圣经》,他立即喜欢上了《圣经》“那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诗的篇章”,并从“反复阅读中”,“得到极多有益启发,学会了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可以说,沈从文作品自然、流畅、平白的风格,与《圣 经》有一定的传承渊源关系。而《圣经》所蕴涵的仁爱、善良、怜悯也成为他精神的寄托与支柱之一,他从中找到了不属于任何宗教派别的精神安慰,支撑他战胜一切困难与挫折。后来,沈从文认识了著名的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一帮学生,如董秋斯、张采真、司徒乔、韦丛芜等。沈从文在与他们的交往中也间接地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这使他对教会生活、基督教知识有一定了解。1925年7月至1926年间,沈从文在其亲戚———曾任民国总理的熊希龄办的北京香山慈幼院里做事。慈幼院是一个慈善和救助机构,具体由中国基督教非圣职人员经办,沈从文在做事中也与不少基督教信仰者有往来,耳濡目染,受到一定影响。他因此写了一系列有基督教影响的作品,如《蒙恩的孩子》、《第二个狒狒》、《用A字记下来的事》等。 基督教“最根本的精神永远是爱———一种完全无私的精神,一种尊重他人并为他人寻求最高的善的行为”沈从文接受的主要就是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他在1933年回答有人提出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写作”时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沈从文爱美丽,也爱永恒;爱世界,也爱人类。这种爱完全是一种宗教行为,闪烁着关爱人类未来的宗教情怀。 沈从文之所以接受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是因为他一直生活在一个充满仇恨和冷酷的世界里。在湘西,沈从文难以忘记的是军队中那些血淋淋的杀人场面,无数无辜百姓被军队长官以“土匪”的名义杀掉;在北京,沈从文体验最深刻的是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和冷漠。从湘西到北京,生活空间的位移并未改变现实的严酷。人们之间缺少温情,找不到爱繁衍的土壤。既然现实中已经不存在爱,那么,爱又在何方呢?沈从文想到了《圣经》———一本充满爱意的圣书。他非常欣赏耶稣的“博爱”精神,并从中找到了永恒的精神慰籍。 在以后的生活中,这种爱逐渐内化为作家的一种心理内趋力,形成沈从文特有的“爱人类”“爱有生”“爱善”“爱美”的“爱的哲学”,伴随着沈从文漫长的一生。 二、沈从文的道家情怀 作为一种文化哲学体系,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富有个性的一派。崇尚自然,强调以自然为本体的天人合一是道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应当效法自然并且顺应生命的自然,这样才能保持人的纯正本性,保持人性的健全和恒久。强调“天道自然无为”,推重自然人性观是庄子和老子哲学的共通之处。道家的人生观为生命的存在方式和存在质量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式,对后世作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京派作家身上或多或少都闪现出道家文化的影子,尤以沈从文为代表。 湘西古朴原始、神秘奇丽、浪漫洒脱的苗族文化氛围喂养滋润了沈从文的心灵和感情。这种地域性文化呈现出某些和道家文化相同的价值取向,如对自然的顺应,对与自然相契的人性的凸现等。沈从文拥有浓烈厚重的乡土情结,在他笔下的湘西世界里,人们终日与古朴、宁静、和谐、美妙如画而又充满灵性的大自然为伴,拥有原始、野性、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他们的人性、人情、道德与孕养他们的大自然保持着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完全是自然孕育造化的精灵。他们性情所至,率力而为,不受任何陈规陋俗羁绊,也不为任何世俗礼法约束。四狗和阿姐在山雨洗净了的大自然中“撒野”(《雨后》),儿子特意筑路以方便母亲去庙里与和尚相会(《沅陵的人》)。湘西民间的道德处于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这种道德是纯审美的,它体现了人们的习惯、乐趣和愿望,反映了生命的需求和生命的趋向,完全符合人的生理自然和心理自然,彰示出生命的自由,生存的洒脱。 