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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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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本科毕业论文

季羡林(1911- ) 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 山东清平(今临清)县人。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1934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 建国后,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负责人,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东文语言文学系教授、主任,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 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委员、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亚非学会会长,语言学会会长。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93年3月当选为澳门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对印度中进语言形态学、原始佛教语言、吐火罗语的语义、梵文文学等研究均作出重要贡献。在印度中世语言形态学方面,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小乘佛教大众部说出世部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特征,著《〈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一文。在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方面,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它所使用的语言是中世印度东部方言古代半摩揭陀语。主要译著有《原始佛教的语言 问题》、《印度简史》、《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罗摩衍那初探》、《天竺心影》、《朗润集》、《季羡林散文集》等,翻译了:《沙恭达罗》、《优哩婆湿》、《罗摩衍那》、《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五卷书》等,散文集有:《赋得永久的悔》。主编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1995年11月,“北京大学季羡林海外基会”成立。 夫人:彭德华。

那天我无意间想到这位大师,之前关于他的散文读过不少,只是后来没什么印象了。只是记得当时很崇拜他。 他的文学造诣确实对当代人影响深远,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活了98岁。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记得很早的时候,在好友圈里看到过他写的日记,在网络上盛传,有点吃惊,我还特意去求证了一下,去湖北省图书馆找了一本很厚的《季羡林文集》来看,有一本《清华园日记》。 综合在网上看的文字,看到后来,每每想到就会想笑,真是个有才华而不失幽默的人啊: 北平真是一个好地方,唯独这每年春天的大风实在令人讨厌。没做什么有意义的事——妈的,这些混蛋教授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还整天考,不是你考,就是我考,考他娘的什么东西。 今天看了一部旧小说,《石点头》,短篇的,描写并不怎样秽亵,但不知为什么,总容易引起我的性欲。我今生没有别的希望,我只希望,能多曰几个女人,各地方的女人接触。 早晨本想躲在床上躺一会,但因昨晚豆浆喝得太多,半夜就像撒尿,现在实在再也不能忍了,于是乃起来。 过午看同志成中学赛足球和女子篮球。所谓看女子篮球者实在就是去看大腿。说真的,不然的话,谁还去看呢? 我的稿子还没登出,妈的。 早晨除了读点法文以外,可以说什么也没干。我老早就想到阅报室里去,因为我老希望早些看到我的文章登出来。每天带着一颗渴望的心,到阅报室去看自己的文章登出来没有,再一方面说,虽然也是乐趣,但是也真是一种负担啊。  早晨只是上班,坐得腚都痛了。 因为女生宿舍开放,特别去看了一遍。一大半都不在屋里。 就这种不调和实在是人生一切悲剧的起因,再进一步说一句,不调和就是人生,人生就是不调和的。 我讨厌一切人,人们都这样平凡。我讨厌自己,因为自己更平凡。 仍然预备功课,知道是无意义,白费时间,但又不能不念。真是天下第一大痛苦事。 论文终于抄完了。东凑西凑,七抄八抄,这就算是毕业论文。论文虽然当之有愧,毕业却真的毕业了。  文字学考过了,星期三还有一次考——毕莲真混蛋,讲的简直不成东西,又考,像什么话。 今天考两样。完全是临时乱抓,预备的全用不上。 我总主张,诗是不可解释,即便叫诗人自己解释也解不出什么东西来,只是似有似无,这么一种幻觉写到纸上而已。 我以为老叶不上班,他却上了,我没去,不知放了些什么屁。 我现在总觉得,一切事情都可以不去作,但却不能不写文章。我并不以为我的文章是千古伟业,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只不过我觉得这比一切都有聊,都更真实而已。 晚上看电影,《火山情血》,开头很好,愈来愈糟。我看了几部中国片子,全是这一个毛病——《野玫瑰》亦其一。我真奇怪,有些地方,简直可笑。 【四日】今天是旧历初一,早上起来上供,接着打牌,一打打了一天,糊里糊涂的。 【五日】仍然在家打牌,因为晚上睡得太晚,几天精神坏极。 【六日】到了弭家去拜年,过午秋妹来,又是打牌,大输。晚上接着打,仍输。 【七日】到彭家去拜年。回家仍打牌,精神身体两劣。 【八日】仍在家过着无聊的生活。 【九日】生活单调如故。 【十三日】一天神志昏昏,早晨又没做什么事。过午希元弟来打乒乓球。又同叙青访大千,不遇,乃回家,骑在自行车上,简直想睡,两天走了二百里山路,在自行车上,真够腻了。 【十四日】早晨回写校,天色阴沉,替尹相圻改译文。牟善初来谈。一早晨没做别的事。过午大千来,打了半天乒乓球,走后大睡。周铭西来谈。 【十六日】早晨早起来,回家等四哥找我去打球,但杳无踪影。一天没做正经事。 【二十六日】又开始无聊了。早晨东晃西晃,过午仍然东晃西晃。分差不多全出来了,真使我生气,有几门我简直想不到我能坏的分数。这些教授,真是混蛋,随意乱来。 【二十九日】今天旧历是六月初八,我的生日。秋妹来。饭后,菊田亦来,打牌消遣,微负。晚饭后又打,又负,怪矣。 【三十一日】晚上又打牌。 【八月一日】饭后,打牌。 【二日】晚饭后,同胡二太太打牌,一直到十一点。 【三日】孙二姐来,打牌,大负。 【五日】饭后遇牧来,打牌,大胜。 【六日】菊田来,打牌。晚又打牌。 【七日】现在成了打牌的时代了。几天来,几乎一天打两场,手腕都打得痛了。 【八日】早饭后,打牌。晚饭后,赴彭家,又打牌。 【九日】今天是秋妹的生日。饭后打牌。 【十日】饭后,打牌,一共打三场,大负。晚上又打牌,胜。 【十一日】饭后又打牌。 【十五日】晚上到长之屋打牌,打的是扑克。 至于另外的看起来似乎有损他形象的话,季羡林是这么说的: “这些话是不是要删掉呢?我考虑了一下,决定不删,一仍其旧,一句话也没有删。我七十年前不是圣人,今天不是圣人,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我不想到孔庙里去陪着吃冷猪肉。我把自己活脱脱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不管怎么样,他还是一个有很高的成就之人。这本《清华园日记》读着有当代的一股烟火气,网上有卖的,可以看看,后人把大师神化,只有大师本人认为自己只是个凡人,所以读着很有意思。

