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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对诚信的内涵解释是：
主要有三点：一是以“诚”为真实无妄的本然之道，二是以“诚”为道德之本、行为之源，而以“信”为德目之一，三是重视“诚”的实践，强调言行一致。 由此看来，传统伦理将诚信作为人的一种基本品质，认为诚实是取信于人的良策，是处己立身，成就事业的基石。
“诚”是儒家道德的重要范畴。孔子认为君子应当“主忠信”。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最早将“信”与“诚”连在一起使用的是《逸周书》：“成年不尝，信诚匡助，以辅殖财。”在汉儒那里，则将“信”与“诚”的意思完全打通。”
一般来说，“诚”指一个人内在的真诚，“信”则指一个人外在的信用。儒家十分重视诚信的价值，即所谓“儒有不宝金石，而忠信以为宝。”
要达到诚信，在个人修行上就要“内诚于心，真实无欺”，即所谓“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要达到诚信，与人交往中就要“外信于人，言行一致”，即所谓“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这些，就是儒家诚信思想的主要内容。
写作思路：可以通过列举古代名人的真实事例进行论证，以此来说明诚信对于个人以及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和意义等等。
正文：
泱泱古国，悠悠华夏。五千年的历史轨迹，五千年的文化传承。五千年的风霜雨雪没有将龙的传人的那些优良传统埋没，而是历久弥新，薪尽火传，古人推崇诚信者，今人厚爱诚信者，历史选择诚信者。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仁者，发乎礼，义者，发乎情，止乎心，正乎身。在儒家看来，行仁施义的先决条件为内心的向善，所谓勤心诚意者也。心中信守诚信，方能宁静安心，进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行义者亦应以诚信为本。义之所存，诚信存之也，读《大学》《中庸》，一字以蔽之，诚也，诚包罗万象，诚信是它的具体体现。
在滚滚而来，浩荡而去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的诚信者比比皆是，荆轲于“风萧萧兮易水寒”中作别太子丹，壮士一去，只为报知遇之恩，虽蹈死地亦无怨无悔。伍子胥逃离楚国，得吴王重用，答应替他报仇，从此伍子胥尽心辅佐，纵然之后受猜忌可仍然不改忠心。
陶朱公荡舟西湖之上，得以“千金散尽还复来”的秘诀便是诚信经商，后世徽商，晋商皆履行了这一原则，才有了商行的繁荣昌盛。
诚信在心，将诚信发挥在经商致富中，可以家财万贯；将诚信延伸到安身立命上，可以后世传颂；将诚信拓展到八荒六合，四海之内，则可万民归心，顺天地阴阳、法四季轮回，运之则五岳震荡，百川奔涌，诸侯朝服，天下匡正。
屈原被发行呤泽畔时，叹“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他愤恨那些“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他忠君恋阙，心系国家，屈子一跃，一河碧水为之激荡，千载令名不朽。
刘邦入守关中，之所以可以深得民心，在于履行约法三章，秋毫无犯，刘备跨有荆益，保其岩阻之碍，与邻国交好，于内则治民，诚信于民，是以三分天下；李世民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对百姓有诚信，天下人拥他之王，他便要对万千黎民百姓谋福祉，是以创造了“贞观之治”?凡此种种，皆言诚信为人立身之本，天道酬诚信。
在当今社会，诚信真的不重要了？
20xx年中秋节前夕，“冠生园”用一年前的'发霉馅制作的月饼。一夜之间，“南京冠生园”成了假冒伪劣、坑百姓的代名词。人们看见“冠生园”如同见着了瘟疫，商家看
见“冠生园”如同见着了恶魔。只要是标有“南京冠生园”商标的产品，一律滞销。2015年4月，南京冠生园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
冠生园“陈陷事件”欺广大人民，危害了广大人民的利益，违背了经济生活中的诚实守信原则，最终受到市场的惩罚，它也得到了诚信赠予它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想起大楚王陈胜，他发了家，却忘记了当年“苟富贵，勿相忘”的诺言，最终被部下卖掉了人头。他抛弃“诚信”，“诚信”也要了他的命。
历史上终因背信弃义而身败名裂，甚至泱及生命的实例太多，也让我们拥有了一个让人产生无边遐想的浩瀚海洋。扪心自问，诚信真的不重要了？
我欣赏“诚信”，热爱“诚信”，认为唯有诚信是最经得起时间的磨砺的。“健康”随着时间毁坏；“美貌”随着时光枯萎；“金钱”因光阴而耗尽，“荣誉”随着历史而尘封。只有“诚信”如一杯醇酒，年代越久，则酒香愈纯，愈浓，意味绵长。
我最喜欢回家的感觉，因为我可以躺在舒适的床上，放松全身，然后坦开心胸，诚实地说出“我好累！”诚实让我放松，让我与人相处更为亲密，更为融洽。
“一片诚信，一腔热血，一片拿云心事。”“一曲诚信，一阕高歌，一剑笑着风云。”“曾子杀猪教子”可谓是老生常谈了，但“诚信”的光芒却历经千年不衰，它告诫我们这些欲与“诚信”永别的人，信誉是立业之本，也是立人这本。诚信是中华民族之魂，切不可在我们这一代丧失民族魂。从小事做起，本着诚信守则，真心对待友人，做诚信的范畴，。诚信者，人人敬重。
如果我是那位年轻人，如果艄公再次让我舍弃行囊，我会不假思索地说出：“就让我随‘诚信’一同沉入这汪洋大海吧！
传承民族的美好品质，将诚信贯穿在身心中，用诚信指导我们为人处事，则人生得以绚烂，事业得以辉煌！
谨记，天道酬诚信，诚信伴我一路前行。
所谓诚信，即诚实与守信，它是一种美德、一种品质，是我们中华民族世代所信奉。诚信是立身处世的准则，是人格的体现，是衡量个人品行优劣的道德标准最重要之一。它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塑造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诚信不仅是一个人最基本的道德品质，更是我国经济建设的精神基础与思想保障。我国是一个悠久历史，拥有灿烂文化的国家，关于诚信的积淀在历代的贤达志士中并不鲜见，中国诚信是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的继承。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中华民族形成了重承诺、守信义、以诚立业、以信取人的道德传统，形成比较稳定的社会结构、凝聚力强大的传统文化和延绵不绝的中华文明，“一诺千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之类的美谈佳话永留史册。一个人，如果做到了诚信，那么，他也就做到了一个人的基本准则。 诚信意味着实事求是，不虚伪，表里如一，说实话，做实事，不夸大其辞，不文过饰非等。别以为诚信只需要对别人诚信，对于自己，最需要的也是诚信，不自欺欺人，不做违背良心，有损人格，对不起自己的事。不能撒谎，想必是大多数家长给你的最初训诫。可是，谎言在我们身边却不鲜见。每个谎言的背后，总是以顾及面子，得取利益等原由。谎言就象细菌一样，有了一就有了二，结果就成了习惯。英国著名文学家斯威夫特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说一次谎的人，很少发现自己会负担多大的重荷。因为他们不知道，为了说一次谎，不得不另外发明二十句。”这段话想必已经把把谎言揭露得淋漓尽致了，当曾经撒过谎的你，是否已经承认了斯威夫特将你当时的行为描写得非常形象？ 撒谎可能给了你暂时的利益，但那却严重地损害了你的人格。别总以为你的谎言“天衣无缝”，鸡蛋再密也有缝，总有一天，你将会露出马脚，到那时，就是你信用的丧失，人格的毁灭。到了以后的日常生活中，你就别想渴求到别人的信任，即使到时你是真心的。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也是需要用点“善意的谎言”去鼓励，安慰他人，这种谎言跟损害人格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想必“狼来了”的故事对大家来说并不陌生：一个小孩，单纯的放牧小孩，为了图一时开心三番两次欺山下的村民说狼来了，从而博取人们的同情，以同情来开玩笑，导师人们对这小孩产生不予信任的态度。结果，一天，狼真的来了，这个小孩声嘶力竭的大喊救命，然而，人们以为这小孩又在乱来了，于是给予不理睬的态度，结果不想也知道，这个小孩和一群羊就这样命丧狼口，这个放牧小孩的教训，何不给曾经撒谎过的人敲下一个深深的警钟。 在我们学生身上，诚信就更为重要，处为新世纪时代的我们，背负着振兴国家的重任，我们必须做为社会的榜样。然而，考试作弊，作业抄袭等不诚实的行为却在学校频频发生，别以为这些都是小事，不用在意，从某个方面来看这确实是个小事，但是，深入的想想，这不是严重地损害了一个人的做人原则吗？如果，考试考砸了，但是这毕竟是自己完成的，这次考不好，下次再努力嘛！反之，如果你抄袭，作弊，成绩虽然很好，但是，你难道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 中国呼唤诚信，有了诚信规则，大家才能无论内心愿意或不愿意，至少行为上要可信。 也许你只是路旁一株普通的小草，无法如鲜花般灿烂迷人；也许你只是山涧一条不为人知的清泉，无法如大海般浩瀚奔腾；也许你只是芸芸众生中一平常之人，无法如伟人般惊天动地举世瞩目……你可以如此普通、平常、默默无闻，但绝不可以丢掉诚信这做人之本、立事之根，让诚信与我们同行吧！ 天使的翅膀碎了，落到人间，成了我们的忧伤；诚信的背囊抛了，散到世上，成了撒旦的魔杖。 人生之舟，不堪重负，有弃有取，有失有得。失去了美貌，有健康陪伴；失去了健康，有才学追随；失去了才学，有机敏相跟。但失去了诚信呢？失去诚信，你所拥有一切：金钱、荣誉、才学、机敏……就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如过眼云烟，终会随风而逝。 