对人性的歌颂是庄子哲学的要义所在,沈从文的生命观、价值观明显受到道家文化的影响。其对健康的人性有着天然的倾心,他在《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中明确了自己的立场:“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4]在他笔下,农民、兵士、水手、娼妓、童养媳等等,都具有一种生命本性的美。他还在《水云》一文中宣称:“我是一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5]他笔下的画面与庄子“以自然为宗”的思想很相似,庄子思想中宣扬清淡无为、反对约束、恢复本性等特点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均有体现。沈从文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是“风日里长养着”的自然之子,这里的女子心地善良、温柔却刚强,体现着自然人性中和静柔美的一面;这里的男子诚实勇敢、,带有自然原始发力量与生命的冲动。这就是沈从文所认可的自然的人性和生命的本真状态,自然健康的人、人性是沈从文写作的起点,也是他的终点。 三、沈从文的佛教情怀 佛教虽然产生于印度,传入中国后却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并形成了中国本土特点的禅宗。从文化学的角度看,禅宗是一种摆脱烦恼、追求生命自觉和精神自由境界的文化理想。沈从文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的“心性论”为他思考“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使他掌握了人类自身的独特思维方式-———反视内心,从而体现出他对人类生命本质 认识的深刻性。沈从文最早接触到佛教,是他还在陈渠珍部下当兵的时候,当时他正处在精神上极度苦闷和困惑之中,内心有股难言的苦恼和寂寞需要向人倾诉,并希望有人能对他精神上紊乱的思绪进行疏导和启发。这时候,他饱读诗书的姨父聂仁德适时地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为沈从文带来了儒家理学、佛学、西方近代哲学等以前他闻所未闻的人类文化精华。他在《从文自传》写道:“(聂仁德)为人知识极博,而且非常有趣味,我便常常过河去听他谈‘宋元哲学’,谈‘大乘’,谈‘因明’,谈‘进化论’谈一切我所不知道却愿意知道的问题。”这种谈话显然也使他十分快乐,因此每次所谈的时间总很长很久。但这么一来,“我的幻想更宽,寂寞也就更大了。”这里提到的谈话内容,根据沈从文后来思想的发展轨迹来看,其中佛学对他的影响最大,后来他读了大量的有关佛教经典。他在一本抗战时期出版的盗印本《月下小景》上的题字中写道:“(在武汉大学教书时)教书时间既不多,因此有四分之一时读书,有机会把碛砂藏内诸故事经卷大致看过一次或二次。”他很多作品如小说集《月下小景》中的小说、散文《七色魇》等都是直接以佛经故事为题材。 追求心灵自由是沈从文对佛教精神最深的感悟。个体生命是有限的,要摆脱个体生命的束缚,达到永恒的自在状态,必须扩张个体的心灵,追求心灵的无限自由。沈从文所感悟到的心灵自由是有“神性”的生命,也只有这样的生命才可以与日月同辉。他在追求心灵自由时主要凭借文学创作的方式,因为“凡知道用各种感觉文字去捕捉住此美丽神奇光影的,此光影在生命即终生不灭。”也就是说,文学创作是 心灵自由遨游的一种方式,而且感悟心灵自由时必须在一个清静的地方,同外物完全隔绝,“心有所悟,若有所契,无渣滓,少凝滞,”从而进入心灵自由的境界。正因为沈从文执着于生命的“神性”,才使他在现实的“人”的生活中感到精神上有无穷的困惑,不时发出“人生可悯”的慨叹! 综观沈从文的“神性”思想的全部内涵,其最核心部分就是要摆脱日益使人性异化的虚伪、堕落的社会生活,葆有一颗真心,恢复人之为人的神性生命。佛教心性论的明心见性思想为他提供了直指内心的思维方式,而大乘佛教的入世精 神又使他不逃避现实社会,呈现出一种天真、勇敢的进取精神。佛教对他毕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晚年还说过:“七四年六月过苏州重买《法苑珠林》一部,作为纪念。四十年人事变迁极大,童心未失,和所读诸佛经有相当关系。”童心未失,生命的“神性”常在,这是沈从文的人格魅力所在,也是他的作品永恒的艺术魅力所在。参考文献：1、(英)詹姆士.里德.基督教的人生观[M].上海:三联书店, 1989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卷)[M].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3、郭国昌.论沈从文的宗教精神.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5月4、袁启君，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1期