季羡林,生于1911年,山东清平(今临清)县人。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赴德国留学。曾师从印度学家E.瓦尔特施密特研究古代印度语言。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1978~1984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其学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复杂的全部梵文文法。接着部分著作年轻时的季羡林 读梵文原著,第5学期读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第6学期准备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1946年,他由德国留学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人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曾被“2006年感动中国”获奖人物之一季羡林,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散文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他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 1934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 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 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

季羡林,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

季羡林毕业论文

公元前 330 年希腊亚历山大大帝扩张到中亚,并建立了大夏国。其还在直至兴都库什一带,建立了许多希腊城市。公元前 1 世纪统治印度的是塞人,而后建立的贵霜帝国也是塞人建立的。这些有着深厚印欧文化底蕴的商旅不仅促进了商品的交流,而且也将印欧影响烙在盆地上。在高昌故城,曾出土过数千件摩尼教文献残片和一些壁画。中古时期基督教在亚洲的一派——景教(Nestorianism)于公元 431 年后从君士坦丁堡向东发展。在吐鲁番的肖依拉克废墟中,也发现过一批残缺的基督教文献,勒柯克甚至发现一座景教教堂的废墟以及一幅绘有基督教Palm Sunday 节情景的壁画。这些来自印欧文化区的宗教在思想意识上极大地影响了盆地居民,从主观上加强了盆地印欧化的程度。盆地的艺术形式主要有壁画和舞蹈。植根于希腊艺术的大夏、贵霜王朝的壁画在佛教诞生前就已传到盆地。尼雅就曾出土手持丰裕羊角的希腊女神狄刻。伴随佛教进入龟兹的石窟壁画,由希腊艺术和佛教艺术结合产生的犍陀罗艺术在南北朝进入鼎盛发展的时期印欧语言的盛行给盆地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出现大量的佛教文献、本生和譬喻故事。在焉耆、龟兹出现的吐火罗语佛经,更是汉译佛典的蓝本。季羡林得以成为东方国学大师,主要得益于他懂得吐火罗文,这门语言在全世界也只有十几个人懂得。塔里木盆地印欧化衰减的直接原因是突厥化的兴起,间接原因是中原影响的深入、伊兰人的本土化和伊斯兰教的东扩。

因为有人教季羡林吐火罗文

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中间再从事着其他的研究,也可能是在为自己的毕业论文找更多的材料,所以他们两个人各用的时间都不一样。