不欺，不隐瞒，才是正确的人生态度。远离尔虞我诈，圆滑世故，多一份真诚的感情，多一点信任的目光，脚踏一方诚信的净土，就可浇灌出人生最美丽的花朵，夯筑起人生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 拥有诚信，一根小小的火柴，可以燃亮一片心空；拥有诚信，一片小小的绿叶，可以倾倒一个季节；拥有诚信，一朵小小的浪花，可以飞溅起整个海洋…… 相信诚信的力量，它可以点石成金，触木为玉。我们崇尚这样一种诚信：仰起希冀的脸庞，拍拍娇嫩的手，歪歪头，说：“相信你！”此时此刻，难道你的心底能不涌起一股激动的热潮？我们向往这样一种诚信；舒开紧蹙的眉，露出笑靥，快步走到朋友面前，说：“真诚地祝贺你！”此景此境，难道你的头脑没有闪烁过一片快乐的彩云？播种诚信，你收获的就不仅仅是朋友的信任，还有———可以信任的世界。 抛弃诚信，虚伪的面具将充斥生活的每个角落，生命变得生气全无，友谊之花在凋谢，亲情之果在陨落；撩起人们面前的五彩面纱，露出的是“君子”们道貌岸然的脸，变了形的丑陋的脸。这样的世界，流淌着恶浊的血液，飘浮着腐朽的气息，太可怕了！ 诚信的云翳被抛弃，再也映不出夕阳西下彩霞的绚烂。我向往真诚，渴望信任，希望旷野望天时，天蓝草碧，云白风清。 背好诚信的行囊，抓牢诚信的行囊，人生路上的步履才更平稳，足音才会更坚实！ 天使用诚信作绷带，医好了飞翔的翅膀。我知道，撒旦的谎言会被揭穿，他的魔杖会失灵。诚信不可抛，它是法宝！ 身披一袭灿烂，心系一份执著，带着诚信上路，将踏出一路风光！ 人生，漫漫长路远，纷繁诱惑多。人，作为微小而孤独的个体，在人生的选择题前，无可避免地徘徊起来。在一个又一个渡口上，在一次又一次险象中，人，究竟能选择什么？该选择什么？ 选择诚信，因为它比美貌来得可靠。没有美貌的人生或许是没有足够亮点的人生；但若没有诚信的人生则足以是没有一丝光明的人生。你可以不是潘安，你也可以不是西施，但你不可以失去别人对你的基本的信任。“人，以诚为本，以信为天。”没有诚信，生存世间的你可要作一粒悬浮其中的尘粒？ 选择诚信，因为它比机敏来得憨实。诚信好比一个乡间的小伙，他每日只知弓着黝黑宽阔的脊梁在人生的沃土上默默耕耘；机敏则更像一个电脑黑客，他总是那样才思敏捷，头脑灵活，却总是不露真相叫人紧张。在人生的剧本里，一位稳重踏实的演员总比一个奸诈精怪的角儿更受观众的青睐。 选择诚信，因为它比金钱更具有内涵。举着“金钱万能”的旗号东奔西走，人生注定是辛苦乏味的人生，满身铜臭最终带来的也不过是金钱堆砌的冰冷墓穴；而诚信，能给人生打底润色，让人生高大起来，丰满起来，它给生命灌注醉人的色泽和丰富的含蕴，让生命在天地之中盈润，善始善终。 选择诚信，因为它比荣誉更具有时效性。没有一蹴而就的业绩，没有一成不变的江山。没有人可以顶着荣誉的光环过一辈子。荣誉是短暂的，它只是人生旅途上一小片美丽的风景，它再美丽，也只是一小段的人生；但诚信是培植人生靓丽的风景的种子，你一直耕耘，就会一直美丽，你将诚信的种子撒满大地，你的人生将会美丽到天长地久。 选择诚信，因为是正确之选。在你一一权衡过后，你会猛然发现，在人生面纱下最迷人的，原来是那最没有矫饰，最朴实不花哨的诚信，你会发现，没有了诚信，生活原来是那样的索然无味！ 在人生与风浪的洗礼中，有了诚信，你就用最阳光的心情高唱吧。若为人生故，诚信不可抛
哲学硕士论文：儒家的情感观念
[摘要] 汉语“情”从一开始就兼有两层基本涵义：情感(人情);情实(事情)。在中国观念史、儒学史上，当“情”浑然不分地兼指人情与事情、并且“情”与“性”并无截然分别的时候，此“情”为本源之情，这是原典儒学的观念，也是当代儒学正在复兴的观念;当“情”严格地分别各指情感与事情、并且情感被置于“性→情” 架构之中的时候，此“情”为形下之情，这是帝国时代儒家形而上学的观念。总之，在本源层级上，儒家的情感观念不是一个伦理概念，而是一个存在观念。
[关键词] 儒家;人情;事情;情感;情实
说到儒家的情感观念，人们习惯于认为是“性→情”架构，即形而下的“情”只是形而上的“性”之所发，亦即“性本情末”、“性体情用”乃至“性善情恶”等。这种“常识”其实是误解，因为“性情”观念远不是儒家情感观念的全部，更不是儒家情感观念中最本源的观念。从一开始，汉语“情”就兼有两层基本涵义：情感(人情);情实(事情)。在中国观念史、儒学史上，当“情”浑然不分地兼指人情与事情、并且“情”与“性”并无截然分别的时候，此“情”为本源之情，这是原典儒学的观念，也是当代儒学正在复兴的观念;当“情”严格地分别各指情感与事情、并且情感被置于“性→情”架构之中的时候，此“情”为形下之情，这是帝国时代儒家形而上学的观念。为此，本文围绕“情”这个词语的用法，简要叙述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情感观念。
一、原创时代儒学：情感观念的本源意义
儒家的情感观念一开始并不是“性→情”的观念架构。在原创时代的儒学中，“情”与“性”并没有严格的本质区分;“情”既指情感，也指事情、实情、情实，乃是一个本源性的观念，即是一个前主体性、前哲学、前形而上学的观念。[①]
(一)汉语“情”字的原初涵义
汉语“情”字出现不是很早。甲骨文里没有“情”字。《周易》古经部分亦无“情”字。《尚书》中仅有一个“情”字，见于《周书·康诰》“民情大可见”。 [②]《诗经》也只有一个“情”字，见于《陈风·宛丘》“洵有情兮，而无望兮”。[③]“情”字的大量出现，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中，即是在中国思想的 “原创时代”、即雅斯贝斯所谓“轴心时期”，这是与诸子百家思想、包括儒家哲学的兴起同步的。
汉语“情”字一开始就同时兼有两种用法：情感(人情);情实(事情)。而且，这两层涵义经常是浑然不分的，乃是本源意义上的“情”观念。
1、情感之“情”。从字面上讲，汉字“情”确实指人的情感、情欲。“情”字的构造，“青”为声符，“心”为意符，即是说“情”是一种“心”的现象。许慎《说文解字》讲：“情：人之阴气有欲者。从心，青声。”[④] 剔除汉儒附加上去的“阴阳”观念(情属阴、性属阳)，“情”即指人的情欲;更确切地讲，就是指人的情感，而许慎所谓“有欲”是说情感必然带有欲望。在古代话语中，“情”与“欲”是密切相关的，甚至往往不加严格区分。例如朱熹论“性”与“情”，就直接将“情”说成“欲”：“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诗集传·序》[⑤])上引《诗经》“洵有情兮”，其“情”即指情欲，郑玄笺：“此君信有淫荒之情，其威仪无可观望而则效”;孔颖达疏引毛亨传：“此人信有淫荒之情兮，其威仪无可观望兮”。
这种情感或情欲，古人称之为“人情”，如《礼记·礼运》说：“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⑥] 这就是“七情”说。关于人情，还有其它说法，例如《中庸》：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前形而上学的观念中，“情”与“性”并没有严格区分。这里的“喜怒哀乐”显然是说情感;然而众所周知，《中庸》已经是在建构“性→ 情”的哲学形而上学观念架构，“未发”之“中”是在说“性”，即《中庸》开篇所说的“天命之谓性”，但其实是说的喜怒哀乐之“情”，“情”即是“性”。此 “性”作为“大本”，能使“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即具有“形而上者”本体的地位。这表明《中庸》的观念是由前形而上学的观念向形而上学观念的一种过渡形态。
2、事情之“情”。汉语“情”也指实情，即事情的真实情况。如《周易·系辞下传》说：“情伪相感而利害生。”[⑦] 孔颖达疏：“情，谓实情。”这种用法在古代是极为常见的，兹不赘述。下文谈到孟子言论中的“情”，也经常是这样的用法。这种用法至今依然相当普遍，如“事情”、“情况”等。
那么，情感之“情”与事情之“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3、本源之“情”。“情”的两层涵义“人情”与“事情”本来并不严格区分，这意味着作为哲学之前提的人之主体性的观念还没有凸显出来(如海德格尔说“哲学的事情就是主体性的事情”[⑧])，我称之为“本源之情”。上引《尚书·周书·康诰》“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其“情”即兼指人情(人民的情绪)与事情(人民的真实情况)，孔安国传：“人情大可见，以小人难安”;孔颖达疏：“以民情大率可见，所以可见者，以小人难保也”。这里的“人情”、“民情”并不仅指情感，而是兼指实情(真实情况)。这种用法至今存在，例如“人情世故”、“考察民情”等等。
政治思想其核心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实际上已打破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教育思想孔子首次提出“有教无类”,认为世界上一切人都享有受教育的的权利.在教育实践上他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教师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应该“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因材施教”.他认为学生应该有好的学习方法如“举一反三”、“温故而知新”；学习还要结合思考“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好学“三人行必有我师”；学习态度要端正.孔子的教育思想,至今仍然有启发和教育的重要意义.美学思想孔子的美学思想核心为“美”和“善”的统一,也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孔子提倡“诗教”,即把文学艺术和政治道德结合起来,把文学艺术当作改变社会和政治的手段,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并且孔子认为,一个完人,应该在诗、礼、乐修身成性.孔子的美学思想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影响巨大.
