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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历史悠久，是我国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贵州、湖南、云南、四川、广西、湖北、海南等省区。贵州的苗族共360多万人，占全国苗族人口的一半以上，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最为集中。 人们通常把世界民族分为两大经济文化类型，一类是农耕民族的田园文化，另一类是游牧民族的“马背上文化”。然而却常常忽视第三种文化类型的存在，那就是介于两者之间“既耕且游”的民族。苗族由于政治、经济等种种原因，历来有不断迁徙的习俗，以迁徙求生存，求发展。但苗族又与游牧民族不同，他们以农耕为业，迁到一个地方，总要在那里驻足一段时间，男耕女织，养精蓄锐，然后再告别旧的家园，又迁到另一个地方，去建设一个新的家园。他们从黄河流域迁到长江流域，遍布湘、鄂、川、黔、滇、桂各省区，还渡海到达海南，甚至越过国境进入东南亚。苗族历史苗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和远古时代的“九黎”、“三苗”、“荆蛮”有着很密切的联系．他们之间是一种一脉相承的渊源源关系，他们各自都包含有苗旅的先民。苗族与“九黎”苗族的族属渊源，与距今5000多年前的“九黎”根据我国汉文史籍记载，“九黎”是远古时代生活在中国这：地上的一个较早的部落联盟。“九黎”的首领叫“蚩尤”。尤”统领的百姓就是“苗民”。苗族与“三苗”在“九黎”以后，也就是尧、舜、禹时期，“九黎”的后裔通过发展，又逐渐形成了新的部落联盟，史称“三苗”，又称“有苗”或“苗民”。苗族与“荆蛮”“三苗”之后，有关“苗”的记载曾中断过一段时间。到夏、商、周时期，古籍记载中又出现了一个庞大的部落集团，史称“荆蛮”或“蛮荆”，有时又称“荆楚”或“荆”，因其位居南方，又有“南蛮’’之说。一般认为，“荆蛮”即“三苗”或“有苗”的遗裔，而“荆蛮’’包含有相当多的“苗族”成分。这样说的理由，一是“蛮’’与“苗”读音相近，二者可以音转；关于“蛮荆”或“荆蛮”的含义，《毛诗正义》说：“蛮荆，州之蛮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蛮荆”即居住在荆州的瞳……而所谓“荆州”，《尚书正义》说：“北据荆山，南及衡山之阳。”看来是一块广大的地区。在这里，“”字虽不能与今天的苗族相等同，但多少还是包含有苗族的先民在内。所以说：苗族来源于黄帝时代的“九黎”、尧舜禹时代的“三苗”，而商周时期的“荆蛮”则是“三苗”的遗裔。苗族是贵州省内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旅，占全国苗族总数的一半，所以人们常说：贵州是“苗族的大本营”。贵州苗族集中了全国苗族主要的文化特征，如较多的方言、次方言和多数土语，主要的服饰类型，重要的工艺美术，基本的风俗习惯，基本类型的耕作文化等等。饮食习俗大部分地区的苗族一日三餐，均以大米为主食。油炸食品以油炸粑粑最为常见。如再加一些鲜肉和酸菜做馅，味道更为鲜美。肉食多来自家畜、家禽饲养，四川、云南等地的苗族喜吃狗肉，有“苗族的狗，彝族的酒”之说。苗家的食用油除动物油外，多是茶油和菜油。以辣椒为主要调味品，有的地区甚至有“无辣不成菜”之说。苗族的菜肴种类繁多，常见的蔬菜有豆类、瓜类和青菜、萝卜，大部分苗族都善作豆制品。各地苗族普遍喜食酸味菜肴，酸汤家家必备。酸汤是用米汤或豆腐水，放入瓦罐中3-5天发酵后，即可用来煮肉，煮鱼，煮菜。苗族的食物保存，普遍采用腌制法，蔬菜、鸡、鸭、鱼、肉都喜欢腌成酸味的。苗族几乎家家都有腌制食品的坛子，统称酸坛。苗族酿酒历史悠久，从制曲、发酵、蒸馏、勾兑、窖藏都有一套完整的工艺。日常饮料以油茶最为普遍。湘西苗族还特制有一种万花茶。酸汤也是常见的饮料。典型食品主要有：血灌汤、辣椒骨、苗乡龟凤汤、绵菜粑、虫茶、万花茶、捣鱼、酸汤鱼等。苗族服饰苗族平时着便装，以自种、家纺、自制的麻布衣裙为主，极简朴。节庆日着盛装，习称"花衣"，五彩斑斓，精工制作，美仑美奂，极富民族特色。花衣面料多用白色麻布或棉布，面料要先经过蜡染、刺绣等工艺加工，再裁制成衣裙。蜡染，古代称"蜡缬"。苗族妇女多习此艺。用竹制的蜡刀，蘸上溶解的蜡汁，在底料上描画图案。描画好图案的底料投入染缸中浸染后，置于清水中煮沸，蜡汁溶化脱落，图案显示。蜡染的图案以流水、花草、虫、鱼、飞禽及几何图纹为主，描画时不打底样，也不借助规、尺等工具，心到、意到、笔到，抽象与具象，写实与夸张，规整与变化，全由作者的审美情趣与技巧决定，艺术个性鲜明，灵性自如。苗族服饰苗族服饰刺绣是苗族渊源久远的工艺美术。刺绣的技法有平绣、破绣、打籽绣、盘绣、丝绣等几十种针法，图案造型多以花鸟虫鱼以及自然崇拜中的"神物"为表现对象，诸如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玉洁冰清的玉兰花，傲霜斗雪的腊梅花，高格逸品的秋菊，仙风道骨的白鹤，轻盈翱翔的飞燕，以及龙凤呈样、凤穿牡丹、双凤朝阳、二龙戏珠、岁寒三友等组合图案，古朴典雅、美观大方。经蜡染、刺绣加工后的面料，在缝制为衣裙时，还要镶嵌色彩艳丽、极富民族特色的压条、缀饰。苗族古歌《逐鹿之战》对花衣上的图案及其象征意义有深情的表达："我可爱的江普，绣上花衣裙永远叫子孙怀念。……那块披领代表京城，花衣上的方块代表田地，花点代表谷穗，花纹就是'罗浪周底'，围裙波浪式的线条，就是奔腾的江河，围边的尖形蓝色图案，是那永久不变的山谷。"显然，花衣不仅是美的表达，也寄寓着深沉的对先民、对祖居地的拳拳不已的怀念。
苗族的民族文化有语言，文字。
苗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言。5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二工作队经过实地考察，对各地苗语的构词大致相同，而语音不同的特点进行科学研究后，将苗语划分为三大方言。
传说苗族古代曾有文字，与汉字可能同源，后来失传，这些传说如今已难以考证。20世纪初，一些苗族知识分子为发展苗族文化教育，创制了一些方言文字，一些外国传教士为了传教的需要也创制了一些苗文。但是这些苗文因种种条件的限制，未能在苗族群众中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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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文学可以简单划分为民间文学和官方文学。民间文学就是民间口头传承、发展的文学，而官方文学则可以理解为用文字记录、传播、创作的文学。民间文学是任何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文学形式，具有强大的原始生命力，它的主要形式是可以唱诵的诗歌。
官方文学则是在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以汉语文字记录、传播、创作为特征。
苗族诗歌讲求音韵，有五言体、七言体、长短句。语言简练和谐、匀称，通俗易懂，能表达丰富的思想感情，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是苗族民间文学的最重要表现形式，使用范围极广。
如至亲好友迎来送往，男女间谈情说爱，甚至做媒说亲，调解纠纷，制订乡规民约，教育子女，叙述家谱、家规，有时也用诗歌表达。劳动时也用诗歌来助兴，劳动之余又借诗歌来消除疲劳。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苗族
（一）传承人现状人是苗族古歌的创造者、拥有者和传承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台江县的大多数传承者都已年迈，甚至像王安江、刘永洪、王明芝等歌师都已故，这种人亡歌灭的险境是必须认识和重视的。由于苗族古歌依靠口传心记的方式，演唱的人大多为目不识丁的苗族歌师，而解读人却是一批文化人。所以作为传承者的歌师其生活的环境、社会角色、家庭结构、受教育程度、人生观价值观等都会影响苗族古歌传承的面貌。如王安江老人，他与苗族古歌的相遇是偶然还是必然呢？这与他生活环境是分不开的。王安江老人生于1940年，台江县台盘乡人，在外面学习后因母亲病重等原因最终回家务农。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苗寨还有很多歌师，他夜以继日的学习古歌，并以乞讨的方式收集古歌。在岁月中他守住了贫穷与孤独，被村里人看做是另类，但他仍然坚定：“把苗族古歌传承下去，决不让古歌失传”。在进行古歌的整理过程中，他也会对歌词进行修改和调整，加入了他对生活的体验，他一共整理出版了12部苗族古歌，收集研究资料10余万字。正是因为拥有像王安江老人这样有信念和情怀的优秀歌师，才保证了苗族古歌的代代相传。（二）传承渠道现状苗族古歌传承的方式分为祖先传承、家族传承、师徒传承及民俗传承。祖先传承与“崇巫尚鬼”的苗巫文化密切相关，必须在专门的仪式场合中才可以演唱，能不能唱古歌与会不会唱古歌，要看歌者是否受到祖先的保佑与祝福。家族传承是最古老与直接的传承方式，是由家族血亲传承下来的，这种传承方式将会造成家族里面有很多歌师，在这种环境中会有一种文化意识与传承的使命感。师徒传承较于家庭传承突破了血亲的界限，扩大了传承范围。但它是需要拜师仪式的，而且这个仪式非常的严格且神秘。三、有效保护台江县苗族古歌的措施（一）扩大苗族古歌的受众群众和空间社会经济、科技信息的迅猛发展，使得人与人、国家与国家间的交流变得更加密切。苗族古歌也走进人们的视野被外界所熟知。也让大家看见了它的文化价值，贵州在逐渐城镇化的这个过程中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压力越来越大，众多的民族文化在逐渐回流，希望回归自然生活。这种需求与供给的关系逐渐形成了民族文化的发展热潮。在现实中我们也发现，苗族古歌有远古的历史记忆遗存，也有受当下的生活场景的影响，这和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的需求是相契合的。所以在受众群众与空间上，苗族古歌不仅仅面对的是台江县的人们，而且还可以面对城镇的人甚至国际友人。（二）有效发挥自然基础的作用“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论是传承还是发展都需要物质作为积淀。而对于苗族古歌来说，自然环境就是它的立足地，它以其物质资源为苗族古歌的传承和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当我们在对苗族古歌进行传承与创新时，首当其冲应该发挥自然基础的作用，自然是滋养苗族人们的土地，而古歌依靠人作为传承的媒介并且也是人们创作的精神源泉。没有自然作为基础，就没有今天的苗族古歌。（三）建立健全传承人保护机制苗族古歌属于口传活态文化，需要依靠人来进行传承，它与人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而现在苗族古歌的传承人大都年事已高，年轻人又都不愿意参与学习，所以对传承人的保护是势在必行的。在政府的参与下，许多例如王安江、刘永洪等老传承人的努力与影响下，收集了大量书面文字与古歌材料构建传承链条。针对苗族古歌中涉及的歌词、曲调、形式以及仪式过程都应当加大保护，政府出台相关的扶持政策。对像王安江老人、刘永洪老人这种一生致力于苗族古歌的传承与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大的成就的人应当给予奖励，并且加
一、语言文字
1、语言
苗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5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二工作队经过实地考察，对各地苗语的构词大致相同，而语音不同的特点进行科学研究后，将苗语划分为三大方言，即：湘西方言，黔东方言，川黔滇方言（又称东部言，中部方言，西部方言），和七个次方言，十八种土语。
2、文字
传说苗族古代曾有文字，与汉字可能同源，后来失传，这些传说如今已难以考证。20世纪初，一些苗族知识分子为发展苗族文化教育，创制了一些方言文字，如湘西石板塘创制的方块苗文、石启贵创制的速记苗文，贵州松桃龙绍华运用国际音标编制的苗文课本，等等。一些外国传教士为了传教的需要也创制了一些苗文。但是这些苗文因种种条件的限制，未能在苗族群众中推行。