季羡林(1911.8.6- )山东清平人。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4年毕业,在山东省立济南高中任国文教师。1935年秋进人德国格廷根大学学习赞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印度古代语言。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应聘留校任教。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直至现在)、系主任(至1983年);1978年开始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至1984年离职。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会委员。现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他曾长期致力于梵文文学的研究和翻译,翻译了印度著名大史诗《罗摩衍那》。此外他还创作许多散文作品,已结集的有《天竺心影》、《朗润集》以及《季羡林散文集》等。著作书目:《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论文集)1957,人民《<罗摩衍那>初探》(理论)1979,外国文学《天竺心影》(散文集)1980,百花《季羡林选集》(散文集)198O,香港文学研究社《朗润集》(散文集)1981,上海文艺《季羡林散文集》1986,北京大学出版社 季羡林年谱1911年8月6日 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今并入临清市)官庄一个农民家庭; 六岁以前在清平随马景恭老师识字。1917年 (六岁) 离家去济南投奔叔父。进私塾读书,读过《百家姓》、《千字文》、 《四书》等。1918年 (七岁) 进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附设小学。 1920年 (九岁) 进济南新育小学读高小三年,课余开始学习英语。1923年 (十二岁) 小学毕业后,考取正谊中学。课后参加一个古文学习班,读《左传》、 《战国策》、《史记》等,晚上在尚实英文学社继续学习英文。1926年 (十五岁) 初中毕业; 在正谊中学读过半高中后,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在此期 间,开始学习德语。1928—1929年 (十七岁至十八岁) 日本侵华,占领济南,辍学一年。创作《文明人的公理》、《医学士》、《观剧》等短篇小说,署笔名希逋,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1929年 (十八岁) 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1930年 (十九岁) 翻译屠格涅夫的散文《老妇》、《世界的末日》、《老人》及《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啊!》等,先后在山东《国民新闻》趵突周刊和天津《益世报》上发表; 高中毕业。同时考取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后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专修方向是德文。 在清华大学四年中发表散文十余篇,译文多篇。1934年 (二十三岁) 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毕业论文的题目是:The Early Poems of Hoelderlin。 应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的邀请,回母校任国文教员。1935年 (二十四岁) 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报名应考,被录取。同年9月赴德国入哥廷根(Goettingen)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师从瓦尔德史米特(Waldschmidt)教授、西克(Sieg)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及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 1937年 (二十六岁) 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 1941年 (三十岁) 哥廷根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Die Konjugation desfiniten Verbums in den Gathas des Mahavastu。 以后几年,继续用德文撰写数篇论文,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 1946年 (三十五岁) 回国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系主任职任至1983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除外) 1951年 (四十岁) 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缅甸。 译自德文的卡尔·马克思著《论印度》出版。 1953年 (四十二岁) 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4年 (四十三岁) 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 (四十四岁)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前往印度新德里,参加“亚洲国家会议”。 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国际东亚学术讨论会”; 译自德文的德国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短篇小说集出版。 1956年 (四十五岁) 当选为“中国亚洲团结委员会”委员; 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译自梵文的印度迦梨陀娑(Kalidasa)的著名剧本《沙恭达罗》 (Abhijnanasakuntala)中译本出版。 1957年 (四十六岁)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印度简史》出版。 1958年 (四十七岁) 《1857-59年印度民族起义》出版; 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参加在苏联塔什干举行的“亚非作家会议”。 1959年 (四十八岁) 当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应邀参加“缅甸研究会(Burma Research Society)五十周年纪念大会”; 译自梵文的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Pancatantra)中译本出版。 1960年 (四十九岁) 为北京大学东语系第一批梵文巴利文专业学生授课。 1962年 (五十一岁) 应邀前往伊拉克参加“巴格达建城1800周年纪念大会”; 当选为中国亚非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 译自梵文的印度迦梨陀娑的剧本《优哩婆湿》(Vikramorvasiya)中译本出版。 1964年 (五十三岁) 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参加中国教育代表团,前往埃及、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等国参观访问。 1965年 (五十四岁) 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66 —1976年 (五十五岁至六十五岁)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自1973年起,着手偷译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Ramayana),至1977年,终将这部18755颂的宏篇巨制基本译完。1978年 (六十七岁) 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大学复课,原担任的东语系系主任同时恢复; 作为对外友协代表团成员,前往印度访问; 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和北京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5年,北大与社科院分别办所后,继续担任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至1989年底。 12月 中国外国文学会成立,当选为副会长。 1979年 (六十八岁) 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编委会副主任兼任南亚编写组主编;中国南亚学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专著《罗摩衍那初探》出版。 1980年 (六十九岁) 散文集《天竺心影》出版; 被推选为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当选为副会长; 率领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赴联邦德国参观访问; 应聘为哥廷根科学院《新疆吐鲁番出土佛典的梵文词典》顾问。 12月 被任命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散文集《季羡林选集》由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 1981年 (七十岁) 散文集《朗润集》、《罗摩衍那》(二)分别出版。 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1982年 (七十一岁) 《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罗摩衍那》(三)、(四)分别出版。 1983年 (七十二岁) 获北京市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年被选为六届人大常委; 在中国语言学会第二届年会上当选为会长; 参加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筹备组工作。学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罗摩衍那》(五)出版。 1984年 (七十三岁) 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 当选为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学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当选为副会长; 《罗摩衍那》(六)、(七)出版。 1985年 (七十四岁) 主持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出版; 参加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印度与世界文学国际讨论会”和“蚁蛭国际诗歌节”,被大会指定为印度和亚洲文学(中国和日本)分会主席; 组织翻译并亲自校译的《〈大唐西域记〉今译》出版。 作为第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代表团顾问,随团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斯图加特参加“第十六届世界史学家大会”; 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 译自英文的印度作家梅特丽耶·黛维(Maitraye Devi)的《家庭中的泰戈尔》(Tagore by Firside)中译本出版。 1986年 (七十五岁) 当选中国亚非学会副会长; 应聘为中国书院导师; 北京大学东语系举行“季羡林教授执教四十周年”庆祝活动; 《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和论文《新博本吐火罗语A(焉耆语)〈弥勒会见记剧本〉 1.3 l/2 1.3 1/1 1.9 l/1 1.9 1/2 四页译释》,同时获1986年度北京大学首届科学研究成果奖; 率领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访日赠书代表团回访日本。 1987年(七十六岁) 应邀参加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 主编的《东方文学作品选》(上、下)获1986年中国图书奖; 《大唐西域记校注》及《大唐西域记今译》获陆文星—韩素音中印友谊奖;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奖。 1988年 (七十七岁) 论文《佛教开创时期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提婆达多问题》,获北京大学科学研究成果奖; 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 受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文学翻译奖”评委会委员; 受聘为江西人民出版社《东方文化》丛书主编。 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讲学。 1989年 (七十八岁) 获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从事民间文艺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 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授予“从事语言文字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 1990年 (七十九岁) 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 论文集《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出版;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获中国比较文学 会与《读书》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著作荣誉奖”。 受聘为《神州文化集成》丛书主编; 受聘为河北美术出版社大型知识画卷《画说世界五千年》十套丛书编委会顾问; 当选为中国亚非学会第三届会长; 受聘为香港佛教法住学会《法言》双月刊编辑顾问。受聘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 1992年 (八十一岁) 被印度瓦拉纳西梵文大学授予最高荣誉奖“褒扬状”。 1993年 (八十二岁) 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第二次会议上,被选为民盟中央文化委员会副主任; 获北京大学505“中国文化奖”; 受聘为泰国东方文化书院国际学者顾问。 1994年 (八十三岁) 主持校注的《大唐西域记校注》、译作《罗摩衍那》获中国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赴曼谷参加泰国华侨崇圣大学揭幕庆典,被聘为该校顾问; 获中国作家协会中外文学交流委员会颁发的“彩虹翻译奖”; 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主编纂。先后担任《传世藏书》、《百卷本中国历史》等书主编; 应聘为宝山钢铁(集团)公司宝钢教育基金理事会顾问。 1995年 (八十四岁) 《简明东方文学史》获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首届优秀著作奖。 1996年 (八十五岁) 《人生絮语》、《怀旧集》、《季羡林自传》、《人格的魅力》、《我的心是一面镜子》、《季羡林学术文化随笔》分别出版。 1997年 (八十六岁) 《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上)、《朗润琐话》、《精品文库·季羡林卷》、《中国二十世纪散文精品·季羡林卷》、《东方赤子》分别出版; 主编的《东方文学史》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 《赋得永久的悔》获鲁迅文学奖; 被山东大学、曲阜师范大学、聊城师范学院分别授予名誉学术委员会主任、名誉校长、名誉院长。