人生价值问题是中国儒学所论述的中心问题，这也是中国 传统 文化 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的特色所在。然而我们该如何写有关儒学人生价值观的论文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有关儒学人生价值观的思修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有关儒学人生价值观的思修论文篇一 《用儒家思想培育人生价值观》 关键词：儒家思想;治国;新加坡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008-4428(2012)11-22 -03 初来新加坡时带着很多疑惑。一个地域面积只有682平方公里的国家，在马来半岛的地图上不过是一个小红点。四面环海，没有任何资源，甚至连最基本的生活用水都要靠从马来西亚进口，然而在它的土地上竟有500万常居人口。就是这样一个拥挤的弹丸之地，创造出一个不可能的奇迹——从全球排名第五的最繁忙港口及新兴的金融、高科技产业发展起来的经济体中，孕育了东南亚的“瑞士”。 李光耀是怎样使一个多民族多语系国家的人们和谐共处，团结一致，是通过什么样的价值观来统领多元文化?在研究之后才得以认清，他是从文化、伦理层面的儒家思想的基本价值观升华为新加坡的国家意识，把儒学作为整个新加坡的统治思想和指导思想。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新加坡政府就将“仁、智、勇、义、礼、信”确定为中学《儒家伦理》课的重要内容，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政府必须贯彻的治国纲领。忠，就是忠于国家，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由此产生的群体意识也使人们获得归属感;孝、仁、爱、礼、义、廉、耻则是家庭社会伦理基本的要求，形成了人民统一的价值观。 儒家思想能够传承数千年而不衰，必然有其独到之处，儒家经典文献里的许多概念警句包含着精辟的义理。新加坡治国有道受益于儒学思想，今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同样可向这一宝库中去寻求智慧。 何为儒家思想?总的来说，儒家思想是一种人类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学说。它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即人的本性(天性)是向善的，是好的。而且，这种本性是相同相近带有普遍性的。只是由于后天生活习惯和环境的变化，才造成了行为的各种差异，导致了“善”的背离现象。 在性善论的基础上，中国儒家文化治理国家的主要思路就是德育 教育 。这种思想认为，既然人的本性是好的，恶习只是后来感染的，所以治理社会就应该从道德教育入手，劝人们放弃恶习，回到先天性的“善”的境地，社会就会安宁了。中国古代强调“教化世人”，也就是教育和感化普通百姓。所以，儒家轻法制，重道德。儒家认为，如果以道德和礼制来教导百姓，将使得他们自爱自重，心悦诚服。 儒家思想中的仁德学说非常重要。儒家不倚重武力，而强调仁义道德是争天下和治天下的不二法门。在过去的几千年里，这一思想被无数次地证明其正确性。凡是能够遵循这一法则的，就可以成功;凡是违背这一法则的，必然失败。这是人类历史几千年 经验 智慧积累下来的一个结晶，不止过去，现在和将来也都会发挥作用。儒家的仁德思想理论永远也不会过时。这一思想不光是可以作为治国理念，对任何阶层的领导者都有用。 儒家的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一个“礼”字。既然人本性都是善的，执政者就应该让民众知道自制，回到那种彬彬有礼的社会状态中去。就是所谓的“克己复礼”。这个礼包括了礼节、礼数、礼貌和 规章制度 。所以，儒家的思想要人懂得自制，克制欲望，遵守礼节，消除暴力，以达到一种平和的社会环境。 人类文化所具有的继承性是人类得以以“人”的方式存在而区别于一般动物的一个基本原因。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的、内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儒家思想之精华是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之内在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追求“普遍和谐”的基本价值取向及其文化生态模式可以为我们今天进行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以下两个方面的借鉴： 其一，从注重普遍和谐的要求出发，应当高度重视对“和谐”的系统追求。儒家文化生态模式注重和谐性、平衡性与稳态性的基本运行机理应当对我们今天寻求和谐之道提供某种程度的警示作用。同时儒家思想所看重的“和谐”与“生生”内在统一价值取向，有助于消除追求和谐过程中的片面性。建构和谐社会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事业的一项重要内容，因而对其内在的精神动力的探讨自然而然地关涉到中国现代化之精神动力这一重要的理论课题。 其二，强调了民族精神的极端重要性：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民族精神堪称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因而，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传统之一，儒家思想的精华可以说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有理由把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的、内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儒家思想之精华看作是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之内在动力元素。 中国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儒家思想和精神塑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和民族素质，几千年来指引我们民族团结、奋斗。目前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在哪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从哪里体现?温家宝近日感叹社会诚信缺失、道德滑坡，强调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力量的约束，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人民网发表文章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相继在社会道德领域通过推行“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发布《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等举措，但与之相背离的是，学校为了分数，将道德教化抛置一边;医院为了效益，让医德和救死扶伤统统走开。而在中国极其脆弱的道德生态中，且有越演越烈之势，渗透各行各业、各部门，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但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人们的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改变，道德缺失以致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现象司空见惯;假药，毒食品不断挑战人们的道德底线。2010年调查评比中，中国人的幸福感在世界155个国家中名列125位，在精神生活水平方面有幸福感的只占39%。三十年人们经济条件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提升，绝大多数人已衣食无忧，但与此相对的是幸福指数的下降。问题的核心还在于价值观——让欲望占据支配地位，缺乏信念，除了赚钱，不知道人生的目标与追求到底是什么，不善于发现阳光面，只看到自己的不幸，忽略了自己的幸福，更不懂得奉献。乐于无私奉献的人越来越少，有统计我国私营企业老板愿意花大把的钱去赌(新加坡赌场营业额竟然有70%是中国大陆人送去的)，去娱乐，却不会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去做慈善。斤斤计较的人越来越多，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相互不信任。 在公共行政学中提到，一核心三面对，任何政治体制，司法体系，行政管理都不能代替伦理教育。学而 反思 ，面向21世纪的未来，我们应该探索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儒家文化与时代的结合，取其精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首先是诚信，难以想象缺少诚信的社会环境是怎样的，而诚信是发自内心的并且要随时约束的。每日自我反省，铲除不良的思想，正心诚意，从善如流;见贤思齐，闻恶厌之等等无不彰显出儒家思想的纯正端方与源远流长。借鉴和运用儒家思想是历史上每个时代共同产生的认识，是经历验证的正确选择，是符合中国人国情的理想座标，不光在今天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即使在将来也会产生深远的教育意义，因此值得思考学习新加坡儒家治国理念。 培育核心伦理价值观是至关重要的决策。伦理之于政府，有如灵魂之于人。它主要是按照社会的要求规定人们的行为方向，生活目标，设定人生理想，解决人们应该如何的规范。再先进的政治制度，管理技术，法律规范，没有伦理，犹如一个空壳。孔子用“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个字简单明了地指明了伦理取向。要借鉴新加坡的经验，需从教育入手，用儒家伦理解决人们的价值取向问题。 首先教育应从孩子入手。从青少年抓起，从学校做起，新加坡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用不同的 方法 ，小学生通过漫画、图示等，进入中学大学就会开设必修的儒家伦理学，当然这不能是简单的说教，是渗透，是积极地影响规范。现在应试教育使我们的学校只会教书不会育人，本末倒置。我们培养一个优秀的人必须是先会做人才会做事。 其次从公职人员入手，懂得仁爱、礼仪、廉耻。儒家思想强调民为根本。政府是为人民办事的，把人民的一切需要勇敢地摆在个人利益之上。