二、宗教信仰
苗族很早就有自己的宗教信仰。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不同地区苗族的宗教信仰有所不同。有的苗族地区由于交通闭塞，苗族信仰原始宗教；还有少数苗族地区，如威宁、石门坎和湘西沅陵等地在近代由于受外国传教士的影响，有改信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但总的来看，多数苗族群众信仰的仍是本民族长期形成的原始宗教，它包括自然崇拜、图腾崇拜、鬼神崇拜、祖先崇拜。
三、服饰
苗族服饰式样繁多，色彩艳丽。《后汉书》中就有五溪。五溪：今湘西及贵州、四川、湖北交界处，因此地有五条溪流而得名。苗族“好五色衣裳”的记载；唐代大诗人杜甫也有“五溪衣裳共云天”的著名诗句。苗族妇女的服装有百多种样式，堪称中国民族服装之最。较有代表性的传统“盛装”，仅插在发髻上的头饰就有几十种 。
苗族妇女上身一般穿窄袖、大领、对襟短衣，下身穿百褶裙。衣裙或长可抵足，飘逸多姿，或短不及膝，婀娜动人。便装时则多在头上包头帕，上身大襟短衣，下身长裤，镶绣花边，系一幅绣花围腰，再加少许精致银饰衬托。苗族男子的装束比较简单，上装多为对襟短衣或右衽长衫，肩披织有几何图案的羊毛毡，头缠青色包头，小腿上缠裹绑腿 。
四、姓氏
苗族有两种姓氏，一种是苗姓，一种是汉姓。苗姓是原本固有的；汉姓是后来输入的。因为过去苗族没有文字书写自己的苗姓，只用汉字书写汉姓，以致使人误认为只有汉姓，而不知有苗姓。在未使用“汉姓”之前，苗族内部早有自己区分血缘宗亲和族系的“苗姓”。历代汉族文人及其他外族人，往往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只以汉族通行的汉字姓氏为准，从而产生错觉和误解 。
苗族的分布地域广袤，内部方言土语和支系繁多。各地、各方言区和各支系的苗族，都曾有自己世代相传的苗语姓氏，而且至今依然在内部流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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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五六千年钱的炎黄传说时代。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苗族口碑资料，苗族先民最先居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后来由于战争等原因，逐渐进入西南山区。苗族也是一个拥有自己语言和文字的传统民族。
苗族文化与其它民族文化一样，都包含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物质文化是指衣、食、住、行等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精神文化是指民歌、舞蹈、宗教信仰、手工技艺等。
苗族服饰传承与创新。苗族服饰是识别一个民族最直观的标志，一个地区民族文化的多姿多彩，直观上也是民族服饰的多姿多彩。一要深挖民族服饰文化的基本元素和特色；二要与时俱进设计节日盛装、舞台装和日常普通装；三要号召各族干部群众在工作中、日常生活中穿戴民族服饰，特别是重大节日活动民族领导干部带好头、作好表率；四要形成文化产品及旅游商品，并逐步成为品牌产业。
苗族特色文化资源保护挖掘。一是保护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切实做好古籍收集入馆、开展文物普查申报工作，深挖文物遗址、文化遗产背后的故事，丰富旅游文化内涵。二是保护挖掘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传承农耕文化、纺织文化、节庆文化，积极保护民居、民风、民俗、民歌、民技。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苗族
本人可以做，可以私下交流。
于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古歌传唱实际具有传承民族历史的功能。因此，演唱古歌时有较严格的禁忌，一般都是在祭祖、婚丧、亲友聚会和节庆等重大场合时演唱，演唱者多为中老年人、巫师、歌手等。酒席是演唱古歌的重要场合。演唱时，分客主双方对坐，采用盘歌形式问答，一唱就是几天几夜甚至十天半月，调子雄壮而苍凉。传承古歌的方式也较严谨，有祖先传授、家庭传授、师徒传授、自学等几种。古歌虽然在苗岭深山代代相传了几千年，却一直藏在深山人未识。新中国成立后，田兵、唐春芳、今旦、马学良等民俗学家经过反复搜集、整理，于上世纪末出版了不同版本的苗族古歌。台江县为了将苗族古歌及古歌文化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于2001年成立了台江县苗族文化保护委员会暨申报世界遗产委员会。通过几年的努力，台江县已收集到的苗族古歌有5大组、近6万行、近30万字，编写、出版了以苗族古歌为主的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本《苗人的灵魂--台江苗族文化空间》一书。
就以个人经验做个总结。仅供各位参考，希望能帮的上大家。开题报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论文名称论文名称就是课题的名字第一，名称要准确、规范。准确就是论文的名称要把论文研究的问题是什么，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交待清楚，论文的名称一定要和研究的内容相一致，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要准确地把你研究的对象、问题概括出来。第二，名称要简洁，不能太长。不管是论文或者课题，名称都不能太长，能不要的字就尽量不要，一般不要超过20个字。（二） 论文研究的目的、意义研究的目的、意义也就是为什么要研究、研究它有什么价值。这一般可以先从现实需要方面去论述，指出现实当中存在这个问题，需要去研究，去解决，本论文的研究有什么实际作用，然后，再写论文的理论和学术价值。这些都要写得具体一点，有针对性一点，不能漫无边际地空喊口号。主要内容包括：⑴ 研究的有关背景(课题的提出)： 即根据什么、受什么启发而搞这项研究。 ⑵ 通过分析本地（校） 的教育教学实际，指出为什么要研究该课题，研究的价值，要解决的问题。（三） 本论文国内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文献综述）。规范些应该有，如果是小课题可以省略。一般包括：掌握其研究的广度、深度、已取得的成果；寻找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从而确定本课题研究的平台(起点)、研究的特色或突破点。（四）论文研究的指导思想指导思想就是在宏观上应坚持什么方向，符合什么要求等，这个方向或要求可以是哲学、政治理论，也可以是政府的教育发展规划，也可以是有关研究问题的指导性意见等。（五） 论文写作的目标论文写作的目标也就是课题最后要达到的具体目的,要解决哪些具体问题，也就是本论文研究要达到的预定目标：即本论文写作的目标定位，确定目标时要紧扣课题,用词要准确、精练、明了。常见存在问题是：不写研究目标；目标扣题不紧；目标用词不准确； 目标定得过高, 对预定的目标没有进行研究或无法进行研究。确定论文写作目标时，一方面要考虑课题本身的要求，另一方面要考率实际的工作条件与工作水平。（六）论文的基本内容研究内容要更具体、明确。并且一个目标可能要通过几方面的研究内容来实现，他们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大家在确定研究内容的时候，往往考虑的不是很具体，写出来的研究内容特别笼统、模糊，把写作的目的、意义当作研究内容。基本内容一般包括：⑴对论文名称的界说。应尽可能明确三点：研究的对象、研究的问题、研究的方法。⑵本论文写作有关的理论、名词、术语、概念的界说。（七）论文写作的方法具体的写作方法可从下面选定： 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经验总结法、 个案法、比较研究法、文献资料法等。（八）论文写作的步骤论文写作的步骤，也就是论文写作在时间和顺序上的安排。论文写作的步骤要充分考虑研究内容的相互关系和难易程度，一般情况下，都是从基础问题开始，分阶段进行，每个阶段从什么时间开始，至什么时间结束都要有规定。课题研究的主要步骤和时间安排包括：整个研究拟分为哪几个阶段；各阶段的起止时间。差不多就这些，一回生二回熟，写一遍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好累。。。我的胳膊。
（一）传承人现状人是苗族古歌的创造者、拥有者和传承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台江县的大多数传承者都已年迈，甚至像王安江、刘永洪、王明芝等歌师都已故，这种人亡歌灭的险境是必须认识和重视的。由于苗族古歌依靠口传心记的方式，演唱的人大多为目不识丁的苗族歌师，而解读人却是一批文化人。所以作为传承者的歌师其生活的环境、社会角色、家庭结构、受教育程度、人生观价值观等都会影响苗族古歌传承的面貌。如王安江老人，他与苗族古歌的相遇是偶然还是必然呢？这与他生活环境是分不开的。王安江老人生于1940年，台江县台盘乡人，在外面学习后因母亲病重等原因最终回家务农。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苗寨还有很多歌师，他夜以继日的学习古歌，并以乞讨的方式收集古歌。在岁月中他守住了贫穷与孤独，被村里人看做是另类，但他仍然坚定：“把苗族古歌传承下去，决不让古歌失传”。在进行古歌的整理过程中，他也会对歌词进行修改和调整，加入了他对生活的体验，他一共整理出版了12部苗族古歌，收集研究资料10余万字。正是因为拥有像王安江老人这样有信念和情怀的优秀歌师，才保证了苗族古歌的代代相传。（二）传承渠道现状苗族古歌传承的方式分为祖先传承、家族传承、师徒传承及民俗传承。祖先传承与“崇巫尚鬼”的苗巫文化密切相关，必须在专门的仪式场合中才可以演唱，能不能唱古歌与会不会唱古歌，要看歌者是否受到祖先的保佑与祝福。家族传承是最古老与直接的传承方式，是由家族血亲传承下来的，这种传承方式将会造成家族里面有很多歌师，在这种环境中会有一种文化意识与传承的使命感。师徒传承较于家庭传承突破了血亲的界限，扩大了传承范围。但它是需要拜师仪式的，而且这个仪式非常的严格且神秘。三、有效保护台江县苗族古歌的措施（一）扩大苗族古歌的受众群众和空间社会经济、科技信息的迅猛发展，使得人与人、国家与国家间的交流变得更加密切。苗族古歌也走进人们的视野被外界所熟知。也让大家看见了它的文化价值，贵州在逐渐城镇化的这个过程中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压力越来越大，众多的民族文化在逐渐回流，希望回归自然生活。这种需求与供给的关系逐渐形成了民族文化的发展热潮。在现实中我们也发现，苗族古歌有远古的历史记忆遗存，也有受当下的生活场景的影响，这和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的需求是相契合的。所以在受众群众与空间上，苗族古歌不仅仅面对的是台江县的人们，而且还可以面对城镇的人甚至国际友人。（二）有效发挥自然基础的作用“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论是传承还是发展都需要物质作为积淀。而对于苗族古歌来说，自然环境就是它的立足地，它以其物质资源为苗族古歌的传承和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当我们在对苗族古歌进行传承与创新时，首当其冲应该发挥自然基础的作用，自然是滋养苗族人们的土地，而古歌依靠人作为传承的媒介并且也是人们创作的精神源泉。没有自然作为基础，就没有今天的苗族古歌。（三）建立健全传承人保护机制苗族古歌属于口传活态文化，需要依靠人来进行传承，它与人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而现在苗族古歌的传承人大都年事已高，年轻人又都不愿意参与学习，所以对传承人的保护是势在必行的。在政府的参与下，许多例如王安江、刘永洪等老传承人的努力与影响下，收集了大量书面文字与古歌材料构建传承链条。针对苗族古歌中涉及的歌词、曲调、形式以及仪式过程都应当加大保护，政府出台相关的扶持政策。对像王安江老人、刘永洪老人这种一生致力于苗族古歌的传承与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大的成就的人应当给予奖励，并且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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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大众宗教