摘 要：日本民族是个奇特的民族，他们一方面兼容并包，善于学习，另一方面又固守传统、冥顽不灵；既有谦恭有理的一面又有倨傲蛮横的时候；同时还有举世闻名的团队精神和敬业精神。这些复杂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民族性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统一起来的呢？神道教是日本的传统民族宗教，是日本的“本土文化”。在古代的几乎全封闭的日本，神道教的产生和自我发展几乎没有受到外界的影响，因此完全能够反映当时的日本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社会思想。并且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对日本民族性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就神道教对日本民族性的形成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而进行探讨，提出了“神道教是日本民族性的核心”的观点。关键词：神道教；日本民族性； 本土文化； 封闭； 自我发展一 神道教［神道］一词最早出现在［日本书纪］，书中记载［天皇信佛法，尊神道］。神道教原本是日本的传统民族宗教，最初以自然崇拜为主，属于泛灵多神信仰（精灵崇拜）视自然界各种动植物为神，后来将历任天皇和重要的幕府将军也作为崇拜对象。公元五至八世纪，渐渐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为了巩固王权，将神道教尊为国教，是为国家神道，成为政府教导百姓忠贞爱国，誓死效忠天皇的工具。二次大战日本战败后，一九四六年元旦，裕仁天皇发表宣言否认自己的神格地位，盟军总司令也要求日本废除国家神道，神道教遂成为民间宗教。虽然如此，神道教至尽仍是日本人民最崇信的宗教，占人口的80%。二 兼容并包的思想1神道教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兼收并蓄，取长补短，同时又不失自我个性，因为它信仰的是多神，只要发现力量，信徒们立即为其起上名字敬为神灵，并谦虚虔诚地向其学习。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日本才神话般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明治维新和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崛起便是很好的例证。2在近代与外国的交流中，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新兴力量认识到，没有军事力量就永远不能平等地与西方进行交涉，这个认识成为明治时代的一个动力。为了增强军事力量，必须在经济上强大起来。因此，日本整个国家狂热地呐喊这样一个口号：“富国强兵”。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向欧洲学习，于是派遣了岩仓使节团出访西方。欧洲之行的见闻震动了他们。他们折服于欧洲令人眩目的机械化文明。不久，日本的普通百姓开始崇拜“伟大的欧洲之神”。他们的赞美歌这样唱道：“伟大的欧洲之神，请保佑我们。给我们汽油灯、鹅卵石、蒸汽发动机以及发自帕台农神殿令人折服的力量吧！”于是，在短短的几年内，明治维新便取得了巨大成效，日本从此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与此相反，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沦为半殖民地的危险境地。以曾国潘为首的“洋务派”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开办新式学堂和各种工厂，掀起了轰动全国的“洋务运动”。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却认为接受外来思想和科技就意味着背叛祖国文化，对此百般阻挠，加之广大民众思想未开化，认为西方文明不过是雕虫小技，根本不值得去学习，因而固步自封、盲目排外，导致“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中国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3 神道是个多神教，没有像《圣经》、《可兰经》一样的教义。随着时代的发展，神道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适应日新月异的形势，即使再激进的变革也会被最终化解吸收。