最重要是拥有大仁爱之心，仁在孔子看来，既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和应当达到的理想境界，又是为人处世最高的道德行为规范。它的核心是爱人，要泛爱众。一方面尊重人的人格，一方面为人民谋利益，体现了以人为本和以人全面发展为中心的思想。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的责任是让人民快乐地生活，而不是从人民的苦难中获利”，这是李光耀在1965年讲的话，他确实做到了，用了46年便把一个非国家的小岛建设成为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富强的强国。务实的作风贯穿新加坡整个治理过程，政策落在实地。要诚信，教育人们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孔子说敬事而信，信而成之。国家取信于民才能立国，人民信赖国家，才能安家。人而无信，不可其可也。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面向21世纪，面向改革开放五光十色的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崇尚诚信的美德，仍是应付挑战的立国之本。公职人员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要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要知廉耻。李光耀强调，一个国家的兴衰关键是要有一个人民尊重的廉洁政府。新加坡的生存靠的是官员的廉政高效。我国目前反腐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日前温答记者问时候说道：“目前，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而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我深知国之命在人心，解决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所以大力提升公职人员素质，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为人民创造一个务实、公平、廉洁、高效的政府。 三是从公共媒体入手。媒体是社会宣传的工具，是引领社会文化的航向标，人们会用媒体思维来度视社会，特别是现在网络发达，真假新闻让人们无法辩别是非，目前我国新闻负面报道的多，正面引导的少，大家会从特例以偏盖全，看不到政府积极的一面，看不到经济繁荣，看不到中国已经引起全世界的瞩目，看不到日益丰富的生活，看不到国家前进的步伐。新加坡政府擅于向社会传达信息，始终让国民意识到处在危机中，让国家的利益至上。“公交上，先下车后上车，避免人挤人，主动让座方为人上”人等简短的提醒语使尊老爱幼的影子随处可见，给人深刻印象。要让意识形态通过各种媒介广泛的覆盖，时刻提醒人们日常的 言行举止 ，做诚实守信之人。诚实乃是道德高尚的品德。 四是从严管重罚入手。对涉及危害公共利益，丧失伦理道德的事件要从严从重处罚。毒奶粉、假药品都是危及人们生命安全的生活要素，对玩忽职守不能尽到监管职能的公职人员必须严办。提升官员形象、增强政府公信力，首要规范公权力，将官员放进“金鱼缸”里。对官员种种不诚信行为予以公开曝光和问责，对懈怠公务、冷漠民生的失职渎职行为以零容忍态势严惩不贷。 参考文献： [1]许凌云，许强.中国儒学通论[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 [2]曾光存.新加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及借鉴研究[D].西南大学.2010. [3]向海英.动力还是助力：儒家传统文化与新加坡的现代化[J].东南亚研究，2011，(03). 作者简介： 徐琳，女，江苏金湖人，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点击下页还有更多>>>有关儒学人生价值观的思修论文
这里，那么多，随你挑。
浅谈儒家人本思想与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异同点比较
儒家思想侧重维护国内秩序的稳定和礼法等级的安定以尊君权，西方人文主义则侧重发对教会在思想上对人的禁锢，以人性取代神性，来实现人的自由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浅谈儒家人本思想与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异同点比较，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论文关键词：儒家人本思想 西方人文主义 集体本位 个人本位
论文摘要： 在人学发展的历史天空下，东西方都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东方人本思想以儒家人本思想为代表，它确立了东方文化的历史基调，形成了以集体为本位的东方文化传统；西方人本主义与之相反，则形成了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文化基因。在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历史流变和社会文化价值日趋多元的情况下，挖掘东西方人本文化中有益的部分，对于和谐文化的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在人学发展的历史天空下，东西方都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人文主义一直以来被认为是西方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元素之一，从文艺复兴开始，以追求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为主要精神的人文主义开始确立，此后随着西方社会的工业现代化的成功，人文主义在西方社会中茁壮成长并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使之成为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与之相对应的是，在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化中是否也包含人本思想呢？它和西方人文主义的区别主要在什么地方？笔者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中含有丰富的人本思想，他们与西方人文主义的区别主要在于价值取向的不同。下面对之做一比较。
东方人本思想首先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学思想。仁最初是指某个民族的日常的礼节，表示两个人打招呼的行为，是一种谦让的举止。孔子借用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孔子曰，仁者爱人。孔子的人学思想主要包括一下几方面内容：首先，孔子提出了“性相近，习相远。”
他们都以人为中心，以现实的人生为出发点，都反对或搁置神学，对人生采取积极的态度。儒家主张仁爱学说，由亲亲到泛爱众，由泛爱众到君王“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对待社会众生，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人生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仁人志士。《易经·乾卦》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乾健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写照。西方人文主义从反对神学对人的统治出发，高扬人的理性精神，追求现实的人生幸福，要求恢复人的各种权利，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积极进取和乐观主义精神。在对待人之外的鬼神世界时，儒家明显采取了搁置的态度，客观上影响了中国的无神论思想。儒家强调人的现实世界高于一切，不能以危害人的正常生命权、生存权为标准处理事情，这些都是儒家思想的可贵之处。而西方人文主义则明确反对神权的压迫，他们把神权与人权对立起来，认为只有推翻封建神权的统治，才能彻底解放人自己。
二、儒家人本思想和西方人文主义的不同点
第一，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儒家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天人合一”；西方人文主义强调以人的欲望、要求作为出发点，对自然采取征服、掠夺的方式，强调“天人相争”的观念。《易经》作为儒家五经之首，体现出的文化内涵正是“天人合一”的精神，《易传》进一步阐述了这种精神，主要是说人们要认真观察自然、认识自然、顺应自然，也就是要向大自然学习，不断提高人们的生存能力，而人们又必须有节制、适度地利用自然为人类谋福利，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第二，儒家人本思想以集体为本位；西方人文主义以个人为本位。儒家人本思想重视家庭、家族、国家这种集体的利益，个人利益必须以集体利益为前提，对家庭要以孝悌为核心，对国家要以忠诚为基本价值，因此集体主义是儒家的主要价值取向。而西方人文主义则更重视个人的利益和权利，他们强调个体的自由，注重个人的奋斗和个人的权利，私人的权利和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有时甚至会为了个人的私利而不顾国家利益。
第三，儒家人本思想强调善重于智，而西方人文主义则重视自然科学和理性。儒家以人格善为最大目的，因此非常重视人的道德完善，强调克己复礼，强调修身、齐家是一个人的最基本道德要求。而由于中国长期处在农耕经济时期，对于自然科学技术的要求不是很高，客观上造成儒家不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发展，而是偏于重视人自身品格的完善和国家秩序的稳定。于是儒家特别重视“德治”，并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董仲舒提出了“正其谊不谋其利”的著名论断，实际上是促进和推动了儒家仁学的宗教化，客观上形成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重义轻利的倾向。从而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长期的负面影响。西方人文主义重视自然科学知识，从古希腊时代的“美德即知识”到近代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在西方形成了尊重知识的优秀传统。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近代欧洲的自然科学也形成和发展起来，并且促进了自然哲学的发展。自然哲学重视自然科学和理性，他们力图以科学和理性来反对中世纪独断主义的封建神学，以解放神学统治下的人和自然。