季羡林关于读书的文章

1.“贯通”,即全部透彻地理解和领悟,达到精通。“三贯通”则是指清华大学提出的“中西贯通”“古今贯通”和季老提出的“文理贯通”。

国力的竞争取决于人才的竞争,21世纪是一个知识和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还要文理兼备。这种综合型的人才,才能适应新世纪发展的需要。

2.季老在与苗苗交流中提出古诗文积累的建议,并用“起码”“最起码”提出了量化的要求。这与我们《语文课程标准(试用)》提出的古诗文背诵不谋而合。这里面既有季老自身成长的体验,又有着对中华传统文化继承的关注,更是对“古今贯通”的一个注解与落实。

扩展资料

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元济先生有一句简单朴素的话:“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天下”而又“第一”,可见读书的重要性。人类千百年以来保存智慧的手段不出两端:一是实物,二是书籍。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永远不停地向前迈进,靠的就是能读书又能写书的本领。

季羡林说:“在我喜欢读的书中,司马迁的《史记》算一本。它是中国第一部通史,但这部书的真正意义不在史而在文。时至今日,不可一世的汉武帝,只留得“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而《史记》则‘光芒万丈长’。历史是最无情的。”

参考资料:人民网-国学大师季羡林推荐《史记》:“光芒万丈长”