作者：[美]韦思谛 编
译者：陈仲丹
豆瓣评分：8.1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9-10
页数：316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了西方学者对中国大众宗教的相关优秀研究论文。书中论文的研究对象均为在中国民间已大体消失的宗教崇拜，而非现存的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如：白莲教，以及对天后（妈祖）、关帝、碧霞神君、五通神的崇拜等。对于以上各种民间宗教，各篇论文都有独特的研究视角，使读者在宗教沿革之外得以了解：白莲教通过师徒和家族联系的传播网；天后（妈祖）和关帝作为神的形象有着丰富内涵而不仅仅是国家鼓励的那一种标志；对碧霞神君的崇拜因为与女性行为联系密切使儒家文人对之带有疑虑和敌意；五通神虽然被认为是公认的恶神，但演变成一个普济的财神是和中国明末请初的迅速商业化分不开的；宗教崇拜和中国人如定居台湾的客家人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此外，本书还因为对文化移植的复杂性和困难的关注，收录了有关“孔夫子”这一名称的创造的论文。
作者简介：
本书主编系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汉学家。
自海通以还，新学渐兴，域外学术书籍译介遂成近代中国“输入学理，再造文明”（胡适语）之重要途径；而对外国学者中国史研究著述的译介，不仅有益于学术的繁荣发展，更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但国外中国史研究林林总总，洋洋大观，几十年来（特别是近20年）对其译介虽多，终也只能是“取一瓢饮”，因此这种译介的态度和选择标准本身小而言之实际又是学术变迁的反映，大而言之甚至可说是时代、社会变化的一种折射，成为值得研究的对象。本文不拟对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的丰硕成果作全面研究述论，更非具体的书评书介，仅想对这种译介在不同时期的主要特点、对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影响和意义等试作初步研究概述，难免挂一漏万，诚祈方家指正。 （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权的更迭，而是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到上层建筑深刻而全面的巨变，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基础，因此一种全面的社会变动要求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学术”属上层建筑．所以对旧有的学术进行“改造”就“势所必至”了。由于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与中国革命关系重大，所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年代就已相对成熟；但在原先的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中，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学派。这样，以前者改造后者，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自然成为这一领域的中心任务，对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自然也不可能离开这一中心任务。 对此意图，当时出版的所有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几乎都有明确的说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中译本序言”谈到之所以翻译此书一是因为该书的资料“有不小的利用价值”，但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它“一向被中外资产阶级学者奉为圭臬之作”，现在“不要忘记这些谬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曾经严重地毒害了中国的思想界。应该说在殖民主义理论的作品中，这部书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对殖民主义者所应该注意阅读的东西”。①丹涅特著《美国人在东亚》、莱特著《中国关税沿革史》、约瑟夫著《列强对华外交》、威罗贝著《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伯尔考维茨着《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的译者“前言”或“后记”，都毫无例外地郑重声明了这一点。 在当时百废俱兴的历史条件下，就数量而言，翻译出版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并不算多。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组织选译的绝大多数著作的确代表了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一流水平，选书之精当与译品质量之高至今仍令人钦佩，此皆说明选译者眼光的不凡、学识的深厚与态度的严肃认真。例如，直到现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仍是被国内中外关系研究者引征最频的著作之一；《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一书在整体上仍未被超越……更有意义的是，当时代环境发生变化后，这些译著的学术性便立即显示出来，为一些相关学科在新时期的迅速发展打下一定基础。 更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初期对苏“一边倒”，各学科都在自身建设方面竞相翻译出版“苏联老大哥”的有关著作作为“教科书”，并奉为“典范”时，有关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却翻译出版极少，更无被视为“典范”之作。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中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派当时即已相对成熟，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框架和方法，无需像其他不少学科那样匆忙照搬苏联的“教科书”。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发展，“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对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分析、批判言辞也日趋激烈，这种“译介”更明确被提到“了解敌情”、“兴无灭资”、“反帝反修”的程度。《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2卷）和《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近120万字，选译了从19世纪末叶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仍有影响的英、美、法、德、日等国数十位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近代经济及文化问题、中外关系、农民战争、边疆危机、中国革命、国共斗争……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论述。在长达万言的“序言”中，选编者对近百年来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中国研究状况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对各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并进一步申明了编译的目的：“我们选译这些资料，即是为了了解敌情和提供反面教材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我们从这些资料里可以进一步认清学术思想领域内，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真面目，认识帝国主义通过文化侵略毒化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借以激发我们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上主义的斗争，并且从斗争中清除资产阶级历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流毒和影响，壮大历史科学队伍，团结一切爱国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文化。”② 十年“文革”特别是它的中后期，有关俄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在一片荒芜的学术园地中突然“一花独放”，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这种“一花独放”，完全是由于“反修”斗争和中苏边境冲突的需要。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的中译本“出版说明”写道：“本书炮制者以极其卑劣无耻的手法，全面、系统地伪造近代中国历史”，“恶毒诽谤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这篇个到5000字的“说明”充满了“恬不知耻”、“疯狂攻击”、“秉承其主子出意旨”……这样一些几近谩骂的文字，并认定这部书的目的是“妄图否定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否定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制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③当时的“时代精神”可说尽在其中。而有关中俄边境著述的译介更多，由于这些译著以资料、回忆录为主且限于本文篇幅，恕不细述。但是这些翻译为后来的中俄关系史研究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基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美关系在1971年开始解冻，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也在“供有关部门研究中美关系时批判和参考之用”的名义下，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出版。 （二） “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开始，沉寂已久的学术开始复苏，由于较长时期的自我封闭，学界对国外学术研究的了解尤其必要、急迫。这种形势，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介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开风气之先且成效最著的则为中的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国门初启的1980年创办的不定期刊物《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该刊编者在创刊号中明确表示其“目的在于及时介绍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情况，了解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动态，沟通中外学术交流”。承认“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这个学术领域内，国外的研究工作发展较快”，“一些我们还未涉及的问题，国外也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国外还不时对我国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商榷或争论。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及时了解，以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活跃学术空气，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观点、新资料，或新进展，至于内容与观点正确与否，则不一定要求”。④从“了解敌情”、“反面教材”……到“沟通中外学术交流”、彼此平等地“进行商榷或争论”，承认自己多有不足、曾经“闭目塞听”……这种转变是巨大的、根本性的。这篇“编者的话”虽只短短400多字，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代的新精神，亦说明所谓新时期确非虚言泛论，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方方面面巨大的新变化。后人或许很难想象，这种平实如常的语言所说的本是最“平常下过”的道理、然而实际却是那样地“不平常”，因为它是那样地来之不易。这种态度，可说是新时期译介的代表。从1980年创刊到1995年终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5年来共出版27辑，发表了40O余篇近80O万字的译作。其中有国外学术期刊的论文翻译，也有著作摘译，文种涉及性、日、俄、法、德等诸多语种，以较快的速度、较为全面地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外部世界的有关信息，对学术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对学术发展如此重要的刊物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个于几年前停刊，学界至今仍咸为惋惜。另外，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从1990年创刊到1996年停刊，共出刊42期，也曾是了解国外有关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最近20年中，有关译介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其中影响较大的译丛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1987年起出版“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陆续出版的有美国学者魏斐德著《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孔飞力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从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费维恺著《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陈锦江著《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施坚雅著《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英国学者杨国伦著《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江苏人民出版社从1988年起陆续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与近代中国有关的译著有美国学者费正清、赖肖尔著《中国：传统与变革》、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格里德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郭颖颐著《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史华兹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柯文著《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墨子刻著《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杜赞专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O―1942年的华北农村》、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张灏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一1907）》、任达著《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周策纵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萧公权著《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收有译著《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美国学者施瓦支（舒衡哲）著《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张灏著《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纪文勋著《现代中国的思想遗产——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日本学者近藤邦康著《救亡与传统》。 其他译著更是难以胜数，对不同专业领域都有相当的影响。 通论性的主要有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两卷）、《剑桥中华民国史》（两卷），另外费氏的《美国与中国》不断重印，《费正清集》、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费正清自传》和《费正清看中国》等都翻译出版。还有美国学者石约翰著《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史景迁著《天安门》、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以及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著《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等。 经济史方面主要有美国学者郝延平著《中国近代商业革命》、《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刘广京著《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日本学者中村哲著《近代东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美国学者珀金斯著《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杨格著《近百年来上海政治经济史（1842―1937）》、法国学者白吉尔著《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等。 政治、军事、社会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易劳逸著《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胡素珊著《中国的内战》、齐锡生著《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小科布尔著《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鲍威尔著《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施坚雅著《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英国学者贝思飞著《民国时期的土匪》、加拿大学者陈志让著《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苏联学者卡尔图诺娃著《加伦在中国，1924―1927》、切列潘诺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贾比才等著《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论文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等。 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译著主要有英国学者季南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美国学者李约翰著《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威维尔著《美国与中国：财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柯里著《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塔克曼著《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菲斯著《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科尔著《炮舰与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在中国（1925―1928）》、沙勒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柯伟林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包瑞德著《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布赖克福特著《卡尔逊与中国》、凯恩著《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孔华润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谢伟思著《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日本学者藤村道生著《日清战争》、苏联学者鲍里索夫等著《苏中关系》等。 