二战后，作为战败国，美国对日本实施占领政策。此时，日本国内一片废墟，经济完全瘫痪，国民生活困苦不堪，这时他们发现了“伟大的美国之神”。美国是一个公认的单纯的神，表面比较粗糙，但不可否认她力大无穷，崇拜她有很多好处。所以日本人一直很虔诚地学习美国的民主制度、尖端的科学技术、利用美国输入的资金，发挥模仿创造能力，再次创造了经济腾飞的神话。由此可见， 神道教所宣扬的“崇拜一切力量，向一切力量学习，不管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问题”的观念已深深融入日本人的思想生活中，不管是社会上层还是普通庶民，都形成了一种“兼容并包”“取长补短”的意识。正是因为这种共识，才使得日本一次又一次地从困境中迅速崛起，屹立于世界强国之列。三 军国主义1军国主义是隐藏在日本民族性当中最深层的东西，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被公认为研究日本的国民性最权威的著作《菊与刀》中这样阐述日本国民性：“刀与菊，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一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征服。”这些几乎相互对立的性格特征，完美地在日本人身上融为一体，只不过不同时候表现不同方面而已。可以说，日本的国教神道教中也孕育着军国主义。神道教的教义如是说：世界至尊之神为天照大御神（太阳女神）她要实现“八紘一宇”（四海一家），统治全世界。万世一系的天皇是“现人神”，既是神道的最高祭司，又是日军的大元帅，按神的意志征服“劣等民族”。正因为如此，日本人才打着“神的旨意”堂而皇之地入侵大陆，给被侵略国家带来无尽的灾难，也导致自己的一场灭顶之灾。2 令人奇怪的是，德国与日本同是战争的侵略国与战败国，为什么德国在战后的态度和行为赢得了各国的赞许，但日本政府的所作所为却至今仍被昔日受侵略的国家所指责呢？其实这还是与他们所信仰的神道教有关。首先，他们认为这场战争是按“神的旨意”去征服“劣等民族”，所以他们的错不在于侵略，而在于战败，假若他们没有战败的话，他们根本不需要道歉。其次，神道教认为人死后的灵魂根本上没有邪恶之分，是平等的，而且不论好人坏人，死后都将成为神，因此他们不会认为拜祭靖国神社中的甲级战犯是有任何问题的，也就不存在什么道歉问题了。相反，德国文化一直是受基督教信仰熏陶，在基督教信仰中，强调的则是认罪、悔改，所以德日两国在对待历史问题上态度会大相径庭。四 “和”的思想曾经有一位研究日本国民性的学者说过这样一句话：“日本人好比一群在水中游着的鱼，突然一个石子扔进去，被打散了，但它们很快又调整好秩序，或许是向着相反的方向游去，但绝对是井然有序的。”这反映了日本人的团队精神，即“和”的思想。“和”指“和睦”“协调”，既包括人与人之间团结协作的精神，又指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日本，“和”的传统由来已久，神道教的经典《日本书纪》中就记载着八百万神，居住在高天原上，他们各司其职，相处和睦，灾难来临时，团结协作，共同渡过难关。这可以说是日本团队精神的起源了。世界著名的禅僧、佛教思想家铃木大雪在一次日内瓦会议上说：基督教把上帝和人类、上帝和自然、自然和人类分别理解为相反的两极关系。三对关系构成基督教哲学的基本内容。而神道相信上界的神灵、人类和大自然都是一个统一、协调的整体。日本民族文化中的“三道”即书道、茶道、花道，其精髓就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五 敬业精神日本人的敬业精神可谓举世闻名，他们认为工作才是人生的本质和真正含义。因此，他们把公司当成家，勤勤恳恳、不知疲倦地工作一生，被人称作“工蜂”。其实，这也是神道教宣扬的一种精神。根据基督教的传统，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了伊甸园，为他们的叛逆原罪各自受到了惩罚。亚当被罚忍受挥汗谋生的痛苦，夏娃被罚忍受分娩的痛苦。工作和苦难都是原罪的惩罚，只能在家庭生活或业余生活中找到幸福。神道教中关于工作的观点却完全不同。神道认为，工作本身就是神圣的，即使是太阳女神也要在天国辛辛苦苦地种植稻米。神道教的经典著作《古事记》里还记述着神织布、修渠、打猎等情形，所有神道世界里的可敬成员都在辛勤劳作。在神道观念里生命等于工作。“命”这个词，既意味着“生命”，也意味着“使命”。不工作的人生将毫无意义。日本人常说“要感谢任何一个让你必须付出一切的工作。”努力工作是一个非常愉快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中能与神灵交流，为神灵而活，与神灵共生，因神灵而生。正是因为这种神道的意识形态，日本人在努力工作中发现真正的快乐和意义。这就是日本男性在退休后的头两年为什么死亡率最高的原因所在。在拼命工作了三四十年之后，他们突然间会感到几十年积累下来的疲劳。