季羡林读书与做人读后感

本书分为两部分,如题,第一部分主要介绍季老“读书与学**”的经历与感悟,第二部分主要介绍“做人与处事”的态度与精神。

第一部分

对于季老的读书精神及治学态度,在下实为叹服。文中季老虽无惊人之语、骇听之言,但字里行间、文墨深处无不彰显一代大师笔书不辍的研**精神及孜孜以求的学术素养,书中季老对求学经历的描述朴实平易、感发真情;对治学之道的阐述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在看似素简的语言中屡屡道出实言真语,给人以彻悟之感、发人深省,甚至令人心向往之,篇篇皆佳文。

第二部

季老以学者自居,梵学成就近乎泰斗之尊,国学修养等同大家之范。但海外求学、十年浩劫的重大人生事件,使得季老不但心胸豁达,而且洞察世事、率真性直。听季老论人生,信笔拈来,娓娓道出,以近于期颐之历练与心态,平和面对人世问的种.种苦难,深于情,而不矫揉造作;明于理,而以平实朴素笔调发之,给人以启迪与心灵的抚慰,实为当今世人之典范。

对于一个人来说,精神领域的归宿原本是至关重要的,但在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关乎心灵和信念的方面内涵似乎被淡化了。社会到处充斥的拜物欲和贪享欲,并正在同质化一批又一批心智不坚的人们。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也许不具备传播道义和维护真理的能力,但至少自己应有所认识和警醒,做到洁身自好、出淤不染。

读过季老的书后,灵魂仿佛得到净化和升华一般,使我对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了重新的审视。季老的研读精神和人文风骨深深的打动了我。学海无涯、学无止境,唯有不断学**才能不断的提升,以致于具备了真才实学,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意义的人、对人类有贡献的人。就以一首季老书中引用的诗来描述吧: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

季羡林读书与做人读后感

20xx年寒假之初,学校给每一位老师发了200元的购书券,在新华书店选书时发现了一本书-----《季羡林:读书与做人》。扉页是季先生纯朴的照片,穿着褪了色的衬衫,斜侧面更加展现了真实真挚真切的瘦削形象。温总理曾说过:“先生的人品为我所景仰。”这也是亿万人民共同的心声。面对这样一个纯朴的形象,着实让人感到亲切。

这本书的序很独特,是由先生自己作序的。我们常见的序言大多是请师长或是名家来写,为的是让读者对书产生好感。季先生在自己写的序中,首先就亮出了观点:“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由此可见他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作为教书育人的我,更应该多读书,读好书,充实自己的头脑,满足社会对我们的要求。

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和发扬先人的智慧。人类之所以能进步,靠的就是能读书又写书的本领。”这句话朴实中透露着一位学术大家的睿智。本书从“读书”与“做人”两个基本层面,向我们呈现了一种学术严谨、为人纯良的大家风范。这里面有他的读书心得,有他对师友的缅怀追忆,有他对学术问题的深思,更有他对于后辈的谆谆教诲。

季老谈读书,举重若轻,深入浅出,以大学者而写作小文章,其中可见一代学问家对学术的诚挚与崇敬。人类千百年以来保存智慧的手段不出两端,一是实物,如长城等;二是书籍,以后者为主。在发明文字以前,保存智慧靠记忆;文字发明了以后,则使用书籍。把脑海里记忆的东西搬出来,搬到纸上,就形成了书籍。对于读书为什么是一件好事,季先生在书中有着这样的解答:“书籍是贮存人类代代相传的智慧的宝库,后一代的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慧,读书是事关人类智慧传承的大事。”

季老论人生,信笔拈来,娓娓道出,以近于期颐之历练与心态,平和面对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深于情而不矫揉造作,明于理而以平实朴素的笔调述之,给人以精神的启迪和心灵的慰藉。如在论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时,季老在书中写道:“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一无意义,二无价值。他们也从来不考虑这样的哲学问题。走运时,手里攥满了钞票,白天两顿美食城,晚上一趟卡拉OK,玩一点小权术,耍一点小聪明,甚至恣睢骄横,飞扬跋扈,昏昏沉沉,等钻进骨灰盒,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活过一生。”季老认为:我们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责任,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

读完这本书,我感悟颇多。作为新时代的教师,我们肩负着传承智慧、承上启下的重任。因此,我们应该多读书,多思考,不断充实自己,与时俱进。我们要在读书中找到乐趣,为自己的教学需要而读书,为提高自己的素养而读书,努力做一位负责任的老师。另外,我们应该明确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为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

合上书页,心里的崇敬、感言、伤痛、震撼仍然无止。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只因先生有桂林一枝般的人格、独特绝世的美!