三、两者比较的启示与意义
儒家人本思想和西方人文主义是东西两大文化传统中的主流价值观，都对各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儒家文化的现代化离不开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尤其在当今文化全球化时代，文化多元发展成为一种态势，西方社会逐渐认识到东方文化的价值，东方文化对于解决当今全球化时代面临的一些难题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如何提升传统文化以适应现代化发展之需和化解全球化时代难题已成为当务之急。儒家人本思想中的天人合一、和谐共生、整体重于个人等内容都具有合理性，重新阐释这些内容必然会对当今人类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而在当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源于西方人本思想中的自由、平等、人权、法治等具有现代精神的文化也具有重要价值，现代性文化直接起源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他们尊重科学、理性和个人权利，这些因素对于现代性先天不足的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认真研究和借鉴，使之利于中国现代化的建设。同时，两种文化又都是各自时代的产物，不可避免带有其局限性，因此在借鉴学习时要认识到其不足之处，少犯同样的错误。儒家人本思想过分注重整体的稳定，忽视个人的合理欲望要求，因此造成社会发展动力不足，长期徘徊在封建农耕经济下的低水平，民生质量低水平发展，最终造成近代以来落后的历史现实。我们在发展传统文化时必须加以警惕，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西方人文主义过分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造成今天环境危机、能源枯竭，直接影响到人类可持续发展；过分强调人的各种欲望和要求，造成人性中的各种恶的本性泛滥，造成社会混乱，道德下降，给人们生活带来不安和惶恐，这些现象是西方人文主义的不良后果，必须给予科学总结。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进行现代化建设，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思想为指导，借鉴西方人文主义中具有现代性的人权、法治、自由和科学为主的文化，又要发展民族文化中有生命力的文化，并使之提升到现代化的高度，创新和发展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先进文化。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
[3]张椿年。从理性到信仰——意大利人文主义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相同点
（1）都注重人与人类社会。古希腊先哲的思想中充满了人文主义精神，强调人的尊严和价值。但人文思想并不是西方独有的，孔子倡导仁者爱人，孟子的“人性善”，荀子的“人性恶”，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天人感应”等等，无不关心人与人的社会。
（2）都将道德看作是政治的基础，认为匡正道德是振邦救国的根本。孔子把“礼崩乐坏”的根源视为人们在道德上的沦丧，所以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的学说，“克己复礼”也就是“为仁”。“仁”的内涵极为丰富，但其核心内容是“爱人”，从爱父母兄弟出发到“泛爱众”。孔子把恢复理想政治的基础建立在了个人的道德心理之上，把外在规范的强制约束转化为人心的内在自觉要求，从而使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融为一体。古希腊先哲苏格拉底认为，要治理好城邦政治，就要改善人们的灵魂，培植好公民，以德教人，以德治人。
不同点
（1）对人的属性的关注点不同。儒家思想强调“社会”的人，而古希腊思想家们则特别强调“个体”的人。儒家思想认为每一个人应该担当好自己在社会和家庭中理应承担的责任和扮演的角色，提倡人伦价值，强调每个人在社会人伦关系中的地位。占希腊智者学派的普罗泰戈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强调个人主观的感受，他们的言论思辨往往完全从个人的角度和利益出发。否定权威，敢于创新。
（2）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着眼点不同。儒家思想强调社会的等级秩序，古希腊哲学家强调人的平等。儒学高度重视伦理纲常，“三纲五常”在儒学家看来是天经地义、永恒不变的天理，而孔子追求礼乐社会实际上是在极力维护君主统治体系下的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这对维护专制主义政治制度起了重要的作用。古希腊智者学派中的激进派反对城邦中存在着的明屁的阶级区分和不平等现象，要求在城邦内实现教育、财产、种族方面的人人平等。斯多亚学派则认为人人生来都具有理性、人人生而平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论证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西方人文主义核心理论，为西方近代民主政治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3）自然科学的研究态度不同。儒家思想强调人与自然合而为一，讲究天人合一，但儒家在人与自然的研究方面，则注重将社会和人文问题作为研究的主题，忽视对自然科学的探究。古希腊思想家对自然与人的探索采用不同的方式，所以，在其人文主义精神中充满理性和激情，理性是认知世界、发明技术、探索宇宙自然奥秘的力量；激情是追求浪漫、寻找快乐、欣赏美感的动力。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关注的就是自然界和人类生活。
记载了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的古文献有《孟子》，《荀子》。1、《孟子》：《孟子》是战国时期孟轲及其门徒的著作，阐述了儒家的仁义之道，强调人性本善，提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2、《荀子》：《荀子》是战国时期荀子的著作，论述了儒家的政治哲学和道德观念，强调天命、仁义和礼治。
新道家之界定与营建——三论新道家有什么样的环境就有什么样的文化，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生存方式，以道家固有思想加以内在生机的阐释，而探寻本国本民族文化的新生命，这是新道家的意义所在。近十余年来[1]，学者探讨新道家问题，呼吁“新道家”学派的营建，乃至酝酿成立全国性、国际性的道家研究机构与创刊专门的学术刊物，不仅是因为此一学术领域的荒芜空缺，更重要是由于道家之学本身内容的重要，与现代新儒家所面临的困境，以及本民族文化所面临的现实挑战。换言之，探讨新道家之学理与精神，建立新道家学派，乃是21世纪承接民族文化、争取民族生存的一项重要工作。十年以来，笔者关注新道家问题，稍有议论公之学界[2]，兹谨略就新道家界定与营建问题的思考具述一二，期之同好。一 新道家之界定（一）“道家”之“道”的语言学、文化学与思想史含义语言学含义在语言学、训诂学上，道家之“道”字解为“道路”。许慎《说文》：“道，所行道也。一达谓之道。”“道”字从“辵”。金文或从“行（彳亍）”、“行止”，写作“衜”。中间“首”字竹简或从“人”。诸形字义皆同。由常用的普通名词“道路”，可以引申出“由”、“行”诸义，再引申出抽象的哲学含义，成为常用的哲学概念。以儒家朱熹解“道”为例： 道训路，大概说人所共由之路。道者，人之所共由。道者，事物常行之路。问：“仁与道如何分别？”曰：“道是统言，仁是一事。如‘道路’之‘道’，千枝百派，皆有一路去。道者，众人之道，众人所能知能行者。道者，人事当然之理。 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个公共底道理。所谓道者，如天道、地道、人道、父子之道、君臣之道、“率性之谓道”是也。[3]不仅汉籍如此，汉译思想史著作也认同类似的用法，如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论述道家：“这派的主要概念是‘道’，这就是‘理性’。据雷缪萨说，‘道’在中文是‘道路，从一处到另一处的交通媒介’，因此就有‘理性’、本体、原理的意思。综合这点在比喻的形而下的意义下，所以道就是指一般的道路。……道就是道路、方向、事物的进程、一切事物存在的理性与基础。”[2]（PP125－126）文化学含义在文化制度背景方面，“道”字或“道”的哲学概念还有更为深刻的渊源与根据。在此方面笔者较为赞同的是江林昌先生的观点，即认为“道”字的本义是“黄道”，即太阳的循环运行，“道”字中的“目”也可以理解为“日”，“止”可以理解为“推步”。也就是说，“道”不是人们行走的普通的道路，而是太阳的运行轨迹。[3]（PP315－316）由 “世官世畴”、“技进于道”的上古遗制而言，“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所谓“学术”均与现代所说“技术”相近，“道” 字或“道”的哲学概念起源于“天学”是可信的。思想史含义在思想史上，“道”作为一个哲学概念，自古至今，自儒家至道家都通用。特别是北宋以后，“宋明新儒家”使用了“道学”一语，并将整个儒学统系追释为“传道”。《宋史·道学一》说：“道学”之名，古无是也。三代盛时，天子以是道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为职业，党、庠、术、序师弟子以是道为讲习，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载之间，无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泽，以遂其性。于斯时也，道学之名，何自而立哉！影响所及，以至有学者至今怀疑“道家”之名为汉代晚出且名称不伦。[4]因此，在讨论“新道家”问题以前必须界定，“新道家”之“道”虽然与文字学和思想史上的“道”具有关联，但其本身并非思想史上泛称之“道”，而是具有特指的固定含义，即以先秦道家老、庄、文、列四子为主干，以鬻子、管子、关尹子、鹖冠子等等导源或归宗于老子与“黄老道德之术”的道家诸子为流裔的学派。（二）道家之学三要义道家之学有与先秦诸子其他各家特别是儒家学派明显不同之处，论其差异，以往学者多有阐述，大致不外三种：其一以为儒道互绌，“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史记·老子列传》）；其二以为诸子时有所明，更相为用（《庄子·天下》）；其三以为诸子殊途同归，“皆务为治”（司马谈《六家要指》）。