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伯纳尔著《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林毓生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卢茨著《中国教会大学史》、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法国学者卫青心著《法国对华传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传教自由（1842―1856）》（两卷）等。 人物研究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德雷克著《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史扶邻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薛君度著《黄兴与中国革命》、麦柯马克著《张作霖在东北》、日本学者松本一男著《张学良》、苏联学者普里马科夫著《冯玉祥与国民军》、英国学者施拉姆著《毛泽东》、美国学者特里尔著《毛泽东传》、迈斯纳著《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周明之著《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弗思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等。 以上仅是一个极为粗略的鸟瞰，但从中却足可看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在这20年中的繁荣盛况，确实起到了“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沟通中外学术交流”的作用，对这期间中国近代史学界学术的活跃和发展起了不能忽视的推动作用。 （三） 这期间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的影响、促进是多方面的。当然，学术的变化、各种新观点的产生总体而言自有更为深刻的社会与学术自身的背景和原因，这种“译介”只是其中因素之一。但由于本文的任务只是分析这种“译介”的作用，不必对其他背景与原因作深入探讨与详细论述，故祈读者勿因此而以为笔者认为新时期的种种新观点完全是这种“译介”外在作用的结果；同样，对各种新观点本身的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和评判也不是本文的任务。故本文亦仅限于客观论述“译介”对各种新观点的影响和作用。大体而言，这种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也引起激烈争论的观点是从现代化（本文中“现代化”与“近代化”二词意义相同，根据行文需要选择使用）的角度，而不仅仅或主要不是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近代史。“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总序”明确表示：“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冲击一中国反应”模式是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派。这一模式认为“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中国近代的历史尤其是现代化史的动力完全来自外部的刺激和挑战，因此“19世纪之前使得中国如此伟大的东西，恰恰被证明也就是后来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实现现代化转换的东西”。“中国作为‘中央之国’，其自我独立的政治和文化运转体系，以长期未受到外来挑战而闻名于世”。但也因此“直到现代挑战不可避免地降落到它的大门口之时，都未能领悟到这种挑战的性质”，因而错过了现代化的时机。⑤新观点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中国近代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探讨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同时对西方的侵略带来的不同（广义的）文化的“碰撞”以及这种“碰撞”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变化等作了不同以往的结论。在现代化理论框架中，洋务运动自然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兴办洋务的最初动机则无足轻重，也因此才会在80年代形成洋务运动研究热。同样，一些研究者对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前的经济状况也作了更为客观的研究。 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等是近些年美国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有激烈的争论，而近年中国的有关研究，如对晚清商会、自治社团或组织、地方精英、公共机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甚丰，明显受此影响与启发。甚至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这种观念提出质疑、反对意见的，其基本“理论资源”也还是来自美国学界的不同观点，亦见其影响之深。 由于主要地不是从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而是从中西文化冲突、互补（在近代中国实际几乎是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的单向流动）的角度出发，不少研究者更侧重于“买办”、“租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意义。同样，传教士、教会学校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近年也得到更多的强调与重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或曰文化背后的社会意义，是近些年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学术观点、方法和思潮，《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便是这种新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前者对19世纪山东省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了区域性分析，尤其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如社戏、话本、宗教、庙会、集市、尚武传统、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等都作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鲁西北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传统之间由多种原因“互动”的结果。后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以华北农村为例，详细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庙会组织、宗教、神话等深入社会底层的，如“龙王庙”的实际意义是掌管水资源的分配，乡绅关注“关帝庙”是将其。既作为国家的守护神又作为地方的保护者。这两本书对近年来国内的有关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传统文化与义和团的关系，庙会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被纳入近代国际体系的过程当然是国家主权受侵犯的过程，是被殖民的过程，但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破除“华夏中心”的过程，是外交近代化，即近代外交观念、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几十年前的“侵华史”已渐为现在更加中性的“中外关系史”所取代，虽只一名之兴替，却也可略窥学术之变化，表明研究的“理论预设”今昔已有所下同。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以前未获研究的“唯科学本义”开始被研究者注意，对自由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更加客观，已从“政治批判”转入“学术研究”，这反映出“译介”的影响。《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了与五四遗产》一书中对“启蒙”与“救亡”关系的探讨，使中国思想、学术界深受启发。从70年代后期起，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的模式渐为新的现代化理论所取代，即“现代”从“传统”中发展而来，应更加注重承继、利用种种传统资源。《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更侧重对近代中国，尤其是五四时期“激烈”“全面”反传统思想的负面作用进行分析，在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激烈反传统”思潮再度产生的背景下，该书的翻译出版确引人注目，作者可能也未想到，该书实际为90年代因种种原因而异军突起的“文化保守主义”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在人物研究方面，《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将孙中山个人与社会环境紧密结合起来考察，突破了以往人们讥称的“孙中心”框框。《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对以往注意不够的黄兴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了细致的研究，引起了有益的探讨，促进了有关研究的深化。而且，以上两书均在国门初启时翻译出版，当时也更引人注目。《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对李大钊思想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作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启发了关于民粹主义对中共其他领导人思想影响的研究，这种研究直到现在仍引起热烈的争论。相对于国内的人物研究以前主要集中于政治人物，国外对“文化人物”的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如对梁漱溟、丁文江、钱穆、洪业等都有研究专著，这些专著的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 简言之，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样走过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现在确可说是百花齐放。但在这种繁荣之下却仍有不能忽视的隐忧，即译作的质量有每况愈下之势，一些错译、误译反而起了学术的“误导”作用，倘长此以往，会使人对所有“译介”的准确性都产生怀疑，终将使这种学术发展必不可少的“译介”本身受到严重损害。提高译作质量，是译介者的当务之急。当然，每个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挑战是，在如此多样化的译作面前如何能真正撷其精华而不是食洋不化，机械照搬。而这，却是更加艰难，也更加重要的。