季羡林读书与做人读后感

羡林老先生的《读书与做人》,首先通过他与书的不解之缘,告诉我们书籍是如何影响他一生的,体现了读书对人的一生的重要作用,然后又回到做人层面上告诉我们实实在在的做人之道,读后感觉受益匪浅。

首先,我想谈谈个人对读书的看法。当今社会,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声像资料使我们更加方便快捷形象地获取信息,但书籍的魅力相对而言一点也不逊色。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例子,刚上高中时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人生》等作品,真该用如痴如醉来形容,里边的场境描绘、人物心态描写是那么的传神,再加上曲折的故事情节,使我完全忘掉了现实世界。然而,前些天上网发现有这些小说的视频资料,就迫不及待地下载来看。本以为依靠先进的技术手段,一定能把作品的内容表现得更完整,但我一打开这些视频资料就失望了,影像节奏太快,把我当时花几天才看完的东西在几小时就表达完了,看后竟没任何感觉。回头想想,阅读的优点在于能够给读者想象的时间和空间,而这是声象资料所达不到的。所以我一直觉得阅读对人的影响是长久的、长时间不容易消失的,而声像资料对人的影响是短暂的、极易消失的。阅读对人的影响,不是立竿见影的,是不见其增日有所长的过程。看到现在市场上到处摆放着包装华丽的非常热销的功利性极强的书籍我都感到可悲,成功人士是靠看几本书看出来的吗?我们需要静下心来,多读书,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进而应用于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不断使自己的思想丰富和完善,最终成为成功人士。

再谈谈我对做人的看法。其实我们要谈的不是做人,而是如何轻松自在地做人,如何做个对他人、对社会有用的人。季老先生从多个方面讲述了做人之道,其中透露着一个理念:和谐。季老先生认为,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第三,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这三个关系,如果能处理得好,生活就能愉快;否则,生活就有苦恼。近年来,我们到处能看到“和谐”的字眼,到处呼吁建立和谐社会。我们要轻松自在地做人,就应该把当前的自己和将来的自己,把自己和周边的人看成一个整体,这样我们就能避免做出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事情,就能在工作和生活中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最终实现轻轻松松地做人

季羡林读书与做人读后感

首先是读书。古今中外赞美读书的名人和文章,可谓是多如牛毛。张元济先生有一句简单朴素的话:“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关于这一点,季羡林先生的理解是:“把脑海里记忆的东西搬出来,搬到纸上,就形成了书籍,书籍是贮存人类代代相传的智慧的宝库。后一代的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慧。(略)书是事关人类智慧传承的大事,这样一来,读书不是‘天下第一好事’又是什么呢?”

季老的话是很实在的,从他自身的人生经历来说,他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在上小学之前,他便在私塾里熟读《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四书》之类的书,等到进入初中,由于参加了一个古文学习班,他又读了《史记》、《战国策》、《左传》等书,从此点燃了他对古文的痴迷和热爱,也给他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之后数十载,除了自己专业领域的书籍,他依然孜孜不倦,沉浸书海,不亦乐乎,“如果读书也能算是一个嗜好的话,我的唯一嗜好就是读书。”

诸葛亮《诫子书》中讲到“非淡泊无以名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才须学也,学须静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曾国藩说“人之气质本由天生,实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吴晗先生说“要想学问大,就要多读、多抄、多写”。余秋雨先生也说了“阅读的最大理由就是摆脱平庸”。

由此可知,读书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然而读什么书更重要。要多读经典,少读流行。现在属于知识爆炸的时代,网上有很多流行的东西,信息是在太多。

但那些都是快餐文化、流行文化,就跟网络歌曲一样,变化更新之快,过了一段时间,之前的就会黯然失色。过去了,烟消云散,但却浪费了你的时间和精力。南怀瑾先生曾经说现在的教育是有问题的,小学学的东西到了初中就没有什么用了,初中学的东西到了高中就没什么用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从小打造人生的基本功,而不应该只是为了完成某一阶段的“学习任务”。“人生是场马拉松,而不是百米冲刺”啊!从小就开始背《三字经》、《四书五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用“扬弃”的态度去认知传统文化。年轻时打下基本功,一生都忘不了。

于己身,我有幸能够在我的大学“迟暮之年”,浅悟此道理。因此在学有余力之时,不知倦怠,拿起《古文观止》,可“习其句读,解其惑也”,又可“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沉浸其中,如咀嚼橄榄,留香三日。

因此,读好的书,就要从经典开始!所谓经典,千古传承,历久弥新,博大精深,无尽藏也。经典告诉了我们做人的基本道理,如何“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皆可以为尧舜,非不能也,不为也。”所以要多读先哲圣贤之书,少读流行无品之文。当然流行的也可以在网上看看,浏览一下天下大事,但是不能整天沉迷在那些东西里。下功夫读经典,只有读经典才能感受到人类的智慧、思维的高度,才能感受到伟大的思想体系、深厚的精神力量,才能感受到文化的根本、文明的底蕴。

我斗胆拜季羡林先生为我大学的“启蒙老师”,如果没有饭后散步东湖,闲坐品书,于朴素的流水行文中静心聆听老者的人生感悟,让我为自己的人生有所思考,我想,我依然是只“井中蛙”、“笼中鸟”,浑浑噩噩,虚度大学余光,今日有幸“一棒喝醒”,纵使“为伊消得人憔悴”,也是“衣带渐宽终不悔”啊!