三种阐释以外，更有其四，以为诸子皆有所本而同出于三代王官（刘歆《七略》）。由道家出于史官、天官而言，其源流之久远，居道术为大宗，较其他诸子更为优越，降至晚周之际，影响所及无所不在，实为先秦诸子各家学术兴起的最大滋养与共同背景。而道家之学所包涵的内容也最为广泛，要之，则有自然（物性）之学、形上之学、无为之学三大要义。自然（物性）之学道家对自然的关注，是将人类视为自然的一个部分，人的生命、躯体、性情，完全都在自然之内，而非以天、地、人并列为三。换言之，自然不是与人类社会（人文）相对的一个概念，更非指人类的生存环境而言。自然是天地万物的共同居住与和谐并存的共同环境。“自然”这一概念的本义，意谓天地万物都各自体现着“道”，天地万物的天性、自性、本性，亦就是“道”的体现。“道”遍在于万物，而不外在于万物，换言之，并不存在一个凌驾于万物之上的主宰之“道”。但是，“自然”又绝非意谓着万事万物可以极端任意发展，并非如西晋郭象注庄所理解的“自尔”、“独化”。天地万物相互关联而存在，万事万物间的一大关联就是“道”。“道”一，“道”恒（常），故万事万物永远关联而存在。道家将人类、生命与无生物都视为“物”，宇宙天地间的一切存在都是“物”。都是物便都有共同的“物性”，“凡有貌象声色者皆物也，物与物何以相远”（《庄子·达生》）。道家相信凡存在的事物本性都同，所以道家主张万物平等。形上之学但是道家不认为人类的感官感觉可信，宇宙万物的存在，有超出人类感官感觉之上之处，“夫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庄子·秋水》）另一方面，道家对于宇宙事物的认知，也具有超出感官感觉的能力。道家又以对“形下”的分析为基础，而提升、获得了“形上”的成就。《易经》为儒家传承的三代先王政典，易学与老学近似而不同。易学主旨为“因天道以明人事”，老学则舍弃人事而取法天道。易学重在阴阳，老学重在有无。“阴阳”是一相对概念，二者互为消长，而不可以互相取代。“有无”是一绝对概念，“有”就是“无”，“无”就是“有”，二者异名同实，各自代表着抽象思辨中的不同环节。“有”是宇宙万物的存在，“无”是宇宙万物存在的终极根据。从思辨逻辑上说，有一个“有”，有一个“无”，无是绝对的，是纯粹的。但是从实质上和整体上看，无并不是片面的和孤立的。无不是对世界的物质本质的否定。正相反，无表示着世界万物之间的普遍联系，表示着世界万物的统”，但是从实质上和整体上看，“无”并不是片面的和孤立的。“无”不是对世界的物质本质的否定，正相反，“无”表示着世界万物之间的普遍联系，表示着世界万物的统一与和谐，而“有”所根据的“无”，也就是“有”本身。“道”是“有”和“无”的统一，是形而上、形而下的统一，是物理的宇宙论和哲学的本体论概念的统一。无为之学先秦诸子百家均以周文疲弊、上下失序为背景而期以重新获得真理，其思想体系之构建亦无非以政治实践为目的，故先秦哲学本质上都是政治学。道家的政治理想具有两个不同层面，就老庄而言，是由形上本体论中引申出“无为无不为”层面，由形下相对论中引申出“贵柔”与“安时处顺”层面。政治理想之“无为”与“无不为”，与哲学思想之“无”与“有”对应。“无”即是“有”，“有”即是“无”，故“无为”即是“无不为”，“无不为”亦必须通过“无为”而获致。“有无”为哲学上的绝对概念，而“无为无不为”即成为政治上无所不包宏大至极的运作。就此而论，道家的政治理想其境界最高。在形下方面，道家认为“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何若？”（《老子·二十章》）相对存在、互为消长的双方，彼此因依而存在，所以都不具有绝对的根据。而其并存之法则，莫善于“负阴而抱阳，知雄而守雌”（《老子·二十八章》），故老子“用阴”而“贵柔”，与儒家用阳而贵刚健不同。要之，道家“相对”之学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老子·四十三章》）为途径，其形下部分亦皆精彩。（三）新道家之新义新道家之“新”，其含义并非仅就时间概念而论，亦非脱离道家学说本义而予以根本性的改变。自凡晚近以来国家民族所遭遇之新困境、新挑战，皆得据道家立场以回应之，新道家之新义，为时势之新与阐释之新。由国家民族方面而言，“生存”不是一肉体层面，而是一文化层面，肉体的存在并不足以展示存在，文化的存在才真正可以称之为存在，个人的年寿生死皆不足惜，重要的是“技”与“道”的延续。凡能占据道家之学的立场，对以往之历史与学术传统予以“理解之同情”，延续国家民族之“文化大生命”，心率旧典，信而好古，皆得以新道家之名义相称。新道家一语系包真理系统而言，内涵学理、信仰、为治三层面，而非单纯学理或信仰或履践。据今日“为人之学”之“大环境”，而欲行古人“为己”、“弘道”之事业，是否可能具备此一历数？单就操作层面来说，比较宋明新儒家之建立，新道家之建立是否应当具备此一过程？二者均待智者深论。笔者限于学力，仅就庶几可及的问题提出一些思考。（一）找到周敦颐——以宋明新儒家之建立为参照周敦颐在宋明新儒家的建立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仪式性”作用。前引《宋史·道学一》又说：文王、周公既没，孔子有德无位……孔子没，曾子独得其传，传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传……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宋明新儒家继汉唐经学之后，跨越千年而起，直承孟子，表明学术学派的兴起，有不为时间所阻断者。单就操作层面而言，宋明新儒家的建立过程，全由朱子对于周子的推崇而实现。考其所以如此，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第一，恰好为宋初先驱长辈。众所周知，在宋儒诸学案中，周敦颐既非最早，也非大宗，“大抵近世诸公知濂溪甚浅”、“即濂溪二子，亦失其家学之传”[5]（P21），但若以辈分粗论，周敦颐在“北宋五子”之中确实年长一辈，使得自“初祖”以至朱子有一恰当的时间作用（适当的连续与适当的间隔），亦无可否认。第二，恰好为二程之师。周敦颐是否为二程传道之师，自当世学者已多表怀疑。《程氏遗书》所载，二程只称周敦颐为茂叔而不称先生，平生绝口不提《太极图说》，而门下弟子游酢至称“周茂叔穷禅客”。全祖望称：“濂溪之门，二程子少尝游焉，其后伊洛所得，实不由于濂溪……今观二程子终身不甚推濂溪……予谓濂溪诚入圣人之室，而二程子未尝传其学。”[6]（全祖望《濂溪学案序录》P480）但周敦颐确曾为二程之师，亦绝不可否认。第三，恰好著有《易通书》。宋代新儒家学者当世少有显达，退居治学，往往以诸子位置自居而回避经术，表明诸人与当世政治的并立立场，至元代表彰朱子，乃是再次升子为经。但子家有一形式要求，即须留有文字，如先秦诸子之例，凡有言论直接或间接留于后世者，皆得称之为子。而周敦颐著作十分单薄，《太极图说》仅三百余字，《通书》三千余字，且在当世亦不知名。如钱穆先生所说：“北宋理学开山有四巨擘：周敦颐濂溪、张载横渠、程颢明道、程颐伊川兄弟。此四人皆仕宦沉沦，不居显职，在中朝之日浅，并未在治道实绩上有大表现。论其著作，濂溪分量特少，独有《易通书》与《太极图说》，一是短篇，一是小书，据朱子考订，《太极图说》亦当附《易通书》，非单独为篇，是则濂溪著书仅有《易通书》一种。”[5]（P13）但是，周敦颐毕竟有一完整“子学”著作，从而使得逝者已逝之后，“阐释”的作用得以成立，而文本阐释初亦不必限于文字遗产的数量多寡。后朱熹与吕祖谦合编四子《近思录》，《太极图说》“无极而太极”一句跃居十四卷之首，全由朱熹“发明”而至。具备这几个条件，宋明新儒家的儒统乃可以获得全新的建构，即：孔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朱子。在学理会通方面，顾炎武曾写有一则短篇札记，所关联的则是一个大问题。顾炎武写道：《五经》无“真”字，始见于老庄之书。……（原注：今谓“真”，古曰“实”；今谓“假”，古曰“伪”。）……隆庆二年会试，为主考者厌《五经》而喜老庄，其程文破云：“圣人教贤者以真知，在不昧其心而已。”始明以《庄子》之言入之文字。自此五十年间，举业所用，无非释老之书。彗星扫北斗文昌，而御河之水变为赤血矣。崇祯时，始申旧日之禁，而士大夫皆幼读时文，习染已久，不经之字摇笔辄来，正如康库仑所受邻舍女巫之邪声，非十年不近乐器未可得而绝也。虽然，以周元公（周敦颐）道学之宗，而其为书犹有所谓“无极之真”者，吾又何责乎今之人哉？[7]（卷十八《破题用庄子》PP659－660）虽仅“真”之一字，亦足说明宋明学者对于回避异端概念术语而保持本门学术之醇的讲究与敏感。“醇儒”问题，自汉代已提出。降及宋明，内有佛道异端之争，外有辽金华夷之辨，问题更显突出。二程之所以称道张载《西铭》一篇，即由其纯用儒家概念术语之故，谓韩愈的《原道》“语固多病”，而“《订顽》（《西铭》）之言极醇无杂，秦汉以来学者所未到”、“子厚之文，醇然无出此文也，自《孟子》后，盖未见此书”（《程氏遗书·二先生语二上》）、“此横渠文之粹者也。”（《程氏遗书·二先生语四》）而朱熹也由“不杂”一面为《太极图说》辩解：“《太极》之旨……绝无毫发可疑”（《朱子文集》卷四十二《书（知旧门人问答）·答胡广仲》）、“《西铭》《太极》诸说，亦皆积数十年之功，无一字出私意……不著毫发意见夹杂”（《朱子文集》卷三十八《书（问答）·答黄叔张（黄维之）》）。特别是周敦颐著作虽少，而“无极而太极”一语本来自道家陈抟，朱子则大加表彰，用以延伸易学“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的形上概念。“无极”概念来自道家陈抟，“此层即朱子亦不否认”[5]，当世道家亦无争辩，倒是儒家学者内部有陆氏兄弟的激烈反对，引起所谓“朱陆之辨”。陆九渊反对“无极”概念的主要原因，即因为其援引道家：“‘无极’二字出于《老子》‘知其雄’章，吾圣人之书所无也”[6]紧紧咬住“从人脚跟，依他门户”[7]一点不放。陈钟凡先生曾说，老子“则已先敦颐千百年而建此玄学上之一元论矣” [8]（第五章《周敦颐之图书学说》PP32－35）。老子之“道”与《易传》之“道”不同，由形上概念来看，老子的概念始于“无”，《易传》的概念始于“太极”，相当于老子的“有”，较老子退后一个阶梯。由此在魏晋以迄两宋的儒家易学传承中，便不得不与道家相接触，借用老子 “无”的概念以建立儒家“无极”的概念，借用老子的“有生于无”以建立儒家“无极而太极”的理论，从而完备儒家的形上学体系。朱熹说：殊不知不言无极，则太极同于一物，而不足为万化之根；不言太极，则无极沦于空寂，而不能为万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见其下语精密，微妙无穷。而向下所说许多道理，条贯脉络，井井不乱，只今便在目前，而亘古亘今颠扑不破。（《朱子文集》卷三十六《书（陆陈辩答）·答陆子美（陆九韶）》）这里，朱熹仅就“无极”概念的妙处极力申述，然而却始终不肯将借助道家之学重建儒家形上体系的真相说破。其真相就是：对于道家概念的借用，不可以直接援引，而可以有间接的阐释。换言之，宋明新儒家乃是通过间接的阐释而获得了对于道家之学以及佛学的兼容并包。[8] （二）考据、辨伪与文献学问题自20世纪初开始的关于《老子》考辨问题，论老子思想之影响与其记载之隐约的反差，论其争论之大、聚讼之久，以及现代考古学所得印证的戏剧性结果，都足以为学界典型。当中华文明发展到了现代时期，学者沿着一线怀疑，汇聚了几乎当时所有精英，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进行了一种“没有定论”的研究，这一现象本身已足以说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的一个侧面，其中反映出的不仅是研究结论的问题，而且是方法和方向问题。