一般导师都是建议写可引用资料文献很多的那种大众化题目，你开始提的那个范围实在太大了，都没法找切入点这是我同学当时写的题目，给你参考一下，一个写的是中国古典名著的翻译，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但她是拿《红楼梦》的翻译作为切入点展开论题的，具体好像是分析翻译的几个理论在这部名著翻译是如何应用的，进而把这部名著所表现的古代封建家族的图景诠释性的展示给国外读者，她写的论文论题就直接把“红楼梦”用上去了另一个写的是在礼仪方面“婉转语”的应用，打个比方说就是一个人死了不说die说pass away，但她也是把这个范围缩小到商务礼仪这个方面，好些多了总的来说，就是把范围一缩小再缩小就可以定论文题目了，我当时写的是英美文学，同样是这个道理，我开始是分析狄更斯的小说中的不同阶级，导师说还是不够具体，后来我就直接分析狄更斯的一部小说，要论证的论题是从分析小说的不同阶级特点入手，得出的结论是当时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对他的影响，当然你开始想不出这么详细的可以求助你的导师，她说的有道理，剑走偏锋不一定能得高分，反而给你找合适的资料带来困难像我那位分析红楼梦的同学，把红楼梦的英文名输入学校的文献数据库，结果搜出来的文献有N多篇，她看到快吐血了，不过这是好事，能用的文献越多越好写
由于我国与西方的生活习惯以及民族习俗的不同，中西方 文化 存在许多差异。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中西方文化差异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说，中西方文化无论从萌芽、发展到现在的格局无疑是各具特色的。一个偏重群体关系和整体作用，提倡大家庭理论;一个偏重个体能力和英雄主义，提倡自由万岁。在两个文化理念截然相反的作用下，我们必须融合两者意识上的差异，在文化层次本身找到共性，以利于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
关键词： 差异;价值观;文化
0 引言
历史发展至今，中西方文化就像两条时而胶着、时而分离的不规则线，同样源远流长，同样博大精深。自成体系、相互交融。但，无论任何时候，两者从未有过平行的时候，因此，研究世界文化不可能单一的研究中西方某个文化，而应全面、系统的对中西方文化加以研究。
1 关于中西方文化
1.1 文化的定义 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这样给文化定义：“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这个定义已经比较权威。在此，我们将文化定义为人和环境互动而产生的精神 、物质成果的总和。这个总和中可以包括生活方式、价值观、知识、技术成果，以及一切经过人的改造和理解而别具人文特色的物质对象。
1.2 中国文化定义 中国文化一般指中国 传统文化 ，它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是中国各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干民族，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他少数民族也对中国文化做出过不可抹杀的贡献。
1.3 西方文化定义 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一样，源远流长，气象万千。一般是指发源于古希腊、罗马时期,浸染了中世纪的____传统,兴盛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经启蒙运动而最终确立,并且近几百年来大盛于西欧北美的文化系统。
2 中西方文化的特点
中西方文化均源远流长、气象万千，两种文明都经历了几千年历史的发展演化才成型。迄今，无数学者为更好的研究两种文明，划分了各种各样的时期或时代，以将历史分割成各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加以研究。在此，笔者参考各权威观点，结合自己的观点，在权威学说的基础上以阶段性为前提，简单描述一下中西方文化各自的特点，以便更好的对论题加以研究。
2.1 中国文化的特点 中国文化在西周时期创造出了中华文明的母形。这一时期建立了“余一人“的专制王权思想，敬德与重民思想开始萌芽，西周时期我国宗法社会与宗法文化开始成型，并且对后世中国文化脉络和思潮的演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战国时期，平民观点开始兴起，以孔子、孟子、墨子、老子、韩非子等为杰出代表。我国出现百家争鸣的文化发展状况。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同时法家、道家思想并立。至此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形成了以“谦、恭、信、敏、慧”为核心的文化思想观、以“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价值观。总的来说，中国文化就是细节服务于整体、突出整体效果的文化模式。
2.2 西方文化的特点 西方文化经过中世纪____文化的长期统治，阿拉伯文化的融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出现，出现了影响深远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经过17世纪的科学革命，18世纪的启蒙运动，现代西方文化到19世纪臻于成熟，并向全世界扩张。西方文化在20世纪面临着来自内外多方面的挑战。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只反映了现代西方文化的一个方面，表现出其躁动不安的情绪，远远不能概括其全貌。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西方文化形成了以“争”为核心的文化思想观、以自然科学和科研为核心的文化发展观。总的来说，西方文化就是突出细节、突出个体效果的文化模式。
3 中西方文化差异
3.1 西方文化文化的发展态势不同 中国文化中整体上来看，属于一种静态文化、一种家国文化。由于中国所处地理环境较为优越，给予了人一个可以长期居住生产的环境，所以，这种长期居住在同一个地方的条件便使家族发展的很快，安居乐业、居安而不思流动，就容易促使静态的文化模式发展。家族繁衍、代代相传，家族纽带越来越复杂，尊老和祭祖现象就必然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下产生，家族观念，宗法制度也就逐渐形成并根深蒂固了。所以说，中国为什么叫家国，因为，家就是国、国就是家，家和国仅仅是规模上的差别，于此，这种静态文化和家国文化直接促成了中国仁、孝、礼、信为核心的贵和尚中的中庸思想。
而西方文化则属于一种动态文化、一种斗争文化。西方文化三大起源(古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和____文明)均源自地中海沿岸，西方的地理环境、气候促成了流动性较强的文化。并直接促使西方人的家庭观念相对薄弱，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价值观念得以发展传承，由此产生的竞争意识、斗争文化更是西方文化发展的原动力。
3.2 中西方文化中的伦理观念不同 中国文化主张家庭伦理本位，而西方文化主张个人本位。上点已经提到，中国以家国主义文化为核心思想文化，以家族为本位，家庭便有长幼之序，夫妻之分，家庭成员各安其分，各尽义务，即“尽伦”!孟子认为：圣人是“人伦之民”，伦的核心是“绝对服从”，幼服长，妻服夫。使家变得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孝”，“百善孝为先”，“孝道”是中国的国本，国粹，中国自古就有孝的文化，有以孝治天下之说.家与孝原本有伟大的理性意义，但由于过分强调，终成了一种过分的家族意识，而忽略了个人自由的发展，“存天理，灭人欲”，以个人向群体负责为人生宗旨。
而西方的地理环境及种种社会关系导致个人主义的兴起，导致家庭、家族纽带功能相对松弛。“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____义充分说明了西方文化中追求人格独立的特点，骑士精神、英雄主义的盛行源自于此。个人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犯，信奉个人本位、自我中心，这种个人本位思想使即使亲人间的界限也划分得非常明确，AA制、强调子女独立生活，喜欢谈论一己之所得。伯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认为只有个人得到充分的发展才能有社会的充分发展。存在主义把这个基本观念推向了极端，鼓吹“人是绝对自由的”，“他人就是我的地狱”。 3.3 中西方文化对人与自然的基本观点不同 杜维民教授认为：“中国文化关注的对象是人”。人与人的关系是中国文化关心的核心与基础问题，战国时期，我国就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所以政治伦理学相当发达。而西方文化较多关注的是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古希腊注重的中心问题，由此衍生出理智和科技。
中国的哲学是一种人生哲学。儒家强调人在社会要有所作为，道家追求长生，佛家强调人的觉悟。同时建立了君臣、父子等一套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学而优则仕成为中国社会主流思想。而科学研究可发现自然规律的探究行为并未得到重视。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文化讲究“天人合一”、“顺天应物”。把自然人格化，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从古希腊泰勒斯的自然哲学开始，探索自然奥秘，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服务就成为了欧洲思想的主流。西方科学起源与对自然的探索和研究，很早就出现了毕达哥拉斯、阿基米得这样名垂千古的科学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文化认为人与自然处于对立的斗争状态,因而产生了与中国文化不同的对自然的态度,即人可以征服,控制自然。西方人也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首先关注的不是伦理而是竞争,因而出现了“优胜劣汰”的规律。
4 中西方文化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结构不同
中国文化强调“诗言志”、“文以载道”和“天人合一”的文化价值观和整体综合。中国文化讲究有利于社会、有利于教化民众，中国广大文人苦读孔孟、圣人之学，学而优则仕，为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托物言志”、“诗以言志”成了中国大部分文学作品的特色。同时也是“中国式特色”。现代西方文化倡导“为艺术而艺术”和多元的文化观。从康德提出“美只是形式”开始，纯粹的美感不应渗进任何愿望、任何需要、任何意志活动的说法在西方现代美学中成为占支配地位的思潮。克罗齐主张直觉即艺术，主张衡量艺术只有一个标准，即艺术标准。西方文化中的多元文化观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文化形成的多元性;二是文化构成的多元性。