在读书方面,季老对我的影响不止止是“要读书,读好的书”,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作文。

钟敬文先生在季羡林88岁米寿时赞季老曰:“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我也细细品先生的文字,至真至诚,按照他自己说的,“我写的东西,不会有套话、大话,至于真话是否全都讲了出来,那倒不敢说。

我只能保证,我讲的全是真话”。环顾现今文坛,敢如此坦率说出者,几何?鱼龙混杂,虽无“看惯春花秋月”,但至今能让我对人生有深刻感悟者,非季老文字莫属!为何?在其三。

一在文字简练。这要归功于他从小热爱的文言文,古人惜墨如金,“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文章简洁凝练,但要事详实,道理明了,毫无拖泥带水之举。先生的文字即是如此,简洁但不简单,于自然处彰显用词魅力!今人读文言文,意已不在追“八股之风”,但应学其遣词造句之功!

二在引材广博。这还是要归功于他扎实的国学基础。在他的文章中,古诗名句,信手拈来,俗语成语,随笔便是,毕竟是学贯中西,学界泰斗,有时还用西方文化中的经典加以佐证,但用之恰当,毫无矫揉造作之处。

三在用情真切。前者已说“至真至诚”,现不胜其烦再强调,无非想借此谈谈自己的经历。从初中到高中,被许多同学叫苦的“作文”,却一直是我的最爱,因为作文是最能将心中所思所想展现出来的。我和季老一样,“喜欢胡思乱想”,有时候想的多了,就情不自禁地写下来,由“胡思乱想”引“胡写乱作”,但一定是充满感情,感情是作文的灵魂,我这么说,应该没有人会反对。

到了大学,打破了中学时代作文的思路框架,加之生活经历的丰富,思绪变得更加自由,“逸兴遄飞”,“畅叙幽情”。但是,我没有坚持“多动笔、多作文”的习惯,我曾为自己狡辩道:“身为一理科生,无暇顾及作文习练啊!”现在回想,无地自容感甚深,内心涌现出千万个击溃此前谬论的理由,以曾国藩的“读书十二条规”为例,第五条,便是“写日记”,他一生写日记从不间断,日记是他人生修炼的百科全书。因此十六字勉励自己:文理兼顾,发奋图强,多思勤写,海纳百川。

季羡林读书与做人读后感

做人。应该做怎样的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把人分为三种:德才兼备者为圣人,德胜才者为君子,才胜德者为小人。荀子也把人分为三类: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之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之器也;口善言、身行恶,国之妖也。时过境迁,我们不能两极分化,以“君子”、“小人”的标准进行简单分类。

一是要做有所作为的人,还是做碌碌无为的人?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写的那段话,耳熟能详,“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

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时,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在信息时代快速膨胀的今日,“人类解放”事业已不需要让我们奋斗,但“思想运动”,仍需要我们青年人接棒,时人有“九零后悲观论”,认为我们“九零后是自私、迷茫、懒散的一代人”,言词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却多少折射出了许多事实。

身在大学,仅以身边人事为例。象牙塔中,网络游戏成群,无品小说结队,身心俱疲,虚度光阴者不乏,思想没有预见,行动就失去了指南,这个道理,显而易见。因此我以绵薄之力,希望在思想上能够追随“五四青年”之遗风,以满腔热血,鞭笞前进。

二是要做勤奋一世的人,还是做懒惰一世的人?季羡林谦虚地说道,“如果真要说出我的一个优点,大概就是‘勤奋’二字吧”,“争分夺秒,念念不忘。灵感这东西不能说没有,但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勤奋出灵感”。“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此类云云,多不胜举。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讲了一个笑话:一个江湖郎中在市集上大声吆喝,叫卖治臭虫的妙方。有人出钱买了一个纸卷,层层用纸严密裹住。打开一看,妙方只有两个字:勤捉。

你说它不对吗?不行,它是完全对的。为什么鲁迅先生会说这么一个笑话,良苦用心啊!时至今日,莘莘学子,若有求索成功之道,须知“勤捉”之意,早起奋斗,勤勉一生。我虽不才,但也想跻身于此行列。是为共勉。