特别是由于考古学的发展，居然鬼使神差般在学者获得定论之后，古代道家文献以一种连续的状态出土问世[9]，轻而易举地将这些结论全体推翻，这种恶作剧式的反差，不能不令人惊叹，续而接受沉重的反省。怀疑精神与疑古、辨伪方法与辨伪学史需要清晰划分。凡治学术，怀疑精神与辨伪方法永远都是最为基本的前提工作。但是，自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以“对二千年之中国传统史学予以毁灭性的打击”[10]的“疑古学派”的方向，需要彻底扭转；以“造伪”和“辨伪”一组概念解释主观古代学术史，以“造伪运动”和“辨伪运动”说明“古人缺乏历史观念”的“中国辨伪史”理论[11]，需要基本否定。 在疑古思潮影响下，长期以来对于道家学术的有限研究，多数是怀疑性的文献学研究，或否定性的批判研究，略加少量传统训诂考据余绪而已。老、庄、文、列四子的生死有无问题，经典著作的真伪传承问题，如铁索横江，横亘百年。诸如直承四子问题，西方物理学的比较问题等等，遑及一提。幸有简帛文献的大量出土，说明疑古所作种种分析，即使逻辑上完全有理，“迄为定论”，在新出古文献面前，仍可完全推翻。说明关于古代文献与古史的辨伪考据，特别是关于思想史文本的考据，其规矩原则多有出于常理之外者，故尔有另辟蹊径的必要。（三）儒道互补——守道家之纯而不辟儒如前所述，汉代刘歆论诸子起源，“出于”何者，“起于”何者，认为诸子皆源出三代王官，亦即诸子同源。由此而论，道、儒二家会通互补，返本归原，乃是预料中的必然归宿。梁启超先生曾经指出：“道家哲学有与儒家根本不同之处。儒家以人为中心，道家以自然界为中心。儒家道家皆言‘道’，然儒家以人类心力为万能，以道为人类不断努力所创造，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家以自然界理法为万能，以道为先天的存在且一成不变，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1]（第八章《道家思想（其一）》PP122－123）古来学者所谓道、儒二家的“互补”，有一极为辩证的形式，即二家之学正相对立，复因其正相对立而恰为互补。道家主于自然，而儒家主于人文。主于自然，故以自然（物性）之学、形上之学、无为之学为其三大要义，其科学即其哲学，其哲学即其政治学；主于人文，故亦以人文、伦理、生生之学（仁道、王道）为三要义。“天”、“人”概念是中国古代不同于西方“主”、“客”二分而特有的最大一组哲学范畴，道家与儒家都讲“天”讲“人”，道家实际上更倾向于“天”的一极，其所谓“人”并非独立的“人”而是与天地合一的“人”，儒家实际上更倾向于“人”的一极，其所谓“天”并非自然之“天”而是人事之“天”。道家与儒家二者，一天，一人，沿着各自的一极对立发展，同时又共同构成了由“天”、“人”一组概念标示出的同一个完整的坐标体系。 现代新儒家是近百年来影响最大、成就最大的学派，但现代新儒家发展至今，也显露出若干缺憾，缺乏鲜活、凌厉的文化动力，虽然致力于以“内圣外王”开出新时代的民主科学，但由儒家“内圣外王”实开不出民主科学，终至处境维艰，后继乏人。另一方面，现代新儒家学者如梁漱溟、熊十力、钱穆、牟宗三、王邦雄等人都是通才，要求对全部中国哲学史进行重新认识，因之在其新儒家的著作中也包括了许多对于老庄道家学说的论述。又由于现代新儒家学者是在整体上省视中国哲学史，因此在其研究道家之学的时候，就能够站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具有比一般的道家研究更加深邃的见解。所以，现代新儒家虽然保留有先秦宋明儒家辟除异端的余绪而不认同道家学说，实际上却仍然具有道、儒互补的形态。道家与儒家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主干。二者皆流也，而非源，故尔一荣俱荣，一辱俱辱，和而不同，相得益彰。要之，新道家必须在能自明其本的基础上，守道家之纯而不辟儒，才可以顺应时势，对于民族文化作出积极的贡献。（四）道家经典的疏证与阐释——继续许多寂寞的工作关于古代学术经典，古人有“疏不破注”、今人有“证而不疏”[12]之说，其用意无非表示对于古代学术的承接与敬意。受现代思潮影响，关于道家经典著作的疏证非常不足，连带影响了文本阐释的水准质量。在此方面，笔者曾试举《老子》一章、二章为例略作分析。据严复、熊十力、牟宗三说，疏证《老子·道经·一章》“玄之又玄”之“玄” 的本义是精微，用为名词，意为会同，并无玄妙、玄虚之意。“玄之又玄”意为同之又同，如果将“玄之又玄”解释为“深奥而又深奥”、“深远啊又深远”等等感叹语句，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作为大思想家而言，老子何得有此言论？[13]据河上公、严遵旧注及陈鼓应、余培林说，疏证《老子·道经·二章》的“有无相生”与《四十章》的“有生于无”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不可以相混。“有无相生”属于形而下之“器”的层面，是老子所否定的。其中“有无”是一般名词，是相对的关系，二者相互依赖而存在，相反相成，互为消长，而不能互相取代。“有生于无”属于形而上之“道”的层面，是老子所要阐明的主要思想。其中“有无”是抽象概念，是同一的关系，无即是有，有即是无。“无生有”或“有生于无”是就逻辑上的先后而言，实际上无生有就是无成为有，有生无就是有成为无。[14]笔者并曾统计建国以来大陆所见今译约50余种，不肯雷同者仅一二家而已。要之，由“理解之同情”角度，作出维护文本章句结构的疏证与阐释的学者，其实很少。新道家之营建，有必要在充分承接古注的基础上，注意民国学者乃至现代新儒家学者的研究，吸收新出简帛文献的学术成果，在可以预见的21世纪的学术发展中，继续许多寂寞的工作。参考文献：[1][宋]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2][德]黑格尔(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3]江林昌.夏商周文明新探[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4]孙景坛.关于道家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J].南京社会科学，2001,（10）.[5]钱穆.朱子学提纲[M].北京：三联书店，2002.[6][清]黄宗羲.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7][清]黄汝成.日知录集释[M].长沙：岳麓书社，1994.[8]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9]张京华.朱子所论《易传》“一二四”与《老子》“一二三”问题及其得失[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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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思想中的道德与伦理关系伦理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中西方哲学家讨论的问题，现代人容易将道德和伦理混为一谈，其实这两者间虽然有必要的关联，却存在着差异。道德与伦理有着一定的关系，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儒家文化思想中的道德与伦理间的关系：儒家伦理思想为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孔子提出，它反映中国宗法等级制度，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一种道德理论。其核心价值可简单归纳为五个字：“仁、义、礼、智、信”。礼与仁儒家学说有两个基本概念：礼与仁。如果进行道德哲学分析，那么，礼可以视为伦理尤其是伦理实体的概念，仁则可以视为道德尤其是道德主体的概念。礼与仁，可以说是伦理与道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表达。一般认为，儒家学说尤其是道德哲学是以“仁”为核心的。理由有二：其一，礼是孔子的继承，仁是孔子的创造；其二，在儒家论述中，尤其《论语》中，仁出现频率比礼多，地位也更重要。但是更需要思考的是，在礼与仁之间，孔子的根本目标是什么？是建构一个“礼”的社会，还是“仁”的个体？二者之间有没有一个谁更优位的问题？《论语》中的一段话对“礼”与“仁”的关系进行了重要诠释：“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孔子以“仁”说“礼”，以“礼”立“仁”。可见“仁”的根本目标是“礼”，孔子以“复礼”为自己的使命。“复礼”必须“克己”，“克己”就是超越自己的个别性，达到孔子所谓“大人”的“普遍性”。“克己复礼”的过程，就是“仁”的建构过程。从道德哲学角度看，“克己复礼”是一个道德与伦理同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复礼”确实具有目的意义。只是，孔子为了实现“复礼”这一目标，着力解决如何建构“仁”的道德主体这一问题。他对“仁”之于“礼”的意义强调到如此重要，以至于人们会以为“仁”比“礼”更重要。所以，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伦理与道德在孔子体系中的地位，那就是：礼仁同一，伦理与道德合一，伦理优先。孔子的这一思想在孟子那里得到更为具体的阐发和辩证展开。孟子的一段话能够代表儒家关于伦理与道德关系的理论。“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段话中，最关键的是“人之有道”与“教以人伦”之间的关系。儒家学者关注的是如何防止人“类于禽兽”。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教以人伦”，通过伦理教化，实现人格完善，达到克己复礼的目的。天与理在儒家体系中，对伦理与道德关系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也有不同表述。在孔子是“礼”与“仁”，在孟子是“五伦四德”，董仲舒以后则是“三纲五常”。无论如何演变，伦理与道德始终一体，而且“礼”、“五伦”、“三纲”的伦理，之于“仁”、“四德”、“五常”的道德总是具有优先地位。用现代道德哲学的话语诠释，中国传统道德哲学总是在具体的伦理情境中建构道德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而不是诉诸西方式自由意志之类的抽象。孔子以后，在中国传统道德体系尤其是儒家体系中，总有三个结构性元素：伦理性的礼或人伦，道德性的仁或德性，而修养则是它们之间使二者同一的“第三元素”。修养的关键在于“修身养性”。“身”即人的个别性或所谓“单一物”，“性”即人的公共本质或所谓“普遍物”。“性”作为普遍本质为人所共有，因而需要“养”；“身”作为个别的感性存在则潜在某种道德上的危险性，因而有待“修”。“修身养性”的过程，简单说就是克服人的自私，完成人的社会性。可见，对于伦理与道德的关系，在儒家思想中说是礼仁合一，伦理道德共生，伦理优先。儒家学说以道德理想主义和伦理理想主义，对现实的伦理存在和道德状况采取批判的态度，提出“内圣外王”，“圣”是“王”的前提条件，以此作为对“王者”的道德教训。