在文化结构方面，中国以整体综合见长，强调整体的作用;而西方以细节分析见长，突出个体的作用。例如，在时间、地址的书写顺序上，中国习惯按年、月、日，国家、省、市等由整体到部分开始书写，而西方恰恰相反。在姓氏排列上，中国姓氏先是宗族、辈分然后才是名，突出的是氏族整体;而西方姓氏先是自己名字、然后才是父名、族姓，突出的是个人。
在中西方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上，西方文化主张个人荣誉、自我中心、创新精神和个性自由，而中国文化是群体文化，主张谦虚谨慎、关心他人、助人为乐、无私奉献、中庸之道和团结协作。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所说并不是说中国文化相对与西方文化来说是不变的文化，是封闭的文化。中国文化是强调“和平、稳定”;但这不意味着就是不变与封闭。中国哲学强调“天人和一”;而要达到这种境界，必须具有“海纳百川”胸怀和“户枢不蠹”的发展性眼光看待天地;因此，在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中一直强调“兼容”与“动”的观念。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包容性与变化观点——“仁者乐水，智者乐山”便是这种观点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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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贸易中，了解对方国家的礼仪习惯，将有利于各国之间的交往。一个人了解对方的礼仪民间习惯，是对对方的尊重，能够给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以便交往的顺利进行。
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不断发展，东西方的礼仪正在相互融合，西方人逐渐地接受了东方文化中重情感等合理因素，东方人也逐渐地接受了西方文化中先进文明的礼仪和交往方式。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而对礼仪产生的影响还很多,为此 出国 留学 网我就以下几方面具体探讨东西方文化差异对礼仪所产生的影响：
一、社会交往方式的差异对礼仪的影响
东西方文化都非常重视 人际交往 ，但在交往的观念、交往的方式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别。如中国人热情好客，在人际交往中饱含热情，问寒问暖，似乎没有什么可保留的，对于了解有关年龄、职业、收入、婚姻状况、子女等问题，觉得都理所当然。而在西方国家中，特别重视对方的隐私权。个人稳私主要包括：个人状况(年龄、工作、收入、婚姻、子女等)、政治观念(支持或反对何种党派)、宗教信仰(信仰什么宗教)、个人行为动向(去何种地方，与谁交往、通信)等。凡是涉及到个人隐私的都不能直接过问。西方人一般不愿意干涉别人的私生活和个人隐私，也不愿意被别人干涉。比如，很多中国人会直接询问别人所买物品的价格。因为在中国人看来，物品的贵贱只是表示该物品的质量。
而在西方人眼里，如果你直接询问别人所购物品的价格，就可能是探问对方的经济条件，因此，这也是西方人的隐私，属于不宜直接询问的问题。如果你想了解该物品的价格，只能委婉地夸耀、赞赏该物品，而这样的情况下西方人一般也只告诉你该物品的贵或贱，一般不会告诉你准确价格。中国人见面打招呼时喜欢问一句“去哪儿啊?”，这是招呼的一种形式。而在美国，你如果问朋友上哪儿去，则可能会使对方尴尬，因为这也属于对方的隐私，是你不该过问的。另外，人际交往的空间距离可以分为亲密距离、个人距离、社交距离、公共距离四种。中国人的空间距离相对较近。我们在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两个中国少女挽臂亲昵而行，而在西方则很少见到。西方人觉得中国人过于亲近，而中国人又会觉得西方人过于冷淡、傲慢，过分疏远，是不友好的表现。如果中国人发现交际对方的衣服上有根线头，他会很自然地帮助对方摘掉;而在西方人眼里，这是不礼貌之举。中国人看到朋友穿了件非常漂亮的衣服，会上前摸一摸，询问价钱或质地;而西方人则不会这样做，他们更多的是羡慕，并直接赞美。概而言之，这都是东西方文化观念差异所致。东方人非常重义、重情，西方人则崇尚个人独立。
二、个人人生观的差异对礼仪的影响
(一)个人荣誉感与谦虚谨慎 西方人崇拜个人奋斗，尤其为个人取得的成就而自豪，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自信心、荣誉感以及在获得成就后的狂喜。而相反，中国文化却不主张炫耀个人荣誉，则提倡谦虚谨慎。一般来说，中国人大多反对或蔑视王婆卖瓜式的自吹自擂，然而中国式的自我谦虚或自我否定却常常使西方人感到不满。例如，“your English is very good,”“No,no,my English is very poor”;“you've done a nice job,”“No,I don't think so.It's the result of joint efforts.”，这在中国人看来当然是一种谦虚的说法，而在西方人看来，不仅否定了自己，还否定了赞扬者的鉴赏力。可见，这种中国式的谦虚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竞争市场是行不通的。
(二)自我中心与无私奉献 西方人自我中心意识和独立意识很强，主要表现在：1.自己为自己负责。在弱肉强食的社会，每个人生存方式及生存质量都取决于自己的能力，因此，每个人都必须自我奋斗，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2.不习惯关心他人，帮助他人，不过问他人的事情。正由于以上两点，主动帮助别人或接受别人帮助在西方往往就成为令人难堪的事。因为接受帮助只能证明自己无能，而主动帮助别人会被认为是干涉别人私事。 中国人的行为准则是“我对他人，对社会是否有用”，个人的价值是在奉献中体现出来的。中国文化推崇一种高尚的情操———无私奉献。在中国，主动关心别人，给人以无微不至的体贴是一种美德，因此，中国人不论别人的大事小事，家事私事都愿主动关心，而这在西方则会被视为“多管闲事”。
(三)创新精神与中庸之道 西方文化鼓励人民开拓创新，做一番前人未做过的、杰出超凡的事业。而传统的中国文化则要求人们不偏不倚，走中庸之道，中国人善于预见未来的危险性，更愿意维护现状，保持和谐。当然，近年来我国也大力提倡创新改革，但务实求稳之心态仍处处体现。冒险精神仍是不能与西方人相比的。 (四)个性自由与团结协作 西方人十分珍视个人自由，喜欢随心所欲，独往独行，不愿受限制。中国文化则更多地强调集体主义，主张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主张同甘共苦，团结合作，步调一致。
三、法制观念的不同对礼仪的影响
东方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代表，而儒家思想重义轻利。为了兄弟朋友的情义，可以网开一面，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其结果往往是行为过头，丧失了更多的应得利益。比如中国人重人情，人情味浓厚。有句老话：“血浓于水”“亲不亲，故乡人，美不美，家乡水。”这些话所包含的意思是人情影响判断，人情重于道义。“水”，即使不美，但只要是家乡水，那也就美了，这就是情重于理的表现。甚至有时会情重于法，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历来有情影响法的制度空间，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先讲合情，再讲合理，然后讲合法。
若合法而不合情合理，这法就难以执行，若合情合理，有法也可以不依。 而西方人则是倒过来的。西人重法，不重人情。法在理前，理在情前。我们时常看到西方父子之间、夫妻之间、朋友之间上法庭打官司。有些事明明不合情不合理，但合法，吃亏者也只有自认倒霉，旁观者也只能容忍。但若有的事不合法，即使合情合理，西人也会争论不休，直到闹上法庭。 在情理法的中国，人情味浓厚，什么事都可以想想办法，托托人情，走走关系。这是一种自然 保险 系统，人们容易在艰苦的环境下渡过难关。因此在中国，人事关系极为重要，生活之中充满天伦之乐。但也容易产生不公正;在法理情的西方国家，人情似纸，相互之间可说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有什么矛盾，先讲理，后上法庭，简单明了。西方人虽淡薄人情，却十分讲公正、平等，即使是一介草民，只要是真正合理合法，就是同总理打官司，他也照样可以打赢。在西方国家生活，有点像广寒宫里，富裕、 清明 、漂亮，却有一般寒冷之感。尤其是老人，孤孤单单，踽踽独行，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甚是可怜。
四、社会习俗的不同对礼仪的影响
在东方文化中，男士往往倍受尊重，这主要受封建礼制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东方文化也主张男女平等，但在许多时候，男士的地位仍然较女士有优越性，女士仍有受歧视的现象。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尊重妇女是其传统风俗，女士优先是西方国家交际中的原则之一。无论在何种公共场合，男士都要照顾女士，比如，握手时，女士先伸手，然后男士才能随之;赴宴时，男士要先让女士坐下，女士先点菜，进门时，女士先行;上下电梯，女士在前等等。现在，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深，西方的女士优先原则在东方国家也备受青睐。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也使东西方礼仪日趋融合、统一，更具国际化。
再如，在处理长幼关系时，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对待长者特别尊敬、孝敬。比如，在许多中国人看来，如果老人有子女，年老时子女把老人送到养老院或敬老院去生活，这就是不孝，过年过节儿女一般要和老人一起过。在中国农村一些地方，过年时，晚辈都要给长辈行跪拜礼。而在西方国家，由于崇尚自立，儿女成年后和父母间的来往则越来越少，致使许多老人时常感到孤独，晚年生活有一种凄凉感。
五、等级观念的差异对礼仪的影响
东方文化等级观念强烈。无论是在组织里，还是在家庭里，忽略等级、地位就是非礼。尽管传统礼制中的等级制度已被消除，但等级观念至今仍对东方文化产生影响。在中国，传统的君臣、父子等级观念在中国人的头脑中仍根深蒂固。父亲在儿子的眼中、教师在学生的眼中有着绝对的权威，家庭背景在人的成长中仍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另外，中国式的家庭结构比较复杂，传统的幸福家庭是四代同堂。在这样的家庭中，老人帮助照看小孩，儿孙们长大后帮助扶养老人，家庭成员之间互相依赖，互相帮助，密切了亲情关系。 在西方国家，除了英国等少数国家有着世袭贵族和森严的等级制度外，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倡导平等观念。
特别在美国，崇尚人人平等，很少人以自己显赫的家庭背景为荣，也很少人以自己贫寒出身为耻，因他们都知道，只要自己努力，是一定能取得成功的。正如美国一句流行的 谚语 所言：“只要努力，牛仔也能当总统。”(If working hard, even acowboy can be president.)在家庭中，美国人不讲等级，只要彼此尊重，父母与子女可直呼其名。他们的家庭观念往往比较淡薄，不愿为家庭做出太多牺牲。 当然，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导致的礼仪上的差异还有很多，比如服饰礼仪、进餐礼仪等等，由于篇幅等多方面的制约，在此不能一一深入探讨。总之，中西方之间有各自的文化习惯，由此也产生了不少不同的交往习惯。因此，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对外交流、贸易的不断增加，我们不但有必要在与外国人交往或者前往别的国家去之前，了解对方国家的礼仪习惯，而且必须加强专业礼仪人才的培养，提高全民礼仪意识，这不仅是对对方的尊重，也给我们自己带来了便利，不但能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与误会，还能在现代社会的多方竞争中争取主动，取得良好的结果或效益。