三是做胸怀大志的人,还是器小易盈的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志存高远,铸高视阔步之质。季羡林先生说“我是个胸无大志的人”,然而他用实际行动默默地拓展了古代佛教历史、中亚古代语文、比较文学等领域的研究,无愧“国宝”之冠!因为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从不妄求,于细小之处彰远大之志。与之相比,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鼠目寸光之流,目无高山大河,胸无凌云壮志,外无高瞻远瞩之风,内无学富五车之才。但我又不甘心世上一遭走,只落得个“器小易盈”。

唯有老老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将自己的人生路走实,假以时日,如有子孙,也问心无愧以教之。

要把文章写好,还是要多看课外书。要中西贯通,古今贯通,文理贯通,要积累古诗古文。要把文章写好,还要多背书,一个小孩起码要背两百首诗,五十篇古文,这是最起码的要求。

“贯通”,即全部透彻地领悟,达到精通。“中西贯通”“古今贯通”则是由清华大学提出的“三贯通”和“文理贯通”是季老提出的。21世纪是一个知识和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还要文理兼备。这种综合型的人才,才能适应新发展的需要。

季老在与苗苗交流中提出古诗文积累的建议,并用“起码”“最起码”提出了量化的要求。这与我们《语文课程标准(试用)》提出的古诗文背诵不谋而合。这里面既有季老自身成长的体验,又有着对中华传统文化继承的关注,更是对“古今贯通”的一个注解与落实。

《小苗与大树的对话》是作者访问名人的对话,包括访季羡林(选为人教版五年级上册课文)、访史铁生、访李国文、访丁聪、访黄宗江、访靳尚谊、访曹文轩等。

扩展资料:

季羡林: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古今中外赞美读书的名人和文章,多得不可胜数。张元济先生有一句简单朴素的话:“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天下”而又“第一”,可见他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

凡是古老的事情,人们常常说“自从盘古开天地”。现在还要从盘古开天地以前谈起,从人类脱离了兽界进入人界开始谈。人变成了人以后,就开始积累人的智慧,这种智慧如滚雪球,越滚越大,也就越积越多,而禽兽似乎没有这种本领。

人类千百年以来保存智慧的手段不出两端:一是实物,二是书籍,以后者为主。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慧。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永远不停地向前迈进,靠的就是能读书又能写书的本领。传承靠的主要就是书,书是事关人类智慧传承的大事,这样一来,读书就是“天下第一好事”了。

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曾经的红衣少年,如今的白发先生。留德十年寒窗苦,牛棚杂忆密辛多。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

总而言之,“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小苗与大树的对话

问题补充:要填4个,好的给分 多读书 中西贯通 古今贯通 文理贯通 多背古诗词

关于季羡林的论文参考文献有哪些

季羡林简介 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 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过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3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美国与乔冠华同游。10月,抵达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一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0多堂课,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 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 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其学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1978年~1984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季先生长年任教北大,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现在即使在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曾被“2006年感动中国”获奖人物之一 季羡林,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散文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他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 1934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 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 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 季羡林的学术研究涉及的范围: 1.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 2.吐火罗文 3.印度古代文学 4.印度佛教史 5.中国佛教史 6.中亚佛教史 7.唐史 8.中印文化交流史 9.中外文化交流史 10.中西文化差异和共性 11.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 12.德国及西方文学 13.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 14.散文及杂文创作 这个分类只是一个大概的情况。季羡林的作品 著作书目: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论文集)1957,人民 《<罗摩衍那>初探》(理论)1979,外国文学 《天竺心影》(散文集)1980,百花 《季羡林选集》(散文集)198O,香港文学研究社 《朗润集》(散文集)1981,上海文艺 《季羡林散文集》1986,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典语录: 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 根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时光流失,一转眼,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活得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算。有人说,长寿是福,我看也不尽然。人活得太久,对众生的相,看得透透彻彻,反而鼓舞时少,叹息时多。 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得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 自己生存,也让别的动物生存,这就是善。只考虑自己生存不考虑别人生存,这就是恶。 “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 “我快一百岁了,活这么久值得。因为尽管国家有这样那样不可避免的问题,但现在总的是人和政通、海晏河清。” “我的家乡在山东。泰山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最后两句话是——‘国之魂魄,民之肝胆,屹立东方,亿万斯年’。人民的灵魂,百姓的脊梁,中华民族大有前途。”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西方采取的是强硬的手段,要“征服自然”,而东方则主张采用和平友好的手段,也就是天人合一。要先于自然做朋友,然后再伸手向自然索取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宋代大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你们的生命只有和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才有价值,离开民族大业的个人追求,总是渺小的。 做人要老实,学外语也要老实。学外语没有什么万能的窍门。俗语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就是窍门。

季羡林的主要著作《〈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 (1982年)、《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 《文化交流的轨迹:中 华蔗糖史》《东方文学史》《东方文化研究》《禅与东方文化》《东西文化议论集》《世界文化史知识》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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