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灵魂将不工作与不生存视为等同，就干脆放弃了这个无所事事的肉体。六 结束语综上所述，神道教在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已经深深地融入日本人的思想、生活中。无论是兼容并包、善于接受新事物，还是黩武凶残、冥顽不灵，或是他们的团队精神、敬业精神，都折射出神道教的思想理念。正是因为神道思想的影响，才使得这些几乎相互对立的性格特征完美地在日本人身上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了日本独具特色的民族性。因此，可以说，神道教是日本民族性的核心。参考文献：［1］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2］深见东州走近日本［M］宋勇庆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3］柳田国男日本民俗学现状：Ⅰ民俗的现状 Ⅱ方法论的现状［J］日本民俗学，1999，11（216）［4］ 折口信夫 现代社会与民俗学实践［J］日本民俗学， 2001，8（220）［5］ 井之口章次信仰与俗信［M］新潮社， 2001［6］河野训日本的宗教现状及神佛融合［J］日本宗教研究，2002，10（109
浅谈佛教艺术中飞天形象的变迁【摘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的重要形象之一，其形象随佛教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广泛传播，并随佛教从印度传播到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渐渐脱去印度艺术风格，糅合进中国的艺术特色。【关键词】佛教艺术飞天形象的变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多见的艺术形象，以轻快优美的动态和流转飘动的舞姿吸引观众。飞天出现在经变、佛传等故事壁画中，一般分布于佛教石窟窟顶、壁面上方，以及佛像的背光之中。佛经中没有对飞天进行正式的记录，没有明确出现过“飞天”这个词语。关于这种现象，通常的看法是，“飞天”并不是一个佛教的词汇，而是一种世俗的称谓。关于飞天形象所包含的人物内容，有多种不同观点，最早正式提出“飞天”名词的是日本学者长广敏雄。长广敏雄在1949年出版的《飞天艺术》中正式提出这个名词，是学术意义的角度上系统探讨飞天艺术的开端。长广敏雄认为佛经中“飞天”所描述的形象，总的来说是佛教诸天形象，而在佛教艺术中，飞天的形象大部分与演奏音乐和表现歌舞有关。在佛教诸神中，乾闼婆和紧那罗是音乐神，在佛说法时以音乐来供养佛，即凡是诸天举行法会，都是他们担任奏乐的工作，所以佛教艺术中的飞天形象通常以乾闼婆及妻子阿卜莎罗以及紧那罗的形象来表现。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在不同方面有不同差异的观点。如认为“广义的飞天，包括飞行无碍的诸天神，如侍从护法、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帝释天等等。狭义的来讲，则是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菩萨，凌空飞舞的天神等。”在关于飞天形象的描绘范围上，把飞天确认为乾闼婆、阿卜莎罗和紧那罗的观点影响较广。但无论是古代传说，还是佛教经典的记述，都能看到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以及佛说法的场景中有诸天人、天女歌舞供养。当用艺术手法表现这些记述时，就是我们看到的飞天，其中自然包括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的形象，但很明显，飞天所代表的形象不仅仅局限于此。因此以乾闼婆、紧那罗的形象来认识飞天所象征的人物相对便利，而用“佛教诸天”来理解飞天所代表的广泛含义更加准确。印度的佛教艺术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飞天的形象，例如巴尔胡特佛塔的浮雕、桑奇大塔的佛经故事中。巴尔胡特佛塔的两片浮雕描述的是凡人礼拜佛塔的画面，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佛陀的形象，而以佛塔、菩提树或者佛座来象征佛，在表现供养或者礼拜佛塔的场景里，往往在佛塔或者菩提树之上雕出飞天形象。马拉图雕刻中，飞天出现在佛说法的场面，并有了较规范的表现，在佛尊上部，佛光外围的两侧各有一身飞天。公元1世纪，出现了最早的佛陀形象，2世纪到5世纪的马拉图雕刻中，飞天所环绕的形象也表现为佛陀的形象。这时候的雕刻技法也有了进步，以体型大小差异来表示不同人物的地位，飞天形象在画面中以较小的体型表现。