踏上苗族人居住的土地，那里气候温和，山环水绕，大小田坝点缀其间。你仿佛走进了五彩缤纷的世界。在苗族人的生活里，到处都是色彩，充满了美的生机，今天我——牛通社的小记者，就要来采访苗族姑娘。“你好！苗族姐姐，请问你们苗族有多少种服装？”我疑惑不解地问。“你好，我们苗族服装不下200种，是世界上服饰种类最多、保存最好的区域，被称为‘苗族服饰博物馆’呢！” 苗族姐姐脸上露出自豪的笑容。我不禁发出慨叹：“啊，真是服饰最多的民族啊！件件都是清新素雅、做工精致、古朴端庄。那你们的服装是怎么做的呢？”“苗族服装做工十分考究，令人眼花缭乱。主要体现在苗族服装大多遍施图案，刺绣、挑花、蜡染、编织、镶衬等多种方式并用。使这些服饰图案花团锦簇，溢彩流光，显示出鲜明的我们民族艺术特色。”“说到‘服’，让我不得不想到‘饰’。那你们苗族的银饰有什么特点呢？”“这让我好好给你讲讲：苗族妇女的银饰民族风情浓郁，分为粗细两类：精件为实心的项圈、项链、手镯等，用银料多，加工简单；细件为银花、银冠、银锁、银角等，用银料少，制作精细，工艺讲究。银衣则是把几百个饰有龙、鸟、花卉等浮雕的银片、银泡，钉在衣服的袖套、后摆、披肩上；银角有大小两种，小银角高1尺左右，大银角高3尺有余，其正面饰有“二龙抢宝”、“双凤朝阳”等吉祥图案。青年妇女平时均戴银质手镯、戒指、耳环和插花；儿童喜戴银帽；姑娘的盛装从头到颈，到胸前及后背，都戴满了各种银佩饰，银光闪闪，银佩叮当，情趣十足。”“哇，多美的银饰，让我忍不住也想戴一戴！苗家银饰的工艺，华丽考究、巧夺天工，充分显示了你们苗族人民的智慧和才能。”“谢谢夸奖！”苗族姐姐不好意思地点点头。这就是苗族，一个独特的民族，听了我的采访后，你熟悉它了吗？多姿多彩的苗族服装是我们少数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勤劳的少数民族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了灿烂的服饰文化。
住：苗族喜欢聚族而居,且多数分布在远离城市的偏僻山区，以村办单位聚族而居，与其官民族合村共寨的极少。吃：食品也多种多样，有米饭、糯米粑、肉（酸肉）、鱼（酸鱼）等，还有一种特殊的食品叫逗辣椒骨地，它味香而辣，可增进食欲，驱风御寒，防治感冒，是苗家常备的食品，也是待客的佳品。穿： 湘西苗族的古代服饰，男女差别很小，一律是逗色彩斑澜地；上身穿花衣，下着百褶裙，头蓄长发，包赭色花帕，脚着船形花鞋，佩以各种银饰。
“这世界，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应该尽量去做那些正确的事情。纵使不能抵挡黑夜的来临，我们也要站在星空下仰望光明。”那么，接下来跟随我一起来 苗族服饰 了解了解苗族服饰的历史及其演变过程。
苗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他们的先民在先秦时代就生活在长江中游地区。他们的历史可上溯至尧、舜、禹时代。战国时吴起说：“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这个“三苗”或“三苗国”的地域，在今江汉、江淮平原和江西、湖北、湖南一带。春秋战国时期，苗族先民生活在荆楚地区被称为“荆蛮”。“三苗”后裔“荆蛮”势力的兴起，大约在商朝前，成为后来掘起的楚国的主要居民之一。
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因苗族先民生活在五溪、武陵地区而被称为“五溪蛮”、“武陵蛮”、“长沙蛮”等。到唐、宋及其以后时期，苗族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的繁盛，在祖国南方再度呈现出自己的重要影响，引起了唐、宋及其以后各王朝的注目。各中央王朝与苗族的关系亦日渐密切，对苗族的认识也有所增强，于是“苗”遂从若干少数民族混称的“蛮”中脱离出来，作为单一民族的族称重现于文献之中。现在苗族分布的状况，大约成形于汉唐时期。
流传于黔东南苗族地区的古歌《跋山涉水》这样描述苗族先民的迁徙：“古时苗人住在广阔的水乡，古时苗人住在水乡边的地方；打从人间出现了魔鬼，苗众不得安居，受难的苗人要从水乡迁走，受难的苗众要从水乡迁去。”“日月向西走，山河往东行。我们的祖先啊！顺着日落的方向走，跋山涉水来西方。”他们追赶着太阳的足迹，他们相信“西方万重山，山峰顶着天，好地方就在山那边，好生活就在山那边。”苗族先民在压迫中迁徙，他们带着对新生活的期望，迁向陌生的领地。
苗族从古至近代，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的迁徙，形成了今天苗族的分布格局。第一次发生在远古时代，《史记·五帝本纪》载：“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
经尧、舜、禹三代的不断“征战”、“窜三苗于三危”，包括苗族先民在内的“三苗”集团被分化瓦解。第二次发生在西周至战国时期，西周对“荆蛮”的多次用兵和楚国势力的扩展，苗族先民大部被迫离开江湖平原，迁入五溪、武陵地区。苗族古歌《跋山涉水》描述了这时期大规模迁徙状况。
第三次发生在秦、汉至唐、宋时期。这时期苗族的主要流向，是从五溪、武陵地区向西、向南迁徙。向西进入川南和贵州大部分地区，有的经川南和黔西北开始迁入云南；向南迁入湘西和广西，有的又由桂北进入黔南、黔东南。第四次大规模迁徙发生在元、明和清时期。
这时期苗族继续从五溪、武陵地区迁入贵州、广西，并从贵州、广西及川南经过不同线路进入云南，由云南陆续出境，迁徙至东南半岛的北部山区。这些大规模迁徙主要是各朝发生的战争和推行的民族镇压政策所致，亦有因天灾原因逃荒的小规模迁徙。
此外，苗族其实还有第五次大迁徙，即20世纪70年代，东南亚战争又迫使大批苗族难民从东南半岛向海外迁徙，形成了今天分布在美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的状况。
苗族纵贯数千年的历史大迁徙，形成了如今分布在黔、湘、滇、川、鄂、琼和国外的与其他民族大杂处小聚居的格局。在迁徙和不断开拓新生地中的苗族人民保存了自己的文化并将之影响他民族的同时，亦吸收了他民族的精华，形成了苗族至今仍充满生机活力的绚丽多姿的文化。丰富独特的服饰文化就是苗族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苗族服饰保持着中国民间的织、绣、挑、染的传统工艺技法。 女子穿大领对襟短衣、长短不同的百褶裙，打裹腿，或为大襟短衣、宽脚裤、围腰，采用多姿多采的头饰；节日盛装，常采用刺绣、蜡染等，以及多种传统银饰，如项圈、手钏、银衣（银饰钉于衣上）。 男子为短衣长裤，或穿对襟麻布长衫、披羊毛毡（上有几何图案）。服饰图案大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中各种活生生的物象，有表意和识别族类、支系及语言的重要作用。 造型上，采用中国传统的线描式或近乎线描式的、以单线为纹样轮廓的造型手法。她们善于选用多种强烈的对比色彩，努力追求颜色的浓郁和厚重的艳丽感，一般均为红、黑、白、黄、蓝五种。 苗家的姑娘最爱穿百褶裙，一条裙子上的褶有500多个，而且层数很多，有的多达三四十层。 说到“服”，不得不想到“饰”。 喜戴银饰是苗族姑娘的天性，她们挽发髻于头顶，戴上高约20公分左右，制做精美的银花冠，花冠前方插有6根高低不齐的银翘翅，上面大都打制着二龙戏珠、蝴蝶探花、丹凤朝阳、百鸟朝凤、游鱼戏水苗族银饰图案。有的地区，银冠上除插银片外，还插高约1公尺的银牛角，角尖系彩飘，更显的高贵富丽。银冠下沿，圈挂银花带，下垂一排小银花坠，脖子上戴的银项圈有好几层。前胸戴银锁和银压领，胸前、背后戴的是银披风，下垂许多小银铃。耳环、手镯都是银制品。 苗家银饰的工艺，华丽考究、巧夺天工，充分显示了苗族人民的智慧和才能。
你好！有啊。收费要吗？如有疑问，请追问。
有啊。收费要吗？
黔东南苗族服饰不下200种，是我国和世界上苗族服饰种类最多、保存最好的区域，被称为“苗族服饰博物馆”。苗族服饰从总体来看，保持着中国民间的织、绣、挑、染的传统工艺技法，往往在运用一种主要的工艺手法的同时，穿插使用其他的工艺手法，或者挑中带绣，或者染中带绣，或者织绣结合，从而使这些服饰图案花团锦簇，溢彩流光，显示出鲜明的民族艺术特色。从内容上看，服饰图案大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中各种活生生的物象，有表意和识别族类、支系及语言的重要作用，这些形象记录被专家学者称为“穿在身上的史诗”。从造型上 看，采用中国传统的线描式或近乎线描式的、以单线为纹样轮廓的造型手法。从制作技艺看，服饰发展史上的五种形制，即编制型、织制型、缝制型、拼合型和剪裁型，在黔东南苗族服饰中均有范例，历史层级关系清晰，堪称服饰制作史陈列馆。从用色上看，她们善于选用多种强烈的对比色彩，努力追求颜色的浓郁和厚重的艳丽感，一般均为红、黑、白、黄、蓝五种。从构图上看，它并不强调突出主题，只注重适应服装的整体感的要求。从形式上看，分为盛装和便装。盛装，为节日礼宾和婚嫁时穿着的服装，繁复华丽，集中体现苗族服饰的艺术水平。便装，样式比盛装样式素静、简洁，用料少，费工少，供日常穿着之用。除盛装与便装之分外，苗族服饰还有年龄和地区差别。
苗家婚俗<一> 多数苗族地区婚姻自主程度较高，各地苗族青年都有以择偶为主要目的的传统的自由社交活动形式。湘西叫做“赶边边场”或“会姑娘”，黔东南苗族则称为“游方”，广西融水叫“坐妹”或“走寨”，黔西北称为“踩月亮”，黔中及一些西部苗族称为“跳花”、“跳场”等等。在这类社交活动中，青年男女可以三五成群地或者单独地、公开地或悄悄地对歌和交谈。以对歌的形式谈恋爱是苗族婚俗文化中最具代表性和富于民族色彩的风俗。一些苗族社区还有专供青年们谈恋爱的场所，如黔东南的游方坪、滇东北的姑娘房等。苗族青年择偶不重财产和家境，更看重个人才华和品性。找到合适的恋人后双方即可交换定情物。结婚，一般情况下需征得父母的同意。在大多数苗族地区，青年自主婚姻与父母包办婚姻并存，这两种情况不一定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只看哪种倾向更重。一般来说，父母和子女都互相尊重和征求意见，强迫成婚的很少。而且社会习俗允许并维护青年人的自由选择。因此更多的情况是自由恋爱后由父母主持婚姻。具体步骤是，青年人谈好了，男方征求父母的意见后请媒人到女方家说亲。正常情况，女方父母不会反对，有时须用鸡卜来决定婚姻是否可行。一经说媒定亲，双方即商谈结婚日期和聘礼。结婚前，男方必须为女孩的舅家送一笔钱或其他财物，称“舅爷钱”。如果父母不同意，青年男女可以私奔，寻求亲属或社会力量的支持，时间长了，父母也就承认既成事实了。当然也有听从父母之命的，也有少数因父母包办酿成感情悲剧的。还有一种形式就是抢婚或类似抢婚的形式。青年男女通过自由恋爱，愿作终身伴侣的，男方在某天夜里，邀约几个朋友或兄弟把女方带到或“抢”到家里来，即成婚姻。三天之后，才请个“全福”的老人带只鸡去给女方父母“报亲”，请他们认可这门婚事。然后双方商定“回门”(回娘家)办婚礼的日期和具体事宜。苗家婚俗<二> 苗族青年结婚的年龄一般在16-20岁之间，也有早婚的现象，大约在十四五岁，早婚夫妻通常要到双方成年方能同居。在婚姻选择上，同宗族(同姓氏)不婚，姑舅表婚优先，不同辈份不相通婚。不同民族甚至苗族不同支系间也基本上不通婚。许多地区苗族有结婚当日夫妻不同房的习俗，新娘与送亲的陪娘及新郎的姐妹共度第一夜。有的地方办婚礼是主要在女方家。黔东南苗族有“不落夫家”(坐家)的习俗，即新娘回门后即长住娘家，仅在逢年过节或农忙时经召唤才回夫家小住，直到怀孕后才长住夫家。坐家时间长达一两年至四五年不等。婚后因感情不合等原因可以离婚。一般地，提出离婚方须向对方赔礼赔钱。寡妇可以改嫁，也有地方有转房习俗，一般是同辈转房，但不带有强制性。苗族均为一夫一妻制家庭。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为苗族社会主要的家庭结构。女子与男子不管婚前婚后地位比较平等，在家庭事务中妇女有一定的发言权，但总体上还是男权社会。子女的血统从父，世系依父系计算，家庭财产按父系继承。苗族有父子连名制，现以黔东南为典型，其他地区多已不存。苗族有自己民族的姓氏，但是现在大多已通用汉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