宋明理学通过儒道释的融合，以“理”或“天理”统摄“礼”的伦理与“仁”的道德，也是伦理与道德统一的一种诠释。到了理学阶段，中国道德哲学核心概念，已经不是“礼”，也不是“仁”，而是“理”。与西方相比，中国没有强大的宗教。但人们一般承认中国伦理尤其儒家伦理的准宗教意义，这不仅因为中国伦理以家庭伦理为基础，也不仅因为作为完成形态的中国传统伦理的宋明理学中已经融合了佛教的因素，宗教参与了中国伦理的历史建构和现实发展，更重要的是，伦理精神本身与宗教有相通之处。伦理必须作用于人们的精神才能在现实社会中实现。所以，中国道德哲学一开始就设置了兼具伦理与宗教意义的“天”的概念。到了宋明理学，形成所谓“天理”概念，标志着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完成。“天”与“理”的结合，是伦理与宗教的结合。这种结合不能一般地解释为道德哲学中融合了宗教的因素，而是可以看作中国伦理与宗教在哲学上的文化相通。在西方，伦理的实体被人格化，这就是上帝。在中国，伦理性的实体被哲学地把握和表达，但由于它同样具有某种终极性的意义，同样具有神圣性，因而寄托于集自然、伦理、宗教于一身的“天”的概念以表述和表现。孔子着力于“仁”，坚持“为仁由己”，求“仁”得“仁”，但却认为“仁”是一个精神境界。“伦”的实现，有赖于“精神”的信念和信仰，“伦理”便是所谓“伦”之“理”。因此，不仅实体性的“伦”，而且作为达到“伦”的条件的“精神”，都具有某种宗教的哲学气息。西方最担忧的问题是：“如果没有上帝，世界将会怎样？”中国自孔子始最担忧的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伦理”与“精神”圆融而成的“伦理精神”，不仅一般地意味着二者的同一性，更重要的是指谓“精神”是“伦理”的条件。二者的同一，是伦理存在与伦理方式、伦理能力的同一。
儒家思想自春秋时期诞生后，在汉武帝时期成为统治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思想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相当的积极意义,我认为儒家思想的积极因素及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儒家的仁政思想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起了重要指导作用“仁政”学说是贯穿于儒家思想的核心,其“敬得保民”“仁政爱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等仁政理念的变革和发展对现代社会的安定、和谐的构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代思想深受儒家文化中的仁的影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等。2、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对如今的保护环境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有其指导作用人与天道的结合使人不能违背“天的旨意”,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和法则,把人与自然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作为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对自然的合理利用和保护能够达到生态平衡,从而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思想在现代社会有很大借鉴意义。也为我们坚持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人口协调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底蕴和广阔的思维背景。“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口号也体现了人们对环境保护的觉悟,是天人合一的体现。
仅供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谈谈我所认识的儒家思想 上完中国近代史内容《新文化运动》后，我对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儒家传统思想的举动颇为感慨，的确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此举乃破旧习，解放思想之历史顺流。当然，它所破的儒家传统思想早已被封建帝王改造成维护封建统治的封建正统思想，已非“原汁原味”的儒家思想。而纯正的儒家思想中许多思想精髓乃中国传统思想的瑰宝。在当今东南亚，被炒得如日中天。新儒家亦源源不断地在研究舞台上出现，遗憾的是，在它的故乡，似乎冷落的多。我的这篇拙作，算不上真正意义上对儒学的研究，只是简单地想谈一谈我所认识的儒家思想及儒学在未来的重要地位。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天地之大德日生”（《周易�6�1系辟》）：把天地的最高准则归结为互相能够共存，而不是谁消灭谁，儒家还提出了万物和谐的基本原则：“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故孔子曰：“吾道一次贯之”；孟子主张“仁长而爱物”；荀子认为：顺应自然，应保护自然资源，在鱼畜草木孕育滋长之时“不绝其生，不绝其根”，“以使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荀子�6�1五制》）在这里我们可见，如果儒家代表人物了发展今天的经济的话，决不会一味埋头搞建设而置环保于一旁。 （二）、人与人即人伦关系的和谐。荀子认为人与禽兽的重要区别就在于“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而“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 。他把能否“群”，作为人不同于禽兽的重要标志，可见他对人与人之间关系之重视程度了。另外，他又论述了“和”的力量，这对于医治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病是一副多么好的药方！而且，由于其强调“和”的力量，对于增强集体的凝聚力，强化企业精神，无疑也有重要意义。 （三）、人的内心世界的和谐。人有贵贱贫富之差，物有美恶之分，孔子主张“欲而不贪”；“思不出其位，不求不可之物”（《论语�6�1尧日》）；孟子提出“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6�1尽心下》）。对人的欲求以道德之压抑和节制，使人们不去思欲和追求那些不可追求或追求不到的名位和财富，以实现人的心理的平衡。故而孔子曰：“仁者不忧”（《论语子罕》）；“仁者静”、“仁者寿”（《论语雍也》）。当今资本主义国家，人之所以寂寞，无聊，空虚，就是因为内心世界的不平衡。虽然孔子指出的修身之道并不是最优妙方，但是，如果能按孔子的指导去做，无疑在性情改善上会有很大收益。 这三种“和”的境界，正是当今世界所追求的，也正是解决资本主义文明所不能解决的一剂良方。其实，这个世界已经出现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新文明的曙光：那就是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东南亚文明。这些国家原来任何一个方面的基础皆不强，除了日本起步较早外，其他国家都是在二战后才取得主权独立的。可是，由于他们吸收了资本主义科技知识，并运用儒家的基本思路鉴别并实施之，经济飞速发展。在医治资本主义通病方面，也颇有疗效，令西方国家望而止步。以新加坡为例，它被称为花园国家，这个国家不仅仅是因为环境美而获此殊荣，尤为重要的是在社会秩序方面,的确是个世界花园:犯罪率名列世界之末.他们为什么会收如此成效呢?这正如他们的理论家所称的那样,他们注重运用儒家作理来熏陶国民.所以,国民在行动上均能循然而动。在我们的头脑中，似乎“礼”即为封建礼教，具体内涵是当为封建等级秩序。其实，这种理解是片面的，礼的范围应该广泛的多，就今天而言，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社会分层中的层与层之间的联系。一个国家中，主席与乞丐，在法律面前的确一律平等。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主席和乞丐在各方面均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不存在等级之别。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对他们的形象要求是不一样的，对他们的行为水平要求是不一样的，对他们的行为水平要求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好为“礼”的范畴。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都能做合乎自己身份的事，这社会也就自然国泰民安了！儒家文明是新世界文明的必然体现。我相信，未来世界必将循其而行之。走儒家资本主义的路是资本主义世界踏光明大道的一条捷径！当然，未来的世界文明也不是儒家文化的大一统。因为儒家毕竟是中国人的创造，虽然它比其他任何一种文明更能较真实地反映人们的心态，但它还是较多地带有中国人的痕迹。所以未来儒家文明还将吸收某些进步的西方思想，并且也将剔除自身的某些这时的糟粕。例如：在要不要斗争方面，就得兼容并举，保持人内心平静是必要的，但也要不断地改进自身。只有这样，人才能在和谐中求发展。这是修身养性的自然规律，儒家强调的稍有不足，因此，务予更正。
儒家思想深刻的影响了现在社会，全世界人民都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走向文明。具体如下：儒家的“有教无类”和“学而优则仕”思想，开辟了平民教育的先河，打破了阶级壁垒，废除了世袭贵族制度而建立了科举制度，传播到欧洲之后掀起了推翻世袭制度的革命，建立了现代文官制度和公务员制度。儒家的仁者爱人的思想，打破了神权至上、权力至上、资本至上的禁锢，开创了人本主义的新境界，成为了人权理论的渊源。儒家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禅让思想，成为现代精英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础。儒家的重礼轻刑理论，开辟现代司法的注重制度建设合理制定刑罚的理论基层，也是废除死刑运动的理论基础。儒家的合理税赋理论，促进现代经济制度和福利制度的建设。儒家的井田制理论，形成了土地公有制的发展。儒家的“术业有专攻”思想，形成了社会分工理论，构成了现代文明的基层。儒家的君子小人思想，形成了管理学的人性假设的各种理论。儒家的礼乐思想，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审美观和绚烂多彩的诗歌舞蹈绘画书法艺术。