马拉图的雕刻是在深度空间中表现人物排列的前后顺序，而相对小的体型和在佛光外围的布局也可以显示出飞天飞动的高度，人物排列方式显示出更加生动真实的空间感。阿旃陀石窟是印度佛教艺术品内容最为丰富的石窟之一，石窟群内的飞天形象既出现在雕刻中，也出现在石窟的壁画中。阿旃陀石窟中的飞天场景基本沿袭马图拉雕刻的范式。飞天形象肢体刻画得像可爱的小孩，配以较大的动作，身形生动，服饰以较短的飘带体现飞动的感觉。阿旃陀石窟不仅有单身飞天，还出现双身飞天的对称表现。这种双身飞天并不出现在每身佛尊的上方，而是出现在相对更庄重的佛说法场面中。双飞天形象大多裸体，或仅有飘带缠身，特别突出女性的胸部和臀部，这种丰润圆满的表现是印度佛教艺术的特征之一。阿旃陀壁画中的飞天多集中在窟顶图案中。一般在方形单元内，中央圆形图案与外侧方形之间的夹角中，有单身的天人，也有男女成组的天人。多用晕染法，人物效果真实，男女成组的飞天形象依偎，好像一对恋人。壁画中的飞天形象大都看不出飞行的姿态，更像坐在地上。埃洛拉石窟也存有有丰富的飞天形象，大都是男女成组，表现欢乐腾飞的姿态。在第10窟外的门楣两旁，有两组飞天对称向中央飞来。此处不同之处在于，飞天既不是单身，也不是双身，而是各有两女一男共三身飞天，形象依然裸体，女性飞天上部有刻划为弧形的飘带。随佛教东传，飞天形象伴随佛教艺术传入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中国神仙思想影响，飞天与中国式神仙逐渐结合，形象更加飘逸。佛教中诸天形象，如龙神、乾闼婆、人头鸟身的紧那罗、阿修罗、迦楼罗等形象特征都逐渐难见，演变为飞行于天空的人形。在组合形式上，飞天保持着来自印度的因素，既有单身飞天、双身飞天，也有多身飞天，一部分保持对称的格局，同时出现不完全对称的变化。龟兹石窟中的飞天图像是石窟壁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比重大大增加。飞天本身没有承载深厚的内容，却在气氛的渲染中起重要作用。龟兹石窟飞天图画出现在主室正壁、后室券顶处较为重要和面积较大的壁画中。形体比例明显增大，多呈V字形弯曲。龟兹飞天形体的力量构成画面中的浑重气势，如克孜尔1窟后室券顶飞天，虽然券顶较低，但飞天与真人尺寸相同。龟兹飞天的姿态可分两种，一种是飞天双腿坐奔腾跳跃的动作，是一种舞蹈化了的运动动作；另一种是飞天动作中双腿动态幅度较少，整个形体的飞动感主要靠腰部的动态变化体现。在飞天的服饰中，龟兹飞天较少使用飘带传达飞动的效果，而是由人物动作呈现雄浑跃起的状态。伎乐飞天形象大量出现，在空中持各种乐器，强化了龟兹石窟浓郁的乐舞氛围。敦煌石窟是中国佛教艺术的宝库，留存有最丰富的飞天艺术。敦煌北凉272窟的南北壁说法图，有对称的双飞天，北魏254、260等窟至北周428窟说法图中在佛上部出现对称的双飞天。绘画依然采用凹凸画法，人体丰满程度低于印度绘画。从西魏开始，受中原风格影响，飞天多为结队飞行，如285窟南壁共12身飞天，排成一行随流动的云朵而轻盈飞翔。出现在同一场面的飞天数目呈增长趋势，如北周和隋代，常在窟顶相连的地方，绘一周飞天；隋代佛龛扩大，佛像的上部，也画出大量飞天，如412窟的佛龛，飞天多达20多身；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如初唐321窟中，在象征天空的蓝色背景中画出成群的飞天。云冈北魏7、8窟，窟内顶部藻井部分的飞天，两两紧身相靠，行动一致，使人联想到印度男女飞天组合的形式，但此处无明显男女差异。类似的还有敦煌北周428窟。飞天从形象到服饰，从数量到布局的变化可简要归纳为以下几点：1.人物身体描绘上由丰满逐渐转向俊逸；动作由较为僵硬机械逐渐转向流畅婉转。印度佛教艺术中裸体的女性飞天形象在中国基本消失。2.人物服饰由裸体缠裹飘带转为衣裙伴以飘带，衣饰刻画由较死板的刻画发展为生动的飘动。这些绘画技法的提升与中国画技法发展紧密相连，例如唐代飞天飞舞的飘带，明显给人“莼菜条”技法的印象。3.飞天形态由散花发展为舞蹈、伎乐等多种供养形态。4.飞天组合由单身飞天、双身飞天发展为多身飞天，成群的飞天，表现效果更加辉煌。5.总体来说，无论是人物身体、服饰或是动作、表现场面，都是由简单发展为繁复而华丽。飞天在中国，其数量远超过印度，飞天在中国的变迁反映了中印两国审美精神的差异。印度所欣赏的注重肉体感官之美的形态在中国几乎消失殆尽，而代以自魏晋以来对神仙境界的追求，在形式上则追求流动飘逸的美。中国画的流畅舒展的线条美在飞天身上淋漓尽致的表现，也是中国艺术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参考文献：[1]王志强《美术大观》2007.10自由飘洒话飞天--佛教艺术形象解析。[2]陈剑《艺术探索》2007.21（2）飞天的美学意蕴。[3]师娟《莫高窟艺术中“飞天”的本土化研究》。
佛教影响了中国文化？从唐代几位诗人，留下的诗文中就可以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